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与反垄断问题研究

垄断与反垄断问题研究（通用8篇）

垄断与反垄断问题研究 篇1

垄断行业改革问题研究

在体制改革已进行30多年，经济改革在许多领域全面深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得到广泛认同的今天，垄断行业改革滞后显然不符合社会期待。

在中国，垄断行业应该说占主导地位，垄断行业有电力、市政交通、烟草、石油、天然气、电信、铁路、民航，包括银行等等。我国在主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形成的行政垄断，已经产生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其突出特征就是借助政治资源来进行经济资源的占有和分配，排斥其他集团参与竞争，妨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寻求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全社会财富或人民福利最大化，阻碍市场的健康发展，是排他性的特殊经营，在其垄断领域实施了市场禁入，通过种种排他性控制，阻止竞争对手（含潜在对手）的进入，妨碍了要素的自由流动，破坏了市场竞争的公平原则，不仅如此，行政垄断还极容易成为孳生腐败的温床。目前，行政垄断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制度性瓶颈。可以说，不消除行政垄断，就不可能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的发展环境也会越来越不健康。

鉴于行业垄断的种种弊端，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探索以打破垄断为目的行业改革。此次改革触及到了较深层次的体制矛盾，试图从体制上削减垄断、引入竞争机制，调动各类投资者的积极性。而其中主要的改革办法是 “拆分”。即对垄断的行业采取“横向分拆”的方式，撤销或合并了垄断行业的政府管理机构，对其所属的行业按其特性进行“拆分”，打破市场垄断格局。比较引人关注的有对电信部门的分拆和重组，最终形成了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铁通和中国卫星通信等六大公司。1998年7月，原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分拆成立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石油)”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石化)”。把发电企业拆分成大唐、华能、华电、国电、中国电投五大集团。把电网按区域拆分成国家电网公司和南方电网公司，进而又按区域再拆分为多个区域电网公司。2002年中国民航业通过行业重组，合并成立了5大集团，包括3家航空公司，1家航空保障公司，1家航空信息服务公司，并与民航总局脱钩。同时，外资投资航空公司和机场的股份比例放宽至49%以上，民间资本可投资民航业。通过此次改革，垄断行业初步实现了政企分开，在电信、电力和民航等部门初步引入了竞争机制，出现了迈向垄断竞争的趋向，尤其是在垄断行业中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初步培育了一批市场竞争主体，并重新设计了政府监管体制和机制。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把垄断行业拆分重组成竞争性寡头，初步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市场竞争格局。与此同时，城市供水、供气、供热、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及公共交通等直接关系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业，也开始向国内资本开放，并允许海外资金参与市政公用设施建设。这标志着中国市政公用市场将告别政府垄断经营的局面，加速市场化进程。

针对垄断，有些行业“分拆”是必要的。但是，把分拆当作垄断性行业改革的万灵药，则难免失之浅薄。

垄断与反垄断问题研究 篇2

1.“假宽带”的界定

2012年10月7日, 央视在《每周质量报告》栏目中播出“假宽带真相”, 揭露了目前国内宽带服务市场缺斤短两的问题。由此彻底把“假宽带”问题引入了公众视线, 并在广大网民中掀起了剧烈的轰动。许多网民指出:电信此举深深伤害了6亿中国网民的心。其实, 在央视披露此问题之前, DCCI (互联网数据中心) 就发布了报告《中国宽带用户调查》, 报告指出:国内超半数用户实际宽带下载速率低于运营商提供的名义宽带速率, “假宽带”定义由此而来。根据该调查报告的内容, 多数用户办理的固网宽带的带宽为2M或4M。2M宽带用户理论上应享有每秒256K的网速, 4M宽带用户理论上应享有每秒512K的网速, 但根据清华大学网络中心测算, 我国固网宽带用户达到的实际宽带仅仅是标准带宽的55%, 更有网民购买了6M的宽带服务, 上网高峰期获得的实际下载带宽只有0.29M, 还不到标准带宽的40%, 如果把电信提供的宽带入网服务比作商品的话, 很明显这些商品都是缺斤少两, 把它称作“假宽带”并不为过。

