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征与作用

特征与作用（精选12篇）

特征与作用 篇1

预测是基础,而预算则是根据预测结果提出的对策性方案。 应该说预算是针对预测结果而采用的一种预先的风险补救及防御系统。 预测可以是相应的书面形式,同时也可以是口头形式,它不需要拘泥于一种形式,而且它的程序化也不是非常的明显,是一种事先的估计。

一、财务预算管理的特征

(一)目标性

财务预算管理的目标性是指必须以企业的发展目标为根本导向来构建财务预算管理体系, 财务预算管理要能够为企业战略目标的具体实施规划的强大后盾,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二)全面性

全程性、全员性和全方位是全面性的具体体现。 全程性是指在企业经营活动中的每个环节都有预算管理从编制、考核分析、执行控制、绩效评价及奖惩活动;全员性是需要全员参与,共同完成,企业各个部门都存在财务预算管理;全方位是指预算管理包括筹资预算、财务预算、 经营预算和资本预算各个方面。

(三)战略性

企业编制财务预算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其经营目标, 通过实施统一的企业财务预算管理, 来有效的防范风险,使得企业预算指标与企业长期发展战略相适应,进而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

(四)系统性

企业财务预算管理可主要从横向与纵向两个方面表现其特点。 而横向系统通常是相互联系的企业内部各个工作部门的具体工作及内容。 纵向系统主要就是企业共同形成财务预算管理从编制、落实到控制以及考核等环节紧密相连的完整的体系。 也这就是说,当企业内部某一工作部门的工作目标没有完成的话, 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内部的其他工作部门。

(五)机制性

财务预算管理的根本点是要通过预算来强化内部管理, 使预算成为一种管理上的制度安排。 而不是临时性、分散性的管理手段。 预算以市场为主导,全面考虑市场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价格机制等);预算管理是一种权力控制管理,是一种机制安排,权、责、利必须对等;预算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必须相互分立,以保证权力的制衡和系统的有序运转。

二、财务预算管理在企业中的作用

(一)财务预算有助于财务目标的顺利实现

评价企业财务状况的标准可以通过财务预算来建立。 为了能够掌握本企业在发展中预算的运行状况、成绩、存在的问题及环节,在当期预算结束之后, 需要分析和考评预算实际执行情况是否与预算目标之间的差异及差异原因,以便于堵塞漏洞、纠正偏差提供思路, 并借以查明产生问题的原因, 从而使财务预算能够在企业的经济活动中按照预定的目标进行,最终实现企业的财务目标。

(二)有利于量化企业各职能部门的奋斗目标

各职能部门可以根据预算安排各自的活动, 通过预算量化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 科学的预算管理体系是公司的整体作战方案,是企业最高权力对企业未来一定期间经营决策、 经营思想和经营目标的经济责任约束依据和财务数量说明,蕴含着企业管理的战略目标和经营思想。 没有战略导向性的预算管理就没有灵魂。 公司战略通常是根据企业内外部环境的综合系统分析对企业的未来发展趋势所做出的长远规划, 即企业经营者为达到企业经营目标, 依据经济规律所制定和采取的指导全局的方针政策和方法。 全面预算管理正是以公司战略为出发点,通过规划未来的发展来指导现在的实践, 是对公司战略目标的具体落实与进一步量化,从而更加具有可接受、可实现、可检验和挑战性的特性。 从而对企业战略起着全方位的支持作用。

(三)利于强化企业内部控制

我们实行财务预算管理的目的, 就是要想方设法地促使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按照计划推进。 当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改变以后,往往会导致企业的计划执行同预算目标存在一定的差距。 这时,我们就必须对企业财务预算管理的计划同落实情况进行分析研究, 不断探索有利于企业生产经营的有效手段和途径。 此外,推行企业财务预算管理,就是为了更好地落实企业管理、 控制提供科学预算的指标与标准。 实际上,这就要求企业进一步明确哪些地方该花钱,哪些地方不该花钱,该怎么花,花多少等等。 通常情况下,如果企业制定了财务预算管理计划以后,就需要所有员工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 而不能敷衍应付,流于形式。 如果企业制定了财务预算管理计划后,不去认真落实与执行,那么就必然使企业财务预算管理形同虚设,不能发挥其应有的重要作用。 严重的情况下,还有可能导致企业以前的工作等于白干。 这样不仅浪费了企业资源,而且增加了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必然影响和制约着企业的整体发展速度与效益。 总之, 财务预算管理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与控制过程,发挥着日益重要与关键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

(四)推动企业一体化管理水平的提升

在传统企业管理实践中,企业本身是一个整体,但其各职能部门是相对独立的。 于是,在企业的各职能部门的经济活动之间就出现了一个局部和整体的关系问题。 由于存在业绩考核和利益分配问题,各级各部门因其职责不同,往往会出现互相冲突的现象,导致企业管理一体化水平降低,严重影响企业经济效益。 财务预算管理运用货币度量来表达企业计划,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和博弈均衡性,实践证明,经过综合平衡以后的财务预算是有效解决各级各职能部门管理冲突的最佳办法, 通过有效沟通及科学的预算编制,逐步确立各级财务预算目标,使得各级各职能部门的工作在此基础上协调起来, 从而有效提高企业管理的一体化水平。

三、结束语

预算与预测有密切的关系。 预算是在科学的生产经营预测与决策基础上。 用价值和实物等各种形态反映企业未来一定时期内的生产经营及财务成果等的一系列计划和规划。 预测是对未来不可知因素、变量以及结果的不确定性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主观判断。

摘要：本文探讨了财务预算是通过科学的预测,对制定出来的多种详细的方案进行综合比较,并在这些方案中挑选出一种最好的方案来加以执行,同时程序化和书面形式也是必须的。也就是说,预测管理为财务的预算管理规划提供一定的依据,财务的预算管理是对预测管理的一种反映。

关键词：财务预算,科学预测,综合比较,优选方案

特征与作用 篇2

日本所 张进山

一、引言

在国与国的相互交往中，因某种原因、目的或需要，在某一时段内以民间形式从事某种交流的个人或团体屡见不鲜。而像战后中日之间长达50余年的民间交流那样，发展成为一种以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和谋求彼此长期和平友好、共同繁荣为目的的有组织、有系统、有特色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这不仅在国际关系史上是空前的，就是在两千多年的中日交流史上也实属罕见。这种被誉为“民间外交”、“友好运动”的战后中日民间交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植根民众，经久不衰，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活动和发展势头，在战后两国关系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发挥着特殊作用。在人类社会业已步入21世纪，中日复交迎来了30周年之际，回顾过去半个世纪里中日民间交流的发展轨迹，总结其经验，分析其背景，找出其特征，归纳其作用，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特征

本文所要研究的对象和时空虽为战后的中日民间交流，但由于日本于1945年8月投降后处于美军占领之下，需依法接受国际上的战后处理，而中国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紧接着又进入国内的解放战争，因此，受这种客观形势的影响，两国的民间交流并非真正的自战后马上开始。确切地讲，它是始于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在过去的50多个春秋里，中日民间交流已由涓涓细流变成滔滔江河，已由充满荆棘的山间小路变成宽阔坦亮的平展大道。为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好，它架起了跨越海洋的友谊桥梁；为促进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它发挥了掘进机、推进器的作用；为确保复交后两国关系的顺利发展，它又起到了润滑剂、平衡器的作用。但50多年间，因国际风云的不断变幻和两国各自国内政情的变化，战后的中日民间交流在不同时期内所追求的目标各有侧重，其表现形式和特征也不尽相同。概而言之，大致可分为以下五个时期。

(一)打开关系的摸索期(1949——1960)

随着二战的结束和新中国的成立，中日两国本应基于平等的地位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早日缔结和约，恢复正常的国家关系。然而，由于日本政府屈从于美国的压力，同蒋介石签订“日台条约”，建立所谓外交关系，推行反华和制造“两个中国”的政策，给发展中日关系设置障碍，致使两国一度处于没有任何往来的完全隔绝状态。在此情况下，为启动中日交往的大门，两国的民间交流开始了艰辛而又漫长的探索之路。

1.建立组织，集结力量。早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一些基于中日两国人民两千余年的传统友谊和历史的经验教训，渴望和平、反对战争的日本有识之士看到中国革命成功的大局已定，便于同年5、6月间率先发起成立了中日贸易促进会、中日贸易促进议员联盟和中日贸易协会，继而又于10月10日召开日中友协筹备会议，并经一年准备后于1950年10月1日正式成立，以期同新中国开展贸易往来，进行友好、文化等交流，尽早恢复中日邦交。

中日贸易促进会主要由社会党、共产党的成员及进步学者、工会活动家和企业主组成:中日贸易协会是一个纯产业界的团体；中日贸易促进议员联盟则是有日本众参两院310多名议员参加的超党派国会议员组织，1957年曾增加到418人；中日友协是一个涵盖日本各界及各阶层的全国性民间友好团体，其分支机构遍布日本全境，1959年即达239个，充分显示了广大日本国民中蕴藏着发展中日友好运动的巨大力量。至50年代末，日本又相继成立了日中贸易促进地方议员联盟、中国归还者全国联络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中渔业协议会、日本日中输出入组合、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日本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等许多致力于日中友好的民间团体和组织。它们的成立，为日后打开中日关系，有组织、有系统地长期开展广泛深入的日中友好运动集结了力量，奠定了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发展的需要，其中有些后来虽已合并、更名或解散，但绝大部分至今仍活跃在中日民间交流的第一线，发挥着中日友好的骨干作用。

2.摸索开拓，曲折前进。50年代的中日民间交流，大致经历了初、中、后期三个阶段。1949年末，日本的中日贸易促进会首先设法同中国的外贸部取得联系；1950年1月与新中国以记帐易货贸易方式签订第一笔委托贸易合同。但由于中方是政府行为，所以，它尚不能算完全意义上的中日民间贸易往来。而真正的中日民间往来，则始于1952年5月帆足计、高良富、宫腰喜助3名国会议员的访华。他们不顾吉田政府的阻挠，取道巴黎经莫斯科到达北京，并同中方的贸易团体签订了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在日本国内引起巨大反响。3名议员的壮举，不仅打破了日本当局的对华“禁运”，启开了两国间人员和贸易往来的大门，也打开了中日友好的道路。1953年10月，中日签订第二次民间贸易协议；同年2月，中国红十字会同日本赤十字社、日中友协等三团体达成护送在华日侨回国协议；至50年代末，约35000名在华日侨和约3600名旅日华侨陆续返回各自的国家，约3000具二战期间被抓到日本折磨致死的中国劳工的遗骨被分批送回中国。后来，作为这项工作的延续，50年代中期被中国政府宽大处理而获释放的1062名日本战犯和1958年被从北海道的深山中发现的中国劳工刘连仁，也都是在上述团体的协助下被送回各自国家的。由此可以说，1949年至1953年是战后中日民间交流“冲破阻挠，开始接触”的初始阶段，通过这种初期接触和交往，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解决了当时两国间迫切需要解决而官方又无法解决的问题，为迎接中日交往新时期的到来起到了探路的先锋作用。

中期的1954年至1957年，是中日民间交流“双向互访，扩大交往”的阶段。这一阶段，随着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日内瓦国际会议和万隆会议的召开以及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开始，中国的国际威望明显提高。在日本，民间团体和广大国民要求进一步扩大中日交往，着手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呼声日益高涨。迫于美国的压力，接替吉田内阁的鸠山政府虽基本未改变日本政府以往的对华政策，但对双方扩大并增加官方色彩的民间交往则采取“支持和协助”态度，为扩大中日交往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1954年9月底，两个日本大型超党派议员团40余人云集北京，同时参加中国的国庆典礼；10月，以卫生部长、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为团长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访日代表团赴日。这些不仅表明迄今由日方单向访华历史的结束和中日双向互访的开始，也表明互访的规格提高，步伐加快，官方色彩趋浓。在人员交往方面，日方从1952年至1954年底总共才有5个代表团访华，而1955年一年代表团即达9个，人数计800人，其中还包括前首相片山哲；从中方看，1954年只有10人访日，1955年增加到112人，1956年则达142人。而且，中方人员中多数是以民间团体代表身份出访的政府人员，如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农垦部部长王震等。在经贸方面，双方于1955年签订了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和第一次中日民间渔业协定；于1955、1956年相互在东京、大阪和北京、上海举办了商品展览会。在文化交流方面，1955年双方签订中日文化交流协定，1956年日本成立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使得两国的文化、科技交流活动增加。

后期的1958年至1060年，则是中日民间交流“反击逆流，以退为进”的阶段。1957年2月上台的岸信介政府积极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玩弄“两个中国”的阴谋，支持蒋介石“收复大陆”，破坏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履行，百般阻挠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谈判的进行，污蔑刘连仁为“非法居留”嫌疑，包庇纵容右翼暴徒制造“长崎国旗事件”，导致中方不得不“停止一切对日贸易活动和其他交流”，使来之不易的中日往来的大好局面面临严峻的考验。“国旗事件”后，中日间的人员往来又从双向互访退回到日方单向访华，民间贸易额也一路下滑。为反击岸信介的反华逆流，中国政府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在宣布暂停对日交流之后，提出了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原则，以调动日本民众把中日友好运动推向更新、更高的阶段。1959年3月，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访华，发表“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重要讲话，表示赞同中方的“政治三原则”，希望早日恢复中日邦交；同年9月，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访华，表示同意中方所提“政经不可分”原则。受其鼓舞和影响，日本国内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和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国民运动。1960年5、6月间，这一斗争运动达到高潮，日本各在野党、社会团体和各行业工会连续举行五、六百万人的大规模罢工、罢市和游行示威活动，迫使岸信介于7月辞职下台。

(二)推动复交的积累期(1961-1972年)

