国家研究生资助体系

国家研究生资助体系（共7篇）

国家研究生资助体系 篇1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确定了“优先发展, 育人为本, 改革创新, 促进公平, 提高质量”的教育工作方针。温家宝同志在2010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讲“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 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公平, 是实现社会公平‘最伟大的工具’”。习近平总书记讲:“中国将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 不断扩大投入, 努力发展全面教育、终身教育, 建设学习型社会, 努力让十三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 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促进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公平发展, 为下一代提供良好的教育, 努力使每一个孩子有公平的发展机会”。教育公平的关键是机会公平。只有职业教育最能体现教育公平, 因为职业教育是面向社会各个方面, 面向社会各个阶层, 面向人人的教育。因此, 要多渠道增加职业教育投入机制, 完善职业教育国家资助政策体系, 推动中等职业教育提高资助标准、高等职业教育扩大资助覆盖面, 加快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进程, 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公正。

企业的发展需要职业教育的支撑, 职业教育的发展需要企业的支持。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办得成功主要得益于政府的支持及行业企业的参与。本文对“德国政府与企业共同承担职业教育资金投入”、“澳大利亚政府自创的‘购买’式教育培训方式”等一些好的做法进行研究借鉴, 以推动我国职业教育学生资助体系的构建。

一、德国职业教育学生资助制度

“双元制”模式是以德国为代表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双元”主要是指校企“两元”, 是学生在企业接受实践技能培训和在学校接受理论培养的职业教育形式。在“双元制”教育模式下, 学生具备双重身份, 在校是学生, 在企业是学徒工。它有两个学习受训地点:培训企业和职业学校。在“双元制”教育体系中, 学校与企业共同发挥作用, 在学校, 受训者通过符合教育学和教育要求的专业知识的传授, 能够打下厚实的理论基础, 训练系统的思维能力和跨专业的理解力, 掌握科学的方法, 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在企业内, 受训者能在真实的企业氛围中获取有价值的实践经验, 能亲身经历技术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变革, 从而学会各种职业的和社会的能力、态度和行为方式, 毕业后能立即上岗。

德国政府和企业对职业教育有一定的资金投入, 保证“双元制”的落实和实行。

(一) 法律保障

为了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 德国颁布了许多有关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 形成了一套内容丰富、相互衔接、便于操作的法律体系。《职业教育法》1969年颁布, 之后又相继出台了《企业基本法》、《职业教育促进法》、《手工业条例》、《青年劳动保护法》等。此外, 为了推进“双元制”模式, 为企业“一元”和学校“一元”共同参与职业教育提供全面、可操作的法律基础, 德国还制定了《企业职业培训条例》、《培训员资格条例》、《实训教师资格条例》、《职业教育考试条例》、《职业教育投入办法》、《就业与职业培训办法》等一系列配套行政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对德国职业教育发展和职业教育学生的资助起到了极大的规范和约束作用。

其中, 对于教育经费问题, 联邦《企业基本法》明确规定国民生产总值的1.1%、工资总收入的2.5%用于职业教育, 并要求会议审定监督。德国《劳动促进法》规定要为职业进修提供帮助及提供学习期间的收入、待遇等问题。《联邦培训资助法》规定, 没有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 或者学校离家较远的十年级以上的职业教育学生, 每月可获得州政府192-562欧元的补助金, 以刺激家长以及学生对职业教育的需求。

(二) 资助形式

德国职业教育资助主要包括企业直接资助、企业外集资资助、混合经济资助和政府资助等四种形式。

1. 企业直接资助。

企业直接资助是“双元制”职业培训的主要渠道, 企业投资建立职业培训中心, 购置设备并负担实训教师的工资和学徒的培训津贴。

2. 企业外集资资助。

企业外集资资助主要包括中央基金形式、劳资双方基金形式和特殊基金形式。中央资金由所有企业在一定时间内缴纳一定数量的资金形成, 由国家统一分配和发放。一般情况下, 企业可获得100%的资助。劳资双方基金主要来源于实行劳资协定的企业, 资金主要用于企业外培训, 特别是学徒培训第一学年在企业外培训中心的费用和建立企业外培训中心的投资费用。此外, 还包括行业基金、区域基金和行业协会基金等三种资助形式。

3. 混合经济资助。

混合资助是由国家对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政策而构成的一种间接资助形式, 即培训企业用于培训或缴纳给基金会的资金在一定时期可以从国家的税款中以一定比例扣除。

4. 政府资助。

政府资助在职业教育经费来源构成中占有相当的比例, 德国政府资助主要通过州政府、联邦劳动局和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提供拨款。政府拨款的职业教育经费会逐年增长。

二、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学生资助制度

“TAFE” (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的缩写, 翻译为“技术与继续教育”) 是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它是一种在国家框架体系下以产业为推动力量的, 政府、企业和学校相结合的, 以学生为中心进行灵活办学的、与中学和大学进行有效衔接的, 相对独立的、多层次的综合性职业教育培训体系。“TAFE”是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主要提供者。目前, 整个澳大利亚共计建有85个TAFE学院和1132个校区, 在校学生约130万, 其中, 全日制学生30%, 其他为非全日制学生, 非全日制学生90%为在职人员。它为各个行业培训技术工人、服务人员和技术人员。

在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中, 政府担任经费投入、政策扶持和管理者的角色, 企业和行业除了积极参与职业教育决策、职业院校办学、教育质量评价等, 还对职业教育给予一定的投入。

(一) 法律保障

为了使职业教育与业界衔接起来, 并保证TAFE学院获得必需的办学经费, 澳大利亚颁布了一系列有关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其中, 有关职业教育经费方面的法律包括1988年颁布的《拨款 (学校资助法) 》、1989年颁布的《拨款 (技术与继续教育资助) 法》、1992年颁布的《职业教育与培训资助法》等。此外, 各州和地区在此基础上, 根据自己的情况对职业教育经费和资助问题又颁布了一系列法规和条例。南澳州于1975年颁布了《技术与继续教育法》, 塔斯马尼亚州于1985年颁布了《工商业培训法》, 首都地区于1989年颁布了《职业培训法》, 新南威尔士州于1989年颁布了《工商业培训法》;维多利亚州于1990年颁布了《职业教育与培训法》, 同年新南威尔士州颁布了《职业教育与培训鉴定法》, 昆士兰州于1991年颁布了《职业教育、培训与就业法》, 同年北方地区颁布了《就业与培训法》等。这些法律、法规和条例的颁布, 为TAFE模式的实施建立起了十分有效的制度平台。

(二) 资助形式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资助主要包括政府拨款、行业企业资助和学生学费 (个人、投入) 等形式。

1. 政府拨款。

(1) 澳大利亚政府拨款主要分为联邦财政、州财政和地方财政三级。公立职业学校的资金97%由政府提供, 3%由学校自筹。在政府拨款中, 各层级政府部门对于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总是处于一种波动状态。20世纪80年代, 州对TAFE的经费投入最多, 到80年代末期时, 联邦经费投入开始减少。20世纪90年代初期, 州及地方缩减了对TAFE的投入, 联邦却增加了TAFE的日常开销经费。1995-1996年, 州及地方政府的经费投入仅占1991-1992年的85.7%, 1997-1998年的经费也只占到1991-1992年的90.3%。而到1997-1998年, 联邦的经费投入已占到政府投入职业教育经费的31.6%。从1998-1999年开始, 州及地方增加了职业教育的经费。 (2) 澳大利亚政府与TAFE学院保持者一种服务提供者与客户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 政府进行的是一种商业式拨款。学校以有偿服务的形式为公司、企业和社会用人单位培训人员;政府向学校购买教育培训任务;提供资金的数量主要依据在校人数和开发课程数。如果一门课程共30个学时, 每个学时每个学生的费用是20澳元, 共有25个学生, 那么政府就要向学校提供1.5万澳元的经费。学校要保质保量完成培训任务, 如果评估结果是学校没有完成和达到预先要求的内容和质量, 那么学校要将相应的资金返还给政府。此外, 每年澳大利亚政府将20%的“政府资助项目”公开招标, 允许公立和私立职业教育与机构参与竞标。

2. 行业企业资助。

行业、企业资助TAFE实训基地建设和实践教学。 (1) 企业为培养出掌握先进技术的新员工, 不断将该行业的最新设备投入到学校的实训基地中, 以支持其硬件建设。 (2) 由于TAFE很多培训课程要求在工作现场完成, 因此, 行业、企业根据课程需要无条件接收学生到工厂实习或到生产现场完成学习任务。 (3) 部分行业、企业向学生提供奖学金资助。 (4) 行业、企业帮助学校构建起全国范围的模拟实训公司网络, 供所有TAFE学院教学实习使用, 实现了资源共享。

