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精选7篇）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篇1

摘要：拐卖妇女儿童罪作为侵犯人身权犯罪中的一项重罪, 因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长期以来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犯罪对象和是否数罪并罚的问题在立法、司法上经历了一个过程。本文旨在阐述笔者对于该罪的犯罪对象和该罪与其他罪名同时出现时, 是否应当数罪并罚的简单理解。

关键词：拐卖,犯罪对象,数罪并罚

我国1979年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了拐卖人口罪, 这里的人口显然在外延上要大于现行刑法中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犯罪对象。全国人大常委会1991年9月颁布了《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 把妇女、儿童作为重要保护对象。在此基础上, 1997年新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了拐卖妇女、儿童罪, 犯罪对象仅限于妇女、儿童, 而把原来包括14周岁以上男性在内的犯罪对象排除在外。

近些年来, 黑砖窑等事件让人们看到了拐骗成年男子、买卖成年男子的事实的存在, 而通过拐卖人口非法取得人体器官的新闻更是数见不鲜。对此类案件, 在追究案件责任人时, 只能按照其他的罪名进行处罚, 如黑砖窑事件只能依照非法拘禁罪和强迫职工劳动罪定罪处罚, 这样的认定受到广泛的争论。从构成要件上来看, 拐卖妇女儿童罪所侵害的客体主要是公民的人身权利, 虽然相较于14周岁以上的男性来说妇女儿童的人身权利更容易侵害, 但是权利不分大小, 人身自由权作为人人共有均有的权利更是如此。在犯罪的客观方面上来说, 相对于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来说此类行为更符合拐卖的行为, 因为犯罪份子所实行的行为多属于拐骗、中转、接送、收买、贩卖, 而不是在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中的暴力等其他手段限制人身自由和侵害人身权利的行为。而在黑砖窑和拐卖人口非法获取人体器官的案件中, 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的行为多半为收买被拐卖人口的行为人所为, 对直接拐卖人口的犯罪分子适用这些罪名, 在定罪的准确性上大打折扣, 处罚没有针对性, 不符合罪刑责法定和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基本原则。相比非法拘禁罪来说, 无疑拐卖妇女、儿童是一个重罪, 所涉及的犯罪行为更为广泛, 更能更好的涵盖这些行为。

从犯罪分子的主观上来说其拐卖14周岁以上的男性的行为并不是直接有着非法拘禁或者是故意伤害的故意, 而是出于将人生作为商品而进行买卖的故意。从现实和危害性后果来看, 对14周岁以上的男子同样适用拐卖罪可以更好的维护刑法的正义, 更加准确的处理这些将人身当作商品买卖的行为。因此不宜把14周岁以上的男子排除在犯罪对象之外。

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了对拐卖妇女儿童罪加重处罚的情形, 根据刑法第240条第1款第3项, 立法者规定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的, 将奸淫所拐卖的妇女作为本罪的一种加重情节。对此, 有研究者对此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如陈兴良教授认为, “将在拐卖妇女、儿童过程中强奸妇女、奸淫幼女的行为以拐卖妇女、儿童罪一罪定罪 (尽管处罚可以很重) , 其结果是在有意无意中贬低了数罪并罚制度的作用, 不利于刑法分则与刑法总则规定的协调发展。[1]在拐卖妇女、儿童过程中, 兼犯有强奸犯罪, 本来是一人犯数罪, 理应实行数罪并罚, 但法律却将强奸犯罪规定为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加重情节, 值得反思。[2]陈兴良教授认为, 这样的规定不利于体现数罪并罚制度的价值, 笔者同样比较推崇陈教授的观点。

在本条文中, 立法者所使用的术语为“奸淫”而非解释者所认识的“强奸”, 按照通常的理解“奸淫”应当比“强奸”的范围更为宽泛。[3]其应当包括1、强奸, 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依靠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使受害妇女不能反抗, 从而违背妇女意志与其发生性行为。2、除使用暴力手段以外的行为在拐卖过程中违背妇女意志与被拐卖妇女发生不正当性行为。这里的强制手段应当理解为不属于强奸罪中的暴力手段, 而是利用被拐卖妇女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而实施奸淫。[4]有学者认为在第二种情形之下, 因为加害人没有采用强奸罪中的暴力、胁迫等其他手段而不符合强奸罪构成要件。但是在拐卖过程中被拐卖者的人身自由受到绝对的限制, 受害人陷于危险的境地, 对自己以后的遭遇不能预计, 出于对自己的安危的考虑, 不敢反抗或者是不能反抗, 与加害人发生关系并非出于自己真实的意志, 受害人在第二种情形遭到奸淫, 应当认为符合强奸罪中规定的非暴力其他手段。

在拐卖妇女的过程中奸淫被拐卖妇女, 加害人所侵犯的是不同的重大法益。对性权利这一法益在客体特殊保护上体现的罪名有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等, 这些罪所保护的对象只包括女性的权利, 而本罪既是对人身自由权和也是女性性自主权的侵害。出于对妇女性自主权的特殊保护一般原则在这种情节中不应当按一罪处罚。在拐卖妇女的过程中奸淫被拐卖妇女属于行为加重的情节, 既然属于行为加重情节则不能适用在罪数理论上结果加重从一重处罚的刑罚方式。在拐卖妇女中, 加害人的行为已经通过绑架, 拐骗等达到了限制受害人人身自由, 控制受害人用以出卖的程度, 而加害人所实施的奸淫行为不是为了达到上述程度而必须, 因此加害人所实施的奸淫行为不能被拐卖妇女罪所列举的行为所包含, 按一罪进行处罚无法对妇女的性自主权进行直接有效地保护。

对比其他罪名如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中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后, 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 对行为人以强奸罪和收买被拐卖妇女罪实行并罚。不难理解, 在拐卖妇女的过程中奸淫被拐卖妇女无论从社会危害性上还是在加害人的主观故意上都要比收买被拐卖妇女而与之发生性关系严重, 而在拐卖妇女罪中适用数罪并罚而在拐卖妇女罪中适用一罪毫无疑问造成了刑法内容上的前后矛盾。同样在组织他人偷越国 (边) 境罪中对被组织人有强奸行为的按照数罪并罚的规定, 在运送他人偷越国 (边) 境罪之中对被运送人有强奸行为的也适用数罪并罚的规定。因此, 拐卖妇女过程中奸淫被拐卖妇女的应当认为是强奸罪和拐卖妇女罪同时成立而数罪并罚。

参考文献

[1]陈兴良.刑法学[M].2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2]陈兴良.罪名指南[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3]陈国庆, 韩耀元, 宋丹.<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解读[J].人民检察, 2001 (09) .

