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责任

证明责任（精选12篇）

证明责任 篇1

证明责任是民事证据制度中永恒的主题, 是民事证据制度的核心, 证明责任分配问题更是核心中的核心。日本学者石田穰曾形象是指出“证明责任是整个民事诉讼的脊椎。”美国著名学者伯纳德·施瓦茨也说:“在实际诉讼中, 证明责任问题的实际重要性甚至比大多数律师认识到的还要大。确定证明责任问题常常就是决定谁胜谁负的问题。”从各国的民事核心看, 证明责任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有关于证明责任的概念、性质、分配原则等问题的争议之久, 学说流派之多, 不亚于诉权。在诸多著作和论文中常看到的与证明责任有关的法律术语之多足以令人头痛, 例如:举证责任、法定的证明责任、提供证据的责任、说服责任、主观证明责任、行为责任、形式意义的证明责任、客观证明责任、结果责任、结果意义的证明责任、主张责任等等……因而下面对证明责任这一理论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和成果作一比较分析以明确其对司法实践的指导意义。

一、证明责任在两大法系中的特征与差异

两大法系诉讼制度的不同决定了证明责任问题的不同。在英美法的传统中, 民事案件的审判由法官与陪审团共同完成, 众所周知, 陪审团审理事实问题, 然后由法官就法律适用问题对案件做出最终裁决;而大陆法系则不存在这一问题, 事实和法律问题均由法官决断, 这种程序上的不同决定了证明责任在证据制度中的不同。

(一) 英美法系中的证明责任

英文中“burden of proof”指证明责任, 包括两层含义:legal burden of proof 和burden of adducing evidence, 即法定的证明责任和提供证据的责任。

提供证据的责任是指“在诉讼开始时, 或是在审理或辩论过程中的任何阶段, 对争议事实提出证据的责任。”①在由陪审团参加审理时, 这一责任是针对法官的职能而言的, 因为负有提供证据的责任的当事人是否已提出了初步证据, 是否应当将争议事实提交陪审团法官职权范围内的事, 由法官来做出决定;英国学者克罗斯和威尔金斯形象地将这一提供证明责任比作第一道障碍, 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必须越过这第一首障碍, 才有可能将争议事实提交陪审团裁决;另外提供证据的责任会随着举证活动的进行发生转移, 因而这一责任又被称为“临时性的责任” (provisional burden) 。

法定的证明责任又称法定的责任, 指“负有这种特定责任的当事人, 对他已主张的任何双方有争议的事实负担着危险——如果最终不能证明其主张, 他将会败诉。”②这一责任又被称为“说服责任” (burden of persuasion) , 是针对审陪团职能而言的, 负有提供证据责任的当事人越过第一首障碍将证据提交陪审团之后, 如果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可能不足以说服陪审团或者对方提出有力的反证, 仍有可能在这里——第二道障碍受阻;法定的证明责任又称“固定的责任” (fixed burden) 。

(二) 大陆法系中的证明责任

大陆法系中证明责任最初主要指主观意义上的证明责任, 后来在德国法学家尤利乌斯·格拉查提出, 经罗森贝克等人的发展, 客观证明责任渐渐占了上风;于是在大陆法系中主观说与客观说并存, 主观说认为, 证明责任是行为责任, 是当事人是由于未能履行提供证据责任而负担不利的诉讼结果, 是从当事人举证活动的角度来分析的, 这种主观上的证明责任又被称为“行为责任”;客观说则认为, 它是在争议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 客观上需要由一方当事人负担的不利诉讼结果, 是从结果意义上来说的, 又被称为“结果责任”。

客观说的依据就在于, 争议事实真伪不明是诉讼中存在的一种客观状态, 这种状态的发生与当事人的举证活动并无必然联系, 甚至在诉讼程序完全由法院主导, 法官负责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形下, 同样也会发生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形, 而这时法官并不能拒绝裁判, 这就需要确定由哪一方来承担实体法上的不利后果。法庭辩论法庭终结后, 案件事实的真假得到证明, 证明责任就不会发生;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 证明责任就必然会发生。

主观说与客观说争论的焦点就在于证明责任空间是行为责任还是结果责任, 在长期的争论中, 客观说经由罗森贝克的发展, 在日本也得到诸多著名诉讼法学者的接受和发展, 逐渐在理论中处于上风。

二、证明责任在中国的研究现状

新中国建立后, 诉讼法在前期深受松岗正义和前苏联民事证据理论的影响, 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中, 证明责任制度都被长期地忽视了。松岗正义在晚清政府的诉讼法立法活动中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他为证明责任所下的定义是:“证明责任者, 简言之, 即当事人为避免败诉之结果, 而有证明特定事实之必要也。”即是从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的角度解释的③;前苏联的民事诉讼制度摒弃了资本主义国家诉讼的“形式真实”, 是建立在所谓的“实质真实”的基础上的, 即诉讼中要贯彻客观真实原则, 认为只要法院积极主动地调查、收集证据, 就不会出现事实真伪不明的状态, 因而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基本上没有适用的空间, 这就导致了只能从提供证据的角度来解释证明责任。

因而当前我国理论界对证明责任含义的解释主要有三种:

第一, 行为责任说。认为证明责任就是当事人对主张的事实承担的提出证据的责任, 现行民事诉讼法中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有责任提供证据, 也是这一理论的有力证明。

第二, 结果责任说。认为证明责任由法律预选做出规定, 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 由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是从败诉风险的角度说明证明责任的。这一学说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

第三, 双重含义说, 由李浩教授提出, 认为证明责任应当从行为和结果两个方面来予以说明和解释。也有学者将行为责任称为“举证责任”, 将结果责任定义为“证明责任”, 以区别两种意义上的证明责任的不同④。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证据规定》) 第2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示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示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 由负有举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李浩教授认为其中的第1款规定了提供证据的行为责任;第2款规定了承担不利后果的结果责任, 因而我国的民事审判实务采用的是双重含义说。但是《证据规定》关于证明责任依然不完善, 存在着很大的缺陷。这里首先要阐明另一个概念, 即主张责任。

主张责任是与辩论主义相关的一个概念, 根据德国和日本学者的归纳, 辩论主义包含三项内容: (1) 当事人没有在辩论中主张的事实, 法院不得在判决中加以认定; (2) 当事人之间没有争议的事实主张, 法院应当在判决中予以认定; (3) 当事人没有申请的证据法院不得以职权进行调查。⑤依据肖建华老师的观点, 主张的对象即是法官裁判时进行演绎推理过程中三段论中的小前提, 即法律要件事实, 当事人在诉讼中必须对要件事实加以主张, 以说服法官承认其所期望的法律后果。从现象看, 主张责任是最先发生, 原告在提起诉讼时, 就需要在诉状中提出作为诉讼请求和根据的事实, 被告则需要在答辩状中提出反驳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 接着才会发生提供证据的责任以及客观上的证明责任。

主张责任与客观上的证明责任以及提供证据的责任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三者在责任分配上原则上也是一致辞的。罗森贝克说:“主张责任客体和范围与证明责任的客体和范围, 原则上必须是一致的。”⑥学者大多也都认为主张责任与客观上的证明责任具有同一性和附随性;只是二者针对问题的角度不同, 主张责任主要就当事人而言, 客观上的证明责任主要就法官而言。主张责任与提供证据的责任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一致, 但也有可能不一致, 即在以下两种情况下④: (1) 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属于一项免证的事实; (2) 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下, 主张责任仍然存在于权利请求的一方。

证明责任理论是一个理论体系, 包括证明责任的外部构造和内部构造两个方面的内容。内部构造即行为意义和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 (即提供证据的责任和客观上的证明责任) 的含义及相互关系;外部构造, 即证明责任与主张责任的含义及相互关系。然而我国《证据规定》第2条中并没有对主张责任做出规定, 使得证明责任在理论上的不完整导致在举证责任倒置的问题上更加众说纷纭;而且第2条看起来虽规定了主张证明责任与客观证明责任, 但并未对两者在性质、适用条件等方面做出更加细致的说明, 导致在理论和实践中的混淆;再就第2款“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 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来说, 并没有明确这种结果证明责任是为解决事实真伪不明问题而设, 而是将其当作当事人的责任, 有悖于结果责任理论的本意, 在实践中也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在肖老师看来, 这样规定, 是将证明责任与证据调查对立起来, 认为只要有了证明责任, 法官只等着当事人提交证据, 证据不足就判决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败诉。看似是民事诉讼追求的当事人主义的实现, 实际上却违反了法官发现真实追求正义的目标——从法官裁判方法论的角度看, 法官不能放弃发现事实的职责, 他应当确信事实存在或不存在;证据调查等手段就是实现内心确信的方法之一, 在此事实基础上根据三段论下裁判而事实真伪不明只能占案件中很小的一部分, 根据结果责任下裁判只是法官依实体法规范裁判的例外, 而不是原则。

肖老师将证明责任概念分为广义、一般意义和狭义三个层面, 广义的证明责任, 包括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 即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 以及主张责任;一般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即指其内部结构;狭义上的证明责任即指结果责任问题。李浩老师的《民事证明责任研究》也是紧扣事实真伪不明与证明责任的内在联系, 立足于结果责任展开对证明责任各种问题的研究的。这种结果责任虽未在立法中得到明确地表述, 在理论界已被普遍接受, 尽管如此, 证明责任仍被认为是一大难点:一方面对结果责任的阐述没有达成一致, 另一方面, 在结果责任被学界高度重视的同时, 加上当事人主义改革热潮之下, 很有被夸大之嫌, 单纯强调当事人的败诉风险, 忽视了主观的证明责任, 将结果责任的适用等同于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的诉讼行为, 而淡化了通过法庭辩论发现案件真实的审判宗旨, 否定了法官能动地调查和审查判断证据的必要性, 成为司法实践拒绝依职权进行证据调查和审查的理论基础。④在清楚各种与证明责任有关的术语和内涵, 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将其怎样应用于实践, 使其在民事诉讼改革过程中正确指导当事人的诉讼活动以及法院的审判活动, 需要更加精细和深入的分析和学习。

注释

1 Cross, On Evidence Butterworth[M].1975: 27.

2 Cross, On Evidence Butterworth[M].1975: 85.

3 李浩.民事证明责任研究[M].法律出版社, 2003: 13.

4 肖建华.民事证据法理念与实践[M].法律出版社, 2005:13;19;11.

5 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31.

6[德]莱奥·罗森贝克.庄敬华译.证明责任论[M].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 52.

证明责任 篇2

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和证明评价三种证据法上的制度之间存在着互动与制约的关系,对其中一种制度的操纵,可以影响到另外两种制度的效果。本文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责任证明书范文，仅供参考。

责任证明书范文篇一：

无责任证明

今我司报建海南临高质量安全监督站备案手续，缺少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凭证，我司已正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凭证手续，相关资料还未出来，通过与海南临高质量安全监督站协商，现先做好报建工作，待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凭证办理完成后，再补齐资料。

在此期间，因未办理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凭证而发生一切事故所需承担法律责任由我司独立承担，与海南临高质量安全监督站无关。

特此证明!