3. 个人投资。

除了法律规定的经费, 个人投资也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这其中包括收取学生学费和招收海外学生等措施。 (1) TAFE学院学生的学费因所学专业而不同 (见表1) 。学生学费的交纳主要包括全额交纳学费、分期交纳规定学费和助学贷款等三种方式。如果学生入学时支付学费, 则可享受学费总额的25%的优惠;每年先交纳500澳元以上学费的学生, 余额待学业完成后分年交齐, 也可享受全额学费25%的优惠;助学贷款以学生毕业后的收入为还款条件, 如果达到规定的标准, 就必须以个人所得税的形式偿还, 如果低于规定的标准, 可暂不还贷。这种做法既有效减轻了学生毕业后的负担, 又鼓励更多的学生进入TAFE学院学习合适的专业。 (2) 政府鼓励职业院校通过招收海外学生收取高额学费而获利的营利行为, 并且营利部分不需要纳税。 (3) 私立职业院校的经费主要通过收取学费、住宿费、服务费以及其他非官方渠道, 如捐赠、无偿服务和家长筹资等方式获取。

(单位:美元)

三、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生资助的启示

李克强总理讲:“职业教育改革要跟上社会步伐。”政府切实履行发展职业教育的职责。但是“完全由政府主导的职业教育, 很可能偏离社会需求。”“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 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因此, 要“创新中等职业教育办学机制, 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充分依靠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力量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一) 政府加强立法, 约束与激励相结合

在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中, 政府的作为是协调与立法。除了立法约束, 德国政府还直接充当企业与职业学校联系的桥梁, 以保证双方培养目标的一致。在澳大利亚“TAFE”职业教育模式中, 联邦政府的职能有:为各州和地区政府拨款;参与制定国家职业教育和培训政策;负责由联邦政府部门管理的项目;管理新学徒项目奖励基金和新学徒培训中心。我国政府应建立约束与奖励相结合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动力机制。要尽快完善我国职业教育的法律体系, 督促各级政府依据各地实际情况制定《职业教育法》的具体实施条例。政府引导、奖励企业积极参与职业教育, 建立并完善相应的政策法规、管理办法, 提高企业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1. 职业院校积极为在校学生提供实习场所、就业机会, 给予企业租金等方面优惠条件。

2. 鼓励职业院校与企业合作, 开展采用专业冠名班等形式的“订单式”教育, 且学生能在本市实现就业的, 给予相应的培训经费补助。企业实施“订单式”培养相关费用予以税前扣除。

3. 职业院校开设与本市经济产业紧密联系、社会急需的新兴专业, 按专业类别给予相应专项补助。

4. 实施助学金制度和免学费制度, 完善职业院校家庭经济困难资助政策体系, 保障每个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促进教育公平。

(二) 行业企业要积极参与职业教育

行业企业是职业教育办学的重要力量, 是调动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深化改革的重要基础。教育部李卫红副部长讲:“职业院校也需要经济实体部门的大力支持, 需要双师型教师, 而这些操作人才主要来自企业。如果企业积极性不能被调动起来, 将很难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行业企业对职业教育的参与程度直接影响职业教育的质量和人才培养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1. 企业投资职业教育。

企业对于职业教育的投资应以一定数量的资金和提供相应教学设备无偿使用等为方式。 (1) 企业接收学生实习、教师实践或为学校提供实训设备支出, 按税前扣除; (2) 对企业与职业院校签订的实习合作协议, 支付职业院校学生在企业实习的报酬和为实习生在特殊工种支付的人身安全保险费, 允许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3) 企业发生的与职业院校学生实习、教师实践活动有关的住宿、耗材、技术指导和管理人员补贴等有关费用, 按税法规定, 在税前扣除; (4) 对在接收教师、学生实习实训和捐赠学校实训设备等方面做出贡献的企业, 政府予以表彰奖励。

2. 校企共建“双师型”教师队伍。

(1) 通过校企合作建立“双师型”教师队伍, 学校教师与企业师傅共同组成教学团队, 交叉兼职, 并对教师团队的任职标准、授课内容、授课时间、授课方式、授课过程质量控制和效果等进行制度设计。 (2) 职业院校教师的引进将更看重技能, 同时应允许职业院校的教师取得多个专业技术资格。政府应出台政策, 支持职业院校面向企事业单位聘请高技能人才、专业技术人才、能工巧匠担任专、兼职教师或实习指导教师;允许全国职业技能竞赛二等奖以上、全省职业技能竞赛一等奖以上的优秀选手, 并获得高级技工以上技术等级证书的, 可直接应聘本地区高级技工学校、技工学校实习指导教师岗位。

四、结语

“一个公平更加彰显的中国:建立健全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体现社会公平最主要的就是教育公平, 特别是对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 教育是他们改变生活的重要途径。”由于人的思维方式不同和学习过程的客观原因, 进不了普通高中或者普通本科院校是正常的, 因为不可能人人都成为本科生或研究生。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讲的那样:“我国更需要大批普通劳动者。”“城市是一个综合体, 它的有效运转和持续发展, 需要不同领域不同岗位的劳动者, 就像有人形容的, 城市不仅要有‘拿手术刀’的, 也要有‘拿剃头刀’的, 不仅要有‘戴眼镜’的, 也要有‘戴安全帽’的。”“我们不仅要提高高等教育水平, 而且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不仅要培养数以万计的高级专门人才, 而且要培养数以百万计的高素质劳动者, 大规模培养实用型和技能型人才。”习近平总书记讲:“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 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 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职业教育就是以提高质量、促进就业、服务发展为导向, 以个体———得到好的教育, 民众———获得, 社会———实现好的发展为目标, 通过让孩子既能学会动脑, 又能学会动手;既能掌握知识又能学好技能, 毕业后能很快找到工作, 从而能够带动一个家庭富裕起来。

摘要：选取德国、澳大利亚两个发达国家, 对其职业教育学生资助体系进行研究, 以期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生资助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德国,澳大利亚,学生资助,体系构建,借鉴

国家研究生资助体系 篇2

目前, 我国的义务教育政策正在进一步完善, 中小学贫困生享受“两免一补”, 高等教育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帮困体系, 各高校基本上都有不同类型的奖学金、学生贷款、勤工助学、特殊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等相关政策。但高中阶段贫困学生的救助却成了国家政策盲区。因为高中阶段既不属于法定义务教育范畴, 也不是国家大力扶持的高等教育, 它是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中间纽带。所以现在的救助政策很少惠及它, 造成了很多贫困高中生因贫困而失学。

虽然我们的社会教育救助越来越多, 但是社会教育救助大多都放在大学上。如作为国内目前较大的贫困生资助基金“益海嘉里优秀大学生奖学金”, 虽然既资助大学生又资助高中贫困生, 但投入上同样存在向大学倾斜的趋势。2004年至2008年5年间, 该基金共捐助5000万元, 其中, 除2004年该基金下设的西部希望之星高中助学基金项目拿出150万元连续3年资助广西、贵州、西藏等11个省 (区、市) 500名农村高中贫困生, 其他绝大部分资金仍然投向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和江南大学等知名高校。

为什么社会教育救助亲大学远高中, 其实原因很简单:很多社会教育救助都有目的, 如有的想通过教育救助来扩大影响, 而资助大学生显然要比资助高中生更能达到这样的目的, 因为一个名牌大学的影响力比高中影响更大, 所以很多企业都喜欢到名牌大学资助, 设立基金, 捐建教学楼、实验楼等。有的通过教育救助来吸引更多的人才到企业来, 而资助大学生可以让他们多了解企业, 使他们成为企业潜在的人才资源。当然有的更看重的是短期效果。比如, 资助高中贫困生, 这些机构和企业并不知道受助学生能否考上大学, 如果没考上, 就可能认为是项目实施的一种失败。所以在他们看来, 资助高中生不如资助大学生。

在社会资助高中生很弱的情况下, 政府就应该弥补这一短板, 从而使每一个学生不因贫苦而失学。令人高兴的是, 高中贫困生就学难问题引起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2008年, 中央财政从彩票公益金中安排3亿元专款, 用于资助中西部地区30万名普通高中贫困生。但相对于庞大的高中贫困生群体而言, 仍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 全国约2600万在校高中生中, 贫困生超过700万, 其中特困生约占20%。

