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收藏（共11篇）
文化收藏 篇1
我国是文明古国, 拥有灿烂的文化, 文献收藏活动源远流长, 这种文化收藏是文化长期积累的一种体现, 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代表。本文从介绍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元明、清代的文献收藏进而从官府和私家文献收藏两方面来探析我国古代文献收藏的文化价值观。
一、我国古代文献收藏
1. 从先秦到两汉时期的文献收藏。
文献是指有历史价值的文字资料, 我国现在发现最早的文献当属甲骨卜辞。商代对甲骨的收藏占有一定规模。其内容涉及商代社会的各个领域, 可以说是商代社会生活的真实积累。现代学者普遍认为, 殷商王朝集中收藏在库中的甲骨, 就其本质是王室档案, 而不是书籍, 其特殊的用途, 是为满足日后查考的需要。
我国进入周代时, 历史文献收藏与商代相比, 无论是形式、内容、种类、范围都有了明显的进步, 至今有文献可考的, 称之为“天府”的可谓我国最早的文献收藏机构, 其主要职责是掌管天府收藏, 负责的官员叫守藏史、柱下史。收藏有丰富的档案文书、亡命文书、诰、誓, 或各级官府文书、版图、盟约。老子曾任“天府”的馆长, 利用收藏的各种文献, 刻苦研究写出了《道德经》。此外, 各诸侯国也相当重视文献收藏, 其中鲁国藏书较典型, 史官保藏典籍、文献成为当时诸侯国查阅的重要文献源。当时, 文献收藏的代表人物, 首推孔子。相传《诗经》是由孔子编定的。
春秋时代, 各国的地位和存亡瞬息万变, 记载各国史事的史官朝不保夕, 各国的许多旧有的文献资料也因此而纷乱散佚。这在客观上对我国古代官方文献的流传起了扩散和交流作用, 同时也为后起的私门学者提供了利用它的有利条件。在这个时代, “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了, 私人讲学已经兴起, 并逐渐发展。私人办学者有机会有条件利用流传在民间的历史文献和口头传诵资料, 从而进行整理和编纂。所以自古以来, 我国的文献收藏与文化进展密切相连。
秦灭六国, 各国的文献史料汇集于秦, 公元213年, 下令焚烧除秦国以外的各国史书及私人收藏的儒家文献及诸子百家之书。焚书令下, 文献、典籍损失惨重, 可谓文献收藏史上的一大浩劫。秦对利于自己发展的法律、典籍收藏于中央禁室, 由尚书进行直接管理, 而且将法律制成复本分存于丞相府、御史大夫府和各郡县府中, 由法官法吏掌管, 而那些户籍、舆图文献则收集在丞相府。公元前206年, 项羽帅兵攻入咸阳, 火烧阿房宫, 大火三日不熄, 秦国的皇家文献除一部分被萧何接收以外, 其余荡然无存。
汉代初年, 文献收藏活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了新的进展。汉代初年, 统治者首先重视档案典籍收藏。刘邦攻入咸阳, 萧何首先入皇宫, 将图书律令、地图、户籍掌控于自己手中。“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在此背景下, 战火中幸存的诸子百家除儒家外又受到了摧残, 直到汉武帝时, 才广开献书之路。此时, 收藏基本属于官府收藏。东汉官府收藏基本上承袭了西汉的遗志, 收藏内容十分丰富, 除在宫廷内建立收藏处外, 在宫廷外也建立了不少文献收藏机构, 石渠阁就是其中之一。宣帝时还召开了评议《公羊传》、《谷粱传》的石渠阁辩论会。这也是对发展历史文献有促进作用的学术会议。汉代除官府收藏外, 私人收藏也有了很大发展, 出现了刘歆、刘向私人收藏家。汉代造纸术的出现, 作为文献支撑材料的一大历史性变革, 不仅为文献收藏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 也带来了质的飞跃。
2.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文献收藏。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动荡时期。战争不断, 朝代更替频繁, 文献收藏遭到破坏。各个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已拒绝了一大批文献典籍, 其中, 魏、蜀、吴、西晋仍然沿袭汉制, 设东关, 作为集中收藏文献典籍的处所, 而各个王朝的中央尚书、中书、秘书等机构也收藏有相当数量的文献典籍。尤其是南北朝时期, 各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后, 由于文化的滞后性, 加之缺乏组织经验, 十分重视吸取前朝的统治经验和汉民族文化。因此, 对文献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收藏。北魏孝文帝也设立了专门收藏机构, 对文献典籍进行收藏。但总体上看, 此时, 官府文献收藏活动是一种下降趋势, 而佛经译著大量出现, 佛教典籍收藏活动于官府、寺院、道观以及私人收藏都有所开展。东晋之后, 纸张广泛使用, 使文献书写、携带、流传更加便捷, 加之社会动乱, 宫廷秘史和官府衙门的文献典籍大量散落于民间, 私人收藏活动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并且成为补充官府收藏不足的一个重要源泉, 同时, 也促进了私家修史的盛行。
隋唐两代政治局势安定, 各朝皇帝较重视文献收藏。隋文帝利用激励机制, 广开献书之路, 加之灭陈收藏到的文献日益增多, 在东部和西部分别设立了修文殿和嘉则殿两个图书馆来收藏文献典籍。隋殇帝时, 大力发展官府藏书, 其中还包括档案、佛家和道家的文献专藏。隋代各藏书机构的设立, 使其文献收藏量空前丰富, 官府收藏不仅对当时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更重要的是隋朝的官府收藏在我国封建社会政府藏书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3. 宋元至明清时期的文献收藏。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文献收藏, 经过前代的发展, 至宋代进入了繁荣时期。宋代政治、经济的发展, 促进了科技文化的繁荣, 特别是印刷术的广泛使用, 给文献的著述、编辑、整理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史书数量大大超过前代, 体裁广泛。北宋建国之后, 有相当充裕的图书来源, 其一是亡国遗书, 其二是各朝皇帝多方慕求, 加之新编撰书籍和大量补写, 对收藏很有帮助。此外, 宋朝皇宫内, 还设有御用图书馆。南宋一代, 除刚南迁的因战乱无力顾及的文献外, 算是比较重视文献收藏, 既有民间进献的, 也有官方抄录的, 其收藏处所仍然是秘书省、秘阁等地。
元代建国后, 一方面灭金, 接收了金人文献收藏, 另一方面, 接受了宋代馆藏。总体上看, 元代文献收藏多, 管理混乱, 收藏质量也不是很好。
明太祖建国之初, 通过征集元代遗留典籍、文献和搜罗民间藏书, 而且承袭了秘书监制度, 建立了宫廷收藏体系。明成祖时期, 曾派熟悉馆藏官员到全国各地专门收集文献, 收藏达到几百万卷, 明仁宗以后, 皇家藏书继续扩建, 明代后期, 官府收藏趋于完善, 但重收藏, 轻管理。所以, 明朝中后期以后, 明代藏书严重散失, 官府收藏趋于衰落。但私人收藏活动比较盛行, 弥补了官方收藏的不足。
清代, 历经268年, 是我国文献收藏活动变革最激烈的时期。最初, 官府收藏是在国子监、汉文院、内阁, 后来为了编纂的需要, 收集大量文集, 并仿照天一阁模式, 修建了多处藏书处所。四库全书的修成, 标志着清代官府藏书的建立。清代的私家藏书也较发达, 尤其是江浙一带, 藏书之风盛行, 私家藏书贡献不小。不惜巨资, 保存了宋元孤本。同时, 为清代图书编纂进献了大量珍贵图书, 此外, 校刻了大量丛书, 使许多孤本文献得以保存。
二、古代文献收藏与文化价值观的关系
1.官府文献收藏与文化价值观。
官府文献收藏是为了给以帝王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提供服务。统治者为统治政权和阶级利益的需要, 将文献收藏活动看作其政治活动的一部分, 并带有神秘色彩。其价值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治国安邦的决策依据;二是培养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人才;三是实行专制政治, 重藏轻用;四是促进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五是垄断学术和统一臣民思想;六是偏重经史文集的典藏, 而忽视自然科学文献的保存。
2.私家文献收藏与文化价值观。
私家文献收藏价值观体现为藏书私人所用。私家文献收藏目的呈多样化特点, 诸如跻身仕途、诵读之资、私藏公用、修身养性和附庸风雅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萌芽, 当时顺应历史潮流、私藏公用的价值观越来越多地影响和侵蚀着人们的思想。
