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卖儿童犯罪调查

拐卖儿童犯罪调查（精选3篇）

拐卖儿童犯罪调查 篇1

引言

近年来,拐卖儿童犯罪案件多发,犯罪分子在巨大经济利益诱使下,利用当前先进的科技手段以及便利的交通条件在全国各地疯狂作案,给受害者家庭造成严重打击,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和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虽然我国公安机关从未懈怠对拐卖儿童犯罪的打击,破获了一系列拐卖儿童的大案要案,惩处了一大批犯罪分子,但是此类案件仍然时有发生且屡禁不止。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保护广大儿童合法权益,必须对拐卖儿童犯罪的原因和对策进行分析研究。

一、拐卖儿童犯罪的原因分析

1、拐卖儿童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和经济利益

在我国拐卖儿童犯罪屡禁不绝,究其根源是因为买卖儿童有着巨大的市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一些偏远贫困山村,封建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无后为大”等封建残余思想成为滋生拐卖儿童犯罪的“温床”。在这种落后观念的影响下,一些没有男孩的家庭不惜倾家荡产通过人贩子购买“传宗接代”的男孩,由此便形成了巨大的买方市场。另一方面,当前经济迅猛发展,商品意识深入人心,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拜金主义的泛滥,人贩子为了牟取暴利不惜铤而走险,不惜以破坏他人家庭幸福为代价满足一己私欲。据公安机关统计人贩子以两万至五万不等价格贩卖儿童,这对于犯罪分子来说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2、广大农村地区法律宣传力度不足,部分农民法律意识淡薄

在我国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山区,部分农民甚至基层领导受教育水平偏低,法制观念淡薄。同时封建残余思想严重,对于买卖儿童行为不以为然。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每个人人身自由及平等权利,任何人都不得侵犯他人的这种权利,但是,由于地域及经济文化生活条件的限制,一些人虽然认识到收买儿童是犯罪行为,但由于法制观念不强和“地方保护主义”或“同情心”的影响,对此采取纵容、包庇态度。基层行政管理部门明知是被拐儿童还准予上户,或采取默许的态度。有的被拐儿童根本不上户,然而基层组织却不闻不问,一些村社干部甚至还参与围攻解救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拐卖儿童犯罪的嚣张气焰。

3、受害者家庭防范意识不足,受害儿童自我保护能力差

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导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急剧增加,这些农民工一般聚集居住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形成“城中村”一样的都市里的村庄。“城中村”已经成为拐卖儿童案件的高发地带,究其原因有以下三点,首先,“城中村”人口流动性大,居住环境复杂,治安混乱。其次由于大部分“城中村”公共设施不健全,农民工收入普遍偏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很难得到妥善解决,因此,部分儿童得不到有效监护,拐骗儿童很容易得手。最后,一些家长防范意识较差,任由孩子们自由玩耍。同时对孩子缺乏安全教育,孩子们自我保护能力差,人贩子很容易诱骗得手。

4、犯罪手段多样化趋势明显,侦破难度大

随着科技的发展,通讯技术、交通运输工具更加方便快捷,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进步,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给犯罪分子提供了更多、更隐蔽的犯罪手段和贩卖渠道。现代化的犯罪手段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同时增加了公安及司法机关的侦破难度。在与犯罪分子的长期较量之中,公安机关不断地调整破案方式,但是由于拐卖儿童犯罪日益集团化、专业化,犯罪势头并未得到有效遏制。

5、法律惩治制度过轻,难以威慑犯罪分子。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现行《刑法》第241条规定,对被拐卖妇女儿童没有虐待,不阻挠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我国至今没有制定对买受人口的一方具有可操作性的惩处法条,这造成了拐人有罪、买人者无罪的现象,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不法交易现象的长期存在。可见,在打击拐卖人口上处罚力度不够。

二、预防拐卖儿童犯罪的对策分析

1、加大普法宣传力度,遏制买方市场的扩大

买方市场的存在是拐卖儿童案件高发的根源,只有遏制买方市场的扩大才能真正控制拐卖儿童犯罪。由于儿童拐入区多为法律意识淡薄的农村地区,所以只有加大这些地区的法律宣传力度,才能从根源上降低拐卖儿童案件的发案率。各级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要精心组织,制定宣传计划,充分利用网络、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体,大力宣传党和政府打击拐卖儿童的态度和决心,宣传拐卖儿童犯罪的危害性,宣传国家禁止买卖儿童和惩治人贩子的法律规定,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宣传工作要做足做细,尽量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对不通广播电视的贫困边远地区,要采取印发宣传资料,开座谈会等形式进行宣传。

