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远程医疗

农村远程医疗（精选12篇）

农村远程医疗 篇1

1 卫生系统的公平

世界卫生组织 (WHO) 和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组织 ( SIDC) 早在1996 年的1 份倡议书《健康与卫生服务的公平》 ( Equity in Health and Health Care) 中就提出了一个界定: 公平 (Equity) 意味着生存机会的分配应以需要为导向, 而非取决于社会特权。之后,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Adam Wagstaff 和Eddyvan Doorslaer 等人曾撰文进行探讨, 认为卫生保健公平具体应划分为3 个方面:

①卫生筹资领域的公平: 体现为可支付能力原则 (指社会成员按支付能力支付卫生费用: 有同等支付能力的人应当有同等的支付, 支付能力不同的人在筹资领域中的支付也应当有所不同, 支付能力高的人应当多支付) 。

②卫生服务利用领域的公平: 体现为按需分配原则 ( 相同的卫生服务需要应该获得同样的卫生服务, 不同的卫生服务需要应该获得不同的卫生服务) 。

③健康状况公平:不同社会人群的健康水平相等或相似, 健康状况分布均衡[1]。这一划定目前已基本得到国内外学者的认可。国内一些学者认为卫生资源 (包括大型设备) 分布公平也应当纳入卫生公平的评价体系中。

我们认为, 卫生领域的公平就是一方面应保证每一个有卫生服务需要的社会成员都应当有相同的机会去获取相应的卫生资源, 性别、种族、年龄、居住地和经济能力等非需要因素都不应成为影响这种机会的因素; 另一方面, 弱势群体在卫生服务利用和健康保障方面还应当更多地得到照顾, 这不仅包括对贫困人群的医疗救助、费用减免等, 同时也包括卫生筹资领域的累进性。简而言之, 即为广大社会成员营造均等的卫生保健可及性的同时应当有倾向于弱势人群的卫生政策和制度。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在一份报告中曾提到: 公平和公正的关系应该处理得更恰当, 要么通过措施来降低人群间 (不考虑收入) 卫生的不公平性, 要么集中解决那些健康状况最差的人 (不论他们贫与富) 的卫生问题。当然, 在一个国家, 这一策略的实施者应当是政府。

2 医疗救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比较

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在医疗中往往也会处于不利地位, 国家应该通过相关政策来保证他们也能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和卫生保健, 尽可能地保证卫生服务的广泛性与公平性, 从而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 要在全国农村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以下简称新农合) 制度和贫困人口的医疗救助制度。该决定提出的医疗救助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对全国农村贫困家庭实行医疗救助的制度。

医疗救助制度与新农合是在同一个中央决定中推出的一对相辅相成的制度。两种制度在设计和实施中的密切配合能够使包括五保户和贫困户在内的全体农民家庭对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许多的农村医疗救助与新农合的政策和实践已经证实两种制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从表中我们不难看出, (1) 目标上, 农村医疗救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最终目标都是保障居民健康, 降低疾病经济风险。 (2) 目标实现方式上二者具有互补性:农村医疗救助是针对贫困和弱势群体, 通过济贫或救灾的方式给予补助;新农合通过大范围的互助共济, 促进所有参合农民的基本医疗服务的获得。 (3) 保障能力都较为有限:农村医疗救助在2006年的实际救助率为34.72%;2006年上半年新农合对参合农民住院医疗费用的平均补偿水平为25.77%[2]。 (4) 制度及基金的属性不同:农村医疗救助属于社会救助的范畴, 是建立在政府责任理论的基础上的, 基金属于公益性类;新农合属于社会保险的范畴, 是建立在风险分担的理论基础上的, 基金属于公域属性[3] (追求在公共的生活空间中的共享性) 。

3 公平视角下医疗救助与新农合衔接的必要性

3.1 医疗救助与新农合的衔接实现卫生筹资领域的公平

医疗救助是一种劫富济贫式的单渠道或单方向筹资机制, 它不能独立支撑为贫困者提供医疗保障的责任。医疗救助制度只是医疗保障中的一部分, 而医疗保障则是以各种医疗保险为基础的。医疗保险的筹资机制是多项的, 既包括群体之间的互济 (从健康人群向健康人群转移) , 也包括个人的积累 (从健康年代向易患疾病年代的转移) , 因此, 能够提供比较稳定和充足的资金渠道保障[4]。为此, 当前改善和提高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资金状况必须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前提, 通过增加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投入而使贫困人群在合作医疗中得到充分的帮助。通过合作医疗和医疗救助的共同作用, 贫困者既不会因为救助条件的限制而看不起病, 也不需要个人付费, 这样支付能力低的贫困者可以减少支付, 体现了卫生筹资领域的公平。特别是在合作医疗中增加门诊和常见病的医疗服务, 可以从根本上起到预防因病致贫的问题。

3.2 医疗救助与新农合的衔接实现卫生服务利用领域的公平

无论社会经济发展如何, 世界各国都普遍认为获得基本卫生服务是一项基本人权[5]。每个公民都享有基本医疗保险的权利, 也就是说在我国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之前, 每个农村居民都享有参加新农合并享受其待遇的权利。新农合在筹资、补偿范围和卫生服务利用等方面应对所有农村居民包括贫困人口提供一种平等、公开、公平的参与和保障机会, 要求权利和义务的双向性和对等性。不仅如此, 更重要的是同样的医疗需求应当得到同样的医疗服务[6], 但是, 经济、地理、社会、文化或其他任何因素都可能阻碍人们得到基本卫生服务而成为关键问题。贫困人口更容易因为患病和支付医疗费用而更加贫困, 他们常常得不到卫生服务或者支付不起服务费用[7]。医疗救助是由政府提供的对贫困人口的医疗服务资助行为, 资助的前提条件是因贫困无力满足医疗保健需求, 所以只要是贫困人口, 不用尽任何义务, 都有权申请医疗救助, 有资格获得医疗救助。医疗救助更多的是从满足患者的基本医疗需求出发的, 是以需求为基础的, 不计患者贡献的、权利与义务不挂钩的资助行为[8]。医疗救助是确保贫困人口和一般人群获得同样的医疗服务的重要手段。所以, 在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中应加强新农合与医疗救助制度建设, 使参合群众医疗负担与与自身经济承受能力相适应, 使由新农合医疗救助共同组成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具有“利贫性”, 从而体现卫生服务利用的“公平性”。

3.3 医疗救助与新农合的衔接实现健康状况的公平

卫生服务的利用取决于卫生服务的需要, 即人群的健康状况。每个社会成员都享有健康的同等权力, 即健康公平。健康公平主要利用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以及人群的患病指标来评价。尹冬梅、胡善联等人的调查表明, 经济状况越差的人群, 健康状况越差, 提示健康的不公平性[9]。而这些健康公平的指标很大程度上通过优质的医疗服务来改善。以保障农民健康的农村医疗救助比其他社会救助要复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医疗服务的特殊性。医疗救助制度的资金补贴, 并不能直接转化为贫困人口健康状况的改善, 因为救助对象得到了资金补贴并不等于就获得了良好的医疗服务。整个医疗救助系统由医疗救助提供者 (政府) 、救助对象和医疗服务提供者 (医疗机构) 所组成, 作为供方的医疗机构在整个制度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由于医患双方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患者在与医院之间的博弈中总是处于劣势, 医院为了追求经济利益, 诱导需求、过度医疗等现象比较普遍。虽然医院的行为难以控制, 但毕竟由于医疗救助资金的存在, 代表救助对象利益的民政部门有了与医院谈判的资本, 通过制定规则与医院进行博弈, 使救助对象真正从医疗救助制度中获益。从理论上讲, 通过谈判, 为了达到更好的收益, 医院可能会主动对救助对象采取相对较低的收费策略 (前提条件是医院的病床还不满) , 这就是经济学上的“ (价格歧视price discrimination) ”现象。事实上, 随着医疗救助与新农合制度的建立, 农民被抑制的医疗需求逐渐释放, 农村医疗机构的业务量有较大程度的提高, 对供方行为产生了一些良性影响:在不同程度规范了供方不规范的经营行为、病历质量明显提高、改善了统计资料的质量、促进部分医疗机构加强管理, 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规范行为以达到利益最大化:例如:涨价、诱导需求、用足政策、违规操作等。

但是对于一个医院来说, 可能来自贫困医疗救助的费用只占医院总收入的很少一部分, 即使贫困医疗救助有很强的采购力, 但医院不会对贫困医疗救助予以高度重视来提高效率和质量。所以, 医疗救助应该与新农合打包, 使之有效结合, 提高与医院谈判的实力, 促使医院为救助对象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 从而改善农村人口的健康状况, 实现健康状况的公平。

4 两种制度的无缝衔接

4.1 民政部门与卫生部门加强沟通交流, 明确两种制度在政策层面的衔接

2006年民政部组织的几次医疗救助政策研讨会成效显著, 促进了制度朝着更加科学化、合理化的方向发展, 如能够通过研讨会、培训班等形式加强民政、卫生两部门的沟通, 促进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 这将有利于推动两种制度的衔接和发展。

实现二者的的衔接必须让基层的卫生部门和民政部门的官员认识到两种制度在政策上的定位和关系 (高层已达成“衔接”的一致性) , 最好能建立一种机制, 使两部门长期经常性地在一起对联合设计的制度或实施方案进行效果评估, 不断解决新问题。建议两部门联合发文, 进一步明确两者在政策层面的衔接, 将完善后的制度和方案贯彻实施。

4.2 充分利用农村合作医疗平台, 简化农村救助申报程序

简化救助程序的主要办法是将审批权下放到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院和乡镇社会救助管理站。具体做法是:在相关救助信息上实现乡镇社会救助管理站与农村合作医疗经办机构共享, 如救助对象的确定、病种的规定、可报销药品的核定、医疗费用等。这样符合条件的救助对象可直接到指定医院申请救助性的住院治疗, 定点医院按规定初审后便可实施, 边治疗边向所在乡镇救助管理站报告。乡镇救助站对救助对象身份进行现场确定, 按相关规定与定点医院做好救助的衔接和申报工作。乡镇社会救助管理站将救助对象基本情况输入民政救助网页, 上传至上级管理部门。县民政局或救助管理局实行网上查询, 实地核实救助实施情况。救助资金先由医院垫付, 县民政局或救助管理局与定点医院定期结算。这一救助方式极大地简化了申报程序, 真正实行了“即病即救”。原来救助对象从申请到实施救助大约要一个月左右, 现在当日就可实施救助。

4.3 降低或取消医疗救助对象的起付线

降低或取消救助对象的起付线是使他们能像参合农民一样真正享受新农合带来的实惠的重要保障措施, 是一个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虽然各地新农合的定点医院都不同程度采取了一些利贫的措施, 如减免诊疗检查费用等来帮助救助对象提高对卫生服务的使用。但是由于新农合制度必须要考虑到全体参合农民都能公平受益的实际情况, 降低和消除救助对象的起付线则须由医疗救助制度解决。解决方法可以采取民政部门向救助对象预支起付线以下医疗费用或由定点医院垫付, 事后由民政部门审核结算的方式进行。但无论如何也不应该采取由救助对象垫付后再报销的办法。