实际上, 用户办理的4M宽带, 并不是指传输速度肯定保证达到4M, 而是指运营商允许你达到最高的速度是4M。用户少的时候, 传输速率快, 用户多的时候, 就像高速公路堵车, 速度必然会下降。现实是宽带运营商为了最大程度地利用自身的宽带资源, 往往在有限的宽带容量上增加更多的用户, 以获取更多的利润, 而当宽带用户向运营商提出网速质疑时, 他们常常以网络传输设备的物理损耗、网络路由、电脑处理能力等等多种具有高度专业性的理由进行搪塞, 作为相对无知的消费者, 只能吃下哑巴亏。笔者认为, 既然经营者与消费者订立了合同, 消费者给付了给定的宽带使用费, 那么经营者就应该足额并保质地向用户提供承诺的宽带速率, 如果无法达到, 这必然是一种突破底线的消费欺诈, 按照法律规定就应该承担一定的否定性评价。

2. 我国宽带业的架构与运作

从“假宽带”的界定中不难看出, 宽带之假是作为运营商的经营者实施了欺诈行为。那么为何经营者要实施此种行为, 他们的背后到底存在怎样的利益博弈?涌动着怎样的暗流?

其实, 宽带运营类似于高速公路工程, 也存在着层层转包的关系。在我国宽带运营体系中, 联通公司和电信公司是属于最上层的一级宽带运营商, 这两家公司业务重心一南一北, 垄断了全国的宽带骨干网。除此之外, 是许多大大小小的二级、三级宽带运营商, 以及小区宽带运营商, 他们只能从上一级宽带运营商手里集中购买一定数量的宽带, 然后再转售给宽带用户。我国宽带运营体系如下图:

二、基于“假宽带”表征之下的真垄断法律问题研究

作为法学研究课题, 在基于对“假宽带”事实研究的基础之上, 需要于法学层面对宽带之假做出探究。

1. 对“假宽带”所涉法律问题的初探

从上述探究之中我们知道, 宽带之假在于宽带运营商为消费者提供了虚假的网络速率, 宽带用户实际享有的宽带速率远远低于经营者所承诺的网速, 因此, 宽带运营商对宽带用户实施了欺诈行为。根据2014年新颁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很显然, 如果严格按照消法的规定来执行, 市面上的宽带运营商将会面临巨大的考验。而在现实中, 我们知道小区的宽带运营商只能从上一级的运营商手里集中购买一定数量的宽带, 然后再转售给宽带用户, 而电信和联通给中小宽带运营商的带宽价格非常高, 如果底层宽带运营商要保质, 那么它就必然会赔钱, 所以为了保持自己的生存, 他们不自觉地选择了欺骗。以4M网为例, 运营商尽可能充分地利用手中的资源, 本来只够10个人用, 他可以加到20个甚至30个, 而当消费者们对网速提出质疑时, 他们便以一些非常专业的技术性原因加以搪塞。可以想象, 如果单纯死板地对他们施以惩罚措施, 他们就只能提高相应的网速价格, 打击了“假宽带”, 却回到了“真高价。”因此, 要想推出釜底抽薪之策, 让宽带用户花最少的钱享受到最快的网速, 需要我们深入探寻其中的猫腻, 找出真正的大老虎。

2. 电信宽带是否涉及垄断问题

就南方市场而言, 电信掌握着核心的网络骨干网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 电信公司是否利用手上的这种控制力实施了垄断行为, 需要从垄断行为的构成要素中具体分析。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第3条规定, 垄断行为包括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因此, 本部分力图从电信是否占支配地位以及是否滥用了这种支配地位两方面加以探讨。

(1) 电信在中国宽带市场是否占支配地位

认定企业是否在一个特定的市场中占支配地位, 我们首先要对该市场加以界定。不难判断, “假宽带”问题显然涉及宽带入网领域, 又被称作互联网接入市场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以下简称ISP) 。中国有很多ISP, 除了电信、联通公司以外, 还包括中国移动、中国铁通以及长城宽带、歌华等。笔者认为, 虽然存在多家ISP公司, 但是他们相对于电信和联通的规模而言是极其弱小的, 在宽带入网市场, 电信和联通仍然是南北两大寡头。我们可以根据国家发改委相应机构给出的数据对此结论加以应证, 数据显示, 中国95%的互联网国际出口宽带、90%的宽带互联网接入用户和99%的互联网内容服务经营者都是从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进行宽带接入,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在中国ISP市场上构成双寡头垄断。考虑到电信和联通发展市场的区域性, 他们的入网市场分布于南北, 宽带基础设施基本相互独立, 互联互通程度不高, 因此, 他们也可在各自的地域范围内被视为垄断性企业。