2、建立基层领导责任机制,并激励民间人士参与打拐

基层组织是打拐的第一线,如果基层组织对买卖儿童案件采取纵容、包庇态度,则打拐很难真正落到实处。笔者认为在对基层组织进行法制教育的同时,应从机制上增加基层组织的责任,对于纵容包庇买卖儿童着应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我国《刑法》规定对于事后包庇犯罪分子着以包庇罪论,笔者认为可以援引此处法律规定对基层领导的纵容包庇行为予以制裁,这样一方面可以对潜在的收买群体起到威慑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减轻公安等司法机关的侦查成本。从而起到遏制买方市场扩大的作用。人民群众应该成为打拐的主力军,笔者认为应该从机制上鼓励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对于积极帮助公安及司法机关打拐的个人或者组织应与一定的物质或精神奖励,从而提高广大群众的打拐积极性,进一步降低拐卖儿童案件的发案率。

3、运用高科技手段打击拐卖儿童犯罪

现代社会网络信息技术日益发达,覆盖面日益扩大,因此应运用高科技手段推进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进程。首先,应由政府部门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儿童失踪网站。网站可通过公安机关、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失踪儿童家长收集各种信息,方便被拐儿童家长拿到第一手资料,在第一时间救回被拐卖的儿女。其次,应有效运用DNA数据库帮助破获拐卖儿童犯罪。公安部已经建成全国打击拐卖儿童犯罪DNA数据库,该数据库的建立,使公安机关有效地运用高科技信息手段快速、高效地查找被拐卖儿童及其父母,在最短时间内拯救被拐儿童,让他们回到父母的身边,享受天伦之乐。据统计2009年4月到现在,福建省共检验录入33904名来历不明、疑似被拐儿童DNA信息,比中150名被拐儿童,其中有95名儿童是在没有任何侦查手段下,通过DNA检验,成功找到其亲生父母的。我们可以看到利用DNA数据库打击拐卖儿童犯罪成绩斐然,但是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部分被害家庭仍然未能团圆。笔者认为,应扩大DNA数据库容量,在收买儿童案件高发区建立专门DNA数据库管理机关,定期采集本地区新增儿童血液样本,以便被拐儿童父母及时比对查找。

4、加强受害者的自防教育工作

在拐卖儿童犯罪案件中,犯罪分子之所以屡屡作案得手,除其他因素外,受害者思想单纯,以及儿童监护人麻痹大意的弱点也给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为此,要加强对儿童监护人的安全教育和对儿童的自我防范意识教育,一些拐卖儿童案件的高发区应加快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使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儿童置于学校或者幼儿园的监护之下。同时可在这些地区安装先进的监控设备,这样既可以威慑犯罪分子又可以提高拐卖儿童案件的破案率。

5、积极发展教育事业,改造落后思想。

被拐卖儿童的收买区多为落后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些地区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加之封建残余思想根深蒂固,部分群众深受“男尊女卑”、“传宗接代”等观念影响,这成为拐卖儿童犯罪的主要原因。因此,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广大群众的思想文化水平,逐步扫除封建残余思想,才能从根本上预防拐卖儿童犯罪的发生。

6、加大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力度,完善立法

要始终坚持“严打”方针,凡是拐卖儿童的,不论是哪个环节,只要是以出卖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行为之一的,不论拐卖人数多少,是否获利,均应追究刑事责任;对窝藏、包庇犯罪分子、阻碍解救、妨碍公务的也要坚决惩处;对跨区域作案,危害大、影响大的犯罪团伙和拐卖儿童的大案要案,要集中优势警力,专案专办,一查到底;同时,加大对收买儿童犯罪的惩罚,我国目前立法对于买方采取比较宽容态度,这使得一部分收买儿童的犯罪分子无视法律的存在,笔者认为应该在立法上加重收买儿童行为的法定刑,严惩收买儿童的犯罪,威慑潜在的收买人群。

总之,拐卖儿童犯罪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其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如果打击拐卖儿童犯罪斗争不能获得胜利将直接影响人民的安居乐业、社会秩序的稳定、影响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长期以来我国公安司法机关通过组织专项打拐行动,解救了一大批被拐儿童,破获了一系列大案要案,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嚣张气焰,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果,但是,我们要看到打击拐卖儿童犯罪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打拐行动任重而道远。

摘要：在我国,拐卖儿童犯罪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虽然各个时期对拐卖儿童犯罪都制定了严厉的刑罚,但是拐卖儿童犯罪的发案率却不减反增。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们商品意识不断提高,但是部分地区法律意识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拐卖儿童犯罪日益猖獗且越演越烈,给受害者家庭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安定团结。打击拐卖儿童犯罪是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拐卖儿童犯罪,原因,现状,对策

参考文献

[1]孙龙.当代中国拐卖人口犯罪研究,华东政法学院2004届优秀硕士论文.

