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征与因素（共12篇）
特征与因素 篇1
随着疾病谱的变化, 儿童意外伤害已成为全球的公共卫生问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疾病数据显示[1], 每有1名儿童死亡或者发生不同程度的残疾, 对儿童家庭经济与情感、个人发展及社会负担均产生较大的影响。意外伤害是指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孙媛媛[2]等人研究发现儿童意外伤害总体的发生率呈“双峰状”分布, 其中一个高峰期是2~5岁。慈溪邵丽文[3]调查结果显示2~5岁的儿童因顽皮好动, 智力发育较迅速, 接触社会事物渐多, 尚不能认识周围的危险性, 是意外伤害发生的高峰年龄段, 需重点加强看护。藉此, 该研究将对2~5岁的儿童进行针对性的研究, 以分析该年龄段发生意外伤害的流行病学特征、意外伤害的影响因素。
1流行病学特征
1.1男童的伤害发生率明显高于女童
有研究表明[4], 创伤性伤害的男女性别比大概是3∶2, 而跌落伤的性别比则是2∶1。美国调查显示儿童意外伤害男女性别比为1.53∶1[5]。爱尔兰儿童意外伤害的男女性别构成分别为66.1%和33.9%[6]。澳门地区儿童意外伤害男女比例为2.44∶1, 我国中小学生儿童意外伤害男女比例为 (2.05~3.34) ∶1[7]。综上, 研究均认为男童更易发生意外伤害, 且随年龄增加逐渐增大。究其原因可能与男孩生性好动、活动频率高、范围广、喜爱尝试新鲜事物和爱冒险的个性有关。
1.2家是儿童伤害发生最多的地方
黄兆胜[8]研究发现2~4岁组儿童伤害56.94%发生在家, 公路/街道占24.71%, 这与邵丽文[3]的调查结果相同。家是儿童、家长认为安全而又容易发生伤害的地方, 因此, 家长应对容易引起儿童伤害的因素予以重视。
1.3儿童意外伤害常见的原因
浙江省2007年的监测结果显示, 受伤原因前几位分别为:交通伤、跌伤/坠落伤、钝器伤、硬物击伤[9], 这与欧丽君[10]对宁波儿童的调查结果类似。有研究显示[11], 5岁以下儿童, 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化, 致伤原因和类型也在发生不同的变化, 排在前3位的致伤原因依次是烧 (烫) 伤占19.04%、跌 (摔) 伤占16.55%和锐器伤占14.41%。总之, 伤害最严重的是由于跌倒和坠落引起的挫伤擦伤及锐器刺伤等开放伤。分析其原因与小儿自身的防范能力不强, 家庭和托幼机构的教育、管理及看护不够有关。
1.4儿童伤害与季节有关
武汉市向兵[12]的调查结果显示儿童意外伤害以秋季多发, 夏季次之。在夏秋季节, 尤其暑假期间, 农村家长重点要预防儿童溺水, 城区家长重点预防孩子车祸和坠落。有研究表明[11], 溺水、交通意外亦容易导致车祸和坠落。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家长放松警惕, 允许小儿从户内走到户外, 增加了接触水 (粪) 池、水井和在河边玩耍的机会;另一方面是因为城镇经济发展、交通发达, 小儿在公路旁玩耍的机会增多, 而看护人的交通安全意识淡漠, 小儿不能及时规避危险, 导致此类意外伤害增多。
2 2~5岁儿童意外伤害的影响因素分析
2.1儿童自身因素
2.1.1生理因素
儿童发生意外伤害与自身的生理发育密切相关。2~5岁的儿童生理功能发育尚未完善, 骨骼弹性大而硬度小, 所以, 不易骨折而易变形;肌肉发育尚未完成, 呼吸器官娇嫩, 呼吸道的黏膜容易受损等生理发育特点, 极易发生吸入性窒息、跌落伤等意外[13]。
2.1.2心理因素
儿童易发生意外伤害与心理发育程度密切相关。有研究结果显示[14], 气质、情绪、性格与意外伤害的发生密切相关。儿童气质与生俱来是最基本、最核心的个性特征, 是儿童在日常生活表现出的行为反应方式[15]。主要表现在行为、速度、强度、灵活性和指向性等方面。Thomas和Chess将儿童气质分为3种类型:难养型气质、易养型气质、启动缓慢型。其中, 难养型以生活不规律, 对新的事物和陌生人退缩, 适应较慢, 易导致行为问题, 从而易发生意外伤害。另外, 情绪是心理活动的一个重要表现, 美国明尼苏达州大学对托儿所儿童调查研究发现, 情绪不稳、粗暴易冲动、大胆冒失、好奇心强, 富有冒险心理, 遇事有强烈的情绪反应容易发生意外伤害的儿童[16]。最后, 性格常被认为是影响人态度、行为、思维方式及应对方式的关键因素。赵海萍[17]等研究显示外向性格较内向儿童易发生意外伤害。如, 冲动、任性、鲁莽、大胆冒失、易兴奋、 不稳定的外向性格的儿童易产生过激行为, 这类儿童精力充沛, 自我个性意识较强, 与社会环境接触较频繁, 情绪波动大, 好奇心重, 常忽略关注周围状况, 意外伤害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其他类型儿童。
2.2家庭因素
文献分析发现, 父母的年龄、职业、文化程度以及婚姻状况都与儿童的意外伤害密切相关。
2.2.1监护人年龄因素
李丹[18]在其调查中发现年轻的父母为主要监护人的儿童更易发生意外伤害, 发生意外伤害的儿童平均年龄为2岁, 反映年轻父母对伤害提防意识较弱、缺乏看护经验。郑轩[19]调查发现年龄大于30岁与小于30岁的母亲相比, 在看护儿童时意外致死率会减半。瑞典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20], 母亲越年轻, 其子女发生意外伤害的危险越大。尤其是未成年母亲, 其子女意外伤害发生的相对危险度是成年母亲子女的3.5倍[8]。
2.2.2家庭收入因素
研究表明, 不同地区低收入家庭中儿童的致命和非致命损伤比例较高。可能与收入引起的不同的危险暴露情况、健康促进因素和社会环境有关。我国有研究显示[21], 某些意外的发生率在高收入家庭偏高, 可能与父母无瑕照顾有关。
2.2.3家庭环境因素
家庭是儿童生活成长的主要场所, 据全球儿童安全网络发布的最新针对学龄前儿童的家居用品安全专题调研报告中显示, 超过60%的儿童意外伤害发生在家中, 近80%的家长表示不清楚如何对家居用品进行安全检查。陈蓉研究发现, 厨房及卫生间是儿童居家伤害高发场所, 主要包括:儿童对复杂设施的吸引力, 洗洁剂及消毒用品摆放不当, 家电使用完未及时断电, 浴室未设防滑垫等居家危险因素。其中, 电线缠绕、桌角缺少保护套, 对2~5岁儿童易发生跌倒性伤害密切相关。因此, 家长要清楚认识家中隐藏的各种危险因素, 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 如, 对容易引起儿童伤害的家具和设备要加强防护措施, 定期进行家居用品的安全检查等。
2.2.4父母的文化水平
儿童意外伤害与父母文化程度有关, 而文化程度与卫生知识水平及安全意识有关, 父母文化程度较低可直接影响父母对子女的安全卫生教育, 如, 有些家长对儿童的安全教育仅仅停留在强调“小心”上, 并不能对孩子进行系统的危险教育[22]。杨汉军[23]等人调查发现, 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职员、工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意外伤害发生率明显高于受教育程度高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及干部子女。尤其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更易发生意外伤害, 其原因可能与其儿童自律性差、缺乏专人看管有关。因此, 提高父母的卫生知识水平和安全意识对儿童意外伤害的预防有重要意义。
2.2.5父母的婚姻状况
父母的婚姻状况是否良好会对儿童的身心健康有着巨大的影响。罗斯曼[24]调查发现, 单亲家庭孩子意外伤害发生率较高, 与亲生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孩子所受到的意外伤害相对少于与继父母、 单亲、祖辈和亲戚朋友在一起生活的孩子发生意外伤害的概率少6~8个百分点。因此, 维持良好的婚姻状况对规避意外伤害的发生也有一定的意义。
2.2.6其他因素
子女多同样是儿童意外伤害的主要因素。尤其在农村, 由于子女多, 父母为忙于生计而由年长的儿童照看弟妹或根本无人照看, 容易导致儿童意外伤害的发生。家长教育方式多为放任或者关心不够, 变化无常的事件较容易引发孩子意外伤害[3]。
2.3社会因素
儿童意外伤害的发生与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澳大利亚、悉尼调查表明, 社会经济状况与儿童意外伤害病死率成负相关[25]。良好的社会经济状况可以大大降低意外伤害的发生。全球每天有2 000多名儿童死于各种意外伤害甚至残疾, 其中95%的儿童意外伤害发生在发展中国家[26]。而意外伤害的发生会给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巨大的负担和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 更阻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
3结语
儿童意外伤害的发生的特征明显, 且影响因素较多, 既有外部因素, 也有其内在规律。2~5岁儿童智力发育迅速, 接触社会事物渐多, 且缺乏自觉地防护心理和安全防范意识, 极易发生意外。研究者从儿童自身、家庭和社会三方面进行分析发现预防儿童意外伤害任重道远。如何帮助监护人有效地规避儿童意外事件的发生是当前研究的重点。通过分析预防儿童意外伤害发生的影响因素建议:首先, 要从父母做起, 教育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和谨慎的生活态度, 培养孩子的个人安全素养, 将伤害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之中。其次, 全社会应高度认识、关心儿童的安全问题, 加强安全防范与看护责任的推广, 加强各种安全设施的建设, 减少环境中隐患和危险因素。总之, 儿童意外伤害的预防与控制是一项长期、 复杂的系统工程, 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相互配合, 以降低儿童意外伤害的发生。
摘要：目的 研究国内儿童意外伤害的现状及影响因素, 为减少和规避儿童意外伤害的发生提供参考建议。方法 运用内容分析法, 对国内2010—2015年发表的534篇儿童意外伤害研究文献进行综合分析。结果 儿童意外伤害男高于女, 家是儿童伤害的多发地, 且儿童意外伤害的影响因素与儿童自身、家庭和社会有关。结论 儿童意外伤害的特征明显, 影响因素较多, 预防与控制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 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相互配合, 以是降低儿童意外伤害的发生。
关键词：儿童,意外伤害,特征,影响因素
特征与因素 篇2
火山岩气藏与碎屑岩和碳酸盐岩储层气藏相比,储层非均质性强、渗流机理复杂,气井间产能差异大、分布不均衡.本文针对研究区块特点,通过对试气、试采及稳定试井资料分析,结合地质认识,评价气井的产能特征与控制因素,优选到了适合火山岩产能特征的气藏工程分析方法,从动态揭示了火山岩储层储集空间特征与渗流杌理,得出火山岩气藏低渗特征明显,气井产能和井控动态储量差异大,储层可流动区域分为连续型、条带型、封闭型、半封闭型四种类型.气井产能影响因素:气田构造、储层岩性岩相、储层的物性、流动区域形态、连通的.高渗带(体)的规模、储层微观渗流特性.