(2) 电信是否存在滥用行为

电信宽带运营的架构属于层层下包式。据调查显示, 中国电信对于有竞争关系和没有竞争关系的ISP常常给出不同的宽带入网价格, 对于有竞争关系的企业如中国移动、中国铁通等大型的ISP, 中国电信给出的价格高达100万/G.月, 而且这些交易必须经审批, 需在北上广等大型城市的指定点接入;对于一些没有竞争关系的ISP, 给出的价格为20-30万/G.月。通过这种差别待遇, 中国电信无形中掌握了整个宽带入网市场的命脉, 一方面以较高的价格把宽带资源分包给那些有竞争关系的公司, 这些公司在巨大的成本压力之下只能勉强运营, 其规模乃至盈利都只控制在一个极低的范围之内, 因此很难对电信公司形成威胁;在另一方面, 电信以较为低的价格把自己手中的宽带资源下包给自己的子公司或者无竞争关系的公司, 这些公司既可以将宽带入网的价格与其他有竞争关系的公司持平, 从而获取高额的利润, 也可以毫无压力地定以低价, 从而获取市场, 由此形成进可攻、对可守之势。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第17条第6款规定:没有正当理由, 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的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由此可见, 中国电信在宽带市场的运作滥用了市场支配地位, 属于垄断行为, 国家应该依据反垄断法对中国电信进行惩罚。

3. 电信垄断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

根据反垄断法相关规定, 如果有企业涉嫌垄断行为, 反垄断执法机构将依法对涉嫌垄断行为进行调查, 对反垄断执法机构调查的涉嫌垄断行为, 被调查的经营者承诺在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可的期限内采取具体措施消除该行为后果的, 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决定中止调查, 并且对经营者履行承诺的情况进行监督, 经营者履行承诺的, 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决定终止调查, 这项制度被称作反垄断法中的承诺制度。而对于那些已经明确违反反垄断法相关规定的垄断行为, 比如本文所探讨的中国电信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反垄断执法机构应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一下的罚款。按照此规定, 中国电信有可能面临数十亿的高额罚单。

三、反垄断执法中承诺制度的探究———对电信联通案的反思

1. 中国电信、联通案概述

谈及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在宽带入网市场的垄断行为, 国家相应机构其实已经采取了一定的措施, 著名的中国电信和联通反垄断案就是对此问题的典型回应。2011年11月9日央视《新闻30分》报道, 国家发改委正在针对中国电信和联通公司在宽带入网市场涉嫌垄断行为进行调查。反垄断执法机构认为,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利用自身在宽带入网市场的支配地位, 对不同的市场主体给予不同的市场定价, 尤其是对竞争对手收取高额的入网费, 此举对宽带入网市场的公平竞争产生了重大不良影响, 遂提起反垄断调查。在提起调查后, 中国电信和联通两家公司迅速反应, 申请向反垄断执法机构递交了中止调查的申请并且承诺进行整改。而后, 在2012年底, 国务院反垄断机构召开的“中国竞争政策论坛上”, 负责电信、联通反垄断案的主要官员谈及此案时表示:“电信联通公司虽然已经提交了整改报告并作出了一定的努力, 但这并不意味着此案的终结, 相关的执法机构会持续对电信和联通公司在宽带入网市场的行为进行监督。”

2. 对承诺制度的思考

不难看出, 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处理电信联通案时采取的是力度较轻的承诺制度, 即不对电信和联通两家公司进行实质性的惩处, 而单纯让电信和联通公司出具书面的整改意见, 并承诺履行。但是, 笔者认为在基于已有事实和现有法律的考量之下, 相应的反垄断执法机关通过接受承诺来解决此案存在明显的不妥, 理由有二:

