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通用12篇）

王安石变法 篇1

一、变法

由于宋朝初期统治阶级缓和阶级矛盾, 恢复和发展生产等一系列措施的积极作用, 呈现了社会环境相对稳定, 经济繁荣的局面。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却给国家带来了极大弊端, 即所说的“三冗”:冗兵、冗官、冗费。一方面, 军队不断扩充, 为了维持这只庞大的军队, 每年国家要拿出财政的50%~70%, 致使财政出现了危机 (国贫) 。国家为解决财政困难, 而向人民加重赋税, 造成劳动人民贫困 (即民贫) 。另外对外日益无力抗拒辽、西夏的侵扰, 对内日益无力镇压人民的反抗 (即积弱)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改变这种局面, 实现富国强兵。1068年, 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

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 王安石提出了一系列的变法措施。先后颁布了富国之法: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输法;强兵之法: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但最终是以失败告终。

二、失败的原因

王安石变法是北宋中期极为重大的历史事件, 但毫无疑问改革失败了。

我认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可以从社会因素、朝廷内部因素、王安石个人因素来讨论:

1. 从社会因素分析

为了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 王安石提出, “今所以未举事者, 凡以财不足故。臣以理财为方令急务, 未暇理财而先举事, 则事难济。”认为要改变局面就要先富国。对于如何富国, 他说:“善理财者, 民不加赋而国用绕。”就是主要以政府直接经营的形式获取收入, 但从儒家“借鉴爱人”“廉从其薄”的富民观念来看, 王安石变法要富国强兵却是与传统不符的, 因而以富国强兵思想作为改革目的不但很难得到大力支持, 更难以取得利益, 因此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是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2. 从朝廷内部因素来分析

首先, 从深层次来看, 封建社会的官场腐败是必然的。大宋王朝从上至下都烂透了, 靠这样的官员去实施新法, 新法只能成为他们的又一条生财之道。可惜王安石在制定新法时根本没考虑到这一点。

其次, 王安石用人不当。要变法、要改革, 首先要有变法之人、改革之人。从用人上看, 王安石可以说是用人不当, 这也是历来被史学家们认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韩绛、吕惠卿、吕嘉问都是王安石亲自选拔的人才, 又是变法派的骨干力量。但是最后, 有的使用不当, 有的背叛了改革。

第三, 神宗的动摇。变法初期, 神宗始终给予王安石巨大的支持, 这无疑与其迫切改革现状的愿望紧密相连, 但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入, 宋朝内部各种力量逐渐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反变法的联盟, 愈加猛烈地反对变法, 再而且外部敌对力量的故意挑衅, 内忧外患加在一起, 使宋神宗对变法有了很大的动摇。因此神宗的动摇, 给变法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3. 从王安石个人因素来分析

王安石学识才能人品都堪称一流, 但作为变法的统帅, 首先他缺乏政治家的远见, 王安石任相后, 御史中丞吕海上书说王安石“大奸似忠, 大诈似信”, 希望神宗不要受欺骗, 神宗没有接受。当神宗说:若出海, 恐安石不自安”时, 王安石立即表示“臣以身许国, 陛下处之有方, 臣何敢以形迹自嫌尚为去就”, 王安石的话表面上看起来似乎真的“以身许国”, 毫不计较个人得失, 但言外之意, 只有吕海被斥, 他才出来变法。神宗只好贬了吕海。王安石的做法虽有扫清障碍的意图, 但使自己不能容人的形象树立在众人面前。

其次, 是由于变法的急功近利。王安石变法中的“生财”措施, 特别是对人民有益的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在实施中都是蜻蜓点水式的, 而“取财”的募役法、市易法、青苗法、免役法、均输法却是实施非常坚决。农田水利法在实施过程中, 兴修了大批水利工程, 使近万顷的田地得以灌溉, 利民最大, 但却不是新法的重点所在, 实施很不得力, 因此人民得到的实惠不多。与之相应的方田均税法, 结局却更加可悲。本来此法是为了解决“田赋不均”而把全国的土地分为五等, 按肥沃程度重新定税, 这对广大民众应该是最有益的, 但自1072年颁布实施不到一年就废止了。剩下的诸法都是对人民百害而无一利, 由此“民于是益困矣”。而王安石却总是有“今岁增赋三百万”之类的夸耀, 后来王安石的继任者章敦在新法恢复后, 专以追求增加财政收入为能。在王安石变法的十几年里, 作为阶级斗争晴雨表的农民起义就有35次之多, 在此我们不得不怀疑新法对人民的危害是多么巨大!

最后, 意志不够坚定。当王安石复相后, 并未表现出刚任相时的锐气, 而是屡次谢病求去, 再加上两位弟弟反对变法, 使他的意志彻底崩溃, 由此可见王安石在变法最困难的时期作为变法主帅没有用坚强的意志支撑自己, 最终造成终生遗憾。

变法是一个大工程, 要统揽全局, 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 不能急功近利, 仅仅依靠一腔热血是不行的, 要讲究方法, 方法的正确与否, 是变法成功的关键。王安石变法是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政治改革, 他失败的原因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摘要：北宋初年的集权措施使北宋经济繁荣一时, 但其弊端的一面却导致了“积贫积弱”局面的形式, 鉴于此, 北宋宋神宗于1068年命宰相王安石主持变法, 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 在新法实施的过程, 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和商利贷者的利益, 最终新法以失败告终。

关键词：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王安石变法 篇2

——(美)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

材料二 王安石变法„„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就是他更多地重视商品货币的作用„„想尽量用经济的办法管理国家财政，反映了宋代商品货币在社会生活中的活跃，也证明王安石的变法思想和变法举措有很大的前瞻性。

——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1)材料一中王安石、司马光围绕什么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结合所学，指出这一争论的实质，并回答变法触动了哪部分人的既得利益。

(2)王安石采取哪些措施确保“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变法重视商品货币作用的原因是什么？

9．[答案](1)政府要不要“理财”。祖宗之法是否可变。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利益。(2)措施：市易法、均输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免役法。原因：宋代商品货币经济活跃；王安石有前瞻性。

9．(15分)面对当时严峻的社会形势，北宋统治者进行了改革。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传至真宗，内则升中告成之事举，外则和戎安边之事滋，由是食货之议，日盛一日。仁宗之世，契丹增币，夏国增赐，养兵西陲，费累百万，然帝性恭俭寡欲，故取民之制，不至掊克。

材料二

从仁宗初年开始，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在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山西、四川等地发生过暴动。——翦伯赞《中国史纲要》

(1)据材料一回答，北宋真宗时期中央财政状况如何?(2分)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其原因。(6分)(2)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材料二中此种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4分)材料一、二所述现象对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有何影响?(3分)答案

(1)状况：中央财政处于亏空状态。(2分)原因：北宋对辽、西夏作战，耗资巨大；给辽、西夏两国付岁币，加重了财政负担；中央对各级官员贪污问题处罚不严，使中央财政大量流失、更加匮乏。(6分)(2)主要原因：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农民赋税徭役负担沉重，造成农民生活困苦，导致阶级矛盾尖锐，进而引发了农民起义。(4分)影响：王安石变法以理财为中心，同时采取一些惠农利农措施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农民生活，以缓和阶级矛盾。(3分)10．(15分)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青苗法。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王安石说取息是不得已的，“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贷之，贷之不若与之。然不与之而必至于二分者，何也?为其来日之不可继也。……然而有官吏之俸、辇运之费、水旱之逋、鼠雀之耗，而必欲广之，以待其饥不足而直与之也，则无二分之息可乎?”

——摘编自叶坦《大变法》

材料二

在王安石诸多的变法内容中，青苗法一直是变法派执意坚持，反对派坚决反对，争论最久、斗争最烈的法令。自熙宁以降，对青苗法一向有“惠民”和“害民”两种意见。

——摘编自《青苗法之得失及其原因探略》

(1)材料一中王安石就青苗法的哪一方面进行了说明?(2分)其理由是什么?(3分)(2)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说明青苗法“惠民”和“害民”两种意见的理由。(10分)答案(1)收取利息方面。(2分)理由：保证救济工作的延续性，缓解财政困难。(3分)

(2)“惠民”：青苗法规定在青黄不接之时，贷钱于民，使饥乏者得解燃眉之急，它的推行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抑制了土地兼并，缓解了自耕农的贫困化趋势。(6分)“害民”：在青苗法的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强行乱摊派、逼迫百姓借钱的现象，从而加重了农民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也使新法遭到了许多农民的反对。(4分)14．(15分)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北宋初期，“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澶渊之盟后一直相安无事的契丹也于1042年遣使求关南之地，并且“聚兵幽燕，声言南下”。最终宋仁宗遣富弼为使，“岁增银、绢各十万两、匹”才得以解决。……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责成范仲淹、富弼等在政治上有所更张以“兴致太平”。范仲淹与富弼提出明黜陟、精贡举、减徭役等十项改革主张。

材料二 范仲淹选派了一批精明干练的按察使去各路检查官吏善恶。他坐镇中央，每当得到按察使的报告，就翻开各路官员的花名册把不称职者的名字勾掉。在范仲淹的严格考核下，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寄生虫被除了名。……随着改革的推行，封建腐朽势力诬蔑范仲淹、富弼等结交朋党，并串通宦官不断在宋仁宗面前散布范仲淹私树党羽的谗言。到庆历五年初，宋仁宗终于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将他贬至邓州(今河南邓县)，富弼等革新派人士都相继被逐出朝廷。

(1)根据材料一、二，概述庆历新政的时代背景，并扼要评析范仲淹的改革措施。(9分)(2)材料一、二表明宋仁宗的态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变化?(6分)答案(1)背景：宋仁宗时，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北方边疆受到威胁。(3分)评析：有利于提拔一批干才能员，提高官府的办事效能，也有利于改善财政状况；但其目的是要裁汰不称职的官员，必然招致腐朽势力的强烈反对。(6分)(2)初期励精图治，这是因为面对内外交困局面，想通过改革解决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实现富国强兵；最终完全退缩，这是因为改革以整顿吏治为中心，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宋仁宗迫于他们的压力废止了改革。(6分)33．(15分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宋朝亦增加了岁币，增银l0万两，绢l0万匹。然后和议得以维持。给付岁币的名义，《宋史》说是纳字，《辽史》却说是贡字，未知谁真谁假。然即使用纳字，亦已经不甚光荣了。仁宗在位岁久，政颇宽仁，然亦极因循腐败。兵多而不能战，财用竭蹶而不易支持，已成不能振作之势。1063年，仁宗崩，英宗立，在位仅四年。神宗继之，乃有用王安石变法之事。——吕思勉《中国通史》

材料二

聪明的王安石，吸取了范仲淹从政改入手陷入被动的教训，他的变法是从经济即“理财”切入的。

王安石理财，重点是贯彻神宗最关心的“富国强兵”。当然，王安石多次说过，他推动变法，是为了“摧制兼并，均济贫弱”，“凡此皆以为民”。

——马立诚《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材料三

熙宁二年(1069)初春，变法开始。参知政事唐介反对新法，常与王安石争论。唐介看到神宗总护着王安石，气急攻心，竟至恶疮发作而死。

当时朝官们给五位宰相和副宰相编了一句顺口溜：“生老病死苦”。

“生”指王安石，生气勃勃锐意新法；“老”指宰相曾公亮，因年老精力不济，搞模糊哲学；“病”指宰相富弼，反对新法，称病不上班；“死”指唐介；“苦”指参知政事赵拤，每见一个新法出台，就叫苦数十次。

——马立诚《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1)从材料一可以看出在北宋中期存在怎样的社会问题?说明北宋中期面临怎样的局面?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源是什么?(6分)(2)王安石在“富国”、“强兵”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4分)(3)根据材料但结合所学知识回答，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有哪些?(5分)答案(1)北宋中期的社会问题：冗官、冗兵、冗费(2分)局面：积贫积弱(2分)根源：由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所致(2分)(2)富国：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青苗法、免役法或募役法、市易法和均输法。(2分)强兵：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省兵。(2分)(3)原因：直接原因：大地主、大官僚的反对及变法支持者一宋神宗的病死；根本原因：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指导思想上偏重于理财，违背经济发展规律；新法的实行过于急进，没有注意实行的策略问题；用人不当，新法危害百姓。(5分)36．(15分)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司马光：眼下国用不足，灾害频频发生，应当减节冗费。

王安石：国用不足，因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

司马光：善理财者，不过头会(kuixi)箕敛搜刮民财而已。

王安石：那不是善理财者。善理财者，民不益赋而国用饶。

司马光：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

宋神宗：朕意与司马光相同，然而姑且以不允许作答吧。

——摘编自叶坦《大变法：宋神宗与十一世纪的改革运动》

材料二 王安石对宋神宗说：“今年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未暇理财，而先举事，则事难济。臣固尝论天下事如弈棋，以下子先后当否为胜负。又论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此臣所以汲汲于差役之法也。”

——摘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

材料三

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如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宋徽宗的年号)之际，而祸乱极矣。”

——摘编自《宋史·王安石传》

(1)据材料一指出司马光与王安石的主要分歧。宋神宗持何态度?(4分)(2)材料二中王安石认为哪一项理财措施最重要?这一措施的实行有何积极作用?据材料三概括朱熹关于王安石变法令人失望的原因。(11分)答案(1)是节流还是开源。(2分)赞成司马光的观点，但又按王安石的观点执行。(2分)

(2)免役法。(1分)作用：增加了官府收入；减轻了农民的劳役负担；有利于发展生产。(4分)原因：改革侧重于经济与军事；用人不当；性别固执；改革危及民众生活，造成社会动荡。(6分)6．（2007年高考江苏单科25题）阅读下列材料 : 材料一

仁宗之世，契丹增币，夏国增赐，养兵西陲，费累百万。——《宋史》 材料二

陛下(宋神宗)即位五年，更张改造者数千百事，……其议论最多者，五事也:一曰和戎，二曰青苗，三曰免役(也称募役)，四曰保甲，五曰市易……免役之法成，则农时不夺，而民力均矣；………市易之法成，则货贿通流，而国用饶矣。

——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 材料三

(王安石)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及其得志，专以此为事，设青苗法。以夺富民之利。民无贫富，两税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吏缘为奸，至倍息，公私皆病矣。

——苏辙《栾城三集》 材料四

(司马光)请更张新法，曰:“„„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遂至民多失业，闾里怨嗟。„„敛免役钱，宽富而困贫，以养浮浪之人，使农民失业，穷愁无告。

——《续资治通鉴长编》 请回答：

（1）北宋“积贫”原因，除材料一中涉及的以外，还有重要一项是什么?(1分)（2）王安石变法针对“积贫”采取的措施，除材料二中提及的以外，还有哪两“事”?依据材料二，概括王安石变法取得的成效。(4分)

（3）依据材料三，材料四，指出王安石“新法”遭到废除的原因。（2分）

（4）有关王安石变法的评价，目前史学界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肯定说，认为王安石变法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一是否定说，认为王安石变法是一场脱离实际的变法运动。请选择其中一种意见，发表评述。(3分)第6题【答案】（1）冗官。

（2）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

农民得以安心生产(保证生产时间)；政府财政收入大为增加。（3）主要原因: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引起他们的反对。

其他原因:新法在执行中存在着危害百姓的现象；变祖宗之法，遭到保守派阻挠。（4）持肯定意见:王安石变法增加了国家收入，减轻了农民负担，对于改变北宋“积贫”状况起到一定作用。

持否定意见:王安石变法既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百姓的利益，其变法的理念与措施脱离了当时实际。8．（2007年高考山东文综33题）（10分）【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人们对此却评价不一。阅读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 今介甫为政……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

――司马光《家传集》 材料二

司马光：“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则不更造也。”

――《宋史》 材料三

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适应于时代之。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

――梁启超《王安石评传》

（1）王安石针对“士、兵、农、商”的改革措施有哪些（每项各举一条）？（4分）（2）结合王安石变法的相关知识，谈谈你对材料二、三中“非大坏则不更造”和“适应于时代”的理解。（6分）