文献作为文明的产物, 其生命在于流通和利用, 使人们共享, 进行社会再创造。事物都具有两面性, 无论是官府文献收藏的价值观还是私家文献收藏的价值观, 在某种程度上均阻碍过文献的流通与传播以及科学文化的进步, 这是我们要警醒的, 同时, 我们应该积极树立开放、进取的文化价值观, 构建信息资源共享社会机制, 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 让文献信息价值充分被人们共享的美好愿望得以实现。
茶具收藏的文化色彩 篇2
明中叶以后，唐宋饮茶之风再次在宜兴士大夫中兴盛，于是，集壶艺、诗词、书画、篆刻于一体的紫砂壶文化便应运而生，成为茶文化的标志。
据《宜兴县志》记载：明代陶都出现了一位卓越的制壶巨匠供春，他从金沙寺僧处学到制壶技艺，供春被尊为“陶壶鼻祖”。明清紫砂陶器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茶具，即“阳羡茗壶”；另一类是陈设器，即“文房雅玩”。
紫砂陶原料被誉为“五色土”，主要种类有：白泥，色呈灰白、桃红和象牙白；嫩泥（亦称黄泥），色呈浅灰、淡黄和黄红色；紫泥（古称青泥），是制紫砂壶的主要原料，其种类较多，烧成后分别呈松花色、碧绿色、浅赫色；红泥（亦称朱泥），也是制紫砂壶的主要原料，烧成后变朱砂色、朱砂紫或海棠红；绿泥（亦称段泥），大多作胎身外面的装饰泥，烧成后呈粉绿色。“五色土”质地细腻柔韧，可塑性、渗透性强，是一种品质极优的陶土。用紫砂壶泡茶，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茶汤的原汁原味；同时，紫砂壶握于手中便于边畅饮、边赏玩。把玩长久，紫砂壶表面会呈一种黯然之光的老包浆，这是老古玩家最喜爱的。古玩界的传统是：北方老古玩家把玩鼻烟壶，南方老古玩家赏玩紫砂壶，这似乎成了其身份的标志。
鉴赏紫砂壶，其一是赏“泥”。紫砂泥中除含有氧化铁外，还含有一种重要的物质，那就是紫砂。紫砂壶的优劣首先在于紫砂泥的优异，行家把宜兴产茶壶区别为紫砂壶与泥壶，就是这个道理。其二是赏“形”。紫砂壶形态各异，素有“方非一式，圆不一相”之赞誉。中国茶道追求“淡泊平和”、“超凡脱俗”，而“古朴”则是明清紫砂壶的最高境界。其三是赏“工”。与赏玉器之“工”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把精品紫砂壶，壶嘴与柄要绝对在一条直线上，壶口与壶盖要结合紧密。其四是赏“款”。“款”分款式与款识。款式即指样式，如供春树瘿壶、时大彬鼎足盖圆壶、陈鸣远东陵瓜壶，均是名壶样式。款识指壶的作者、题词、镌刻名字，紫砂壶是“诗书画印”一体的艺术，是紫砂壶艺术的外在标志。其五是赏“功”。功主要指紫砂壶的功能美，其主要表现在容量适中、高矮适当、口盖严密、出水流畅这四个方面。
陶都宜兴紫砂壶与瓷都景德镇瓷器不一样的是：前者精品都留有匠师的名款，后者均是无名工匠的作品。故收藏明清、民国、当代紫砂名壶，一定要注意收藏名家作品。
在现在的古玩市场上，明清老壶只有那些田间粗茶壶还依稀可见，仅数百元一把，作为开茶馆泡茶之用仍有古趣。不少新紫砂壶收藏者，专门收集数百元一把的名家仿品，心态平和，自娱自乐，倒也不失为一种新玩法。紫砂壶收藏，修身养性，品茗、品古老的茶文化，才是最本质的文化追求，这是新仿名家紫砂壶能够在古玩市场上风行的一种文化背景。
文化收藏 篇3
珍贵历史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 当代艺术精品是时代精神的文化彰显。珍贵历史文物和当代艺术精品“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 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是各民族智慧的结晶, 也是全人类文明的瑰宝。”因此, 维护国家收藏安全是“连结民族情感纽带、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 也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 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前提。”
事实上, 国家收藏安全不仅是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是国家政治安全的不可或缺内容。遗憾的是, 虽然我们很容易理解前者, 但经常有意无意地忽视后者。汉学家珍妮特·埃利奥特 (Jeannette Elliott) 和沈大伟 (David Shambaugh) 在回顾了三千多年来中国皇家艺术收藏所经历的非同寻常的传奇历程后发现, “在中国,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将皇家收藏视为其合法性的主要来源, 不论执掌政权的是古代的王朝还是现代的政府, 概莫能外。同样, 每一个新政权的皇帝或是领袖, 都希望把自己, 或是自己的王朝和政府与皇家收藏联系在一起, 如此一来, 就可以通过国宝与过去连为一体, 授予自己的政权暂时的合法性。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帝制时代无疑是真理, 在今天依然是真理。”由于国家收藏安全是关系到国家文化安全和国家政治安全的国之大事, 因此, 结合国家收藏安全的历史和现状, 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来观察和思考国家收藏安全问题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一、尊重和保护收藏者的收藏权益是维护国家收藏安全的核心和基础
1. 收藏者的收藏权益是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
1966年12月16日, 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参与文化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50条规定, 文物收藏单位以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收藏通过合法方式取得的文物。《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4条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虽然从理论上讲, 收藏者的收藏权益确实是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 但周坚和费亮的调研却发现, “执法部门、执法人员屡屡违反《国家文物法》保护公民合法文物流通的规定, 近年来该方面案例屡屡见诸新闻媒体, 如引起收藏界震动的发生在湖南桃源县收藏爱好者无故被拘罚的事件, 湖南汝城‘圣旨’风波等。其中桃源县相关部门提出‘在拍卖市场、文物商店以外的场所买卖古玩文物即为非法倒卖’, 当地执法部门以非法经营、倒卖珍贵文物为名, 对当地收藏爱好者进行大范围传讯、拘押并处以大额罚款, 该行为严重违反了国家《文物保护法》。”
尽管以“桃源事件”为代表的严重侵害收藏者收藏权益的恶劣事件最终都从表面上得以解决, 然而, 由于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而引发的执法窘境和社会问题却不得不让人深思。如果不能从立法的高度理清关于收藏者收藏权益的一系列基本法律问题,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关于加强文物市场管理的通知》对文物界定的分歧, 那么, 作为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收藏者收藏权益依然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尊重和有效的保护。
2. 收藏者的收藏权益事关中国国家收藏安全
从中国收藏史来看, 许多珍贵历史文物之所以能够“永存吾土, 世传有绪”, 都离不开私人收藏者的悉心保管和全力抢救。以“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清明上河图》的流转史为例。根据陈传席的考证结果进行估算, 在《清明上河图》从1106年至今共904年的流转史中, 只有大概190年 (约占五分之一) 的时间由元秘府、明内府、清内府和新中国政府收藏, 其余大概714年 (约占五分之四) 的时间都由私人收藏者收藏。从这个意义上讲, 尊重和保护收藏者的收藏权益, 培养和提高收藏者的收藏意识, 不仅是有效保护珍贵历史文物的主要途径, 而且是维护中国国家收藏安全的重要基础。因此,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该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高度, 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国家政治安全的高度, 充分认识尊重和保护收藏者收藏权益的重要性。