因此, 资助贫困高中生应该建立长效的机制, 而不是偶发的行为。把贫困高中生纳入国家资助体系应该是一个好的办法。尤其是在大学就业前景不太乐观的背景下, 只有健全的资助体系, 才会让更多的贫困高中生选择学习这条改变自己命运之路, 这对发展高等教育也是非常有益的。

现在我们终于看到贫困高中生纳入国家资助体系, 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1500元, 资助面约占全国普通高中在校生总数的20%, 从制度上基本解决了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学问题。

当然, 不是把贫困高中生纳入国家资助体系就万事大吉了, 其实把贫困高中生纳入国家资助体系只是开始, 后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比如, 如何在资助方面实现公平, 如何让国家有限的资金用在贫困高中生身上, 而不是补助富裕家庭学生身上, 这可能在考验着我们各级政府。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好, 国家好的政策就可能会大打折扣。

研究型大学研究生资助体系的思考 篇3

一、研究型大学研究生资助体系设立的原则

(一) 公平性原则

目前, 在研究型大学的资助体系中, 仍然有部分研究生 (如定向培养生) 无法享受资助的权利, 不仅没有争取优秀奖学金的机会, 而且还得不到学校给予的基本生活补贴 (普通奖学金) 。这样一来, 不仅研究生的基本生活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心态失衡, 而且不利于调动研究生科研的积极性。所以我们在设立研究型大学研究生资助体系时, 不仅要考虑资助的效率, 而且还要兼顾资助的公平。坚持资助的公平, 就是要坚持“人人有权享受资助的权利”, 只有这样, 才能使研究生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全身心地投入研究, 才能维持教育的公平, 遵循教育机会人人平等的原则, 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

(二) 针对性原则

现有的研究生“奖、勤、贷、补、免 (减) ”多元化叠加模式的资助体系表面上看集各种资助功能于一体, 能够很好地解决研究生生活待遇问题, 但是没有考虑到研究生的家庭背景、个性差异、实际生活需求等具体情况来“对症下药”, 而是采取千篇一律的资助形式[1]。若不考虑研究生的家庭背景, 就不知道哪些学生需要得到资助, 在课程学习阶段, 研究生的主要生活来源是学校提供的基本生活补贴 (普通奖学金) , 目前硕士研究生普通奖学金的标准在200元左右, 根本无法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忽略研究生的个性差异, 易造成研究生资助力度前后不均衡, 进而形成研究生资助分配的不合理, 况且, 在同一阶段研究生对资助的需求也不尽相同。所以, 研究型大学研究生资助体系的设立一定要考虑研究生的家庭背景、个性差异, 以研究生实际生活需求为参照物, 针对每个研究生提供不同的资助套餐。

(三) 激励性原则

我国现有的研究生资助体系的目标和功能相对单一, 主要是解决研究生的基本生活问题, 很少考虑如何通过资助体系来激发研究生的竞争意识、科研意识、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而这些正是研究型大学需要去实现的, 充分发挥研究生资助体系的育人功能, 通过研究生的资助体系, 激励研究生积极地参与各种科研、科技竞赛、创业等活动, 为研究生开展科研、创新、创业等活动提供精神动力, 培养研究生的竞争意识、科研意识和创新意识, 提高研究生的综合素质[2]。

(四) 可操作性原则

再好的资助体系如果缺乏可操作性, 也是徒劳。所以, 应制定研究型大学研究生的资助体系制度, 对研究生资助工作流程作详尽的规定。具体讲, 包括资助来源的种类, 每种资助的条件要求, 研究生何时, 如何以及向谁申请, 相关机构如何受理申请、制订研究生资助计划、研究生资助监督检查的途径、研究生资助的公示、申诉等操作规范[3]。当然, 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还要根据实际的问题, 具体对待, 在把握度的前提下, 懂得变通。同时, 一旦发现制度存在问题, 要及时改进。

二、研究型大学研究生资助体系可持续发展路径

(一) 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

研究生的资助体系是项庞杂而长久的工程, 要想让它很好地为研究型大学服务, 则必须从教学管理中独立出来, 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负责制定相关的资助制度以及贷学金的筹集、发放和回收等。研究型大学研究生的资助体系必须制度化, 充分体现研究生的主体意识, 明确规定研究生接受资助的权利和义务, 增强研究生的法律保护意识。尤其是随着研究生的扩招, 研究生的资助工作面临更多的新矛盾和新问题, 原有的规章和条款早已经不再适应时代和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需求, 存在不协调、不统一、不衔接, 甚至出现矛盾或者空白点等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制定研究型大学研究生资助体系时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 从而建立一套较为完善的研究生资助制度。设立专门管理机构来负责筹集、发放和回收贷学金, 一方面可以使学校专心于学校的本职工作, 从助学贷款庞杂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能够快捷地把分散在社会各个领域的个人信用情况整合起来, 有利于推动贷款学生信用档案的建立, 与此同时, 还可以很好地解决因助学贷款资金额度过小、借款人过于分散, 一旦出现“逃贷”的情况, 银行派人追讨困难的问题。而且, 专门的管理机构可以将信用调查与跟踪管理结合起来, 提高欠款追讨的工作效率, 同时, 也可以积累经验, 及时地发现助学贷款在发放和管理上的漏洞, 及时地对工作进行改进与完善, 使助学贷款业务能够健康、可持续开展[4]。

(二) 增加“三助”的岗位, 加大研究生资助的力度

“三助”即研究生助教、助管和助研, 是研究生勤工助学的主要形式, 同时也是一个创造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过程。研究生通过“三助”既可以获得相应的经济报酬, 来贴补学习期间的各项开支, 提高生活水平, 又可以锻炼研究生的实践能力, 调动研究生在学习和科研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培养研究生自立与自助的精神, 增强社会适应能力, 提高研究生的综合素质[5]。所以, 研究型大学一方面要尽量减少教师的教学工作量, 让他们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科学研究上, 把节余的工作量用来设立“助教”岗位, 让研究生承担本科生的答疑辅导、作业批改、课程讲授等相关工作。另一方面深化研究型大学的人事制度改革, 本着降低管理成本, 提高管理效益的原则, 尽可能给研究生腾出一部分岗位, 设立“助管”岗位。此外, 根据导师和课题组科研的需要, 尽可能地设立“助研”岗位, 让研究生承担科学研究或科技开发项目中的部分工作。总之, 根据教学、管理和科研任务的需要, 凡能由研究生担任的工作, 研究型大学都应设立为研究生三助岗位。目前, 研究生三助的月工资一般在200元左右, 和本科生的月工资基本持平, 鉴于研究生本身的人力资本价值, 200元的劳动报酬显然太少, 呼吁研究型大学加大研究生资助的力度, 体现研究生的自身价值, 体现人文关怀的精神。

(三) 实施“引进来, 走出去”的策略

目前, 我国社会力量参与研究生资助的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 基本处于自发的阶段, 主要原因是对捐资助学活动的认识不足, 未能有效地形成社会参与助学的浓厚氛围。研究型大学应借助新闻媒体的正面舆论宣传及与企业面对面的沟通, 广泛争取社会各界资助, 动员和鼓励社会力量在研究型大学设立各种类型的专项奖学金, 帮助企业认识到创新型拔尖人才的培养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作用, 广泛地吸纳社会资金为培养人才服务, 即所谓“引进来”的策略[6]。面对目前贫困研究生的庞大队伍, 学校的资源毕竟有限, 我们需要大力挖掘社会企业资源, 为贫困研究生提供更多实习或兼职的岗位, 实施贫困研究生“走出去”的策略。这样不仅可以减轻学校和个人的负担, 而且有利于研究生独立人格的培养, 有利于研究生理论结合实际, 应用能力的提高。

(四) 与金融机构建立默契, 实现“双赢”

研究型大学应加强同金融机构的沟通与合作, 一方面, 为研究生提供更多层次和等级的助学贷款, 例如, 研究型大学可以向社会保险基金提供研究生助学贷款。我国的社保基金是交由基金公司进行投资运作的, 目的是为了保值、增值, 而其中绝大部分收益是通过购买国债和银行存款取得的, 少数收益是通过投资证券取得的。因此, 社保基金往往存在缺少投资渠道的问题, 大部分资金不能很好的运作, 只能存放银行及购买债券。如果社保基金用于向研究型大学贫困研究生提供借款的话, 不但可以为社保基金提供一条很好的投资渠道, 确保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 而且投资收益大, 风险小, 产生的社会效益也高[7]。从而达到“双赢”的局面。另一方面, 让闲置的资金增值。研究型大学可以委托投资公司, 将学校闲置的资金进行投资运作, 根据资金的使用情况, 选择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投资, 然后从投资收益中拿出一部分来作为研究生的资助。如此一来, 学校不仅可以解决闲散资金、项目经费等无处使用的苦恼, 而且可以为研究生提供更多的福利。

参考文献

[1]姜娜.中美高校研究生资助体系比较及启示——基于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J].中国电力教育, 2009, (3) .