第8题【答案】（1）士：改革科举制度 农：青苗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 兵：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 商：市易法，均输法

（2）“非大坏则不更造”指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维护旧制，“适应于时代”指梁启超肯定王安石变法，主张变革 16．（2009年广东高考31题）（9分）阅读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材料一 王安石变法的经济措施，主要是通过限制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和通过政府利用商人专营某些商业行业，来获取财政收入，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变法较多地反映中小地主和中小商人的要求，尤其是南方地主的商人的要求„„总的来说，变法是代表地主阶级革新派的一种主张，其主流应该肯定。

——据《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

材料二 王安石不应算做是中小地主的政治代表，使用大、中、小地主代表以及革新派、守旧派等概念，都不能确切地反映当时的客观史实，应该分为官户、乡村上户和坊郭上户（北宋文献中的概念）三个阶层。从出身看，变法派与反变法派分子同属官户……客观上，王安石变法增加了农民负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三冗”问题，但从流通领域进行了利益分配，将权力收归中央，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应予基本否定。—据《王安石变法简论》

问题：

（1）王安石变法的经济措施主要有哪些？（3分）

（2）材料一、二研究王安石变法，采用的相同方法是什么？结论有何不同？（4分）

（3）综合上述材料，说明应当如何评价历史上的变法运动。（2分）16题【答案】

（1）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募役（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3分）（2）方法：阶级（阶段）分析、一分为二。（2分）结论：材料一，基本肯定；材料二，基本否定。（2分）（3）避免简单贴标签，应历史地看问题。（2分）3.（2009·黄冈月考）根据漫画回答下列问题。

（1）联系你所学的知识，简述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2）图一和图二分别反映了什么问题？

（3）王安石为人正直，心系天下，但其变法却不甚得民心，最终也以失败而告终，你认为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一结果？

答案

（1）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是：在理财方面，实行了“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等；在整顿军队方面，他精简军队，实行了“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等；在教育方面，改革了科举制度和学校制度。

（2）变法遭到大地主、大官僚的反对，有些反对变法的人混入变法队伍，出现了用人不当的问题；新法的某些措施如“保甲法”，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3）重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但是忽视了减轻人民负担；变法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大商人的利益，阻力很大；变法过程中用人失察，出现了危害百姓利益的事情。 4.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太子驷的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教唆太子故意犯法，商鞅毅然对公子虔和公孙贾分别施以劓刑和 黥刑。《史记·商君列传》记载了当时一个叫赵良的人对商鞅的评断，说他时刻盯着秦国不法的贵族子弟。材料二

公元1074年，河北大旱，农民断粮逃荒。有人趁机画了一幅“流民图”献给宋神宗，说旱灾是王安石变法造成的，要求神宗把王安石撤职。王安石眼看新法没法实行下去，气愤得上书辞职。宋神宗也只好让王安石暂时离京，到江宁府去休养。第二年，宋神宗又把王安石召回京城当宰相。刚过了几个月，天上出现了彗星。一些人又趁机攻击新法。王安石无法继续贯彻自己的主张，到第三年春天，再一次辞去宰相职位，回江宁府去了。

材料三

介甫（王安石）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进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辏，败坏百 度，以至于此。

——司马光《司马温公集》 请完成：

（1）结合材料一及所学知识，商鞅变法为什么能取得成效？

（2）材料二中的“人”主要代表哪些阶层的利益？王安石采取的哪些主要措施导致他们不断攻击新法？（提示：答案需符合题意，请勿将其措施全部罗列。）（3）你如何看待材料三中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请简要概括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4）综合以上材料，结合所学知识，你认为两位改革家哪些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答案

（1）顺应历史潮流；取信于民，执法如山，不畏权贵；变法的内容深入人心；法家思想的传播和

商鞅对守旧派贵族的论战，奠定了变法的思想基础；秦孝公的支持。（2）大地主、大官僚和富商。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

（3）片面但有合理成分。遭到大地主、大官僚的强烈反对；出现危害百姓的现象，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宋神宗支持不力；用人不当使变法派分裂等。

（4）学习两位改革家观察敏锐，以高瞻远瞩的气魄应对形势、勇于改革的精神；面对困难和挫折坚持不懈，勇于斗争，以强有力的措施积极推进改革的进取精神。 3．(2012·江西南昌一模)北宋年间，面对严峻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以王安石为首的有识之士为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进行改革。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1：北宋初年规定：租佃土地须“命立要契，举借粮种，及时种莳。俟收成，依契约分，无致争讼”。如有纠纷，“只凭契照为之定夺”。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诏：“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州军，旧条：私下分田客(佃户)非时不得起移，如主人发遣，给予凭由，方许别住。多被主人折勒，不放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年收田日毕，商量去处，各取稳便。即不得非时哀私起移。如是主人非理拦占，许经县论详。” ——《续资治通鉴》

材料2：知大名府韩琦言：“臣准散青苗诏书，务在惠小农，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所立条约，乃自乡户一等而下皆立借钱贯陌，三等以上更许增借。” ——《宋史·食货志》

材料3：王安石变法的经济措施，主要是通过限制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和通过政府利用商人专营某些商业行业，来获取财政收入，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变法较多地反映中小地主和中小商人的要求，尤其是南方地主的商人的要求„„总的来说，变法是代表地主阶级革新派的一种主张，其主流应该肯定。——《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

材料4：王安石不应算做是中小地主的政治代表，使用大、中、小地主代表以及革新派、守旧派等概念，都不能确切地反映当时的客观史实，应该分为官户、乡村上户和坊郭上户(北宋文献中的概念)三个阶层。从出身看，变法派与反变法派分子同属官户„„客观上，王安石变法增加了农民负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三冗”问题，但从流通领域进行了利益分配，将权力收归中央，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应予基本否定。——《王安石变法简论》

请回答：

(1)根据材料1、2，分别概括其规定或“建言”的目的。

(2)根据材料1、2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相关制度规定的历史背景。(3)材料3、4研究王安石变法，采用的相同方法是什么？结论有何不同？

解析：本题考查对王安石变法的归纳评价能力。第(1)问根据材料1从租佃关系的角度思考：根据材料2从增加国家收入的角度来思考。第(2)问从租佃契约关系普遍化，土地兼并加剧来回答。第(3)问根据材料容易看出其结论。在评价王安石变法中，材料共同点都是从王安石变法对地主阶级影响的角度来分析。

答案：(1)目的：材料1，规范租佃关系，抵制地主对佃户的人身约束，协调租佃纠纷，维持生产正常进行。

材料2：保护自耕小农，抵制兼并，增加国家收入。

(2)历史背景：租佃契约关系普遍化，自耕小农仍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土地兼并加剧，政府根据社会变化在政策上进行调整。(3)方法：阶级(阶段)分析、一分为二。

王安石变法之理财法 篇3

例1 阅读下列材料，并回答问题。

材料一 北宋的既定政策是纵容豪强地主兼并之家肆意兼并土地，而且给予免税免役的特权。而中小地主和较富裕的自耕农，为逃避繁重的税敛和差役，有人宁愿托庇于官绅和豪强之家，伪立契约，假称土地已典卖，自己沦为佃户，实则仍在原有的土地上耕种，但要把收获物的一部分交给官绅和豪强之家。

材料二 北宋初期的纳税户，除缴纳赋税之外，还要依其户等到各级政府分轻重不同的差役。因为官绅地主、富商大贾都享有免税特权，各种差役都落到中小地主和富裕的自耕农身上。

材料三 宋仁宗（1022～1063）年间，各级官员达到两万多人，比三十多年前的真宗景德年间加增了一倍。仁宗后期，“募天下骁雄横滑以为兵，几至百万”，比北宋建国之初增加了五倍。在1050年前后，当时的两税收入为：钱四百九十三万贯，绢帛三百七十六万匹，粮一千八百零七万石；国家总支出为：钱三千三百一十七万贯，绢帛七百二十五万匹，粮三千零四十七万石。当时“养兵之费，在天下十居七八”。

（1）据材料一、二指出北宋初期的土地和赋税政策的特点是什么？这些政策造成了哪些问题？

（2）材料三反映了当时社会面临哪些突出的社会问题？王安石采取了哪些措施试图解决这些问题？

解析 第（1）问实质上是考查王安石的理财原因。在分析其特点时，找出材料一、二中的关键词“纵容兼并土地”“因户等分轻重不同差役”“官绅富商享有免税权”等作答。思考因此造成的问题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政府会因此减少财政收入，陷入财政困难局面。

第（2）问先直接从材料中归纳出三冗局面问题出现，然后再分析出理财措施。

答案 （1）特点：不抑制土地兼并；按照户等负担差役；豪强有免役权。问题：土地兼并严重；赋役不均，逃避赋税的现象严重；政府赋税收入减少，财政困难。

（2）问题：北宋时期出现了“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局面，国家出现积贫现象。王安石实行青苗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等，解决财政困难。

二、解理财之法

例2 阅读下列材料，并回答问题。

材料一 在20世纪末叶提及王安石，我们只更感到惊异：在我们之前900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日世界里任何其他地方提出。当王安石对神宗赵顼说“民不加税而国用足”，他无疑的已知道可以用信用贷款的办法刺激经济成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使用同一税率也能在高额的流通状态里收到增税之成果。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材料二 盖制（制，管束的意思）商贾者恶其盛，盛则人去本者众，恶其衰，衰则货不通。

——《王文公文集》（注：王文公即王安石）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用贷款的办法刺激经济的增长”的措施有哪些？从实际效果的角度讲，真正做到了“民不加税而国用足”的措施又有哪些？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变法内容说明王安石是如何实践“制商贾”的？王安石又是如何看待农业与商业的关系的？

（3）综上所述，指出王安石理财措施的实质。

解析 思考第（1）有两点要注意，一是“贷款”的条件限制，青苗法和农田水利法就是通过政府借贷给农户，收取利息而增加财政收入。二是强调对“民不加税而国用足”的理解，既要以不增加百姓负担为前提，还要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农田水利法其工程费用需百姓出资，属加重百姓负担，应排除；青苗法、免役法虽然有利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且其在推行本意上打击的是豪强地主和大商人的利益，维护的是农民的利益，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因强行借贷、利息偏高、免役钱过重，外加用人不当、操之过急，反而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应予以排除。理财措施中仅剩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和均输法。其中方田均税法以重新清丈土地的方式，夺豪强地主之利增加政府收入；市易法以防止商人垄断市场，夺商人之利增加政府收入；均输法以节流而至国用足。

第（2）问，由材料二商业过度发展导致农业衰退，可以看出王安石变法中重农抑商的思想。

第（3）问是要根据材料分析王安石理财措施的实质，在材料一中“国用足”是其最终目的，而“民不加税”则排除了税从民出的可能，这反应出变法实质是想通过触动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以增加财政收入。

答案 （1）措施：青苗法、农田水利法。从实际效果的角度讲，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均输法在不增加百姓负担的基础上，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2）实践：实行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官府干预商品交换，直接参与经营商业活动，调控商品价格。王安石认为商业过度发展导致农业衰退，应以农业为本。

（3）王安石变法“理财”措施的实质是通过调整封建国家与官僚大地主之间的关系，以增加财政收入，改变北宋的“积贫”局面，巩固封建统治。

三、评理财之效

例3 阅读下列材料，并回答问题。

材料一 当时一位变法追随者写诗颂扬了王安石变法的功绩。诗中说道：

惠遍农无乏，输均役不骚。

……

万里耕桑富，中原气象豪。

河淤开亿顷，海贡集十艘。

——北宋·韦骧《钱塘集》卷七

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适应于时代之。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

——梁启超《王安石评传》

材料二 （司马光）请更张新法 ，曰：“……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遂至民多失业，闾里怨嗟。……敛免役钱，宽富而困贫，以养浮浪之人，使农民失业，穷愁无告。”

——《续资治通鉴长编》

请评价材料中王安石变法的理财之效。（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解析 根据题目要求我们可以抓住材料中关键词“功绩”“适用于时代”“闾里怨嗟”作答。无论评价的观点是肯定王安石变法还是否定王安石变法，都要从富国、富民及对北宋乃至今后社会的影响角度分析；从经济、政治、文化等角度探析。

答案 王安石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的局面。如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等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充盈了国库；如免役法、方田均税法使百姓得到了一定的实惠，起到富民作用；如农田水利法兴修了大量水利工程，福泽了后世。新法的推行，限制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剥削，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稳固统治。

王安石变法未改变北宋的积贫局面。北宋积贫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兼并的盛行，作为地主阶级无法触动封建土地私有制，便无法铲除土地兼并这个毒瘤。依靠开源而不注重节流，不改变三冗局面无法实现富国。实施青苗法的过程中用人不当，急于求成，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百姓的利益，无法富民。新法如方田均税法、市易法等危害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致使新的矛盾出现，在保守派的反对下新法最终被废。

《王安石变法》的设计理路及说明 篇4

《王安石变法》是人教版高二历史选修模块《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中的第四课。本课和三个必修本有一定关联, 重要性突出。本课导语中说道:“王安石的变法为后人留下了许许多多有待品评的话题。”时至今日, 王安石变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这即是本专题的立意所在。

在此立意的基础上, 本课的目标是通过本课学习, 帮助学生达成以下目标:

知道:变法的原因、具体措施和结果;逐渐掌握阅读教材和史料、归纳知识和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分析复杂历史问题的技能。

理解:北宋前期政策给社会政治经济所带来的影响以及王安石变法的意义。

感悟:居安思危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革新图强的重要性及其曲折和艰辛;王安石不为私利, 勇于创新, 意志坚定, 为国奉献的精神世界。

教学重点: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具体内容、成效及其结果。

教学难点:对王安石变法具体内容的理解和对变法的总体评价。这是基于经济史所涉及的各种复杂经济现象、教材编排的内在问题和学生认知能力的限制等多重考量而设置的。

二、教学过程

(一) 创设情景, 导入新课

温家宝同志曾在一次记者见面会上引用了《宋史·王安石列传》中著名的“三不足”论, 即“天变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恤” (课件显示) , 表达了必须解放思想和改革创新的勇气、决心和献身精神。哪位同学能具体解释一下这句话呢?

(学生回答后教师说) 大凡改革者, 由于保守势力的反对和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 均会遇到很大的社会阻力, 有的改革者命运结局非常悲惨。因此, 改革是需要非凡的果敢勇气和大无畏精神的。王安石就具备了这种素质。当然, 在中国古代皇权至上的社会, 仅有这种素质还不足以变法, 改革还必须获得最高统治者的支持。1069年, 年方二十、同样拥有政治抱负的宋神宗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那为什么要变, 目的何在, 具体出台了哪些对策, 效果如何, 结局怎样?今天, 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段历史。

说明:从温家宝同志的引语入手, 逐渐引出王安石变法的主题, 让学生一开始就有一种联系古今的意识, 培养富有责任感的公民。

(二) 师生互动, 讲授新课

1. 宋神宗为什么会起用王安石进行变法?不变会怎么样?

说明:自然而然引出王安石变法的背景, 后一设问则给学生想象的空间, 答案并不拘泥, 学生可以自由表达看法。

在该教学环节的处理过程中, 教师可以通过表格、柱状图、示意图等形式提供北宋太祖至英宗年间的财政收支、禁军数量、官僚机构臃肿等直观数据引导分析, 并以“辽、北宋、西夏并立形势图”来说明当时“民族政权并立”的时代特征。

说明:示意图、直观数据等形式一目了然, 少了一些呆板的陈述, 多了一份灵活, 能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

学生必须理清“宋初中央集权加强———三冗———二积、矛盾尖锐”间的关系, 而中央集权的加强、社会矛盾的尖锐又分别涉及历史必修一“君主专制政体的演进和强化” (分化事权) 和必修二“中国古代的农业经济” (不抑兼并) 这些内容, 甚至可以联系到必修三“儒学复兴运动” (文化宽松) 等相关内容。

说明:在分析该问题的过程中, 教师的引导是必要的, 以融会贯通前后知识, 巩固复习过往内容。

学生回答后, 课件呈现背景关系示意图 (略) 对本环节小结。

说明:理清史实脉络, 把握知识关键点。

过渡语:北宋中期内忧外患, 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 无不焦虑和愤慨, 他们为挽救危局纷纷呼吁改革。庆历年间, 范仲淹主持了“庆历新政”, 揭开了北宋变法的序幕, 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前奏。

教师要点出庆历新政的核心是整顿吏治, 并讲明由于措施过于激进, 很快就失败了。此后二十多年中, 北宋社会矛盾并未缓和, 地主士大夫要求改革的呼声更加高涨。

说明:要懂得取舍, 作为背景出现的庆历新政作简单处理即可。

2. 王安石是否从庆历新政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如果有, 他吸取了什么教训?他是如何具体地实施变法的?