[4]张明楷.刑法学[M].2版.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篇2

为加大对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力度，贯彻落实《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就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1.依法加大打击力度，确保社会和谐稳定。自1991年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以来，侦破并依法处理了一大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犯罪分子受到依法严惩。2008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1353件，比2007年上升9.91%；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犯罪分子2161人，同比增长11.05%，其中，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至死刑的1319人，同比增长10.1%，重刑率为61.04%，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45.27个百分点。2009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1636件，比2008年上升20.9%；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犯罪分子2413人，同比增长11.7%，其中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至死刑的1475人，同比增长11.83%。

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种种原因，近年来，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在部分地区有所上升的势头仍未得到有效遏制。此类犯罪严重侵犯被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身权利，致使许多家庭骨肉分离，甚至家破人亡，严重危害社会和谐稳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从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出发，进一步依法加大打击力度，坚决有效遏制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上升势头。

2.注重协作配合，形成有效合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共同提高案件办理的质量与效率，保证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切实做好有关案件的法律援助工作，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各地司法机关要统一思想认识，进一步加强涉案地域协调和部门配合，努力形成依法严惩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整体合力。

3.正确贯彻政策，保证办案效果。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往往涉及多人、多个环节，要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综合考虑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及人身危险性的大小，依法准确量刑。对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组织策划者、多次参与者、拐卖多人者或者具有累犯等从严、从重处罚情节的，必须重点打击，坚决依法严惩。对于罪行严重，依法应当判处重刑乃至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要注重铲除“买方市场”，从源头上遏制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对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坚决依法追究。同时，对于具有从宽处罚情节的，要在综合考虑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程度的基础上，依法从宽，体现政策，以分化瓦解犯罪，鼓励犯罪人悔过自新。

二、管辖

4.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依法由犯罪地的司法机关管辖。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犯罪地包括拐出地、中转地、拐入地以及拐卖活动的途经地。如果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的司法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的司法机关管辖。

5.几个地区的司法机关都有权管辖的，一般由最先受理的司法机关管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人数较多，涉及多个犯罪地的，可以移送主要犯罪地或者主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的司法机关管辖。

6.相对固定的多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分别在拐出地、中转地、拐入地实施某一环节的犯罪行为，犯罪所跨地域较广，全案集中管辖有困难的，可以由拐出地、中转地、拐入地的司法机关对不同犯罪分子分别实施的拐出、中转和拐入犯罪行为分别管辖。

7.对管辖权发生争议的，争议各方应当本着有利于迅速查清犯罪事实，及时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以及便于起诉、审判的原则，在法定期间内尽快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报请共同的上级机关确定管辖。

正在侦查中的案件发生管辖权争议的，在上级机关作出管辖决定前，受案机关不得停止侦查工作。

三、立案

8.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经审查，符合管辖规定的，公安机关应当立即以刑事案件立案，迅速开展侦查工作：

（1）接到拐卖妇女、儿童的报案、控告、举报的；

（2）接到儿童失踪或者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妇女失踪报案的；

（3）接到已满十八周岁的妇女失踪，可能被拐卖的报案的；

（4）发现流浪、乞讨的儿童可能系被拐卖的；

（5）发现有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行为，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6）表明可能有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事实发生的其他情形的。

9.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发现犯罪嫌疑人或者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不论案件是否属于自己管辖，都应当首先采取紧急措施。经审查，属于自己管辖的，依法立案侦查；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处理。

10.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的立案监督，确保有案必立、有案必查。

四、证据

11.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

要特别重视收集、固定买卖妇女、儿童犯罪行为交易环节中钱款的存取证明、犯罪嫌疑人的通话清单、乘坐交通工具往来有关地方的票证、被拐卖儿童的DNA鉴定结论、有关监控录像、电子信息等客观性证据。

取证工作应当及时，防止时过境迁，难以弥补。

12.公安机关应当高度重视并进一步加强DNA数据库的建设和完善。对失踪儿童的父母，或者疑似被拐卖的儿童，应当及时采集血样进行检验，通过全国DNA数据库，为查获犯罪，帮助被拐卖的儿童及时回归家庭提供科学依据。

13.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所涉地区的办案单位应当加强协作配合。需要到异地调查取证的，相关司法机关应当密切配合；需要进一步补充查证的，应当积极支持。

五、定性

1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参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的多个环节，只有部分环节的犯罪事实查证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对该环节的犯罪事实依法予以认定。

15.以出卖为目的强抢儿童，或者捡拾儿童后予以出卖，符合刑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应当以拐卖儿童罪论处。

以抚养为目的偷盗婴幼儿或者拐骗儿童，之后予以出卖的，以拐卖儿童罪论处。

16.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的，应当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

17.要严格区分借送养之名出卖亲生子女与民间送养行为的界限。区分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应当通过审查将子女“送”人的背景和原因、有无收取钱财及收取钱财的多少、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目的及有无抚养能力等事实，综合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属于出卖亲生子女，应当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

（1）将生育作为非法获利手段，生育后即出卖子女的；

（2）明知对方不具有抚养目的，或者根本不考虑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目的，为收取钱财将子女“送”给他人的；

（3）为收取明显不属于“营养费”、“感谢费”的巨额钱财将子女“送”给他人的；

（4）其他足以反映行为人具有非法获利目的的“送养”行为的。

不是出于非法获利目的，而是迫于生活困难，或者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私自将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送给他人抚养，包括收取少量“营养费”、“感谢费”的，属于民间送养行为，不能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对私自送养导致子女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符合遗弃罪特征的，可以遗弃罪论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可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18.将妇女拐卖给有关场所，致使被拐卖的妇女被迫卖淫或者从事其他色情服务的，以拐卖妇女罪论处。

有关场所的经营管理人员事前与拐卖妇女的犯罪人通谋的，对该经营管理人员以拐卖妇女罪的共犯论处；同时构成拐卖妇女罪和组织卖淫罪的，择一重罪论处。

19.医疗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将所诊疗、护理、抚养的儿童贩卖给他人的，以拐卖儿童罪论处。

20.明知是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而收买，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论处；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1）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后，违背被收买妇女的意愿，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

（2）阻碍对被收买妇女、儿童进行解救的；

（3）非法剥夺、限制被收买妇女、儿童的人身自由，情节严重，或者对被收买妇女、儿童有强奸、伤害、侮辱、虐待等行为的；

（4）所收买的妇女、儿童被解救后又再次收买，或者收买多名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

（5）组织、诱骗、强迫被收买的妇女、儿童从事乞讨、苦役，或者盗窃、传销、卖淫等违法犯罪活动的；

（6）造成被收买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以及其他严重后果的；

（7）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被追诉前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向有关单位反映，愿意让被收买妇女返回原居住地，或者将被收买儿童送回其家庭，或者将被收买妇女、儿童交给公安、民政、妇联等机关、组织，没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六、共同犯罪

