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事故责任制度

安全事故责任制度（共10篇）

安全事故责任制度 篇1

0 引言

2013年1月5日, 正当我们召开全体职工大会, 安排动员年度考核工作之际, 值班员同志于10时30分进入机房, 关闭开机了报警器, 随后查看年度考核表, 忘记了开机时间。11时11分40秒中央机组值班员发现未开机, 立即开机播音。但因迟开机而造成甘肃一套广播节目停播11分46秒的重大人为责任停播事故。

我们认真分析, 这起事故之所以发生, 绝非偶然。它充分反映出长期以来, 我们对安全播出工作存在着认识不清楚, 思想不够重视, 制度不健全, 措施不得力等问题。这起事故对我们的教训比较深刻, 它再一次提醒我们安全播出无小事。我们一定要从思想上、行动上高度重视省局和中心领导的指示精神, 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多管齐下, 共同构筑起保障安全播出工作的铜墙铁壁。认真总结这起事故的经验教训有以下几点。

1 思想认识不够、管理不到位、工作上存在疏漏

这起事故的发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暴露出管理工作的欠缺, 有一部分同志思想上存有侥幸心理。按照中心的要求, 值班是双人双岗。但正常播出时间, 两个机组值班员只重视自己所负责的设备和播出任务, 相互协调不够, 没有形成责任共担, 利益共享的工作合力, 值班安排的共同责任不太明确等一系列问题。为了做好这方面工作, 我们从加强干部职工的思想教育为抓手, 努力打造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技术队伍。一是, 在安全播出工作中, 最关键的因素是人。设备的管理使用需要人, 设备的维护保养需要人。广播电视技术工作要求我们, 必须具备较高的思想素质和过硬的业务能力。完善职工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培养, 要通过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帮助引导干部职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 努力提高工作人员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 提倡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精神, 为完成安全播出任务打下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二是, 加强业务知识学习。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快速发展, 播出设备也在不断更新, 广播电视安全播出技术性很强, 没有过硬的技术素质和熟练的业务水平, 一切无从谈起,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新技术、新知识的学习, 用新技术、新知识来解决可能出现的新难题, 使设备最大限度地发挥应有的功能、延长使用寿命, 降低正常播出中的故障率。

2 制度落实不够

每次召开职工大会, 对机房确保安全播出方面强调得多, 抓得也紧, 但抓落实不够。尤其开关机前到机房巡查不够, 在人防方面做的还不到位, 只是在上级有通知要求、重要节假日期间和有重要播出任务时安排人员进行巡查。事情一多就忘记了巡查, 这一点做的比较欠缺, 以后作为一项制度订下来认真落实, 坚持下去。今后要把开关机前后, 台领导到机房巡查, 做为完善各项安全播出的规章制度。加强机房值班安全管理, 建立健全各项安全播出管理制度, 确保不发生人为事故。建立完善的安全播出制度和各工作岗位的操作规程, 建全完备的权限操作管理程序、建立上下班交接制度、值班巡机抄表制度、重大事故报告制度、应急播出预案、周二检修例会制度、按月播出工作总结制度。机房要有安全防范报警装置, 并保证通信联络畅通。切实抓好各项制度落实, 建立规章制度监督机制。建章立制是前提, 落到实处是目的, 加强监督和检查力度, 重点把握关键环节, 及时解决排查发现的各种问题, 消除事故隐患。落实岗位责任制, 建立安全播出奖惩机制。为切实提高安全播出水平, 充分发挥广播电视安全运行管理的长效激励机制, 积极鼓励工作人员为安全播出工作作出更大的贡献, 对年度表现突出的部门和个人给予奖励。

3 安全技术防范方面设置不全

从技术上讲, 两部数字发射机都有定时开关机功能, 一年多来一直没有使用自动开关机功能, 我们认真研究, 将此项功能使用起来。完善监听监看系统, 建立完善的广播电视信号监听监看系统, 随时监听监看广播电视节目的图像、声音、信号质量, 及时发现信号传输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全面落实人防、物防、技防等多方面防范措施, 就完全可以杜绝此类停播事故的发生。

定期组织工作人员学习安全播出应急处置预案和预案的演练, 使工作人员熟练掌握各种应急预案, 遇到突发状况能立即进行处置。播出工作是广播电视传递党的声音、丰富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最后一关, 我们只有以强烈的安全意识和高度的责任心, 严格遵守各项管理规定, 熟练做好应急处置工作, 才能真正实现安全优质播出。

摘要：因迟开机而造成重大人为责任停播事故。分析原因存在着认识不清楚, 思想不够重视, 制度不健全, 技术防范方面设置不全, 措施不得力等问题。为了做好这方面工作, 我们从加强干部职工的思想教育为抓手, 努力打造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技术队伍。加强机房值班安全管理, 建立健全各项安全播出管理制度, 确保不发生人为事故。

关键词：事故,管理,制度,防范

安全事故责任制度 篇2

为强化学校安全工作，进一步明确安全责任，做到责任事故处理有制可依，有章可循，特制定本制度。

（一）事故责任追究原则

1、领导：谁主管，谁负责

2、教师：有工作岗位就有安全责任

3、上课：谁上课，谁负责

4、活动：谁组织，谁负责

5、学校安全事故责任人由董事长负责

（二）事故责任追究制的落实

学校安全工作在明确责任科室和具体负责人的同时，学校将在每学期开学初和各科室以及具体负责人签订责任状，层层落实安全责任制，建立健全安全规章制度，及时完善保障措施，减少一般事故，避免重复、类似事故，杜绝特大事故，遏制重大事故。倘若有事故发生，实行责任追究制，视事故的性质，给予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安全事故责任制度 篇3

摘要：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处置的关键是完善行政问责机制。本文分析了建立安全生产行政问责制的必要性，进而讨论了完善这个机制的措施，以期对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处置甚至预防做出有益的理论探索。

关键词：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处置机制；行政问责

2007年6月1日施行的《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以死亡人数来论把生产过程中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的事故定性为重大安全生产事故，30人以上的为特别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在此，笔者将在生产过程中造成10以上死亡的事故统称为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00—2012年间我国公发生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1110起，造成21708人在事故中遇难。笔者认为，多数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发生的缘由更多表现为行政主体的责任缺失而事后处置过程中又缺少对责任主体的有力问责。所以，处置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关键在于完善行政问责机制。

2008年，国务院首次将行政问责作为一项制度写入《国务院工作规则》。这说明，在实践的基础上，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中的行政问责作为一项常态的制度得以确定。所谓行政问责，是关于法定主体对行使公共权力的组织与个人在履行法定职责以及绩效等方面实施监督、质疑与责任追究的制度规范（姜晓萍，2007）。在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处置中加强行政问责制，既可以稳定受害群众的不满情绪，也可以打击漠视群众生命安全的行为，更有利于推进责任型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一、推行行政问责的必然性

