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产品责任法比较（精选4篇）
欧美产品责任法比较 篇1
在低碳减排成为世界潮流的背景下, 光伏产业正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我国的光伏产业发展迅速, 已有具备完整产业链的世界级企业。然而, 2009年下半年, 欧美反倾销的“魔棒”已悄然高悬于我国光伏企业的“头顶”。8月底, Conergy和SolarWorld等德国光伏企业游说该国政府和欧委会对中国产的太阳能电池板进行反倾销调查;9月, 美国Sun Power等几家光伏企业呼吁本国政府重视中国企业的“低价抢单”现象, 表达了提起反倾销调查的愿望。从以往的教训看, 一些西方国家至今尚不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在判定中国产品是否倾销时往往以“替代国”同类产品价格作为标准。由于当时很难找到可与中国类比的第三方, 进口国极有可能选择一个于己有利的第三方。一旦以日本等发达国家作为“替代国”, 倾销成立的可能性会大增。若反倾销成立, 将征收高额反倾销附加税, 我国企业的价格优势将不复存在, 许多企业将面临生存危机。虽然直到今天他们仍旧“按兵不动”, 但是以上事件足以让外贸依存度高达98%以上的我国光伏企业警醒。国外反倾销已是“箭在弦上, 一触即发”, 我国企业必须严阵以待, 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
欧美对华光伏产品反倾销的动因
1.保护企业的市场份额
市场份额是保持国际竞争优势的“硬指标”。在未来世界能源结构中, 最清洁安全的能源———太阳能光伏发电将占越来越大的比重。欧盟联合研究中心预测, 2030年太阳能发电将占全球能源的10%, 2050年为25%, 2100年将达64%。抢占光伏产品国际市场份额自然成为各国政府和行业追求的目标, 由此催生出一批世界级的光伏企业。以无锡尚德、江西赛维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发展迅猛, 生产量和出口量均居世界第一。2008年, 我国光伏电池产量为2300兆瓦, 占全球的26%;出口额为63.64亿美元, 占世界市场44%的份额。而与此同时, 欧洲各国电池产量合计与中国持平, 占全球的27%, 美国只有14%。
金融危机爆发后, 欧美纷纷削减财政支出, 光伏产业融资急剧萎缩。如德意志州银行和苏格兰皇家银行就在此期间停止了对太阳能项目的融资。德国光伏巨头Q-Cells公司2009年一季度销售额下降了17%, 二季度税前亏损6200万欧元;Sunshine等10多家企业宣布倒闭;其他企业为降低成本, 不得不贴牌销售产自中国的电池片。美国著名企业Sun Power也销售不畅, 2008年第一季度净利润为1470万美元, 到2009年第一季度却出现250万美元的亏损。而同期我国尚德公司的订单却激增两倍多。我国企业在竞争中崭露头角, 分食光伏“蛋糕”的大部分, 自然让西方企业心中不快。美国媒体说:“中国正在太阳能电池板市场上享用我们的午餐。”为使本土“和尚”有“饭”吃, 就要发起针对外来“和尚”的行动, 而反倾销无疑是廉价的“中国制造”的“软肋”。
2.转移内部矛盾焦点
西方国家在国内出现突出矛盾时, 一个惯用的“杀手锏”就是制造事端、转移矛盾焦点。金融危机以来, 欧美光伏企业的经营业绩实在是乏善可陈, 一些厂商采取裁员节流的措施来节省成本, 致使部分工人失业。美国2009年的失业率从年初的7.6%升至年底的10%以上;德国龙头企业Q-Cellfs 2009年上半年共亏损7亿欧元, 裁员500人, 在岗员工全部转为兼职, 处于半失业状态。就业的持续低迷极易引发不满情绪和极端事件, 西方各国亟需转移责任目标以缓解内部压力。而借助公平贸易的名义将问题归咎于别国的不公平竞争最简便易行, 反倾销自然就成为西方企业和相关组织的惯用手段。
由于我国的产品在价格上具有明显优势, 所以在经济低迷时期很容易成为西方国家反倾销“优先”考虑的指向国。WTO的数据显示, 2008年全球35%的反倾销涉及中国, 2009年中国遭受“两反”、“一保”的涉案金额和案件数量翻了一番。虽然德国和美国的光伏企业至今未对中国实施反倾销的实际行动, 然而一旦其国内出现难以缓解的内部矛盾, 需要转移视线时, 针对中国企业的反倾销就可能“一触即发”———以前是无缝钢管、铜版纸、电热毯、皮鞋、包装礼盒和包装丝带等产品, 下次很有可能是光伏产品。
3.影响中国产业政策
我国政府对新能源的政策扶持极大地推动了光伏产业的发展。此次欧美反倾销申请“剑指”中国的补贴政策, 其说辞是中国光伏产业获得了政府和国有银行大量补贴和无息贷款。德国认为, 中国政府的补贴使中德光伏产品价格的差距由5%拉大到30%, 大额无息贷款使中国企业在欧盟的倾销“完全可能持续2～3年时间”。德国所说的项目补贴是指2009年我国财政部出台的“太阳能屋顶计划” (《关于加快推进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的实施意见》) 和“金太阳工程” (《金太阳示范工程财政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的有关规定:国家原则上给予并网光伏发电项目以总投资50%～70%的补助, 对于光伏发电关键技术产业化和基础能力建设项目主要通过贴息和补助的方式给予支持。而实际上, 我国的项目补贴是针对国内的光电应用项目, 与太阳能电池生产厂商出口无关, 并且我国光伏企业的资金主要来自外部投资者, 银行贷款只占很少一部分, 更何况欧美等国光伏产业的大幅度扩张主要也得益于政府补贴和政策优惠。可见我国政府对光伏企业的支持无可厚非。欧美企业以中国政府补贴为名, 提起对中国企业的反倾销申请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目的之一是, 通过反倾销等举措, 影响和改变中国政府的现行政策, 进而削弱中国光伏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4.提前在中国市场布局
目前世界光伏产业的市场集中在欧洲, 美国和中国这两个能源消耗大国的市场基本未启动。我国有120万平方公里的沙漠、沙漠化土地和潜在沙漠化土地, 每平方公里可安装10万千瓦太阳能光伏电池, 光伏发电市场潜力巨大。随着各种扶持政策相继出台, 我国光伏市场将由生产型转向消费型, 到2020年光伏产业安装量可突破200亿瓦的规划量。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 欧美光伏企业当然不会只作“壁上观”。给中国产品冠以“倾销”的“罪名”, 轻则可降低中国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重则可使部分企业因不堪抬价压力而退出光伏领域, 这样就可达到通过重新“洗牌”, 打压中国企业和乘虚进入中国市场的双重效果。
