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组织人际关系

跨组织人际关系（精选7篇）

跨组织人际关系 篇1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技术创新的快速发展, 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竞争日益加剧, 垂直一体化的分解与企业合作成为经济活动中最为显著的现象, 企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不同形式的外部合作。然而, 组织间的合作并不是简单地回归古典意义上的市场关系, 由于新经济环境下技术创新的需求以及企业行为外部性的加强, 企业间合作更多是在公平交易和纵向一体化之间构建某种特定的组织间关系, 如战略联盟、战略伙伴、企业公会、战略网络、企业间合作关系、扩展型企业关系、JIT、战略供应链等形式。随着各种形式混合组织的迅速发展, 跨组织的治理机制也日益重要, 在组织理论、战略管理、供应链管理等多个领域, 研究者开始广泛讨论跨组织关系治理问题, 与此同时, 管理会计研究也开始涉足这一领域。管理会计的主要目标是为企业管理者组织、规划和控制企业的经营活动提供信息。随着跨组织关系对企业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管理会计所关注的对象也从企业内部活动转向企业间的活动, 相关研究开始讨论管理会计如何协助企业经营者组织、规划和控制跨组织关系。

一、管理会计在跨组织关系管理中的作用

跨组织合作独特的组织特征决定了跨组织关系的治理既不能完全依靠市场价格机制, 也不能通过传统的科层体系解决问题, 必须寻求新的治理机制。无论是契约型双边治理模式, 还是动态多元合约治理模式, 跨组织关系的基本特征都是组织间具有信任关系。跨组织关系的治理是基于信任的关系治理, 这种治理结构与市场和科层治理都不相同。因此, 跨组织关系的管理和控制对管理会计信息的需求也与传统的市场和科层治理不尽相同, 会计信息需要用以满足组织间信任建立、组织间学习、组织间的信息沟通和信息共享等需求。而传统管理会计信息系统没有给管理者提供足够的信息, 用于决策是否与其他企业形成跨组织合作关系, 以及如何管理、控制和评价这种合作关系。也就是说, 新会计信息系统必须在传统信息系统基础上进行改进, 才能满足跨组织关系治理的信息需求。Cooper和Slagmulder (2004) 认为, 以往管理会计在进行成本管理时往往只关注可量化的成本因素, 但随着产品设计复杂程度的上升和跨组织合作的深入, 跨组织成本管理所需掌握的信息不应只是传统会计项目, 如成本、利润率、预算等, 而应该是更加广泛的信息, 如客户要求、产品技术特点、反应敏捷度等, 这种信息需求的改变对会计信息系统提出了新的要求。Anderson和Sedatole (2003) 认为, 要进行跨组织关系控制, 除将传统的内控机制应用于跨组织关系外, 信任机制在跨组织控制中的应用值得特别关注。而控制机制与会计信息之间的相互作用、会计信息共享程度的上升会带来信任程度的上升, 而信任程度的上升同时也会使信息共享的需求和程度上升。至于管理会计在跨组织关系中发挥的作用, 以往研究有不同的归纳, Anderson和Sedatole (2003) 认为, 管理会计在以下三个领域中发挥作用:跨组织控制机制 (信任机制和风险管理) 、跨组织的绩效评价、动态跨组织关系的管理。而Berry和Ahmed (1997) 则认为管理会计在供应链管理中发挥的作用主要包括价值链分析、成本管理和绩效评价。Baiman和Rajan (2002) 认为, 与跨组织关系有关的管理会计研究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任务在关系主体之间的分配问题;二是选择某种机制来管理关系主体之间的关系。

与跨组织关系治理相关的管理会计文献大多是采用实地研究或问卷研究的方法、对企业管理会计实践进行归纳总结所得到的经验性研究成果。鉴于这种特征, 相关文献之间很难找到严格的逻辑演绎关系。因此, 本文只能按照时间顺序从相关文献中归纳出管理会计在跨组织关系治理中发挥的三个作用, 即跨组织关系的形成、跨组织关系的事中管理、跨组织关系的事后管理, (如图1所示) 。这种划分并不是一种严格划分, 许多管理会计工具可能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阶段发挥作用, 如价值链分析通过对价值链上相互关联的活动进行价值分析, 决定了跨组织关系的形成基础, 同时也通过组织间的价值协调机制, 对跨组织关系形成后的交易效率和成本收益分配产生影响。

二、管理会计与跨组织关系的形成

(一) 外包决策

外包决策是跨组织管理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也是管理会计在跨组织问题中的一个重要应用。传统管理会计中, 外包决策的出发点是比较企业自制成本和外购价格, 根据比较结果作出外购或者自制的决策。但有研究认为, 传统的外包决策只是进行自制成本与外购成本的简单比较, 而忽略了外购决策中与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行为和信息不对称有关的交易成本。基于该考虑, 企业的外包决策不仅要考虑是否选择外部组织进行交易, 还要根据交易特征选择与外部组织关系的治理机制, 这个过程实质上是跨组织关系的形成过程。因此, 从跨组织关系形成的角度出发, 企业在进行外包决策时, 需要考虑外包决策的战略意义。在现代经济中, 企业与其供应商之间的关系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的外包决策, 而更加强调供应链联盟的战略意义。企业在进行外包决策时所考虑的成本和成本动因不应局限于企业本身, 而应从整个价值链考虑, 这种意义下进行的外包决策是一种战略性合作外包决策。

(二) 跨组织的价值链分析

价值链分析是现代管理会计的主要分析方法, Shank (1989) 将价值定义为一系列有联系的创造价值的活动, 包括从基础原材料供应到将产品提供给最终消费者的一系列活动。价值链包括了各种不同的关系:各种价值活动之间的关系、企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企业与供应商及客户的关系等。最后一种关系被称为供应链上的垂直关系, 其关心企业的内在价值链如何与外部供应商及客户的内在价值链相联系。这种联系存在的前提是不同交易主体的活动之间存在相互关联性, 即一方活动及其活动的绩效对另一方活动的绩效会产生影响。这种相互关联性需要通过一种协调机制来管理才能实现有效产出, 活动间的相互关联性越高, 就越需要协调机制的作用。因此, 价值链分析在企业间关系中的应用实际上就是一种实现价值链上具有相互关联性的活动之间的协调和最优化的机制, 这种价值链分析和协调机制超越了单个组织界限, 形成跨组织的价值链分析和协调机制。然而, 传统会计系统是服务于企业内部的增值活动, 而没有考虑协调整个价值链上各个相关企业的活动所可能带来的好处, 因而无法给跨组织的价值链分析提供足够的有用信息。Dekker (2003) 的研究认为, 跨组织的价值链分析可以是由购买者和供应商共同实施的联合价值链分析, 这需要双方共享成本和绩效信息, 通过对供应链上相互关联的活动进行分析和跨组织的协调, 可以明显改进供应链绩效。同时, 为改善供应链绩效所进行的专用性投资, 也需要企业间通过协商完成。这种跨组织的协商机制对于成本和利益的分配, 以及专用性投资问题非常重要。

(三) 跨组织关系主体的选择

如果外包决策是一种战略性决策, 那么企业在选择关系主体如选择供应商时, 仅考虑价格因素显然不能满足决策需要。Ittner et al. (1999) 所提到的供应商非价格选择标准和资格筛选机制, 实际上就是交易主体通过事前对交易对象的选择来降低交易过程中可能发生非效率问题的概率。Carr和Ittner (1992) 、Ellram和Siferd (1998) 等认为在选择供应商时只考虑价格因素是不全面的, 价格信息只能代表局部价值因素, 而诸如质量、按时交货、持续供应等信息也应该是选择供应商的重要因素。对于供应商的资格筛选机制, Heide和John (1990) 、Stump和Heide (1996) 等认为, 供应商的资质可以提供一种甄别供应商动机和能力的机制。

三、管理会计与跨组织关系的事中管理

出于战略管理的考虑, 交易主体之间形成了某种跨组织关系。这种跨组织关系一旦形成, 交易主体就必须对这种关系进行管理。笔者以这种管理以交易产出的实现为标志, 分为事中管理和事后管理, 前者发生于跨组织关系形成到产出实现之前的阶段, 后者则是对产出实现之后的跨组织关系进行的管理。从经验性研究来看, 企业在交易过程中对跨组织关系进行管理的管理会计工具主要有战略成本管理、跨组织控制机制等。

(一) 跨组织的战略成本管理

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 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日益加剧, 企业之间的竞争转化为供需链 (或企业群) 间的竞争。企业希望能够运用战略管理会计, 借助于所在的供需链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在此过程中, 作为战略管理会计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 战略成本管理已经超越了单个企业的范围, 需要在整个供需链中解决控制供应商成本、多企业协同成本控制、多企业产品设计并行互动的成本控制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 以Cooper等为代表所提出的战略成本管理模式充分体现了跨组织成本管理的思想。他认为, 作业成本法 (ABC) 的重点应该是战略上的运用, 协助企业形成最优的战略, 并为实施这一战略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要实现这一目标, ABC的实施就不能仅限于企业内部, 而应对企业外部的利益相关者如供应商全面应用ABC, 以准确的成本核算资料为企业的成本竞争地位进行定位。由于核心企业的目标实现与企业外部组织的成本活动密切相关, 因此, 核心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对于成本管理的目标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其后, Cooper和Slagmulder (2004) 将跨组织成本管理的思想进一步具体化, 在传统目标成本法的基础上, 将成本管理的对象拓展为整个供应链的成本活动, 目的是消除购买方的设计要求和供应方的成本活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

(二) 跨组织关系的控制机制

战略理论和供应链管理理论对跨组织关系的控制机制形成的基本观点是:基于合同关系的正式控制机制和基于信任的控制机制是两种互补的控制机制, 在某些情况下, 信任可以替代正式的控制机制, 来控制跨组织关系中的管理风险。信任的建立和管理是一个动态过程和重复博弈过程。许多研究日本企业间信任关系的文献都认为, 会计系统在建立组织间信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Seal et al. (1999) 认为管理会计所提供的成本信息是战略伙伴之间建立信任关系的基础, 也是核心企业对合作关系进行控制和管理的基础, 这一观点在供应链管理的文献中也有印证。Frances和Garnsey (1996) 对英国大型超市及其食品供应商的关系进行考察发现, 超市与供应商之间的信息共享, 尤其是会计信息和成本信息的共享, 是保证超市对供应商实施有效控制的重要基础。

