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国家的UFO研究

2024-07-31

欧美国家的UFO研究(通用7篇)

欧美国家的UFO研究 篇1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外资企业的进入对我国经济产生了深远和积极的影响。外资企业一方面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财政收入增加, 推动了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 增加就业总量;同时还推动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 提升我国产业技术水平, 尤其是我国制造业领域。

一、我国加班政策现状

我国在吸收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特别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投资的同时, 借鉴了他们先进的管理方式和模式。完善了我国企业现代化升级并加快了我国企业的品牌效应, 从而健全了我国企业公司法的制度和管理流程, 使得我国的经济总量居于世界第二位。

目前, 我国是“世界工厂”, 众多外资企业加工厂落户中国。外资企业订单数量逐步增加, 尤其是电子行业, 订单数量大、周期短、订单时间集中, 同时行业竞争日趋激烈, 产品交货期的及时性往往是企业取得更多订单的决定性要素。一方面, 企业迫切地希望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 但同时外资企业相对而言比较守法, 许多外资企业的母公司要求在我国的子公司严格遵守目前我国《劳动法》的规定:即工人每月加班时间不得超过36小时。外资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所有企业都是以盈利为第一目标, 36小时的上限规定导致企业要么完成不了订单, 要么必须花费更多的人力成本去完成订单, 一旦完不成生产任务和客户订单, 就会导致企业的销售额和利润的下降, 从而对国家的税收贡献减少。因此, 巨大的订单压力和有限的加班时间, 是完成客户订单及获取更多市场份额的瓶颈, 这是目前外资企业面临的严峻的现实问题。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 走向高收入的必然选择之一就是要适当缩短工作时间, 反过来说工作时间的缩短从侧面也能反映一个国家收入的增加。劳动经济学者一直在研究劳动者在工作与闲暇之间是如何选择的。作为劳动者, 每个人都希望在工作与休息之间调配好时间, 然而中国目前的现状是大多数人还是不能找到二者的平衡点。国际经验及数据表明, 一个国家的居民收入水平不高或相对较低时, 大多数劳动者还是愿意选择增加劳动时间从而增加收入, 这也是形势所迫。但是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 达到某一水平时, 劳动者就会更希望选择休息时间。工作时间长是大部分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特征之一,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 这个特征尤为明显。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 工作时间长往往会跟“剥削”、“压迫”等词语联系起来。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 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减少。但是在中国, 虽然我们是经济大国, 经济发展迅速, 时间的价值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 但工作时间并没有减少, 加班现象普遍, 劳动者工作过度的现象并没有得到好转。

二、我国加班政策出现的问题

纵观我国劳动法的发展历程。从1956年第一次起草《劳动法》开始, 1979年第二次起草, 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第三次起草, 我国一直实行6天工作制;1994年3月, 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 我国试行“隔周五天工作制”。当时外企和民营企业的数量比较少, 中国也没有“世界工厂”的美称;1994年7月5日经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1995年1月1日起施行, 标志中国劳动法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中国劳动法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以来, 到现在有20年的时间, 中国劳动法制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形成了以《劳动法》法典为核心, 附带多个配套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完整的劳动法律体系。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中, 《劳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 劳动者每月加班不得超过36小时。

这条规定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 由于各行业的特性, 特别是电子行业订单相对集中、交货期短的特点, 而法律对加班时间的强制规定, 导致很多企业在遵守法规的同时失去很多订单, 或者很多企业出现不得不超出国家规定的36小时加班工时的现象。出现这样的情况有悖于《劳动法》立法指导思想第2条的原则, 说明我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劳动法的修订上存在着很大差距, 因此中国劳动法的未来之路还需要一步一步去发展和探索,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市场经济机制与我国经济制度相吻合的人性化的劳动法法律机制。

三、我国加班政策与欧美接轨的探索

结合《劳动法》立法指导思想第4条原则, 放眼全球化, 发达国家的加班制度则更为灵活。参考欧美国家的电子行业公民联盟 (简称EICC) , 该联盟制定了相当严格的一整套行业标准, 用以确保电子行业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工人获得尊重和尊严, 并且企业在经营中承担环保责任并遵守道德规范。EICC规定每月加班时间不允许超过80小时, 目前许多中国企业都通过了EICC审核, 却因无法符合我国劳动法工作时间的要求而面临失去欧美市场的情况。欧美企业要求供应商必须符合当地的法律法规, 而我国的劳动法规定每月加班小时不允许超过36小时, 一些国外企业认为我国供应商严重超过36小时加班规定, 不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 因此很多企业迁移到东南亚各国, 导致我国实体工业的空洞化。事实上, 我国工人的工资水平是比较低的, 工人也希望通过加班来增加收入, 36小时的加班限制也造成了工人的大量流失。

结合《劳动法》的立法指导思想第4条原则, 本文认为我国《劳动法》对每月加班时间的规定完全可灵活一些, 同时可以参考欧美国家的电子行业公民联盟 (英文简称EICC) , 制定符合我国电子行业的行业标准, 以便更好地促进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如把企业的加班时间放宽至和EICC相同的水平, 即每月加班不超过80小时, 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加企业一线员工的收入, 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同时加速了企业设备的折旧年限, 促进企业的良性发展, 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的企业从世界市场的份额中分得更多的蛋糕, 保持中国在世界上的“世界工厂”的美誉。

四、结语

《劳动法》最高层次的目的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一目的也是我国市场经济立法的一个总目标。《劳动法》坚持这一最高理念, 一定能够进一步促进我国劳动及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提高社会生产力, 更好地维护劳动者的基本权利。相信在未来的路上, 我们的劳动法可以变得更加成熟和完善, 构建以人为本、具有中国特色并符合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劳动法体系。

参考文献

[1]刘庆玉.《劳动合同法》对就业的影响分析——基于加班时间的视角[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5, 10

[2]赖德胜, 孟大虎, 王琦.我国劳动者工作时间特征与政策选择[J].中国劳动, 2015, 2

[3]李坦.我国劳动力成本上涨对外资制造业的影响及政策建议[J].经济师, 2015, 9

欧美日韩的国家公关 篇2

>政府主导各方参与

发达国家由于开展国家形象公关较早, 因此形成了相对完备的运行机制。总体上, “政府主导、各方协调、民间呼应”是他们的共性。但各国在具体操作手法上又有不同, 有些国家是政府主导并且直接参与, 有些国家则是由民间团体出面, 政府只是起协调和指导作用。

韩国的国家形象公关是由政府主导并直接参与实施。2002年世界杯以后, 为了进行更系统、更有效的国家形象公关, 韩国政府成立了国家形象委员会, 由总理直接负责, 委员由财政经济、教育人力资源、外交通商、行政、产业资源、文化观光等部门长官组成。此外, 还有学术、媒体和文化等方面的10名民间委员参与。委员会还设立了专门的实务委员会负责具体事务的实施。