在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责任追究过程中，笔者认为，引起事故的最重要责任主体应该是政府部门。所以在出现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后，及时地对相关党政干部进行行政问责是必要的。下面笔者将具体从人民群众、生产管理者和行政官员三个群体阐述在重大安全事故发生后推行行政问责的必要性。

1.普通群众缺少对安全生产监督的客观条件。可以说，安全生产直接关系到普通群众的切身利益，尤其是直接从事生产者。一个安全舒适的生产环境既能保障生产者的生命健康权，也可以提高他们从事生产的积极性。所以，普通群众对安全生产的主观需求度是最高。但是，由于知识、技术、地位等客观因素的限制，使得他们很难在安全生产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2.生产管理者相对缺少进行安全生产的主观积极性。生产安全的直接负责者是生产管理者，但是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性却使得他们容易注重直接利益，而相较忽视他们负有保障安全生产的义务。为了降低成本获取更多的效益，生产管理者往往可能会无视劳动者工作环境中存在的安全隐患，甚至想法设法地向监管机关隐瞒实情。因为主观上消极，仅凭生产管理者很难实现真正的安全生产。

3.行政官员对安全生产负主要责任的主客观因素。主观上来讲，我国的行政官员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责任意识，有维护安全生产环境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主观意愿。

客观上来看，行政机关的组织机构是科层制，较高级可以要求下级官员按时完成任务并对其成效进行质询，所以一旦出现安全生产事故，上级必然会对下级进行追责；行政官员对生产活动负有安全方面的监督职责，也掌握着能够对生产活动安全与否监测的技术条件。所以，从主客观两方面来看行政官员都应该对安全生产活动负主要责任。一旦有重大事故发生，必须及时进行行政问责。

二、推进行政问责的制度化建议

不论从主观因素还是客观方面，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处置中对行政官员进行问责都是必要的。下文将从明晰问责主体和重视问责效力两个方面提出在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中如何推进行政问责，实现行政问责的常态化、制度化。

1.明确问责主体。有职当有权，有权必有责。权责相当构成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行政问责的逻辑起点。应当进一步理顺并明确行政机关各部门的职责分工，按照权责相统一的原则，明晰各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乃至各职位之间在防范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中应负的责任。使各行政主体的职责通过法律或文件得以规范化。

2.重視问责效力。有令不行挑战了上级的权威，也不能让群众对处置结果悦服，它降低了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增强问责的效力，就是应该实现重大安全责任事故问责中每次问责的效果都不应是一次性完结，而应伴随必要的后续效力，以保证问责能够切实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

三、结语

对行政官员进行行政处分并不是在重大安全责任事故中推行行政问责的根本目的。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理念，责任政府必然要求政府敢于积极地回应民众的基本需求并勇于承担责任。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的被关注是我党和政府重视人权保障人的生命健康的价值体现。在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处置中推进行政问责，意味着强化对政府责任的监督和制约，实现生产过程的安全发展。（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参考文献

快递事故安全责任谁来“买单”? 篇4

实名收寄、收寄验视, 在近年来快递安全事件频发, 不法人员通过快递渠道从事非法活动屡禁不止的大背景下, 被看成是遏制此类问题发生的重要手段。行业乱象背后, 我们不免深思:快递企业的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如何界定, 又该如何明确寄件人寄递行为的法律责任?

雍虎 (亚太商速递论坛中国区首席代表) :

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如目前在美国快递公司和美国邮政中都未实现快件100%开箱验视。为防止货物丢失, 快递公司对于是否开箱验视都有严格的政策和限制, 可根据自己建立的风险评估系统对货物进行风险评估。

某业内人士:

目前快递公司客观上没有能力通过验视去判断化学品是危险品还是非危险品, 也没有能力验证《寄递安全证明》的真伪。而且一些寄件人往往为了通过快递渠道寄递化学品, 不惜捏造安全证明, 甚至对违禁品进行各种包装予以掩饰, 以上做法可以说是防不胜防。

某咨询网站负责人:

美国在交通运输部内部, 设立了专门的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职能机构—管道和有害物质管理局, 主要负责监督危险货物的包装生产和特别问题, 修编美国危险货物运输规则, 负责监督管理的执行, 与国际危险货物运输规章的协调等。此外, 美国政府部门还建立了开放的公众联系平台, 在法规中给出有关危险货物运输规则解释、问题解答以及对规则提出意见的联系部门和通讯方式, 这样政府可随时听到行业的意见。

某快递企业负责人:

《草案》第五十二条明确指出, “快递企业实行收寄实名制度”。从监管者的角度看, 实名制是保证寄递安全的一道屏障, 但在实际操作中, 对于试图通过快递渠道从事犯罪的人, 由于身份证件的造假成本极低, 其屏障的有效性将大打折扣。

某快递企业员工:

“夺命快递”等类似事件的发生, 尽管快递企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问题的源头或主要责任是在寄件人而不是快递企业。寄件人非常清楚物品的性质, 及交给不具备危险品运输资质的物流企业寄送存在的潜在风险。

小黄 (网友) :

煤矿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 篇5

为进一步规范七台河宝泰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管理，确保公司安全目标的顺利实现，特制定《公司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望各单位严格遵守。

一、事故发生后，现场有关人员必须立即按程序通知有关领导和部门负责人。

二、接到事故报告后由公司领导、安检科和业务科室组成，一人轻伤事故由吴忠德带队调查，重伤或多人轻伤事故由李岩带队调查，机电、运输事故由李志刚带队调查处理。

三、接到事故汇报后，公司领导、安检科和业务部门应立即组织有关人员对事故现场进行勘查，对事故现场人员及事故当事人进行问询，并做好调查笔录，被问询人签字画押。

安全事故责任制度 篇6

一、无责任法律制度

无责任法律制度是指在交通事故中司机不承担任何责任, 而全部由行人自己承担的规则制度。在以下模型中, 保持谨慎花费每个当事人10元, 每一次交通事故对行人产生100元损失, 并且除非双方都保持谨慎否则事故将发生。由此我们假设, 在无责任法律制度中, 如果双方都不保持谨慎, 则司机的收益为0元, 行人的收益为-100元。如果双方都保持谨慎, 司机收益为-10元, 行人的收益为-20元 (行人保持谨慎花费10元, 假定行人风险中性, 则他们面对10元的事故预期成本, 即十分之一的100元事故损失) 。