四、管理会计与跨组织关系的事后管理

管理会计在跨组织关系的事后管理中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跨组织关系的主体对关系的产出进行评价, 以及利用这些评价结果与奖惩资源的结合来构造对关系主体的激励, 并对关系的长期维持进行管理等, 包括对跨组织关系的绩效评价、激励机制和动态管理等。

(一) 跨组织关系的绩效评价

在讨论供应链管理的会计文献中, 研究如何对跨组织关系的产出进行度量的文献并不多。Ellram和Edis (1996) 和Sankar和Boulton (1995) 的案例研究认为, 企业与其供应商的合作关系中, 最重要的成功要素是合作双方采取一些正式和非正式的程序和规则, 对合作绩效进行评价和监督。Seal, Cullen et al. (1999) 也认为, 管理会计在供应链管理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就是对供应链中的合作关系进行绩效评价, 重点考察这种合作为合作主体能够带来什么好处。但Anderson和Sedatole (2003) 认为, 在跨组织关系的管理中, 对绩效的评价和管理是最困难的部分。他们在对若干战略性联盟的高层管理者的调查中发现, 不足一半的联盟采用正式的绩效评价程序和方法对联盟参与者进行绩效评价, 而这其中, 只有10%的管理者认为所采取的绩效评价手段对管理联盟是发挥作用的。由于跨组织管理的治理主要是基于信任机制的中间治理模式, 因此在这种治理下的绩效评价手段应该与纯粹市场机制下的合同评价机制有所区别, 如关系一方主体对另一方主体长期合作意图和合作能力的评价, 很难在基于合同的正式评价中得以实现。但从目前管理会计研究来看, 尚没有这方面的实证研究来考察这种非正式评价机制的影响因素及其对跨组织关系绩效的影响。

(二) 跨组织关系的激励机制

跨组织关系的激励机制与跨组织关系的绩效评价是紧密联系的。从管理会计角度看, 绩效评价的目的在于将评价结果与奖惩资源结合, 从而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 来预防交易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 以实现评价者的目标。在跨组织激励中, 管理会计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在于跨组织关系中的某一主体或者关系链本身所选择的信息系统, 如何在激励交易主体进行投资和抑制机会主义行为方面发挥作用。Baiman和Rajan (2002) 认为, 会计信息系统的选择是跨组织激励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与其他多种机制, 如资产所有权的分配、供应链结构设计、产品结构设计等综合发挥作用, 对跨组织关系进行治理。许多研究认为, 会计信息在跨组织激励中发挥的作用, 除通过显性合同直接发挥作用外, 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供应商的非价格选择标准、组织间的信息沟通和信息共享机制、跨组织的协调机制等途径来解决跨组织关系中的非效率问题。

(三) 跨组织关系的动态管理

跨组织关系的动态管理主要是指关系主体基于对过去和现在交易绩效的评价, 对未来关系进行管理的过程。Anderson和Sedatole (2003) 认为, 管理会计信息在动态跨组织关系的管理方面发挥三种作用, 即合作伙伴的再选择、组织间信任关系的发展、组织间学习。

近年来, 随着各种形式的企业联盟组织的迅速发展, 跨组织关系的治理也日益重要, 虽然在组织理论、战略管理、供应链管理等多个研究领域中, 研究者开始广泛的讨论跨组织关系问题, 但在会计领域中, 这类讨论似乎还不多。从本文所涉及的管理会计文献来看, 对企业处理跨组织关系的能力、行为和后果进行管理、控制与评价是管理会计在跨组织关系管理中最重要的功能。将跨组织的管理问题纳入管理会计的研究框架无疑将拓展管理会计的研究范围和应用领域, 而面对跨组织关系管理带来的新问题也必然对管理会计的工具和方法提出新的挑战。

在我国管理会计文献中, 对跨组织关系与管理会计应用问题尚无有代表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 这与中国企业的管理会计实践和跨组织关系管理实践的发展水平有一定关系。但事实上, 在人际型社会环境中, 中国企业在实践中采取了多种复杂手段对跨组织关系进行治理。在这种治理中, 管理会计也在发挥其信息作用, 如具有战略意义的外包决策、关系主体间基于长期合作的非正式评价等管理会计工具在中国企业中得到广泛应用。因此, 借鉴西方管理会计研究的成果, 对我国特有的跨组织关系治理模式和管理会计工具的应用情况进行观察、分析和归纳, 是目前管理会计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跨组织人际关系 篇2

跨组织成本管理又称组织间成本管理，是一种涵盖整个供应链不同组织的成本管理活动，它突破了组织边界的限制，通过协调供应链联盟中不同组织间的经营活动从而达到降低整个供应链成本的目的。由中间组织理论可知，这种供应链联盟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独立的企业通过正式或非正式契约的方式所建立的，各个参与企业之间实质上具有价值互补的关系。各个组织的共同参与和相互协调能保障跨组织成本管理的有效实施。总的来说，影响跨组织成本管理绩效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包括了组织间关系质量、参与组织的能力以及组织间的信息共享等方面。

本文则重点关注了组织间关系质量对绩效的影响，针对以组织间信任影响组织间关系质量从而影响跨组织成本管理绩效的路径，来探究组织间关系对跨组织成本管理绩效的影响机制，此外还以关系质量中的信任维度为支点，研究了组织间信任对组织间关系质量的影响，从而为组织间的关系管理研究提供借鉴，对开展跨组织成本管理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高维和(2010)从组织间两级信任（分为组织间信任和人际信任）出发，以在华进行生产制造的外资企业为样本，研究并指出无论是组织间信任还是人际信任都对组织间关系的质量产生正效应作用，即在提高组织间关系投资的同时，还能增强组织间合作的协同及响应度，进而有效地规避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保障组织间关系的持续稳定的发展。姜骞(2014)在IT外包这一跨组织合作形式下，从关系耦合、过程互动及知识协同三个方面研究讨论了组织间关系的耦合互动对IT外包合作绩效的正效应作用。冯圆(2016)从组织间关系管理的角度研究提出了目前企业群成本管理的三大焦点问题，并逐一提出解决对策。通过研究讨论组织间关系和企业群成本管理的效应机制及运行机制，更好地突出了组织间关系质量在企业群成本管理过程中的重要性。但现阶段，关于组织间信任、组织间关系和组织间成本管理这三者之间的影响作用关系的研究文献较少，对实践中的借鉴及参考意义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本文应用了交易成本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基于供应链联盟的复杂环境背景下，研究分析了以组织间信任为基础建立的组织间关系对有效实施跨组织成本管理的作用机制。

三、影响机制分析

（一）组织间信任对组织间关系质量的单向耦合作用分析

关系质量的含义最初来源于营销学，由关系营销理论可以得知，关系质量一般是指顾客对企业的信任感和对双方之间关系的满意度。在跨组织成本管理过程中，组织间关系质量特指供应链各参与组织之间的信任度和密切度。至于衡量组织间关系质量的标准，目前理论界并无一致看法，但基本认同的是组织间关系质量的衡量标准至少应当包括信任、满意、承诺三个维度。而本文就是以这三个基本维度为标准来衡量组织间关系质量的高低。

在这三个标准维度中，信任维度无疑是组织间关系质量结构中最重要的维度。本文在研究组织间信任对组织间关系质量产生直接正效应作用的同时，也分析发现出组织间信任对关系满意度和关系承诺的正效应影响，进而也间接地提高了组织间的关系质量。

1. 组织间信任对组织间关系质量的直接作用分析。

由委托代理理论可知，供应链各组织间存在着委托代理问题，进而会导致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的发生。而组织间信任作为组织间合作关系的现实基础，能够发挥其促进合作关系发展的催化剂作用，通过影响合作组织的感知能力、组织个体的行为及组织学习等因素，从而提高组织间行为的可预测性、适应性以及战略的灵活性，降低道德风险及逆向选择行为的发生概率，进而提高组织间关系质量，影响跨组织成本管理绩效。

2. 组织间信任对组织间关系承诺的正向影响，从而间接提高组织间关系质量。

组织间关系承诺反映了各组织对发展和维持彼此合作关系的意愿。根据Williamson(1985)对于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及交易频率的研究分析可以得知，对于组织间关系的资源投入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或多或少无法收回的情况，因此其关系投资往往被锁定在某一特定关系范围中。而组织间信任能够消除企业对组织间关系投资的后顾之忧，提高组织间的关系投资，增强企业对未来收益及规划的期望，从而使企业愿意为维持彼此间的合作关系进行承诺，进而增强组织间的关系质量。

3. 组织间信任对组织间关系满意度的正向影响，从而间接提高组织间关系质量。

组织间关系满意度反映了供应链中各组织在对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进行评价后形成的情绪状态。而组织间信任能够促进组织间相互信息的共享及资源的协作，保障合作过程中参与方之间意见的相互协同及配合，使参与的一方信任另一方，从而相信对方的行动会导致正面的后果而不是负面的后果，增强其安全意识，同时也增强了组织间的关系满意度。

（二）组织间关系质量对跨组织成本管理绩效的影响分析

跨组织成本管理绩效被认为是由不同组织形成的供应链联盟主体所实施的跨组织成本管理行为而带来的结果。其绩效是一个多维整体概念，不同的学者因其视角和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往往从不同方面来进行衡量。本文以平衡计分卡的相关理论为基础，提出从财务维度、客户满意维度、作业流程维度以及学习、创新和成长维度四个方面来对跨组织成本管理绩效进行衡量，分别分析了高质量组织间关系对这四个维度的正效应影响，从而得出高质量的组织间关系对跨组织成本管理绩效的正效应作用。