日本的国家形象公关中政府虽然处于主导地位, 但政府主要负责制定政策、监督、引导和资金支持等, 具体实践活动则由半官方组织或民间机构负责实施。日本国家公关由外务省统筹协调。外务省负责制定基本的公共外交政策, 通过政策倾斜和专项资助引导国际交流基金会、日本海外青年协会、经团联、日本观光振兴会等半官半民的机构, 以及涉外企业、志愿者等, 多层次、多领域、多角度地进行形象公关。

2 0 0 7年5月3 0日, 由中国浙江师范大学与乌克兰卢甘斯克师范大学合作共建的孔子学院在卢甘斯克师范大学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在乌克兰开办的首家孔子学院。图片>C F P提供

此外, 日本政府十分重视非政府组织和民间机构的作用, 日本各地具有文化交流功能的民间机构非常活跃。

>打造国际性媒体

尽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国家公关已经超出大众媒体的范畴, 具有多介质、多渠道的特点。但不可否认的是, 迄今为止, 媒体仍然是国家公关的主要渠道。

目前, 西方国家的媒体巨头, 尤其是美国的主流媒体, 占据着全球舆论的制高点, 向全世界提供美国式的思维方法和观点, 是各国国家形象的主要塑造者。为了打破这种垄断, 一些国家把加强国际传播作为国家公关战略的核心, 不惜投入重金打造国际一流媒体, 争夺国际话语权。

2005年12月10日, 由俄罗斯政府斥资设立的“今日俄罗斯”英语电视台正式开播。其主要创办者是颇具实力的俄罗斯新闻社, 而且获得了克里姆林宫的直接支持, 目标是要成为俄罗斯的CNN和BBC。该电视台拥有几千万美元预算资金和数百名新闻工作者, 向北美、欧洲、亚洲和非洲用英语24小时滚动播报新闻, 向英语国家传播俄罗斯的声音。

2006年12月6日, 在法国政府支持下创办的法国首个全天候播报国际新闻的电视台“法国24小时”也正式开播。这是全球第一个同时用法英双语播报时事新闻的电视台, 旨在向全世界传达法国的世界观和对文化多样性的重视, 并与C N N、BBC展开竞争。时任法国总统的希拉克在接受“法国24小时”的访问时表示:“一个像法国这样的大国应当拥有自己对于世界的观点, 并且把这种观点传播出去。”

日本领导人曾经抱怨本国没有吸引足够的国际关注。2006年, 时任外务大臣的麻生太郎呼吁日本开设英语国际频道, 在“向海外推广日本文化方面更加积极”。2009年2月2日起,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 (NHK) 正式推出面向海外观众24小时播出的英文电视频道。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表示, 建立这个英文频道, 是为了让全世界更好地了解日本。

>本国文化和语言推广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 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的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内容。许多国家为了抵御美国文化霸权的渗透和侵袭, 无不从战略层面推广本国的语言文化,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为了在世界传播法兰西的文化价值观, 法国大力开展文化外交, 在近百个国家建立了150多个文化中心, 以此为基地来推行法语和法国文化。法国领导人曾多次表示, 文化往往能够起到政治、经济手段难以达到的作用, 法国因此采取了多种措施应对外来文化的侵入。1996年起生效的一项法律要求全法国1300多家电台在每天早6时30分至晚10时30分之间的音乐节目必须播送40%的法语歌曲;各电视台每年播放法语电影不得少于40%, 违者处以罚款, 并用于资助民族文化。

为增强国家软实力, 近年来俄罗斯政府也下大力气支持俄语推广和俄罗斯文化研究。2007年夏, 普京下令成立了“俄罗斯世界基金会”, 该基金会由俄罗斯外交部和教育科技部直接管理, 专门从事保护和推广俄罗斯语言文化工作, 在境内外建立俄罗斯语言和文化中心, 提供俄语书籍和影像资料, 资助和俄罗斯语言文化有关的海外教学研究项目。基金会将俄语看作打造国家软实力的工具, 传播俄罗斯价值观。

英国也非常注重文化产业, 尤其是对创意产业的发展更为重视, 目的是为了改变在世人心目中的老朽没落帝国的旧形象, 重塑其在发达世界的核心竞争力和时代强者的新形象。为此, 英国还专门进行了以“创意英国”为主题的形象传播活动。

2003年4月至2004年1月, “创意英国”在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四大城市举行。由英国文化协会和英国驻华使馆主办, 由当时的首相布莱尔亲自充当形象大使。活动耗资400多万英镑、堪称英国政府有史以来在海外组织的最大规模的国家公关活动。主旨是将现代英国在各个层面的创新成果以及现代英国人的革新意识与创造精神全面展现给中国人民。

此外, 韩国的国际交流财团、日本的国际交流基金会、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也都在从事类似的工作。

>国际活动塑造国家形象

从国家公关的角度来说, 文化、体育、国际会议等重大国际活动是形象传播的绝佳平台。一方面重大国际活动本身就能很好地展示主办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形象;另一方面, 此类活动往往能够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而成为重大媒介事件, 从而吸引全世界的目光。因此, 国际活动成为各国公关传播的必选项目。

日本利用奥运会和世博会实现了日本形象的“异军突起”。1964年东京奥运会是日本二战后首次举办的国际性综合体育赛事, 日本各界利用此次奥运会多角度进行国家形象公关, 向世界展示了一个高效、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形象。此后, 日本又成功举办大阪、冲绳、筑波和爱知四次世博会, 与韩国合办世界杯足球赛, 频频成为全球关注焦点, 向世界全方位地展现和巩固了日本的良好形象。

另一个相似案例是韩国通过举办奥运会和足球世界杯实现了国家形象的“成功转型”。1988年首尔奥运会举办之前, 韩国在世界的形象还是个比较封闭的以农耕文化为主的半岛国家, 人们总会把韩国与朝鲜战争、国土分裂、军政府独裁、示威游行、劳资对抗激烈、国民性格内向且倔强等一些比较负面的特征联系起来。事实上, 韩国经过数十年的经济发展已经取得非凡成就, 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为了扭转这一认知, 韩国进行了全国性的动员和精心的准备, 举全国之力保证了首尔奥运会的圆满成功。通过奥运会, 韩国给世界留下的印象是整洁的城市、清新的环境、井然的社会秩序和谦虚、热情、彬彬有礼的韩国人的精神风貌。从而让世界重新认识了韩国, 全面提升了韩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

2002年韩日世界杯足球赛的成功举办则是韩国利用重大国际活动提升国家形象的升华之举。世界杯大大提高了韩国国家形象, 挽回了金融危机时受损的形象, 恢复了国际信任度, 提高了信用等级, 并大大增强了国民的自信心。在世界杯赛举行期间, 韩国通过周密的准备和各种公关活动, 成功展现了“活力韩国”、“IT强国”、“文化韩国”、“文明国民”的形象, 为提高韩国整体国家形象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欧美国家的公民教育价值观 篇3