说明:通过庆历新政的过渡, 自然而然引出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和侧重点。

小组回答后课件呈现以下内容:

过渡语:王安石强调保常、趋时、知变、变中有不变, 他深刻意识到了变法的艰难。因此, 他以经济为核心着手变法, 可谓是一个高明之举。

3. 王安石变法取得了怎样的成效?

请同学们结合《学习评价》上的材料归纳后回答。之后, 通过三个表格分别呈现富国、强兵和育才之法的分析成果 (略) 。其中, 通过均输法、市易法、募役法和科举及学校制度的改革内容四则材料的呈现和解析, 以求突破教学难点。

在该环节的教学中, 教师可适宜增加一些福建地方史的内容, 如变法期间修建的木兰陂水利工程, 至今仍灌溉着莆田十几万亩良田,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总的来说, 变法的成效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课件显示)

(1) 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加强了国家的军事力量,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2) 促进了经济发展, 客观上有利于社会进步。

4. 既然成效这么大, 为什么还说变法失败了呢, 原因有哪些?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可结合两个子问题进行分析概括:

(1) 你对王安石推行的富国政策怎么看?“富国”与“富民”相同吗?

(2) 王安石变法触犯了哪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 请结合史实加以说明?

这两个子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学生对变法失败主要原因的理解。当然, 变法的失败还有其他一些原因, 但让学生据教材归纳分析即可。

学生回答后, 用课件小结变法失败的原因:触犯大地主大官僚利益, 遭到激烈反对;偏重于理财富国, 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没有具体的富民举措, 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执行过程中用人不当, 新法不同程度遭到扭曲, 引起民间不满 (可以个别变法措施为例, 补充相关史实说明) ;宋神宗在变法后期的动摇及其去世, 使保守派重新得势。

说明:该问题是重点, 也是难点, 学生思考与教师讲授必须相结合, 此问题不理解就不足以得出深刻的启示。从对我们今天的现实意义来看, 对失败原因的理解至关重要。

5. 小组探究:

王安石变法对后世有什么启示或现实意义?

在思考这个问题前, 我们来看一段有关还富于民的视频:关注民生百姓意, 还富于民仓廪实。以此为引子, 引导学生联系现实进行思考。

该探究问题是对本专题学习的升华, 也是最有价值的一个问题。教师将给充分的时间让学生进行小组合作讨论探究, 并请个别小组进行展示, 教师做好评价。在评价前, 教师应有所预设。

关于这个问题, 一般参考书上会列出以下三点:改革是历史发展的要求和产物;改革是革除社会弊政, 促进社会发展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手段;改革不是一帆风顺的, 因此, 要求改革者要有超乎常人的勇气和胆识, 行动要坚决彻底, 还要注意用人。

显然, 仅仅这几点, 还不足以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 教师应在讲课前较为深入地理解此问题, 以供适时引导。以下是个人理解, 仅供参考:

(1) 改革是一项综合系统工程, 应该采取积极稳妥的方式推进, 而不能急进。

(2) 在变法过程中, 应该处理好各种利益集团的关系, 要有很强的协调矛盾的能力, 要善于倾听他人的意见, 积极主动地反思变法中的失误和负面连锁反应, 不断地改进。

(3) 改革者仅有热情是不足以干好事情的, 他应该密切关注现实, 了解来自民间的声音, 以人民利益为重, 要积极采取还富于民的措施, 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让百姓享受到改革的成果, 领导者要有公仆意识, 政府要有服务意识, 建立一个服务型的政府。

(4) 善治当用良吏。不仅领导者要具备良好的个人素质, 具体的办事人员也同样需要能力与道德并重, 要做到政令通达, 严格和完善监督机制, 反腐败, 防止扭曲政策, 在以法治国的同时, 还要强调以德治国。联系现实, 从政府部门来看, 我们应该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

(5) 要坚持反垄断, 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保障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说明:通过小组讨论探究有感而发, 紧密联系改革开放的现实, 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

(三) 课堂总结

用课件显示知识纲要, 由学生归纳总结, 复习本专题的基础知识, 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和语言组织及表达的学习能力。

(四) 教师结语

第二次罢相后, 王安石写了一首《梅花》诗, “墙角数枝梅, 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 为有暗香来”, 表达了他的无奈、孤独与一如既往、九死未悔的政治理想。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王安石变法失败了, 但其变法中用金融市场调控管理国家的超前意识及意志坚定、果敢改革的“三不足”精神则是留给后世的一笔珍贵遗产。

历史都已过去, 我们也不用去苛求古人, 因为我们的认识是建立在前人智慧基础之上的。

说明:前后照应, 联系现实, 升华思维。

三、教学方法和策略

1.教学方法。本课教法主要采用了问题探究法, 通过设置“问题情景”激发学生的好奇心, 在问题设置上注重层次性;启发式教学法贯穿本课始终;同时还通过讲授法、演示法等, 抓住一些关键的知识点和历史概念, 由点带面, 循序突破。在学法上, 主要有阅读法, 包括学生自读和教师导读;小组合作学习法和讨论法, 主要运用于重、难点的突破上, 如本专题中对变法现实意义的探讨。

2.教学策略。本课主要采用了情境教学策略, 如通过温家宝同志引用王安石“三不足”言论的材料情境导入,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问题激发策略:通过教师较严谨的过渡设问及相关问题串的设计, 解难释疑, 引导学生的思维活动, 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合作学习策略:通过学习小组交流、讨论等方式, 让学生的思想产生碰撞, 在合作中相互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摘要：《王安石变法》是高二历史选修中的重要一课, 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从创设情景、导入新课到师生互动, 进入新课的学习环节, 教师应通过适当的问题设计, 既注意材料的解读、问题的分析, 也紧密关注学生的学习层次、学习兴趣, 最后通过学生探讨和教师的引导, 联系现实, 感悟历史, 以突破对变法现实意义这一教学难点的学习, 让学生从中认识到王安石的果敢、策略和失误, 并体会到改革是一项综合系统工程, 应关注民生, 不能冒进, 善于用人和协调各种矛盾, 营造一个良好的政治和经济环境等。

王安石变法有感 篇5

公元11世纪后期宋朝的第六个皇帝神宗赵顼引用王安石，置三司条例司(财政税收设计委员会)，创行新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桩大事。这事情的真意义，也只有我们今日在20世纪末期，有了中国近代史的纵深，再加以西欧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才比以前的人看得清楚。

基于这种观点，我们可以把这段历史题材整个的拿出来重新商榷检讨。

王安石没有被神宗重用之前，已有才名。“宋史”说他“属文动笔如飞”，又“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辩是分析的能力，博是见闻的广泛。其人既有如此才华，因之虽只做得中下级地方官，已得到文彦博和欧阳修的推荐，也有了司马光、韩绛和吕公著的宣扬(后来除了韩绛之外，他们都成了王安石的对头)。神宗于1067年嗣位，初以王安石为江宁府知府，6个月后调他为翰林学士，已有了御前顾问的姿态。

一年之后又任他参知政事(在宋朝可比拟为副首相)，专务“经画邦计”。然而神宗是一个有雄心的君主，一意要收复契丹和西夏占领的国土(其实其占领已在宋前)。他曾对文彦博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备边府库不可不丰。”然则这事国强兵的着眼，一般儒士已把它当作法家宗旨。一代文豪苏轼就说他“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两朝元老富弼更毫不容情地说他“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皇帝之重用王安石新法，引起满朝重臣的反对。

以后这批“反改革派”或被贬派为地方官、或退休。王安石于1070年同平章事(任宰相)，朝中大官能与他合作的只有韩绛、吕惠卿等，兹后被称为“熙丰小人”(熙宁与元丰都是赵顼的年号)。1074年皇帝迫于众议，也可能因太皇太后曹氏的干预，王安石免相，可是不出一年又调回开封平章如故。王安石再相一年九个月，终被罢免，皇帝给了他一个公爵和节度使的头衔，而实际的职位，则是“判江宁府”，也就是归返到他起先在神宗手下第一个官职。

神宗于1085年初去世，继任皇帝哲宗赵煦实足的年龄9岁不到，他未成年时由神宗之母太皇太后高氏(庙号宣仁圣烈)听政。她逐退了王安石的改革派，起用反改革派的先朝重臣如司马光、文彦博和吕公著，一时新法罢免殆尽。可是8年之后太后去世，皇帝亲政，他赵煦又来一次翻案。他不仅重用改革派，并且夺司马光谥，又重修“神宗实录”，以便支持新法，一时反改革派人物被称为“元礻右党人”(元礻右是哲宗于太后听政时期的年号)。

公元11赵煦去世时无子嗣，皇位由神宗第11子接替，此人赵佶，即是后来被金人俘虏死在五国城的宋徽宗。他早有“轻佻”之名，作皇帝确非所长。他在位期间对新法也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他最初支持反改革派，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等也都身后复官。可是仅一年余，前被放逐的章和蔡京又被召回京师居要职。他们也可算得幸臣兼改革派。章 曾任王安石的助手，蔡京则以修史在御前被器重。这时候徽宗赵佶也说“朕欲上述父兄之志”。

于是朝中权要以“绍述”的名义，恢复了一些25年前王安石所行新法，如方田，如榷茶等等。并且又怂恿徽宗将司马光以下120人列为“元礻右奸党”，以后更扩大其名单为309人，镌石于全国州县，以便分辨“忠邪”，皇室不能与他们通婚姻，他们的子孙也不许来开封。王安石则配享孔庙，成为孔孟之外的`第三个圣人。

于是“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过河”。这还不算，即偏安江左，南宋人仍没有放弃由于王安石新法所引起的争执。最近何湘妃发表的一篇文章，即指出宋高宗赵构朝又在修改“神宗实录”和“哲宗实录”。也还是向王安石重新批判。

今日900年后我们从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读历史，已无从确定以上各人的忠邪，同时也无此必要。如章和蔡京确系能干，而前者跋扈，后者谀幸，但是“宋史”把他们两人一体列入“奸臣传”里，又未免太简化历史，并且苏洵斥王安石等“囚首丧面”以论诗书，宣仁圣烈高后在《续资治通鉴》里被赞扬为“女中尧舜”，也都是一面之辞，只能融合中国传统以粗浅的道德观念批评历史人物的办法，这中间只有至善及极恶。我们如被这些观念蒙蔽就容易忽视我们自身读史之目的之所在。

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于11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

和这问题有密切关系而待澄清的，则是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通常被解释为“封建社会”，但这与宋朝的情形就似有出入了。封建着重地方分权。皇室只责成诸候对中央有一定的贡献，其采邑内部的处理，由他们自行裁夺，中国的传统则是皇帝派遣官僚到各处向全民抽税，我们称之为“官僚主义”(bureaucratism)，这是一种中央集权的特殊办法，迄今还没有一部专书，缕列其中各种特征。

我个人长期研究其财政与税收的情形，则发觉这种体系，包括过广，下面的单位过于琐碎，在传统的交通通信条件之下，官方无法确悉每一纳税人的资产，尤其无法追究其转买顶当。至于抽累进税，更是技术上为难的问题。于是只有鼓励小自耕农各安本业，又竭力防制兼并，更以极低的税率，扁平的向全国征收。而且小民收入浅薄，也不能供应法庭审判的费用，于是民法长期间没有进展，政府则提倡各人自我约束(self-restraint)和对人谦让(mrtral deference)。

在行政方面说也就是不注意真切，不讲究效率。好在这些个人的美德，出自儒家经典，也为官僚集团成员所诵悉，因此以道德代替法律，也有长时间历史的根据。纵算理想与事实不符，只要全体官员将这些原则当作口头禅，着重其内部之淳朴雷同，也仍可以保存这官僚集团的完整。

可是北宋开国以来，其朝代本身的特征，已经和上述的情况发生距离。第一，赵宋王朝之为一个朝代国家，在中国历史里最富于竞争性，因此其行政效率非常重要。第二，其收入以银绢和缗钱作基础，也就是其经理倚赖于民间经济比较前进而灵活的部门，而把人力及食粮当作次要。第三，其税收底账根据五代十国间的数目字，比一般的将税率提高，同时政府大规模的开矿铸钱，更使其数目字无法固定，也违反上述简单均一的原则。

综合这些条件，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在公元11世纪已经在某些方面感受需要“现代化”的压力。前面也已经说过，宋太宗赵光义时代军用雨衣和帐篷已经有“好几万段”在库房里霉烂。《宋史》食货志又提出神宗赵顼时内殿库房所积绢32库都已积满，更再积羡赢为20库。如此庞大的物资，实在有以用商业方式管理处置之必要。

最低限度也要让它和民间的市场交流。而民间商业的组织也可以藉此发展成熟，因之能对政府的财政经理和军需工业作第二线和第三线的支持。西欧各国和日本的现代化，也都经过如此的阶段。那么王安石岂不是独具只眼，可以把中国历史一口气提前1000年，为什么他事实上会遇到这么多的阻折?