二、制定和实施国家收藏安全战略是维护国家收藏安全的重点和保障
1. 确立公共收藏和私人收藏相结合的国家收藏安全战略
对于国家收藏安全战略而言, 私人收藏具有蓄水池的重要作用。因为私人收藏品的最终归宿, 除了后人继续收藏外, 无外乎出售、散失和捐献。古今收藏, 时私化公, 时公转私, 聚散无定, 相互补充, 各有短长。如果说公共收藏是“渠”的话, 那私人收藏就是重要的“源”。
举例来说, “新中国成立初期, 收藏文物的各界人士常将珍藏献给国家, 如北京张伯驹、天津周叔出、上海潘达于、合肥刘肃等, 郭沫若、郑振铎等文化要人更是将收藏的甲骨、陶器等悉数交给国家。这些慷慨捐赠, 缓解了故宫等处大量宝物被运至台湾而造成博物馆藏品不足的窘境。”又如, 周绍良曾多次致函故宫博物院, 表示愿意捐赠他收藏多年的1000余锭有干支年款的珍贵清墨。他在信中写道:“这批墨, 是一批重要文物, 全部是有年款干支的, 可以说, 自有清墨纪元干支的, 我这1000锭左右可以说是集大成, 而且也是您馆所缺的一部分, 合在一处, 最可合适。”在周绍良看来, “世界上的事聚散无定, 文物收藏也是这个样子。无论是无偿捐献还是低价转让, 只要是对学术界有用、只要是进了国家的收藏, 就是有了个好婆家’。”周绍良的态度可以说代表了相当大一批收藏者的心声。
首先, 由于政府财力的约束和公共资源的稀缺, 因此, 完全依靠公共收藏机构维护中国国家收藏安全实际上是很不可行的;其次, 由于私人收藏者对自己的收藏品通常都怀有很深的感情, 因此, 他们往往会比公共收藏机构的管理者更为尽心尽力;最后, 由于收藏品的安全会受到许多不可预料因素的影响, 因此, 珍贵历史文物的分散化收藏有助于规避集中化收藏风险。就国家收藏安全而言, 有必要将公共收藏和私人收藏相结合的收藏安全战略提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 树立和倡导公私结合、私藏为国的和谐收藏理念, 建立和健全国家收藏安全评估体系, 积极扶持、引导和借助民间收藏的力量来维护中国国家收藏安全。
2. 确立强力保护中国珍贵历史文物的国家收藏安全战略
总的来看, 中国的政府主管部门无论是在新出土文物的保护方面, 还是在文物非法流失的打击方面, 都大有改进的余地。
就前者而言, 虽然中国的政府主管部门在文物保护方面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和“配合基本建设为主、主动发掘为辅”的原则, 但其实主要是抢救发掘和配合发掘。许多文物考古工作者无奈地称自己的工作“一是配合基建, 二是配合盗墓”。“近几年来, 我国的盗掘古墓葬现象呈现了迅猛之势。资料显示, 国家文物局对外公布的每年古墓葬被盗数量是数千座, 事实上, 每年新增被盗墓葬数量远不止这个数。此类案件在各地频繁发生, 暴露出我国基层文物保护工作的不足, 也折射出我国文物执法的现实困境, 更对我国文物法律法规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不仅如此, 很多盗墓犯罪分子在野蛮盗掘墓葬和洗劫随葬物品的同时, 还大肆损毁文物和破坏墓葬遗址, 给正常的文物考古工作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
就后者来说, 情况也不容乐观。根据马继东的调查, 1986-2002年, 厦门海关共查获和收缴各类文物近15000件;1995-2001年, 天津海关共查获和收缴各类文物8691件;1999—2005年, 大连海关共查获和收缴各类文物6704件。根据彭中天的估算, “按照深圳海关5%的抽查率, 以10年时间查获文物走私数量为计算依据, 再结合海关总署的数据进行推测, 这10年时间, 我们走私出去的文物是800万件。尽管不一定准确, 但数字一定很惊人, 这一数字超过了当年侵略者的掠夺。”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针对文物盗掘和文物走私的专项整治显然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从长远来看, 必须建立各级地方政府的文物保护问责制, 研究和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流通法》, 从根本上解决古墓葬的盗掘问题和文物非法流失问题。就国家收藏安全而言, 有必要将强力保护中国珍贵历史文物的收藏安全战略提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 树立和倡导上下齐抓、防范到家的文物保护理念, 建立和健全国家收藏安全监测体系, 积极发动、引导和借助基层群众的力量来维护中国国家收藏安全。
3. 确立系统收藏中国当代艺术精品的国家收藏安全战略
国家收藏安全所涉及的收藏品既包括作为不可再生资源的珍贵历史文物, 也包括彰显时代精神风貌的当代艺术精品。2005年, 文化部和财政部耗资1.05亿元联合组织实施了旨在“支持和鼓励艺术家进行新作品的创作, 推出以重大历史题材为主体内容的新作品”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虽然这可以视为国家系统收藏中国当代艺术精品的行为, 但问题是, 第一, 该“工程”主要以“反帝、反封建、反殖民主义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重大历史事件”为主要内容, 题材单一;第二, 该“工程”的主要目的是“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上一份厚礼”, 并不是长期性和制度化的公共收藏行为。因此, 该“工程”还算不上系统收藏中国当代艺术精品的国家行为。
事实上, “在很长一段时间, 国内公共美术馆基本没有顾及当代艺术的动态, 反倒被国外藏家抢了个先。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瑞士藏家乌力·希克。他被称为‘中国当代艺术最大藏家’, 他用10余年的时间, 收藏了180多位艺术家近2000件中国当代艺术品, 几乎容纳了绘画、雕塑、装置、影像、招贴、剪纸等当代艺术的各种类型, 堪称一部‘微缩中国当代艺术史’。直至2000年上海双年展举办, 当代艺术被纳入‘官方’大展轨道后, 作品才开始逐渐被国内公共美术馆收藏。然而, 一是重要作品绝大多数已名花有主, 二是画价早已今非昔比。”
文化收藏 篇4
每当一个行业兴起时，从来不乏拓荒开垦者的身影，失败往往是它们的宿命。很少有企业能在一个行业里身先士卒却发展得顺风顺水，不过重庆的这家公司却是一个例外。从引入概念、训练员工，到培育市场、制定规则，它成立不到三年已开设四家分公司，年销售额从一百多万到数千万，员工人数从7个人突破到500人„„它就是重庆文化产业促进会理事单位、重庆市书画经纪人培训基地、重庆市品牌学会会员单位、重庆市拍卖中心战略合作单位、重庆首家大型专业书画经纪公司——重庆臻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一个充满神秘感的行业，一个奇迹般跨越发展中的企业，任何一点都引起了搜狐焦点网的极大兴趣。为此，本网特别专访了重庆臻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景文先生，听听他如何描述书画投资收藏背后的商机。
选择重庆：反对是机遇 人多是希望
2010年7月，重庆·臻纪成立。邹景文回忆，当初企业选择重庆，是因为重庆的书画市场一片空白，虽然挑战不小，但机遇更大。“其实当初我们提出要创立公司时，很多朋友都反对，他们认为重庆的文化底蕴不足，因而没有市场。越是这样，我们觉得越有机会，因为它拥有无限的可能性。”
谈到对重庆的印象，邹景文说重庆人很好客，不排外，很好打交道，这也是选择在重庆带团队的另外一个原因。“当时来重庆考察的时候，一听重庆有3000万人，这是一个很大的希望，直到目前，我们才发展数百个客户，这个市场太大了。”
发展难题：行业新颖企业无人可用
任何企业都逃脱不了“万事开头难”的魔咒。公司创立后，邹景文倍感艰辛：“当初我们团队就7个人，公司成立的第一月我们只做了1500元的业绩。”据邹景文描述，企业发展至今最大的困难是市场对艺术品行业的不了解，“不仅我们的客户不知道，甚至连我们刚开始招聘进来的员工都摸不着头脑，需要全面培训。”
“我们与重庆市经纪人协会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制作了一套培训课程，由重庆市经纪人协会监管，凡是考核通过的臻纪员工都将得到书画经纪人资格证书。”邹景文表示，重庆·臻纪自成立就得到重庆市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书画经纪人的资格和能力都得到了一定的保证。同时，书画经纪人在工作过程中，也必须时常接受企业的培训，可以说员工培训已经贯穿到臻纪经营的方方面面。