进入60年代，在国际上，因美苏两国从1959年开始首脑互访，国际形势有所缓和；1964年中法建交，西欧各国纷纷加强同中国的往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要求承认中国并恢复其在联合国席位的呼声增强。在日本，广大人民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争取恢复日中邦交的运动持续高涨，要求政府在对美政策上有更大的自主权，在对华政策上发展友好关系，重开两国间1958年中断了的各种交流与往来。迫于形势，1960年7月取代岸信介组阁的池田首相部分调整对华政策，在推行“政经分离”政策的同时，采取向前看的姿态，鼓励重开中日双向交往，支持发展两国贸易，默认双方进行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交流，主动委托民间人士同中国政府进行沟通。对于池田政府的对华举措，中国既坚持原则，又表现出极大的诚意和灵活性。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迎来转机，民间交流迅速恢复，且有所前进和发展，开始走向半官半民、亦官亦民的新阶段，进而通过“渐进积累”推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1.渐进中积累，逆境中发展。针对池田内阁对华态度的转变，考虑到“国旗事件”后因两国交往中断给日本经济，尤其是日本中小企业造成的实际困难，继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则“政经不可分”原则之后，1960年8月，周恩来总理又就中国的对日贸易方针提出了“贸易三原则”，把中日民间的贸易方式由“协议贸易”变为“友好贸易”。1962年9月，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受池田首相的“全权”委托访华，同周总理就以“渐进积累”方式发展两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达成“君子协议”；同年11月，廖承志和日本前通产大臣高碕达之助代表中日双方签署《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即“LT贸易”，开辟了新的半官方性质的贸易途径；1964年8月和1965年1月，“LT贸易”在各自对方的首都互设联络代表机构；1964年9月，中日双方实现互派记者，使中日关系迈向了半官半民的交往阶段。另外，1963年10月中日友协的成立和1958年日本著名人士西园寺公一开始举家常驻北京，也为中日民间交往增加了固定的联络窗口和新的沟通渠道。

上述政策举措的提出和各种交流窗口与渠道的开辟，把中日民间交流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1960年7月，由刘宁一率领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团的访日，标志着中日民间的双向交往重又开始，进而带动了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体育、宗教、文艺等领域民间交流的迅速发展；“友好贸易”与“LT贸易”的双管齐下，犹如一车之两轮，同时推动着中日贸易的不断扩大，形势十分喜人。然而，由于1964年底上台的佐藤荣作推行比岸信介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对华敌视政策，破坏中日已签贸易合同的执行，阻挠中日友好运动的发展，致使60年代下半期的中日关系再度出现冷却局面。但由于两国间已有良好的民间与半官方多个交流渠道作保障，也鉴于迄今长期积累的斗争经验，中国政府和中日两国人民并未因此完全中断双方的交流和往来，而是斗争中求发展，逆境中求进取，不断推动中日交流向更高的层次和目标迈进。据统计，双方的贸易额1963年即达1.29亿美元，恢复到50年代的最高水平；1966年则猛增至6.03亿美元，3年内增加了近4倍。受佐藤政府的干扰，1967年至1969年虽略有下降，但仍保持隐中有升的较高水平。在人员往来方面，两国民间的交往范围不断扩大，互访团队和人数也不断增加。仅1965年，日本就有185个团体、4472人访华；中国也有55个团体、397人访日。其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次，是同年41个团体的500名日本青年应邀访华，同中国15个城市的数万名青年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友好大联欢。正当双方为翌年举行第二次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积极做准备的时候，却因佐藤政府对日本青年拒发护照而使计划落空。中日两国青年致力于中日友好的热情，预示着中日复交的曙光已露；而佐藤政府的倒行逆施，则表明其已日幕途穷。

2.掀复交高潮，刮友好“旋风”。进入70年代，围绕中国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包括加拿大、意大利等西方国家在内的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1971年，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使中国的国际威望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提出“中日贸易四原则”和“中日复交三原则”，从政治的角度阐明进一步发展中日关系的政策主张。上述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使中日民间交流发展成为要求两国复交的声势浩大的国民运动，高潮迭起的友好互访“旋风”迫使日本执政的自民党把恢复中日邦交提到议事日程，推动了1972年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实现。

70年代初，日本各界要求日中复交的呼声日趋强烈，“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日中邦交正常化国民协议会”、“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等各群众性的复交运动组织相继成立。在这些团体和在野党的大力推进下，旨在恢复日中邦交的国民运动在日本各地风起云涌，蓬勃开展。如，1971年10月21日，日本全国举行有100多万人参加的大示威，要求佐藤内阁下台，立即恢复日中邦交；1972年3月1日，日本社会党、公明党、日本工会总评议会联合举行有2000多人参加的“实现日中复交国民大会”，强烈谴责佐藤内阁的反华政策，敦促日本政府早日恢复中日邦交；1972年4月11日，日本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工会组织和日中友好团体及西园寺公一等各界知名人士联合发起组成“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联络会议”，把要求日中复交的国民运动推向高潮。

中日复交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日本各民间团体和在野党在积极掀起中日复交国民运动的同时，也竞相派团访华，纷纷提出对华政策主张，推动中日复交的访华“旋风”骤然四起。自1970年11月至1972年3月，日本社会党、公明党、日中友好协会、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民社党等相继派团访华，分别同中日友协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表明在中日复交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其内容后来被归纳为“中日复交三原则”，有力地推动了中日复交三原则”，强调“日中复交已不再是可争论的问题”，“而是件要实行的大事”。由此可见，即使在自民党内，佐藤的反华政策也已不得人心。田中内阁成立后，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

三、被誉为“日本的基辛格”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自民党议员古井喜实等人，更是不断穿梭于东京和北京之间，在两国政府间穿针引线，铺路架桥，为中日复交的实现立下了汗马功劳。

面对政界、社会及友好团体的访华“旋风”，日本财界也不甘落后。1971年9月，以大阪商工会议所会长佐伯勇为团长、由日本关西五大经济团体领导组成的大型代表团访华；同年11月，由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日本商工会议所、日本经营者团体联合会、经济同友会四大经济团体的领导组成的东京经济界代表团也紧随其后，联袂访华。关西、东京两大代表团的访华，显示了日本经济界主流带有战略性的动向。受其影响，日本各大商社的社长也纷纷访华，主动表示接受“中日贸易四原则”，放弃派人出席“日台合作委员会”，要求加入“友好商社”的行列，直接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他们的访华，对日本政府的对华决策也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与日方的访华“旋风”相对应，中国也相继刮起了访日“旋风”。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推“双王旋风”和“孙平化旋风”。所谓“双王旋风”，分别是指1971年3月作为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副团长的王晓云和同年8月出席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葬礼的中日友协副会长王国权访日时，掀起的中日复交热潮。“双王”在日逗留期间，马不停蹄地走访日本各地，就中日复交问题广泛地与日本各界代表进行接触，交换意见，对推动竹入义胜、三木武夫、东京和关西两地财界首脑访华，尤其是大平后来作为外相为中日复交在田中内阁中所起的关键影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所谓“孙平化旋风”，则是指田中内阁成立后的1972年7月率上海芭蕾舞团访日的孙平化再次掀起的中日复交热浪。在为期一个多月的友好访问期间，他同“MT贸易”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肖向前遵照周总理的指示，积极开展对日上层工作，以不同形式会见田中内阁的主要大臣、各在野党党首、财界首脑和各有关团体负责人。特别是通过4次会见大平外相和一次会见田中首相，双方一致确认了中日“解决邦交正常化的时机业已成熟”，田中首相决定应邀访华。这次“孙平化旋风”，为田中首相9月正式访华和实现中日两国人民盼望已久的两国邦交正常化铺平了道路。

(三)促进缔约的高涨期(1973-1978年)

1972年9月，田中首相应邀访华，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随后，自1973年5月至1974年4月，双方又相继签订了海底电缆协议和贸易、海运、渔业、航空等政府间协定，为两国间的人员和贸易往来提供了方便条件和有力保障。但从立法程序上讲，联合声明代替不了双边和约，为化干戈为玉帛，确保两国永不兵戎相见，世代友好，要求日本政府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便成为70年代初期以后两国民间交流和友好运动的主旋律。

1.举大型交流，撒友好种子。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从客观上改善了中日民间交流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两国间的往来不仅数量陡增，且范围扩大，花样翻新。“友好之船”、“友好之翼”等大型交流活动接踵而至；“友好城市”、“友好公社”应运而生；名目繁多的各种友好交流团体层出不穷。这一切都表明，中日友好是时代的潮流，更加深入人心。

中日复交不久，为发展两国地方自治体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访华的日本朋友曾几次提出想与中国的城市结为“姊妹城市”。对此，周总理极为赞许，并建议把其称呼改为“友好城市”。自1973年天津与神户、上海与横滨结为友好城市起，友好城市便雨后春笋般发展。到1984年底，中日间的友好城市(含友好省、县)已达74对，占中国同世界各国所结友好城市总数(共143对)的一半以上，成为中日两国人民之间进行友好交流与合作的又一新的重要渠道，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另外，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在农业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在中日友好团体和有关人士的大力支持下，1978年10月，“中日友好人民公社”在北京宣布成立；翌年5月，西安与京都也在西安市郊举行了“友好公社”命名大会。这种以友好为大前提的“友好公社”，不仅得到了日本友好团体、自治体、政党和企业在物资设备方面的支持，且有大量的中国青年农民得以赴日研修，学到了许多先进的专业知识。

“友好之船”、“友好之翼”这种大型交流方式，也是中日复交后的70年代出现的新生事物。其特点是载人多，且可利用航行期间组织有针对性的学习和相互交流。据不完全统计，到1979年，来自日本的“友好之船”就达40余次，“友好之翼”接近60次。在这种大型交流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79年春夏之交由中日友协派出的“中日友好之船”回访日本。以廖承志会长为团长的“中日友好之船”由600人组成，团员来自中国政府部门和15个省、市、自治区。这不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友好使团，而且也创造了历史上海路交往的记录。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该船先后停靠下关、大阪、名古层、东京、室兰、新泻、富山、鸟取、福冈和长崎10个港口，史无前例地绕日本列岛一周，航程达6356公里。代表团相继访问了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的33个，走访167个市、71个町、3个村，参观工厂247个、农业单位155个、学校及其他设施763个。“中日友好之船”撒下了友好的种子，同时，团员们也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目睹了勤劳智慧的日本人民创造性的劳动，体会到了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2.伸“反霸”正义，促缔结和约。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中日复交时双方已达成协议，并载入《联合声明》。它不单纯是为了从立法上结束战争状态，更主要的是着眼于未来，确保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但由于自民党内一股势力企图以破坏友好条约的签订来达到其反华的目的，尤其是苏联一再对日本施压，进行牵制，日方则对是否把联合声明第七条的“反霸条款”写进条约犹豫不决，甚至持异议，致使条约谈判费时多年，历经田中、三木、福田三届内阁，才于1978年8月得以正式签订。这期间，两国的民间友好团体伸张正义，力主“反霸”，把运动的主要目标设定在促使日本政府早日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上。

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中日两国世代友好的基础和保障，也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强烈愿望。1974年10月15日，藤山爱一郎等20余名日本各界著名人士发表国民运动书，要求政府及早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2月8日，日中友协在东京神田共立讲堂举行“实现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国民集会”，从北海道到冲绳的各团体代表和著名人士2300余人出席，并向政府递交了呼吁书。以此为开端，日本各地的友好团体和群众组织纷纷举行集会和报告会，发起签名请愿运动，强烈要求政府签订“明确反霸条款”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1975年5月12日，日本社会党第六次访华团与中日友协共同签署反对两个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联合声明；同年7月1日，日中友协本部在东京举行由关东各县代表1000人出席的要求尽早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紧急集会，并派出52名代表分6组前往首相宫邸、外务省和自民党总部请愿；1976年10月22日，日中友协本部向众参两院议长递交由30个都、道、府、县中3.1万人签名的请愿书，敦促日本政府把“反霸条款”写入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1977年11月28日，福田内阁改组，园田直出任外相，为停止不前的中日缔约谈判带来转机。与此同时，日本的在野党也纷纷加入敦促缔约的行列。尤其是1978年6月2日日中友好议员联盟召开有230余名议员出席的临时大会，并通过决议一致要求政府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从而把这一国民运动推向高潮。在日本广大国民和各界的强烈要求与敦促下，福田首相顺应潮流，勇下决断，派园田外相访华，中日双方于1978年8月12日正式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并于同年10月23日在东京举行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最终完成了缔约的全过程。

(四)全面发展的繁盛期(1979—1989年)

70年代末，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生效和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为中日民间交流走向更高的层次创造了有利的环境条件。而80年代几乎每隔半年一次的两国政要互访，从侧面反映出中日友好已成为双方政府的既定国策，也给两国民间交流的全面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使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

1.友好成国策，“三会”得沟通。80年代，中日民间交流的全面发展，得益于双方政策都把中日友好视为基本国策。1978年10月访日的邓小平副总理把中日友好视为“中日关系的大局”；1972年12月访华的大平首相同华国锋总理一致确认，中日两国要“坚持和发展长久的和平友好关系”；1980年5月访日的华国锋同大平再次表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方针不变”；1982年6月访日的赵紫阳总理提出“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的中日关系三原则；同年9月访华的铃木首相倡导两国建立“植根于两国人民的根深蒂固的信赖关系”；1983年3月访华的中曾根首相强调，“发展日中两国良好的、稳定的关系，是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与中国合作，是日本的基本国策”；同年11月访日的胡耀邦总书记同中曾根首相商定在中日关系三原则中再加上“相互信赖”，使之成为指导中日关系的四原则；1988年8月访华的竹下首相指出，“维持和发展同中国的良好关系，是我国外交的重要支柱之一”；1989年4月访日的李鹏总理同竹下首相一致表示，两国“今后要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在技术、投资等领域继续扩大经济合作关系”。上述双方领导人富有成效的互访和一致的政治见解，是对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关系发展的经验总结和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内容的充实与发展，有力地推动着包括民间交流的两国友好关系的全面发展。