近几年, 欧美国家多个城市的街头, 似乎都看到愤怒年轻人的身影。他们带着自己所捍卫的坚持, 走上街头示威、抗议, 令有关当局头痛不己。2012年, 英国伦敦发生的滋事暴动也在中部的伯明翰上演, 英国伯明翰大学教育学院主任詹姆斯·阿瑟教授住在伯明翰郊区, 看着电视新闻播映市中心遭毁坏的画面不禁感到震惊。

据他的分析, 这次的犯事者主要是社会底层的白人和黑人, 而他们肆意妄为的举动恰恰反映了社会缺乏公民意识和参与感。在阿瑟教授看来, 由于英国的公民教育助长了“权利文化”的风气, “人权重于一切”被当成是主流;然而, 良好的公民教育不但要引导学生认识正确的道德价值观, 更重要的是建立学生对社群的联系和参与感。

詹姆斯·阿瑟教授日前受新加坡主办单位邀请, 为“面向教师的品格与公民教育研讨会”主讲嘉宾之一员, 对英国的“权利文化”进一步解说。

“公民教育过于政治化的缺点是, 政治本身是很抽象的概念, 学生会因此觉得课程和他们距离很遥远。不过, 也不能在公民教育中完全忽略这一块。学生必须了解他们在社会的地位, 尤其在民主制度中, 这更是促进国家进步的关键。”

对此, 他幽默地比喻说, 学校不应该被看作是为年轻人而设的“专属俱乐部”, 而是成为社区里的一部分。学校和社区应该制造更多机会让孩子和社群交流, 尤其是让学生多接触老年人, 学会敬老尊贤、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

那么, 向学生灌输公民教育与道德品行, 父母或老师, 谁的责任较重?

阿瑟教授说:“老师是政府的雇员, 如果道德教育完全由公务员掌控, 这对整个社会和孩子的教育会有不良的效果。当然, 教师在育人事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他们应该是家长的辅助, 而不能完全代替父母。政府必须不断向国民强调这点。”

他强调, 父母是孩子领略价值观和道德的最佳榜样, 父母应切记别将这份责任推卸给教师。“在英国, 对年轻人展开的道德认知研究显示, 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力最大, 接着是朋友、父亲和兄弟姐妹。”

虽然绝大部分的人都不否认品德教育的重要性, 但部分家长、甚至是学校在面对现实的压力时, 会务实地以孩子能否考取优异成绩为教育的终极目标。

对于这样的观念, 阿瑟教授指出:“这才不务实。”他解释, 作为社会的一分子, 孩子进入职场的最大考验是能否通过待人处事之道、和别人合作、有效沟通、融入团体的一部分。成绩虽然是雇主考虑的重要环节, 但不是最关键的。

“如果只是单凭成绩录取适合的人选, 那企业根本无需进行面试。我们可以按学生的成绩把他们分配为医生、律师、老师等等。遴选雇员为何要经过面试阶段就是要觉察各人的性格特征和人生态度。一个人的品行是他最大的优势。”

2001年, 只有5岁的加拿大小女孩汉娜泰勒,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第一次见到露宿街头的流浪汉在垃圾堆中寻食。这个画面在她脑海中久久无法散去, 也令她产生许多疑问。

过了一年, 她仍然无法对露宿者面对的窘境释怀, 她的母亲只好对她说:“如果你尝试做一些事, 或许心里就不会这么难受了。”

母亲的鼓励启发了汉娜。她和幼儿园的级任老师商量应该如何帮助这些无家可归的人。结果, 她们一同策划了糕点和手工艺品义卖筹款活动。汉娜觉得这还不够, 过后她还萌发了请企业老板吃饭说服他们为公益活动作出贡献的点子。这个看似只能在电影才会发生的情节竟然成真———汉娜至今已经在多个加拿大城市举行了无数的 “ 大老板午餐会” (Big Boss Lunches) 。

8岁那年, 汉娜创办了以协助流浪和贫困者为目标的“甲虫基金会”。10年过去, 该基金会为加拿大的相关慈善机构筹得约300万加拿大元, 汉娜也时常受邀到国内和美国的学校做巡回演讲。

汉娜不久前受邀出席“面向教师的品格与公民教育研讨会”, 并向与会者分享其助人经历。之后, 在接受当地媒体访问时, 当被询及她当年凭什么力量说服现实的成年人使梦想成真, 她多次谦虚地表示, 自己和其他同龄人没有什么分别, 只是较早发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但更重要的一点是, 她有一对愿意聆听并支持她圆梦的父母。

“我的父母亲从来不觉得年龄是成功的关键, 所以当年我‘突发奇想’时, 他们并没有敷衍我, 反而很支持我。我觉得家长在孩子生命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聆听者'角色。如果孩子对一件事情非常有热忱, 家长是最好的引导和支持者。”

欧美国家电子商务飞速发展的因素 篇4

★欧美国家拥有电脑的家庭, 企业众多, 网民人数占总人口的2/3以上, 尤其是青少年, 几乎都是网民, 优裕的经济条件和庞大的网民群体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欧美国家普遍实行信用卡消费制度, 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信用保障体系, 这为电子商务的网上支付问题解决了出路。细致说来, 欧美国家的信用保证业务已开展有80年的时间。在欧美国家, 人们可自由流动, 不用像中国一样受户口的限制, 为方便生活起居, 每个人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 不能伪造并伴随终生的信用代码, 持此信用卡进行消费, 发卡银行允许持卡人大额度透支, 但持卡人需在规定时间内将所借款项归还, 如果某企业或个人恶意透支后不还款, 那也就意识着以后他无论走到何地, 他的信用记录上都会有此污点, 不论他想贷款买房, 购车或办公司, 银行都不会贷款给他, 这在贷款成风的西方世界是极其可怕的!因此, 西方人普遍将信用看作自己的第二生命, 谁也不愿意贪小利失大义, 当在网上购物时, 他们会在点击物品直接输入密码, 将信用卡中的电子货币划拨到网站上, 商务网站在确认款到后, 立即组织送货上门。

欧美国家的UFO研究 篇5

一、粮食政策的目标

发达国家由于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雄厚的财政实力, 目前他们的粮食生产普遍处于一种供大于求的状态, 所以他们的粮食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利用价格支持调整粮食生产, 刺激对外出口, 控制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扩大消费, 以缓和国内的粮食过剩危机;同时又采取多种途径增加农场主的收入。如美国、欧盟、加拿大等, 尤其以美国最具代表性。而发达国家日本受其国内自然资源的制约以及相对的人口过多, 不太可能出现粮食过剩的危机, 所以他们的政策目标主要是依靠国家补贴, 以保证粮食产量的稳定和增加农民收入。笔者以为就这一点而言, 中国的粮食政策目标和日本的粮食政策目标更接近。