在重复这问题之前，我们先要知道所谓现代化，以商业的方式管理，或者说是推行金融经济，在数目字上管理，都先要具备若干基本条件。简言之，则是先要承认私人财产权之坚定性，如此其下层机构内才有能确切加减乘除的公数。这说来容易，可是实行起来等于推行一种新的宗教思想，因为所牵涉的不仅是千万人的生活，而是他们生活的宗旨。以西欧言，则经过宗教革命、政教分离才能达到这目的。

次之私人财产之享用转让，也要脱离专制皇权和宗法社会的限制与垄断，不仅司法要独立，而且民法也彻底展开，诸凡婚姻、遗传、负债，签定合同的信用宣告破产的程序都要有合理的处置，不仅法律的条文具在，而且与民间生活习惯也不发生轩轾。北宋期间中书管民，枢密管兵，三司主财，所有重要的数字已经不能对照，而下面则是亿万不识字的农民，社会上又普遍的缺乏中层机构，所以我们也用不着追问他荆国公王安石介甫是否贞忠谋国，已先可断言他的筹划不合实际了。

仔细参考《宋史》里的叙述，我们也可以窥见新法失败的情形，譬如“方田法”以东、西、南、北各一千步为一方，内按土地肥瘠分五等抽税。可是即在畿国的开封府，其测量就产生技术上的问题，有谓“时方时止”，县内有山林，即无从着手。

“免役钱”令百姓一体出钱，以代替“衙前”等向民间征发的义务差役，可是乡民无钱，也等于在农村推行金融经济，而此时金融在城市里反不能展开。

“市易法”不能集中于批发业务，以致执行者自己成为零售商，到街上去卖果卖冰，甚至“卖梳朴即梳朴贵，卖脂麻则脂麻贵”，为神宗亲自谴责。

“青苗钱”以常平籴本1400万作本钱，等于农村贷款，春散秋敛，收息二分。但是无银行主持，缺乏法庭处理贷款的权利义务。有些县官就将整数交给若干农民，也不问他们愿借与否，只责成他们彼此保证，秋后一体带利归还。甚至在执行时，若干县份被指摘并未贷款而向农民一体索息。

以上各种措施都有广泛的利用金钱的趋势，但是新法内的“保甲”及“保马”又反其道而行，科徭役于纳税人，而以集体负责(group responsibility)的方式主持，实际上也是和前述各法作对。

说到这里我们也可以再索问：新法既然如此缺乏成效，为什么王安石这一“问题”会在3个皇帝两个太皇太后之间酝酿得这么久?原始的资料不能供给解答。我们只能据理猜想：当时人没有我们眼光之纵深，却也没有我们这种宿命论(fatalist)的看法，会认为当日新法必不行。

11世纪环境的压力，已经逼着他们找出路。同时新法中有些项目，要是根据各地特殊情形有选择的谨慎的局部施行，也并不是完全虚枉。王安石的传记里说他在见神宗前，曾为鄞县(宁波)县令，就曾试行过青苗钱，最低限度在短期间内有效果。如此可能引起热心的皇帝相信反改革派必是有意从中作梗。并且每次朝廷改变宗旨，也确是权臣扩张势力扶植私人的机会。可是我们仍不当忘记，在中国官僚主义的体系内，政府局部的经商，通常没有好结果的。王莽、桑弘羊、韦坚和刘晏已是一串好例子。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两方面的距离都相去过远。

王安石新法失败的后果，超过过去一般读者之所想象。300年后明太祖朱元璋放弃第二帝国开放性的财政设施，而采取一种保守性和收敛性的体制，与他个人对王安石的反感有关。这种反感见诸文字。

涉猎于大历史，我们也觉得这王安石的故事深有耐人寻味之处：试想900年之前，中国即企图作现代性的改革，而当日欧洲，尚停滞于中世纪的黑洞内。这和本世纪两方的悬殊相比，前后相差何远!然则在这关头我们要摆脱宿命论之看法的话，则更要认识地缘政治(geopolitics)之重要。

无疾而终的王安石变法 篇6

商业繁华的北宋，国库里却没有银子，整个皇朝账本上都是赤字，入不敷出。这让宋神宗头疼不已，绞尽脑汁地想办法。大臣们进言的策略都是陈年策略，没有新意。而宋朝不仅是财政上出现问题，政治上皇权集中，为阻止军阀割据、农民起义连年地招兵，庞大的军事体系，其军费开支几乎占到整个财政支出的十之八九，造成冗兵问题。北宋重文轻武，武将兵权削弱，北宋在与辽、西夏的战争中连年战败，形成积弱的局面，等等。

宋神宗希望国家得到治理的心情太急切，然而大臣中能够顺应他这种思想的人少之又少。改革的风向标已经在朝中吹起，但都得不到回应，重臣多以“根基不稳、守旧思想”而回绝。此时，王安石的名字出现在宋神宗的面前，经过多方询问、考察，王安石的治国思想与宋神宗一致，这让宋神宗对国家改革有了希望。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宋神宗问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变法也正式开始。

王安石变法前后将近15年，改革法令涉及国家财务、政治、军事各个方面。《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等，每项新法令出台后，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国家收入增加，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得以缓解，中、上级官员和皇室减少了一些特权，乡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

新法令颁布，就会有旧制度废除。创新、废旧中间进程没有和谐，总是冲突为上。反对派的利益受到越来越多的威胁，变法的实施也受到影响。

随着王安石辞职归乡、变法集团新人上位、宋神宗的病逝，朝廷中，新旧两派的争吵不断，内斗、争权、清洗、报复等一系列的举动，使变法最后以失败告终，而北宋势力渐渐削弱。

一胜一败 变法炽热化

熙宁元年二月，王安石为推动变法设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它的职能是将原本宋朝的财政由三司掌握，成为政府最高的财政机关。制置三司条例司除了研究变法的方案、规划财政改革外，亦制定国家一年内的收支，并将收入定其为定式。此机构的设立为以后变法的出台和实施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二年，变法有了实质行动。宋神宗任命富弼为首相，王安石参知政事。然而变法并不是靠一个人能完成的，它需要一个团队来合作，宋神宗命王安石组建自己的团队，最初的团队成员有吕惠卿、苏澈、程颢、章惇、薛向、吕嘉问等，变法也正式开始。

变法中第一项法令出台，是为了解决国家财政问题，王安石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为主导思想，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七月，由制置三司条例司议定，《均输法》出台。设发运使总管东南六路的赋税收入，掌握供需情况。凡籴买、税收、上供物品，都可以“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对于京都库藏支存定数，以及需要供办的物品，发运使有权了解核实，使能“从便变易蓄买”，存储备用。此法令的好处是既保证了朝廷在物资方面的需要，又节省了购物钱钞和运费，还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最主要的是没有损失官员半分的官场收入，国库中的银子也翻番地增长。

《均输法》等同于国家开了个买办公司，既然是买办，必定有出售，一定会和商人们争利润。但在皇权时代，即使商业繁华的北宋，商人的地位永远都是最低，和皇家争利润，那是不明智的。所以，《均输法》出台后，北宋“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

王安石变法的第一步以胜利开头，宋神宗看到《均输法》带来的好处，更是鼎力支持，而对《均输法》提出反对意见的官员均被驳斥、贬出京城。

同年九月，史书上最有名的法令出台——《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国家出钱来稳定实价收购，遇粮价贵，国家较市价降低出售，反之，则较市价增贵收购。凡州县各等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此项法令关系重大，它涉及了国家之本——农业。想要变法，必须稳扎稳打地进行，王安石知道这一点，曾上奏变法的事，缓变会有利，急做害处多。可往往计划赶不上变化快，河北转运司王广廉，上奏建议在河北方面卖几千个“度僧牒”，以这个为本钱，在陕西转运司实行《青苗法》。《青苗法》在全国范围推广，阻止是来不及了，只能顺着往下进行，但在实施中出现了诸多的问题，正应了那句老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青苗法》阻碍了官僚、大地主的生财之道，强制借贷现象层出不穷，地方官员强行让百姓向官府借贷，而且随意提高利息，加上官吏为了邀功，额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勒索，百姓苦不堪言。

为了弥补《青苗法》的不足，另一项法令也快速出台—《农田水利法》，条约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修筑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在王安石的倡导下，一时形成“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热潮。北方在治理黄、漳等河的同时，还在几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贫瘠的土壤变成了良田。可是没有达到变法派想要的效果，反而官僚、大地主的利益威胁越来越大，反对变法的声音是越来越多，奏折越来越厚。反对派的司马光亲自写信与王安石“辩论”，名将韩琦也亲自上奏宋神宗。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二月，宋神宗下令废止《青苗法》，命令一出，王安石立即请假回家，不再上班，反对派们欢声雷动，《均输法》和《农田税立法》因《青苗法》的倒台，也不攻自破。

尊严受创 往日同事变“敌人”

王安石就这样败下来了吗？答案是不。王安石请假第十天，宋神宗态度转变，继续支持变法，不再说变法的不是。同时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下令司马光拟旨命令王安石回朝上班。让反对派写圣旨邀请敌人回来上班，可见圣旨上的内容会是些嘲讽字样。

王安石也没让众人失望，回来上班后，第一件事就是同意了司马光的辞呈，这让司马光的两府梦打碎，为变法失败埋下了一个伏笔；第二件以制置三司使条例司的名义驳斥反对派的种种言论，向全国显示自己的地位。也是从这时起，到熙宁四年年底，一年半的时间里，宋朝发生了数不尽的争吵，无数的官员沉浮升降，各种新旧法的颁布废除，往日变法团队的同事也因法令颁布而变“敌人”。

熙宁三年年底，王安石做到首相一职。上任后，就将经济、政务、军事相关的法令放到了一边，将重点转移到改革科考制度，以及后来考生们的学习课本。具体做法，考试不再考诗赋，四书五经也不用倒背如流，改为抽段默写，考的是经义、论、策等讨论文、议论文。说出治国立法的具体办法。学校的平日考核来取代科举考试，选拔真正的人才，称为“三舍法”，即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

而另一项法令的出台和社会治安问题相关，称为《保甲法》。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司农寺制定《畿县保甲条例》颁行。乡村住户，每五家组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有两丁以上的农户，选一人来当保丁，保丁平时耕种，闲时要接受军事训练，战时便征召入伍。以住户中最富有者担任保长、大保长、都保长。用以防止农民的反抗，并节省军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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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才出台与《青苗法》同等重要的新法令—《免役法》。这次变法派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比前两个法令更激烈，往日同事也投向了敌营。也许前两个法令只是违背了祖宗法制，并没有威胁到各自的利益，《免役法》的出台让变法骤然上升到水深火热、你死我活的程度。

同年十二月，由司农寺拟定，开封府界试行，同年十月颁布全国实施。《免役法》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州县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自行出钱雇人应役。雇员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分摊。不管是豪门大族、进士高官，以后都不能高人一等，想像以前逍遥，钱先奉上；原来不用负担差役的单丁户、女户、寺观等五户，也要缴纳半数的役钱，只是视家产多少，与同等级别门户的交税量减半，称为“助役钱”；除每年的免役钱、助役钱和夏、秋两季的税一起交纳外，还要多收百分之二十的钱，用来防备水旱灾荒，以及突发性的战争，叫“免役宽剩钱”。

法令一出，不光是富人反对连穷人也加入到反对的队伍。豪门大族和进士高官等富贵人，再也没有往日高高在上的感觉，尊严扫地。而穷人则是多出来的赋税，这让穷人更穷。王安石也成为全体特权集团的死敌。最先提出反对的是苏轼、苏澈两兄弟，“役人不可不用乡户，犹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名臣文彦博此时也对宋神宗提出官场真谛，“陛下，您是和士大夫阶层共治天下，而不是和平民百姓管理国家”之语，再次让宋神宗对此法令有动摇之心。最后虽没有废除《免役法》，但民心已失。

辞职归乡 变法瞬息万变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国家通过《均输法》、《青苗法》等新法设立，国库充裕，王安石开始侧重军事的改革，让北宋“富国强兵”，摆脱与辽、西夏连年战事。

设立《裁兵法》，整顿厢军及禁军：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和测试士兵，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将兵法，又叫“置将法”。废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渐推广的办法，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置将与副将一人，专门负责操练军队，以提高军队素质。《保马法》，神宗时，宋朝战马只有十五万余匹，政府鼓励西北边疆人民代养官马。凡是愿意养马的，由政府供给马匹，或政府出钱让人民购买，每户一匹，富户两匹。马有生病死亡的，就得负责赔偿，但遭遇到瘟疫流行，死了不少马匹，徒增民扰。不久废止，改行民牧制度；《军器监法》，广设军器监，负责监督制造武器，并且招募工匠，致力改良武器。

北宋于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在王安石指挥下，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甘肃临夏)、岷(甘肃岷县)等五州。宋军收复五州，拓地2000余里，受抚羌族30万帐，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

王安石在宋神宗面前越来越受重视，反对派接连上奏诉说王安石的过错及变法的失利。熙宁六年大旱，安上门监郑侠画《流民图》，图中流民或身背锁械，或口食草根，告诉皇上说旱灾是王安石造成的，神宗大受刺激，对变法产生重大怀疑。司马光又上《应诏言朝廷阙失状》，随着改革深入，变法最大的支持者宋神宗发生动摇，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出知江宁府。变法运动由韩绛、吕惠卿等人继续执行，吕惠卿师心自用，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二月，召王安石回京复职，继续执行新法。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爱子王雱(字元泽)病逝，王安石求退金陵，潜心学问，不问世事。变法也随着他的隐退而走下坡路。

王安石的变法最终失败了，一是触动了官僚、皇亲国戚、大地主、富商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极力反对。二是皇权时代，变法的法令初衷都是好的，但在实施的过程中，往往地方官吏擅自改动法令，如《青苗法》利率规定为百分之二十，官员擅自提到百分之三十；政府要抑制私商，官员用更坏的官商代替私商；政府要用交钱代替差役，官员就拼命敛钱。

除了上述的原因，变法失败不只有反对派的阻挠，变法派的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王安石的固执己见、树敌众多，都影响着变法的成败与否。而重新诉说王安石变法，给我们的经验是变法是没有错的，错的是不看清当时的国家状况、朝中动向而急功近利。

变法讲究不求最快，但求最好！

编辑：李彦

王安石变法 篇7

《资治通鉴》仿佛一手撰成, 其中脉络四通八达, 内无滞碍, 说明在前78卷中表达的政治观点在后半部分中得以延续、强化。在前四朝史中, 司马光系统地表达了他的保守政治观点, 对社会生活、国家政治的方方面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这一立场同时贯穿到了后十二朝史的写作当中, 时司马光虽在西京, 但并未远离现实政治斗争, 如有熙宁七年 (公元1074年) 四月上《应诏言朝政阙失事》[2]P350, 元丰五年 (公元1082年) 作《遗表》、《奏弹王安石表》等, 俱为其惓惓于时局的表现。其《进书表》说:“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 察其愿忠之意, 以清闲之宴, 时赐省览, 鉴前代之兴衰, 考当今之得失, 嘉善矜恶, 取是舍非……”[1]P9607-9608也足以表明他以史寓时政, 评论、攻击政敌, 捍卫北宋朝廷的意图。

兹将《通鉴》中借史事、史论对王安石等人进行的熙丰变法的最具攻击力的数点内容埒列, 自不免挂一漏万之嫌, 但由于篇幅限制, 不及细细讨论。

一、《资治通鉴》论朋党与北宋统治者“异论相搅”的驭臣术

1. 司马光论朋党的现实用意

王安石变法时, 朝廷反对变法的士人就指出他有结党之嫌。熙宁二年五月, 王拱辰劝谏皇帝:“又言牛李党事方作, 不可不戒。”[3]P1640六月吕诲奏劾王安石罪:“……背公死党, 六也;……朋邪附下, 九也……朋奸之迹甚明。”[3]P1644在十条罪状中列了两条有关他聚结朋党的控告。三年“王安石常欲置其党一二人于经筵”[3]P1644;四年四月“王安石屏异己者, 数月之间, 台谏一空”[3]P1679;七月刘挚上书谓:“上风寖成, 汉唐党祸必起矣。”[4]P558力图借口朋党之罪这种最高统治者最为忌讳的嫌疑来打击变法派。

早在熙丰变法前, 司马光在前四朝史的编集中, 已经寓有警惕党争之意。他把战国时声名大著的“战国四君子”的养士行为归入朋党, 一反常论。论孟尝君养士曰:“今孟尝君之养士也, 不恤智愚, 不择臧否, 盗其君之禄, 以立私、张虚誉, 上以侮其君, 下以蠹其名, 是奸人之雄也, 乌足有哉!”[1]P78这一条与王安石变法时保守派攻击他的罪状极为相似, 下将论及。引扬雄论断, 把战国四君子斥为“奸臣”[1]P216;引班固谓四君子败坏臣礼, “背公死党之议成, 守职奉上之义废矣”[1]P606;又元帝时刘更生忧懼政局倾危上书:“朝臣舛午, 分曹为党往往群朋将同心以陷正臣。……若孔子与颜渊、子贡更相称誉, 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传相汲引, 不为比周……放远佞邪之党, 坏散险彼之聚, 杜闭群枉之门, 广开众正之路, 决断狐疑, 分别犹豫, 使是非炳然可知……”[1]P912司马光大段地引此书奏内容, 是很有远见的政治眼光使然。