2009年, 在美、德两国提起对华光伏企业反倾销申请后, 外资企业纷纷抢滩中国市场:美国第一太阳能公司First Solar投资数十亿美元在鄂尔多斯开始建设20亿瓦的全球最大发电厂;美国第三大电力公司杜克能源与数家中国公司签署太阳能开发协议;德国Q-Cells SE公司与中国企业合资进军中国光伏并网发电领域;法兰克福Odersun公司与中国安泰科技公司合作在北京设厂生产太阳能电池和模块;西班牙能源龙头企业埃菲玛集团参与中国最大并网光伏电站———徐州20兆瓦光伏电站建设。这一系列动作说明, 在中国光伏市场将上演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同台竞技的“大戏”。德国Centrotherm公司CEO认为, 光伏产业正进入“暴风雨阶段”, 将会发生整合和并购, 有野心的境外公司将不遗余力地加快在中国光伏领域“掘金”的步伐。
应对欧美对华光伏产品反倾销的建议
1.组建行业管理组织和产业联盟
从以往应对反倾销的实践看, 单靠少数企业往往无济于事, 只有行业“抱团”应战才有希望赢得胜利, 因此发挥行业管理组织和产业联盟的作用非常重要。我国已建立了可再生能源学会、农村能源行业协会、工商联新能源商会等相关行业管理组织, 对光伏产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 由于光伏产业是新兴产业, 目前还没有一个专门的全国性管理机构, 行业内部也未形成有效的联盟, 仅有的几个省级产业协会的作用也非常有限, 这种“散兵游勇, 各自为战”的状况非常不利于应对反倾销。建议成立全国性的光伏产业管理组织, 负责光伏产业的统一规划、调度和协调, 并在制定政策、提供信息、对外合作等方面提供服务;同时组建光伏产业联盟, 全行业团结一致应对国际贸易摩擦。
2.熟悉国外反倾销程序
一直以来, 我国企业忽略对竞争对手的研究, 事到临头往往拿不出有效的解决方案。面对一触即发的反倾销, 熟知程序并据此制定每个阶段的预案非常重要。以欧盟反倾销为例, 最初阶段是欧盟企业游说欧委会立案, 此时是公关的最佳时机, 涉案企业可在产业联盟的协调下, 与国外企业、协会、商会等进行对话协商, 相关企业在双方可接受的范围内作出妥协, 主动撤诉当然是最好的结果;如果投诉方不愿撤诉, 就争取在审议阶段终止提案, 避免发生超过半数国家投赞成票的情况;如果进入正式调查阶段, 应做好详尽的文书准备工作, 按要求提交问卷调查;如果已进入法律阶段, 则应积极应诉。总之, 面对反倾销调查, 只要我们准备充分、据理力争, 就会出现有利的结果, 即使官司打输了也会减轻“处罚”, 从而尽可能地减少损失。
3.加快启动国内市场
与光伏企业快速扩张极不协调的是, 我国的国内市场并未被激活。2008年我国太阳能电池产量为2300兆瓦, 装机容量仅50兆瓦, 出口97%;2009年多晶硅、晶体硅电池产量为2亿瓦, 国内消耗仅0.02亿瓦, 出口99%。如此高的外贸依存度形成了对进口国极为有利的“买方市场”。我国企业要走出受制于人的境地, 尽快启动强大的内需市场是当务之急。据国家电网公司和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的统计, 2009年夏季, 西藏、上海、浙江等地电力供应持续偏紧, 其中上海用电高峰期缺口达6亿瓦;还有近8000个无电村和100多万无电户, 这些构成了光伏需求的潜在市场。国家可通过制定光伏行业税收优惠政策、初始投资补贴和上网电价分摊、建立光伏发电示范区以点带面逐步普及、制定光伏太阳能强制配额法律制度等办法, 支持光伏消费市场发展。
4.突破光伏技术“瓶颈”
我国光伏产业虽已掌握了部分技术, 但总体上并未改变西方“跟随者”的现状, 除了光电转换、硅片生产技术在江苏、河北、上海等地具有一定优势外, 硅原料提纯、硅棒拉制、晶硅切片和系统集成等技术还不成熟, 我们制造的最多的太阳能电池组件属于投入小、技术低、高耗能、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技术壁垒极高。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 就要从国家层面上明确《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有关光伏产业的发展目标;设立光伏产业专项资金, 围绕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应用问题组织攻关;在高校本科教育中增设光伏学科和相关专业, 培养高级专业人才;建立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国家光伏研发体系, 开发出与国际市场需求相适应的多样化产品。
5.建立合理的价格机制
虽然应对国外反倾销, 我们有较充分的理由证明我国光伏产业总体平均毛利率约20%, 并不构成倾销,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部分出口企业确实存在价格畸低现象。在2009年3月的韩国展会上, 我国有的企业推出太阳能组件1.2美元/瓦的“全球最低价”, 仅为市场价的1/4;在欧盟调查我国光伏产品倾销时, 有的企业对国外媒体称其在美国销售的太阳能电池板的价格低于材料、组装和运输成本。国内企业之间的恶性价格竞争不仅降低了利润, 而且也给国外反倾销提供了口实。Q-Cells SE的总裁就指责中国产品价格处于“倾销的边缘”;美国媒体宣称, 本国公司无法与拥有超低价格的中国企业抗衡;GT公司总裁托马斯·让瑞拉甚至认为“欧洲或美国都很难成为太阳能产品的主要生产者, 而只能成为消费者”。看来建立合理的价格机制势在必行。建议国家成立光伏行业标准制定委员会, 制定统一的光伏产品国家标准, 提高光伏行业准入门槛;设立光伏产品检测机构, 推行太阳能行业认证制度, 以此规范企业的生产行为, 减少“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6.鼓励企业海外设厂
企业应对反倾销还可根据自身发展需要“以夷制夷”, 走“产地化”道路, 到海外特别是保护主义严重的国家投资设厂。当进口国的同类企业因中国低价产品冲击导致失业率上升因而采取反倾销手段以增加就业率时, 我们可尽量多的吸纳东道国雇员, 以达到合理合法规避反倾销的目的。金融危机后, 我国许多光伏企业已开始在国外设厂。尚德公司计划投资3000万美元, 在美国菲尼克斯或德克萨斯州开设太阳能电池板组装厂;天威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制定了在美国装配电池板的计划;天合光能公司也考虑与美国项目开发商建立伙伴关系, 并在北美开设生产基地, 设立更多的办事处。但是, 目前在海外设厂的毕竟只是几家实力较雄厚的大型企业, 今后应该有更多的光伏企业走出国门, 拓宽市场, 规避风险, 实现“双赢”。