1. 高质量组织间关系对跨组织成本管理过程中财务效益的正效应影响。

财务效益体现了跨组织成本管理的财务目标即供应链整体成本的下降、整体利润的上升以及产品生产率的提高等方面。高质量的以信任和合作为基础建立的组织间关系，能够通过契约或非契约的方式减少合作多方之间的交易成本，利用多方之间高水平的互信和互动，降低彼此的监督成本。此外高质量的组织间关系在供应链生产研发方面也能起到促进作用，通过多方共同参与研发，发挥各自的优势，进而能够减少研发的成本和时间，扩大整体的利润空间，从而提高跨组织成本管理的财务效益。

2. 高质量组织间关系对客户满意度的正效应影响。

客户满意度不仅包含了供应链最终产品客户的满意度，而且还包含了供应链中各环节中间产品客户的满意度。高质量的组织间关系能够实现组织间资源的协同配置，实现组织间各层面资本、知识以及信息等具有异质性资源的高效流动，提高各组织在供应链跨组织的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合作水平，通过多方的优势互补，以市场为导向，快速及时地生产出满足顾客需求的高质量产品，从而提高客户满意度。此外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高质量组织间关系还能提高供应链下游采购商同上游制造商之间的协商水平，从而促进上游制造商按时按质地完成下游采购商的产品生产，提高采购商的满意度。

3. 高质量组织间关系对供应链作业流程优化的正效应影响。

各组织之间之所以开展相互合作，共同参与实施跨组织成本管理，其基本目标就是为了快速及时地生产出低成本高质量的产品，消除彼此之间不必要的成本及业务流程。高质量的组织间关系能够提高组织间相互的协同度，实现组织间更为亲密的互动交流，通过彼此之间相互的配合及协商，从而实现供应链作业流程的最优化。

4. 高质量组织间关系对参与成员的学习、创新及成长能力的正效应影响。

高质量的组织间关系能够提高供应链组织间的知识及资源共享水平，在组织间信息交流及相互合作的过程中，提高企业的学习能力，促进新知识、新技术的创新，从而产生知识溢出及技术溢出等效应，提高供应链的整体竞争优势及企业未来的发展能力。

综上，组织间关系的高质量对跨组织成本管理绩效具有正效应作用，其能够削弱环境变化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从短期来看，能降低供应链的整体成本，改善各参与方的生产能力及增强其市场竞争优势；从长期来看，还能加快参与方获取或创新新技术的速度，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总结来说，组织间关系对跨组织成本管理绩效的影响机制如图1所示：以组织间信任为支点，组织间关系承诺和组织间关系满意度为杠杆，通过增强组织间信任，进而影响组织间关系承诺和组织间关系满意度，发挥其杠杆作用，从而增强组织间关系对跨组织成本管理绩效的正效应作用。

四、总结

综上，本文主要讨论了在组织间信任的影响下组织间关系对跨组织成本管理绩效的影响作用，以此突出在开展跨组织成本管理过程中加强对组织间关系管理的重要性。文章中对于如何开展组织间关系管理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做此方面的探讨，从而使研究更加深入。

摘要：在中间组织理论、交易成本理论、战略成本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组织间关系质量对跨组织成本管理绩效的影响,并以关系质量中的信任维度为支点,分析了组织间信任对组织间关系质量的影响。

关键词：组织间信任,组织间关系,跨组织成本管理绩效

参考文献

[1]姜骞.组织间关系耦合互动与IT外包合作绩效[J].工业技术经济,2014(7):56-65

[2]王熹,徐碧琳,赵涛.组织间信任对网络组织效率的影响[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3(1):90-99

[3]高维和,陈信康,任声策.企业声誉、两级信任与组织间关系[J].财贸研究,2010(2):130-138

[4]冯圆.组织间关系与企业群成本管理[J].会计之友,2016(6):93-99

浅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篇3

一、TPP的缘起、发展和特点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P4) 最早由智利、新加坡和新西兰, 在2002年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峰会上发起。文莱在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一系列回合谈判之后, 于2005年以创始成员国加入。P4是第一个连接亚洲、太平洋和美洲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虽然文莱的服务和政府采购问题谈判安排在2008年, 但是大多数谈判到2006年就完成了, 所以P4于2006年生效。P4的初衷是为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提供一种良好的模式, 2009年, 缔约方不再限于4个创始成员国, 也就是从这一时期起, 开始使用跨太平洋伙伴 (TPP) 这个名字。

目前, 除四个创始成员国外, TPP协议缔约成员国还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秘鲁、马来西亚和越南, 共计9个国家。另外, 日本、加拿大、墨西哥和台湾地区也表现出对TPP的兴趣。截至2012年7月15日, TPP已完成了十三个回合的谈判。

TPP的第十四回合谈判将于2012年9月6日至15日在弗吉尼亚举行。此外, TPP成员国领导人也在APEC峰会期间会晤, 如2012年6月4日至5日在俄罗斯喀山召开的APEC峰会期间, TPP成员国商务部长就探讨了加快谈判进度以及加拿大、日本、墨西哥等国加入的谈判问题。过去两年间TPP成员国不断扩展, 谈判安排密集化, 日渐增大的影响不言而喻。

TPP协议是单一涵盖所有核心贸易以及与贸易相关领域的协议。除了对原自由贸易协定下议题的传统解决方式进行更新之外, TPP还包括新出现的以及跨领域议题。20多个谈判组协商协议的法律文本和特定的市场准入承诺, TPP成员国相互开放货物、服务和政府采购领域。成员国一致同意采取高标准, 以使协议项下的权利与义务完全共担, 同时, 适当考虑发展中国家成员国的具体困难。TPP协议酝酿一套新的跨领域承诺, 实现TPP成员国之间贸易流动以及网络的无缝对接, 并鼓励中小企业参与国际贸易。

TPP被成员国称之为21世纪的标志性协议, 主要有五个方面的特点。第一, 全面的市场准入。撤销关税并消除针对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的其他壁垒;第二, 全面的地区性协议。在TPP成员国之间大力发展生产链和供应链。第三, 跨领域贸易议题。涵盖规管一致化、竞争力和商业促进、中小企业以及发展四个方面的跨领域议题。第四, 新贸易挑战。促进创新型产品和服务方面的贸易和投资, 并确保成员国区域内商业环境的竞争性。第五, 开放的协议。在未来贸易出现新问题和有新国家加入时, 协议能适时更新。

二、美国力推TPP的原因分析

学界对美国力推TPP的原因分析, 多着眼于美国“重返亚太”的政治战略。分析认为其真实意图是扩大其地缘政治和在亚洲的影响力, 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美国意在孤立并包围中国, 通过构建一个地区性的自己能够完全驾驭的法律体系, 为自身利益服务。作为美国“重返亚太”的主要政策支柱, TPP显然具有深远的政治和军事意义。但在当今国际经济背景之下, TPP对于美国经济的意义尤其具有现实性和实效性。

约瑟夫·奈认为, 亚洲重返世界舞台中心是21世纪具有重大意义的实力转移。在1750年, 亚洲人口约占世界的3/5, 总产出也占全球的3/5。到1900年, 即欧洲和美国工业革命后, 亚洲在世界总产出中的比例已缩减到1/5。然而, 到2050年, 亚洲的经济水平预计会重回其300年前的水平。尤其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中, 亚洲一直“独善其身”, 保持着良好的增长势头, 同时, 亚洲各经济体之间联系更加紧密, 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美国一方面需要搭乘亚太经济增长的顺风车;另一方面, 要占据亚洲地区的主导权, 深恐自己在亚洲各国经济合作中被继续“边缘化”。

据粗略估计, 一个东亚自由贸易区马上使美国失去了250亿的年出口额, 相当于20万个高收入工作岗位。“全球重新平衡”是本届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制定的国际经济政策的主基调。奥巴马总统2009年11月表示了加入TPP谈判的意愿, 在其2010年1月发布的国情咨文制定了出口倍增计划, 即到2014年底名义出口从2009年的1.58万亿美元增至3.16万亿美元, 要实现这一目标, 美国的名义出口年平均增长率必须达到15%。TPP正是支撑这一目标实现的重要政府政策动议之一。的确, 亚太地区生机勃勃的巨大市场已经成为美国制造业产品、农产品以及服务的重要出口地区。TPP协议下的国家作为一个整体, 是美国第四大产品和服务出口市场。2010年, 美国出口到泛亚太地区的产品达7750亿美元, 较2009年上升了25.5%, 占美国出口总额的61%。同年, 美国农产品出口到该地区达830亿美元, 占当年美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72%。美国2009年私人服务出口额为1770亿美元, 为当年私人服务出口总额的37%。仅美国中小企业2009年对亚太地区的出口额也达到1710亿美元。

美国与韩国、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已分别于2012年3月15日和2012年5月15日生效, 接下来美国将对TPP投入更多精力, 为美国公司寻求更好的市场准入和发展机会。数据表明, 近两年美国和其他TPP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发展势头良好。2011年美国商品出口到其他TPP成员国合计为1054亿美元, 比2010年的892亿美元增加了18%。主要出口产品为计算机、电子产品及设备、运输设备、化工品、石油和煤产品。TPP国家还为美国出口渔产品、饮料、烟草和农产品提供宝贵的市场机会, 2011年上述每类产品出口同比增长均超过了40%。

除了与TPP目前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 美国力推TPP的一个更重要目的还在于要吸引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等其他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的加入。

此外, 当前WTO所管理的多边贸易体制进展缓慢, 对于当前美国减少和扭转贸易逆差, 增加就业, 提振经济等问题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同时, APEC在亚太经贸领域缺乏实质性进展。全球经济除亚太地区之外, 都处于疲弱状态, 恢复尚需时日。种种因素促使美国力推TPP协定。

三、TPP未来走向分析

美国加入后, 两年来TPP谈判进展迅速, 前景颇为引人注目。但是, 最终协议的达成还要取决于各种影响因素之间的博弈。TPP达成的阻碍和促进因素之间的博弈, 决定着这一协议未来发展的速度和方向。

