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医疗救助人员（共7篇）
农村医疗救助人员 篇1
安徽省2004年在宁国、凤阳、岳西等地开始农村医疗救助工作试点, 经过六年的探索和实践, 农村医疗救助工作已取得显著成绩。为促进安徽省农村医疗救助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轨道, 省内学界进行了一些有益的研究, 涉及医疗救助对农村贫困群众的可及性, 农村医疗救助的范围、形式与标准, 救助的方案设计与效果评估, 农村医疗救助资金筹集的模式及使用的效率, 农村医疗救助法规体系的构建, 医疗救助与“新农合”的衔接等方面。但农村医疗救助人员的情感问题, 一直未得到关注。近来笔者通过对安徽省A市农村医疗救助人员的调查, 发现部分医疗救助人员在救助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情感冷漠现象。具体表现为:对救助对象态度冷漠、工作倦态等。虽然这一现象不致影响安徽省农村医疗救助工作大局、抹煞安徽省农村医疗救助已取得的成绩, 但其危害性却不容小觑。因此, 本文拟就这一现象为切入点, 从社会学视角深度剖析问题产生的根源, 并提出相应对策。
一、工作压力大是农村医疗救助人员情感冷漠的核心原因
目前, 安徽省农村医疗救助工作基本采取三步流程, 即村委会评议—乡镇审核—县级民政部门审批[1]。与这种流程相对应的是:村委会一般配备1—2名低保专干;乡镇及县级民政部门各配备1—2人低保工作人员。鉴于人员编制、机构设置的原因, 安徽省大部分县市民政部门采用一套人马, 三块牌子的模式进行农村医疗救助工作。换句话说, 这些低保专干或工作人员之间虽有名义上的分工, 事实上, 他们往往采取相互协调、集中办理的方式完成三项工作, 即低保、医疗救助及新农合。以A市为例, 2009年前3个季度, 农村医疗救助共投入资金287.28万元, 救助9 847人次;同期低保对象为38.34万人次, 工作艰巨性可想而知。
在调查过程中, 相当一部分救助人员抱怨工作压力大, 实不难理解。例如, W女士的话非常具有代表性。她说:“我在县民政局从事低保工作, 长期程序化工作模式、高负荷运转, 使我对救助对象产生一种冷漠感, 工作进度及统计数字代替了同情。”因此, 笔者认为, 工作压力大是导致部分农村医疗救助人员情感冷漠的核心原因。
二、接触负面事件太多导致医疗救助人员情感冷漠的关键因素
社会学认为, 情感是人类社会形成的基础, 而情感却受到信念、制度及文化的建构[2]。换言之, 无论是从政策层面, 还是文化层面, 医疗救助人员都必须对救助对象表示同情。作为现代服务理念的构成部分, 对医疗救助对象表达同情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农村医疗救助人员长期接触的对象为弱势群体, 负面事件表现得更集中, 对救助人员心理承受能力构成极大挑战。如果这种消极情绪不能很好地缓解, 对救助对象冷漠的现象就在所难免。
以Z先生为例, 2005年以前他在A市某福利院工作, 尽管他认为照顾这些孩子们很辛苦, 但很有乐趣, 因为他觉得孩子们还有未来。然而, 从事农村医疗救助工作后, 尤其是他接触一些白血病患者后, 他感觉自己的同情心被一点一点的蚕食掉。原因在于, 目前治疗白血病最好是骨髓移植, 鉴于我国骨髓捐献工作进展缓慢, 能够进行临床匹配的骨髓很少, 这就意味着大多数白血病患者必须接受化疗。化疗不仅治疗周期长、费用昂贵, 而且治愈率低。为了治疗, 患者家属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现有的救助标准显然无法将患者家庭从贫困边缘挽回。更重要的是, 患者在疾病的折磨下往往无法继续学习或工作, 逐渐产生一种社会排斥感, 最终会觉得自己是家庭、社会的累赘, 从而放弃治疗, 家破人亡的悲剧几乎无可避免。由于长期处在高强度消极情绪主导的工作环境中, Z先生认为自己的同情心已逐渐被冷漠所取代。
上述个案虽属少数, 但在基层救助一线却较为普遍。因此, 笔者认为, 接触负面事件过多, 也是部分农村医疗救助人员情感冷漠的关键原因。
三、生活压力大是导致农村医疗救助人员情感冷漠的外在诱因
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 除了县级民政低保工作人员及部分乡镇低保工作人员属于在编人员外, 大部分乡镇低保工作人员及村委会低保工作人员往往没有被纳入制度设计范畴, 导致他们的收入远远低于在编人员。由于城镇住房购房 (或建房) 成本较高、医疗保险不够完善、子女教育费用高, 基层一线医疗救助人员明显感受生活压力巨大。
现代社会要求成员应采用理性的态度对待情感问题, 并学会控制自己的情感, 将生活与工作区隔。源自于基督教慈善事业的医疗救助, 需要从业人员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同情心[3]。但在以家庭为中心来建构社会关系的中国社会, 这种要求只具有理论上的意义。在中国人的观念内, 因生活压力大而导致的情感异常是值得同情的。因此, 生活压力大作为农村医疗救助人员情感冷漠的诱因, 仍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化及社会合理性。
四、缺乏情感疏导机制是农村医疗救助人员情感冷漠的体制性原因
作为西方“安全阀”[4]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情感疏导机制在缓解社会成员个体情绪、维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以美国为例, 每个社区都配备心理诊所和心理医生。这些医生定期为社区居民服务, 居民也可随时要求心理医生指导, 使得居民不良情绪能够及时得到释放和缓解。
虽然近年来西方情感疏导理念逐渐被国人认可, 在北京、广州、深圳、上海等地涌现了一批心理诊所及从业人员。然而, 对大多数人而言, 心理咨询仍是一个“忌讳”的词汇, 不良情绪缓解仍主要借助个体自我调节。这种个体色彩的自我调节机制具有太大的偶然性。因此, 笔者认为, 由于未能建立有效的情感疏导机制, 传统的社会支持网已被打破, 医疗救助人员心理困惑因得不到及时缓解, 而个体自我调节能力有限, 导致部分医疗救助人员情感冷漠。
五、结论与对策
综上所述, 导致农村医疗救助人员情感冷漠的因素主要有工作压力大、负面事件接触过多、生活压力大及心理疏导机制缺乏四个方面。然而, 这些因素并不都是独立发挥作用, 往往彼此交织在一起, 使得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但总体而言, 笔者认为, 应该从制度防范和心理疏导两个层面来解决问题。
从制度防范层面而言, 是指在农村医疗救助制度设计中应充分考虑基层救助人员的现实情况, 通过在职培训、救助系统内岗位有序流动、提高工作人员基本福利, 创造条件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等方式, 使得农村医疗救助制度更具开放性, 从而在制度层面缓解农村医疗救助人员情感冷漠现象产生。
就情感疏导层面而言, 社会层面及制度层面的情感疏导机制还未建立, 但并不表示民政部门在医疗救助人员情感冷漠面前就无所作为。通过与地方高校、科研机构及社会心理咨询机构合作, 借助心理辅导, 社会工作介入等方式仍可在相当程度上减少农村医疗救助人员情感冷漠现象产生。
摘要：通过对安徽省A市农村医疗救助人员的调查, 发现部分医疗救助人员存在不同程度的情感冷漠现象。研究认为, 工作压力大、负面事件接触过多、生活压力大、心理疏导机制缺乏是主要原因;制度防范和情感疏导是问题解决的根本。