21.明知他人拐卖妇女、儿童，仍然向其提供被拐卖妇女、儿童的健康证明、出生证明或者其他帮助的，以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共犯论处。

明知他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仍然向其提供被收买妇女、儿童的户籍证明、出生证明或者其他帮助的，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共犯论处，但是，收买人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除外。

认定是否“明知”，应当根据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同案人供述和辩解，结合提供帮助的人次，以及是否明显违反相关规章制度、工作流程等，予以综合判断。

22.明知他人系拐卖儿童的“人贩子”，仍然利用从事诊疗、福利救助等工作的便利或者了解被拐卖方情况的条件，居间介绍的，以拐卖儿童罪的共犯论处。

23.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共犯，应当根据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地位、作用，参与拐卖的人数、次数，以及分赃数额等，准确区分主从犯。

对于组织、领导、指挥拐卖妇女、儿童的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犯罪环节，或者积极参与实施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等犯罪行为，起主要作用的，应当认定为主犯。

对于仅提供被拐卖妇女、儿童信息或者相关证明文件，或者进行居间介绍，起辅助或者次要作用，没有获利或者获利较少的，一般可认定为从犯。

对于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区别不明显的，可以不区分主从犯。

七、一罪与数罪

24.拐卖妇女、儿童，又奸淫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卖淫的，以拐卖妇女、儿童罪处罚。

25.拐卖妇女、儿童，又对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实施故意杀害、伤害、猥亵、侮辱等行为，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26.拐卖妇女、儿童或者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又组织、教唆被拐卖、收买的妇女、儿童进行犯罪的，以拐卖妇女、儿童罪或者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与其所组织、教唆的罪数罪并罚。

27.拐卖妇女、儿童或者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又组织、教唆被拐卖、收买的未成年妇女、儿童进行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以拐卖妇女、儿童罪或者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与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数罪并罚。

八、刑罚适用

28.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情节严重的主犯，累犯，偷盗婴幼儿、强抢儿童情节严重，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情节严重，拐卖妇女、儿童多人多次、造成伤亡后果，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依法从重处罚；情节特别严重的，依法判处死刑。

拐卖妇女、儿童，并对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实施故意杀害、伤害、猥亵、侮辱等行为，数罪并罚决定执行的刑罚应当依法体现从严。

29.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应当注重依法适用财产刑，并切实加大执行力度，以强化刑罚的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效果。

30.犯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对被收买妇女、儿童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将其作为牟利工具的，处罚时应当依法体现从严。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收买妇女、儿童没有实施摧残、虐待行为或者与其已形成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但仍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一般应当从轻处罚；符合缓刑条件的，可以依法适用缓刑。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依法免予刑事处罚。

31.多名家庭成员或者亲友共同参与出卖亲生子女，或者“买人为妻”、“买人为子”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一般应当在综合考察犯意提起、各行为人在犯罪中所起作用等情节的基础上，依法追究其中罪责较重者的刑事责任。对于其他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必要时可以由公安机关予以行政处罚。

32.具有从犯、自首、立功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没有实施摧残、虐待等违法犯罪行为，或者能够协助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具有其他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可以依法酌情从轻处罚。

33.同时具有从严和从宽处罚情节的，要在综合考察拐卖妇女、儿童的手段、拐卖妇女、儿童或者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人次、危害后果以及被告人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因素的基础上，结合当地此类犯罪发案情况和社会治安状况，决定对被告人总体从严或者从宽处罚。

九、涉外犯罪

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律完善 篇3

1.完善罪名扩大保护范围

拐卖犯罪的犯罪对象仅是妇女和儿童，不包括14周岁以上男子，这导致拐卖成年男子的行为无法受到刑法规制，造成了刑法保护的不平等性。[1]因为拐卖犯罪侵犯的客体是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不论男性、女性、还是儿童都应具有相同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不应当予以差别对待，所以可将罪名改为“拐卖人口罪”。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确更易受到猥亵、侮辱、性侵犯等不法侵害，对于此类侵害不同法益的犯罪，可以规定于加重情节中予以重罚。

2.修改完善主观要件

我国刑法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罪主观上须具有出卖目的，从而造成不以出卖为目的实施拐卖的行为无法得到刑法规制。山西黑砖窑事件的衡某拐骗受害人是为了自用或以劳务派遣形式赚取利益而非出卖，但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法益侵害性却无不同。《联合国惩治贩运人口议定书》规定本罪主观要件是“为剥削目的”。由此可见，在立法论上我国刑法将以出卖为目的作为拐卖犯罪的主观要件，其缺陷显而易见。它将不可避免地轻纵不以出卖为目的、却以剥削为目的的行为，不利于人权保障和遏制犯罪。因此，建议修改本罪的主观要件为“以剥削为目的”。

3.买方一律追责

司法实务中绝大部分收买人均未被追究刑事责任，即使被追究也是比较轻微的行政处罚，犯罪成本较低，因而只要加大对买方的处罚力度，拐卖的主要渠道和动机被卡死，拐卖行为相信会减少。《刑法修正案九》吸收了学界的主流意见，修改了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第六款，这意味着买方将一律受刑罚处罚。但有学者认为收买犯罪最高法定刑为三年，不足以起到威慑作用，应当处以更严厉的惩罚。其实，买方市场存在的主要原因是收买人受到刑罚可能性较小，而非法定刑不够高。所以只要做到违法必究，便可以有效打击买方市场。[2]

二、刑事执法的完善

1.提高侦查破案率

法学泰斗贝卡利亚曾经说过：“法律的震慑力，源于承担犯罪后果的必然性，而非承担犯罪后果的严重性。”可见，打击拐卖犯罪真正需要提升的是案件侦破率。无论是打拐专项行动还是解救被拐妇女、儿童的过程中，要时刻保持高度的责任心，重点对13类儿童进行严格摸排，遇到疑似被拐人员坚决不能麻痹大意而错失解救机会。对于专项打拐行动难以发现的已成年被拐儿童，应加大宣传力度，让怀疑自己是被拐儿童的人主动到公安机关采血录入DNA信息并进行比对，帮助他们早日回到亲人身边。

2.建立完善快速搜救机制

国内外的反拐工作经验证明，打拐工作最有效的是案发后“黄金救援三小时”。要使打击拐卖犯罪更加高效，需要建立快速搜救机制。[3]

首先，警方接到报警后立即启动搜救机制，通知交警、巡警、派出所等部门执勤人员，严格盘查收费站、车站、机场、港口等交通要道。交通部门视频监控中心迅速组织力量重点查找嫌疑人及作案车辆去向，同时出动警犬队在各个交通要道搜寻犯罪嫌疑人和被拐人员。

