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路径管理

行为路径管理（共6篇）

行为路径管理 篇1

一、引言

2015年9月,全国12358价格举报系统受理价格举报、投诉、信访、咨询共计49710件。其中,价格举报4345件,占8.74%;价格投诉3183件,占6.40%;价格信访41件,占0.08%(1)。

2016年上半年,全国媒体至少公开曝光了18起“天价消费”事件。其中,13起“天价事件”均发生在食品领域,舌尖上的“伤不起”正在全国各地上演(2)。

上述数据表明:自2015年至今,因价格问题产生纠纷的事件数量呈上升趋势,并且愈演愈烈,“天价消费”已成“天价现象”,不断在全国各地上演,涉及到交通运输、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商品零售、教育、社会服务等领域,由此引起社会各个群体关注,一场“天价消费”引发的欺诈行为成为社会热门话题。

二、“天价消费”案例回顾

“天价马”、“天价鱼”、“天价托运费”等事件仍记忆犹新,新一轮天价消费事件又悄然而至:青岛“天价流量费”、上海“天价茶”、杭州“天价烧烤”……消费者面对如此不实天价账单,该如何维权?现将近期内发生的“天价消费”案例进行回放:

案例1:2016年3月25日,山东青岛的迟女士因手机欠费,在连续缴费两次后仍被限制呼叫,后来收到短信通知,她手机因欠费停机,欠费总额高达7164.37元,其中竟有7106.27元为上网费。

案例2:2016年4月6日,在上海地铁10号线豫园站附近,三名“茶托”诱使两名日本学生到XXX有限公司喝茶,竟喝出2114元的天价茶费。

案例3:2016年4月12日,一位网民发帖控诉一家位于XXX的烧烤店宰客。网民称,她和12位朋友4月6日前往这家店吃烧烤,在结账时账单上赫然写着2700多元,心生疑虑的他们在对账时果然发现诸多问题,大吃一惊。

类似案例诸多,在此不一一回顾,这些事件一经网络爆出,便产生巨大连锁效应,网友纷纷爆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天价消费”事件,如:“天价幼儿园”、“天价服务费”、“天价美容费”、“天价马”……。网络上输入“天价消费”共有结果32202条,数量之多,令人咂舌。具体见图1所示:

三、“天价消费”法律定性

如前所述,频频发生的“天价消费”到底属于何种性质的行为呢?是合理的价格差,还是一般的消费欺骗,抑或是消费欺诈,更或是属于敲诈勒索犯罪行为?下面将对此展开讨论。

“天价消费”事件经过媒体大量报道和转载,往往发酵为社会大事件,突出表现便是引起政府部门相关领导重视,如去年国庆期间“天价虾”一经报道,青岛市委书记和市长相继对此做出重要批示,后青岛物价局责令当事店主退还消费者全部钱款并道歉。那么如此处理执法者依据何在?如图2所示:

我国《价格法》第七条规定:“经营者定价,应当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此意即为经营者定价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牟取暴利。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律师杨乃超表示:“自主定价是一种市场行为,景点的东西价格再高,只要明码标价,消费者有选择自由”。同时也指出:“即使商家‘明码标价’,但标价方式易对消费者造成误解(如海鲜价格是论个还是论盘),或短斤少两,都属于宰客行为,已构成欺诈”(3)。

此外,《制止牟取暴利的暂行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某一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水平不超过同一地区、同一期间、同一档次、同种商品或者服务的市场平均价格的合理幅度”。《制止牟取暴利的暂行规定》第八条第一款规定:“不按照规定明码标价或者在明码标示的价格之外索要高价”,违反者按照非法牟利处理。这两条的法意即为超过合理幅度的商品价格或者未明码标价和明码标价之外索要高价都属于牟取暴利的价格违法行为,应予查处。

从当前多起“天价消费”案件的处理情况来看,执法部门多家涉案店主认定为行政违法,采取行政处罚,形式分为罚款与拘留,如上海“天价茶”事件,公安黄浦分局对XXX有限公司主要股东郭某及茶托陈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予以治安拘留五天的处罚。黄浦区市场监管局依据有关规定,对当事人XXX有限公司处以50万元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只有涉案数额较大,涉嫌敲诈勒索罪的,以刑事案件立案侦查。

四、“天价消费”行为法律维权路径

“天价消费“演变为一种“天价现象”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今年两会期间也有代表就此提出相关议案,希望通过制度建设规制这种不良现象,其中法律途径摆在首位。如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旅游局副局长郑学炳认为:“诚信是旅游软环境的重要内容,须从健全法律法规、规范企业经营行为、加强执法手段、提升游客维权意识等角度综合施策”(4)。

《价格法》第十四条第四款规定:经营者不得有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与其进行交易的不正当价格行为,否则价格主管部门可以依照《价格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违法经营者予以查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经营者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对商品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监督检查部门应当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可以根据情节处以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因此对于故意引诱消费者进行消费的经营者工商部门可予以查处。“天价马”案例中,商家虽明码标价“一元骑马”,但却是一种诱导消费,游客骑了短短几分钟商家竟漫天要价几百元,原来商家居然按秒收费,令人震惊之余,不免心生冷汗,更有旅游爱好者爆出钞票不足不敢出门旅游的言论,如图3所示:

《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常州天价粥”事件发生后,物价局积极处理,对商家违反明码标价的行为,处以5000元罚款。但在现实中,更多案例中消费者因自身原因并未继续投诉举报,而多被景区或者执法部门调解仅全额返还所花费用了事。

商家索要高价若涉嫌敲诈勒索,公安机关接到举报,查证属实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商家予以罚款或拘留;若数额较大,涉嫌敲诈勒索罪的,公安机关可以刑事案件立案侦查。上海“天价茶”中,执法部门便将XXX有限公司主要股东郭某及茶托陈某定性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予以五天的治安拘留处罚。

关于价格方面的法律规定上文已述,作为一名消费者维权必先学法,熟知法条法意在遇到“天价消费”欺诈时方可做到于法有据、维权有道,从而使投机取巧、漫天要价的商家无空可钻。

五、结论

近来,价格问题引发的消费投诉数量依然居高不下,尤其“天价消费”更是层出不穷。但是随着法律制度不断完善,消费者维权意识逐渐提升,维权成本的降低和维权手段的更新,促使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更加便捷和有效,一个稳定而繁荣的市场环境值得期待。

摘要：近年,多地频现各类“天价消费”事件,网络曝光已是屡见不鲜,甚至“天价消费”已逐步演变为“天价现象”。探析“天价消费”的法律属性,及消费者如何维权,对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天价消费”,“天价现象”,法律维权

参考文献

[1]陈彩燕.游客遭遇天价消费-应如何应对“消费欺诈”?[J].法治说法,2015(10):38-39.

[2]张乃伦.遭遇“天价服务费”我们该如何维权[J].生活与法,2016(02):26-27.

[3]君君.“天车拖车费”利益透视[J].社会广角,2015(03):66-68.

[4]辽宁省消费者协会.消法颁布20年,依法维权20事[J].消费维权,2014(02):26-29.

[5]张莹.一年来至少发生18起“天价消费”事件食品领域13起[N].法制晚报,2016-5-4.