关键词：农村医疗救助人员,情感冷漠,制度防范,心理疏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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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医疗救助人员 篇2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我县的社会救助体系，根据浙江省民政厅、财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卫生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救助工作的通知‣（浙民助„2012‟163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医疗救助，是指本县城乡困难居民患病住院治疗，经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后，医疗费负担仍有困难的，按本办法规定给予适当的医疗费救助。
第三条 医疗救助资金主要由县财政承担，按省政府及省民政厅要求的筹资标准列入当财政预算，同时积极发动社会各界捐助。医疗救助金实行县财政专户管理，专款专用，不得挪用。当年结余医疗救助金作为结余资金转入下使用。
第四条 县民政局负责全县医疗救助工作的日常事务管理、协调和审批等工作。
县财政局按照省政府的规定落实医疗救助资金。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医疗救助对象医疗费的审核。县监察局、审计局等单位负责医疗救助金的监督检查工作。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对符合医疗救助对象审核、公示、上报、建册。
第二章 救助对象和条件
第五条 凡户籍在本县的且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城乡居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申请医疗救助：
（一）农村五保对象和城镇“三无”（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人；无经济来源、无劳动能力）人员；
（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重度残疾人补助对象、民政部门定期补助对象；
（三）低保标准 150%以内的低收入家庭（经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定）；
（四）百岁老人；
（五）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认为“见义勇为”者；
（六）因患重特大疾病住院的其他城乡困难居民；
（七）县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其他特殊病种；
（八）除本办法第六条所指的重特大疾病外，因患重特大疾病难以自负医疗费用且家庭贫困的人员，由县医疗救助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同意的对象。
第六条 本办法第五条第（五）项所指的重特大疾病范围（含特殊门诊）是：
（一）患肾衰竭（尿毒症）、白血病及各种化疗、血友病、Ⅰ型糖尿病、艾滋病机会性感染、耐多药肺结核、重型精神病、恶性肿瘤、脑梗死、H7N9流感重症患者（在定点医院医治）、唇腭裂、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白血病；
（二）特殊病种：中晚期重型肝炎、失代偿期肝硬化、慢性呼吸性衰竭、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儿童孤独症、再生障碍性贫血、帕金森病、系统性红斑狼疮。
以上病种外的其它病，当年住院发票总额超过 50000（包括50000）元以上者；
第七条 城乡居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给予医疗救助：
（一）县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标准支付范围以外的费用；
（二）因自杀、自残、打架斗殴、酗酒、违法、犯罪等所发生的医疗费用；
（三）因交通事故、医疗事故以及其他赔付责任人应予以支付的医疗费用；
（四）未经许可在非定点医院机构就医的费用。
第八条 救助对象住院定点医疗机构的确定及用药范围、治疗项目、医疗服务、设备范围及支付标准等，按城乡居民基本医疗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救助额度和比例
第九条 救助对象的医疗救助标准，为住院期间所发生的医疗费，剔除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已报销部分及各类补助和
个人自费部分后的余额，采取分类分档按比例给予救助：
（一）实行集中供养的五保对象和城镇“三无”人员（含户院挂钩对象），政策范围内的门诊和住院医疗费用按先在城乡医疗保险中报销；不足部分按•浙江省实施†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规定‡办法‣，全额由医疗救助资金解决；
（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重度残疾人补助对象、民政部门定补对象、百岁老人，政策范围内的住院自负费用2014年按50%进行救助、2015年起按70%进行救助，医疗救助封顶线为4万元；
（三）低保标准 150%以内的农村低收入家庭和其他城乡困难居民、重点优抚对象救助15%，但当年累计救助金额不超过 5000元；
（四）办法中的第六条规定的重特大疾病病种，其政策范围内门诊和住院自负医疗费用2014年按50%进行救助，2015年起按70%进行救助，医疗救助封顶线为8万元；
第四章 办理程序
第十条 医疗救助的申请、审核、审批程序：
（一）申请人填写•松阳县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申请表‣。由所在村民委员会或社区居民委员会进行初审，并公示 7天。村民委员会或社区居委会根据公示结果签署意见，加盖公章后，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 10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对象是否符合医疗救助政策的审核，向社会进行公示后，提出救助意见，报县民政局，上报时须提供以下材料：
1.申请人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及填写完整的•松阳县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申请表‣；
2.享受低保的家庭提供低保证或困难家庭的经济状况核对报告；
3.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出具的申请人医疗费用清单或已报销的金额证明；
4.存折复印件（非本人存折需附开户人身份证复印件）；
5.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已公示的证明。
（三）县民政局接到上报材料后，根据本办法进行审批。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由相关审查、审（核）批机关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医疗救助资金实行社会化发放。符合规定条件的持证对象患重特大疾病，到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后，医疗救助实行即时结报。
第十一条 负责实施医疗救助工作的机关或人员，在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视情节轻重，依据有关规定，由纪检监察部门予以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二条 医疗救助对象采取虚报、隐瞒、伪造、冒名等手段骗取医疗救助金，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予以追回；情节严重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本办法施行后，县政府其它文件就医疗费救助对象和救助标准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农村医疗救助人员 篇3
