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救助（精选11篇）
医疗救助 篇1
澄城县为切实解决困难群众的就医难问题,紧抓社会救助的制度短板和关键环节,进一步加大力度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制定完善了相应的政策文件,加大医疗救助力度,全面提高住院救助标准,明确救助对象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报销后的合规费用,特困供养人员住院实行全额救助,对低保对象按70%比例救助,年度累计封顶线由3万元提高到4.5万元;取消低收入家庭救助门槛,按50%比例救助,年度封顶线由2万元提高到3.2万元;降低因病致贫家庭救助门槛,按30%比例救助,年度封顶线为2万元。新政策的出台落地,有力推动医疗救助提质增效,目前已兑付医疗救助资金470余万元,有效保障困难群众基本医疗权益。
医疗救助 篇2
（一）资助参保（参合）流程
由街道、乡(镇)汇总符合资助人员名单→上报民政部门→民政部门审核→抄送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或卫生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卫生部门核发→《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证》、《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证》。
（二）门诊救助流程
个人申请（并提交相关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定点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及病史资料）→街道、乡（镇）进行入户核查→核查审核→公示→上报县级民政部门→县级民政部门审批→符合条件的→发放门诊救助卡。
（三）住院医疗救助流程
救助对象持《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证》《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证》、本人身份证、五保供养证等相关证件直接到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实行“一卡通”结算（没有实行“一卡通”结算的单位按照当地规定结算）。
（四）临时救助流程
个人申请→街道、乡（镇）（并提交相关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县级以上定点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及病史资料、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保险凭证等材料）→街道、乡（镇）在接到申请后组织入户核查并形成核查材料→上报县级民政部门审批。
（五）慈善救助流程
唐代的病坊与医疗救助 篇3
关键词：唐代；病坊；医疗救助
中图分类号：K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09)01-0081-06
病坊是唐代开创的救助病残、乞丐及贫民的专门机构，宋代承袭唐代病坊之法，建立了许多政府及民间的救孤恤穷、赈残助病的机构。
关于唐代病坊已有诸多研究。日本学者善峰宪雄《唐朝時代の悲田養病坊》、道端良秀《中国佛教社会事業の一问题——養病坊つしっ》两文，对唐代病坊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国内学者关注病坊研究的时间较晚。孙永如《唐代“病坊”考》，主要考辨了病坊的原委。葛承雍《唐代乞丐与病坊探讨》，从病坊收养乞丐的角度考察了唐代病坊的置废经过。杜正乾《唐病坊表徵》，探讨了病坊的设置时间、病坊的渊源及其与佛教的关系，并利用敦煌写本探讨了敦煌病坊的资产、经济来源、职事人员和医方等问题。冯金忠《唐代病坊刍议》一文，对上述论点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探讨。此外，王卫平在《唐宋时期慈善事业概说》一文中也论及了唐代病坊。由于唐代病坊是医疗救助的专门机构，以上论著或限于某一角度，或有缺失，故笔者认为有加以补充论述的必要，不妥处请方家不吝赐正。
一病坊产生的时间
关于病坊的设置时间，学界争论较多，以武周和贞观时两种观点较为突出。主张武周说者主要有日本学者善峰宪雄、道端良秀，中国学者孙永如，另外，日本学者那波利贞和中国学者王卫平更将病坊的设置时间定在武周长安年间(701—704)，主张武周说者，主要本自《太平广记》卷95《洪防禅师》中关于病坊的记载，《太平广记》云；“(洪)坊于陕城中，选空旷地造龙光寺，又建病坊，常养病者数百人。”《神僧传》卷6《洪防传》也载：“(洪)防于陕城中，选空旷地造龙光寺。又建病坊，常养病者数百人……昉曰：‘讲经之事诚不为劳，然防病坊之中，病者数百，恃防为命。常行乞以给之。今若留连讲经，人间动涉年岁，恐病人馁死，今也固辞。”后洪防禅师为则天所知，被征人宫，并被尊为师。则天又下诏：“防所行之处，修造功德，无得遏止。”武则天于长安年间设使主持悲田养病，“悲田养病，从长安已来，置使专知”，或许即是武则天基于对洪防禅师的敬仰而采取的行动。若根据以上记载，推知病坊在武周间已经出现，当然无可厚非。但就此将病坊产生的年代定在武周间，似乎有些晚，至少洪防禅师在龙光寺所设的病坊并非最早的。
刘俊文根据《唐贞观十七年高昌县勘问来丰患病致死事案卷残卷》，将病坊的设置时间定在贞观年间。此事虽然得到葛承雍的支持，却遭到冯金忠的反驳，仍将时间定在贞观年间。兹将刘俊文主张贞观说的主要根据——阿斯塔那九一号《唐贞观十七年高昌县勘问来丰患病致死事案卷残卷》引录如下：
(上缺)
何射门□(陀)□□陁辩：被问□□(知)委先不与□亲，若为肯好□仍显是□者。谨审，但门□得粮然□为营饭食，恒尔看□□(来)丰虽非的(嫡)亲，是(见)寄□忽收取看养在此边处，并不闲(娴)官□见师为疗，又更不陈文记。其人先患甚风，□是实不虚。如其不信，乞问同住入(康□问依实，谨辩。
贞观十七年□
(中缺)
□八月十二□(日)□射既称好囫(供)□□(知)委，先不与来□亲，若为肯好供给□不觅医治，仍显是□看并问坊正，来□(丰)□患，若为检校不□致令非理□
(中缺)
既为改更，物(更)□知此。
此宜问□节义坊正麴伯恭□十八。一恭一一。
□□(恭)辩：被问来丰身□(患)□为检校，不申文牒，致口理而死者。谨审：其□(来)□四月内，因患至此，丰囫(前)
□赵儁处分，令与坊□□(置)，即于何射门陁□人至，□即报。□
(下缺)□”及寻医救治的责任，认为“此似病坊之制”，此条材料可补史书之缺。冯金忠认为此条并非“病坊”的相关资料，主要原因是对“□节义坊正麴伯恭”一句的断句不同。冯金忠将“节义坊”理解为普通之里坊，麴伯恭自然为坊正，此句前缺，若断作“□节义，坊正麴伯恭”，也未尝不可。即便按此断句，冯金忠列举的反驳刘俊文观点的三个理由也不能成立，因为来丰案件中已明言不是“就亲安置”，文中讲到何射门陁“得粮然□为营饭食，恒尔看□□丰虽非的(嫡)亲，是(见)寄□忽收取看养在此边处，并不闲(娴)官□见师为疗”，说明何射门陀的看养人来丰，并非其嫡亲，谈不上“就亲安置”的原则。那么，冯金忠以“节义坊说”反驳本件非病坊文书，似乎证据不足。文书中又提到，“其人先患甚风，□是实不虚。如其不信，乞问同住人□(康)”。说明何射门陁不只看养了来丰一个人，还至少有与来丰同住的康某，再从来丰“因患至此”，被送到该坊安置，即于何射门陁处看养，“为营饭食”，“见师为疗”，亦说明该坊是一个收养病人的机构。此外，此件文书为高昌县司审讯何射门陁、坊正麴伯恭关于来丰死因的记录。综合以的上记载，联系唐代病坊的特征，该坊为“病坊”无疑。
仅靠以上记载，说明贞观十七年(643)已经存在“病坊”似乎有些证据不足。我们还可找到一些相关记载来佐证。《续高僧传》卷20载：僧人智严于贞观十七年还归建业，“后往石头城疠人坊住。为其说法……永徽五年(654)二月二十七日，终于疠所”。冯金忠认为疠人坊就是病坊的早期形态，据此推定病坊大概可追源到贞观之世。疠人坊就是病坊之说，虽别无旁证，但可佐证贞观十七年(643)已经存在类似“病坊”的疠人坊，收养患病之人。
结合以上史料，我们又做了进一步的调查，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病坊”一词最早见于佛经的汉译本。至迟在北周天和年间(566—571)，汉译佛经中已经有“病坊”一词。《中天竺舍卫国衹洹寺图经》卷下有如下记载：
佛故止此院中，大院西巷门西自分六院。南第一院开于三门……裕师又说次小巷北第二院，名圣人病坊院，开门如上，舍利弗等诸大圣人有病投中，房堂众具须皆备，有医方药库常以供给，但拟凡圣非所止。
该经序题“天和元年龙集辛酉腊朔，久修园律院比丘宗觉(直)谨识”。显然，在北周天和元年(566)，佛教文献中佛寺设病坊治病的思想已经传人中国。又《维摩经义疏》卷1《释会处第四》云：
病坊菩萨道，宜先破之，在病已除，方得修行，复有第二门。既修妙行，行成德满，故有第三门，就此三门。
《维摩经义疏》的作者为吉藏，成书于隋仁寿四年(604)。又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卷1云：
所用残药，不应弃掷。若有余病，宓刍求者应与。若无求者，可送病坊，依法贮库。病者应给，不依行者得越法罪。
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卷3石：
白言：“邬波驮耶，我身在俗，先患其病。”师曰：“汝何不告我。”……问：“邬波驮耶，何故不喜。”师即告曰：“我之住处，乃是病坊，诸有病者，皆投来此。”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35云：
或诣病坊施乐(药)之处，此若无者当缘自业，于饮食中而为将息。