当王安石变法深入之时, 也是司马光他们编集《通鉴》同步进行之时, 故他们对唐代的党争着墨较多, 有回应当代政治朋党之争的现实用意 (2) 。《通鉴》记载唐朝皇帝不断以“朋党”为名打击大臣:高宗显庆四年 (公元659年) , “洛阳人李奉节告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使李巢朋党事, 敕 (许) 敬宗与辛茂将鞫之”[1]P6312;龙朔三年 (公元663年) , “杨德裔以阿党流庭州”[1]P6334。肃宗乾元元年 (公元759年) 贬房琯为幽州刺使, 刘秩、严武同受贬斥, “皆琯党也”[1]P7057;乾元二年, 李岘为崔伯阳求情, “上以为朋党”, 贬为蜀州刺使[1]P7077。《通鉴》又载德宗末年王叔文党排斥异己, 流贬政敌, 后在顺宗元年 (公元805年) 被贬、被处死, 其党被流远州[1]P7603-7619。北宋保守派不断地上书言王安石朋党事, 都有假皇帝之手打击政敌的目的。元丰五年 (公元1082年) , 司马光《遗表》称:“ (王安石) 喜则数年之间援引登青云;怒则黜逐摈弃, 终身沉草莱……于是忠直远屏, 奸谀竞进, 为之腹心羽翼以干禄徼利, 遂使中外权要之任, 非其党羽不得处也。”[2]P430-431《奏弹王安石表》:“朋党鳞集, 亲旧星攒, 或备京畿, 或居重任, 窥伺神器, 专制福威, 人心动摇, 天下惊骇……臣之与安石犹冰炭之不可共器。”[1]P1874司马光的奏劾语相当刻薄, 其政治意图即是要以王安石专权独任, “窥伺神器”, 危及皇帝的绝对权力和王氏树朋党, 败坏朝政为罪名, 并劝皇帝借鉴汉唐党祸的教训, 动摇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 (3) , 进而打垮政敌。故司马光一再在《通鉴》中警示需警惕“党争”, 属于和在朝的保守官员内外呼应的斗争策略, 彼在朝直接针砭、歪曲新法, 而司马光在西京则寻求立论根源。

2. 司马光朋党论对《左传》论朋党意的阳奉与阴违

陈垣《胡注通鉴表微》云:“《通鉴》书法, 不尽关褒贬, 故不如《春秋》之严。温公谦不敢法《春秋》, 而志在续《左氏传》, 有所感触, 亦仿左氏传设辞‘君子曰’而称‘臣光曰’以发之。”[5]P15《通鉴》书法, 不尽关褒贬, 而是有它明确的现实用意, 如上述;“如《春秋》之严”, “不敢法《春秋》”云云, 司马光在论朋党之事上, 并不是原原本本地遵循《春秋》的义例, 以凛然不可侵犯的历史裁判者面目作出自己的是非判断。对照《左传》与《通鉴》的承续关系, 可以发现这是唯一的例外, 胡三省也没有指出来, 或有为尊者讳的缘故。

《左传》反对国君树党、大臣树党的行为, 它褒扬大臣之间和睦、谦让的风气。晋国范宣子让荀偃将中军, 结果诸将皆让, “晋国之民, 是以大和;诸侯遂睦……”[6]P895齐晋鞌之战后晋将帅士燮、郤克、栾书三人让功, 杜预注:“传言晋将帅克让, 所以能胜齐。”[6]P658-659晋楚绕角之役后, 晋国经常师出有功, 归因于栾书“常从其 (按指知庄子、范文子、韩献子) 谋”。[6]P694《左传》反对大臣之间争纷不断, 这个传统并没有被司马光继承。较早地表现出他对《左传》的“春秋义理”偏离的是, 他大段地援引曹魏蒋济谏明帝宠任刘放、孙资的上疏:“臣闻大臣太重者国危……夫大臣非不忠也, 然威权在下, 则众心慢上, 势之常也……众臣见其能推移于事, 即亦因事而向之。一有此端, 私招朋援, 臧否毁誉, 必有所兴, 功负赏罚, 必有所易, 直道而上者或壅, 曲附左右着反达……臣窃亮陛下潜神默思, 公听并观, 若有事未尽于理而物有未周于用, 将改曲易调……然人君不可悉信天下之事, 必当有所付;若委之一臣, 自非周公之忠、管夷吾之公, 则有弄权败官之敝。”[1]P2342-2343此论调隐然是北宋朝廷“异论相搅”的驭臣术的先声。

北宋朝廷在建立之初就形成了互相制肘的政治体制, 普泛性地反映在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到了真宗时, 皇帝更发明了“异论相搅”的理论:“ (曾) 公亮:‘真宗用寇准, 人或问真宗, 真宗曰:‘且要异论相搅, 即各不敢为非。’”[7]P5169皇帝惟恐大权落在某一派系或某一人手中, 总是同时并用一些政见不同的人员, 并且加重谏官御使的劾奏之权, 使彼此牵制。从宋神宗用人的实际行动看, 先后有富弼、文彦博、冯京等人与熙丰变法派同时被任用, 或在中央政府任宰相, 或枢密使, 或参知政事, 特别是在冯京于熙宁三年任参知政事以后, “士大夫不逞者, 皆以京为归” (4) , 在朝廷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法过程中, 保守派的鼓噪从没停止过。北宋变法之前和进行中时的政治活动中充满不和谐的气氛。变法派和保守派互相辩争、詈骂:

(1) “流俗”与“乱常”

王安石:“臣但见其能一切合流俗, 以为声名而已, 富弼若用其智略, 无以过人。”[8]P404

范纯仁反击说:“ (王) 鄙老成为无用之人, 弃公论为流俗之语。”[9]P758

刘挚:“今天下有喜于敢为, 有乐于无事;彼以此为流俗, 此以彼为乱常。”[4]P558

(2) “君子”与“小人”

王安石:“君子以类族辨物, 族各有其类, 物各有其辨, 则君子小人见矣。”[10]P419

富弼:“大抵小人惟喜动作生事, 则其间有以希冀, 若朝廷守静, 则事有常法, 小人何望哉?”[3]P1636

(3) 论“异论”

王安石:“ (流俗之人) 于君子立法之意有所不思, 而好为异论。”[7]P5419

吕诲:“臣究安石之迹, 固无远略, 唯务立异。”[4]P495

在此, 我们看到变法派与保守派的口吻很接近。南宋陈亮说:“及熙宁、元丰之际, 则以变法为患。虽如两苏兄弟之习于论事, 亦不过勇果于嘉祐之制策, 而持重于熙宁之奏议, 转手之间, 而两论立焉。虽自以为善事两朝, 将使其君何所执以为据依哉?”[11]P126当时转变政治立场的人相当多, 苏轼兄弟只是从庆历新政的改革派转变成熙丰变法的保守派的政治家们的缩影。这种在宋代极为普遍的现象, 与“异论相搅”以皇帝为中心最终定夺大臣建树的驭臣术的政治体制有着决定性的因果关系, 所以, 陈亮这段话的结语是不对的。变法派与保守派都在皇帝面前标榜自己是君子 (5) , 对方是小人, 在实质上都在争取皇帝本人对是非忠奸的最后裁定。北宋的政治斗争是非不分, 徒争是非, 亦徒滋混淆。

司马光的亲身经历亦说明他对北宋皇帝使异论者跻于一堂的制度颇为赞赏。熙宁三年 (公元1070年) , 他在《辞枢密副使第五札子》中说:“陛下今兹不次用臣 (按此指为翰林学士时) , 必以识虑为小有可乘。”[12]P298感激神宗的任命。在司马光政见与变法派不合后, 神宗反而更擢拔他为枢密副使, 这使他在十多年后 (元封八年, 公元1085年) 仍念念不忘:“向在朝廷之时, 屡言新法非便, 触忤权贵, 冒犯众怒, 争辩非一。先帝怜其孤忠, 不以为罪, 仍蒙宠擢, 置之枢庭。”[12]P339

出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 他要以《春秋左传》中对朋党之祸的鞭笞为武器来压倒政敌, 但另一方面, 他又不得不对北宋皇帝“异论相搅”的驭臣术心有领会, 甚至深加赞许。在朋党问题上对春秋义理的阳奉与阴违, 体现出司马光作为一个严谨的史家与一个圆滑的政客的人格分裂。

二、论最高统治者选择宰执及大臣和政治隆替的关系

当代政治生活的“异论相搅”的体制主宰着每一个士人的命运, 大臣们都有可能得到皇帝的恩宠。《通鉴》在总结、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同时渗透进了司马光的政治意图。司马光特别注重迎合最高统治者的绝对权威, 倚重于皇帝选择宰执大臣, 以希冀动摇神宗对王安石的独任和对变法派的信任, 改变政治变革的方向, 推翻变革进程。

在曹魏景初元年 (公元237年) 的史事后, “臣光曰”谓:“为治之要, 莫先于用人, 而知人之道, 圣贤所难也。”[1]P2329后周显德四年 (公元957年) 中书舍人窦俨进言曰:“为政之本, 莫大择人;择人之重;莫先宰相。”[1]P9571唐代太宗任用房玄龄、杜如晦、马周、魏征等大臣为宰辅, 取得国家在短时间内强盛的局面;武后任用狄仁杰、张柬之等能臣继续唐初的强盛势头, 长安四年 (公元704年) 朱敬则为相, “以用人为先, 自余细务不之视”[1]P6570, 深得司马光的赞许;玄宗前期任用姚崇、卢怀慎、宋璟、张说、张九龄等为相, 取得“开元盛世”的业绩, 和后期信任李林甫、杨钊为相, 国政日颓, 终于爆发“安史之乱”形成泾渭分明的对比。司马光在大量史实的基础上论证了“为政之本, 莫大择人;择人之重;莫先宰相”的政治观点。

结合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保守政治立场, 司马光在其编集的《通鉴》中论宰执大臣时, 归结起来有三个方面的标准。

1. 反对任用善于聚敛之臣

《通鉴》以大量的事实论证了历朝盘剥百姓, 导致国力枯竭、民生凋敝, 最后倾覆朝廷的事态发展过程 (6) [1]P6026。玄宗朝杨钊以善聚敛遽升为宰相, 在他专判度支事时, 司马光就引苏冕语阐发他的忧虑:“洎奸臣广言利以邀恩, 多立使以示宠, 刻下民以厚敛, 张虚数以献状;上心荡而为奢, 人望怨而成祸……仲尼曰:‘宁有盗臣而无聚敛之臣!’诚哉是言!前车既覆, 后辙未改, 求达化本, 不亦难乎!”[1]P6890-6891唐德宗聚敛成性, 司马光以“臣光曰”发议论:“王者以天下为家, 天下之财皆其有也, 阜天下之财以养天下之民, 己必豫焉。或乃更为私藏, 此匹夫鄙志也。”[1]P7510由此, 他反对任用专事聚敛的臣子为宰执大臣。司马光比较赞赏唐代第五琦、刘晏这样的臣子, “至德初, 第五琦始榷盐以佐军用, 及刘晏代之, 法益精密。初岁如钱六十万缗, 末年所入逾十倍, 而人不苦”[1]P7261。并专为刘晏写了数百字介绍其任职始末及政绩成效[1]P7285, 称其为中唐后第一能臣。这种写法和司马光的反对王安石行新法的奏疏呈现出惊人的相似。熙宁七年 (公元1074年) , 司马光上《应诏言朝政阙失事》, 移用熙宁三年 (公元1070年) 《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语[12]P295: (新法) “广散青苗钱, 使民负债日重, 而县官实无所得……青苗免役钱为害尤大……臣恐鸟穷则啄, 兽穷则攫, 民穷困已极, 而无人救恤, 羸者不转死沟壑, 壮者不聚为盗贼, 将何之矣?”[12]P325-326表明他一贯的立场。元丰八年 (公元1085年) 哲宗即位, 高太后用事, 司马光上《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谓:“ (新法) 名为爱民, 其实病民;名为益国, 其实伤国。作青苗、免役、市易、赊贷等法, 以聚敛相尚, 以苛刻相驱……”[12]P338这是对以“为天下理财”的王安石的直接攻击。当我们把《通鉴》中诸多反对聚敛的历史事件和司马光奏议联系起来, 可以明显地看到他欲借手皇帝罢免王安石和推翻变法的用意。

2. 反对专任宰相

这固然是维护“异论相搅”的政治体制。司马光编集《通鉴》, 在史事中反对专任某一大臣, 其理由是会削弱皇帝的绝对权力。记周赧王四十九年 (公元前266年) 范睢说秦王:“夫三代之所以亡国者, 君专授政于臣, 纵酒弋猎;其所授者妒贤嫉能, 御下蔽上以成私, 不为主计, 而主不觉悟, 故失其国……”[1]P161前期编集的部分对这种观点表达得不是很明白 (7) 。后十二朝史中对其反对专任宰执这点则阐述得很清楚。中唐代宗时宰相元载专权, “恐奏事者攻讦其私, 乃请:‘百官论事, 皆先白长官, 长官白宰相, 然后奏闻。’仍以上旨谕百官曰:‘比日诸司奏事颇多, 所言多谗毁, 故委长官、宰相先定其可否。’”这种杜塞言路、谋专擅的图谋遭到颜真卿的反对, 把元载比于李林甫, 认为他有过之而无不及[1]P7189-7190。德宗独任杨炎, 杨炎欲为元载报仇, “专以复恩仇为事”, 贬刘晏、变更有司职责[1]P7276-7279, 都受到司马光的批评。司马光他们并以历朝得到人主专任的宰辅不得善终的史事提出警戒。

自变法伊始, 熙宁三年 (公元1070年) , 司马光就以《请自择台谏札子》进谏:“唯恐政事有阙失, 百姓有疾苦, 大臣专恣, 左右奸邪, 天子深居九重, 不能得闻故也。”据札子中说, 当时台谏官员中“稍有怀刚直之志, 畏天下公议, 忧念朝廷, 哀悯百姓, 忤犯大臣, 刺讥左右者, 陛下辄罪而逐之, 更使大臣自择所亲, 以代其任”[13]P306。“大臣”分明指的王安石。熙宁七年 (公元1074年) 所上的《应诏言朝政阙失事》攻击王安石:“陛下既全以威福之柄授之, 使之制作新法以利天下, 是宜与众共之, 舍短取长, 以求尽善, 而独任己意, 恶人攻难, 群臣有与之同者, 则擢用不次;与之异者, 则祸辱随之。”他劝神宗“当自择”, 揭发王安石所任“奉使询访之人”也是其亲党。在王安石的指意下, 州县之吏承迎奉顺[13]P323。《奏弹王安石表》攻击宰辅“窥伺神器”;元丰八年 (公元1085年) , 王安石已退休, 司马光上《乞开言路状》仍数落他“秉政, 欲蔽先帝聪明, 专威福, 行私意……”[12]P349, 《请更张新法札子》:“王安石不达政体, 专用私见变乱旧章, 误先帝任使, 遂使民多失业, 闾里怨嗟。”[12]P351都表达出他反对神宗独任王安石:王安石变乱旧章, 专恣秉权, 误帝聪明, 使民失业。

3. 反对任用精明能干之宰臣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以“三不足”精神进行变法[13]P90-109, 改变自太祖制定的宋朝制度, 而司马光面对英宗以来的国势渐颓的局面, 认为:“改革不是新搞一套, 而首先是恢复赵匡胤和赵炅时期的良法美制。”[14]P33汉纪中“臣光曰”论赞引叔向语:“国将亡, 必多制。”并说:“以今视之, 岂不识足为笑而深可为戒哉!”[1]P1837引古证今, 抚今叹昔, 皆有预言或影射国家政治变更不当的意味。在春秋诸国中, 郑国是比较早变更周王朝成制的, 季札观郑乐的批评是:“美哉!其细已甚, 民弗堪也, 是其先亡乎!”[6]P1121孔子也反对晋国铸刑鼎, 失“唐叔之所受法度”[6]P1581-1582, 子产是郑国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精神 (8) , 变更郑国旧制的执政, 因铸刑书而受到叔向的劝戒[6]P1275-1276。由反对制度变革的争论而及人, 立德与才的标准, 发出臧否人物的议论。贤德如子产, 尚且受到司马光的一概否定, 而况王安石?司马光评战国智伯之亡事:“智伯之亡也, 才胜德也。”并引发了他的大段议论:“才德全尽谓之圣人, 才德兼亡谓之愚人, 德胜才谓之君子, 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 苟不得圣人, 君子而与之, 与其得小人, 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 小人挟才以为恶。”隐然是在变法实施若干年后对王安石的人身攻击语调;“小人智足以遂其奸, 勇足以决其暴, 是虎而翼者也, 其为害岂不多哉!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 国之乱臣, 家之败子, 才有余而德不足, 以至于颠覆者多矣, 岂特智伯哉!故为国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听先后, 又何失人之患哉!”[1]P14从智伯之亡引申到评论政治人物的才德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 指出最高统治者要慎于才德之分而避免任用“才有余而德不足”的宰执大臣。这点更似对神宗任用王安石为相的感慨。