世界卫生组织 (WHO) 和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组织 ( SIDC) 早在1996 年的1 份倡议书《健康与卫生服务的公平》 ( Equity in Health and Health Care) 中就提出了一个界定: 公平 (Equity) 意味着生存机会的分配应以需要为导向, 而非取决于社会特权。之后,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Adam Wagstaff 和Eddyvan Doorslaer 等人曾撰文进行探讨, 认为卫生保健公平具体应划分为3 个方面:
①卫生筹资领域的公平: 体现为可支付能力原则 (指社会成员按支付能力支付卫生费用: 有同等支付能力的人应当有同等的支付, 支付能力不同的人在筹资领域中的支付也应当有所不同, 支付能力高的人应当多支付) 。
②卫生服务利用领域的公平: 体现为按需分配原则 ( 相同的卫生服务需要应该获得同样的卫生服务, 不同的卫生服务需要应该获得不同的卫生服务) 。
③健康状况公平:不同社会人群的健康水平相等或相似, 健康状况分布均衡[1]。这一划定目前已基本得到国内外学者的认可。国内一些学者认为卫生资源 (包括大型设备) 分布公平也应当纳入卫生公平的评价体系中。
我们认为, 卫生领域的公平就是一方面应保证每一个有卫生服务需要的社会成员都应当有相同的机会去获取相应的卫生资源, 性别、种族、年龄、居住地和经济能力等非需要因素都不应成为影响这种机会的因素; 另一方面, 弱势群体在卫生服务利用和健康保障方面还应当更多地得到照顾, 这不仅包括对贫困人群的医疗救助、费用减免等, 同时也包括卫生筹资领域的累进性。简而言之, 即为广大社会成员营造均等的卫生保健可及性的同时应当有倾向于弱势人群的卫生政策和制度。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在一份报告中曾提到: 公平和公正的关系应该处理得更恰当, 要么通过措施来降低人群间 (不考虑收入) 卫生的不公平性, 要么集中解决那些健康状况最差的人 (不论他们贫与富) 的卫生问题。当然, 在一个国家, 这一策略的实施者应当是政府。
2 医疗救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比较
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在医疗中往往也会处于不利地位, 国家应该通过相关政策来保证他们也能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和卫生保健, 尽可能地保证卫生服务的广泛性与公平性, 从而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 要在全国农村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以下简称新农合) 制度和贫困人口的医疗救助制度。该决定提出的医疗救助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对全国农村贫困家庭实行医疗救助的制度。
医疗救助制度与新农合是在同一个中央决定中推出的一对相辅相成的制度。两种制度在设计和实施中的密切配合能够使包括五保户和贫困户在内的全体农民家庭对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许多的农村医疗救助与新农合的政策和实践已经证实两种制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从表中我们不难看出, (1) 目标上, 农村医疗救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最终目标都是保障居民健康, 降低疾病经济风险。 (2) 目标实现方式上二者具有互补性:农村医疗救助是针对贫困和弱势群体, 通过济贫或救灾的方式给予补助;新农合通过大范围的互助共济, 促进所有参合农民的基本医疗服务的获得。 (3) 保障能力都较为有限:农村医疗救助在2006年的实际救助率为34.72%;2006年上半年新农合对参合农民住院医疗费用的平均补偿水平为25.77%[2]。 (4) 制度及基金的属性不同:农村医疗救助属于社会救助的范畴, 是建立在政府责任理论的基础上的, 基金属于公益性类;新农合属于社会保险的范畴, 是建立在风险分担的理论基础上的, 基金属于公域属性[3] (追求在公共的生活空间中的共享性) 。
3 公平视角下医疗救助与新农合衔接的必要性
3.1 医疗救助与新农合的衔接实现卫生筹资领域的公平
医疗救助是一种劫富济贫式的单渠道或单方向筹资机制, 它不能独立支撑为贫困者提供医疗保障的责任。医疗救助制度只是医疗保障中的一部分, 而医疗保障则是以各种医疗保险为基础的。医疗保险的筹资机制是多项的, 既包括群体之间的互济 (从健康人群向健康人群转移) , 也包括个人的积累 (从健康年代向易患疾病年代的转移) , 因此, 能够提供比较稳定和充足的资金渠道保障[4]。为此, 当前改善和提高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资金状况必须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前提, 通过增加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投入而使贫困人群在合作医疗中得到充分的帮助。通过合作医疗和医疗救助的共同作用, 贫困者既不会因为救助条件的限制而看不起病, 也不需要个人付费, 这样支付能力低的贫困者可以减少支付, 体现了卫生筹资领域的公平。特别是在合作医疗中增加门诊和常见病的医疗服务, 可以从根本上起到预防因病致贫的问题。
3.2 医疗救助与新农合的衔接实现卫生服务利用领域的公平
无论社会经济发展如何, 世界各国都普遍认为获得基本卫生服务是一项基本人权[5]。每个公民都享有基本医疗保险的权利, 也就是说在我国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之前, 每个农村居民都享有参加新农合并享受其待遇的权利。新农合在筹资、补偿范围和卫生服务利用等方面应对所有农村居民包括贫困人口提供一种平等、公开、公平的参与和保障机会, 要求权利和义务的双向性和对等性。不仅如此, 更重要的是同样的医疗需求应当得到同样的医疗服务[6], 但是, 经济、地理、社会、文化或其他任何因素都可能阻碍人们得到基本卫生服务而成为关键问题。贫困人口更容易因为患病和支付医疗费用而更加贫困, 他们常常得不到卫生服务或者支付不起服务费用[7]。医疗救助是由政府提供的对贫困人口的医疗服务资助行为, 资助的前提条件是因贫困无力满足医疗保健需求, 所以只要是贫困人口, 不用尽任何义务, 都有权申请医疗救助, 有资格获得医疗救助。医疗救助更多的是从满足患者的基本医疗需求出发的, 是以需求为基础的, 不计患者贡献的、权利与义务不挂钩的资助行为[8]。医疗救助是确保贫困人口和一般人群获得同样的医疗服务的重要手段。所以, 在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中应加强新农合与医疗救助制度建设, 使参合群众医疗负担与与自身经济承受能力相适应, 使由新农合医疗救助共同组成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具有“利贫性”, 从而体现卫生服务利用的“公平性”。
3.3 医疗救助与新农合的衔接实现健康状况的公平