作 者：舒萍 毕晓明 丁日新 纪学雁 Shu Ping Bi Xiaoming Ding Rixin Ji Xueyan 作者单位：舒萍,Shu Ping(大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西南石油大学)
毕晓明,丁日新,纪学雁,Bi Xiaoming,Ding Rixin,Ji Xueyan(大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
特征与因素 篇3
关键词：寸塘口水库；水质变化；影响因素
1.寸塘口水库概况
遂宁市大英县寸塘口水库枢纽工程位于遂宁市大英县河边河中游，距大英县城13.0km。水库坝址以上集雨面积108km2，主河道长25.9km。设计正常蓄水位351.95m，相应库容1288万m3，兴利库容1080万m3，总库容2180万m3，年供水2820万m3，设计灌溉面积6.43万亩，同时担负着向大英县城近10万人的生活供水和向五五水库和四五水库补充水源的任务。
2.数据来源
2.1监测断面：监测断面位于寸塘口水库大坝。
2.2水质参数：在对寸塘口水库水质综合分析基础上，考虑相关因素选取高锰酸盐指数、总磷、总氮为研究对象[1]，将水质评价类别及富营养化程度评分值当参考。
2.3数据来源：四川省水环境监测中心绵阳分中心2009至2013年对寸塘口水库大坝断面进行每季度一次的常规水质监测。
2.4评价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2.5评价方法：单因子评价法
3.寸塘口水库近五年水质变化特征
2009年至2013年四川省水环境监测中心绵阳分中心对寸塘口水库大坝断面进行了每季度一次、共计20次水质常规监测，分析全部水质监测结果，在总氮、总磷参评的情况下，寸塘口水库各水质指标基本维持稳定，水质类别在Ⅱ类至劣Ⅴ类之间波动，其中Ⅱ类水质1次，占5%，Ⅲ类水质11次，占55%，Ⅳ类水质4次，占20%，Ⅴ类水质2次，占10%，劣Ⅴ类水质2次，占10%（具体见图1）。
图1 寸塘口水库2009-2013年水质整体状况
2009年至2013年寸塘口水库主要水质参数高锰酸盐指数、总氮及总磷的检测结果中，高锰酸盐指数在5.0～6.9mg/L范围内波动，水库水质目标值Ⅲ类水质标准为6.0mg/L；超标率20.0%，最大超标倍数0.15；总氮在0.52～1.43mg/L范围内波动，水库水质目标值Ⅲ类水质标准为1.0mg/L，超标率为60%，最大超标倍数0.43；总磷在0.04～0.06mg/L范围内波动，水库水质目标值Ⅲ类水质标准为0.05mg/L，超标率为60%，最大超标倍数0.20；富营养化程度趋于稳定，均为轻度富营养。
综上所述，寸塘口水库2009年至2013年总体水质较好，基本能满足水库的水质目标，但个别指标超标率较大，超标倍数小。
4.影响因素分析
经过调查分析，影响大英县寸塘口水库水质变化的主要因素有库区内源污染、上游面源及点源污染。影响水库水质的主要污染来自农业耕种等面源污染，点源及内源污染较小。
4.1 面源污染
经过现场调查走访，寸塘口水库面源污染主要是农田径流污染源，无规模化畜禽养殖，农田分布主要在长凤凰沟、铜车堰、向家湾、干坝子、寸塘口村等村寨附近及沟谷地带。由于农田化肥与农药的施用，随季节农作物需要放水及洪水季节农田漫流，产生农田径流污染。2009年至2013年间，总氮、总磷超标率均为60%可以得知，面源污染特别是农田化肥污染对水质影响较大。
4.2 点源污染：大英县寸塘口水库水源地上游，有河边镇、佛尔岩、芭蕉奄、肖家大湾、杨柳沟、黑塘坝、丁家湾、龙桥、黑滩子村小学、马头小学、桐麻岭村等村寨居民点，各镇污水均统一收集处理后排放，各个居民点均有垃圾收集站，因此，点源污染对水库水质影响较小。内源污染：2009年，大英县水务局实施“整治一座水库，还民一库清水。”改善和保护水库水质是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按照水体生态环境要求，重新布局水产养殖的种类和数量，建立有利于水质保护的生态新模式，取缔了寸塘口水库肥水养鱼[2]。但在这之前，肥水养鱼使得大量营养物质沉降至水库底质表层，积累在底泥表层的氮、磷营养物质，一方面可被微生物直接摄入，进入食物链，参与水生生态系统的循环；另一方面，可在一定的物理化学及环境条件下，从底泥中释放出来而重新进入水中，从而形成湖内污染负荷。2009年至2013年间，库区内源污染主要水质参数总氮、总磷超标倍数均较小（总氮0.43、总磷0.20），库区内源污染较小。
5结论与建议：遂宁市大英县寸塘口水库肩负着向大英县城区供水、向五五水库、四五水库水库补水、向周边农田提供灌溉用水的艰巨任务，2009年至2013年以来水质在Ⅱ类～劣Ⅴ类之间波动，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水质及以上标准12次，达标率仅为60%。
基于对寸塘口水库水质变化及影响因素探究，对于水库水质污染防治提出如下建议：
（1）加强宣传教育活动，普及水源地保护常识，提高民众自觉爱护环境意识。
（2）加大控制农村面源污染的力度。加强库区流域的农田管理；推广合理使用农药化肥的技术；提高农家肥的综合利用率；优化水肥结构，实行节水灌溉，以减少面源营养的流失；禁止新建、扩建畜禽养殖场。
（3）加强对城镇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的管理；在上游大的场镇新修污水处理厂，处理集中居民生活污废水，做到达标排放[3]。
（4）寸滩口水库库区周围农业开发程度较高，库区上游农业人口较多，建议在水库库边修建截流沟及安装隔离网；
（5） 为确保大英县城区居民的饮水安全，应尽快建设水质在线监测系统，对重点水质参数进行实施监控，实时掌握库区水质状况。
参考文献
[1] 成庆利等.丹江口水库水质现状分析与评价.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07，1
[2] 徐勤等.遂宁市水资源公报.2009
特征与因素 篇4
1 大棚葡萄栽培要求
1.1 土质
沙壤土对葡萄的生长比较好, 其土壤中有机质含量比较高, 土层深厚, 疏松肥沃, 通气性好, 保水力强, 排水畅通。沙壤土配方是1/3 土, 1/3 农家肥, 1/3 砂、草木灰与炉灰混和物。
1.2 立架
设立支架或用吊绳悬挂, 使葡萄保持一定的树形, 枝叶均匀分布, 能获得充足的阳光和良好的通风效果。立架的做法:在栽植行同一侧埋入立柱, 高2 m, 柱间距4~6 m, 立柱上每隔50 cm拉一道铁丝, 共拉4道, 行距一般为2.5 m左右, 按照株距挖栽植穴, 规格标准为30 cm×30 cm×30 cm, 再将50 g三元素化肥与农家肥混拌均匀填入挖好的坑中, 将培育好的袋装葡萄苗取出, 两头向中间斜放在坑内, 埋土压实, 浇水灌透。
1.3 温度
根据葡萄生育期对温度的不同要求进行有效控温。催芽期:白天15~20 ℃, 夜间5~10 ℃;第三周:白天15~20 ℃, 夜间5~10 ℃左右;萌芽至开花期:白天20~25 ℃, 夜间15~22 ℃;开花期:白天25~28 ℃, 夜间18~22 ℃;果粒膨大期:白天28~30 ℃, 夜间18~22 ℃;进入浆果成熟期:白天18~30 ℃, 最高不超过32 ℃, 夜间15~16 ℃;采用覆盖地膜、扣小拱棚、放风、关闭棚门等方法来调控温度。
2 大棚葡萄生长的影响因素
2.1 品种选择不合理
目前世界范围内的葡萄品种共有8 000余种, 种类繁多, 各种品种对温度、气候、湿度及土壤成分的要求都不尽相同, 并且不同品种之间的种植技术要求也不同[2]。永平县主要为多山地区, 高山占据全县面积的8.1%, 山地占到全县面积的85.7%, 气候条件也为亚热带季风性气候, 这对葡萄品种的选择要求比较高, 如果选择的葡萄品种不适合当地的气候条件, 即使后期的大棚种植技术很完善, 大棚葡萄的产量也不一定高, 这就是品种选择不合理造成的。因此, 要提高当地葡萄种植的产量, 首先要结合当地条件, 因地制宜, 选种适合的葡萄品种。
2.2 揭盖膜时间不合理
大棚葡萄的种植主要是在大棚中进行的, 而大棚的主要特点就是使用棚膜来保持棚室内的温度和湿度, 符合葡萄生长的环境要求, 这就要求大棚葡萄的种植技术中的揭盖膜时间一定要科学, 大棚葡萄种植的盖膜时间大约在霜冻来临之前, 揭膜时间在霜冻过去之后, 地表温度在20 ℃左右时揭膜为宜。如果错过了揭盖膜时间或是将揭盖膜时间混淆, 就会严重影响大棚葡萄的生长, 导致产量下降。
2.3 大棚土壤、湿度、温度的控制不合理
大棚种植葡萄最主要的技术要求就是土壤选择、湿度、温度的控制, 这对葡萄的生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选择疏松肥沃、含有大量营养成分、排水好的沙质土壤为最好最适合葡萄生长的土壤, 其次湿度和温度也是严重影响葡萄生长的2 个重要因素。葡萄不同时期的生长过程对温度和湿度的要求也不同, 如果在特定生长时段不能合理地控制湿度和温度, 将会严重影响葡萄的生长, 特别是对催芽、坐果、果实品质方面影响很大。因此, 在优质的土壤下, 控制好温度和湿度非常有利于葡萄的生长、坐果[3]。
2.4 大棚葡萄建棚时间及构式
大棚葡萄的建棚时间也是比较重要的影响因素, 不同地区的建棚时间是不同的, 大理市一般应选在当年12 月份之前建好大棚最为合适, 正好为第二年2 月份的种植提供方便。其次, 大棚的构式结构也影响葡萄的生长, 温室结构应选择适宜葡萄生长的模式, 否则对葡萄的生长也是不利的。
3 大棚葡萄种植技术的改进意见
3.1 合理选择大棚葡萄的品种
已知的大棚葡萄品种有8 000余种, 每一种葡萄对水分、温度、土壤的要求都不尽相同, 因此首先要做好大棚葡萄的品种选择, 可以考察当地的气候条件、地形环境及土壤成分, 然后综合分析这些条件来选择适合当地种植的大棚葡萄品种。
3.2 合理选择揭盖膜时间
揭盖膜时间对大棚葡萄的生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盖膜的时间一般选择在寒霜来临之前, 目的是为了保护葡萄的枝叶不受寒霜危害, 延长枝叶的光合作用。为了保持葡萄对温度的要求, 保证葡萄的正常生长, 大棚盖膜之后, 室内温度一般保持在5 ℃, 晚上要加盖草帘, 白天再把草帘解开[4]。其次是揭膜时间一般选择在寒霜过去之后, 因此时地表温度达到20 ℃以上, 有利于葡萄生长。
3.3 加强土肥水的管理
大棚葡萄正常生长的关键因素是土肥水的管理, 首先要选择合理的土壤, 大棚葡萄对土壤的选择要求比较高, 要求选择肥沃、土层深厚、通水通风良好的沙质土壤。其次是合理控制温度和湿度, 根据大棚葡萄不同生长时期的需要, 合理控制湿度和温度[5]。另外就是肥料的管理, 有机肥是促进大棚葡萄生长的重要肥料, 其次是追肥和催芽肥, 施加肥料是为了保证葡萄的健康生长, 提高果实的成色和含糖量, 真正实现由产量向质量的转型。
4 结语
大棚葡萄的实用栽培技术, 是一种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生产技术, 能有效控制温度, 达到提前或延后葡萄成熟的反季节种植技术, 在淡季进入市场, 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 实现高产, 因此可以看出大棚葡萄的经济效益很高。该文分析过了影响大棚葡萄种植的主要因素, 以期为提高大棚葡萄的种植技术提供依据, 实现葡萄种植由产量向质量的转型。
摘要：葡萄是深受人们喜爱的一种水果, 虽然葡萄产业已成为云南省永平县一种具有典型代表性的高效经济产业。但是一些自然或人为因素影响葡萄的生产规模及生产质量, 在此背景下大棚种植成为了未来葡萄种植必然的发展趋势。基于此, 主要介绍大棚葡萄的栽培要求, 并概括出影响大棚葡萄生长的一些因素及其改进意见。
关键词：大棚葡萄,生长特征,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徐小菊, 张启祥, 张一晨, 等.温岭市大棚葡萄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J].中外葡萄与葡萄酒, 2015 (1) :21-22.
[2]徐小菊, 陈青英, 张启祥, 等.2004年“云娜”台风对温岭大棚葡萄的影响[J].中国南方果树, 2015 (6) :63.
[3]王涛, 罗英姿, 尼楚君, 等.温岭市大棚葡萄产业发展现状、目标与对策[J].中外葡萄与葡萄酒, 2010 (3) :70-73.
[4]徐小菊, 陈青英.日本巨峰葡萄的栽培状况和品质目标[J].浙江柑桔, 2009 (3) :36-38.
广东省酸雨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篇5
根据广东省气象部门所属4个酸雨监测站10多年的`资料,研究了广东省降水pH值、酸雨频率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广州、韶关和电白的酸雨频率都在56%以上,降水pH年均值小于4.9,汕头的酸雨虽然较轻,但降水pH年均值仍小于5.6,酸雨频率也达到31.7%.4个站均表现出春季降水pH值低、酸雨频率高的季节分布特征.近年来,广州、韶关、汕头的降水pH值变化不大,酸雨频率却呈上升趋势.广东酸雨的形成不仅与SO2排放量高、气溶胶酸化缓冲能力低有关,也与天气系统和气象条件有关.
