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医疗救助

农村医疗救助（共12篇）

农村医疗救助 篇1

1 卫生系统的公平

世界卫生组织 (WHO) 和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组织 ( SIDC) 早在1996 年的1 份倡议书《健康与卫生服务的公平》 ( Equity in Health and Health Care) 中就提出了一个界定: 公平 (Equity) 意味着生存机会的分配应以需要为导向, 而非取决于社会特权。之后,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Adam Wagstaff 和Eddyvan Doorslaer 等人曾撰文进行探讨, 认为卫生保健公平具体应划分为3 个方面:

①卫生筹资领域的公平: 体现为可支付能力原则 (指社会成员按支付能力支付卫生费用: 有同等支付能力的人应当有同等的支付, 支付能力不同的人在筹资领域中的支付也应当有所不同, 支付能力高的人应当多支付) 。

②卫生服务利用领域的公平: 体现为按需分配原则 ( 相同的卫生服务需要应该获得同样的卫生服务, 不同的卫生服务需要应该获得不同的卫生服务) 。

③健康状况公平:不同社会人群的健康水平相等或相似, 健康状况分布均衡[1]。这一划定目前已基本得到国内外学者的认可。国内一些学者认为卫生资源 (包括大型设备) 分布公平也应当纳入卫生公平的评价体系中。

我们认为, 卫生领域的公平就是一方面应保证每一个有卫生服务需要的社会成员都应当有相同的机会去获取相应的卫生资源, 性别、种族、年龄、居住地和经济能力等非需要因素都不应成为影响这种机会的因素; 另一方面, 弱势群体在卫生服务利用和健康保障方面还应当更多地得到照顾, 这不仅包括对贫困人群的医疗救助、费用减免等, 同时也包括卫生筹资领域的累进性。简而言之, 即为广大社会成员营造均等的卫生保健可及性的同时应当有倾向于弱势人群的卫生政策和制度。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在一份报告中曾提到: 公平和公正的关系应该处理得更恰当, 要么通过措施来降低人群间 (不考虑收入) 卫生的不公平性, 要么集中解决那些健康状况最差的人 (不论他们贫与富) 的卫生问题。当然, 在一个国家, 这一策略的实施者应当是政府。

2 医疗救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比较

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在医疗中往往也会处于不利地位, 国家应该通过相关政策来保证他们也能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和卫生保健, 尽可能地保证卫生服务的广泛性与公平性, 从而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 要在全国农村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以下简称新农合) 制度和贫困人口的医疗救助制度。该决定提出的医疗救助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对全国农村贫困家庭实行医疗救助的制度。

医疗救助制度与新农合是在同一个中央决定中推出的一对相辅相成的制度。两种制度在设计和实施中的密切配合能够使包括五保户和贫困户在内的全体农民家庭对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许多的农村医疗救助与新农合的政策和实践已经证实两种制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从表中我们不难看出, (1) 目标上, 农村医疗救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最终目标都是保障居民健康, 降低疾病经济风险。 (2) 目标实现方式上二者具有互补性:农村医疗救助是针对贫困和弱势群体, 通过济贫或救灾的方式给予补助;新农合通过大范围的互助共济, 促进所有参合农民的基本医疗服务的获得。 (3) 保障能力都较为有限:农村医疗救助在2006年的实际救助率为34.72%;2006年上半年新农合对参合农民住院医疗费用的平均补偿水平为25.77%[2]。 (4) 制度及基金的属性不同:农村医疗救助属于社会救助的范畴, 是建立在政府责任理论的基础上的, 基金属于公益性类;新农合属于社会保险的范畴, 是建立在风险分担的理论基础上的, 基金属于公域属性[3] (追求在公共的生活空间中的共享性) 。

3 公平视角下医疗救助与新农合衔接的必要性

3.1 医疗救助与新农合的衔接实现卫生筹资领域的公平

医疗救助是一种劫富济贫式的单渠道或单方向筹资机制, 它不能独立支撑为贫困者提供医疗保障的责任。医疗救助制度只是医疗保障中的一部分, 而医疗保障则是以各种医疗保险为基础的。医疗保险的筹资机制是多项的, 既包括群体之间的互济 (从健康人群向健康人群转移) , 也包括个人的积累 (从健康年代向易患疾病年代的转移) , 因此, 能够提供比较稳定和充足的资金渠道保障[4]。为此, 当前改善和提高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资金状况必须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前提, 通过增加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投入而使贫困人群在合作医疗中得到充分的帮助。通过合作医疗和医疗救助的共同作用, 贫困者既不会因为救助条件的限制而看不起病, 也不需要个人付费, 这样支付能力低的贫困者可以减少支付, 体现了卫生筹资领域的公平。特别是在合作医疗中增加门诊和常见病的医疗服务, 可以从根本上起到预防因病致贫的问题。

3.2 医疗救助与新农合的衔接实现卫生服务利用领域的公平

无论社会经济发展如何, 世界各国都普遍认为获得基本卫生服务是一项基本人权[5]。每个公民都享有基本医疗保险的权利, 也就是说在我国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之前, 每个农村居民都享有参加新农合并享受其待遇的权利。新农合在筹资、补偿范围和卫生服务利用等方面应对所有农村居民包括贫困人口提供一种平等、公开、公平的参与和保障机会, 要求权利和义务的双向性和对等性。不仅如此, 更重要的是同样的医疗需求应当得到同样的医疗服务[6], 但是, 经济、地理、社会、文化或其他任何因素都可能阻碍人们得到基本卫生服务而成为关键问题。贫困人口更容易因为患病和支付医疗费用而更加贫困, 他们常常得不到卫生服务或者支付不起服务费用[7]。医疗救助是由政府提供的对贫困人口的医疗服务资助行为, 资助的前提条件是因贫困无力满足医疗保健需求, 所以只要是贫困人口, 不用尽任何义务, 都有权申请医疗救助, 有资格获得医疗救助。医疗救助更多的是从满足患者的基本医疗需求出发的, 是以需求为基础的, 不计患者贡献的、权利与义务不挂钩的资助行为[8]。医疗救助是确保贫困人口和一般人群获得同样的医疗服务的重要手段。所以, 在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中应加强新农合与医疗救助制度建设, 使参合群众医疗负担与与自身经济承受能力相适应, 使由新农合医疗救助共同组成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具有“利贫性”, 从而体现卫生服务利用的“公平性”。

3.3 医疗救助与新农合的衔接实现健康状况的公平

卫生服务的利用取决于卫生服务的需要, 即人群的健康状况。每个社会成员都享有健康的同等权力, 即健康公平。健康公平主要利用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以及人群的患病指标来评价。尹冬梅、胡善联等人的调查表明, 经济状况越差的人群, 健康状况越差, 提示健康的不公平性[9]。而这些健康公平的指标很大程度上通过优质的医疗服务来改善。以保障农民健康的农村医疗救助比其他社会救助要复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医疗服务的特殊性。医疗救助制度的资金补贴, 并不能直接转化为贫困人口健康状况的改善, 因为救助对象得到了资金补贴并不等于就获得了良好的医疗服务。整个医疗救助系统由医疗救助提供者 (政府) 、救助对象和医疗服务提供者 (医疗机构) 所组成, 作为供方的医疗机构在整个制度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由于医患双方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患者在与医院之间的博弈中总是处于劣势, 医院为了追求经济利益, 诱导需求、过度医疗等现象比较普遍。虽然医院的行为难以控制, 但毕竟由于医疗救助资金的存在, 代表救助对象利益的民政部门有了与医院谈判的资本, 通过制定规则与医院进行博弈, 使救助对象真正从医疗救助制度中获益。从理论上讲, 通过谈判, 为了达到更好的收益, 医院可能会主动对救助对象采取相对较低的收费策略 (前提条件是医院的病床还不满) , 这就是经济学上的“ (价格歧视price discrimination) ”现象。事实上, 随着医疗救助与新农合制度的建立, 农民被抑制的医疗需求逐渐释放, 农村医疗机构的业务量有较大程度的提高, 对供方行为产生了一些良性影响:在不同程度规范了供方不规范的经营行为、病历质量明显提高、改善了统计资料的质量、促进部分医疗机构加强管理, 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规范行为以达到利益最大化:例如:涨价、诱导需求、用足政策、违规操作等。

但是对于一个医院来说, 可能来自贫困医疗救助的费用只占医院总收入的很少一部分, 即使贫困医疗救助有很强的采购力, 但医院不会对贫困医疗救助予以高度重视来提高效率和质量。所以, 医疗救助应该与新农合打包, 使之有效结合, 提高与医院谈判的实力, 促使医院为救助对象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 从而改善农村人口的健康状况, 实现健康状况的公平。

4 两种制度的无缝衔接

4.1 民政部门与卫生部门加强沟通交流, 明确两种制度在政策层面的衔接

2006年民政部组织的几次医疗救助政策研讨会成效显著, 促进了制度朝着更加科学化、合理化的方向发展, 如能够通过研讨会、培训班等形式加强民政、卫生两部门的沟通, 促进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 这将有利于推动两种制度的衔接和发展。

实现二者的的衔接必须让基层的卫生部门和民政部门的官员认识到两种制度在政策上的定位和关系 (高层已达成“衔接”的一致性) , 最好能建立一种机制, 使两部门长期经常性地在一起对联合设计的制度或实施方案进行效果评估, 不断解决新问题。建议两部门联合发文, 进一步明确两者在政策层面的衔接, 将完善后的制度和方案贯彻实施。

4.2 充分利用农村合作医疗平台, 简化农村救助申报程序

简化救助程序的主要办法是将审批权下放到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院和乡镇社会救助管理站。具体做法是:在相关救助信息上实现乡镇社会救助管理站与农村合作医疗经办机构共享, 如救助对象的确定、病种的规定、可报销药品的核定、医疗费用等。这样符合条件的救助对象可直接到指定医院申请救助性的住院治疗, 定点医院按规定初审后便可实施, 边治疗边向所在乡镇救助管理站报告。乡镇救助站对救助对象身份进行现场确定, 按相关规定与定点医院做好救助的衔接和申报工作。乡镇社会救助管理站将救助对象基本情况输入民政救助网页, 上传至上级管理部门。县民政局或救助管理局实行网上查询, 实地核实救助实施情况。救助资金先由医院垫付, 县民政局或救助管理局与定点医院定期结算。这一救助方式极大地简化了申报程序, 真正实行了“即病即救”。原来救助对象从申请到实施救助大约要一个月左右, 现在当日就可实施救助。

4.3 降低或取消医疗救助对象的起付线

降低或取消救助对象的起付线是使他们能像参合农民一样真正享受新农合带来的实惠的重要保障措施, 是一个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虽然各地新农合的定点医院都不同程度采取了一些利贫的措施, 如减免诊疗检查费用等来帮助救助对象提高对卫生服务的使用。但是由于新农合制度必须要考虑到全体参合农民都能公平受益的实际情况, 降低和消除救助对象的起付线则须由医疗救助制度解决。解决方法可以采取民政部门向救助对象预支起付线以下医疗费用或由定点医院垫付, 事后由民政部门审核结算的方式进行。但无论如何也不应该采取由救助对象垫付后再报销的办法。

4.4 应实施医疗救助第二次补偿

人们把新农合的起付线称作是新农合的门槛, 解决了起付线问题只是解决了进门问题, 要想使救助对象真正能用得起定点医院的医疗服务和享受到新农合的医药费用的补偿, 还要解决提高救助对象医药费用补偿比和降低自负比的问题。这须通过医疗救助制度在救助对象得到新农合补偿后的基础上再给予适量的医药费用第二次补偿来解决。二次补偿的比例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而定。其方法可以选择首先明确救助对象最终实际应付的费用金额比例, 在其就诊时直接自付, 其余部分在按新农合规定扣除新农合补偿部分后, 由医疗救助基金支付。后者也可以采取民政部门预支给救助对象或由定点医院垫支, 经民政部门审核后再支付的方式。