证明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 期：20xx年x月x日

责任证明书范文篇二：

比较提出证据责任与证明责任

在民事诉讼理论中，证明责任与提出证据责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两个名词之间既存在联系又有不同之处。证明责任，又称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事实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进行证明，当作为裁判基础的法律要件事实在诉讼中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负有举证证明义务的当事人应承担败诉的风险。提出证明责任，是指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为避免败诉危险而向法院提供证据的必要性。

两者之间的联系在于：(1)对负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来说，承担提出证据的责任是为了避免证明责任在诉讼终结时实际发生;(2)在案件事实发生争议时，负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中负担首先提出证据的责任;(3)两者都是因为有争议的事实发生而存在。也就是说，提出证据责任贯穿整个诉讼过程，当负有证明责任义务的当事人为了避免败诉，必须承担提出证据责任，在存在证明责任分配时，必然同时存在当事人的提出证据责任。

而两者之间的有存在大大的不同：(1)两者发生的原因不同。证明责任的所需要证明的争议事实是处于“真伪不明”的前提下，即原告方提出有说服力的主张，被告方提出实质性的反主张，对争议的事实主张有证明需要，用尽所有程序上许可和可能的证明手段，法官仍不能获得心证，且口头辩论已结束，上述情况仍无法改变。而提出证据责任则是在诉讼过程中只要有争议事实需要证明，当事人就有义务承担此项责任。(2)能否预先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分担不同。证明责任可以根据预先设定的标准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我国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应是: 主张权利义务关系成立的当事人，应就权利义务关系成立的各要件事实负证明责任;对妨碍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的事实不负证明责任，而由对方当事人承担;主张权利义务关系变更或消灭的当事人应就权利义务关系变更或消灭的各要件事实负证明责任，对于妨碍权利义务关系变更或消灭的事实不负证明责任，而由对方当事人负证明责任。而提出证据责任由于其并非发生在“特殊”阶段，只是一种普通的诉讼行为，所以既没有必要预先分配，也没有可能离开诉讼的具体情形来预先分配。

(3)责任转移与否不同。证明责任按照实体法的规定或分配证明责任的标准确定归某一方当事人承担后，始终固定于该当事人，不会随着证据的提出转移于对方当事人后者则会在举证过程中发生转移。提出证据责任的转移与败诉危险的暂时转换具有对应关系，由于提出证据责任是当事人为了避免败诉而向法院提供证据，原告和被告在争议事实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努力寻求证据提出证据力求胜诉，所以它随着败诉危险的转移而转移。

(4)能否由双方当事人负担不同。证明责任只能由一方当事人负担，当案件处于真伪不明的情况时，法官需要按实体法或者分配原则将证明责任分配给当事人一方，因为如果让双方当事人对同一案件事实负担证明责任，法官仍然不能获得心证，对案件事实仍然无法查清，证明责任将失去其存在的作用，提出证据责任则有可能由双方当事人负担，即一方负担提供本证的责任，另一方负担提供反证的责任。

证明责任与提出证据责任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大体如上所述，同时关于两者的制度在我国立法上都存在不足之处，有待完善。

责任证明书范文篇三：

证明责任分配

证明责任作为裁判规范指示法官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如何作出裁判，证明责任(客观证明责任)规范的实质是在案件事实不明的场合，谁最终应当承担不利后果。证明责任分配理论要研究和探讨的正是应当根据什么因素来决定谁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以及为什么要由这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而不由相对方承担，并且根据这一因素或这些因素来决定谁承担不利后果又是公平、合理和符合理性的。

一、罗马法中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

证明责任分配的法则和许多法律原则一样，起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初期，人们对证明责任的认识仅限于提供证据的责任，即主观上的证明责任.法学家们提出了分担举证责任的两条原则：(1)“原告应举证”：“原告不尽举证责任时，应作出被告胜诉的判决”：“原告尽其举证责任时，被告就应以反证推翻原告所提出的证据”。当时，提出这样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应当说是比较自然的。因为原告通常是主张权利的一方，主张权利就应当提出权利的事实依据。

(2)“提出主张的人有证明责任。否定的人没有证明责任”(ei incumbit probatio，qui dicit，non qui neget)。“根据事物的性质，否定无须证明(”cum per rerum naturam negantis nulla probation sit)。这一原则源于罗马法中这样的法谚：“肯定者应证明，否定者不应证明(”affirmanti incumbit probatio non neganti)。①这两个原则在实际运用中，并不是恒定为以前一原则为主，后一原则为辅。也有以后一原则为主，前一原则为辅的。差异在于人们对原则的认识不同。因为，这两个原则，前者是从当事人的性质来划分的;后者是从主张者与证明责任的关系上来划分的。

二、证明责任分配两大分类学说

(一)待证事实分类说

待证事实分类说(要证事实分类说)的基本思路是根据要证事实证明的难易，决定证明责任的分配。具体做法是将事实按某种标准加以分类，以明确对哪些事实须承担证明责任，而对哪些事实无须承担证明责任。主要包括了，消极事实说、外界事实说和推定说.消极事实说(Negativentheorie)是将待证事实分为积极事实说和消极事实说，主张积极事实的人应承担证明责任，主张消极事实的人则不承担证明责任。积极事实即肯定事实，也就是主张存在某种事实。消极事实即否定事实，也就是主张不存在某种事实。主张消极事实说的人认为，积极的事实容易证明，也能够证明。消极事实则不容易证明，也难以证明。例如：主张“没有认可”、“没有注意”、“无过失”、“不作为”、“没有到期”。这一类消极事实就很难证明，强迫主张消极事实的人承担证明责任必然有失公正。消极事实说直接来源于罗马法否定者无须举证的原则。

外界事实说将事实分为外界事实和内界事实两大类，主张外界事实的人应承担证明责任，主张内界事实的人不承担证明责任。因为内界事实的证明是相当困难的。所谓外界事实是指人的五官能体察的事实，如物的大小、颜色、运动方式等等。所谓内界事实指人的心理状态，如知与不知、故意与恶意、真实与虚伪。按照外界事实说的观点，正是由于内界事实是人的内心活动，故难以证明。此说的缺陷虽不多，但却是致命的。人的内心活动通过间接① 有学者在谈到罗马法古老的证明责任分配法则时，也提到了两个基本的成文法则，即“主张者应证明，否定者无需证明”和“从事物的性质上，否定者不应证明”。没有提到原告应举证的原则。(见村上博巳：《证明责任の研究》，新版，第70页，有斐阁，1986。)实际上，村上所谈到上述两个原则实质只是一个原则。

事实仍然能够证明，并非不能证明，而且在双方均主张内界事实时，证明责任如何分担仍然无解。

推定说实际上是消极事实说的进一步补充，该说主张，不能只按照消极事实产积极事实的划分来确定证明责任，还应配合推定才能实现科学的分配。主张没有推定的积极事实或主张有反对推定的消极事实的人应承担证明责任，反之，则不承担证明责任。例如，原告向法院起诉请求被告返还贷款，理由是借贷期届满，对于借贷期届满这一肯定说，如果法院没有规定清偿期届满的推定时，原告就要对该事实举证，有关于清偿届满的推定地须证明.(二)法律要件分类说

法律要件分类说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主张权利者，应对权利根据的事实举证;对方则应对权利妨碍的事实或权利消灭的事实举证。法律要件分类说是在韦贝尔、贝特曼和赫尔维格等人对消极事实说和推定说进行彻底批判后建立起来的。法律要件分类说的基本法则仍然起源于罗马法注释法学家和德国普通法时代所承认的法则，即“原告应对诉的原因举证，被告应对抗辩事实举证”。主要包括有基础事实说与特别要件说。

基础事实说的分配法则是，各当事人应就各自在诉讼中主张的权利事实基础加以证明。基础事实说之所以在证明责任分配理论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因为这一学说开辟了一种新的思路，是方法论上的一次创新。以后几乎所有的证明责任分配学说都是建立在这一学说的基础之上的。由法国人布瓦西朗德(Boisssonade)起草的日本旧民法证据编中就采用了基础事实说的观点。

特别要件说就是在基础事实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特别要件说的开山鼻祖是德国的韦贝尔(Weber)。韦贝尔认为：“主张权利存在的人，能够证明该权利的重要事实就足够了，相反，不必证明所有权利共同具有的一般要件。”[9]特别要件说的特色是将实体法上的权利发生、变更、消灭的要件，分为特别要件和一般要件，主张权利存在者，应就权利发生的特别要件事实负证明责任。该权利的一般要件欠缺时，由被告主张并加以证明。主张已发生的权利变更、消灭的，应对主张权利变更、消灭的特别要件事实举证。权利变更、消灭所必须的一般要件事实则由对方举证。

(三)法律要件分类说与待证事实分类说的关系

法律要件分类说与待证事实分类说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待证事实分类说把举证的难易作为证明责任分配的决定性因素;法律要件分类说不着眼于举证的难易，而是直接从当事人平等原则和事物的盖然性出发设置证明责任分配的原则。根据当事人平等的思想，当事人在诉讼中处于平等的地位，只有适当地分担责任，才能达到法律实现公平正义的目的。原告和被告都没有必要对全部案件事实予以证明，原告应对权利存在的事实举证，被告应对否定权利存在的事实举证才能实现诉讼的公平。从事物的盖然性考虑，主张法律要件分类说的人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均有其盖然性，对已经发生的事物以“存在不变”为常态，以“消灭变更”为变态。常态为通常的现象，变态为异常的现象。前者为原则，后者为例外。如果让原告就权利存在以及权利变更、消灭的一切要件事实均加以证明的话，原告胜诉的可能性就极少，不利于保护私权。因此，原告仅对权利存在的要件事实举证，被告只就权利消灭、变更的要件事实举证，既有利于保护私权，又符合公平理念。①(日)松本博之：《证明责任的分配》(《新实务民事诉讼法讲座》第2卷第252页)。

① 日本旧民法将证据规范规定在实体法中，民法修改时，立法者将民法中的证据编删掉，并纳于民事诉讼法中。

法律要件分类说与待证事实分类说在将要证明的事实进行分类后才决定其证明责任的分担这一点是相同的，只是对要件事实分类所依据的标准以及如何分配方面有所不同。就是在主张法律要件分类说的学者中，也因对事实划分的不同，而分为若干分支学说。

(四)其他证明责任分配学说 因果关系说在实质上仅将拜特曼、霍尔瓦克对法律构成要件的三分类法简化为两分类法，-保留权利发生要件，将这种事实称为“原因”，将后两类一律划为权利欠缺要件，这种事实称为单纯的“条件”-双方当事人分担证明责任的方式与特别要件说一样，主张一方仅承担证明“原因”的责任。罗森贝克提出的规范说是依据实体法律规范之间的补充、排斥关系，将实体法中无数的法律规范分为权利发生规范、权利妨碍规范、权利消灭规范三个基本分类在此基础上日，分配证明责任应当是：主张权利存在的一方当事人应就权利发生的法律要件事实负证明责任，相对方应对后两种事实负证明责任。

莱昂哈特的完备说的理论前提与规范说保持一致，差别在于此说仅将法律规范分为两类权利发生规范和权利消灭规范，权利发生规范包含着权利妨碍规范。分配时，要求主张者要对满足权利发生要件的全部事实负证明责任，和规范说相比，主张权利存在方多了一份证明权利妨害规范事实存在的的责任。

三、证明责任分配的法律价值

证明责任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当争议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由谁提供证据证明并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在研究举证责任的过程中，从宏观上对影响和支配证明责任分配的法律价值做考察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1、程序公正。在法律制度中，诉讼程序公正有其独立的价值，人们通过诉讼来解决法律纠纷时，不仅期待案件处理结果与正义、公平的要求相吻合,也希望诉讼过程本身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因此，在建立民事诉讼制度时，无论整个诉讼程序的设计还是某项具体制度的建构，都应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举证责任分配也应当如此。这样一来，程序公正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派生了一系列的要求，例如原被告负担的举证责任大致均衡、应将举证责任置于有条件、有能力举证的一方、故意妨害举证的一方应该承担举证责任等。这些要求不仅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条件，对于实现程序公正也是非常必要。