可以用以下二元矩阵来表示司机和行人之间的标准博弈, 每个当事人在四个不同的战略中进行选择, 下表中每一格给出了相应战略搭配下的当事人收益情况。

根据理性人理论, 在此规则下的博弈中, 保持谨慎将会给司机带来10元的成本而没有任何收益, 也就是说不谨慎行驶比谨慎行驶能带来更高的收益, 所以司机将会选择不谨慎策略。而不论司机采取什么策略, 行人总是劣于司机的收益。即, 行人在此制度下没有占优策略, 他的行为只能针对司机的不同行为采取而不同的策略, 是被动的。当司机谨慎时, 行人最优策略也是谨慎。但是, 如上分析, 司机不可能采取谨慎行为。于是, 行人在司机采取不谨慎行为的时候, 最高收益也是不谨慎行为。最终, 这样的规则制度就导致司机和行人都不谨慎行为, 社会秩序不稳定, 人们失去安全感。所以, 在一个司机没有责任的法律制度下, 司机几乎没有激励去保持谨慎, 最终导致要么交通事故频发, 要么行人行为成本巨大。因为, 在一个人们粗心大意行为而不要承担任何责任的社会, 人们一般都会更加粗心大意的行为, 人们不能完全内在化他们行动的成本。所以, 为了更好的寻找社会秩序的稳定制度, 我们要抛弃这样的制度。

二、纯粹严格法律制度

纯粹严格法律制度是指只要发生交通事故, 司机就要承担全部责任。此时, 司机无论谨慎与否, 都要承担行人的损失, 矩阵表示如下。

在此博弈中, 如果双方都不谨慎, 司机收益为-100元, 行人收益为0元;双方都保持谨慎, 司机收益为-20元, 行人收益为-10元;如果司机保持谨慎而行人不谨慎, 司机收益为-110元, 行人收益为0元;司机不保持谨慎而行人保持谨慎, 司机收益为-100元, 行人收益为-10元。博弈中行人有一个占优策略, 即无论司机如何行为, 行人都会采取不谨慎。在此归责原则下, 司机必须承担行人全部损失, 行人不需要承担任何成本并。因此行人不谨慎行为, 因为谨慎需要花费成本而又不带来收益, 从而对行人而言不是一个占优战略。

通过重复占优概念, 司机将认识到行人将不谨慎行为, 从而自己也采取不谨慎策略, 进而导致事故, 司机承担事故全责, 保持谨慎不带来任何收益。这样, 司机承担全部责任, 行人将没有刺激来保持谨慎, 可见, 它和无责任制度一样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只不过把责任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互换了而已。

三、过失与受伤者自己过失

过失与受伤者自己过失责任制度是指当发生交通事故时, 行人只有在司机存在过失而自己没有过失的情况下才能获得损害赔偿的责任制度。过失与受伤者自己过失责任制度和无责任制度、纯粹严格法律制度有很大的不同。后两者责任都归责于博弈双方当事人的一方, 而前者则将事故责任分配给博弈的双方当事人。二元矩阵表示如下。

可以发现, 在司机和行人之间的可选择战略组合是没有不变的, 变化的只是事故的成本归责而已。当司机谨慎而行人不谨慎时, 司机收益是-110元, 行人收益是0元;司机谨慎而行人也谨慎时, 司机收益是-20元, 行人收益是-10元;当司机不谨慎而行人也不谨慎时, 司机收益是-100元, 行人收益是0元;司机不谨慎而行人谨慎时, 司机收益是-100元, 行人收益是-10元。

在此博弈中, 行人存在占优战略, 即保持谨慎, 而司机则没有占优战略。司机是否保持谨慎取决于行人的策略———若行人保持谨慎, 则司机的最优战略也是谨慎;若行人不保持谨慎, 则司机的最优战略也是不谨慎。通过重复占优理论, 司机通过对行人的理性预测而推测其将采取谨慎措施而不会莽撞地过马路。这样, 可见司机将会认识到行人会采取谨慎战略, 而在此情况下, 司机的最优战略也是保持谨慎。这样, 博弈的双方当事人都会因此而受益, 不会发生事故。因此, 在这种法律制度下, 司机和行人都将会保持谨慎。

四、严格责任与受伤者过失

严格责任与受伤者过失责任制度是指在发生交通事故时除非行人存在过失否则司机应当承担行人的损害赔偿。这是一种对行人的过失的一种保护, 二元矩阵表示如下。

通过引入受伤者过失, 使得谨慎成为行人的一个占优战略, 谨慎给行人带来-10元而不是-100元的收益。一旦司机相信行人会采取这个严格占优战略, 司机将会采取谨慎战略, 以此获得-20元的收益, 而不是-100元的收益。严格责任与受伤者过失和过失与受伤者自己过失之间的区别在于当双方都谨慎时结果的分配不同而已。在前者中, 结果由司机承担;在后者中, 结果由行人承担。

在严格责任与受伤者过失制度和过失与受伤者自己过失制度下, 博弈双方当事人都能获得保持谨慎的激励, 这是和纯粹严格责任制度及无责任制度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不过, 首先我们需要获取关于归责的信息, 这就要求法律的严格公开。

显然, 在陌生人的现代社会, 我们应当选择严格责任与受伤者过失的侵权责任归责制度。因为它最有利于司机和行人都采取谨慎行为, 维护道路安全交通, 从而保障社会安全。另外, 相对于机动车, 由于行为存在的本身脆弱性, 司机采取支付谨慎的成本将会更合理。发生人车碰撞时, 一般是行人受损, 机动车无损。综上所述, 严格责任与受伤者过失是最可取的侵权法律归责原则。

五、结语

通过对以上四种不同的侵权责任归责制度的简单博弈视角分析, 可以看到不同的法律制度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不同的结果。“法律规则的变化能改变双方当事人的行为, 甚至这种变化只是针对在新旧制度中都不出现的结果。”[2]当我们采取不同的法律规则时就会对社会产生不同的引导。制度对于塑造人们行为具有重要作用, “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变坏, 好的制度可以使得坏人不能使坏。”[3]正如纯粹严格责任和无责任制度一样, 会使司机或者行人不顾社会安全, 肆意地行使自己的自由, 最终害人害己。

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制度的重要性。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制度的建设, 只有好的制度才能创造好的社会。正如道格拉斯·诺斯考察完西方经济发展史后指出, 正是西方建立的知识产权专利制度, 使得西方科技飞速发展。所以, 我们需要创新制度建设, 运用博弈理论来分析制度的社会价值, 让法律更好的服务于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美]J·布坎南, J·布伦南.宪政经济学[M].冯克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6-10.

[2][美]D·拜尔等.法律的博弈分析[M].严旭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34.