其次，可以借鉴美国搜救失踪儿童的成功经验，案发后立即向所在地手机用户推送儿童失踪警报，并向车站、机场等公共场所的灯箱、电子广告牌等醒目位置投放失踪儿童信息，同时通过无线电台向案发地区发布失踪儿童信息、照片以及犯罪嫌疑人的信息特征，从而提高搜救成功的几率。

3.积极升级打拐措施

自从全国打拐DNA数据库建成联网运行以来，大大提高公安机关的办案效率，但仍亟需在案发后三小时内快速寻找被拐妇女儿童的手段。“天网监控系统”虽然可以24小时监控，但是对于搜索特定对象尚未实现自动化，需要大量人力去甄别。如果将人脸识别技术与天网监控系统结合使用，将需要查找的目标数据信息录入系统，通过火车站、飞机场、车站等公共场所监控视频自动比对识别，能大大提高办案效率。

三、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

1.完善收养制度

由于《收养法》对收养条件的严格规定，很多有收养需求的家庭无法通过正规渠道达到收养目的，从而造成买卖儿童需求旺盛。因此，应当合理设置收养家庭条件完善收养制度，在保证儿童权益的前提下，使尽可能多的家庭符合收养条件。同时可以考虑适当放开民办收养组织，政府部门严格控制准入机制，加以事中事后监督，配以跟踪调查措施，这样既保证收养渠道高效畅通，又使被收养儿童的权益尽可能得到保障。[4]

2.完善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

现行户籍登记制度规定新入户仅需提供医学出生证明、父母结婚证、基层组织证明等文件，这些文件容易被伪造，如果把关不严，容易留下可乘之机。可以要求入户时必须采集DNA信息，以DNA信息作为惟一标识建立户籍信息档案，保证被拐卖人员在申请入户登记时能够被及时发现。虽然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正在逐步完善，参保范围逐步实现全覆盖，但是成效不理想，因担心养老问题而收养儿童的不在少数。如果在实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同时，鼓励公益性养老院建设，全面实现老有所养，便能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

3.完善联合打拐机制

民间打拐力量权力有限，把握不好就可能涉及公民隐私权等问题，只能以配合公安机关、提供线索等为主。如果完全依靠公安机关单打独斗来打击拐卖犯罪，短时间内难以达到天下无拐的目标。因此，需要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打拐工作，打造素质过硬的反拐志愿者队伍，形成全民反拐良好氛围。同时加强政府部门与民间组织的协作，建立一套以公安打拐为主导，民间组织打拐为有益补充的新机制，成立专门的民间打拐组织让更多人自发地加入打拐行列，充分运用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使警方可以借助民间打拐组织和公共信息平台的力量打击拐卖犯罪。

4.强化职能部门职责，完善追责机制

打拐是政府部门的职责所在，如果政府部门不能切实履行打拐职责，公民热情再高，也终将无力承担打拐重任。震惊全国的张淑侠拐卖婴儿案[5]，砀山梅屯福利院贩卖婴儿案[6]等，充分暴露了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管失职。因此，必须强化职能部门的职责，加强对相关机构的监管，坚决杜绝变相贩卖儿童事件的发生。村委会是作为直接面对群众的一线组织，对当地的情况了如指掌，应当能及时发现被拐儿童或妇女。但是，现实却存在被拐儿童很久没有被发现的现象，这与村干部没有责任心有莫大关系。因此，要明确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责，严格执行追责机制，以迫使其真正担负起打击拐卖犯罪的职责。

参考文献：

[1]参见朱建梅：《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几个问题》，《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杨阳等：《浅析拐卖人口案件侦查之买方市场的防控》，《辽宁警专学报》，2015年第3期27-32页。

[3]参见李春雷等：《我国被拐卖儿童救助保护现状及完善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13年6期21-30页。

[4]参见代希奎：《收养改革考验政府管理智慧》，《广州日报》，2014年11月10日DGA16版。

[5]参见倪建军：《陕西富平贩婴案公开审理》，《检察日报》，2013年12月31日第2版。

[6]参见张东：《砀山福利院院长拐卖儿童》，《河南法制报》，2008年4月22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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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篇4

近年来,拐卖儿童犯罪案件多发,犯罪分子在巨大经济利益诱使下,利用当前先进的科技手段以及便利的交通条件在全国各地疯狂作案,给受害者家庭造成严重打击,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和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虽然我国公安机关从未懈怠对拐卖儿童犯罪的打击,破获了一系列拐卖儿童的大案要案,惩处了一大批犯罪分子,但是此类案件仍然时有发生且屡禁不止。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保护广大儿童合法权益,必须对拐卖儿童犯罪的原因和对策进行分析研究。

一、拐卖儿童犯罪的原因分析

1、拐卖儿童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和经济利益

在我国拐卖儿童犯罪屡禁不绝,究其根源是因为买卖儿童有着巨大的市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一些偏远贫困山村,封建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无后为大”等封建残余思想成为滋生拐卖儿童犯罪的“温床”。在这种落后观念的影响下,一些没有男孩的家庭不惜倾家荡产通过人贩子购买“传宗接代”的男孩,由此便形成了巨大的买方市场。另一方面,当前经济迅猛发展,商品意识深入人心,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拜金主义的泛滥,人贩子为了牟取暴利不惜铤而走险,不惜以破坏他人家庭幸福为代价满足一己私欲。据公安机关统计人贩子以两万至五万不等价格贩卖儿童,这对于犯罪分子来说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2、广大农村地区法律宣传力度不足,部分农民法律意识淡薄

在我国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山区,部分农民甚至基层领导受教育水平偏低,法制观念淡薄。同时封建残余思想严重,对于买卖儿童行为不以为然。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每个人人身自由及平等权利,任何人都不得侵犯他人的这种权利,但是,由于地域及经济文化生活条件的限制,一些人虽然认识到收买儿童是犯罪行为,但由于法制观念不强和“地方保护主义”或“同情心”的影响,对此采取纵容、包庇态度。基层行政管理部门明知是被拐儿童还准予上户,或采取默许的态度。有的被拐儿童根本不上户,然而基层组织却不闻不问,一些村社干部甚至还参与围攻解救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拐卖儿童犯罪的嚣张气焰。

3、受害者家庭防范意识不足,受害儿童自我保护能力差

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导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急剧增加,这些农民工一般聚集居住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形成“城中村”一样的都市里的村庄。“城中村”已经成为拐卖儿童案件的高发地带,究其原因有以下三点,首先,“城中村”人口流动性大,居住环境复杂,治安混乱。其次由于大部分“城中村”公共设施不健全,农民工收入普遍偏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很难得到妥善解决,因此,部分儿童得不到有效监护,拐骗儿童很容易得手。最后,一些家长防范意识较差,任由孩子们自由玩耍。同时对孩子缺乏安全教育,孩子们自我保护能力差,人贩子很容易诱骗得手。