首先, 除美国外, 当前TPP的其他8个成员国并非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 为美国的贸易和投资者提供更多新机会的可能性不大。当前TPP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程度各异, 谈判需考虑不同的发展阶段, 照顾不同的利益诉求, 很难在短时间内达成妥协和平衡。TPP成员国中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有澳大利亚、智利、秘鲁和新加坡, 这些国家参与TPP谈判就意味着将原来的自由贸易协定中未达成一致的部分重新谈判, 各国都需要时间重新审慎对待。以澳大利亚为例, 虽然与美国签定了自由贸易协定, 但是美国的食糖不包括在内, 还有其他没有完全放开或延迟放开的产品。马来西亚、越南、文莱和新西兰四国没有与美国签定自由贸易协定, TPP的谈判需要从头开始, 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对越南而言, TPP协议除了对国内相关产业造成冲击之外, 还涉及其国有企业、劳工和环境等政治敏感度较高的议题。农业大国新西兰未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双方在农业领域的谈判将从零开始, 利益冲突与协调面临严峻考验。据一直主张早日加入TPP的日本政府分析, 目前TPP 9国谈判虽取得一定进展, 但总体推进速度缓慢, 在21个领域的具体规则磋商中意见分歧较大。如撤销关税方面, 没有形成TPP 9国多边谈判局面, 尚停留在双边谈判阶段;在知识产权领域, 由于各国制度上的差异, 就如何保护著作权、商标权等议题意见不一等等, 成员国最终形成统一意见仍需时日。TPP的初步目标是于2015年在成员国之间实现零关税, 现已将这一目标落实的时间延后10年。

其次, 美国利益的实现重点在于扩展TPP到亚太地区的主要经济体, 近期目标为墨西哥、加拿大和日本。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墨西哥和加拿大加入TPP谈判, 已分别于2012年7月9日和10日致函国会。但是, 墨西哥和加拿大本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国, 较现有协定, TPP协议条款所能提供的新机遇毕竟有限。日本加入TPP协议是当前美国最大的期待, 尽管日本政府表态愿意尽早正式加入TPP谈判, 然而国内两派的观点难以在短时间内达成一致。至于亚太地区其他主要经济体, 如东盟最大的经济体印度尼西亚, 对加入倡导高度自由化的TPP原本就态度消极, 2011年11月19日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在东亚峰会闭幕后的记者会上就表示:“不必着急加入。印尼将研究其是否符合本国利益。”苏西洛还表示“如果真的有利, 且对我们而言有必要, 那么就加入TPP”, 展现出静观谈判动向的姿态。2012年4月印尼驻华大使易慕龙接受采访时表示东盟仍然是印尼优先考虑框架。就韩国而言, 与美国签订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历时四年, 于2012年3月15日生效, 短时间内加入TPP的可能性不大。亚洲各国选择加入TPP至少要经过国内和国际的两轮博弈。一方面是国内产业的博弈;另一方面是巧借中美两国间的战略关系与分享中国经济红利之间的博弈。在此背景下, 选择加入TPP就会非常谨慎, 所以, 美国所希望的亚太主要经济体, 如日本和印度尼西亚, 在短期内加入的可能性不大。

再次, TPP协议对美国的贸易政策也具挑战性。同其他成员国一样, 美国在农业和劳动力等敏感部门也是不愿让步的。另外, 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国会是否可以接受原来属于“禁区”的改革。

除了上述对TPP协议短期达成起阻碍作用的因素, 同时也存在一些促进因素。

第一, 国家之间进行双边和多边贸易谈判时, 既要考虑国内政治经济因素, 也要考虑他国的策略选择, 博弈的结果是通过合作获得更大的利益, 这已经成为各国参与国际贸易和竞争的共识。按照多边贸易理论, 在两国静态完全信息博弈模型中, 通常会遇到“囚徒困境”, 即两国分别设置它们的最优关税, 但两国都会因此受损。在无效率的纳什均衡点上, 单边行动不能使任何一国获益。但通过合作共同削减关税, 会使两国都得到帕累托改进。历史的经验也已经证明, 自由贸易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

第二, 目前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以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为主, 自由贸易协定以WTO协议为基础, 比WTO协议更具全面性和约束性。而建立在自由贸易协定基础之上的TPP协议, 其涵盖范围更加广泛。基于市场准入、知识产权、投资、贸易简化等重要领域的TPP协议, 代表着未来贸易协定的发展方向, 有可能成为未来贸易协议的蓝本。所以, 对现有TPP成员国意义重大, 对亚太地区其他主要经济体也有一定吸引力。

第三, 纵观美国倡导国际组织以及世界贸易体系的历史, 其领导力不容小视。当前, 在美国的积极参与下, TPP前进的步伐加快就是明证。

第四, 虽然美国国内的农业和劳动力敏感部门不愿就TPP协议相关条款让步, 但是, 从奥巴马2009年11月表示美国加入TPP协议的意愿后, 国内支持政府主推TPP的声音不绝于耳。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于2010年1月5日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递交了全力支持TPP的报告, 分析了TPP的重要性, 指出了美国在TPP中的目标以及TPP对美国政策的挑战, 并提出了建议。由众多美国贸易组织和相关公司组成的美国商界联盟于2011年2月3日致信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斯柏林和白宫总统经济政策助理, 力促政府达成TPP协议, 他们认为TPP将为未来美国在快速增长的亚太地区创造新机会。在最近的一轮谈判中美国首次引进利益相关方参与, 力促TPP协议在国内获得更多的支持率。

四、中国的对策

美国加入TPP协议之后, 一系列的高调动作, 舆论往往将其解读为针对中国而为。无论美国是有意还是无心, 我们都不应该将重点放于对此的揣度和解读之中。对待TPP协议, 首要的是持冷静和客观的态度。虽然, TPP谈判进展密集度形成了对现有贸易体制的强烈冲击, 但是, TPP协议毕竟只是一个地区性的贸易协定, 除此之外, 尚有WTO等多边和其他双边贸易协定, TPP协议仅作为美国当前力推的重要协议之一。从美国历年的贸易地区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亚太地区与美国的贸易也并非一家独大, 欧洲和美洲所占份额不可小窥。欧洲是美国出口的重要目的地, 占美国货物出口总额的20%, 服务出口总额的近40%。此外, 美国跨国公司在欧洲的子公司销售额2008年达3.1万亿美元, 而当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总销售额为6.1万亿美元。而且, 目前加入TPP的国家对美贸易额的总和只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6%。

双边、多边与区域合作始终伴随着国际贸易体制不断演进。当今世界, 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谈判多哈回合陷入僵局, 各国纷纷积极倡导区域经济合作以及双边或一定区域内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目前, 中国正与五大洲的28个国家和地区建设15个自贸区。其中, 已经签署了10个自贸协定, 分别是中国与东盟、新加坡、巴基斯坦、新西兰、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自贸协定, 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 以及与台湾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除与哥斯达黎加的自由贸易协定外, 其他9个自由贸易协定已经开始实施, 情况良好。正在商建的自贸区有5个, 分别是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澳大利亚、挪威、瑞士、冰岛自贸区。同时, 中国已经完成了与印度的区域贸易安排联合研究, 与韩国结束了自贸区联合研究, 正在开展中日韩自贸区官产学联合研究。此外, 中国还加入了《亚太贸易协定》。而且, 中国—东盟自贸区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10年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达到2928亿美元, 同比增长37.8%。2011年双边贸易额达3623.3亿美元, 同比增长24%。同时, 中国与东盟的双向投资也十分活跃。目前东盟已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因此, 对于美国会否短时间内抢走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市场份额, 中国当前不必过于担心。

跨组织人际关系 篇4

复杂产品系统(Complex Product and System,简称CoPS)的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英国Sussex大学科技政策研究中心的学者提出的。简言之,复杂产品系统包括那些大型、高成本、系统复杂、技术含量高、项目周期长的产品、系统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2]。与大规模制造产品相比,CoPS具有高成本、高度定制、以项目或小批量的方式进行生产、用户的高度直接参等特点,项目制组织(projcct-based organization)被认为是适合于CoPS创新的组织形式。项目制组织形式能够灵活地配置各种资源,方便与外界的技术沟通与交流,随时根据相关技术的变化、政府政策的要求和客户反馈意见调整产品的设计和生产[3]。同时,CoPS的生产和创新非常复杂,需要多种技术和知识的输入,项目制组织在一个创新网络下进行。

项目制组织在CoPS创新的经济性和创新风险控制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但项目制组织的一次性和临时性,不利于企业技术能力的积累与交流,而创新网络有利于在各类创新主体之间建立稳定的组织关系,促进组织间的学习和交流,有利于企业技术能力的积累[4][5]。在复杂产品系统创新网络中,各项目团队之间的组织关系将对跨组织学习的效果产生直接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复杂产品系统创新的跨组织学习效应进行深入分析,并研究跨组织学习对组织治理机制选择的影响。

2 复杂产品系统创新网络的相关概念

2.1 创新网络的概念与内涵

“创新网络”的概念来源于《Research Policy》关于“创新者网络”的研究专集以及弗里曼的总结性论文中,弗里曼将“创新者网络”、“创新网络”两个概念视为等同。弗里曼认为创新网络是应付系统性创新的一种基本制度安排,网络构架的主要连接机理是企业间的创新合作关系[6]。

复杂产品系统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受许多因素的影响,企业不可能完全孤立地进行创新。为了追求创新,企业不得不与其它的组织产生联系,来获得发展和交换各种知识、信息和其它资源,这些组织可能是其它的企业,但也可能是大学、研究机构、政府部门等等;企业与这些外部组织的联系组成一个个网络,影响着企业的技术创新[7]。

2.2 复杂产品系统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是用来表示组织成功采纳或实施新思想、新工艺以及新产品的能力。复杂产品系统创新是网络环境下的集成创新过程,需要跨越企业边界开展创新。复杂产品系统创新能力是一个能力系统,不仅包括各种创新资源的整合,也包括对各种创新资源的恰如其分的利用。复杂产品系统创新能力不仅要求各能力要素之间平衡协调,如产品创新能力和工艺创新能力、工程化能力和生产能力、技术能力和组织能力之间的动态协调,还要求企业根据竞争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市场变化趋势和用户潜在需要,不失时机的转换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8]。能力学派认为,能力是企业拥有的关键技能和隐性知识,复杂产品系统创新能力由企业技术、市场、组织、管理等各方面的知识所决定。