(1) 该案的性质决定了不应当接受承诺

对于是否应当采用承诺的制度, 我们首先应该清楚适用承诺有何积极的意义, 它对案件的解决有何益处。要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得回到承诺制度得以施行的初衷。最早在欧洲的Irish Ice Cream一案中, 欧共体委员会从1991年开始调查此案, 花费了将近7年的时间才对涉案企业做出了违法的认定。而后被告企业不服, 又于1998年向欧共体初审法院提起起诉, 要求撤销决定, 最终, 欧共体初审法院于2005年才做出维持原判的决定。由于当时存续的制度无法提供一个更有效率的问题解决机制, 使得双方都耗费了大量的时间, 此案前前后后持续约14年, 相应的执法机构以及涉案企业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而结果似乎也并没有取得料想的效果, 反而使得两败俱伤。此案过后, 相关的反垄断领域的专家逐渐开始探索一项新的机制, 这项制度不仅可以解决现有的问题, 也能让成本得以最小化, 因此承诺制度孕运而生。不难发现, 适用承诺制度必须满足一定的前提条件, 亦即相应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判断是否应该适用承诺时, 应该衡量:通过接受承诺早日终止违法行为和由此节约的费用和时间等方面的好处是否大于因做出违法决定而产生的好处, 例如保证法律的威慑性、制裁违法者、维护社会公平等。显然在前案中, 十几年的长期诉讼期间, 给双方带来的弊肯定大于利, 而处置结果更是收效甚微, 因此, 采用承诺制度较为合适。那么, 回到电信、联通一案中, 是否应该适用承诺制度呢?

就电信和联通公司在宽带入网领域涉嫌垄断一案, 我们已经知道相应的反垄断执法机关已经就其可能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广泛地调查和取证, 基本认定了两家公司的垄断行为, 且掌握了比较确凿的证据, 他们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不仅有着明显的违法性, 同时也大大侵害了相关企业的合法权益, 危害了市场竞争秩序。如果于此种情况依然适用承诺制度, 显然有违“承诺”创设的初衷, 与法的精神相悖, 具有明显的不合理性, 因此, 笔者认为不应适用承诺制度。

(2) 接受承诺将会极大地损害《反垄断法》的效力和权威

中国的《反垄断法》是一部比较年轻的法律, 自2008年8月1日才开始生效。而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案是第一起涉及国有企业垄断的案件, 如果此案能够按照《反垄断法》的有关规定认真进行查处, 那必然会大大增强《反垄断法》的权威性, 而且可以显示中国在践行“依法治国”方面的进步。

回到此案中, 反垄断执法机关如果不按照《反垄断法》的规定对涉案企业进行严肃查处, 那么首先, 这样的处理可能会给国有大型企业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即当反垄断案件一旦涉及到它们, 它们就会运用承诺的制度尽量规避风险, 而他们也确信相应的执法机构会迫于某种的无形的压力而接受这份承诺, 当然承诺的后效如何没有人会知道, 所有的视线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散。这样下去对《反垄断法》的伤害是巨大的, 因为没有一种强制性的惩罚力, 没有企业会惧怕它, 会遵照它, 其效力和权威性荡然无存;其次, 《反垄断法》是一个市场竞争规则, 如果反垄断执法机构对所有国有企业都给予承诺的优惠, 那它如何来应对其他所有制企业的垄断行为?这显然会让执法机构陷入不平等执法的泥淖之中无法自拔, 当然, 伤及最深的仍然是《反垄断法》本身。因此笔者认为, 基于上述两个原因, 反垄断执法机构在电信和联通案中适用承诺是不正确的。

四、比较法视野下中国电信宽带业的突围之路

“美国在网速上可能永远也超越不了韩国”, 这是美国哈佛大学柏克曼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学者罗伯特法瑞斯的原话, 可能他的描述有些许夸张, 但我们无法否认韩国宽带业发达的事实。互联网检测公司Akamai曾对全世界国家的网速进行了调查, 调查显示韩国是世界上网速最快的国家, 而美国的网速仅仅是韩国的四分之一, 排在第28位, 中国则排到了第71位。在网络费用方面, 韩国也是大大低于其他国家。

网络速度从一定层面反映了一国的信息化程度, 而信息化程度的高低和一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因素密切相关, 当然韩国的网速领衔全球也有其独到的内生条件存在。

其一, 鼓励投资, 鼓励竞争的政策取向。在宽带建设之初, 为了提供更经济、更有效率的基础网络服务, 韩国政府鼓励多家企业进入宽带入网市场, 还规定了他们必须拥有自己的网络系统, 这项要求使得韩国各地区的宽带网络系统得以迅速建立, 与此同时, 为了防止大型企业的垄断行为, 韩国政府专门制定宽带入网市场的公平竞争法则, 多家企业在这种规则的约束下良性竞争, 不断提升自己的技术和服务来赢取市场, 而宽带用户是最大的受益者, 他们在低廉的花费之下享受着极快的网络速率。