三、结语

作为一个志在续《左传》的严谨史家, 司马光在某些问题上对“春秋义理”的偏离, 恰恰说明了他“鉴前代之兴衰, 考当今之得失”的现实关怀。把握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隐藏的政治观点, 对于我们理解《资治通鉴》的写法很重要, 对于我们理解北宋朝廷的这一段党争很重要。

摘要：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实施变法而退出政府中枢, 在洛阳编集《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的史鉴中反映司马光对政敌进行攻击最具攻击力的有两个方面:以历代朋党之争的祸害和最高统治者对朋党的残酷惩治拟喻现实, 劝勉皇帝要善于从谏, 尤其要谨慎选择宰执大臣。

王安石变法 篇8

一、王安石变法的背景与主要内容

(一) 王安石变法的背景

任何一场变法都是有其特殊的时代社会背景的。王安石变法是宋朝中期一件最重大事件, 更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宋朝初期的统治者为了求稳, 针对具体问题设置了一系列专制集权制度, 它们经过宋太祖、宋太宗等统治者的统治后, 就逐渐成为了北宋的所谓“祖宗家法”。这些“祖宗家法”对于维护政局稳定、国家统一和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自身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 发展到北宋中期, 就集中爆发出来, 形成了积贫积弱的社会局面, 并由此而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冗官冗兵积重难返。其一, 庞大的官僚机构。自从赵匡胤发动兵变夺得政权后, 宋初统治者的主要任务就是稳固赵家江山, 为此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不断强化其专制集权统治, 比如在中央, 就大量增设一些像枢密使、三司、“参知政事”以及审刑院等机构来削弱宰相的权力;而在地方, 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统辖, 就设通判, 监视州郡行政长官, 致使地方行政机构迅速臃肿。其二, 宽松的科举选官。北宋通过科举制度取士的人员数量远远超过隋唐时期。在《宋文鉴》里面, 就记载了宋太宗在位22年, 仅通过科举就授予官职的差不多一万人;此外还有“特恩”制度, 主要针对那些连续多年参加科考而未中者, 特地恩赐他们为本科出身, 并任以官职。其三, 广泛的特权制度。为了笼络地主阶级, 北宋统治者广泛地设置特权制度, 大量吸收封建地主及其子弟参加政权。比如实施“恩荫”制度, 这种制度让一部分高级官员与封建大地主的子弟, 不需要经过科举考试或其它选拔程序, 可以凭藉父祖的资格直接做官。比如说在宋仁宗庆历七年 (1047年) , 仅仅皇族恩荫授官者就超过1000人。在当时的官场中, 形成了官多而庸的局面。其四, 巨增的兵员数量据史料记载, 宋太祖时期养兵只有12万, 到宋太宗时期增到18万, 到宋朝中期, 养兵达到了140万, 是历朝历代养兵最多的。虽然北宋中期军队的数量很大, 但战斗力却很弱, 始终阻挡不住辽、西夏的进攻, 形成了兵多而弱的局面。

2.财政负担日益沉重。冗官、冗兵必然导致官俸、军费开支增大, 致使北宋中期的财政负担沉重。首先, 军费开支巨大, 占到整个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五了。对此, 朱熹在《朱子语类·论兵》中有段话可以作为佐证。他说“自本朝罢了藩镇, 郡州之财已多归于上, 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 也就是说, 中央集权下的国家财政收入, 大多都在了军费开支上了。其次, 官俸开支也非常巨大。据统计, 当时全国官俸约钱1696万贯, 金14870两, 银62万两, 在财政开支中仅次于军费, 占第二位。另外, 统治集团的大肆挥霍对当时紧张的财政状况无疑雪上加霜。比如说, 仁宗时, 国家财政已经入不敷出, 宋英宗平治二年, 财政更是亏空的厉害, 竟达一千五百万贯。国家与朝廷积贫积弱相当突出。

3.内忧外患日趋严重。内忧表现为阶级矛盾尖锐。宋朝中期统治者为弥补财政亏空, 对内加强了对百姓的剥削和压榨, 加上宋朝一直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 纵容大地主大官僚兼并土地, 到王安石变法以前, 全国垦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都被大地主大官僚所霸占, 以至造成“势官富姓占田无限, 兼并冒伪习以成俗”、“富者有弥望之田, 贫者无立锥之地”。而这些大地主大官僚往往又都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因此, 全部繁重的赋税和差役, 便都落到自耕农, 半自耕农和中小地主身上, 致使阶级矛盾不断加剧, 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严重影响了北宋王朝的统治秩序。外患表现为边患威胁严重。由于北宋对外一直实行“守内虚外”的军事策略, 致使宋军御敌不利。自宋太宗之后, 宋军不但无力恢复燕云十六州, 反被不断进攻, 严重威胁着宋朝的统治。另外, 巨大的战争耗费、赔款以及养兵等费用进一步加重了宋的财政危机。因此, 宋朝面临着财困兵弱, 内忧外患的严重局面。为此, 欧阳修曾叹息道“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 兵不足威于外而敢骄于内, 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这正是当时社会矛盾的写照。

(二)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

1068年, 宋神宗登上皇位, 1069年, 宋神宗顺应当时的历史趋势, 重用王安石开始实施变法。从熙宁二年 (1069年) 到熙宁九年, 在这8年内, 陆续实行了农田水利、均输、青苗、募役、市易、方田均税、将兵、保甲、保马等新法。这些措施内容主要涉及农业、商业、军事以及社会管理等四个方面。比如说农田水利法、青苗法、方田均税法等, 就涉及到农业方面, 抑制土地兼并, 促进农业生产, 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均输法和市易法则是关于商品流通领域的改革, 通过国家调控, 掌握商品流通领域的主动权, 从而平抑物价, 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同时也保护了老百姓的利益;另外, 将兵法属于军事方面的改革, 而募役法和保甲法则涉及了社会管理方面的改革。由此可见, 王安石变法并没有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官僚机构的改革。

王安石变法一直持续了十七年, 到1085年, 宋神宗逝世, 变法结束。由于变法是宋神宗发动与主导的, 随着宋神宗去世, 人亡政息, 所有变法全部废止, 变法以失败告终。虽然变法失败, 但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北宋中期的积贫积弱局面, 对巩固当时北宋的统治地位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那么, 王安石变法的“得”在哪里, “失”又在什么地方呢?关于王安石变法的得失, 历史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这里, 我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去分析其变法的得失。

二、王安石变法的得失分析

(一) 从变法主体与参与度来看

1. 王安石变法“得”在得君行道, 尚可破冰前行。

王安石变法之所以能得以推行十七年, 主要得力于皇帝的支持。在封建社会里, 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 士大夫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就需要得到皇权的支持, 没有皇权的支持, 他们的理想抱负就永远只能是空想。所以士大夫要想得到皇权的支持, 在政治方面必须与皇权的需求相吻合。当时, 二十岁的宋神宗即位后, 面临“三冗”、“两积”的严重社会危机, 王安石对此提出了“以理财为中心”的一系列变法主张, 这些变法主张深深地打动了宋神宗, 于是他力排众议任命王安石主持变法, 并给予了高度的信任与支持, 当时两人就被人评价为“上与安石如一人”。在封建时代里, 这种君臣合一关系一直被后来改革者所羡慕。正是在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下, 王安石很快就颁布了一系列新法, 开始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

2. 王安石变法“失”在改革合力弱小, 终成强弩之末。

王安石变法虽然在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下, 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但是随着改革深入发展, 改革派的力量不但没有得到进一步壮大, 反而被削弱了。主要表现为:

第一, 宋神宗的改革意志不够坚定, 难以形成强大的领导力。我们知道, 在封建社会, 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 因此改革最终能否成功, 其关键看皇帝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变法。王安石变法, 其真正主导者是宋神宗, 而不是王安石。关于改革的一切事务, 实际上是宋神宗说了算。所以他的意志就成了改革的风向标。但是很遗憾, 宋神宗的改革意志不够坚定。漆侠教授曾经指出宋神宗“既采纳变法派的主张, 抑制豪强以和缓社会矛盾;又在反对派影响之下, 唯恐抑制豪强而引起地主阶级内部的巨大分裂, 这就陷于难以解决的矛盾中, 从而在他的基本态度中呈现了游移不定、动摇傍徨的特点来。”这是宋神宗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 也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关键。

第二, 改革主体不团结, 难以形成强大的凝聚力。由于当时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以及反对派的围攻等多种因素, 致使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并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稳定的政治集团。在变法过程中, 因为各变法者的地位、利害关系以及动机不同, 他们各自对变法的目的有着不一样的需求。因此随着政局的风云变幻, 变法派往往容易被分化瓦解, 矛盾不断增多, 裂痕日益扩大, 甚至彼此出现争斗交恶。比如说, 吕慧卿这个人, 可以说是王安石变法最为坚定的变法分子, 是王安石推行变法的得力助手, 开始实施的措施都是由吕慧卿起草的。由于王安石第一次辞去宰相之职后, 变法就由吕惠卿与韩绛共同来推行的, 这时他尝到了权力的滋味, 不希望王安石复出, 想自己当宰相, 于是背叛变法, 与王安石分道扬镳。因此, 随着改革深入发展, 改革派的力量不但没有得到进一步壮大, 反而由于内部出现分裂而被削弱了。

第三, 改革力量不强大, 难以形成强大的推动力。王安石变法从变法开始一直到结束, 其改革派力量一直不强。具体表现为, 一是保守派的力量比较强大, 经常压制打压改革派。比如说在中央, 虽然由变法派主持了变法事务, 但是中央内阁许多要职仍为保守派或平庸无能的官员所掌握, 其变法的力量就可想而知了。其二, 在变法的过程中民众参与度不够。变法初衷是要利国利民的, 但在执行过程中并没有贯彻利民的初衷, 变法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与民争利。所以王安石所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思想, 就很难得到老百姓的认同与理解, 从而使新法失去广大民众的支持。可以说, 一场改革如果没有民众的广泛参与与支持, 这场改革注定是一次失败的改革。

(二) 从变法战略策略来看

1. 王安石变法之“得”在谋篇布局尽显韬略。

1069年2月, 宋神宗任命王安石担任副宰相, 开始实施变法。在实施变法之前, 宋神宗与王安石两人曾反复讨论治国的大政方针, 然后确定其治国思路的重心在理财, 而理财的方法就是要从兼并之家手中收回一些“利权”。为此, 王安石设计了一整套富国强兵的改革方案。但是如何把这些改革方案变为现实呢?当时, 王安石只是一名副宰相, 手中无半点实权, 人事权归中书负责, 经济大权又集中于三司。在这种情况下, 王安石的第一项改革就是对经济权力进行重组。他向皇帝建议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 作为国家的最高的财政机构。此机构除了研究变法的方案、规划财政改革外, 亦制定国家一年内的收支预算, 相当于另一个“国务院”, 由此架空三司机构。通过制置三司条例司, 王安石掌握了变法主动权, 手中有一定的人事权和经济大权。这一另起炉灶之举, 体现了王安石的政治韬略和历史智慧。如果说理财是王安石变法的切入点, 那么制置三司条例司就是理财的突破口。后来一系列变法措施基本上就是由制置三司条例制定颁布的。

而且王安石所颁布的一系列理财措施, 不仅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减轻农民的负担, 同时还加强国家对基层社会与经济事务的掌控能力。比如说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等, 都涉及到国家对商品经济的宏观调控, 其思路是非常了不起的。从这些措施本身来看, 王安石真不愧是一个顶层设计高手。

2. 王安石变法之“失”在具体策略矛盾迭出。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一是方法失当改革力量难强大。王安石变法当时所面对的最大难题是少数改革派与多数保守的官僚群体的对峙。因此, 要使改革能顺利地进行下去, 作为改革的主持者必须要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阻碍。但是, 很遗憾, 王安石太自信了, 在变法的过程中并没有注意方法去团结可团结的力量, 而是一味地排斥与自己政见不同的保守派, 结果使改革派处于敌众我寡的劣势局面。

二是异论相搅人为制造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异论相搅”简单地说就是皇帝同时重用政见不同的人来相互制衡, 巩固自己的地位。宋神宗很懂这种帝王之术。他一方面重用王安石, 另一方面也重用一些保守派来牵制王安石这些变法派。而且在“异论相搅”的氛围下, 变法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思想对立与抵触情绪, 不但没有缩小, 反而不断加大, 以至达到势不两立的地步。总之, 在异论相搅的影响下, 变法派与反对派由开始的“国是之争”到“意气之争”, 最后陷入政治斗争。而改革一旦陷入政治斗争中, 变法派往往就很难占上风的, 改革也就走上了失败的道路。

三是急于求成加剧主观与客观的背离。王安石变法的阻力大, 固然是因为新法的内容触动了一些集团的利益, 也跟改革急于求成新法密集推出密切相关, 致使事与愿违, 主观与客观的背离。1069年 (熙宁二年) 是变法的第一年, 王安石于这年2月任参知政事, 7月就推行均输法, 9月又施行青苗法, 11月制定农田水利法, 12月实施保甲法。接着又在1070年10月实行免役法, 1072年3月设立市易法, 5月颁布保马法, 8月实行方田均税法。4年之中, 前法尚未真正落实和巩固, 后法就接踵而至。这么密集地推行, 首先让各级官员非常不适应, 甚至看不懂。当时有人就批评说, 现在“数十百事, 焦举并作”。其次, 致使新法在实施过程中很难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不能及时克服改革的偏差与问题, 使各项改革难以得到完善与深化, 并且还给反对派抓住了把柄, 以此反对变法。

(三) 从变法内容与效果来看

1.王安石变法之“得”在经济管制卓有成效。王安石在经济方面的改革思路就是在发展农业生产基础上, 通过国家对经济的全面控制来提高国家的财政收入, 其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加强了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王安石变法期间, 由于实施农田水利法, 鼓励农民垦荒、淤田、兴修水利, 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当时全国修建成功的水田、民田和官田合计约为363000余顷, 开封府界诸河沿岸实行淤田的结果, 每年就给国家增加数百万石谷。

二是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全面控制。王安石变法的中心内容就是理财, 其理财的关键就是实现国家对经济、财政的全面控制。王安石的理财思想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和实施国家宏观调控, 可以说, 他的理财思想是计划经济的雏形。

一方面, 王安石通过实施一系列像青苗法、水利法、均税法、募役法等制度措施来强化国家对于小农经济的扶植与控制, 做到合理均摊赋税, 从而相对减轻中小地主和底层老百姓的赋役负担, 扩大税面, 保证财政收入。比如青苗法的创立, 实质是通过国家银行对农民发放小额贷款, 创建国有农村金融, 这是财政金融史上的一个创举。在农民青黄不接时, 由政府低额贷款给农民度过饥荒, 使农民免受大地主的高利贷的盘剥, 同时也能增加政府的收入。

另一方面, 王安石通过均输法与市易法介入流通领域对手工业和商业进行控制, 从而对社会财富进行重新调配, 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和大高利贷者一部分权利收归国家, 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也减轻人民受富豪兼并之苦。《宋会要辑稿》史料数据说过:“京师皇室和宗室的经济支出, 要占到帝国财政的三分之一。除此之外, 老百姓还得向他们进贡许多实物, 如绸、绢、绫、罗、锦等, 加上高级官僚的消费, 和军械制造所需翎毛、箭杆、牛皮等, 再加上各地城市所需相应物资, 这个流通量是相当惊人的, 这甚至也是北宋整个商品经济的无穷魅力”。在变法之前, 商品流通领域的主动权被大官僚大地主所掌控, 国家无从宏观调控, 这既不利于物资流通与物价稳定, 也不利于百姓的日常生活, 而“均输法”和“市易法”就是为了改变这种局面。