4.4 应实施医疗救助第二次补偿

人们把新农合的起付线称作是新农合的门槛, 解决了起付线问题只是解决了进门问题, 要想使救助对象真正能用得起定点医院的医疗服务和享受到新农合的医药费用的补偿, 还要解决提高救助对象医药费用补偿比和降低自负比的问题。这须通过医疗救助制度在救助对象得到新农合补偿后的基础上再给予适量的医药费用第二次补偿来解决。二次补偿的比例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而定。其方法可以选择首先明确救助对象最终实际应付的费用金额比例, 在其就诊时直接自付, 其余部分在按新农合规定扣除新农合补偿部分后, 由医疗救助基金支付。后者也可以采取民政部门预支给救助对象或由定点医院垫支, 经民政部门审核后再支付的方式。

4.5 医疗救助应加强转移支付和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管

对西部欠发达地区而言, 由于人均医疗救助筹资额过低, 资金问题已成为制约两种制度有效衔接、影响贫困人口对卫生服务利用的瓶颈。然而, 西部地区地方财政的困难, 造成地方政府空有责任而缺乏资源。因此要提高筹资水平, 需要中央财政更多的支持, 地方的社会力量也不容忽视, 如“慈善总会”、“红十字会”、“总工会”、“企业单位”等, 这些社会团体和单位将成为医疗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何利用这些资源, 让成倍的社会资金参与到医疗救助事业中来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事实上, 医疗救助是通过将国民收入强制性转移支付给贫困人群, 从而调节不同地区之间卫生资源的合理分配的一种制度。在医疗救助资金逐年增加的趋势下, 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更加科学合理的地区之间的资金分配机制。而这科学合理的资金分配需要通过加强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管得以实现, 监管的重点是医疗质量和费用控制。要提出具体的医疗质量要求和费用控制办法, 以及确保这些要求落到实处的监管措施和奖惩办法, 以利有限的新农合与医疗救助资金发挥应有作用, 杜绝定点医院诱导消费和其他违纪的趋利行为发生。

医疗救助和新农合是两种不同、不可替代的制度。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可以认定, 无论国家经济发展到何种程度, 社会上都会有一部分贫困的弱势人群存在, 只要国家没有实行全民免费医疗, 无论推行什么医疗保障制度, 只要有共付的存在, 就必然有贫困家庭无力支付共付部分医药费用的现象发生, 这个社会就需要有医疗救助制度来搭建健康的安全网, 保护贫困及其他的弱势人群不受疾病的侵害。从这个意义上讲, 建立和完善医疗救助制度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和创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Wagstaff A, Doorslaer AE.Measuring and Testingfor Inequityinthe De-livery of Health Care[J].Journal of Human Resurces, 2000;35 (4) :716~733.

[2]卫生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研究中心.二○○六年上半年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运行情况分析报告[R].2006.8.

[3]柯武刚, 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217~225.

[4]徐月宾.中国农村医疗救助资金安全运行及民主监管方式研究报告[R].北京:农村卫生政策应用研究课题组, 2006.

[5]United Nations health partners groupin China.Ahealth situation assess-ment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R].Beijing:2005.7.

[6]周恩泽, 官波, 范国富, 等.镇江市医疗救助制度在维护医疗保障公平性中的作用[J].中国卫生经济, 2004;23 (9) :34~35.

[7]United Nations health partners groupin China.Ahealth situation assess-ment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R].Beijing:2005.7.

[8]李晓华, 董军.医疗救助的内涵特点与实质[J].卫生经济研究, 2005; (7) :9~10.

[9]尹冬梅, 胡善联, 程晓明, 等.中国贫困农村地区卫生服务公平性研究[J].中国卫生经济, 1999;18 (3) :8.

农村远程医疗 篇2

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标准如何调整?

为适应医疗费用增长和巩固提升医保待遇水平，确保参保人员医保权益，《通知》要求合理提高居民医保的筹资标准，人均筹资标准达到960元，其中，各级财政进一步加大对居民医保参保缴费的补助力度，2022年居民医保参保财政补助标准人均新增30元，达到每人每年不低于610元;相应同步提高个人缴费标准30元，达到每人每年350元。继续从居民医保基金中划出一定额度，用于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资金，个人无需另行缴费即可享受大病保险待遇，减轻高额医疗费用负担。此外，《通知》还强调，要切实落实持居住证参保政策规定，放开参保户籍限制，对于持居住证参加当地居民医保的，各级财政要按当地居民相同标准给予补助。

二、对巩固提升居民医保待遇水平有哪些工作要求?

《通知》提出坚持“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原则，统筹发挥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三重制度综合保障效能。主要从三个方面对2022年居民医保待遇保障提出工作要求。一是稳定住院待遇水平，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基金支付比例稳定在70%左右。二是完善门诊保障措施，继续做好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健全门诊慢性病、特殊疾病(以下简称“门诊慢特病”)保障，增强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对门诊医疗费用的保障功能，合力减轻门诊医疗费用负担。三是合理提高居民医保生育医疗费用待遇，做好参保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

三、在巩固拓展医保脱贫攻坚成果方面有哪些具体举措?

为切实兜住兜牢民生保障底线，《通知》提出四项要求,一是继续做好困难群众资助参保工作，全额资助特困人员，定额资助低保对象、返贫致贫人口，确保应保尽保、应资尽资。二是健全防范化解因病返贫致贫长效机制，完善参保动态监测、高额费用负担患者预警、部门间信息共享、风险协同处置等工作机制。三是完善依申请救助机制。四是做好与临时救助、慈善救助等的衔接。

四、如何增强医保制度发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

《通知》提出促进制度规范统一，包括四个方面要求。一是落实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三年行动方案，规范决策权限，推进医疗保障制度管理法治化、规范化、标准化。二是推动实现全国用药范围基本统一，逐步规范统一省内基本医保门诊慢特病病种范围等政策。三是稳步推进省级统筹，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可以分类序贯推进。四是严格落实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将各省落实待遇清单情况纳入绩效考核。

五、医保支付管理工作有哪些具体要求?

《通知》提出四项要求，一是加强医保药品目录管理，做实做细谈判药品“双通道”管理。二是规范民族药、医疗机构制剂、中药饮片和中药配方颗粒医保准入管理。三是扎实落实《DRG/DIP支付方式改革三年行动计划》，探索推进门诊和中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四是完善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

六、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和价格管理工作有哪些具体要求?

《通知》提出四项要求，一是统筹协调开展国家组织和省际联盟集采。2022年底国家和省级(或跨省联盟)集采药品品种数累计不少于350个，高值医用耗材品种累计达到5个以上。二是提升完善医药集采平台功能，强化绩效评价。三是稳妥有序推进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四是启动医药价格监测工程，持续推进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实施。

七、如何加强基金监管和绩效管理?

《通知》强调，2022年要继续强化基金监管和绩效管理，一是加快建设完善基金监管制度体系和执法体系。二是继续开展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整治行动。三是完善基金监管联动机制，健全工作制度，形成工作格局。四是做好基金预算绩效管理，开展基金收支预测分析，健全风险预警、评估、化解机制及预案。

八、医保公共管理服务如何持续优化?

《通知》对经办管理服务提出五方面要求，一是全面落实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和操作规范，推动医疗保障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提高便民服务水平。二是全面落实基本医保参保管理经办规程和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继续做好转移接续“跨省通办”。三是优化参保缴费服务，坚持智能化线上缴费渠道与传统线下缴费方式创新并行，提升缴费便利化水平。四是继续做好新冠肺炎患者医疗费用结算工作，及时结算新冠疫苗及接种费用。五是做好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推进5种门诊慢特病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服务。

九、如何推进医保标准化和信息化建设?

《通知》要求，要持续推进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深化应用，全面深化业务编码标准维护应用，建立完善的信息系统运维和安全管理体系，提升医保服务水平和治理能力。

构建农村医疗安全网 篇3

农村卫生薄弱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记者：人们担心，SARS疫情一旦发展到农村，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救治的问题，因为农村的医疗条件、医护人员的技术水平、对SARS的防护知识和防护条件都无法和城市相比。那么您认为，目前农村的公共卫生条件和城市相比，差距究竟有多大？

韩俊：我国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卫生机构服务质量不高，公共卫生和预防保健工作薄弱。很多地区乡村卫生服务机构设施条件差，经济效益较差，难以吸引高素质的卫生人员。目前在大部分农村地区乡镇卫生院的卫生技术人员中，中专学历和未接受过专业培训的高中及以下学历者分别占53％和36％，在贫困地区比例更大，大专学历者比例很低，大学毕业者就更是凤毛麟角。

由于农村公共卫生服务资金严重不足，许多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必须通过收费弥补服务的成本，影响了计划免疫、妇幼保健等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开展，导致近年来部分地区儿童计划免疫任务不能完成等问题。近年来，我国农民健康状况的改善以及健康水平的提高均有趋缓的现象。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是反映健康水平改善的最敏感的指标，不仅能够反映卫生投入情况，更能反映卫生系统的运行效果。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出现了平台，从1995年的41.6‰下降到2000年的37‰，只下降了8.65％；孕产妇死亡率从1995年的76／10万下降到2000年的69.6／10万，下降了8.42％。农村中某些已经得到控制的地方病、传染病的发病率出现了反弹甚至死灰复燃。一些农村地区职业病和环境污染所致疾病明显上升，对农民健康造成新的威胁。

记者：农村卫生条件的差距是否与投入不足有关？

韩俊：从总体来看，政府农村卫生投入（即各级政府部门对县及县以下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拨款和补助）严重不足。我国政府农村卫生资金投入从绝对量上是逐年增加的，按199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投入量10年间只增加了48.5％，年均增长速度为4.49％，大大低于同期全国卫生总费用年均增长13.1％和全国农村卫生总费用年均增长12.8％的速度。按199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1991年人均政府卫生支农资金为5.71元，2000年增加到7.95元，10年间仅增长了39.3％，年均增长速度仅为1.75％。农村卫生投入的增长速度没有实现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的“卫生事业财政投入的增长速度不低于政府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的目标。

农村公共卫生机构中，人员经费占政府公共卫生支出比重越来越高，由1991年的49.35％增长为2000年的88.98％。专项经费所占比重迅猛下降，由16.16％直线下降为1.63％，公务费和业务费所占比重也从34.49％下降为9.38％。农村卫生人力培养费在政府农村卫生支出中所占比重极低，2000年只有1.35％，而且主要用于人员经费。这说明，政府用于农村公共卫生的经费主要用于“养人”。

一般而言，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在健康保障方面的作用也逐步加强，表现为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增加。然而，在我国，政府卫生支出在农村卫生总费用中的比例却不断下降。1991年～2000年我国农村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投入比重由12.54％下降到6.59％，社会卫生投入从6.73％下降到3.26％，而同期农民个人支出从80.73％上升到90.15％。