安全事故责任制度 篇7

国家赔偿的含义

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公权力过程中, 因自身侵权行为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造成损害后果的, 受害人有权依照国家赔偿法获得国家赔偿。

国家赔偿制度的理论基础在于, 首先, 国家侵权具有不可避免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为“人”, 从认识论角度而言, 必然存在主客观矛盾, 加之作为具有“社会性”的人, 其必然代表一定利益团体, 因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不可避免地会有故意或过失;其次, “风险责任”理论认为任何行为的受益者必须对该行为所产生的风险承担责任, 故此, 行政活动所带来的风险也应由政府来承担, 这在归责原则上表现为严格责任原则。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 一方面政府为应对自然和社会风险而不断提升技术和制度手段;另一方面, 这些技术和制度也在不断衍生出新的风险, 从风险分散角度而言, 当受害人无法从直接侵权人处获得充分赔偿时, 政府理应补充承担, 实现救济。

食品安全事故中适用国家赔偿的合理性

近年来我国接连爆发多起食品安全事故, 对国民的身体健康造成极大威胁, 而解决事故中受害人的赔偿问题则是重要的补救措施。国家赔偿引入食品安全事故的损害赔偿救济中具有合理性。

首先, 政府在经营者准入中负有监管职责。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定政府相关部门负有对食品安全的事先审查职责, 应做到严格把关, 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履行职责, 保证获得行政许可证的申请人各项申请条件均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 否则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其次, 政府在食品安全事故中负有监管不力的责任, 该责任可称之为“事中监管”。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从田间到餐桌”的过程, 政府应在准入阶段以及整个生产加工过程中都要严把质量安全关。行政机关有监管市场的义务, 有能力履行该义务, 其怠于履行义务的行为增加了消费者的风险。“三鹿”牌奶粉曾经获得政府颁发的“国家免检产品”、“中国名牌”等荣誉称号, 事件发生时食品监管中的免检制度还未取消, 政府存在着对市场监管不力的过错,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者, 理应严格管制市场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种种违法现象。在此次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中, 含三聚氰胺的各种品牌奶粉竟然能够最终冲破政府在食品安全市场设置的种种障碍, 流向消费市场, 进入婴幼儿的体内, 正是因为政府对食品检测监管中失职。

第三, 从职能角度而言, 政府具有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市场监管职能。从操作层面而言, 《产品质量法》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的经营者责任在其破产无力偿还受害者损失时, 对于受害人的救济也就没有实际意义, 若国家不予以赔偿, 则损害无法得到救济。在该情况下将国家赔偿作为补充救济手段引入, 既符合国家职能又能够弥补受害人损失。

食品安全事故中国家赔偿责任的性质及法理基础

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了安全补充责任, 是指对他人负有法定义务的人因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对第三人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害承担补充性的责任, 即在加害人不足以承担全部责任时, 补充责任人承担剩余部分责任, 如果加害人下落不明时, 由补充责任人承担全部责任。在承担了补充责任之后, 补充责任人获得受害人对加害人的赔偿请求权, 即对加害人的追偿权。[2]在食品安全事故中, 国家赔偿应作为补充救济手段, 在受害人对经营者求赔偿得不到时而适用, 性质上属于安全补充责任。将其定性为安全补充责任的法理基础在于:

首先, 政府在经营者准入及其存续期间负有监管职责, 具有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市场监管职能。食品安全属于公共安全, 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对食品安全的保障义务, 是法定义务。其次, 国家相关质量监督及食品安全部门负有监管职责, 但由于其不作为行为导致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并给消费者带来损害, 虽然侵权行为并非相关部门直接作为产生, 但其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再次, 虽然政府和侵权人都负有责任, 但其中存在区别, 受害人所受损害是由侵权人直接造成而政府的行政不作为虽然是导致和加重损害的一方面, 但在原因力上弱于侵权人。因此为了让受害者得到充分而合理的足额赔偿, 应区分责任承担的先后, 先由侵权者进行民事赔偿, 当侵权者民事赔偿不足时, 引入国家赔偿补充不足的部分。这样既能保证受害者的利益, 也能最大限度的维护公共利益。

食品安全事故中国家赔偿责任的法律基础构建

1.责任承担的法律依据

我国目前并没有明确的关于食品安全的国家赔偿范围的相关法律规定, 这使得实践中食品安全事故受害人在经营者不承担或无法承担时难以得到救济。

国外各国的国家赔偿制度都没有完全排除行政不作为的行政侵权赔偿责任, 这也可以说明将行政不作为的侵权纳入国家赔偿范围内具有合理性及可操作性。例如美国联邦侵权求偿法第1346条规定:“由政府雇员在他的职务或工作范围内活动时的疏忽或错误的作为或不作为所引起财产的破坏或损失、人身的伤害或死亡等属于美利坚合众国的侵权赔偿范围之内。”联邦德国1981年国家赔偿法第1条规定:“公权力机关违反对他人承担公法义务时, 公权力机关应依据本法对他人赔偿就此产生的损害。”[3]类似“三鹿奶粉”事件的食品安全事故的责任通常由“经营者”的作为侵权和政府部门的不作为侵权相结合, 因此将行政不作为的侵权行为明确规定到《国家赔偿法》中实属必要。

2.归责原则

既然将安全事故中的国家赔偿定性为补充责任, 则涉及到归责原则问题。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侵权行为, 造成损害的, 受害人有权取得国家赔偿。从之前的国家赔偿采取违法原则和结果原则并行的二元归责原则已经修改为严格责任原则。在食品安全事故的国家赔偿中采取严格责任原则, 不考虑行政机关是否违法, 只要出现损害结果并且且行政行为与损害结果间有因果关系即可申请国家赔偿是合理且合法的。此种归责原则有利于对该类事故中受害人的救济, 相对加重行政机关的责任也有利于对其行政行为进行一定监督, 使其在对涉及公共安全的食品安全问题的行政行为上更加谨慎守法。

3.责任当事人

在食品安全事故中国家赔偿责任当事人的确定可依照我国国家赔偿法相关条文确定。赔偿请求人是受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若受害人死亡或终止的, 则为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或终止的受害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利承受人。赔偿义务机关则为行使行政职权时造成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损害的行政机关。

4.赔偿程序

对于申请国家赔偿的程序, 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赔偿请求人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 或者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 同时递交赔偿申请书。若赔偿义务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 赔偿请求人可以在一定期限内, 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在食品安全责任事故申请赔偿程序中, 可以适当引入和解等方式参照侵权法规定的民事案件的程序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例如, 对于国家赔偿的案件纠纷, 日本《国家赔偿法》规定适用民事程序进行处理。国家赔偿在根本上还是为了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矛盾, 赔偿其损失, 在得到政府、侵权者赔偿后, 可以与政府、侵权者协商, 如果对调解方案满意, 可以选择与政府、侵权者和解。如同“三鹿奶粉”事件后, 大部分受害者选择接受了赔偿方案。若受害人对和解方案不满还有权利选择通过诉讼获得救济。[2]这也为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更多的途径, 更有利于受害人权益的保护。