检察文化领航司法行为的路径略谈 篇2

内容摘要：规范司法行为是检察机关在反腐败斗争实践中实现公正文明司法、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前提和基础，而规范司法行为必须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挖检察文化的精神内涵。运用法治文化领航司法行为，才能不偏离航线和轨道；运用廉政文化领航司法行为，才能保障公正公平；运用素质文化领航司法行为，才能塑造检察干警的良好职业形象。

关键词：文化领航 规范司法 公正司法 文明司法

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活动，是深入贯彻党中央“四个全面”精神在司法领域的体现，也是最终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司法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要严格规范司法，就必须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以检察文化领航司法，大力营造信仰法治、崇尚法治、尊重法治的文化氛围。

一、法治文化领航，规范司法塑行为

转变司法理念。要改变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重有罪证据、轻无罪证据或罪轻证据，重直接证据、轻间接证据等办案理念，牢固树立保障人权的观念，监督侦查机关通过正当合法的途径取证，运用各种合法方法获取证据，避免非法证据产生。尽量运用间接证据和再生证据，积极摆脱对口供的依赖性，减少诉讼成本和风险。

提高司法能力。加大教育培训力度，不断强化职侦队伍素质建设，努力建设一支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能全面适应新形式下反腐败斗争需要的高素质职侦队伍。采取理论讲座、评析案例、知识竞赛等形式，推动职侦干警司法理念、司法作风、司法方式、司法能力的转变和提高；强化岗位练兵，紧密结合执法办案实际，在执法办案实践中强化业务素能训练，把岗位自学、专题培训、实务训练和技能竞赛等有机结合起来，提高培训的针对性；推行职侦干警主辅岗工作机制，落实“一帮一”人才培养工作，建立青年干警成长档案，通过结对帮带、跨岗锻炼、组织业务系统操作培训等方式，以赛促练，以案带训，培养青年干警职侦办案水平。

完善司法规范。建立和完善机制建设，实现职侦办案质量、数量、效率、效果和安全的有机统一。完善侦查一体化机制建设，实现侦查资源和信息共享，严格案件线索管理；完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公诉、侦监、控申、案管等部门要加强对侦查活动的监督，确保职侦案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把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法律适用关，防范和杜绝冤假错案；完善司法办案的科学考评和绩效管理机制，通过司法岗位责任规范、司法质量保障规范、司法质量考评规范、司法内部监督规范、司法责任追究规范五个管理机制有机统一的司法规范化长效机制，客观准确地评价司法办案的绩效，及时发现和纠正办案工作中存在问题，总结经验，查找不足，不断提高办案质量和司法水平；完善促进公正、规范、文明司法的长效机制，提高侦查法治化水平，注重证据的收集、完善、固定，不断提升司法办案能力和办案效果。

提升司法保障。加大侦查装备的现代化建设，提升侦查工作科技含量。实现通讯、信息的查询，加强侦测、监听设备的配置，通过对职侦案件的全程、全部、全面同步录音录像，保证讯问人员讯问过程中的一言一行都受到监控，从根本上杜绝逼供、诱供等违法办案情况发生。加强以情报信息为核心的侦查信息化建设，将侦查资源配置和侦查重心前移，加大对情报信息的收集、研判、处理，提升侦查工作的科技含量，加强现代科技装备的投入和使用，强化侦查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发现犯罪、证实犯罪。

二、廉政文化领航，公正司法改作风

公正司法是法的精神的内在要求，是法的精神和固有价值，而公正与廉洁从来就是联系在一起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廉洁就没有公正，检察官作为国家法律的实施者必须清正廉洁。

清廉维护公正。以“夜校教廉”、“读书思廉”、“警示导廉”、“氛围倡廉”、“宣传颂廉”、“活动促廉”、“网络传廉”、“机制保廉”的“八廉”为载体，构建符合基层院实际、突出检察特色的教育、读书、警示、氛围、宣传、活动、网络、机制的廉政文化体系，渗透进干警的学习和生活，并融于机关环境之中，充分发挥廉政文化的导向功能、规范功能、激励功能、凝聚功能，增强检察干警廉洁从检的工作作风，不断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机制保障公正。完善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一是建立健全对检察人员民主评议机制，纠正机制和追责机制，对涉及作风投诉的、检察人员违法违纪的、案件质量的、涉案款物的、办案程序的等投诉和意见的受理、办理部门和程序，及回复的方式都建立相应的制度。二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落实党组的主体责任和纪检的监督责任。定期开展检务督察，对全院各项规章制度落实和工作进展情况进行督查，将检查结果纳入个人和科室工作业绩考核，将干警遵章守纪表现作为评先表优、职务晋升的重要依据。三是把好工作圈、生活圈、社交圈，规范八小时以外的言行，约束检察官业余活动，增强检察干警清廉意识，防止检察官不正确行使权力。

公开促进公正。积极畅通诉求渠道，通过“检察长信箱”、“投诉受理中心”、“检民联心卡”、“五项公开承诺”等向社会公开除涉及国家秘密以外的司法依据、司法权限、司法程序、司法纪律；积极拓展检务公开渠道，突出检务公开重点，丰富检务公开载体，健全检务公开机制，全面营造“公开、公正、公信”的阳光检察氛围。把各科室内部司法的规范和流程通过电视、报纸和网络公之于众，让群众知晓、了解检察机关内部监督的过程；建立完善定期通报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定期向社会公开检察机关的重大决策、重要信息；完善法律文书公开平台建设，增加检察工作的透明度，保障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知情权。

监督实现公正。检察机关要不断创新外部监督途径和渠道，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拓展外部监督知情、反馈渠道。通过人大代表联系网络、短信平台、创办专门的代表委员联络专刊，适时汇报、通报检察工作的新进展和新成效，及时了解和掌握社情民意、发现法律监督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为检察机关应对热点难点问题，提供参谋咨询作用。拓展接受监督方式。借助互联网、广播电视、报刊、短信平台等，全方位、多措施加强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联络和沟通，促进联络工作的常态化、机制化、长效化。完善“阳光检务”的措施。在各乡镇、重点企业设立作风投诉信箱，公开投诉、举报电话，使对干警的监督在时空上得到延伸。在重点司法岗位和关键环节引入人民监督员制度，强化对职务犯罪大要案和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定期回访和个案检查。这样使得外部监督更为有力，落实更为到位。

三、素质文化领航，文明司法树形象

文明办案展现了检察官良好职业道德素质、职业纪律观念和职业形象。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纪律严明的过硬检察队伍，既要依靠法律和制度规范，又要依靠思想道德约束。

科学理论武装人。抓住影响检察人员从检观念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环节，坚持不懈地开展理论学习，通过“两学一做”等各种主题教育活动，重塑干警的政治信念、政治品格、政治信仰，明确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不断强化政治责任和政治担当。

高尚道德塑造人。道德是建功立业的基础，每个立志在本职岗位有所作为的人，都应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检察职业严格的法定性、明确的规范性、特定的专门性、严谨的操作性，并带有国家强制性和权威性，这种司法职业的限制性、垄断性特征，需要职业者不仅要有精良的法律知识，娴熟的法律技能，更需要严格的伦理道德。因此检察干警要着眼于道德的修养和人格的完善，淡泊名利，无私无欲，提高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准。

严明纪律约束人。加强机关管理，从按时上下班，参加开会、驾驶警车等细节入手，克服随意、散漫的工作作风，加强纪律观念；切实改变“脸难看、事难办、门难进”的衙门作风，提高干警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引导群众的本领，增强群众对检察工作的内心认同；持之以恒地贯彻“八项规定”，严格经费和审批程序，规范公务招待、办公用品采购，引导检察干警形成艰苦奋斗为荣，奢侈浪费为耻的良好风尚。