作 者：秦鹏 杜尧东 刘锦銮 宋丽莉 刘爱君 王谦谦 QIN Peng DU Yao-dong LIU Jin-luan SONG Li-li LIU Ai-Jun WANG Qian-qian 作者单位：秦鹏,QIN Peng(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江苏,南京,210044;广东省气候与农业气象中心,广东,广州,510080)
杜尧东,刘锦銮,宋丽莉,刘爱君,DU Yao-dong,LIU Jin-luan,SONG Li-li,LIU Ai-Jun(广东省气候与农业气象中心,广东,广州,510080)
王谦谦,WANG Qian-qian(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江苏,南京,210044)
特征与因素 篇6
【关键词】金矿床；地质特征；成矿因素；找矿方向
1.区域地质特征
该金矿区域地层分布表现出裂谷沉积特征，奥陶—志留系、石炭—泥盆系以似对称状分布于裂谷带两侧。区内岩浆岩较发育，分布面积约占全区面积的三分之一，其时代从加里东期—印支期、燕山期均有出露。
2.矿床地质特征
2.1地层
矿区出露的地层为下二叠统（P1）哲斯群（P1zh）。以F1断裂为界，南侧为火山岩段，北侧为碎屑岩段。火山岩段主要岩性为辉绿岩、英安岩、英安斑岩。碎屑岩段主要由泥质板岩、含炭泥质板岩、砂质板岩组成。
2.2构造
矿区断裂构造发育，按照断裂规模、产状及其相互配套关系，可分为四级：I级：断裂（F1），Ⅱ级：F2、F3、F4、F7、F9断裂，Ⅲ级：Nw向、NNW向一近SN向断层，Ⅳ级：为一组NNW向、近SN向或NNE向断层。
Fl：总体走向为近东西向，产于火山岩段与碎屑岩段接触处，为一多期活动的大断裂，在区域上长50～60km，在断裂南侧沿线分布有辉绿岩、英安岩，断裂北侧主要是碎屑岩。F3、F4为次一级断裂呈北西向相交于Fl断裂之上。在平面上构成“人”字型构造骨架。目前已知工业矿体均分布在F1-2.3岩浆岩F4断裂之问，受次一级NNW向、近SN向断层控矿区岩浆岩极不发育，仅在矿区外围老金厂南制。F7是产在碎屑岩中的断层，与地层以小角度斜出露有中粒花岗岩小岩株，矿区内仅见岩墙状产出切（15°），控制了北金一碧东成矿带和碧马一全鑫的脉岩，主要脉岩有：侵入于矿区北侧碎屑岩中的花成矿带。F9产在碎屑岩段与二叠系上统火山岩（安岗斑岩脉。山岩）接触带，北侧为安山岩，南侧为碎屑岩，是全鑫铜金矿点金矿体的赋矿区域和母岩，沿断裂带花岗斑岩脉成带侵入，局部花岗斑岩脉亦有金矿体产出。该断为南倾逆断层。
矿区火山岩东西长约17km，该套火山岩在老金厂金矿以辉绿岩为核部，辉绿岩、英安岩类岩石为其两冀，组成一个完整的背斜构造。背斜呈东西向展布，东部收敛并倾伏于老金厂东矿段，向西逐渐散开并抬升，在老金厂东、中两个矿段，两翼基本对称，北翼倾角上缓下陡。进人本区，北翼地层逐渐向南陡倾发生倒转，南翼基本没有出露。因此，该背斜为一向东倾伏的倾伏倒转背斜。
2.3岩浆岩
矿区岩浆岩极不发育，仅在矿区外围老金厂南出露有中粒花岗岩小岩株，矿区内仅见岩墙状产出的脉岩，主要脉岩有：侵入于矿区北侧碎屑岩中的花岗斑岩脉。
2.4矿脉特征
该矿床目前已发现矿脉30余条，主要工业矿体均分布在Fl-F4断裂之间，次一级NNW 向、近SN向断层中，矿体产状以中等倾斜为主，大部分矿体倾角在45°以下，倾向南西一北西，倾角从0°～50°。并且呈近等间距相问排列，在平面上构成似雁列式展布。己知矿体在靠近F1断裂时，矿体倾角变陡，矿体厚度增大，金品位增高，并且向n断裂侧伏。
2.5蚀变类型及蚀变分带
矿体近矿围岩蚀变，普遍发育有黄铁矿化、褐铁矿化、硅化，也是该类型金矿的找矿标志之一。
蚀变的分带较明显，就总体而言，从矿体中心向外可分为四个带：（1）强硅化带：分布在矿体中心，多以角砾带或细脉带的形式出现，部分由宽约1m的石英大脉组成。（2）平行细脉或网脉带：由石英细脉、网脉和蚀变围岩组成，常分布在强硅化带上、下盘，蚀变强，为矿体主要矿化富集部位。（3）铁碳酸盐化带：分布在平行细脉或细网脉带两侧，以浅黄色含铁碳酸盐化为主，在辉绿岩中，可见片状绿泥石出现，局部可见石膏化；英安岩中出现钾长石化；板岩中出现绢云母化、硅化、黄铁矿化减弱。（4）褪色带：分布在上述蚀变带两侧，常形成较大面积的蚀变晕，岩石较完整，以青盘岩化（钠长石+绿帘石+绿泥石+方解石，局部有伊利石）为主，可见星点状黄铁矿分布。
上述四个带中，强硅化带可以角砾带、石英大脉带出现，也可以平行细脉或细网脉带所替代，可以单独出现，也可以是渐变过渡。而铁碳酸盐化带和褪色带在矿脉两侧均可见到。
2.6金矿化与蚀变的关系
与金矿关系较密切的蚀变主要为黄铁矿化、硅化，矿化强度与之成正比，而黄铁矿以五角十二面体、八面体、针状、长条状等多面体出现时矿化最强，立方体黄铁矿与金关系不密切。金矿化强度趋势按蚀变分带依次是：细网脉带一平行细脉带一角砾脉带一石英大脉。此外矿化强度与岩性有关，火山岩矿化强度一般大于碎屑岩。
2.7矿石结构构造
矿石结构主要为：（1）自形、半自形、它形粒状结构：黄铁矿、毒砂、常具此种结构。（2）交代残余结构，残余假像结构：常见晚期黄铁矿交代早期黄铁矿，或褐铁矿交代黄铁矿形成此类结构。（3）穿插结构，充填结构：常见晚期石英脉穿插早期糖粒状石英颗粒或充填在早期黄铁矿微裂隙中。（4）压碎结构：黄铁矿或石英颗粒在应力作用下产生显微裂隙，常被后期物质充填。矿石构造有：脉状构造、角砾状构造、浸染状构造。
2.8矿石类型
矿石工业类型有两种：一是含金石英脉型，该类型占整个矿床储量的20%左右。二是石英细脉一碎裂蚀变岩型，为矿床主要类型。矿石自然类型：矿床中矿石次生氧化作用强，硫化矿物除黄铁矿外，其它硫化物非常少见，褐铁矿化强烈。故矿石自然类型为含金强氧化矿石。
2.9金的赋存状态
根据电子探针测定，结合显徽镜观察，自然金多赋存在黄铁矿、褐铁矿矿物微裂隙中，或分布在矿物颗粒与颗粒之间，少量嵌布在石英或黄铁矿晶粒中，裂隙金占相对含量的60%，粒间金占相对含量的30%，包裹金占相对含量的10%。
3.控矿因素分析
该金矿床是在多种地质因素控制下形成的中低温热液型金矿，其主要的控矿因素有构造、围岩（地层）、及岩浆热液作用。
3.1构造控矿作用
I级构造：在早期南北向挤压作用下形成的以F1为主的深大断裂和新一老金厂背斜雏形。Fl断裂以老金厂中矿带为界，其西段表现为南倾逆断层，在东边表现为北倾正断层。
Ⅱ级构造：在东西向剪切作用力下，以Fl为界，在F1以南的脆性火山岩中形成了以F2、F3、F4为代表的NW向断裂；在F1以北的塑性碎屑岩中形成了以F7、F8、F9为代表的近东西向断裂带，北金一碧东金矿带、碧马一全鑫金矿带就赋存在此断裂带内。
Ⅲ级构造：表现为由西向东的推覆作用力，在推覆作用力下，使新一老金厂背斜逐渐向南倾伏，并形成了NNW 向一近SN向推覆断层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沿背斜虚脱面或脆弱面的推覆构造，金矿主要金矿体就赋存在这套推覆构造空间内。
Ⅳ级构造：为一组晚期形成NNW 向、近SN向或NNE向的逆断层，这组断层对矿体主要起破坏作用。
综上所述，矿区I一Ⅲ级断裂构造形成了良好的控矿断裂系统。据断裂控矿特点可将控矿断裂系统归纳为导矿构造一I级构造，配矿构造一Ⅱ级构造，容矿构造一Ⅲ级构造，破矿构造一Ⅳ级构造。导矿构造和配矿构造控制了矿体的展布范围，而容矿构造则决定了矿体的具体产出部位和产状特征，破矿构造造成了矿体空间形态及产状变化特征。因此，断裂构造是矿床形成的主要控矿因素。
3.2围岩（地层）控矿作用
矿区金矿体围岩主要为辉绿岩、英安岩和一套泥砂质板岩、炭质板岩、硅质板岩。根据元素在矿区地层中不同岩石、矿石中的含量与地壳克拉克值相比较，矿区地层中Au含量较低，特别是在矿体主要围岩辉绿岩、英安岩、泥砂质板岩、炭质板岩、硅质板岩中的Au含量明显低于地壳克拉克值，形成了Au元素的低值场。而在矿区外围，该套围岩Au元素丰度值高于地壳克拉克值，形成Au元素的高值场。说明火山岩从地壳深处或地幔带出大量的成矿物质，而带有成矿物质的火山岩火山灰在下浅海环境中沉积，形成了Au的高背景值的火山岩和碎屑岩层，构成了该带的矿源层。矿区含矿围岩明显地出现了Au的亏损，说明是由于后期在岩浆热液活动中将围岩中的Au活化并捕获的结果。
3.3岩浆热液作用
根据出矿区外围老金厂南花岗岩中Au元素丰度值为6.1×10-9，明显高于地壳克拉克值，说明来自岩浆层的岩浆本身就富含这些元素。岩浆活动不仅为矿床的形成、成矿元素的富集提供了热源，而且富含成矿元素的含矿热液以断裂为导向，并携带由大气降水经过加热循环在围岩中萃取活化的一部分含金热液，在有利的断层、裂隙中充填成矿。
4.成因认识
酸性岩浆侵位，富含Au的岩浆热液沿深大断裂上升，它们与大气降水经过加热对流循环，并活化了围岩中高背景值的Au在有利的断层、裂隙中运移、富集成矿。含金流体的运移表现为矿区范围内大尺度、低连通性的弥漫性渗透淋滤。以F1为界，南侧的辉绿岩、英安岩属脆性岩系，岩石易于破碎，在构造作用下形成了配套完整的断裂构造体系和相对开放的断裂构造空间，断裂及派生构造的连通性较好，对热液的运移沉淀提供了良好的通道和沉淀场所，并且脆性岩系孔隙度渗透性好，化学性质活泼，热液沿断层、裂隙孔隙渗滤运移时更容易与围岩中的有用组分发生交代、渗透淋滤；北侧的泥质、炭质板岩属塑性岩系，主要断裂构造就是近东西向的紧闭型的断裂及其派生构造，裂隙不发育，不具备良好的连通性，岩石孔隙度渗透性差，形成了天然的“隔水层”。正是由于以Fl为界南、北断裂构造的差异，岩石的物理化学性质差异，热液在不同岩性中的流动性、渗透性差异，造成了产在Fl南侧火山岩中矿体比产在北侧碎屑岩中的矿体规模大、品位高、分布密集、矿体连续性好、矿体厚度、品位稳定等特征。因此，该金矿的成矿因素为：构造+围岩（地层）+岩浆热液。
5.找矿方向
特征与因素 篇7
1 耕地资源生态安全概念与特征
1.1 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的内涵
耕地资源生态安全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尺度内,耕地资源生态系统处于保持自身正常功能结构和满足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的状态。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二是耕地资源环境的安全、耕地资源生态系统的安全和耕地资源社会经济的安全。①耕地资源环境安全可以认为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耕地资源环境和生物环境处于安全或不受威胁的状态[3,4],它是实现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的前提与基础。②耕地资源生态系统安全包括:一是耕地资源生态系统自身的安全,即系统内部结构是否遭到了破坏,二是耕地资源生态系统是否能够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生态安全的实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安全,并进一步指出,无论生态安全定义如何,始终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人类的生态安全;二是人类的发展安全[5,6]。③耕地资源社会经济安全就是要利用耕地资源的功能与特点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安全,耕地资源社会经济安全是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的最终实现目标。
1.2 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的特征
(1)公共性。耕地资源安全的公共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的外部性所决定的;耕地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着其产出物的数量和质量,耕地资源生态环境虽然也影响着产出物的产量和质量,但这种影响是缓慢的,并不是直接表现出来的,耕地资源生态环境成为了一种公共品,人们缺乏对之进行保护的意识,这也是导致耕地资源生态安全危机主要原因。
(2)潜隐性。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的变化是缓慢而隐蔽的,耕地资源生态安全从安全态到不安全态的变化往往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同时,它的这一变化过程也是让人难以觉察的,而当我们觉察到这一变化过程时,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状况已经发生了质变。
(3)战略性。众多研究表明,生态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共同构筑了国家安全体系,生态安全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耕地资源生态系统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其重要性也不言而喻。
2 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的影响因素
根据影响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的途径和方式的不同,可以将影响因素划分为三大类:一是直接对耕地资源生态安全产生影响的因素,如农药、化肥过量施用对耕地生态系统的污染和破坏,我们把这类因素称为直接影响因素;二是指首先对整个生态安全产生影响,从而间接影响到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的因素,如工业“三废”、生活污水以及粪便等污染源的不合理排放,间接地降低了耕地资源生态安全,我们把这类因素称之为间接影响因素;三是社会经济因素,如财政支农投入水平、整个社会的耕地资源生态安全保护意识等。在三类影响因素中,直接影响因素的作用程度最甚,在耕地资源生态安全影响因素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决定着耕地资源安全程度的高低。
2.1 直接影响因素
2.1.1 化肥的不合理使用
(1)化肥施用量增长速度过快。据《中国农业统计资料》和《中国农业年鉴》资料,我国化肥施用总量从1981年的1334.9万t增长到2004年的4636.6万t,年均增长143.55万t;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也从1981年的99.34kg/hm2上升到2004年的378.67kg/hm2,年均增加12.14kg/hm2(1),增长速度过快。
(2)从2004年我国化肥施用总量的分布情况来看,华东和中南13省市占到全国化肥施用总量的61.14%,西北地区仅占施用总量的7.52%;从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来看,华东和中南地区亦居于榜首,分别达到576.50 kg/hm2和577.63 kg/hm2,东北地区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较低,仅为197.5kg/hm2。