4.5 医疗救助应加强转移支付和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管

对西部欠发达地区而言, 由于人均医疗救助筹资额过低, 资金问题已成为制约两种制度有效衔接、影响贫困人口对卫生服务利用的瓶颈。然而, 西部地区地方财政的困难, 造成地方政府空有责任而缺乏资源。因此要提高筹资水平, 需要中央财政更多的支持, 地方的社会力量也不容忽视, 如“慈善总会”、“红十字会”、“总工会”、“企业单位”等, 这些社会团体和单位将成为医疗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何利用这些资源, 让成倍的社会资金参与到医疗救助事业中来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事实上, 医疗救助是通过将国民收入强制性转移支付给贫困人群, 从而调节不同地区之间卫生资源的合理分配的一种制度。在医疗救助资金逐年增加的趋势下, 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更加科学合理的地区之间的资金分配机制。而这科学合理的资金分配需要通过加强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管得以实现, 监管的重点是医疗质量和费用控制。要提出具体的医疗质量要求和费用控制办法, 以及确保这些要求落到实处的监管措施和奖惩办法, 以利有限的新农合与医疗救助资金发挥应有作用, 杜绝定点医院诱导消费和其他违纪的趋利行为发生。

医疗救助和新农合是两种不同、不可替代的制度。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可以认定, 无论国家经济发展到何种程度, 社会上都会有一部分贫困的弱势人群存在, 只要国家没有实行全民免费医疗, 无论推行什么医疗保障制度, 只要有共付的存在, 就必然有贫困家庭无力支付共付部分医药费用的现象发生, 这个社会就需要有医疗救助制度来搭建健康的安全网, 保护贫困及其他的弱势人群不受疾病的侵害。从这个意义上讲, 建立和完善医疗救助制度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和创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Wagstaff A, Doorslaer AE.Measuring and Testingfor Inequityinthe De-livery of Health Care[J].Journal of Human Resurces, 2000;35 (4) :716~733.

[2]卫生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研究中心.二○○六年上半年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运行情况分析报告[R].2006.8.

[3]柯武刚, 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217~225.

[4]徐月宾.中国农村医疗救助资金安全运行及民主监管方式研究报告[R].北京:农村卫生政策应用研究课题组, 2006.

[5]United Nations health partners groupin China.Ahealth situation assess-ment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R].Beijing:2005.7.

[6]周恩泽, 官波, 范国富, 等.镇江市医疗救助制度在维护医疗保障公平性中的作用[J].中国卫生经济, 2004;23 (9) :34~35.

[7]United Nations health partners groupin China.Ahealth situation assess-ment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R].Beijing:2005.7.

[8]李晓华, 董军.医疗救助的内涵特点与实质[J].卫生经济研究, 2005; (7) :9~10.

[9]尹冬梅, 胡善联, 程晓明, 等.中国贫困农村地区卫生服务公平性研究[J].中国卫生经济, 1999;18 (3) :8.

农村医疗救助 篇2

我叫李xx，女，现年45岁。现住中卫市镇罗镇九塘村5队，现有6口人生活。

婆婆，现年80岁，身患多种疾病，现在年龄大，各种并发症，身体虚弱，常年靠吃药维持生命，生活基本不能自理。

长女，现年20岁，常年在外打工，没有稳定收入。

次女，现年16岁，在中卫中学读书。

儿子，现年12岁，在小学。

我于12月因病在宁夏医科大总院住院治疗，经检查确诊为恶性肿瘤，全身疼痛无法行走。四处借债花费了12万多元先后在宁夏医科大、宁夏五医院等医院医治，都没有结果，现在回家治疗，落下了目前瘫痪在床，需要长期服药，还需要每个月到医院复查，丧失了劳动能力。现在，我没有生活来源，全家人仅靠丈夫一个人打工务农，每月2千多块工资来维持生活，并且这几年来还欠下因住院治病借的`债有10万多元未还清，再也没有多余的钱继续用于买药治病，生活十分困难。

听说有大病救助这个政策，可我又不知道要到哪里去申请，朋友给我介绍了“西吉万象”平台，我只好通过这里来求助》

今特请求能给我于绝境中送来一点温暖，能解决我大病医疗救助的一部分费用。盼指准，万分感谢!

此致

敬礼!

申请人：李xx

唐代的病坊与医疗救助 篇3

关键词：唐代；病坊；医疗救助

中图分类号：K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09)01-0081-06

病坊是唐代开创的救助病残、乞丐及贫民的专门机构，宋代承袭唐代病坊之法，建立了许多政府及民间的救孤恤穷、赈残助病的机构。

关于唐代病坊已有诸多研究。日本学者善峰宪雄《唐朝時代の悲田養病坊》、道端良秀《中国佛教社会事業の一问题——養病坊つしっ》两文，对唐代病坊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国内学者关注病坊研究的时间较晚。孙永如《唐代“病坊”考》，主要考辨了病坊的原委。葛承雍《唐代乞丐与病坊探讨》，从病坊收养乞丐的角度考察了唐代病坊的置废经过。杜正乾《唐病坊表徵》，探讨了病坊的设置时间、病坊的渊源及其与佛教的关系，并利用敦煌写本探讨了敦煌病坊的资产、经济来源、职事人员和医方等问题。冯金忠《唐代病坊刍议》一文，对上述论点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探讨。此外，王卫平在《唐宋时期慈善事业概说》一文中也论及了唐代病坊。由于唐代病坊是医疗救助的专门机构，以上论著或限于某一角度，或有缺失，故笔者认为有加以补充论述的必要，不妥处请方家不吝赐正。

一病坊产生的时间

关于病坊的设置时间，学界争论较多，以武周和贞观时两种观点较为突出。主张武周说者主要有日本学者善峰宪雄、道端良秀，中国学者孙永如，另外，日本学者那波利贞和中国学者王卫平更将病坊的设置时间定在武周长安年间(701—704)，主张武周说者，主要本自《太平广记》卷95《洪防禅师》中关于病坊的记载，《太平广记》云；“(洪)坊于陕城中，选空旷地造龙光寺，又建病坊，常养病者数百人。”《神僧传》卷6《洪防传》也载：“(洪)防于陕城中，选空旷地造龙光寺。又建病坊，常养病者数百人……昉曰：‘讲经之事诚不为劳，然防病坊之中，病者数百，恃防为命。常行乞以给之。今若留连讲经，人间动涉年岁，恐病人馁死，今也固辞。”后洪防禅师为则天所知，被征人宫，并被尊为师。则天又下诏：“防所行之处，修造功德，无得遏止。”武则天于长安年间设使主持悲田养病，“悲田养病，从长安已来，置使专知”，或许即是武则天基于对洪防禅师的敬仰而采取的行动。若根据以上记载，推知病坊在武周间已经出现，当然无可厚非。但就此将病坊产生的年代定在武周间，似乎有些晚，至少洪防禅师在龙光寺所设的病坊并非最早的。

刘俊文根据《唐贞观十七年高昌县勘问来丰患病致死事案卷残卷》，将病坊的设置时间定在贞观年间。此事虽然得到葛承雍的支持，却遭到冯金忠的反驳，仍将时间定在贞观年间。兹将刘俊文主张贞观说的主要根据——阿斯塔那九一号《唐贞观十七年高昌县勘问来丰患病致死事案卷残卷》引录如下：

(上缺)

何射门□(陀)□□陁辩：被问□□(知)委先不与□亲，若为肯好□仍显是□者。谨审，但门□得粮然□为营饭食，恒尔看□□(来)丰虽非的(嫡)亲，是(见)寄□忽收取看养在此边处，并不闲(娴)官□见师为疗，又更不陈文记。其人先患甚风，□是实不虚。如其不信，乞问同住入(康□问依实，谨辩。

贞观十七年□

(中缺)

□八月十二□(日)□射既称好囫(供)□□(知)委，先不与来□亲，若为肯好供给□不觅医治，仍显是□看并问坊正，来□(丰)□患，若为检校不□致令非理□

(中缺)

既为改更，物(更)□知此。

此宜问□节义坊正麴伯恭□十八。一恭一一。

□□(恭)辩：被问来丰身□(患)□为检校，不申文牒，致口理而死者。谨审：其□(来)□四月内，因患至此，丰囫(前)

□赵儁处分，令与坊□□(置)，即于何射门陁□人至，□即报。□

(下缺)□”及寻医救治的责任，认为“此似病坊之制”，此条材料可补史书之缺。冯金忠认为此条并非“病坊”的相关资料，主要原因是对“□节义坊正麴伯恭”一句的断句不同。冯金忠将“节义坊”理解为普通之里坊，麴伯恭自然为坊正，此句前缺，若断作“□节义，坊正麴伯恭”，也未尝不可。即便按此断句，冯金忠列举的反驳刘俊文观点的三个理由也不能成立，因为来丰案件中已明言不是“就亲安置”，文中讲到何射门陁“得粮然□为营饭食，恒尔看□□丰虽非的(嫡)亲，是(见)寄□忽收取看养在此边处，并不闲(娴)官□见师为疗”，说明何射门陀的看养人来丰，并非其嫡亲，谈不上“就亲安置”的原则。那么，冯金忠以“节义坊说”反驳本件非病坊文书，似乎证据不足。文书中又提到，“其人先患甚风，□是实不虚。如其不信，乞问同住人□(康)”。说明何射门陁不只看养了来丰一个人，还至少有与来丰同住的康某，再从来丰“因患至此”，被送到该坊安置，即于何射门陁处看养，“为营饭食”，“见师为疗”，亦说明该坊是一个收养病人的机构。此外，此件文书为高昌县司审讯何射门陁、坊正麴伯恭关于来丰死因的记录。综合以的上记载，联系唐代病坊的特征，该坊为“病坊”无疑。

仅靠以上记载，说明贞观十七年(643)已经存在“病坊”似乎有些证据不足。我们还可找到一些相关记载来佐证。《续高僧传》卷20载：僧人智严于贞观十七年还归建业，“后往石头城疠人坊住。为其说法……永徽五年(654)二月二十七日，终于疠所”。冯金忠认为疠人坊就是病坊的早期形态，据此推定病坊大概可追源到贞观之世。疠人坊就是病坊之说，虽别无旁证，但可佐证贞观十七年(643)已经存在类似“病坊”的疠人坊，收养患病之人。

结合以上史料，我们又做了进一步的调查，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病坊”一词最早见于佛经的汉译本。至迟在北周天和年间(566—571)，汉译佛经中已经有“病坊”一词。《中天竺舍卫国衹洹寺图经》卷下有如下记载：

佛故止此院中，大院西巷门西自分六院。南第一院开于三门……裕师又说次小巷北第二院，名圣人病坊院，开门如上，舍利弗等诸大圣人有病投中，房堂众具须皆备，有医方药库常以供给，但拟凡圣非所止。

该经序题“天和元年龙集辛酉腊朔，久修园律院比丘宗觉(直)谨识”。显然，在北周天和元年(566)，佛教文献中佛寺设病坊治病的思想已经传人中国。又《维摩经义疏》卷1《释会处第四》云：

病坊菩萨道，宜先破之，在病已除，方得修行，复有第二门。既修妙行，行成德满，故有第三门，就此三门。

《维摩经义疏》的作者为吉藏，成书于隋仁寿四年(604)。又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卷1云：

所用残药，不应弃掷。若有余病，宓刍求者应与。若无求者，可送病坊，依法贮库。病者应给，不依行者得越法罪。

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卷3石：

白言：“邬波驮耶，我身在俗，先患其病。”师曰：“汝何不告我。”……问：“邬波驮耶，何故不喜。”师即告曰：“我之住处，乃是病坊，诸有病者，皆投来此。”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35云：