记者：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投入与城市的差距有多大？

韩俊：政府卫生预算支出在城乡之间的分配极不合理。1991年～2000年，政府农村卫生预算支出仅占政府卫生总预算支出的15.9％，政府卫生预算支出增加额中用于农村的卫生支出仅占12.4％。2000年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占总医疗费用比重已达到60％以上，而农民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则达到90％。1990年～2000年，占中国总人口60％～70％的农村人口，只消耗了32％～33％的卫生总费用。以2000年为例，农民人均卫生总费用为188.6元，城市居民人均卫生总费用为710.2元，前者仅为后者的1／4。农村卫生事业费占全国卫生事业费的比重仅为32.72％。

政府应该加大农村卫生投入

目前，农村卫生投入的大头在地方政府，由于相当一部分县乡财政保工资都困难，每年对农村卫生增加的投入十分有限。事实证明，如果不对目前的卫生筹资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政府所提出的所有的农村卫生目标的实现都要大打折扣，不同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居民医疗卫生服务存在的巨大差距就不可能缩小。

记者：最近，为了防止SARS疫情向农村发展，我国政府决定拨付23亿元专项资金，用于农村医疗设施的改造、扩建和建设。这是否说明政府通过防治SARS增强了对农村卫生投入的重视程度？

韩俊：为了做好农村的SARS防治工作，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用以完善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农村的医疗设施，对农民患者一律实行免费医疗，等等。这些投入不仅有利于当前农村的SARS防治工作，其形成的硬件和软件对于提高农村公共卫生条件也是有益的。

从长远看，我们建议加大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对农村卫生转移支付的力度。自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以来，在总体财政形势好转的背景下，县乡财政形势却令人担忧。尤其是在贫困地区，县乡财政持续出现严重入不敷出，面临着严重的公共财政危机。由于县乡财政税源有限，中西部地区县乡政府难以保证对乡镇卫生院的投入。90年代中后期，随着大批乡镇企业的转制，使农村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既缺少政府财政的扶持，又难以依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农村卫生事业筹措资金。从2003年开始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已在全国全面推开。农村税费改革后，县乡政府的财力增长又受到影响，尤其是乡镇一级政府预算外收入的增长大幅度下降，支持农村卫生的能力又进一步受到削弱。而税费改革后村庄一级直接向农户集资，必须经过村民投票，而且集资额也受到严格的限制。这使得村庄一级卫生筹资能力极其有限。

分税制改革后中央、省、市财政只对本级直属卫生机构的投入负责，中央和省级政府农村卫生专项转移支付有限，加剧了不同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居民医疗卫生服务的差距。目前，在政府实施的农村卫生项目中，中央财政支持的项目主要为农村卫生“三项建设” 、农村卫生扶贫资金、农村居民食用碘盐投入以及残联农村卫生康复等专项投入。总体来看，分税制改革提高了中央政府对预算收支的控制能力，但改革后中央财政对农村卫生的投入增长非常有限。1991年～2000年10年间，三项建设资金中，中央投资仅占2.85％，省级投资占9.28％，县、乡两级各占15％多一点，卫生机构自筹占42.23％。从2003年开始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已在全国30个省、市、区全面推开。

中央已明确要求今后中央及省、市、地、县级人民政府每年增加的卫生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发展农村卫生事业。这是从增量角度增加农村卫生投入的重要举措。应当看到，目前，农村卫生投入的大头在地方政府，由于相当一部分县乡财政保工资都困难，每年对农村卫生增加的投入十分有限。事实证明，如果不对目前的卫生筹资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政府所提出的所有的农村卫生目标的实现都要大打折扣，不同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居民医疗卫生服务存在的巨大差距就不可能缩小。因此，中国农村卫生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建立一个合理的卫生筹资机制。为此，需要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加大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对农村卫生转移支付的力度，建立规范农村卫生专项转移支付制度，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村人口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记者：农村医疗设施是否和其他一些公共基础设施一样，既存在投入不足，又存在效率发挥不足的问题？

韩俊：在加大农村卫生投入的同时，整合农村卫生资源，提高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质量也是一项重要工作。上世纪90年代，各级政府对农村卫生的投入主要是“三项建设”，即对乡镇卫生院、县卫生防疫机构和县妇幼保健机构投入了改造建设资金。

目前虽然房屋设施建起来了，但是由于对乡镇卫生院人员的临床实用技术培训不够，许多卫生院的医疗技术水平与村卫生室没有差别。重硬件建设、轻软件建设，重房屋设备的更新、轻人才的培养和管理，重一次性投入、轻经常性维护，使农村稀缺的卫生资源不能发挥最大的效益。

由于农村交通条件的改善，村卫生室和个体开业医疗点也基本覆盖了绝大部分村庄，当前农民的医疗服务消费行为基本表现为“小病不出村，大病到县及县以上医院”。这使得乡镇卫生院房屋设备闲置，资源得不到利用。

适应农民就医行为的这种变化，要重点支持乡镇卫生院在计划免疫、妇幼保健等公共卫生服务领域发挥职能。许多研究表明，低收入人口、妇女、儿童和老龄人口最常利用的医疗服务是村级服务，虽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提出，村卫生室承担卫生行政部门赋予的预防保健任务，提供常见伤、病的初级诊治等职能，但目前对村级卫生机构几乎没有财政支持。增强公共财政对村级卫生室的支持，显然是必须要重新考虑的一个问题。

此外，农村卫生体系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县乡卫生机构在卫生服务方面职责的相互重叠问题。目前县乡两级医疗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各成系统，资源利用率低下。如何整合农村卫生筹资机构，使稀缺的卫生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也是中国农村卫生改革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医疗保障制度是农民的“安全网”

对农村卫生筹资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这是中国农村卫生改革面临的首要问题。关键是卫生资源在城乡之间要进行公平分配，要完善中央对贫困地区的专项转移支付制度。改进农村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绝不仅仅是卫生部门的事，也不仅仅是地方政府的事，如果不把它变成国家的最高决策，就有可能放任自流。

记者：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曾广泛地实行合作医疗制度，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身的三级（县、乡、村）卫生服务网络。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把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目前，我国农村的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状况如何？

韩俊：农民缺乏分担医疗费用的保险机制。改革以前，有85％的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合作医疗大面积滑坡。现在只有10％的村有合作医疗，而且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目前，广大农民缺乏基本医疗保障，基本上处于自费医疗的状态。

由于缺乏医疗保障体系，农民的医疗费用大幅度上升，明显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目前，受疾病模式变化、人口老龄化和医疗服务机构提供“诱导性”保健消费的影响，农民的医疗保健费用急剧上涨。 1991年到2001年，农村卫生费用年均增长12.8％。而农民的收入增长率仅为7.7％。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的医疗负担相当重。1990年到1999年，农民每人次平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分别由10.9元和473.3元增加到79元和2891元，增长了6.2倍和5.1倍。据调查，在贫困农村地区40％～50％应住院而未住院病例是由于经济困难；39％的病例因经济困难自己要求出院，即使是在富裕的农村地区该比例也达到20％～25％。目前，农民看不起病、因病致残、因病返贫的问题在贫困地区十分突出。

记者：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财政部和农业部3部门《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意见的通知》的要求，从2003年起，各省市已经积极进行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试点工作。您对这一工作的前景如何看？

韩俊：要提高农村公共卫生水平，就必须建立多层次、多类型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基数和需求量大而政府财力有限，短期内难以在农村建立覆盖面很宽的医疗保障制度，只能把有限的资金用于最急需的地方。对于广大农民来说，疾病威胁主要是重大疾病，这是他们无力承担的风险。发展大病统筹合作医疗是适应农民要求的。当前要将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互助合作医疗制度作为完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重点。

政府也确实承诺了对农村合作医疗补贴。 从2003年起，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除市区以外的参加大病统筹合作医疗的农民，每年按人均10元安排合作医疗补助资金，地方财政对农民的补助每年不低于人均10元。但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是以地方政府的筹资为前提条件，而地方政府的筹资又是以农民的筹资为前提条件。对于经济发达地区来说，地方财政每年人均补贴10元没有太大困难，但对于经济不发达地区而言，由于农村人口多，资金的保障是有困难的。个人缴费对低收入农民来讲，也是很沉重的负担。如果中央政府不预先提供新型合作医疗的启动资金，实现2010年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目标是极其困难的。大病统筹互助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必须与农民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坚持自愿原则。经济发达的农村可以鼓励农民参加商业医疗保险。我国农村和城市的医疗保障是分离的。逐渐实现城乡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并轨，应当是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

记者：您刚才提到，我国农村要在短期内建立覆盖面很宽的医疗保障制度是有困难的，这就意味着在这一制度建设的过程中，还会有农民因为疾病而受到贫困威胁。农村是否应该在编织医保制度安全网的同时也营造一些类似福利事业的救助体系？

韩俊：建立医疗救助制度，加强卫生扶贫工作是提高农村公共卫生水平的一项现实工作。医疗救助是医疗保障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加强医疗救助制度建设，为最贫困的农村居民提供一定福利性的医疗保障，这是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需要，更是摆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需要。应当把经济扶贫与卫生扶贫结合起来，在国家扶贫资金总量中逐步加大对卫生扶贫的投入，帮助贫困地区重点解决基础卫生设施建设，改善饮水条件，加强妇幼卫生和防治传染病、地方病等方面的困难。

记者：最近政府承诺对农民SARS感染者治疗进行补贴，解决了被感染者的经济担忧，但SARS疫情的爆发充分暴露了中国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农村公共卫生筹资、农民医疗保障制度等方面的脆弱性，暴露了中国在公共卫生公平性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SARS的爆发引起了中国新一届政府对农村卫生的重新重视。您对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卫生远远落后于城市的局面有何建议？

韩俊：首先，我认为，对农村卫生筹资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这是中国农村卫生改革面临的首要问题。关键是卫生资源在城乡之间要进行公平分配，要完善中央对贫困地区的专项转移支付制度。

其次，政府的财力是有限的，政府农村卫生工作的重点应突出抓好农村公共卫生。这次疫情的爆发，显示出农村应付重大疫情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能力很弱。事实证明，在目前的政策框架下，难以有效的解决农村公共卫生服务弱化问题。必须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合理界定发展公共卫生的职责。

农村远程医疗 篇4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方便了农民看病就医,有效缓解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实际问题,得到广大参合农民的欢迎和认可,农民由被动参合变成主动参合。据3个县(市)调查,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收入3393.33万元,其中:农民个人缴费每人30元,收入620.55万元,占18.28%;农村医疗救助资助收入51.12万元,占1.5%;财政资助收入2705.94元,占79.74%(其中中央财政资助每人60元收入1362.57万元,省级财政资助每人51元收入1141.86万元,地方财政资助每人9元收入201.51万元);利息收入15.69万元,占0.46%。

2010年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支出3500.49万元,其中:统筹基金支出3281.04元,占93.74%;家庭账户基金支出219.45万元,占6.26%。

2010年全年共报销医药费240663人次,医药费用3500.49万元,其中,门诊医药费213516人次,共219.45万元;住院医药费27147人次,共3281.04万元。平均住院补偿比为45%,住院受益率为8.08%。