2.3 创新网络中跨组织学习的动因

复杂产品创新网络中不同企业具有不同的知识,不同企业的知识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表现为完成一个共同目标而形成的协作关系。不同种类知识之间互相补充的需求是推动创新网络中企业进行知识共享、知识创新的直接动力,这种需求要求不同类型企业的知识之间进行更为密切的配合,以使企业获得更高的效用。这种密切配合不断促使各类知识进行改进和更新,从而连续进行创新工作。创新网络参与企业之间具有知识和技术的互补性,以及合作伙伴在技术能力的匹配程度,是影响企业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在复杂产品系统创新网络中,参与企业之间不仅可以交换显性知识,而且更容易学习和积累隐性知识,例如一些技术诀窍、特殊技能和经验等,此外还能够培养组织学习的能力,从而实现企业技术积累的效果。

创新网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有益于参与创新网络的企业之间面对面的交流与合作,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通过学习来加强各方的技术能力的积累。创新网络的具体结构取决于合作中知识流的本质,合作的成效则取决于企业的学习和吸收能力。

3 复杂产品系统创新的跨组织学习效应

假设某项复杂产品系统创新能力为A,根据企业能力理论,复杂产品系统创新能力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各种互补性知识的获取情况,于是有:

A=A(K1,K2,K3,…),K1,K2,K3,…是构成复杂产品系统创新能力的多种互补知识。

undefined

AK1,AK2,AK3分别为知识K1,K2,K3,…对复杂产品系统创新能力的效用。

undefined

说明每种知识的增加会导致复杂产品系统创新能力的增加。

由于K1,K2,K3,…具有互补性,可以借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说明不同类型互补性知识对复杂产品创新能力的影响。

A=A(K1,K2,K3,…)=B·Kundefined·Kundefined·Kundefined·…

为了研究不同类型互补性知识的相互作用,简化起见,可以仅取K1,K2两类知识为研究对象,于是有:

(2)式表明,知识K11,K2的增加会导致复杂产品创新能力的增加。

式中undefined和undefined表示两种知识K1,K2之间的相关性,当undefined时两种知识正相关,说明一种知识的增加会导致另一种知识的增加,当undefined时两种知识不相关,说明一种知识的变化不会对另一种知识造成影响。

undefined

undefined

当K1,K2两种知识不相关时,undefined有:dAc=0,此时

dA=dA0=B·α·Kundefined·KundefineddK1+B·β·Kundefined·KundefineddK2 (5)

推论一:(5)式表明,知识K1,K2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效用是互相补充的。当K1变化时,复杂产品系统创新能力的变化首先由K1的变化决定,而复杂产品系统创新能力变化的程度由K2的大小决定,因为K1的边际效用的大小受K2的约束。K2随K1协同创新时,随着K2的增大,复杂产品系统创新能力对K1的边际值也增大;K2不变时,即使K1变化很大,复杂产品系统创新能力对K1的边际值变化不大;K2趋近于0时,即使K1变化很大,复杂产品系统创新能力对K1的边际值收效甚微,K1的创新化为乌有。由此可知,复杂产品系统创新能力的大小取决于K1、K2的大小,其变化是由K1、K2的共同变化所决定。因此,构成复杂产品系统创新能力的每一种互补性知识都会对复杂产品系统创新能力产生直接影响,每一种互补性知识最优是系统创新能力达到最优的前提。

当K1,K2两种知识相关时,undefined。

此时有:dA=dA0+dAc

dAc表示的是当两种知识增加时,会分别引起另一种知识的增加,从而导致系统创新能力产生的一个附加增量,可以称之为跨组织学习效应。

推论二:当两种知识K1,K2相关时,两种知识之间的交流产生的跨组织学习效应会导致复杂产品系统创新能力的增加,两种知识的相关性越高,跨组织学习效应就越大。

当K1,K2相互独立,不相关时,有:

undefined

由此可见,复杂产品系统创新能力存在极值,即K1对复杂产品系统创新能力的效用表现为递减。

当K1,K2两种知识相关时,有:

undefined

为简化分析,可令undefined,即,K1,K2之间的相关系数为一个常数,此时有:undefined

由(6)可得:

undefined

当2Cβ·K1+α·K2-K2>0时undefined

当2Cβ·K1+α·K2-K2=0时undefined

当2Cβ·K1+α·K2-K2<0时

undefined

推论三:与K1,K2相互独立相比,当K1,K2两种知识相关时,跨组织学习效应会对复杂产品系统创新能力的机制产生影响,这种影响的大小取决于两者见的相关系数、两种知识的大小及其系数的大小等因素。当2Cβ·K1+α·K2-K2>0时,复杂产品系统创新能力随K1,K2的增加,不断增大,K1的效用表现为递增;当2Cβ·K1+α·K2-K2=0时,复杂产品系统创新能力随K1,K2的增加成直线增长,K1的效用表现为恒定不变;当2Cβ·K1+α·K2-K2<0时,复杂产品系统创新能力存在极值,即K1对复杂产品系统创新能力的效用表现为递减,但效用递减的速度较之K1,K2相互独立相比大大减缓。

上述分析表明:跨组织学习能够带来复杂产品系统创新能力的提升,实现创新网络中互补性知识的学习和交流,能够促进复杂产品系统创新能力最大化的提高和持续。创新网络中跨组织学习体现的是互补性知识要素的创造性融合,由于不同的企业所掌握的知识是不同的,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在知识的交流和共享过程中,互补性知识的互相扩散吸收,有利于新知识的产生和商品化。

4 复杂产品系统创新网络组织治理机制的选择

复杂产品系统创新需要多种互补性知识的交互作用,因此对知识整合的效率及知识转移的效率就至关重要。组织治理机制的选择决定着知识转移的效率,市场治理、中间治理及科层治理是组织治理机制的三种基本形态,不同的组织治理机制对知识转移治理的效果分别不同,不同组织治理机制对于知识管理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发展自身知识的激励程度和促进知识的交流程度[9][10],如表1所示。

市场、中间形态及科层制对知识转移治理的效果分别不同,市场有激励去发展自身的知识,但不利于解决知识悖论问题,且没办法促成共同语言的形成;权威型科层组织有助于复杂问题的解决,但对发展自身知识的激励有阻碍作用;多数决定型科层组织适合于组织里具有共同的价值目标情形,以及需要知识的积极转移,此时权威的作用主要在于选择研究项目,而不确定研究的具体路径][11]。

为了考虑不同组织治理模式对复杂产品系统创新能力的影响,引入发展自身知识激励因子ξ,和促进知识交流因子ψ;市场治理、中间治理、科层治理模式下的发展自身知识激励因子和促进知识交流因子分别为:ξM,ξH,ξB;ψM,ψH,ψB,于是由式(3)可得:

市场治理模式下的创新能力增量为:

undefined

中间治理模式下的创新能力增量为:

undefined

科层治理模式下的创新能力增量为:

undefined

为简化分析,可取:

undefined

将式(15)带入(12)(14)可得:

dAM=B·α·Kundefined·KundefineddK1+B·β·Kundefined·KundefineddK2 (16)

undefined

对于不同类型的互补性知识,组织治理机制的适用性取决于dAM、dAH、dAB三者之间的比值。

情况一:当undefined时,互补性知识之间相关程度很低或不相关,此时dAM>dAH>dAB。由于市场治理机制对企业发展自身知识的激励程度最高,更加有利于促进单项不相关知识的创新和积累,因此,对于低相关程度的知识应以市场治理为主。

情况二:当undefined时,互补性知识的相关度,此时。因此dAM

情况三:由undefined时,由于科层组织对于企业发展自身知识的激励有阻碍作用,因此,当互补性知识的相关度不是很高的时候,采用科层组织在带来跨组织学习效应的同时,会降低企业自身知识的增长幅度。而采用中间治理既能较好的发挥企业发展自身知识的激励作用,又能发挥一部分跨组织学习效用,此时,采用中间治理就较科层治理和市场治理更优。

5 结论

(1)多种互补性知识的交互作用是推动复杂产品系统创新的内在动力,构成复杂产品系统创新能力的每一种互补性知识都会对复杂产品系统创新能力产生直接影响,每一种互补性知识最优是系统创新能力达到最优的前提。

(2)互补性知识之间的相关程度反映了解决一个问题所需多种知识之间的可分解程度,根据互补性知识可分解程度的高低可以将复杂产品系统创新所需要的知识间的关系分为三类:低交互作用知识、高交互作用知识、中交互作用知识。对于低交互作用知识,采用市场治理机制对企业发展自身知识的激励程度最高,更有利于通过促进单项不相关知识的创新和积累来提高复杂产品系统创新能力。对于高交互作用知识,采用科层治理带来的跨组织学习效应最明显,更有利于提高复杂产品系统创新能力。而对于中交互作用知识,采用中间治理机制在发挥对企业发展自身知识激励作用的同时,还能较好的促进跨组织学习,此时中间治理机制在促进复杂产品系统创新能力的提升方面更有优势。

(3)选择恰当的组织治理机制能够有效促进创新网络中的跨组织学习效应,实现创新网络中互补性知识的学习和交流,促进复杂产品系统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

摘要：多种互补性知识的交互作用是推动复杂产品系统创新的内在动力,复杂产品系统创新网络为合作伙伴的跨组织学习提供了机会和平台。建立了复杂产品系统创新能力与互补性知识间的函数关系,对跨组织学习提升复杂产品系统创新能力的原理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数学分析。将复杂产品系统创新所需要的知识分为低交互作用知识、高交互作用知识和中交互作用知识,分析了不同的组织治理机制对知识转移治理效果的差异,界定了不同组织治理机制的适用范围。

关键词：复杂产品系统,创新网络,组织治理,跨组织学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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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赵林捷.企业创新网络中的组织间学习[D].合肥:中国科技大学,2007