二、粮食价格政策

1. 美国。

美国的粮食价格政策主要包括: (1) 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其中最为重要的举措就是抵押贷款率和无追索贷款, 即每年粮食收获前由政府公布当年抵押贷款率, 也即最低价格收购水平, 农民可用粮食做抵押向政府申请为期9个月的贷款。如果市价低于此最低价格时, 农民可以用做抵押的粮食来偿还这笔贷款;市价高于此水平时, 农民可从政府手中把粮食赎回并在市场上出售。 (2) 目标价格政策。每年政府根据某种粮食生产成本再加上合理收入来制定目标价格。农民可自愿决定是否参加目标价格计划。当市价低于目标价时, 政府对参加目标价格计划的农民, 按目标价格收购粮食;当市价高于目标价时, 则抛出粮食, 以平抑市场物价。

2. 欧盟。

它的粮食价格政策主要有: (1) 干预价格政策。干预价格也是一种最低保护价, 当市价低于干预价格时, 政府的专门机构便有义务按干预价格实行保护性收购。 (2) “门槛价格”政策和出口补贴政策。所谓“门槛价格”是指欧盟以外第三国的粮食在进入欧盟各国时的最低限价。如果进口价低于此价就对其征收“撇油差价” (即门槛价格) , 使其基本上和欧盟粮食价格持平, 从而达到保护欧盟内部市场的目的。欧盟各国对出口粮食进行出口补贴, 补贴额等于国际市场价格和欧盟粮食价格差额。这极大地促进了欧盟国家粮食出口, 使之渐渐成为世界第二大粮食出口基地。 (3) 目标价格政策。欧盟各国采取的目标价格政策与美国目标价格政策相似, 每年由欧盟各国协商当年的粮食目标价格。如果市价低于此价格时, 政府对农户进行补贴;市价高于此价格时, 政府抛售粮食以平抑物价。

三、粮食补贴政策

粮食的各种价格支持政策, 实质上是通过流通环节对生产者予以的补贴, 以达到保护生产者的目的, 所以我们又可把它称为间接补贴。不过随着发达国家的粮食生产过剩和国际贸易谈判要求开放粮食市场的压力, 很多国家逐步将以价格支持为主的间接补贴该为直接补贴。下面我们就考察一下发达国家从生产环节发放给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

1. 美国。

美国的直接补贴主要包括: (1) 生产灵活性合同补贴。是指生产者无论生产什么, 其所享受到的这种补贴都不受影响, 因此具有充分的生产决策灵活性。 (2) 土地休耕保护计划补贴。这是一个集调控粮食产量与保护土地资源为一体的计划, 它的目的是减少水土流失, 增加鱼类和动物的栖息地, 改善水体质量, 保护土壤, 改善农村景观。进入计划的土地, 一是要休耕, 退出粮食种植;二是要采取植被绿化措施。 (3) 农业灾害补贴。它主要分为两类:一是灾害救济政策。它是根据每年的自然灾害发生后的情况确定的, 属于一事一议性质的。二是特大灾害保险政策。农民只需对每种作物缴纳60美元的手续费, 就可以参加。这类保险只适用于实际产量低于正常产量的50%的情况。

2. 欧盟。

欧盟的直接补贴主要包括: (1) 按种植面积补贴。为了部分地弥补价格降低对收入的影响, 农民按照面积和产量获得政策直接补贴。 (2) 休耕补贴。它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面积补贴中涉及到的每年同面积补贴一起申报, 作为享受面积补贴的前提条件, 大农场必须休耕10%, 大小农场均可自由休耕。另一种是多年性休耕。至少休耕十年以上。 (3) 环境保护补贴。对于在农业生产中采取一定的方式, 使得生产对环境的影响朝着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方向发展, 则通过给予一定的补贴予以鼓励。它的基本原则是:自愿参加, 至少五年, 遵守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

四、粮食进出口政策

1. 美国。

在进口方面, 美国通过确定较低的国内价格以降低国内市场对外国粮食的吸引力, 同时对奶制品、牛肉规定进口限额等苛刻的进口标准;在出口方面, 则主要是通过制定长期协定、加工再出口计划促进粮食产品的出口。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在粮食的深加工产品中, 玉米所占的比例最大, 接近40%, 其次是小麦、大豆, 其余的粮食品种出口不到10%。而在农业协议正式生效后, 美国的粮食进出口政策便会由“价格支持”转移到以“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政策上来。美国是世界主要粮食生产大国, 国内谷物产量过剩, 出口粮食是美国维持、提高国内粮食价格、保证农场主尤其是大型农场主收入的主要手段之一。

2. 欧盟。

欧盟是美国在世界粮食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 是GATT、WTO农业谈判的主角之一。在境内农产品价格下降时, 政府收购, 并通过对过剩农产品内外价差进行补贴, 将过剩农产品出口。欧盟在20世纪70年代还是农产品与粮食进口地区, 20世纪80年代中期, 欧盟实现了粮食自给并通过补贴出口大量食品。

五、欧美发达国家粮食扶持政策对中国的借鉴与启示

1. 充分使用绿箱政策, 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有效保护。

在WTO规则下, 总结和完善“绿箱”、“蓝箱”等各项政策措施, 使之相互结合、相互补充, 保证粮民有较高的种粮收益和比较效益。要调整粮食国内支持措施, 选择切合实际的粮食支持政策。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对农业的保护率很低, 多年来中国对粮食的保护率都是负值。而且在目前有限的支持政策中, 价格支持又占了很大的比例。根据中国加入WTO的承诺, 中国在农业支持上的所有政府支出要确保符合WTO有关绿箱的政策规定, 而且新一轮农业谈判框架协议把微量允许也纳入了削减范围, 这就要求中国必须改革现有的价格支持措施, 逐步将价格补贴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并把收入支持政策的重点放在间接收入支持上, 即通过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业科研和推广等措施来提高农业的生产能力和竞争能力。

2. 各种粮食扶持政策并举, 建立和完善粮食扶持政策体系。

(1) 就粮食价格政策而言, 应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粮食保护价的确定要合理。参照美国的做法, 中国在制定保护价时应根据当年的实际情况作一测算, 并对比国际国内市场价格, 再确定当年的保护价, 此价格既要补偿粮食的生产成本, 又要保证粮农有合理收益。二是要重点保护优质粮食品种。随着经济的发展, 收入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改变, 人们对优质的粮食品种的需求会不断增加, 政府可以通过拉大优质品种和普通品种之间的差价, 来适应这一消费趋势。 (2) 完善粮食补贴政策和进出口政策。笔者认为, 中国的粮食补贴可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对粮食主产区的补贴主要可参照发达国家的做法, 如根据种植面积补贴, 或进行休耕补贴等;二是对非粮食主产区的补贴则可参照印度的做法, 主要加大对投入品的补贴。粮食进出口政策可采取以下一些措施:一是努力使世界粮食市场成为买方市场, 这样可以减少粮食进口的风险;二是粮食进口量应当足够大, 因为在买方市场条件下, 世界粮价将受到主要进口国进口行为的影响, 而当中国在世界粮食市场上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时, 中国的粮食安全就将进一步得到加强;三是实现贸易伙伴的多元化。

参考文献

[1]周梅.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经济学分析[J].中国粮食经济, 2007, (9) .

