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民主的法制路径

管理民主的法制路径（精选3篇）

管理民主的法制路径 篇1

2003年的资料显示:目前全球成人文盲约占总人口的15%。而世界上每10个文盲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 每15个中国人就有一个基本不识字。我国90%的文盲就分布在农村。在中国农民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的情况下, 如何增强中国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应在对农民进行民主法制知识宣传教育的同时, 积极引导农民参加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实践活动, 让农民在民主法制建设的实践中学习民主法制知识, 增强民主法制意识。这应该说是一条有效路径。一是因为农民是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宣传教育的主体, 也是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实践的主体。同时因为民主法制意识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或改变的, 农民只有通过参与农村基层的民主法制建设实践活动, 才能认识到自己民主法制意识水平的高低, 从而不断激发增强民主法制意识, 并锻炼自身的参政议政能力等。

一、中国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状况

我国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封建专政政治体制传统的国家, 广大农民长期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由于封建宗族意识和传统伦理意识的浸染, 造成了我国农民依附、唯上、唯命是从、逆来顺受的政治性格和消极的政治心态, 他们的等级意识、管本位意识和封建宗法意识非常浓厚。“皇权至上”、“权大于法”、“特权思想”等观念在传统农民中根深蒂固。至今许多农民还缺乏起码的主体意识和民主意识, 加之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封闭社会, 农民聚集而居, 少有流动, 农民之间的关系靠礼与情来维系, 法律似乎成了多余的东西。他们对自由、平等、权利的要求很模糊, 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热情也不太高, 即便对与自己直接有关的一些权利, 也不知道用法律或其他正当手段加以维护。正如费如通先生所说:“传统乡土中国是一个礼治社会。”传统农民的契约意识极为淡漠、法律意识十分欠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农村推广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农民的经济活动自主权增大, 农民的社会流动机会增多, 民主法律和农民的日常生活关系越来越密切。一部分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的思想开始解放, 民主法律意识开始觉醒, 逐渐开始尝试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目前在广大农村基层, 由于受低文化素质的影响, 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及农村干部不仅民主主体意识不强, 而且法制观念淡漠, 对民主法律知之甚少, 懂法、学法、守法、用法还相当困难。据资料显示, 在1999年对某乡一个村38户的调查问卷中, 当问及你知道哪些法律时, 回答知道宪法的有14户, 其中有1人将宪法写成了洗法。知道与村民自治密切相关的村组法的有3户, 其中有1户写成了春组法。当问及村民自制的“四个民主”内容时, 只有5户能答对。现实生活中有的农民还不知道民主选举村干部及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是自己最基本的民主权利, 也不知道具备这种基本权利对自己究竟有多大实质性意义, 更不知道宪法赋予了他们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监督的权利与义务, 不知道如何履行或享受公民依法监督公仆的权利。他们大多期盼的是农村中能出现包公式的为民做主的清官。另一方面, 由于中国浓厚的封建宗法家族文化的影响, 使得一些农民漠视法律的存在, 以实法代替国法, 无法形成成熟的法律意识。

二、通过多种形式进行民主法制知识的宣传教育, 是增强农民民主法制意识的重要环节

社会主义法制, 是无产阶级通过国家政权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和社会程序, 它表现为立法、执法、守法三个方面, 它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依法办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在于全体人民当家做主。在农村基层, 社会主义民主表现在广大农民依照法律参与农村经济政治、社会事务和管理, 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

我国封建社会史长达2000多年, 缺乏民主法律传统。新中国成立以后,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种种原因, 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律建设重视不够, 也没有进行过系统的民主法律知识的宣传教育。民主法律知识是形成民主法律意识和观念的基础, 广大农民的民主法律意识和观念来源于他们对民主法律本源与作用的认识, 来源于他们对现行民主法律知识的了解与掌握。因此, 向广大农民进行普法教育, 首先要使广大农民知法。如了解宪法、农业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义务教育法、婚姻法等。了解为什么要制定这些法律, 以及怎样依照法律程序同违法犯罪行为斗争, 维护自己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其次, 要使广大农民懂得什么是守法和违法。要让农民在知法的基础上, 知道违法的危害性及法律后果, 培养他们知法、守法、依法办事的行为和习惯, 自觉地用法律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教育广大农民维护法律的尊严, 勇于以法律为武器同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斗争。在农村, 尤其要把村干部用法律条文和规章制度武装起来, 强化村干部的依法行政、依法办事意识, 把他们培养成为学法、守法的典型。农村干部能带头学法、懂法, 模范地遵守法律, 学会用法律来处理各种事物, 对农村法制有决定性影响。