供应链管理中的跨组织流程重组 篇5

目前, 企业之间重复的、分隔的、不集成的业务处理方式, 要求跨组织的流程设计和重组。这一方面是因为产品生命周期缩短、顾客需求各异, 导致单个企业难以维持大而全或小而全的局面, 需要将供应、制造、分销、零售等活动分配给多个角色, 紧密协作和互动。这些活动需要相应的跨组织流程加以规范, 跨组织流程也就成为电子商务环境下企业运营的重要特征。另一方面通过分工协作, 使得企业可以将主要资源集中于最擅长的核心业务, 使核心业务能力更加专业化, 而将非核心业务外包, 与其他企业组成跨组织业务流程, 目的是提高整体效率。这将涉及跨组织流程上各业务伙伴之间的协作、合理调配供应链企业的资源、集成企业内外的各种力量, 有利于更好地实现企业的并行运作、提高跨组织流程对客户需求的快速响应能力。具体目标是:通过企业间的信息与流程连接, 提高交互效率和柔性;通过跨组织知识共享, 利用丰富的知识和智力资源, 促进技术创新;通过网络化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交易成本。最终形成具有卓越的价值传递能力的价值链系统, 提高客户的满意度。

考虑到跨组织流程的特点, 即多角色、多维度、集成性和动态性等, 跨组织流程重组应建立在供应链各组织内部局部流程优化的基础上。组织内部局部流程优化, 应以流程再造的理论为基础。基本做法是以作业流程为中心, 打破传统的组织分工理论提倡组织变通、员工授权、顾客导向及正确地运用信息技术, 建立企业新型的作业流程, 达到适应快速变动的经营环境的目的。流程再造要求围绕着新的作业流程对企业组织进行再造, 即从组织体制上彻底打破旧有的多层次管理模式, 按作业流程或具体任务, 将分散于各部门的职能重新组合起来, 以项目小组方式, 建立横宽纵窄的扁平式柔性流程, 将分散于各部门的职能重新组合起来, 重建新的管理程序并将其优化组合形成企业新的运行系统。

一要充分调动分析和评价现行作业流程。分析现行作业流程是为了找出存在的问题, 以免在将来的流程中重新出现;评价现行作业流程是为了对将来的改进找到一个“比较”的基准。例如, 如果目标是缩短生产周期和降低成本, 就要测出现行作业流程下生产周期和成本的准确值, 作为将来评价供应链管理模式实施后在这两个目标上取得绩效的基准。

二要确定首要的企业流程再造的项目。企业中有各种各样的作业流程, 结构十分复杂。全面铺开势必分散力量, 难以取得成功。应该首先选择一些关键性的作业流程作为重点, 以关键流程带动一般流程的重构。福特汽车公司北美财会部就是一个例子。它抓住付款流程的重构, 带动采购和接收部门的工作流程的变化。实施供应链管理后, 某企业与合作企业的信息沟通与共享方式发生了变化, 因此, 原来需要多个人、多个部门处理的业务, 现在只由一个人就能胜任。在部门的选择上, 可以考虑以销售部门 (接受订单) 或供应采购部门 (发出要货订单) 为核心展开。

三是从整体上把握工作流程的重新设计。过去企业在进行组织变革的过程中, 往往把注意力放在提高某个瓶颈环节的效率上, 很少从整体上考虑整个流程是否合理。因此, 以供应链管理为目标的企业组织变革设计策略, 强调首先在人们头脑中树立起对整体流程重新设计的概念。供应链管理理念的核心是将资源配置从一个企业扩展到多个企业, 因此, 在这种环境下的工作流程设计不仅要考虑企业内部的部门重组, 而且要把流程的工作特征延伸到相关企业中去。

四是从供应链企业的不同角色来设计流程。供应链是一个从制造商到生产商、分销商最终到顾客的连续统一体, 链上企业都在为顾客提供价值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跨组织流程是关于一个企业的消费者、客户、合作伙伴和供应商之间各自的角色地位和相互关系的描述, 反映了各角色之间的服务关系。在跨组织流程中, 组织之间通过请示响应形成相对的客户链, 最终延伸到顾客。它实质上是对组成工作流的活动进行了分类, 简化了流程的描述和管理, 这对复杂的跨组织流程尤为必要。通过这个描述能够清楚地指出产品、信息和资金的流动, 以及各个参与者所能获得的主要利益。跨组织流程强调将各个成员的决策和活动编织成一个统一的、和谐的整体。没有这样的协调一致就达不到多个角色的集成绩效。

为了协调供应链企业的关系, 跨组织流程重组应强调各企业间的流程整合。流程整合是指两家或者两家以上的企业为了追求群体利益的最大化, 而对跨组织流程进行分析、调整甚至重新设计。它通过流程开放和流程互连, 以提高效率为重心, 而流程整合在兼顾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流程效益。如果把参与的企业视为一个统一的联盟, 那么改进跨组织流程从某种程度上说和传统的企业流程改进工作十分相似, 可以沿用流程再造理论中的一些原则, 例如“去除不创造价值的流程”、“合并相似的流程”、变串行流程为并行流程等等。审视供应链上下游的企业, 很容易发现, 企业之间相互衔接的流程存在重叠, 卖方出厂质量检验操作和买方入库质量检验操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各个企业各自为政, 仅考虑内部优化而忽视边缘流程, 无疑会给整个供应链带来不必要的耗费。当然, 把多个企业视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流程改进之前, 应当在合作企业之间首先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确保各合作伙伴能够从中获得利益, 即实现整个企业群利益最大化和单个企业利益提升相结合。流程整合应由供应链上的企业共同完成。例如企业和供应商合作, 重新设计原料管理和采购订单流程, 实现供应商管理库存或者多家企业共同投资, 整合采购流程, 建立共享采购平台, 提高与供应商的竞价能力等。流程整合工作要求从合作企业各方整体的角度考虑流程的优化, 依靠单个企业是无法完成的。

为了顺利实现企业间的流程对接, 在供应链的组织流程重组中, 应推广流程标准化。标准化已经在各种行业和领域中证明了自身的价值。在跨组织流程领域, 标准化通过为企业建立一种全球通用的商务语言, 让供应链上的每个参与者都能用一种语言标准来进行交流。同时, 流程标准化可以减少企业在相互衔接上耗费的时间, 并且将跨组织流程可能出现的差错率降至最低。但是, 流程标准化更大的意义在于, 采用标准化流程的企业建立合作联盟具有更强的扩展性, 并且能够将合作联盟的锁定成本降至最低。相同行业领域内的其他企业, 只要遵循同一标准, 就可以方便的加入联盟。反之, 如果企业联盟采用特有的非标准流程, 那么外部企业加入联盟需要较长的调整和适应时期, 而且当企业离开联盟时, 原有的系统和经营体制很可能失效。对于这些企业而言, 建立新的联盟关系成本是相当昂贵的, 换句话说, 他们的联盟关系缺乏柔性。当然, 通过流程标准化降低锁定成本有利有弊, 是否遵循标准取决于联盟成立的战略意图。流程标准化需要行业内的多数企业或者具有领导地位的若干企业合作才能实现。

基于价值链的跨组织成本管理 篇6

关键词：价值链,跨组织成本管理,价值链协调优化

一、引言

现阶段，企业成本管理只重视生产过程中生产成本的管理，从空间范围上主要归集从采购开始到销售结束所发生的成本，而对于价值链上采购前和销售后的成本管理重视不够，更很少关注企业内部价值链与供应商、竞争对手和客户价值链间的成本联系。跨组织成本管理（Interorganizational Cost Management,IOCM）是通过买方和卖方的协调与合作，共同寻求降低成本、优化成本结构和创造价值的成本管理方法（Coad&Cullen,2006）。本文首先简述价值链分析框架，然后分析IOCM的维度拓展，以期IOCM能成为企业未来价值创造的源泉。

二、价值链框架

价值链首先是由著名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于1985年提出并进行详细论述，同时也为公司提供了对关键作业进行分析的基本框架，以帮助公司实现竞争优势。本质上，价值链是将整个公司分解为许多战略上相互关联的作业，能够使企业更好地理解成本行为，从而实现内部控制和高效管理的目标。价值链有一个前提假设：即任何一个公司都可以看作是由其所实施的设计、生产、市场、物流及其他与产品相关的一系列作业的聚集。“价值作业”则是公司为实现最终愿景而实施的，且在实体上和技术上具有独特性地位的系列作业。按照Evans&Wurster(1997）的观点，价值链并不只是企业相关物理作业的简单线性流动，更包括企业内部所有的信息流及与供应商、分销商、现存及潜在客户间的信息交换与共享。同时，这些共享信息不仅强化了价值链上的所有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还成为许多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组织间的联系程度日趋紧密，各种新型合作关系的出现使组织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组织间通过关系数据库实现电子数据集成、战略联盟、即时生产制造、网络化组织等来增强彼此相互依赖关系，降低信息交换与沟通成本，同时推动了价值链理论不断向前发展。

一般情况下，企业为获取利润而实施的一系列价值创造作业会产生两种成本：生产成本和协调成本。按照Benjamin&Wigand的观点，产生生产成本的基本价值作业可以分为以下五类（以波特价值链模型为基础，如图1所示）：进料物流、生产经营、发货物流、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而产生协调成本的相关价值作业可以分为以下四类（以波特价值链模型为基础，如图1所示）：采购、销售、技术开发和人力资源管理。

运用价值链分析工具，企业能够确定其基本作业和协调作业与价值创造的关系，从而能够识别企业关键作业和企业竞争优势源泉。以价值链分析为基础，企业成本管理的重点即是对影响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作业予以关注，而不再局限于以产品或服务为对象归集成本。

三、IOCM维度拓展

基于价值链的跨组织成本管理就像是一个拓展型的虚拟企业的成本管理，其存在的基础是所有成员间的相互依赖、高度信任与信息共享。IOCM维度的拓展不仅包括时间维度（包括从产品概念设计到交付最终消费者手中及用后处置全过程）和空间维度（涵盖价值链上所有参与企业）的拓展，还包括与价值创造相关的所有作业流程的前后延伸与协调优化。