4、犯罪手段多样化趋势明显,侦破难度大

随着科技的发展,通讯技术、交通运输工具更加方便快捷,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进步,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给犯罪分子提供了更多、更隐蔽的犯罪手段和贩卖渠道。现代化的犯罪手段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同时增加了公安及司法机关的侦破难度。在与犯罪分子的长期较量之中,公安机关不断地调整破案方式,但是由于拐卖儿童犯罪日益集团化、专业化,犯罪势头并未得到有效遏制。

5、法律惩治制度过轻,难以威慑犯罪分子。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现行《刑法》第241条规定,对被拐卖妇女儿童没有虐待,不阻挠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我国至今没有制定对买受人口的一方具有可操作性的惩处法条,这造成了拐人有罪、买人者无罪的现象,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不法交易现象的长期存在。可见,在打击拐卖人口上处罚力度不够。

二、预防拐卖儿童犯罪的对策分析

1、加大普法宣传力度,遏制买方市场的扩大

买方市场的存在是拐卖儿童案件高发的根源,只有遏制买方市场的扩大才能真正控制拐卖儿童犯罪。由于儿童拐入区多为法律意识淡薄的农村地区,所以只有加大这些地区的法律宣传力度,才能从根源上降低拐卖儿童案件的发案率。各级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要精心组织,制定宣传计划,充分利用网络、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体,大力宣传党和政府打击拐卖儿童的态度和决心,宣传拐卖儿童犯罪的危害性,宣传国家禁止买卖儿童和惩治人贩子的法律规定,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宣传工作要做足做细,尽量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对不通广播电视的贫困边远地区,要采取印发宣传资料,开座谈会等形式进行宣传。

2、建立基层领导责任机制,并激励民间人士参与打拐

基层组织是打拐的第一线,如果基层组织对买卖儿童案件采取纵容、包庇态度,则打拐很难真正落到实处。笔者认为在对基层组织进行法制教育的同时,应从机制上增加基层组织的责任,对于纵容包庇买卖儿童着应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我国《刑法》规定对于事后包庇犯罪分子着以包庇罪论,笔者认为可以援引此处法律规定对基层领导的纵容包庇行为予以制裁,这样一方面可以对潜在的收买群体起到威慑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减轻公安等司法机关的侦查成本。从而起到遏制买方市场扩大的作用。人民群众应该成为打拐的主力军,笔者认为应该从机制上鼓励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对于积极帮助公安及司法机关打拐的个人或者组织应与一定的物质或精神奖励,从而提高广大群众的打拐积极性,进一步降低拐卖儿童案件的发案率。

3、运用高科技手段打击拐卖儿童犯罪

现代社会网络信息技术日益发达,覆盖面日益扩大,因此应运用高科技手段推进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进程。首先,应由政府部门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儿童失踪网站。网站可通过公安机关、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失踪儿童家长收集各种信息,方便被拐儿童家长拿到第一手资料,在第一时间救回被拐卖的儿女。其次,应有效运用DNA数据库帮助破获拐卖儿童犯罪。公安部已经建成全国打击拐卖儿童犯罪DNA数据库,该数据库的建立,使公安机关有效地运用高科技信息手段快速、高效地查找被拐卖儿童及其父母,在最短时间内拯救被拐儿童,让他们回到父母的身边,享受天伦之乐。据统计2009年4月到现在,福建省共检验录入33904名来历不明、疑似被拐儿童DNA信息,比中150名被拐儿童,其中有95名儿童是在没有任何侦查手段下,通过DNA检验,成功找到其亲生父母的。我们可以看到利用DNA数据库打击拐卖儿童犯罪成绩斐然,但是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部分被害家庭仍然未能团圆。笔者认为,应扩大DNA数据库容量,在收买儿童案件高发区建立专门DNA数据库管理机关,定期采集本地区新增儿童血液样本,以便被拐儿童父母及时比对查找。

4、加强受害者的自防教育工作

在拐卖儿童犯罪案件中,犯罪分子之所以屡屡作案得手,除其他因素外,受害者思想单纯,以及儿童监护人麻痹大意的弱点也给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为此,要加强对儿童监护人的安全教育和对儿童的自我防范意识教育,一些拐卖儿童案件的高发区应加快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使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儿童置于学校或者幼儿园的监护之下。同时可在这些地区安装先进的监控设备,这样既可以威慑犯罪分子又可以提高拐卖儿童案件的破案率。

5、积极发展教育事业,改造落后思想。

被拐卖儿童的收买区多为落后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些地区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加之封建残余思想根深蒂固,部分群众深受“男尊女卑”、“传宗接代”等观念影响,这成为拐卖儿童犯罪的主要原因。因此,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广大群众的思想文化水平,逐步扫除封建残余思想,才能从根本上预防拐卖儿童犯罪的发生。

6、加大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力度,完善立法

要始终坚持“严打”方针,凡是拐卖儿童的,不论是哪个环节,只要是以出卖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行为之一的,不论拐卖人数多少,是否获利,均应追究刑事责任;对窝藏、包庇犯罪分子、阻碍解救、妨碍公务的也要坚决惩处;对跨区域作案,危害大、影响大的犯罪团伙和拐卖儿童的大案要案,要集中优势警力,专案专办,一查到底;同时,加大对收买儿童犯罪的惩罚,我国目前立法对于买方采取比较宽容态度,这使得一部分收买儿童的犯罪分子无视法律的存在,笔者认为应该在立法上加重收买儿童行为的法定刑,严惩收买儿童的犯罪,威慑潜在的收买人群。

总之,拐卖儿童犯罪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其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如果打击拐卖儿童犯罪斗争不能获得胜利将直接影响人民的安居乐业、社会秩序的稳定、影响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长期以来我国公安司法机关通过组织专项打拐行动,解救了一大批被拐儿童,破获了一系列大案要案,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嚣张气焰,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果,但是,我们要看到打击拐卖儿童犯罪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打拐行动任重而道远。

摘要：在我国,拐卖儿童犯罪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虽然各个时期对拐卖儿童犯罪都制定了严厉的刑罚,但是拐卖儿童犯罪的发案率却不减反增。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们商品意识不断提高,但是部分地区法律意识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拐卖儿童犯罪日益猖獗且越演越烈,给受害者家庭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安定团结。打击拐卖儿童犯罪是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拐卖儿童犯罪,原因,现状,对策

参考文献

[1]孙龙.当代中国拐卖人口犯罪研究,华东政法学院2004届优秀硕士论文.