卫生服务的利用取决于卫生服务的需要, 即人群的健康状况。每个社会成员都享有健康的同等权力, 即健康公平。健康公平主要利用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以及人群的患病指标来评价。尹冬梅、胡善联等人的调查表明, 经济状况越差的人群, 健康状况越差, 提示健康的不公平性[9]。而这些健康公平的指标很大程度上通过优质的医疗服务来改善。以保障农民健康的农村医疗救助比其他社会救助要复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医疗服务的特殊性。医疗救助制度的资金补贴, 并不能直接转化为贫困人口健康状况的改善, 因为救助对象得到了资金补贴并不等于就获得了良好的医疗服务。整个医疗救助系统由医疗救助提供者 (政府) 、救助对象和医疗服务提供者 (医疗机构) 所组成, 作为供方的医疗机构在整个制度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由于医患双方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患者在与医院之间的博弈中总是处于劣势, 医院为了追求经济利益, 诱导需求、过度医疗等现象比较普遍。虽然医院的行为难以控制, 但毕竟由于医疗救助资金的存在, 代表救助对象利益的民政部门有了与医院谈判的资本, 通过制定规则与医院进行博弈, 使救助对象真正从医疗救助制度中获益。从理论上讲, 通过谈判, 为了达到更好的收益, 医院可能会主动对救助对象采取相对较低的收费策略 (前提条件是医院的病床还不满) , 这就是经济学上的“ (价格歧视price discrimination) ”现象。事实上, 随着医疗救助与新农合制度的建立, 农民被抑制的医疗需求逐渐释放, 农村医疗机构的业务量有较大程度的提高, 对供方行为产生了一些良性影响:在不同程度规范了供方不规范的经营行为、病历质量明显提高、改善了统计资料的质量、促进部分医疗机构加强管理, 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规范行为以达到利益最大化:例如:涨价、诱导需求、用足政策、违规操作等。
但是对于一个医院来说, 可能来自贫困医疗救助的费用只占医院总收入的很少一部分, 即使贫困医疗救助有很强的采购力, 但医院不会对贫困医疗救助予以高度重视来提高效率和质量。所以, 医疗救助应该与新农合打包, 使之有效结合, 提高与医院谈判的实力, 促使医院为救助对象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 从而改善农村人口的健康状况, 实现健康状况的公平。
4 两种制度的无缝衔接
4.1 民政部门与卫生部门加强沟通交流, 明确两种制度在政策层面的衔接
2006年民政部组织的几次医疗救助政策研讨会成效显著, 促进了制度朝着更加科学化、合理化的方向发展, 如能够通过研讨会、培训班等形式加强民政、卫生两部门的沟通, 促进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 这将有利于推动两种制度的衔接和发展。
实现二者的的衔接必须让基层的卫生部门和民政部门的官员认识到两种制度在政策上的定位和关系 (高层已达成“衔接”的一致性) , 最好能建立一种机制, 使两部门长期经常性地在一起对联合设计的制度或实施方案进行效果评估, 不断解决新问题。建议两部门联合发文, 进一步明确两者在政策层面的衔接, 将完善后的制度和方案贯彻实施。
4.2 充分利用农村合作医疗平台, 简化农村救助申报程序
简化救助程序的主要办法是将审批权下放到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院和乡镇社会救助管理站。具体做法是:在相关救助信息上实现乡镇社会救助管理站与农村合作医疗经办机构共享, 如救助对象的确定、病种的规定、可报销药品的核定、医疗费用等。这样符合条件的救助对象可直接到指定医院申请救助性的住院治疗, 定点医院按规定初审后便可实施, 边治疗边向所在乡镇救助管理站报告。乡镇救助站对救助对象身份进行现场确定, 按相关规定与定点医院做好救助的衔接和申报工作。乡镇社会救助管理站将救助对象基本情况输入民政救助网页, 上传至上级管理部门。县民政局或救助管理局实行网上查询, 实地核实救助实施情况。救助资金先由医院垫付, 县民政局或救助管理局与定点医院定期结算。这一救助方式极大地简化了申报程序, 真正实行了“即病即救”。原来救助对象从申请到实施救助大约要一个月左右, 现在当日就可实施救助。
4.3 降低或取消医疗救助对象的起付线
降低或取消救助对象的起付线是使他们能像参合农民一样真正享受新农合带来的实惠的重要保障措施, 是一个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虽然各地新农合的定点医院都不同程度采取了一些利贫的措施, 如减免诊疗检查费用等来帮助救助对象提高对卫生服务的使用。但是由于新农合制度必须要考虑到全体参合农民都能公平受益的实际情况, 降低和消除救助对象的起付线则须由医疗救助制度解决。解决方法可以采取民政部门向救助对象预支起付线以下医疗费用或由定点医院垫付, 事后由民政部门审核结算的方式进行。但无论如何也不应该采取由救助对象垫付后再报销的办法。
4.4 应实施医疗救助第二次补偿
人们把新农合的起付线称作是新农合的门槛, 解决了起付线问题只是解决了进门问题, 要想使救助对象真正能用得起定点医院的医疗服务和享受到新农合的医药费用的补偿, 还要解决提高救助对象医药费用补偿比和降低自负比的问题。这须通过医疗救助制度在救助对象得到新农合补偿后的基础上再给予适量的医药费用第二次补偿来解决。二次补偿的比例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而定。其方法可以选择首先明确救助对象最终实际应付的费用金额比例, 在其就诊时直接自付, 其余部分在按新农合规定扣除新农合补偿部分后, 由医疗救助基金支付。后者也可以采取民政部门预支给救助对象或由定点医院垫支, 经民政部门审核后再支付的方式。
4.5 医疗救助应加强转移支付和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管
对西部欠发达地区而言, 由于人均医疗救助筹资额过低, 资金问题已成为制约两种制度有效衔接、影响贫困人口对卫生服务利用的瓶颈。然而, 西部地区地方财政的困难, 造成地方政府空有责任而缺乏资源。因此要提高筹资水平, 需要中央财政更多的支持, 地方的社会力量也不容忽视, 如“慈善总会”、“红十字会”、“总工会”、“企业单位”等, 这些社会团体和单位将成为医疗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何利用这些资源, 让成倍的社会资金参与到医疗救助事业中来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事实上, 医疗救助是通过将国民收入强制性转移支付给贫困人群, 从而调节不同地区之间卫生资源的合理分配的一种制度。在医疗救助资金逐年增加的趋势下, 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更加科学合理的地区之间的资金分配机制。而这科学合理的资金分配需要通过加强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管得以实现, 监管的重点是医疗质量和费用控制。要提出具体的医疗质量要求和费用控制办法, 以及确保这些要求落到实处的监管措施和奖惩办法, 以利有限的新农合与医疗救助资金发挥应有作用, 杜绝定点医院诱导消费和其他违纪的趋利行为发生。
医疗救助和新农合是两种不同、不可替代的制度。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可以认定, 无论国家经济发展到何种程度, 社会上都会有一部分贫困的弱势人群存在, 只要国家没有实行全民免费医疗, 无论推行什么医疗保障制度, 只要有共付的存在, 就必然有贫困家庭无力支付共付部分医药费用的现象发生, 这个社会就需要有医疗救助制度来搭建健康的安全网, 保护贫困及其他的弱势人群不受疾病的侵害。从这个意义上讲, 建立和完善医疗救助制度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和创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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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医疗救助工作汇报 篇4