比较欧美STS研究及未来走向 篇2
关于科学技术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 ScienceTechnology Studies,以下简称STS) 自20世纪60年代兴起以来,其思想进程已经从最初的幼稚与激进逐步走向成熟,STS显示了丰富多彩的理论图景和强大生命力。但随着STS研究深入,我们却逐渐陷入STS理论多样性与思想多元性带来的困境。目前国际STS研究已经表现为一种学派林立、思想繁杂并不断更迭交替的态势,形成了一种对不同STS观点和立场能够兼容并蓄的泛教会( Broad Church) 的局面。目前,对STS内涵和解释的区别在于欧洲与美国存在两种传统,学界对二者之间的分立也有足够认识和清晰定位,而欧美两种STS研究传统之间的分立成为国际STS元研究主要论争之地。欧美STS研究在演进过程中之所以呈现不同的研究传统,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对STS概念界定的不同,由此造成了二者对STS本质理解的不同,具体说来,以欧洲STS为代表的分析的、实证论传统“看到了科学技术的文化进步背景”,将社会语境作为研究科学技术的基础,把人的技术活动方式看作是了解其他各种人类思想和行为的范式[1]; 而以美国STS为代表的人文主义的、实用主义传统,其研究重点在于技术评估,它“用非技术的或超技术的观点解释技术的意义”[2]。因此,欧美STS研究传统的不同具体可以呈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理论与实践的不同研究旨趣
理论导向与实践导向是欧美STS研究的不同特色。欧洲STS研究直接秉承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传统,用建构主义来解释科学知识的社会生成,实际上是用一种内部主义的视角研究科学技术,打开“科学技术研究的黑箱”的方法,从社会语境与实践哲学层面来理解科学知识和技术,将科学技术看作是富含社会价值的事业。因而更加侧重对科学技术发生、发展的内部机制的社会学考察。这就要求欧洲STS研究需要一种理论导向。
美国STS研究主要以科学技术的社会性质、现实价值和科学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为根本任务,在这一过程中,需要理性地看待科学技术。从这方面看,实践导向是美国STS研究出发点; 其次,对于美国STS来说,克服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和消解科学技术带来的全球性问题是美国STS的基本宗旨,因此对科学技术的公共政策关注和伦理规约是美国STS的研究重点,这就要求合理地进行科技政策制定,跨学科管理人才的使用和合理的伦理规范。从这方面来看,关注实践又是美国STS研究的落脚点。
( 二) 描述与规范的不同研究策略
在欧美STS研究进路中,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规范与描述的不同解释策略,欧洲STS研究坚持一种描述性立场,他们关注的是科学活动的语境性与索引性,科学是如何进行的等微观细节的描述,而不是对科学的价值性做规定。因此,在描述性研究中,科学知识是无价值指涉的。正如皮克林指出,“科学知识社会学(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以下简称SSK) 根本上而言是经验性的和自然性的,通过对真实的科学进行历史与现实的考察来说明科学知识何以是社会性的,规范哲学的先验论教条被搁置一旁。”[3]描述性是建构主义研究的必然策略,社会建构论不采取规范性批判的视角,而更多的是为科学知识和技术提供一种解释和描述。SSK的多数从事者放弃了传统认识论的规范性的理性认识与评价功能,从而无法为自身寻找到一种认识评价的基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欧洲的STS研究才被认为带有“描述性”的色彩。
美国STS研究的理论出发点往往带有现实的批判特征,他们试图寻找科学知识背后的社会根基,换句话说,科学技术知识的理论认识目的是对科技评估提出建议。在自然主义认识论看来,规范性策略是针对现实的伦理规约和政策规制提出的改进建议。它回避对科学知识的内容作社会学解释,只关注科学社会结构的研究,采取规范主义进路。而批判性的STS研究描述了一幅独特新颖的科学图景,给出了一种“是”的标准,并且推动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转变,即价值上的差别足以排除关于事实的任何显而易见的公式,因此导致了一种规范性科学社会学的趋势。[4]14
( 三) 科学认识论与技术价值论的不同争论焦点
STS是一块充满诸多争论的阵地,争论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对科学技术的不同认识上。其中,以欧洲与美国为代表的STS在论争焦点上又存在不同。欧洲STS的主要论争体现在关于科学知识的认识论争论上,表现为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 美国STS的主要论争体现在关于技术的价值论争论上,表现为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之争。
STS在欧洲所表现的科学知识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主要在三个层次上展开:
首先,科学的真理性问题。在实在论者看来,科学是自主性、理性的事业,存在一种一元性的科学,也存在一种真理,科学是不断积累、不断接近真理的事业; 而在反实在论者看来,科学知识是参与者网络的“社会建构”,科学的真理性和权威性不复存在。
其次,科学认识的内外因素关系。在实在论者看来,科学活动中的内在因素在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稳定性中起到决定作用,而科学的外部因素诸如政策、制度、伦理与研究传统等无法改变科学知识的真理性,这就走向了绝对主义; 反实在论者进行了范式转换,认为科学的真理性不复存在,科学知识的内在因素在建构科学知识过程中与外在因素包括认知因素与社会因素将具有平等解释力,科学知识的产生和增长并不必然是内部逻辑的自我增长过程,而是包含了众多的社会文化因素。
再次,对科学的评价问题。在实在论者看来,科学评价的标准是客观的、普适的; 在反实在论者看来,科学知识是地方性的,对科学知识的评价不但要有真理性评价,还要有价值评价,而且这种价值是文化多元的。由此可见,二者争论的关键在于社会因素与理性因素在科学知识内容的解释中相对重要性的大小,在于对科学研究方法与成果的经验描述与认知评价的关系上,在于对科学知识与世界关系的解释是否具有一致性上。