[2]帅传敏, 刘松.中外粮食政策的比较与启示[J].农业经济, 2005, (9) .

[3]张昌彩.国外粮食储备管理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经济研究参考, 2004, (24) .

[4]毛惠忠.新阶段中国粮食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5.

[5]魏君英, 何蒲明.对中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几点思考[J].粮食经济研究, 2005 (6) .

[6]庞东梅.粮价上涨考验中国粮食储备[N].金融时报, 2008-04-28.

[7]陈明星.优化粮食生产扶持政策组合[J].中国发展观察, 2008, (1) .

欧美国家的UFO研究 篇6

一.欧洲典型国家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简析

近年来, 欧洲各国普遍出现医疗费用快速上涨的现象, 在欧债危机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退的背景下, 无疑会加大政府的财政负担。因此, 德国、法国、西班牙、荷兰、比利时、瑞士等欧洲发达国家对其本国的医疗保险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包括采取政府干预、控制成本、限制药品价格、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患者自付比例等具体措施。在此, 笔者简析欧洲典型国家的医疗保险制度, 以以德国和英国为实例。

(一) 德国的医疗保险制度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 并且始终坚持推行强制性的社会医疗保险模式。目前, 德国的医疗保险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私人医疗保险和法定医疗保险。私人医疗保险的对象是公共服务行业中享受政府医疗补贴的就业者 (主要包括军人、政府公务员、司法人员等) 以及月税前收入高于法定义务标准的雇员。法定医疗保险的对象是月收入低于法定义务标准的雇员、失业人员、义务兵、退休人员、无固定收入的雇员及配偶子女、农民及大学生等社会群体。其医保制度以社会健康保险为主、辅之以商业保险, 据统计, 德国整个健康保险制度为其99.8%的人口提供了医疗保障。

德国的医疗保险制度是一种统一制度, 分散管理, 鼓励竞争的管理体制。其卫生管理体制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是由联邦政府的卫生部负责全国医疗卫生管理;其二是各个地方州的卫生部门负责各地的医院建设、药品招标和监督管理;其三是地方州一下政府级别共成立500个个卫生局负责公共的医疗问题。

(二) 英国的医疗保险制度

国家保健服务制是英国医疗保险制度的基本特征, 它的建立依据是1946年的国民医疗保健服务法, 并于1948年开始实行全民医疗。英国的相关法律规定, 凡居住在英国的人, 不需要取得保险资格就可以享受各种医疗保健服务, 所有费用均由政府承担。英国医疗体系开始是全民免费的, 后来为了节约开支和减少浪费, 就规定每位病人取药时要交处方费, 即便如此, 大部分医药费用仍由政府财政提供。

在英国, 国家财政预算在卫生保健方面的投入占卫生经费的90%以上。卫生保健的管理是以社区保健作为基础和重点并由政府控制医疗卫生资源的投入及分配。其医保机构分为三级:中央卫生与社会保障部、大区和小区, 其卫生管理区域与行政区划并非完全一致, 而是依据各地区的地理特点、经济水平及卫生服务基础情况。

二.美国的医疗保险制度简析

美国的医疗保障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社会医疗保险由政府承办, 包括医疗救助制度和医疗照顾制度。商业医疗保险则主要由商业保险公司承办, 以营利为目的, 并投保人自愿选择保险项目, 并自愿交纳相应的医疗保险费, 因此也叫自愿保险。在美国没有全面的国家疾病保险制度, 74%的私营企业雇员和80%以上的国家公务员都没有受到社会医疗保险的保护, 而是参加商业医疗保险制度。其特征主要表现为: (1) 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签订合同, 规定好各自需要履行的权利和义务。 (2) 商业保险由参保人自愿投保, 共同分担由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3) 保险机构根据社会的不同需求开展业务。美国这种商业保险的优点是:参保自由, 灵活多样。有钱买高档的, 没钱买低档的, 适合多层次需求。而美国政府医疗保险体系的受益人数不足五分之一, 只有7500万人左右, 其覆盖人群比较有限, 因此政府的财政经济负担很轻。

三.欧美国家医疗保险制度借鉴与启示

每个国家的医疗保险制度都是根据其国情而逐步确立起来的, 并且各有其优缺点。尤其是以德国、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发达国家, 其医疗保险制度建立时间较早, 发展改革时间较长, 都大幅提高了其区民整体素质。因此, 吸收欧美国家医疗保险制度成功方面, 借以推进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具有现实意义。

(一) 加大对医疗保险资金征缴, 建立社会医疗救助制度

我国人口规模众多, 长期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我国老年人口不断增加, 因此, 由政府全额为居民医疗费用买单是不切实际的。如果鼓励支持社会资金参与是可以逐步解决全民医保问题的。笔者认为, 首先要善税收政策, 加大税收征缴的力度。税收征收部门要加强税收征管, 确保医疗费用, 并确保所有的所有制企业都要为其公司雇员缴纳足够的医疗保险资金。大力推进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改革要有步骤有次序的推进, 可以按照先经济发达地区, 再经济落后地区;先正规就业人群, 后非正规就业人群, 再次非就业人群;或者先城镇再农村的方式逐步推进。

借鉴欧美国家的做法, 提倡社会资本参与, 逐步健全和完善社会医疗救助制度。当前我国的医疗救助主要对象是特困人群, 而低收入人群覆盖面较低, 因此, 我国必须提倡多种医保筹资方式, 最终目标是建立由政府和其他多种社会力量, 由企业、慈善机构、个人和非政府组织等共同编制社会保障安全网。

(二) 扶持各类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

以美国、德国为代表的医疗保险制度可以看出, 其解决全民医保问题在很大程度是依赖商业保险的快速发展, 而当前我国的医保体系是以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为主导的, 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商业保险的作用。因此, 我国医保改革要大力发展商业医疗保险公司, 使得公共和私人健康保险计划交织在一起, 共同解决全民医保的巨额费用。笔者认为, 在推动和发展商业医疗保险上要从两方面着手:其一是从财政税收等政策方面扶持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其二是明确界定划分商业医疗保险的范围补充医疗保险交给商业医疗保险经营。