2、实体公正。进入20世纪后，工业事故、交通事故、公害事件增多，在这种压力下，以过错为基石的传统归责原则发生了动摇，一些国家对相当一部分案件实行无过错责任，另一部分虽仍沿用过错责任，但过错的证明责任转嫁到被告，如加害人需证明自己无过错才能免责。同时，立法者开始权衡双方经济力量，看哪一方是经济上的强者，哪一方是经济上的弱者，哪一方有能力承担侵权行为的损害结果，哪一方最需要得到赔偿。无论是无过错责任还是举证责任转嫁，都体现了法律向弱者倾斜，这种符合实体正义的立法精神突出表现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责任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规范中。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实现实体公正也应成为举证责任的一项价值。

3、诉讼效益。民事诉讼法解决民事纠纷需要一定的诉讼成本，诉讼结果的获得需要诉讼主体投入时间、精力以及金钱。因此，民事诉讼程序不能不考虑效益问题，即应该使诉讼主体在投入成本不变的情况下产出更大收益，或在减少投入的情况下产出与以往相同的收益。举证责任的配置直接影响诉讼主体的诉讼成本的节奏，在进行证明责任分配时，应努力寻求符合诉讼经济要求，坚持提高诉讼效益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

四、我国民事诉讼中分配证明责任的状况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所谓的对“证明责任”的分配体现在第64条第1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从证明责任的实质概念出发，这款规定引导出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分配方法，与其说是“证明责任”的分配，倒不如说是对“证据提出责任”的分配。这样它“被打入冷宫”就很容易理解了。

随着对这个矛盾的认识不断加深，我国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中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具有“结果责任”意义的证明责任的基础上，又在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证据规则》里确认证明责任的双重含义的性质，以期作为《民事诉讼法》的补充，为实务操作提供规范。可是，在如何分配证明责任的问题上，由于在理论上没有较为合适的分配标准，导致立法者在制定时也回避了这一问题。换句话说，《证据规则》虽然肯认了结果责任，但是却没有规定分配结果责任的一般标准，仍然无法指导我们的实践。

在我国理论界，证明责任的分配理论也越来越受关注，但是，并未突破法律要件分类说所给出的分配原则，出现一种具有特色的学说。(当然，这种状况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存在)在分配问题上，取得大多数学者一致意见的是在证明责任分配途径上，从顾及我国的诉讼传统上应选择以立法方式而不是英美法中的“将分配证明责任的任务委任于法官”。

在分配证明责任的基本理念上，还有一些差异：有的学者倾向于以“证明责任分配制度的最高价值应当是公正”为本;有的学者倾向于以“确立一个抽象但明确的证明责任原则仍属必要”为本。前者还进一步认为，要考虑以下几方面以实现公正的价值：实现实体真实;诉讼地位平等;实现实体法立法目的;使裁判总体上接近客观真实;经济效率，即具有可操作性。并指出在这些因素出现冲突时应在确定序位的基础上，以序位在先者为主要依据，并

①尽可能兼顾多种要求。后者在后一种倾向引导下，有学者提出采用法律要件分类说，尤其

②是规范说作为原则，其不周全之处通过法律规定、司法解释或例外规定予以补正。另有学

者补充说，这不周全之处除了可以以刚才的“法律规定、司法解释、例外规定”的法定主义形式，也可加进一点法官裁量主义的色彩，并提出设置“更为妥当”的中间裁定程序来指导操作。

犯罪构成理论与刑事证明责任 篇3

关键词 犯罪构成；证明责任

1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的对于证明责任的影响

一个成熟的、完整的犯罪构成理论，不光应当具备定罪机能，还应当包含出罪机能。所谓定罪机能就是犯罪构成从证面的、积极的方面规定具备何种要素事实即构成犯罪的功能。例如成立犯罪所必须的主体要素、主观要素、行为等构成要素等等均是对犯罪构成定罪机能的具体体现。所谓出罪机能是指犯罪构成从反面、消极的方面规定具备何种要素事实即排除行为可罚和有责的功能。例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均属于出罪机能的具体表现，纵观大陆与英美两大法系有关犯罪构成的理论，两大法系虽然有着截然不同的犯罪构成理论，但却均具备定罪与出罪两种机能。

在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体系包括犯罪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所谓该当性即是行为符合刑法所描述的某个具体犯罪的客观要素与主观要素的特征，例如实行行为、结果与危险、因果关系、故意与过失等等。违法性则通过以阻却违法事由的方式从消极的方面规定了何种情形下排除违法性。在大陆法系中，诸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被害人任诺为常见的违法阻却事由。有责性则是判定行为人对行为是否负有责任，主要是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责任能力。从上述对于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的初步介绍中，构成要件该当性是犯罪构成定罪机能的典型体现，表明一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须具备的表象特征。而违法性则以阻却犯罪事由的表现，体现了犯罪构成出罪的机制。

2 英美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的对于证明责任的影响

在英美法系，犯罪构成普通法系的犯罪成立条件包含双层要求：犯罪本体要件和责任充足要件。犯罪本体要件包括犯罪行为和犯意。犯罪行为是指有意识的行为，是法律予以禁止的有害行为，它是构成犯罪的首要因素；犯意又称为犯罪心理，是指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而责任充足要件是指无合法的抗辩理由。合法的抗辩即“积极抗辩”、是指被告并不否认控诉人所主张之事实的真实性，而是提出其他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自己不应当承担责任的答辩，以此否认控诉人在法律上有起诉的权利。积极抗辩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正当化事由，指行为虽违法但是值得鼓励，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执行职务、体育竞技等；另一类是可宽恕事由，指行为虽然不值得赞扬和鼓励，但是基于行为人的特殊原因不予处罚处罚，如未成年、精神病、被胁迫、认识错误、警察圈套等。积极抗辩是独立于犯罪本体要件的事实，一者共同决定着裁判者认定事实的范围。在英美犯罪构成理论下，犯罪本体要件体现了犯罪构成的定罪机能，而责任充足要件则体现了犯罪构成的出罪机能。

3 我国犯罪构成理论和证明责任分配的完善

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不同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的理论，而沿用苏联的而采取四要件说，我国四要件的特点在于犯罪构成仅仅具备定罪功能而排出了出罪功能，以至于刑法所规定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阻却犯罪事由在犯罪构成中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且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缺乏推定机能，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于阻却犯罪事由等事实由哪方承担责任模糊不清，由此在理论界形成了辩方究竟对何种事实承担证明责任的理论争议。

笔者个人认为，要想解决上述问题，首先在于重构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然此种风险太大，在刑法理论界存在较大争议。因此，在当下的权益之计在于从诉讼法的角度对辩方证明责任作出合理规定，达到对证明责任的合理分担。综合世界各国立法例，我们认为，辩方应就以下事实承担证明责任。 1.阻却行为违法的事由。在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就是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的行为。 2.阻却有责的事由，主要是对精神病等事实承担证明责任。3.影响刑罚的事由，主要是影响量刑的诸如自首、立功等事由。

参考文献

[1] 陈瑞华著：《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2] 卞建林主编：《刑事证明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论证明责任的分配 篇4

案1:是一起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医疗机构给一患者治胃病, 开出大量雷米封和痢特灵并医嘱长期服用。患者服药期间, 发现四肢麻木, 医嘱继续服用, 结果出现严重的“多发性神经炎”。患者起诉要求医疗机构赔偿包括残疾生活补助在内的多项损失。依《证据规定》, 本案应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现在的问题是:原告应当拿出残疾鉴定结论, 而卫生部的《医疗事故分级标准 (试行) 》将医疗事故等级与伤残等级在这一个规章中加以规定, 也就是医疗事故结论和残疾结论在同一个鉴定中解决, 到底谁来申请鉴定。

案2:王某建混凝土私房将工程大包给某建筑队。工程内容包括基础、主体, 可就在主体尚未粉刷时, 基础构造柱崩裂, 主体下沉, 后加固。一年后主体墙明显裂缝, 王某拒付工程余款。某工程队起诉追索拖欠工程款, 王某以工程质量抗辩, 并提请受理法院委托技术部门鉴定。由于鉴定部门的结论中, 对质量原因未予明确。一审法院以质量原因不明, 责任无法认定为由, 对王某的质量抗辩未与支持。

以上两例在证明责任的分配上较为典型, 案1如果法院确定应由原告举证, 那么, 原告在申请鉴定结论中, 肯定有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是否存在医疗过错等结论;反之, 在被告申请鉴定中, 肯定结论也包括残疾等级。现在是对证明证责任分配的确定, 必然导致一方诉讼当事人负担的大小。案2的证明责任分配的确定, 直接导致一方当事人财产的巨额增减。显然, 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尽管在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已有一般规定, 甚而至于对举证责任倒置情形也有列举, 但它们远远是不能解决实践问题的。为此《证据规定》第七条“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 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 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 所以, 有必要结合案例探讨这些原则之应用问题。

一、公平正义原则

我们这里涉及的是个案诉讼中对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 如果我们仅仅以提出了“公平正义原则”就认为具有指导办案的决定性作用, 同样是不现实的。所以, 作为司法裁判者, 为实现“公平正义”就必须对证明责任分配中的规则进行研究, 而不是停留在表面。“不使用特定的法规范其诉讼请求就不能有结果的当事人, 必须对法律规范要素在真实的事件中得以实现承担主张责任和证明责任。”所以一个案件当事人在提出一个诉讼请求时必须有相关的事实主张和适用的法规范, 被告在反驳中同样有一个事实主张和适用的法规范。如果法规范使用相同只有事实主张不同, 那么依据“谁主张、谁举证”来分配证明责任, 未拿出切实事实依据的一方当事人当然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同理, 反驳一方当事人提出一个其主张事实的另一法律规范, 那么反驳方当事人就应当对其提出的主张是否符合该法规范要素进行证明。

二、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史上起初只在《民法通则》等实体法中确立了基本原则的地位, 该原则对于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司法裁量权的授予则仅为《证据规定》所见。“诚实信用”这样的语词从规范意义上看却极为模糊, 在法律意义上没有确定的内涵和外延, 其适用范围几乎没有限制。但既然司法实践中最高司法机关已有这样的授权性规定, 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支持应显得相当迫切。本文案2中, “质量原因不明”的举证责任可谓原被告都有, 因为原告是施工放, 原告应当提供符合质量要求的建设成果, 有质量问题, 原告应为承担证明责任者。如果按此理由将该举证责任分配给原告, 如果原告拿不出足够的证据来说明质量问题是合理存在或是不可抗力, 或是被告的责任, 那么, 即可依据《证据规定》第二条第二款, 由原告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这里的问题就出现在法官将如何对证明责任进行分配, 显然的有一个原则, 否则就会随心所欲。该案的判决结果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房屋依合同由他人承建存在质量问题, 还得房主来找原因, 否则由其承担责任, 肯定是个错误。所以说诚实信用应当不是一种内心状态的随意, 而应当是对法律精髓的一种把握。