在住院总数27147人次中,补偿金额3281.71万元。其中,在县外就医人次数为3660人,总费用为3538.02万元,补偿金额为1251.18万元、补偿比为35%;在县级就医人次数为8961人、总费用为2435.52万元,补偿金额为1102.86万元,补偿比为45%;在乡级医院就医人次数为14526人,费用1339.86万元,补偿金额为920.67万元,补偿比为69%。

与上年同期相比,住院报销人次数增长128%,补偿金额增长161%,平均住院补偿比提高13%,住院受益率提高4.34%,真正提高了受益程度,扩大了受益面。县外住院补偿比提高了10%、县级住院补偿比提高了14%、乡级住院补偿比提高了9%。县内就医人数明显增加,补偿比例明显提高,尤其是在乡镇级医院就医人数大幅度上升,乡镇卫生院服务功能增强,补偿方案修改后趋于科学合理,扩大了受益面,有益于督促农民不断增强保健意识。

二、对新农合基金管理使用分析

从近几年对新农合基金的审计情况来看,新农合制度自推行以来各项制度逐步完善、管理逐步规范,参合率逐年提高,覆盖面不断扩大,提高了农民群众医疗服务的可得性和公平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提高了农民群众的健康水平。但是新农合基金管理使用上存在不合理因素,需要不断加以完善。

据3县(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调查,在农村乡镇患有双肾坏死需要长期进行透析的患者有50人,一般每患者每周至少需要透析2次,每周治疗费用至少需要900元,仅此一项每年至少需要4.5万元以上,如果再加上其他的药品支出,双肾坏死的患者维持生命每年最低支出在5万元以上,如果患者本人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那就更是雪上加霜了。如有两个患有双肾坏死的患者,根本没有能力采用换肾的方法治疗,只能靠透析维持,其中一村民年过七十仅仅透析不到十次就放弃透析,患病不到两年死亡。另一位农民仅45岁,已经透析治疗两年,作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他带病坚持种地,他家有口粮田一晌,外包地3晌,每年的纯收入不到2万,按现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报销的规定每年报销不超过1.5万元,民政大病救助1万元以下,个人需要2.5万元以上,根本就难以长期坚持透析。

目前,新农合医疗基金存在的主要不足因素:一是筹资水平低。新农合基金筹资主体是国家、省、市、县和个人共同投入,个人占少数,各级财政占多数,但是每人每年100多元的筹资水平,仍显得不足,解决农民头疼脑热还可以。虽然国家在逐年提高筹资幅度,但绝对额度还不高,造成农民实际保障水平偏低。二是平均较低的住院费用补助率,对于帮助农民抵御重大疾病风险的作用有限,再加上相当部分医疗服务项目和药品被列入新农合报销范围之外,难以保证农民得到优良的基本医疗服务。三是住院补偿受益面窄。对门诊和慢性病考虑较少,不利于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也不利于新农合的持续发展。四是对特殊群体在制度设计上还不够完善。对农村五保对象、农村低保对象、困难优抚对象等低收入的特殊群体,在补偿比例上体现的不尽合理。五是在大病补偿上还存在不足。许多参合农民一旦患了大病,如双肾坏死、白血病、糖尿病等,因为无力支付数千甚至上万的医疗费用而得不到应有的医疗保障。

三、新农合医疗基金管理使用的建议

农村医疗保障方案 篇5

一、强化征缴力度，实现参保“全覆盖”“没疏漏”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重视医保基金征缴工作。一是领导重视，高位推动。岳阳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专题调度，建立以市、县人民政府为主体的城乡居民医保征收体系，印发《全市基本医疗保险全覆盖工作实施方案》。市政府分管副市长黄伟雄主持召开专题部署和推进会议3次，2次对工作进度靠后的县市区政府进行重点交办。市税务局、市医保局提高站位、层层推进，多次组织召开县市区税务局、医保局主要负责人部署推进会议。各县市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亲自调度，分管负责人具体组织，全力推进征缴工作。二是信息支撑，全面摸排。市医保局委托第三方信息公司开发全民参保登记信息数据库，建立多渠道动态更新基础数据机制，摸清参保人员底数，找准工作着力点。各县市区转换工作模式，激励奖惩结合，压实基层责任，组织乡镇(街道)、村组(社区)等基层机构，开展入户调查登记，拉网式摸排，全面掌握辖区内常住人口参保情况。三是加强宣传，应保尽保。充分利用媒体、网络、经办窗口等宣传阵地，采取制作微视频、发放宣传单等多种宣传方式，广泛宣传医保政策，提高政策知晓率,激发群众参保热情。平江县选取身边群众事例以身说法，制作本土方言征缴宣传微视频，在主流媒体重点推荐，综合点击量超过10万，荣获湖南省20xx年医保参保缴费宣传视频展播评比一等奖。我市常住人口基本医保参保率连续三年持续稳定在95%以上，20xx年度全市常住人口5051922人，参保总人数5113757人，其中职工566516人、居民4547241人，参保率101.22%。医疗救助资助参保人数273687人，资助参保资金5882.4万元，困难群众参保率100%。

二、强化沟通联动，部门分工“明职责”“不推诿”

一是建好职能部门“协作桥”。联合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市卫健委、市水务局、银保监会、市乡村振兴局印发《关于巩固拓展医疗保障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将脱贫攻坚期内健康扶贫六重保障措施统一转换为基本医疗、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保障制度。每月定期与部门做好信息对接，动态更新困难群众名单，在医保系统及时做好标识，确保困难群体医保待遇保障到位。二是完善医疗救助“流程图”。落实《湖南省医疗救助办法》，围绕《岳阳市医疗救助实施细则》，开展基层调研和意见征集，组织市民政局、市乡村振兴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残疾人联合会就医疗救助申请工作召开协调会，针对医疗救助申请流程中救助对象身份类别认定不清、部门职责不明的情况，联合五部门印发《岳阳市医疗救助申请工作流程》，规范制定7套申请表格，厘清各职能部门职责，加强部门间的沟通协作，将我市医疗救助工作落实落地。三是织密医保内部“管理网”。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决策部署，加强医疗保障助力乡村振兴，市医保局成立了以党组书记、局长任组长，党组班子成员任副组长，各科室、二级机构负责人为成员的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强化工作机制，明确职责分工，确保各项工作协调推进、有效开展。

三、强化政策落实，群众患病“有保障”“少担忧”

农村远程医疗 篇6

关键词：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农合；并轨

中图分类号：R197；F8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8-0112-02

一、两种制度并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必要性分析。

由于新农合和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的身份和就业状态经常发生变化，人们通常需要在几种医疗保险制度中不断地进行切换，给医疗保险制度长期稳定的运行带来了一定影响。同时，参保人员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进行医疗保险制度的转换以及续缴保费也非常麻烦，现阶段由于人口的流动性大，许多人放弃继续缴纳保费。反之，这些限制措施又对人口的流动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对社会的经济活动发展起到了阻碍。因此，为了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早在2010 年1月人社部、卫生部、财政部就联合出台了《关于印发流动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障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的通知》，对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转移做出了明确规定，通知指出，城乡居民可以自愿选择参保类型，并依照当年的缴费类型享有相应的保障待遇，农民工可退出新农合参加其他类型的医疗保险，农民工回到农村后，可以继续参加新农合，但需要将以前的费用补齐。暂时性的新农合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制度的交替实行，并不是长远之计。只有从体制上实现城乡之间、就业人员与非就业人员之间的医疗保险制度一体化才是化解问题的根本途径，才能够真正实现“城乡医保一体化”。将制度条件差别不大的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保进行并轨是解决现存问题最现实、最可靠、最直接的办法。

（二）可行性分析。

两种医疗保险制度能否实现无缝对接，是在充分考虑它们在资金筹集和医疗保障水平的一致性基础上建立的。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保在上述两方面是否具有一定的同质性。首先，从城乡经济发展水平角度看，城镇居民中未参加就业的人数与农村居民相差不多，并且这两种医疗保险制度的缴费额度都不高，缴费金额也没有很大差距。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中规定，每年每人的缴费标准为560元，在新农合的缴费制度中，每年每人的政府补贴有就240元。在充分考虑两者所处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差异的基础上，对并轨后的医疗保险缴金额稍作调整，把城市的缴费额度适当下调，农村的缴费额度适当上调，适当加大对农村医疗保险的财政补助力度，降低对城市医疗保险的财政补助幅度，在此基础上，实行两种医疗保险制度的并轨运行基本可行。

其次，随着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农村基层卫生服务组织的投入不断扩大，医资力量、医疗设备水平与城市的差距逐渐缩小。因此，城乡之间的总体医疗服务水平差异也在逐步缩小，为促使两种医疗保险制度的并轨管理提供了有力的现实依据。

再次，这两者所提供的医疗保险服务对象都是以流动性较大的城市自由职业者和农民工为主。因此，他们在服务对象上没有本质的区别。在实行制度并轨方面无需做太大的调整。只需将医疗保险的服务对象进行完善整合，就可以完成并轨后的医疗保险制度。

二、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保并轨实施中存在的瓶颈分析

在全国各地进行的并轨试点中，一般会把新农合由卫生部门整体划归给社会保障部门来进行管理。但这种并轨实施方法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

（一）把新农合由卫生部门整体划归到社会保障部门来进行管理，可能会产生运行机制不畅和运行效率下降等问题。

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保的并轨实施会涉及到领导机构和人事关系的变动，机构整合统一，资金集中管理。目前，我国新农合的整体运行和医疗服务等全部归属于卫生部门进行监督和管理，而城镇居民医保资金的筹集和报销手续则归属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来完成，这其中的医疗服务部分又归属于卫生部门。

卫生行政部门在医疗机构管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掌握着充裕的卫生资源配置权和人们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信息，通过统筹协调卫生资源的配置、合理提供医疗服务，最大限度地来满足人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合理引导就诊人员流向，促使基本医疗服务下沉，不断提高卫生资源的公共使用率，节约医药花销。将卫生部门向社会保障部门整体并轨后，新农合经办机构的人、事、物都将发生整体性的变革，新农合医疗服务的优势将会丧失，在并轨初期将会影响到新农合现有的正常运行及发展。此外，在现行的新农合体系中，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所在新农合运行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所职工的管理工作是由卫生行政部门来负责，并对其进行考核奖励，职工的绩效水平与新农合的实施情况相挂钩。如果将新农合的管理机构与社会保障部门并轨后，可是乡镇卫生院及村卫生所的监管考核工作仍由卫生行政部门来实施，可能会出现待遇降低或职工积极性下降等问题，可能会造成人才的流失，对新农合的发展以及并轨后的医疗保险制度产生不利影响。

（二）并轨实施后的道德风险及其致使医疗成本上升的问题。

在新农合制度在运行中，其主导者是政府，主要参与者有以下三方：分别是作为医疗服务提供方的医疗卫生机构、作为医疗服务需求方的农民以及作为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新农合基金组织。作为提供方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在为患者选择医疗方案时，会受到利益的驱使而选择价格较高、成本较低的方案来进行治疗。此外，一些定点合作医疗卫生机构在实施新农合制度时超出药品报销目录进行用药、违规使用有特殊限定条件的药品，或为患者开具大量价格过高的药品并进行一些不必要的身体检查等过度服务，或自行扩大医疗范围、延长营业时间、增加医治项目，有的医疗卫生机构甚至为患者提供有害的医疗卫生服务来换取更大的利益的道德风险。