培养幼儿社会性行为路径探析 篇3

一、用鼓励和赞许的方法让幼儿尽快融入集体中

蒙台梭利说:在孩子的周围, 成人尽量以优美的语言, 用丰富的表情去跟孩子说话。教师要善于接近幼儿, 让他们真正感受到老师对他的亲近。每个班上都有一些很特别的孩子, 教师要平等地对待他们。每个孩子都有闪光点, 有其可爱的一面。教师应宽容, 以诚相待, 善于发现孩子身上的亮点, 哪怕是微不足道的, 也要及时给予表扬鼓励, 让他们感受。

贝贝是个小女生, 刚入园时她总是一个人不声不响独自玩耍, 吃点心、上厕所都需要老师提醒, 做操时也不动手。老师对她说: “贝贝, 把小手拿出来跟老师一起做动作!”她看看老师仍是一动不动。每天都是老师领她到椅子上坐好, 什么东西都要送到她手上。通过和她妈妈的交流, 了解到她在家是一个特别开朗活泼的孩子, 她还喜欢画画, 可在幼儿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在一次涂色“大苹果”的活动时, 和她一组的孩子都大胆地涂起来, 她还是看着不动手, 老师走到她所在小组, 故意惊讶地说“呀, 你们涂得真好看! 贝贝, 快点涂好了给小朋友瞧瞧, 肯定是最好看的!”慢慢地, 她拿起了油画棒, 许多孩子都围过来看。的确, 她涂得最棒了。活动之后, 老师把她的大红苹果挂在展览栏里, 让别的小朋友向她学习, 那天, 她显得特别开心。找到贝贝的优点后, 在绘画活动前, 教师就经常请她给小朋友分发油画棒, 每次都适当的表扬一下, 孩子渐渐地能和其他小伙伴快乐交往。部分特殊一点的孩子都能积极地参与集体活动了, 不再用冷漠的表情面对大家, 不再对任何事都不感兴趣了。教师每一次鼓励的语言、赞许的点头, 期待的目光, 亲切的抚摸, 都会使孩子受到激励, 成为融入集体的动力。

二、集体活动能帮助幼儿获得友好合作的直接经验

幼儿的思维主要还处于具体形象阶段, 需要在自身的实践活动中获得感性认识和直接经验。在集体活动中, 设计更多需要幼儿合作完成的游戏内容, 帮助幼儿感受合作的重要性, 以逐步提高友好合作的意识。如何让幼儿掌握合作的技能并知道集体中每一个人都有长处呢? 游戏《踩报纸》, 每4个好朋友组成一个小组, 每一组有一张报纸, 听到老师说“开始”后, 幼儿就赶快把报纸对折, 然后4个人一起站在报纸上, 比一比哪一组最快。幼儿第一次玩游戏时, 教师观察每组幼儿的表现情况, 及时表扬能想出好办法的幼儿, 请他们说出刚才是怎么和朋友合作的, 用了什么好办法。这个游戏使幼儿知道了在集体中每个人独行其事是不行的, 只有互相帮助才能做好事情。

在日常生活中, 幼儿一同游戏、学习的机会是很多的, 如一起拼图、搭积木、作画、玩游戏等, 想办法为幼儿创造、提供与同伴合作学习和游戏的更多机会, 让幼儿在实践中学会合作。比如, 引导、组织幼儿进行小组或全班作画, 在这当中幼儿必须学习相互协商、互相配合、分工合作,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构图上、内容上和色彩上达到协调一致, 共同创作出一幅美丽的图画。在游戏中幼儿间必须共同商量, 友好合作, 相互配合, 才能使游戏顺利进行;体育活动中的小组竞赛, 日常生活中的共搬玩具、互系扣子, 还有大带小的交往活动, 都可以为幼儿提供大量的学习与实践的机会。

三、在日常生活中引导幼儿树立互相帮助的意识

在幼儿的一日生活中, 随时注意引导他们树立帮助他人的意识。“老师, 您帮我拉上拉链!”“老师, 我不会穿衣服”……这一声声求助, 常常出现在幼儿起床或如厕时段, 此时, 老师就会忙前忙后。此情况要得到改善, 就必须让每一个幼儿都学会帮助人, 都有互相帮助的思想意识。有一次, 阳阳让老师给她系罩衣的带子, 老师边给她系边问: “你为什么不让婧婧帮你系呢?”“她不肯”阳阳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老师转过头, 看见婧婧正自己穿衣服, 一只袖子已伸进去了, 另一只袖子怎么也拽不到手里, 正着急。老师神秘地对阳阳说:“给你出个主意, 保准她会帮你。”老师让她先去帮婧婧穿好衣服, 然后再请婧婧帮她系带子。阳阳主动来到婧婧跟前, 帮她拽过那只袖子, 让婧婧把手伸进去, 婧婧穿好衣服很高兴, 一看阳阳背后的拉链还没拉上就马上说:“我来帮你拉吧!”一个互相帮助的事情在老师的引导下, 很自然地进行着。幼儿在自己的行为中体验到了: 要想得到别人的帮助, 先要学会帮助别人, 到了自己也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 就会出现很多好朋友。

四、在游戏活动中让幼儿体验分享的快乐

分享是指与别人共同拥有和享受。现在的独生子女集祖辈、父辈宠爱于一身, 常以自我为中心, 他们中的大多数孩子不懂得关心别人、不愿与人分享。在培养幼儿分享行为时, 不应仅仅让他们模仿分享行为, 而应让他们通过亲身体验产生对分享行为的情感倾向, 从而自觉产生分享行为, 在分享中体验快乐。

情景表演、讲故事、讨论等形式都可以对幼儿进行移情训练。在《玩具大家玩》的教育活动中, 孩子看完情景表演后, 教师组织孩子讨论: “亮亮霸占玩具, 红红会怎么想?”“红红哭了, 亮亮会不会感到快乐?”“有了好玩的玩具, 大家应该怎么办?”少部分的孩子能把红红、亮亮的情绪与自己以往类似情况下的感受联系起来, 学会站在他人的角度理解他人情绪。孩子们谈论后, 再引导他们按照想出的方法和规则, 重新进行情景表演, 通过自己的再次表演, 体验到了分享的快乐, 并说出自己的愉悦体验, 从而产生乐意与他人分享的愿望。

当然, 幼儿的分享行为并非一朝一夕养成的, 还须为幼儿创设行为练习的机会, 并请家长配合做好工作, 这样, 才能真正让幼儿学会分享, 学会关心他人。

不管是老师赞许鼓励之语, 还是引导幼儿互帮互助、友好合作, 或是让幼儿体验分享, 老师都须寄寓深厚的爱意, 只有如此, 幼儿在今后的社会性行为中才能显露出情, 呈现出爱, 在集体中成为受欢迎的人, 也才能让他们身心全面和谐发展。

摘要：培养幼儿良好的社会性行为, 既能加深幼儿之间的情感体验, 使其在集体中成为受欢迎的人, 也能助益孩子的一生。培养的方式有很多, 如可以用鼓励和赞许的方法让幼儿融入集体、用集体活动帮助幼儿获得直接经验, 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引导幼儿树立互相帮助的意识, 以及在游戏活动中让幼儿体验分享的快乐, 等等。如此, 幼儿在今后的社会性行为中才能显露出情, 呈现出爱, 也才能让他们身心和谐发展, 快乐成长。

关键词：幼儿,社会性行为,游戏活动

参考文献

[1]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教育部, 2012, 9.

[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朱慕菊等.《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 》解读[Z].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2, 4.