[2]黄邦梅、络华松、李江苏、赵兴玲.流动人口聚居区拐卖儿童现象产生的原因、社会影响与对策[J].产业与科技论坛,2008(2)

[3]李静睿.全国打击拐卖儿童DNA数据库建成、可免费查询,2009年5月1日,新京报.

[4]吕蕴岚林丹,福建“打拐”战绩全国第一多亏DNA鉴定的帮忙,2011年3月24日,东南网-海峡都市报

拐卖儿童犯罪调查 篇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

法发〔2010〕7号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印发《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司法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

为加大对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现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五日 为加大对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力度，贯彻落实《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就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1.依法加大打击力度，确保社会和谐稳定。自1991年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以来，侦破并依法处理了一大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犯罪分子受到依法严惩。2008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1353件，比2007年上升9.91%；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犯罪分子2161人，同比增长11.05%，其中，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至死刑的1319人，同比增长10.1%，重刑率为61.04%，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45.27个百分点。2009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1636件，比2008年上升20.9%；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犯罪分子2413人，同比增长11.7%，其中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至死刑的1475人，同比增长11.83%。

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种种原因，近年来，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在部分地区有所上升的势头仍未得到有效遏制。此类犯罪严重侵犯被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身权利，致使许多家庭骨肉分离，甚至家破人亡，严重危害社会和谐稳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从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出发，进一步依法加大打击力度，坚决有效遏制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上升势头。

2.注重协作配合，形成有效合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共同提高案件办理的质量与效率，保证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切实做好有关案件的法律援助工作，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各地司法机关要统一思想认识，进一步加强涉案地域协调和部门配合，努力形成依法严惩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整体合力。

3.正确贯彻政策，保证办案效果。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往往涉及多人、多个环节，要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综合考虑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及人身危险性的大小，依法准确量刑。对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组织策划者、多次参与者、拐卖多人者或者具有累犯等从严、从重处罚情节的，必须重点打击，坚决依法严惩。对于罪行严重，依法应当判处重刑乃至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要注重铲除“买方市场”，从源头上遏制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对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坚决依法追究。同时，对于具有从宽处罚情节的，要在综合考虑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程度的基础上，依法从宽，体现政策，以分化瓦解犯罪，鼓励犯罪人悔过自新。

二、管辖

4.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依法由犯罪地的司法机关管辖。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犯罪地包括拐出地、中转地、拐入地以及拐卖活动的途经地。如果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的司法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的司法机关管辖。

5.几个地区的司法机关都有权管辖的，一般由最先受理的司法机关管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人数较多，涉及多个犯罪地的，可以移送主要犯罪地或者主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的司法机关管辖。

6.相对固定的多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分别在拐出地、中转地、拐入地实施某一环节的犯罪行为，犯罪所跨地域较广，全案集中管辖有困难的，可以由拐出地、中转地、拐入地的司法机关对不同犯罪分子分别实施的拐出、中转和拐入犯罪行为分别管辖。

7.对管辖权发生争议的，争议各方应当本着有利于迅速查清犯罪事实，及时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以及便于起诉、审判的原则，在法定期间内尽快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报请共同的上级机关确定管辖。正在侦查中的案件发生管辖权争议的，在上级机关作出管辖决定前，受案机关不得停止侦查工作。

三、立案

8.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经审查，符合管辖规定的，公安机关应当立即以刑事案件立案，迅速开展侦查工作：

（1）接到拐卖妇女、儿童的报案、控告、举报的；

（2）接到儿童失踪或者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妇女失踪报案的；

（3）接到已满十八周岁的妇女失踪，可能被拐卖的报案的；

（4）发现流浪、乞讨的儿童可能系被拐卖的；

（5）发现有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行为，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6）表明可能有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事实发生的其他情形的。