由于重庆书画市场的一片空白，根本没有熟悉书画的销售人员可用，因此对于自身员工素质的培养是企业发展的最大难题。如今的臻纪，随处可见员工活动的图片展示墙，短短两年，企业就建立起非常完善的员工培养体系与浓厚的企业文化。
收藏千古文化 结识天下朋友 篇5
十月，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们如约来到阎振堂的家中，利用他写材料之前两个小时进行采访。一进房间，我们便被一股淡淡的香气包围了，是花香——阳台上，大大小小的植物正在夏日的阳光里恣意地生长、绽放；不只是花香，还有墨香，那是从书房里飘出来的陈玄（古时绛州所产之墨）所特有的味道。若有若无的香气中，阎振堂更显平和、淡定。我们的话题便从满墙的书法作品开始。
字如其人 艺德高尚
阎振堂出生在山西吕梁山地区的一个耕读人家。6岁起，他便在父亲、叔叔、哥哥影响下，开始写仿、临帖。在父亲和当地著名书法家阎鹏谋先生的指导下，先后临、读欧、颜、柳、赵四大家的法帖十多年，在小学、中学期间，除天天写仿、临帖外，还经常帮助学校和家乡写墙报、大标语、楹联等等。其后的几十年中，先后临、读历代碑帖书法近百部，走到哪里就学到哪里，在全国各地看到好的牌匾、楹联等书法作品就抄录下来，认真研究、练习，从不放过学习机会。就连十年动荡时期，阎振堂也没有中断自己的书法练习，“那时不是写大字报吗，他们就让我当‘抄写匠’，我也乐得多抄多写，就当锻炼自己的书法技艺了，那么多年下来，还真有一些收获。”几十年过去，阎振堂的书法有目共睹，但阎振堂并没有满足于已有的成绩。退休后，他专门上老年书法班，学习了三年，在几位老师的指导下，主攻行书和隶书。
到现在，年过七旬的阎振堂仍坚持临帖或创作，深工巨卷，耕耘不辍。看看他的书房就知道了，书桌上摆放着文房四宝，书架里，就连用来小憩的床上都铺满了纸张和作品，原本宽敞的房间被挤得只剩下一条窄窄的过道，阎振堂的勤奋可见一斑。在浩如烟海的碑帖法书当中，阎振堂有他的最爱，如褚遂良临摹的《唐摩兰亭序》，文征明的行书，傅山的行草。这些范本，阎振堂是百学不厌，不光是学习他们的用笔特点、书法技艺和艺术风格，更是领悟大家的书法意境和思想境界，领会其渊博的艺术修养、平静的书法心态、丰富的思想感情、高尚的人格和智慧才能。
这些年来，阎振堂写过的横幅、楹联、中堂、斗方、扇面、书名、斋名、贺词等不计其数，自己不满意的直接当废纸处理，自己满意的就送给朋友，经他手送出的作品已有数千幅，但是他从来没有卖过一幅字，也因此赢得了更多的朋友和尊重。
收藏无处不在
有报纸曾说阎振堂是“全国最大的收藏家”，媒体之所以这么评价他，与阎振堂本人的收藏理念不无关系。熟悉阎振堂的人都知道，他的家仿佛是一座小小的私人收藏馆，不大的居室里，目之所及都是各式各样的藏品，有玉器、有古玩、有字画。在阎振堂的眼中，收藏可以是多种形式的，凡是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和有纪念意义的物品都可以作为收藏品。包括人生中有如结婚生子等重要时刻的纪念品，都是珍贵的收藏品，对于这一点，书房里的照片就是最好的证明。也正是因为这样，阎振堂搞收藏，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一幅他写过的字解释了他收藏的用意：“收藏人间千古文化，结识天下知心朋友。”收藏藏品，更收藏文化，收藏朋友，让物质与精神双重丰富，这才是收藏的真谛。“我主要收藏全国的收藏家和各方面的朋友”。阎振堂的家中存着一本启功的《痛心篇》，“早年，我与启功先生尚未谋面时，只是欣赏他的作品，对他的生平、为人并不熟悉。而正是因为这篇《痛心篇》，我才了解了启功先生的内心世界。你看，这不是收藏的功劳吗！”
自己一个人搞收藏还不够，阎振堂更希望太平盛世里，所有喜欢收藏的人都能像自己一样感受收藏的乐趣。从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后，阎振堂反而更加忙碌，他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多方奔走，为艺术和市场牵线搭桥，努力推动民间收藏的发展。2002年，阎振堂出任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5年来，收藏家协会一改昔日管理松散、机构繁冗、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的面貌，成为下设17个分支机构、涵盖20多个艺术类别、全方位、高层次的收藏家组织，成了为全国收藏爱好者提供各种服务的“娘家”。中国收藏家协会是惟一一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主办各种全国性收藏活动的组织。阎振堂自然成了民间收藏的领军人物。10多年来，中国的民间收藏事业蓬勃发展，无论是大众对收藏的认知、藏品的范围、收藏的形式与手段等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国的收藏大军已有六七千万之众，私人博物馆、收藏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其中，阎振堂可谓功不可没。
为人做事 尽显大家风范
无论是为人，还是处世，阎振堂始终坚持着自己内心的标准，用认真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和平易近人的态度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在他组织的活动中，各界人士纷纷响应。中国收藏家协会荟萃了一大批全国知名的文物鉴赏家和各路收藏大家，这其中亦不乏阎振堂多年结交的同道挚友。他们与阎振堂并肩作战，共同推动着收藏文化的发展。
去年10月，在阎振堂的不懈努力下，中国首届收藏文化论坛在开封举办。一时间，奇珍异宝齐聚开封，有从北京故宫博物院请出的明代著名画家仇英的《清明上河图》仿本，远涉重洋、从伊朗国家博物馆回国参展的三件中国元代青花瓷器，还有当代一些著名艺术家的收藏品和作品，如叶星生佛教用品展、陈锦芳油画、万维生邮票设计等等，让观展人员大饱眼福。
和其他的老人相比，阎振堂太过忙碌，收藏协会的事亲历亲为自不必说，作为书法界和收藏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如今的他更多地忙碌于全国各地的各种社会活动、公益事业之中。就在我们采访的时候，书房里还悬挂着几幅墨迹尚新的作品，那是为即将在上海举办的一次海峡两岸活动刚刚书写的。今日还在北京，明日便身在千里之外，这对阎振堂来说已是家常便饭。有时，他刚刚参加完活动回到家中，就发现已有客人等候多时，或与他探讨盛世收藏的广阔前景，或就书法向他请教，或干脆向他索求墨宝。只要不影响协会的正常工作，阎振堂都会友善地接待，为此，常常不得不牺牲对老人来说极其重要的休息时间。而阎振堂留给家人的时间更是少之又少，多亏有妻子几十年如一日默默的支持。
当我们问起，这样辛苦是不是有些“亏待”自己时，阎振堂温和地笑了：“我已经是年过七旬的古稀老翁了，即使自奋秉烛之勤，又能写多少好作品呢？现在，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多做一些了。福自仁德来，寿在乐观中，随遇而安，辛苦也无妨。”
文化收藏 篇6
鉴赏就是对文物、艺术品等的鉴定和欣赏是人们对艺术形象进行感受, 理解和评判的思维活动和过程人们在鉴赏中的思维后的和感情活动一般都从艺术形象的集体感受出发, 实现由感性阶段到理性阶段的认识飞跃, 都受到艺术形象的内容, 根据你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生活经验, 艺术观点和兴趣来补充和丰富的形象_使用你的视觉感知, 过去有一些生活经验和文化知识的艺术感觉, 体验、联想、分析和利断, 获得审羌享受.并理解美术活动和艺术现象。中国观赏石文化最早起源于商代, 后来被应用于园林建设中, 既丰富了中国传统建筑形式, 又使观赏石的形态更加多样化。秦汉之后, 观赏石已经成为上层社会交际、建筑及收藏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 我国关于藏石文化的书籍和理论研究能也更加完善。目前, 无论是在港台地区还是中国大陆, 藏石文化已经作为优秀的文化遗产受到政府的重视和藏石爱好者的广泛关注。由于观赏石文化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目前我国逐步与世界各国进行观赏石文化、理论、学术活动的交流等, 通过不断的对外交流和文化融合, 观赏石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其他各国的关注和喜爱。中国观赏石文化是世界赏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关奇石研究者和爱好者要重视中国赏石文化, 不断丰富其文化内涵。
2 中国观赏石的文化价值