一是专款专用、封闭运行。对城乡医疗救助、临时救助资金纳入社会保障资金财政专户，建立“城乡医疗救助资金”“临时救助资金”专账并分账核算、专款专用、封闭运行，实行社会化发放。严格按照公开、公平、公正、收支平衡的原则进行管理和使用，杜绝克扣、截留等违纪行为的发生。
二是为特困群体参加新农合“买单”。为保证农村低保对象、五保供养对象、孤儿等农村困难群体“一个都不漏”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过程中，广泛开展新农合惠农政策的宣传，切实解决城乡特殊困难群体的后顾之忧，统一为其“买单”，使全县农村困难群众同样享有基本的医疗保障。，为71794名城乡特殊困难群体代缴新农合参合费共计861.53万元。
三是实现政策性脱贫。精准扶贫工作启动之后，该县制定了《农村低保减量提标实施方案》，着力实施精准扶贫社会救助支持计划，到，农村低保标准与扶贫标准将实现“两线合一”，切实发挥农村低保在脱贫攻坚中的兜底保障作用。同时，对在各定点医院医疗救助对象医疗费用经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报销后，按规定给予救助。
农村医疗救助人员 篇5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大多数,因此,农村问题关系到国家稳定发展的全局性及战略性。长期以来,农村缺医少药情况严重,农民看病就医无保障,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突出,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倍受关注。2002 年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中发[2002] 13号)提出要在全国农村建立和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3 年在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制度后,同年7月国家财政部、卫生部和民政部三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实施农村医疗救助的意见》,在全国农村开始建立医疗救助制度[1]。在建立新农合制度和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后,随着实践经验的不断丰富以及理论的创新发展,两个制度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完善,有助于有效缓解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和减轻农民的疾病经济负担。2009年4月7日新医改方案出台,新农合的全面覆盖与医疗救助的力度也进一步加大,这些也给医疗救助与新农合制度的有效衔接带来了新的契机。医改意见和实施方案明确指出,要做好城乡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以及城乡医疗救助之间的衔接[2,3],而且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和方案。近几年来的发展也表明,只有在新农合制度顺利开展的地区和农村医疗救助衔接,才能最大程度上满足全体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的需求,才能在农村更好地体现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均等化,使全体农民公平、切实地享受到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带来的实惠。
2 新农合制度与医疗救助制度的异同比较
新农合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和支持,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农民自愿参加,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4]。建立新农合制度是当前农村卫生工作的重要项目,这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健康水平,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医疗救助制度是在政府主导下,由政府相关部门组织实施,主要通过提供资金、政策与技术支持,对困难人群实施专项帮助和医疗扶持的一项医疗保障制度[5]。此制度既是各种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减免医疗费用为主要形式,是一种低层次的的医疗保障,又是社会救助体系中的重要方面,是广义社会福利制度的一个方面,是解决贫困家庭摆脱贫困、重返主流社会的根本政策。对于促进社会进步、人口发展与保障人的健康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1 两种制度的相同点[4]
(1) 两种制度都是以政府部门为主导的。2002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提出建立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因此,两项医疗保障基本制度同时在农村推出。这两个制度的筹资主体为各级政府,而且在制度建设中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2)两个制度追求的目标具有一致性。2003 年以前,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村人口仅占9.5%,没有任何医疗保险覆盖的占79.0%,具有其他保障的也只有11.5%。建立新农合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都是为了缓解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提高农村群众卫生服务利用率,减轻群众的疾病经济负担,最终目标是提高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发展。
2.2 两种制度的不同点
(1) 性质不同:新农合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和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各级政府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它属于保险范畴,是一种农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主要由政府主导。而医疗救助制度则是以转移支付的形式来公平分配不同地区和人群之间的卫生资源,属于典型的社会救助,主要由民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2)侧重点不同:从追求社会公平性的角度看,医疗保障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横向公平,主要基于全社会角度,国家提供的社会医疗保障都能被不同人群平等地享有;第二类为纵向公平,主要基于参保人个体角度,参保者能同时拥有医疗保障和享受医疗服务。合作医疗是从横向公平的角度来考虑的,主要目标是实现所有人普遍受益;而医疗救助则是从纵向公平的角度来考虑的,采取的措施因人而异,主要是在农村实现完整的医疗保障公平网络。(3)资金来源不同:新农合采取个人缴费,各级政府财政补贴,由新农合管理委员会和经办机构管理。医疗救助资金主要是通过各级财政拨款和社会捐助等渠道筹集,纳入社会保障资金财政专户,专款专用。
3 新农合制度与医疗救助制度的衔接