[2]叶玉嘉, 朱永东.我国研究生资助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分析[J].化工高等教育, 2008, (4) .

[3]沈延兵, 王凌宇, 陶德坤.完善研究生资助体系的思考[J].辽宁教育研究, 2004, (11) .

[4][7]王晖.高校研究生资助体系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D].湘潭:湘潭大学, 2007.

[5]于惟惟, 韩贵秋, 杨清雷.创新研究生资助体系完善研究生培养机制[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09, (7) .

北京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研究 篇4

一、我国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

目前, 我国普通高等院校已经基本形成了“奖、贷、助、补、减”有机结合的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

1.“奖”。

主要指奖学金, 包含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各高校自行设立的奖学金等。其中, 国家奖学金奖励标准为每人每年8 000元, 占全国高校在校生的0.3%;国家励志奖学金标准为每人每年5 000元;占全国高校在校生的3%。

2.“贷”。

主要指国家助学贷款, 即由政府主导、财政贴息, 银行、教育行政部门与高校共同操作的、专门帮助高校贫困家庭学生的银行贷款。全国平均每100名大学生中就有20多人可以获得这种资助, 每人每年最高可得6 000元。

3.“助”。

主要指国家助学金、勤工助学等助学形式。其中, 助学金又分为两等:一等助学金标准为每人每年3 200元, 二等助学金标准为每人每年1 600元。勤工助学主要指学校为贫困生提供实验室、图书馆、后勤服务等岗位, 让他们通过从事一定时间的劳动, 获取一定的报酬, 贴补其在学习期间的一些开支。

4.“补”。

主要指困难补助, 即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每年拨出一定的专款, 对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补助。国家还规定, 高校每年都要从所收取的学费中提取10%左右的资金, 专门用于勤工助学工作, 以加大对特困学生的补助力度。

5.“减”。

主要指减收或免收贫困生的学费。对于部分公办院校, 减免学费已成为资助困难学生的一项重要举措;但是在民办高校, 此项措施目前执行起来还较为困难。

二、北京各高校贫困生资助情况

为了对各高校现行的贫困生资助体系做进一步的了解, 笔者特意走访了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几所公办院校和一所民办院校--北京科技经营管理学院, 并与几所院校里负责贫困生工作的人员进行了交流。通过交流发现, 每年各高校经济困难学生的比例在20%～30%。从2008年开始, 国家大幅度增强了对贫困生的资助力度, 扩大了受益学生面。目前, 各类资助在贫困生中的覆盖面基本能够达到90%以上。但是, 民办院校与公办院校还存在一定差异。

1. 公办院校现行资助体系。

近些年, 北京各公办院校不断建立健全贫困学生群体的校园支持体系, 资助方式主要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主, 以勤工助学、学费减免为辅, 奖、助学金为激励方式。大部分公办高校设有学生资助中心, 并在各学院设有资助办公室或专责老师负责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帮扶及各种补助的发放。尽管很多公办高校在困难学生的资助方面已经获得一定的成绩, 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但是尚未形成完善、成熟、可以推广的贫困生校园支持体系。

2. 民办院校现行资助体系。

对于民办院校来说, 由于受到资金、管理、办学形式等各方面的制约, 再加上缺少对贫困生资助的社会渠道, 因此, 目前贫困生资助体系还不够完善。如, 高校“绿色通道”是教育部对各公办普通高等学校的规定, 而对于民办学校来说, 目前还无法建立和完善这一制度。

三、目前北京各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存在的问题

目前, 北京各高校现行的各种针对贫困生的资助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贫困生的难题, 基本实现了“没有大学生因经济困难而辍学”。但是, 笔者经调查发现, 现行的资助体系也存在着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 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奖、助学金在贫困生中覆盖面不高。

由于各种奖学金的发放都是有一定比例的, 因此, 在贫困生中的覆盖面并不是很高。而家庭经济贫困的大学生往往由于心理压力大、思想负担重, 再加上课余时间和精力基本上都放在了勤工助学方面, 致使其学习成绩不堪理想, 进而导致获得各种奖学金的比例也较低。长此以往, 部分贫困生对奖学金也就不再抱有希望了。因此, 奖学金对贫困生也就起不到太大的激励作用。

2. 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存在漏洞。

当前, 各高校对于贫困生的认定方法基本一致, 都是以盖有生源地街道或县级以上的民政部门公章的贫困证明为准。学生入学持有这个贫困证明便认定为贫困生。但是, 笔者发现,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 加之某些地方主管部门不够负责, 致使公众怀疑部分学生贫困证明的真实。

3. 校外各类社会资助大多只针对公办院校, 很少考虑民办院校, 致使民办院校对贫困生的资助渠道不足。

随着学生来源的变化, 许多贫困生进入了民办院校。民办院校的贫困生资助体系并不完善, 仅仅依靠政府和学校的资助是不够的。因此, 资助工作还应建立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基础上, 才能有效解决各类高校的贫困生问题。

4. 当前的资助体系只注重物质资助, 轻视精神资助, 不利于贫困生的全面发展。

贫困大学生资助体系创新研究 篇5

1 对贫困大学生的确定标准不明确

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无偿的助学金资助, 首先必须对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进行调查、认定。可学校认定的依据之一是《高等学校学生家庭情况调查表》和《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 其前一张表由生源所在地乡镇民政部门盖章证明, 后一张表由学生本人写。实际上, 不少地方出具的贫困证明水分很大。另外, 一些家处偏远山村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贫困农民却不一定能开出证明。对刚入学的新生来说由于学校不知底细, 仅凭本人申请和地方证明进行认定, 难免不出错。同时, 虽然各校都将在校生的家庭人均收入、日常消费及影响学生家庭经济状的特殊因素等都纳入到认定依据, 但这些依据往往也是由请学生提供, 很难一一核查, 达到准确无误就更难。并且,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有58%的学生认为他们所在班级的贫困生的名单是班干部们商量的结果, 严重缺乏公正性和合理性;而仅有20%的学生表示赞同;还有23%的学生认为贫困生的名额太少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1.1 国家助学贷款的提供总量和实际需求之间存在显著的缺口

在我国, 很多专家认为我国的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 已经影响到我国教育事业的正常发展。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综合多位研究者对于教育财政投入的研究结果认为, 2020年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至少达到4.5%, 财政性教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5%的目标是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他认为目前我国的教育经费投入水平偏低, 经费不足, 我们的教育还有巨大的债务。而且, 我国受教育人口的家庭教育负担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因此, 增加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应当成为当前增加高等教育投入的主要途径, 应尽快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早就确定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GDP4%的目标。虽然国家在政策的制定上已经足够的重视了, 也已经形成了以“奖 (奖学金) 、贷 (贷学金、国家助学贷款) 、助 (国家助学金、勤工助学) 、补 (特殊困难补助) 、免 (学费减免) ” (简“奖、勤、助、贷、补、免”) 为主体的, 国家、学校、社会三方参与的多元化的高等学校贫困生资助体系。但是与我国每年进入高校就读的贫困大学生相比, 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1.2 偏重经济援助, 缺乏精神关怀

目前, 各级政府、高校、家庭或其他组织, 都把对贫困生援助的重点放在经济支持上, 存在明显的“重经济资助、轻精神援助”的倾向, 缺乏对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关怀和精神援助。很多的贫困大学生自卑, 不愿意在同学面前表现出贫穷的样子, 仔细分析发现这不仅仅是虚荣心在作怪, 而是自尊心的表现。由于贫困大学生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 而是依靠打工或者勤工俭学才能维持生存, 所以他们不会有更多的时间来交朋友或是培养一种或几种业余爱好。和其他大学生相比, 他们比较自闭或者内向, 长时间的压抑会使他们出现心理问题或疾病。

2 提倡建立国家、社会、学校和贫困生个人共同努力的非正式的资助模式

目前, 在我们国内已经有这样的先例, 西安华西大学宣布:去年在2010级新生中推出万名学子“零学费”入学计划, 新生只要申请“零学费”入学计划, 家里无须供分文学费。据介绍, “零学费”是指学生入学时无需缴纳学费, 也无需再像以往一样靠信贷助学。入学之后的每个寒暑假, 学生通过参加学校的社会实践活动, 赚取一定的工资, 一半收入用来冲抵学费, 一半收入学生个人留作生活费。除打工冲抵部分, 学校采取减免政策, 不再收取其余学费, 因此上学无须贷款, 毕业后也就不必还贷。