三、当事人的举证能力

为了保证证明责任分配反映实体法的公平正义精神, 法官对当事人科以举证责任时, 应为义务主体是占有或者接近证据有条件并有能力收集证据的一方当事人。否则, 由远离证据材料又缺乏必要的收集证据的条件或手段的当事人负证明责任是不公平的。典型的一类案件就是医疗侵权诉讼, 现《证据规定》第四条已将无过错和无因果关系的证明分配给医疗机构, 是因为在患者和医疗机构之间, 医疗机构更有条件收集证据和加以证明。这样不仅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 而且考虑到了当事人的举证能力。本文案2房主与施工队之为建房质量原因之争, 笔者认为让房主承担证明责任, 也真是难为其人了。相比之下房主和具有一定建筑知识的建筑队, 寻找质量原因的证明能力不言而喻, 况房屋的基础、主体都是建筑队施工的。仅以此就可以毫不犹豫地将证明责任分配给建筑队, 如果建筑队不能证明质量原因是自己的免责范围, 那么, 其将承担不利的后果。

纵观《证据规定》对证明责任的分配的规定, 在司法审判实践中, 直接引用的条款并不能解决大部分案件。相反, 证明责任的分配相当多的, 还得由法官在具体个案中依据一些原则来进行司法裁量。

摘要：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学中有关对如何分配证明责任问题的研究论著可谓文如沿海, 《证据规定》公布实施以来学术界对《证据规定》的研究成果也颇喜人, 而结合具体案例来对证明责任的分配及其原则的研究却并不多见。笔者因是一名司法实践者, 故力图剖析一些案例, 再参照学者的理论成果, 对《证据规定》第七条规定的分配证明责任的原则, 加以直观理解, 并对影响证明责任承担的有关因素在进行简要阐明, 最后将如何分配证明责任的特殊问题, 即证明责任的倒置, 从中进行总结, 或许对有关问题的研究有所帮助。

关键词：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因素

参考文献

[1]曹建明主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人民法院出版社, 法律出版社, 2002 (一) .

[2]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自定教材法律专业,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4, (二) .

[3][德]汉斯·普维庭著, 吴越译.现代证明责任问题.法律出版社, 2000, (9) .

[4]毕玉谦, 郑学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解释与适用,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2-2, (二) .

有限责任公司任职证明 篇5

吉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根据《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关于总经理产生条件及办法的规定，经全体股东协商，一致同意***担任吉林******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

特此证明。

股东签字：

2011年9月20日

监事成员任职证明

吉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根据《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关于监事成员产生条件及办法的规定，经全体股东协商，一致同意***担任吉林******有限公司监事职务，同时免去***总经理职务。

特此证明。

股东签字：

2011年9月20日

法定代表人任职证明

吉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根据《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关于法定代表人产生条件及办法的规定，经全体股东人员立会协商，一致选举***同志担任吉林******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不存在《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列举的不得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的情形。

特此证明。

股东签字：

给人写证明是否要承担付款责任？ 篇6

在建大棚时，我招聘了员工李老汉，约定每月工资二千元。李老汉除建设大棚外，还提供大棚所需的塑料布等原料，所以让我给其写个证明，我向他说明，不应该我来写证明，我并不清楚他提供了多少原料给王立民。但李老汉说：“我是你招聘过来的，你不写我不让你走，我就向你要钱。”无奈之下我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因为不知道该如何写，李老汉提供了他自己写的范本。于是，我照着范本抄了一遍，内容是：证明，李老汉于2011年5月份至2011年8月份在此处干活，每月工资二千元，为大棚提供塑料布等原料计12，300元，共计20，300元。如果王立民不支付此笔款项，刘军负责向王立民讨要。

写完证明后，因王立民公司业务上的需要，我被调到另一公司负责管理。但没想到，事后不久我收到了人民法院的传票，原来，李老汉将我告到了法院，要求我支付上述款项。请问：我将承担怎样的责任·李老汉起诉我对吗·

北京海淀区市民 刘军

律师点评：

在民事诉讼中，有诉讼当事人，也有诉讼参与人。诉讼当事人就是指原告人和被告人。诉讼参加人既包括当事人，还包括诉讼代理人。诉讼参与人既包括诉讼参加人，还包括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和翻译人员。这些人在诉讼中的作用各不相同。

按刘军所述，他在李老汉的要求下，抄写了一遍证明的内容，刘军在这个诉讼中所起的作用应是证明人，也就是诉讼参与人证人的作用。因此，李老汉作为原告，起诉刘军偿还工资及货款是不正确的。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 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二） 有明确的被告 ；

（三） 有具体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

（四） 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依据该条规定，只要原告起诉状列有明确的被告，指明被告是谁，就符合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条件，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起诉，结果会是如何呢·

人民法院对案件予以立案后，在立案阶段，法院会审查此案件是否符合受理条件，原告是否具有起诉的资格，被告是否正确，如果在此过程中，发现原告不具备起诉资格，不是适格的原告，法院会裁定驳回原告起诉。

那么，为什么说李老汉起诉被告是不正确的呢·因为从民事诉讼程序上来讲，李老汉起诉刘军，只要李老汉写明了谁是被告，法院就会受理，法院受理后案件进入实体审理程序，针对本案的事实与法律进行实体审理。那么本案中，刘军只是给李老汉写一个证明，证明的内容是李老汉每个月的工资是多少，给王立民提供多少塑料布等原料。因此刘军在本案中，只是证明人的作用，证明李老汉在此工作、为王立民提供塑料布、王立民未支付李老汉工资及货款的事实，刘军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也就是说刘军并不是向李老汉支付工资及货款的主体，李老汉应向王立民讨要上述款项。因此，李老汉此次起诉并不能解决问题，达到其诉讼目的，法院会依据本案的事实与法律判决驳回李老汉的诉讼请求。

但李老汉仍享有诉权，可以再次起诉，以王立民为被告，要求其支付工资及货款，是会得到人民法院支持的。

在此，也提醒广大读者，在到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时，一定要依据事实起诉，不要错列被告，减少诉累，减少时间，及早实现自己的诉求，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我国民事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研究 篇7

在我国, 法学界一直从提供证据责任的角度解释说明证明责任,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李浩学者在他的论文《我国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含义新探》中提出了证明责任的双重涵义说, 指出应当从行为意义和结果意义两个层面来理解证明责任概念, 才逐渐纠正了当时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界单言行为责任的片面观点。现在学者们一般认为证明责任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第一, 提供证据的责任, 即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第二, 说服责任, 它是证明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 诉讼的整个庭审活动都是围绕说服法官这一目的而进行的。说服责任的重要性还在于它的实际履行是不利后果负担发生与否的前提;第三, 不利后果负担责任, 它是一种潜在的风险, 当案件事实经过一系列证明过程仍然真伪不明时, 法官无权拒绝裁判, 此时它就会发生。

二、我国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基础

民事案件的错综复杂和证明责任分配背后所参考的经济学逻辑, 为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学者们为寻求更为合理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提出了诸多学说理论。这些学说主要包括法规分类说、待证事实分类说、法律要件分类说, 以及上世纪50年代以来应运而生的各种新的学说, 如危险领域说、盖然说、损害归属说、利益衡量说等。

其中, 在理论界影响最大、长期处于支配地位的学说是罗森贝克的法律要件分类说。罗森贝克认为, 民法规范的本身已经具备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 这是立法者预先设置的结果, 因此, 法律规范相互之间, 或者存在补充关系, 或者存在相互排斥关系, 两者必居其一。于是从法律规范的这种关系中便可求得举证责任的分配原理。[1]他将民法规范分为对立的两类:一类为基本规范, 也称权利产生规范, 系指那些发生一定权利的法律规范;另一类为对立规范, 包括权利消灭规范、权利妨碍规范和权利排除规范。权利的存在是从存在权利形成规范的要件和不存在权利妨碍、权利消灭、权利排除规范的要件中推定的。[2]该学说的概念体系明晰, 逻辑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强, 留给法官的自由裁量余地不大, 是众多学说中较优秀和成熟的理论。基于我国当前的司法环境, 人们更加倾向于法官适用法律的统一性和安定性, 因此法律要件分类说成为我国证明责任分配一般原则适用的主要和首选理论。叔本华曾指出:“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都要马上清晰地想象到其相反的一面”。[3]法律要件分类说的浓厚规则色彩最大限度地过滤掉了人的主观因素, 这也使得它拘泥于法律条文对权利规定的形式要件上, 而无法顾及这种形式要件上的硬性配置是否完全能体现法律对于公平或权利救济上的价值因素。[4]因此在坚持法律要件分类说通说地位的同时, 合理采纳那些参照举证的难易程度、与证据的距离以及是否有利于损害的预防和救济作为证明责任配置重点考量因素的理论学说, 成为我国的大势所趋。

三、对于我国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的反思

1.《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的规定, 被总结为所谓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 仅停留在最一般的表述层面, 未能触及到双方当事人各自应当对于哪些案件事实负担证明责任。针对权利根据事实, 反对诉讼请求的当事人的防御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否认, 一种是抗辩。因为每一个否认均包含了矛盾的或者其他可能的主张, 如同每一个主张同时是对另一个事件过程的否认一样。[5]但即使它是以主张的形式出现, 它仍然是否认, 否认一事实的当事人不承担证明责任, 仅需提供反证即可。因为对于“主张”一词的理解有着很大的模糊性, 笼统地讲“谁主张、谁举证”可能会在司法实践中造成双方当事人都承担证明责任的尴尬情形。

2.2001年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证据规定》比较全面地细化了《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规则, 该规定的第2条被认为是证明责任的一般性规定。虽然这样的规定相较于《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有所进步, 但仍然有缺陷。陈刚教授曾经细致区分了在我国出现的两种“双重含义说”, 即“提供证据的责任与证明责任相区别的双重含义说”和“提供证据责任一元论的双重含义说”。前者从提供证据责任属于证明责任派生或“投影”的立场将“证明责任”划分为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 后者从“证明责任”等同于提供证据责任的一元论立场出发, 将提供证据的责任分为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6]《证据规定》第2条虽然分别界定了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 但实际上结果责任只是对于行为责任之“必要性”的说明, 更像是对传统的举证责任概念的内部改造, 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3.《证据规定》第5条对合同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作出了规定, 虽然在法院每年受理的民事案件中, 合同案件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但是在民事诉讼中, 需要分配证明责任的显然不仅仅是合同案件,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 仅就合同诉讼规定证明责任分配的原则是远远不够的, 从法律关系这一抽象层面设置可适用与整个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是十分必要的。

4. 证明责任的分配, 实质上是民事实体法作为裁判规范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 因此实体法律条文的要件表述和逻辑关联十分重要。但我国目前的民事实体法习惯于对法律规范条款即法律要件事实做粗略、笼统的规定, 与德、日等大陆法系相比, 较少地考虑到实体法的诉讼功能, 特别是举证功能, 即在实体法上不能像当初罗森贝克在创立法律要件说时那样, 从德国民事实体法条文中发现立法者预先设立的那样较为完善或较为系统的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这就使得我国诉讼证据适用有关规则存在一些先天不足的障碍。[7]证明责任分配是一个极具实践性的课题, 实践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为我们立法进步指明了一个方向:以增强实体法的实务功能为目标, 提高立法技巧, 完善实体法律条文的要件表述和逻辑关联, 在可能的条件下, 尤其是在证明责任的负担会产生歧义的情况下, 尽可能通过适当的方式, 就证明责任问题为法官提供明确的指引。