或诣病坊施乐(药)之处，此若无者当缘自业，于饮食中而为将息。

义净于先天二年(713)去世，可见在先天二年前，佛教典籍中与病坊相关的记载已很多。很明显佛教病坊收治病人的思想在北周天和元年前已传人中国，而且在隋唐时期的佛教典籍中屡有记载，可以肯定中国早期医疗救助组织——病坊的产生与佛教中的病坊思想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在当时的佛教寺院中应该设有类似佛典，中病坊的医疗机构，洪防在龙光寺创设的病坊即其中之一例。

南北朝时期，中国南北政权中均出现了类似病坊的救助机构。《南齐书·文惠太子传》云：“太子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民。”此事不晚于永明中(483—493)。南齐太子好佛教，所立的“六疾馆”只是在名目上与佛教典籍中的“病坊”有点差别，在功能上恐怕差不多。这很可能是南齐太子对汉译佛经中“病坊”的实践。《梁书·武帝本纪下》载：普通二年(521)春正月辛巳，梁武帝下诏曰：“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县咸加收养，赡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又于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华发不匮。若终年命，厚加料理，尤穷之家，勿收租赋。”《南史·武帝本纪下》记作：“二年春正月辛巳，诏置孤独园以恤孤幼。”梁武帝于普通二年在京师设置孤独园，收养孤儿和单身老人，开启了后世由政府开办救助机构的先河。在郡县令收养单老孤稚不能自存者，当亦有相应的机构或机制，只是史书无载。梁武帝是出了名的佞佛眷，此举也许就是受佛教“病坊”思想的影响，当然也不能排除儒家仁政思想的影响，永平三年(510)十月，北魏宣武帝下诏在太常寺内设一别馆，专门收养“京畿内外疾病之徒”，为其免费医疗。魏宣武帝此举可作为我国有史记载最早的由政府设置的专门性的医疗救治机构。从以上情况看，南北朝时期中国已经存在类似印度佛教典籍中病坊的机构，如六疾馆等，此类机构似乎都和唐代病坊的内涵很接近，只是设置区域有限，往往只限于京师或仅限在太常寺。

综合前文论述，在南北朝时期汉译佛教典籍中，病坊一词早已出现。贞观十七年(643)前，有医疗救治性质的病坊应该已经存在，只不过管理部门尚不明确。到武则天长安年间(701-704)，政府对悲田养病“置使专知”，但这也不能理解为病坊初设，也不应该理解为是政府对病坊管理的开始。只是此前政府对病坊的管理情况，目前尚未找到史料记载，但似乎不能就此断定此前政府对病坊未做管理。此后病坊在诸州得以推行。

二病坊的隶属关系

有唐一代，病坊的所属关系较为复杂。从《唐贞观十七年高昌县勘问来丰患病致死事案卷残卷》记载的情况来看，这种类似病坊性质的机构(因文书残缺，其名称不敢擅断)受官府管理，经费也来自宫府。武周时期，洪防禅师设在陕城龙光寺中的病坊，由洪昉禅师行乞供给的方式看，应是寺院内设的不受政府干预的病坊组织。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最晚在长安年间，悲田养病就已置使专知，受政府干预，其宗旨是“矜孤恤穷，敬老养病”。由于悲田养病由专使负责收养病人，久而久之又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开元五年(717)宋璟上奏悲田养病情形是：“今骤聚无名之人，著收利之便，实恐逋逃为薮，隐没成奸。”并奏请罢之，但玄宗并未采纳宋璟的建议，还于开元二十二年(734)，“断京城乞儿，悉令病坊收管，官以本钱收利给之”。P.3262+P.2626《唐天宝年代敦煌郡会计牒》中有郡草坊、阶亭坊、宴设厨、病坊、长行坊，证实了天宝年间诸州均设有病坊，而且由官府提供本利钱，开支由州郡统一勾检。从上述记载来看，悲田养病坊自长安年间，由朝廷置使专知，在天宝年间已在诸州普遍设置。最迟到开元二十二年前后，诸州病坊开支由国家出资、审计。

会昌五年(844)七月武宗毁佛之后，十一月李德裕上奏；“今缘诸道僧尼，尽已还俗，悲田坊无入主领，恐贫病无告，必大致困穷。臣等商量，悲田出于释教，并望改为养病坊，其两京及诸州，各于录事耆寿中，拣一人有名行谨信，为乡里所称者，专令勾当。”从李德裕的奏文来看，会昌五年毁佛前悲田坊由僧尼主管，这与前引开元二十二年的记载有所不同。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一是国家在诸州设置悲田坊、病坊的同时，佛教寺院也自办悲田坊、病坊救助病贫，如洪防在陕城中所为。这也只是财力雄厚的少数寺院，不是每个寺院都能办得起的。一是由寺院负责具体事宜，政府资助、监督。显然，从开元二十二年以后病坊明确由诸州出资办理、审计，而且李德裕也建议将悲田改为养病坊，即纳入养病坊系统，并且在两京和诸州均设病坊，在“于录事耆年中”，选择乡间闾望高者担任，由州县长吏负责任免等相关事宜。因此，第二种解释比较有说服力。李德裕的建议被武宗采纳，但次年二月武宗崩，李德裕被罢相。

大中元年(847)三月，宣宗下诏：“应会昌五年所废寺，有僧能营葺者，听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当时宣宗君臣旨在反对会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复其旧，李德裕的建议当然也无法顺利推行。懿宗《疾愈推恩敕》云：“应州县病坊贫儿，多处赐米十石，或数少处，即七石、五石、三石。其病坊据元敕各有本利钱，委所在刺史、录事参军、县令纠勘，兼差有道行僧人专勾当，三年一替。如遇风雪之时，病者不能求丐，即取本坊利钱，市米为粥，均给饥乏。如疾病可救，即与市药理疗。其所用绢米等，且以户部属省钱物充。速具申奏，候知定数，即以藩镇所进贺疾愈物支还所司。”从“委所在刺史、录事参军、县令纠勘，兼差有道行僧人专勾当”一句来看，晚唐诸州县均设病坊，由刺史、录事参军、县令纠勘，由有道行僧人专门负责病坊，管理机制一仍开元、天宝之旧，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李德裕的奏议精神。

三病坊的经济来源

病坊的经济来源直接关系到政府对贫病者的医疗救助程度。按照佛教理论，寺院“病坊”的性质当为“其诸有病者，皆投来此”之地。从洪防建病坊的资料来看，防在陕城中龙光寺所建病坊，常养病者数百人。帝释天王请洪防讲《大涅槃经》，再从洪防建病坊的资料来看，该病坊设于僧人自建之寺院，所养病者数百，人数亦不少，养恤方式是待僧行乞募资以给。这是纯粹由僧人自办自筹的恤养病者的慈善机构。

作为官办病坊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官府提供本利钱。从《唐贞观十七年高昌县勘问来丰患病致死事案卷残卷》记载的情况来看，可以大致推测

病坊经费来自官府。到开元五年宋璟指责官府设悲田养病坊为“国家小慈”，由此推断其所需物品当由国家供给，其具体供给方式不详，唐前期左右金吾卫也将破旧敝幕、故毡等给病坊。《新唐书·百官志上》“左右金吾卫条”：“凡敝幕、故毡，以给病坊。”

开元二十二年(734)以后病坊由官府提供本钱。开元二十二年十月，“断京城乞儿，悉令病坊收管，官以本钱收利以给之”。敦煌写本P.3262v+P.2626v《天宝年代敦煌郡会计牒》云：

(前略)

病坊

合同前月日见在本利钱，总壹伯叁

拾贯柒拾贰文

壹伯贯文本

参拾贯柒拾贰文利。

合同前月日见在杂药，总玖伯伍拾

斤贰拾枚。

合同前月日见在什物，总玖拾肆事。

(后略)

而同卷记载“小麦一斗直钱肆拾玖文，粟一斗直钱三拾肆文”。该病坊的本钱相当于244石小麦、353石粟，这个数目并不小，利73.6石麦、106石粟。此条关于病坊本利钱的记载，反映了唐代病坊的设置广泛及官置本钱收利以给病坊政策的执行状况。

武宗会昌五年(845)一度通过给病坊授田来维持病坊的开支。武宗毁佛后，应李德裕之奏，下敕：“悲田养病坊，缘僧尼还俗，无人主持，恐残疾无以取给，两京量给寺田拯济，诸州府七顷至十顷，各于本置选耆寿一人勾当，以充粥料。”但此制很可能在大中元年(847)三月废止。

从《疾愈推恩敕》看，懿宗时的病坊开支主要依靠本利钱来维持，由僧人勾当，州县长官具体纠勘。但是，当时的本利钱似乎只够遇“风雪”时用来买粥米，平时病者还得求丐，充分说明病坊经济来源非常有限，很难满足医疗救助的需要。病坊所需救疗费用需要另从户部属省钱物中支给。

病坊的另一经济来源是帝王的赏赐，懿宗曾下诏曰：“应州县病坊贫儿，多处赐米十石，或数少处，即七石、五石、三石。”但这种赏赐恐怕很少，因皇帝个人的喜好而进行，因此对病坊经济来源的补充有限。

四病坊的评价

悲田养病坊设立后，救恤的效果是不言而喻的。但从国家安危及负担的角度讲，也引发了荫蔽人口、藏匿罪犯、贪污利钱等社会问题。而且，病坊在当时人的眼里，也成了坐以待食者的居所，如《太平广记》引《两京记》曰：“唐初，秘书省唯主写书贮掌勘校而已。自是门可张罗，迥无统摄官署。望虽清雅，而实非要剧。权贵子弟及好利夸侈者率不好此职。流俗以监为宰相病坊，少监为给事中中书舍人病坊，丞及著作郎为尚书郎病坊，秘书郎及著作左郎为监察御史病坊，言从职不任繁剧者，当改人此省。然其职在图史，非复喧卑，故好学君子厌于趋竞者，亦求为此职焉。”此叙述了官场升降玄机，对病坊救助者的贬讽之意也是显而易见的，接受病坊救治者被视作吃闲饭的人或无能之辈。

唐代病坊实行的过程中，收养的不全是病人，不少穷人也依靠病坊。如唐广明元年(880)黄巢起义军所至皆下，朝廷以田令孜率神策、博野等军十万守潼关，富家大族纷纷出钱“佣雇负贩屠沽及病坊穷人，以为战士”，结果潼关失守。

从以上对病坊的梳理中可以看到，病坊起源于佛教经典中“病坊”救助贫病的思想，早在南齐永明中出现的“六疾馆”应该就是这种思想的最早实践。此后类似的寺院贫病救助机构就已存在，为僧人创办的宣扬慈悲、布施贫病的恤病机构。大概在唐贞观末已医疗救治性质的病坊，从长安年间官府始置使专知悲田养病坊，遂成为政府主管的慈善机构。开元二十二年，断京城乞儿置病坊后，政府还以本钱收利以给病坊，从经济上支持病坊，官办性质更加突出，由于会昌五年灭佛事件的影响，一度给病坊寺田，以增强病坊的救助能力，至懿宗朝，政府又加强了对病坊本利钱的管理。可以说，唐代病坊救治贫弱阶层的作用在不断增强。

发展型农村医疗救助政策的探讨 篇4

1 转型时期我国农村医疗救助政策面临的挑战

到2004年,全国已有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正式出台了实施农村医疗救助的办法、意见和方案,943个县开展了农村医疗救助工作,建成示范点347个,筹集医疗救助基金8.8亿元。调查结果显示:全国2 900万农村困难居民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比例约为32%,加上因病致残的约为50%;其中,大病人数比例为3%~5%。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年均医药费不足100元[1]。到2005年年底,全国农村低保和传统救济人数仍有1 891.8万人,临时救济人数为1 359.9万人,农村人口贫困发生率为2.8%[2]。由于政府投入资金有限、报销医疗费用滞后以及报销比例低,使这部分人群仍然负担不了报销后的医疗费,存在“小病拖、大病挨、急病重病才往医院抬”的现象[3]。