9.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发现犯罪嫌疑人或者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不论案件是否属于自己管辖，都应当首先采取紧急措施。经审查，属于自己管辖的，依法立案侦查；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处理。

10.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的立案监督，确保有案必立、有案必查。

四、证据

11.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

要特别重视收集、固定买卖妇女、儿童犯罪行为交易环节中钱款的存取证明、犯罪嫌疑人的通话清单、乘坐交通工具往来有关地方的票证、被拐卖儿童的DNA鉴定结论、有关监控录像、电子信息等客观性证据。

取证工作应当及时，防止时过境迁，难以弥补。

12.公安机关应当高度重视并进一步加强DNA数据库的建设和完善。对失踪儿童的父母，或者疑似被拐卖的儿童，应当及时采集血样进行检验，通过全国DNA数据库，为查获犯罪，帮助被拐卖的儿童及时回归家庭提供科学依据。

13.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所涉地区的办案单位应当加强协作配合。需要到异地调查取证的，相关司法机关应当密切配合；需要进一步补充查证的，应当积极支持。

五、定性

1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参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的多个环节，只有部分环节的犯罪事实查证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对该环节的犯罪事实依法予以认定。

15.以出卖为目的强抢儿童，或者捡拾儿童后予以出卖，符合刑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应当以拐卖儿童罪论处。

以抚养为目的偷盗婴幼儿或者拐骗儿童，之后予以出卖的，以拐卖儿童罪论处。

16.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的，应当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

17.要严格区分借送养之名出卖亲生子女与民间送养行为的界限。区分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应当通过审查将子女“送”人的背景和原因、有无收取钱财及收取钱财的多少、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目的及有无抚养能力等事实，综合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属于出卖亲生子女，应当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

（1）将生育作为非法获利手段，生育后即出卖子女的；

（2）明知对方不具有抚养目的，或者根本不考虑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目的，为收取钱财将子女“送”给他人的；

（3）为收取明显不属于“营养费”、“感谢费”的巨额钱财将子女“送”给他人的；

（4）其他足以反映行为人具有非法获利目的的“送养”行为的。

不是出于非法获利目的，而是迫于生活困难，或者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私自将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送给他人抚养，包括收取少量“营养费”、“感谢费”的，属于民间送养行为，不能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对私自送养导致子女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符合遗弃罪特征的，可以遗弃罪论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可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18.将妇女拐卖给有关场所，致使被拐卖的妇女被迫卖淫或者从事其他色情服务的，以拐卖妇女罪论处。

有关场所的经营管理人员事前与拐卖妇女的犯罪人通谋的，对该经营管理人员以拐卖妇女罪的共犯论处；同时构成拐卖妇女罪和组织卖淫罪的，择一重罪论处。

19.医疗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将所诊疗、护理、抚养的儿童贩卖给他人的，以拐卖儿童罪论处。

20.明知是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而收买，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论处；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1）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后，违背被收买妇女的意愿，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2）阻碍对被收买妇女、儿童进行解救的；

（3）非法剥夺、限制被收买妇女、儿童的人身自由，情节严重，或者对被收买妇女、儿童有强奸、伤害、侮辱、虐待等行为的；

（4）所收买的妇女、儿童被解救后又再次收买，或者收买多名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

（5）组织、诱骗、强迫被收买的妇女、儿童从事乞讨、苦役，或者盗窃、传销、卖淫等违法犯罪活动的；

（6）造成被收买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以及其他严重后果的；

（7）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被追诉前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向有关单位反映，愿意让被收买妇女返回原居住地，或者将被收买儿童送回其家庭，或者将被收买妇女、儿童交给公安、民政、妇联等机关、组织，没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六、共同犯罪

21.明知他人拐卖妇女、儿童，仍然向其提供被拐卖妇女、儿童的健康证明、出生证明或者其他帮助的，以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共犯论处。

明知他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仍然向其提供被收买妇女、儿童的户籍证明、出生证明或者其他帮助的，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共犯论处，但是，收买人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除外。

认定是否“明知”，应当根据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同案人供述和辩解，结合提供帮助的人次，以及是否明显违反相关规章制度、工作流程等，予以综合判断。

22.明知他人系拐卖儿童的“人贩子”，仍然利用从事诊疗、福利救助等工作的便利或者了解被拐卖方情况的条件，居间介绍的，以拐卖儿童罪的共犯论处。

23.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共犯，应当根据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地位、作用，参与拐卖的人数、次数，以及分赃数额等，准确区分主从犯。