[2]黄邦梅、络华松、李江苏、赵兴玲.流动人口聚居区拐卖儿童现象产生的原因、社会影响与对策[J].产业与科技论坛,2008(2)

[3]李静睿.全国打击拐卖儿童DNA数据库建成、可免费查询,2009年5月1日,新京报.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篇5

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的通知》（国办发［2007］69号）精神、云南省贯彻《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实施意见、《XX州反对拐卖妇女儿童工作实施意见（2008—2012年）》和《ZZ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XX县反对拐卖妇女儿童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积极参与预防和打击拐卖妇女儿童违法犯罪、教育和帮扶被解救妇女儿童工作，结合部门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七大、十七届各次全会精神，坚持“预防为主、打防结合、以人为本、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充分调动广大青年参与打拐工作的积极性，切实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促进XX县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总体目标

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单位的沟通、协调，配合建立健全反拐协调、保障机制，在XX县青少年群体中开展积极宣传，最大限度提高广大妇女、青少年的反对拐卖意识；积 极动员和组织各级团组织、广大青少年参与到救助和妥善安置被解救妇女儿童的工作中来，减轻被拐卖妇女儿童遭受的身心伤害。

二、组织机构及主要职能

（一）组织机构

成立由团县委书记任组长，副书记任副组长，团委办公室相关人员、各乡（镇）团委书记、县直机关各团委书记、XX县城区各学校团委书记及少先队辅导员、企业（包含“两新”组织）团委书记为成员的XX县共青团系统反对拐卖妇女儿童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团县委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二）主要职能

一是建立并不断完善部门工作机制，组织协调全县各级 共青团、少先队组织认真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关于反拐工作的安排部署。

二是积极参与、配合、推动与县级各部门间的反拐合作。三是在全县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重点片区和易被拐卖人群中开展预防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能力建设和综合整治，提高妇女儿童的反拐意识和识别犯罪、自我保护的能力。

四是结合部门工作实际在全县开展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反拐宣传、教育、培训活动，提高社会各界对反拐和救助工作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五是充分利用共青团网络宣传平台，加强与各地、各级团组织反拐工作经验交流、信息共享、成果展示，积极推广集预防、打击、救助和康复为一体的工作模式，推动反拐工作机制不断完善。

三、工作措施

（一）加强宣传，为全县反拐工作营造良好氛围 充分发挥共青团、少先队组织的生力军作用，结合当前团组织格局创新工作新格局，组织协调县、乡（镇）、村三级团组织以及学校团组织、少先队组织立足岗位，广泛开展不同形式的反拐宣传活动。乡（镇）团委应结合实际，利用街天、返乡潮、召开大会等人员集中的机会积极开展反拐宣传；各学校团委、少先队组织应结合学校实际情况，每学期至少开展一次反拐知识普及活动，反拐重点地区学校应适当增加活动次数, 多渠道、多形式地开展宣传教育，不断发挥共青团组织在青少年反拐宣传工作中的积极作用，为全县反拐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强化协作，为全县反拐工作贡献力量

在全县统一部署开展反拐工作框架内，保持与县级各职能部门、单位之间的反拐工作信息畅通，加强沟通，及时掌握我县反拐工作最新进展，积极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单位开展反拐工作。

一是配合县政府法制办开展相关地方性政策和规章的 的制定和完善工作，积极开展基层调研，全面展现全县拐卖妇女儿童现状，反映基层青少年诉求，为相关政策、规章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二是配合县委宣传部在全县范围内做好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和反拐宣传、教育、培训工作，提高各地、各部门和社会各界对反拐工作的认识，提升社会对拐卖妇女儿童行为的认知和防范能力。

三是充分调动全县青年志愿者工作的积极性，参与、配合县政法系统强化对拐卖拐骗流动人口、强迫流动人口劳动以及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和流动残疾人的各类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大力普及反拐知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反拐队伍中来。

四是配合县综治维稳办在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重点地区开展综合整治，督促乡（镇）、村团组织积极配合乡（镇）政府、社区组织、村（居）民小组做好预防拐卖妇女儿童工作。

五是配合县教育局做好被解救的适龄儿童入学、返学工作，充分发挥共青团、少先队组织的作用，积极为被解救的适龄儿童入学、返学提供帮助和关怀，各学校少先队辅导员要制定针对性的工作措施。

六是配合县民政局做好被解救妇女儿童及其所在社区的工作，充分调动社区共青团组织的积极性，做好被解救妇 女儿童回归家庭、重新融入社会的工作，在相关扶持项目中给予支持，积极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

七是配合县卫生局开展拐卖妇女儿童身心健康领域的研究，积极为卫生部门寻求更为有效的康复治疗方法提供便利条件。

八是加强同其它区域的合作，有效参与打击跨区域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增强合作。拐卖妇女儿童事关和谐社会建设，事关全县社会治安大局稳定。要牢固树立反拐工作 “一盘棋”思想，与各部门、各级团组织一道配合协作，形成反拐工作的强大合力。

（二）责任落实，措施到位。结合相关要求，明确职责任务，落实工作责任并加大对下属团组织开展工作的指导、检查和督导，及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确保工作健康有序开展。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篇6

关键词：拐卖妇女；儿童罪；既遂；未遂；以出卖为目的

一、拐卖妇女、儿童罪概述

当今社会法治建设取得相当大的成效，人们的法制意识也逐步提高，但在我们身边仍时现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了极大危害，为此，我国从1979年刑法到1997年刑法不断修改完善关于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相关规定，力求在司法实践中有力打击该类犯罪行为。1997年修订的刑法将该犯罪的客观行为规定为实施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六种行为，并要求行为人以出卖为目的。关于该罪的认定等若干问题，我国也出台了较为细致的司法解释，但是，至今仍存在很多争议问题，值得我们研究。

二、对于送养亲生子女行为的处理

（一）理论界争议焦点

在我国偏远地区的农村，如今仍然存在着很多将亲生子女送养给他人的现象，其中有的是假借送养之名出卖亲生子女的，也有的确属民间送养行为。对于上述两种送养亲生子女的行为应该如何定性，理论界仍存在很多争议，正确界定此类案件有利于减少父母出卖亲身子女的不负责行为，促使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二）笔者意见