其二, 企业与政府的紧密合作。“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家较为关注的论题”, 在韩国, 宽带是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来加以考虑的, 政府普遍支持民众使用网络, 让网络带来的的巨大便捷惠及千家万户。在此种政策考量之下, 韩国政府不论从政策上还是资金上, 都对相关企业给予极大的支持, 企业在优良的政策环境中不断更新自己的技术、完善自己的服务, 韩国宽带业得以迅猛发展。

其三, 关注用户群需求, 大胆启用新技术。在将先进技术引入现实服务以及设备的更新换代这两个环节, 其他国家往往会给予利益的考量而延迟新技术以及先进服务的适用, 而韩国政府往往将资金大量投入这一领域, 相关企业在这种背景下积极关注用户群的实际需求, 并制定相应的营销策略, 既满足了自身发展需要, 又刺激了宽带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不难看出韩国政府为国家信息化做出了更明确、坚定的决策, 而这种决策在推动产业发展的同时, 大大满足了宽带用户的网速需求, 在增进民众福祉上迈出了一大步。中国目前所深陷的“假宽带”困境正可以从韩国的发展步伐中汲取能量, 在依法治国的同时, 加强政府的政策引导, 相信在这种内外并举的手段之下, “宽带中国”的构想并不是神话。

摘要：“网费高、网速慢”是国人对网络环境的普遍感受。在“享受”劣质服务的同时, 我们还承受着无情的欺骗。其实, 中国式“假宽带”背后的根源问题, 不仅是欺骗, 还有垄断。

关键词：假宽带,电信宽带业,垄断,承诺

参考文献

[1]吕国英.中国宽带市场发展述评[J].信息技术与标准化, 2008, (2) :9-12.

[2]王晓晔.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涉嫌垄断案的再思考[J].交大法学, 2013, (2) :5-15.

[3]张丽, 陈仕俊.韩国宽带产业发展分析[C].通信发展战略与管理创新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6:479-482.

垄断与反垄断问题研究 篇3

关键词：垄断国企与民企；员工收入差距；政策措施；有效性

作者简介：何承文（1967— ），男，广州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财金信息管理系讲师、经济师，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公司治理。

中图分类号：F27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3.34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3-80-02

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居民收入显著增长，但分配失衡的问题也日益严重。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这是十分严重的信号[1]。在企业范围内，收入分配不公主要表现为垄断国企与民企员工收入的差距日益扩大。造成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是垄断国企员工的收入过高、增速过快；另一方面，也是民企员工收入增长缓慢、甚至是零增长的结果。

要解决垄断国企与民企员工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应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把垄断国企员工过高的收入降下来，使之回归到合理的水平；二是把民企员工过低的收入提上去，使其收入水平逐步提高。这种双管齐下的措施可以缩小垄断国企与民企员工收入之间的鸿沟，但要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却相当大。

一、垄断国企与民企员工收入分配现状

垄断国企是指在国有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行业竞争中具有决定性优势，在本领域内形成垄断，对国民经济的决策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大型国有企业。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垄断性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平均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达1.07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高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部分约9200亿元。其中相当部分来自行政性垄断[2]。根据这一数据，大致可以测算出当年垄断国企的人均收入相当于全国职工平均收入的14倍。即使排除垄断国企内部分配不公的因素，垄断国企员工的平均收入仍然相当于民企员工平均收入的7倍。同为劳动者，民企与垄断国企员工收入的差距如此之大，足以说明在企业范围内收入分配失衡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

二、垄断国企与民企员工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1、垄断国企提高员工收入具有制度保障

垄断国企是公有制企业，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要求兼顾国家、企业和职工三方的利益。国家经贸委2001年发布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内部人事、劳动、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提出，“企业职工工资水平，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由企业依据当地社会平均工资和企业经济效益自主决定。”这给了国企自定薪酬的合法合理的政策依据，从根本上放弃了政府对国有企业内部分配的监督和控制[3]。由于垄断国企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和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要实现员工收入持续、快速的增长并不困难。张昭俊(2011)等认为，对于国有垄断企业经理人来说, 能够在企业员工中提升自己的威望, 稳固企业经理人的地位从而能够继续被任命则显得尤为重要[4]。垄断国企的管理层提升自己威望的有效方式就是给员工涨工资，而且他们自己是每一次增加工资的最大受益者，因此管理层具有持续提高员工收入的强烈动机。此外，政府主管部门放弃监管，默许垄断国企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造成了垄断国企员工的收入快速增长、与民企员工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局面。