义净于先天二年(713)去世，可见在先天二年前，佛教典籍中与病坊相关的记载已很多。很明显佛教病坊收治病人的思想在北周天和元年前已传人中国，而且在隋唐时期的佛教典籍中屡有记载，可以肯定中国早期医疗救助组织——病坊的产生与佛教中的病坊思想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在当时的佛教寺院中应该设有类似佛典，中病坊的医疗机构，洪防在龙光寺创设的病坊即其中之一例。
南北朝时期，中国南北政权中均出现了类似病坊的救助机构。《南齐书·文惠太子传》云：“太子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民。”此事不晚于永明中(483—493)。南齐太子好佛教，所立的“六疾馆”只是在名目上与佛教典籍中的“病坊”有点差别，在功能上恐怕差不多。这很可能是南齐太子对汉译佛经中“病坊”的实践。《梁书·武帝本纪下》载：普通二年(521)春正月辛巳，梁武帝下诏曰：“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县咸加收养，赡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又于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华发不匮。若终年命，厚加料理，尤穷之家，勿收租赋。”《南史·武帝本纪下》记作：“二年春正月辛巳，诏置孤独园以恤孤幼。”梁武帝于普通二年在京师设置孤独园，收养孤儿和单身老人，开启了后世由政府开办救助机构的先河。在郡县令收养单老孤稚不能自存者，当亦有相应的机构或机制，只是史书无载。梁武帝是出了名的佞佛眷，此举也许就是受佛教“病坊”思想的影响，当然也不能排除儒家仁政思想的影响，永平三年(510)十月，北魏宣武帝下诏在太常寺内设一别馆，专门收养“京畿内外疾病之徒”，为其免费医疗。魏宣武帝此举可作为我国有史记载最早的由政府设置的专门性的医疗救治机构。从以上情况看，南北朝时期中国已经存在类似印度佛教典籍中病坊的机构，如六疾馆等，此类机构似乎都和唐代病坊的内涵很接近，只是设置区域有限，往往只限于京师或仅限在太常寺。
综合前文论述，在南北朝时期汉译佛教典籍中，病坊一词早已出现。贞观十七年(643)前，有医疗救治性质的病坊应该已经存在，只不过管理部门尚不明确。到武则天长安年间(701-704)，政府对悲田养病“置使专知”，但这也不能理解为病坊初设，也不应该理解为是政府对病坊管理的开始。只是此前政府对病坊的管理情况，目前尚未找到史料记载，但似乎不能就此断定此前政府对病坊未做管理。此后病坊在诸州得以推行。
二病坊的隶属关系
有唐一代，病坊的所属关系较为复杂。从《唐贞观十七年高昌县勘问来丰患病致死事案卷残卷》记载的情况来看，这种类似病坊性质的机构(因文书残缺，其名称不敢擅断)受官府管理，经费也来自宫府。武周时期，洪防禅师设在陕城龙光寺中的病坊，由洪昉禅师行乞供给的方式看，应是寺院内设的不受政府干预的病坊组织。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最晚在长安年间，悲田养病就已置使专知，受政府干预，其宗旨是“矜孤恤穷，敬老养病”。由于悲田养病由专使负责收养病人，久而久之又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开元五年(717)宋璟上奏悲田养病情形是：“今骤聚无名之人，著收利之便，实恐逋逃为薮，隐没成奸。”并奏请罢之，但玄宗并未采纳宋璟的建议，还于开元二十二年(734)，“断京城乞儿，悉令病坊收管，官以本钱收利给之”。P.3262+P.2626《唐天宝年代敦煌郡会计牒》中有郡草坊、阶亭坊、宴设厨、病坊、长行坊，证实了天宝年间诸州均设有病坊，而且由官府提供本利钱，开支由州郡统一勾检。从上述记载来看，悲田养病坊自长安年间，由朝廷置使专知，在天宝年间已在诸州普遍设置。最迟到开元二十二年前后，诸州病坊开支由国家出资、审计。
会昌五年(844)七月武宗毁佛之后，十一月李德裕上奏；“今缘诸道僧尼，尽已还俗，悲田坊无入主领，恐贫病无告，必大致困穷。臣等商量，悲田出于释教，并望改为养病坊，其两京及诸州，各于录事耆寿中，拣一人有名行谨信，为乡里所称者，专令勾当。”从李德裕的奏文来看，会昌五年毁佛前悲田坊由僧尼主管，这与前引开元二十二年的记载有所不同。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一是国家在诸州设置悲田坊、病坊的同时，佛教寺院也自办悲田坊、病坊救助病贫，如洪防在陕城中所为。这也只是财力雄厚的少数寺院，不是每个寺院都能办得起的。一是由寺院负责具体事宜，政府资助、监督。显然，从开元二十二年以后病坊明确由诸州出资办理、审计，而且李德裕也建议将悲田改为养病坊，即纳入养病坊系统，并且在两京和诸州均设病坊，在“于录事耆年中”，选择乡间闾望高者担任，由州县长吏负责任免等相关事宜。因此，第二种解释比较有说服力。李德裕的建议被武宗采纳，但次年二月武宗崩，李德裕被罢相。
大中元年(847)三月，宣宗下诏：“应会昌五年所废寺，有僧能营葺者，听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当时宣宗君臣旨在反对会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复其旧，李德裕的建议当然也无法顺利推行。懿宗《疾愈推恩敕》云：“应州县病坊贫儿，多处赐米十石，或数少处，即七石、五石、三石。其病坊据元敕各有本利钱，委所在刺史、录事参军、县令纠勘，兼差有道行僧人专勾当，三年一替。如遇风雪之时，病者不能求丐，即取本坊利钱，市米为粥，均给饥乏。如疾病可救，即与市药理疗。其所用绢米等，且以户部属省钱物充。速具申奏，候知定数，即以藩镇所进贺疾愈物支还所司。”从“委所在刺史、录事参军、县令纠勘，兼差有道行僧人专勾当”一句来看，晚唐诸州县均设病坊，由刺史、录事参军、县令纠勘，由有道行僧人专门负责病坊，管理机制一仍开元、天宝之旧，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李德裕的奏议精神。
三病坊的经济来源
病坊的经济来源直接关系到政府对贫病者的医疗救助程度。按照佛教理论，寺院“病坊”的性质当为“其诸有病者，皆投来此”之地。从洪防建病坊的资料来看，防在陕城中龙光寺所建病坊，常养病者数百人。帝释天王请洪防讲《大涅槃经》，再从洪防建病坊的资料来看，该病坊设于僧人自建之寺院，所养病者数百，人数亦不少，养恤方式是待僧行乞募资以给。这是纯粹由僧人自办自筹的恤养病者的慈善机构。
作为官办病坊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官府提供本利钱。从《唐贞观十七年高昌县勘问来丰患病致死事案卷残卷》记载的情况来看，可以大致推测
病坊经费来自官府。到开元五年宋璟指责官府设悲田养病坊为“国家小慈”，由此推断其所需物品当由国家供给，其具体供给方式不详，唐前期左右金吾卫也将破旧敝幕、故毡等给病坊。《新唐书·百官志上》“左右金吾卫条”：“凡敝幕、故毡，以给病坊。”
开元二十二年(734)以后病坊由官府提供本钱。开元二十二年十月，“断京城乞儿，悉令病坊收管，官以本钱收利以给之”。敦煌写本P.3262v+P.2626v《天宝年代敦煌郡会计牒》云：
(前略)
病坊
合同前月日见在本利钱，总壹伯叁
拾贯柒拾贰文
壹伯贯文本
参拾贯柒拾贰文利。
合同前月日见在杂药，总玖伯伍拾
斤贰拾枚。
合同前月日见在什物，总玖拾肆事。
(后略)
而同卷记载“小麦一斗直钱肆拾玖文，粟一斗直钱三拾肆文”。该病坊的本钱相当于244石小麦、353石粟，这个数目并不小，利73.6石麦、106石粟。此条关于病坊本利钱的记载，反映了唐代病坊的设置广泛及官置本钱收利以给病坊政策的执行状况。
武宗会昌五年(845)一度通过给病坊授田来维持病坊的开支。武宗毁佛后，应李德裕之奏，下敕：“悲田养病坊，缘僧尼还俗，无人主持，恐残疾无以取给，两京量给寺田拯济，诸州府七顷至十顷，各于本置选耆寿一人勾当，以充粥料。”但此制很可能在大中元年(847)三月废止。
从《疾愈推恩敕》看，懿宗时的病坊开支主要依靠本利钱来维持，由僧人勾当，州县长官具体纠勘。但是，当时的本利钱似乎只够遇“风雪”时用来买粥米，平时病者还得求丐，充分说明病坊经济来源非常有限，很难满足医疗救助的需要。病坊所需救疗费用需要另从户部属省钱物中支给。
病坊的另一经济来源是帝王的赏赐，懿宗曾下诏曰：“应州县病坊贫儿，多处赐米十石，或数少处，即七石、五石、三石。”但这种赏赐恐怕很少，因皇帝个人的喜好而进行，因此对病坊经济来源的补充有限。
四病坊的评价
悲田养病坊设立后，救恤的效果是不言而喻的。但从国家安危及负担的角度讲，也引发了荫蔽人口、藏匿罪犯、贪污利钱等社会问题。而且，病坊在当时人的眼里，也成了坐以待食者的居所，如《太平广记》引《两京记》曰：“唐初，秘书省唯主写书贮掌勘校而已。自是门可张罗，迥无统摄官署。望虽清雅，而实非要剧。权贵子弟及好利夸侈者率不好此职。流俗以监为宰相病坊，少监为给事中中书舍人病坊，丞及著作郎为尚书郎病坊，秘书郎及著作左郎为监察御史病坊，言从职不任繁剧者，当改人此省。然其职在图史，非复喧卑，故好学君子厌于趋竞者，亦求为此职焉。”此叙述了官场升降玄机，对病坊救助者的贬讽之意也是显而易见的，接受病坊救治者被视作吃闲饭的人或无能之辈。
唐代病坊实行的过程中，收养的不全是病人，不少穷人也依靠病坊。如唐广明元年(880)黄巢起义军所至皆下，朝廷以田令孜率神策、博野等军十万守潼关，富家大族纷纷出钱“佣雇负贩屠沽及病坊穷人，以为战士”，结果潼关失守。
从以上对病坊的梳理中可以看到，病坊起源于佛教经典中“病坊”救助贫病的思想，早在南齐永明中出现的“六疾馆”应该就是这种思想的最早实践。此后类似的寺院贫病救助机构就已存在，为僧人创办的宣扬慈悲、布施贫病的恤病机构。大概在唐贞观末已医疗救治性质的病坊，从长安年间官府始置使专知悲田养病坊，遂成为政府主管的慈善机构。开元二十二年，断京城乞儿置病坊后，政府还以本钱收利以给病坊，从经济上支持病坊，官办性质更加突出，由于会昌五年灭佛事件的影响，一度给病坊寺田，以增强病坊的救助能力，至懿宗朝，政府又加强了对病坊本利钱的管理。可以说，唐代病坊救治贫弱阶层的作用在不断增强。
中国城市医疗救助浅析 篇4
1.救助主体
在医疗救助制度建立过程中, 政府承担主要和基本社会责任, 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参与到医疗救助制度建设, 包括民政部门、卫生部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城建部门。其中, 负责主导医疗救助的是民政部门。除此之外的社会团体也参与其中, 包括工会、青年团、妇联及各类NGO、企业。