笔者认为，对于送养亲生子女的行为案，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直接推定其行为构成了拐卖儿童的行为，也不能推定其不构成犯罪。在我国偏远农村，经济欠发达，往往生育子女后，没有较多的经济能力将亲生子女养活，基于生活所迫不得不将子女送于比自己经济能力强的人养活，而这些经济能力相对较好的人又原意领养他人子女，该他人为表示感谢，给与亲生父母一些“生活费”、“感谢费”，再者一些家庭条件较好而无子女着愿意收养别人子女，这样子女可以在较好的家庭中健康成长，对于子女这样的送养与收养行为对社会是极为有利的，关于将孩子送于他人养活，或者亲生父母接受他人给予的一些“生活费”、“感谢费”是不能作为出卖为目的认定的，其客观表现应以是否对亲生子女进行作价，是否主动索要“生活费”、“感谢费”。因此，对于此类假借送养亲生子女之名出卖亲生子女的行为，理应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故结合我国关于该罪名的司法解释，对于此种行为应严格界定行为人是否以出卖为目的，是否对亲生子女进行作价以及是否向收养人索要钱财，是否实施了该罪中的六种行为之一。此外，还应审查行为人将子女“送”人有何原因，收养人是否具有抚养目的、有无抚养能力，行為人是否收取了钱财以及收取钱财的多少等事实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只有这样才更有利于认定犯罪行为，惩罚犯罪，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为进一步在法律上规范送养亲生子女的行为，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曾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该司法解释较为细致地规定了哪些送养行为属于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客观行为，我们也可以依法判断行为人的送养行为到底是借送养之名行出卖之实还是确属民间送养行为。根据该司法解释，当事人将生育行为作为一种非法获利的手段，以出卖子女为目的进行生育的；明知对方没有抚养其子女的目的，或者并不在意对方是否有抚养的目的，收取钱财将子女“送”给他人的；收取收养人财产数额较大，明显不属于“营养费”、“感谢费”等补偿费用而将子女“送”给他人的，皆可以认为是属于出卖亲生子女的行为，应当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而民间送养行为的当事人在实践中虽然会收取收养人少量费用，但本质并不是以非法获利为目的，而是由于重男轻女生育过多子女无力抚养，或者由于家庭原本就生活困难无力抚养儿女，其收取费用一般是收养人主动以“营养费”、“感谢费”等合理费用进行补偿。这种民间送养行为在我国部分偏远农村地区是比较普遍的，由于此种行为大多是为确保子女未来生活更有保障，当事人为生活所迫并非恶意为之且不会给社会造成危害，其送养行为只能接受道德评价而不应接受法律评价，因此不能对当事人以罪论处。而对于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子女则具有相当严重的法律后果，需没收当事人非法所得，按拐卖妇女、儿童罪进行处罚。由此可见，民间送养与出卖子女之间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这个界限就要综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以及客观上收取收养人钱财的数量有没有超过合理限度等各种因素进行具体分析，从而确定行为人的送养行为是否需要接受刑法上的法律后果。

因此，综合全文，我认为拐卖妇女儿童罪尚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我国必须加强这方面立法，并颁布与之配套的司法解释，使得此类犯罪有法可依，加大对犯罪者的惩罚力度，保护妇女、儿童利益，维护社会稳定。当前在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各项法律都会更加明晰，我国法治建设一定会取得更加突出的成就。

参考文献：

[1]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第五版.2011年08月.478-480

[2]达旗人民检察院，王恒娟.亲生子女送人收营养费是否构成拐卖儿童罪[J].2012年04月

[3]杨金彪.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几个问题[J].现代法学，2004年第05期

作者简介：

王景（1990.10～），女，山东淄博人，辽宁大学法学院在读研究生。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篇7

一、拐卖儿童犯罪屡禁不止的原因

( 一) 养老保障不到位, 为“防老”收买被拐儿童的现象频频发生

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始于上世纪80 年代, 但只限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人员, 直至2009 年适用范围扩至农村人口, 基本实现了全面铺开。但纵观各国情况来看, 我们在保障的深度和广度上仍需加强。这里仅以美国为例, 做以比较: 从覆盖面来看, 美国社保的参保人数占劳动力总人口数的96% , 中国仅占26% ; 从缴费费率来看, 美国为12.4% , 中国为28% , 约为美国的2. 26 倍; 从参保最低缴费额度来看, 中国最低缴费额度为统筹社会平均工资的60% , 美国没有此类限制, 均为工资的6. 2% ; 从领取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来看, 中国为15 年, 美国为10 年。从上面的对比情况来看, 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 无论是从覆盖范围, 还是缴费负担等很多方面都有很大差距, 这就导致大部分的中国公民, 特别是中国的农民未能在社会养老保险上受益, 加之“养儿防老”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 导致我国很多“无儿家庭”产生了“买儿防老”的想法, 有买的需求, 自然就会有卖的动力, 这也成为了拐卖儿童犯罪频发的重要诱因。

( 二) 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部分地区购买女孩的现象不断增多

近年来, 受“重男轻女”思想的严重影响, 很多人通过医疗手段选择胎儿的性别, 结果致使很多地区男孩比例飙升。同时, 受“进城务工”思潮的影响, 很多农村女孩进城后不愿再回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生活, 致使很多农村男孩长大后面临着娶妻难的困扰。这也导致了一些“精明人士”动了歪脑筋———几千块甚至几百块买个女孩养着, 等长大后就直接给自己的儿子当老婆或卖个好价钱, 买女孩成了“精明”买主的生财之道。

( 三) 收养门槛过高、渠道不畅, 成为很多家庭实现“合法收养”的阻碍

我国收养法规定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 无子女、有抚养教育的能力、未患有不利于收养子女的疾病、收养人年满三十周岁这些条件才可以收养儿童, 这样一来, 有收养需求并符合条件的人变得凤毛麟角。据中国民政部公布的数字, 中国现有孤儿人数为61. 5 万人, 但在官方福利院收养的孤儿占不到其中的20% 。同时, 由于我国的福利院要求收养人必须向福利院交纳一定数额的赞助费, 有些福利院的赞助费用竟高达十万元, 这巨额的费用让很多想通过正常渠道收养孩子的家庭望而却步, 这些家庭在权衡之下, 常常选择以较低的价格从人贩子手中“买”孩子。

( 四) 现有刑罚对利益熏心的人贩子来讲, 震摄作用十分有限

根据某网站公布的情况来看, 一名被拐儿童贩卖价格在3 万元至6 万元不等, 直接拐卖的犯罪嫌疑人可以获利2. 5 万元以上, 介绍买卖的中介人每名介绍费达数千元甚至上万元, 拐骗、中介成本低、报酬高, 受暴利驱使, 一些人选择铤而走险。甚至有人将被拐儿童作为牟取暴利的工具。对于这样罪大恶极的犯罪行为,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 拐卖儿童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对于拐卖集团的首要分子等八种情形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以死刑。笔者认为, 与拐卖儿童犯罪对社会的严重危害程度相比, 现有刑法的处罚偏轻, 对犯罪嫌疑人的震慑作用不大, 很多人会心存侥幸继续作恶。