自2003 年两项制度实施以来,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多数地方是将这两种制度分开进行。大部分民政局的二次救助和新农合的大病补偿各自运行,在运作上的协调联系比较缺乏。基于被救助对象的需求,为加强和改进我国农村目前尚处于系统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过程中的医疗保障体系的效能,促进农村弱势群体对医疗保障的可及性,需要从制度设计上将新农合制度与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实现有效衔接[6,7,8]。
3.1 主要衔接模式
两种制度的衔接主要使用事后救助模式、事中救助模式和事前救助模式这三种模式。事后救助模式:主要是出院时救助对象必须先垫付完所有住院费用,接着再分别到比较及时,没有资金垫付的问题;其二,新农合系统的服务平台与医疗救助系统互用,其管理成本大大降低,而且困难群众也得到了极大的方便;其三,医疗救助和新农合选择一致的定点医疗机构,方便了控制供方的行为。
3.2 衔接模式对策
只有在新农合制度与医疗救助制度衔接程度较高的情况下,事前救助模式才能得以正常运行,其要求较高。当前两种制度的衔接设计上还存在缺陷、医疗救助基金来源不稳定等不少问题。下面根据我国各地两种制度的实施情况和实证分析[9,10],从制度设计方面提出几项衔接模式的对策:
(1)为医疗救助对象新农合参合:新农合是一种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参合费需要参合农民自费缴纳,在制度设计方面参合费可以由医疗救助给低保户、五保户和重点优抚对象等救助对象缴纳,帮助其参加合作医疗,他们可以从合作医疗门诊和住院补偿服务中获益,并且制度也从最低层次形成了衔接。(2)降低新农合起付线:新农合通常采用的方式是单次就诊费用起付线法。设置起付线不但可以防止费用不合理增长,而且能够避免参合农民过度利用住院服务。医疗救助制度为了防止因起付线问题影响低收入人群利用住院服务和高收入人群获取更多权益,提高救助对象享受住院服务的可及性,应尽量降低甚至取消起付线,更好地为救助对象服务。在操作的同时对不同救助对象采取不同的救助方式。对待没有经济来源的五保户,应采取零起付,但是对待其他的一些困难群体,也需要降低起付线,使其能够承受,更好地体现社会公平。(3)合作医疗补偿后医疗救助进行二次补偿[11]:大部分新农合试点县采取按医院不同级别、共付比例不同和费用段不同的方式。医疗救助对新农合报销后的个人自付费用进行二次补偿。
为了完善二次补偿,还须注重以下三点:一是区别对待合作医疗和医疗救助的报销机构接收补偿;事中救助模式:主要是出院时先扣除新农合费用补偿,救助对象仅交纳剩下的部分,然后再去医疗救助点接收补偿,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与定点医疗机构每个月会进行结算;事前救助模式:主要是出院时先扣除新农合与医疗救助双重报销,救助对象只需支付剩下的费用,事后定点医疗机构会自行与民政局和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进行结算。这种报销办法称为“一单清”,极具特色,其费用减免的透明度大大增加了,而患者的知情权也受到了保护。对三种模式衔接中的优劣分析如表1所示。
通过表1中的对比分析不难发现,事前救助模式比另外两种模式具有一定的优势,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救助不同人群,设计不同的方案。比如在一定范围内实行全额救助五保户、孤儿,按比例救助低保户,按就诊医疗机构级别救助重点优抚对象。二是分段累进补偿费用。分段累进补偿患重大疾病的对象,即在一定范围内补偿比例与就诊费用成正比。三是推进农民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工作,把宫颈癌、乳腺癌、终末期肾病、重性精神疾病和耐多药肺结核等纳入重大疾病医疗保障范围,定额进行支付,就是设置病种收费限额,定额补偿和救助,比例设置为合作医疗补偿70.0%,医疗救助20.0%,病人自负10.0%,简称“721”。
4 结论
新农合制度与医疗救助制度是两种不同、不可替代的制度。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可以认定, 无论国家经济如何发展,社会上仍会存在一部分贫困的弱势人群,只要国家没有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不论推行何种医疗保障制度,就必然出现贫困家庭无力支付部分医疗费用的问题。建立和完善医疗保障制度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和创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制度保障。
实现新农合和医疗救助制度的有效衔接,除了需要设计制度衔接的细节、改进制度执行机构、完善制度支持机制和构建监督机制等方面实施措施外,更需要充分调动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并获得全社会的关注、支持和监督,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制度衔接执行顺利,并取得最好的制度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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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医疗救助人员 篇6
1 做法
1.1 广泛调研, 寻找影响贫困人口参加新农合的主要因素
2003年, 新农合制度在姜堰市开始试点, 《新农合章程》公布后, 我们发现新农合最需要医疗保健的贫困人口对这一旨在帮助农民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制度积极性并不高, 许多贫困户经多次宣传也不愿参合。对此, 我们开展了调研, 发现主要原因:一是有不少贫困户靠救济吃饭, 无钱参合;二是新农合主要解决大病住院问题, 不少贫困户往往无钱住院, 有的人连预交住院押金都拿不出, 很难享受住院补偿, 往往是小病拖、大病抗;三是新农合有起付线以及低费用段报销比例较低的问题, 贫困人口即使住院也很难得到高额补偿;四是对新农合的公开、公正存在顾虑。针对这些问题, 我们在加大对新农合宣传、提高补偿公开透明的同时, 重点加大了医疗救助工作力度。
1.2 明确目标, 加强部门协调配合
首先是明确医疗救助目标。对一般贫困人口实施医疗救助, 以提高受益者利用卫生服务的能力为目标;针对劳动力实施医疗救助, 以通过疾病干预缓解贫困为目标;对处于贫困线边缘的大病重伤者实施医疗救助, 以缓解暂时性贫困和防止扩大长期性贫困为目标。其次是加强组织领导。针对新农合和医疗救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各自为政、独立运行、相互脱节, 影响实施效果的问题, 2004年为做好协调工作, 我市成立了协调委员会, 明确由分管卫生的市领导牵头负责, 指导协调2个部门建立日常工作衔接机制, 不少市、区直接将医疗救助的职能划归卫生部门, 使工作常态化、一体化。三是建立民政、卫生信息互动机制。民政部门每月向市合管办提供1次救助对象资料, 为市合管办开展工作提供依据, 民政或卫生部门对实施方案进行调整时, 都主动要求对方参与, 共同研讨方案调整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 民政部门可利用市合管办新农合信息平台, 对全市医疗机构住院的救助对象治疗情况进行实时掌握和监控。
1.3 完善制度, 确保困难群众有病能医