对于美国STS来说,争论的聚焦点在于对技术与社会这一对矛盾关系理解上,由此可以引申出两种不同技术价值观———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比克展现了传统视角和建构主义视角下STS观的区别,他认为传统视角的STS大致相当于在决定论思想影响下的科学技术观。见表一[5]:
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的争论是在以下两个层次上展开的:
首先,关于技术与社会何者优位的问题。在技术决定论看来,技术是一种具有内部逻辑自我发展的力量,不受社会因素的影响,无论是技术悲观论还是技术乐观论,其基本观念都是技术发展必然带来社会变迁,因而是技术优位的; 而在社会建构论看来,技术的内部逻辑跟社会文化要素共同组成了技术发展的行动者网络,技术的内部逻辑不再具有首要位置,社会在形塑技术过程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因而是社会优位的。
其次,关于技术的价值性问题。技术决定论将认识的焦点集中于技术对社会的后果、影响,不关心技术本身如何形成的问题,而社会建构论则将认识的焦点集中于社会对技术形成、变迁的影响,几乎不讨论技术对社会的作用、价值,或者把技术对社会的作用问题勉强地归于社会对技术的影响之内,认为技术人工物的功能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在其应用过程中被发现的。
二 国际 STS 研究的未来走向
纵观国际STS研究,实际上一直存在关于STS两种传统的争论,学者们对二者之间的对立也有足够的认识和清醒的定位,对于二者如何走向融合也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和解论”,例如,大卫·艾杰认为两种传统可以走向一种“创造性的和解”,不仅是在STS共同体内部,在STS共同体外部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以及科学家等都纷纷寻求STS共同对话的平台。这主要表现为“批判”进路与“技术统治”进路展开的对话,而STS注重实效的这一根基为二者的沟通搭建了桥梁[4]14。也有STS的“终结论”,例如伊万·伊里奇认为,作为STS的三角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科学技术一体化的趋势,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区别越来越趋于模糊,科学与技术跟社会关系的区别也逐渐失去意义。因此应当由 科学技术 与社会( STS) 走向科学技术论( STS) 。而我国学者李伯聪则认为,所谓STS的终结的观点并不是什么意义特别重大的问题,相反,此问题背后关于两种STS的性
质和关系的问题才是一个值得给予特别关注的问题[6]。卡特克里夫通过对STS的知识与实践的理论核心构建的考察,提出了STS未来发展的四条进路,即建构主义、与 境主义、问题 化和民主 化策略[7],具有重要启示。纵观新近的国际STS研究,总共出现了以下几种关于两种传统走向的研究。
( 一) STS 的本体论转向———寻求理论与实践的平衡
本体论问题是STS学者和哲学家( 科学哲学家与技术哲学家) 争论已久的问题。一般认为,对于科学知识进行研究的科学知识社会学被视为STS的认识论研究,SSK与后SSK的分裂造成了欧洲STS的认识论危机,具体表现为相对主义与基础主义的两难、描述与规范的悖论。里普( Arie Rip) 将经典的本体论问题表示为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表示为存在和成为某种存在的问题之间的关系。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使得传统的理论优位走向实践优位,为STS的本体论转向打开了通道,实验室生活因而就成为当代STS本体论研究的起源[8]80。这样,STS的本体论问题就将科学知识的合法性问题转化为科学的实在论问题,从而保持了哲学与STS之间的张力。在此种意义上,STS与其他三个传统问题的关系得以重新审视。
( 1) STS与哲学的关系。即关于科学的性质是知识还是实践。随着哲学家参与到这种争论中来,这两种观点出现融合的趋势,他们承认科学既是知识又是实践。“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冲撞理论”等理论试图调和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的关系,摒弃了传统STS对科学知识客观性的追求,倡导科学知识的可靠性与稳定性,倾向于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理解科学实践。以拉图尔为代表的后人类主义STS消除了传统STS科学观中以“自然”为中心的观念,也消除了SSK以“人类社会”为中心的做法,强调科学、技术、人工物、制度、政策、伦理等因素处于平等地位,处在一个可见的动态异质性网络中。因此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后SSK实际上打破了传统STS主体 - 客体、自然 - 社会之间的根本对立[9]。
在吴彤看来,科学实践哲学为STS提供了哲学解释的基础。他认为,科学实践哲学比较彻底地批判了理论优位的传统,这使得关于科学实践活动的解释成为哲学关注的焦点,把颠倒的科学观再次颠倒了过来,科学实践哲学的科学观不仅为STS是否具有哲学维度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而且为STS提供了一种合乎本性的哲学观和立场[10]。这至少表明了科学哲学与STS从冲突走向对话的一种趋势。
( 2) STS与政策、政治学的关系。林齐认为转向本体论是一种社会认识论的哲学家在介入这些争论时的问题,超越或不参与政治争论的途径。STS揭示了客体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放弃了认识科学、技术和社会过程的现代主义。但是,在这一领域,STS的出现使得世界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体现在三个有意义的方法上: 科学的出现不断冲击着基督教的信奉者; 科学日益市场化; 技术科学的出现,相比较其他东西,科学更容易受到技术标准化的工具的影响。