2.救助对象
我国城市医疗救助的对象可统称为贫困人口中的疾患者。具体而言, 包括以下几种社会成员:
(1) 民政部门给予定期定量救济的“三无”人员, (即无法定赡养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人员) 和其他特殊救治对象中的患病者;
(2) 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中丧失劳动能力的无业人员病患者;因自然灾害而致伤病的灾民, 历来是救灾中的医疗救助对象;
(3) 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本人有医疗保险待遇的人员, 具体指因患重病在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和有关其他补助后, 个人负担医疗费用仍有困难的人员;
(4) 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年满60周岁的无业老人和年龄在16 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中的病患者;
(5) 伤残军人, 孤老复员军人及孤老烈属等重点优抚对象中的病患者;
(6) 因患重病, 经各种互助救助帮困措施后, 个人自负医疗费仍有困难且影响家庭基本生活的低收入家庭中特困人员或享受医疗保险的人员。
二、医疗救助资金来源和资金标准
1.救助资金来源
我国医疗救助筹资渠道多元。既有财政拨款, 又有卫生机构筹资;既有企业捐赠, 又有老年慈善福利会出资, 还有医疗保险管理局实施的医疗保险。
各地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财政收入状况, 又根据不同资金来源采取多种医疗救助方式和途径。表现如下:
(1) 政府财政拨款。政府通过财政支出给予医疗救助是医疗救助的主要资金来源。其救助方式又具体分为三种, 分别如下:①医疗减免。这是医疗救助的基本形式或常规形式。就是对医疗救助对象在挂号费、治疗费、药费、住院费等费用实行一定比例的减收或者全部免收。广东省2001 年对12229名重点优抚对象减免了挂号费、部分检查费、减免了部分或全部医疗费用等, 总金额238万元, 均由财政拨补。②临时救济。为了缓解贫困人口医疗难问题, 解决医疗保险不能解决的问题, 一些地方增大临时救济费解决贫困户患病不能支付医药费的困难。临时救济费由市、县、乡、财政和村级经济列支。③专项补助。为了实施医疗救助, 一些地方采取专项补助、包干使用的办法。即由财政每年根据救助对象的治病需求, 拨付一定的经费, 专款专用。2001 年广东省财政通过转移支付给14 个经济困难的市支付医疗救助补助金2168万元, 基本保证了这些地方特困人员的医疗救助支出。
(2) 医疗救助基金。一些地方在职工参加医疗保险的同时, 每人每月按一定余额一次性缴纳一年医疗救助基金 (实为互助基金) , 由地税部门负责征收。凡是不按规定缴纳医疗救助基金的单位, 其参加了医疗保险的人员不能享受医疗救助待遇。这个待遇是:参保又参加医疗救助基金的人员, 其住院医疗费用超过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最低支付限额的部分, 由医疗救助基金支付。
(3) 团体内部互助医疗基金。各行业、各单位工会内部组织职工建立医疗互助互济组织, 从单位福利股、工会经费、个人缴费或提取不超工资总数一定比例的费用, 设立单位内部的互助型医疗基金, 对参加互济的职工住院自负医疗费给予一定比例的医疗补偿;凡以工资总额提取而形成的互助医疗基金, 首先应保证用于清理历年医疗费欠款和帮助因病致贫的特困职工, 其次才可用于发展互助医疗补助。
(4) 社会力量。属于慈善救助。它是社会或慈善组织为病贫人员组织开展的义诊、义捐和无偿义务医治活动。大体有以下形式:①慈善医疗机构、福利医院, 免费对持医疗救助卡的贫困人口进行医治服务。②慈善募捐。由慈善组织或其他社会组织发起, 对特定贫困病人开展献爱心募集资金活动, 所筹资金专款专用、所剩部分再去救治新的对象。③定期义诊。医院社区达成协议, 定期轮流派医护人员医疗志愿者若干名无偿地到社区, 对“三无”等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人员进行义诊, 上门服务。
2.救助资金标准
实施医疗救助的标准是一个可能性标准, 也即依据财政支付情况来设定的政府救助能力。它与应该救助到什么程度这个客观要求之间有一定距离。是一个地区医疗救助水平和能力的标志。比如一个被救助者, 治愈其病情需要2 万元, 而政府财力提供的救助只能达到5千元。那么不足5千元便是救助的基本标准。救助标准一般以政府财力可承担的医疗救助费用表示。
另外, 由于各地的经济社会水平, 特别是财政收入状况的差异, 因而医疗救助水平也存在着差异, 不可能制定一个全国、全省的医疗救助标准, 同时也只是按照“广覆盖、低标准”的原则, 制定医疗救助基本标准。
三、医疗救助目标和目标实现途径
1.救助目标
(1) 实行城市医疗救助的目标:
城市困难居民“同病同救”, 并进一步提高城市困难群众医疗救助比例、救助封顶线, 争取实现了城乡一体的医疗救助。
(2) 医疗救助的意义。
有利于帮助患病者减轻经济压力, 克服和减少疾病, 恢复健康;缓解病贫循环现象, 减少社会矛盾;保障公民基本生存权利, 是政府保障人权的体现;有利于完善我国社会救助制度乃至社会保障制度。
2.救助目标实现途径
在城市, 应当把握好基本医疗的重点, 着力完善和提升城市贫困群体的医疗服务的公平性, 推行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平台、多部门共同配合、全社会动员参与的医疗救助制度。
(1) 更加准确地确定救助对象。
①动态掌握第一手详细资料。城市医疗救助在确定救助对象时, 应遵循动态的原则, 定期重新界定城市贫困群体。通过动态地确定救助对象, 及时把最需要得到医疗救助的市民纳入到医疗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中来, 增强其抵抗疾病风险的能力。这就需要城市医疗救助的主管部门经常性深入了解本地区城镇困难群众的生活状况, 动态地掌握好第一手详细资料, 结合有关标准和情况变化来确定救助对象。②建立社区卫生信息平台, 统一救助对象的认定资格。建议建立社区网络系统, 对居民的健康状况、家庭收入等基本情况定期核查, 有利于解决确定救助对象这一在许多国家实行医疗救助计划时面临的难题。
(2) 大力宣传医疗救助政策。
根据2008年《中国医疗救助试点城市情况调查》结果, 医疗救助对象对医疗救助政策的知晓率不足50% , 这将造成医疗救助的被动利用。因此, 应加大对医疗救助政策的宣传力度, 使贫困居民特别是下岗职工等困难群体充分了解救助政策, 主动申请救助, 提高他们的医疗救助知晓率和可及性。
(3) 简化医疗救助程序。
根据2008年《中国医疗救助试点城市情况调查》结果, 52.59%的医疗救助对象认为医疗救助程序比较复杂。因此, 城市开展医疗救助工作应该注重对程序的简化, 从而使患病的低保人群能够得到及时的救治。
(4) 广泛动员筹集救助资金。
从医疗救助制度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也不会将把贫困人员的大病医疗费用全部包下来, 必须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政府财政投入的资金主要解决困难人群的基本医疗服务;其他针对患特殊、重大疾病贫困人群的医疗救助, 则需要筹集资金建立特殊医疗救助服务, 资金可以从慈善基金、捐助资金等多种途径和渠道来募集。
(5) 完善医疗救助体系建设。
完善医疗救助体系需要从政策法规体系、医疗救助运作体系和医疗救助相关配套政策体系三方面关注。①完善医疗救助政策法规体系建设。在医疗救助政策法规体系建设中, 要根据我国立法的实际情况, 在法规产生过程中, 拟采取先制定政策, 解决眼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并不断完善政策, 在此基础上制定部门规章, 然后再着手法律的草拟和制定。②完善医疗救助运作体系建设救助运作体系是确保救助行为有序有效实施的程序与功能相统一的系统。完善运作体系, 需要有规范的救助程序、可靠的救助资金、多样的救助方式、优质的救助服务和明确的主管部门。③完善相关配套的政策体系建设。社会政策系统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它的联动性。要十分重视政策整合和互动, 避免政策不配套、不配合而削弱政策正向功能, 造成政策抵消、功能减弱等政策负效应。在医疗救助政策体系建设中, 还要十分关注相关配套政策的设计和制定工作。重点囊括完善国家的医疗保险制度、中央和省级财政部门列支的专项救济费或专项、要制定过度性政策和避免政策空档, 以及实行医疗卫生重心下移社区的政策。
摘要：中国城市医疗救助体系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完善。政府部门和社会多方力量在医疗救助体系当中发挥重要功能, 医疗救助旨在解决贫困人口中的疾患者的疾病问题, 并对解决病贫恶性循环问题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城市医疗救助体系在现阶段发展过程中尚存在诸多不足, 需要继续探索。
关键词：中国城市医疗救助,救助主体,救助对象,救助资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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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斌, 东云萍, 龚勋, 罗五金.我国医疗救助制度的运行机制研究[J].中国卫生经济, 2011, (6) :24～26.
[3]时正新.中国的医疗救助及其发展对策[N].国际医药卫生导报, 2002, (11) :5～11.