观赏石是美丽、质朴、天然的工艺品, 是大自然的馈赠。寻找和捡拾奇石能使人的性格乐观、豁达、坚韧, 同时也锻炼体魄, 陶冶情操, 健康身体。现代人赏石是“亲近自然、回归自然”的意识表示, 更是“保护资源、爱护环境”的意愿表达。现代人为了更好的生存, 其思想行为应遵循“道法自然”, 就是要善待地球, 保护资源, 爱护环境, 这是赏石人追求的崇高境界和精神寄托, 也是珍贵稀缺的观赏石赏玩的真谛和魅力所在。
2.1 赏石文化中的国学文化
《易》之“厚德载物”、儒家之“比德”、道家之《道德经》……, 中国传统文化对道德观的看重, 虽有区别但大同小异, 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许是受更古就产生的比德观直接启发,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用以比德之物:如较早的管仲有玉具“九德”之说42;孔子有玉“十一德”之说, 还有比德于山水之论。比德观历代都有生发, 许多的自然物, 梅兰竹菊松石等等, 逐渐都成为落实道德观的载体。我们可以在国学所涉及的范畴, 找到赏石文化的痕迹或烙印。因为, 中国古代以文人士大夫为主流的赏石文化, 其思想根源离不开以道儒释哲学为主体的背景, 其审美理念起源于自然山水崇拜的情怀。特别是中国的“文人石”时代:①赏石“人格化”是典型的文化风格, 例如:“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义心若石屹不转, 死节名流确不移”、“独有伤心石, 埋轮月宇间”、“主人得幽石, 日觉公堂清”“我具衣冠为瞻拜, 爽气入抱痊沉蠿”等等;②赏石“艺术化”是独到的文化造就, 例如:“三山五岳, 百洞千壑, 视缕簇缩, 尽在其中”、“五岭莫愁千嶂外, 九华今在一壶中”等等赞美大好河山、寄情胸怀志向的诗句太多。在林林总总的赏石诗画大观中, 我们可以找到一条主线, 那就是以中华传统的核心哲理“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为内容的思想。赏石是一门艺术, 属于文化范畴。赏石知识所涉及的文化知识领域是很广泛的, 上至天文、下达地理, 纵观历史、横听哲学, 粗分实用、细缕美术。中国赏石文化的集大成在于“东方式”园林建筑, 园林建筑中的点睛之笔在于孤峰磊石景观, 孤峰磊石景观的审美机要在于“瘦漏透皱”。造园艺术所要求的科学文化知识是既广又深的。中国明末造园家计成, 在亲自营造假山工程基础上, 写成了中国最早和最系统的造园著作《园冶》, 享誉至今名传世界。中国的皇家园林更是了不得, 其中天工的名峰和人工的景山, 是我国能工巧匠的智慧结晶, 是我国赏石文化的艺术精髓, 例如:颐和园、避暑山庄、圆明园、海晏河清、河园和泰富长安城。走进中国的园林, 北方皇家的大气恢宏, 南方私家的小巧精致, 放眼是满目山水秀丽, 静心是细听柳拂莺鸣, 抒怀是一腔诗情画意, 这就是师法国学的赏石文化的精妙绝伦。
2.2 赏石文化中的自我修养的文化
赏石文化不仅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对于人们自身的修养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人们奔忙于城市之间, 很难欣赏到自然之美以及山石鸟兽带给人们心灵的宁静。人们普遍在书房和家中放置博古架对奇石进行收藏, 或者在房屋建筑的设计过程中让奇石成为庭院布局的一部分, 以期回归自然, 达到心灵的宁静。奇石是大自然的产物, 奇石收藏代表着人们内心返璞归真的期待。由于大自然创造的客观性, 奇石的形态多种多样, 既能够激发起人们的浪漫情怀, 又能够揭示人们审美上的无限情趣。在以奇石布局的宁静院落里执棋落子或者在放置奇石博古架的书房里蘸墨挥毫是很多具有文化修养的现代人的期许。
3 中国观赏石的收藏价值分析
3.1 观赏石的鉴赏方式
①目鉴。通过目鉴主要是鉴赏观赏石的造形、颜色、纹理、体量。品其瘦漏透皱之秀、五彩缤纷之色、变幻无穷之纹、大小雄奇之体、点线面之协调。通过目鉴, 观赏石的主要特征一目了然。目鉴能见到石的画境美。如玲珑峻峭、溶洞奇观、人物山水等等。目鉴还能直接观赏感知美, 即印象美或画境美。②手鉴。手鉴即“把玩”, 就是拿在手上欣赏。观赏石和宝石、玉器、鼻烟壶、紫砂壶、小型古董等其他收藏品一样, 可以被收藏者反复长久地摩挲。观赏石的湿润或枯涩、粗糙或致密、坚硬或脆碎、石体轻或重等石质特点, 通过触摸可以了解得更加清楚。③耳鉴。耳鉴就是用耳朵去听, 用耳朵对观赏石的声音进行辨别。能够悦耳的观赏石毕竟很少, 但我们绝不会放过对每一块观赏石弹奏的机会。四大名石和新出现的各种名石中, 各种不同的石头有不同的声音。④鼻鉴。鼻鉴就是用鼻子闻, 从而品评不同观赏石的特殊气味。当然, 不是所有的石头都有明显的气味。只有对那些味道明显的观赏石, 鼻鉴才有特殊的功效。丰富的自然界无奇不有, 因此能散发气味的石头并不罕见。有些矿物晶体即拥有自身特殊的气味。偶然间寻得一块沁人心脾之石, 其特异的价值必将非同小可。
3.2 观赏石的收藏投资收益
观赏石文化是我国特有的传统文化, 随着近年来人们经济理念的更新和投资意识的觉醒, 观赏石收藏受到了人们的广泛欢迎。但是, 由于很多人对观赏石的内在文化价值和市场价值不移了解, 一导致观赏石收藏的盲目性以投资收益为基拙的观赏石收藏要考虑诸多方面的因素。观赏石的天然性观赏石是自然的产物, 观赏石收藏过程中要注重观赏石返瑛归真的特性有人工雕凿浪迹的观赏石是没有收藏价值的。观赏石是自然形成的, 所以它具有唯一性, 观赏石收藏过程中要注重它的古老性和稀缺性越是立代久远的观赏石, 越具有市场价值和收藏价值同时, 由于目前人们对自然生态的破坏, 导致观赏石越来越稀缺, 收藏者在收藏过程中也要注重它的稀缺性。在观赏石的收藏投资过程中, 也要考虑观赏石在市场上的大众认知度, 司时要注重传统藏石品质, 以确保观赏石具备最佳收藏价值。
4 结束语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我国观赏石的文化价值和收藏价值不断彰显。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生态文明建设, 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快速发展。
摘要：观赏石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渊远流长。近年来, 人们对藏石文化有了新的理解和定义,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观赏石的文化价值和收藏价值。与其他传统文化一样, 观赏石文化也有其自身的文化渊源、文化魅力及文化韵味等, 它既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分支, 又是人们日常审美情趣的重要体现。
关键词：观赏石,文化价值,收藏价值
参考文献
[1]贺林.从鉴评标准看文化含量在观赏石鉴评中的重要性[J].宝藏, 2015, 11:38~41.
文化收藏 篇7
关键词：收藏,文化遗产,坚定鉴赏
收藏是古已有之的事情。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前行, 人们将历代古玩、古籍、艺术品、生活品等历史遗物和文化遗产, 有意识的进行收集和珍藏并代代相传, 或集藏把玩, 或交流交换, 逐渐形成丰厚的文化积累。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国力民生的大幅提高, 收藏热从兴起到盛行, 已由一种休闲的精神文化活动而发展成一种高雅时尚新型的产业文化。盛世多收藏, 收藏兴文化。收藏文化已发展成为当今社会精神文化领域和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由此给人们精神生活带来的愉悦和投资上的回报, 则更成为时下具有高层面文化底蕴又具有收益性的一项文化产业。
1 收藏的起源与鉴赏的发展
任何一种事物的出现、产生、发展都有它的历史根源发展过程, 都经历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漫长的发展过程。收藏和收藏文化也不例外, 它也是从无到有、从无意识收藏到有意识收藏, 也经历了数千年的漫长的发展过程。追溯收藏的历史, 早在我国秦汉时期就有人热心于收藏, 唐宋时期较为风行。但真正意义上的收藏, 起源于北宋晚期, 其发祥地在北宋都城开封, 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收藏高潮的策源地。北宋历朝皇帝皆好读书, 喜书画, 好藏书、喜收藏。尤其是宋微宗, 更是个多才多艺的“文化皇帝”, 特别崇尚古代文化艺术, 他在位的三十年间, 广集历代古玩, 泛藏历朝书画, 他虽然在中国古代史上是从政失败的“亡国之君”, 但在古代艺术史, 古代文化发展史上, 他却是以著名的大书法家、大收藏家和鉴赏大家而永载史册。上有所好、下有所效, 在他的带动影响下, 上层社会的崇古情趣和意识大大加强, 而他们对古玩的大量需求又影响到整个社会收藏意识的提升。大大刺激和促进了收藏古玩业的空前兴盛繁荣。