我国目前公办大学对困难学生上学的政策是“不让一个学生因为贫困而辍学”。具体实施中主要的举措是:奖 (提供奖学金) 、贷 (提供无息贷款) 、助 (提供国家助学贷款) 、减 (减少困难大学生学费) 、免 (免除困难大学生学费) 。但在实践中, 却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奖学金的面较少;贷款要求毕业六年内还清, 不少毕业生压力较大;助学金越来越少;减少 (免除) 困难大学生学费的享受面较少。总之, 现行的国家对困难大学生的救济办法基本上是输血模式。而华西大学的“零学费”入学计划, 则是一个为困难大学生创设造血平台的模式。

华西大学的模式有以下特点:

(1) 强调学生的自强意识、责任意识。“零学费”计划不是施舍, 也是自己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自己的财富, 自己的学费。西安华西大学困难家庭的学生, 只要高考成绩达到各地高考提档水平, 有自强意识、自立精神, 就都有资格申请“零学费”。程序也十分简单, 学生只须与学校签订寒暑假社会实践的协议。然后由学校在假期把学生介绍到相关企业打工赚学费、生活费。按照华西大学的目标, 每位学生可能通过半年的打工赚到10000元, 除去学费外, 还剩余5000元作为生活费。

(2) 培养了学生的职业化能力。现在大学生特别是民办大学的大学生, 能找到一份工作已经不易。华西大学通过赚学费的方式, 培养学生职业能力:一种寻找工作、胜任工作、守住工作的能力。华西学生在打工撑学费的过程中, 无形之中提高了自己的职能能力。很多华西大学的学生因之与其打工的企业签订了工作协议。

(3) 创新资助困难学生的模式, 为国分忧。

(4) 增强了贫困大学生的自我价值实现的体验。在贫困大学生通过自己的劳动为自己赚取学费及生活费, 让他们增强自信心, 不仅没有因为贫困而影响自己的学业, 而且学会正确处理关系, 以乐观的人生态度战胜贫困, 实现自我, 从而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成才观、就业观、劳动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相信他们经过一番锻炼在以后的人生路上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 他们都会去勇敢的面对。

2.1 华西大学模式可以推行到公办大学之中所需要的条件

我认为此模式完全推行到公办大学之中。因为, 公办大学有着比民办大学更强的实力、更好的信誉、更多的社会关系。只要学校能认真去落实这件事, 这种新模式一定会在公办大学中得以推行。

分析这项举措其实就是学校发挥了非正式支持体系的政策的拓展功能, 从无偿式资助 (爱心捐赠和一些慈善基金) 向回报式资助拓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非正式支持体系必然要实现资助方式的拓展及资助方式的多样化, 实现有有偿式资助不仅提高了高效贫困生的生存技能, 交际能力、创新能力。而且能调动企业、事业单位参与高校贫困生自主的积极性。在这种资助方式中, 双方各取所需, 实现了资助单位和贫困生双方共赢。

2.2 探索一条以人为本的资助模式, 使贫困大学生能够轻松愉快的实现对知识的追求

欧美国家产、学、研结合的合作教育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他们把学生的学业目标和职业目标结合起来, 给学生提供了实践机会。学生掌握了实际知识和技能后, 就可以解决学习, 生活费用问题。

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 我国应建立中国特色的合作教育体系应该从国家、学校、社会、和贫困生个人四个方面齐心努力才可以起到应有的效果。

首先, 政府要在政策上对合作教育给予大力支持, 建立专项基金, 推行合作教育试点, 鼓励社会各界支持和参与合作教育, 提高高校在合作教育招生、学制就业等方面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其次, 高校要全方位开辟与社会沟通的渠道, 主动和社会团体, 工矿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争取中外社会团体、大型企业和个人在校内设立各种奖学金和助学金, 为企业培养人才。最后, 组织贫困生到企业顶岗实习, 是他们将课堂所学知识与生产实践结合起来。

另外, 学校还要针对贫困生开展一些技能培训和一些相对缺乏的爱好的培养, 不仅能提高他们的能力而且还能增强他们的自信心。高校应建立贫困生的资助档案, 跟踪了解贫困生的学习和生活状况, 特别是要关注贫困生的精神文化生活的发展。学校可以成立贫困生社团, 大力支持贫困生之间的交流, 缓解他们的精神压力。帮助他们改变对贫困的认知, 树立远大的理想、坚定崇高的信念, 积极地去面对生活和学习上的重重困难, 一步一步的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其次, 大众传媒应该做好宣传舆论作用, 让更多的人来关心和爱护高校贫困生的成长, 不要让人们有一双有色眼镜来看待贫困生, 让他们感到社会的温暖。

最后, 对于贫困生本身来讲, 要培养自己的感恩意识和诚信意识, 要把贫困看做是一种精神的财富, 应从“思想—心理”“经济—心理”“学业—心理”三个自救模式组成的贫困生自救体系是一种有益的尝试。首先,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 高校贫困生应从思想上认识到贫困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我们自己自暴自弃不能面对现实。要以现实生活中的自立自强的模范人物学习, 学习他们的优点, 强化自己的思想意识。其次, 贫困生要百倍珍惜上大学的机会, 利用国家、社会和学校为我们贫困生提供的各种资源和机会来锻炼自己。最后, 学业的自救是实现贫困生脱贫的最重要的途径。学习是学生的天职, 高校贫困生要努力学习, 牢固掌握专业知识与技能, 为将来顺利就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解决贫困大学生的学习及就业等一系列问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探索。我相信在国家、社会、学校及个人多方努力下一定会得到很好的解决。

参考文献

[1][美]多纳德.E.海伦 (Donald.E.Heller) 主编安雪慧, 周玲译.大学的门槛—美国低收入家庭子女的高等教育机会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2]王亚.高校贫困大学生社会支持网的现状及完善对策[J].湖南冶金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7, 7 (1) :35-38.

[3]夏绪仁, 夏昌武.高校贫困大学生产生的原因与对策探析——以上饶师范学院为例[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 2007, 27 (4) :96-99.

[4]曾雅丽, 吴善添, 宋迎秋.高校贫困生的心里现状分析与教育引导模式[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9, 17 (8) :994-995.

国家研究生资助体系 篇6

科学仪器是指一系列用于实验、计量、观测、检验、绘图的装置, 是具有特定用途的装置或机器。先进科学仪器是指原理上先进、技术上创新且用以研究国际前沿科学问题的中型科学仪器设备[1]。这类先进科学仪器是科学研究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各国的科技、经济、国防、民生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全球范围, 多数创新型国家都非常重视先进科学仪器的自主研发, 将“发展一流的科学仪器, 支撑一流的科研工作”作为国家重要战略, 以保持其在科技前沿领域的竞争优势, 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就将具有战略性的基础和前沿技术的研发作为开展重大科技计划的一个重要使命[2], 且这些国家在先进科学仪器市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与用户。中国也非常重视科学仪器的研发工作,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明确将科学仪器创制列为优先发展的战略领域[3]。科学仪器经过国家“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的部署, 取得了显著成效, 发展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学仪器, 为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科学仪器的先进性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科技先进水平也决定了其在市场中的统治力, 因此研发新产品、开发新技术和突破技术壁垒始终是科学仪器行业发展的重点。由政府资助先进科学仪器发展计划是保障科学仪器研发、使用的一项重要资金来源, 如何构建科学仪器重大项目资助政策与发展机制, 从而使之促进科学仪器的合理使用与发展是当前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借鉴其他创新型国家的先进科学仪器计划在资助领域、资助仪器类型、组织方式与管理方法的先进经验, 是进一步完善我国科学仪器的资助机制的一种有效途径。

国内已有一些学者针对创新型国家政府资助的先进科学仪器计划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例如, 有学者总结与分析了美国重大科学专项, 包括科学仪器专项的科学目标、实施方案和组织形式, 以及最终取得的重要作用[4]。此后, 又有学者对针对美国的先进科学仪器的发展战略与政策、发展重点与布局、基本数据统计、长期规划、科学目标、优先领域、发展定位、组织模式和管理办法等, 进行了研究和分析[1]。还有学者针对全球科学仪器和工程仪器的发展趋势、发展阶段、网络结构、学科分布和重叠比例等进行了梳理, 但是没有对研发对象进行说明和分析[5]。日本作为中国的邻邦, 其文化背景与科技管理体制与我国有许多相似之处, 但目前针对日本政府设立的先进科学仪器计划的全面研究仍然较少。2015年是日本“第四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的最后一年, 2016年日本政府即将发布新一期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 在“十三五”伊始之时针对日本先进科学仪器发展战略和现状进行阶段性的总结可为我国下一阶段科学仪器资助政策提供一定的借鉴。