在深入调研并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 结合相关政策, 我市及时修订了新农合管理办法和医疗救助暂行办法, 提出新农合与医疗救助紧密结合, 政府救助与社会帮扶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医疗救助办法明确规定, 贫困人群的参合费由民政部门负责缴纳, 设立医疗救助基金, 对贫困户合作医疗补偿后实施二次补偿, 或对超过一定数额的医疗费进行再补偿。高港等市、区对贫困户个人医疗自付超过2000元者, 在乡镇医疗机构住院的医疗费实行全补的保底补偿政策。同时, 民政部门还推出事中比例救助、定额包干救助、医前定额包干救助等救助形式。新农合将医药费报销重点向贫困人群倾斜:一是普遍提高贫困人群报销比例, 贫困人群报销比一般人群高出10%;二是取消贫困人群住院费的起付线;三是为方便贫困病人, 针对残疾人、五保户开设家庭病床上门服务, 按住院标准报销;四是适当扩大贫困人群特殊病种门诊补偿的范围。
1.4 创新模式, 在便民和利民上实现有机结合
一是创新服务模式。简便、快捷、优质的服务是保证新农合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管理上, 各定点医疗机构尽可能地简化相关手续, 推行新农合办、医疗救助办、城镇医保办“三办合一”的运行模式, 将多个办事机构集中到一个窗口, 确保农村贫困群众在定点医疗机构看病就医时实现新农合补助、医疗救助、医院减免在一个窗口一次性结清, 做到一步到位。二是创新结算模式。我们一方面在新农合信息管理结算系统中附带开发了医疗救助结算系统, 结算时新农合补偿数额、医疗救助数额、医院减免数额、个人自付数额在一张结算单上, 做到一目了然, 贫困农户出院时只需交纳个人自付部分。另一方面, 针对贫困患者无钱缴纳住院押金, 难以住院问题, 姜堰等市、区试行了补偿基金预付制度, 即根据贫困人员患病情况及该疾病平均补偿费用预先支付补偿经费, 用于交纳医院押金。三是创新管理模式。定点医疗机构每月集中有关资料报市新农合管理办公室和市民政局审核、申请补助, 新农合费用由新农合管理办公室审核后经财政部门向定点医疗机构划账支付, 医疗救助经费民政部门审核后划拨给定点医疗机构, 医院减免部分由医院自行承担。相关部门团结协作, 各负其责, 实时沟通信息, 有效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方便了百姓。
1.5 多方支持, 不断提高医疗救助水平
一是将医疗救助与惠民医疗紧密结合。我市各级医疗机构均按要求开设了不低于总床位数5%~10%的扶贫病房。贫困患者住院免收床位费、治疗费, 门诊免收普通挂号费, 检查费在规定价格基础上减半收取。二是将医疗救助与疾病控制项目紧密结合。如对艾滋病实施“四免一关怀”, 对结核病免规定的检查费及药品费。三是积极实施各种医疗帮扶项目。如针对贫困家庭儿童, 实施白内障手术“光明行动”;针对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实施“开心宝贝行动”;针对贫困家庭的孕产妇住院分娩, 实施“母婴平安120行动”等, 这些医疗帮扶项目在扶贫救困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2 成效
2.1 提高了新农合参合率
救助制度与新农合制度衔接后, 解除了救助对象无钱参合的矛盾, 所有医疗救助对象的参合费均由民政部门承担, 我市8.94万农村五保户、低保户、重点优抚对象和地方政府规定的其他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农民等救助对象均免费参加新农合, 不仅使救助对象能享受新农合补偿, 也使我市新农合的参合率得到提高, 2008年我市新农合的参合率达98%。
2.2 降低管理成本, 提高工作效率
医疗救助、新农合一体化管理后, 不仅降低管理成本, 节省人力管理、网络管理资源, 而且通过网络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方便了救助对象, 同时也有助于实施有效监督, 堵塞管理漏洞。
2.3 提高贫困患者就诊率, 解决他们看不起病的问题
由于医疗救助实行了事前、事中救助, 过去许多贫困患者患病后想治疗因为经济原因而不敢治疗的疾病, 通过新农合与医疗救助制度的有效实施而得到治疗, 特别是许多因为缴不起住院押金而无法治疗的疾病得到治疗。仅姜堰市实行资金预付制一项, 2007年就为67名贫困患者预交了48.86万元住院押金, 使他们及时得到有效治疗。
2.4 较好地解决了合作医疗资源利用不公问题
救助制度与新农合衔接机制的实施, 有效地提高了贫困人口医疗服务利用能力, 缓解了疾病负担对贫困人口经济安全的打击。过去贫困患者因无钱治疗, 无法得到补偿或较多补偿, 通过医疗救助制度的实施及合作医疗政策的倾斜, 也能得到较多补偿, 不仅解决了新农合制度存在的“穷帮富”现象, 而且也体现了新农合“扶贫济困”的宗旨。
2.5 有助于形成救助合力, 解决因病致贫问题
农村医疗救助人员 篇7
资源的稀缺性是经济学第一原则, 一切经济学理论皆基于该原则, 因为资源的稀缺性, 所以人类的经济及一切活动都需要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问题。从经济学意义上讲, 稀缺、有限的资源应该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才能获得最大的效用。农村医疗卫生资源也具有稀缺性, 至少具有有限性。农村医疗卫生资源的有限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农村医疗救助资金的有限性。农村医疗救助试点实施后, 各试点纷纷建立了中央、省、市、县 (市、区) 各级财政分担为主, 彩票公益金和社会各界捐助等其他社会投入为辅的筹资体系, 医疗救助资金的筹集总量日趋增加。但对于庞大的需要医疗救助的农村患病对象来说, 这些资金的筹集仍然有限。截至2009年底, 全国农村低保对象就有2290.6万户、4759.3万人, 而用于农村医疗救助的资金只有58.6亿元, 救助人次共688.4万人次, 人均大病救助水平只有676.6元。诚然, 并不是所有的农村低保对象都患病需要救助, 但根据2003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表明, 如下表所示农村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是因病致贫, 根据现有的数据保守估计, 4759.3万人中有1586.4万人需要救助, 这就表明有898万救助缺口, 如果算上患病但未纳入低保体系的农村人口, 缺口将更大。而人均救助水平只有676.6元, 这一水平显然也偏低。巨大的制度救助缺口和偏低的医疗救助水平, 直接反映了农村医疗救助资金的有限性。
资料来源:2003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
农村医疗救助资金使用有限性。为保证资金的安全性, 各级政府在使用社会保障资金时都倾向于保守, 年底一般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资金结余, 但近几年, 社会保障资金的结余越来越大。上海财经大学课题组的研究表明, 到2008年年底, 全国范围内社保基金滚存结余已从2000年的1224亿元迅速扩大到1.41万亿元。而2011年人社部发布的统计公报显示, 五项社保基金结余近19000亿, 投资渠道有限。可以推断, 农村医疗救助资金作为社会保障资金的一种, 也存在资金大量结余的现象, 资金使用十分有限。
资料来源:《2010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农村医疗救助管理资源和管理水平有限性。2003年《关于实施农村医疗救助的意见》指出, 医疗救助在当地人民政府领导下由民政部门管理, 并组织实施, 并未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各地的实践也表明, 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实施部门通常是和新农合的实施部门相重合的, 管理人员有限, 管理水平也有限。
正是由于医疗卫生资源的有限性, 因此, 对于由医疗卫生资源支撑起来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 也存在制度的重点选择问题。即这些有限的医疗救助资源应该由谁享有?享有多少?如何享有?