作为需求方的患者同样也存在着道德风险。医疗保险为患者减免了大部分的医疗费用，参加医疗保险的城乡居民会借此优势出现小病大治、重病长治以及多购高价药品等道德风险。目前，医疗保险中门诊的报销比例小于住院的报销比例，参保的居民在患小病会倾向住院治疗，现行的新农合政策中规定，门诊的报销比例为30%—50%，住院的报销比例为60%—85%，这两者之间的最大报销差额高达35%，促使了更多的患者放弃门诊治疗而选择住院治疗。这种倾向会随着门诊的报销比例与住院的报销比例的差额增大而更加突出。而这些道德风险的背后所导致的就是医疗服务费用的直接上升。在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保并轨实施之后，由于现行两者的报销比例不同，一定会提高其中一方的报销比例，由此也会引发一些道德风险特别是小病大治、重病长治等问题。医疗费用将会增加，这会对医疗保险基金的正常运行带来一定影响。

（三）新农合与城镇医保并轨实施后可能会出现以新农合基金补贴城镇医保以及医疗基金运行的安全问题。

从国家现行的补偿标准来看，新农合的补偿标准在50%—90%之间，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补偿标准是40%—80%之间，从补偿率方面来看，农村高于城市，如果实施两种制度并轨后将统一补偿标准，这对于农民来说是一种不公平的调整。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的宏观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565元，同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917元，且城镇的医疗成本相对于农村的医疗成本高出很多，两种医保制度并轨实施后，若缴费标准和补偿标准在城乡中统一，势必会出现利用新农合医疗基金来补贴城镇居民医疗基金的窘境。

在两种医保制度并轨实施后，医疗基金也会合并管理，但是由于目前的社保基金拖欠现象较为严重，很有可能会出现使用以前的新农合基金来填补城镇居民医疗基金不足的现象。

三、推行实施新农合与居民医保制度并轨的对策与建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09】6号）中明确指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提高筹资水平和统筹层次，缩小保障水平差距，最终实现制度框架的基本统一”。国务院《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国发【2009】12号文件）要求各地“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城乡医疗救助之间的衔接，探索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医疗保障管理制度，并逐步整合基本医疗保障经办管理资源”。不难看出，逐步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城乡统筹，是新医改方案中所提出的既定方针和目标，与中央精神和医疗保障事业的发展规律相符合，为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不二选择。自2010年下半年起，各级财政部门统一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生活补助标准，为实施城乡统筹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提供财力支持。

将城乡医疗保障制度进行统筹管理并不是简单地将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进行合并，而是从科学、合理、可行的角度出发，根本上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对现有的医疗保险资源进行整合，构建战略型的数据库。建立和完善社会统一的医疗保险制度，进一步提高社会全体成员的医疗保障水平。实现医疗保险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综上所述，在新农合政策形势的推动之下，受城乡统筹发展、城镇化进程、户籍改革等条件的影响，让制度覆盖到全体受惠居民，是现如今面临的一个主要难题，而通过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保并轨的途径，可以实现政策的统一化、系统化，进一步地促进我国医疗保障工作的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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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燕凌，李立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研究述评[J].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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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姜敏.源于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并轨的探讨[J].社保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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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远程医疗 篇7

“新农合”的实行, 使得长久以来困扰农民的基本医疗保障问题得以初步解决, 农村的卫生事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也是国家解决三农问题、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所以, 它对农村社会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医疗方面, “新农合”对农村社会的影响在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都有体现, 而且这种影响将是长期的。

一、“新农合”对农民道德风险意识的影响

1.“新农合”中道德风险的产生。

在“新农合”中参合农民、合管办、定点医疗机构三方实际达成了某种契约关系, 我们可将其视为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在这一委托—代理关系中, 参合农民、定点医疗机构两者与合管办的利益存在冲突与对立, 导致三方为了各自的利益博弈。

很明显, 这一博弈过程会出现道德风险的可能。从已有的调查中看到, “新农合”中的道德风险主要是指:当合作医疗参与方参合后, 认为风险费用已转移给合作医疗管理方, 从而增加对医疗服务的利用;而医疗服务提供方也故意诱导医疗需求和索要过高的医药价格, 甚至某些参合者因品行不端为了获取赔款故意制造医疗事件, 增加了赔偿的机会, 从而影响合作医疗运行机制有效性的行为。

2.“新农合”产生道德风险对农村社会的影响。

对待合作医疗中产生的道德风险, 我们应该一分为二看待这个问题。一方面, 农民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之一, 产生道德风险是自然的也是正常的反应。中国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 再加上农村经济长期落后, 农民市场经济意识淡薄, 在经济活动中没有把利字摆在首位, 给予农民产生道德风险的机会几乎没有,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 现在既然有了, 我认为, 这是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进步, 说明农民在逐步的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把自己作为一个经济人, 对于农村的市场经济的培育无疑是有利的。另一方面, 道德风险的存在必然损害一方的利益, 也会扰乱市场经济的秩序, 所以要加强管理, 特别是对于合作医疗这样的半公共产品, 道德风险严重会影响到很多人的利益, 所以要从制度上杜绝道德风险的产生。

二、“新农合”对农村医疗供给与需求的影响

1. 大病医疗服务的需求更加集中。

自旧的合作医疗制度失去作用以后, 农民实际上是自己掏钱看病, 在收入低的农村, 农民往往存在“小病忍着, 大病买药吃”的行为, 农民的医疗需求没有得到真实的反应。“新农合”实行以后农民的医疗需求必然会有一个“井喷”。“新农合”是以保大病为主, 主要是保住院医疗, 所以这种需求主要体现在大病医疗服务的需求上。

2.“新农合”供给方的优势地位加强。

由于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 消费者缺乏选择权, 医疗供给方处于垄断的优势地位, 市场竞争不充分且常常被扭曲, 致使医疗市场契约失灵。而对“新农合”引致的医疗需求和供给变化的分析可知, 由于农民医疗有效需求增加, 农民患者又必须到指定的医保单位就医, 无法自主择医。这些因素都加剧了合作医疗供给方的优势地位。

3. 农村医疗供给与需求的变化对农村社会的影响。

可以预见, “新农合”的大病统筹保险只是中国农村医疗保障发展的前奏, 随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 农村必将在大病统筹合作医疗保险的基础上, 逐步建立农民的个人医疗账户, 实行“保门诊也保住院”的模式, 使城乡医疗保险逐步趋向一体化, 农民在基层及县级医疗的医疗有效需求将大幅度增加, 而从现在开始进行医疗卫生资源的优化配置将减轻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发展的障碍及城乡医疗保障制度衔接中的摩擦。所以说“新农合”带给农村的不仅是基本医疗的得到保障, 而是农村医疗的供给方式以及农民就医模式的改变, 更进一步的是整个农村社会健康意识的改变。

三、“新农合”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1.“新农合”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收入。

“新农合”保障制度对农村居民、特别是贫困农民收入状况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实现:一方面, 从外部的制度条件来看, 健全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有利于实现社会成员之间的风险共担, 特别是能够提高贫困人口抵抗疾病风险的能力, 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收入差距。通过医疗保险, 在不同的人群中分散疾病所带来的风险, 或者对贫者进行医疗补助, 让人人享有医疗服务, 可以调节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高风险人群和低风险人群之间的收入分配。因此, 医疗保障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可以起到重要的调节功能。另一方面, 从农民自身的内部条件来看, 健全农村医疗保障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 提高劳动生产率, 从而有助于农民增加收入和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由此可见, “新农合”的推行有效改善了农村收入不平等的状况。

2. 农民收入增加对农村社会的影响。

长久以来农村经济一直落后, 农村的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很小, 农村市场亟待启动, 但是农民的低收入要启动农村消费市场谈何容易,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减轻了农民负担, 实际上是提高了农民的收入, 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 那么用于消费的支出必然增加, 农村市场的繁荣也是易见的, 对于我们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也是一个支持。

四、“新农合”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影响

1.“新农合”引发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增加。

长期以来, 在经济上中国城乡发展处于一种二元结构状态, 政府在公共产品的提供方面, 也采取二元供给的做法。城市公共产品几乎完全由政府提供, 而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上则是缺位的, 特别是农民的基本医疗保障这样的半公共产品自旧的合作医疗崩溃以后更加力不从心, 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村社会的稳定。所以, 农村公共产品的正常供给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开端。“新农合”制度的实行, 顺应了民心和民意, 农民也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基本医疗, 也是农村供给产品正常供给的开始, 与之相关的更深一层是农民对国民待遇的要求, 这必然会引发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的增加, 我相信国家决策层也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又在农村实行最低保障的试点。我们可以预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最终将会和城市接轨。

2. 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变化对农村社会的影响。

长久以来和农民对国家的贡献相比, 国家给予农民的太少了, 这也是造成了农村长期落后的原因之一, 所以三农问题近年来被不断提起, 农民要求国民待遇是正常的也是合理的, 随着农民的这种意识不断加强, “新农合”的实行是一个开始, 接下来会有更多的农村公共产品的合理需求, 原来自上而下的供给必然会被自下而上的需求取代, 要建立和谐社会, 这种要求也是合理的、符合经济发展实际的。

五、总结

“新农合”的实行解决了长期以来农民看病难, 看不起病的问题, 也为解决广大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开了一个好头, 所以它对中国农村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医疗方面, 它通过对农村医疗供给与需求、农民道德风险意识、农民收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影响农村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这种影响将是持续的、长久的。

摘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以下简称“新农合”) 自试点到全面推广以来, 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使广大参合农民得到了基本的医疗保障, 对农村未来的卫生事业影响将是深远的。但是“新农合”对农村社会的影响远不止在医疗卫生方面, 通过分析“新农合”对农村医疗的供给与需求、农民道德风险意识、农民收入、农村公共产品供需等几个方面的影响探析了“新农合”对农村社会的影响。

关键词：“新农合”,农村社会,影响,三农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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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晓嘉, 刘鹏.中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与农民贫困的实证研究——以广东省为例[J].经济与管理, 2007, (11) .

[5]王兰芳, 陈万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引致的医疗需求与供给变化结果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 2006, (5) .

[6]于晶波.中国每年约有一千余万农村人口因病致贫或返贫[EB/OL].中国新闻网, 2006-09-05.