此外, 我国国家赔偿法对行政追偿也作出了相关规定, 即赔偿义务机关赔偿损失后, 应当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进行追偿。但我国国家赔偿法并未规定对直接侵权的“经营者”的责任追偿。作为补充责任的食品安全事故中的国家赔偿责任从逻辑思路上来说, 受害人可以与直接侵权人及行政机关进行协商和解, 若和解不成则可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受害人无法在直接侵权的“经营者”处获得充分赔偿时应由行政机关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而此时也应赋予行政机关对直接侵权人的追偿权, 否则就成为行政机关代替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 使其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5.举证责任

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 在国家赔偿方面除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特殊情形外均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 也即是说在食品安全事故的国家赔偿中由申请赔偿方就其申请承担举证责任, 这是极为不合理的。在此应对食品安全事故的国家赔偿案件在诉讼中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就字面意思而言是指原来由某方当事人举证, 在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下由对方当事人举证, 承担举证责任的主体发生对换。在食品安全事故的国家赔偿案件中侵权行为受害人相对于国家机关本身已处于弱势地位, 加之个人能力有限, 难以从行政机关获得相关证据材料说明行政机关存在不作为行政侵权行为, 因此, 由受害人承担举证责任是极为不公平合理的, 不利于保障受害人合法权益, 无法达到程序公正。

参考文献

[1]田春苗.公共安全事件中消费者求偿权的法律保障——以三鹿奶粉赔偿事件为视角[J].消费导刊·消费研究, 2009 (12) .

[2]姚仕真.食品安全事故的国家赔偿责任[D].暨南大学宪法与行政法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6-6.

安全事故责任制度 篇8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以下简称交强险) 是指, 交强险是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 (不包括本车人员和被保险人) 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 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1]它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一) 交强险是第三者责任保险

交强险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存在赔付责任为前提, 以弥补被保险人因赔偿而蒙受的损失为目的, 依据我国法律规定, 第三人是指除被保险人和被保险车辆上人员之外的所有人。

(二) 交强险是强制性责任保险

强制性责任保险是指, 依照国家法律的规定, 投保人 (被保险人) 必须向保险人投保而成立的责任保险。[2]在这种法律关系中, 投保人 (被保险人) 有必须投保的义务, 保险公司有不得拒保以及非因法定事由不得解除保险合同的义务。具体到交强险上, 即机动车所有人必须购买交强险。

(三) 交强险是无过失责任保险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的规定, 机动车一方对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 无论主观上有无过错, 均应承担赔偿责任。故交强险也具有无过失责任的特点, 这也是交强险与商业第三人保险之间最大的区别。

二、我国交强险制度立法现状评价

(一) 未赋予受害人直接求偿权

受害人有权直接请求保险人赔偿其损失, 这是国际惯例, 也是交强险责任的题中应有之义。《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规定,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 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随后出台的《条例》第28条则规定, “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 由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申请赔偿保险金”, 可见, 我国法律明确否认了受害人对保险人的直接求偿权。

(二) 救助基金制度缺乏可操作性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7条原则性规定了国家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但具体办法至今仍未出台, 《条例》也只是进行了有限的概括性规定, 使救助基金制度在实践中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现行法律对救助基金的运作及管理未作任何具体规定, 该制度在实践中根本不具有可操作性。

三、完善交强险制度的对策及建议

面对上述笔者分析的我国现行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为妥善衡平保险人、被保险人、受害人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使交强险制度更好地发挥作用, 必须要进行完善。为了“对症下药”, 应从赔偿机制及配套制度两方面进行完善:

(一) 赔偿机制

受害人的直接求偿权最能体现交强险的特征。赋予受害人直接求偿权有利于简化法律关系, 节约诉讼成本, 强化受害人的权利, 尽快填补受害人的损失, [3]也为大多数国家立法所认可。如德国1965年的《汽车所有人强制责任保险法》明确规定:汽车责任保险具有第三人利益的性质, 允许第三人直接向保险公司求偿。[4]日本《机动车损害赔偿保障法》第16条也规定, “交通事故受害人有权在投保人的责任范围内, 直接向承保的保险公司主张支付损害赔偿金。如果保险公司向受害人支付了损害赔偿金, 那么可以视为保险公司已经向被保险人支付了保险金。”[5]我国在日后修订交强险立法时应首先增加受害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对保险人享有直接求偿权的规定, 具体而言: (1) 受害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直接请求保险人给付赔偿金, 保险人不得用对被保险人的抗辩事由对抗受害人的请求权。 (2) 受害人在向保险公司取得保险金赔偿后, 还可以就其没有得到赔偿的损害部分再向加害人求偿。 (3) 被保险人在未向受害人支付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的保险金之前无权向保险人求偿。 (4) 扩大受害人的解释, 增加关于受益人的规定, 同时赋予受益人与受害人同等的对保险人的直接求偿权。

(二) 配套制度

对交通事故所致损害的补偿决不仅仅依靠某一个法律制度就能解决。一个孤立的制度基本上不可能发挥出该制度的设计目的, 相反, 一个制度只有在一系列配套制度的支持下才能有效地运作, 从而充分地发挥该制度的作用。[6]在交强险制度之外设定救助基金制度作为补充机制, 已成为国际立法惯例。如法国的“机动车担保救助基金”, 德国的“公众赔付救助基金”, 韩国的“机动车辆损失赔偿保障救助基金”等。我国立法机关也应以《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原则和《条例》已经确立的制度为依据, 尽快出台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法律制度。以使受害人获得更及时、更充分的救济。

1. 救助基金的来源。

经费是救助基金的根本, 只有经费充足且稳定, 救助基金才能发挥其设立时的最初目的, 否则救助基金无法为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基本保障。鉴于我国严峻的道路交通安全状况和交强险的公益性质, 笔者认为不宜从交强险保费收入中提取较高比例, 而应另行增加救助基金来源渠道。除《条例》规定的来源外, [7]有学者建议在燃油零售环节开征适当的救助基金税, 由机动车的实际使用人, 包括未投保强制保险者, 负担救助基金的部分来源。该来源较为可靠且收取便利, 同时, 缴纳燃油税较多的机动车必然在道路上行驶的时间更长, 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也更高, 要求其承担更多的基金份额是合情合理的。从燃油税中提取还可能使驾驶量比较大的投保人因为增加成本而减少驾驶。这就会降低和驾驶量相关的交通事故。[8]