中日民间友好的历史悠久，基础雄厚，交流频繁，始终是促进两国关系顺利发展的坚实基础和强大动力。中日复交后，两国官方之间虽已建立起政府成员会议、外交事务当局定期协商等定期会议制度，但民间尚无建立这种固定的定期会晤机制。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多年致力于中日友好活动的一些老朋友的倡议，在双方领导人的支持下，中日民间于80年代初相继设立了“中日民间人士会议”、“中日友好交流会议”和“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等三个固定的交流渠道。中日民间人士会议第一次会议于1982年10月在东京召开，其主旨是着重讨论两国关系和国际形势问题，从民间的角度努力推动中日两国长期稳定友好关系的发展；中日友好交流会议首次会议于1982年8月在北京举行，其主要目的是两国友好协会之间，就如何开展友好工作总结、交流经验，讨论中日友好工作当前的重要课题和应采取的措施；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是根据1984年3月中曾根首相访华时两国领导人的一致同意设立的。委员会由老、中、青三结合的两国著名政界、经济界人士和学者组成，首届会议于1984年10月在日本箱根举行。其作用是根据《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关系四原则”的精神，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广泛的角度出发，探讨中日睦邻友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的途径，并向两国政府提出有益的发展规划和建议，努力开创21世纪中日更加友好的前景。该机构既不同于官方的政府成员会议，也有别于完全由民间人士组成的其他两个会议，它实际上具有半官半民的性质。上述“三会”的创立，是中日两国首脑和人民对历史及未来共同思考的结晶，集中反映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强烈愿望，有利于彼此沟通，消除误解，促进中日友好事业的不断发展。

2.交流多样化，往来呈盛况。两国领导人对中日友好的高度重视和民间“三会”定期会议机制的确立，使80年代的中日民间交流在保持原有传统形式的基础上，又有创新和发展，形成了多渠道、多领域、多形式、多层次交流的空前局面。其主要特点有:第一，更加大型化。继60年代500名日本青年访华的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和70年代开始的“友好之船”、“友好之翼”之后，中日之间的交流更加大型化。最具代表性的，是1984年金秋3000名日本各界青年应邀访华，同中国各地青年举行的大规模友好联欢活动。它再次掀起了中日友好的新高潮，成为中日交流史上的一次空前壮举。第二，政党化。进入80年代后，日本的各政党相继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党际交流关系。其中，自民党根据竹下首相的建议，从1989年起开始实施一项为期10年的日中青少年交流“长城计划”，每年都派10名年轻的国会议员偕200名青少年访华，同中国的青年政治家进行交流。90年代初自民党分裂后，这一计划由自由党接手，至今一如既往，为促进两国青年政治家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低龄化。中日之间人员往来的年龄结构趋于低龄化，青少年的比重日益增加，如，日中青少年访华的团队层出不穷，不仅1988年12月的“第六次日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大会”，一次就派遣1200名日本青少年访华。第四，行业化。自70年代开始缔结“友好城市”、“友好省、县”以来，两国地方自治体之间交流的发展势头不减，1987年其数量已突破100对，2000年则达200余对。与此同时，行业间的对口交流也蔚然成风。如，“友好学校”、“友好港口”、“友好报社”等相继涌现，科研、体育、教育、文化、医疗等机构之间的行业对口交流异常活跃。第五，“草根”化。随着中日关系的日趋密切和相互交流的日益频繁，这种平民化的“草根”交往活动也与日俱增。如“关西日中朋友会”、“名古屋日中朋友会”、“向中国赠送日语教材之会”、“日中技术留学交流协会”、“日中友好以信交友之会”等市民自发性的群众团体，既无社会名流参与，也无来自企业界的财源支持，几乎不被社会所知，全靠会员们的义务劳动所得或街头募捐来从事各种中日民间交流活动。至于中日个人之间或家庭式的友好交往，就更是多得不计其数，不胜枚举。第六，文化交流多彩化。随着1979年中日政府间文化交流协定的签订，80年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园地中又新增加了茶道、花道、俳句三株艳丽的奇葩；鉴真和尚坐像回国“省亲”及其纪念堂在扬州的落成，空海大师的纪念堂、纪念碑和遣唐使阿倍仲麻吕纪念碑在古都西安的修建，既是对古代中日友好伟大人物的讴歌、怀念，也是对今人和后人的鞭策、激励；中日自1978年首次实现互派留学生开始，两国间留学生、研修生、考察互访的专家学者不断增加。尤其是进入80年代中后期，私费赴日留学的中国学子急剧增加，中日间掀起新的留学热潮。第七，经贸往来复合化。1978年中日长期贸易协议和1982年中日科技合作协定的签订，使中日贸易关系由迄今的单一进出口交易向经贸科技全面合作的方向发展。从轻纺产品的来料加工到石油、煤炭、有色金属等领域的大规模合作开发，从单项的装配贸易到综合性的长期补偿贸易，从企业技术改造到电力工业、港口、交通运输、农业等方面的基础建设，从采用各种具体支付方式到接受贷款、合办企业、劳务出口、发行日元债券等，中日间的经济合作全方位展开，两国的贸易额迅速增加。据日方通关统计，中日间的进出口贸易额已由1979年的66.53亿美元猛增至1988年的193.28亿美元，整整翻了两番。

(五)走向成熟的务实期(1990—2000年)

进入90年代，东西方冷战结束，中日关系也迎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中日复交20周年的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访日和明仁天皇访华，标志着中日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20周年的1998年，江泽民主席作为国家元首实现历史性访日，同小渊首相签署《中日联合宣言》，把中日两国带入了“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在此背景下，中日两国的民间交流和往来也更趋于友好务实，平等互利，合作互惠，有力地推动了两国关系日益走向成熟。

1.任凭风浪起，友好不动摇。90年代初，冷战结束，苏联解体，日美摩擦加剧。而中日两国则政治关系良好，经济合作顺利，双边贸易猛增。1989年北京政治**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口“人权”问题挥舞“制裁”的大棒向中国发难。对此，日本政府虽持消极态度，但仍冻结了对华日元贷款，“劝告”日本公民暂停访问北京，给中日关系继续深入发展蒙上了阴影。从中日友好的大局和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日本各界有识之士和日中友好团体为敦促日本政府早日解除对国民赴北京的限制，恢复对华日元贷款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北京尚处于戒严状态之际，自民党中国研究会会长大石正光就率先访华，“对中国发生的事情表示理解”。接着，包括自民党元老、实力派人物在内的日本政界人士便纷纷发表意见，强调“日中关系与日美不同，日本不应追随美国，而应采取独自的政策”，“下决心恢复对华日元贷款”。与此同时，由日本50家旅行社组成的80余人的中国旅游观光考察团、以会长伊东正义为团长的超党派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以理事长森田尧丸为团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以理事长清水正夫为团长的日中友好协会代表团等也相继访华，表示“这件事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敦促日本政府早日解除对国民赴北京的限制，恢复对华日元货款。于是，日本政府有别于其它西方国家，率先于1989年9月25日宣布解除对日本国民赴北京的“自肃劝告”，于翌年7月宣布恢复第三次对华日元贷款，使中日关系重又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在对华政策上，日本朝野上下表现得如此行动快速，步调一致，说明中日友好已成为广大日本国民的共识，两国的民间交流更趋于务实、成熟。

2.往来讲务实，互利谋发展。90年代中日民间交流日趋务实、成熟的主要标志和特点是，其一，友好交流的内容更加具体、扎实。回望90年代，中日交流的友好活动不再仅限于形式上，而是在开展交流的同时也参加诸如改造沙漠、植树造林、修复古迹、扶贫助学等具有现实意义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具体、扎实。仅以横滨日中友协为例，他们除经常组团访华或接待中国访日团组外，还通过举办中文讲座、太极拳讲座、演讲会、电影会、诗吟会、文艺晚会、与中国留学生的交流会、往中国的大学派遣短期留学生等活动，增进两国人民“心与心”的相互理解，加深彼此的友谊。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没有任何资金来源的情况下，他们仅凭街头义卖和募捐，自1991年以来就已向中国的灾区、贫困地区捐赠慰问金、文教费、建希望小学等近500万日元，用于中国的扶贫救灾和发展教育事业。这仅是90年代中日民间友好交流的一个小小的缩影。他们的义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他们的精神已在中国儿童的心灵中播下友谊的种子，为中日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二，人员往来急剧增加。随着中日关系的日趋成熟和全面发展，90年代，两国间的人员往来也与日俱增，日本来华的人数一直居于各国之首，成为中国最大的客源国。据统计，仅旅游来华的日本人1994年就逾100万，远远超过第二位的美国(46.98万人)。1996年突破150万大关，达到154.88万人。大量的日本人来华，不仅有利于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也成为中国旅游创汇的主要来源。尤其是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日，两国政府达成5年间实现15000名青少年交流的协议后，中日两国的人员往来更是明显增加，其中，尤以2000年5月由日中友好团体和各界代表组成的5000名日本民间友好使节团的访华最为引人注目。在世纪之交的阳春季节，如此规模庞大、代表性广泛的日本使节团的到访，受到江泽民等中国政府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亲切会见，并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国的各界代表举行了隆重的欢迎联欢大会，从而把中日友好的高潮带入了人类社会美好的21世纪。

其三，文化科技交流成效显著。在技术交流方面，据统计，到1992年止，仅通过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渠道赴日的中国研修生就达4300人，同时，也有2400名日本专家来华进行技术合作。如天津港聘请神户港湾局局长鸟居幸雄为专家，帮助解决天津港压船问题取得明显成效；中国农业部门聘请日本水稻专家原正市传授水稻早育苗稀植栽培技术，使中国北方寒冷地区结束了不能种水稻的历史；中国地膜覆盖研究会聘请日本专家石本正一，使中国的地膜载培技术迅速普及，到1986年其面积已居世界首位，仅1985年就净增农业产值28亿美元。在文化教育方面，中国的赴日留学人员迅速增加，形成了公费、私费留学生竞相增长的局面。据日本文部省统计，1998年在日本大学就读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共22323人，占留日外国学生总数(51047人)的44%，居世界各国留日学生之首。到1993年止，已有8000余名中国留日学生学成回国，成为我国科研、教育及科技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其四，经贸合作数质量飞跃提高。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的发表和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进一步加快，以及中日长期贸易协议的再次续签和中日投资促进机构的设立等，为中日扩大经贸合作提供了可能。尤其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增强了自身的综合国力和对日出口能力；日元的升值和日本经济战略的转变，促使日本把国内过剩的资金和生产成本过高的企业转向海外。而中国及时抓住机遇，提供优惠政策，吸引日商来华投资；日本企业则通过增加对华投资带动对华出口。这种优势互补、互利互惠的良性循环态势，使90年代中日民间的经贸合作无论在质量或数量方面都出现了飞跃的发展。中日的双边贸易额从1989年的146.63亿美元猛增到2000年的831.70亿美元，增长了4.67倍。其中，日本的对华技术贸易也有新的增长，自1990年至1999年，中国共从日本引进技术设备5280项，总额达163.22亿美元。另外，由于中日进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两国贸易长期不平衡的问题也基本得到解决。按中方统计，1990年至2000年，日本的对华直接投资突飞猛进，实际利用金额达253.1亿美元，平均年增长24.95%，相当于前20年累计金额28.2亿美元的近9倍，结束了80年代增长缓慢的局面。同时，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项目，也由过去偏重于一般制造业逐步向IT产业等高技术领域转变，科技含量趋于提高。总之，在双边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8年保持中国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中国也连续7年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在进出口产品结构方面，两国正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方向发展；在中国引进外资和技术方面，日本一直名列前茅。中日民间的经贸合作已趋于合理、成熟，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三、作用

在战后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中日关系从不正常状态转为正常发展，从民间往来转为国家间交往，从友好、单一贸易转为经贸合作、全面发展，并逐步走向务实、成熟，经历了漫长而又曲折的道路。对此，民间交流发挥了巨大而又特殊的作用，无数仁人志士费尽大量心血，献出毕生精力，写下了可歌可泣、动人心魄的篇章。它像一根醒目耀眼的主线，始终贯穿于整个战后中日关系史的进程之中。良好的中日关系来之不易，民间交流功不可没。

(一)贸易入手，以经促政。经济是基础，是连结两国人民和政府的纽带；贸易是催化剂，推动着中日政治关系的改善。正是50年代初的记帐式易货贸易启开了中日交往的大门，使得包括政界在内的日本各界人士敢于克服重重困难同中国交往；正是四次民间贸易协议(协定)的签订，带动了50年代要求中日复交友好运动的勃兴；正是“友好贸易”、“友好商社”才未使“长崎国旗事件”后的两国交往完全中断，催生出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原则；正是“LT贸易”使两国关系进入半官半民的阶段，促进了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复交后的两国关系之所以得到全面顺利的发展，经贸合作的巨大潜能和磁石般的魅力，是其重要因素之一。当然，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也会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频繁的政治交往在很大程度上也往往服务于经济。1989年北京政治**后，日本率先冲破西方的对华制裁，很快同中国恢复了包括经济在内的全面关系，即是证明政治与经济互为促动，互为因果关系的有力佐证。

(二)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中日民间交流，亦称中日“民间外交”，是在50年代两国尚未复交，按照国际法仍处于战争状态的情况下进行的一种非官方交往方式。中日民间交流总是站在中日友好运动的前列，开中日交往之先河，为打开两国关系铺路架桥。它犹如优质强劲的汽油，运用中日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伟大力量，先从经济、文化交流做起，经过不断积累和创造条件，逐步迫使日本政府这台官方机器同中国政府进行接触，以推动中日官方关系的前进。如，帆足计3名国会议员不顾日本政府的阻挠率先访华，打开了中日交往的大门；中日民间贸易协议的签订，为两国间贸易的开展提供了可能；双方民间团体护送在华日侨和蒙难日本的中国劳工的遗骨回国，解决了两国间迫切需要解决而官方又无法解决的问题；中日民间渔业协定的签订，使两国的渔民得以安全有序地进行海上作业；中日民间团体签订的中日文化交流协定，把两国间的交流扩大到文化、科技领域:李德全、廖承志、郭沫若、雷任民、王震等中国要员冠以政府职衔率民间团体访日，有意突出政治和官方色彩，打破了日本政府不与中方进行官方接触的禁区，等等。尤其是随着两国民间交往的扩大和要求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的日中友好运动的蓬勃开展，迫使50、60年代的日本历届政府在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时不得不考虑到中国的因素及其存在。其中，从50年代起参与中日民间贸易的、具有官方背景的日本日中输出入组合，就是在这种“民间外交”的作用下而产生的。