建立新型农村卫生医疗制度 篇8

但是, 进入八十年代中后期, 由于政府医疗卫生制度的缺陷和市场缺陷的双重影响, 农村卫生医疗事业进展缓慢。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医疗卫生服务和保障的城乡差异扩大, 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我国的医疗卫生资源80%集中在城市和大医院, 农村医疗卫生资源严重不足, 条件差、设备少、水平低, 农村缺医少药。目前, 我国已建立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障体系, 企业职工基本参加了医疗保险, 但在农村还没有建立规范的医疗保障制度。目前正在试点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只覆盖约20%的人口, 而且筹资水平不高, 保障能力不强。据2003年卫生部组织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 有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 基本上靠自费看病。一些地区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居民占贫困人口的2/3;另一方面整个卫生医疗系统转轨时期的过分商业化趋向, 在缺乏政府有效监管和医疗机构的利益驱动下, 药品和医用器材生产流通秩序混乱, 有些药品经销企业靠回扣销售药品, 加之“以药养医”的机制导致医疗机构开大处方, 卖贵重药, 加重农民医疗负担, 损害了公共卫生事业和普及民众的基本医疗服务保障。由于农村缺乏政府资金投入和有效的卫生筹资机制, 农民的抗疾病风险能力降低, 许多贫困和较贫困人口不得不放弃必要的卫生服务。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中期后, 医疗支出的增长迅速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如果说九十年代中期以前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支出的快速增长是因为原先受收入约束, 医疗支出水平过低, 医疗保健支出处于摆脱收入约束后的恢复期;那么,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医疗支出的快速攀升则是因为在医疗市场价格扭曲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双重约束下, 农民支付能力受到了限制。因此, 近年来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普遍出现, “小病躺, 大病抗, 重病来了见阎王”, 也就成了一些贫困地区居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应该说, 农村卫生事业是农村公共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力保障。拥有健康的身体是农民发展的首要前提, 而提高农村居民健康水平, 促进农村卫生事业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保障农村卫生医疗事业健康发展需要有强有力的政府和有效率的市场共同作用, 尤其在农村卫生医疗保障提供方面, 政府干预优于市场调配。因为, 医疗卫生服务的很多领域属于公共物品范畴, 具有很强的外部性, 政府干预可以弥补市场缺陷。因此, 在当前, 市场已经出现低效率和损害民众趋向, 政府必须放弃强化市场化改革趋向, 还原卫生医疗事业本身是公共事物的本来面目, 政府承担起应尽责任和义务。

第一, 发展农村卫生事业, 要以农民健康需求为中心, 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农村卫生事业必须坚持为农民服务的宗旨, 不能把医疗服务变成牟利的工具。我们要坚持农村卫生事业为农民健康服务的宗旨和公益性质, 不能靠向农民的医疗卫生服务收费维持运行和发展。政府要对农村公共卫生和维护农民健康负起责任, 增加卫生投入, 增加基层医疗机构的卫生经费补贴, 加大向欠发达农村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 保障贫困人口真正享有基本的卫生保健服务。另外, 医疗卫生发展水平必须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不能借口财政困难, 把维护人民健康的责任推向市场, 推给社会和居民。

第二, 发展农村卫生事业, 要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重点, 构筑广义的农村卫生医疗保障体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未来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雏形。试点情况表明, 这项制度对于缓解农民医疗的经济负担, 提高农民医疗服务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主角, 政府必须提供法律保障、政策保障和技术保障, 以支持和帮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顺利实施和预定目标的实现。

第三, 发展农村卫生事业, 要加强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 稳定农村卫生人才队伍, 提高农村医疗服务质量。目前, 我国不同区域的农村卫生基础设施条件差距很大。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卫生的基础设施条件比较完备, 功能比较齐全;中部地区农村一般具备必要的基础设施, 但缺乏医疗设备和高素质卫生技术人员;西部地区大多缺乏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条件, 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危房很多, 医疗设备条件差, 不能为农民提供较好的基本医疗服务。因此, 要想提高农村卫生医疗的质量, 必须在健全县、乡、村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网络的同时, 制定和实施合理的人才建设机制。要加强农村基层卫生技术人员培训, 建立终身教育制度, 提高农村卫生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高等医学院校要加强面向农村需要的卫生专业人才培养, 扩大定向招生试点。政府要研究制定农村卫生技术人员职称晋升的倾斜政策, 鼓励农村卫生技术人员安心工作。此外, 要建立城市卫生支援农村的长效机制, 城市医院要选派医务人员轮流定期到县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帮助开展医疗服务和技术培训。

第四, 规范市场秩序, 加强药品监管, 打击利益集团的阻挠。我国药品流通环节极为复杂, 农村药品流通市场混乱不堪, 暗箱操作严重。医药企业和批发商之间, 各级批发商之间, 批发商和零售药店之间, 医药企业和医院之间, 批发商和医院之间以及药店和医院之间, 都会存在复杂和不正当的利益关系, 尤其是在医药企业、药品批发和医院之间形成的不正当的利益关系就像“生物链”一样, 环环相扣。这就要求政府改革现有的药品流通体制, 建立严格的行医制度和市场准入制度, 加大监管力度, 规范现有的行医资格认证制度。要加大农村食品安全监督检查, 监控农村环境质量, 打击侵害农民生命健康、生命安全的违法违纪行为。用规范的市场秩序和政府管制手段, 消除既得利益集团对卫生资源公平分配设立的障碍, 消除医药品市场不正当行为。

摘要：面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 农民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而且面临的风险日益增加, 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等现象时有发生, 必须建立完备的、新型的农村卫生医疗制度。

关键词：新型,农村,卫生医疗制度

参考文献

[1]余兴厚.当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几个问题.经济师, 2003.1.

中国农村医疗机制改革研究 篇9

严格的城乡户籍制度造成了我国分明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甚大, 国家对城乡间医疗保障制度的安排也不合理, 而城乡居民面对的是统一的药品定价和医疗服务费用, 造成了在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有研究表明, 医疗消费在中国农村有着奢侈品的性质, 农民对医疗存在着潜在需求, 但是受到目前收入水平的制约, 医疗需求的满足尚处于从属地位。为了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能够更顺畅, 农村的医疗机制改革势在必行, 这也是我国奔小康道路上的重要一步。

一、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历史回顾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 土地是最基本, 也是最重要生产资料, 家庭是基本的生产单位。与这种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形式是家庭保障。农民的社会保障风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土地的收成;二是政府的政策, 主要是税收政策;三是子孙的道德风险, 主要是养老的风险。从社会保障和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 传统社会有自己的维系机制和安全网政策。首先是推行休养生息政策, 以安民养民;其次是倡导伦理道德和宗法制度, 以巩固家庭保障功能;最后是建立以仓储制度和漕运制度为基础的救荒体系。在封建社会, 所谓“贤君”、“仁政”无外乎是上述三项工作做得比较好。

从传统社会中农民的社会保障风险及其解决办法可以看出, 医疗保障并不是特别重要。究其原因, 主要有三点:一是相对于“生存”和“养老”而言, 医疗保障问题并不是最紧迫的;二是就疾病风险本身而言, 传统社会中农民的疾病风险并不是太大。主要是因为在相对封闭和独立的社会背景下疾病的外部效应并不突出, 农民患病, 特别是患恶性疾病的风险不太大。当然, 在当时公共卫生条件和医疗条件相对较差的情况下, 一旦有疫情发生, 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三是一般家庭能够承受医疗保障的负担。

通过对农村医疗保障历史的考察,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 一定的社会保障形式是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生产组织形式和分配制度相适应的。现代社会的基本特性决定了新的农村医疗保障模式应是一个多元化的、充分考虑成本效益的制度。第二, 新的农村医疗保障模式应建立在继承和发展旧模式的基础上。现阶段对合作医疗的改造主要是要消除它的时代痕迹, 使之更适合农村的现状, 从而充分发挥其低投入、高效益的特点。但是, 合作医疗毕竟只是一种低水平、小范围的医疗保障形式, 尽管它现在很符合我国的国情, 但从医疗保障社会化的发展方向来看, 它最终会被其他的保障形式 (如社会保险、商业保险等) 所取代。第三, 政府的适当干预必不可少。如果政府的救济不能及时到位, 势必引发社会动荡。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经济的转型时期, 社会成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 政府采取干预措施, 保障社会成员的安全和权益至关重要。

二、推行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推进我国新型农村医疗机制的建立

面对我国现行医疗体制带来的种种弊端, 要充分认识建立乡镇医疗保险制度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和紧迫性, 推进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医疗机构和药品流通体制三项改革, 以比较低廉的费用提供比较优质的医疗服务, 从而满足广大农民的基本医疗服务需要, 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

1、建设社会化的农村卫生服务网络。

所谓农村卫生服务网络, 就是由政府、集体、社会和个人结合起来, 共同在县、乡、村范围内举办的各种医疗卫生机构组成, 以公有制为主导, 形成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化网络。这样, 一方面可以使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加强宏观调控, 另一方面也充分考虑到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进一步打破部门和所有制之间的固有界限, 综合利用农村卫生资源。

2、加强农村卫生机构建设。

目前, 全国一半以上的乡镇采取了合作医疗制, 由村卫生室承担规定的疾病预防、妇幼保健、健康教育、残疾人康复等工作, 提供常见病、多发病的一般诊治和转诊服务。鼓励应用中医药诊疗技术为农村居民服务。为了方便农民就医、合理配置卫生资源, 各村都设立了自己的村卫生室, 邻近行政村设置联合卫生室。村卫生室积极提供巡诊和上门服务, 经济和医疗条件相对较好的地方还建立了农村居民健康档案, 签订服务合同, 开展社区卫生服务。

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已经越来越成为农村全面奔小康的突出问题。而现在正是我国奔小康的关键阶段, 所以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加强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络建设。因此, 农村的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对于农村稳定、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具有重要保障作用。村卫生所在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络处于“网底”, 处于最基层, 直面农民群众, 是十分重要的环节。

3、改革乡镇卫生院管理体制, 转变乡镇卫生院服务模式。

鉴于我国的特殊情况, 绝大多数乡镇卫生院的经费是由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按职责管理, 而县级单位的经费又是由上级部门划拨下来的。所以, 高层政府可以从源头抓起, 对每一笔款项的划拨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并采取跟踪调查, 切实保证专款专用。而地方政府可以积极探索乡镇卫生院合作经营的多种运营形式, 建立有效运行机制, 加强乡镇卫生院院长的选拔和任用管理, 定期对乡镇卫生院院长进行管理技能和相关政策的培训, 提高管理水平。采取多种渠道了解工作的落实情况, 重点对试点县市的医疗卫生机构服务现状、农民疾病发生状况、就医用药及费用情况进行全面的抽样调查, 减少试点工作的盲目性。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财政等部门纷纷组织制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管理办法和基金会计制度,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管好、用好基金。一旦发现有挪用或贪污浪费基金的行为, 一律依法严处。

另外, 有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农村, 采取统一招标方式, 选择网点覆盖面广、信誉好、服务质量高、提供优惠支持条件多的国有商业银行作为试点县市基金代理银行, 从而为农村医疗经费的提供坚实的保障。同时, 由县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机构负责审核汇总支付费用, 交由财政部门审核, 提交代理银行办理资金结算, 直接将资金转入医疗机构的银行账户。这样一来实现了基金收支分离、管用分开、封闭运行。