二、日本科学仪器计划战略与实施现状

1. 国家战略与政策保障

从国家层面来看, 日本政府的文部科学省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XT) 是制定科学仪器发展战略与政策的主要部门, 因此本文将根据文部科学省所公布的相关数据资料, 对日本科学仪器的发展战略与政策、发展重点与布局、组织模式和管理办法等进行研究和综合分析。

文部科学省, 是日本中央省厅之一, 是日本制定、实施科学政策的政府部门。1995年, 日本在“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国民生活, 进而为世界科学技术进步做出贡献”这一理念的引导下, 由MEXT和日本政府其他部门制定了《科学技术基本法》。根据《科学技术基本法》, 日本政府历时15年完成了3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1年MEXT发布了“第四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 计划中提出了“建设国际水平的研究环境和基础设施, 支持大学建设相关设施仪器”的理念[6]。该计划第二部分第一小节“基本发展方针”中指出未来日本科技发展的基本方向主要围绕“灾后复兴与重建”、“面向环境与能源的绿色创新”、“面向医疗与健康的生命创新”等领域展开, 以此作为日本未来发展的重要支柱。“第四期科学基本计划”指出了日本科学仪器发展的重要学科领域, 其中包括: (1) 加强新能源领域核能放射线测量技术的研究; (2) 加强高效率输送仪器 (下一代汽车、铁路、船舶、飞机) 等物流交通高效化的研发; (3) 在生命科学领域要积极推进临床数据、基因序列解析等机器的研发; (4) 促进微量物质同定技术检出仪器、新标记的探索与同定等高精度早期诊断技术的研发。

除了指出未来先进科学仪器研发的重点学科领域外, “第四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还提出了一系列促进科学仪器研发和共享的改革措施。计划第3部分提出要建设“有利于科学研究的友好发展环境”, 并指出“有必要整备大学、公共研究机构的硬件环境, 确保其机能健全、充满活力”。为了让各个科学研究领域都能使用先进研究仪器设备, 有必要推进公共研发机构的整合, 构建分享使用平台[6]。特别强调要推进研究材料、计量标准、测量评价方法的整合。总而言之, “第四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对日本先进科学仪器的发展方向、资助对象和改革目标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划, 并通过了一系列相关资助计划来实现上述目标。

2. 重要国家科学仪器资助计划

日本的先进科学仪器资助计划可以分为3类:第一类为“仪器共享平台建设”型, 即政府出资赞助各个研究机构组建科学仪器共享平台, 项目资金可用来采购科学仪器以及建设共享机制与保障平台运行;第二类是“科学仪器研发”型项目, 即由政府出资支持研究机构或企业进行科学仪器及其相关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第三类是集研发与共享于一体的“仪器研发与共享平台建设”型, 多家机构参与仪器使用与研发, 并将研究成果纳入共享平台, 形成开放的尖端科学仪器共享网络供全国科研机构共享。

MEXT直接制定的科学仪器研发项目包括针对纳米科学领域研究的“Nanotech Japan纳米材料研究设备平台计划 (Nanotechnology Japan Platform Program) ”[7]和“高端基础研究科学仪器共享平台建设计划 (Open Advanced Research Facilities Initiative Program) ”[8]。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 (简称JST) 是日本文部科学省的下属机构, 主要负责对日本大学及企业的科技竞争资金拨款工作, 从2004年开始JST的不同项目部门主持了多个与科研仪器开发相关的项目, 其中“先进测量和分析技术与仪器发展计划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Systems) ”就是本文研究的中型先进科学仪器的研发资助计划[9]。这三大科学仪器计划的具体描述如表1所示。

3. 科学仪器计划发展重点与布局

本文对2011—2015年MEXT三大科学仪器计划资助的科学仪器项目的类型、数量和所属学科及其特点进行了统计与总结, 从中可见日本科仪器采购与研制的发展重点与布局。

(1) “Nanotech Japan纳米材料研究设备平台计划”仪器类型与数量

“Nanotech Japan纳米材料研究设备平台计划”的研究主题是“建设纳米材料研究的高端科学仪器平台供全国范围内的相关研究者共享”, 该计划按照纳米科学研究的需求分为三大平台, 包括“细微结构解析仪器平台”、“细微加工仪器平台”和“分子–物质合成仪器平台”, 相关各类科学仪器分布在多家科研机构[10]。

其中平台1——“细微结构解析仪器平台”包括8类科学仪器:透射电子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扫描洛伦兹显微镜、先进探针显微镜、样片分析仪器、表面分析仪器和整体分析仪器。经统计, 截至目前共享平台1中的各类仪器的数量比例如图1所示。各类电子显微镜是该平台建设过程中重点采购的对象。

平台2——“细微加工仪器平台”中的仪器可分为10类, 包括光刻曝光和绘图仪器、成膜类仪器、膜加工和蚀刻类仪器、合成与热处理与掺杂仪器、表面处理仪器、切削与研磨与接合仪器、形状形态观察分析仪器、电子测量仪器、机械测量仪器和CAD模拟器。经统计, 截至目前共享平台2中的各类仪器在的数量比例如图2所示。其中形状观察分析仪器 (包括各类光学显微镜、电子显微镜、光谱仪和膜测试仪等) 和膜加工及蚀刻类仪器 (包括各类蚀刻仪、灰化器和离子束加工仪等) 是该平台建设过程中重点采购的对象。

平台3——“分子–物质合成仪器”平台中的科学仪器共有11类, 包括表面分析仪器、X衍射线仪、物理性质测定仪 (包括干涉仪、共振仪等) 、核磁共振仪、质谱仪、色谱仪、分光仪、光学显微镜、其他材料分析仪器、生命科学研究相关仪器和制造和综合支撑仪器。经统计, 截至目前平台3中的各类仪器在的数量比例如图3所示。分光仪和表面分析装置 (包括喷砂仪和表面等离子体装置等) 是这一平台的采购重点。

各类仪器在不同平台中所占的比例体现了日本在纳米科学研究领域的仪器需求, 电子显微镜、色谱仪、质谱仪以及样品制备仪器是日本纳米科学研究平台的重点采购仪器。值得注意的是生命科学研究的相关仪器被单独分为一类, 说明“Nanotech Japan纳米材料研究设备平台计划”非常关注纳米科学与生命科学中的交叉研究。

(2) “先进测量和分析技术与仪器发展”计划

“先进测量和分析技术与仪器发展计划”资助的仪器研发项目分为两类, 即“重点开发领域型”和“一般开发领域型”[9]。“重点开发领域型”按仪器所属学科领域可以5类, 包括放射线测量、材料科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和绿色能源[11]。“一般开发领域型”科学仪器项目没有应用学科的限制, 只要是能够改进测量仪器性能或解决实际测量问题的研究都可以申请该项目, 例如:“采用CFRP技术的超轻型精密光学元件的开发”、或“近场偏光显微镜技术的开发”等, 这类研发项目不追求新型测量仪器的整机研制, 只专注于解决某些关键问题。此外, 不论是“重点开发领域型”还是“一般开发领域型”的项目均按研发对象的类型分为5类, 即“科学仪器零配件或关键技术研发”、“科学仪器整机研发”、“研究成果活用”、“科学仪器实证研究”和“科学仪器软件开发”。这两类项目在2011—2015年见批准的项数量如表2、表3所示。在“一般开发领域型”的项目中, “科学仪器零配件或关键技术研发”类的项目得到的资助最多, 其次才是更具有市场推广潜力的“科学仪器整机研发”型项目, 说明走在先进科学仪器研发世界前沿的日本仍然对技术细节的研究非常重视。另外, “放射线测量”作为“先进测量和分析技术与仪器发展计划”的重点研发领域在近年获得的资助项目数量最多, 一方面是为了满足震区的需求, 另外也体现了日本继续安全利用核能的决心, 为能源建设提供先进的技术设备和保障服务。