(三)半官半民，以民代官。50年代的“民间外交”推行“以民促官”的结果，促成了60年代中日间“LT贸易”机构的建立和常驻代表处的相互派遣，以及“民间大使”西园寺公一的常驻北京。根据周恩来总理同战后多次出任日本内阁大臣的松村谦三之间达成的“君子协议”成立的“LT贸易”，双方都得到政府的支持，实际是半官方的常设机构。中方的廖承志办事处直接受国务院的领导，工作班子由外交部、外贸部等政策部门的成员组成，外贸部的地区政策第四局负责对日联络事务。日方的高碕达之助事务所的正式名称为日中综合贸易协议会，其成员主要由曾任内阁大臣的政治家和通产省、大藏省的官员及财界人士组成，与日本政府联系密切，实际是具有浓厚官方色彩的通产省外围团体。自60年代初至1972年中日复交，“LT贸易”不仅直接参与拓展中日综合贸易，而且为双方政界人士的互访、政府间的相互沟通起到了斡旋、中介和解决难题的“小使馆”的职能。如1963年双方经政府批准的利用日本输出入银行贷款的成套设备进出口合同的首次签订、1964年两国开始互换记者的实现等等。与此同时，它还同要求日中友好、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运动相配合，为70年代初“双王旋风”、“孙平化旋风”登陆日本，日本的“友好旋风”、“政党旋风”造访北京，直至田中首相正式访华最终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实际上发挥了官方职能的特殊作用。正如当初高碕奇达之助先生所言，在促进中日关系方面，“LT贸易”机构要像掘进机挖渠道一样，双方同时从两端向中间挖起，最后打通渠道，使之水到渠成。

(四)官民并举，相辅相成。自70年代初中日复交，两国关系步入正常发展轨道后，中日民间交流的队伍迅速扩大，渠道不断拓宽，机构逐渐增多，形式日益多样，作用愈加明显。“中日民间人士会议”、“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日友好交流会议”等民间对话机制的相继设立，中日长期贸易协议的签订，各地方政府及行业间对口交流关系的纷纷确立，同官方的对话机制、政府间双边协定及政府交流机构等并肩而立，并驾齐驱，彼此促进，相互补充，形成了官民并举，官民并茂，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新局面。实践证明，即使是在两国保持正常关系的情况下，中日间的民间交流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它像润滑剂和平稳器一样，时常调节着官方双边关系的平稳运行，越发显示出雄厚的群众基础和强大的生命力，为推动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全面、长期、健康的发展，起着官方或其他任何渠道都无法代替的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中日两国比邻而居，有着长达两千余年友好往来的悠久历史和长期的民间交流传统。战后，由于种种原因，两国之间竟有27年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民间交流是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下启开了中日交往的大门，并通过“渐进积累”推动了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中日复交后，民间交流的阵营迅速扩大，与政府间的交流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促进了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全面发展；冷战后，随着形势的变化，中日民间交流顺应时代潮流，互惠互利，脚踏实地，始终不渝地致力于中日友好和两国的繁荣与发展，为两国关系逐步走向成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应有的贡献。

特征与作用 篇3

关键词 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 载体； 特征

1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内涵

要理解思想政治教育载体，首先要先搞清楚什么是载体。“载体”是承载知识或信息的物质的形体。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要通过某种形式、手段向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传输符合我国社会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等。“对于教育而言，任何载体都承载着一定的价值负荷，它的教育作用可以分为显性的和隐性的，相对而言，隐性的教育力量是深刻的、持久的、不易察觉的。”[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强调指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思想道德建设为基础，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2]高等学校以培养人才为中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当把学生的全面协调发展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以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根本目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的必修课，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要求。”[3]

2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基本特征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课堂性。课堂教学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首先，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当前党和国家十分重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要求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大学生头脑。其次，形势政策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途径。中央要求建立大学生形势政策报告会制度，定期编写形势政策教育宣讲提纲，建立形势政策教育资源库，国家机关和地方党政负责人要经常为大学生作形势报告。高校已将形势政策教育作为必修课开设。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多样性。高校思想传播面向所有学生，不可避免的要考虑到各个学生的接受能力和性格差异，面对不同能力的接受对象，必须选择具有多样性传播载体，在不同的学生层中能起到通用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载体就必须是一个具有多样传播能力的集合体。而这个集合体的主要介质就是高校老师和辅导员，高校辅导员可以动态地把握学生的思想状况。作为针对个体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载体，谈话已经被包含在心理咨询中。这就要看高校工作人员对思想传播方法的把握。运用网络、手机短信或者视屏等一系列工具为传播提供有效途径。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网络信息性。在科技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信息化的管理已经取代传统的管理模式，成为社会的主流，高校是年轻人的聚集地，时尚电子产品的消费地，智能电脑、手机的广泛应用，已经全面覆盖了整个校园每一个角落，通过手机群发信息传播，这样既节省了时间又节省了空间。学校是半个社会，各种学生的心理汇聚于此，差异很大，但就信息化而言，学生并不排斥这种传播方式。事实表明，现代学生大部分时间都在网上交流，所以，信息化传播思想政治教育势在必行。

3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作用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可以引导学生关注热点。大学生阶段是个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与定格的关键时期。大学就是一个小社会。社会阶层的不同，给大学生的生活、就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必须要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对学生进行正确的引导，结合社会的热点的吸引力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其中，通过特定的载体对学生进行传播。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信息制作和传播速度加快使传播效率更高。与思想政治教育其他传播媒介相比，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媒介使得信息的制作与传播的速度方面快了很多，加强了其充当载体的作用。但信息网络传播也有其缺点，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信息输出的不平衡性， 使我们不仅面临着科学技术的挑战， 更面临着西方意识形态的挑战，发达国家的政治文化、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及其生活方式的渗透力度加大，对我国有机会上网的大学生的思想是个极大冲击， 网络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的边界意识”。[4] 所以，要利用载体来壮大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阵地，抵御外界的不良思想侵蚀到我们。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可以帮助建立良好的课堂教学体系。思想政治工作之所以难做的真正原因，在于思想政治工作是无形的，不像生产、建设等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那样便于把握和操作。我们要为无形的思想政治工作设计出适合其特点的载体，使它变得有形，思想政治工作就会好做得多。对大学生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教育，进行思想灌输，增强学生的思想理论水平。通过思想传播载体，可以发动学生对热会热点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立足于解决相关的思想问题。所以合适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可以帮助高校建立起一套有用的、有效的课堂教学体系。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可以促进校园文化的发展。高校是一个社区，如何对这个社区的资源有效、良性的流通，也要运用适当的方法，当中不仅需要党员的教育和管理，也要接受外来的新思想的冲击，只有思想上的碰撞才能产生新的火花，刺激整个体系的良心运转，深入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无论是学习上还是生活上，学生都会对教育他们的教育者有一定的看法，怎样在学习上自觉，在生活上自律，在思想上进取，都需要高校的教育者正确的引导教育，通过事实依据和重要思想，正确协调校内的资源，运用适当的载体方式，加强思想传播，对完善学校文化建设，实现规范管理起到重要作用。不仅对校园文化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也对校园文化有正面的引导作用。

参考文献

[1] 黄虹. 美国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探析[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10，5 ： p84

[2]赵利. 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研究综述[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2009，第一期：p127

[3]张敏、张启水. 适应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教育方法的研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有感[J] .商情（教育经济研究），2008.6：p38

党报民生新闻的特征与作用 篇4

何谓民生新闻?业界和学界对于“民生新闻”的内涵, 众说纷纭, 且尚无定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总编辑杨兴锋认为:“事关社会公众日常生活质量、生活方式的一切新闻都可以说是民生新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高贵开认为:“民生新闻, 与其说是一种新闻样式、新闻体裁, 倒不如说是一种新闻操作的理念, 是在操作上对新闻本质的回归或还原, 即它是一种针对新闻媒介和记者实践活动的价值取向。”简言之, 民生新闻应是与民有关且受民关注的新闻。那么, 地市党报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 作为主流媒体, 如何更好地运用民生新闻的特点、发挥其作用, 将其做大做强呢?

党报民生新闻的特征

笔者所在地区的《喀什日报》在民生新闻的报道方面也作了有益的尝试。作为新疆喀什地区唯一的党委机关报, 为顺应时代的需要, 从2004年进行改版, 增加了《关注》、《民生·社会》、《天天3.15》等栏目, 大胆让民生新闻登上头版, 以新面孔和新特色赢得了本地受众的心。

内容题材的本土化。在媒体“三贴近”原则的践行上, 《喀什日报》立足本土, 挖掘本地区的报道题材, 将视角对准社区、农村、家庭, 关注老百姓的身边事, 激发当地各族受众的认同感。《10万到4.3亿低保金彰显民生关怀》报道本地区民政局一分一厘管好用好群众“救命钱”, 低保资金目前已达到4.3亿元, 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低保户的关爱, 反映出我们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 而政府部门如何管好用好群众的救命钱, 体现出民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喀什日报》充分利用喀什的历史文化名城的价值, 在风土人情、民族特色方面做文章, 极力打造旅游文化产业工程, 努力使本地区的经济效益快速增长。

报道对象的边缘化。民生新闻要求覆盖面广, 尤其是媒体关注的边缘化人群。改版后的《喀什日报》充分体现农民的主人翁地位。如《莎车县农业保险给农民系上安全带》, 在国家、政府的支持下, 采取政府买单、农民受益的原则, 为莎车县全县70万亩棉花、55万亩小麦办理了农业保险。过去那种“一次受灾, 立刻致贫”的现象成为历史。还为农民开辟了专门的板块, 连续报道有关农业科技的信息。希望农民能在党和政府的扶持下, 尽快脱贫致富, 加入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来。

提供信息的服务化。加拿大的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曾经提出过著名的论断:媒介即信息。他鲜明地指出了受众从媒介中寻求的东西是信息资讯。民生新闻主要解决的是与民相关的问题:衣食住行、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健康等。《喀什日报》对此进行了细致的策划和版面安排, 设有《教育》、《医疗·健康》、《民生·社会》等专版。

传播方式的家常化。民生新闻要求以人为本, 《喀什日报》在报道民生新闻时, 力求与读者共同营造一种平等交流、互相尊重的氛围, 选择受众易接受的方式:《老城区居民的幸福生活》用讲故事的方式讲述老城区的居民从破旧不堪的危房中搬迁到新区中的新闻, 注重现场感, 拉近与当地少数民族居民的距离, 让所有的老百姓感受到来自党和政府的关怀。

党报民生新闻的作用

构建和谐社会已成为当前的总体目标, 民生又是首要而突出需要解决的问题, 党报需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为政府与群众之间搭建平台, 提供方便快捷的解决和沟通途径, 发挥民生新闻的重要作用。

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的作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刘海贵教授认为, 新闻报道要有报也有导, 有些民生新闻注重报, 却不注重导。民生新闻注重关注民生, 但比关注民生更重要的是要引导民生, 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这也是《喀什日报》一贯坚持的首要原则。也使其没有陷入到民生新闻报道容易犯的低俗化的泥沼中。除关注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外, 更多是将国家的政策、方针传入老百姓的耳和心。如对老城区的少数民族居民主要通过大力宣传让他们明白在这场大变化中谁才是真正的受益者, 而不是通过政府的强制性措施来实现。

发挥舆论监督的有效作用。民生新闻的实质是通过搭建平台协调政府和民众间的关系, 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同时, 对社会普遍反映强烈的问题应运用媒体的监督作用促进解决, 这样才能增强媒体的公信力和发挥主流媒体的权威性, 做老百姓的“代言人”。

有效增强受众群的阅读量。现在喀什地区的受众普遍反映《喀什日报》好看了, 耐看了, 应该说民生新闻是其主要的亮点, 不同的读者群可以通过每天不同的板块各取所需, 弥补了本地区无都市报的缺憾, 也为报纸扩大了市场。

《喀什日报》在民生新闻的报道中发挥了作为地方党报的作用, 但与内地大报相比, 尤其是在如何更好地发挥其舆论引导与监督的作用方面, 仍有较大差距。这也是摆在当地报人面前一门需要长期不断研究和实践的课题。■

参考文献

[1].姜伟丽.报纸民生新闻的“家常化”[J].青年记者, 2007, (16) .

特征与作用 篇5

艺术建构与审美图式的关系及其作用--阿多诺论现代艺术逻辑分析功能的特征

阿多诺以“批判理论”来剖析现代艺术,强调审美学逻辑对现代审美形式的指导作用.通过认识方法论的革新,审美理性可设法与客观理性建立广泛的.辩证关联形式,因为审美形式的建构并不是那种僵化的经验规范性程序,它以人的审美自由为导向,既强烈反对自上而下的推导,也同样反对自下而上的方法.现代艺术本身所具有的这种高度中介性的特点,就是它的分析逻辑功能的表现形态之一.