医疗救助相关问题 篇5
通过政府资助；以自愿为原则，发动机关、企事业单位、团体以及社会各界、广大市民捐赠；召开广州市部分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单位以及个体劳协等座谈会，动员他们对此项工作给予支持；通过市侨办、外办、统战部门等联洛港、澳、台等和国外友好团体等人士捐赠筹集资金。
二、社会急救医疗救助专项资金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到目前为止共支出了多少？
使用范围：在广州市市区内，因突发意外事件造成危及生命的伤害，需紧急抢救，无经济支付能力又无其他渠道解决急救期间的基本医疗费用的伤病员。
伤病员急救期后和其他各种急、慢性病（包括晚期癌症等），均不属于本资金的救助范围。
到目前为止共筹集：3156.02万元（其中：政府：1420万元；社会：1248.68万元；利息：487.34万元）；到目前为止已对2500人实施了医疗救助，共支出：1111万元，三、社会急救医疗救助专项资金如何申请程序是什么样的？
出现意外事故又符合申请条件时，患者家属可向实施急救的医疗机构提出申请“急救医疗救助专项资金”，实施急救的医疗机构可协助伤病员按规定申请“急救医疗救助专项资金”。
医疗机构协助申请时应提交以下资料（一式二份）：
1、“急救医疗救助专项资金申请表”
2、患者的身份证明
3、患者的病历资料（如病历、住院记录、抢救记录和费用清单明细）
4、有关部门、亲友（运送者、目击证人）出具的伤病员意外事件（事故）证明或现场目击者证明材料
5、伤病员所在单位或街、镇民政部门出具的无经济支付能力证明（注：不明身份者由所在医疗机构出具相关证明）。
如经努力仍无法取得上述资料，医院经办人员在申请表相关项目中加以说明。
已加入广州市急救医疗网络的医疗机构，协助患者申请“急救医疗救助专项资金”的，应向广州市急救医疗指挥中心提出申请，由市急救医疗指挥中心审核后报市红十字会审批。
未加入广州市急救医疗网络的医疗机构，协助患者申请“急救医疗救助专项资金”时，应向医疗机构所在地的区红十字会办公室提出申请，经区红十字会办公室审核同意后报市红十字会审批。
区红十字会办公室或急救医疗指挥中心接到申请后，应对医疗机构救治伤病员的事实、患者的身份、基本医疗费用的合理性和经济能力等进行审查核实，医疗机构、有关单位及伤病员予以配合。
市红十字会最后审查核实，对符合条件的申请，按使用标准批准拨付（注：对符合条件的个案，只进行一次性的救助）。
医疗救助 篇6
北京市将调整对城市特困人员医疗救助政策，放宽救助病种限制，降低救助起付线，扩大定点医院数量。
北京市此次在继续执行危重病救助政策基础上，将脑血栓恢复、糖尿病、高血压等部分慢性病、常见病纳入了救助范围。并将起付线下调为５００元。
另外，各区县在指定１至２所非营利性二级公立医院承担本地区医疗救助任务的基础上，将定点医院扩大到非营利性一级医院以及城市社区、农村乡镇医疗服务机构。医疗救助对象可在上述医疗机构范围内指定２至３所就医。
食品安全将分段监管
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责成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决定》要求在２００５年春节前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一次食品安全工作综合检查。
《决定》指出要建立健全监管制度和长效机制：按照一个监管环节由一个部门监管的原则，采取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方式，进一步理顺食品安全监管职能，建立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当地食品安全负总责，统一领导、协调各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和整冶工作；各有关部门要力争在２００４年年底前，清理、修订涉及食品安全方面的部门规章；尽快理清与食品安全有关的产品和卫生标准，构建食品安全标准体系。
陕西为卫生行政许可设时限
陕西省日前规定，从９月１日起，凡百姓提出的卫生许可申请，卫生行政部门必须在２０日内做出明确答复。
陕西省规定，卫生行政机关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应当当场或者在５日内出具补充材料通知书，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受理。卫生行政机关对申请材料审查后，认为可以直接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应当在２０日内做出许可决定。
深圳：见死不救医院最高罚３万
《深圳经济特区急救医疗条例（征求意见稿）》日前出台，条例规定：医疗机构及其相关人员，如果拒绝收治急、危、重伤病员，可视情节对单位处以３０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的罚款则在１０００元到１００００元之间。
条例还规定：“市急救中心设立‘１２０’急救医疗呼救电话，实行２４小时值班应答制度，在受理呼救信息后，应在５分钟内派出救护人员和救护车。”如果未能做到这一点，将由市卫生行政部门或委托的卫生监督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医保药品目录扩容
新调整的《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与２０００年版相比，中成药品种由４１５个增加到８２３个，增加了９８％；西药品种由７２５个增加到１０３１个，增加了４２％。
所作出的调整还有：
一是险种适用范围从基本医疗保险扩大到工伤保险；二是在保持用药水平相对稳定与连续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品种；三是调整了《药品目录》的分类，对部分剂型进行了归并，明确了部分药品准予支付费用的限定范围。
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要规范
卫生部制定下发了《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工作实施方案（试行）》。
《方案》要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求询方便的地点设立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服务点。艾滋病高流行地区的县级综合医院和适量的省、市级医院，必须设立自愿咨询检测服务点。
《方案》提出，为保护求询者的隐私，咨询室应有单独的房间或空间，能进行保密性咨询；有保密文件柜保存资料。提供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服务机构应确定至少１名专职人员提供咨询服务。
我国城乡医疗救助现状研究 篇7
我国现行的医疗保险制度对于贫困人口的覆盖率较低, 目前对贫困人口生活的主要保障制度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而其中对于医疗保障并未明确涉及。医疗救助作为独立于医疗保险、低保制度之外的医疗保障制度, 成为针对贫困人口医疗健康保障的主要制度设计, 对于保障贫困人口的健康权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于2004年初步建立农村医疗救助体系, 2005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城市医疗救助试点, 近十年来城乡医疗救助不断发展。本文根据国家民政部、卫生部等部门的数据对于我国城乡医疗救助现状进行分析研究, 为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的研究奠定基础。
1 全国医疗救助总体情况
2004年以来全国医疗救助总人次大幅增长。2004年救助人次为640.7万人次, 到2012年8051.2万人次, 增长了11.57倍, 年平均增长率达到40.91%。另外, 历年农村医疗救助人次都要远高于城市救助人次, 2012年农村救助人次是城乡救助人次的2.88倍。城乡救助人次总体保持增长趋势, 说明医疗救助制度的覆盖面不断扩大, 更多的贫困人口得到了医疗保障服务。
医疗救助支出方面也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2012年全国医疗救助支出达到203.8亿元, 比2004年增长超过45倍, 年均增长率为67.42%。与全国医疗救助人次相比, 医疗救助支出的增幅更大。农村医疗救助支出增长速度远高于城市。与建立之初相比, 到2012年城市医疗救助支出增长了7.75%, 农村医疗救助支出增幅达到29倍。
2 城乡医疗救助情况
2.1 城乡医疗救助人次情况
城乡医疗救助主要分为大病救助/直接救助与资助参保/合两种形式。城乡贫困居民往往由于经济原因无法参与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医疗救助一方面通过资助城乡贫困人口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或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另一方面, 对于有大病治疗或者其他特定医疗救助需要的城乡贫困居民, 则直接进行资金补助, 帮助贫困人口及时解决医疗问题。近年来城乡直接救助与资助参保/合的人次总体保持上涨趋势, 其中资助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次增长幅度最大, 增速也最快。城市大病救助/直接救助人次增长了55.52%, 资助参保人次增幅达115.86%, ;而农村大病救助/直接救助人次增长了211.13%, 资助参合人次增长616.76%。
2.2 城乡人均医疗救助水平情况
人均救助额反映了城乡医疗救助资助水平状况。城乡医疗救助人均支出额变化情况不一。其中农村人均资助水平总体呈现上涨趋势, 2012年相比2004年增长了2.22倍。而城市医疗救助人均支出情况则成“U”形趋势, 2006-2010年基本呈现为逐年下降态势, 平均增速为-11.7%;2011年开始又逐渐上升, 到2012年增长为341.4元, 年均增长15.16%。农村医疗救助人均支出年均增长14.93%, 城市年均增长率为-2.75%, 农村医疗救助水平增长速度快于城市。尽管如此, 城市医疗救助水平明显高于农村, 但二者间的差距在逐年缩小。
不同的医疗救助形式方面, 城乡大病救助/直接救助的人均支出远远高于资助参保/合支出, 且无论是大病救助/直接救助还是资助参保/合水平皆是城市高于农村。其中资助参保/合水平增长较为平缓, 资助参合水平涨幅最大, 2012年相比2006年增长了192%;资助参保水平增长幅度最小, 2012年相比2008年增长了38.84%。城乡大病救助/直接救助水平变化幅度较大, 城市大病救助/直接救助水平基本保持增长态势, 2012年相比2008年增长了77.58;农村大病救助/直接救助支出2006年以来时高时低, 2008、2010、2011年都相较前一年有所下降, 但2012年较2006年支出水平增幅达97.19%, 年均增长18.31%。2008-2012年城乡大病救助/直接救助及资助参保/合水平总体还是保持增长趋势, 且基本保持平行增长, 增长情况趋于一致。
3 我国城乡医疗救助现状分析
根据以上数据分析, 可发现近年来我国城乡医疗救助情况存在以下几点特点:
3.1 医疗救助制度总体发展快速
从2004年初步建立农村医疗救助制度, 2005年开始城市医疗救助试点, 到2008年全面建成覆盖城乡的医疗救助制度, 我国医疗救助制度建立的时间并不长, 但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发展较快。全国医疗救助人次快速上升, 医疗救助支出持续增长, 说明医疗救助制度的覆盖面不断扩大, 更多的贫困人口享受到了医疗保障服务。
3.2 城乡医疗救助发展程度不一致, 城市医疗救助水平高于农村
在救助人次方面, 农村医疗救助高于城市, 但是城市救助人次增长速度比农村快很多。在人均救助水平上, 农村医疗救助水平低于城市, 而且在医疗救助的不同形式方面, 城市在大病救助/直接救助与资助参保/合水平上皆高于农村。我国农村人口数量本就远高于城市, 农村贫困人口比重更是高于城市, 由于经济原因引起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更加严重, 一旦患上较严重的病,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发生几率就更高, 因此对于医疗救助的需求更大。目前财政对于农村医疗补助的支持力度较低, 是城乡二元体制下的表现之一, 不利于农村贫困人口生存权利的保障, 也不利于缩小城乡差距, 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3.3 城乡医疗救助差异有缩小趋势
虽然医疗救助人次城市增长快于农村, 但在医疗救助支出方面, 农村医疗救助支出数额和增长速度都高于城市。另外, 城乡人均医疗救助水平间的差距也呈现逐年缩小的趋势, 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发展在加快, 城乡差距有所减小。
4 结论
本文发现我国医疗救助制度存在总体发展迅速, 城乡医疗救助发展水平存在差异, 城乡差异有所缩小趋势等情况。基于此, 我国医疗救助制度要更加完善, 应进一步扩大医疗救助覆盖面, 加大财政投入, 提高医疗救助水平, 尤其要注意缩小城乡医疗救助水平差异, 给予农村医疗救助更多的关注, 着力提高农村医疗救助水平, 缩小城乡差异。
参考文献
[1]于丽华.关于建立我国医疗救助体系的探讨[J].中国医院, 2005, 06:29-31.
[2]陈德钦.中国城乡医疗救助差异问题研究[J].商界论坛, 2012, 17:158-159.