三是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新法实行数年后, 据有关资料显示, 全国财政收入从宋初的1600多万贯增加到6000多万贯。《青苗法》每年三百万贯;《免役法》每年净赚了一千两百多万贯;《市易法》每年一百三十余万贯。随着这些新法的实施, 各州县每年的收入也大大增加了, 也就是说从中央到地方, 也都慢慢富裕起来了。所以, 王安石的扩大财源的方法, 其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人们称颂变法取得了部分成果, 主要对此而言。

2.王安石变法之“失”在吏治不整政策走样。王安石变法直接从理财开始, 整治吏制没有跟进, 腐败盛行, 吏治不整是他改革的一个致命的失误。一些不法官吏, 打着变法旗号, 利用新法谋取私利。青苗法是在老百姓青黄不接时, 以田里的青苗做抵押, 政府低息贷款给农民, 而之前老百姓一般都是向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借钱, 利息较高。现在政府低息贷款给农民, 这既减轻了他们的负担, 又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然而在青苗法实施过程中, 许多官吏在发放青苗钱时收受贿赂, 有的为了多放邀功, 竟然强行摊派, 由此导致许多农民破产, 苦不堪言。均输法和市易法也是如此, 原本是为了平抑物价, 抑制奸商对农民的盘剥, 结果官商代替了私商, 而垄断的失去竞争的官商对农民的盘剥更为厉害。免役法是纳钱代替差役, 可以减轻农民负担, 使之专事农业生产, 然而实施中贪官们利用20%的免役宽剩钱而任意增加免税钱。总之, 官商们摄取私利无孔不入。毛泽东在总结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时, 认为变法的失败很大原因在于官员的腐败, 并根据这种的历史经验教训, 他反复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 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三、王安石变法的得失对当今改革方法论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王安石变法的得失分析, 它对我们当今改革方法论的启示有以下几点:

第一, 坚持顶层设计与有效执行相结合。王安石是一个顶层设计高手, 整体改革方案比较完美。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究其原因主要就是体制和机制出了问题, 好的设计和制度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比如免役法曾经有一个例子, 一名官员在开封府试行免役法的时候, 故意将农户等级提高。不但没能解决农民的负担问题, 反而进一步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又比如青苗法, 本是为了农民在青黄不接时避免受高利贷的剥削, 而低息贷款给农民, 结果由于政府的借贷政策失误, 形成了官家垄断的高利贷, 同样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问题。可见, 一个好的顶层设计, 并不一定能得到好的结果和好的实施。因此, 改革是否有效, 不仅在于顶层设计, 更在于没有偏差的有效执行。而目前, 我国改革也存在这个问题。中央加强了顶层设计, 很多方案比较完美。但到了下面, 层层拖延, 甚至执行走样。许多好的制度就是执行不了, 执行不好。

第二, 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王安石变法的一个重大失误, 就是急于求成。他觉得新法是一个系统改革, 措施不配套, 就很难执行下去, 故在短时间内全盘抛出, 整体推进, 不管官员能否接纳, 民众能否接受。因此, 造成变法实际效果非常差。它的教训告诉我们, 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场改革运动, 是一场长期而艰巨的斗争, 既要看形势和趋势, 看国家和民族大局利益, 也要看时机和条件是否成熟。任何试图急于求成, 一步到位的改革都很难成功。而我国当前的全面深化改革, 也是系统工程, 涉及方方面面。因此, 要在全面推进的同时, 要抓住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 分区重点, 重点突破, 一步一个脚印, 扎扎实实, 讲求实效。

第三, 坚持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相结合。封建王朝更替的规律表明, 改革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在于对权力进行约束和制约, 进行监督和检查, 从而更好地保护广大民众的权利与利益。在人治社会中, 权力与政策往往容易被腐化或异化为牟取私利的利器, 乃至成为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就是要真正啃改革中的“硬骨头”。其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改革措施方面要执行监督、检查与处罚机制, 让当权者不敢利用政策手段和改革措施牟取私利、欺压百姓。二是公权力方面要对其运行和使用中存在的违规、违法现象进行党纪、政纪处罚和法律制裁。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 近年来, 有少数地方的老百姓对政府的改革开始出现怨言。这又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我国一些地方的少数部门, 没有认真落实与贯彻执行好中央的惠民政策, 存在将其打折或变样, 甚至变成豪取的手段, 这种情况导致百姓不仅不能从改革中获益, 反因改革受损。还有一些地方, 政府职能越位, 与民争利现象频发, 官僚主义严重, 这恐怕会使改革受到负面的影响。因此, 要坚持依法治国, 以“法治”为改革措施的实施护航。

第四, 坚持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相结合。王安石变法主要侧重于经济领域上的改革, 并没有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革尤其是官僚机构的改革。可见, 王安石变法在吏治改革方面的严重缺失, 导致出现了“法是善法, 但人非良人”。这样, 变法的执行结果就可想而知。而在这一点上, 历史上的商鞅变法就做得好得多, 原因在于商鞅除了经济方面改革外还积极推行了政治体制改革, 比如废除秦的世卿世禄旧制, 建立封建官僚制度;另外还积极推行“法治”, 以法来保证变法措施的严格贯彻执行, 虽然后来商鞅惨死, 但秦法却一直在执行, 仍得到良好传承。目前, 我国的经济改革已经推进了三十多年, 成果辉煌;机构改革也进行了好几轮, 可问题依然很严重, 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政治应为经济和社会服务, 因此, 我国应与经济改革相配套, 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在加大反腐的基础上, 适时适度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尤其在当前重点要推进政府改革, 提高政府效能, 创建服务型政府。

王安石变法 篇9

一、三司分庭抗礼与王安石变法

自宋代开国以来就形成一种相对完善的君权与相权之间的制衡格局,当时宋朝还特别强调“得君行道”的理想,宋神宗下令于王安石让其变法,实际上为了推动制衡格局的发展,设置三司条例司的组织就是实施变法的主要团队。宋神宗和王安石二人一个是“好大喜功”,另外一个是“自信太厚”,都希望都通过彻底改革让国家走上正轨[1]。但旧党元老在这种思路的主导下反映出的是不合作态度,宋神宗却不以为然,仍然赋予王安石较为重要的“相权”。王安石本人眼界极高,思路不走古板之路,较为开放,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开放让他变得具有侵略性,尤其是当“得君行道”遭遇旧党元老反对时,他却反其道而行之,把“非常相权”运作到机制,让君主政体逐渐从“中央控制模式”过渡至“宫廷的集权模式”。直到宋神宗即位之初,改革和变法已经成为君主和士大夫等官僚共同默认的事情,有相关文献指明[2]:“当时的宋神宗拥有重塑世界的伟大构想,他把希望寄托在元老大臣,收获的却是让安内的教导和”信赏必罚”的告诫,让神宗心中激起厌恶和失望,在这种情绪的催发下,王安石的经世致用深得神宗赞赏,神宗还邀请其一同治理国家。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标志着他“得君行道”推行变法的开始。为了有力推动变法,他首先做的就是设置三司条例司,虽然受到很多保守派的反对,但王安石却认为“今欲理财,则当收利权”,宋神宗对王安石的看法颇为赞赏。三司执掌北宋财权,变法既然以理财为主,就必将利权紧握手中,王安石向神宗说道“:十人理财,倘若做坏一二件事,反对之论就会乘机而起……键要考量利害多少,不为异论所惑。”指假如十个人共同理财,其中只要有人谋私心,反对之声便会越来越多,主要是考虑其中的利弊占多少分量,不应受言论所影响[3]。宋神宗十分赞同王安石这一番言论,毫不犹豫批准设立三司条例司,并让王安石以参知政事的身份与枢密院陈升共同协商变法之事。变法初期,王安石仅仅是副相,和当时宰相成员合起来是“生老病死苦”,其中,生指王安石的锐气勃勃,一心想通过变法来推动宋代发展。老指右相曾公亮,因年老而首鼠两端。病指左相富弼,因不满王安石所倡导的新法,常称病拒绝外出。死指参知政事唐介,虽然他也反对新法,但不到两月就去世,苦指参知政事赵抃,只要朝廷出台新法,便不停称苦。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所主张的变法因“三省议定”而遭到搁浅和阻碍,不得不送到宋神宗那里。以至于后来王安石在废除条例司时提到创设的初衷:“令分为一司,则事易商议,早见事功……至于白事之人,亦须待四人皆许,则事积而难集。”由此可见,之所以那么迫切设立三司条例司,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最大限度扩张变法派的权力,进而减少在变法期间可能会遇到的阻力[4]。

二、条例司的性质和职能

关于设置三司条例司许多中外学者对它的性质和职能都做出了详细论述,条例司通过发号命令让自己凌驾于中书和三司之间,可以说是一个推行新法的机构。从颁布的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均输法等看,几乎都是针对农业生产、税收、信贷及商业等经济民生部门,所以条例司也被称为“经济计划委员会”。在争取旧有财权系统官属的同时,条例司推行青苗法兼管农田水利、差役事,设置地方财权机构,扩大发运使的权利,逐渐形成上有条例发号命令,下有各路机构悉心执行的以条例司为首的财权系统。条例司的法令具有强有力的人事保障,并不是一纸空文,虽然各路提举常平使的顶头上司不是条例司,但在条例司手中却实际控制着人事变动,所以,监督和领导各路机构和六路发运使条例司的潜在职能,最直接的目的还是推行新法,即为行政权[5]。创建之后,陈升之和王安石兼领枢密院事务,为使变法付诸实现,这个机构一方面让三司判官、发运使、转运使及内外官员,以及“诸色人”等,陈述意见,另一方面吸收一些有志改革之士参加,议论各项问题,讨论范围涉及农田水利、税赋、科率、徭役利害等各个方面,尤其在熙宁二年七月发布均输、青苗(常平法)、农田利害条约等法,确定了“使民出钱雇役”的基本原则,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改革效果。然而变法激起了许多反变法派的强烈反对,职责司聚集了一些资历年轻和毫无主见的官员,变乱祖宗规程,这些反对意见,都间接反映了条例司在变法初始时所起的重要作用。

三、三司分庭抗礼对王安石变法及宋代官制变革的影响

1.正面影响。三司分庭抗礼象征了士大夫治天下的权利已经得到皇帝的正式承认,根据当时的政治思想,皇帝和士大夫虽然地位上有高下之分,但二者都共同承担着治理天下的重任,双方都必须在分工合作的基础上恪尽职守,为人民构建一个合理的生活秩序。王安石在这个理想之下所进行变法取得的相权虽然都是神宗所授予,但不能看成皇帝对下属的赏赐。因为神宗所授予王安石履行皇帝本身的公共职务,并不是属于王安石个人的,所以不是一项私人行为,是王安石作为士大夫在非常时期因变法所需接受了这一项特殊的任务,所以二者都对君相关系的认识更加认真地加以实践。变法重点在设置三司条例司不久后就暴露出来,《宋史·职官志》指出,“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专一讲求,立为新制”等都在强调作为主持变法总枢纽的职能,为了推动新法成为权利中心,迅速出台了一系列新法方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主宰中央财政大权;三司使在北宋元丰官制前执掌财政大权,其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分割相权。然而相权作为最高行政权,如果失去了财权,不方便统筹全局,司马光在神宗即位之初就曾进言,既要掌管财权还要稳固相权,整个相权应该集体过问与统筹处分财权与国用,但条例司只听任王安石一人,故而中央财政大权都由其掌握,皇帝只承担一个虚名。(2)有权弹劾意见不同的官员:王安石在推行青苗法过程中就曾借助条例司反击异议,以此扫除阻力,如条例司便以“坏常平久行之法”弹劾了陕西转运副使陈绎,表现出独大一面。

2.不利影响。(1)破坏了皇帝和士大夫的权利制衡,加强封建皇权专制。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不断向神宗鼓吹独断,主要是为了更加顺利地实行变革,从而造成王权的高度集中。如果从制度上分析王安石的做法,不仅不会推动北宋的继续发展,反而会使其后退。尤其宋神宗在受到王安石鼓吹蛊惑之下在执政方面不断爆出问题,首先,王权的进一步集中导致出现以最有名的“诗得罪”等大量的昭狱,同类案件也因此案件的出现不断爆发,神宗时期成为了当时朝代最频繁的事情。许多奸臣因皇帝的专权更加无所忌惮,甚至还出现了假造御笔的现象。其次,宋神宗在进行决策时任意下达诏谕,根据历史数据显示,每年平均会有大概八十余件的手诏都出自宋神宗,此外,神宗在做每件事时都善于亲力亲为,将权力紧紧掌握在手中,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方式往往会因为过度专权而导致决策上的失误。面对王权的不断专断,宋朝的社会制度也开始下滑,有些官员希望将国家拉回以前的情况,但终究无力回天[6]。(2)政府用人不当,失去民心。宋代的官员选拔制度主要按照学历、资历和政绩等各方面综合选择,较为公正。事实上,官员的选拔在实施变法之前官场风气还是比较正的,都是按部就班地进行。但王安石在实施变法之后,官场的风气骤降,许多官员为了晋升还是通过政治投机来换取利益,行贿受贿、结党营私的现象更是常有出现。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王安石在受到神宗的重用时,一些官员开始附炎趋势和投机取巧,立即组织以王安石为主的官场站队,希望借此机会能升官发财,尤其在变法高潮时期,做王安石的门生是当时最光荣的事情,变法失败,则出现人人都抗拒自己是王安石门生的悲凉情况。官场的风气因这种投机取巧的方式不断变坏,也让北宋处于水深火热当中。此外,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为了强国富民,但运用了不正确的手段,最终失去民心。如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设立了免役法,但在推行此法的过程中存有很多问题。再比如推行青苗法的目的是让免除农民高利贷的负担,但由于政府所实施的借贷政策是存有失误的,形成了官家垄断高利贷的结果,农民存在的问题还是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解决,也是导致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三司使在北宋被中央集权制推向了权力地位的顶峰,然而由于过度集权让三司使的责任变得重大,再加上王安石变法的开展,三司分庭抗礼虽然站在客观的位置,但也无法避免变法的失败。历史上的任何一种变法都要顺应百姓生活及与朝代管制相符,如牺牲民众利益而进行的变革,无论立意和执行者的目的是否单纯,都会失去民心,进而影响国家利益。

摘要：北宋熙宁二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开始实施变法,在变法前他通过设置三司条例司为变法完成权力转移和人事过渡,但终究没有改变失败结局,本文则主要基于北宋三司分庭抗礼分析其对王安石变法及宋代官制变革的影响。

王安石变法 篇10

一、明确目标, 细化课程标准

认知目标分类学的修订者们在布卢姆单一知识维度的基础上, 加上认知过程维度, 建立二维目标分类表, 教师可以借助分类表, 看出知识与认知过程这两个维度间的相互关系。知识维度包括四大类别: (1) 事实性知识是指具体历史细节、历史事件等; (2) 概念性知识是指历史概念、史论、历史知识结构等; (3) 程序性知识是指历史学科技能和方法等操作性知识; (4) 元认知知识是指高于学生认知的知识。认知过程维度包括六大类别: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创造。任何一个强调认知的教学目标都能放在该表的一个或多个方格中。

例如人民版选修1“王安石变法”的学习内容是:了解王安石变法的原则、策略, 熟悉其变法举措并分析其积极意义, 认识变法的积极影响及失败原因。从知识维度来讲, 王安石变法的原则、策略、举措属于事实性知识, 意义、影响、失败原因属于概念性知识;从认知过程维度来讲, 了解、熟悉属于“记忆”层次, 分析、认识属于“分析”层次, 同时, 对意义、影响、失败原因的分析、认识属于“理解”的层次。所以, 本课的教学目标就落在“记忆”与“事实性知识”、“理解”与“概念性知识”、“分析”与“概念性知识”等相交的方格内。