1.1 政府医疗救助政策主体缺位,供给外部支持不足

任何社会救助制度的有效运行都必须有相对稳定的经济支持[4]。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瓦解,国家的工作重点放到了城市工业,成本—效益很高的农村卫生和防保工作面临财政资金投入严重不足的局面。2005年,我国卫生机构总数达298 997个,其中,医院、乡镇卫生院达60 397个,门诊部达207 404个。但全国1 633个县只有综合医院2 009所,县妇幼保健院(所、站)1 526所,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防疫站)1 586所[5],由于资源配置的不合理降低了农村医疗服务体系的运作效率。

1.2 医疗费用增长过快,农村居民卫生服务可及性差

由于医疗服务市场供方垄断,供方诱导下的过度消费不可避免。2005年农民人均收入大约为3 254.9元,比2001年的2 366.4元上涨了1.4%;而2005年人均门诊和住院费用约为127.8元和4 668.9元,均比2001年上涨了1.4%,医药费用的上涨速度超过了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6]。从2000—2005年的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情况来看,农村居民年均收入水平增长了2.4%,而年医疗卫生支出却增长了11.8%。农村基层医疗机构民营化趋势日益明显,到1998年全国有大约50%的村卫生室已变成个体医疗点[7]。

作为需方的贫困农民获医成本较高。第3次全国卫生服务总调查结果表明:2003年农村居民两周就诊率为13.9%,就诊者占病人总数的54.2%,未就诊者占病人总数的45.8%。对未就诊的主要原因分析表明:经济困难占38.2%,应该住院而未住院患者中,70.0%是由于经济困难。从患者未就诊的比例来看,1993—2003年城乡居民未就诊率、未住院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收入越低未就诊比例越高,未就诊率提高的幅度越高[8]。农民作为理性经济人,即使他们对医疗救助有需求,也可能因此而不去接受医疗服务。同时,农民接受医疗救助还存在另一种机会成本,医疗救助的申请程序复杂,先要向村委会提出书面申请和提交相关证明材料,经村民代表会议评议同意后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县(市、区)民政局审批。程序办理时间长,浪费劳动时间,而得到的实惠还不能补偿因此遭受的经济损失。

1.3 农村医疗救助管理机制不健全,内部结构不合理

1.3.1 政策衔接出现断层和错位。

我国目前实施的农村医疗救助政策没有统一的责任主体,划分依据各异。这实质就是医疗救助工作“多头管理”的问题。(1)救助政策的衔接问题。如现行五保政策和五保医疗救助政策之间,就存在五保对象确定不严格、救助起付线规定不科学等矛盾,有些地方还将医疗救助资金当成五保供养资金平均发放,将20世纪60年代精简、辞退职工也纳入了医疗救助范围。(2)国家和地方医疗救助政策衔接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对象界定不严格,各地与中央文件规定有出入,致使应救未救,非贫困人口却享受救助。

1.3.2 医疗救助政策实施基础薄弱。

由于农村医疗救助工作是由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和人员落实的,农村医疗资源不足,严重影响了农村医疗救助的服务质量[9]。2005年年底,全国3.6万个乡镇共设乡镇卫生院4.1万个,人员101.2万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87.1万人;61.5万个行政村共设立58.3万个村卫生室,村卫生室中执业(助理)医师10.4万人、乡村医生86.4万人、卫生员5.3万人。每千农业人口拥有乡村医生和卫生员1.1人[5]。对比而言,2005年我国各类医疗机构人员达542.7万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446万人,平均每千人口拥有医务人员3.6人[10]。不难看出,农村医疗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所占比例很小,每千人口拥有医务人员比例农村只有全国水平的1/3。由于乡镇合并等原因,乡镇卫生院个数、卫生人员数减少,但床位数及工作量增加。2006年社区卫生服务站的门诊量为9 379万人次,平均每站提供4 558人次,平均每个医生日均门诊量13.0人次[6]。农村医疗服务机构的业务收入增幅不明显,财政对医疗救助的经费没有落实,农村医疗救助的管理人员太少,缺乏积极性,工作基础薄弱。目前,只有个别地区提出解决工作经费问题,这就是开展农村医疗救助工作困难的症结所在。

1.3.3 农村医疗救助资金筹集渠道不稳定,运作不规范。

(1)筹资渠道单一。目前,我国医疗救助基金基本采用的是财政拨款形式: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财政按比例划分出医疗救助资金,但是各地财政情况不同,划分救助资金的比例也存在较大差异,往往是越穷的地方越需要救助,却越缺少资金。全国医疗救助配套资金不到位,往往是没有省级投入,少部分地区有少量的市、县投入。(2)社会动员不足。在将近9亿元的医疗救助基金中,来自社会捐助的不到1/10;民政部门的彩票公益金盈余使用不到10%;救助基金的运营利息收入更是少之又少。(3)基金来源不稳定。民政、卫生、财政、扶贫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等部门很多是为了提升部门形象和政绩而暂时给予救助资金,这些救助资金来源和数量都不稳定,救助也不及时。(4)监督不力。一方面,医疗救助主管部门将医疗救助资金采取预付制的方式交给医疗救助服务提供的定点机构,但是却无法监督定点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因此,救助资金并没有有效地帮助贫困农民;另一方面,对救助对象的救助资金用途也缺乏监督。

2 东亚各国医疗救助政策比较

医疗救助作为一种支持和帮助贫困人群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的社会政策安排或实体资源输送,是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促进了医疗资源分配在机会和结果上的公平,也对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和消费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以下就东亚各国有关的医疗救助社会政策比较分析,希望在他们的经验中找出比较适合目前中国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构建路径。

2.1 东亚各国的医疗救助政策

2.1.1 日本实行的是“全民皆保险”制度。

对那些运用自己资产和能力等仍不能维持生活的家庭或个人,按照1950年颁布的《生活保障法》实行生活保障制度。该制度的出发点是国家以帮助其自立为目的,为其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或个人提出申请后,政府对其进行“自立调查”,看其是否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潜能来克服目前的贫困状况。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或个人在政府指定的医疗机构就诊;当贫困家庭或个人因支付医疗费用使收人低于最低生活标准时,由政府支付现金给予帮助。另外,日本还设立了许多民生委员会(即一些由热心救助的人士形成的自愿组织)来协助实施国家救济,参与生活救助和城乡居民的福利事宜。

2.1.2 新加坡以其“自保”的福利模式响誉世界,在医疗救助上采取的是信托基金办法。

作为一项由政府为贫穷的国民设立的救济信托基金,保健基金(Medifund)获得政府拨款2亿元作为医疗救助的启动基金,并随着经济的增长,每年可获得政府拨款1亿元进行补充,社会各界募捐、投资所得每年分派给公立医院,专门协助他们支付医疗费用,以帮助穷人或因个人承担医疗费太多而影响基本生活的人。该基金委员会由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和社区工作的人士组成,根据援助准则和申请者的经济状况来决定援助的款额[11]。新加坡还建立了贫困病房床位等级制度,不同级别床位的付费标准不同,由病人根据自己的支付能力自行选择,以此提高贫困人口的费用意识,将过度使用医疗救助资源的可能减到最小。

2.1.3 印度的医疗保障体系闻名于世。

它保证了绝大多数人享受近乎免费的公共医疗卫生保障,一般人群的看病费用绝大部分是由政府支出,这极大地促进了印度社会的整体发展。在印度看来,医疗卫生体制如果完全实施商业化、市场化运作,不但有违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而且破坏了社会公平,不利于社会安定。所以,印度医疗保障制度坚持扶持政府医院的稳定运转[12]。20世纪80年代初期,印度政府在全国农村逐步建立了三级医疗保健网络,包括保健站、初级保健中心和社区保健中心等3部分;免费向广大穷人提供医疗服务项目,包括挂号费、检查费、住院费、治疗费、急诊抢救的一切费用,占总人口70%以上的农村人口享受国家免费医疗待遇。目前,印度政府还在增加公共投入以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补贴部分医疗行业以缩小贫富差距,政府医院秉持“先看病,后收费”的原则,照顾经济困难患者。

2.2 各国医疗救助政策的比较分析

2.2.1 不论是强调个人责任、市场导向的新加坡,旨在鼓励贫困者自立的日本还是强调国家、社会责任的印度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都将医疗救助视为政府的职能,由政府提供资金,指定特定的公立医疗机构,解决特定人群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

事实上,医疗救助的前提就是贫困人口无力满足自身医疗需求,因此,只要申请就有资格获得救助,其权利义务是极不平等的。由于医疗救助行为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性,补偿性极低,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营利性组织不可能通过市场交换来供给。所以,这种与患者贡献、权利、义务不挂钩的资助行为最终只能由政府实现[13]。其实在东亚之外,其他发达国家尽管都形成了多方位的医疗保险筹资渠道,但是从各国的医疗救助社会政策来看,都十分强调国家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责任。

2.2.2 医疗救助政策的对象界定清晰。

首先是考虑了救助对象的经济特征,比如新加坡就考虑了救助对象的收入水平,并在救助水平上根据其收入有所划分;其次是医学特征,比如印度会根据贫困的患病对象的伤残或病情严重程度进行医疗救助;再次是考虑了救助对象的社会特征,比如日本的国民健康保险要对申请人有无职业、何种职业等进行调查,还要看其是否“善用”已有资产克服贫困,这可以视为对“社会人”标准的一种考察。

2.2.3 在主导医疗救助社会政策的制定和资金筹集时,广泛吸纳社会组织参与。

首先是在管理上,比如日本设立了许多社会人事组成民生委员会协助医疗救助实施;其次是在资金上,比如新加坡的保健基金每年都吸引社会募捐资金增加运作基金。

这样的医疗救助社会政策得以在东亚几国实施运行并非偶而为之。由于体制是植基社会文化结构的产物,是自东亚特定的历史脉络,即自东亚的发展性国家中所滋生出来的[14]。虽然这几国政府在整个福利提供中扮演较低的角色,即便是在有限的财政福利支出中,也主要集中使用于某些特定的人群,包括与政权维护有关、受雇于政府部门的军公教人员、与政权合法性有关的劳动者。但是,他们在医疗救助社会政策上却同时以提供者和规范者两个角色介入,起到了绝对的主导作用。此外,他们的医疗救助政策实现了内部制度化,并充分利用了民间组织和其他社会资源,为政策本身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我国作为东亚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文背景与其他国家具有相似性,医疗救助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可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

3 我国农村医疗救助政策发展的选择

根据著名社会政策学家林德布罗姆的观点:现代决策者由于时间的限制、财政的困难及完整政策考量所需的资料难求,因此,无法按时将整个政策的年度计划(包括现有的及初步计划的政策)做整体性的审计与评估,因此,决策者只好退而求其次,以现有的政策方案及支出水准为基础来增减或改进政策。在我国,城乡二元的基本制度矛盾不会在短期内解决,在这个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时期中,需要我们寻求一种制衡力量来推动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和各种组织关系不断演进。促进城乡一元化和社会利益分配的公平化才是我国社会政策的根本目标。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我们必须清楚农村医疗救助政策的对象是农业社会里分散经营的贫困农民,救助不仅是社会公德和责任,而且还是对后发者的人力资本投资,是提高农民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有效手段。研究表明,贫困人口与其他人口间除了经济收人的差距、思想观念差距和教育差距以外,更显著的是健康水平的差距,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劳动和创业精神的差距。因此,重视并加大对农村医疗资源的投入,提高贫困人口对卫生服务的可及性,进而改善贫困人口的健康状况,对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然,我国是农业人口大国,全国各地贫困农民的情况各不相同。无论是资金筹集渠道还是服务内容多样性提供,单凭政府或者民政部门的力量来解决贫困农民的基本医疗问题显然是不够的。