5.《证据规定》第7条赋予了法官证明责任配置裁量权。无论是英美法系传统上就习惯赋予法官就个案情形的衡平权力, 抑或大陆法系在立法上赋予法官在一定限度内的自由裁量权以克服成文法的局限性, 法官可以在审判上就千差万别的具体案件依法做出自由评价和判断, 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当我们把这一条款放到我国的现实语境中去, 它变得没有看上去那么美。一方面, 我国现阶段对证明责任配置缺乏科学的、精良的规定, 这种装饰性的条款不利于对证明责任配置一般规则的认同, 可能导致人们以抽象模糊的公正理念冲击和取代一般规则。另一方面, 我国法官总体上更注重个案纠纷的解决, 甚至“将这些制定法上的规则上看非常齐整但实际处理起来极其复杂的问题尽可能地以某种并不一定符合法律规则和法官的制度角色但能够‘化解纠纷’的方式解决”。[8]在一个习惯于特殊考量, 差序格局和超凡个人魅力的国度, 在一个由于制度化程度不高、制度化效果较差而使得法治建设面临困境的国度, 强调对普通性的遵从和对制度的信仰别具意义。[9]

我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使得我们无法一味固守法条规定的外在形式, 我们应该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但是对于这一自由裁量权加以严格的控制。笔者认为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有三个值得尝试的方向:第一, 可以通过上报高级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决定的方式对基层法院行使证明责任配置的自由裁量权加以限制。李国光教授认为地方法院在遇到需要适应第七条规定的情形下, 可针对该问题逐级上报, 由高级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法院来决定证明责任的分配;[10]第二, 司法实践对于法律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是点滴积累和循序渐进的, 对于进入法院的一些特殊案件, 是有规律可循的, 实体法的规则应当更多关注这些案件证明责任的特殊配置, 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本院审核的证明责任分配裁量决定, 以及其认为有代表性的高级法院的证明责任分配裁量决定, 可以通过案例指导制度或者司法解释予以明确;第三, 制度往往表现为是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常规问题的正常解决, 每种制度的安排都会有其局限性, 当一些特殊情形出现时, 治理的资源已超出制度本身, 证明责任分配制度也是如此。当我们在苛求这一制度无法保证所有个案获得公正结果的情况下, 是否也应当从当事人的证据意识和诉讼策略这些解决纠纷的能力角度去全面思考这一问题。

摘要：民事证明责任分配横跨民事实体法和民事程序法两大法域, 为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同时它又是一个极具实务性的课题, 证明责任的不同分配直接影响到法官对于案件的裁判结果。审视我国现行法有关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定和司法操作中的不足, 综合考量我国的现实语境, 可以发现这一制度存在着一些需要商榷和完善的地方。

关键词：民事诉讼,证明责任,法律要件分类说,实体法自由裁量权

参考文献

[1]毕玉谦.举证责任分配体系之构建[J]法学研究, 1999 (2) .

[2][德]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M].庄静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116.

[3][德]叔本华.人生的智慧[M].韦启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4]毕玉谦.举证责任分配体系之构建[J].法学研究, 1999 (2) .

[5][德]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M].庄静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78-79.

[6]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39-42.

[7]毕玉谦.举证责任分配体系之构建[J].法学研究, 1999 (2) .

[8]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189.

[9]霍海红.证明责任配置裁量权之反思[J].法学研究, 2010 (1) .

论环境侵权诉讼证明责任分配 篇8

1 证明责任的诉讼语境解读

1．1证明责任与相关概念的比较定位

证明责任过去多称为“立证责任”、“举证责任”，国外如日本，近年来一般使用“证明责任”。通常认为，这一词具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客观上、实质上的举证责任、说服责任，即当某种事实的存在与否不能确定时，应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其不利法律后果的一种负担;二是指主观上、形式上的举证责任、证据提出责任，即当事人在具体诉讼中，为了避免败诉的危险而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一种行为责任。

在我国，关于证明责任的性质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本文在客观的证明责任这一层面使用该词：证明责任是指当法庭辩论终结时，如果待证事实仍然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依照预先规定的裁判规范由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一种负担，是对真伪不明的风险分配，这种抽象的风险分配在每一个诉讼开始之前就已经存在。

1．2理解证明责任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首先，证明责任直接关系到证据，因此在理解这一概念时就不能脱离判断证据的的自由心证原则。两者关系表现在，当事人是否尽到了证明的责任，是法官根据自由心证原则予以判断的结果。当事人提出证据后，如果法官认为已具有足够的证明力，该证据已能够证明待证事实的真伪与否，则该当事人的证明责任就可以免除。反之，当事人就要因证明责任的预先分配而承担不利后果。

其次，证明责任适用的前提是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依照德国法学家汉斯·普维庭的观点，构成“真伪不明”环境条件是：(1)原告已经提出有说服力的主张;(2)被告也已提出实质性的对立主张;(3)对争议事实主张需要证明(自认的事实、众所周知的事实、没有争议的事实不在此限);(4)所有程序上许可的证明手段已经穷尽，法官仍不能获得心证;(5)口头辩论程序已经结束，上述第3或第4项状况仍然没有改变。简言之，真伪不明是指因为当事人没有证据或有证据不能证明到使法官能够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与否的一种状态。

再次，证明责任当事人在某种情况下应承受的不利负担，而且只可能是一方当事人承担。在具体诉讼中所谓举证责任的转移实际上转移的是提供证据的一种推进诉讼程序进行的主观责任。另外应当注意的是，尽管可以依职权取证，但法院是不承担证明责任的，法院只是根据预先规定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裁判哪一方要承担这一不利后果。

最后，证明责任是实体法上的风险分配，必须由立法者通过立法进行规定，以实体法规定为依据，法官不得随意确定或者在当事人之间进行转移。“在具体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过程中，一旦让分配者考量利益平衡等因素，实际上就给予了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余地，这样的分配反而不容易为当事人所接受。当事人会把不满抛给法官。应当说法律规定能够很好地吸收当事人对证明责任分配的不满。”同时，证明责任不因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改变，即不因双方的合意、对合同内容的解释改变。

2 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依据———规范说

举证责任的分配是举证责任的核心问题，其实质是证明负担的分配。19世纪末以后，世界各国相继提出了多种确定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主要有法律要件分类说、待证事实分类说、法规分类说以及立法者意志说等等。在此主要介绍一下目前仍然占主流地位的法律要件分类说理，即罗森贝克的规范说。

2．1规范说的主要内容

罗森贝克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是“如果没有一定的法规可以适用，则无法获得诉讼上请求效果的当事人，应就该法规要件在实际上已经存在的事实予以主张和举证。”“简而言之，跟当事人应对其有利自己的规范要件加以主张和举证。”

罗森贝克认为，民法的法律规范本身，已经具有证明责任分配的法则，立法者在立法时，已将证明责任分配问题在实体法中进行了考虑和安排。由于该学说是通过对法律规范的结构分析、归类来确立证明责任分配的原则，所以德国学者称其为规范说。罗森贝克将所有的实体法规范首先分为彼此对立的两大类：一类能够产生某种权利的规范，称为基本规范;另一类规范是与产生权利规范相对应的，妨碍权利产生或者使应产生的权利复于消灭的规范。这类规范可以进一步分为三类：一是权利妨碍规范，即对权利的发生效果进行妨碍，使权利不能发生的规范;二是权利消灭规范，即能使已经存在的权利归于消灭的法律规范;三是权利限制规范，即能对权利的效果加以遏制和排除，使权利不能实现的法律规范。

罗森贝克在对法律规范进行上述分类的基础上，确定了自己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即：主张权利存在的一方当事人，因为要求适用关于权利产生的规范，所以，应就权利产生的法律要件事实举证;相应地，否认权利存在的一方当事人，应就权利妨碍的法律要件事实、权利消灭的法律要件事实或权利限制的法律要件事实进行举证。

2．2规范说的内在价值及对于环境侵权诉讼的意义

笔者认为，规范说强大的理论生命力来自于该理论符合维持现状这一自然法则，其核心的结论实际上是这一自然法则的另一种表达。同时它的内在精神与罗马法时代著名的证明责任分配法谚“肯定者需要证明，否定者不承担证明”是不谋而合的。证明责任适用的前提是穷尽了一切可能的程序要件事实仍然真伪不明。规范说要求回归到实体法中去寻找分担不利后果的规则，同时也有利于保证立法者在实体法中价值取向和目的诉求在诉讼程序中得以体现及贯彻。

具体到环境诉讼而言，规范说所坚守的维持原状的原则立场可以最大限度发挥诉讼的面向未来行为矫正功能。环境侵权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对现状的破坏和对法律的违反，违法意味着既定的法律规则失去其预警功能，任何时候的标定充其量都只是对于规则的有效性的拟制性恢复，对于规则所保护的法益的象征性捍卫。环境侵害更是如此，正如日本谷口安平教授说：“与其说是为了救济已受损害并挽回损失，还不如说是基于让侵害者吐出不法所得的利益并不敢再犯的动机。”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规范说和环境诉讼制度设计的初衷是相吻合的。

3 环境侵权诉讼证明责任分配体系的构建

梅因在《古代法》中通过对法律发展进程的考察得出结论：程序法是在实体法的夹缝中发展起来的，因此诉讼制度的体系及其庞杂，不仅仅涉及法律体系内部与实体法和相关法的衔接，还涉及法律之外的问题，比如政治制度、司法文化等等。以下从几个方面简单论述一下笔者对于构建我国环境侵权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体系的一点看法

3．1证明责任的分配应当综合考虑多种因素

“谁主张，谁举证”是规范说所坚持的维持现状这一自然法则的最根本的表述，即只有变化才需要进行正当化论证。由于在我国，环境侵权诉讼适用民事诉讼制度，总体上还是适用“谁主张，谁举证”。但是如前所述，证明责任这种预先的分配会对当事人的实体权益产生影响，因此在尊重自然法则的同时也要综合考虑，进行必要的政策考量，还要考虑到原被告双方的力量对比、举证的便利程度以及诉讼效率的要求等等。

3．2现行制定法分析与完善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3项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就环境侵权诉讼而言，《证据规定》对两个事实的证明责任进行了分配：一是是否存在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的事实;二是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事实。前一事实的证明责任并不是证明责任的倒置。免责事由属于妨碍权利产生的事实，按照规范说理论原本就是由加害人来加以证明。而后一事实，即关于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明是倒置，这是因为按照规范说本身应当由权利人即受害人来加以证明，但考虑证明的难易和对权利人保护的倾向，特别将该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给了行为人即加害人。

同时，原告也对部分事实承担证明责任。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要四个：侵害行为、侵害事实、因果关系和行为人有过错。由于环境侵权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而法律出于实质公平的追求将存在因果关系与否的证明责任倒置给被告，因此，原告只需对损害事实和加害人有污染环境的行为。

有学者认为原告在对损害事实及违法行为举证后，还应当在违法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做出初步的证明，因果关系的认定应当根据不同的案件类型采取不同的认定方法。只有原告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有严重过失的情况下才可以实行举证责任的倒置。值得注意的是此种学说并非放弃了利益衡平的原则、不强调对原告的实质性保护，只是途径不同而已，其落脚点在于在不同的案件事实中采取不同的因果关系认定标准。

3．3配套制度的完善———证明标准的确立

证明标准，即证明到何种程度才算已经证明，只有达到了相应的证明标准才能够免除证明责任。这在国外的证据理论中成为证明度。有部分学者致力于寻找确定的统一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证明标准，即将这种内心的证明标准外部化，将证明度标准化。笔者认为这种探讨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并且对这种探讨能否成功持怀疑态度。人们对证明标准如此热衷只能表明法官的自由裁量正面临着巨大的社会不信任的压力。即使真的能够制定出一个指导性的标准也只能是有助于吸收不满，满足暂时的程序正义要求。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间接的路径加以制约，提高法官素质这是自不待言的，同时应该在制度方面强化间接制约，比如要求在裁判文书中说明事实认定的理由，即以心证的公开化对法官施加影响，还有诸如强化合议，有效保障当事人的质证权真正贯彻言辞原则公开原则等等。同时在直接制约方面主要就是进一步细化证据规则。

文章的最后应该提及的是，证明责任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根据证明责任认定案件事实有时不可避免的会与客观实际之间有矛盾。除了在实体立法中对证明责任进行尽可能符合正义原则的分配之外，证明标准、证明妨碍、当事人的协力义务、法官的释明权等等，这些制度手段的合理规定和运用，能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事实真伪不明的困境，进而减少甚至回避证明责任的运用。

摘要：任何案件中都有可能发生争议事实没有足够证据辅助的情况, 而在现代法治中, 这并不能成为法官拒绝裁判的理由, 证明责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其重要性。环境侵权诉讼因其参与双方的地位特殊性, 证明责任的分配有着自身的特点。在对证明责任的性质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对我国环境侵权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原则进行制定法层面的解读并进行比较清晰的定位, 进而为其改进的提供理论上的支撑。

关键词：环境侵权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规则

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oAo波斯纳.法理学问题[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256.