城市贫困人口医疗救助研究 篇8
一、天津市城市贫困人口现状
所谓城市贫困人口, 是指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低收入家庭成员。他们是城市中一个脆弱性高、发展能力不足的弱势群体。
(一) 城市贫困人口规模。
据天津市民政部统计, 按照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城市人口数计算, 2008年底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15.63万人, 到2009年底为17.94万人, 截至2010年底为19.79万人, 其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3%上升到1.6%, 呈现增多的趋势, 城市贫困人口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二) 城市贫困人口中失业者不断增加。
2006~2010年, 天津市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由15.1万人增长到19.8万人, 增加了4.7万人;而贫困人口中的失业人口从4.0万人增长到9.3万人, 增加了5.3万人。由于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 这部分人的生活状况逐渐下降, 增加了城市贫困人口的整体数量。
(三) 城市最低保障金增长速度缓慢。
天津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6年的14, 283元上升到了2010年的24, 293元, 增加了10, 010元。然而, 同期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人均发放从2006年的2, 175.4元增长到2010年的4, 702.4元, 仅增加了2, 527元, 其增长速度远低于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
(四) 医疗费用增长过快。
2006~2010年天津市出院病人人均医疗费用增长分别为3.3%、9.2%、13.2%、8.8%、11.0%, 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增长分别为-3.1%、4.0%、9.1%、12.2%、4.9%。以2010年为例, 人均最低生活保障金为4, 702.4元, 仅为出院病人人均医疗费用的40%。医疗费用增长速度过快, 大大降低了城市贫困人口对医疗需求的可及性。
二、天津市城市贫困人口医疗救助现状、问题及原因
医疗救助是政府通过提供财务、政策和技术上的支持以及社会通过各种慈善行为, 对贫困人口中因病而无经济能力进行治疗的人群, 实施专项帮助和经济支持, 以改善目标人群健康状况的一种医疗保障制度。2006年天津市出台《天津市城市医疗救助制度试点工作方案》, 开始了试点工作。
(一) 天津市医疗救助试点从2006年的5个区到现在基本实现了市内全覆盖。
救助范围由城市低保、特困救助对象扩大到因大病至贫的特殊救助对象。财政部门发放的救助资金从2006年的774.2万元增加到2010年的4, 447.8万元, 稳定的资金筹集机制基本形成。2011年在和平、河北区推行家庭责任医生试点工作, 家庭责任医生团队基本框架模式初步建立。
(二) 天津市城市医疗救助稳步发展, 缓解了城市贫困人口“看病难”问题, 但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
主要包括:
1、医疗救助覆盖群体有限。
一部分低保边缘人口虽然患有重病或慢性病, 长期支付高额的医药费使他们生活拮据, 但由于其收入尚可, 没有被纳入城市低保。另外, 一部分城市流动人口和暂住人口也应被纳入到救助对象的范围中。这些人口的户籍所在地与他们的实际居住地相冲突, 一旦患病, 就只能是能拖就拖, 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
2、申请审批程序繁琐。
一是贫困人口文化素质普遍较低, 理解能力较差, 社会关系少;二是医疗救助的实施主体涉及民政局、劳动保障局、卫生局等诸多部门, 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和沟通, 信息资源不能共享, 而且都倾向于制定有利于自己的行政程序以节约成本, 导致了效率降低。
3、定点医院限制就诊空间。
医疗救助部门为救助对象指定定点医院的做法, 虽然有利于监督和管理医疗救助实施情况, 但是从救助对象的角度来看, 这种做法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救助对象就医的选择空间。
4、救助介入时机偏后。
目前, 天津市各地区都选择以事后救助为主, 这种模式会带来两种后果:一是由于贫困人口缺乏先行垫付全额医疗费的经济能力, 导致未能完成全部疗程就中途放弃治疗;二是他们由于无法预知治疗将会产生多少医疗费用, 担心无力承担其中的自付部分, 因此尽量减少开支, 这样会对医疗效果产生不利影响。
(三) 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
1、缺乏对医疗救助机构服务质量和救助效果的评价机制。
天津市大多数试点地区都将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作为医疗救助的主要提供机构, 而医保定点机构多为二级及以上的综合医院。医疗费用的不断增长阻碍了救助对象获取医疗服务, 这就需要政府选择那些服务优良、成本低廉的医疗机构作为医疗救助的提供主体, 并对服务质量和救助效果进行监督、评价。
2、预防保健意识不强。
由于预防保健意识淡漠, 为了生存透支健康的现象随处可见, “小伤小病”不就诊, 就诊者则相对病大伤重, 人均医疗消费较高。并且疾病治疗投资收益是一个短期回报过程, 而包括预防保健、健康教育、疫苗接种等公共卫生投资是长期回报过程。在追求高效益、高节奏的今天, 人们容易重疾病治疗、轻疾病预防。
3、政策宣传力度不够。
根据对试点地区贫困居民入户调查显示, 55%的贫困居民尚不了解或完全不了解相关城市医疗救助政策, 而接受救助的对象中80%以上的居民是由民政部门或社区居委会民政专干主动上门提供的, 尚缺乏自主申请和利用医疗救助的能力。因而, 进一步加强医疗救助相关政策的宣传力度, 提高贫困居民对医疗救助政策的知晓率, 将有力促进医疗救助体制的发展和完善。
三、完善天津市城市贫困人口医疗救助问题的具体措施
天津市城市医疗救助制度所存在的种种问题, 会对医疗救助的实施效果产生不利的影响, 改善贫困人口健康状况的目标也会受阻。因此, 完善城市贫困人口医疗救助制度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 扩大医疗救助覆盖面。
将排除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之外的那部分贫困人口纳入到医疗救助的覆盖范围之中, 能更有效的发挥医疗救助的功能, 增加贫困人口对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同时, 从贫困人口的构成情况看, 还应包括更为广泛的人群——贫困家庭中的儿童、老人和残疾人。
(二) 简化申请程序和报销程序。
民政部门应尽可能的简化申请程序和报销程序, 与社会保障部门、卫生部门加强沟通, 实现数据网络化管理, 方便医疗救助对象的申请与报销, 从而避免增加贫困人口申请救助的时间成本与经济负担;此外, 政府应采取各种宣传形式, 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和语言讲解医疗救助的各项具体政策。
(三) 发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主导作用。
社区卫生服务是以社区为依托、基层卫生机构为主体, 融预防、医疗、保健、康复、健康教育等服务于一体的基层卫生服务, 使居民能够在方便地获得医疗卫生服务的同时还降低了直接和间接医疗费用。因此, 应充分发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基础性作用。
(四) 预防优先、防治结合。
疾病预防的费用要远低于疾病诊治的费用, 虽然疾病诊治能在短期内得到回报, 但从长期效果来看, 疾病预防的作用要远大于疾病诊治的作用。对城市贫困人口的医疗救助应该以长远的眼光来考虑。在对贫困人口的医疗救助过程中, 必须纠正过去以疾病诊治为主的做法, 而是应该转移到以疾病预防为主的方面。
(五) 建立医疗救助质量评价体系。
对医疗救助进行全过程、动态地质量评价有利于医疗救助资金发挥最大效用, 从而保证医疗救助的实施效果。医疗救助质量评价体系应该体现出鼓励社会公平的导向, 同时应该注意效率的问题。该体系可以从医疗救助政策方案、医疗救助政策执行过程和医疗救助政策过程三个层面开展。
(六) 动员社会力量开展对城市贫困人口的医疗救助。
政府在逐步扩大对卫生事业的财政投入、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医疗救助的同时, 还应该广泛发动社会各界力量开展医疗救助。包括医院和社会团体等许多方面都应自发地进行医疗救助, 如医院发放救助卡、发行福利彩票, 社会或慈善组织为贫病人员组织开展的义诊和无偿义务医疗活动等。
参考文献
[1]徐祖荣.社会转型期城市医疗救助的理论和经验[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0.
[2]郑功成.社会保障学[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8.
我国慈善医疗救助事业发展探究 篇9
慈善医疗救助属于慈善事业的一部分,它是指社会通过各种慈善行为,对患病或遭遇意外伤害而又无经济能力进行治疗的贫困人群,实施帮助和经济支持的一种制度。慈善医疗救助与政府主导的医疗救助共同构成了我国的医疗救助体系[2]。它作为政府医疗救助制度的有益补充,在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提高医疗救助水平和缓解社会矛盾以及解决弱势群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由于我国历史文化、政策法规等原因,慈善医疗救助发展受限,远远没有发挥其补充社会保障体系的积极作用。本文将讨论慈善医疗救助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1 我国慈善事业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后,慈善与慈善事业被作为私有制社会的产物被中断了40多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社会经济与社会成员的阶级结构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种大背景下,现代意义的慈善事业才逐步发展起来。中国红十字会是我国慈善医疗救助事业的创始,成立于1904年,主要提供医疗卫生救助,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994年,全国第一家综合性的慈善组织———中华慈善总会在北京成立,标志着新中国慈善事业的新生。并于2002年8月始,启动“慈善医疗阳光救助工程”项目,旨在帮助贫困地区群众缺医少药等问题。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发展慈善事业,强调要“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慈善事业第一次写进党的重要文献;并第一次把发展慈善事业提到“要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的高度。2005年,“支持发展慈善事业”第一次写进了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1.1 慈善组织数量增多
在党和国家对发展慈善事业的重视以及公众对慈善事业的社会需要下,我国的慈善事业蓬勃发展,社会组织逐年递增。社会组织总数从2003年的26.7万个,增加到2008年的41.4万个,增加率为155.00%(表1)。(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内,法律承认的慈善组织形式大体有三大类:公益性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其中,截至2008年年底,卫生类社会团体有11 438个,卫生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有27 744个[1]。
数据来源:据《200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计算整理。
1.2 慈善捐赠款物增加
随着慈善事业的发展,慈善组织的增多,慈善捐赠善款物逐年增加。据统计,2003年国家民政部接受的社会捐赠款为41亿元,社会捐赠衣被19 648.8万件;2006年社会捐赠款83.1亿元,社会捐赠衣被7 123.6万件;2008年社会捐赠款479.3亿元,社会捐赠衣被115 816.3万件(表2)。6年间,社会捐赠款年均增加83.76%,社会捐赠衣被年均增加了235.10%[2]。
数据来源:200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
2 我国慈善医疗救助存在的问题
2.1 慈善医疗救助覆盖面窄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慈善事业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逐步发展起来,慈善医疗救助起步晚,发展历史也不长。在慈善医疗救助范围上,对于白内障、唇腭裂等较小的医疗救助项目,覆盖面较广;而对于白血病、尿毒症及脏器移植等较大的医疗救助项目,慈善医疗救助的力量极其微薄。深圳市、重庆市等地是国内较早设立慈善医疗救助基金的城市,其规定最高救助额度为1万元,对于患重症疾病的贫困群体,1万元显然是杯水车薪。可见,慈善医疗救助所能覆盖的范围极其有限,且救助水平低。
2.2 慈善医疗救助基金筹集难