资料来源:2005年中国农业年鉴整理。
从2004年各省份的化肥施用情况来看,河南省化肥施用总量居全国之最,达到493.2万t,西藏化肥施用量最少,仅为4万t;而就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而言,福建省施用量最多,达到894.95kg/hm2,西藏仍为最少,仅110.79 kg/hm2,化肥施用量的区域分布极不均衡。
(3)单位耕地面积的化肥施用量偏高。一些发达国家规定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的安全高限是225kg/hm2,按此标准,1993年以来,我国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一直处于超标状态;从2004年各省份化肥施用量来看,只有云南、贵州、甘肃、内蒙、黑龙江、青海、西藏7省份低于这一标准,其余23省份均高于这一标准。2002年我国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为344.6 kg/hm2,是标准的1.53倍,而同期美国、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的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分别为104.29 kg/hm2、104.56 kg/hm2和20.92 kg/hm2(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资料)。
(4)化肥施用的品种结构不合理。一直以来,我国所施用的化肥品种主要有N、P、K肥和复合肥,随着化肥施用总量增加,各品种肥料的施用量也逐年增加,2004年N、P、K肥和复合肥分别比1981年增加了2.36、2.49、11.48和21.27倍,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81%、4.05%、11.20%和14.21%。近年来,我国化肥品种趋向合理化调整,但2004年化肥品种结构仍不太合理,N肥所占比重始终较高,而P、K等营养元素则相对不足,造成整个耕地资源生态环境的营养失衡,对耕地资源生态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化肥施用量不管是相对数量还是绝对数量都是过量的,过量地施用化肥对耕地资源生态安全会造成严重的危害:一是化肥中含有的部分重金属和放射性物质,通过土壤沉淀富集对耕地资源生态形成潜在威胁;二是过量的化肥通过地表径流致使水体污染或富营养化,间接影响耕地资源生态安全;三是导致耕地土壤中硝酸盐等有害物质的增加,影响了耕地资源生态安全,也威胁着产出品质量[7]。
2.1.2 农药的不合理施用
1984-2004年间,我国农药施用总量呈明显增加趋势,2004年农药施用量为138.6万t,比1984年增长了3.99倍,年均增加7.16%;同期单位耕地面积农药施用量也增长了4.34倍,年均增加7.62%。
2004年我国农药中,化学农药占到90%以上,生物农药不到10%;农药中高毒、高残留农药占30%以上,同时,农药利用效率较低,仅为30%左右,70%残留在耕地土壤中。农药残留对耕地资源生态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一方面它直接影响土壤动物的种类和数量,降低农田生态系统中敏感物种数量和种类、减少土壤动物的生物多样性;破坏土壤细菌数量、土壤微生物呼吸、土壤硝化等功能;导致重金属在土壤中的富集而引起植物中毒;此外土壤中残留的农药也是地下水污染和农作物体内累积毒素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农药施入农田以后,一部分洒落在农作物表面而残留下来,或者是渗入植物体内移动,并随作物一起被人或动物摄取,另一部分农药直接落在土壤中,除挥发和径流外,其余可以被作物直接吸收,在作物体内残留,严重影响作物品质。此外,农药通过各种方式造成地下水和地表水的污染,也间接地影响耕地资源生态安全[7,8]。
2.1.3 农地膜污染
1981年以来,我国农地膜广泛地被用于育秧、育苗等众多领域,2004年农地膜的使用量为93.15万t,与1995年相比,增长了1.98倍;同期单位耕地面积农地膜的使用量更是增长了2.1倍。不可否认,农地膜的使用在提高粮食产量、抵抗冻害等方面发挥着的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白色污染”,破坏耕地土壤结构,对耕地资源的水体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农地膜生产过程中所添加的增塑剂邻苯二甲酸二正丁酯和邻苯二甲酸二异戊酯,也会对耕地资源生态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2.1.4 农业自然灾害
1989年以来,我国农业成灾率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年均成灾率在50%左右。从2004年各省份的成灾情况来看,辽宁省成灾率最高,达到60.6%,而江苏的成灾率仅为18.1%。
自然灾害对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往往会在瞬间使耕地土壤、水环境和生物环境等因素发生巨大的变化,从而导致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状况发生质的变化。
2.2 间接影响因素
(1)生活污水污染。2004年我国生活污水排放总量为261亿t,比1981年的59.09亿t增长了442倍,年均增长率为6.67%;同期单位耕地面积生活污水承载量也从1981年的43.97t/hm2增长到2004年的213.16t/hm2,23年间增长了4.85倍,年均增长7.1%;生活污水中含有大量有害化学物质和重金属元素,虽然经过处理和沉淀,但仍然有大量有害物质排放到农田,对耕地资源生态环境造成污染。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和城镇化的发展,农村居民生活污水排放也不断增加,由于农村和小城镇没有专门的生活污水排放管道,污水直接排放到农田中,对耕地资源生态环境的污染比城市生活污水所带来的污染更加严重。
(2)人畜粪便的不合理排放。我国人畜粪便的排放形式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农村人畜粪便直接当作肥料施放到农田;二是城镇或养殖场的人畜粪便通过下水道等途径间接排放到农田。人畜粪便可以作为肥料培肥耕地土壤,粪浆也为土壤提供必要的水分,经常施用有机肥能够提高土壤抗风化和水的侵蚀能力,改变土壤的空气和耕作条件,增加土壤有机质和作物有益微生物的生长。但也应看到,过度使用粪便会降低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质,并引起土壤溶解盐的积累,导致土壤盐渍化;粪便中的重金属和有害细菌也会严重威胁耕地资源生态安全。
(3)工业“三废”大量排放。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工业“三废”的排放量也逐年增加。2004年的工业废水排放量与2000年相比,增加了43亿t,同期工业废气排放量也增加了99551亿m3。工业“三废”的排放看似与耕地资源生态环境无关,但它却间接地威胁着耕地资源生态安全。工业“三废”中,特别是工业废水,含有大量有害化学物质和重金属元素,它们沿着地表径流逐步流到耕地土壤中,从对耕地资源生态环境造成污染。
(4)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对耕地资源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剧烈的,特别是水污染事故,往往一次污染就会对整个耕地资源生态环境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使耕地资源的土壤结构、水体环境急剧恶化,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程度发生质的变化。据统计,2005年在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中,水污染事故所占比重最大,平均比重达到54.2%,其次是大气污染,平均比重34.47%,二者合计占到整个事故发生次数的88.67%。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环境保护和防护措施的不断加强,我国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的发生次数正在逐年降低。
2.3 社会经济因素
相关研究表明,森林覆盖率和耕地垦殖率与耕地资源生态安全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森林覆盖率和耕地垦殖率越高,越有利于改善耕地资源生态系统。1981年以来,我国森林覆盖率一直在缓慢上升,2004年我国森林覆盖率为18.21%,与1981年相比,增长了6.21个百分点[9],森林覆盖率的提高对于改善整个生态环境和耕地资源生态环境起到积极推进作用;耕地垦殖率是指耕地在整个土地面积中所占的比重,耕地垦殖率的降低表示耕地在整个土地面积中所占的比重下降,耕地资源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会变得更加复杂,耕地资源生态安全将受到更大的威胁。
农民收入和财政支农力度也会对耕地资源生态安全造成一定影响。农民在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是不会去考虑保护耕地资源生态环境的,许多贫困地区耕地资源生态环境状况不断恶化也充分证实这一点;另一方面,当前仅仅依靠农民自身力量去保护耕地资源生态安全不太现实,财政支农力度仍是改善和保障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和财政支农资金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与1981年相比,2004年农民纯收入增长了13.14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85%;同期财政支农资金更是增长了19.72倍,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3.84%《中国统计年鉴2005》和《中国农业年鉴》,支农投资力度的加强是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的基础保障。
社会的耕地资源生态安全保护意识也是影响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一个耕地资源生态安全保护意识较强的社会中,各项耕地资源生态安全保障措施因为能够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支持而被很好地贯彻执行;相反耕地资源生态安全保障措施往往会受到人们的抵制而得不到实施。近年来,我国耕地资源生态安全保护意识得到了逐步加强,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区域,生态安全保护意识越强,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域,生态安全保护意识相对较弱。
3 耕地资源生态安全保障措施
3.1 进口部分粮食,缓解耕地压力
耕地压力过大是导致耕地资源生态安全问题的根本原因。在当前经济快速持续增长的背景下,可以考虑从国际市场上购买部分粮食,降低耕地资源利用强度,缓解耕地压力,从而达到保护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的目的。
3.2 提高农业科技水平,降低农药化肥的有害残留
农药化肥的有害残留是危及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的重要因素。相关研究表明,我国未来一段时间农药化肥的施用量不会有明显的降低,目前我国应大力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发展高效低残留的农药化肥品种,这样不仅能够提高单位耕地面积产出能力,同时也能保障耕地资源生态安全。
3.3 健全耕地资源生态安全保障体系
健全的保障体系是实现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的必备条件。健全的保障体系一方面要建立耕地资源生态安全保护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要建立起耕地资源生态安全保障激励机制,调动整个社会,特别是农民来保障耕地资源生态安全。
摘要：耕地资源生态安全是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基础保障,它具有公共性、潜隐性、战略性等特征;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三类:直接因素、间接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直接因素主要指农药、化肥、农地膜、自然灾害等因素,间接因素是指工业“三废”、生活污水以及粪便等污染源,社会经济因素是指财政支农投入水平、整个社会的耕地资源生态安全保护意识等因素。进口部分粮食、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建立耕地资源生态安全保障体系是实现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的必然途径。
关键词：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特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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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与因素 篇8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1年10月-2012年10月我院收治的120例脑梗死患者, 均符合1996年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通过的诊断标准, 并经头颅CT或MRI证实, 均行颈部血管彩超检查及血脂检查, 排除严重心、肝、肾功能衰竭及恶性肿瘤等各种导致凝血机制异常及高粘血症的疾病, 其中男73例, 女47例, 年龄40~91岁, 平均年龄63.7岁, 合并糖尿病和高血压者23例, 单纯合并糖尿病者20例, 单纯合并高血压者54例, 血脂异常者62例, 血脂正常者58例。