[2]张卫平.民事诉讼:关键词展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205.

[3]自张卫平.民事诉讼:关键词展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205.

证明责任 篇9

尽管我国的《民诉法》力求达到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并为此规定了包括法院在必要时依当事人申请甚至依职权调查取证活动在内的各种措施,但是,只要尊重诉讼实践,就不得不承认诉讼中依然存在着案件事实真伪难以确定的情况这一客观现象。面对事实真假不易辨别的情况,法院仍然要对案件进行判决,这样才能杜绝危害社会行为的发生,减少各类冲突和纠纷。

(一)运用证明责任规则处置事实真伪不明状态的原因

罗森贝克认为理清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他指出:“私法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为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营造良好的氛围,公民能够通过法律武器在较为容易的条件下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而满足迫切的利益需要。因此,对证明责任进行明确分配将成为法律体系中最重要的内容,也将影响整个法律制度的科学性、合理性。”①证明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诉讼成败,这主要因为案件事实是法院判决的基础,当案件事实存在真伪难辨的情况时,承担责任的当事人就要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否则将出现败诉的可能;不承担责任的当事人在没有出现证据时,无需提出反证进行辩驳。如果另一方提出的证据证明材料不够充分,不承担责任的当事人无需提出反证就可以在诉讼中获胜。原告在诉讼过程中很容易处于劣势,当其无法证明所述事实或是无法证明某一些事实,都要承担诉讼中不利的后果。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原告诉讼中获胜的难度,使其面对重重障碍的诉讼止步不前,也从侧面赋予了原告上诉的权利。此外,将证明责任在当事人间作合理分配,能够加快诉讼进程,节省人财物的消耗,符合诉讼经济原则。

(二)运用证明责任解决案件中疑难事实的基本模式

在对难以辨明的事实进行处理时,大多采用证明责任的形式:首先将疑难事实的证明责任进行分配,一部分分配给原告,一部分则由被告承担。然后根据确定的证明责任,法律对案件进行判决,如果承担责任的主体为原告,当出现事实无法辨明真伪的情况,就由原告承担败诉后果;如果承担主体为被告,当出现实时无法辨明真伪的情况,就由被告承担败诉后果。

二、大陆法系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理论

证明责任分配的学说,最早来自于罗马法。由罗马法进行详细注释后,发展成德国普通法,最终形成大陆法系中极具代表性的两大学说,即法律要件说与待证事实分类说,这也是日本与德国进行民事诉讼时常用的理论依据。

(一)罗马

罗马法初期,法学家们提出了分配证明责任的两条原则,这也为后期证明责任分配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一条原则主要是指原告在维护权益时需要举证。根据当时的解释,可以理解为原告要想获得权利,首先要完成相关举证工作,如果证明不够充分,则表明证明责任履行不到位,在裁决中可能败诉。假如原告举证充分,被告想要辩驳就应当提出反证,而此时原告又需要提供抗辩证据。第二条原则具体对证明义务进行划分,指出主张的人需要承担证明责任,相反否定的人则无需承担,这也来源于“一切推定为否定者的利益”的格言,后来发展为大陆法系中一项重要理论,即主张消极事实的当事人无需提供证据证明。

(二)德日

1. 待证事实分类说

待证事实分类学说认为证明责任的分配应当根据事实的具体性质,通过证明的可能性以及难易程度进行划分,对于主张外界、积极的当事人需要提供证据证明;而主张内界、消极事实的当事人则无需承担证明责任。按照上述说法,待证事实分类学说可以分成以下两种类型:

(1)消极事实说。消极事实说指出证明责任应当由主张外界、积极事实的当事人承担,而采取否定态度的当事人则无需提供证据证明。消极事实不负证明责任的理由有两种:一、通常消极事实尚未发生,这种情况下无法进行取证,因此主张消极事实的当事人无需提供证据证明。二、积极事实一般情况下会产生某种结果,而根据因果关系来说,这种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会转化成另一种结果的原因,消极事实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2)外界事实说。一些事实可以通过人的五官进行感知,我们称之为外界事实,由于其极易证明,因此,主张外界事实的当事人需要提供证据证明;而另一部分事实无法从外部进行观察,证明难度较大,所以主张内界事实的当事人则不需要承担证明责任。②

2. 法律要件分类说

在对证明责任进行分配时,以不同的法律要件事实为参考依据的学说,称为法律要件分类说。区别于待证事实分类说的关键,在于参考标准之间的差异,前者为实体法与要件事实的关联以及其在实体法中产生的不同影响,后者为事实的属性和内容。法律要件分类说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罗森贝克提出的理论,被称为通说或是多数说,而另一派别则是少数说,主要代表学者为莱昂哈德。

(1)罗森贝克的规范说。罗森贝克指出在诉讼案件中,法官的主要职责是将法律内容应用到具体案件处理,证明责任就是在适用法律中出现的问题。法律效果与要件事实是法律规范存在的基础,只有具备相应的案件事实,才能有效将法律适用于案件。如果出现无法辨明要件事实真伪的情况,当事人提出的对其有利的适用法律规范将得不到法官的认同。处于不适用特定的法律规范情况下,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就无法得到满足,而且对实践过程中实现的法律规范要素或是草拟的适用法律规范条件的证明责任予以承担。

按照实体法中权利与规范之间存在的关系,罗森贝克对《德国民法典》中实体法规范进行分类,具体如下:一、权利产生的规范;二、权利妨碍、受制、消灭规范。其中,与产生权利的规范最为相对的是权利妨碍规范,当存在产生权利规范的事实,而权利妨碍规范事实又不存在,那么权利就能够实现;与之相反,权利妨碍规范事实存在,则无法产生权利。只有权力形成,才会出现权利排除、消灭规范,而当其事实存在,就会产生权利排除、消灭的现象。

此外,罗森贝克指出决定证明责任的分配权应当交给立法者,如果一定要由法官决定,就必须以实质为标准,避免出现证明责任分配不均衡的现象。

(2)莱昂哈德的完备说。莱昂哈德完备说与罗森贝克规范说均指出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来源于实体法,因此,想要了解证明责任的具体分配原则,就要对实体法相关条文进行深入分析。不同于罗森贝克学说,莱昂哈德认为证明责任分配原则虽建立在法律规范基础上,但权利的形成必须有其产生的法律要件事实,不可主观将其分成条件、原因、一般要件和特别要件事实,这种做法存在一定错误,无法清楚辨明证明责任的分配主体,因此,不能作为证明责任分配的原则。莱昂哈德站在这一角度,将法律规范分成权利产生、消灭规范,权利受制规范被包含在权利消灭规范中。他认为当事人主张法律效果成立,就需要对形成该法律效果的相关法律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而另一方当事人则需要对该法律效果出现变化或是消除消灭的法律要件事实提供证据证明。莱昂哈德认为一般要件和特别要件事实都可以引起权利发生,因此,其提出的理论学说可以称之为完备说。③

三、证明责任分配的立法例

(一)各国立法例

各国在民事诉讼中分配证明责任主要可以依据以下两种立法例:一、如果诉讼法中没有对证明责任分配进行具体划分,只是在实体法中涉及此类问题,那么法官在进行裁决时既可以按照相关理论学说,又可以根据实体法中的一些规定,对证明责任进行合理分配。日本、德国、瑞士等国家主要采用此种立法例,而中国、匈牙利等国则采用另一种立法例,即实体法中不仅规定了少数问题的证明责任,还规定了证明责任如何分配。

民事案件中存在许多不可确定因素,使证明责任的分配存在较大难度,制定的具体规则无法令案件当事人满意,因此,部分国家在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证明责任的分配情况;如果制定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需要依据相关理论学说或是实体法规定,就可以通过判例和学说进行解决。部分国家在规定证明责任分配主体时,没有参考相关理论学说和实体法规定,而且规定内容较为模糊,这在一定程度加大了应用的难度。

(二)我国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

当事人认定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就要对相关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对于妨碍权利或法律关系的事实则无需提供证据证明,另一方当事人由于否认权利或法律关系的存在,因此,要对妨碍权利或法律关系的事实提供证据证明。

当事人主张变更或消除现有权利或法律关系,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而无需对妨碍权利或法律关系的事实承担责任,该责任应当由另一方当事人承担。

当事人主张对权利进行制约,就要对排除权力行使的行为承担相应证明责任。

四、证明责任分配之我见

事实分类说指出了消极事实、内界事实不易证明,当处于特殊情况时可以对消极、内界事实的证明责任予以减轻或消除,通常采用推定等方式,然而这并不能作为处理此类事件的标准。由于积极与消极事实无法进行清楚划分,利用一些手段就可以改变事实的性质,将其由积极转变为消极,进而使当事人逃避了本应承担的证明责任。此外,消极、内界事实也可以通过一定证据进行证明。如此硬性划分会与实体法中规定当事人必须就消极事实负证明责任的规范存在抵触情形。

莱昂哈德的完备说中,原告的证明责任过重,也不符合诉讼节约的要求。这个学说一直没有取得多数学者的赞同,亦未在审判实践中得以运用。罗森贝克的规范说相比之下较为合理。根据该学说,原告与被告承担的证明责任大致相同,诉讼流程简单便捷。制定统一有序的规范制度,理清证明责任的分配主体,使其更加井然有序,在法律适用范围内实现诉讼证明的安定性。这应该是罗的学说在德日两国理论界和审判界都有较高地位的原因。

在相继提出的各种分配证明责任的学说中,或多或少都包含了一些合理的因素。现存的各种理论成果不仅体现了证明责任分配的复杂性,还说明解决案件证明责任分配并不能依靠一两条简单的原则,而是在相关制度的引导下,结合其他标准规范,根据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更新案件信息。此外,只有在实体法未对证明责任的负担作出明确规定时,才需要按照既定原则完成证明责任分配工作。若是实体法已经对证明责任承担主体进行明确规定,就应当直接根据实体法的规定确定证明责任由谁负担。

注释

1[德]罗森贝克著,庄敬华译.证明责任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97.

2王锡三译.民事证明责任著作选译[M].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诉讼法教研室印,1987.17.