( 3) STS与研究对象的关系。实际上是如何理解STS中作为研究主体的人与作为研究客体的物之间的关系问题,由于技术作为人经验外部世界的中介作用,对于对象的客观性与实在性的追求变成了对于工具实在论的探讨。基于实验室的研究,这一问题集中体现在研究科学仪器等物质因素在这一进入或消失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客体的生成方式而言,当代STS的本体论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自然显现; 物质实践中的建构; 认知实践中的建构[8]。《新STS手册》提出行动者与分析者的概念要对称对待。在STS研究者看来,关于实践问题的看法来源于行动者,行动者会有很多信仰,而本体论只是学术思考的工具。于是STS研究从实在建构走向了解释建构。
STS本体论转向实际上凸显的是STS理论导向与实践导向之间关系的重新审视。按照艾杰的解释,STS理论与实践的主要区分,“是通过批判那种只强调规范和价值之解释性角色的‘默顿学派’的功能主义; 有关定量和引证方法的适用程度与范围的争论; 持有学术和政策不同旨趣的群体之间的对立来区分的”[4]。按照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启示,关于STS的理论与实践应当是一种辩证关系,即STS的理论是从科学技术的经验事实和社会实践中来的( 当然,有些理论也可以从原有STS理论中演绎而来) ,实践是STS理论的基础和指向、评判和标准,而关于STS的实践研究应当受到STS理论研究的指导。STS中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是相互促进的,保持一种“实践 - 认识 - 再实践 - 再认识”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因此,应该保持STS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辩证统一。
( 二) STS 的参与进路———保持规范与描述的张力
STS的参与进路是在STS本体论转向下的实践路径。所谓STS的参与进路,其基本观念是STS的研究者不再成为科学技术生产的观察者和批评者,而是要通过伦理和政策的手段参与到科学技术的社会过程中去,西斯蒙多在《科学技术论手册》的第三版中详细论述了这种参与纲领,并表达了“建立一种承认科学与技术在现代世界的中心地位的政治学[11]”的迫切愿望。在西斯蒙多看来,参与进路是沟通高教会与低教会STS研究的可能路径。西斯蒙多主张一种整体主义的STS研究进路,意在将规范与描述两种进路联系为一个整体,由研究外在于社会的知识与技术转向研究知识社会还有技术社会,把认识论与政治过程相融合,把科学带入民主。西斯蒙多指出科学研究与政策研究急需结合[12]。参与进路同时又是建构主义与行动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在吴永忠看来,行动主义科学技术观把科学技术看作是人类的文化实践活动,看作是一种介入性的社会行动[13]。因此,在参与进路的影响下,STS研究的重要趋势就是: 规范和描述之间的适当张力。
描述立场和规范立场都有各自的优劣。描述性和规范性所体现的本质是自然与理性、事实与价值、是与应当之间的关系。卢艳君认为,“规范立场着重于为科学制定行为规则,而描述立场追求对科学进行客观描述,尽管客观描述能否真正做到尚未可知。”[14]实际上,自然与理性、事实与价值在本质上是二位一体的,不能相互分离,正如王华平与许为民认为,如“观察负载 理论”一样,描述负载 了规范。[15]由此可见,我们既不能把规范与描述付诸先验,也不能归结于人的心理状态,要想真正解决规范与描述这一二律背反,在STS认识论的层面,主要在于如何取消自然与社会、规范与描述的二元对立。
欧美国家货币政策与我国的比较 篇3
一、何谓货币政策
通常所说的货币政策, 是指“中央银行在追求可持续的实际产出增长、高就业和物价稳定时所采取的用以影响货币及其他金融环境的措施”[2]。货币政策主要包括目标、工具和效应三方面内容。
1.货币政策目标
货币政策目标分为单目标和多目标。各国货币政策的目标表述有差异。即使同一国家, 在不同时期, 货币政策目标也有所不同。有的国家以就业和价格稳定为目标, 有的则以保持价格稳定为首位目标。20世纪30年代以前, 各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稳定币值和汇率;而到了40年代中期, 充分就业成为目标之一, 货币政策目标由原来的单一化转为稳定币值和充分就业。后来又包含了促进经济增长、平衡国际收支等目标。尽管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调控目标分为单目标和多目标, 但宗旨都是维持经济的有效运行。
2.货币政策工具
货币政策工具是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方法和手段。通常有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等典型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货币供给调控的工具。除了市场手段, 央行还有行政手段。例如, 信用配额、信贷分配等, 这些方法通常被应用于发展中国家。另外, 还有道义劝告、窗口指导等。央行通常综合运用这些行政手段, 与市场手段一起, 进行货币调控。
3.货币政策效应
影响货币政策效应的因素主要有时滞、货币流通速度、微观主体预期的对消作用、透明度和取信于公众问题, 以及其他经济政治因素。
(1) 货币政策的时滞
货币政策取得效应, 需要经过一段时间, 称为“时滞”, 分为内部时滞和外部时滞, 是影响货币政策效应的重要因素。时滞的长短直接影响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
(2) 货币流通速度
对于货币流通速度, 即使是极小的变动, 如果政策制定者没能预料到或在估算这个变动幅度时出现偏差, 都可能影响政策的效果。但在实际生活中, 对货币流通速度的估算难免出现误差, 因而限制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3) 微观主体预期的对消作用
当货币政策提出后, 微观经济主体会依据有可能得到的信息进行预测, 从而迅速地做出对策。面对微观主体的对策, 推出的货币政策可能归于无效。
(4) 透明度和取信于公众问题
货币政策的透明度, 对于政策效应发挥至关重要。从方针政策和决策准则来看, 要求在决策者和广大公众之间高度沟通。如果决策过程不透明, 就难以树立公众对货币当局的信任, 就难于使公众领会决策者的行为准则和意向。
(5) 其他经济政治因素
客观经济条件变化的影响、政治因素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都可能使得货币政策效果收到影响。当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出现的时候, 货币政策的效果就会随之产生变动。
二、欧洲的货币政策