作 者：张永伟 作者单位：<思与行>杂志社,黑龙江,哈尔滨,150001刊 名：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6(2)分类号：B835关键词：建构 美学 阿多诺 辩证法

区际行政协议的概念、特征和作用 篇6

关键词：区际行政协议；行政协议；法域

一、背景

自香港、澳门回归、中国加入WTO以来，内地与港澳形成了一个主权国家内三个不同法域的特别行政区关系。随着2003年CEPA协议的签订，三地经济往来不断深入，港澳地区与内地部分地区逐步形成了稳定的经济区域（如粤港澳），为了协调社会事务和发展区域经济，三地政府间通过自愿协商达成了一系列的行政协议，如近年来签订的《粤港合作框架协议》和《粤澳合作框架协议》的先后签订，标志着以区域经济发展为目标的三地政府间的全方位合作正式拉开了序幕。这一系列的新型的行政协议属于区际行政协议的范畴，区际行政协议是在国家允许下珠三角地区的先行先试的合作机制，所以与其相配套的法律制度还不完善，不利于区际行政协议的长远发展和协议的顺利履行。因此，本文接下来将要探讨区际行政协议的概念、特征及其作用，希望能为完善区际行政协议的法律制度做出一些贡献。

二、区际行政协议的概念

区际行政协议是指，“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客观趋势和区域合作治理的目标指引下，一定经济区域内不同法域的行政机关之间为协调区际公共事务而订立的行政协议。”其内涵如下：

第一，是区域（际）经济一体化和区域（际）合作治理的内在要求。区域经济一体化指称的是自然地域经济内在联系、商品流向、民族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发展需要而形成的区域经济的联合体。实现经济一体化，就要求政府间通过合作治理的方式来弥补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的各种不足。区际行政协议作为政府间合作的方式之一被广泛运用，它从缔结到履行是一个自愿协商的过程，不仅有利于区域（际）政府间保持顺畅的沟通，同时也有利于合作事项的顺利实施。符合区域（际）合作治理和区域（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内在需求。

第二，区际行政协议是区际政府间所达成的行政协议。行政协议，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政主体或行政机关为了提高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效率，也为了实现行政管理的效果，而互相意思表示一致达成协议的双方行政行为。”行政协议可分为一个行政区内各个行政机关之间所签订的行政协议和跨行政区域的行政机关之间所签订的行政协议。这里的跨区域的行政协议又称为区域行政协议，是指区域政府间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在相互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的行政协议，“区域”是指已经形成较稳定的，有相邻的若干行政区组成的区域，特指“跨行政区划的区域范围”，必须跨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政区域，而且在这一区域范围之上不存在独立的“政府实体”。跨区域的行政协议又分为相同法域的地方政府间协议和不同法域的地方政府间协议。相同法域的政府间协议属于一般的区域协议，而不同法域政府间所签订的行政协议就是我们所说的区际行政协议。

三、区际行政协议的特征

从现存的粤港澳三地之间签署的行政协议来看，它们具有以下共同特征：

第一，主体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法域的行政机关，区际行政协议是在“一国两制”的方针下，由内地地方政府与港、澳特别行政区政府，内地地方政府职能部门与澳特别行政区政府职能部门间订立的，具有属于同一经济区域内但分属不同法域的特点。

第二，缔结内容为协调区际政府间的社会经济公共事务。通过政府间协商签订合作协议的方式，来处理区际间的公共事务和加强横向联系，建立协调机构来解决区际行政管理事务之间的矛盾，以达到共同发展之目的。

第三，区际行政协议的缔结和履行是自愿的。协议的缔结建立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之上。协议具有约束力，是缔约各方履行相关义务的依据。并且，缔约方通常据此制定出具体的实施方案或办法。区际行政协议的约束力并非源于任何成文法规范，而是基于相互信任而产生的自我拘束力，因而具有非强制性。并且，目前也没有法律专门规范该类行政协议，对区际行政协议的规范主要是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和通过行政机关所制定的内部规则来实现，因而，协议的违约责任主要表现为内部责任形式，不具有可诉性。

第四，在实践中，区际行政协议不仅约束缔约各方，还可能对其辖区内的相对人产生外部效果，“通过约定缔约机关之间的权利义务而使得相对人获得某种利益或使其利益范围受到某种限定。”协议具有事实上的拘束力，缔结协议的行政主体乃至辖区内的相对人是受其约束的，当其违反协议时也有相应的不利后果。“协议的实现也不表现为协议一次性的适用于某一特定对象，而是表现为各成员方制订相应的经济政策，并将之反复适用于某一类对象。”由此可见，区际行政协议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效力，但是具有事实上的拘束力。

四、区际行政协议的作用

首先，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发展迅速。“一体化是一个导向自由的概念，其首要的意义却是消极的形式，它意味着消除源自成员国间边界对生产要素的种种障碍，拆除各种影响自由流通的壁垒； 然后才是积极意义上一体化——推行共同政策，促进经济与社会政策的接近。”实践证明，单纯依靠市场自身的调节机制是不够的，区域市场的一体化要求政府之间主动消除各种妨碍区域间要素和产品流动的行政壁垒，实现经济区域内行政制度的协调一致。区际行政协议就是这样一种行政协调机制，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共同协商，以有效平衡经济一体化与政府利益之间的矛盾。

其次，有助于区域合作治理的顺利进行。传统的政府行政模式是一种行政区行政，各级地方政府基于行政区划的界限，只对本行政区内的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具有相当程度的封闭性和限制性。“近些年来，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特别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复杂社会生态所引发的行政区划内大量社会公共问题的日益‘外溢化’和‘区域化’，传统行政区行政的治理模式已越来越陷入‘治理失灵’的困境，于是一种新的公共行政治理模式即区域公共管理治理模式便应运而生。”区域公共治理，要求区域政府之间要通过一定的机制和规则共同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维护和增进地区共同利益。区际行政协议以契约的形式实现行政合作，以合作主导政府内部（下转122页）（上接120页）部门间关系以及政府之间的关系，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传统的 “部门主义”、“地方主义”等内部性问题对一体化进程以及有效治理的妨害。

最后，有助于解决两岸三地间政府合作的法制困境。我国内地与港澳地区一体化的区域经济发展，要求消除地方行政壁垒，离不开一体化的法制环境。崔卓兰教授认为行政法制的协调可以有三种路径：一是区域行政立法；二是建立区际行政冲突法规则；三是采用区际行政协议的方式。此种方式相比前两种模式具有明显的优越性：首先，它既尊重港澳地区高度自治权，又切实体现了一国两制下法域平等的基本原则。其次，这种模式程序简单、灵活便利、易于操作。由两地政府的行政首长通过联席会议机制就合作事宜进行协商、沟通，能够最大程度地平衡各方利益，做出科学的制度设计与程序安排。再次，采取这种方式不需要对现行法律制度作大的变动，易于为各方所接受，是一种较为务实的选择。

参考文献：

[1]韩德培，国际私法[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274页：“一般说来，一个具有独特法律制度的地区被称之为法域。”

[2]陈胜勇等，区域政府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载政治学研究，2004年，第1期。

[3]何渊，论行政协议，行政法学研究，2006年，第3期，第43～49页。

[4][法]德尼·西蒙，欧盟法律体系[M]，王玉芒等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16页。

[5]金太军，从行政区行政到区域公共管理——政府治理形态嬗变的博弈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7（ 6），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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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与作用 篇7

关键词：社区银行,文献综述,含义,特征,作用

一、社区银行文献综述

1.国外社区银行文献综述。国外文献对社区银行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展开:

(1) 社区银行的比较优势和效率。具体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与大型商业银行相比, 社区银行等中小型商业银行的比较优势是什么?如何测度社区银行等中小型商业银行的效率? (如Berger和Hunter, 1995;Timmer, 1993) 。

(2) 中小企业融资与社区银行之间的关系。具体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虽然大型商业银行与中小型商业银行均可发放中小企业贷款, 但通过比较发现二者有很多不同, 哪个更具优势?比较不同银行结构下的中小企业贷款, 以证明社区银行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极端重要性;社区银行的中小企业融资应以关系融资为主, 不同于大型商业银行的标准化融资 (如Berger和Udell, 1995) 。

(3) 社区银行与金融及经济的关系。具体研究内容主要包括:金融结构不同, 会对金融及经济增长产生哪些不同的影响 (如戈德史密斯, 1963) 中小型商业银行对稳定金融体系有哪些重要作用 (Holland, 1998) 。

2.国内社区银行文献综述。我国学者对社区银行的研究开始于本世纪初, 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发展社区银行的必要性。认为发展社区银行, 不仅能完善我国尚不健全的金融体系, 还能进一步加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 因而我国应该加快社区银行的发展步伐 (如巴曙松, 2002;林毅夫, 2001) 。

(2) 发展社区银行的途径。主张改造与新建并存, 即一方面改造部分已有的中小型金融机构, 使之转化为社区银行;另一方面鼓励民营资本组建新的社区银行 (如王修华等, 2007;王爱俭, 2005) 。

(3) 社区银行的市场定位。认为社区银行应以社区内的中小企业和居民家庭为自己的目标客户, 并对其实施关系型融资, 从而形成与大中型商业银行相区别的、能充分发挥其自身比较优势的市场定位 (如武力超等, 2010;陈正玉, 2011) 。

(4) 社区银行的经营绩效。为了给中国的社区银行提供有益的借鉴, 对1999年-2006年期间美国社区银行的资产收益率进行了研究, 发现其总体水平在1.3%以上 (如陈正玉, 2011) 。

3.相关研究评述

国外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1) 建立在发达国家国情基础上, 得出的结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并不完全适用;

(2) 大多数的研究较少涉及产权问题, 而这是我国发展社区银行的关键课题之一;

(3) 没有涵盖对社区银行的经营行为和特征有着巨大影响的金融法规等金融环境方面的内容。

国内研究的主要不足是:

(1) 研究手段比较落后, 定性分析为主, 较少使用定量分析;

(2) 缺少实证分析;

(3) 缺少关于社区银行与我国近年来出现的村镇银行和中小商业银行社区支行、小微支行的辨析研究。一部分学者将村镇银行和中小商业银行社区支行、小微支行归为社区银行, 而另外的学者则认为村镇银行和中小商业银行社区支行、小微支行与国外的社区银行不同。

二、社区银行的含义

1.国外对社区银行含义的界定。国外对社区银行含义的界定并不统一, 目的不同, 界定出的含义就不同。几种较有代表性的界定方法如下:

Williama R.Emmons等认为, 社区银行是指小型的、区域集中度较高的、拥有关系型信贷优势的银行;Allen N.Berger等认为, 社区银行是指发达国家的资产在10亿美元以下的国内银行, 发展中国家的资产在1亿美元以下的国内银行以及外资银行;堪萨斯储备银行认为, 社区银行是指总资产低于1亿美元的控股公司所拥有的银行。

综上所述, 可以发现, 不同定义之间存在着争议:

(1) 社区银行的判别标准只有资产总额吗?还有没有其他标准

(2) 如果以资产总额作为社区银行的判别标准, 那么, 这个资产总额是否包括控股社区银行的母公司的资产?

(3)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是否应该用不同数量的资产总额作为判别社区银行的标准?

(4) 将社区银行的资产总额判别标准确定为1亿美元或10亿美元是否合理?

2.我国对社区银行含义的界定。我国对社区银行含义的界定开始于2002年。具体情况如下:李建英等认为, 社区银行是指在一定地区的社区范围内按照市场化原则自主设立、独立按照市场化原则运营、主要服务于中小企业和居民家庭的地方性小型商业银行;晏露蓉等认为, 社区银行是指资产规模较小、主要为经营区域内中小企业和居民家庭服务的地方性小型商业银行;康卫华等认为, 社区银行是指从当地住户和企业吸收存款并向当地住户和企业提供交易服务的金融机构。

综上所述, 可以发现, 所有的定义其实大同小异, 都是从资产规模、服务区域和对象等方面进行定义的。

3.本文对社区银行含义的界定。根据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界定, 结合我国实践, 本文对社区银行含义的界定如下:

我国的社区银行应当是资产规模在20亿元人民币以下, 以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模式建立, 以盈利为主要经营目标, 经营范围局限于一定区域, 服务于当地社区经济的现代商业银行。

具体说来, 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 资产规模。不宜过大, 应当在20亿元人民币以下。

(2) 市场定位。应是草根银行, 产生于社区、服务于社区。

(3) 产权结构。应是以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模式建立, 以盈利为主要经营目标的现代商业银行。

三、社区银行的基本特征

1.单元制、小规模。单元制是社区银行的组织形式, 一般在一个社区内只设立一个营业网点, 在社区外不设或只设立极少数的分支机构, 这就导致社区银行的经营规模很小。这是社区银行最基本的特征

由于社区银行只专注于为本社区内的中小企业和居民家庭提供金融服务, 这就使得其服务更加精细化成为可能, 也才有可能在此过程中逐渐培育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2.机构设置边缘化, 市场定位弱势化。这两点都体现出社区银行对大中型商业银行的拾遗补缺作用。社区银行的机构设置、网点布局主要在大中型商业银行无意设立网点或已退出的地区进行;社区银行的主要服务对象是社区中小企业、居民家庭、甚至下岗待业人员。

3.经营资本多元化。社区银行的经营资本可以来源于社区国有或民营资本投资、法人或自然人投资、企业或事业法人投资。

4.资金来源于社区、运用于社区。即社区银行的负债业务和资产业务主要在社区内进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社区银行的资金运用与大中型商业银行的资金运用截然不同。虽然社区银行也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银行, 但它在资金运用过程中, 却是把贯彻当地政府的经济政策、发展所在社区的经济放在首位, 而把自身的盈利及发展放在第二位。

(1) 对中小企业发放关系型贷款。这是社区银行的核心资产业务。关系型贷款的关键词主要有三:以便于监督为前提;以发展长期客户关系为目标;以个性化的贷款条件为特征。由此可以看出, 对中小企业发放关系型贷款, 既是充分发挥社区银行信息优势的必然结果, 又可以为社区银行带来相对稳定的客户流和收入流。

(2) 城市个人零售业务。城市个人零售业务笔数多、每笔金额小、要求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服务, 这些都是最适宜于由社区银行而不是大中型商业银行加以满足的特点。所以, 城市个人零售业务成为社区银行的重要业务之一。