我国当代收藏文化的大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千年后, 我国社会经济持续高度发展, 社会环境和谐稳定, 社会文化多元繁荣, 社会财富快速增长。举国上下国富民强, 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事业一派生机, 全国性的收藏热、收藏投资热此起彼伏。有数据表明, 当今中国收藏队伍已达七千多万人, 收藏门类几乎涵盖中国文化所有范畴, 收藏观念也从历史上的孤芳自赏、兴趣爱好的旧观念更新为品评鉴赏、交流投资的新观念、新时尚。
收藏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带动了文物、古玩、艺术品拍卖行业的崛起和兴盛。目前全国有资质的拍卖行有240多家, 每年成交额都在上百亿无以上。可以说, 改革开放30年来文化事业变化最大、发展最陕的就是收藏文化和拍卖行业。可以肯定的说, 目前我国收藏业的兴盛, 拍卖行业的红火, 已成为中国历史上第四次收藏高潮。这种太平盛世、经济发达带来的古玩收藏业的红火, 必然会给我国文化发展史涂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是收藏文化与时俱进、呈现市场化、大众化态势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2 收藏活动中的鉴定鉴赏
鉴定和鉴定学是在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等学科的理论研究中经常出现的名词, 而且也是博物馆工作实践中的一项重要的工作程序。在考古学中的器物学中涉及到鉴定, 在博物馆中的文物收购、藏品研究等过程中都必须以鉴定为关键环节。在各高校开设的考古学、博物馆学等课程中, 鉴定学是其中的一个专门学科, 是一门学问。
在博物馆的业务工作实践中, 鉴定更是在对入藏文物进行把关。对是否够博物馆的收藏标准的文物进行鉴别真伪、断定年代、确定其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研究价值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是文博单位、国有收藏机构收藏、收购文物很关键的一项业务工作。因此, 鉴定在文博工作中是一项学术性、技术性很强的一项技能。博物馆对文物从收藏到整理、研究、保管、保护等一系列工作都是围绕着鉴定进行的, 鉴定在博物馆工作中是处于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
民间收藏, 无论是从收藏、鉴定为目的, 还是以投资、获取利润为生财手段, 都是从藏品开始的, 对古玩、文物、艺术品的真伪的鉴别、保值增值与否都要做一番研究决断、判定, 这一过程就是鉴定的过程。没右鉴定在先, 收藏收购、买卖交易、保值增值都无从谈起。
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鉴定在投资收藏中的重要性。
例一:一位珠三角的收藏家投资上千万元收集古代瓷器一百多件, 经文物专家鉴定后, 均为仿制品。
例二:沈阳一位买主花十一万元买到一个铜香炉, 经专家鉴定后才知道是在古玩市场上只值二百元的赝品。
例三:一位新疆收藏者在海口市花四千八百元买下说是古墓出土的钱币和一对瓷瓶, 一经鉴定只值五十元。
例四:一位藏家在拍卖行花112.2万元拍下潘天寿的一幅画, 后经鉴定却是一幅仿真作品。
因此说想搞收藏, 特别是古玩旧物的收藏, 一定要把好鉴定这一关。赝品是搞收藏、收藏投资的最大风险。所以鉴定真伪, 鉴定的能力, 其“眼力”就显得非常重要。这里行话说的“眼力”就是鉴定能力、鉴定水平。鉴定关乎收藏的质量, 投资的取向等一系列重大事项, 所以说它对每个想入收藏之门, 走古玩、艺术品收藏投资之路者来说, 是必须掌握的一项技能和本领。
3 多实践方能提高鉴定鉴赏能力
对于无论是国有收藏机构还是民间收藏者来说, 鉴定是一项专业性、实践性很强的一个专业。它不是靠多看书、多听课、一朝一夕就能掌握的, 是要靠长期的接触实物, 掌握器物的特征、掌握基础实践知识和长期的经验的总结和积累。一个考古学、博物馆学硕士或博士如不亲自参加田野考古实际锻炼和在博物馆的文物库房中长期观察、比较实物, 绝对成不了鉴定专家。我国当代著名瓷器鉴定大师耿宝昌先坐就曾经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瓷器库房保管员;我国研究清花瓷器大鉴定家张浦生先生也是南京博物院瓷器库房保管员出身。
掌握鉴定技能还要有刻苦钻研的精神, 做到三多, 即多看、多比较、多学习。
多看———是要多看实物, 多看标准器。如瓷器鉴定, 一定要多看各时期的器物。多掌握器物的特点, 掌握各时期典型器物的典型特征。
多比较一就是多看真品, 也多看仿品, 从中比较其差别, 总结出真与假的各自特征。长说的一句话就是“有比较才能有鉴别”。
多学习———多注重基础知识的学习。如瓷器的鉴定方法, 通过胎、釉、纹饰、底款、造型等等;书画中, 各时期的画风、各大名家的个人风格, 纸墨、笔法、印章、题跋等方方面面的知识都要了解和掌握。
通过学习、积累、钻研及长期的实践来进行鉴定的方法, 行话叫做“目鉴”———即眼学鉴定。它历练的是“火眼金睛”, 是一种品味文化、人文历史、探寻古人智慧、艺术成就、美感神韵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过去的碳十四测定和当今的高科技的光谱测试所无法替代的。
文化收藏 篇8
一、奴隶社会文化价值观影响下的文献收藏活动
奴隶社会其政治体制带有浓厚的神权色彩, 统治者为统治政权和维护奴隶主贵族利益, 将文献收藏活动看做是其政治活动的一部分, 并带有神秘色彩。春秋以前, 文献收藏大都局限在王室这个特定圈子内进行, 一切典籍都归统治者所有, 由史官掌握, 用以为统治阶级服务, 也是作为统治者权力象征和统治工具而藏于宗庙或宫廷之中, 其利用、流通、传播就受到了极大的局限, 被统治的奴隶阶级和平民均无权受用。中国早期“学在官府”、“学术统于王官”就体现了信息传播的狭隘性。
春秋战国时期, 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由于生产力发展、奴隶不断起义和诸侯之间频繁战争的爆发, 社会形态发生变革, 新的生产关系逐渐形成, 产生了新的阶级和阶层。尤其是“士”的分化, 促成了“学术下移”, 知识不再为奴隶主阶级及其史官所垄断[1]31。“士”招收门徒, 讲学论道, 有必要用教材教学, 故必须收集典籍;他们要批驳对方, 游说人君, 进而著书立说, 也必须收集典籍以供参考。这样, 藏书成为研究的需要, 私人藏书的发展便是很自然的事了。《墨子》称:“今天下之士, 君子之书不可胜载”, “言语不可胜计”, 说明当时私人藏书是很普遍的[1]57。“士”这一新阶层的文化价值观, 促进了私人藏书的出现和发展, 并在藏书活动中得以体现, 最终形成了百家争鸣和私学兴起的文化繁荣局面。
二、封建社会文化价值观影响下的文献收藏活动
1. 崇尚典籍, 重视藏书。
自秦朝起, 我国历代基本上是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国家。汉族文化在封建经济、封建政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并积极与国内各民族进行文化交流, 发展了中华民族的光辉文化传统。
中华民族是以圣贤文化为其特征的, 对于传经载道的典籍十分尊崇, 所谓“敬惜字纸”就是这种文化传统的形象化喻指。而这种文化传统还由于其政治体制的独特发展而得到加强。汉朝武帝以后, 独尊儒术, 儒家著作被奉为经典, 儒家学说成为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正统思想, 而儒家经典也充斥官学。所以, 儒家经典与文化传统的密切结合, 就是经典本身带上神秘色彩, 并成为尊崇对象。一般读书人以此为晋身阶梯, 朝廷以此作为正统象征, 并作为笼络人才的工具。故而, 朝廷极为重视这些典籍, 并视为秘藏之宝物, 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其作为文化正统的垄断地位。每一袭朝代都努力搜集典籍, 也是为了证明自己正统, 以此来号召读书人。古人关于图书的评价很能说明这一问题。《隋书·经籍志》称:“夫经籍也者, 机神之妙旨, 圣哲之能事, 所以经天地, 纬阴阳, 正纪纲, 弘道德, 显仁足以利物, 藏用足以独善, 学之者将殖焉, 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 则成钦明之德, 正夫克念, 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 流显号, 美教化, 移风俗, 何莫由乎斯道?……今之所以知古, 后之所以知今, 其斯之谓也。”又称:“夫仁义礼智, 所以治国也, 方技数术, 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 文章乃政化之黼黻, 皆为治之具也。”《群书四部录序》称:“夫经籍者, 开物成务, 垂教作程, 圣哲之能事, 帝王之达典。”[2]由此, 在古代中国形成了一种“崇尚典籍”的文化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也进一步影响了古代文献收藏活动。