行为路径管理 篇4

关键词：全科医生制度；社区居民；就医行为

一、导论

（一）研究背景。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城市社区居民对健康水平的要求也逐步提高。但目前医疗服务资源不均匀，社区服务水平远不及需求。社区居民存在着就医不及时、就医机构趋高、不合理用药以及遵医行为不足、健康意识保健意识缺乏等不合理的就医行为。为提高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与公平性，我国2011年出台《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实行社区全科医生负责制，合理规范全科医生行为，引导社区居民形成良好的就医行为。目前，国内外对全科医生制度的研究集中在对该制度设计的描述上，对其政策影响研究较少，政策的反馈不足。因此，分析政策的影响结果对其调整和完善有着现实的必要性。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本文通过文献研究，建立在全科医生制度相关理论、就医行为相关理论、政策与行为的互动理论基础上，建立本文的影响路径分析逻辑框架，结合相关现实状况对全科医生制度对社区居民就医行为的影响做出探讨。对政策的有效性和完善性进行相关评价，指出当前全科医生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国内外就医行为理论及分析路径。国外学者建立了较为丰富的就医行为理论模型。戴维·麦肯尼克将就医行为区分为卫生资源利用行为和就医促进行为，后者包含了预防行为、卫生服务利用行为、保健行为。在就医行为分析路径的分析上，首先，从研究主体来区分，姜丽（2010）指出，国外对于就医行为的研究分为关注结果和关注过程的研究；国内学者张容瑜（2012）将卫生服务利用行为的分析路径分为两类，一种分析影响因素，另一种分析就医路线。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建立在Andersen模型上选取部分影响因素直接进行结果检验，并将就医行为仅仅局限于卫生服务行为。本文就医行为定义为就医促进行为，并结合Andersen模型影响因素与健康理念模型中建立新的分析路径。

（二）社区居民就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蒋敏，李晓松（2007）利用关联规则中的Apriori算法，探讨影响患者就医行为各种因素间潜在的、有价值的关系，指出社区居民就医行为影响因素是复杂而多变的。黄欢（2010）通过问卷调查对日照市社区居民就医行为研究发现，以往就医经历、媒体信息情况、他人推荐对社区居民就医行为有影响。任晓（2010）运用spss软件统计分析，对社区居民就医行为影响因素及其影响力大小进行了研究，对就医选择影响的前八名因素为疾病程度、居民类别、婚姻状况、医疗服务价格、家庭规模、是否参保。但是国内大多数对于影响因素的分析具有分散性的特征，本文对影响因素分析进行了分类，并为政策的引入建立了影响路径模型。

（三）全科医生制度下社区居民就医行为研究。王敏，张开金（2010）提出，只有不断改善就诊环境，完善社区卫生服务模式，才能引导居民合理就医；靳婕，周颖清（2011）指出，全科医生制度缩短了人们看病治病的路径，提高了就医的及时性与可及性，就医意愿加强；陈宪泽，詹小清（2014）指出，全科医生制度中签约服务存在着供方诱导需求的现象，会影响社区居民合理就医；高其法（2006）从医患关系层面指出，全科医生的年龄、性别、学历、医疗质量及水平对社区居民的就医行为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总得来说，国内基于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改善对居民就医行为的研究较多，而全科医生制度对居民就医行为的影响很少。本文将从正负两个方向进行分析，并对全科医生制度的完善提出一定的建议。

三、理论模型

本模型建立在健康理念模型和卫生服务利用模型上。通过内在的知觉、态度和信念进行心理决策以及外在即输入变量共同影响就医行为。

四、现实分析

（一）全科医生的服务模式与内容。首先，我国全科医生的服务模式与先进发达国家一样为签约服务模式，即医生责任制度。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建立契约关系而进行的委托代理关系。其次，在服务内容上，我国与其他国家也大致相似，但是包含了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两大项。集健康教育、预防、医疗、保健、康复、计划生育等为一体的社区卫生服务，并且与二、三级医院进行竞争与合作，双向转诊。

（二）全科医生制度对社区居民就医行为的影响路径及结

果分析。（1）准入机制。在准入机制层面，政策主要通过改变外在医生水平与态度这个因素，内在患者在心理层面对基层社区卫生服务建立信任度，从而改变患者的就医机构选择、医生选择及遵医行为。从正向来看，高学历要求及“5+3”培养模式提高了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加强了患者就医的信心，就医机构选择回流社区，医疗费用一定程度降低，社区的遵医行为有所提高。但是，目前我国准入机制也存在着软约束力的现象，社区全科医生供不应求，高质量人才趋高就业，导致正向引导不足。（2）服务内容及模式上。在服务内容和模式上，政策主要通过改变医生建议与经济费用两个因素，来影响社区居民预防及保健行为、就医机构医生选择及用药行为。首先，全科诊疗提高了服务资源的可及性与及时性，降低了医疗费用，因此社区居民趋向社区就诊取药。其次，在委托—代理模式下，代理人与消费者建立长期关系，供方诱导需求行为会减少。再者，健康档案管理提高了居民进行健康管理的意识，但也存在着流于形式的现象，作用发挥受限制。（3）分级诊疗。在分级诊疗层面，主要是通过影响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医疗技术水平与态度、医疗技术设备三个因素来影响社区居民就医行为。在社区首诊、双向转诊制度下，医疗服务资源可及性增强，由于政策支持，社区医疗技术设备，医生水平和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对社区居民就医机构选择的影响是会向社区医疗机构流向。但实际实施过程中，社区首诊的比例增加并不明显，其次，由于患者及其家人心里因素的影响，单向转诊严重，回转不畅问题层出不穷。（4）监管付费补偿激励机制。对于监管付费及补偿激励机制，两个层面进行了整合，主要是通过影响医生的水平和态度来影响社区居民对社区全科医生的信任度，从而就医机构、遵医行为、及用药行为进行引导。实际状况中，我国的监管、付费补偿激励机制并不完善，社区全科医生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从而对社区居民就医行为并没有形成好的正向的引导。大多数社区居民还是选择趋向大医院及专家诊疗。

（三）全科医生制度的不足及完善建议分析。（1）当前我国全科医生制度存在的问题。1）供需失衡。由于收入的差异性和制度的不完善，大多数医护人才就业趋高，供不应求。从质量上来看，准入机制软约束，社区全科医生的整体质量水平较低，大多数医生仍然是老社区的传统医生。其次，服务范围有限，局限于基层首诊与转诊，诱导需求存在。社区居民对全科医生满意度与信任度较低。2）激励机制不足。国外对于全科医生的奖励机制类似于绩效奖励，按照全科医生完成的服务数量与质量进行综合考核，一方面，提高了整体的服务质量，另一方面，对全科医生进行了奖励激励。我国在激励机制层面非常薄弱，缺乏考核，处于政府发放固定工资的状况。3）政府补贴不足。政府补贴即，增加社区居民报销比例及为全科医生提供培训学习机会、奖金福利。但目前我国对于全科医生制度下的社区主体只有制度层面的规定，补贴较少，导致制度的推广和运行缓慢，对整个社区居民就医行为的合理化作用较小。