（一）时间维度拓展

IOCM时间维度拓展的核心是产品生命周期管理（Product Lifecycle Management,PLM），根据美国CIMdata公司的定义，PLM是一种基于企业信息化的战略业务方法，通过实施一整套业务解决方案，把人、过程、业务系统和信息有效的集成在一起，作用于扩展型企业（包括客户、设计、供应、生产、分销、客服、弃置回收等合作伙伴），贯穿产品从概念形成至报废处置的全生命周期，支持与产品相关的协同研发、协同管理、协同宣传及产品定义信息的使用。PLM的有效运用使得价值链上所有价值作业能够连贯且高效的运行。CIMdata同时解释了PLM的主要功能：文档和内容管理，工程变更流程管理，协同产品设计，材料清单管理，供应链集成，分类管理，产品服务管理，程序和项目管理，产品组合管理与分析，数据编辑与分析，数字化制造等。传统的价值创造途径主要依赖于降低产品成本和自动化生产，而在信息化时代，企业则主要依靠价值链集成，将成本管理的时间范围向前和向后延伸至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缩短市场投放时间，强化消费者的满意度，从而为客户创造更高的价值。

纵观产品发展的历史特点和趋势不难发现，不同经济结构决定了不同产品发展阶段价值链上各参与方的不同地位。在产品发展早期阶段，成本核算的重点主要围绕产品或服务本身归集成本，所以产品的制造成本便构成产品总成本的主体，那么制造商本身理所当然成为价值链分工的主体地位。随着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一体化需求的不断增强，顾客价值的创造不再主要依赖于产品的物理实体，而更多强调产品前期设计阶段所体现的顾客个性化定制需求，以及顾客购买产品后的使用成本及服务质量。例如苹果公司的系列产品在市场上的高认可度，并不是主要依赖于其物理产品本身，更多的是得益于其独特的外观、功能设计，特有的营销模式及良好的服务质量。鉴于此，制造商的生产环节主体地位正逐渐削弱，取而代之的是对产品整个生命周期各环节的设计和售后服务的加强，以及消费者全程参与产品设计、生产、使用反馈等的必要性。同时，随着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及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持续关注，产品从概念设计阶段开始，涵盖生产制造及用后处置阶段，均会更多关注环境污染问题，企业势必会投入相应的资金用于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由此产生的环境成本也将构成成本管理的重要部分。

因此，PLM从顾客价值创造的角度来测量和管理成本，从而拓展了成本管理的时间维度，有助于企业从价值链分工主体角度来分析价值创造与成本驱动的关系，从价值形成的战略视角进行成本管理。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持续变化，顾客价值创造的重心正由中间制造环节分别向前端研发设计环节和后端售后服务环节转移。因而，成本管理的重心也应与顾客价值创造重心的转移相适应，转移到产品生命周期的两端（研发设计和售后服务），延伸成本管理的时间跨度，加强价值创造两端成本管理的力度，从而进一步寻求IOCM的优化空间。

（二）空间维度拓展

IOCM空间维度拓展的核心是目标成本法（Target Costing,TC）。传统的目标成本法是以行业标杆企业和市场成本结构为参照，运用企业内部的成本管理方法，将组织外部成本压力在组织内部整个生产过程进行层层分解。由于企业与外部各方的这种松散型交易关系，成本分解方法并没有突破组织边界，很难考虑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对企业成本的影响。而在以价值链为基础的跨组织联盟情况下，从最初材料供应商开始到最终客户所构成的价值链虚拟企业属于紧密型合作关系，目标成本法能够突破单一组织边界，拓展到价值链上所有合作企业，将供应商到最终客户的所有环节紧密联系在一起，从产品生产的价值链全过程审视成本结构。

IOCM实现的基础是构建基于相互依赖的跨组织联盟关系，合作企业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决定了采用何种成本管理方法来拓展成本管理的空间维度。根据依赖程度可以将企业关系分为：松散型交易关系（企业间价值作业互不影响），单向依赖关系（一个企业按照另一个企业的设计要求生产定制产品，具有一定程度的依赖性），相互依赖关系（企业间彼此依赖、互相牵制，并且可以影响产品生产的大部分价值作业）和深层次依赖关系（更深层次的相互依赖和影响关系，甚至可以为了寻求成本优化而改变最终产品的功能和设计）。对于松散型交易关系而言，交易双方都会面对多个供应商和采购商，双方彼此独立且价值作业之间没有任何影响，买卖交易的达成完全依靠市场竞价。只有当交易价格同时满足双方的目标成本要求时，交易才有可能达成，否则不满意的一方会放弃现有交易而选择其他交易伙伴。因此，松散型交易关系并不满足IOCM实施的条件。比松散型交易关系略高的层次是单向依赖关系，供应商完全按照采购商的设计要求组织生产，当目标成本超出采购商的要求时，可以通过质量-功能-价格权衡法（Quality-Functionality-Price Trade-off,QFP）来协调双方成本和利润。在实施QFP权衡法时，双方通过协商，在采购方可接受的范围内适当放宽产品功能或质量要求，以此作为降低成本的措施。一旦双方就质量或功能放宽达成共识，双方设计团队通过反复协商、修改设计和成本评估，使目标成本降到供应商可接受的范围。关系层次上升到相互依赖关系时，当价值链上任何一家企业不能按照目标成本生产既定产品，而且通过实施QFP权衡法也无法有效降低成本时，就需要启动跨组织成本调查（Interorganizational Cost Investigations,IOCI）。与QFP权衡法不同的是，IOCI要求产品价值链上所有参与企业都要派出设计人员共同研究如何降低成本问题。IOCI会考虑重新设计部分生产作业环节，使得从产品概念形成开始到最终产品完工为止的生产全过程以最经济的方式进行。正是这种大范围的更改设计，才能最大限度的节约价值链总成本。而对于更深层次的依赖关系来说，可以采用并行成本管理（Concurrent Cost Management,CCM),CCM将在更大范围内开发降低成本的途径，从产品概念形成开始，就要求包括消费者在内的所有价值链上相关企业参与到产品各价值作业环节，深入分析各价值作业与成本的关系，追求最经济有效的方式生产产品，寻求最大程度的成本节约，甚至为了成本的最优化而改变最终消费品的设计。

（三）价值链协调优化

按照波特（1985）的观点，战略成本分析的主要目的就是更好的协调管理价值链上采购商和供应商之间的联系，当价值作业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性时，便需要建立一种协调机制来处理这种依赖关系，以获得高效和有效的产出。价值链分析工具就是基于不同作业间的相互依赖性来分析、协调和优化价值链作业间的联系，赢得价值链整体竞争优势。作业间依赖程度越高，协调机制就越发重要。当交易双方仅是松散型交易关系时，一方的价值作业不能对另一方的价值作业产生任何影响时，价值链分析工具无法发挥作用，更谈不上价值链协调优化问题。只有当交易双方的价值作业相互依赖时，才需要进行作业协调来优化价值链成本，均衡各方利益。最后将成本驱动分析和价值作业分析拓展到整个价值链上所有参与企业，定位优化价值链总成本的关键作业区域，寻求最终解决方案。

假设在图2的价值链跨组织联盟里，S代表供应商，M为核心企业代表制造商，M企业为了生产最终产品A需要向S企业外购定制部件B，假定双方都采用目标成本法进行成本核算，对于M企业而言，A产品的目标成本TCA为：

其中，TPA代表A产品的目标销售价格，TRA代表目标销售利润，TPA的高低取决于A产品的外观、功能、质量等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价值，TRA的高低则取决于M企业的必要报酬率。

对于S企业而言，B产品的目标成本TCB为：

其中，TPB代表B产品的目标销售价格，TRB代表目标销售利润。表面上，TPB是由S企业自身目标成本系统决定的，但由于B产品是核心企业M的外购定制部件，TRB的高低受TCA的约束，因此TPB不再是S企业能够单独控制的变量。另根据S企业的目标成本系统，TRB也是约束性变量。如果根据上述两个约束性变量所确定的S企业的目标成本TCB不在可接受的范围，那么S企业将很难经营下去，最终将可能导致双方交易无法进行。此时就需要协调机制来均衡双方的利益，让S企业和M企业共同派出技术人员，重新论证从定制部件初始设计开始到最终产品完工全过程的价值作业与成本驱动的关系，识别优化双方成本结构的关键作业，最终在协调的基础上达到双方都满意的结果。

在价值链协调优化实施中，合作企业共同建立基于跨组织联盟的价值链管理信息系统，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将各企业的会计信息系统嵌入到价值链管理信息系统，构建共享数据平台来协调价值链信息交流。企业可以运用内部ERP系统，一方面整合企业内部资源信息，另一方面实现跨组织实时业务跟踪。以整个价值链各成员企业的电子数据集成系统、ERP管理软件、供应链管理软件和客户关系管理软件所构成的跨组织网络平台为基础，实现从原材料投入到最终交付消费者手中的完全价值链成本管理。也可以采用XBRL（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技术，合作企业按照XBRL标准化方法使用同一数据共享平台，消除供应商、制造商、批发商、零售商和客户之间可能存在的“本位思维”，以更广泛协作的方式实现信息的跟踪、分析和共享。合作企业只需要授权相应的数据调用权限就可以迅速地从网络服务器中获得自己需要的数据，不需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在信息的获得与加工上，提高整个价值链系统的资金流、商品流和信息流的集成化程度，优化和改善价值链总成本结构。

价值链分析框架的本质是区别于以往企业间的一般交易关系，构建基于企业相互承诺与高度信赖的跨组织联盟。通过跨组织联盟和信息共享，成本管理的范围突破单一组织边界，从时间和空间维度拓展成本管理的重心，同时强调企业内部价值链与上下游企业间价值链作业流程的协调与整合。从价值链所有参与企业全局利益出发，寻求价值链总成本最优化，实现价值链系统整体竞争优势。信息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对企业成本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以价值链为基础的IOCM必将成为企业赢得竞争优势的源泉。同时，IOCM也将面临诸多困难，如信息系统的不完备性、企业政策间的相互冲突、经营目标的多变性、组织结构与组织文化的差异性、缺乏信任、缺乏对价值链的准确理解、缺乏企业承诺、受制于企业资源、缺乏跨组织联盟经验及缺乏企业（尤其是主导企业）参与热情等，只有当所有参与企业都能充分认识到相关困难并且愿意付出努力改善和协调相关问题时，才能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基于价值链的IOCM体系。

参考文献

[1]殷明俊、王跃堂:《供应链成本控制:价值引擎与方法集成》,《会计研究》2010年第4期。

[2]戴德明、何广涛:《基于价值链战略联盟的成本管理》,《财务与会计》2005年第1期。

跨组织人际关系 篇7

1.1 跨组织信息系统 (IOS)