1.2 仪器与方法
所有研究对象均应用飞利浦公司HD11XE彩色超声诊断仪进行检查, 探头频率7~12 MHz, 患者取仰卧位, 充分暴露颈部, 常规检查双侧颈总动脉主干 (CCA) 、颈总动脉分叉处 (BIF) 、颈内动脉 (ICA) 、颈外动脉 (ECA) 。超声扫描观察血管壁、血管内径、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 (IMT) 、有无斑块形成、斑块大小、数目、斑块性质、斑块分布及管腔是否狭窄、狭窄程度。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 (CDFI) :CDFI正常血管壁与彩色血流界限分明, 中心为色彩明亮高速血流, 近两侧管壁为色彩深暗低速血流, 除有斑块外, 血流束无充盈缺损, 狭窄处血流色彩明亮, 血流速度增加。闭塞者无彩色血流及多普勒信号。
1.3 判断标准
正常颈动脉内膜纤细光滑, 管壁呈典型的“双线征”。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诊断测量标准[2]:颈动脉内-中膜厚度>1.0 mm为增厚;管腔内中膜局部增厚, 厚度>1.2 mm视为粥样硬化。根据斑块形态学及超声学特征将斑块分为稳定斑块和不稳定斑块。稳定斑块:斑块呈强回声, 表面光滑。不稳定斑块为符合下列标准之一者:表面不光滑, 有火山口样龛影;呈低回声和不规则低回声暗区;斑块内出现提示斑块内出血或斑块溃疡的血流信号;斑块厚度/对侧IMT厚度即偏心指数>2;不稳定斑块和稳定斑块同时存在则视为不稳定斑块。狭窄诊断标准:采用管腔内径法判断颈动脉狭窄程度: (血管原有内径-残存内径) /原有内径×100%。分为: (1) 轻度狭窄 (<50%) ; (2) 中度狭窄 (50%~69%) ; (3) 重度狭窄 (70%~99%) ; (4) 完全闭塞 (100%) 。血脂异常:根据美国2001年ATPⅢ诊断标准:既往诊断为血脂异常或入院时发现血脂高于正常值:甘油三酯>1.8 mmol/L, 总胆固醇>6.0 mmol/L, 高密度脂蛋白<1.0 mmol/L, 低密度脂蛋白>2.62 mmol/L。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3.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 采用χ2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糖尿病、高血压与脑梗死患者颈动脉斑块特征的关系
120脑梗死患者共有93例检出斑块形成 (93/120, 77.5%) , 共检出斑块216个;检出稳定性斑块者27例, 不稳定斑块者66例。各组间斑块检出情况及斑块稳定性情况见表1。经统计学分析, 在斑块检出率方面合并糖尿病高血压组、合并糖尿病组与无合并病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合并高血压组与各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在斑块数目方面, 合并糖尿病高血压组与合并糖尿病组、合并高血压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与无合并病组差异显著 (P<0.01) , 合并糖尿病组与合并高血压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二者与无合并病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 (P<0.05) ;在斑块稳定性方面, 3组合并病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组与无合并病组间有统计学差异 (P<0.05) 。
2.2 血脂与脑梗死患者颈动脉斑块特征的关系
因本研究纳入样本量不多, 故将血脂因素单独分组研究。血脂异常组62例中57例检出斑块形成 (57/62, 91.9%) , 共检出斑块149个;检出稳定性斑块者8例, 不稳定斑块者49例;血脂正常组中36例检出斑块形成 (36/58, 62.1%) , 共检出斑块67个;检出稳定性斑块者19例, 不稳定斑块者17例 (表2) 。经统计学分析, 在斑块检出率方面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在斑块数比较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在斑块稳定性方面, 血脂正常组与血脂异常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 (P<0.05) 。
3 讨论
颈动脉粥样硬化是脑梗死的重要危险因素, 颈动脉彩超是临床首选用来评价颈动脉病变的检查方法。彩色多普勒超声可直观地显示颈动脉的内部结构, 作为一种无创性检查手段, 在脑梗死病因诊断及病情评估上有一定的实用参考价值。随着影像技术的发展, 超声检查对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检出率越来越高, 且与颈动脉造影的符合率达90%[3], 已成为一种简便、经济、无创、重复性好、快速安全的检测手段。本研究纳入的120例脑梗死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发生率77.5%, 与以往报道相符[4]。对脑梗死患者常规进行颈动脉超声检查可了解颈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性质、程度, 为脑梗死的治疗及预后提供可靠资料, 以便临床上及早给予干预治疗, 做到积极预防脑梗死的发生。
脑硬死的各种危险因素, 如年龄、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吸烟等均可通过一定途径参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过程。其中, 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是最重要的危险因素。研究证实[5,6], 高血压及糖尿病是颈动脉斑块形成的独立危险因素, 而血脂升高在动脉硬化中也扮演重要角色。临床上也常采取降压、降脂、控制血糖的方法及早干预, 降低脑卒中的发生。本研究显示, 脑梗死患者合并糖尿病或高血脂者, 在颈动脉斑块检出数目及检出不稳定斑块方面均高于无合并病组或血脂正常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合并高血压者虽然在斑块检出数目与无合并病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但在斑块稳定性方面有统计学差异 (P<0.05) , 可能与纳入样本量太少有关。通过本研究还发现, 脑梗死合并糖尿病者, 在颈动脉斑块数目及不稳定斑块方面均高于合并高血压者, 有研究认为糖尿病是一种亚临床炎症性疾病[7], 而炎症在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表明糖尿病在颈动脉斑块形成中影响最大。但由于本研究纳入病例数较少, 未得出阳性结果,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 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作为脑梗死的主要危险因素, 参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过程, 增加斑块的不稳定性。随着对血栓栓塞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 研究表明, 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及不稳定脱落是引起脑梗死发病的重要原因之一[8]。已是公认的发生缺血性脑血管病的重要机制。因此, 在临床上, 对合并危险因素的脑梗死患者, 可以通过彩超检查颈动脉斑块特征, 来评价该危险因素在脑梗死发病当中的作用, 做到早干预、早治疗。当然, 也可以通过定期的复查颈动脉彩超来评价危险因素的控制情况, 调整治疗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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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与因素 篇9
关键词：旅游经济差异,时空演变,吉林省
1 引言
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1]。旅游业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产业构成,由于受资源禀赋、经济区位、经济水平、产业政策等因素的制约,存在着非均衡发展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能引致区域之间社会经济总体发展差异加剧。因此,正确识别区域之间旅游经济差异的时空演变特征并深入探讨差异形成的影响因素就显得至关重要。这有利于把握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演进规律和驱动机制,对提高旅游资源的利用效率和优化旅游生产要素的空间布局,制订针对性强、行之有效的旅游经济差异调控政策,促进区域间旅游经济和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2]。
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从搜集的文献来看,国内学者对旅游经济差异研究多以省际间的比较分析为主[3,4,5,6,7],以单一省区为单元; 研究省域内部地市间旅游差异的相对较少,有少量学者对安徽、河南、江苏等省区内部的旅游差异做了相关研究[8,9,10]。从研究指标上来看,多采用入境旅游或国内旅游单一指标进行分析,缺乏对两者的综合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区域旅游业发展的客观水平。鉴于此,本文选择吉林省作为研究案例,基于入境旅游和国内旅游两个指标的统计数据,定量分析旅游经济差异的时空演变特征,并探讨差异形成的影响因素,以期为省域旅游业协调有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2 研究区域、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 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研究区域方面,首先以省辖市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对吉林省9个省辖市2003—2012年旅游经济差异总体特征进行分析; 同时参考马中华、蔡业新对吉林省旅游空间划分的研究成果[11,12],将全省划分为东部( 包括延边州、通化市和白山市) 、中部( 包括长春市、吉林市、四平市和辽源市) 和西部( 包括白城市和松原市) 三大旅游地带,对三大地带间和地带内旅游经济差异以及上述两者之间的差异对全省旅游经济总差异的贡献率进行深入分析。
数据来源方面,考虑到旅游经济差异的客观性和可比性,本文选取旅游外汇收入和国内旅游收入作为衡量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两项指标,旅游外汇收入乘以当年平均汇率( 以美元兑人民币) 所得结果与国内旅游收入之和为旅游总收入,数据来源于2004—2012年《吉林省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和9个省辖市2003—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经济发展统计公报。
2. 2 研究方法
关于旅游经济差异的研究多采用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方法与模型[13,14],在参考区域经济差异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标准差、加权变异系数、泰尔指数、赫芬达尔指数、地带分离系数等从数理特性和空间格局两个角度对吉林省旅游经济差异的时空演变特征做综合研究。其中,标准差是衡量绝对差异的重要指标,泰尔指数和加权变异系数用于衡量相对差异,赫芬达尔指数与地带分离系数对旅游经济从空间分异上进行刻画。
标准差: 标准差是从平均概况来衡量样本数据与平均值间离散程度的统计量[9],其表达式为:
式中,δ为吉林省旅游总收入标准差,n为城市数量( n = 9,下同) ,Xi为某城市某年度旅游总收入( 下同) ,为同年度吉林省旅游总收入的平均值( 下同) 。
加权变异系数: 加权变异系数用于表示样本数据的相对变化或波动程度[9],即区域差异的相对离散程度,其测算公式为:
式中,CVw为吉林省旅游总收入的加权变异系数,Pi为某市某年度人口数量,P为同年度全省人口数量。
泰尔指数: 泰尔指数是衡量区域差异的一个重要指标,数值越大表明区域之间不均衡程度越大[8]。根据泰尔指数的可分性原理,可进一步分解为地带间差异和地带内差异,从而能明确揭示总体差异的产生来源,具体表达式如下。
地带内城市间旅游经济差异程度的泰尔指数Tpi[5]:
式中,Xij和Pij分别为i地带内j城市的旅游总收入和人口数量( i = 1,2,3,下同) ,Xi与Pi分别为i地带旅游总收入和人口数量( 下同) 。
地带间旅游经济差异程度泰尔指数TBR[5]:
式中,X和P分别表示全省旅游总收入和全省人口数( 下同) 。
以省辖市 为单位的 旅游经济 总体差异 程度泰尔 指数Tp[5]:
根据泰尔指数可分性原理和式( 1) 与式( 2) ,Tp可进一步分解为地带内差异( TWR) 和地带间差异( TBR) 之和:[5]
赫芬达尔指数: 赫芬达尔指数是一种测度行业市场分化或垄断程度的指标,数值越大表明极化程度越强。当数值为1时,表明旅游经济完全集中于某地而成为增长极; 当数值为0时,表示各地区旅游经济均衡发展[9],表达式为:
式中,HHI代表赫芬达尔指数,xi代表第i个城市某年度的旅游总收入,x代表同年度全省旅游总收入。
地带分离系数: 地带分离系数是由地带间差异和地带内差异组合而成的衡量不同分类地带之间空间分离趋势的重要指标,用以揭示地带系统内空间差异的格局演变特征[15]。表达式为:
式中,Sr为地带分离系数,TBR与TWR分别代表地带间差异和地带内差异,P代表全省总人口,Pmin代表人口最少地带的人口数量。
3 吉林省旅游经济差异时空演变特征
3. 1 旅游经济差异总体演变态势