1999年1月1日, 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第三阶段正式启动, 欧洲央行作为超国家的金融机构开始执行其单一货币政策。《欧洲联盟条约》第一百零五条第一款明确规定“欧洲央行体系的首要目标是稳定物价”[3]。由此可以看出, 欧盟已决计将维持物价稳定置于压倒一切的核心位置, 换言之,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货币政策唯一目标。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将以统一的标准和条件在所有成员国内进行。但由于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只能通过成员国的中央银行来实施, 因此, 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机制要反映各成员国货币政策机制的不同特点。目前, 欧洲中央银行力争把各成员国中央银行出现不同做法的可能性减少到最低程度。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机制包括:
1.公开市场业务
公开市场业务主要的作用是对利率进行指导, 对货币市场进行管理, 向市场发出政策信号等。公开市场业务有四种方式, 一是再融资业务, 每周由成员国中央银行根据投标程序进行, 两周到期。二是长期融资业务, 每月由成员国中央银行根据投标程序进行, 三个月到期。三是微调操作, 在特定情况下由成员国中央银行通过投标程序和双边程序进行。四是结构操作, 欧洲中央银行可通过投标程序和双边程序调整资金结构。
2.管理流动资金的经常便利 (Standing Facility)
“欧洲中央银行通过管理流动资金的经常便利提供和吸纳隔夜流动资金, 规定隔夜拆借利率, 并通过改变隔夜拆借利率向市场传递政策信号”。经常便利主要有两种, 一是边际借贷便利, 二是储蓄便利。
3.准备金制度
欧元区内的银行和信贷机构应当按照欧洲央行体系规定的标准和条件, 在所在国中央银行的账户上保持最低限度的准备金, 但设立在欧元区以外的分支机构除外。
三、美国的货币政策
美国的货币政策长期以来由美国的中央银行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简称美联储, FRS) 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是美国调控宏观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工具, 尽量减少利率和货币信贷量的变化[4], 努力实现“充分就业、市值稳定”两大目标。
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 美联储开始施行相关货币政策, 以促进经济复苏。政策的一面是降低利率到零, 用来增加企业向银行的贷款, 增加投资;另一面是买进政府债券, 增加货币供应, 从而增加消费和投资的总需求。这样的“量化宽松政策”在数年内实行, 但美国经济复苏缓慢。美联储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以下几种:
1.利率
美联储执行其货币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是联邦基金利率, 此外的手段, 主要有调整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和调整贴现率等。
2.货币发放和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
货币发放, 即通过商业和中心银行规范经济体的货币发放。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 即银行只保留部分存款以满足支出, 而将其余的借出获取利息收益用以支付存款人利息及使银行所有者获取收益的常见银行实践。
3.量化宽松政策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俗称“印钞票”, 指一国货币当局通过大量印钞, 购买国债或企业债券等方式, 向市场注入超额资金, 旨在降低市场利率, 刺激经济增长。该政策通常是往常规货币政策对经济刺激无效的情况下才被货币当局采用, 即存在流动性陷阱的情况下实施的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其操作是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购入证券等, 使银行在央行开设的结算户口内的资金增加, 为银行体系注入新的流通性”[5]。
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 美联储采取的一系列货币政策取得到了一定的成效。到2015年9月, 美国经济已经逐步复苏, “失业率已从12%降到2015年5月的5.5%, GDP增长率从一个负数升到了2015年二季度的3.3%”。
四、我国的货币政策
1.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
中国人民银行,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法》所宣布的货币政策目标为:“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 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在“稳定”与“增长”之间, 有先后之序, 主次之分。2007年11月5日, 中国人民银行指出, “我国货币政策要坚持多目标, 并强调促进经济发展, 通过发展来不断解决工作中所面临的各种难题。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要兼顾多个重要经济参数变量”。
2.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
(1) 存款准备金制度
央行确定的存款准备金率随时间的发展而变化。自2004年起, 开始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 一方面考虑资本充足率, 另一方面考虑资产风险程度等因素, 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金融机构规定不同的法定准备金率。自2006年开始, 央行不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尽管2008~2010年有三次下调, 但此后又连续上调。