当今经济的全球化效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1], 这驱使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运用电子商务来拓展全球贸易、运用供应链管理 (SCM) 技术来整合供应链的所有环节[2,3]。为有效地实现跨组织的管理, 提高整个供应链的绩效, 常用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建立和应用信息系统, 促进供应链上合作伙伴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 这样的信息系统就是跨组织信息系统 (Inter-Organiza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s, 简称IOS) 。IOS为实现多个组织之间的合作与联盟提供了条件, 它有利于合作双方通过有效的信息共享减少“牛鞭效应”, 从而降低供应链上的不确定性[4];而且, IOS使得供应链上企业信息获取和交流成本日益降低, 进而促使业务处理成本趋于最小化[5], 将带来多赢的局面[6,7,8]。尽管如此, 企业的IT应用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会经历一个渐进的过程, Cooper等[9]将其归结为IT在组织中的扩散过程, 并将其划分为启动 (Initiation) 、采纳 (Adoption) 、调适 (Adaptation) 、接受 (Acceptance) 、惯例化 (Routinization) 与融合 (Infusion) 6个阶段。该6阶段模型被认为是“研究组织信息系统应用的模板”[10], 在关于组织对IT的应用的研究中被广泛采用。根据这一模型, 组织对某项IT应用的采纳决策是其创造效益、实现价值的前提。

近年来的多项研究表明, 企业资源计划 (ERP) 等面向供应链的信息系统在中国的应用效果并不理想[11,12]。例如, 郑称德[11]发现, 总体而言, 中国制造企业在ERP系统实施后非但库存周转率没有明显改善, 反而盈利能力在两年内显著变差, 他援引刘霞和李建明[13]的研究指出, 中国制造企业实施ERP大多只关注企业内部管理, 不具备供应链上下游协调能力, “牛鞭效应”依然存在, 导致库存水平居高不下。也就是说, 很多情况下ERP是被当成一种企业内部的信息系统而非IOS来使用的———用户并没有对ERP系统整体地采纳, 而只是采纳了其中的一部分, 即通常被定义为制造资源计划 (MRPⅡ) 的部分。这种现象的一个合理的解释是较早期的IOS多为技术专有的、非标准化的封闭系统, 一来应用门槛较高, 二来互联困难, 这都直接制约了其应用的普及。

1.2 基于互联网的跨组织信息系统 (IIOS)

近年来,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越来越多的IOS利用互联网作为数据交换平台, 这样的IOS便演变成了一种开放系统, 即基于互联网的跨组织信息系统 (Internet-based Inter-Organiza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s, 简称IIOS) 。由于采用了标准化的软、硬件技术, IIOS降低了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的IT应用门槛, 有利于应用的普及。但即便如此, 以IIOS为实现形式的IOS的应用也并没有出现“井喷”, 这说明IIOS的扩散除了应用门槛之外还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多项研究结果表明, 对于IIOS的采纳, 信任 (Trust)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14]。其它的一些研究也都指出, 某种信息技术或系统能否被采纳、成功实施和持续使用, 其潜力能否得到充分和有效地发挥, 用户对系统的信任非常关键[1,15,16,17,18,19,20,21,22]。正如刘拥民和蒋新华[23]援引美国工程院院士Patterson的观点指出的那样:“过去的信息系统以追求高效为目标, 而今天需要建立高可信的网络服务, 可信性必须成为可以衡量和验证的性能。”

1.3 基于云计算的跨组织信息系统 (CIOS)

在互联网技术的基础之上, 云计算 (Cloud Computing) 的概念在2006年被提出[24]。到目前, 包括用友软件等在内的各主流IOS提供商已经推出了基于云计算技术的“云ERP”、“云CRM”等, 这样, IIOS便进一步演变成了基于云计算的跨组织信息系统 (Cloud based Inter-Organiza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s, 简称CIOS) 。对于用户, 尤其是中小企业用户而言, 由于节省了软、硬件和庞大的IT支持部门的投资, 云计算使得IOS的应用门槛进一步降低成为可能。

1.4 可信计算

20世纪80年代, 随着各种各样的信息系统日益在国防、经济等诸多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这些系统是否是可信任的 (Trusted) 与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息息相关, 信息系统的信任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 1983年, 美国国防部提出了可信计算 (Trusted Computing) 的概念[25], 其基本思想是在计算机系统中首先建立一个信任根 (Root of Trust) , 再建立一条信任链 (Chain of Trust) , 一级认证一级, 直至将信任关系扩展到整个计算机系统, 从而确保计算机系统的可信[26]。从工程角度出发的可信计算并没有对信任的本质做太多的探讨, 直至Jean[27]提出了“可信互联网”的概念, 并指出下一代可信互联网系统必须建立在从社会科学中获得的人类信任的概念之上, 可信互联网将具有私密性、安全性和可靠性等多个尺度, 必须将它们集中到信任这个统一目标上来才能有效保障网络的安全可信。

2 信任的概念及决定因素

信任是一个多学科的概念, 学术界目前对其尚无一个确切、一致的定义[15,28]。一直以来, 各路研究者分别从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的视角对信任进行过定义[29], 这些定义可分为两类:一类认为信任是一种非理性的预期、信念、信心等, 如Deutsch[30]、Rotter[31]、Hosmer[28]等的观点;另一类认为信任是一种理性的判断、选择、相信、预期等, 如Gambetta[32]、Mc Knight等[33]、Hoffman等[34]的观点。其中, 目前在IT领域一个被广为采用的信任的定义是Hoffman等[34]提出来的, 即“对某服务将被满足或某承诺将被兑现的预期”。

信任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是确定信任的决定性因素或驱动力, 即施信方 (Trustor) 和受信方 (Trustee) 间信任的建立条件及其机制[35]。过往的研究基本上采用施、受信方这一对偶关系作为研究对像, 并将信任视为在特定制度或情境下的双边关系的一种指标[36]。如表1所示列举了近年来在IT领域关于信任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 这些研究多基于理性选择论以及经验论的观点, 还有部分研究运用了制度论及社会关系论的观点。

Hoffman等在提出前述IT领域著名的信任的定义的同时, 还提出了分布式计算系统的通用信任模型, 以及用户对信息系统信任的度量方法[34]。虽然他们并没有对该模型进行实证, 但Lai等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建立了组织对IIOS采纳的信任模型。Lai等[1]的模型指出, 用户对IIOS的信任受到用户感知到的系统的可用性 (Usability) 、可靠性及有效性 (Reliability and Availability) 、可审计性 (Auditability) 以及互操作性 (Interoperability) 的影响。

3 技术接受模型 (TAM)

Davis等[45]运用理性选择论的观点研究用户对信息系统的接受, 提出了技术接受模型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简称TAM) 。TAM指出了用户对技术系统接受的两个主要的决定因素:用户感知到的有用性 (Usefulness) 和用户感知到的易用性 (Ease of Use) 。Gefen等[41]将TAM应用于电子商务环境下信任的研究, 他们通过实证证明感知的可用性将会影响客户的使用意愿, 感知的易用性则会影响客户对卖方的信任。此后, Kracher等[46]、Tang等[42]、李沁芳[47]等都对IT环境下的信任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 Tang[42]在运用TAM研究在线购物行为的过程中对TAM进行了修订, 并证实感知的有用性和感知的易用性都会影响用户对于在线购物系统的信任, 信任和感知的有用性都会影响用户对使用系统的态度, 由此建立了在线购物系统的接受模型。

4 研究展望

CIOS作为一种新事物, 过去尚鲜有对其信任问题的专门研究, 随着云计算技术及其应用的迅速发展, CIOS很有可能成为未来IOS的主要形式。为了解、预测和判断CIOS的扩散过程、发展路径及商业前景, 对其信任机制的研究重要且迫切。

4.1 CIOS与IIOS的对比

正如前述的讨论, CIOS可视为IIOS的一种新的实现方式, 故应充分利用现有的IIOS领域的研究成果,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云计算环境中IOS信任的新特性, 因此有必要首先分析CIOS与传统IIOS的差异。

图1描述了一个典型的IIOS的结构, 图中左右两边各是一家企业的局域网 (LAN) , 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服务器 (Server) 和数据库 (Database) , 两企业间的数据交换以约定的格式和规则 (例如XML) 通过Internet进行;图2则描述了一个典型的CIOS的结构, 图中左右两边各是一家企业的LAN, 它们的应用和数据库都由Saa S (Software as a Service, 软件即服务) 提供, 因此两家企业都无须在LAN中连接各自的Server和Database, 两企业间的数据交换在“云”中进行, 交换方法、规则也可由Saa S提供, 用户可不必关心数据交换的技术细节。

由此可见, 在CIOS中, 软、硬件 (包括系统防火墙) 以及数据都不再位于用户本地, 而是存在于“云”端, “云”甚至有可能在物理上位于另一个国家, 受不同的法律的约束。相比用户拥有自己的实体Server的传统IIOS而言, 用户失去了对系统的完整控制 (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即便确有需要, 用户也没法像过去那样随手按下Server上的“Reset”按钮以彻底关停或重新引导系统) 。也正因如此, 用户一方面可能会对数据安全有更多的担心 (例如企业数据被泄露、不正当使用等) , 另一方面还可能产生对系统本身或在系统上进行的任何业务活动一旦出现问题时能否有效问责于有关责任主体的担心。因此, 未来关于CIOS信任影响因素的研究应在Lai等的IIOS信任影响因素模型基础上加入对可问责性 (Accountability) 、可控性 (Controllability) 和安全性 (Security) 因素的考察。

CIOS与IIOS的对比具体见表2所示。

4.2 CIOS信任机制的实证研究框架

一方面, Hoffman等[34]、Lai等[1]的研究关注信息系统信任的前置因素而未涉及信任的效应, 另一方面, 过往的TAM框架中涉及信任的研究对于信任的前置因素较少有详细的考察, 因此, 如图3所示, 为了揭示更为完整的有关信息系统信任形成和作用机制的知识, 应结合TAM和信任影响因素模型的观点, 形成统一的CIOS信任机制的概念模型作为实证研究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