结合式( 1) —( 6) ,分别测算2003—2012年吉林省各省辖市旅游总收入的标准差、加权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分析旅游经济差异的总体演变态势( 图1、图2) 。从上述三指标的数理特征来看,标准差呈上升趋势,从2003年的25. 5上升到2012年的294,说明吉林省旅游经济的绝对差异呈逐步扩大态势。加权变异系数的变化特征可分为三个阶段: 2003—2005年为平稳下降期,下降趋势不明显; 2005—2006年表现为上升趋势,数值从18. 5上升为23. 7; 2006年之后变化不大,走向趋势近似于一条水平线。从旅游经济总体差异程度的泰尔指数TP来看,总体表现为波动下降趋势,阶段性特征较为明显,2003—2007年为持续下降阶段,2007—2009年表现为先升后降,2009年之后则基本没有变化。通过加权变异系数与泰尔指数的综合结果来看,2003—2012年吉林省旅游经济相对差异呈现“缩小—扩大—稳定”的演化特征,特别是2009年来旅游经济差异基本上没有变化,这与绝对差异的测算结果完全相反。
3. 2 旅游经济差异空间格局演变
空间极化格局: 旅游空间极化是指旅游经济向热点旅游目的地集聚的现象,其空间效应表现为旅游经济增长极形成和两极分化趋势加剧。通过式( 7) 测算,2003年以来吉林省旅游总收入赫芬达尔指数呈波动下滑趋势( 图3) ,且下滑幅度逐步缩小,表明近10年来各省辖市通过加大旅游设施投入、鼓励民间投资、制定旅游产业政策等措施,旅游经济空间极化程度逐步弱化,一些具备旅游开发潜在优势的城市正悄然崛起。
赫芬达尔指数虽能反映旅游经济空间极化程度及其极化趋势,但对表达旅游经济的具体空间指向却存在缺陷。鉴于此,进一步选用绝对集中指数和绝对分散指数来揭示吉林省旅游经济的极化与分散程度及其具体的极化和分散空间。其表达式为:
式中,Ck代表绝对集中指数或分散指数; xi为某省辖市某年度的旅游总收入,本文取k = 3,定义旅游总收入最多的3个省辖市旅游总收入之和、最少的3个省辖市旅游总收入之和分别与全省旅游总收入的比值为绝对集中指数和绝对分散指数,测算结果见表1。分析结果表明,尽管2003年以来吉林省旅游经济空间极化程度不断弱化,但旅游经济依然呈现出较高的空间集中性。2003年以来绝对集中指数一直保持在80% 以上且集中区域未发生转移,长春、吉林与延边州一直是省内的旅游极化中心。从绝对分散指数来看,总体呈上升态势,但数值变化不大,上升幅度小于绝对集中指数的下降幅度,由此弱化了全省旅游经济的极化势头,这与赫芬达尔指数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地带分异格局: 地带分异格局反映了不同地带系统之间及地带内旅游经济差异状况以及各差异对旅游经济总差异的贡献率,结合式( 3) —( 6) 和式( 8) ,分别计算了吉林省三大旅游地带间的差异、三大旅游地带内的差异、以省辖市为单位的全省旅游经济总差异和三大地带间的分离系数。从图2分析可见,吉林省旅游经济总差异、地带内差异和地带间差异总体都呈缓慢下降趋势,且地带内差异与总差异的演化态势呈现高度耦合性,地带分离系数则分为三个阶段: 2003—2008年吉林省地带分离系数逐年下降,表明东、中、西三大旅游地带间的空间分离趋势逐渐缩小,旅游总收入趋向于收敛趋同; 2008—2009年吉林省出现回升,主要由于长春、吉林、延边、通化等省辖市旅游总收入急剧增加,拉大了西部地带与东部、中部地带的空间差异; 2009年之后吉林省则没有显著变化,地带分离系数走向近似于一条水平线。
从贡献率来看,吉林省旅游经济总差异主要来源于地带内部差异,贡献率从2003年的59. 77% 增加到2012年的70.44% ,其中2008年贡献率高达75. 55% ( 表2 ) 。究其原因在于: 吉林省三大地带内旅游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现象突出。以中部地带为例,2012年吉林省旅游经济首位城市长春市旅游总收入占全省旅游总收入的比重高达46. 5% ,而同为中部地带的四平和辽源仅占1. 7% 和1. 4% ,比例严重失调。三大地带内差异又以中部地带内差异来源为主,贡献率由2003年的53. 62%增加到2012年的64. 03% ,东部地带和西部地带内差异对于全省旅游经济总差异的贡献率均较小。
旅游经济收敛与发散格局: 旅游经济总差异扩大的实质是不同城市间旅游经济增长速度不同而导致区域差异演变[9]。根据吉林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时段变化特征,选取2003年、2007年、2012年为时间断面,以各省辖市旅游总收入与全省旅游总收入平均值的比值为参考,探讨各市旅游经济发展的收敛与发散属性及其对全省旅游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假定如下:若某城市旅游总收入与全省旅游总收入平均值的比值大于1且增速快于全省平均增速,则为向上发散,反之为向下收敛; 若比值小于1且增速快于全省平均增速,则为向上收敛,反之为向下发散[9]。
根据上述假设研究发现,2003—2007年只有长春、吉林旅游总收入与全省平均值之比大于1,但长春市旅游总收入增长速度慢于全省平均增速,即为向下收敛类型,吉林为向上发散类型; 白城、松原、白山、辽源、通化、延边、四平七市的旅游总收入与全省平均值之比小于1,但四平增长速度慢于全省平均增速,为向下发散类型,其余六市均为向上收敛类型( 图4) 。呈现收敛类型的城市个数( 7个) 远远多于呈现发散类型的城市个数( 2个) ,这与前面全省旅游经济总差异呈现缩小之势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2008—2012年长春、吉林、延边三市的旅游总收入与全省平均值之比大于1( 图5) ,长春、延边旅游总收入增长速度慢于全省,为向下收敛类型,吉林市仍为向上发散类型; 白山、通化、松原、四平、白城、辽源六市旅游总收入与全省平均值之比小于1,但前三者旅游总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全省平均增速,为向上收敛型,后三者均为向下发散型。总体来看,收敛型城市个数( 5个) 和发散型城市个数( 4个) 大体相当,导致该时段内全省旅游经济总体差异变化不大,稳定性特征明显。
4 吉林省旅游经济差异影响因素
4. 1 旅游资源禀赋
旅游资源是旅游开发的凭借,是旅游业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区域旅游资源垄断性、丰裕性将直接影响旅游目的地的市场辐射效应、客流导向效应等,进而影响旅游产业规模与经济效益[16]。吉林省旅游资源丰富,但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性特征突出。从5A级和4A级景区的统计数据来看,高等级旅游资源主要分布在中、东部,东部和东南部边境地区是旅游资源的密集地带,而西部地带高等级旅游资源较为稀缺,5A和4A级景区数量仅占全省的1 /9。由于旅游资源赋存差异,地带内各市间旅游开发水平也分异明显,以中部地带最为突出,长春和吉林凭借净月潭、伪满皇宫、松花湖等高等级旅游资源支撑作用,成为省内旅游业开发“双巨头”; 四平和辽源由于高等级旅游资源匮乏、缺乏吸引力等原因,成为中部地带内旅游业发展“塌陷区”,2012年两市旅游业发展水平位列全省后两位。
4. 2 经济区位条件
区位条件是影响旅游业开发的一个重要因素,相关研究发现,旅游开发过程中,区位因素的边际效率要远远大于资源的丰度[17]。经济区位条件对旅游业开发的导向意义主要是通过影响可达性和客源市场两方面实现的,长春作为全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人口密集,大都市旅游客源丰富,且地处哈大城市经济带轴心和全省交通轴线通衢位置,客源市场辐射空间广阔,旅游业发展条件得天独厚,一直是省内旅游业发展首位城市。以便捷的交通网络为媒介,长吉一体化趋势加强,强化了吉林市的经济区位优势,为吸引客源创造了条件,2012年长吉二市旅游产值合占吉林省的70% 。相比之下,西部、东部地带由于远离经济发展重心,受交通、区位、市场等因素制约,旅游业发展严重受阻,如东部地带的延边州和通化市尽管拥有众多高等级旅游资源,但由于地处边境地带,受制于路途偏远、旅行时空距离长、缺乏旅游热点城市辐射带动等因素,旅游经济发展缓慢,旅游资源优势未达到充分发挥。
4. 3 经济发展水平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旅游业发展的潜在动力,旅游经济繁荣的背后,需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做后盾[10]。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将直接决定其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强度、旅游基础设施投入能力、旅游接待服务能力以及居民旅游消费水平等,进而影响区域旅游业整体发展水平[18]。经测算,2012年吉林省各省辖市旅游总收入与地区GDP之间相关系数高达0. 89,说明地区旅游业发展水平与其经济实力间存在显著相关性( 图6) 。长吉两市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支撑,每年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景区开发与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且十分重视旅游环境改善与服务水平提升,“十一五”期间两市旅游业固定资产投资合占全省投资金额的58% ,而白城、白山、通化、延边等城市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和经济总量偏低,旅游资源开发与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受资金瓶颈的制约,投入能力相对不足,严重影响其旅游业的发展壮大,旅游接待服务能力和旅游总体开发水平与长吉两市存在较大差距。
4. 4 政策体制环境
区域旅游业发展离不开政府引导以及相关政策的扶持,优良的政策体制环境是影响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19]。2003年以来,吉林省通过创新旅游业体制环境和优化旅游业政策环境,旅游经济成效较明显。体制环境方面,推进旅游管理体制改革创新,引导旅游管理政企分离化,组建长白山、莲花山、北大壶等旅游管理委员会,推动旅游资源经营市场化,吸纳民间资本、境外资本等进入旅游领域,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旅游企业集团,“十一五”期间投资230亿元兴建的长白山国家旅游度假区,是国内最大的民间资本旅游投资项目。政策环境方面,2006年全省将旅游业确定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各市结合自身资源优势,积极探寻旅游业发展战略支点; 松原和白城以湿地风情、辽源以乡村民俗、白山和通化以山水生态、文化遗产等为支撑,大力推进生态游、乡村游、文化游等,响应中央和全省旅游产业政策,旅游经济发展迅速,2003—2012年五市旅游总收入增速均快于全省增速,松原市最高,增长幅度达26倍多,居全省首位,显示出强劲的旅游发展后发优势。
5 结论与讨论
综合以上分析,2003年以来吉林省旅游经济差异时空演变特征显著,主要表现在: 1从数理特征上来看,旅游经济绝对差异呈现逐步扩大态势,相对差异表现为先缩小后扩大再稳定的变化特征; 2从空间极化格局来看,旅游经济存在较强的空间集中性,长春、吉林、延边州是省内旅游经济极化中心与旅游热点城市,但极化程度逐步弱化,通化、松原、白山等地旅游经济后发优势突出; 3从地带分异格局看,东、中、西三大旅游地带间的空间分离趋势呈现“缩小—回升—不变”的演变特征,地带内部差异和地带间差异总体都呈缓慢下降趋势,且地带内差异是造就全省总差异的主要来源,而地带内差异又以中部地带内差异的贡献率占主导; 4从旅游经济收敛与发散格局来看,2003—2007年长春市为向下收敛类型,吉林市为向上发散类型,四平市为向下发散型,其余六市均为向上收敛类型; 2008—2012年长春、吉林、白山、通化、松原、四平敛散属性未发生变化,延边州变为向下收敛型、白城与辽源变为向下发散型。
特征与因素 篇10
中马村矿属于严重煤与瓦斯突出矿井, 共发生26 次煤与瓦斯突出事故, 1968 年9 月11 日在东总回风巷发生第一次突出, 标高- 91. 59 m, 突出煤量73 t, 突出瓦斯量4 621. 5 m3, 最近也是强度最大的一次突出为2001 年5 月16 日, 发生在27011 回风巷, 突出煤量900 t, 突出瓦斯量92 797 m3。
1 瓦斯突出特征
( 1) 中小型突出为主。按突出煤量多少, 一般将煤与瓦斯突出分为4 种类型: ①小型突出, 突出煤量小于50 t; ②中型突出, 突出煤量50 ~ 99 t; ③大型突出, 突出煤量100 ~ 999 t; ④特大型突出, 突出煤量大于1 000 t[1]。按此标准进行分类, 中马村矿发生的大型突出占突出次数的38. 5% , 中小型突出占突出次数的61. 5% 。其中, 中型突出有4 次, 占突出次数的15. 4% , 小型突出有12 次, 占突出次数的46. 2% 。
( 2) 大多数突出为诱导突出。在26 次煤与瓦斯突出中有19 次属炮后发生, 占突出次数的73. 1% ; 有5 次突出为打钻期间发生的, 占突出次数的19. 2% ; 有2 次为手镐落煤及挖柱窝, 占突出次数的7. 7% 。
( 3) 顶层煤巷发生突出次数较多。顶层掘进工作面共发生突出25 次, 占突出次数的96. 2% 。其中, 上山煤巷发生8 次突出, 占突出次数的30. 8% ;下山煤巷发生1 次突出, 占突出次数的3. 9% ; 平巷发生16 次突出, 占突出次数的61. 5% ; 揭煤发生3次突出, 占突出次数的11. 5% 。
( 4) 突出前有预兆。一般情况下, 突出事故发生前, 都有较明显的预兆, 例如响煤炮、打钻喷孔、顶钻、瓦斯涌出异常、层理紊乱、构造煤等现象。
( 5) 突出事故多发生在断层构造带附近。在26次突出事故中, 其中15 次突出点附近有断层, 尤其易发大型突出事故, 中马村矿的10 次大型煤与瓦斯突出事故, 其中7 次发生在断层构造带附近。
( 6) 大多数突出事故类型为压出和倾出。矿井26 次煤与瓦斯突出事故共突出煤量4 361 t, 突出瓦斯量50. 9 万m3, 平均114. 7 m3/ t。其中典型突出事故有9 次, 占突出次数的34. 6% ; 压出事故有10次, 占突出次数的38. 5% ; 倾出事故有7 次, 占突出次数的26. 9% 。
2 突出相关因素分析
2. 1 地质构造
地质构造对煤与瓦斯突出具有3 个方面的控制作用。①地质构造区构造应力分布不均衡, 存在有局部应力集中区, 煤体的弹性潜能较大; ②地质构造区煤体结构破坏严重, 构造软煤发育, 煤体强度降低, 抗突能力下降; ③地质构造区往往引起瓦斯聚集, 形成高压瓦斯区[2]。