借鉴东亚几国经验,本文认为目前在制定我国医疗救助政策的时候,应在现有政策的基础上考量公立性外部支持定位偏差的纠正与内部结构制度清晰化的问题,减轻短视效应,尤其要充分利用民间组织和其他社会资源,为政策本身的可持续发展奠定社会基础。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要提升贫困农民在整个政策框架中作为医疗救助需方的地位,使其对医疗资源的拥有和使用情况有所改善。由此,我国需要构筑一个政府主导的,以“健康卡”为媒介的,医方和社会工作者共同提供医疗救助服务的发展型农村医疗救助制度,以提高贫困人口对卫生服务利用的可及性,促进其健康水平的提高,进而达到促进贫困人口摆脱因贫致病、因病致贫的目的。其基本架构见图1:

3.1 推行主体是政府:外部规范者的角色定位

在建立制度化的农村医疗救助时,为贫困农民建立免费医疗“健康卡”,除大病住院的费用补偿外,享受的免费医疗服务包括:慢性病检查、围产期检查、小儿预防接种等妇幼保健项目,做到“防患于未然”,管理在前期;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备专业技术人员和卫生检查设备,主要从事初级卫生保健工作和小伤小病的治疗,做到资源配置合理,保证救助工作基础;救助资金由各级财政分配比例筹集,中央可为3/4,用于住院补偿;地方可为1/4,用于免费医疗服务,当然也应鼓励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捐助;资金由专门委员会管理运行,政府审计部门每年审计资金运行使用情况。

作为医疗救助社会政策的制定者,政府有责任清楚界定其社会政策的事实对象,即从经济特征、社会特征、医学特征以及保险特征上清楚界定需要医疗救助的弱势群体。我们可以认为凡是因为经济因素导致患者无法得到基本医疗的人群都可以称为医疗上的弱势群体,当然,农村医疗救助的对象自然是因为经济因素导致患者无法得到基本医疗的农民了。由此,政府还必须严格申领程序,即农村家庭或农民个人提出免费医疗“健康卡”的申请后,政府应对其进行寻访调查和公示。对于需要进行住院救助的对象,政府应在“健康卡”的卫生服务提供机构设置有等级的床位,让患者有一定的自付比例,以有效控制费用增长和医疗救助资源的过度使用。

3.2 传导者是非营利的社会工作者团体:第三方机制的引入

社会工作是从西方社会对穷人的慈善救济发展起来的一项“助人自助”的社会服务活动,可视之为社会福利与接受人群间的传导输送者和桥梁。宏观层面的救助政策设计和制度建设,为贫困者提供物质经济上的保障,但是这种抽象的、理性的救助并不能适应每一个具体的、生动的人生境遇;不能解决由于贫困和社会排斥造成的精神上的创伤和心理上的无助;更不能从根本上激发贫困者自身的潜能和他们摆脱贫困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解决救助政策和制度造成的“贫困陷阱”问题[15]。因此,由社会工作者从贫困者角度,尊重其主体性,向他们提供专业的、差异化和人性化的社会服务,才能解决个人精神、心理以及社会排斥问题。在我国社会保障的改革和发展进程中,往往忽视了社会工作的作用,只是将社会工作当成社会保障的附属品,或者是用行政方法将社会工作的发展扭曲。这种长期的错误定位导致了社会工作的职业缺失,专业社会工作难以开展,其真正的功能无法发挥。这无疑制约和影响了我国福利体系的构建和社会的发展。

鉴于此,在医疗救助制度中,政府筹集的资金可以交由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团体,让该团体与贫困农民代表通过竞标方式选择与信誉良好的医药供给方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工作人员定期或不定期走访作为救助对象的贫困农民,宣传“健康卡”的服务内容和使用程序,解决其由于疾病或医疗造成的心理问题,鼓励其自立脱贫的信心,并监督“健康卡”的使用情况,作为激励,工作人员可免费持有“健康卡”,享有一定的医疗优惠或凭证免费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3.3 提升贫困农民地位:是接受者也是监督方

持“健康卡”的农村贫困农民可凭证享受免费的医疗服务,住院时可根据等级获得费用补偿。他们可根据医疗资源的使用情况,定期或不定期与社会工作者团体代表商讨医药供给者的选择问题,淘汰服务质量较差、在药价和管理上混乱的医疗机构;可与政府部门、社会工作者团体代表成立“健康卡”管理委员会,既提升了贫困农民的地位,又监督了救助资金的使用;可直接向委员会提出帮助要求和增减服务项目建议,真正做到有效需求,也提高了贫困农民对医疗资源的利用率。

县农村医疗救助实施办法 篇5

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好范文-,找范文请到]

一、目标和原则

农村医疗救助是由政府拨款和社会各界自愿捐助等多渠道筹资，对患大病的农村五保户和贫困农民家庭实行医疗救助的制度。

全县农村医疗救助工作要从实际出发，坚持以收定支、量入为出、逐步调整、保障适度的原则，确保这项工作平稳运行。

二、救助对象

（一）持有《河南省农村五保供养证》的人员。

（二）持有《河南省农村特困户救助证》的家庭成员。

三、救助办法

我县的医疗救助起付线为500元，救助对象全年个人累计享受医疗救助金额原则上不超过5000元，对于个别特殊困难人员，可适当提高医疗救助水平。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后，资助医疗救助对象缴纳新型合作医疗个人应负担的全部或部分资金，参加当地合作医疗，享受合作医疗待遇。

救助对象患大病经合作医疗补助后仍负担医疗费用过高，影响家庭基本生活的，再给予以适当的医疗救助。

四、申请、审批程序

（一）医疗救助实行属地化管理原则，申请人（户主）向村委会提出书面申请，填写申请表，如实提供医疗诊断书、医疗费用收据、必要的病史材料、按规定领取的合作医疗补助凭证，经村民代表会议评议同意后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

（二）乡（镇）人民政府应在20日内对上报的申请表和有关材料进行逐项审核，对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上报县民政局审批。乡（镇）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采取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以及信函索证等方式对申请人的医疗支出和家庭经济状况等有关材料进行调查核实。

（三）县民政局对乡（镇）上报的有关材料应在15日内进行复审核实，并及时签署审批意见。对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家庭核准其享受医疗救助金额，对不符合享受医疗救助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三）医疗卫生救助金由乡镇民政所发放，也可以采取社会化发放或其它发放办法，全县采取统一的发放办法。

五、医疗救助服务

（一）农村医疗救助原则上由救助对象户口所在地乡镇卫生院和县级医院等提供医疗救助服务。实行新型合作医疗后由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医疗救助服务。

（二）提供医疗救助服务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在规定范围内，按照我县合作医疗保险用药目录、诊疗项目目录及医疗服务设施目录，为医疗救助对象提供医疗服务。

（三）医疗救助对象如确需转院治疗，由乡（镇）卫生院或县级医院提出建议，经县级卫生、民政部门批准后，方可转院，实行新型合作医疗后，原则上按合作医疗规定的转诊手续办理，遇到疑难重症需转到非指定医疗卫生机构就诊时，要按县医疗救助的有关规定办理转院手续。

（四）承担医疗救助的医疗卫生机构要完善并落实各种诊疗规范和管理制度，保证服务质量，控制医疗费用。

六、基金的筹集和管理

县本级要建立农村医疗救助基金，基金主要通过各级财政拨款，彩票公益金、社会各界捐款、农村医疗救助基金形成的利息收入等多渠道筹集。

（一）县人民政府应当安排医疗救助资金并列入当年财政预算。

（二）上级补助金额，专项用于对农村医疗救助的支持。

（三）各级彩票发行机构筹集的彩票公益金予以资助。

（四）社会捐赠及其他资金。

医疗救助资金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县财政，民政部门对医疗救助资金实行专项管理，专款专用。

七、组织与实施

全县农村医疗救助由县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并制定具体的管理办法，在政府领导下由民政部门管理，有关部门要各负其责，积极配合，共同抓好落实，县人民政府民政、卫生、财政部门要加强指导、督促和检查。

（一）民政部门要认真调查研究，掌握情况，建章立制，完善程序，并做好综合协调工作。要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实行医疗救助公示制度，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

（二）财政部门应会同民政部门，制定医疗救助基金管理办法。县财政部门根据审核确定用款计划及时将医疗救助资金拨付到位。

（三）卫生部门应加强对提供医疗救助服务的医疗卫生机构的监督管理，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

农村医疗救助 篇6

北京市将调整对城市特困人员医疗救助政策，放宽救助病种限制，降低救助起付线，扩大定点医院数量。

北京市此次在继续执行危重病救助政策基础上，将脑血栓恢复、糖尿病、高血压等部分慢性病、常见病纳入了救助范围。并将起付线下调为５００元。

另外，各区县在指定１至２所非营利性二级公立医院承担本地区医疗救助任务的基础上，将定点医院扩大到非营利性一级医院以及城市社区、农村乡镇医疗服务机构。医疗救助对象可在上述医疗机构范围内指定２至３所就医。

食品安全将分段监管

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责成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决定》要求在２００５年春节前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一次食品安全工作综合检查。

《决定》指出要建立健全监管制度和长效机制：按照一个监管环节由一个部门监管的原则，采取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方式，进一步理顺食品安全监管职能，建立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当地食品安全负总责，统一领导、协调各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和整冶工作；各有关部门要力争在２００４年年底前，清理、修订涉及食品安全方面的部门规章；尽快理清与食品安全有关的产品和卫生标准，构建食品安全标准体系。

陕西为卫生行政许可设时限

陕西省日前规定，从９月１日起，凡百姓提出的卫生许可申请，卫生行政部门必须在２０日内做出明确答复。

陕西省规定，卫生行政机关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应当当场或者在５日内出具补充材料通知书，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受理。卫生行政机关对申请材料审查后，认为可以直接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应当在２０日内做出许可决定。

深圳：见死不救医院最高罚３万

《深圳经济特区急救医疗条例（征求意见稿）》日前出台，条例规定：医疗机构及其相关人员，如果拒绝收治急、危、重伤病员，可视情节对单位处以３０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的罚款则在１０００元到１００００元之间。

条例还规定：“市急救中心设立‘１２０’急救医疗呼救电话，实行２４小时值班应答制度，在受理呼救信息后，应在５分钟内派出救护人员和救护车。”如果未能做到这一点，将由市卫生行政部门或委托的卫生监督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医保药品目录扩容

新调整的《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与２０００年版相比，中成药品种由４１５个增加到８２３个，增加了９８％；西药品种由７２５个增加到１０３１个，增加了４２％。

所作出的调整还有：

一是险种适用范围从基本医疗保险扩大到工伤保险；二是在保持用药水平相对稳定与连续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品种；三是调整了《药品目录》的分类，对部分剂型进行了归并，明确了部分药品准予支付费用的限定范围。

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要规范

卫生部制定下发了《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工作实施方案（试行）》。

《方案》要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求询方便的地点设立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服务点。艾滋病高流行地区的县级综合医院和适量的省、市级医院，必须设立自愿咨询检测服务点。

《方案》提出，为保护求询者的隐私，咨询室应有单独的房间或空间，能进行保密性咨询；有保密文件柜保存资料。提供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服务机构应确定至少１名专职人员提供咨询服务。