2. 救助基金的管理。

救助基金比交强险具有更强的公益性和社会保障性, 故不宜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管理。其他国家或地区基本上是由官方或半官方机构负责, 根据我国具体国情, 笔者建议, 可由财政部会同保监会、公安部、卫生部等部门为救助基金的共同监督管理部门, 制定管理办法, 设立救助基金财团法人进行运作。

3. 救助基金的赔偿范围。

鉴于目前救助基金的赔偿范围有限且无责任限额规定, 建议为救助基金的垫付义务设定责任限额, 救助基金在责任限额内对受害人的全部人身损害 (不包括精神损害) 的赔偿费用承担责任。同时应对车辆肇事后逃逸的情形作具体分析, 如果找到逃逸车辆并能确定为其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 就应由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 救助基金先行垫付赔偿费用的, 有权向保险公司追偿。

综上所述,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法律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需要国家机关、运营机构及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 需要法学理论界及实务界的共同探索。唯有在我国真正确立起符合当今世界立法潮流和我国具体国情的交强险法律制度, 才能实现保障受害人得到及时有效的赔付、减轻事故责任者的经济赔偿压力、促进保险行业健康发展的立法目标, 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法律保障。

参考文献

[1]张新宝, 明俊著.<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侵权责任解读.人民法院报, 2003-11-7, (3) .

[2]邹海林著.责任保险的基础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法学博士学位论文, 1998.

[3]张新宝, 陈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理解与适用.法律出版社, 2006:244.

[4]周延礼.机动车辆保险理论与实务.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1:407.

[5]张新宝, 陈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理解与适用.法律出版社, 2006:244.

[6]李薇.日本机动车事故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262.

[7]《条例》第25条规定, 救助基金的来源包括按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费的一定比例提取的资金;对未按照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的罚款;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依法向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的资金;救助基金孳息;其他资金。

安全事故责任制度 篇9

关键词：渎职犯罪,安全责任事故,犯罪,竞合

2005年我国仅煤矿就发生事故3341起, 死亡5938人, 其中100人以上的矿难就有四起。 (1) 近年来, 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完善有关法律法规, 多次部署安全生产整治, 但安全事故频发的势头未完全得到遏制, 而且大多数安全责任事故的发生都涉及到了渎职犯罪。随着《刑法修正案 (六) 》的施行, 学者们对安全责任事故犯罪的构成要件、主要特征以及安全责任事故犯罪的认定等问题进行了不少研究, 但是对渎职犯罪与安全责任事故犯罪竞合问题却无人专门论及。本文将着重分析渎职犯罪与安全责任事故犯罪竞合问题, 以期引起研究者及政策制订者对这些问题的重视和思考, 为司法实践中的渎职犯罪与安全责任事故犯罪竞合提供参考, 使《刑法修正案 (六) 》在处理安全责任事故犯罪时得到有效的贯彻。

一、渎职犯罪与安全责任事故犯罪的概念

渎职犯罪, 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妨害国家机关公务的合法、公正、有效执行, 损害国民对国家机关公务的客观、公正、有效执行的信赖, 致使国家与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1]。

《刑法》第131条至139条规定了安全责任事故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 (2) 该类犯罪涉及11个罪名, 但至今安全责任事故犯罪尚未有较为统一的概念。笔者认为, 安全责任事故犯罪, 是指在生产、作业、管理或者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过程中违反安全管理规定、规章制度, 或者监督过失, 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 造成严重后果, 以及事后不报、谎报, 贻误事故抢救, 情节严重的行为。

二、渎职犯罪与安全责任事故犯罪的异同

1. 渎职犯罪与安全责任事故犯罪的共同点

渎职犯罪和安全责任事故犯罪都是由于行为人未忠实地履行职责而构成的犯罪, 即都是具有“渎职性”的犯罪, 二类犯罪有以下几个共同点: (1) 渎职犯罪和安全责任事故犯罪的主体均为特殊主体, 都要求具有一定的特殊身份 (除交通肇事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以外) 。渎职犯罪的犯罪主体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一般情况下,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只有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或者从事公务时才能构成渎职犯罪, 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为一般主体时, 不能构成渎职犯罪, 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驾驶私家车发生交通事故, 此时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只能作为一般主体, 构成交通肇事罪。安全责任事故犯罪的犯罪主体大部分为对安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而且行为人只有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才能构成安全责任事故犯罪。 (2) 渎职犯罪和安全责任事故犯罪的主观方面一般都表现为一种过失, 安全责任事故犯罪主观方面的过失属于刑法理论上的监督过失, 另外, 司法实践中许多具体的渎职犯罪均表现为监督过失, 如玩忽职守即是典型的监督过失表现。 (3) 渎职犯罪和安全责任事故犯罪都是典型的结果犯, 不仅要实施具体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 而且必须发生法定的危害结果才构成犯罪[2]。

2. 渎职犯罪与安全责任事故犯罪的区别

渎职犯罪与安全责任事故犯罪又有以下几个区别: (1) 犯罪客体不同。渎职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 不仅侵犯了国家法益, 也侵犯了国民个人法益。安全责任事故犯罪的客体为公共安全, 是指不特定的或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 (2) 犯罪客观方面的行为表现为不同。渎职犯罪的客观方面的行为, 有的表现为徇私舞弊, 即出于徇私的目的而不公正地履行职责;有的表现为滥用职权, 即不合法地超越职权或者玩弄职权;有的表现为失职行为, 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应当履行的职责。安全责任事故犯罪的行为, 有的表现为违反规章制度、安全管理规定;有的表现为强令他人冒险作业, 有的表现为不报告、不执行、不采取措施等不作为形式。 (3) 犯罪主体不同。渎职犯罪的犯罪主体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安全责任事故犯罪的犯罪主体大部分为对安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其中有一部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由上述分析可知, 渎职犯罪和安全责任事故犯罪都是典型的结果犯, 有一定的相似性, 除了二者“渎职性”的相同点之外, 在主体方面二罪有重合部分, 即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安全主管责任人员, 因此, 渎职犯罪和安全责任事故犯罪在主体重合部分比较容易发生竞合。

三、渎职犯罪与安全责任事故犯罪的竞合表现

渎职犯罪的犯罪主体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这是渎职犯罪必备的构成要件, 也是渎职犯罪区别与其他犯罪的重要特征, 因此, 渎职犯罪与安全责任事故犯罪只有在主体方面重合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时, 才有可能使二罪发生竞合。《刑法修正案 (六) 》的施行, 增加了大型群众性活动重大安全事故罪、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以及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的犯罪行为, 也扩大了安全责任事故犯罪的主体范围, 这也将使渎职犯罪与安全责任事故犯罪的竞合范围有所增加。