管理民主的法制路径 篇2

1.民主管理

民主一词源于希腊文两个字：一是demos，意指人民或者公民;二是cracy，意指某种公共权威或统治。英文的民主（democracy）就是统治归于人民或人民主权的意思，意即由全体人民（而不是他们选出的代表）平等地、无差别地参与国家决策和进行国家管理，这是民主最原始、最基本的含义。[1]民主是与专制制度相对立的一种国家制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列宁指出：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2]列宁所说的国家形式，即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也就是指国家的政体。立足于我国公办大学的民主管理的目标，对民主含义的理解必须置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现实背景之中，所以本研究所称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民主。

民主管理是由民主（democracy）这个政治学概念和管理（management）这个管理学概念复合而成的，重心在管理上，主要是管理学的概念，指大多数人的管理。[3]也有学者认为，大学的民主管理是一个偏向政治学的概念，是大学内部管理制度的总和，是遵循大多数人的意愿，实行民主管理、民主决策的机制，是大学内部权力分配和运行机制的外化表现形式。内涵上，民主管理是相对于独裁专断管理而言的一个概念，民主管理是指组织内部管理机构、师生员工和各行为个体，遵循民主、公平、公开的原则，以科学开放的管理理念，协调内部各方参与、支持组织活动，达到优化管理目标的一种制度设计和管理活动的总称。民主管理是手段，更是一种理念，是以协商、沟通的方式，充分调动和发挥管理主体与客体的双重积极性，从而更好地实现组织目标的一种方式和途径。民主管理符合人们的心理要求和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把管理过程、执行过程、监督过程有机融合在一起。

2.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一词在国内尚无统一的译名，比如，审议民主（或审议式民主、审议性民主）、商议民主（或商议性民主、商议民主制）、协商民主、慎议民主、商谈民主、审慎的民主、慎辩熟虑的民主。本研究采用国内比较通行的对该词语的译法协商民主，主要是为了便于与其他民主有关的研究对照。

协商民主具有这些特征：（1）多元性。其基本前提就是承认政治主体的多元化，一个组织系统内部如果只存在一种权力，也就谈不上协商。（2）协商性。参与协商的主体主要通过互动式的对话、讨论、商谈、妥协、交易、沟通和审议等协商方式参与决策，相互妥协以达成理性共识。（3）公开性。公开性能使系统内的绝大多数人审视协商过程，对决策提出疑问，评论协商中存在的问题或疏忽，阻止秘密的、幕后的政治交易。（4）合法性。协商过程的合法性不仅出于多数的意愿，而且还基于集体的理性反思。协商的过程不是狭隘地追求个人利益，是寻求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成员共同愿望的决策。（5）共识性。由于知道决策的来龙去脉，使得成员更明确地支持特定政策的机构、政党和组织，有利于提高系统的凝聚力，提高决策的权威性。[4]

协商民主在我国公办大学的组织结构中普遍存在，并且由于其先天具有的有利于民主管理的特征，在民主形式中呈现越来越大的份额。代议民主主要出现在教代会（具体表现为教代会代表的产生以及教代会会议制度和议事过程）;直接民主则主要局限在大学的一些基层的小组织中，比如学生以班级为单位、教师以教研室为单位的小型选举中，不可能出现在校级这样大规模系统的权力机制中。

3.共同治理

协商民主与共同治理：大学实现民主管理的重要路径按照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governance）所做的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人民和机构同意的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5]治理与统治（government）不同，治理模式比统治模式更加柔性和灵活，更具有民主管理的特质。治理与管理（management）也不同，治理更强调权力运用的艺术，而不是仅仅执行指令和个人行为，是一种关系的调节和权力的制衡。

学界认同的大学共同治理，是通过一套包括正式与非正式、内部或外部的制度或文化来协调大学与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保证大学决策科学化，从而实现大学的目标的理念。[6]大学共同治理的特征有二：一是多元化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管理;二是沟通协商，整合现有治理结构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也就是柔化决策过程，以人性化管理实现目标的共识。因此，可以说，共同治理与协商民主的本质是一致的。参与大学管理的大学各个权力主体在以分权和制衡的方式实现动态平衡的过程中，需要一种相对柔和的方式，也就是协商沟通的方式，达成各个权力主体都能够接受的决策的方案。这种柔化的处理权力之间冲突的方式，极为适用于大学这样松散的组织系统。