一方面,公众慈善捐赠意识淡薄,是导致慈善医疗救助基金筹集难的主要原因。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以及传统慈善捐赠都由政府统揽,使公众缺乏对慈善的理解,误认为慈善是政府的纯粹行为。而现阶段,由于对慈善的宣传力度不够、慈善知识的普及率仍然很低,使慈善理念、慈善价值观未能深入人心。同样,谈及医疗救助,公众普遍认为只是政府的义务,政府应承担起救助民众医疗疾苦的责任。而事实上,医疗救助也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在政府积极引导下,同样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和推动。
另一方面,慈善医疗救助基金与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息息相关。慈善基金收入与GDP、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经济指标呈高度正相关关系。即经济发展水平高、人民生活状况好,慈善基金收入多;反之,慈善基金收入则少。例如,在美国70.0%以上的家庭都对慈善事业做出过某种程度的捐赠,平均每年每个家庭捐赠900美元,占家庭总收入的2.20%。美国人均收入是我国的38倍,而人均捐赠是我国的7 300倍[3]。经济运行的烦琐复杂,加大了慈善医疗救助基金的筹集难度。
2.3 慈善医疗救助组织管理能力不足
数据显示,在我国,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已超过1 000万家,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也就是99.00%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3]。这不仅因为我国相关部门对慈善公益事业的宣传不到位,也因为慈善组织自身能力不足,发展尚不完善。慈善医疗救助组织的宣传力度不够,捐赠款物的收支及流向透明度低,慈善医疗救助基金的管理与运用效率低、效果差。出现很多公众及企业想参与慈善事业,而又不敢参与慈善事业,以至于不得不放弃参与慈善事业的窘况。这些情况严重制约了我国慈善医疗救助事业的发展。
2.4 慈善医疗救助法规政策欠缺
我国慈善事业起步晚、发展缓慢,现阶段仍然没有一项专门规范慈善公益组织实体内容的法律法规,慈善公益组织与捐赠人都缺乏必要的权益保障。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基金会管理条例》等法规政策,虽然对慈善组织的登记、运行及财税政策等方面进行了规范,但立法层次低,法律约束力不强,实施细则不完善,且与其他法律体系的衔接力度不够,因此尚不能从整体上规范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3 发展我国慈善医疗救助事业的几点建议
3.1 探索慈善医疗救助形式的多样化,扩大医疗救助覆盖面
由于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历史不长,当前,慈善医疗救助多采取单一医疗经费补偿的救助形式,即申请人向慈善医疗救助组织提交申请,经过慈善医疗救助组织的审核后,直接给申请人提供医疗救助款。由于申请人患病的种类不同,病情严重程度以及治愈疾病所需医疗费用也不尽相同。因此,应积极探索开展多种形式的慈善医疗救助形式,以扩大慈善医疗救助的覆盖面。例如,慈善组织可建立专门针对公立医院的慈善医疗救助基金,用于救助没有支付能力的贫困弱势群体。同时公立医院还可以贡献医疗技术,减免医疗费用,以服务的形式提供慈善医疗救助;或单独设立慈善医疗救助基金,用于救助贫困弱势群体在院期间的医疗费、生活费等。另外,可在政府的积极引导和财政支持下,吸纳相应的慈善收入,建立慈善医院,为贫困弱势群体提供医疗救助。通过开展多样化的慈善医疗救助形式,帮助更多切实需要救助的贫困弱势群体,从而扩大医疗救助的覆盖面,维护社会的稳定。
3.2 加大慈善公益宣传力度,拓展多渠道基金筹集机制
慈善事业是一项新兴的社会事业,因此,要在全社会广泛、深入和持久地宣传公益价值观、传播慈善文化。例如,通过报纸、电视和网络等传媒形式来宣传慈善医疗救助组织的性质、宗旨和工作程序以及各个时期的慈善主题活动,对慈善医疗捐赠款物的收支及使用情况进行跟踪报道。也可利用慈善医疗救助组织和社区等部门开展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慈善文体活动,向公众宣传慈善医疗救助,并鼓励广大公众积极参与慈善公益活动,以筹集更多的慈善基金。
另外,相关部门可发行专项的慈善医疗救助彩票,让更多的彩民致力于慈善医疗救助事业,筹集更多的慈善基金;健全相关的基金运营机制,提高基金运营的效率,增加慈善基金自身所带来的资本收入;鼓励实力强的企业设立专项的慈善医疗救助基金,或设立专门的慈善医疗救助项目,为特定对象提供救助;慈善组织可通过多种文体活动和鼓励知名人士“义演”、“义卖”等形式来筹集更多的慈善医疗救助基金。通过多样化的慈善基金筹集方式,逐步形成多渠道的基金筹集机制,从而为慈善医疗救助募集更多的慈善基金。
3.3 强化慈善医疗救助组织能力建设,提升社会公信度
强化组织建设,不断提高社会公信度是慈善医疗救助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首先要强化慈善医疗救助组织的自身管理能力,促使组织管理规范化、合理化和制度化,慈善基金的募集、运营及使用实现公开化和透明化。其次是建立慈善医疗救助基金的内外部监管机制。内部设立专门的监事机构,对慈善基金的募集、运营进行全方位的跟踪与监督;外部接受国家相关部门的稽查和监督,同时接受捐赠人或企业的监督和查询。还要加强组织人员的素质建设。提高组织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促进慈善医疗救助组织的专业化,进而提高慈善公益组织的整体素质。强化慈善医疗救助组织能力建设,提升其社会公信度,从而赢得公众及社会的信任,提高公众主动参与慈善事业的积极性,进而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帮助。
3.4 明确政府在慈善医疗救助中的责任,完善优惠政策
体现社会责任的慈善医疗救助与政府主导的医疗救助共同构成了医疗救助体系,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有益补充。因此,应理顺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明确政府在慈善医疗救助中的责任。一是政府应依法审批慈善医疗救助组织的注册登记,积极引导、倡导和有效地协调各种慈善组织的发展。二是政府应给予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不仅要减免捐赠人或企业的捐赠税收,还要简化捐赠人或企业申请减免税收的手续。同时,政府也应给予慈善组织减少或免除税收。三是政府应给予慈善医疗救助组织相应的财政支持。各国的经验表明,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资助是不可缺少的。政府可以划拨部分社会福利基金给慈善机构,用于慈善救助和公益项目。不过在接受政府资金的同时,也需要注意避免加重慈善组织的行政化和对政府的依赖性[4]。
3.5 加快慈善医疗救助的法制进程
目前,我国慈善事业领域仍没有完备的法规加以规范。慈善腐败、挪用慈善基金以及监管机构权责模糊等问题暴露无遗,已严重的阻碍了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需要制定专门的慈善事业法和慈善机构法,以确立慈善机构独立的法人地位,并明确慈善机构的性质、使命及其管理、运行的基本准则和监督机制,确立完善、统一的慈善税制[2]。通过国家立法,保证各项政策规章的落实,以强制的手段对慈善组织进行规范化管理,以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使其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另一支撑点,从而推进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健康有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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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医疗救助系统设计与实现 篇10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对公民在年老、疾病、伤残、 失业、生育、死亡、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时, 由政府和社会依法给予物质帮助, 以保障公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制度。 目前我国的社会救助大体分为三个层次:一个是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救助, 比如说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农村的五保户供养, 还有灾民的生活救助;第二个层次属于专项救助, 即在医疗、教育、住房、司法等方面有困难时获得的救助;第三个层次是临时救助和社会互助。
近几年来, 通过“数字民政”工程的建设, 民政信息化水平已经有了明显提升。省厅机关及部分地市级民政部门完成了机关局域网建设, 厅机关局域网全部做到了内外网物理隔离, 部分民政应用系统还实现了省、市、县的互联。此外, 各地民政部门都相继开发并部署了民政公用政务平台、全国优抚安置管理、灾害信息管理、婚姻登记管理、社团管理、来信来访处理等软件系统。但民政医疗救助业务管理涉及部、省、地 (市) 、区 (县) 、街道和居委会六级单位, 同时需要医院、医保和新农合等多个业务部门的信息整合, 因此相关的基础设施和网络平台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完整体系。
民政医疗救助系统是针对民政专项救助中医疗救助业务的专项管理系统, 本文介绍的系统实现了民政医疗救助直接在定点医院实时结算的功能, 解决了困难群众就医无钱垫付等问题, 对于民政工作信息化和提高社会事务服务水平有着深远影响。
1民政医疗救助现状
民政医疗救助主要是针对最低生活保障人员和三无人员, 当其因病发生高额医疗费用时, 对在扣除各项医疗保险可支付部分、单位应报销部分及社会互助帮困等部分后, 个人负担仍超过一定金额的医疗费用或特殊病种医疗费用给予一定比例或一定数量的补助。目前国内医疗救助模式主要是事后救助, 救助对象看病治疗需要事先垫付医疗费用, 再根据医疗机构开具的发票到民政部门办理报销。
在传统的医疗救助模式中, 医院、医保单位、民政部门之间无法实现信息共享和信息集成, 从而难以实现各个单位之间的高效协作。在日常医疗救助过程中, 比较容易出现以下问题:
(1) 救助对象需要垫付本应由民政救助的费用, 增加了救助对象的经济压力。
(2) 救助对象需要手持医院开具的发票到民政部门报销, 这中间必然会花费一定的时间和交通成本, 同时也增加了民政工作人员的工作量, 无法实现民政业务的高效化。
(3) 民政人员需要手工计算救助金额, 导致救助金额容易发生错误, 无法实现民政业务的规范化。
(4) 对于文化水平较低的救助对象, 由于对政策和计算方式缺乏理解, 往往十分被动, 无法实现民政业务的透明化。
为进一步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 民政部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的意见》, 文中明确要求充分发挥医疗救助的便民应急作用, 鼓励和推行定点医疗机构即时结算医疗救助费用的办法, 民政部门可结合实际提供必要的预付资金。对于城乡低保家庭成员、五保户等医疗救助对象, 凭相关证件或证明材料, 到开展即时结算的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所发生的医疗费用, 应由医疗救助支付的, 由定点医疗机构即时结算, 救助对象只需支付自付部分。
针对传统民政医疗救助模式存在的问题, 根据民政部的意见, 本文作者所在的开发团队以广西灵川县民政局为试点设计开发了一个民政医疗救助系统。通过本系统的医院救助模式, 救助对象不需要垫付救助费用, 民政医疗救助实现了直接在定点医院实时结算, 解决了困难群众就医无钱垫付的问题, 也不需要民政人员参与救助金额的计算和核对, 而是由救助系统自动结算完成, 实现了民政业务的流程化、规范化、高效化和透明化。
2救助模式分析设计
本系统设计了两种救助模式:医院救助和事后救助, 其中医院救助是在定点医院直接实时完成救助过程的模式, 救助对象只需跟医院结算需要自己交纳的相关费用, 救助款项由医院与民政局之间完成结算。为了解决一些特殊情况, 系统也提供了事后救助的救助模式, 事后救助的救助过程只能在民政局完成。
民政医疗救助的实现是基于城乡基本医疗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之上的, 本系统中设计的医疗救助方案为:病人就医的基本医疗信息 (ⅹ1) 在医院收费系统中保存, 通过医院收费系统计算得出医疗费用 (ⅹ2) , 如果该病人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或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则将病人的就医信息 (ⅹ1和 ⅹ2) 传递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或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系统, 计算得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或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报销金额 (ⅹ 3) , 如果该病人是民政救助对象, 需要将就医信息 (ⅹ1和 ⅹ2) 和已报销金额 (ⅹ3) 传递到民政医疗救助系统, 计算得出救助对象在民政系统能报销的费用 (ⅹ4) , 最后, 救助对象需要自己缴纳的费用 (ⅹ5) 也在民政救助系统中计算得出 (ⅹ5=ⅹ2-ⅹ3-ⅹ4) 。