正是基于对典籍的崇尚, 所以古人视藏书为重要事宜。明成祖称:“士人家稍有余赀, 皆欲积书, 况于朝廷可阙乎?”“置书不难, 须常览阅乃有益。凡人积金玉欲遗子孙, 朕积书亦欲遗子孙。金玉之利有限, 书籍之利, 岂有穷也。”[3]明代邱溶在《大学衍义补·图籍之储》中, 通过对上自三代下讫宋明的官家藏书的系统研究, 认为“人君之治之道, 非一端, 然皆一世一时之事, 惟夫所谓经籍图书者, 凡历几千百年, 而后至于我”, “是以圣帝明王, 所以继天而子民者, 任万世世道之责于己, 莫不以是为先务焉。”这充分说明了藏书与封建制度的关系:只有把图书、藏书事业当作第一要务来对待, 才能维护帝王的万世基业;对于臣民, 藏书以资博洽, 为大丈夫平生第一要事, 就像农民荷锄耕耘, 巧工以技取胜, 武夫以刀剑为业一样, 文士讲议经史, 书籍则为专业工具[4]。清孙树礼说:“积财以贯计, 积书以卷计。积财十万贯, 子孙日夕取求焉, 不数年而用已罄。积书十万卷, 子孙日夕取求焉, 终其身用之不尽, 更传诸子若孙, 数十世亦不能尽也。故昔人有积财十一, 积书十九之语。”[5]古人把藏书之积累视为比钱财的积累更为重要的事情。
2. 藏书私密, 忽视流通。
公元前221年, 秦帝国建立, 奠定了中国封建专制政治体制的基本格局。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封建国家, 其政治上的专制体现在文化上, 也必然实行文化上的专制。并且封建小农经济的思想意识, 崇尚君主又封闭自足。因此,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专制政治和封闭自足的小农经济, 必然孕育出“藏书私密”的文化价值观, 导致了我国古代文献收藏活动的重藏轻用现象。
皇室图书深藏宫中, 除管理人员和极少数的官宦人员能见到以外, 可以说几乎他人不能得见。例如, 西汉太常官苏昌以职务之便, 将国家藏书借给大司马霍山抄写而遭免官。霍氏欲“献城西第, 入马千匹, 以赎山罪”。帝终不允, 且寻机以谋反之罪将霍山处死。这一事例充分反映出中国古代官府对国家典籍保密措施的严厉程度[6]。
即使是私人藏书, 也基本秉承“秘不外传”、“秘不示人”的观念。历代私人藏书家都渴望自己的藏书“子子孙孙, 世代永保”, “诗书相传”。许多藏书家都告诫子孙继承先志、保存藏书的家训或族训。而大部分藏书家的训诫不外两方面:一是禁止将图书售换财物, 二是禁止将图书外借于人。唐代藏书家杜暹藏书万卷, 每部书都题有“清俸买来手自校, 子孙读之知圣道, 鬻及借人皆不孝”, 最能说明这种心态。清代钱谦益更是“好自矜啬, 傲他氏以所不及, 片楮不肯借出, 尽有单行之本, 烬后不复见于人间。”吴兴唐尧臣藏书印曰“借书不孝”也是典型的代表。管理和封闭最为严格的还属明代范氏的天一阁。天一阁在范钦生前就定下了“代不分书, 书不出阁”的族训, 而且规定后人若有“擅将书借出者, 罚不与祭三年”[7]。以上数例, 可见古代封闭式私人藏书楼管理方式之一斑。
从古代官府藏书和私人藏书活动中, 我们看到“藏书私密”、“封闭自足”的文化价值观形成了一种文化垄断风气。因此, 对文献流通与传播的考虑放到了次要地位, 图书只供自己使用或将其供奉起来。同古代西方相比, 我国虽然在文献收藏分类方面做过很好的工作, 然而在流通、借用方面却远远落后于西方。
3. 偏重经史, 轻视科技。
中国文献史上另一个独特文化现象是在收藏上偏重经史文籍的典藏, 而忽视自然科学文献的保存。战国时期百家争鸣, 农工之书也曾一度受到重视, 然而汉唐之后, 儒家经史则成了举业正统。政治上的士以通儒为官, 官以儒术治民的循环往复更是加剧了儒家的独尊。统治者为了统治政权而对儒学的肆加篡改, 使儒学早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儒学, 而逐渐发展成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儒教、儒经, 成为只可考究不可辩驳的正统[8]。由于儒家文化一直视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 致使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范畴始终不包括从事科学技术的人才。隋唐以后, 无论是诗赋科举, 还是八股取士, 始终没有把科学技术纳入科举考试之中, 即使有“明算”一科, 也极不受人重视。而那些历史上得见经传的科学家, 往往倚重的也是其诗赋文章、贤德惠政。又由于儒家思想本身强调入世, 过分偏重与实用结合, 忽视、轻视科学的抽象思辨, 使得中国古代科学长久停留并满足在经验水平上。中国古代对科学技术的轻视, 反映到藏书中就是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比例极低, 数量极少。古代分类法也将科学技术的书籍放在“诸子”、“方技”、“子部”的二级类目之下, 因为这些科学著作“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4]。所以, 无论官、私收藏, 其重点只重经史, 而忽略自然科学。宋明以后, 此风尤甚, 并在清朝达到鼎盛, 以致考据、校勘、辑佚之学迅速形成, 藏书、版本、目录之学蔚然成风, 著述以修史为主, 显少创新。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就以“尊崇儒道, 褒贬得失”为宗旨, 因此, “以阐圣学、明王道者为主, 不以百家杂学为重也”。而私人藏书也多为圣贤之书, 其他图册不敢滥存。明代祁承火业《澹生堂藏书约》中鉴书五法之一的权缓急, 实际上提出了图书入藏的标准, 即先经后史, 然后按子与集的顺序收藏。即使同一类目中的图书, 也要本着封建纲常伦理道德来区分。史部书中, 代表封建地位的正史为急, 而《华阳国志》这类的霸史杂史为后[4]。虽然这种文化价值观造成了文献收藏的不平衡, 严重遏制了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 但是却极大地推动了文史研究, 对保存历史文献、承袭历史文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文献的生命在于流通, 其价值在于使人们共享。传统文化价值观, 在历史上曾影响并阻碍过文献信息流通与传播, 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学文化的进步, 这一点需要我们引以为训。我们应该积极树立开放进取的文化价值观, 努力构建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的社会机制, 并提供能够操作的运行模式, 进而使文献信息价值通过充分共享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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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收藏 篇9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日本富山县立近代美术馆
公益财团法人DNP文化振兴财团
1929年出生于大阪。1951年, 东京艺术大学雕刻系中退。1960年参加创立日本设计中心。现任最高顾问。1965年入会ADC (东京艺术总监俱乐部) , 1966年入会AGI (国际设计联盟) 。现在为JAGDA (日本平面设计协会) 特别顾问。
札幌冬季奥运会、冲绳海洋博、茨城县、新潟县、东京电力、朝日啤酒、Suruga Bank、JA (全国农业共同组合) 、首都圈新都市铁道、三菱东京UFJ Financial Group等, 设计了很多标识。海报方面有企业广告、演奏会、展览会等内容广泛。国内外多次获奖。1980年代后期开始自主创作活动, 展开以动植物为元素的[LIFE]系列作品。这个系列从2003年开始铜版画制作。
主要获奖经历:日宣美会员奖、朝日广告奖金奖、龟倉雄策奖、胜见胜奖、日本宣传奖山名奖、每日设计奖、东京ADC金奖、艺术选奖文部大臣奖、紫绶褒章、每日艺术奖、通商产业大臣设计功劳者表彰、勋四等旭小绶章受章等。
国际海报比赛方面有:华沙国际海报双年展金奖、布尔诺、莫斯科、赫尔辛基、萨格勒布、乌克兰、香港等大赛的金奖。
海报作品收藏: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京都国立近代美术馆、富山县立近代美术馆、群马县立馆林美术馆、枥木县立美术馆、姬路市美术馆、纽约近代美术馆、华沙国立美术馆海报分馆等。
袁锦康：收藏是文化，是快乐 篇10
而中国制造厂商协会常务理事、浙江省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副理事长、杭州市人大代表、杭州汇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同有限公司）董事长袁锦康却是位名副其实的收藏家，他只收藏，却从不卖一件藏品。