( 五) 对买主打击不力, 成为打拐政策的硬伤

按我国现行刑法规定, 收买被拐卖的儿童, 对被拐卖儿童没有虐待行为, 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 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这就使得很多买家认为一旦被发现不过损失点钱财, 便对收买行为肆无忌惮。有买的需求, 才会有拐卖的动力, 这也是拐卖儿童犯罪屡禁不止的又一重要诱因。

( 六) 对城市流动人口子女和农村留守儿童的监管不力, 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由于农村土地不断减少、就业空间有限和对城市生活的向往等方面因素的影响, 近些年来, 进城务工的农民越来越多, 有的是拖家带口, 有的则是把孩子留在老人身边照顾, 但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这些孩子没有得到更好的关心和照顾, 处于“散养”状态, 这给不法分子留下了犯罪空间。很多监护人疏于监管也是儿童被拐卖的一个重要因素。

( 七) 未能高效利用民间力量, 打拐工作成效不显著

从现有情况来看, 民间已有了“宝贝回家”这样的自愿组织, 但由于我国对于民间组织缺乏有限的监督和管理, 导致民间组织的社会认知度和信誉度不高, 这也直接影响了其效能的发挥, 并且这些组织多为单打独斗, 没有形成社会合力。目前, 我国的打拐工作仍以公安机关为主, 但受行政地划、人力、警力不足等因素影响, 打拐工作成效并不显著。

二、有效遏制拐卖儿童犯罪的可行性措施

从笔者上面的分析情况来看, 导致拐卖儿童犯罪居高不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监护人监管不到位、防拐意识差的原因, 也有失踪后解救力量薄弱、解救不及时的原因, 还有对人贩子惩处力度不大、震慑作用不强等多方面原因, 因此, 要想有效遏制拐卖儿童犯罪的发生, 就要从预防、解救、惩处等多方面发力, 实现综合治理。

( 一) 强化养老保障机制, 让全体国民都有“老有所养”的信心和保障

受经济实力、人口数量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我国现行养老保障机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这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彻底改变的, 但有些方面则可以通过政策加以改变。首先需要改的就是断缴接续需缴纳欠缴费用利息的问题, 其次, 建议国家适当降低缴费费率。再次, 取消参保最低缴费额度的限定。

( 二) 完善收养制度, 让真正有需求、有能力的人可以通过便利的正规渠道收养儿童

我国现行收养法制定于1991 年, 1998 年进行了修改, 近20 年时间过去了, 随着社会环境、政策等因素的不断变化, 使得该法的滞后性更加突出。一是关于收养前后子女数量的限定。这在制定之初看来是没问题的, 但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不断变化, 这些规定显然已出现矛盾。笔者对收养法有这样的规定也存在质疑, 计划生育政策是为了控制人口增长, 但是收养法做这样的规定又意在如何呢? 收养的是儿童而非胎儿, 可以说是对现有人口组合结构的优化, 并不会影响人口数量。过分的限定反倒会使一些收养需求转向“暗道”。删除上述规定, 收养和生育完全是两个概念。二是关于收养关系解除的规定。收养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收养人不履行抚养义务, 有虐待、遗弃等侵害未成年养子女合法权益行为的, 送养人有权要求解除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收养关系。也就是说在收养人不认真履行收养义务时, 只有送养人有权解除收养关系。那么如果送养人死亡或无法联系的, 被收养人的权益又如何得到保护?我们可以借鉴一下美国的做法, 美国收养法中规定了“二次收养”的制度。收养关系确立后, 监管机构如果发现收养人违反了自己的承诺, 被收养的孩子受了委屈, 监管机构会强制收养人放弃收养权, 再为小孩寻找其他收养人。“二次收养”的规定时刻提醒收养人履行好自己的责任, 否则随时都有可能被剥夺做父母的权利。由专门机构负责监督的好处就是避免了因自然人死亡等因素无法行使监督权情况的发生。

( 三) 最大限度地发挥民间力量, 改变单打独斗的打拐现状

我国现有的打拐工作是以公安机关打击为主, 民间力量少而分散, 没有形成社会合力。这一点上, 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一套比较成熟的体系———安珀报警系统。该系统始建于1996 年, 是美国专门为被绑架或被拐少年儿童设立的。当绑架儿童案发生后, 该系统通过电视、广播、手机、电子邮件、路边电子告示牌等现代讯息传播方法, 告知整个社区绑架案的详细信息, 发动民众协助提供破案线索, 使民众成为破案的眼睛和耳朵。该系统在寻回失踪儿童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1990 年时, 全美只有62% 的失踪儿童被找回, 到2011 年时, 这一比例已经变为97. 7% 。所以, 在寻回失踪儿童问题上, 我们必须要由行政执法机关牵头, 积极发挥媒体、网络等信息传媒作用, 充分调动民间力量共同发力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单打独斗的时代不应再继续, 否则就不是我们在遏制拐卖, 而是被拐卖者“牵着鼻子走”。

( 四) 修改现行刑法, 让买卖双方均能受到应有的惩罚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对买卖双方如何处罚合理的问题, 因刑法的第九次修改引起了公众的热议, 很多人认为应将可恶的人贩子一律处死。笔者认为, 人贩子固然可恶, 其行为产生的社会危害性也罄竹难书, 然而, 采取“一刀切”的处罚方式, 既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 也无视了人贩子产生的复杂社会经济根源。我们应当理性认识死刑的威慑功能。意大利法理学家贝卡利亚早在200 多年前就认为: “对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 不是刑罚的严酷性, 而是刑罚的必定性。”司法实践和现代犯罪学研究结论也已经充分证明, 增加死刑的适用率并不足以抑制高犯罪率, 也不足以遏制重大暴力恶性犯罪案件的上升, 更无法减轻受害者家属的痛苦。提高拐卖儿童犯罪的刑罚起刑点, 即由现行的五年有期徒刑提高到七年或十年。因为拐卖儿童犯罪的对象往往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幼童, 理应加强对他们的保护。对于收买者的处罚上, 笔者赞同刑法修正案 ( 九) 二审稿“一律入刑”的意见, 即对未虐待被收买儿童, 并不阻碍对其解救的收买人由原来的不入刑改为可从轻处罚。需求得到了控制, 市场自然就弱化了。

儿童特别是婴儿的绝对弱势地位和拐卖儿童犯罪的持续高发, 引起了笔者对如何有效遏制拐卖儿童犯罪问题的深入思考, 问题的出现非一朝一夕, 解决问题也需持久发力。但只要国家和全社会对此高度重视, 积极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 我相信拐卖儿童犯罪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有效地控制, 将有更多的被拐儿童重回父母亲的怀抱。

参考文献

[1]欧锦雄, 李岚, 刘元华等.拐卖妇女、儿童罪及相关犯罪的立法缺陷与完善[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1 (6) .

[2]高晓莹.拐卖儿童罪之犯罪学探析[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10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