医院救助模式能够实现的要点是民政部门和卫生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 在联网系统中即可将困难群众的医疗费用自动生成为“新农合” (或医保) 报销金额、民政救助金额、救助对象自付金额三个部分, 实现同步结算、实时兑现, 保证困难群众的医疗费用在就医处即用即补, 真正实现了民政医疗救助系统和“新农合”系统、医保系统间的 “无缝衔接”。
3系统功能模块设计
系统功能由民政客户端和医院客户端两部分功能组成, 见图2。
医院客户端主要完成各种对象的入院管理、救助的具体实施以及一些系统管理工作。民政客户端分为4大模块, 基本功能如下:
(1) 救助对象管理:包括低保和五保对象的管理、临时救助对象的管理两部分。其中低保、五保对象管理从民政低保和五保系统中 (低保和五保系统与本医疗救助系统同属于民政信息系统) 获取救助对象的基础信息, 建立医疗救助账户, 并对这些账户进行管理。临时救助对象是对不符合低保、五保条件但家庭经济情况不好, 看病后无法支付医疗费用的人员的救助管理, 此类人员只可以进行事后救助。
(2) 救助管理:包括事后救助、医院救助和救助查询三个部分。事后救助是对低保、五保和临时救助对象医疗后的救助, 需要出示医院费用单据等。医院救助用于民政部门对民政救助对象住院病人情况、医院救助情况的管理, 包括入院登记、救助计算、审核审查三个部分。其中, 入院登记用于民政人员核实某定点医院是否有此病人住院, 以方便民政部门的管理;救助计算用于计算救助金额;审核审查用于民政部门核对医院救助的数据, 如果正确无误则对医院的数据审核通过, 否则需要及时和相关医院进行核实确认。救助查询方便民政部门对救助信息和数据的查找。
(3) 救助统计:用于民政部门对救助金额、救助人员以及医疗救助金额发放情况的统计分析。
(4) 配置维护:包括资金管理、方案管理、机构管理和参数管理。资金管理用于民政部门对医院救助资金的总数、结转等情况的管理。方案管理包括救助参数管理和救助类型管理。其中, 救助参数管理用于民政部门制定、修改医疗救助政策;救助类型管理用于对医疗救助类型 (例如:大病救助、日常门诊救助等) 的管理。机构管理用于民政部门对定点医院的管理。参数管理是根据相关政策对药品、诊疗项目以及疾病信息的管理。
4关键技术实现
4.1系统部署模式
根据医院的不同情况, 本系统针对医院救助模式设计了分布式和集中式两种部署方式。
分布式部署方式适用于县级以上大型医院, 这些医院的收费系统一般不能直接连接到民政局域网中, 其部署如图3所示。民政局域网和医院局域网之间相互独立, 通过VPN专线进行通信。在民政局域网中, 民政局的数据库服务器存放着所有的医疗救助信息;JBOSS应用服务器是由多台服务器组成的集群, 运行民政医疗救助系统, 提供民政工作人员使用民政客户端进行医疗救助业务的处理, 同时可以提供事后救助和集中式救助的业务功能。在医院局域网内, 除了完成医院自身功能所需要的软硬件外, 本系统将一个精简版的医疗救助系统———医疗救助终端系统———部署在医院局域网内, 并将民政救助基础数据定期同步到医院的民政救助终端系统中, 从而使医院的民政救助基础信息与民政局的资料数据保持一致, 医院收费人员只需登录本医院的医疗救助终端系统即可完成民政医疗救助工作。
对于能够实时访问民政局网络系统的医院, 采用集中式部署方式, 各个医院救助人员只需直接登录使用民政局的医疗救助系统即可完成医疗救助工作。
4.2数据安全解决方案
系统采用了多层安全机制, 在硬件服务器上采用双硬盘的磁盘阵列技术和服务器集群技术, 在软件中采用登录认证、细粒度的权限控制、用户操作日志跟踪、数据库定期备份和传输数据加密传输等技术来保证系统数据的安全。
在此以权限控制为例进行详细说明。本系统采用基于角色的细粒度权限控制技术, 即采用 “用户-角色-模块-操作”的结构来设计权限系统, 把整个访问控制过程分成三步:功能模块和对应的操作构成一个完整的访问权限单元, 访问权限单元与角色相关联, 角色再与用户关联, 从而实现了用户与访问权限的逻辑分离。目前系统已定义的角色有:系统管理员、管理员、医院救助人员、审查员、 审核员、审批员、统计员、配置专员等。系统定义的功能模块有:低保和五保对象管理、临时救助对象管理、事后救助、医院救助、救助查询、救助统计、配置管理等。系统定义的操作有:增加、查看、修改、删除、审查、审核、审批和导出等。
对于民政系统的管理人员来说, 他们可以在本系统中方便灵活地控制系统的使用者权限, 可以直接给某个用户赋予一个角色, 达到一次性分配多个业务的多种权限的目的, 也可以单独调整某个用户的某种权限, 从而达到保护数据和业务安全的目的。
4.3民政数据与医院数据一致性问题解决方案
对于可以实时访问在民政局部署的医疗救助系统的医院, 按照集中式部署方式, 所有的民政医疗救助信息统一存放在民政局的数据库服务器上, 每一次救助过程都直接更新数据库服务器, 用这种方式医院数据和民政局数据能保持完全一致。
出于安全性和用户量的考虑, 一些医院是无法直接访问民政局的医疗救助系统的, 必须按照分布式方式部署系统, 因此需要在医院部署一个医疗救助终端系统。本医院的医疗救助通过该系统来实现, 并把救助信息首先保存在医院的救助服务器上, 然后统一上传到民政局的医疗救助系统。为了保证医院的救助数据和民政局数据的一致性, 本系统使用了Web Service技术来实现数据同步。
本系统的Web Services是采用基于SOAP协议的开源XFire技术框架来实现。使用XFire实现Web Service非常简单, 并且XFire对Spring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可以非常方便地与Spring进行集成。首先编写相关的Java类, 确保类和构造函数都是公共的, 其次需要将XFire及其第三方库添加到web应用的WEB-INF/lib目录下, 然后将XFire Servlet的配置信息添加到web.xml中, 最后只需在spring的applicationContext文件中进行配置就能实现Web Service的配置。可以通过在客户端的浏览器中输入Web Service的地址 (例如:http://serverip:port/ xfire/services/HospitalHelpService.WSDL) 来验证是否部署成功, 部署成功将列出调用此服务的方法。
目前在民政医疗救助系统已经实现的Web Service主要有两个:HospitalHelpService和HospitalSynServiceJob。 HospitalHelpService主要用于民政医疗救助金额计算, 需要病人信息、医疗费用信息和已报销金额信息作为输入参数, 主要的方法是获取民政医疗救助金额的方法 (get- MzhelpFee) 。HospitalSynServiceJob主要用于医院端数据上传及同步数据, 有自动和手动两种方式, 自动调度方式是基于开源的quartz框架实现。Web Service在数据同步时首先需要把医院已经完成的救助信息上报到民政医疗救助系统中, 然后从民政医疗救助系统中获取有变动的救助对象、救助类型、救助标准等信息。主要方法包括:用于接收并保存医院端上传的入院登记及救助记录的方法 (synAidMedicalDataToMZ) 、用于同步更新民政医疗救助系统有变动的救助基础数据信息的方法 (synAidMedical- DataFromMZ) 。
5结语
本文首先根据民政部的意见, 针对传统民政医疗救助模式存在的问题, 重点分析设计了医院救助模式, 并依据该模式设计民政医疗救助系统, 实现了和“新农合”系统、 医保系统以及医院收费系统间的“无缝衔接”, 使民政医疗救助在定点医院直接结算, 解决了传统救助模式中存在的困难群众就医无钱垫付等问题。目前该系统已经在广西灵川县投入使用, 其中灵川县人民医院、灵川县中医院采用分布式医院救助模式, 灵川县下属乡镇医院采用集中式医院救助模式。目前已经实现救助1000多人次, 救助金额达100多万元, 系统运行稳定, 选择医院救助的救助对象数目逐步递增, 救助款项没有出现安全问题。
摘要：为进一步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 充分发挥医疗救助的便民救急作用, 以广西灵川县民政局为试点, 设计并实现了一个民政医疗救助系统。该系统提供了两种医疗救助模式, 其中的医院救助模式实现了民政医疗救助系统和“新农合”系统、医保系统以及医院收费系统间的“无缝衔接”, 实现了民政医疗救助在定点医院实时直接结算, 解决了传统救助模式中存在的困难群众就医无钱垫付等问题。首先介绍了民政医疗救助模式的设计思想, 然后给出了系统功能模块的设计, 最后详细描述了系统中几个关键技术点的解决方案, 包括系统部署、数据安全以及民政数据和医院数据的一致性问题。
关键词：医疗救助系统,实时救助,Web Services,分布式处理,访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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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救助 篇11
1 医疗救助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在现代医疗保障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医疗救助和基本医疗保险是最为核心的两部分。医疗救助是政府通过向社会最弱势的群体提供基本医疗服务,是一张“兜底性”社会安全网。基本医疗保险则是主要面向普通群众,通过责任共担的机制向其提供基本医疗保障[1](如图1)。
1.1 我国医疗救助及运行现状
医疗救助制度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一项面向弱势群体的医疗救助行为。它作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的最后一道保护屏障,目的是将一部分生活处于低收入甚至贫困状态的社会弱势群体网罗在医疗保障体系之中,通过实施社会医疗救助制度,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支持,缓解其因病而无经济能力进行医治造成的困难。医疗救助制度具有筹资方式多样性,救助性质公益性,救助对象广泛性,救助相对独立性的特点[2]。
目前,我国农村医疗救助的受益对象一般是五保户、低保户和优抚对象,城市地区的受益对象一般是城镇低保家庭及其成员。根据世界银行对卫Ⅷ项目地区的调查资料显示,贫困地区居民的两周患病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60倍,两周患病天数是全国平均水平1.95倍,因病休工天数是全国平均水平2.10倍,卧床天数比全国同期家庭卫生服务调查的结果高出1.74倍。与此同时,贫困地区居民的慢性病患病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20倍[3]。可见,医疗救助对象较普通人有更加巨大且迫切的卫生需要。
1.2 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及运行现状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公民患病和非因工伤而需要医疗服务的,由社会保险基金向其提供医疗给付的保险。医疗保险目的在于使患病或受伤的群众能够得到及时的医疗救助,并缓解群众所遇到的暂时的经济困难。医疗保险是为世界各国所普遍关注的社会保险项目,我国自1998年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2003年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7年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以来,经过10多年的努力,在推进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上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城市地区建立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2010年参保人数分别达到43 263万、23 735万;农村地区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2010参合人数为8.36亿,参合率为96%[4] 。基本形成了覆盖全民的中国特色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框架。
从2010年情况来看,全国共有2 310.5万人的城市低保对象[5]、5 214.0万人农村低保[6]。而同期民政部门资助有关人员参保(参合)的人数依次为1 461.2万人和4 615.4万人[5],这意味着我国城市医疗救助资助参加医疗保险率只有63.24%,资助参加新农合率有88.52%,还面临着将剩余1 447.9万人纳入制度覆盖范围之内的艰巨任务。
虽然,医疗救助与基本医疗保险二者在产生的基础、作用对象、作用方式、保障水平上均不同,但二者作为医疗保障系统的两大子系统发挥不同的功能,共同作用于社会保障系统的总体效应。处理好医疗救助与基本医疗保险之间的关系,实现两系统的协同发展,有助于我国逐步实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目标,使人人都享有基本医疗卫生保健服务。
2 实现医疗救助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衔接的公平性表现
一般,通过医疗救助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衔接,使医疗保障体系健全、有效运转,其社会公平性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从全社会角度看,不同人群能平等地享有国家提供的基本医疗保障,即横向公平;另一方面是从参保人个体角度看,参保者不仅能拥有医疗保障,而且能享受到医疗保障所带来的医疗服务,即纵向公平。
2.1 横向公平表现为基本医疗保障的非歧视性
每个公民都有享有基本医疗保障的权利。横向公平性要求医疗保险在制度设置、保障范围和保障待遇等方面应对社会所有人员提供一种平等、公开、公平的参与和保障机会。当然,由于人们在收入水平和保障需要上存在差异,单一的医疗保险形式很难满足社会各类人群的医疗保障需要,必须建立缴费水平和保障待遇呈多层次的医疗保险供社会各类人员选择。