农村医疗救助 篇7

1 做法

1.1 广泛调研, 寻找影响贫困人口参加新农合的主要因素

2003年, 新农合制度在姜堰市开始试点, 《新农合章程》公布后, 我们发现新农合最需要医疗保健的贫困人口对这一旨在帮助农民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制度积极性并不高, 许多贫困户经多次宣传也不愿参合。对此, 我们开展了调研, 发现主要原因:一是有不少贫困户靠救济吃饭, 无钱参合;二是新农合主要解决大病住院问题, 不少贫困户往往无钱住院, 有的人连预交住院押金都拿不出, 很难享受住院补偿, 往往是小病拖、大病抗;三是新农合有起付线以及低费用段报销比例较低的问题, 贫困人口即使住院也很难得到高额补偿;四是对新农合的公开、公正存在顾虑。针对这些问题, 我们在加大对新农合宣传、提高补偿公开透明的同时, 重点加大了医疗救助工作力度。

1.2 明确目标, 加强部门协调配合

首先是明确医疗救助目标。对一般贫困人口实施医疗救助, 以提高受益者利用卫生服务的能力为目标;针对劳动力实施医疗救助, 以通过疾病干预缓解贫困为目标;对处于贫困线边缘的大病重伤者实施医疗救助, 以缓解暂时性贫困和防止扩大长期性贫困为目标。其次是加强组织领导。针对新农合和医疗救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各自为政、独立运行、相互脱节, 影响实施效果的问题, 2004年为做好协调工作, 我市成立了协调委员会, 明确由分管卫生的市领导牵头负责, 指导协调2个部门建立日常工作衔接机制, 不少市、区直接将医疗救助的职能划归卫生部门, 使工作常态化、一体化。三是建立民政、卫生信息互动机制。民政部门每月向市合管办提供1次救助对象资料, 为市合管办开展工作提供依据, 民政或卫生部门对实施方案进行调整时, 都主动要求对方参与, 共同研讨方案调整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 民政部门可利用市合管办新农合信息平台, 对全市医疗机构住院的救助对象治疗情况进行实时掌握和监控。

1.3 完善制度, 确保困难群众有病能医

在深入调研并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 结合相关政策, 我市及时修订了新农合管理办法和医疗救助暂行办法, 提出新农合与医疗救助紧密结合, 政府救助与社会帮扶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医疗救助办法明确规定, 贫困人群的参合费由民政部门负责缴纳, 设立医疗救助基金, 对贫困户合作医疗补偿后实施二次补偿, 或对超过一定数额的医疗费进行再补偿。高港等市、区对贫困户个人医疗自付超过2000元者, 在乡镇医疗机构住院的医疗费实行全补的保底补偿政策。同时, 民政部门还推出事中比例救助、定额包干救助、医前定额包干救助等救助形式。新农合将医药费报销重点向贫困人群倾斜:一是普遍提高贫困人群报销比例, 贫困人群报销比一般人群高出10%;二是取消贫困人群住院费的起付线;三是为方便贫困病人, 针对残疾人、五保户开设家庭病床上门服务, 按住院标准报销;四是适当扩大贫困人群特殊病种门诊补偿的范围。

1.4 创新模式, 在便民和利民上实现有机结合

一是创新服务模式。简便、快捷、优质的服务是保证新农合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管理上, 各定点医疗机构尽可能地简化相关手续, 推行新农合办、医疗救助办、城镇医保办“三办合一”的运行模式, 将多个办事机构集中到一个窗口, 确保农村贫困群众在定点医疗机构看病就医时实现新农合补助、医疗救助、医院减免在一个窗口一次性结清, 做到一步到位。二是创新结算模式。我们一方面在新农合信息管理结算系统中附带开发了医疗救助结算系统, 结算时新农合补偿数额、医疗救助数额、医院减免数额、个人自付数额在一张结算单上, 做到一目了然, 贫困农户出院时只需交纳个人自付部分。另一方面, 针对贫困患者无钱缴纳住院押金, 难以住院问题, 姜堰等市、区试行了补偿基金预付制度, 即根据贫困人员患病情况及该疾病平均补偿费用预先支付补偿经费, 用于交纳医院押金。三是创新管理模式。定点医疗机构每月集中有关资料报市新农合管理办公室和市民政局审核、申请补助, 新农合费用由新农合管理办公室审核后经财政部门向定点医疗机构划账支付, 医疗救助经费民政部门审核后划拨给定点医疗机构, 医院减免部分由医院自行承担。相关部门团结协作, 各负其责, 实时沟通信息, 有效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方便了百姓。

1.5 多方支持, 不断提高医疗救助水平

一是将医疗救助与惠民医疗紧密结合。我市各级医疗机构均按要求开设了不低于总床位数5%~10%的扶贫病房。贫困患者住院免收床位费、治疗费, 门诊免收普通挂号费, 检查费在规定价格基础上减半收取。二是将医疗救助与疾病控制项目紧密结合。如对艾滋病实施“四免一关怀”, 对结核病免规定的检查费及药品费。三是积极实施各种医疗帮扶项目。如针对贫困家庭儿童, 实施白内障手术“光明行动”;针对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实施“开心宝贝行动”;针对贫困家庭的孕产妇住院分娩, 实施“母婴平安120行动”等, 这些医疗帮扶项目在扶贫救困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2 成效

2.1 提高了新农合参合率

救助制度与新农合制度衔接后, 解除了救助对象无钱参合的矛盾, 所有医疗救助对象的参合费均由民政部门承担, 我市8.94万农村五保户、低保户、重点优抚对象和地方政府规定的其他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农民等救助对象均免费参加新农合, 不仅使救助对象能享受新农合补偿, 也使我市新农合的参合率得到提高, 2008年我市新农合的参合率达98%。

2.2 降低管理成本, 提高工作效率

医疗救助、新农合一体化管理后, 不仅降低管理成本, 节省人力管理、网络管理资源, 而且通过网络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方便了救助对象, 同时也有助于实施有效监督, 堵塞管理漏洞。

2.3 提高贫困患者就诊率, 解决他们看不起病的问题

由于医疗救助实行了事前、事中救助, 过去许多贫困患者患病后想治疗因为经济原因而不敢治疗的疾病, 通过新农合与医疗救助制度的有效实施而得到治疗, 特别是许多因为缴不起住院押金而无法治疗的疾病得到治疗。仅姜堰市实行资金预付制一项, 2007年就为67名贫困患者预交了48.86万元住院押金, 使他们及时得到有效治疗。

2.4 较好地解决了合作医疗资源利用不公问题

救助制度与新农合衔接机制的实施, 有效地提高了贫困人口医疗服务利用能力, 缓解了疾病负担对贫困人口经济安全的打击。过去贫困患者因无钱治疗, 无法得到补偿或较多补偿, 通过医疗救助制度的实施及合作医疗政策的倾斜, 也能得到较多补偿, 不仅解决了新农合制度存在的“穷帮富”现象, 而且也体现了新农合“扶贫济困”的宗旨。

2.5 有助于形成救助合力, 解决因病致贫问题

农村医疗救助 篇8

一、工作压力大是农村医疗救助人员情感冷漠的核心原因

目前, 安徽省农村医疗救助工作基本采取三步流程, 即村委会评议—乡镇审核—县级民政部门审批[1]。与这种流程相对应的是:村委会一般配备1—2名低保专干;乡镇及县级民政部门各配备1—2人低保工作人员。鉴于人员编制、机构设置的原因, 安徽省大部分县市民政部门采用一套人马, 三块牌子的模式进行农村医疗救助工作。换句话说, 这些低保专干或工作人员之间虽有名义上的分工, 事实上, 他们往往采取相互协调、集中办理的方式完成三项工作, 即低保、医疗救助及新农合。以A市为例, 2009年前3个季度, 农村医疗救助共投入资金287.28万元, 救助9 847人次;同期低保对象为38.34万人次, 工作艰巨性可想而知。

在调查过程中, 相当一部分救助人员抱怨工作压力大, 实不难理解。例如, W女士的话非常具有代表性。她说:“我在县民政局从事低保工作, 长期程序化工作模式、高负荷运转, 使我对救助对象产生一种冷漠感, 工作进度及统计数字代替了同情。”因此, 笔者认为, 工作压力大是导致部分农村医疗救助人员情感冷漠的核心原因。

二、接触负面事件太多导致医疗救助人员情感冷漠的关键因素

社会学认为, 情感是人类社会形成的基础, 而情感却受到信念、制度及文化的建构[2]。换言之, 无论是从政策层面, 还是文化层面, 医疗救助人员都必须对救助对象表示同情。作为现代服务理念的构成部分, 对医疗救助对象表达同情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农村医疗救助人员长期接触的对象为弱势群体, 负面事件表现得更集中, 对救助人员心理承受能力构成极大挑战。如果这种消极情绪不能很好地缓解, 对救助对象冷漠的现象就在所难免。

以Z先生为例, 2005年以前他在A市某福利院工作, 尽管他认为照顾这些孩子们很辛苦, 但很有乐趣, 因为他觉得孩子们还有未来。然而, 从事农村医疗救助工作后, 尤其是他接触一些白血病患者后, 他感觉自己的同情心被一点一点的蚕食掉。原因在于, 目前治疗白血病最好是骨髓移植, 鉴于我国骨髓捐献工作进展缓慢, 能够进行临床匹配的骨髓很少, 这就意味着大多数白血病患者必须接受化疗。化疗不仅治疗周期长、费用昂贵, 而且治愈率低。为了治疗, 患者家属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现有的救助标准显然无法将患者家庭从贫困边缘挽回。更重要的是, 患者在疾病的折磨下往往无法继续学习或工作, 逐渐产生一种社会排斥感, 最终会觉得自己是家庭、社会的累赘, 从而放弃治疗, 家破人亡的悲剧几乎无可避免。由于长期处在高强度消极情绪主导的工作环境中, Z先生认为自己的同情心已逐渐被冷漠所取代。

上述个案虽属少数, 但在基层救助一线却较为普遍。因此, 笔者认为, 接触负面事件过多, 也是部分农村医疗救助人员情感冷漠的关键原因。

三、生活压力大是导致农村医疗救助人员情感冷漠的外在诱因

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 除了县级民政低保工作人员及部分乡镇低保工作人员属于在编人员外, 大部分乡镇低保工作人员及村委会低保工作人员往往没有被纳入制度设计范畴, 导致他们的收入远远低于在编人员。由于城镇住房购房 (或建房) 成本较高、医疗保险不够完善、子女教育费用高, 基层一线医疗救助人员明显感受生活压力巨大。

现代社会要求成员应采用理性的态度对待情感问题, 并学会控制自己的情感, 将生活与工作区隔。源自于基督教慈善事业的医疗救助, 需要从业人员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同情心[3]。但在以家庭为中心来建构社会关系的中国社会, 这种要求只具有理论上的意义。在中国人的观念内, 因生活压力大而导致的情感异常是值得同情的。因此, 生活压力大作为农村医疗救助人员情感冷漠的诱因, 仍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化及社会合理性。

四、缺乏情感疏导机制是农村医疗救助人员情感冷漠的体制性原因

作为西方“安全阀”[4]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情感疏导机制在缓解社会成员个体情绪、维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以美国为例, 每个社区都配备心理诊所和心理医生。这些医生定期为社区居民服务, 居民也可随时要求心理医生指导, 使得居民不良情绪能够及时得到释放和缓解。

虽然近年来西方情感疏导理念逐渐被国人认可, 在北京、广州、深圳、上海等地涌现了一批心理诊所及从业人员。然而, 对大多数人而言, 心理咨询仍是一个“忌讳”的词汇, 不良情绪缓解仍主要借助个体自我调节。这种个体色彩的自我调节机制具有太大的偶然性。因此, 笔者认为, 由于未能建立有效的情感疏导机制, 传统的社会支持网已被打破, 医疗救助人员心理困惑因得不到及时缓解, 而个体自我调节能力有限, 导致部分医疗救助人员情感冷漠。

五、结论与对策

综上所述, 导致农村医疗救助人员情感冷漠的因素主要有工作压力大、负面事件接触过多、生活压力大及心理疏导机制缺乏四个方面。然而, 这些因素并不都是独立发挥作用, 往往彼此交织在一起, 使得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但总体而言, 笔者认为, 应该从制度防范和心理疏导两个层面来解决问题。

从制度防范层面而言, 是指在农村医疗救助制度设计中应充分考虑基层救助人员的现实情况, 通过在职培训、救助系统内岗位有序流动、提高工作人员基本福利, 创造条件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等方式, 使得农村医疗救助制度更具开放性, 从而在制度层面缓解农村医疗救助人员情感冷漠现象产生。

就情感疏导层面而言, 社会层面及制度层面的情感疏导机制还未建立, 但并不表示民政部门在医疗救助人员情感冷漠面前就无所作为。通过与地方高校、科研机构及社会心理咨询机构合作, 借助心理辅导, 社会工作介入等方式仍可在相当程度上减少农村医疗救助人员情感冷漠现象产生。

摘要：通过对安徽省A市农村医疗救助人员的调查, 发现部分医疗救助人员存在不同程度的情感冷漠现象。研究认为, 工作压力大、负面事件接触过多、生活压力大、心理疏导机制缺乏是主要原因;制度防范和情感疏导是问题解决的根本。

关键词：农村医疗救助人员,情感冷漠,制度防范,心理疏导

参考文献

[1]安徽省民政厅、卫生厅、财政厅关于实施农村医疗救助试点暂行方案的通知[EB/OL].http://www.cncms.org.cn/Content.asp?ID=1560

[2]乔纳森·特纳, 简·斯戴兹.情感社会学[M].孙俊才, 等,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21.