对于组织、领导、指挥拐卖妇女、儿童的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犯罪环节，或者积极参与实施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等犯罪行为，起主要作用的，应当认定为主犯。

对于仅提供被拐卖妇女、儿童信息或者相关证明文件，或者进行居间介绍，起辅助或者次要作用，没有获利或者获利较少的，一般可认定为从犯。

对于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区别不明显的，可以不区分主从犯。七、一罪与数罪

24.拐卖妇女、儿童，又奸淫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卖淫的，以拐卖妇女、儿童罪处罚。

25.拐卖妇女、儿童，又对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实施故意杀害、伤害、猥亵、侮辱等行为，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26.拐卖妇女、儿童或者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又组织、教唆被拐卖、收买的妇女、儿童进行犯罪的，以拐卖妇女、儿童罪或者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与其所组织、教唆的罪数罪并罚。

27.拐卖妇女、儿童或者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又组织、教唆被拐卖、收买的未成年妇女、儿童进行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以拐卖妇女、儿童罪或者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与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数罪并罚。

八、刑罚适用

28.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情节严重的主犯，累犯，偷盗婴幼儿、强抢儿童情节严重，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情节严重，拐卖妇女、儿童多人多次、造成伤亡后果，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依法从重处罚；情节特别严重的，依法判处死刑。

拐卖妇女、儿童，并对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实施故意杀害、伤害、猥亵、侮辱等行为，数罪并罚决定执行的刑罚应当依法体现从严。

29.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应当注重依法适用财产刑，并切实加大执行力度，以强化刑罚的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效果。

30.犯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对被收买妇女、儿童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将其作为牟利工具的，处罚时应当依法体现从严。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收买妇女、儿童没有实施摧残、虐待行为或者与其已形成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但仍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一般应当从轻处罚；符合缓刑条件的，可以依法适用缓刑。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依法免予刑事处罚。

31.多名家庭成员或者亲友共同参与出卖亲生子女，或者“买人为妻”、“买人为子”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一般应当在综合考察犯意提起、各行为人在犯罪中所起作用等情节的基础上，依法追究其中罪责较重者的刑事责任。对于其他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必要时可以由公安机关予以行政处罚。

32.具有从犯、自首、立功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没有实施摧残、虐待等违法犯罪行为，或者能够协助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具有其他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可以依法酌情从轻处罚。

33.同时具有从严和从宽处罚情节的，要在综合考察拐卖妇女、儿童的手段、拐卖妇女、儿童或者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人次、危害后果以及被告人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因素的基础上，结合当地此类犯罪发案情况和社会治安状况，决定对被告人总体从严或者从宽处罚。

九、涉外犯罪

拐卖儿童犯罪调查 篇3

一、拐卖儿童犯罪屡禁不止的原因

( 一) 养老保障不到位, 为“防老”收买被拐儿童的现象频频发生

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始于上世纪80 年代, 但只限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人员, 直至2009 年适用范围扩至农村人口, 基本实现了全面铺开。但纵观各国情况来看, 我们在保障的深度和广度上仍需加强。这里仅以美国为例, 做以比较: 从覆盖面来看, 美国社保的参保人数占劳动力总人口数的96% , 中国仅占26% ; 从缴费费率来看, 美国为12.4% , 中国为28% , 约为美国的2. 26 倍; 从参保最低缴费额度来看, 中国最低缴费额度为统筹社会平均工资的60% , 美国没有此类限制, 均为工资的6. 2% ; 从领取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来看, 中国为15 年, 美国为10 年。从上面的对比情况来看, 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 无论是从覆盖范围, 还是缴费负担等很多方面都有很大差距, 这就导致大部分的中国公民, 特别是中国的农民未能在社会养老保险上受益, 加之“养儿防老”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 导致我国很多“无儿家庭”产生了“买儿防老”的想法, 有买的需求, 自然就会有卖的动力, 这也成为了拐卖儿童犯罪频发的重要诱因。

( 二) 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部分地区购买女孩的现象不断增多

近年来, 受“重男轻女”思想的严重影响, 很多人通过医疗手段选择胎儿的性别, 结果致使很多地区男孩比例飙升。同时, 受“进城务工”思潮的影响, 很多农村女孩进城后不愿再回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生活, 致使很多农村男孩长大后面临着娶妻难的困扰。这也导致了一些“精明人士”动了歪脑筋———几千块甚至几百块买个女孩养着, 等长大后就直接给自己的儿子当老婆或卖个好价钱, 买女孩成了“精明”买主的生财之道。