2.2 纵向公平表现为医疗服务的可及性
社会各类人员不仅可以参加医疗保险,而且更重要的是同样的医疗需求应该得到同样的医疗服务。个人分担是医疗保险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一定比例的自付是医疗保险健康、持续运行的重要保证。参保人员的个人医疗负担应该与本人的实际承受能力相适应,所以全社会设定整齐划一的起付标准和自付标准,看似公平,实非公平。统一的起付标准和自付水平,对于一些高收入阶层来说“门槛”相对较低,缺乏制约力度,效率低下;而对于一些低收入群体来说,“门槛”又过高,难以跨越,造成一些困难人员即使有医保也很难享受医疗服务。另外,重大疾病和慢性病患者要承担高额自付费用和疾病相关的经济损失双重压力,往往导致因病致贫。所以,在医疗保障体系中应加强医疗救助制度建设,使参保人医疗负担与自身经济承受能力相适应,以体现纵向公平。
3 医疗救助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衔接的必要性
世界卫生组织(WHO)和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组织(SIDC)在《健康与卫生服务的公平》倡议书( Equity in Health and Health Care)中就提出了一个界定:公平意味着生存机会的分配应以需要为导向,而非取决于社会特权,公平和公正的关系应该处理得更恰当,或者通过措施来降低人群间(不考虑收入)卫生的不公平性,或者集中解决那些健康状况最差的人(不论贫富)的卫生问题。这奠定了医疗救助与基本医疗保险衔接的基础。
3.1 可实现卫生筹资领域的公平
医疗救助是一种国家税收二次分配调节的单渠道或单方向筹资机制,它不能独立支撑为贫困者提供医疗保障的责任。基本医疗保险的筹资机制是多项的,既包括群体之间的互济(从健康人群向不健康人群转移),也包括个人的积累(从健康年代向易患疾病年代的转移),因此,能够提供比较稳定和充足的资金渠道保障[7]。为此,当前改善和提高医疗救助制度的资金状况必须以完善基本医疗保险为前提,通过增加投入使贫困人群在基本医疗保险中得到充分的帮助。通过基本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基金的共同作用,贫困者既不会因为救助条件的限制而看不起病,也不需要受个人付费能力的限制,体现了卫生筹资领域的公平。特别是在基本医疗保险中增加门诊和常见病的医疗服务,可以从根本上起到预防因病致贫的作用。
3.2 可实现卫生服务利用领域的公平
无论社会经济如何发展,世界各国都普遍认为获得基本卫生服务是一项基本人权[8]。每个公民都享有基本医疗保险的权利,也就是说在我国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之前,每个居民就都享有参加医疗保险并享受其待遇的权利。基本医疗保险在筹资、补偿范围和卫生服务利用等方面应对所有贫困人口提供一种平等、公开、公平的参与和保障机会,要求权利和义务的双向性和对等性。
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同样的医疗需求应当得到同样的医疗服务[9]。但是,由于经济、地理、社会、文化或其他任何因素都可能阻碍人们得到基本卫生服务,成为关键问题。贫困人口更容易因为患病和支付医疗费用而更加贫困,他们常常得不到卫生服务或者支付不起服务费用[10]。医疗救助是由政府提供的对贫困人口的医疗服务资助行为,资助的前提条件是因贫困,无法满足医疗保健需求,所以只要是贫困人口,不用尽任何义务,都有权申请医疗救助,有资格获得医疗救助。医疗救助更多的是从满足患者的基本医疗需求出发的,是以需求为基础的,不计患者贡献的、权利与义务不挂钩的资助行为[11]。医疗救助是确保贫困人口和一般人群获得同样的医疗服务的重要手段。所以,在医疗保障体系中应加强基本医疗保险与医疗救助制度建设,使参保群众医疗负担与自身经济承受能力相适应,从而体现卫生服务利用的公平性。
3.3 可实现健康状况的公平
卫生服务的利用取决于卫生服务的需要,即人群的健康状况。每个社会成员都享有健康的同等权力,即健康公平。健康公平主要利用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以及人群的患病指标来评价。尹冬梅、胡善联等人的调查表明,经济状况越差的人群,健康状况越差,提示健康的不公平性[12]。而这些健康公平的指标往往通过优质的医疗服务来改善。医疗救助制度的资金投入,并不能直接转化为贫困人口健康水平的提高,因为救助对象得到了资金补贴并不等于就获得了良好的医疗服务。整个医疗救助系统由医疗救助提供者(政府)、救助对象和医疗服务提供者(医疗机构)所组成,作为供方的医疗机构在整个制度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由于医患双方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患者在与医院之间的博弈中总是处于劣势,医院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诱导需求、过度医疗等现象比较普遍。通过制定规则与医院进行博弈,才能使救助对象真正从医疗救助制度中获益。从理论上讲,通过谈判,为了达到更好的收益,医院可能会主动对救助对象采取相对较低的收费策略。
事实上,随着医疗救助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被抑制的医疗需求逐渐得到释放,医疗服务机构的业务量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对供方行为产生了一些良性影响:在不同程度规范了供方不规范的经营行为、病历质量明显提高、改善了统计资料的质量、促进部分医疗机构加强管理,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规范行为以达到利益最大化的现象,如诱导需求、用足政策、违规操作等。但是对于一个医院来说,可能来自医疗救助的费用只占医院总收入的很少一部分,即使贫困医疗救助有很强的采购力,但医院不会对贫困医疗救助予以高度重视来提高效率和质量。所以,医疗救助应该与基本医疗保险相结合进行打包,提高与医院谈判的实力,促使医院为救助对象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从而改善救助对象的健康状况,实现健康状况的公平。
4 医疗救助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衔接的要求与路径
4.1 医疗救助与基本医疗保险衔接的三个层面
医疗救助与基本医疗保险衔接可以从政策层面、方案设计层面与管理层面进行研究。政策层面要加大投资,提高资金管理水平,加强两种制度衔接运行的规范化、法制化;方案设计层面,综合补偿模式是最有利于贫困人口的衔接方式;管理层面要改进报销模式,完善信息化建设,并加强对资金和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管。
要实现三个层面的衔接需要基础支撑,一是要有充足的资金作保障。一方面,政府要加大资金投入,另一方面,要做好利用社会团体力量的工作,扩大资金来源,发挥慈善团体的力量。二是要形成两种制度运行与衔接操作的法制化与规范化,国家要加强加快这方面的立法工作。三是两种制度的有效衔接还要做好管理和服务方面的工作。报销方式要尽可能地方便群众,实行医院、基本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的“一单制”,采取事前救助的方式。这需要加强医疗信息系统建设和资金的监管,专款专用并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因此要加强对定点医院的监管,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资源利用率。降低或取消医疗救助对象的起付线、实施医疗救助第二次补偿。
4.2 实现医疗保障体系“三步走”路径选择探索
根据党中央提出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要求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统筹城乡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路径应是由相互分割——统分融合——基本统一,到2040 年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项目(内容)齐全、覆盖面广、标准适当的城乡一体化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具体到医疗保障领域,在医疗救助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衔接研究的基础上,其路径探索大致可分三步。
第一步(2006-2010年),这一阶段主要执行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现已基本实现城乡医疗救助与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由“相互分离”向“统分融合”过程的转变。在农村,加大推进新型农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现医疗救助与新型农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衔接;在城市,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现医疗救助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衔接。通过医疗救助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衔接,达到筹资与卫生服务领域的起点公平,即横向公平,使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实现全民覆盖。
第二步(2010-2020年),用1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由“统分融合”向“基本统一”的转变,积极稳妥地将基本医疗保障制度逐步融为一体,但可按照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的承受能力,实行略有差别的保障标准。由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对三种医疗保险模式统一管理,逐渐减小城乡之间医疗保障差距。
第三步(2020-2040年),再用20年时间,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由“基本统一”到城乡统一。到 21世纪中叶,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提高,在经济水平高度发达、城镇人口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城乡之间的社会保障差距将彻底消除,国家将建立起城乡统一、待遇适中、法制管理、服务优良的医疗保障体系。
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可以认定,无论国家经济发展到何种程度,社会上都会有一部分贫困的弱势人群存在,只要国家没有实行全民免费医疗,无论推行什么医疗保障制度,只要有共付的存在,就必然有贫困家庭无力支付共付部分医药费用的现象发生,这个社会就需要有医疗救助制度来搭建健康的安全网,保护贫困及其他的弱势人群不受疾病的侵害。从这个意义上讲,实现医疗救助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衔接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和创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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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10年11月份全国县以上低保情况[EB/OL].2011-02-25.http://files2.mca.gov.cn/cws/201012/2010122115074698.htm.
[6]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10年11月份全国县以上农村低保情况[EB/OL].http://files2.mca.gov.cn/cws/201012/201012211511435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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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United Nations health partners group in China.A healthsituation assessment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R].Beijing,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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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United Nations health partners group in China.A healthsituation assess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R].Beijing,2005:7.
[11]李晓华,董军.医疗救助的内涵特点与实质[J].卫生经济研究,2005(7):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