(三) 选择合适的医疗支付方式, 完善医疗保险法制建设

根据美国和德国的医疗改革经验和实践, 可以看出选择一个合适的医疗支付方式不仅能够比较有效的提升医疗服务的质量, 还能控制住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在这方面, 做的最好的就是美国的管理式医疗支付方式。管理式医疗支付方式的核心做法是采取包干给医疗服务供方的定额付费方式, 而不是传统的按服务项目收费方式。这样既建立了对医院、医务人员及其它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激励机制, 又有序的遵循了医疗卫生服务的内在规律和根本宗旨, 有利于从根本上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 使医疗保险更好的发挥其效果和实际意义。笔者认为, 这种支付方式值得我国借鉴。另外, 美国、德国和英国的医疗保险法制建设也值得我国借鉴。医疗保险立法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规范内容、支付政策、筹资机制和医疗服务利用的政策有失理性。笔者认为, 我国在现阶段的医保改革中应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险法制建设, 尤其要加大反欺诈法律的建设力度。

摘要:进入新世纪以来, 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了提高公民福利待遇和增进社会公平, 针对各自国家医疗保险制度所存在的弊端和问题, 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改革, 它不但促进了欧美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事业的快速发展, 还推动了整体国民素质的提升。本文总结回顾了这些国家具体措施和方法, 以期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有所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医疗救助,启示

参考文献

[1]秦尚谦, 张鹭鹭, 倪霏, 许苹.欧美等典型国家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借鉴.[J], 解放军医院管理杂志, 2009 (4) .

[2]邓大松, 赵奕钧.美国医疗保险模式对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的启示[J], 上海经济, 2013 (1) .

[3]徐宁, 汤小宾.德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及启示[J], 大视野, 2010 (11) .

[4]戚杨, 发达国家医疗保险制度的经验借鉴[J], 中国卫生经济, 2004.10.

欧美国家的UFO研究 篇7

Allen等(1999)从住房政策学习视角提出了分析住房制度环境、影响和政策的分析框架。住房福利体系作为基本的住房意识形态和文化制度,决定了国家的住房供应模式,并成为第二住宅产生的根源之一,影响了第二住宅的规模,还成为第二住宅政策的价值观方面判断的依据之一。集体主义支配的国家更倾向建设高密度有多套住宅的高楼,而个人主义占主导的国家倾向于建设低密度独栋住宅。前者则是低密度第二住宅广为流行的原因之一。第二住宅的规模和影响程度,则成为制定第二住宅政策的触发机制。具体的住房政策是综合考虑住房制度和第二住宅影响制定的。住房政策是住房政治和文化制度的产物,同时也塑造了住房政治和文化制度。

第二住宅的规模在欧美不同国家存在明显的差异。2003年芬兰大约1/6的家庭拥有休闲度假用途的第二住宅,1999年7%的加拿大家庭拥有休闲度假用途的第二住宅;丹麦520万人拥有22万套休闲度假用途的第二住宅(霍尔,佩奇,2007)。英国1996年持有非投资目的的第二住宅家庭占总家庭比例为3%,而瑞典1993年则为25%左右(Allen等,1999)。美国非投资目的第二住宅占总住宅比例大约为5%(Zhu Xiaodi,et.al,2001)。除了这些非商业自住目的的第二住宅之外,还有很多投资用途的第二住宅,用于转卖和出租。例如2006年英国住房调查表明持有多套住宅家庭占总家庭比例为5%。

随着第二住宅的规模加大,它对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逐渐加强。它不仅有正的影响,例如增加住宅消费和投资,促进就业和增加对地方产品的需求;还会有负的影响,例如本地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要可能无法在房价上涨的市场实现;社会结构和社区价值、社会文化传统发生了变化,尤其在郊区和农村,可能造成本地居民和外来二宅住户间的文化冲突,空间上出现居住隔离;季节性的交通拥挤和生活物品价格上涨,导致本地居民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下降。本地一宅居民和外来二宅住户在一些公共议题上也会有政治冲突,以及土地和其他资源的利用模式发生改变。第二住宅的影响因时因地而异,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影响有所不同。

因此,制定第二住宅政策首先必须分析住房政策所运行的制度环境及形成第二住宅的机制,然后分析政策的作用机制和制定解决问题的第二住房政策。

二、欧美国家的第二住宅政策

(一)住房制度环境是第二住宅产生的根源之一

根据Esping-Anderson(1990)的福利国家理论将国家分为几种类型:自由福利国家、保守的合作主义福利国家、社会民主福利国家。巴洛和邓肯(Barlow,Duncan,1994)对安德森的分类法提出了补充,认为还有第四种福利国家———初级福利国家。

这四类国家对住房福利、政府和市场的做法存在很大的不同(Barlow,Duncan,1994)。在自由福利国家,市场主导,住房是商品,政府干预最少,仅仅是作为市场失灵的补充,给少数无法从市场得到充足住房的人提供住房保障,同时对自有自住住房的住户(中产阶层及以上阶层)提供了大量的税收减免。在合作主义福利国家,政府和市场合作,对市场干预比较多,用公共住房政策来解决社会问题,但是它不会破坏社会分层,很多居民拥有第二住宅。在社会民主福利国家,政府管制下的市场,干预程度很高,公共租赁住房和合作社住房被看作和市场供应同等重要,政府尽力使所有人都得到合适数量、质量和价格的住房。在初级福利国家,政府对住房市场干预少,企业供应和家庭自建房比例高,政府供应的社会住房所占比例不高。

在自由福利国家类型中,欧洲国家以英国为代表。英国的住房意识形态是个人主义,文化信奉自由市场经济,以营利目的的企业开发和经营商品住房为主,主要是大量低密度、低高度和独栋的住宅,政府为低收入弱势群体提供住房保障,提供非盈利的社会公房。住房抵押贷款利息抵扣个人所得税政策鼓励自有产权住房,而不是租赁,这导致了自有住房需求增加,房价畸高;因为没有瑞典成本分享的国民住宅模式,个人住房负担成本很高,并且所有的住宅都征收市政税。这样仅仅是少数富人才有能力购置第二住宅,结果是专门的第二住宅开发风险很大,而第二住宅拥有的比例较低。英国政府认为第二住宅是少数富人反社会的过度住房需求。

瑞典是由社会民主党管理的社会民主福利国家。瑞典的住房意识形态是集体主义,受德国文化的影响,信奉社会市场经济,政府不鼓励盈利目的的住房市场行为,而是政府参与和维护住房市场运转,城市建设了大量高密度多套住宅的建筑,同时在社区层面配备了必需的基础设施和服务,提供低租金的社会住宅和非盈利目的的合作社住宅,以及盈利目的的商品房销售和租赁,实地所有人特别是弱势群体也能得到充足的住房福利。在这种情况下,住房所有权比例较低。20世纪60年代,瑞典进城的农村移民能够支付城市低价格的居住权公有或者合作社住宅,并能够保留乡村的住宅。农村的人口迁出留下了大量的空置和废弃住宅进入了第二住宅市场,很多居住在高密度和低租金成本住宅的居民开始受到乡村低密度环境和优美自然风光的吸引,热衷于在乡村拥有第二住宅。这逐渐成为了一种休闲文化和时尚,平时在城市高密度住宅居住和工作,周末在农村低密度住宅度过。所有阶层都热衷拥有第二住宅,25%的家庭拥有第二住宅,还有另外25%的家庭可以利用第二住宅(Kemeny,1992)。政府认同居民拥有第二住宅休闲度假的权利。