（2）国外先进经验借鉴。1）完善准入机制与服务内容。在当前供不应求的情况下，通过高校医药专业、高级医院调用的专业人才任用及新人才的招聘来实现全科医生数量和质量的保障。其次，完善服务内容，学习国外强制性转诊手续，并且通过费用给付过程对专科医生进行约束，从而使社区居民形成从社区先就诊的就医行为。2）逐步建立起自愿签约服务。社区居民可以自由更换全科医生，促进全科医生之间的竞争，从而提高服务质量。促进医生合理的规范自身的行为，从而对社区居民进行正向的就医引导。3）政府要进行相应的补贴。在社保的基础上，通过相应的中介购买全科医疗服务，按照服务任务完成情况和人头数多少付费，对其业绩进行一个考核和奖励，即付费与个人业绩和服务质量挂钩，从而实现保障服务质量和控制医疗费用；4）建立完善的质量监督、考核、培训、激励机制。通过设置指标，如荷兰的患病率、按年龄的处方次数、服务利用年增长率、年转诊率等进行考核。并通过进一步的培训，从而提高社区全科医生的服务素养与专业技能。建立和形成好的激励机制，如与任务挂钩，通过绩效进行奖励，形成其合理的行为，为社区居民负责。

五、小结

我国全科医生制度建立之后，通过提高服医疗服务资源可及性、卫生服务质量等，对社区居民就医行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正向引导，但由于制度本身的不足，如准入机制、监管奖励机制的不完善，医生对患者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不合理导向。因此，结合现状及国外先进经验对全科医生制度进行完善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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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路径管理 篇5

1 水生态文明行为教育的现实意义

水是最活跃的自然要素和自然资源,是生态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存在的基础和前提。由于水资源的这种普惠性、有限性、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决定了其全球战略资源的地位。因此,水生态文明建设必然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性核心领域。我国水资源区域分布不均衡、水灾水患、城市水涝、地上水和地下水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生态系统安全、生产安全和生活安全。水环境污染和水生态恶化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因素之一。如何保护水生态环境、建设水生态文明是未来我国可持续发展和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基础和保障,是生态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1]。

1.1 水生态文明行为教育是水资源保护与水安全保障的重要内容

水资源是一种自然资源,对社会经济各部门具有生死攸关的作用。虽然水本身具有一定的可循环和可再生性,由于它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地位,所以《21世纪议程》明确指出淡水是一种有限资源,而在我国实际上已属于稀缺资源。对全球而言,水是一种战略资源,并且这种战略地位日益凸现。其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需求的刚性与供给难以永续的矛盾,二是需求的扩张性与供给稀缺性的矛盾,三是产品的普惠性与保护开发的边际成本递增的矛盾。由此看来,水资源与石油资源等一次能源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水资源的战略地位还可能超过石油资源,而未来人类生存与发展对水资源的依存度远远大于其他能源。水资源的质量和数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关系到可持续发展,关系到生活安全。水生态文明建设将促进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化发展,保障国家战略安全[2]。水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创新,如基础科学、应用技术方法、科技实践等方面的创新[3]。而这些创新需要发挥水生态文明教育的作用才能更好地落到实处。水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教育,离不开全民水资源意识的提高。因此,水生态文明行为教育是落实水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水资源保护与安全保障的重要内容。

1.2 水生态文明行为教育是水生态与水文明建设的基础保障

水生态文明行为教育是水生态文明建设,乃至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构成。随着环境问题的凸显,人们的生产和生存环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挑战,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生态文明建设也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则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为“五位一体”中重要的一位。事实上,任何文明都有其自然基础。每一种文明都包含着与自然界交往的价值取向、知识体系、制度安排和生产生活实践。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基、生态之要、生活之本。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水生态是其他生态系统、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对自然生态文明而言,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是水生态文明建设,其他一切生态系统都建立在水生态系统之上。地球上的沙漠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和城市生态系统等六大生态系统都需要水的涵养,如果水生态系统遭受破坏和污染,所有的其他生态文明形态度将受到影响。因此,树立水生态文明观念,推进水生态文明行为教育,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是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证。

1.3 水生态文明行为教育是水环境教育与水文明传播的重要条件

人是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者,水生态文明行为教育需要人们的实践行动。随着人们物质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人们开始反思工业文明,崇尚农业文明和原始文明时代的“青山绿水”和“蓝天白云”,期望能够再一次喝上干净的水、吸上清新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品。人们逐渐意识到人类享受所有的现代工业文明成果的前提是人类自身健康,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并行发展才是人类的出路。由此可见,日益恶化的水生态环境与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态需求构成了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表现形式之一。在此背景下,构建一个优良的水生态环境,确保自然生态动态平衡和良性循环发展,并与人类和谐相处,成为一个历史使命。没有一个优良的水生态环境,便无法为人类提供良好的生态系统和生产生活环境,人民群众的需求就无法得到满足,最终将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水环境教育与水文明传播的重要条件,实施水生态文明行为教育对于调整环境与发展的战略关系,转变发展方式,创新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与效益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水生态文明行为教育的基本内容

水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水污染控制和水生态恢复,探索水资源节约型、水环境友好型发展道路的过程。水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包括人类在水生态问题上所有积极的、进步的思想观念建设,而且包括水生态意识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延伸和物化建设。水生态文明行为关乎水生态系统自身建设,涉及优化水资源配置,强化节约用水管理,严格水资源保护,推进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因此需要大力开发和推广水资源节约、水循环利用和水污染治理的先进适用技术,建设科学合理的水资源利用体系,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水生态文明行为还是水生态系统与外部系统的交互生态功能建设,即水生态系统的生态涵养和社会服务功能[4]。基于以上内涵,水生态文明行为教育的基本内容包括水生态文明意识教育、行为培养、规范养成等方面。

2.1 水生态文明意识培育

水生态文明意识反映了人类对水的认知程度和对水的态度,它从潜意识中决定了人类对水的行为方式,并由此规制沉淀下来的水生态伦理和水生态文化。水生态意识文明是人们正确对待水生态问题的一种进步的观念形态,包括强烈的水生态意识、健康的水生态心理、高尚的水生态道德以及体现水与人、水与关联生态系统的平等相处与和谐相处的价值取向,以及由此演变而成的水生态理念、水生态思想、水生态伦理和水生态文化等内容。

实施水生态文明意识培育,首先需要树立对水生态文明基础性、普惠性和引领性价值的认识。在全社会倡导节约水资源的观念,努力形成有利于节约水资源、减少水污染的生产模式、产业结构和消费方式。把建设水资源节约型、水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并具体落实到单位、家庭和个人。需要不断进行水生态意识教育,引导人们转变传统水资源利用和开发观念,让水生态意识深入人心,使保护水资源和节约水资源成为政府、企业、社会的自觉意识和行为。加大水生态教育,提高人们对水生态文化的认同,增强人们对水生态环境行为的自律。同时注重水生态道德和伦理的教育,形成先进的水生态文化。水生态文化主要包括水生态哲学文化、水生态伦理文化、水生态科技文化、水生态教育文化、水生态文艺文化、水生态美学文化、水生态传播学等多个方面。

2.2 水生态文明行为培养

水生态文明行为是人们秉承一定的生态理念,根据制度安排,采取工程和非工程措施对水生态环境进行改善,以及有机耦合其他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的行为内容。水生态文明行为是在一定的水生态文明观和水生态文明意识指导下,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推动水生态文明进步和发展的活动,包括保护水环境、修复水生态、促进水循环、弘扬水文化、发展水经济,以及一切具有生态文明意义的参与和管理活动,同时还包括人们的水生态意识和水生态行为能力的培育、宣传与贯彻。