二、以协商民主和共同治理推进大学民主管理的表征

1.以协商民主对抗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冲突

在大学内部，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始终贯穿于大学运行机制过程中。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公办大学内部权力主体之间的利益没有出现明显分化，甚至学术权力都还处在萌芽的阶段，彼时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很难分清彼此，呈现一元的权力模式。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三种权力的主体开始明晰，其所代表的利益主体分别有着不同的诉求，之间必然出现冲突。冲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目标的冲突。不同的目标导致不同的价值追求和利益归属。二是方式的冲突。政治权力的运行方式总体看还是属于强制性的;行政权力的方式则以科层化为特征，逐级传递，任务分解;学术权力的方式则是松散式的，而在我国公办大学的现实环境里，强制式的政治权力与科层式的行政权力往往对学术权力施加这样那样的压力，造成几种权力主体的冲突与对抗。三是对资源占有、职权划分的冲突。任何一种权力，从本质上看，都希望自己在权力的博弈中占据优势，对所希求的利益占有绝对的话语权。但是由于大学内部的资源是有限的，这就必然会产生权力主体之间的冲突。

以上三种形式的冲突，如不加以协调，会造成权力主体之间的内耗，最终使权力机制不顺畅，阻碍学校事业的发展。协商民主的方式，可从以下五个方面对各权力主体进行协调。

其一，以协商的方式寻找三种权力目标的交集。在大学的权力机制中，可以通过两种协商方式进行协调：一种是制度层面。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中明确规定：党委书记和校长要定期相互谈心。领导班子成员要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对职责分工交叉的工作，要注意协调配合。文件还规定：校长办公会议（校务会议）的重要议题，要在会前听取党委书记意见。意见不一致的议题暂缓上会，待进一步交换意见、取得共识后再提交会议讨论。文件从顶层设计的层面，对协商民主在完善大学内部权力机制中的积极作用进行了充分肯定。二是在实践的层面。再好的制度，还是需要执行者加以细化、落实。就广东省来说，在很多公办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定期沟通的工作模式，经常就有关问题进行探讨，在工作之余也有一定的交流，努力增进相互的了解和信任;在召开有关学校重大事项决策的会议之前，坦诚地交换看法，提供有关的信息，求同存异，互相协商，把学校的整体利益放在最终的目标之上来权衡得失利弊，使得可能有利益冲突的事项在上会研究决策之前，不同权力主体就已经达成了共识。这种沟通的协商方式，也同样适用于党委书记与副书记之间、与党委部门负责人之间，校长与副校长之间，副校长与中层干部之间，学术委员会的委员之间。这种协商的方式可以说是非常有效率的，即实现了事实上的民主管理，因为协商本身就是一种民主。

其二，克服三种权力主体自身的局限性。政治权力是外界（政党和政府）强加于大学的一种权力，它具有宪法的合理性，却与大学的根本属性（学术属性）不相符合，因此，仅有政治权力是无法运营一所大学的，而其鲜明的政治属性也容易使师生员工产生一定的抵触情绪。行政权力源于大学的科层组织，也是一切组织结构中合乎寻常逻辑的管理主体，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行政权力可以包括学术权力，所以大学的行政权力完全可以具有一些学术的气质，比如一些行政管理部门的负责人也是教授，一般认为它是比较合乎大学的属性的一种权力，但是在当前我国大学日益凸显学术权力，从国家的层面对行政权力予以限制（比如设立职级制，管理人员不能双肩挑，以及去行政化的呼声日趋热烈）的形势下，我们可以认为行政权力正在逐渐与学术权力剥离，在此基础上，完全依靠行政权力进行大学的运营，显然难以保证大学的学术属性，也不可能保证学术事务决策的科学性。学术权力是最符合大学内在逻辑的一种权力，但由于大学所在的社会外部环境的日益复杂化，以及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公办大学日益规模化，学术权力受其承担者特性（学术机构的委员都是学者，潜心教学研究，不懂得管理，也没有太多的时间精力投身于管理工作）的影响，也无法承担起推动整所大学改革和发展的重任。尤其是，教授们在参与治校的过程中，往往带有主观性、情绪化，比较局限于一个学科或专业、领域，无法把握和顾全全局利益，最后反而会与民主的方向渐行渐远。鉴于三种权力主体的局限性，有必要对三种权力进行合理地整合，取长补短，共同协商，作出最优的决策，共同推进学校的事业发展。

其三，顺应大学互相交错的各项职能权属的特性。在我国公办大学，不同权力主体还存在融合和渗透的相互关系，很多事务很难分清楚到底是归属于行政权力还是学术权力，比如教师的评聘、职称的评定，既涉及对教师学术水平的判断，也有关于学校人事编制和名额分配的行政问题，归结为资源的配置问题倒是比较贴切，但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一种特定的权力所管辖的范畴。又比如在大学部门划分中，有许多合署办公的部门，如学生处和学生工作部合署，分别受学校党委和分管副校长领导，其合署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工作对象一致（都是学生群体），更因为它们的职能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受党委领导的学生工作部主要是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确保其坚持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受副校长领导的学生处工作重点则在于对学生事务的管理。而做好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抓好学生事务管理，呈现典型的正相关关系。又比如，在大学的事业发展中，特别是由于目前很多大学规模急剧扩张，急需寻找新校区，建设新校舍，在新校区的征地、规划、立项、基建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对外协调工作，以争取政府的政策、经费的支持。这些工作，往往无法由校长独立完成，因为校长对于行政事务和学术事务的把握比较到位，而有关这些面向地方党委、政府的协调工作，一般都由政治经验更丰富、把控全局意识和能力更强、协调能力更出色的党委书记承担。可见，正是因为大学的各种事务权属的不确定性，各种权力主体之间的协商就是必然的。