2 救助对象的重点选择——农村贫困人口
从道德意义上讲, 患病的人只有严重程度之分, 而没有贫困与非贫困人口之分。贫困人口与其他非贫困人口是平等的, 他们有权和他人一样得到基于所患疾病的严重程度所需得到的必要的医疗服务。国家和社会有义务保障患病公民享有必需的医疗服务。但从经济学角度来讲, 有限的资源必须使其发挥最大的效用, 创造最大的社会福利。农村医疗救助制度救助对象的重点选择到底是农村贫困人口还是患重病的人口呢?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认为, 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经济福利的是:第一, 国民收入的大小;第二, 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情况。大多数人的福利才能造就更高的社会福利, 在这个过程中, 难免要牺牲小部分人的福利, 但这是不可避免的, 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 这也是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幸福的。制度不可能十全十美, 也不可能覆盖到全部人群, 因此只能做出最有利于社会整体福利的选择。
通常来讲, 医疗救助对象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贫困人口, 二是贫困人口中的患病者, 三是上述人员在实施了医疗保险等医疗保障后仍不能支付医疗费用。而根据国家相关文件, 农村医疗救助主要应包括以下几类对象:农村五保户和享受各类特殊救济对象, 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农户家庭成员。截至2009年底, 全国已有2291.7万户、4760.0万人得到了农村低保, 比上年同期增加454.5万人, 增长了10.6%。农村贫困人口一直在增加, 如表2所示。
资料来源:《200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
从人数多少来看, 显然, 患重病的人数要远远少于贫困人口数。而《200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显示, 民政部门资助大病医疗救助730.0万人次, 人均救助水平才676.6元。而大病的医疗费用少则上万元, 多则十几万, 676.6元的救助水平根本是杯水车薪, 起不了实质性作用, 但如果把这人均676.6元的医疗费用分给一定数量的贫困人口, 效用会更大。当然, 重点选择贫困人口作为救助对象并不意味着对患重病对象不管不顾, 可以通过其他渠道为患重病对象筹集资金, 如慈善、政府临时救助等。
3 救助内容的重点选择——小病和基本防治服务
目前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 医疗保障覆盖率低, 广大困难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仍然突出, 这就决定了我国农村医疗救助制度首要的目标在于帮助困难群众看得起病, 享受基本的健康权利。因此在医疗资源有限的条件下, 救助内容重点放在小病上, 而大病的救助则应主要靠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补充医疗保险制度。
从救助范围来看, 大病救助项目单一、救助病种较少。很多地区只对大病 (住院) 有救助, 并且在开展大病救助的地区, 一般只限于几种或多则十几种病的救助, 在大病的种类中只占极少部分, 救助范围狭窄, 客观上限制了特困人口对医疗救助的利用, 这也就违背了医疗救助制度建立的初衷。从救助标准来看, 贫困人口得了大病花费可能是成千上万元甚至高达几十万元, 由于医疗救助资金的有限, 他们只能得到几百或几千元的补助, 这对患大病的贫困者来说几乎是杯水车薪, 常常是治标不治本, 因此医疗救助着眼与小病救助, 重点门诊服务, 可提高低收入者对初级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 致力于改善贫困家庭的能力。
疾病治疗应该以预防为主。因此农村基本防治服务十分重要。农村基本防治服务包括一些传染病的预防和妇幼保健等。传染病和妇幼保健类疾病是威胁农民身体健康的重要杀手, 具有很大的破坏性。而且传染病、妇幼保健类疾病可以以很小的投入来预防从而避免巨大损失, 取得很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因此, 基本防治服务应该作为农村医疗救助的重点内容。
4 救助标准的重点选择——分层救助
分层救助是指根据不同家庭规模、不同的疾病种类设定不同的救济标准, 这种方式不仅使低保的覆盖范围更宽泛, 而且更符合应保对象的实际需求。同时, 这种分层分类的救助办法, 有助于低保户结合自身实际, 体现出公平及鼓励低保人员积极就业, 尽快摆脱低保依赖的良好初衷, 更全面、科学、理性地阐释了低保政策的积极意义和社会价值。
(1) 起付线——逐步取消。
起付线也称免赔额, 是医疗救助基金对农民进行补偿的补偿费计算起点。起付线以下的医疗费用由农民自己支付。设立起付线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医疗救助受益对象的费用分担意识, 防止“道德损失”, 同时减轻救助资金的压力。但客观上, 起付线也将一部分救助对象排除在外。因此, 各省应根据自身情况, 逐步取消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起付线, 使农村医疗救助真正成为贫困农民的无任何附带条件的一项权利。
(2) 封顶线——逐步提高。
全国农村医疗救助封顶线, 各地区之间的差异较大, 最高的达上万元, 最低的仅有几十元。从各地实践来看, 农村医疗救助的封顶线一直在提高, 如南昌的从20000元提高至50000元, 哈尔滨城乡医疗救助封顶线2011年3月也提高了20%。各地要主要根据农民的救治需求, 同时考虑各地的财政状况, 逐步提高封顶线。
(3) 补偿比例——逐步提高。
医疗救助的补偿比例主要是指住院服务的报销比例, 因为门诊费用补偿主要通过定格或限额以及医疗机构减免来实现。从我国城乡医疗救助试点的实施情况来看, 目前存在两种补偿形式, 一是固定补偿比例, 即只要在规定病种和报销范围内, 就给予固定比例的报销额度, 平均补偿比为25%;二是分段补偿比, 即根据救助对象个人负担医药费用的多少或者救助对象的贫困程度, 给予不同的报销比例, 其平均补偿比约为30%。由于历年资金结余量巨大, 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医疗救助的补偿比例, 减少基金结余,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国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应着重于贫困人口的小病救助和基本防治服务, 同时, 要实施分层救助, 逐步取消起付线, 逐步提高封顶线和救助补偿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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