中马村矿井田总体构造形态为一宽缓的单斜构造, 共有24 条大中型断层, 均为高角度正断层, 且以近东西和北东向断层为主, 局部发育北西向正断层。区内无岩浆岩侵入, 褶曲欠发育, 西部断层多, 东部断层少, 属于中等构造复杂程度。井田内局部发育有低序次小断层, 落差一般在5 m以下, 受控于李庄断层和九里山断层北升南降过程。实践证明, 煤与瓦斯突出大多发生在地质构造带附近, 其危险性和地质构造作用关系密切[3]。在中马村矿26 次突出事故中, 共有7 次大型突出发生在地质构造带、断层、褶曲附近, 其余中小型突出也大多发生在小型断层或小型褶曲附近。
( 1) 李庄断层分叉和尖灭带上共发生8 次突出, 最大的突出煤量644 t, 平均256 t, 最大突出瓦斯量12. 9 万m3, 平均2. 83 万m3。1985 年11 月5 日, 17 轨道上山掘进放炮后, 发生小型突出, 压出煤量30 t, 瓦斯量4 944 m3。1989 年4 月23 日, 17 轨道上山发生大型煤与瓦斯突出, 突出煤量511 t, 突出瓦斯量12. 9 万m3, 并造成12 人死亡。这2 起突出事故地点相距仅7. 6 m, 同处于李庄断层分叉处下侧, 2 条低次序小断层之间, 且处于背斜轴部, 受3种地质构造应力作用, 造成突出点附近煤层层面侧转, 鱼鳞状碎块中夹大量煤粉, 破碎炭块表面光滑, 有断口, 手捻即成碎块和粉末, 表明煤层结构受到严重破坏。
( 2) 走向小断层附近发生有9 次突出事故, 突出点距断层一般为6 ~ 20 m, 最大突出煤量74 t, 平均37. 8 t; 最大突出瓦斯量13 527 m3, 平均3 998m3, 断层落差一般为1. 0 ~ 2. 5 m。例如在19051 工作面断层构造带内发生了5 次突出, 最大突出煤量47 t, 平均26. 6 t, 最大突出瓦斯量4 325 m3, 平均为2 733. 6 m3。
( 3) 褶皱带上发生有2 次突出事故, 其中1978年7 月10 日在17 轨道上山宽缓背斜轴部, 底板巷揭煤处打扩孔钻期间发生突出, 突出煤量864 t, 突出瓦斯量11 万m3, 突出瓦斯逆风836 m, 在19 采区车场附近因蓄电池机车火花发生瓦斯爆炸, 造成27人死亡。根据突出点附近观测, 顶底板发生了层间滑动, 煤层变薄, 靠近顶板煤层严重揉搓, 层理面侧转, 顶板光滑如镜, 煤呈粉粒状, 煤块圆滑。
2. 2 构造煤发育程度
构造煤是指煤层中分布的软弱分层, 是煤体在复杂构造应力作用下发生破碎或强烈的韧、塑性变形及流变迁移的产物[4]。构造煤发育地区, 煤体强度低, 抗突能力差, 瓦斯解吸速度快, 有较大的瓦斯膨胀能[5]。煤与瓦斯突出总是首先发生在煤体结构遭到最严重破坏的软煤分层中[6]。在中马村矿发生突出事故的地点, 煤层普遍存在层理紊乱、煤质松软等构造煤现象, 其坚固性系数较低, 一般在0. 1~ 0. 5, 为碎粒煤或糜棱煤, 破坏级别较高, 且往往瓦斯放散指数较大。①构造煤发育主要受断层及褶皱影响较大; ②构造煤一般分布于煤层顶板部位, 厚度在0. 5 ~ 1. 6 m, 发生多次突出事故的17 采区上部突出点附近全断面均为构造煤, 厚度在2 m以上。
2. 3 煤层厚度变化
中马村矿主采二1煤层厚度0. 10 ~ 13. 53 m, 平均厚4. 90 m。西区煤厚变异系数为32% , 较稳定;东区煤厚变异系数为47. 88% , 不稳定。主要原因是基底的差异沉降和构造应力作用形成的降起和凹陷, 伪顶揉搓及断层切割错动所致。
煤厚变化是影响煤与瓦斯突出的直接原因之一, 在中马村矿26 次突出中突出点大多分布在煤厚变化大的部位, 例如在煤厚变化较大的17 采区上部, 已发生4 次突出事故。
2. 4 煤层分叉及合并
煤层分叉地点, 煤的受力状态异常, 应力受构造挤压改变方向, 导致应力集中引起突出[7]。中马村矿的26 次突出事故, 有14 次发生在煤层分岔带内。例如17 轨道上山、25031 回风巷、27031 回风巷、27041 回风巷、29011 回风巷都在煤层分岔线附近发生了突出。
2. 5 煤层埋深
突出是煤体弹性潜能、瓦斯内能快速释放的结果。一般情况下, 煤层埋藏深度越大, 煤体受到的地应力和储存在煤层中的瓦斯压力越高, 煤体内积蓄的弹性潜能和瓦斯内能越大, 煤层发生突出的危险性越大。因此, 埋藏深度是控制突出的主导因素之一[8]。
经过对中马村矿勘探及生产期间的瓦斯含量和瓦斯压力实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线性回归, 得到趋势线如图1、图2 所示。随着煤层埋藏深度的增加, 地应力增高, 围岩的透气性降低, 瓦斯向地表运移的距离相应也增大, 这种变化有利于封存瓦斯、不利于放散瓦斯。所以, 瓦斯含量和瓦斯压力随煤层埋藏深度增加而变大, 突出危险性也越来越大。
3 结论
( 1) 综上所述, 中马村矿煤与瓦斯突出事故以中小型突出为主, 其主要控制因素为地质构造、构造煤发育、煤层分岔、煤厚变化及煤层埋深等, 其中地质构造主控作用尤为明显。
( 2) 17 采区及27 采区上部煤与瓦斯突出相关因素普遍存在, 相互叠加, 为严重突出危险地区, 应采取合理的区域防突措施和可靠的增透工艺。另外, 施工过程中, 应加强超前钻探和物探管理, 防止误揭煤层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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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与因素 篇11
关键词：个体特征；非农就业契约；非农就业契约规范性；非农就业契约期限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14）05-0004-07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一）问题提出
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农民得以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以进城务工为典型代表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种不可逆转的社会经济现象（杨云彦等，2007）。非农劳动力市场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更多的剩余劳动力会进入非农经济（Zhang，2004）。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既有利于缓解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提高农民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又有利于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再配置，促进城市经济建设和国民经济增长，还会促进现代文明的传播与发展。农村转移劳动力也已成为我国基础建设和城市建设的主力军，为城市的运转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朱农，2002）。
虽然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数量逐年增多，但是劳动力的迁出总是与劳动力的回流相伴。农村转移劳动力从农村走出去了，但非农就业极其不稳定。如何保持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长效稳定的就业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规范的非农就业契约和较长期限的非农就业契约对于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转移，以及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的稳定及其权益维护等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围绕农村劳动力与用工方的非农就业契约问题，学术界从不同视角进行了讨论。非农就业契约是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权益维护方式之一；劳动契约的签订以资方为主导，农村转移劳动力人力资本等因素也会在博弈中起作用；企业性质、企业规模及其所属行业等对劳动契约签订情况造成一定的影响（刘辉、周慧文，2007）；如果农村转移劳动力从事非农工作所获得的收入相对较高，其签订劳动契约的意愿会更强一些（刘林平、陈小娟，2010）。另外，进城务工人员的素质是影响劳动契约签订的重要因素（陈炜，2010）；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进城务工人员劳动契约签订率显著低于城镇工人；工人人力资本存量对劳动契约签订有正向影响；企业特征对劳动合同的签订有显著影响（孟凡强、吴江，2013）；农村转移劳动力劳动契约与人力资本专用性、流动性、工会组织、合约知识有着密切联系（郑英隆等，2013）。
同时，长期契约减少了不确定性，契约双方面临的是长期的重复博弈，可以在较长的契约期限内收回固定成本，有利于解决专用性投资不足的问题（Anderhu&Konigstein&Kubler，2003；孙慧文，2013），减少无效的员工流动。长期契约的本质是通过降低契约方的流动性来达到激励与合约的双重功效（Jacoby & Mitchell，1984； Del Brio et al.，2003；张晓燕，2004）。短期契约明显地提高了事故发生率，影响劳动者的预期，造成员工的就业安全度降低，归属感不强（Guadalupe，2003；罗明忠，2005）。企业与员工签订正式的劳动契约期限越长，企业的调整灵活度越低，工人的就业稳定性就越高；契约期限越短，企业调整灵活性增加，工人的流动性就越高（李小瑛、赵忠，2012）。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劳动关系的性质也由身份转变为契约（程延园，2007），劳动契约是构成劳动关系的重要内在要素（赵泽洪、尤强林，2011）。短期劳动契约虽然有利于保持劳动关系的弹性，但却极易造成劳动者职业稳定感的缺失，造成企业劳动关系的短期化、不稳定，客观上造成企业与员工缺乏长远眼光，只求眼前既得利益，与企业、同事之间矛盾较多，为引发劳动争议埋下隐患（姜颖，2006）。而长期劳动契约让劳动关系双方具有长期稳定的合作预期（罗明忠等，2014），有利于协调契约双方利益，减少契约双方利益冲突，实现共赢，促进企业劳动关系的和谐（李向阳、魏佳琪，2010）。
可见，已有研究一致认同，非农就业契约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质量提升及其稳定性增强有显著影响，但对于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契约的因素研究不够，尤其是从微观视角实证分析非农就业契约的影响因素还有很大的空间。本文将以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农村转移劳动力个体特征及其就业特征、就业环境、人力资本状况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契约的影响。
二、数据来源、关键变量赋值和模型选择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为课题组于2013年至2014年对湖南、广东两省的农村转移劳动力进行随机问卷调查和访谈所得。在样本点选择时充分考虑到广东农村转移劳动力较多，而湖南是农村劳动力外出非农就业大省的现实，因此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此次共发放问卷708份，回收问卷623份，问卷回收率为88%。在剔除存在缺失项的问卷后，最终的有效问卷为53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5.7%。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从个体特征上看，男性样本略高于女性；已婚者占比为80.1%；年龄处在21-30岁之间的受调查者占比最大，达到36.3%；31-40岁的受调查者占28.7%；40-50岁的受调查者占25.5%。从就业特征上看，50.7%的受调查者在制造业企业就业，以普通工人最多（占58.1%）。54.3%的受调查者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30.5%的受调查者文化程度为高中或中专。非农就业经验为1-5年（含5年）、5-10年（含10年）和10-20年（含20年）的受调查者分别占36.5%、30.5%和23.4%。大部分受调查者的年收入处在20001-30000元之间。只有16.7%的受调查者没有转换过工作，31.8%的受调查者转换过3-4次工作。41.9%的受调查者外出打工前就已找好工作，还有42.5%的受调查者在外出1个月内可找到工作。71.9%的受调查者认为其工资收入是稳定的，66.5%的受调查者所在企业也会按时足额缴纳社保。超过半数的受调查者对务工所在地非农就业稳定性和劳动环境满意度保持中立的态度。受调查者中，签订了劳动契约占比接近92%，且有75.3%的受调查者与用工方签订了正规的书面契约，但是契约中基本没有明确契约期限；采取劳务派遣用工形式及签订3年以内期限劳动契约的受调查者占比高达64.8%，说明目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是以短期劳动契约为主、就业稳定性较差。
（二）关键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本文将非农就业契约作为被解释变量，从非农就业契约的规范性（Y1）和非农就业契约期限（Y2）两方面研究非农就业契约的影响因素。
2.解释变量。本文将非农就业契约影响因素分为四类。①个体特征：性别（X1）、年龄（X2）、婚姻（X3）、家庭非农就业率（X4）；②就业特征：行业类型（X5）、工作岗位（X6）、非农就业年收入（X7）、工作转换次数（X8）、找寻工作时间（X9）、工资收入是否稳定（X10）、单位是否按时足额缴纳社保（X11）；③就业环境：非农就业稳定性（X12）、劳动环境满意度（X13）；④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X14）、非农就业经验（X15、每年职业培训天数）（X16）。
具体变量赋值及其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三）模型选择
为了分析影响非农就业契约的因素，根据已设定的变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非农就业契约规范性和非农就业契约期限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线性回归方程设定如下：
其中k为影响因素编号，n为影响因素的个数，Xk表示影响因素，本文中为个体特征、就业特征、就业环境和人力资本四类因素中所包含的16个变量。