( 三) 收养门槛过高、渠道不畅, 成为很多家庭实现“合法收养”的阻碍

我国收养法规定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 无子女、有抚养教育的能力、未患有不利于收养子女的疾病、收养人年满三十周岁这些条件才可以收养儿童, 这样一来, 有收养需求并符合条件的人变得凤毛麟角。据中国民政部公布的数字, 中国现有孤儿人数为61. 5 万人, 但在官方福利院收养的孤儿占不到其中的20% 。同时, 由于我国的福利院要求收养人必须向福利院交纳一定数额的赞助费, 有些福利院的赞助费用竟高达十万元, 这巨额的费用让很多想通过正常渠道收养孩子的家庭望而却步, 这些家庭在权衡之下, 常常选择以较低的价格从人贩子手中“买”孩子。

( 四) 现有刑罚对利益熏心的人贩子来讲, 震摄作用十分有限

根据某网站公布的情况来看, 一名被拐儿童贩卖价格在3 万元至6 万元不等, 直接拐卖的犯罪嫌疑人可以获利2. 5 万元以上, 介绍买卖的中介人每名介绍费达数千元甚至上万元, 拐骗、中介成本低、报酬高, 受暴利驱使, 一些人选择铤而走险。甚至有人将被拐儿童作为牟取暴利的工具。对于这样罪大恶极的犯罪行为,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 拐卖儿童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对于拐卖集团的首要分子等八种情形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以死刑。笔者认为, 与拐卖儿童犯罪对社会的严重危害程度相比, 现有刑法的处罚偏轻, 对犯罪嫌疑人的震慑作用不大, 很多人会心存侥幸继续作恶。

( 五) 对买主打击不力, 成为打拐政策的硬伤

按我国现行刑法规定, 收买被拐卖的儿童, 对被拐卖儿童没有虐待行为, 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 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这就使得很多买家认为一旦被发现不过损失点钱财, 便对收买行为肆无忌惮。有买的需求, 才会有拐卖的动力, 这也是拐卖儿童犯罪屡禁不止的又一重要诱因。

( 六) 对城市流动人口子女和农村留守儿童的监管不力, 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由于农村土地不断减少、就业空间有限和对城市生活的向往等方面因素的影响, 近些年来, 进城务工的农民越来越多, 有的是拖家带口, 有的则是把孩子留在老人身边照顾, 但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这些孩子没有得到更好的关心和照顾, 处于“散养”状态, 这给不法分子留下了犯罪空间。很多监护人疏于监管也是儿童被拐卖的一个重要因素。

( 七) 未能高效利用民间力量, 打拐工作成效不显著

从现有情况来看, 民间已有了“宝贝回家”这样的自愿组织, 但由于我国对于民间组织缺乏有限的监督和管理, 导致民间组织的社会认知度和信誉度不高, 这也直接影响了其效能的发挥, 并且这些组织多为单打独斗, 没有形成社会合力。目前, 我国的打拐工作仍以公安机关为主, 但受行政地划、人力、警力不足等因素影响, 打拐工作成效并不显著。

二、有效遏制拐卖儿童犯罪的可行性措施

从笔者上面的分析情况来看, 导致拐卖儿童犯罪居高不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监护人监管不到位、防拐意识差的原因, 也有失踪后解救力量薄弱、解救不及时的原因, 还有对人贩子惩处力度不大、震慑作用不强等多方面原因, 因此, 要想有效遏制拐卖儿童犯罪的发生, 就要从预防、解救、惩处等多方面发力, 实现综合治理。

( 一) 强化养老保障机制, 让全体国民都有“老有所养”的信心和保障

受经济实力、人口数量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我国现行养老保障机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这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彻底改变的, 但有些方面则可以通过政策加以改变。首先需要改的就是断缴接续需缴纳欠缴费用利息的问题, 其次, 建议国家适当降低缴费费率。再次, 取消参保最低缴费额度的限定。