三、我国农村医疗机制改革的效果及对策

我国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到2009年6月底, 全国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数达7.2亿;农村三级卫生网络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加强, 全国在县级设立医疗、妇幼保健、疾病预防控制和卫生监督机构共10165个, 平均每县6.22个卫生机构。全国农村县级卫生技术人员147.6万, 每千农业人口有1.22人。但我国各县市补偿方式差异大, 农村基层卫生服务能力薄弱等问题仍很严重。其一, 政府投入不足, 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是典型的公共物品。政府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其二, 农民收入水平低下,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多数农村地区经济不发达, 农村居民的收入普遍较低。在收入低下的情况下, 农民很难有多余的钱为自己的健康买单。其三, 资金来源有限, 影响制度的可持续性。在新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 中央及各级政府承担了主要责任。但新农村合作医疗在总体上存在筹资水平和保障能力都较低的问题。由于中国农业基础总体上仍较薄弱, 农村地广人多所以即使政府财政每年拨付了巨额资金, 但分摊到个人人均水平仍很低。其四, 补报模式不尽合理影响制度的公平性。中国的医疗政策重城轻乡医疗资源分配不公平这已成为中国卫生体系最突出、最关键的问题。目前我国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主要是加大对农村的投入。但新制度的公平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其五, 基金管理不完善, 影响制度的有效性。首先患者与医疗机构合谋套取资金的事情时有发生, 暴露出资金管理的体制漏洞。其次, 定点医院药价虚高剥夺了参合农民的利益。这种状况有违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初衷亟待扭转。

针对以上问题对我国新型农村医疗机制改革的对策的研究如下:其一, 对农村合作医疗政策进行大力宣传引导, 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教育, 采取多种形式向农民宣传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重要意义和具体做法, 从而引导农民不断增强自我保障和互助共济意识, 并最终形成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同时, 宣传各级政府对开展合作医疗的支持和承诺, 宣传合作医疗的相关规定, 宣传国家对农村卫生事业和提高农民健康水平的重视, 以此改变农民的医疗消费观念, 消除农民参保的疑虑和困惑, 使农民人人参加合作医疗, 人人享受合作医疗。其二, 加强合作医疗定点医院建设和加速培养农村卫生人才, 不断提高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合作医疗、定点医疗应加大基础设施和医疗设备的投入, 改善医疗条件, 不断提高医务人员的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加强农村社区卫生服务队伍建设, 出台优惠政策, 保证农村公共卫生人员编制和工作经费;鼓励医学院校毕业生从事农村社区卫生服务工作, 开展卫生支农活动;加强在职人员理论和实践培训, 建立人员的培养、准入、淘汰和更新机制。医务人员要做到合理检查、合理治疗、合理用药、合理收费, 并严格代购药品管理, 切实保证代购药品的质量。其三, 加强监管组织建设, 规范监管职能履行相关立法应注意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中管理者职能的归位。现阶段合作的参加者、组织者、服务提供者、政府四个方面的关系还远没有理顺, 而地方政府和乡镇卫生院成为矛盾焦点。乡镇卫生院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主要服务提供者, 但它可能同时受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 行使部分行政管理权, 这时作为农村医疗卫生市场的具体管理者与作为农村医疗卫生市场的平等竞争者的角色极有可能发生冲突。乡镇卫生院并非不能对村卫生所进行一体化管理, 关键是应当遵循自愿、引导的原则, 特别是不能利用自己代行部分行政管理职能的地位排斥农村医疗卫生市场中的其他医疗服务主体, 干涉其他农村医疗服务主体的独立执业, 否则也极易使自己陷入有关纠纷之中。其四, 统一我国各县市合作医疗的赔付标准科学合理的利润率是巩固提高合作医疗成果的基础。利润率太低或者太高, 都会影响医疗机构和农民群众的参与热情和积极性, 所以必须制定出合理的补偿方案, 其方案主要包括起付线、封顶线、补偿比例和补偿范围等内容。

总之,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是新形势下党中央、国务院为切实解决“三农”问题, 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 对于提高农民健康保障水平, 减轻医疗负担, 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 具有重要作用。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一项十分复杂、艰巨的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一定要从维护广大农民根本利益出发, 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 精心组织, 精心运作, 务求扎实推进试点工作, 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健康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摘要：本文首先回顾了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历史, 认识到完善中国农村医疗机制的必要性;然后提出推行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推进我国新型农村医疗机制的建立;其后分析了我国新型农村医疗机制现存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完善我国新型农村医疗机制的对策。

关键词：农村医疗机制,卫生服务,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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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志刚、罗晓晴: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研究综述[J].吉首大学学报, 2009 (6) .

农村远程医疗 篇10

关键词：医疗废物,产污系数,农村医疗机构

目前我国医疗废弃物管理体系仍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的产污系数不明,特别是县级及以下农村医疗机构,尚无这方面报道。为此,本文对浙江省桐庐县2001年以来县乡二级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废物产污系数进行研究,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从《桐庐县卫生信息网》中获取有关桐庐县医疗卫生机构基本情况,包括医疗机构、医疗床位数、实际使用率及门诊人次数等数据。

1.2 资料处理

资料经过核对后,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和Excel2003进行统计,Cox-Stuart检验进行趋势检验。

1.3 研究方法

根据卫生部《医疗废物分类目录》[1],要求全县的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严格按《目录》进行分类,严禁将医疗废物与生活垃圾进行混合收集;并要求所有的医疗废物均采用带有WHO公布的“生物危害”标记的黄色塑料袋包装,并投入黄色塑料转运箱后才可进行院内转运、院内存放以及院外运输等。

1.3.1 考虑到不同类型的医疗单位,因其医院的性质不同,服务的对象及诊治的病种上差异,将医院划分为县级医疗机构和乡镇医疗机构进行分类计算其产污系数。

1.3.2 参照WHO公布的数据[2],凡拥有病床的医院,医疗废物排放(产生)量的系数单位为:kg/床/日;该计算产污系数时不再考虑门诊人次数。凡不设病床的医疗机构,以门诊就医人次数为统计单位,其产污系数计算单位为:kg/10人。进行分类计算其产污系数。

1.3.3 本研究时间自2001年(乡镇医疗机构2004年)1月1日至2006年12月31日止,所有被调查的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废物(不含污水、生活垃圾)统一回收、称量登记、统计分析;并统计各医院全年床位的实际使用率及门诊人次。

2 结果

2.1 医疗卫生机构构成

桐庐县共有县级医疗机构5家,乡镇医疗机构13家,村卫生室、个体医疗机构等220家。本研究对所有的乡镇以上的医疗卫生机构开展调查,共计18家,其中县级医疗卫生机构5家,乡镇街道级医疗结构13家,其它医疗机构因医疗废物处理未正常开展,不在本次调查范围。

2.2 医疗废物排放量

桐庐县辖区内13个乡镇的18家乡镇以上医疗机构均实行医疗废物统一上门收集。其中县级医疗机构自2001年开始收集医疗废物,乡镇医疗机构2001-2003年仅部分单位开始收集,自2004年开始全面收集,产污量从2001年的5.15T逐年上升,2004年上升到较高水平,2006年达132.93T(表1)。Cox-Stuart趋势检验,P=0.125,尚不能认为桐庐县辖区内医疗机构的排污量有上升趋势。

在县级医院中,排污量分别为第一医院占45.12%、第二医院占20.93%、中医院占14.60%、妇保院占12.74%、杭州富春医院占6.61%。

2.3 医疗机构的医疗废物产污系数

县级医院的产污系数2001年时仅为0.04Kg/床/日,2003年开始上升,2004年后达到了较高水平,2006年达到了0.61Kg/床/日;而乡镇医院由于2004年后才全面开始收集医疗废物,所以从2004年开始计算,由于街道、乡镇卫生院基本不设病床,采用每10名患者为计算单位,到2006年已达到了0.66 Kg/10人(表2、图1)。

3 讨论

3.1 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产污系数的研究目的:①为国家或一个地区行政部门(如省、市、自治区等),在制定医疗废物宏观管理的方针中,提供重要的技术参数;②为尚未开展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的地区,确定集中处置企业建设规模提供参考;③为已开展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的地区,确定以单位产生量来额定处置费用提供参考;④为相关的监督部门开展医疗废物管理检查提供定量的执法依据;⑤为医疗卫生机构,确定医疗废物处置的配套基础建设规模与人员数量提供参考;⑥为国家、地区间的医疗废物单位产生量比对研究提供数据。

本研究正是围绕上述六个方面展开的,为政府部门制订环保战略决策,为职能部门制订本地区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规划、投资、收费与行政督查,为医疗机构制订内部计划以及医疗废物领域中的科学研究等提供重要的技术参数。

3.2 本研究结果表明,各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产污系数的变化与国家相关政策有密切关联,2003年前各单位对该项工作不十分重视,医疗废弃物的集中处理未正常开展,由于SARS疫情暴发以后,国务院、卫生部、国家环保总局等部委相继出台了《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等10余部法律法规与技术规范,使我国医疗废物处置与管理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我县县乡二级医院医疗废物得到集中处理,医疗机构产污系数逐年增高。

根据WHO于1999年公布的数据显示[2],即使在高收入的国家中,不同规模的医疗机构中的医疗废物排放量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大型医院废物产量为:4.1 kg/床/日～8.7 kg/床/日;一般医院为:2.1 kg/床/日～4.2 kg/床/日;地区医院为:0.5 kg/床/日～1.8 kg/床/日;而初级卫生保健中心仅为:0.05 kg/床/日～0.2 kg/床/日。而不同地区的医疗机构废物的排放量差异则更大,北美地区为:7.0 kg/床/日～10.0 kg/床/日;西欧国家为:3.0 kg/床/日～6.0 kg/床/日;拉丁美洲为:3 kg/床/日;东亚高收入国家为:2.5 kg/床/日～4.0 kg/床/日;东亚中等收入国家为:1.8 kg/床/日～2.2 kg/床/日;东欧国家为:1.4 kg/床/日～2.0 kg/床/日;地中海东部为:1.3 kg/床/日～3.0 kg/床/日。

国内部分城市的调查结果显示,余春华等(2002年)报道[3],武汉市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的排放系数为(0.60±0.18)kg/床/日。钟声浩等(2002年)报道[4],上海市区不完全调查显示,住院部的废物产生量为:0.5kg/床/日～1.0 kg/床/日,门诊部为每人次0.03 kg/床/日～0.05 kg/床/日,并估算上海市平均日产生医疗废物为35T～60T。杨芸等(2004年)报道[5],广东省的日医疗废物排放量为72.6T,其中中山医科大学附属一院的医疗废物排放量为0.8T/日。

本次研究显示,桐庐县的医疗机构医疗废物产污系数2006年县级医院达到0.61Kg/床/日,乡镇医院达到了0.66Kg/10人,接近杭州市2001-2002年市级医院的水平[6]。已接近WHO公布的高收入国家的地区医院的产量(0.5 kg/床/日～1.8 kg/床/日);与上海市(0.5 kg/床/日～1.0 kg/床/日)与武汉市的排量(0.60±0.18)kg/床/日)相近。

3.3 调查显示,县一院、二院作为县一级主要医院,由于病人集中、承担的医疗任务重,其产污量也较多,一院的产污量占县级医院产污量的45.12%;而乡镇医疗机构由于一次性医疗卫生用品的广泛使用,产污量也逐年上升;个体医疗机构和村卫生室的数量众多,分布面广,医疗废物的处理上存在很大的漏洞,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卫生行政部门应加强监督,并结合规范化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建设加以规范,使农村的医疗废物尽快落实集中处理,严防医源性感染的发生,减少环境压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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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口病　农村医疗的现实考验 篇11