水生态文明行为是人类对生态环境的良性改造行为,这就需要探索水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提高人们对水生态质量变化的识别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保护和改善水生态环境、建设水生态文明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水生态文明行为内容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水生态系统自身建设,主要包括优化水资源配置,强化节约用水管理,严格水资源保护,推进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为此应大力开发和推广水资源节约、水循环利用和水污染治理的先进技术,建设科学合理的水资源利用体系,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二是水生态系统与外部系统的交互生态功能建设,即水生态系统的生态涵养和社会服务功能。重点通过“退田还湖”、“退耕还林”和水循环利用等水生态措施,构建水生态系统与其他生态系统融和的多生态系统共生格局。在此基础上,构建两型水生态文明社会,即水资源节约型和水环境友好型的水生态系统,推动形成全社会珍惜水资源、尊重水环境和呵护水生态的良性发展局面。

2.3 水生态文明规范养成

水生态文明规范养成需要人们根据自己对水生态文明的认知水平而强制性地对水资源保护、开发和管理所进行的制度安排与政策制定,以促进水生态系统向一定的方向发展与平衡。水生态文明规范是需要人们正确对待生态问题的一种进步的制度保障,包括生态制度、法律、规范和条例。其中,应特别强调健全和完善与水生态文明建设标准相关的法制体系。

水生态文明规范养成,要求推进水生态行政建设,通过包括教育在内的各种措施将生态文明理念贯彻落实到水资源开发、利用、治理、配置、节约、保护的各方面和水利规划、建设、管理的各环节。为此,需要把水生态文明建设绩效纳入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体系,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为了凝聚水生态环境保护的共识,需建立法制化、民主化和科学高效的社会管理体系,促进社会力量的优化,重视组织化的、理性的公众参与,提高公众对水资源管理与监督的参与水平,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水生态文明发展的成果。

3 水生态文明行为教育的实施路径

水生态文明教育具有价值导向功能。其目标主要在于,通过教育,提高全社会的水生态文明意识,使全体社会成员接受水生态文明的理念,并认识到水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性核心领域,了解水生态文明行为的重要意义和建设的要点,即水生态文明建设即以水生态文明理念为引领,以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水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为目标,以两型水生态文明社会建设为抓手,坚持水资源节约保护优先和水污染防治与水生态保护并重,通过优化水资源空间配置、建设水生态保护工程、落实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和公众参与等措施,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奠定坚实的水生态基础[4]。为此,笔者认为,可从以下3个主要方面实施文明行为教育。

3.1 将水生态文明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水生态文明建设,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水污染控制和水生态恢复,而是探索水资源节约型、水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水生态文明是一个长期建设和发展过程的结果,水生态文明中生态意识的形成和统一对于全社会来说需要长期的宣传和贯彻。水生态文明教育涵盖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职业教育等各个教育层面。其教育对象包括全社会的决策者、管理者、企业家、科技工作者、工人、农民、军人、普通公民、大专院校和中小学校学生。因此,水生态文明教育是一项国民教育。

水生态文明教育是顺应自然的人性教育,是全社会自觉形成的一种人生态度。水生态文明教育唤起人们教育价值观的彻底改变。水生态文明教育就是要逐步养成人们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需要国民身体力行,从自身做起,提高全社会的水生态文明意识,在全民心里种下水生态文明的种子。进行全民水生态文明教育与培训,需要推动水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建设,实施水科普、水科技、水文化宣传行动计划,开展水情教育,推进水生态文明教育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引导社会公众参与和共同行动,使之落实到人们的实际行动和行为之中,使水生态文明建设落地生根和开花结果[5]。

3.2 构建水生态文明行为教育制度

水生态文明行为教育的行动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学校、家庭、宣传出版部门、群众团体等。水生态文明行为教育方式包括课堂教育、实验证明、媒介宣传、野外体验、典型示范、公众参与等形式。教育内容涵盖水生态理论、水生态知识、水生态技术、水生态文化、水生态健康、水生态安全、水生态价值、水生态哲学、水生态伦理、水生态工艺、水生态标识、水生态美学等方面。通过水生态文明教育使全社会形成一种新的生态自然观、生态世界观、生态伦理观、生态价值观、可持续发展观和生态文明观,实现人类、社会、自然的和谐发展,构建一个人水和谐的社会[6]。

破解我国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恶化、水生态退化等问题的关键是构建科学、有效的水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水生态文明教育需要发挥各级政府的主导和主体作用,制定水生态文明行为规范,构建一套完善顶层制度设计,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基础。构建制度体系,形成水生态文明运行体制和机制,在保证民生水利的公益性和普惠性的基础上,加快建设水资源有偿使用机制、水生态恢复补偿机制和水环境价格体系,实行污水排放总量有价分配制度等;加快立法工作,确保水资源利用与开发的公平正义[7]。

3.3 倡导水生态文明生产生活方式

水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倡导绿色生产与生活方式,引导和推动生产生活方式、消费模式向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节约方向转变,提高企业生产、公众绿色出行比例,限制使用塑料袋,反对食品浪费,实施垃圾分类,使用节水节能环保产品,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政府机关率先垂范,提高政府绿色采购比例,建设节水型社会和节约型公共机构。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通过“退田还湖”、“退耕还林”和水循环利用等水生态措施,构建水生态系统与其他生态系统融和的多生态系统共生格局[8]。

转变水生态文明生产生活方式,需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行动,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全民参与和齐心协力,弘扬水生态文化,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水环境保护的浓厚氛围,提高全民保护水环境的自觉性。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为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水环境保护搭建平台。加强对执法人员、重点企业负责人的水生态文明教育培训,提高其依法行政和守法经营意识。加强基层社会单元的水生态文明教育,把水环境保护作为社区、村镇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引导和动员广大群众参与水生态文明行动,使每个公民在享受水环境权益的同时,自觉履行水环境保护与水生态建设义务,维护和建设好属于人类自己的美丽家园。

4 结语

水生态文明行为教育是水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人类利用和开发水资源,改善水生态和水环境所取得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水生态文明的核心内涵是水资源节约、水资源循环利用以及水生态系统与其他系统融合性可持续发展。水生态文明包括了水生态系统自身的文明以及水生态系统与其他生态、经济和社会系统之间的交互文明,水生态文明建设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是完整的。水生态文明行为教育,作为水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一个系统工程,涵盖水生态文明意识培育、水生态行为培养和水生态文明规范养成等方面。水生态文明行为教育落地生根需要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需要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和付诸行动。

摘要：在强调水生态文明行为教育的现实意义基础上,简析水生态文明行为教育的基本内容,探讨实施水生态文明教育的主要实施路径。研究表明:作为水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水生态文明行为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其基本内容涵盖水生态文明意识培育、水生态行为培养和水生态文明规范养成等方面;水生态文明行为教育的实施路径主要包括将水生态文明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构建水生态文明行为教育制度、倡导水生态文明生产生活方式等。水生态文明行为教育落地生根需要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落实到人们的实际行动和行为之中,需要社会公众的参与和国民的共同行动。

关键词：水生态文明,意识培育,行为培养,规范养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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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路径管理 篇6

[关键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外部行为限制制度；预防腐败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4.005

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是指公职人员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其自身的私人利益之间的抵触违背与侵害。这种利益冲突是诱发腐败、危害政府廉政形象、侵蚀公共权力合法性的重要因素，因其危害巨大，当代西方国家尤其是廉政指数较高的国家，都几乎无例外地建构了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制度体系，如美国、新西兰、日本、加拿大等。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是该制度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它通过对公职人员经商、兼职、收受礼品等外部行为的规范与其他制度相互配合，共同构筑了防止利益冲突的有机体系。通过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来预防腐败的实践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对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的探索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经开始。但是，由于我们对该问题缺少全面、科学的认识，这一制度距有效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要求有很大差距。本文拟在分析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探析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对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的优化有所裨益。