(3) 农村个人零售业务。农村个人零售业务分布在基层且非常分散, 所以, 业务开展的难度、风险都较大。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由组织结构复杂、管理和监督成本较高的大中型商业银行去从事这种业务, 无异于雪上加霜, 结局只有亏损;而由组织结构简单、管理和监督成本较低的农村社区银行去从事这种业务, 就有可能盈利。况且, 还能受到国家和中央银行的扶持。因此, 农村社区银行定位于农村个人零售业务。

5.信息沟通对称化, 经营特色个性化。社区银行贴近社区, 与大中商业银行相比, 具有明显的地缘优势, 因而对社区客户包括个性化的金融需求在内的各种经济信息和非经济信息都非常了解, 并进而设计出针对性极强、极具特色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6.经营决策快捷化。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社区银行的外部组织形式和内部组织结构都较简单;二是社区银行对社区客户的各种信息了解得比较透彻, 基本上克服了信息不对称的障碍。

7.服务收费低廉化。这主要是由于社区银行很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由于规模小、实力弱, 为客户提供的金融服务与大中型商业银行相比, 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为了留住客户, 故收取较低廉的服务费用。同时, 社区银行的交易成本和代理成本较低也为这种“自知之明”提供了可能。交易成本低是由于社区银行基本上克服了信息不对称的障碍;代理成本低主要是由于社区银行的规模较小。

四、社区银行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1.通过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对经济结构产生积极作用。中小企业具有超强的创新能力, 能促使新兴行业的诞生或重振原本衰落的行业, 其对一国经济结构的作用不容小觑。社区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 因而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中坚力量。

20世纪80年代以来, 美国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远远高于大企业。美国创新成果的70%多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 而大企业只完成了美国创新成果的30%多, 前者是后者的2倍多。

服务创新、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和管理创新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小企业创新的主要种类。其中, 服务创新占比最高, 高达39%, 其余的依次为产品创新, 工艺创新和管理创新, 占比分别为33%, 17%和11%。

2.通过推动农业发展对经济结构调整产生重要作用。农业是基础, 农业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都至关重要。农村社区银行为农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推动农业良性发展, 从而对经济结构的优化产生特殊作用。

截至2001年6月末, 美国社区银行共发放239亿美元的农业固定资产类贷款, 占所有银行发放的同类贷款总和的64.6%, 其中, 金额小于等于$100K的农业固定资产类贷款110亿美元, 占所有银行发放的同类贷款总和的82.6%;共发放284亿美元的农业运营贷款, 占所有银行发放的农业运营贷款总额的60.6%, 其中, 金额小于等于$100K的农业运营贷款160亿美元, 占所有银行发放的此类贷款总额的82.2%。农业固定资产类贷款和农业运营贷款占所有银行发放的同类贷款总额的比例均超过了一半以上, 两种贷款中金额小于等于$100K的部分占所有银行发放的同类贷款总额的比例均超过了80%以上。

3.以普通居民个人消费信贷为途径对经济结构调整产生作用

在任何社会, 主流人群都不可能是富裕阶层, 而是普通居民, 尤其是其中的中产阶级, 更是绝对的主流。所以, 普通居民的个人消费才是真实的内需结构的反映, 以其为导向进行经济结构调整, 才是正确的经济结构调整方向, 也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社区银行的重要业务之一就是为占居民绝大多数的普通社区居民提供个人消费信贷, 从而对经济结构调整产生作用。

参考文献

[1]Basset, William F.and Thomas F.Brady.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Small Banks, 1985-2000[M].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2001:19-28.

[2]Berger, A.N.and Udell, G.F..A more complete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financing of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R].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2005.

[3]Berger, A.N.and Udell, G.F..The economics of small business finance:The roles of private equity and debt markets in the financial growth cycle[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1998 (22) :613-673.

[4]王浩, 魏志华, 何文虎, 杨云龙.社区银行研究文献综述[J].西部金融, 2013 (02) :35-38.

[5]王爱俭.中国社区银行发展模式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6.

特征与作用 篇8

关键词：地方,社会体育,立法,作用,特征

1 引言

为了完善我国社会体育的法制体系,推进体育立法工作,加快我国地方性社会体育立法的建设,已成为我国体育法制建设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研究制定地方性社会体育立法,对保障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促进社会体育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的确定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1995年至2012年我国现行有效的涉及社会体育领域的地方性体育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共计244部。(本研究收集整理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以及其它文件是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中所收集的官方法律文本资料,其它范围的不再本研究的范围内。)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在研究的过程中,检索了相关的网站,查阅了大量关于立法方面的著作,收集与整理了有关立法学、体育法学的文献,为确定思路和论文内容、框架打下了基础。

2.2.2 归纳分析法

本研究通过运用归纳法对我国己有的地方性社会体育法规和政府规章进行归纳和整理,并以此为基础对我国地方社会体育立法的作用和特征进程进行了分析探讨。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我国地方社会体育立法的作用

地方社会体育立法的作用,指地方社会体育立法对国家、社会和公民生活所具有的功能和效用。现阶段中国地方社会体育立法的作用主要有:

3.1.1 使宪法、体育法、行政法规和国家大的政策方针得以有效实施

在现阶段中国国情之下,宪法、体育法、行政法规和国家的大政策方针,在一般的地方行政区域内,是要统一实施的。在民族自治地方和特区范围内,某些法律、行政法规或它们的某些内容,可以由当地有权的政权机关加以变通实施。虽然有这种区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无论何地,都有实施宪法、体育法、行政法规和国家大的政策方针的义务。一方面,地方社会体育立法可以使它们得以具体化,为它们制定实施细则或变通规定,使它们在情况各异的各地得以有效推行。另一方面,地方社会体育立法可以对它们的欠缺或不便操作之处,加以补充或使其便于操作。

3.1.2 解决中央立法所不能独立解决或暂时不宜由中央立法解决的问题

在立法上存在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国家,中央立法和地方体育立法应当有各自的调整范围。有的重大问题是由中央解决,有的问题由地方解决,有的问题由中央和地方共同解决。但在中国,由于种种原因,如经验的局限、时机未到、各地情况很不平衡,中央立法对应当由其解决的问题往往不能独立解决,对应当由其和地方立法共同解决的问题,往往不能与之共同解决。在这类情况下,如果这些问题急需以立法的形式解决,便不能坐等经验的积累、时机的成熟以及其他条件的具备,而可以由地方对这些问题先行立法,或由中央授权地方先行立法,积累经验、等待时机、创造其他必要条件,为其后的中央立法或中央和地方共同立法(如中央制定法律、地方制定实施细则),作好准备。

3.1.3 自主地解决应当由地方体育立法解决的各种问题

在现阶段中国,不仅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特区和特别行政区,在立法上享有程度不同的自主权,在一般地方,也享有一定的立法自主权。地方体育立法的自主性,主要表现在它可以在地方体育立法主体的职权范围内,解决地方特有的并需要以立法解决的问题。地方体育立法自主性的范围,不是以中央是否有专门法律或法规对某些事项加以规定为标准,而以是否属于中央立法范围和是否属于地方体育立法范围为标准。

3.1.4 促使中国体育的法制更加完善

中国要彻底摆脱旧传统中落后的、阻碍我们走向现代化境地的人治因素,建成现代法治国家,要求中央和地方都来努力立法。地方体育立法主体的职权和职责范围是广泛的,其中有许多需要通过立法形式,才能得以有效行使和履行。应当把需要以立法形式解决的问题、调整的事项,都以立法形式予以解决、调整。如果中国地方体育立法搞好了,就会促使中国的体育事业向前飞速的发展。

十多年来,中国体育立法成为整个法制链条中发展最快的一个环节,与这期间地方体育立法的重建和不断进步,关系极大。地方社会体育立法对中国经济、政治、法制、文化和其他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3.2 我国地方社会体育立法的特征

3.2.1 区域性

地方立法的主体只能是地方国家机关。地方社会体育立法的任务是解决地方社会体育问题,尤其是注重解决应当以立法解决而中央立法不能或不便解决的问题。地方社会体育立法可以有或应当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其基本原则之一是要从本地实际出发,保持地方特色。地方社会体育立法的效力范围限于本地行政区域内。比如北京、上海、天津、黑龙江等地方制定了竞赛管理办法,西藏、青海、四川等地方结合当地特点,制定了登山管理办法,有效地解决了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理顺了关系,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3.2.2 复杂性

从总体上说,地方社会体育立法比中央立法更复杂。首先,地方社会体育立法有更多的关系需要处理。在中国,制定地方性法规,至少要处理六种关系:与宪法和法律的关系;与行政法规的关系;与部门规章的关系;与地方政府规章的关系;与上级或下级地方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的地方性法规的关系;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地方性法规还要处理与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关系。其次,地方社会体育立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更具体,在总体上规定的事项更多,许多不宜由中央立法解决的问题便由地方社会体育立法解决,这也增加了它的复杂性。再次,各地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在使地方社会体育立法异彩纷呈的同时,也使地方社会体育立法复杂化。当然,地方社会体育立法更具复杂性,是从地方社会体育立法的总体情况来说的,不是任何一种地方社会体育立法,都比中央立法更复杂。

3.2.3 非均衡性

城市立法在地方体育立法中逐渐占据重要位置。城市尤其是国家规定地大城市在现代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它们应当行使地方立法权。城市的发展状况也是社会文明发展状况的标志。在现代社会,城市承担着比一般地方繁重和复杂得多的组织、管理经济文化和其他方面事项的职责,日益成为整个经济、政治、文化、科学、法制、教育和居住的中心。城乡缓慢融合的过程,城乡差别逐渐消灭的过程,主要是更多的乡村实现城市化的过程。再加上城市本身的人口密度就大、社会分工精细、生活节奏快、矛盾和复杂问题多等特征,决定了应当注意给予城市特别是重要城市地方立法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日益突出,尤其是这些年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状况如何,渐成整个改革成败的关键。因而城市地方体育立法也十分必要和重要。

3.2.4 滞后性

我国现行的体育法规、行政规章有67部是20世纪90年代制定的,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阶段,计划经济仍占据主导地位,而中国的体育事业也属于被计划的范畴。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几十年改革开放使得经济高速发展,国民经济及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作为受经济条件制约的上层建筑一部分的体育当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变化。这使得当初制定体育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时所依赖的基础及所规范的内容发生了变化,21世纪初,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经济、文化、政治、法制等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90年代制定的体育立法会对新世纪的体育立法起到一定的滞后作用。

参考文献

[1]闫旭峰.体育法学与法理基础[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7.

[2]于善旭.对我国体育法制建设发展战略的思考[J].体育与科学,2001(6).

[3]郑瑶,金开云.关于我国体育立法若干问题的研究[J].浙江体育科学,2003(4).

[4]黎晋添.地方全民健身法规建设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8(1).

[5]赵芳.浅析我国体育立法的基本特征[J].辽宁体育科技,2004(1).

特征与作用 篇9

文化育人是高职院校的重要功能, 也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内在要求。然而当前国内有相当部分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体系不完善、文化育人功能尚未充分发挥, 导致育人质量不高、育人特色不鲜明。究其原因是由于高职院校办学历史普遍较短, 文化积淀不深厚, 特别是没有形成适合高职教育的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品牌。因此深入研究高职院校文化育人的内涵、特征与作用对于完善文化育人体系、发挥地方 (行业) 优秀文化育人功能、提高育人质量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1 高职院校文化育人的内涵

1.1 高职校园文化内涵

知名教授潘懋元对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内涵作过全面论述:从广义上讲高校校园文化是高等学校生活存在方式的总和, 包括智能文化、物质文化、规范文化、精神文化四个方面[1]。高职校园文化是一所高职院校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较稳定的具有特色的精神环境与文化形态, 是全体师生员工通过教育实践活动沉淀的普遍认同并遵循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的综合反映, 是学院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一般可分为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两部分。显性文化是高职校园文化具体的空间物态形式, 主要由环境文化和设施文化组成;隐性文化是在高职院校教育教学、管理和师生活动过程蕴含的体现学院办学思想、办学目标、教育理念、意识形态和与之相适应的规章制度和组织形式。

高职校园文化内涵建设的逻辑起点是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本源和文化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 同时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高职校园文化内涵除了具备高校校园文化内涵外, 还应该具有浓郁的职业文化、应用文化、区域性或地方性或行业性的文化特点, 这些特点都应在其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上有充分的体现。笔者所在的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充分利用娄底地域文化中得天独厚的人文资源, 在全院实施“铸魂工程”, 深入挖掘、开发和利用娄底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 弘扬“坚韧、勤奋、尚德、自强”的娄底精神, 打造“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娄职文化品牌。

1.2 高职院校文化育人

人创造了文化, 同样文化也塑造了人, 这就是通俗意义上的文化育人。高校文化育人, 指的是把社会理想和人类伟大精神沁入到大学生的内心的进程, 是向人们的思想理念注入人性中的尚德、进取、责任、包容、感恩、良知、谦虚等美德的过程[2]。高职院校要通过培育和构建优秀校园文化、完善育人体系和育人模式, 实现优秀校园文化的传承、传播和创造, 塑造出人格健全、素质优良的技术技能人才。高职院校要解决好文化和育人的关系, 文化育人, 文化是载体, 是内容, 是手段, 是环境, 是基础;育人是目的, 是原则, 是核心, 是结果, 是一切教育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文化与育人是互为支持, 互为因果的关系。优秀的高职文化濡养、培育出优秀的人才, 优秀的人才继承、创造出优秀的高职文化。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的“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重点培养高职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精神, 构建了具有娄职特色和个性的文化育人体系, 系统设计了文化育人的内容框架、实施路径、体制机制、保障措施, 确保文化育人真正落到实处, 取得了良好成效。