(2) 信用贷款
我国运用信用贷款 (又称再贷款) 作为基础货币吞吐的主要渠道和调节贷款流向的重要手段。再贷款的利率对应西方贴现政策。1994年以来, 利率政策逐渐发挥作用。
(3) 公开市场操作
1994年以来, 我国具备了公开市场业务的条件。“随着外汇体制改革、汇率并轨的实施, 央行开始进行外汇公开市场操作”。1996年, 央行又开始进行国债的公开市场业务。此外, 央行也根据需要签发中央银行票据。
(4) 利率政策
央行规定的“基准利率”, 包括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商业银行对企业和个人的存贷款利率。当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利率提高时, 各商业银行筹资成本提高, 对企业和个人的贷款利率就会随之提高, 资金市场利率上升, 资金需求减少, 从而实现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这个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利率变动能真实反映资金供求, 以及融资成本的变动能影响资金供求。
(5) 其他
央行的货币工具还有“规模”即设定贷款数额上限, 已于1998年停用。“窗口指导”也是常用的手段, 虽然行政色彩较浓, 但作用显著。通过“窗口指导”, 引导商业银行调整授信额度、调整信贷风险评级和风险溢价等, 限制信贷资金向某些产业、行业及地区过度投放, 体现扶优限劣原则。其主要目的是配合国家产业政策, 加强对贷款投向的引导, 优化贷款结构。
除了上述工具以外, 中国人民银行还采取优惠利率政策、专项贷款、利息补贴和特种存款等办法。这类选择性的货币政策工具, 能够针对特殊情况灵活运用, 但直接行政决策的色彩过浓, 对充分发挥信贷资金的运用效率也有不利的一面。
五、欧美货币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1.进一步提高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为实现“十三五”计划的目标, 提高央行的独立性势在必行。央行的独立性直接影响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而欧洲央行不仅有目标的独立, 还有货币政策工具以及人财物的独立, 值得我国借鉴。
独立性分为目标的独立性和操作的独立性。在多目标的情况下, 目标和目标之间有冲突, 导致决策不易。而操作的独立性相对目标的独立性而言更容易实现。应当“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既保持定力又主动作为, 不断补充和完善货币政策工具组合, 适时适度预调微调。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常备借贷便利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2.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货币政策的灵活性较差是以利率、汇率或货币供应量等工具变量作为中介目标的共同问题。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来看, 利率和金融资产价格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重要变量。就利率情况而言, 我国现行的虽是市场经济体制, 但是国企投资由于受到各地政府等裙带关系的影响, 投资对实际利率缺乏敏感性。就金融资产价格情况而言, 目前我国缺乏足够的金融资产品种, 比如货币市场工具和衍生产品种类, 这导致了货币政策工具的单一化, 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作用。
3.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
欧洲央行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都很注重公众的反馈, 重视预期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欧洲央行通过采用“两支柱”的货币政策策略, 为央行与各个层面的公众沟通提供了一个框架。不仅建立了内容广泛、容易理解的网站, 而且还定期出版各种报告, 通过这些渠道向公众解释政策目标及运行情况, 总结已取得的效果并预测将来的发展。
近年来, 我国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不断提高。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实践体现了这一点。然而, 我国货币政策依据的具体数据、决策的程序, 以及央行对经济宏观形势预测的基础和过程还不够完善。
六、结语
2015年10月23日, 中国人民银行降息, 是央行自2014年11月以来第六次降息。目的是应对通缩压力和经济减速。此举发生在欧洲和日本央行预期中的新刺激措施及美国可能的货币紧缩之前。中国央行此举与欧洲和日本预期中的刺激措施使得他们在货币政策上与美国渐行渐远, 美联储目前还在考虑进行9年来的首次加息, 尽管已有声音呼吁该行重启QE。
当前, 全球经济逐渐复苏, 欧美货币政策背道而驰, 国际形势日渐复杂, 金融格局日趋多元。对比欧美国家的货币政策, 有助于让我们在“新常态”下重新审视自身, 得到启示并有所作为。中国人民银行正在施行的宽松货币政策, 目的是通过刺激消费和投资, 增加中国GDP的增速。至于这一政策的效果, 还要留给时间去检验。
摘要：中国人民银行于2015年10月23日宣布自2014年11月以来第六次降息, 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助于刺激消费和投资, 增加中国GDP的增速。如果将欧美国家货币政策与我国进行比较, 可以获得很多启发, 比如提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等。只有明确目标、找准方向, 才能有的放矢, 发挥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 助力“十三五”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货币政策,欧洲央行,美联储,量化宽松,降息
参考文献
[1]李昊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下我国当代经济发展环境成本上升的分析[D].河南大学, 2013.