一、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的主要内容

公职人员外部行为多种多样，而制度资源却相对短缺，所以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其所有的外部行为都进行规范。从我国的实践看，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的内容，主要由对收受礼品、接受馈赠、经商、兼职等方面的限制制度所构成。

1.对公职人员收受礼品、接受馈赠等外部行为的限制制度

利用其身份收受礼品、接受馈赠是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重要表现，它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害公务行为的客观性、公正性，所以它也是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的重要规定事项。我国相关制度的内容，主要由对内公务活动与对外公务活动中的相关限制性规定构成。

（1）对内公务活动中的相关限制性规定

公职人员在对内公务活动中收受礼品、接受馈赠等行为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相关制度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因时制宜的过程。该制度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对公职人员收受礼品、接受馈赠等行为进行了不尽一致的规定。

第一阶段，从改革开放至1990年代初期，严格禁止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收受礼物、接受馈赠。公职人员利用其身份接受宴请、收受礼品、请客送礼等利益冲突行为，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较为普遍。为了给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环境，再加上受计划经济时期思维惯性的影响，这一时期对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采取了极为严格的措施。从1979年到1993年，我国几乎以每年一部的速度出台了多个针对公职人员外部行为的规章制度，且它们都无例外地使用了“禁止”“不得”“严禁”等非妥协性词汇来规范公职人员外部行为。如1979年规定“严禁用各种形式侵占农村社员劳动所得，来进行大吃大喝、请客送礼”[1]，1988年规定“严禁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以任何形式、任何名义赠送与接受礼品”[2]。可见，这一时期不考虑礼品的价值大小，严格禁止公职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接受赠送与收受礼品。

第二阶段，从1990年代初期至现在。这一时期抛弃了前期“一刀切”的管理方式，建立了礼品分类管理制度、礼品登记制度，对收受礼品、接受馈赠的管理规定更加灵活、科学。首先，明确了严格禁止的礼品类型。针对特定的礼品类型（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其他可能影响公务公正性的礼品），延续了先前的非妥协性规定。如1993年、2000年以及此后出台的多个制度规范，都严格禁止各级公职人员（含离退休）以及受委托、聘任从事公务管理的工作人员以任何形式收受及向上级赠送礼金、有价证券。其次，以明线法明确了可接受礼品的登记制度。公职人员收赠礼品、接受馈赠，有时是出于情感需要、有时是被动行为，对这些行为不加区别地一概禁止，不符合多样化管理的原则。因此，1995年，我国出台了《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受的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正式建立了礼品登记制度，确立了明线法的礼品处理标准，即根据礼品的价值及其对公务公正性的影响程度采取不同的处理措施。一些地方的党委、政府，根据该制度的内容和精神，结合本地实际，对该问题做出了更加细化、更具操作性的规定，如上海确立了以50元、200元为线的礼品三级分类法：第一个等级的礼品（价值低于50元）归个人，无需登记、上缴；第二个等级的礼品（价值高于50元低于200元）在递交礼品登记表的前提下归个人；第三个等级的礼品（价值高于200元）要登记并上缴。

（2）对外公务活动中的相关限制性规定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我国党政机关以及一些企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等同港澳台同胞、华侨、外国人的交往日渐频繁。在相互交往过程中，一些单位和个人通过多向对方赠送礼品的方式套取对方的礼品，收礼之后以低价内部处理等现象逐渐增多，相关制度也不断发展。从其内容来看，该制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有例外的零容忍理念为制度价值取向。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针对对外公务活动中的收受礼品行为采取的是有例外的严格禁止的办法，即除了规定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代表国家接受或赠予礼品。例外部分也采取了明线标准，如1980年规定，“除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外事单位和外贸机构的工作人员，可根据工作需要，同对方互赠对等的礼品外，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在对外公务活动中以任何名义代表国家赠送和接受礼品与馈赠”[3]。

第二阶段，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调整了以前实施的有例外的零容忍的办法，采取了有例外的明线标准法，例外部分采取的是严格禁止标准。如1993年国务院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在对外公务活动中赠送和接受礼品的规定》，确立了以200元为明线的礼品处理措施，价值低于200元的礼品归受礼主体所有，价值高于200元的礼品需要登记、上缴。例外部分针对礼金、有价证券等，依然采取严禁措施。

2.对公职人员经商、兼职、演讲收费等外部行为的限制制度

经商、办企业等经济行为，是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重要诱因，公职人员可能会利用自己掌握的公共权力谋取私利、进行利益输送，即使不存在这种行为，该现象也违背了现代职业专一精神的要求。从其发展轨迹来看，我国对公职人员经商、办企业、兼职等行为的规定经历了适用主体由单一到多元，适用对象由简单到复杂、由直接到间接的发展过程。如1984年只对乡级以上党政机关在职干部的相关行为进行了规范，1985年则把适用主体扩大到领导干部子女、配偶等公职人员的重要利益相关者，1988年又把适用主体扩大到了县级以上离职领导干部。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纪委又根据形势的变化，分别于1992年、1993年、1998年、2000年、2001年出台了多个针对性的制度规定。公职人员经商、办企业等经营性活动总体来说经历了一定的演绎轨迹。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以党政机关及党政领导干部直接投资或集资等形式出现，经商、兼职的特征非常明显。当国家对此实施限制之后，以小集体形式出现的党政机关的经商问题逐渐得到有效遏制，党政领导干部直接经商的行为也得到有效的治理。但是，党政领导干部子女和配偶经商、办企业的问题开始逐渐突出，当股份制企业在我国兴起时，党政领导干部经商行为的形式也随之发生改变。当证券市场在我国形成的时候，党政领导干部投资、经商的行为又向该领域渗透。这说明，限制公职人员经商、办企业的政策并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因为政策针对的群体通过一定手段和方式以其“对策”规避了政府的“政策”。

对公职人员兼职的制度性规定也大体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如1985年要求所有在职以及退居二线的公职人员，不得在各种性质的经济实体中担任任何职务，1989年再一次对公职人员在企业中的兼职问题作出规定。1994年把政策的作用领域扩大到了社会团体的领导职务。同年，民政部下发通知，对该政策进行了解释和细化。发展到今天，该制度更加成熟、健全，基本确立了公职人员不得在盈利性组织中兼职、兼职报批并不得取酬、不从事及不参与经营性活动的理念。

二、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存在的问题

总体来看，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表现出了很高的灵活性，在短时间内取得了良好的成效。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也在不断更新，表现出了较强的自我完善能力。当公职人员经商、兼职等行为以新的形式出现时，具有较强针对性的治理措施就会出台；当公职人员经商、兼职行为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而逐渐表现出较强的复杂性、隐蔽性和极强的伪装性时，相关政策也随之不断更新。但是，与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制度相对健全的国家相比，我国对公职人员收受礼品、接受馈赠、兼职等外部行为的限制制度，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收受礼品的范围界定不尽全面。尽管相关制度表现出了较强的灵活性和自我完善能力，如把给领导干部充手机费、赠予党政领导干部股份等新的形式纳入收受礼品的范围之内，但是政策的这种变化相对于现实需求来说，依然显得比较滞后。对新形势下出现的一些新的礼品样态的反应速度较为迟缓，如餐饮、利害关系人出资支持的豪华旅游和高级娱乐体育活动等，对其性质的判断还缺少详细的说明与规定。