浅议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篇10

证明责任在学界是个歧义纷呈的概念, 有人认为, 证明责任就是举证责任;也有人认为, 证明责任是比举证责任更广义的概念, 即它们两者之间存有属种关系。证明责任是一种法律责任, 其设定意义就是为了保证证明目的的实现, 从而达到刑事诉讼所追求的目标, 而举证责任与审理义务以及权利性证明责任都是在证明责任的范畴之内。

二、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类

证明责任的分类主要有:主观证明责任与客观证明责任;提出证据证明责任与说服证明责任;实体证明责任与程序层面证明责任这几种。实体层面证明责任与程序层面证明责任的理论分类较之主观证明责任与客观证明责任、提出证据责任与说服责任的分类的优越性体现在对程序独立价值的侧重与强调, 符合程序正义原则的要求, 尤其是程序层面的证明标准将当事人举证、质证活动纳入到诉讼程序之中, 当事人对启动诉讼证明责任的承担防止了将被告人交付审判的任意性, 这对于保障被告人的无辜不受审的正当权利具有重要意义。当然肯定实体与程序证明责任分类方法的优越性并不能抹煞其他分类方法存在的意义, 不同的分类方法是从不同角度分析证明责任的, 各自有独立意义。

三、确定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之影响因素

在刑事诉讼中, 笔者认为, 影响确定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主要有诉讼结构和诉讼价值两类因素。

(一) 诉讼结构

证明责任受诉讼结构的制约。在古代弹劾式诉讼中, 原告人在诉讼中起着主导作用, 证明责任当然也就主要由原告人承担。在纠问式诉讼中, 犯罪由司法机关主动追究, 在这种诉讼结构模式中原告人和被告人都有证明责任, 特别是被告人要承担主要责任, 如神圣罗马帝国的《加洛林纳刑法典》规定证明无罪的责任由被告人承担。在当事人主义诉讼中, 基于不告不理、无罪推定和消极裁判的原则, 证明责任主要由控诉方承担。在职权主义诉讼中, 检察官当然也负证明责任, 但同时也强调法官的调查取证权。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在结构上更接近当事人主义, 所以在分配证明责任时应适当参照英美法的做法。

(二) 诉讼价值

证明责任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诉讼价值的趋向, 同时一些价值因素又影响着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对证明责任的分配具有较大影响的价值因素主要有:

1、秩序。

证明责任的规则可以使裁判者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做出责任主体败诉的裁判。在一般情况下, 证据越充分和推理越合逻辑, 发现的事实就越真实。由此可见, 证明责任具有发现案件真实的法律功能。如何使证明责任的这种功能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挥呢?这就需要对证明责任进行合理配置。

2、程序正义。

刑事诉讼在履行发现实体真实、维护社会秩序之责的同时, 必须还要体现程序正义这一法律价值。随着正当程序原则不同程度地走入各国刑事诉讼中, 程序正义已逐渐为各国所接受, 主要体现于对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及无罪推定规则的确立。而这些规则的确立必然会影响到证明责任的分配。

3、诉讼效益。

诉讼效益是把效益这种价值观念运用到诉讼活动中, 使诉讼主体投入较少的时间和费用而获得较理想的诉讼结果。具体到证明责任的配置问题上, 不同的配置直接影响到诉讼的节奏, 可以加速或延缓诉讼的进程。

四、我国刑事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之确立

(一) 一般原则

一般原则是指在证明责任分配制度中具有普适性的原则, 主要包括:

1、有利于正确处理刑事案件原则。

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首先应着眼于为正确处理刑事案件服务, 这是秩序价值的要求。这个原则要求双方当事人都应履行提供证据之责。

2、符合正当程序原则。

证明责任分配要结合现代刑事诉讼中的正当程序原则的要求。裁判者居于中立地位是正当程序最基本的要素。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是二战以来世界范围内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趋势。这种背景和趋势的要求在分配证明责任时应考虑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和提供证据能力, 通过承担责任的多少和证明要达到的程度来平衡与控方之间的不平等状态。

3、便利性原则。诉讼效益价值要求证明责任的分配应考虑到提供证据的便利。

(二) 具体原则

上文分析可知, 证明责任可以分为提供证据责任和说服责任两项内容, 提供证据责任是可转移的, 说服责任是法定的, 仅有一般原则尚不足以客观合理地分配, 还应确立各自具体的分配原则。

1、提供证据责任的分配原则。

提供证据责任是指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就其主张或反驳的特定事实争执点收集并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 它随着一方提供了充分证据而转移到对方。它应按以下两种原则予以分配:

(1) “谁主张, 谁举证”原则。该原则要求在诉讼中由提出主张的当事人提供证据论证其主张。在刑事诉讼中它具体包括两项内容:控诉方必须首先对其指控的各项事实先负提供证据责任;被告人也应对其在诉讼中的积极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凡是不能提供特定程度的证据证明者, 其积极的主张或反驳的主张就不能成立。

(2) 对主张法律效果的事实按其性质不同实行差别对待原则。在提供证据责任的分配上, 可以借鉴民事诉讼有关分配学说对事实进行分类。如消极事实说将事实分为积极事实和消极事实, 主张积极事实者负证明责任, 主张消极事实者不负证明责任。主张积极事实的, 应当侧重、先予证明, 其证明所要达到的充分程度应更加严格。主张消极事实者的证明标准要适当放宽, 只要具备一定的合理性, 能对积极事实主张置于可疑状态即可。

2、说服责任的分配原则。

说服责任的承担者是由法律规定的, 不可转移。但在立法分配说服责任时, 应考虑以下两项原则:

(1) 控诉方承担说服责任原则。这是刑事诉讼中关于证明责任分配的核心原则, 在理论界也是少有争议的。

(2) 特殊情况适用证明责任倒置原则。举证责任的倒置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证明主体在证明了一定的事实情况后, 根据法律规定, 证明相关事实的责任便由对方承担。在民事诉讼中特殊案件举证责任的倒置是大家的共识, 但是刑事诉讼中是否存在举证责任倒置, 这就意味着是有罪推定。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 控诉方只需证明初步事实存在即可, 如果被告人最终不能证明该初步事实为非犯罪事实, 那么不论实际情况如何, 都推定被告人构成犯罪, 这就是“证明责任倒置”。证明责任倒置实际上是说服责任的倒置。

证明责任 篇11

关键词： 证明责任 被害人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我们习惯上称之为“被害人”的当事人根据诉讼的不同程序性质分别有不同的称谓。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当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在自诉案件中，“被害人”作为原告，称之为自诉人。在公诉案件中，“被害人”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被害人。由于两者处于不同的诉讼诉程序中，因此两者的证明责任也不同。

一、自诉人的证明责任

自诉案件中自诉人有责任证明指控的事实。这类自诉案件，包括“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以及“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这最后一类案件，即所谓“公诉转自诉”的案件。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自诉案件的开庭条件是“犯罪事实清楚，有足够证据”。而对缺乏罪证的自诉案件，如果自诉人提不出补充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自诉，或者裁定驳回。可见，自诉案件中作为自诉人的被害人承担证明责任在法律规范上是明确的。也就是说，自诉人要承担举证的责任，并且对不利后果承担责任。而且这种证明责任的最终标准是有足够的证据，能使犯罪事实清楚。

这种证明责任的法理基础是“谁主张，谁举证”，这一源于罗马法的原理为世界各国的诉讼制度所接受。必须为自己的说法提供根据，反映了证明责任分配的合理性，这是证据裁判主义的根基。但是，面对相当复杂的刑事诉讼案件，在自诉案件中能否完全适用“谁主张，谁举证”这一原理，这是应当探讨的。自诉人通常是受被告人侵犯的弱势群体，其法律意识、经济能力、举证能力都极其微弱，如何来提供足以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如果被告人不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刑事自诉案件作为对公力救济不足的补充功能就难实现。如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案、虐待案由于此类案件往往是家庭成员内部之间发生的，取证往往十分困难。实践中几乎没有很少有受案，即使受案后被害人除自己陈述外，没有相应证据佐证，使被告人更是有恃无恐，法院无法判决，不仅不利于对被害人权益的保护，也使得刑法的法律规定显得虚弱无力。

“法院总是倾向于要求承担证明责任面临困难最小，受到困窘最少的一方当事人提供证据”。[1]因此，笔者认为，举证责任的分配，应当考虑平衡性，要充分考虑到当事人双方举证地位和举证处境，如举证便利情况、主张的待证事实盖然性高低的平衡。当事人双方举证地位、举证处境平衡的，要在当事人双方间均衡地分配举证责任；当事人双方举证地位、举证处境不平衡的，分配举证责任时，要向举证地位、举证处境占优势或主张的待证事实盖然性低的一方倾斜，其举证责任分配上应当有相应侧重；当事人双方举证地位、举证处境、主张的待证事实盖然性高低完全失衡的，应当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占绝对优势或主张的待证事实盖然性极低的当事人，而对占绝对劣势或主张的待证事实盖然性极高的当事人则应免除其举证责任。

二、公诉案件被害人的举证责任

在公诉案件中，明确赋予了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同时刑事诉讼法还赋予了被害人相應的诉讼权利，主要包括申请回避权；被告知鉴定结论以及申请补充鉴定、重新鉴定的权利；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时发表意见的权利；在法庭过程中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以及经审判长许可向被告人发问的权利；申请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权利等等，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作为当事人的地位并未得到很好地体现，很大程度上被虚置而未有效实施，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两点：一是，审判机关、控诉机关受原有刑事诉讼制度的影响，我国原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害人类似于证人的诉讼地位，忽视了其应有的独立诉讼地位，这是主要原因；二是，被害人成为当事人，法律上只规定了当事人的权利但并未规定责任，有权利无责任会导致权力滥用也会导致权利形同虚设。又由于上述第一个原因，被害人只好放弃自己的权利，使之形同虚设。

因此，笔者认为，应当根据被害人的处境适当增加被害人的证明责任，使被害人承担一定的义务，一方面促使被害人行使自己的权利，调动被害人对查清案件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促使控诉、审判机关保护被害人作为当事人的地位，充分发挥其作用。具体来说，被害人作为公诉案件的当事人，在享有一定的诉讼请求权和调查、辩论权等权利的同时，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包括提供某些证据的责任。也就是说，被害人作为公诉案件中起辅助作用的控方，应当适度承担证明责任。这种责任与检察官的证明责任相对独立，但在整个的控诉证明体系中，与检察官的证明责任具有主、辅关系。龙宗智先生在其《证据法的理念、制度与方法》一书中介绍，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可以提出与公诉不同的事实主张以及法律适用要求，同时应当为其提供事实依据即提供证据。例如，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实施了盗窃行为构成盗窃罪，但被害人认为被告系采用暴力实施抢劫，要求法院对被告以抢劫罪判处，被害人应当为自己有别于公诉指控的事实主张和诉讼请求提供依据。包括提供本人作为被害人的陈述以说明事实情况，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当然，在这个地方我认为暗含了“公诉转自诉”的理念，即，检察机关不以被害人认为的罪起诉，被害人在公诉过程中可以对其认为的罪进行举证，承担证明责任。