2 高职院校文化育人的特征

2.1 高等性

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 必然具有高等教育的基本属性。首先在人才培养规格和定位上体现了高等性, 高职教育培养的是高素质人才, 高素质要求具有较高的人文素质、专业素质及职业素养等。不仅要求掌握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 更承担着培养学生职业核心能力和职业素养, 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学会学习、学会交往、学会管理、学会解决问题, 成为心智与人格全面和谐发展并具有强大职业迁移能力和发展后劲的社会人。同时高职教育培养的是技术技能人才, 要求在技术技能应用和创新上有较高水平, 在技能层次上具有高级性的特点。其次在学校校园文化建设和教学科研水平上体现高等性。高职院校要求具有适合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规律的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校园文化, 以及高水平、高品味的教学和科研。

2.2 职业性

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 (教职成[2015]6号) 提出, 高职教育要求“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以服务发展为宗旨, 以促进就业为导向, 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致力于培养面向生产、管理、建设、服务第一线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这一清晰定位使“职业性”成为高职院校的显著特征, 它体现在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文化育人的方方面面。高职院校主要是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准员工、准职业人, 符合企业的用工需求与企业文化准则是其重要的育人标尺。因此, 职业精神、职业文化、职业道德、职业素养等一系列的培养就成为高职院校文化育人的一项重要内容, 成为高职院校“职业性”特征的显性特征。

2.3 地方性 (行业性)

高职院校无论是地方性高职院校还是行业性高职院校都有明确的服务面向, 这个服务面向就是要立足地方 (行业) 产业的实际, 主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发展。这一明确的服务面向定位要求围绕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需要, 促使高职院校的专业结构、课程体系和校园文化主动与之相适应, 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 所以说高职院校的育人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同时校园文化作为社会文化在高职院校的映射, 也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构造和环境。因此无论是校园精神的提炼、价值理念的形成, 还是文化氛围的营造、文化活动的开展都要突出地方性 (行业性) 。尤其是植根于地方文化企业行业土壤之中的地方高职院校, 其校园文化应主动吸收地方文化精髓, 依托独特的地方文化构建特色校园文化[3]。

3 高职院校文化育人的作用

3.1 具有价值导向功能, 有利于高职技术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

高职院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具有大国工匠精神和创新创业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要实现这一任务必须依靠技能培养与人文素质培养两条腿走路, 才能不偏废。优秀的校园文化控制和影响着学生的思维方式、价值判断、行为习惯, 是每个学生内心的精神需求和严格遵守的行为准则。完善的文化育人机制能增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适应性, 提高学生在知识获得、技能习得、素质养成上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培养出具有大视野、大胸襟、深底蕴、更健康的技术技能人才。

3.2 具有情感激励功能, 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当一种高品质的融合校地文化元素的价值观得到高职院校师生的认同后, 能够把学校各个成员凝聚在一起, 产生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 迸发出强大的能量, 使他们能够为学校的发展及自身的发展开拓进取, 勇往直前。同时能有效激发学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让学生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受到感染和教育。

3.3 具有价值认同功能, 有利于促进高职校园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高职校园文化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学生的价值判断、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通过文化熏陶和对社会现实的分析, 学生能够塑造适应现实和社会发展需求的价值观, 限制和调整自身行为。因此学生能够自觉成为优秀校园文化的传承者与创新者, 从而推进校园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

3.4 具有情感陶冶功能, 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

文化育人对学生的影响带有深刻性、潜在性与持久性。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中情操的陶冶、文化的沐浴、人格的升华和道德的洗礼, 对学生的全面发展、个性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通过强调学生系统性、多方面的了解、学习、发展, 夯实底蕴, 为学生今后在任何一个专业方向上的深入与精致提供坚实的土壤、提供丰富的营养, 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通过强调学生基于性格、爱好、能力、特长而选择的与别人不一样的发展方式与方向, 尊重与体现学生的个性、自由、人生理想, 实现学生的个性发展。

摘要：高职院校要提高育人质量关键之一是要充分发挥优秀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高职院校文化育人的内涵在于其文化品牌和文化育人体系;高职院校文化育人的特征是高等性、职业性、地方性 (行业性) ;高职院校文化育人的作用是四个功能和四个“有利于”。

关键词：文化育人,内涵,特征,作用

参考文献

[1]潘懋元.新编高等教育学[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2]任世强.大学文化的育人功能及实现路径[N].光明日报, 2013-12-01.

特征与作用 篇10

“茶叶之路”，是清代山西商人开辟的一条贯通中国南北、总长5 000余千米的茶业国际商道。

这条商道清初以福建武夷山下梅为起点，经梅溪水路至崇安县城，再经山路至江西铅山河口镇，改水路抵达湖北武汉汉口(清咸丰二年以后，商道改由湖南安化为起点经水路抵达汉口;后又改为湖北蒲圻为起点，经水路，抵达汉口)。商船汉口中转换船后，逆水汉江经茶圣陆羽的故乡天门，再出襄樊，溯唐白河、唐河北到河南赊旗店(今社旗县)。从赊旗店上岸的茶商开始改用骡马驮运的陆路行程，经裕州(方城)、叶县、宝丰、汝州、洛阳直抵黄河南岸的孟津渡口。渡河后，北上泽州、长治、经子洪口进入晋商的家乡，晋商在家乡稍事休整后，全部改换畜力大车，经太原、阳曲、忻州、原平，直到代县黄花梁。在此分为两路，一路经雁门关、岱岳(山阴)、右玉，穿过古长城的杀虎口到达归化(呼和浩特);另一路经应县、大同到达塞上重镇张家口。从归化和张家口之后，一律改由骆驼载运，直抵库伦(乌兰巴托)和中俄边贸城镇恰克图，实现对外贸易(见图1)。

这条线路有以下特征:从茶叶之路的不同起点到赊旗店主要为水路运输，水路又分两部分，汉口以前主要为江湖水运，相对顺利;汉口以后，改由小船逆汉江及唐白河，行路艰难;从赊旗店到归化和张家口为旱路骡马运输;从归化和张家口到恰克图为在茫茫沙漠上的驮运。

2 茶叶之路沿途晋商会馆设立及作用

在茶叶之路沿途建有许多晋商会馆。文中对茶叶之路沿途所建的晋商会馆及简介作如下统计:

江西铅山河口镇山陕会馆:位于商业区一堡街。建于清代。湖南安化陕晋茶商会馆:位于黑砖茶始发地安化。

湖北汉口山陕会馆(西会馆，西关帝庙):位于汉正街循礼坊夹街后。最初为关帝庙，始于顺治年间。康熙二十二年，在关帝庙的基础上正式创立了山陕会馆。后被日军炮毁。现存清光绪二十二年《汉口山陕会馆志》。

湖北天门市岳口镇春秋阁山、陕帮会馆:建于清乾隆六十年。解放后改建成人民剧场。

湖北潜江张集港镇山陕会馆:建于清代。

湖北沙洋山陕会馆:位于正街及相邻的向阳门街之间，修建于明末清初。

湖北钟祥旧口镇山陕会馆:建于清代，已被日军焚毁。

湖北宜城小河口镇山陕会馆:位于小河口镇东街，建于清代。

湖北襄樊山陕会馆(秦晋会馆):位于樊城磁器街、皮坊街、邵家巷交接路口，现为襄樊市第二中学校址。康熙五十二年创建，乾隆三十九年和嘉庆六年曾增建、重修。会馆大部被毁，现存前殿、正殿、钟鼓亭、石狮、影壁等基本完好。

河南唐河源潭镇山陕会馆:始建于清雍正九年，清乾隆七年重修，四十六年竖铁旗杆。会馆现保存完好。

河南赊旗山陕会馆(关公庙):位于今社旗县城(原赊旗店内西部)。始建于乾隆二十一年，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不断扩建而成。1963年列入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存完好。主要建筑有:琉璃照壁、悬镒楼、石牌坊、大拜殿和春秋楼，木旗杆、铁旗杆、东西辕门、东西马厩、钟鼓二楼、东西廊房和大拜殿两侧的药王、马王两座陪殿及道坊院等等。

河南赊旗桥头镇山陕会馆:位于赊旗店西20里桥头镇。始建于1749年。现已经不存在。

河南方城山陕会馆:位于拐河镇。建于清咸丰十二年。现已改作小学。

河南叶县山陕会馆:总共有四处，分别为县城北关山陕会馆，建于清代;旧县镇山陕会馆，建于清代现存戏楼;龙泉镇山陕会馆，建于清乾隆年间，现已经被拆毁;廉村镇山陕会馆，建于清代，现存戏楼。

河南汝州山陕会馆(陕山庙):位于城关。建于清代。现已经不存在。

河南汝州山陕会馆(关帝庙):位于半扎镇东街。建于乾隆二十六年。现存戏楼拜殿。

河南洛阳山陕会馆(西会馆):位于南关马市街。建于清康熙年间。仅存戏楼、大殿、照壁和碑碣数通，余皆毁;现为洛阳市第七中学校舍。

河南洛阳潞泽会馆(东会馆，关帝庙):位于洛阳老城东关新街。建于清乾隆九年。现存清代乾隆间碑记两通，舞楼保存完好;该会馆现已修葺一新，辟为博物馆;2001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山西太原诸县会馆:在太原城内密布有省城诸县会馆，现绝大部分已不存在。

河北张家口山西会馆(关帝庙):位于上堡营城子。建于清乾隆年间。现为大兴戏园。

河北张家口太谷会馆(关帝庙):位于下堡东关街路口北。始建于明代，清代曾多次重修。现只留残存届石。

内蒙古归化城(呼和浩特)晋商诸社:在归化旧城内建有诸多晋商行会。

从以上会馆名称可看出，在河南洛阳以南的会馆都是由山陕商人合资兴建的，反映出山陕商人在共同活动的区域紧密合作，互利互惠的商业精神;而从洛阳开始山陕商人便分道而行，因此，洛阳以北的茶路上的晋商会馆主要是山西商人独建的。

从茶叶之路沿途上的晋商会馆建造时期的角度看，基本分为两类:一类是在茶叶之路形成之时，已在一些重要商业城镇中建有会馆，并已在当时的晋商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如赊旗店在茶叶之路形成之时已经成为南阳地区最重要的商业枢纽。茶叶之路因这些会馆的存在而取其道;另一类是在茶叶之路形成后，因需而设的。

这些会馆对茶路上的晋商投宿、缓解旅途劳累、转换货物、信息沟通、情感联络、文化精神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

3 茶叶之路沿途晋商会馆的分布特征

从茶路沿途晋商会馆的分布图来看(见图2)，晋商会馆主要集中建在以下几个区域:

1)茶路的起点:湖南安化是黑砖茶始发地，在这里建有陕晋茶商会馆。

2)茶路的重要中转站:江西铅山河口镇是茶叶之路的重要中转站之一，有“八省码头”之称，这里的商业区一堡街上建有山陕会馆;湖北汉口有“九省通衢”之称，也是茶叶之路的重要中转站之一，在这里建有当时规模最大的山陕会馆;赊旗店(社旗县)是当时号称“南船北马”的繁华巨镇，是南北水路与陆路中转的重要节点，在其地及周边密布会馆，其中晋商会馆有河南赊旗山陕会馆、河南赊旗桥头镇山陕会馆等;河北张家口是中俄贸易的东路重要关口，是内地通往恰克图的重要中转站，从这里开始北上货物一律改为驼运，在这里建有许多晋商会馆，如山西会馆，太谷会馆等;内蒙古归化城(呼和浩特)也是北上恰克图的重要中转站，从这里开始北上货物也一律改为驼运，在这里建有许多晋商行会。

3)湖北以及河南区域的茶路沿线上:如湖北天门市岳口镇春秋阁山、陕帮会馆;湖北潜江张集港镇山陕会馆;湖北沙洋山陕会馆;湖北钟祥旧口镇山陕会馆;湖北宜城小河口镇山陕会馆;湖北襄樊山陕会馆;河南唐河源潭镇山陕会馆;河南赊旗山陕会馆、河南赊旗桥头镇山陕会馆;河南方城山陕会馆;河南叶县山陕会馆;河南汝州山陕会馆;河南洛阳山陕会馆;河南洛阳潞泽会馆等等。

4 结语

茶叶之路沿途晋商会馆主要集中设在茶路的起点或关键的中转节点以及山陕商人密集活动的湖北及河南区域。这些会馆的设立对茶路上的晋商投宿、缓解旅途劳累、转换货物、信息沟通、情感联络、文化精神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并使茶叶之路更具生命力。

参考文献

[1]山西省戏剧研究所.晋商会馆[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9.