逝者都是未通人事即夭折，怎能不让人扼腕痛惜?不过除此之外。在这次手足口病的大规模爆发中，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染上手足口病的患儿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其现象背后所反映的问题不得不让人深思。

再现的疫情

2009年3月5日，在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张明玉的家里，院落里的树被温和的风吹摆着，几只鸭子摇摆着身躯在争抢着喝地上泥坑里没有洇干的泥水。屋子里面不时传出张明玉孙子张怡柯的哭声，本来欢欢喜喜的一家人因张怡柯的哭声变得焦躁起来。

张怡柯经村医马照民诊断后，以扁桃体发炎为其治疗。次日张怡柯高烧依然没有退去，手上还出现了红疹症状。

3月7日，张怡柯被送到县立医院，经诊断被告知患手足口病。手足口病，一种由肠道病毒引发的传染病，多发于5岁以下婴幼儿。患者先发烧，随后手、脚或口腔出现红疹。

而3月23日，在村医马照民的诊所里摆放着的手足口病登记本上面是空白的。

以河南民权、山东菏泽两地“丑闻”事件为撕裂口，手足口病疫情的消息似乎在“憋”了许久之后突然“喷”将了出来。

3月27日卫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的数据是：2009年1月1日至3月26日12时，全国30个省份(除西藏)共报告手足口病例41846例，其中重症病例94例；报告病例仍以5岁及以下儿童为主(占93.96％)；在实验室确诊的病例中，EV71型占75.00％。截至3月26日24时，报告死亡病例18例。

“EV71型感染”

有专家描述手足口病时，将其直接称为“EV71型感染”。那么，“EV71型感染”和“手足口病”是不是一回事呢?手足口病到底是什么病毒引起的?发病时的特征是怎样的呢?

河南省郑州市儿童医院主任医师刘宝琴对《农村农业农民》介绍，“EV71型感染”是指人体感染了肠道病毒71型，这并非一种疾病的名称，感染后可以发病，也可以不发病。

而手足口病是由多种肠道病毒感染引起的一种夏季常见传染病，包括柯萨奇病毒A组4、5、7、9、10、16型，B组的2、5、13型，肠道病毒EV71型、ECHO病毒等，其中以肠道病毒EV71型和柯萨奇病毒A16型最为常见。

根据资料显示，与其他肠道病毒引起的手足口病相比，由肠道病毒“EV71型感染”引起的手足口病出现并发症或重症病例的机会较大，病死率相对较高。

肠道病毒是非常常见的一组病毒，其实在正常人的消化道中也可以存在。据有关人士介绍，现在总是强调孩子应该注意预防手足口病，其实大人也会感染，只不过不会发病，但能成为传染源。也就是说无论男女、儿童还是成人都可能感染手足口病，只是儿童比成人更容易感染肠道病毒而发病。

手足口病是由肠道病毒引起，以发热、口腔溃疡和疱疹为特征。患者主要为5岁以下婴幼儿，发病时患儿口腔内颊部、舌、软腭、硬腭、口唇内侧、手足心、肘、膝、臀部和前阴等部位会出现小米粒或绿豆大小、周围发红的灰白色小疱疹或红色丘疹。传播方式主要是密切接触传染源，也可通过空气飞沫，或经口或接触被病毒污染的水、食物传播。

感染了肠道病毒是否发病，取决于人的自身免疫力，或者说抵抗力。由于成人的免疫系统较完善，一经感染一般不发病，也无任何症状。这也就是所谓的“隐性感染”，即感染了病毒之后没有任何主观症状和临床体征。而“显性感染”是指感染了病毒之后出现了临床症状。“隐性感染者”是非常重要的感染源，极易传染给他人。由于5岁以下的孩子，免疫力较弱，因此也最容易感染病毒而发病。

2008年5月2日，我国将手足口病纳入丙类传染病报告后，全年累计报告手足口病病例达到48万多例，其中轻型病例占99.7％，重症病例占0.24％，死亡病例占0.026％。对此，专家指出，尽管手足口病属于传染病，不过不算严重性的传染病。

孩子在婴幼儿期尤其是学龄前期会有很多病毒感染，病毒的存在是自然界对人类的挑战，也是自然界对儿童的一个免疫。一说到手足口病，家长们就紧张恐慌，其实，手足口病属常见病、多发病，尤其在春季。实际上，小儿最怕的是肺炎、流感、水痘等，手足口病还不如流感可怕。

农村医疗体系有待完善

这次手足口病的重灾区是河南民权和山东菏泽。截至目前，两地的死亡患儿已超过20例。接近2008年安徽阜阳发病高峰时的死亡数字(22例)。

连续两年，手足口病夺去这么多婴幼儿的生命。如果说2008年大家都不了解病症。但是2009年，手足口病已纳入到丙类传染病当中，仍有很多基层乡村医生，都不了解手足口病。

记者在菏泽和民权了解到，很多患儿在那个时候，都是选择在村医那里救治。在受访的5名村医那里，他们接到手足口病患儿时，无一例外地把手足口病当成普通感冒，开点药，打点退烧针，就让患儿回家了。

在菏泽曹县和巨野县，两名死亡患儿的家长说，孩子回家后。症状得不到减弱，又给村医打电话。但得到的答复均是“不碍事”。

值得深思的是，一方面在疫情爆发初期，这种常被误诊为感冒、口腔炎等的“怪病”，村医陌生而不知所措。假如2008年手足口病在安徽阜阳爆发后，作为安徽的邻近省份，如果从年前就开始重视，把手足口病的防疫措施培训到每个村医那里，把现今的防控措施的一半力度放到年前或是年初时，或许疫情不会发展得这么迅速。

如今，手足口病疫情继续高发，如果问题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失去的不仅仅是新生儿的生命，民众对政府及卫生部门也将不再信任，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大力发展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方针，是医改方案在医疗卫生体系建设领域所明确提出的，国家2009年将加大对农村、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同时增加基层医疗服务的供给与需求。

农村远程医疗 篇12

1 对定点医疗机构的审计主体

审计可分为外部审计和内部审计, 外部审计主题主要指审计局、卫生局等对新农合资金进行的专项审计, 内部审计主题主要指内部审计机构和部门采取的内部审计, 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2 制定审计方案

2.1 具体审计目的

规范医疗定点机构的行为, 提高新农合资金利用率。

2.2 具体审计方法和程序

由于时间有限, 因此, 不可能对期内所发生的事项及相关资料进行详细的审计, 应根据审计需要, 灵活运用各种审计方法, 如采取询问、审阅法、核对法、函证法、抽查凭证法、实地考察法等等[2]。

2.3 预定的执行人及执行日期;

2.4 其他有关内容。

3 审计内容

3.1 抽查审核在院患者合作医疗证、身份证 (户口簿) 、转诊证明等, 审核就诊者与所持新农合证件身份是否相符;否存在虚挂住院患者、造假病例, 套取新农合资金现象;对已出院新农合患者应采取抽查实地问询等有效方法检验其真实性。

3.2 审核新农合患者门诊及慢性病费用;抽查就诊者与所持新农合证件身份是否相符, 是否存在与病症不对症用药等现象。

3.3 审核新农合患者住院期间所发生的费用;

3.3.1 审核其用药目录和诊疗项目目录是否符合新农合用药规定, 是否存在过度用药、不对症用药、开搭车药回扣药及串换药品现象;对目录外药品费用、不予报销的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 (指纳入补偿比例为0的项目) 费用所占比例分别不得超过药品总费用或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总费用的15%。

3.3.2 抽查审核其是否重复、滥用大型仪器检查。MRI、CT、彩色多普勒等大型检查的阳性率应在70%以上。

3.3.3 抽查是否存在重复化验检查, 分解收费, 乱计费和升级收费现象[3]。

3.3.4 抽查审核住院患者的遗嘱、检查、治疗、用药是否清晰完整, 有据可查;住院患者的遗嘱、报告单、费用清单三单是否一致。

3.3.5 抽查审核其出院带药量, 出院带药一般不超过7d量, 特殊情况下 (出院时病情无好转或加重) 不超过15d量;带药品种一般不超过3种, 特殊情况下 (出院时病情无好转或加重) 不超过5种。

3.3.6 审核其医疗费用增长情况 (可选择某病重或与上年度同期比较的方法) , 确定其不合理部分, 找出医药费增长过快的原因。

3.3.7 审核其是否存在主管故意的放宽入院体征、延长住院天数、故意提高复诊率和重复住院率。

3.3.8 审及其账务处理情况是否规范, 是否存在账目混乱、少做或多做收支, 有意规避或掩盖新农合医药费增幅过高或与有关部门之间的舞弊行为。规范的账务处理如下[4]:

汇总某期新农合门诊住院基金垫付款是应作会计分录为:

收到市财政部门新农合基金补偿款是应作会计分录为:

接到有关部门新农合基金核减通知用应作会计分录为:

定点医疗机构按照核减通扣减个人款项是应作会计分录为:

定点医疗机构核减欠款时

2.4审计报告

2.4.1审计结束后, 出具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应当包括的基本要素: (1) 标题; (2) 收件人; (3) 正文; (4) 附件; (5) 签章; (6) 报告日期。

2.4.2其中审计报告的正文应包括的主要内容: (1) 审计概况:说明审计立项依据、审计目的和范围、审计重点和审计标准等内容; (2) 审计依据:应声明审计是按照审计准则的规定实施, 若存在未遵循该准则的情形, 应对其做出解释和说明; (3) 审计结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 对被审计的医疗定点机构的新农合资金控制制度和控制获得做出评价; (4) 审计决定:针对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提出的处理、处罚意见; (5) 审计建议:针对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提出改善的建议。

2.4.3审计报告的附件应包括对审计过程与审计发现问题的具体说明、被审计单位的反馈意见等内容。

2.4.4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报告持有异议的, 审计项目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应进行研究、核实, 必要时应修改审计报告。

2.4.5审计报告经过必要的修改后, 应连同被审计单位的反馈意见及时送审计机构负责人复核。

2.4.6审计机构应将审计报告提交被审计单位和组织适当管理层, 并要求被审计单位在规定的期限内落实纠正措施。

摘要：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实施以来, 在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 定点医疗机构的的不规范行为时有发生, 个别定点机构非法套取新农合资金数目巨大, 对新农合制度健康可持续发展带来了阻力。加强对定点医疗机构的新农合资金的审计的重要性凸现出来。

关键词：新农合资金,定点医疗机构,审计

参考文献

[1]吴海波, 吴爱萍, 违法违规侵占新农合资金的成因分析及预防[J].中国卫生经济, 2011, 30 (11) :60.

[2]杨金侠, 李士雪.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机构不规范行为监管的思路[J].中国卫生经济, 2006, 25 (1) :27.

[3]昂慧, 医院内部开展经济责任审计的内容、方法和一般程序[J].中国卫生经济, 2011, 30 (5) :97.

[4]杨金侠, 李士雪.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机构不规范行为监管的思路[J].中国卫生经济, 2006, 25 (1)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