由于受司法行政化的影响，我国检察院在起诉时往往只考虑对定罪证据的收集和使用（检察院的绩效考核是以法院定罪率为标准的），对于量刑的证据收集不够充分，这不仅影响了法院在定罪量刑时的准确性，而且影响了公平的实现，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权益。鉴于这种现实，笔者认为，被害人作为当事人应当充分发挥作用，应当积极的陈述、举证，对影响量刑的证据进行力所能及的举证。例如，被害方通常会提出被告人拒绝悔罪和赔礼道歉，犯罪行为给其造成严重的生理和心理创伤，被告人拒绝提供民事赔偿，被告人主观恶性较强，被告人存在报复或者重新加害被告人的可能性，等等。对于这些通常为被害方所独知的量刑情节，被害方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并证明到优势证据的程度。

三、结语

就“被害人”的证明责任而言，不论自诉案件还是公诉案件都存在的瑕疵，自诉案件中只考虑到了自诉人的证明责任，未考虑到相应的情况或者说赋予自诉人相应的权利，公诉案件中赋予了被害人的权利但是未给予相应的责任，权责的不统一都对定罪量刑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对这一问题应进行深入探讨。

注释：

证明责任 篇12

但是对于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口供该如何排除?证明责任应如何分担?证明标准又该达到什么程度等问题, 我国法律均缺乏明确规定。基于此, 笔者对如何在我国构建排除非法证据证明责任的分配制度进行了探讨。

1.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与实践

我国的司法实践与理论对证据排除中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 主要有两种学说。一种是举证责任倒置说, 另一种是被告人承担说。两者最基本的差异就在于学说背后奉行的刑事诉讼的理念不同。举证责任倒置说强调诉讼平等和保证被追诉人的人权, 因此, 加强了控诉方的责任;而被告人承担说根据罗马法中一古老原则, 强调被告人对其诉讼主张要承担比较强的论证责任。

1.1 举证责任倒置说

该学说认为, 由于控诉方和被告方的诉讼力量悬殊过大, 基于公正这一诉讼价值观, 因而主张举证责任倒置。他们认为在侦查讯问过程中, 被告人处于被羁押的状态, 这种环境具有天然的强迫性, 使被告人的内心感到恐惧和压抑, 造成主观举证不能。基于此, 有些学者主张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由控诉方对该证据的合法性和可采性承担完整的举证责任, 且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即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如果控诉方不能够举证证明证据是在没有刑讯逼供等行为下获得, 就应推定其有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 就应当判定由此所获得的证据是非法证据而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由此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由控诉方来承担。

1.2 被告人承担说

该学说根据罗马法“谁主张, 谁举证”的原则, 他们认为被告人的举证责任与他的诉讼主张权和辩护权是相适应的, 因而他们认为既然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了“侦查机关刑讯逼供”、“排除非法证据”的诉讼主张, 那么就应当由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其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承担举证行为责任和举证说服责任, 否则其主张就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被告人就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即该证据具有合法性和可采性。震惊全国的云南“杜培武案”就是这一观点极好的例证。在一审时, 昆明中院的判决书中写到:“本案控辩双方争执焦点及指控证据取得是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辩护人在诉讼中未能向法庭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辩护观点的成立。”二审时, 省高院认为被告人以其原有罪供述是在被刑讯逼供下说的假供等为由提起的上诉, 法院认为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未能提供证实其观点的相关证据, 因此, 被告人否认杀人的上诉理由和其辩护人对杜所作的无罪辩护意见因无具体的证据加以证明, 该上诉请求和辩护意见本院不予以采纳。

2. 我国排除非法证据证明责任分配制度的构建

举证责任倒置说和被告人承担说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多多少少都会受到阻碍, 因为它把排除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集中在一方的身上, 这不利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实施, 也不利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证明责任的分配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效适用的关键, 要在追究犯罪与人权保障、维护公共秩序与个人利益等方面寻求到切合点, 片面强调任何一方面都是有违诉讼公正这一价值追求的。对于我国排除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应该如何分担, 笔者认为, 应由控诉方和被告方共同合理分担。

第一, 被告人承担排除非法证据的提出证据责任。

在我国, 有些学者认为, 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证明责任分配这一问题, 由于控诉方与被告人的诉讼力量悬殊太大, 基于司法公正这一原则, 立法者在进行程序设计时理应对控方科以更多的诉讼义务, 因为被告人不应该承担任何取证责任。但从司法实践出发, 若被告人可以随便提出一种事实主张, 或对控诉方提出的任何证据均以质疑, 而不提出任何证据支持其主张, 法官就让公诉方取证反驳或依此情形而排除控诉方的证据, 那么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形成诉累, 极大地影响司法证明的效率, 并且这也是显然违背了司法公正的真谛, 因为“如此昂贵的公正未必是真正的公正”。

鉴于此, 在庭审中控诉方提出的被告人的庭外供述笔录或其他证据, 若被告方对此证据的合法性、可采性等提出质疑或指控, 认为这些证据是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 那么被告方就要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 提出初步证据证明这一待证事实。英国刑事法学家J·W·塞西尔·特纳将被告人的这一辩解和反驳称为“必要的肯定性反证”。因为在诉讼中, 控诉方提供证明被告人的构成犯罪要素的证据, 这使被告人处于不利地位, 这时举证责任的攻防关系已经发生变化, 被告人必须主动出击, 由守转攻, 提出自己的主张与证据, 否则最终将会导致法院对其作出非常不利的裁判, 这时“必要的肯定性反证”就显得至关重要。J·W·塞西尔·特纳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当事人的利益, 需要对罪行加以否定证明, 而用以进行这种‘否定证明’的事实 (如果存在的话) 又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 这时候, 困难就产生了。以为在这种特殊情况下, 一旦控方提出的证据在一个有理智的人看来已足以对罪行做出肯定性的判定, 那么提出肯定性的反证, 对罪行做出否定性证明的责任就落到了被告人的身上。因此, 如果他不能提出这种证据, 就会被认为不具有这种证据, 相应的, 就可以认为控方的指控是能够成立的。”这种辩解与反驳并不是一项权利, 而是一项责任, 即提出证据的责任或称举证行为责任。因为若被告人放弃行使, 则会导致控诉方提出的该项证据系合法的、可采的, 法庭会将此作为定案的依据这一不利后果。在我国台湾地区, 这种责任被称为“防御责任”。

就被告人提出证据的证明标准而言, 考虑到被告人与控诉方力量悬殊, 被告人举证不便, 证据性质不同等方面的原因, 被告人的证明标准不易要求过高, 其提出的证据只须达到表面可信这一证明标准, 使法官形成“可能”的心证即可。只要被告人提出一定的证据使控方提供的证据的合法性呈现出疑点, 则法官在审理时, 便会产生薄弱的心证, 对该证据的合法性、可采性及证明能力等产生怀疑, 因而排除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则会由被告方转移至控诉方。

第二, 控诉方承担完整的举证责任。

在庭审中, 当被告方主张控诉方提供的证据是违反法律程序, 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 并且对起主张还提供了一定的证据予以证明且达到了表面可信, 使法官产生薄弱心证的标准时, 证明该证据是否具有合法性、可采性的证明责任由被告方转移到控诉方。控诉方要对该证据的合法性、可采性承担完整的举证责任及不利后果。有的学者认为这种证明责任由被告方转移至控诉方的现象属于典型的举证责任倒置, 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我认为“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 是控方根据罗马法中“准主张、准举证”这一证明责任常规分配应当承担的责任, 而非“举证责任倒置”。在证据学中, 任何证据要转化为法院定案的根据, 都必须经受双重的资格审查和检验:首先, 证据必须具有法定的可采性或证据能力, 也就是法定资格、取得方式和审查形式等方面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要求, 从而通过合法性审查;其次, 在具备可采性和合法性的前提下, 该证据的可靠性和相关性要接受控辩双方的调查和辩论, 从而最终为法庭所接纳。因此, 作为最终应当承担证明责任的控方, 在向法庭提交证据时, 首先, 要承担的证明责任就是必须证明所提交的证据是在包括没采用刑讯逼供等违法手段的合法情况下取得的, 已具备了证据的“可采性”。也就是说控诉方在承担提出证据责任的同时, 自然就应当对该证据的合法性、可采性负责, 现在英国主流证据理论也认为, 在任何名符其实的司法制度中, 作为一项毋庸置疑的基本要求, 在诉讼中作出任何肯定主张的人, 都必须将起主张的真实性证明到全法庭满意的程度。基于此, 要求控方要承担的这一证据的“合法性”、“可采性”的证明责任, 实际上就是要达到排除“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因此, 这一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必然是控方本来就应当承担的“谁主张, 谁举证”的证明责任的常规分担。

这种证明责任转移的规则既是法治国家理念和程序正义原则的必然结论, 又是证明责任规则及刑事程序自身特点的内在要求。因而在庭审中, 当被告方对控诉方提供的证据质疑时, 控诉方要对该证据的合法性承担完整的证明责任即提出证据责任和说服责任, 并达到相应的证明标准, 从而使其成为定案的依据, 实现控诉方所追求的诉讼价值。

首先, 控诉方应承担提出证据责任。控诉方应提出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证据来支持其主张, 证明被告人质疑的证据具有合法性和可采性。如被告人提供控诉方提出的庭外供述笔录, 违反了自愿性或是通过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方式取得的, 那么控诉方就有义务提供负责案件侦查工作的侦查人员的口供, 侦查讯问全过程的录音、录像带, 医生定期为被告人所作的身体检察报告以及辩护律师的口供等证据来支持其主张, 排除其所提供的证据的可疑点。就提出证据责任的证明标准而言, 虽然只是提供的初步证据, 但鉴于控诉方的诉讼地位和提供证据能力及其主张效果的事实, 一般都是积极性事实, 所以其提供证据责任的标准必须要达到全面、充分、确实的程度, 排除有根据的疑点, 从而为承担说服责任奠定基础。

其次, 控诉方要承担说服责任。说服责任是论证证据是否非法的关键。它要求控诉方运用所提供的证据向法庭进行充分、确实的逻辑论证和分辨推理, 以使其诉讼主张成立, 否则控诉方提供的指控被告方的证据, 因为违反法定程序而被法官排除, 承担其主张不成立的不利后果。在我国说服责任的行使方式主要是通过法庭辩论方式进行的。说服的内容主要有:被告方责任的证据具有合法性、可采性, 侦控方未通过违反法定程序的方式获取证据等。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由于说服责任的卸除要求控诉方努力提供更多的、有说服力的证据并进行有效的论证, 因而说服责任的证明标准当然高于提出证据的责任。我国学者对于控诉方就非法证据排除所承担说服责任的证明标准有一致的倾向, 即排除合理怀疑或称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在《布莱克法律词典》中的解释是“全名的证实、完全的确信或者一种道德上的确定性。”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 并不排除轻微可能的或者想象的怀疑, 而是排除每一个合理的假设, 除非这种假设已经有了合理的依据。从概念的接墒我们可以发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既符合我国刑事诉讼的目的要求, 又具有时间的可行性。首先, 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本身就不低于案件事实清楚的标准, 只要能排除合理怀疑, 那么案件事实自然就清楚了。其次, 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更符合正确处理刑事案件和诉讼效益的原则。它不需要考虑仅凭臆测、吹毛求疵、强词夺理的怀疑, 而只须考虑有根据的合理怀疑。

再次, 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更加注意被追诉人参与对案件事实的发现和形成, 更重视法律程序的作用和价值。所以, 把“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作为我国公诉机关的说服责任标准更为合适。虽然, 排除合理怀疑这一证明标准有些严格, 但从惩罚犯罪, 保障人权以及司法公正这些诉讼理念出发, “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具有灵活性和可操性, 对于控诉方承担说服责任而言, 无疑是最好不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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