[2]黄达.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1:77-80.
[3]孙长峰, 郑州.谈我国货币制度对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促进作用[J].商业时代, 2014, (8) :66-67.
[4]王静娜.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J].江苏商论, 2010, (5) :173.
中国和欧美企业跨国并购比较研究 篇4
比较研究方法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 它在早期主要是古典进化论学者的研究方法之一。他们利用这一方法在不同的区域印证了文化的进程及结构、并且复原了原始社会的文化面貌。比较研究最初运用可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所著的《雅典政制》。在20世纪的60年代发展到成熟阶段, 主要是运用在社会科学。它一般分三个步骤:首先找出同类现象或事物;其次按照比较的目的将同类现象或事物编组作表;最后根据比较结果作进一步分析。该方法有助于对各种类型文化异同的认识, 有助于对不同民族、国家、地区文化起源和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认识, 其主要缺点在于把文化要素和整个文化隔裂开来, 并有一点勉强, 把一些表面相象、但发生背景截然不同的文化要素放在一起。
2. 中国和欧美企业跨国并购经济环境比较
2.1 劳动力成本的比较
欧美发达国家经济雄厚, 带来了较高的劳动力成本。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首届青年华商峰会上的发言可知, 美国每小时工资约16美元, 在墨西哥约4美元, 而我国约0.50美元, 由此可以计算, 我国每小时的劳动力成本不足美国每小时劳动力成本的4%, 同时,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 我国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在其他国家之上。可见, 我国仍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 这依然是吸引国外投资者在我国实现并购一个不可比拟的优势。
2.2 资本市场的比较
欧美发达国家有着成熟的资本市场, 包括完善的市场组织、健全的市场体系和规范的市场机制。在发达国家, 股市总市值比例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高达80%以上, 这些和他们成熟的资本市场是密不可分的。发达国家成熟的资本市场使企业并购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迅速进行, 这有利于企业跨国并购的融资。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尽管比较迅速, 但是起步晚, 只有20多年的时间, 资本市场没有欧美等发达国家完善。我国资本市场现状是交易工具不发达、品种单一、结构残缺, 这些造成我国股市市值占国内市场总值比例不到25%, 而且还有大部分是不流通的市值。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成熟, 给企业并购带来很多弊端。我国企业最初跨国并购由于市场不成熟、经验不足, 现金交易占很大比例, 换股交易很难进行。现在,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企业跨国并购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逐渐增多。另一方面, 我国投资公司和中介公司也比较落后, 不能提供有效的并购交易平台。虽然最近几年国内投资公司和中介公司不断发展, 一些世界超级投资咨询公司和中介公司纷纷进驻国内, 但是和欧美发达国家拥有先进的投资咨询公司和中介公司还有很大的距离。
3. 欧美企业跨国并购目标企业的现状
企业跨国并购动机确定以后, 紧接着就需要选择目标企业, 目标企业的选择决定着并购后续环节的实施是否顺利, 是否可以取得最终成功。
通过对欧美企业跨国并购案例的研究, 发现欧美企业跨国并购目标企业的选择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1) 跨国并购的目标企业20世纪90年代选择发达国家, 21世纪开始转向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最开始目标企业所在的东道国选择在发达国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发达国家开始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 尤其是亚洲市场, 在亚洲市场中, 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 随着我国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 外国企业对我国市场的窥探转变为跃跃欲试。据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发布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 未来5年外国企业在我国的并购案将急速增加 (金融界) 。同时, 国内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与经济学人智库联合发布指出 (我国会计师网) , 由于预期我国市场将进一步开放, 未来5年内发生在我国的并购活动将更加活跃。
2) 跨国并购的目标企业在国内拥有自己的品牌和销售网络。并购的目标企业在国内拥有自己的品牌和销售渠道, 有利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迅速展开销售。发达国家在我国的跨国并购更能彰显这一特点。跨国公司为了迅速占领我国市场, 并购我国一些知名品牌。而我国不少知名品牌在外资的并购中不断受损, 如活力28、熊猫 (洗衣粉) 、扬子 (冰箱) 、孔雀 (电视机) 和香雪海 (冰箱) 等中方品牌不仅没有在外资并购中壮大自己, 反而被封存起来, 有些国内企业不得不花费极高的代价从外方品牌回购使用权。美加净的回购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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