三、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基于分析的需要，本文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对调查获得的各项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一）个体特征及其就业特征、就业环境、人力资本与非农就业契约规范性间的关系检验
根据变量性质及分析要求，分别将个体特征及其就业特征、就业环境、人力资本的16个变量对非农就业契约规范性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拟合优度良好，行业类型、工资收入是否稳定性、单位是否按时足额缴纳社保和非农就业稳定性4个变量在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年龄、非农就业经验、找寻工作时间和工作转换次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
第一，年龄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契约的规范性有消极影响。如表3所示，年龄系数为负（β=-0.062**），说明年龄越大，非农就业契约越不规范。究其原因，上一代农村转移劳动力往往根据自己的非农就业经验选择熟悉、可靠的企业就业，通过企业的声誉机制来判断非农就业的稳定性。而在我国法治不断完善的背景下，新一代农村转移劳动力相较于上一代农村转移劳动力，有更多的机会和条件接受教育，维权意识更强，更愿意采用签订规范的劳动契约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第二，行业类型、找寻工作时间、工资收入是否稳定、单位是否按期足额缴纳社保等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契约规范性有积极影响，而工作转换次数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契约规范性有消极影响。（1）从模型结果来看，行业类型系数为正（β=0.290***），说明在制造业务工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比在其他行业务工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更愿意签订就业契约，且契约形式更规范。相较于直接以工程结束时间作为劳动契约期限的建筑业和季节性较强、容易受到经济周期影响的服务业，制造业工作时间更稳定、工作波动小，农村转移劳动力丧失非农就业收入的风险小，劳动契约更多选择以书面形式。（2）找寻工作时间越长（β=0.064**），则非农就业契约越规范。找寻工作时间越长，说明农村转移劳动力在获得此项工作的前期投入成本越多，转换工作的机会成本也越大，因此更愿意签订正规的劳动契约为自己的工作提供保障。（3）工资收入越稳定（β=0.178***），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契约越规范。当非农工资收入稳定时，非农就业者的生活有了保障，更愿意签订正规的非农就业契约以确保这种生活的延续。（4）单位按时足额缴纳社保（β=0.474***）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相较于未缴纳社保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其就业契约形式越规范。（5）工作转换次数变量系数为负（β=-0.047**），说明工作转换次数越多，非农就业契约越不规范。经常转换工作的人，其既往工作积累的经验和职业技能难以发挥作用，更容易陷入一种技能水平低、就业稳定性差的怪圈，其非农就业契约越可能不规范。
第三，非农就业稳定性程度对非农就业契约规范性有明显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越稳定（β=0.096***），越倾向于签订规范的非农就业契约。非农就业越不稳定，非农就业者遭遇就业风险的可能性较大，安全感缺失，雇主和农民工都不愿意签订正规的非农就业契约，以规避由于就业波动造成违约的风险。
第四，非农就业经验增加对非农就业规范性有积极效应。非农就业经验变量系数为正（β=
-0.063**），非农就业经验越丰富，则越倾向于签订规范的非农就业契约。非农就业经验丰富的人在工作中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职业技能，就业更加稳定，更愿意签订规范的非农就业契约。
（二）个体特征及其就业特征、就业环境、人力资本与非农就业契约期限间的关系检验
分别将个体特征及其就业特征、就业环境、人力资本的16个变量对非农就业契约期限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行业类型、找寻工作时间、单位是否按时足额缴纳社保、非农就业稳定性和每年职业培训天数4个变量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非农就业经验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第一，行业类型、找寻工作时间、单位是否按时足额缴纳社保对非农就业长期契约期限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由于高达50.7%的受调查者是在制造业就业，企业一般都希望与员工签订期限相对较长的非农就业契约以确保生产需要，而员工也希望通过一份较长期限的就业契约获得一份稳定的就业岗位。（2）找寻工作时间（β=0.443***）越长，农村转移劳动力签订长期非农就业契约意愿越强烈。找寻工作时间反应的是非农就业者获得就业机会的难易程度，找工作比较困难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更换工作的机会成本更高，更不愿意更换工作，因此会偏向于选择长期的非农就业契约。（3）单位是否按时足额缴纳社保（β=0.324**）变量系数为正，说明社会保障体系越健全，执行越规范，农村转移劳动力对未来的生活保障信心越强，回乡欲望降低，非农就业契约期限自然延长。
第二，非农就业稳定性对非农就业契约期限有积极影响。非农就业稳定性系数为正（β=0.297***），说明非农就业越稳定，企业的雇佣风险和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风险均降低，非农就业契约期限将延长。
第三，非农就业经验影响非农就业契约期限选择行为。非农就业经验（β=0.146**）越丰富，在经过比较之后的农村劳动力越愿意选择长期的非农就业契约。同时，每年职业培训天数对非农就业契约期限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因为，用工单位提供的技能培训，大多属于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无论是用工单位还是劳动者，从人力资本投资回报视角，都更愿意选择较长期限的非农就业契约。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本文考察了农村转移劳动力个体特征、就业特征、就业环境和人力资本等变量对非农就业契约的影响。结果显示，性别、婚姻、家庭非农就业率对农村转移劳动力非农就业契约影响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行业类型、工作转换次数、找寻工作时间、工资收入是否稳定、单位是否按时足额缴纳社保对农村转移劳动力非农就业契约规范性影响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行业类型、找寻工作时间、单位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对农村转移劳动力非农就业契约期限均有积极正向作用。非农就业稳定性对非农就业契约规范性和非农就业契约期限均有显著影响，非农就业越稳定，非农就业契约形式越规范、契约期限越长。非农就业经验对非农就业契约规范性和非农就业契约期限有积极效应，每年职业培训时间的长短也会影响农村转移劳动力对非农就业契约期限的选择。
可见，要进一步规范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契约，维护农村转移劳动力合法权益，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少以下方面值得重视：一是推进产业升级，营造良好的外部就业环境。推进产业升级，使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非农就业与产业匹配，建立良好的体制机制提高非农就业稳定性，进一步完善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政策，缩短农村转移劳动力工作搜寻时间，促进非农就业收入的稳定，降低就业及收入波动风险。二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要进一步加强对社会保险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为农村转移劳动力提供基本的生活、养老和医疗卫生保障。三是大力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拓宽农村转移劳动力接受技能培训的渠道，增强技能培训针对性，使农村转移劳动力避免频繁的就业流动，延长非农就业契约期限。四是加强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法制宣传教育，鼓励农村转移劳动力主动与企业签订规范、长期的非农就业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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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与因素 篇12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从2009年12月至2010年12月32例CAG正常且为CSF的患者, 将他们分为CSF组, 其中男性为19例, 女性为13例, 年龄从41～77岁, 平均 (61.92±5.84) 岁, 32例病例中心绞痛症状典型, 在吸烟或情绪激动等诱因的时候有胸痛, 症状的持续时间, 从3～10多分钟不等。另外, 还选择32例CAG正常而无CSF的患者作为对照组, 其中男性18例, 女性14例, 年龄从38～78岁, 平均 (62.21±8.12) 岁, 都有胸痛发作, 但是并不典型, 并含服硝酸甘油无效。两组都排除其他器质性心脑血管疾病或者全身性疾病的患者。
1.2 冠状动脉的血流速度测量方法
所有的患者均使用5F造影导管经过桡动脉行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 Philip H 3000造影机进行影响的采集, 采集速度为25帧/s。TIMI帧数分别由两名介入医师分别进行观察, 取均值为结果。TIMI帧数是在CAG过程中造影剂从充盈动脉开始至到达动脉远端之间的帧数。记录帧数以30帧/s进行校正。前降支和回旋支采取右前斜30。加足位300, 右冠状动脉采用左前斜300加头位300。由于前降支比较长, 故将前降支帧数除以1.7以得出校正后的TIMI帧数[1]。
1.3 CSF诊断标准
在目前临床上, 都是采取正常的冠状动脉血流速度作为公认的指标。当采用CTFC时大于2个标准差即可诊断为CSF, 否则则认为正常。
1.4 观察指标
身高、腰围、体质量、血压、血常规、血脂、血糖、FIB、HCY。进行静息心电图。CAG手术后3d进行心脏运动负荷实验和行发作时的心电图。
2 临床特征
CSF组和对照组的患者临床资料的比较发现, 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血糖、血脂与临床用药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CSF组的患者在FIB、HCY、体质量指数 (BMI) 、腰围、平均血小板体积 (MPV) 等指标均显着高于对照组, CSF组的患者活动平板运动试验阳性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发作时异常心电图的例数也高于对照组 (表1) 。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CSF的危险因素
众多研究都对CSF的危险因素进行研究, 取得了不俗的成果, 现将成果整理如下。
3.1 肥胖
肥胖为动脉粥样硬化独立的危险因素, 并且CSF可能为动脉粥样硬化早期的一种表现形式, 从而便推测肥胖属于CSF的危险因素之一。而本次临床研究也证实了这点。
3.2 尿酸水平增高
(1) 尿酸形成往往都伴有大量氧自由基、过氧化氢等活性氧的生成, 以参与炎症反应, 对NO进行灭活, 损伤血管的内皮细胞, 令到血管内皮功能不良, 以此造成CSF的出现; (2) 尿酸水平较高有可能促进LDL-C氧化与脂质的过氧化, 令氧化应激反应增加和放大, 令内皮的功能受到损伤, 令冠脉的血流储备降低。同时, 又将促使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 早期冠状动脉弥漫性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又将增加血管的阻力, 而使其血流减缓。
3.3 其他影响因素
糖耐量、血小板活性增高、体质量指数、尿酸增高都是CSF现象的危险因素[2]。
摘要：目的 观察冠状动脉慢血流现象的危险因素和对其临床特征进行分析。方法 从2009年12月至2010年12月32例CAG正常且为CSF的患者, 将他们分为CSF组, 此外, 选取32例CAG正常并且无CSF的患者作为对照组, 观察冠状动脉的血流速度, 观察身高、腰围、体质量、血压、血常规、血脂、血糖、FIB、HCY。进行静息心电图。CAG手术后3天进行心脏运动负荷实验和行发作时的心电图。结果 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发现, 两组患者不论在性别、年龄、血脂、血糖和临床用药上, 差异均无显着性。CSF组患者的各种指数如FIB、HCY、平均血小板体积 (MPV) 、体质量指数 (BMI) 、腰围等都显着高于对照组, CSF组的患者活动平板运动试验阳性率均高于对照组。发作时发现, 异常心电图例数要显著地高于对照组。结论 多种原因的综合可能与慢性血流的发生有关。
关键词：慢血流,危险因素,临床特征
参考文献
[1]段红艳, 王丽霞, 王光公, 等.冠状动脉慢血流现象的危险因素与临床特征分析[J].实用医学杂志, 2010, 26 (13) :2338-2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