拜访袁锦康，是在他那布满了藏品的办公室。一进门，记者就很兴奋，因为这里的宝贝太多了！玉观音、紫砂壶、字画等品种繁多，五花八门。古木家具的陈设，使藏室显得古色古香。大大小小的供桌、圆桌、梳妆台、椅子，到处都是。
走上收藏之路
面对记者的提问，袁锦康神态从容、娓娓道来，你会在不知不觉间就被他吸引过来，聚精会神地听下去。他不是说故事，只是叙些家常，却比听故事还有趣。
袁锦康的收藏之路还需从小时候说起，他出身于书香世家，从小耳濡目染，对中国历史文化饶有兴趣。工作后，单位附近正好毗邻杭州收藏品市场，这让他如鱼得水，一有空便泡在这个市场里，不停地寻觅，乐此不疲。在这里，他见识了丰富的藏品，逐渐走上了收藏之路。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收藏界在经过文革浩劫后，开始生机萌动，袁锦康说：“我赶上了好时候，5元钱就能淘到好东西，那时他每月只有40多元钱的工资，除了必需的支出，所有收入几乎全部投入到收藏中。
就这样越买越多，在当地收藏界袁锦康颇有名气，也结交了很多学养深厚、品德高尚的朋友。有不少德高望重的收藏界的前辈，年事渐高行动不便，有的疾病缠身，袁锦康总是尽自己的能力照顾他们。有一位80多岁的收藏家患了肺癌，急需钱医治，这位爱宝如命的老人却舍不得卖自己的藏品，袁锦康得知后急忙筹措治疗费，把老人送进医院治疗，让老人多活了5年。这位老人临终前，将毕生收藏的宝贝全部交给袁锦康时说：“我的子孙不爱收藏，不懂这些宝贝的价值，把这些东西交给你，我就安心了！”袁锦康按市场价付钱给老人的后代，然后将凝聚着老人毕生心血的收藏品认真地归纳整理，保存下来。
因为圈里人都知道他从来不卖一件藏品，很多外地的、本地的收藏爱好者慕名而来。他告诉记者，有几位江西的收藏爱好者，开始卖给他几件藏品，观察他很久，看他是否是真正的收藏家，后来，他们发现他收回来的藏品从来不卖。于是，他们放心地把家里收藏了三代的藏品，半卖半送的给了他，希望能传承下去。
现在袁锦康的私人藏品达十几万件，涵盖了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元、明、清至近代各个时期众多门类的文物，无论玉、陶瓷、青铜、琉璃、紫砂、珐琅、石雕、木刻、家具、书画、笔墨、砚台、印章等，均成巨观。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在收藏和实业两个领域，袁锦康如鱼得水、风生水起。他说，如果没有他的收藏，就不会有他的实业，实业的发展，是他承担这种使命切实的基础和保证。
谈到创业史，袁锦康介绍说：“刚参加工作时，我是浙江省机电公司的普通员工，19 9 6年下海经商后，成立了最早的汇同有限公司，是我事业的真正开始。”
此后，袁锦康在1998年租下绍兴县蓄电池厂，并于2004年出资1350万元人民币正式买下该公司。2001年在绍兴成立绍兴汇同实业有限公司，专业生产轿车壳；同年，又在杭州龙坞成立杭州汇同链传动有限公司；时隔两年，2003年，他又在绍兴袍江成立了绍兴汇同蓄电池有限公司；2008年，汇同集团更上一层楼，在安吉投资4.5亿元，成立了浙江汇同电源有限公司。同时，在海宁成立了浙江汇同车桥有限公司，一期工程占地达到30亩。
一个个新公司的建立，一次次新产业的创办，都为汇同有限公司提供了大展身手的广阔平台，更是让袁锦康的心中充满自主创新、科技改革的信心：“一个复合型的企业，需要不断的开拓和创新才能够站稳脚跟，而让我们站住站稳的惟一基础就是技术革新，它是企业生命的源头。”
从20世纪80年代创业开始，汇同有限公司从一个主要生产农用车车桥等单一、科技含量较低、效益不高的产品逐渐发展为与国内科研院所合作，相继开发汽车车桥、通信蓄电池、电动自行车、车用链条、医疗仪器等，产品的多元化发展，也使汇同集团较快地发展起来。
据了解，目前汇同有限公司下属的蓄电池产业和链条产业的科技水平都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袁锦康介绍：“汇同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一次性成形的链条率先在美国注册发明专利，很少有企业能够在美国注册专利成功，这也就证明我们的科技水平和产品质量已经达到国际认可水平，也在朝着更高的目标发展。”同时，袁锦康十分注重企业本身的科技改革素质水平，“汇同有限公司成立不久后，我们就开始着手建立自主研发团队，依靠和浙江大学的合作，逐步研发新产品，提高集团产品的整体科技含量。”
目前，汇同有限公司拥有职工2000多人。产品广受用户好评，除了行销国内市场，同时畅销美国、欧洲、非洲、日本和中东地区，供不应求，深受客户信赖。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袁锦康的一条做人准则。作为汇同有限公司董事长，多年来，他总是把企业的一些可观利润，拿出来用于慈善事业和帮助弱者，为民工们办实事，救济寒门学子，扶持疾病儿童，为生病职工送温暖，替灾区人家送关怀。
问他为何做那么多好事慈善事，他说：我们这些富起来的人，是在全社会和大众们的帮助下才得以成功的，因此为富要仁，不仅不能去胡乱挥霍，更应该多做善事，这才是成功者对大众真诚的回报，是商人对社会所做的有意义的事。
收藏的收获
袁锦康不是科班出身，但重视学习，他说：“收藏必须懂得鉴定学和鉴赏学。”谈到中国收藏史，袁锦康说，中国人自古就喜爱收藏。根据历史学者的考证，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全国性的收藏高潮：第一次是在北宋；第二次是在清朝的康雍乾盛世；第三次是在清末民初。其共同的表现特征在于，上至帝王将相下到黎民百姓，踊跃参与其中，市场交易活跃，整个社会形成了以收藏为乐事的风气。而在今天，人们普遍认为，继房地产、股市之后，艺术品收藏市场成为第三大朝阳投资产业，已经形成世界性的共识。而我们所处的当今时代，也正是中国进入历史上第四个全国性的收藏兴盛时期。
据了解，新中国的收藏热，始于改革开放之后。1992年10月3日，深圳市动产拍卖行（现深圳市拍卖行有限公司）在深圳博物馆举办了“首届当代中国名家字画精品拍卖会”，是国内首次举办的关于“中国书画”的专题拍卖会；1992年10月11日，由北京市文物局等主办，北京市拍卖市场执槌的“1992北京国际艺术品拍卖会”，这是国内首次举办的多门类的艺术品拍卖会。
袁锦康根据自己的收藏编撰了一部图文并茂的《中国古玉鉴赏大典》，几十万字洋洋大观，让人叹为观止。他更敬仰共和国的将军，为他们留宝立传：替300多位老将军出版了装帧极为精美的《将军墨宝》、《中国老将军书画珍藏集》画册。
说到收藏心得，袁锦康说，收藏需要钟情、挚爱、勤奋、坚韧、虚心。
“收藏是个过程，是不断学习、不断积累的过程，是不断实践、不断认识的过程，也是自我提升、磨练心性的过程。”袁锦康说，在真与赝、美与丑、精与普的辨识中，体味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探寻华夏文明的源远流长，感悟古圣先贤的聪明才智，领略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
收藏直通车——直通火爆收藏市场 篇11
“这是因为中国国内物价指数持续高企，而股市不温不火，楼市准入门槛又暂时关闭，迫使资金寻找其它渠道保值增值，艺术收藏品市场正迎合了人们寻找第三条道路的需求。”北京报国寺收藏品市场“收藏直通车”展厅的相关负责人说。
目前参与艺术品收藏和投资的中国人已经超过1亿，但在艺术品拍卖市场中常有一半拍卖品是假货，普通收藏市场的真假比例大约为“三七开”，一些中小拍卖行的赝品比例更是高达95%。由于人们在投资收藏时往往“乱花渐欲迷人眼”，加上“捡漏”心理严重，导致人们为赝品交了许多学费。因而，对于投资者和收藏者来说，选择诚信可靠有保障的艺术收藏品交易市场平台便成为重中之重。
近日，在北京报国寺收藏品市场内，“收藏直通车”展厅在改变经营理念后重新开业，这是一个已经建立起值得信赖并且融汇了众多精品的收藏投资采购平台。从古代书画、近现代书画、当代书画到瓷器、玉器，从古籍善本、信札、雕塑到文房四宝……众多沉寂了多年的收藏品陈列其内。“群贤雅集”是直通车展厅内最大的玉雕作品，有1吨多重。据“收藏直通车”总经理高辉介绍，这件藏品经过选料、剥皮、设计、粗雕、细雕、修整和抛光等工序，采用立体浮雕法，用中国山水画的表现形式，展现了文人墨客的雅致生活。“群贤雅集”历经三年多雕刻完成。
“收藏直通车”的宗旨是：货真价实，力求满足各阶层人士的需求，为收藏者提供交流、展示、销售和拍卖的一站式服务。其展厅内最引人注目的是店内的郑重承诺：1、本店绝不销售假货;2、所有商品均明码标价;3、所售商品如不满意，在不影响再次销售且无人为损害或磨损、变形等情况下，自购买之日起30天内，可换购同等价格同一品种的商品。
现在收藏市场鱼龙混杂，种种乱象丛生，无论是买家还是卖家，要鉴定藏品真假非常难。如此公开承诺，赢得了收藏者的信任。另外，“收藏直通车”免去了收藏市场交易的许多中间环节，降低了收藏品的价格，让收藏者得到了实惠。福建古香阁工艺品厂主管杨维益，是这里的常客，这次他带来小叶紫檀手串、金星紫檀工艺品前来进行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