其次，对“礼品”的相关界定不够清晰。我国相关制度对“礼品”这一关键要素的界定不够清晰，很多时候缺少可操作性，如对于何种礼品会影响公务公正性很难判断，因为是否公正涉及公务相对人的直观感受，难以度量。另外，对于公正与否的判定主体也无相关说明。另外，在对外公务活动中，我们虽建立了以200元为明线的礼品处理措施，然而，对于价值200元是单次200元还是若干次200元，是单件礼品200元还是所有礼品价值之和超过200元，并未做出具体说明，这无疑给相关制度操作增加了变数。

再次，对收受礼品场合的规定不够科学。防止利益冲突需要情境性较强的制度规范，即使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制度规范，也不一定会适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因此，相关制度的建构应充分考虑我国历史文化、社会习俗、国情人情，否则制度就难以发挥效用。然而，这些要素在我国的相关规定里却没有被充分考虑，也没有得到科学处理，以致脱离国情、行之无效。如1988年出台的《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不得赠送和接受礼品的规定》，把婚丧嫁娶、节日往来都不加区别地纳入明确禁止的礼品传达范围，这明显没有考虑我国长久以来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

第四，责任界定过轻。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制约违法行为的重要因素。当违法收益远远大于违法成本时，违法行为就会得到变相鼓励，反之，则会得到明显抑制。因此，对违法行为进行与其带来的危害大体相当或更严的处罚是使制度行之有效的基本保证。我国对于公职人员外部行为以党纪、政纪、批评教育等作为处罚措施，与很多国家把违规收受礼品纳入刑法的范围相比，处分明显过轻，起不到应有的威慑作用。

第五，政策缺乏系统性、前瞻性和概括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几乎每年都有针对党政机关及党政领导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出台，特别是当党政机关及党政领导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行为以新的形式出现时或者这种现象表现得较为突出时，针对性的政策就会随之出台，因此，出现了经商—限制—再经商—再限制的循环往复，公职人员经商、兼职的行为至今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治理，很多规定流于形式。政策的系统性较差，很多政策仅仅针对某一具体行为，当面临着较复杂的情况或经商的具体行为以变换之后的形式出现时，该政策就显得无能为力。同时，政策的概括性较差、前瞻性不够，政策往往落后于形势的发展。

第六，存在着规范不周、可操作性不强的情况。比如，我国针对公职人员兼职行为的限制，仅仅规定公职人员不得在营利性组织中兼职，在特殊情况下需要兼职的要经过相应机关的批准，并且不能取酬。然而，在我国社会现实中，很多非营利性组织也会进行营利性的运作，而公职人员可能在这种非营利性组织兼职，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尚缺少政策规定。此外，以不取酬作为兼职的限定条件也是不严谨的，公职人员不取酬的兼职同样可以使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有意给予兼职单位“照顾”，公职人员是否从中为自己或亲友谋取了利益，实际上难以认定，这显然与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目的相悖。

三、完善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的建议对策

根据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演变新形势，我们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

1.完善公职人员收受礼品、接受馈赠的限制制度

（1）明确“礼品”与“馈赠”的内涵

我国原有的该类制度中主要以“礼品”“馈赠”为基点来规范公职人员的行为，这两个概念在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具有较强的适用性。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的不断进步，公职人员接受的好处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礼品”和“馈赠”这两个概念的外延已不足以涵盖公职人员接受好处的全部内容，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比如，给领导人充手机费、给予领导人优待等，无论是纳入“礼品”的范畴还是纳入“馈赠”的范畴，都不够科学。因此，笔者建议，在外部行为限制制度中，用“利益”这一具有更丰富内涵的概念作为制度规范的内容。这里的“利益”应当包含任何具有价值的事物，礼品、馈赠、佣金、劳务、优待、报酬等，都可以纳入“利益”的范畴。

（2）明确界定收受利益标准

公职人员收受利益应当以不影响公正执行公务为限。但是，这一目标过于抽象，如何判定是否影响了公正执行公务非常困难。因此，必须具体、明确地界定公职人员收受利益的标准。笔者建议，对公职人员接受的利益采取明线法。公职人员在公务活动中，从同一人员处不得接受价值超过200元的利益，一年之中从同一人员处接受利益的价值累计不得超过500元。公职人员之间，除特定日期、 特定情境外（如生日、传统节日、公职人员离职等）不得相互赠送或索取利益，在特定日期、特定情境，公职人员之间不得接受或索取价值超过200元的利益。对于利害关系人提供的利益，除因公务所必须外，一律不得接受，更不得索取。

（3）加强对公职人员收受利益的登记与管理

公职人员从同一人员或组织或单位处一次性收受的利益超过200元的，或者一年之内从同一来源收受的利益价值超过500元的，必须进行利益登记，并把所收受的利益上缴单位或国库。利益登记时，应当写明利益的形态、利益价值、利益来源、赠送利益者与收受利益者的关系、赠送利益的目的、收受利益的场所、收受利益的时间、收受利益时的现场见证人及见证人的职业等内容。公职人员在收受应当登记的利益的三个月之内，必须进行利益登记。利益登记表每年分四个季度（从一月到十二月，三个月一个季度）管理。为保证对利益登记的有效监督，公职人员利益登记表要在一定期限内（可设定为三年）有效保存，从公职人员提交利益登记表之后的第二天算起，有效保存三年时间，在此期间，任何公民或组织都可以申请查阅。

（4）强化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的责任

按照公职人员收受利益的登记与管理制度，任何人在接受应当登记的利益故意不登记、虚假登记、拒不登记、故意延迟登记的，应给予严厉的惩处。对于不按照利益登记制度进行利益登记的公职人员，给予所收受利益价值的10倍的罚款，两年之内不得晋升。所接受利益价值超过5000元而故意违反利益登记制度的，按照受贿罪论处。公职人员违反利益收受制度的规定收受利益的，视其情节、收受利益的金额等，分别给予罚款、限制晋升、降级、开除公职、拘役等惩处。

2.健全公职人员经商、兼职的限制制度

（1）制定具有统合性的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几乎每隔几年就会出台一个针对公职人员兼职、经商的政策性规定，政策数量浩繁，有的政策规定之间相互矛盾、难以统一。为了更好地规范公职人员的兼职、经商等外部行为，笔者建议，对原有制度资源进行整合，重新制定具有较强统合性的制度以代替以前的政策规定。

（2）明确公职人员兼职的条件

根据防止利益冲突的原则，我国应当把公务人员兼职分为三种，即禁止性兼职、须经过批准的兼职和需要报告的兼职。公职人员不得在任何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中兼任任何职务，无论是管理职务还是非管理职务，县处副职以上领导干部的妻子、子女等，不得在领导干部任职区域内经商、办企业等。公职人员在事业单位、非营利组织等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单位或组织兼职的，不得收取任何报酬，且必须经所在单位领导的批准。公职人员从事教育、讲学、科研等兼职活动的，无需经过单位领导的批准，但是要定期向单位领导汇报兼职情况。

（3）强化违规责任

对违反规定兼职的公职人员，设置严厉的处罚措施。对于违反禁止性规定的公职人员，视其情节处以10万元以下罚款或两年以下徒刑。违反须经过批准的规定而兼职的，给予批评教育，所在单位领导认为其所从事兼职有利益冲突之嫌时，可以命令其停止兼职，拒不执行者，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防干部侵占农村社会社员劳动所得来大吃大喝、请客送礼的不正之风的通告[Z].1979-8-10.

[2]国务院.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不得赠送和接受礼品的规定[EB/OL].（1988-12-01）[2014-12-01].http：//www.law-lib.com/law/law-view.asp？id=5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