[3]乐章.社会救助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3.

农村医疗救助 篇9

资源的稀缺性是经济学第一原则, 一切经济学理论皆基于该原则, 因为资源的稀缺性, 所以人类的经济及一切活动都需要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问题。从经济学意义上讲, 稀缺、有限的资源应该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才能获得最大的效用。农村医疗卫生资源也具有稀缺性, 至少具有有限性。农村医疗卫生资源的有限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农村医疗救助资金的有限性。农村医疗救助试点实施后, 各试点纷纷建立了中央、省、市、县 (市、区) 各级财政分担为主, 彩票公益金和社会各界捐助等其他社会投入为辅的筹资体系, 医疗救助资金的筹集总量日趋增加。但对于庞大的需要医疗救助的农村患病对象来说, 这些资金的筹集仍然有限。截至2009年底, 全国农村低保对象就有2290.6万户、4759.3万人, 而用于农村医疗救助的资金只有58.6亿元, 救助人次共688.4万人次, 人均大病救助水平只有676.6元。诚然, 并不是所有的农村低保对象都患病需要救助, 但根据2003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表明, 如下表所示农村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是因病致贫, 根据现有的数据保守估计, 4759.3万人中有1586.4万人需要救助, 这就表明有898万救助缺口, 如果算上患病但未纳入低保体系的农村人口, 缺口将更大。而人均救助水平只有676.6元, 这一水平显然也偏低。巨大的制度救助缺口和偏低的医疗救助水平, 直接反映了农村医疗救助资金的有限性。

资料来源:2003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

农村医疗救助资金使用有限性。为保证资金的安全性, 各级政府在使用社会保障资金时都倾向于保守, 年底一般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资金结余, 但近几年, 社会保障资金的结余越来越大。上海财经大学课题组的研究表明, 到2008年年底, 全国范围内社保基金滚存结余已从2000年的1224亿元迅速扩大到1.41万亿元。而2011年人社部发布的统计公报显示, 五项社保基金结余近19000亿, 投资渠道有限。可以推断, 农村医疗救助资金作为社会保障资金的一种, 也存在资金大量结余的现象, 资金使用十分有限。

资料来源:《2010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农村医疗救助管理资源和管理水平有限性。2003年《关于实施农村医疗救助的意见》指出, 医疗救助在当地人民政府领导下由民政部门管理, 并组织实施, 并未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各地的实践也表明, 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实施部门通常是和新农合的实施部门相重合的, 管理人员有限, 管理水平也有限。

正是由于医疗卫生资源的有限性, 因此, 对于由医疗卫生资源支撑起来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 也存在制度的重点选择问题。即这些有限的医疗救助资源应该由谁享有?享有多少?如何享有?

2 救助对象的重点选择——农村贫困人口

从道德意义上讲, 患病的人只有严重程度之分, 而没有贫困与非贫困人口之分。贫困人口与其他非贫困人口是平等的, 他们有权和他人一样得到基于所患疾病的严重程度所需得到的必要的医疗服务。国家和社会有义务保障患病公民享有必需的医疗服务。但从经济学角度来讲, 有限的资源必须使其发挥最大的效用, 创造最大的社会福利。农村医疗救助制度救助对象的重点选择到底是农村贫困人口还是患重病的人口呢?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认为, 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经济福利的是:第一, 国民收入的大小;第二, 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情况。大多数人的福利才能造就更高的社会福利, 在这个过程中, 难免要牺牲小部分人的福利, 但这是不可避免的, 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 这也是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幸福的。制度不可能十全十美, 也不可能覆盖到全部人群, 因此只能做出最有利于社会整体福利的选择。

通常来讲, 医疗救助对象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贫困人口, 二是贫困人口中的患病者, 三是上述人员在实施了医疗保险等医疗保障后仍不能支付医疗费用。而根据国家相关文件, 农村医疗救助主要应包括以下几类对象:农村五保户和享受各类特殊救济对象, 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农户家庭成员。截至2009年底, 全国已有2291.7万户、4760.0万人得到了农村低保, 比上年同期增加454.5万人, 增长了10.6%。农村贫困人口一直在增加, 如表2所示。

资料来源:《200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

从人数多少来看, 显然, 患重病的人数要远远少于贫困人口数。而《200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显示, 民政部门资助大病医疗救助730.0万人次, 人均救助水平才676.6元。而大病的医疗费用少则上万元, 多则十几万, 676.6元的救助水平根本是杯水车薪, 起不了实质性作用, 但如果把这人均676.6元的医疗费用分给一定数量的贫困人口, 效用会更大。当然, 重点选择贫困人口作为救助对象并不意味着对患重病对象不管不顾, 可以通过其他渠道为患重病对象筹集资金, 如慈善、政府临时救助等。

3 救助内容的重点选择——小病和基本防治服务

目前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 医疗保障覆盖率低, 广大困难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仍然突出, 这就决定了我国农村医疗救助制度首要的目标在于帮助困难群众看得起病, 享受基本的健康权利。因此在医疗资源有限的条件下, 救助内容重点放在小病上, 而大病的救助则应主要靠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补充医疗保险制度。

从救助范围来看, 大病救助项目单一、救助病种较少。很多地区只对大病 (住院) 有救助, 并且在开展大病救助的地区, 一般只限于几种或多则十几种病的救助, 在大病的种类中只占极少部分, 救助范围狭窄, 客观上限制了特困人口对医疗救助的利用, 这也就违背了医疗救助制度建立的初衷。从救助标准来看, 贫困人口得了大病花费可能是成千上万元甚至高达几十万元, 由于医疗救助资金的有限, 他们只能得到几百或几千元的补助, 这对患大病的贫困者来说几乎是杯水车薪, 常常是治标不治本, 因此医疗救助着眼与小病救助, 重点门诊服务, 可提高低收入者对初级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 致力于改善贫困家庭的能力。

疾病治疗应该以预防为主。因此农村基本防治服务十分重要。农村基本防治服务包括一些传染病的预防和妇幼保健等。传染病和妇幼保健类疾病是威胁农民身体健康的重要杀手, 具有很大的破坏性。而且传染病、妇幼保健类疾病可以以很小的投入来预防从而避免巨大损失, 取得很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因此, 基本防治服务应该作为农村医疗救助的重点内容。

4 救助标准的重点选择——分层救助

分层救助是指根据不同家庭规模、不同的疾病种类设定不同的救济标准, 这种方式不仅使低保的覆盖范围更宽泛, 而且更符合应保对象的实际需求。同时, 这种分层分类的救助办法, 有助于低保户结合自身实际, 体现出公平及鼓励低保人员积极就业, 尽快摆脱低保依赖的良好初衷, 更全面、科学、理性地阐释了低保政策的积极意义和社会价值。

(1) 起付线——逐步取消。

起付线也称免赔额, 是医疗救助基金对农民进行补偿的补偿费计算起点。起付线以下的医疗费用由农民自己支付。设立起付线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医疗救助受益对象的费用分担意识, 防止“道德损失”, 同时减轻救助资金的压力。但客观上, 起付线也将一部分救助对象排除在外。因此, 各省应根据自身情况, 逐步取消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起付线, 使农村医疗救助真正成为贫困农民的无任何附带条件的一项权利。

(2) 封顶线——逐步提高。

全国农村医疗救助封顶线, 各地区之间的差异较大, 最高的达上万元, 最低的仅有几十元。从各地实践来看, 农村医疗救助的封顶线一直在提高, 如南昌的从20000元提高至50000元, 哈尔滨城乡医疗救助封顶线2011年3月也提高了20%。各地要主要根据农民的救治需求, 同时考虑各地的财政状况, 逐步提高封顶线。

(3) 补偿比例——逐步提高。

医疗救助的补偿比例主要是指住院服务的报销比例, 因为门诊费用补偿主要通过定格或限额以及医疗机构减免来实现。从我国城乡医疗救助试点的实施情况来看, 目前存在两种补偿形式, 一是固定补偿比例, 即只要在规定病种和报销范围内, 就给予固定比例的报销额度, 平均补偿比为25%;二是分段补偿比, 即根据救助对象个人负担医药费用的多少或者救助对象的贫困程度, 给予不同的报销比例, 其平均补偿比约为30%。由于历年资金结余量巨大, 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医疗救助的补偿比例, 减少基金结余,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国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应着重于贫困人口的小病救助和基本防治服务, 同时, 要实施分层救助, 逐步取消起付线, 逐步提高封顶线和救助补偿比例。

参考文献

[1]杨红燕:建立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若干难点分析[J].卫生经济研究, 2005, (5) .

[2]李华, 张志元, 郭威.完善我国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思考[J], 人口学刊, 2009, (1) .