(3) “高端基础研究科学仪器共享平台建设”计划

“高端基础研究科学仪器共享平台建设”计划资助的仪器平台共5类, 包括光电设施、NMR设施、量子光电设施、超级计算机和其他尖端测量仪器平台[12]。截止到2015年底, 有28家研究机构参与了此计划中仪器的研发与共享平台的建设, 这些研究机构都具有先进的科研设施与良好的研究基础, 并且能确保在此计划资助下购买或研发的科学仪器未来会对外开放。目前, 在这些平台的基础上共实施了34个科学仪器项目。表4展示了“高端基础研究科学仪器共享平台建设计划”的项目数量及配备的仪器总量。此计划中的仪器项目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可以用于基础研究的科学仪器项目, 即光电设施、NMR设施、量子光电设施和超级计算机4类仪器项目, 资助项目基本都涉及多学科领域, 并针对先进科学仪器的合作研发或应用;另一类项目是为了解决某一科学问题而开发的“其他”类仪器项目, 如“用于材料科学研发的表面分析仪器开发”、“稳定同位素成像技术的产业化研究”等[13], 仅限于一个学科内特定科学仪器的研发与利用。“其他”类仪器项目占总项目数量的53%, 这表明日本在测量仪器研发与布局方面, 不仅关注基础研究科学仪器平台建设, 也开始在专门测量仪器方面建设系列共享平台;且这类专门仪器多是应用在纳米科学和物理学领域。

三、日本先进科学仪器发展计划特点

1. 科研机构是项目管理的领导者

日本的先进科学仪器发展计划首先改变了传统项目管理中政府机构扮演的领导者的角色, 而是由政府和科研机构共同管理项目。“Nanotech Japan纳米材料研究设备平台计划”建立了一个“纳米技术业务平台”, 如上文所述, 截止到2015年底, 共有28家科研机构参与了这一计划, 其中北海道大学、物质材料研究机构和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是整个计划的“核心机构”, 这3家机构负责平台的信息共享和网络化一体建设;其中物质材料研究机构和科学技术振兴机构专门负责该计划的运行与管理, 不参与仪器的采购与维护。这说明28个参与此计划的科研机构中只有26个机构在该计划的资助下建立了纳米科学先进科学仪器共享平台, 另外分别由一个政府管理部门和一个科研机构承担计划的管理工作。“Nanotech Japan纳米材料研究设备平台计划”摆脱了政府管理科研项目的模式, 采取了由科研机构与政府部门共同管理科技计划的运行模式, 3家核心机构中有两个是科研机构, 科研机构担当主要管理职责。这种管理模式有效保障了科学家在科学仪器计划中的发言权, 更有利于制定合理的仪器采购方案和仪器共享机制[14]。

2. 多样的产学研合作模式

产学研三方合作进行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研发是各国普遍采取的创新生产模式。产学研的合作模式可以分为技术转让、合作开发和共建实体等3类[15]。一般而言国内的产学研合作开发模式往往由高校或科研机构从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公共产品技术, 以企业为服务主体进行各种产品和技术的开发及推广[16]。日本政府在推进先进科学仪器研究的过程中则采用了更灵活的合作模式。其中“先进测量和分析技术与仪器发展计划”的所有项目的研发方都分为两类, 一类是主要研发方, 另一类是合作研发方。主要研发方的职责是方案设计、技术创新;合作研发方的职责包括测试、实施和评估等。不论是企业还是科研院所或者大学都可以担任项目的主要研发方, 例如2015年公布的最新“放射线测量”领域的研发项目中企业作为主要研发方的项目占14.3%, 但是“材料科学”领域则有50%的项目的主要研发方是企业[17]。这种灵活的合作模式充分调动了各方的潜力, 将市场化前景不明朗的或者基于国家需求而设立的项目研发主体放在大学, 将短期即可产生经济效益的研究项目由企业主导, 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和各方的积极性。

3. 高效的仪器使用管理网络

先进科学仪器作为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的基础, 其共享和管理水平往往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科技管理水平[18]。日本在其“第四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指出“日本既要继续完善与整合科学基础并实现质的突破, 又要走出国门放眼世界主动构建有效机制与共享平台”[6]。基于“第四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 为了开展广泛而多样化的科学技术研发项目, 文部科学省在近年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科学仪器设施, 促进共享信息的网络化和一体化, 并提供坚实可靠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为了保障平台仪器的高效和合理使用, “Nanotech Japan纳米材料研究设备平台计划”设计了一套完备的仪器使用管理流程, 申请者可以向任何一家参与该计划的机构提出仪器使用申请, 之后会得到来自受理机构的相关“技术指导”。“技术指导”的目的是确定申请者的实验内容是否可以在受理机构完成;如果受理机构的实验设施或实验条件满足不了申请方的需求, 则会由受理机构向其推荐计划内的其他相关机构, 以便申请者重新申请。在实验申请受理后, 受理机构还会对课题的科学性进行审查, 对符合标准的实验活动安排实验时间。这种“全流程服务”式的科学仪器管理模式不仅能够满足申请者的科学研究需求, 也大大提高了科学仪器的使用效率, 真正实现了物尽其用, 体现了仪器共享平台互联互通的本质和以人为本的服务。此外, 所有参与“Nanotech Japan纳米材料研究设备平台计划”的机构都会定期公布在官网上发布各自平台上完成的实验项目以供业界参考。

类似的, “高端基础研究共享平台建设计划”也将科学仪器共享网络作为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计划将日本多个大学、研究院所持有的可对外开放的尖端科学仪器组织起来形成网络供全国科研人员使用, 是加强日本科学研究基础设施的重大计划之一。所有参加此计划的科研机构均要保证在项目资助下购买或研发的科学仪器未来会对外开放。参与机构会根据一定的原则设定仪器的使用费用 (也有机构无偿提供使用) , 同时也会全力推进科学仪器的共享。为了保障仪器共享效率, 文部科学省每3年会对项目参与方进行评估, 除了考察科学仪器研发进展, “能否满足业界的使用需求”也是考察的重点, 以确定项目是否继续资助。例如, “高性能蛋白质组学代谢分析仪器的使用推广”或“生物反应和维持生命机制的检测与研究推广”均是该平台支持的推进科学仪器共享的项目。“高端基础研究共享平台建设计划”不仅促进了学术界与政府机构中科研人员对科学仪器的共享, 也促进了科学仪器产业的发展;同时能够进一步完善科学仪器的网络化共享, 形成满足不同用户需求的平台。日本政府希望借助这种高效的共享模式最终实现日本科学界的“科技创新”、“增强日本科学仪器企业竞争力”与“提高科研经费投入产出效益”的目的[9]。

4. 注重原始创新, 以关键技术为创新点

“先进测量和分析技术与仪器发展计划”的标是“开发符合日本国家科学研究需求的测量型科学仪器”, 该计划所资助的研发项目不仅注重仪器的实用性, 也强调技术的创新。计划所支持的仪器研究代表了日本科学研究在科学测量方面的最新需求与未来科学仪器研发的重点发展方向;同时也体现了日本前沿科学仪器发展的最新态势[9]。“先进测量和分析技术与仪器发展计划”资助的仪器研发项目均可分为3个研究方向, 包括“科学仪器整机开发”、“科学仪器关键技术或配件研发”或“实用型科学仪器开发”。其中“科学仪器关键技术或配件研发”是对仪器的关键零部件和关键技术的创新, 例如“放射性物质高分辨率三维、直接成像技术开发”或“弘光波长带–高灵敏度–高可靠性的成像元件研发”等, 且这类专注于技术创新的研究也是获得资助最多的一类项目。这说明代表日本最尖端测量型科学仪器的研究始终将关键技术的原始创新作为资助重点。

四、小结

国家研究生资助体系 篇7

一、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新资助体系现状

据统计, 目前我国高校家庭经济困难生达460多万人, 占学生总数的20%[1]。为了帮助他们顺利入学并完成学业, 高校逐步建立了新资助体系。 (见图1)

(一) 助学奖学金制度。

新资助体系较之过去相比, 第一, 加大了投入力度, 仅2008年中央财政就拿出了308亿元, 随后每年投入经费将达到500亿元[2]。第二, 增大了奖励标准, 国家奖学金提升到每年8000元, 国家助学金最高补助也由每年1500元提升到了3000元。第三, 提高了获助受益面, 以后每年全国大约400万大学生都能获得各种形式的补助。第四, 扩大了奖学金的覆盖范围,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设立了———“国家励志奖学金”, 改变了旧体系中奖学金的狭隘面。

(二) 助学贷款制度。

国家在新资助体系中, 大力提倡实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这是一种近几年探索出的比较符合金融属性、具有商业可持续发展、在身份认定和信用约束等方面有突出优势的助学贷款, 它有利于降低助学贷款的风险和回收成本, 有效保障了学生欠款和及时还款问题。