(二)第二住宅的影响程度是制定第二住宅政策的依据

早期英国为了鼓励人们利用空置的乡村住宅,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给空闲住房业主提供住房改善补贴。随着剩余住房存量少,规划管制严格,住房供给弹性小,市场失灵问题突出,社会不公平和不平等问题严重,因此,管理力度加大。英国政府认为是少数富人反社会的第二住宅的过度需求导致了住房问题,因此提出限制需求和增加社会住房供应。英国于1974年修改了住房法和财政法,取消了第二住宅所有者获得住房改善补贴,及第二住宅按揭贷款利息抵扣应税所得减免税收,征收标准购置税,加成征收市政税,说服金融企业减少第二住宅贷款,对外来人口实施房产许可和构建次级住房子市场,限制永久住宅转变为第二住宅,只有符合规定的居住和就业标准,才能获得房产购置许可,并确保本地人在竞买新旧房屋时候有优先权,结果导致在普通住房市场购买第二住宅,反而引起了普通住房房价上涨,本地中低收入居民更不可支付(Gallent等,1999)。后来政府建造公共住房提供给本地居民,购置剩余住房给低收入者,在新开发地区增加可支付住房的比重,开展共有产权计划,提供住房补贴促进面向本地市场的住房开发(朱晨,2008)。由于地方政府政府公共财政支出预算不足,以及政府住房和规划能力不足,导致了公共住房供应规模太小,引发了新的问题。

在爱尔兰共和国,关于第二住宅政策的一个特点就是将住房建设看作农村发展的一项基本策略,制定了一系列鼓励住房发展的奖励计划,这个政策同其他旨在刺激住房投资和消费的公共政策一起,导致了许多地方的住房过度供给,尤其在农村地区。爱尔兰是为数不多的不征收任何形式地方税的欧盟国家,这就意味着外来的二套住房拥有者不对当地财政做任何贡献,并且对多处自有住房也没有财政惩罚措施。尽管第二住宅不在税收鼓励范围,却还是导致了第二住宅和空置住房的增加(Norris and Winston,2010)。

美国第二住宅比例不高,仅少数地区出台了针对第二住宅影响的政策,主要是增加保障性住房供应(Hettinger,2003)。美国没有直接针对第二住宅的政策,只是有一些间接相关的政策。相关的政策有:银行的信贷政策、政府的物业税减免、资本利得税减免政策。美国商业银行通常会对第二住宅金融进行风险和偿还能力评估,首付通常会提高,利率则是根据市场定价。美国税法1997年后规定,家庭被允许用他们的第一住宅和第二住宅的住房抵押贷款(最高100万美元)利息抵减收入,从而少缴纳联邦所得税。住房所有者可以将主要住宅的全部物业税抵扣纳税收入,减少所得税(Schwartz,2006)。另外获得继承和赠与住房,需要交纳遗产税和赠与税。美国学者建议这些补贴用于购买或者改善第一住宅,而对第二住宅不应该减免(Talbot,1998)。

随着瑞典第二住宅需求超过了供给,住房问题就开始出现了。特别是风景优美的西海岸,由于需求急剧增加,导致了住房市场失衡,而高财产税导致了本地居民税负过重和无法负担高房价的住房。政府认为问题是第二住宅供应不足,应该增加供应满足居民的休闲度假需求,并专门通过规划供应土地进行了第二住宅开发,满足市场需求,将该需求从第一住宅市场引开,以免对第一住宅的冲击。政策规范第二住宅的发展,通过住房保障、住房交易管理、规划和低价土地供应模式来帮助本地弱势群体,取得了很好的效果(Gallent等,1999)。

法国乡村拥有大量的剩余住房,市场失灵现象并不突出。法国采取的是供给导向的政策,通过增加第二住宅的供应来满足市场需求,从而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地方服务型产业,特别是旅游业,并通过征收物业税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法国认为第二住宅是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一个积极力量,他们认为第二住宅的发展导致了一些居民的住房支付能力不足,需要给这些居民提供住房保障,主要是通过社会住房等保障住房供应方式来解决。

南欧国家规划管制比较松散,市场失灵问题并不突出。意大利和西班牙认为第二住宅是经济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住宅需求带来了农村社区的兴盛,而不是继续衰败下去。因此采取了积极鼓励购买农村废弃住房作为第二住宅的政策。意大利认为第二住宅对社区的影响可控,因此不存在土地利用和规划限制。随着更严格的法律在全国范围内生效,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带来的住房价格过高和部分居民无法支付的问题,政府更倾向于采取增加供应的方式,而不是严格限制本地住房只能由本地居民购买。

(三)第二住宅的政策目标多元化和政策手段多样化

欧美国家政府和学术界敏锐地认识到第二住宅政策不应该只是对住房问题的反应,还应关注地区城市衰退、农村衰退以及人们生活方式改变、反城市化的趋势,应该对整个特定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融合进行关注。因此,具体的政策目标包括:振兴地区经济,增加本地人群就业,改善低收入人群住房条件和支付能力,保护资源和环境、促进社会融合。

主要政策手段有:税收、规划和住房交易管理以及资源环境管理政策、信贷政策等(Gallent,2005)。税收政策包括物业税(在英国为市政税)征收和减免,对购置住房的贷款利息抵扣个人所得减少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财产赠与税和遗产税、印花税征收和减免等。规划和住房交易管理政策包括:在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中增设第二住宅用地、第二住宅规划和建设许可、第二住宅交易和产权登记许可、用途变更许可、第二住宅规划配建公共住房、特批非住宅用地转化为住宅用地用于公共住宅等。资源环境管理政策主要包括划定不同生态类型的建设区域。例如对生态保护区禁止建设第二住宅,对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设立标准,强制要求环境影响评估和征收环境影响评价费用等。至于信贷政策,由于西方多为市场经济,政府对商业银行多是间接调控,不是直接干预,所以使用较少,主要是说服商业银行信贷发放等。