其四，以协商的方式完善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实现绝大多数成员价值的认同。协商的意义不仅仅在于，通过协商完成的决策更具有合法性，还在于以协商达成决策，充分尊重了每一个权力主体所代表的大学内部的广大成员的意志，这使得绝大多数成员的归属感和参与感明显增强了，使得每一个成员都感觉某一项决策的背后，有着其个人的意志参与，是许许多多的个体意愿的综合的反映，最终使得这些决策执行和推进的力度明显增强了。

2.共同治理对抗各自为政

在一个权力体系中，不同权力主体的各司其职，其职权也有一定的边界。在我国公办大学的权力机制中，政治权力司决策，行政权力司执行，学术权力司监督，教代会等组织机构司监督和反馈。这就必然涉及一个问题，这些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边界是越清楚越好，还是相对模糊比较好？不同权力是各人自扫门前雪比较合适，还是协同作战，共同治理比较合适？本文认为，结合我国公办大学权力机制的现实问题，通过共同治理的方式，促进内部权力机制的整合，实现民主管理的目标，是理论必然，也是实践应然。

其次，高等教育的多样化的特性，决定了参与大学治理的主体的多样化，这使得大学走向共同治理成为必然。高等教育多样化是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相伴相生的概念，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然产物和客观趋势，也是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然途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念的鼻祖、美国教育学家马丁·特罗教授最早提出高等教育多样性理念，在他看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然结果就是高等教育的多样化。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大众化中期阶段，仅就大学内部治理而言，由于投资渠道的多元化、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多元化，以及大学不断追求办学效率与效益等自身发展完善的需求，都决定了参与大学治理的主体呈现着不断增加的态势。而这些不同的办学主体必然都已在或将在大学的权力版图中占有或大或小的一席之地。这种管理主体（或者说权力主体）的多样化的过程是渐进式的，从一元权力结构到二元权力结构，再到三元权力结构乃至多元权力结构，不仅有学术权力这一大学古老传统的力量的崛起，也有教代会这一代表广大普通教职工的群众组织的参与，甚至还有学生组织的参与，以及按照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一些社会力量的逐步参与。在我国公办大学的办学实践里，已经有不少喝头啖汤的大学建立起了董事会制度，吸引政府、社会、企业、学生家长等多种主体进入大学董事会，参与大学管理，共同谋划大学发展，决定重大事项。

民主法制工作(新闻) 篇3

三举措夯实“民主法治村”创建

今年以来，吴江经济开发区“民主法治村”创建活动围绕“两提高、两转变”的要求，着眼于实现农村基层民主更加健全、基层法制更加完备、基层秩序更加和谐的目标，坚持“三个一”，高规格、高标准、高要求做好创建工作。抓住一条主线。把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作为工作主线。通过精心构筑网络化管理平台，充分发挥了综治、调解、信访等部门的作用。通过狠抓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细化矫正、安置帮教、吸毒重点对象的管理，确保帮扶工作落实到位； 通过落实群防群治责任制和社区楼长制，明确了人人承担社会稳定的职责。突出一个重点。把提高村民的法律素质、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作为创建工作的重点。健全普法教育网络，做到村有普法骨干，组有法制宣传员；建立法制宣传栏，为村居百姓提供法制小常识；组织村干部、村民代表定期集中学法，将新农村建设的法律知识及时传授；利用远程教育平台，用观看法制电影形式组织村民学法；组织法律进社区活动，为居民和村民提供法律建议和咨询。

构建一个平台。完善“四议二公开”工作平台，以“依法建制、以制治村、民主管理”的原则，强化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根据村情，建立公开栏、意见箱、警示台，定期公布重大事项和群众关心的财务收支、宅基地使用、计划生育指标等事项，切实保障和落实村民的选举权、知情权、管理权、参与权、监督权。目前，吴江经济开发区已创建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2个、苏州市级“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12个、吴江市级“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24个，创建率达100%。吴江经济开发区力求在硬件建设上下功夫、在完善制度上做文章、在解决问题上找对策、在群众参与上重实效、在优化法治环境上见实效，为构建平安和谐开发区提供法治保障。

吴江将经济开发区司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