赵亚夫教授指出:“历史教学理应精细化。只有精细化了, 才有独立的学习价值。作为先决条件, 教学目标必须精细化。”由于学习内容表述抽象, 要通过目标分解, 细化为具体的教学目标。例如:

目标1:记忆事实性知识———学生能说出王安石变法的原因、原则、策略。

目标2:记忆事实性知识———学生能熟练地说出王安石变法的举措。

目标3:理解概念性知识———学生能理解王安石变法举措的积极意义。

目标4:理解概念性知识———学生能比较王安石变法与罗斯福新政在调节物价上的异同。

目标5:应用程序性知识———学生能用研究性学习的方法探究王安石变法举措对社会的影响。

目标6:分析概念性知识———学生能认识王安石变法的积极影响。

目标7:分析概念性知识———学生能认识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原因。

目标8:评价概念性知识———学生能正确评价王安石变法。

目标9:评价元认知知识———学生能自己写出王安石变法的知识结构, 检测自己对学习内容的掌握程度。

目标10:创造程序性知识———查阅相关资料, 学生自己写出关于王安石变法的研究性小论文。

以上认知目标可以通过二维目标的分类表直接表现出来:

借助分类表, 教师可清楚地看到各种预期的目标及这些目标之间的关系, 分类表还可以提醒教师, 哪些目标未考虑到, 哪些目标还要设计得更具体些。

二、迁移目标, 优化教学策略

对于涉及记忆、理解和应用的目标, 认知过程类别与知识类别之间通常都有对应的关系:回忆事实性知识、理解概念性知识、应用程序性知识, 使用这些对应关系让教师可以富有成效地进行教学。

记忆是最简单的认知类别, 教师常利用复述策略让学生回忆, 可用动机激发的策略进行激励, 也可按知觉规律提供刺激材料。

理解是学生认知过程中最大的认知类别, 当学生能够从教学内容中获得语言、文字和图形等教学信息并从中建构意义时, 理解就产生了。怎么理解王安石变法的背景和举措呢?教师可以通过历史材料呈现教学内容, 通过问题设计解决教学重点。

教师引用史料:

材料一:天命陛下 (宋神宗) 为神明主, 殴天下士民使守封疆, 卫社稷, 士民以死徇陛下不敢辞者, 何也?以陛下能为之主, 以政令均有无, 使富不得侵贫, 强不得凌弱故也。今富者兼并百姓, 乃至过于王公, 贫者或不免转死沟壑。陛下无乃于人主职事有所阙, 何以报天下士民为陛下致死?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四十》

问题设计:据材料一, 指出北宋存在的社会问题及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

通过史料教学和问题教学, 引出变法原因, 进而得知变法举措。接着就某一变法举措来理解王安石变法的积极意义。熙宁二年 (1069年) , 王安石推行了均输法、青苗法和农田水利法, 均输法作为第一项新法意义最大。

应用就是应用程序去完成学习任务或解决问题, 历史学习中可应用查阅地图、计算年代、收集资料等程序。对于目标5的落实, 教师可采用过程性策略, 让学生通过收集资料、提供证据、查阅文献、调查研究等方式探究王安石变法对社会的影响, 研究性学习小论文可作为课后作业。

三、升华目标, 内化学生认知

像分析、评价和创造的认知过程, 对于提高学生的思维是非常有用的, 一旦发展形成, 它们会长期保留在学生的记忆中。

分析就是把历史事件、历史概念分解成简单的组成部分, 并确定各部分之间以及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分析有三个具体的认知过程, 面对历史事件、历史概念、历史观点, 学生要分别圈出相关的要素要点, 要用概述的方式组织成赞同或否定的观点, 还要确定材料中作者的意图和观点。对于目标7的落实, 教师可提供一些史料情境:

材料二:苏轼亦言:“均输徙贵就贱, 用近易远。然广置官属, 多出缗钱, 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 以为虽不明言贩卖, 既已许之变易, 变易既行, 而不与商贾争利, 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 曲折难行, 其买也先期而予钱, 其卖也后期而取直, 多方相济, 委曲相通, 倍称之息, 由此而得。……”

——《宋史·志第一百三十九·食货下八》

问题设计:均输法在执行时出现了什么情况?如何看待北宋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

材料三反映了苏轼对变法的看法, 学生在推断史料中人物的意图和观点时, 分析能力就慢慢形成了。通过材料, 学生能感受到王安石运行经济政策所遭受的阻力, 从而分析出变法失败的原因。正是通过对变法的积极意义和变法阻力这正反两个方面的理解和分析, 使学生掌握了王安石变法这一概念性知识, 接着就可以进入评价阶段。

评价是根据准则和标准做出判断。评价包括内部一致性判断和外部一致性判断, 学生可检查某历史观点内部是否有矛盾或错误之处, 也可从某历史事件的正反两方面做出判断, 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当从正面判断时, 要用支持正面判断的史实证明, 反之亦然。对于目标8———如何评价王安石变法也要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评价, 教师采用课堂讨论的策略, 让学生讨论后发言, 培养学生全面评价历史事件、历史概念、历史观点的能力。

创造就是把历史要素组成内在一致的整体或新结构, 创造的结果是一个新产品, 如小论文、研究报告、设计图、成果展览等, 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对于目标10, 教师以布置课后作业的策略实行, 学生可以写一篇小论文。

四、测验目标, 强化测评效度

过去教师评价一节课, 关注的是教师能否把知识点讲清、是否突出了重难点、是否运用了有效的教学方法等。现在, 教师关注的是学生的学习成果:学生是否主动参与认知加工活动、学生是否有历史知识的建构、学习目标是否达成、怎么知道学习目标是否达成等, 这些都要进行检测评价才能判定。

教师用集中性测评检查学生在单个目标上的学习深度, 用分布性测评检查学生对主要目标的达成和所遗漏的目标;也可用包括课堂练习和家庭作业等形式的形成性测评, 用正式考试测验做终结性测评。

教师在制定分类表的同时, 制定评价表来判断学生的学习质量, 比如分类表中有10个目标, 每个目标10分, 总共100分, 接着教师向学生说明评分细则和评分标准, 根据学生的解题步骤和解题结果, 得出分值, 并进行总结。用这种量化的方法来测评, 有助于学生认知的深化和提高。

基于目标分类表, 教师可理顺知识类别与认知类别之间的联系, 采用恰当的教学策略和学习策略, 利用复杂的认知过程帮助学生实现较简单的学习目标, 并及时测评检查。教师还可以对目标进行陈述, 参与教学活动、学习活动, 测评作业或对评价准则进行修改, 不断提高它们的一致性。我们相信, 认知目标分类可以有效组织教学沿着应当遵循的科学程序进行, 它有助于教学过程的最优化、科学化。随着教师教学实践的发展和教学理论水平的提高, 必将使教师对历史课堂教学方法熟练起来。

摘要：要向课堂拿质量, 就必须在目标分类学的指导下优化教学过程, 把教学过程变成在教师指导下学生达成学习目标的过程。目标分类学能帮助教师理解目标, 并针对目标进行教学和测评。

关键词：认知目标分类学,学习目标,认知过程类型,目标测评

参考文献

[1]安德森, 等.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 (完整版) :分类学视野下的学与教及其测评[M].蒋小平, 等, 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10) .

[2]童绥宝.谈“目标分类学”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以“鸦片战争”一课为例[J].历史教学, 2012 (4) .

例析王安石变法的两大背景 篇11

例1 阅读下列材料，并回答问题。

材料一 则西戎已叛，屡丧边兵；北虏愈强，且增岁币。国用殚竭，民力空虚，徭役日繁，率敛日重。官吏猬滥，不思澄汰；人民疾苦，未尝省察。百姓无告，朝廷不与为主，不使叛而为寇，复何为哉？……

——枢密副使富弼的上疏

材料二 就宋太祖采取的加强中央集权措施的实际效果，朱熹指出：“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役，虏骑所过，莫不溃散。”

（1）材料一反映出北宋中期面临怎样的社会危机？

（2）“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具体指的是什么？

（3）为什么会导致“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役，虏骑所过，莫不溃散”的局面？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北宋中期面临的社会问题及北宋初期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及后果。回答第（1）问，同学们应该仔细阅读材料，结合关键词“西戎”“岁币”“徭役日繁”“官吏猬滥”“叛而为寇”等，把握材料的大意，然后从政治、经济、民族关系等几个方面来进行概括。第（2）问主要是考查同学们的识记能力。第（3）问同学们要结合采取的措施带来的消极影响去分析判断。

答案 （1）财政困难；官吏冗滥；农民负担沉重，反抗不断；辽和西夏威胁北宋安全。

（2）“兵也收了”指的是宋太祖采取的集中军权的措施；“财也收了”指的是宋太祖采取的集中财权的措施，设盐铁、度支、户部三司负责财政；“赏罚刑政，一切收了”指的是宋太祖采取的集中行政权、司法权等措施。

（3）北宋过分集权，造成政府机构重叠，官员冗滥，财政开支浩大；军队作战指挥不灵，战斗力下降；地方财政困难，由此导致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局面。

二、背景二：庆历新政

例2 阅读下列材料，并回答问题。

材料一 北宋初期，“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澶渊之盟后一直相安无事的契丹也于1042年遣使求关南之地，并且“聚兵幽燕，声言南下”。最终宋仁宗遣富弼为使，“岁增银、绢各十万两、匹”才得以解决。……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责成范仲淹、富弼等在政治上有所更张以“兴致太平”。范仲淹与富弼提出明黜陟、精贡举、减徭役等十项改革主张。

材料二 范仲淹选派了一批精明干练的按察使去各路检查官吏善恶。他坐镇中央，每当得到按察使的报告，就翻开各路官员的花名册把不称职者的名字勾掉。在范仲淹的严格考核下，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寄生虫被除了名。……随着改革的推行，封建腐朽势力诬蔑范仲淹、富弼等结交朋党，并串通宦官不断在宋仁宗面前散布范仲淹私树党羽的谗言。到庆历五年初，宋仁宗终于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将他贬至邓州（今河南邓县），富弼等革新派人士都相继被逐出朝廷。

（1）根据材料一、二，扼要评析范仲淹的改革措施。

（2）材料一、二表明宋仁宗的态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发生如此变化的原因分别是什么？

解析 本题第（1）问要求评价范仲淹的改革措施，同学们应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进行分析。我们知道范仲淹改革的中心环节是整顿吏治。材料一中“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破格提拔有大功劳和有政绩的，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改革科举考试内容，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这些措施都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材料二讲到“封建腐朽势力诬蔑……并串通宦官不断在宋仁宗面前散布范仲淹私树党羽的谗言”，我们也应看到范仲淹改革的措施后来遭到腐朽势力的反对和破坏。第（2）问考查宋仁宗态度的变化，材料中表达得比较明确。至于发生变化的原因，同学们也不难分析出因为范仲淹改革的措施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反对，所以宋仁宗动摇了。

答案 （1）有利于提拔一批人才，提高官府的办事效能，也有利于改善财政状况；但其目的是要裁汰不称职的官员，必然招致腐朽势力的强烈反对。

王安电脑破产之谜 篇12

曾几何时, 王安电脑叱咤电脑业, 年营业额逾30亿美元, 属下员工共31000多人, 要是能保持80年代初的增长步伐, 今日可能已超过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IBM) , 成为年营业额逾千亿美元、全球首屈一指的电脑公司。公司创始人王安原籍上海, 他自小就有非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1945年他赴美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很快, 他在科技发明上崭露头角, 成为华人中第一个被美国电脑巨人IBM聘请的技术顾问。IBM也因为他授权的发明专利, 才得以大力发展商用电脑, 在当时称霸世界。王安还是第一个进入美国“名人堂”的亚裔科学家, 与发明电话的贝尔, 发明电灯的爱迪生等人齐名。

电脑磁芯记忆的专利权给王安带来了滚滚财源。1951年, 王安独立在波士顿创办了王安电脑公司。王安拥有电脑天才, 他把小型电脑系统应用于办公室, 在最适当的时候, 开拓了办公室自动化的市场。上世纪70年代初, 王安公司成为世界办公室用电脑的先驱, 业绩蒸蒸日上。直到今天仍然畅销的桌上型计算器, 也是王安25年前的心血结晶。

但是, 在1990年王安去世前, 王安公司已停发股息红利, 公司股票从1983年的40美元降到1989年的6美元, 1990年又降为3.75美元。王安去世后, 公司尚负债9300万美元。

王安公司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以前, 营业额及纯利润飞速增长了20倍, 为何几年之间一落千丈?

和大多数侨居海外华裔不同, 王安并没有“强迫”其子学习中文, 这不等于王安全盘西化, 他“传子”意识之浓, 可从他把公司大权交给儿子王列中清楚地看出。中国有句老话:举贤不避亲, 荐贤不避仇。其前提是个“贤”字, 但王安忽视了这个前提, 一味“传子”, 使王安电脑向衰落迈出了第一步。

1986年11月, 36岁的王列被他父亲委任为王安电脑公司总裁。此举首先气走了跟随王安20年的销售能手, 接着又有数名骨干辞职, 令其管理元气大伤。王列的工作表现平庸, 但父亲对儿子的期望, 加上王安健康迅速恶化, 王列自然地成为接班人。可是, 他第一次以代主席身份代其父主持董事会议时, 却给人以根本不知道公司发生了什么事情的印象。其时公司已出现财政危机, 可王列还大谈如何改进管理, 令董事会对他信心大失, 公司财政状况由此从不佳变为恶劣。1989年公司营业额减少4000万美元, 支出却增加2亿美元。1989年8月, 竟然出现了公司股东联名控告王安父子的怪事。8月4日, 手术后的王安坐着轮椅向新闻界宣布王安电脑公司1988年财政年度亏损4.24亿元, 同时宣布王列辞职。可是和王安一样, 王安电脑已病入膏盲, 王列的辞职已于事无补了。

王安于1989年8月又委任文耀立为王安电脑主席兼行政总裁, 3年合约, 年薪百万。尽管文耀立有多次令濒临破产公司起死回生的记录, 但他对电脑科技了解不深, 他以为王安电脑仍能创造新产品, 对前景怀有不切实际的憧憬, 未能及时解雇冗员, 结果他把赚钱的投资卖光, 使王安负债减轻, 但产销仍毫无起色。

王安公司60年代不断推出新产品, 70年代推出的办公室用电脑更创办公自动化的新纪录, 前后称雄10年。但此时个人用电脑已销势渐旺, 受到客户越来越多的青睐。王安自傲于自己产品在设计和科技水平上的优势和声誉, 看不清、跟不上转型期的到来, 仍以中型电脑为主攻方向, 结果逐渐失掉了市场。

客户从使用方便出发, 要求厂家保证电脑具有某些技术标准, 以便在不同机种和资料处理系统之间易于交换资料或交互操作。不少公司为适应顾客这一要求, 纷纷推出与IBM微机相容的个人电脑。但王安的固执使他在1985年作出了致命的决策———坚持发展高价且不能与IBM电脑兼容的产品。这种“志气”, 不但违背电脑系统化及软件标准化的趋势, 无法吸引新客户, 而且因独立开发新产品成本太高导致产品及售后服务索价太高, 令老顾客起疑心而转用其他电脑, 致使王安电脑在1989年负债额已高达10亿美元。以科技水准为骄傲, 不管供求规律的变化, 或许是科学家、发明家搞经营的通病。王安也是如此, 用一句西方评论家的话说, 王安“忘记了顾客”。

点评:

1.王安电脑公司衰落的第一个原因是用人不当。王安启用其子作为公司总裁, 本是无可厚非。但关键是其子对公司经营管理近乎文盲。在公司濒临财政危急之时却抓不住要害问题, 而大谈管理问题, 因此使王安公司丧失了挽回败局的机会。同时, 由于王安重用庸才, 伤害了公司几员大将的心, 纷纷离开分司, 使王安失掉了左膀右臂。现在公司的经营管理人才需要有过硬的本领, 古典式的“老板”当家的作法已经适应不了现代市场的需求。除非“老板”是懂管理、会经营的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