三、中国住房制度、第二住宅影响和政策演变

(一)中国住房制度环境是第二住宅产生的根源之一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住房政治制度一直是集体主义为主导,并且因为人多地少,国家制定了“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的基本国策。政府鼓励适度的住房消费,以带动经济增长,但是不鼓励第二住宅消费和多套住房。2010年建设部提出“抑制第二套房等不合理的住房需求(投机性住房需求)”。在规划和土地利用里面也没有专门的第二住宅用地。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成为国家/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张宇,1997;韩康,2008)。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基础地位,政府对市场有很强的管理能力,并且还控制着一些重要资源的供应和分配。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很多城市居民低价购买了房改房,还有部分购买了比较便宜的经济适用房等实现了首次置业。由于这些住房多是高密度和高层的多户住宅楼,建设年代比较老,客观产生了对新、低密度和低层第二住宅的需求。在收入增加和房产升值的情况下,购买第二住宅成为可能。

中国民间从古到今有很强的住房投资文化和置业传统,例如“有恒产者有恒心”和“有土斯有财”,并且将住宅作为重要的投资渠道和保值增值的财富传之后代。地方政府发展房地产业能增加财政收入,开发商专门针对富裕群体的第二住宅开发,能获得丰厚投资回报。这客观上导致了第二住宅在中国发展很快。

除了少数农村移民可以在城市里面就业和购买一套住宅,并且保留乡村住宅,大部分农村移民依然是农民工,在城里租房和在农村自建房。市民在农村购买住房不被法律允许。所以大部分市民只有在城市购买国有土地上的住房。在汽车拥有数量还不是很多、交通体系还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同城或者异城购第二住宅成为主流。

(二)中国第二住宅规模和影响程度不容忽视

本文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年数据和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2008年数据分析中国家庭中自有多套住宅家庭所占比例的变化。2005年,从中国家庭总体来看,自有多套住宅家庭占总家庭比例为6.7%。而从北京、上海、广东三地来看,自有多套住宅比例为10.1%,广东最高,上海其次,北京最低。而到了2008年,从北京、上海、广东三地家庭总体来看,自有多套住宅家庭占总家庭比例为20.7%,仍为广东最高,上海其次,北京最低。

在第二住宅规模逐渐扩大的情况下,它的社会经济环境影响逐渐凸现。在个别热点地区,负面影响不容忽视,造成了房价飞涨和中低收入阶层住房困难。例如北京,在房价飞涨的情况下,有很多本地人和外地人在北京持有第二住宅。《北京住房建设规划(2006-2010)》指出,2005年外省市人士和单位在京购房占全部成交量的35%。北京市场总体的供应不足,又存在着空置和闲置的第二住宅,加剧了市场供不应求的趋势,导致了房价上涨,造成了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支付力不足,中高收入与高收入居民虽有较强的住房可支付能力,但是在房价攀升的情况下,他们的支付能力也在减弱。

注:2005年调查包括了中国大陆除西藏外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而2008年调查仅仅包括了上述三地;2008年其他住宅为全部产权,而2005年为全部或部分产权;两者抽样比例有所差异 资料来源:2005年结果根据CGSS数据计算,2008年结果来自于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报告2009·民生》摘要

第二住宅还造成了部分地区的外来第二住宅住户和本地居民的居住隔离,社会文化冲突,资源利用方式改变和环境污染等。这里以海南为例。王存福(2010)在《人民日报》报导指出:近年来海南超七成住房销往岛外,部分住宅小区空置率高达90%,存在严重的资源浪费现象。

(三)中国第二住宅政策演变

近年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开始关注第二住宅对宏观经济、住宅市场和地方经济的影响,并采取了一些政策来调控,主要有财政税收政策、金融政策、土地和规划政策等。其中,以差别化的信贷政策和差别化的税收政策为主。

从2003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逐步强化了第二套房的信贷政策,主要有提高首付款比例,提高利率和加强风险管理等。2010年1月7日,国务院发出国办发[2010]4号文《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其中规定加大差别化信贷政策执行力度。金融机构在继续支持居民首次贷款购买普通自住房的同时,要严格二套住房购房贷款管理,合理引导住房消费,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需求。对已利用贷款购买住房、又申请购买第二套(含)以上住房的家庭(包括借款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40%,贷款利率严格按照风险定价。从2010年的两会开始,进一步提出抑制住房投资和投机需求。4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简称“10号文”),要求采用差别化税收和信贷政策,以及设立购买资格限制居民持有多套住宅。商业银行对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家庭,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50%,贷款利率不得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暂停对第三套房贷款。

四、完善中国第二住宅政策的建议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明确分工,中央政府统一规划和指导监督,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和分类决策。不同地区的第二住宅影响差异很大,因此应该采用基于影响程度证据的第二住宅政策。实行基于第二住宅影响证据的地方战略,将住房问题放在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下进行考虑,对于影响很小的地方,不需要制定特定的政策;对于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的地方,可以采取鼓励政策;对于负面影响较大的地方,可以采取限制或者疏导政策,从而促进资源环境的有效利用和保护,促进社区融合和社会多元化,刺激落后地区发展。

财政税收政策,应该是最可能调控第二住宅的经济政策。应尽快征收物业税和遗产税、赠与税,调节住房资产差距,并且用税费资金支持中低收入家庭获得第一住宅。物业税最根本目的是平衡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同时也起到了提高自有多套住宅的持有成本、降低多套住宅的投资回报、抑制住宅投资的作用。在一些受第二住宅影响严重的地区,可以立法允许加成征收物业税。遗产税的征收客观上一定程度起到了抑制贫富分化和社会浪费的作用。为防止以生前赠与的手段来逃避遗产税,在课征遗产税同时亦课征赠与税作为配套措施。

关于金融政策,国内目前的做法是根据中央调控政策,商业银行对购买第二套住宅的家庭贷款提高信贷门槛、首付和利率。从政策调整角度来看,一方面是实行银行利率市场化,减少低成本资金投资到住宅,银行根据风险提高第二住宅的贷款门槛、首付和利率。另一方面是,商业银行之间激烈的竞争,导致了银行为了争夺客户,降低信贷门槛等事情屡有发生。因此,银监会应该细化目前的信贷政策,例如对于第一套房、第二套房、第三套房设置不同的利率种类,并对每一类设置不同的浮动幅度。

住房规划应在保障本地居民第一住宅供应总量、空间结构、社区规划配套等方面明确定位,适当安排第二住宅的规模、空间结构和社区规划,并与第一住宅市场在区位、价格和建筑结构上适当区分和空间上的社会融合,实现小范围的混居。

住房交易政策应对本地住宅进行交易许可、产权转移等管理,优先用于本地居民第一住宅,对第二住宅用途加以限制。

参考文献

[1].韩康.中国市场经济模式探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8.6

[2].张宇.关于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的再思考.教学与研究.1997.4

[3].朱晨.中国城镇指向型第二住宅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

[4].Allen C.,Gallent G.,Tewdwr-Jones M.,1999.“The Limits of Policy Diffusion:Comparative Ex-periences of Second Home Ownership in Britain and Sweden.”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17:227-244

[5].Ball M.,Harloe M.,Martens M.,1988.Hous-ing and Social Change in Europe and the USA.Lon-don:Rout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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