《刑法》第131条规定的重大飞行事故罪、第132条规定的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第133条规定的交通肇事罪、第134条规定的重大责任事故罪、第135条规定的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第135条之一规定的大型群众性活动重大安全事故罪、第136条规定的危险物品肇事罪、第137条规定的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第138条规定的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第139条规定的消防责任事故罪和第139条之一规定的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 以上11个罪名中, 按犯罪主体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重合的可能性分, 即与渎职犯罪竞合的可能性可分为三类:

一是犯罪主体不会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产生重合, 如《刑法》第131条规定的重大飞行事故罪、第132条规定的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第133条规定的交通肇事罪、第136条规定的危险物品肇事罪、第137条规定的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重大飞行事故罪的犯罪主体为航空人员;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的犯罪主体为铁路职工;交通肇事的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 即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发生交通事故, 此时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并未代表国家行使职权, 是一般主体;危险物品肇事罪的犯罪主体为从事危险物品生产、储存、运输、使用的人员;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的犯罪主体为单位主体, 即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综上, 此类犯罪主体不会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因此, 此类安全责任事故犯罪也不会与渎职犯罪产生竞合。

二是犯罪主体可能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产生重合, 但情况较少, 如《刑法》第134条规定的重大责任事故罪、第135条规定的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第138条规定的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第139条规定的消防责任事故罪。此类犯罪主体为对安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其中有一部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例如某市电力局的局长通常为该市电力公司的负责人, 教育局的工作人员也有少数为某学校的校长。在此情形下, 该类安全责任事故犯罪可能会与渎职犯罪产生竞合。如:A为某镇教委主任兼任该镇中心小学校长职务, 该小学有一幢教学楼为危房, A不但知悉, 且已有多人向A反映该情况, 但A仍然不采取措施, 放任不管, 结果造成教学楼倒塌、多人死伤的重大伤亡事故。A的行为同时触犯了《刑法》第138条规定的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和第397条玩忽职守罪, 原因是一方面A明知教学楼有危险, 而不采取措施, 致使发生重大伤亡事故, 就应当以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定罪处罚;另外A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 不认真履行职责, 造成严重损失, 也可以玩忽职守罪定罪处罚, 按此看A实际上只实施了一个不作为的行为, 而触犯了两个罪名, 是属于想象竞合犯, 应择一重罪处罚, 但由于此二罪的法定刑轻重相同, 而且刑法397条也规定“本法另有规定的, 依照规定”, 所以对A应当以重大群众性活动安全事故罪定罪处罚。

三是犯罪主体在较多情形下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产生重合, 如《刑法》第135条之一规定的大型群众性活动重大安全事故罪, 139条之一规定的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在实践中, 很多大型群众性活动是由依法承担维护公共安全职责的国家机关举办的, 作为举办方的国家机关的主管人员如果违反安全管理的规定, 不履行消除公众活动场所安全隐患的职责或义务, 从而导致重大的伤亡事故或其他严重后果的, 对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就应当以重大群众性活动安全事故罪定罪处罚, 原因是一方面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违反安全管理规定, 没有履行相关作为义务, 造成严重后果, 就应当以重大群众性活动安全事故罪定罪处罚;另外国家机关不履行维护公众活动场所安全的义务, 同时也是没有履行他的法定职责, 造成严重损失, 也可以玩忽职守罪定罪处罚, 按此看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实际上只实施了一个不作为的行为, 而触犯了两个罪名, 是属于想象竞合犯, 应择一重罪处罚, 但由于此二罪的法定刑轻重相同, 而且刑法397条也规定“本法另有规定的, 依照规定”, 所以对于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当以重大群众性活动安全事故罪定罪处罚。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的犯罪主体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非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 主要是发生安全事故的现场直接责任人员、生产经营单位的负责人、群众性活动举办单位的主管人员或其他负责任人员;一类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主要是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主要领导人, 总局办公厅、总局调度统计司、煤矿安监局事故调查司等这些总局内设机构的负责人以及各个主管地方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负责人,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地方各级政府负责人在安全事故特别是重大事故发生后, 不向上级主管部门、上级政府报告或谎报安全事故, 贻误事故抢救, 并且引发严重情节, 那么同时触犯两个罪名:玩忽职守罪和瞒报谎报安全事故罪。属于想象竞合犯的, 应当责以重罪处罚。但是这两种罪名的法定情形轻重都是相同的, 并且刑法第397条规定:本法另有规定的, 依照规定, 对于相关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以瞒报谎报安全事故罪定罪处罚。

综上所述, 当安全责任事故犯罪的犯罪主体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发生重合的时候, 可能使渎职犯罪与安全责任事故犯罪产生想象竞合, 想象竞合犯的处罚原则为从一重罪, 但是这两类犯罪的法定情形轻重基本上是相同的, 并且刑法第397条规定:本法另有规定的, 依照规定, 因此, 对于相关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一般都以安全责任事故犯罪定罪处罚。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 2007-8, (3) :892.

安全事故责任制度 篇10

我国《食品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十一款将“食品安全事故”界定为“食物中毒、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等源于食品, 对人体健康有危害或者可能有危害的事故”。 (1) 而基金, 各界对其定义都十分广泛, 核心在于为了某种目的而设立的具有一定数量的资金, 在食品安全事故领域中补偿基金在于保障受害人的索赔权。故食品安全事故补偿基金可定义为, 通过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依法强制缴纳、国家财政拨款、社会保险或者社会募集等方式筹集的资金, 基金管理机构运用基金的管理模式去弥补受害人因食品安全事故所造成损害的专项基金。有学者提出应采用食品安全事故赔偿基金, (2) 笔者认为采用补偿更佳, 补偿带有补充的特性, 强调对于损失进行弥补, 而赔偿带有惩罚性, 此基金的目的在于弥补受害人的损失, 而非作为责任承担主体承担赔偿责任。

二、食品安全事故补偿基金制度的必要性

(一) 食品安全事故具有高发、频发的特点

随着工业化文明的不断发展和高新技术的持续运用, 现代社会的潜在风险也不断加剧。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 当食品安全事故发生时, 往往有潜在受害群体范围广、致害手段日新月异、治疗费用高昂、社会影响恶劣等特性。 (3) 表一为2008年到2011年上半年全国消费者协会组织受理食品类投诉的情况, 食品类投诉一直都处于消协投诉量前三、四位, 其中食品安全类问题平均占据65.6%。专家称此数据尚不足实际发生的十分之一。 (4)

数据来源:笔者依据国家工商总局公布数据整理

(二) 食品安全侵权救济制度存在缺陷

1. 现有的食品安全领域民事赔偿制度存在疏漏

我国食品安全民事赔偿制度主要包括产品责任制度和惩罚性赔偿制度。我国产品责任制度相关法律规定十分健全, 但是由于食品安全侵权的特殊性, 使得产品责任制度在实践适用存在困难。首先, 大规模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造成受害者人数以及赔偿数额的难以确定。其次, 有些食品安全侵权行为对于人体具有潜伏性和隐蔽的损害, 基于“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待受害人发病时举证已十分困难。三是民事赔偿数额有限, 难以全面赔偿受害人损失。 (5)