澄城加大医疗救助力度 篇10

澄城县为切实解决困难群众的就医难问题,紧抓社会救助的制度短板和关键环节,进一步加大力度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制定完善了相应的政策文件,加大医疗救助力度,全面提高住院救助标准,明确救助对象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报销后的合规费用,特困供养人员住院实行全额救助,对低保对象按70%比例救助,年度累计封顶线由3万元提高到4.5万元;取消低收入家庭救助门槛,按50%比例救助,年度封顶线由2万元提高到3.2万元;降低因病致贫家庭救助门槛,按30%比例救助,年度封顶线为2万元。新政策的出台落地,有力推动医疗救助提质增效,目前已兑付医疗救助资金470余万元,有效保障困难群众基本医疗权益。

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研究 篇11

关键词：农村社会救助；生活保障；对策

一、我国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

（一）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概念

农村社会救助制度，是社会救助制度在农村的具体体现，它是针对因各种原因不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农村居民，由政府按照预先设定的标准和家庭状况调查的结果，给予一定的物质援助，从而保障他们最低的生活水平。

在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是国家和集体对没有法定抚养人、丧失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的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等农村困难群体，采取物质帮助、扶持生产等多种形式，对这些弱势群体的日常基本生活给予帮助的一项社保制度。

（二）我国农村社会救助的主要内容

我国农村社会救助项目繁多，主要包含有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农村医疗救助、农村灾害救助和农村扶贫开发五部分内容。

1、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所谓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即对于那些人均纯收入没达到该地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居民，政府会给他们提供金钱和物质方面的帮助，并且来保证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项社保制度。

2、农村医疗救助。农村医疗救助制度主要帮助的对象是那些生活比较困难，没有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条件的农村困难人群，政府给他们提供一些财政技术上的扶植并且发动社会慈善捐助的力量来提供专项帮助和资金支持给他们，让他们在生病时可以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来维持基本生存能力的医疗保障制度。

3、农村灾害救助制度。灾害救助是指当公民由于自然灾害难以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生活陷入困境时，由国家和社会紧急提供资金和物质等资源来保证他们的生存需要的社会救助项目。它既包括灾害发生时对灾民的紧急援助，也包括灾后重建过程中对灾民基本生活的保障。

4、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农村五保供养制度是指政府对农村“三无人员”（即无法定抚养人，无劳动能力，没有收入来源的老龄人、残疾人、未满十八周岁的孩子）给予最基本生活保障的一项社会救助制度。保障范围主要是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未成年保义务教育）的五保供养。

5、农村扶贫开发。农村扶贫开发是指“在国家的帮助和扶持下，对贫困地区的资源和环境进行开发，调整当地经济结构和改善生产条件，发展商品经济，走出一条切合实际又富有地方特色的发展道路。通过经济的发展，提高当地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和生活水平，让他们走上自我保障的道路。

二、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制度建设不规范，执行不到位

主要体现在：一是制度自身设计不精细、不全面。例如对低保对象的收入水平的核定和救助标准的确定没有一个精准的制度来判定和规范。二是制度执行不到位。“招呼保、福利保”等现象屡禁不绝，这直接影响了低保的公平性。

（二）财政投入不足，救助标准偏低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让财政收入逐年剧增，然而政府对社会救助的投入增长则相对缓慢，这就导致以财政拨款为主的社会救助资金较少，救助标准依然偏低。社会救助落后与经济发展造成困难群众的生活需要难以满足，从而出现了“接受了救助但依然贫困”的现象。

（三）政府单唱“独角戏”，社会参与度不够

我国现行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在资金的投入和日常的管理中，几乎都是由政府一手包办，唱“独角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救助资源分散，没有有效整合。二是资金来源单一。三是民间组织的力量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四）救助方式单一，缺乏开发型救助

农村社会救助的目标仅限于保障救助对象的基本生活，以物质救助为主，而没有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提高救助对象的能力，让他们自救以谋求长远的发展。社会救助手段缺乏通过投资方式来为救助对象提供自我发展所需的各项资源。

（五）制度缺乏法律保障，法制建设滞后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命令和政策指示来推动，而社会保障的发展则需要相关的法律法规做基础。社会保障立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能随便草率地进行。只有社会保障相关法律逐步建立起来，社会保障制度才能真正落地生根，广大公民才能更好的享受社会发展带来的福利。

三、完善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政策建议

（一）规范制度运行，打造公正透明的“阳光救助”

要打造公正透明的“阳光救助”，就必须规范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运行，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要对救助对象进行科学的识别和分类，对于他们的需求差异，给予不同的方法来施救，最大化满足其需求。另一方面要对最基础的生活救助与其他专项社会救助有明确的界定，因为每个救助对象对生活资源的需求是各不相同的，有的需要基本生活救助，有的则需要教育、医疗等专项救助。因此，我们要讲专项救助的覆盖范围适当扩大，也就是将需要生活救助之外的边缘困难人员也纳入专项救助范围。这样才能真正充分发挥各项社会救助资源的作用和功效，确保社会救助资源公平公正地运用，从而实现“阳光救助”的总体目标。

（二）保障救助资金，增加政府转移支付

社会救助资金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过程中的社会福利基金，主要由省级甚至中央政府负责筹集和发放。要实现资金的高效利用，就要加强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的转移支付，加强对地方资金的保障和使用自主权，减轻市县级财政的资金供给负担。在转移支付过程中，还要针对地区发展水平高低对资金进行合理安排，以解决社会救助资金总量不足和分配不均的问题。

（三）救济主体多元化，推动社会公益组织参与

社会救助的社会性就决定了其主体必然是多元的。社会组织可以通过自愿捐赠来整合分散的社会资源，增加农村社会救助资源的总量。社会组织数量众多，这让他们可以对多样化的救助需求做出反应，加强社会救助的实际效果。社会组织强烈的创新冲动可以在不断提高自身竞争力的同时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弥补政府在资源使用和分配上低效率。总之社会组织参与已经成为社会救助发展的必然选择。

（四）坚持救助和扶贫开发相结合

针对贫困地区，国家应该加大资金投入，保证资金来源，对他们进行社会救助，实行救济性保障。对于另外一些生活水平较低，但是自然条件和环境相对较好的地区，可以考虑通过开展劳务输出和发展特色农业，来减缓农村贫困问题。

（五）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法律、法规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相关的立法还很不完善，层次和架构也较低，社会救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要实现社会救助工作的“三化”，即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就必须尽快建立完善社会救助的法律、法规，让法律为社会救助事业保驾护航。

总结

论文通过概述我们国家现行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发展的历史经验，详细阐述了制度现在暴露的一部分问题，来进一步完善健全我国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希望能起到建言献策的作用。（作者单位：山西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马林林.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研究[J].北京：北京教育学报，2010，46-49

优化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初探 篇12

一、基本情况

近年来, 江苏沛县把建立健全城乡医疗救助制度作为解决困难群众医疗难问题的长效机制, 以制度建设为重点, 不断完善医疗救助政策, 规范救助操作程序, 逐步建立起了大病医疗救助和临时医疗救助相结合, 医疗救助和医疗保险相衔接, 政府救助与社会互助相联动的医疗救助新模式, 城乡医疗救助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一) 健全完善制度。

一是扩大救助范围。我县从2006年开始实施城乡大病医疗救助制度, 随着救助资金的宽裕逐步扩大了救助范围, 除对城乡低保户、五保户、重点优抚对象救助外, 2010年将城乡低保边缘的困难群众纳入救助范围。二是提高救助标准。对患重大疾病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人员, 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或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后, 对他们自付部分按比例给予救助, 救助比例实施从最初的30%提高到70%, 救助封顶线由0.5万元提高到3.5万元。

(二) 创新救助模式。

我县着眼于不同困难群众医疗救助的需求差异, 建立了“资助参合参保、日常医疗救助、住院医疗救助、临时医疗救助”四位一体的多层次救助模式:一是资助困难群众参加新农合或城镇居民医保;二是开展日常医疗救助, 医疗救助对象中需长期服药的慢性病患者, 每年核发一定限额的医疗救助卡, 在县内定点医院定期定额免费领取基本常用药品;三是住院救助, 救助对象住院享受城镇居民医保或新农合补偿后剩余可补偿费用按比例救助;四是临时救助, 对城乡低保、农村五保、重点优抚对象以外的其它低收入家庭因大病造成家庭困难的给予一定数额临时性救助。

(三) 优化救助程序。

为帮助救助对象及时、便捷地享受医疗救助, 我县不断简化医疗救助程序, 2012年正式启动医疗救助“一站式”即时结算服务, 即患者通过定点医院审查后即可住院, 医院垫付相应的救助资金, 患者出院只需结清在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后的自付费用, 从而实现了困难群众医疗救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同步结算机制, 减少了救助结算环节, 提高了救助效率。

二、存在的问题

虽然困难群众就医现状得到了较大改善, 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 现行的医疗救助制度已不能满足困难群众的需要, 救助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 尚存在诸多的困难和问题:

(一) 制度设计有待完善。

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的设计参考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一些做法, 比如:起付线的设计, 贫困对象要想获得医疗救助, 首先自己设法支付医疗费用, 这对已经陷入贫困的救助对象来说, 这是一道坎 (沛县2012年起就率先取消了城乡医疗救助起付线) ;封顶线的限制, 贫困救助对象得了大病花费可能是上万元甚至高达几十万元, 但他们可能只得到几千元的医疗救助, 远远不能发挥医疗救助的效益。

(二) 资助“参合”未达到预期目的。

从近年来的实践看, 用城乡医疗救助资金资助城乡困难群众“参合”“参保”不是一个有效的办法, 贫困人口名义上“参合”“参保”, 但因为他们还是拿不出钱看病, 没法支付医疗费用的“自付部分”, 他们的“缴费”是给看得起病的人“作了贡献”。 (沛县2013年起将资助城乡困难群众参合、参保资金纳入了财政预算, 不再挤占城乡医疗救助资金) 。同时, 有限的医疗救助资金, 相当一部分作为“参合”的缴费支付给“新农合”或“城镇居保”了, 限制了医疗救助本身的支付水平。

(三) 城乡医疗救助资金严重短缺。

一方面, 医疗救助资金筹措主要靠上级补助和地方财政配套, 筹资来源单一, 缺乏稳定增长机制。在当前分税制财政体制下, 县级财政捉襟见肘, 配套救助资金总量偏低。另一方面, 由于救助标准低, 患有大病的贫困对象治疗费用金额巨大, 受救助比例和救助封顶线的限制, 而仅能得到不超过3万元的医疗救助资金, 远远不能减轻他们的实际医疗负担。

三、优化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 整合医疗资源, 做好相关制度的衔接。

认真做好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和相关保障制度、慈善事业的衔接, 使其相互之间既有合作又有分工, 形成制度合力。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应实现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大病保险相结合, 实现各项制度之间边界清晰且无缝衔接的模式, 适时掌控救助对象就医情况, 监控定点医疗机构实施治疗情况, 分析和监测医疗救助资金使用情况。

(二) 拓宽筹资渠道, 建立稳定增长筹资机制。

目前, 医疗救助资金筹资主要依靠财政投入, 筹资渠道单一, 资金量小, 救助标准偏低。筹资机制上, 应以政府投入为主, 同时拓宽筹资渠道,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医疗救助, 积极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城乡医疗救助新格局。一是省级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同时充分利用福利彩票公益金、社会捐助等资金, 完善地方财政投入机制, 适时调整救助比例和封顶标准, 逐步取消起付线, 强化资金监管, 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医疗救助水平。二是要大力发展慈善事业, 加强与慈善组织的联系协调, 积极鼓励企事业单位、民间组织和个人捐资助医, 引导社会力量投入城乡医疗救助。三是在新医改的大环境下, 鼓励全民参合参保, 扩大参合参保人口基数, 增加城镇医保和新农合资金总量, 降低个人自付比例, 提高封顶线标准。

(三) 加强医疗监管, 控医疗救助资金支出。

加强医疗救助定点医疗机构监管:一是完善定点医疗机构准入和退出机制, 严格定点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行为, 规范基本药物目录和诊疗目录, 监控主要医疗费用指标, 建立医疗救助费用的公示制度, 杜绝“大处方、重复检查、乱收费”等不良现象。二是医疗救助与新农合建立统一的监管体系, 成立督察工作组, 定期对医疗服务机构抽查, 对违反规定、弄虚作假的给予通报批评, 情节严重的取消其医疗救助定点资格, 以确保定点医疗机构为困难群众提供更好的基本医疗服务。

(四) 突出改革重点, 积极推行医前医中救助。

有效的医前医中救助, 对于救助作用的发挥和救助效益的体现十分关键。目前的救助方式大都实行先治疗、事后报销的办法, 由于医疗救助对象主要是五保、低保、患重大疾病造成生活困难的城乡居民家庭成员, 由于垫付不起高昂的医药费而放弃就医, 从而失去享受医疗救助的机会。今后改革的重点应根据救助对象病种、病情、家庭贫困程度推行医前救助与医中、医后救助相结合的方式, 对住院手术费用等大宗医疗支出, 先由定点医院用预拨的医疗救助资金进行垫付, 然后进行统一结算, 确保救助对象及时就诊就医, 充分发挥救助的作用和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