[2]韩小雄.晋商万里茶路探寻[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特征与作用 篇11

舞蹈表演面部表情的含义面部表情是人们相互之间表达情感、传递信息的重要方式。在舞蹈表演的过程中，表演者们能够通过面部表情直接反映舞蹈整体感情基调的欢快或者悲伤等，表现出舞蹈主题的情感变化。与其他的表演艺术形式不同，面部表情的表达要求表演者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和感受舞蹈的意蕴主题与情感，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准确细腻地把握面部表情变化，才能更加准确的传达舞蹈的思想情感。2

舞蹈表演中面部表情的基本特征2.1

复杂性舞蹈表演过程中，各类艺术形象都需要表演者借助丰富的面部表情来演绎表达舞蹈中的喜、怒、哀、乐等心理感情，把舞蹈中塑造的人物性格以及具有象征意义的演出画面等传递给观众，使观众能够较为深刻地感知舞蹈表演的意蕴。可见更加丰富、更加多变的面部表情，是展现生动舞台形象、演绎鲜明人物性格的关键。所以，在舞蹈表演过程中面部表情具有复杂性。2.2

感染性丰富的面部表情是人们传情达意的重要方式。而在艺术表演领域，表演者通过面部表情的变化可以将不同的情感传递给观众，引起观众的共鸣，增强舞蹈表演的感染力。例如，在歌剧《白毛女》中，表演者借助丰富多变的面部表情把喜儿兴奋、无助、恐惧、痛苦等情绪淋漓尽致的表现了出来，使观众们的情绪也随之发生变化。当观众们看到杨白劳自杀之后，喜儿绝望无助、肝肠寸断的哭唱，更是感动得潸然泪下，唏嘘不已。2.3

灵敏性舞蹈表演本身就是把作品所蕴含的内外的情感，融进表演者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等方面，通过深刻地理解舞蹈内涵，借助变化的面部表情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向观众们传递出浓厚的艺术气息，让观众有深刻的艺术体验。是喜是悲抑或是悲喜交加，都是舞蹈表演中面部表情灵敏性的表现。2.4

瞬间性舞蹈表演中，面部表情看得见，但却是摸不着的，它细腻的反映舞蹈艺术的主题，却具有一定程度的虚拟性，而且在一些特定环境下，某些特定的面部表情所持续的时间是非常短的，甚至是转瞬即逝的。一般来说，表演者面部表情是根据表演动作及情绪来变化的。从这个角度而言，舞蹈表演中，面部表情具有瞬间性。3

舞蹈表演中面部表情的重要作用3.1

衬托所塑造的角色形象在进行舞蹈表演的过程中，表演者要想成功地塑造出一个形象鲜活的角色，绝不能单单依靠肢体动作，而必须融入舞蹈所塑造的人物角色的内心当中，具体而又准确地把握其内心的感情变化，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感受所要扮演的人物。这就要求表演者在展现一系列肢体动作的过程中融入自己的情绪，不仅仅局限于动作的变化，而是用心深刻地去领悟舞蹈角色本身的思想情感，然后再把它转化为自己的思想情感，在情绪的引领下展开优美的舞蹈动作，最后再把内心的情感表现在丰富的面部表情当中。例如，我国经典的一个舞蹈作品《秦俑魂》，它主要是向观众展现出古代英勇顽强、坚忍不拔的战士形象。所以，在表演时要求表演者们充分展示那种刚正、坚毅的人物性格，这就需要全面运用表演者嘴部和眼部等的面部表情。在表演过程中，表演者们嘴角不停地微颤，眼睛逐渐圆睁，最后结合刚武有力的肢体动作，将一个生动鲜活的古代勇士的形象呈现给观众。所以，在舞蹈表演过程中，合理运用面部表情能够有效地衬托所塑造的角色形象。3.2

表达所蕴含的思想情感在舞蹈表演过程中，观众通过表演者们肢体动作的变化了解舞蹈角色的情绪变化，体会其喜怒哀乐，进一步感受舞蹈角色的精神、性格，理解舞蹈表演的意蕴。在一系列丰富多样的肢体动作中，面部表情是关键环节，表演者们可以借助丰富的面部表情向观众传达舞蹈中蕴含的情感主题，进一步感染观众。例如，在《追鱼》这个舞蹈作品中，当渔夫残忍的强行抓走小鱼时，小鱼儿的眼睛一直都在紧紧盯着渔夫，同时还使劲撅着嘴巴，表演者的面部表情时而无奈懊悔，时而天真无邪。这样，把簡单的肢体动作与面部表情进行完美结合，就把一个天真无邪却受到伤害的小鱼儿的内心情感淋漓尽致的呈现给观众。所以，舞蹈表演中面部表情的运用能够帮助表演者传递内心情感，使观众更投入的融入到舞蹈表演中。3.3

渲染舞蹈表演的氛围舞蹈表演过程中的氛围是舞蹈的创作者和表演者必须考虑的内容，一般可以把舞蹈表演的氛围分成情绪的制造和情绪的渲染两种类型。在这一过程中，表演者的面部表情会发挥出极为重要的作用，是制造以及渲染舞蹈氛围的重要艺术手段。因为舞蹈表演过程中，表演者的面部表情是要直接展现给观众的，因而观众可以从其面部表情当中，加深自己对于这一舞蹈作品的情感认知。这样，观众就在与表演者进行“面对面”沟通的过程中实现了渲染表演氛围的理想效果。例如，著名的舞蹈作品《书春》，这一舞蹈表演要给观众展现春天来临的清新意境，因而需要舞蹈表演者足够的开朗和热情，所以笑脸就成为最佳的表现形式。在表演过程中，表演者将自己置于生机勃勃的春天的情景下，运用恰当的面部表情把春天来临的氛围渲染到极致。可见，在舞蹈表演过程中，想要制造和渲染出最佳演出气氛，必须结合丰富的面部表情。3.4

有助于实现生活与艺术的有机结合舞蹈表演具有较大的魅力，它也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如果舞蹈表演者的面部表情不足，就会给人以舞台形象与实际生活相脱离的感觉，也无法使观众感受到特定背景下，舞台人物的心理情感状态。另外，表演者赋予舞台人物丰富的面部表情也会使舞蹈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具有艺术性的特点。所以，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某些情景表现出来的面部表情可能不会随时都那么明显，但在舞蹈表演过程中表演者采用变化丰富的面部表情实质也是艺术性的重要手段，是实现生活与艺术有机结合的一种重要方式。4

特征与作用 篇12

木构古建筑的保护近年来一直受到广泛关注, 但大多关注古建筑木材的特性以及结构修复方面。采用雷达超声波法可分析和判断木结构缺陷及其位置和范围, 并可对木结构柱缺陷程度做出评价[1]。应力波反射法通过对木结构系统动态响应的小波分析, 可识别木结构是否存在缺陷[2]。上述技术主要集中在木结构材料的检测与分析, 而针对木结构整体性能监测的研究较少。李奇等人[3]通过对颐和园佛香阁的激光扫描, 完成佛香阁整体点云数据的拼接, 最终得到佛香阁通天柱的倾斜方向及倾斜角度, 然而, 该技术难以实现实时监测。

目前, 传统的结构变形检测以电阻式应变片为主, 但受环境温湿度、电磁干扰等影响显著, 难以实现长期监测。振弦式传感技术经过封装后具备长期稳定工作的能力, 已在土木工程结构检测中大量应用[4]。然而, 受限于木构古建筑的结构形式, 结构内部往往处于高湿状态, 湿度高也是木结构古建筑中白蚁蛀蚀、材质变形、腐朽的主要原因。因此, 木构古建筑的结构健康监测系统需克服高湿度的影响。光纤光栅传感技术 ( FBG) 最早于1989 年由美国学者Morey[5]提出, 随后普遍应用于结构应变量测中。相比于传统的应变量测技术, FBG技术具备不受电磁干扰、长期稳定、精度高、可复用等优点[6], 已成为土木工程健康监测领域热点技术, 然而, 在木构古建筑健康监测中的应用研究并不多见。陆铮为了解上海市沉香阁木结构节点的变形情况, 将光纤光栅传感器安装到阁内梁、柱的临时支撑上来验证临时支撑作用的有效性[7]。任小芳等人[8]基于3 × 3 耦合器的M-Z干涉解调技术和Labview相结合的方法, 设计了古建筑结构健康监测系统。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宁波保国寺大殿, 该大殿已有一千多年历史, 期间经历过各种极限荷载, 而如今仍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可见其结构设计的合理性。然而, 保国寺大殿的受力构件 ( 木材) 在高温、台风等恶劣环境荷载作用下, 必然出现横截面下降、构件承载力降低等情况; 同时, 保国寺大殿的节点均为榫卯节点, 整体上为半刚接体系, 关键节点和构件对结构整体受力性能的影响较大。因此, 为了保护保国寺大殿完好传承, 本文在保国寺大殿的木构件上安装了光纤光栅传感器, 并监测和评估了台风对保国寺大殿的影响。

1 光纤光栅传感技术原理

布拉格光纤光栅技术 ( FBG) 可获取光纤光栅中心波长 ( λ) 的改变, 中心波长和纤芯有效折射率 ( n) 和光栅周期 ( Λ) 之间存在如下对应关系[9]:

当光栅受到外部荷载作用时, 光栅周期将发生变化, 同时由于光弹效应也会导致光栅折射率变化, 从而引起布拉格波长改变。通过解调布拉格光栅中心波长实现被结构应变检测。在不考虑温度应变耦合作用的情况下, 中心波长与其相应的温度、应变有如下线性关系:

其中, αε, αT分别为应变和温度灵敏度系数; Δλ 为布拉格中心波长的漂移量; Δε, ΔT分别为应变和温度增量。

2 保国寺大殿应变监测系统及调试

2. 1 光纤光栅 ( FBG) 传感器的安装

选择保国寺大殿的关键结构部位进行监测, 传感器安装部位选择在保国寺大殿西侧主梁, 该主梁由上梁 ( 标记为梁Ⅰ) 和下梁 ( 标记为梁Ⅱ) 组成。在梁Ⅰ的受拉区和受压区埋设了2 个FBG传感器, 在梁Ⅱ的受拉区和受压区也布设2 个FBG传感器, 测温光纤光栅传感器放置在应变传感器周边, 起到温度补偿作用。所有传感器串联后连入MOI SM125 型光纤光栅解调仪记录应变数据。其布设位置如图1 所示。

2. 2 监测系统的调试

不同于现代土木工程结构, 木构古建筑作为文物, 无法进行破坏性试验来研究结构的工作性能, 只允许开展验证性试验。本文在充分评估保国寺大殿木构件承载能力的基础上, 采用人工施加荷载的方式, 考察应变监测系统是否能有效的工作。共配置2 名试验人员进行加载, 其中, 实验员Ⅰ体重为60 kg, 实验员Ⅱ体重为80 kg, 现场加载过程如图2 所示。

人工重力加载过程分四个阶段, 分别为实验员Ⅰ加载、实验员Ⅰ和实验员Ⅱ同时加载、卸除实验员Ⅱ荷载、卸载实验员Ⅰ荷载。期间开启实时监测功能, 记录光纤光栅的应变值, 测试结果如图3 所示。

由图2 可知, 人工重力加载时集中力直接主要作用在梁Ⅰ上, 再通过支座间接传递至梁Ⅱ。图3 测试结果可以看出, 加载和卸载过程中, 梁Ⅰ的受拉区FBG传感器能明显识别出四个加卸载阶段 ( 最大应变值也仅为5 με) , 而其他位置的FBG传感器可感应到荷载变化过程, 但没有明显的四个加卸载阶段。结果说明, 4 个FBG传感器均能正常感应结构的变形特征, 但由于人工重力加载的荷载值较小, 传递至梁Ⅱ的荷载非常小,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可知保国寺大殿主梁的上、下梁之间保持了较好的协同工作。

3 保国寺大殿在台风作用下服役状态

宁波市地处浙东沿海地区, 每年夏秋季节都会受到台风的影响, 宁波保国寺大殿在台风作用下服役状态的记录和评估是进行保国寺大殿维护的关键数据。本文测试和评估了保国寺大殿主梁在某次超强台风作用下的变形特征, 台风影响周期为8 月7 日~8 月9 日, 登入宁波市的时间为8 月8 日12 点前后, 测试结果如图4, 图5 所示。

由图4, 图5 可知, 无论是梁Ⅰ还是梁Ⅱ, 在超强台风的作用下均感应到了较大的荷载变化。梁Ⅰ的受拉区FBG传感器呈现出应变持续增加 ( 见图4a) ) , 特别是8 月8 日12 点前后, 出现明显的应变跳跃。图4b) 中可以发现台风登陆宁波当天, 保国寺大殿结构产生了显著影响, 特别是8 点~ 14 点期间, 应变快速增加约20 με, 而2. 2 节的人工重力加载时 ( 最大荷载140 kg) 仅产生约5 με, 可见台风对保国寺大殿主梁影响可能达到560 kg, 该荷载由大风以及暴雨作用于屋面后传递至梁Ⅰ。同时, 梁Ⅱ的受压区FBG传感器也感应到了较为显著的荷载值。

4 结语

本文针对木结构整体性能监测方面的研究较少的问题, 提出采用光纤光栅传感器进行木构古建筑变形监测的应用研究, 并对台风期间的宁波保国寺大殿进行了监测和评估。人工重力加载试验表明, 保国寺大殿主梁的上、下梁之间保持了较好的协同工作, 同时, 由台风期间的监测数据可推算保国寺大殿主梁承受的荷载值。本文采用的光纤光栅传感技术能在宁波保国寺大殿主梁监测中取得有效、稳定的监测数据, 有利于大殿的日常维护, 并为必要的维修加固提供了精确的数据支持。同时, 为了获得更为完善的监测数据, 将以光纤光栅传感技术为核心, 构建更完备的结构健康监测系统。

摘要：阐述了木构古建筑变形监测的现状, 介绍了基于光纤光栅的应变传感器技术, 并在宁波市保国寺大殿主梁应变监测中进行了应用研究, 通过人工重力加载试验研究了主梁的协同工作性能, 记录和分析了台风作用下保国寺大殿主梁的应变变化过程, 结果表明, 该监测手段能有效工作, 可为木构古建筑的日常维护和维修加固提供重要的依据。

关键词：木结构,古建筑,变形监测,光纤光栅传感器,台风

参考文献

[1]张珏, 林锦涛, 张世民.雷达和超声波法无损检测木结构[J].山西建筑, 2012, 38 (14) :33-34.

[2]李瑞军, 白润山, 麻建锁, 等.应用应力波反射法进行木结构无损检测研究[J].建筑技术, 2015, 46 (8) :752-754.

[3]李奇, 周伟, 李畅.古建筑监测与保护三维信息管理系统研究——以佛香阁数据管理为例[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13, 47 (1) :141-144.

[4]陈常松, 颜东煌, 陈政清, 等.混凝土振弦式应变计测试技术研究[J].中国公路学报, 2004, 17 (1) :29-33.

[5]Morey W W.Fiber optic Bragg Grating Sensors[C].Proc SPIE.1989:98-107.

[6]李宏男, 任亮.结构健康监测光纤光栅传感技术[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8.

[7]陆铮.光纤光栅用于木结构健康监测技术[J].住宅科技, 2005 (11) :25-28.

[8]任小芳, 贾栋, 赵辉, 等.基于光纤Bragg光栅的古建筑结构健康监测技术研究[J].传感技术学报, 2015, 28 (1) :3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