惩罚性赔偿制度主要存在于《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和《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依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理, 在食品安全领域惩罚性赔偿优先适用《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此条制度存在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基数”确定标准、证明责任分担以及销售者主观状态不明确等问题。因此, 只依靠过去民事赔偿制度已经不能很好地解决如今的食品安全问题, 补偿基金成为及时保障受害方利益的必然选择。

2. 食品安全责任险难以覆盖

产品责任保险, 是指产品的生产商和销售商因生产和销售产品过程中造成产品使用人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而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由保险人承担的保险。 (6) 责任保险的突出优势为转嫁风险, 分摊损失和实施补偿。但责任保险具有赔偿的限额, 原因在于责任保险合同承保的民事赔偿责任涉及的赔偿金额具有不确定性, 因此在订立合同时, 投保人和保险人会约定一个赔偿最高限额的条款来代替固定保险金额。发生食品安全事故, 应由被保险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时, 保险人只在限额内承担相应保险责任。也就是即使生产企业投了责任保险, 数额之有限也是很难充分弥补受害者的损失。同时,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并非强制保险而是自愿缴纳, 但其投保率不足10%, (7) 只有少数高校投保, 覆盖面极其有限。

(三) 有利于维护社会各方的稳定

“国以民为本, 民以食为天”, 食物在我国古老历史进程中起着载舟覆舟的重要作用。推行补偿基金制度对于各方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对于受害者而言, 有利于及时获得补偿资金, 进行生活保障、医疗救治;对于企业而言, 有利于恢复生产, 避免企业破产;对于社会而言, 在避免企业破产倒闭的同时也就避免了会引发社会动荡的企业税收以及劳动力方面问题。所以保护食品安全不仅是法律工程而且也是稳定民心的工程。

三、食品安全事故补偿性基金法律制度的构建

食品企业可以利用社会化解决方式 (8) 来分散发生侵权损害的风险, 设立食品安全事故补偿基金制度则是多元化解决中重要的一环。

(一) 补偿基金模式的选择

1. 政府主导基金模式之可行性分析

政府主导基金模式也称为政府性基金, 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规定, 为支持特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发展, 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无偿征收的具有专项用途的财政资金。 (9) 政府性管理基金的优势在于依托行政模式, 高效便捷。但是政府管理基金只能用于特定的公共事业且须经过层层审批, 如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等。 (10) 国家依靠公权力采用无偿征收方式作为付款主体代替食品安全事故实际法律主体——责任企业偿付是不符合法理的, 因为国家合法纳税人不应当为责任企业“买单”, 不可因政府主导模式的高效率就忽视了社会公平。政府应避免成为“万能政府”, 应当重视第三方机构处理公共事务的力量。“三鹿奶粉事件”是政府主导的原因在于从一开始该事件就“被作为公共危机事件引上了政府行政主导进行危机处理和救济的轨道”。 (11) 此为个例, 非常规之路, 并非所有食品安全侵权事故的处理都能得到如此“高规格”待遇。但22家违法企业出资建立的基金也为以后食品安全补偿基金制度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12)

2. 信托基金模式之可行性分析

信托基金模式不同于政府主导模式在于信托“独立性”、“民事性”的实质内涵, 资金在募集缴纳后其所有权已转移至基金, 依据基金目的而独立运作, (13) 对受到问题食品损害的受害人进行补偿。有学者提出, 补偿基金与其他食品安全事故相关主体间的关系为纯粹的民事关系。 (14) 笔者十分同意, 一则可以明确以信托三方当事人为主体的法律关系, 避免国家公权力的介入, 最大程度的平衡效率与公平两大价值;二则可以极大地促进基金以及基金管理机构这种在西方各国高度发展而在我国却无所作为的第三方机构, 发挥其应有的效用。

基金的资金来源可以由第一, 企业缴纳。体现企业自负其责的法理。第二, 财政拨款。如德国“康特甘”事件设立的“残障儿童救助基金会”中, 制药公司出资1亿马克, 德国联邦政府也拨款1亿马克。 (15) 此部分可以包括国家财政的拨款以及对于食品企业行政罚款。第三, 各种可得利益的保险, 如产品责任险。第四, 社会募集等几个方面来完成。基金管理机构具有代付和追偿权, 如果责任企业尚未缴纳足额资金, 或者当基金按照相应的规章流程给付后, 基金管理机构可向责任企业追偿, 得到的追偿款将继续作为基金的资金。 (16)

(二) 补偿基金的适用

1. 适用范围

补偿基金发挥作用的范围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 不明食品安全侵权责任人的, 如三无产品。第二, 责任企业明确但无力承担赔偿又没有投保的。第三, 责任企业明确且投保责任保险, 但保险费不足以弥补损失的。由于责任保险是限额赔偿, 如果侵权造成的损失巨大, 受害人的损失仍然无法弥补。 (17)

2. 适用条件及程序

补偿基金适用有一定的前提条件, 即限于民事赔偿、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不能弥补受害人损失的情况下才适用食品安全事故补偿基金。因此, 补偿基金并不是取代本应由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赔偿责任, 而是从公益出发, 在其他救济不能有效补偿受害人的损失时, 及时使受害人的损失得到救济, 承担第二位的补偿责任。

补偿基金是一项很涉及利益巨大, 补偿程序繁琐复杂的制度, 运作得当不仅可以取代传统的政府主导情况, 同时兼顾了公平、效率, 使得受害人得到应有保障。具体操作程序可参考图一食品安全事故补偿基金流程图, 需要提及的一点是受害人对是否选择适用补偿基金制度具有选择权。当受害人选择适用补偿基金时候, 应当与基金签订和解协议, 放弃再次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 这是国际上赔偿 (补偿) 基金通行的做法, (18) 目的是防止累诉, 节约诉讼资源。

四、结语

对于食品安全侵权这种日益频发的大规模侵权事故而言, 补偿基金制度是重要救济途径之一, 只有在对现有侵权救济模式完善的基础上, 构建从责任保险到诉讼赔偿再到补偿基金的多元化体系的救济模式, 三者互相配合、互相补充共同建立一个完整的食品安全损害补偿体系才能够给与受害人以最大限度的保障。

摘要：近年来, 我国出现大量食品安全侵权事故, 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而广大受害者却得不到应有的救济。文章从相关概念入手, 阐述食品安全事故补偿基金作为救济措施之一存在的必要性, 最后提出对于该制度的构建, 以期保障受害人的索赔权,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