(三) 勤工助学制度。

新出台的《高等学校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 对勤工助学的原则、岗位设置、组织管理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 规范管理了高校学生勤工助学工作, 促进了其健康、有序地开展, 有效保障了学生的合法权益。

(四) 家庭经济困难的认定制度。

新资助体系中, 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制定了《认真做好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 直接指明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定义, 明确了认定程序等, 这是我国首次将学生家庭经济认定工作摆上前台。

(五) 其他补助及减免制度。

新资助体系中还包括特殊困难补贴, 临时困难补贴, 校内助学奖学金, 校内无息借款, 学费减、免, “绿色通道”等制度, 成为新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新资助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缺乏科学合理的标准。

在新资助体系中, 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存在困难, 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缺乏合理的认定标准。目前高校没有收入申报和监控机制, 学生人数众多, 无法掌握学生的实际生活支出, 更无法掌握家庭实际经济状况, 主要凭借学生填写的一些表格及生源地所在地的证明作为依据来进行认定, 但实际情况是部分地方基层容易出具困难证明, 对认定工作的真实性和公平性产生了冲击[3]。第二, 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愿意或羞于说明自身家庭情况, 对自我实行封闭, 从而不愿或没收到资助, 在新资助体系中, 被认定直接关系到可以享受几千元助学金的问题, 这直接影响了学校认定工作的开展难度, 同时学生之间也有争议, 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学生的教育。

(二)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体制单一。

当前的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制仍然是一种单一的国家财政强力支持下的扶贫济困政策, 资助主体主要限于政府和高校, 没有形成企业、集团、社区及个人等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元化资助模式, 这种单一的资助体制主要依赖于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政府对资助政策的稳定支持, 这将很难适应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趋势。

(三) 国家助学贷款操作存在困难。

国家助学贷款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 操作仍存在困难。首先, 银行贷款积极性不高, 存在高校一头热、银行一头冷的现象, 银行普遍认为助学贷款成本高、风险大, 是作为政治性任务来完成的。其次, 国家助学贷款操作程序极其复杂, 从学生提出申请到贷款发放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学生需提供各种申请、证明等, 手续极为繁琐。再次, 由于部分大学生缺乏诚信意识, 不能按期归还贷款, 甚至出现毕业后不还贷款的现象, 直接影响到国家助学贷款的顺利推进和长远发展。

(四) 勤工助学岗位难满足需求。

一是校内勤工助学岗位普遍存在岗位少, 报酬低;二是校外勤工助学岗位受到各种因素制约, 数量比较少, 并且由于学生缺乏专业劳动技能, 社会对其勤工助学的认可度不高;三是勤工助学岗位与专业关联性不强, 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五) 对经济困难学生缺乏人文关怀。

大部分经济困难学生都来自经济和教育欠发达的地区, 很多学生都不愿意接受或面对贫困的现实, 加之学校对经济困难学生人文关怀的缺乏, 直接导致这些学生在生活中缺乏自信, 产生心理焦虑, 形成自卑和自我封闭等心理障碍, 在人际交往、沟通交流等方面尤为突出。

三、完善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新资助体系对策思考

(一) 建立科学合理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体系。

进一步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体系, 有助于加强资助工作的准确到位和规范操作, 将资助落到实处。因此, 从高校角度出发, 要建立年级、学院、学校三级认定, 结合学生家庭环境、家庭经济、日常消费水平、生活习惯、学习态度等方面的表现情况综合考虑, 核实学生申报的家庭经济困难认定证明材料, 确保家庭经济真正困难的学生能够获得资助。从地方角度出发, 规范地方基层组织家庭经济调查工作, 特别是应提高证明材料可信度, 应建立信息资料库, 同时实施责任追究制度。

(二) 挖掘社会资源, 拓宽勤工助学渠道。

开展勤工助学是学生用劳动获得自我解困、自我资助的重要方式, 是培养学生自强自立的有效措施, 也是学生社会实践的一项重要内容。首先, 校园内勤工助学, 高校应统筹安排, 设立专项经费, 安排一定量的用工岗位, 为学生提供劳务服务机会。其次, 校园外勤工助学, 高校应加强与社会、企业的广泛联系, 争取支持, 寻找一些适合大学生特点的知识型、智能型勤工助学岗位, 让学生有更多机会接触、了解社会。最后, 在勤工助学活动中加强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增加学生的社会经验。这一点可以从提供学生勤工助学的岗位上进行区分, 低年级的学生以劳务型、服务型的岗位为主要安排对象, 注重吃苦耐劳和自立自强的意识培养;高年级的学生以专业型号、技术型的岗位为主要安排对象, 注重专业知识运用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 从而有效开展勤工助学活动。

(三) 进一步加强学生诚信教育。

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摆脱经济困难, 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国家助学贷款的实质是一种信用贷款, 这种特性决定了其内在风险和预期收益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的诚信意识的高低。据《中国青年报》报道, 某市法院从2007年底至今已经收到100多名大学毕业生因不还助学贷款被起诉的案例, 多数学生是缺乏诚信意识或还款态度消极, 由此引发了社会对大学生的诚信展开的热烈讨论。因此, 高校要进一步加强学生诚信教育, 帮助学生认识诚信的传统美德, 引导学生树立诚信意识, 同时, 建立学生诚信档案, 督促学生如期还款, 对弄虚作假的学生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

(四) 引导学生成为公益活动的倡导者。

奖助学金的意义在于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在解决生活困难问题、顺利完成学业的同时, 激励他们奋发学习、努力成才。但在新资助体系中,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很容易获得上千元的资助, 这使部分学生错误地认为得到资助是一种权利, 是理所当然的事, 没有想过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生活状况, 没有树立应该努力学习将来回报社会的心态[4]。因此, 在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经济资助的同时, 我们要培养学生的感恩情怀, 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是在他人的关爱下成长, 有责任和义务将关爱传递, 要引导其发展成公益活动的倡导者, 用自己的行动来感恩社会、回报社会。

(五) 开展经济困难生心理健康教育, 使“精神资助”与“物质资助”并举。

家庭经济困难生由于特殊的家庭环境和生活条件, 容易产生自卑、焦虑、紧张、封闭, 并长期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 我们在给予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物质资助的同时, 应加强精神资助, 只有将两者结合, 才能最大地减轻经济困难生的压力, 提高经济困难生求助工作的效率。主要通过以下途径:首先, 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贫困。帮助他们意识到困难只是暂时的, 贫困的环境可以历练一个人的自强不息的意志品质, 鼓励他们在困难面前不低头、不畏缩、不自卑, 积极进取。其次, 要引导学生正确对待自己。要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自我, 找准社会位置, 增强自我调整能力, 加强学生的自尊、自立、自强的信念教育, 培养他们养成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生活的信心和决心。最后, 要做好心理健康教育。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采取点面结合, 组织心理咨询专家对他们的生活、学习和心理发展进行具体指导, 通过团体咨询、集体辅导、专题讲座、典型案例教育、网上咨询等途径, 培养学生健康的心态, 提高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

(六) 大力推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经济困难生资助体系建设。

在新资助体系中, 国家、政府和高校的资金投入几乎占据了全部, 社会资助比例很小。从社会学角度出发, 投资教育, 最大的受益者是社会, 因此, 国家应积极探索以政府为主, 社会各方面共同参与的资助经费的运行机制。高校要主动发挥校友会的作用, 争取多渠道筹集资助基金, 积极联系企事业单位设立奖助学金, 充分运用媒体的宣传作用, 积极报道资助先进事迹, 将捐资助学传统美德发扬光大, 在全社会范围内激起捐资助学的潮流, 大力推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到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体系中[5]。

摘要：党和国家十分关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工作, 2007年积极采取措施, 加大资助力度, 实施新资助体系, 改进经济困难学生状况。本文针对新资助体系, 客观地分析其不足之处, 提出建立科学认定体系、拓宽勤工助学渠道、加强诚信教育、公益行动引导、精神鼓励与物质资助并举等对策。

关键词：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新资助体系,现状问题,对策

参考文献

[1]沈百福.从“两会”代表关注学费谈起[N].学习时报, 2007, (03) .

[2]郭扶庚, 王庆环.贫困生新资助政策体系确立, 500亿助学前所未有[OL].2007.7.3.http://edu.qq.com/a/20070703/000044.htm

[3]鞠庭英.我国高校贫困生资助体惜问题及对策研究[J].理论与改革, 2006, (04) :113-115.

[4]吴科启, 白青.高校学生资助工作初探[J].当代教育论坛, 2008, (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