( 二) 完善收养制度, 让真正有需求、有能力的人可以通过便利的正规渠道收养儿童

我国现行收养法制定于1991 年, 1998 年进行了修改, 近20 年时间过去了, 随着社会环境、政策等因素的不断变化, 使得该法的滞后性更加突出。一是关于收养前后子女数量的限定。这在制定之初看来是没问题的, 但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不断变化, 这些规定显然已出现矛盾。笔者对收养法有这样的规定也存在质疑, 计划生育政策是为了控制人口增长, 但是收养法做这样的规定又意在如何呢? 收养的是儿童而非胎儿, 可以说是对现有人口组合结构的优化, 并不会影响人口数量。过分的限定反倒会使一些收养需求转向“暗道”。删除上述规定, 收养和生育完全是两个概念。二是关于收养关系解除的规定。收养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收养人不履行抚养义务, 有虐待、遗弃等侵害未成年养子女合法权益行为的, 送养人有权要求解除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收养关系。也就是说在收养人不认真履行收养义务时, 只有送养人有权解除收养关系。那么如果送养人死亡或无法联系的, 被收养人的权益又如何得到保护?我们可以借鉴一下美国的做法, 美国收养法中规定了“二次收养”的制度。收养关系确立后, 监管机构如果发现收养人违反了自己的承诺, 被收养的孩子受了委屈, 监管机构会强制收养人放弃收养权, 再为小孩寻找其他收养人。“二次收养”的规定时刻提醒收养人履行好自己的责任, 否则随时都有可能被剥夺做父母的权利。由专门机构负责监督的好处就是避免了因自然人死亡等因素无法行使监督权情况的发生。

( 三) 最大限度地发挥民间力量, 改变单打独斗的打拐现状

我国现有的打拐工作是以公安机关打击为主, 民间力量少而分散, 没有形成社会合力。这一点上, 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一套比较成熟的体系———安珀报警系统。该系统始建于1996 年, 是美国专门为被绑架或被拐少年儿童设立的。当绑架儿童案发生后, 该系统通过电视、广播、手机、电子邮件、路边电子告示牌等现代讯息传播方法, 告知整个社区绑架案的详细信息, 发动民众协助提供破案线索, 使民众成为破案的眼睛和耳朵。该系统在寻回失踪儿童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1990 年时, 全美只有62% 的失踪儿童被找回, 到2011 年时, 这一比例已经变为97. 7% 。所以, 在寻回失踪儿童问题上, 我们必须要由行政执法机关牵头, 积极发挥媒体、网络等信息传媒作用, 充分调动民间力量共同发力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单打独斗的时代不应再继续, 否则就不是我们在遏制拐卖, 而是被拐卖者“牵着鼻子走”。

( 四) 修改现行刑法, 让买卖双方均能受到应有的惩罚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对买卖双方如何处罚合理的问题, 因刑法的第九次修改引起了公众的热议, 很多人认为应将可恶的人贩子一律处死。笔者认为, 人贩子固然可恶, 其行为产生的社会危害性也罄竹难书, 然而, 采取“一刀切”的处罚方式, 既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 也无视了人贩子产生的复杂社会经济根源。我们应当理性认识死刑的威慑功能。意大利法理学家贝卡利亚早在200 多年前就认为: “对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 不是刑罚的严酷性, 而是刑罚的必定性。”司法实践和现代犯罪学研究结论也已经充分证明, 增加死刑的适用率并不足以抑制高犯罪率, 也不足以遏制重大暴力恶性犯罪案件的上升, 更无法减轻受害者家属的痛苦。提高拐卖儿童犯罪的刑罚起刑点, 即由现行的五年有期徒刑提高到七年或十年。因为拐卖儿童犯罪的对象往往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幼童, 理应加强对他们的保护。对于收买者的处罚上, 笔者赞同刑法修正案 ( 九) 二审稿“一律入刑”的意见, 即对未虐待被收买儿童, 并不阻碍对其解救的收买人由原来的不入刑改为可从轻处罚。需求得到了控制, 市场自然就弱化了。

儿童特别是婴儿的绝对弱势地位和拐卖儿童犯罪的持续高发, 引起了笔者对如何有效遏制拐卖儿童犯罪问题的深入思考, 问题的出现非一朝一夕, 解决问题也需持久发力。但只要国家和全社会对此高度重视, 积极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 我相信拐卖儿童犯罪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有效地控制, 将有更多的被拐儿童重回父母亲的怀抱。

参考文献

[1]欧锦雄, 李岚, 刘元华等.拐卖妇女、儿童罪及相关犯罪的立法缺陷与完善[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1 (6) .

[2]高晓莹.拐卖儿童罪之犯罪学探析[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10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