2、垄断国企掌握巨额垄断利润，具备持续提高员工收入的物质条件

垄断国企员工的高收入本质上是对垄断利润的分割。这是因为，垄断国企的利润主要来源于产品和服务的垄断高价，这相当于是对全体消费者进行征税。如果这些垄断利润全部上缴国库，最终通过政府财政渠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倒也无可厚非，但是，垄断利润上缴国家的部分却是少之又少。有数据显示，2009年国企利润占企业利润一半以上，也只上缴20%的利润给中央，留存1万多个亿，是上缴利润的四五倍[5]。陈书生(2007)、潘胜文(2009)、陆铭(2010)等认为，由于行政垄断使垄断企业获得了超额利润,无论管理层还是普通员工都能够分享超额报酬，当垄断企业获取的超额利润非常高时,员工获取超额报酬的机会更大。大量垄断利润留存在企业，为垄断国企巧立名目、大幅度提高员工收入创造了便利条件。

3、民企员工收入长期以来增长缓慢

首先，市场竞争激烈、企业盈利水平低是大部分民企的生存状态。由于民企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在资金、技术、人才、优惠和扶持政策等方面与垄断国企相比缺乏优势，维持生存尚且不易，增加盈利更加困难。民企经营风险大、盈利水平低的状况决定了提高员工收入缺乏物质基础。其次，民企经营的唯一目标是利润最大化，提高员工收入会导致成本增加、利润减少。所以，民企的所有者缺乏增加员工收入的动机，在企业盈利状况恶化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民企所有者有充分的理由长期维持固定的工资水平而不愿给员工加薪。这个理由是：民企员工的收入主要是由劳动力市场决定的，并非个别雇主随意确定。尽管不同民企的员工收入存在一些差别，但在整体上都不会与劳动力市场决定的工资水平偏差太大。除非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显著变化，引发劳动力价格普遍上升，否则，理性的民企所有者不会主动给员工加薪，额外支付工资溢价。最后，民企员工收入增长缺乏保障机制。由于民企属于私有制性质，政府无权干预其薪酬政策。民企员工相对于资方处于弱势地位，单个员工无法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工资收入正常、合理的增长，比如说弥补物价上涨的工资增长。目前，大部分民企没有工会组织，即使有工会组织也是形同虚设，工会组织在维护和保障员工利益特别是在争取提高员工收入方面，几乎没有发挥作用。

三、缩小企业员工收入差距的政策措施

1、限制垄断国企员工收入的过快增长

垄断国企员工收入过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有一种说法是：垄断国企的高收入和垄断利润是两回事，垄断利润要么上缴国家，要么留在企业用于发展。这种说法其实站不住脚。如果垄断国企员工的收入是由市场机制确定的，垄断国企的工资成本支出显然会降低，相应增加垄断利润。换言之，垄断国企员工的高收入实际上降低了本属于国家或全民的垄断利润，是对国家或全民利益的侵占。

另外，垄断国企员工的高收入不是其合理的劳动所得。垄断国企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现象非常普遍。2009年，中石油人均利润1万美元,而埃克森美孚人均利润50万美元[6]。可见，员工的高收入与其承担的职责和风险不对等，收入的高增长与其创造的价值不匹配，按照市场原则衡量他们的劳动所得，已经大大超出其劳动付出。

解决垄断国企员工收入过高问题，主要是要完善对垄断国企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调控措施，加强对垄断国企收入分配的监管和约束，增强收入分配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当务之急是冻结垄断国企的工资增长，控制收入总量，优化分配结构，兼顾外部公平和内部公平。但从长远来看，要从根本上解决垄断国企员工收入过高的问题，必须打破国企的行业垄断，鼓励民企进入垄断行业，通过强化垄断行业的市场竞争度消除垄断国企的巨额垄断利润，改变目前垄断国企既无效率又失公平的状况。

2、采取多种措施，促进民企逐步提高员工收入

民企员工的收入是由劳动力市场决定的。从民企范围来看，同地区、同行业或同等规模民企员工收入的差距并不算大。政府干预民企提高员工收入是不必要、也是不可能的。以行政措施硬性规定民企工资增长幅度可能导致民企经营困难乃至企业倒闭、员工失业这样适得其反的结局。对于调整民企员工收入问题，政府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第一，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提高民企的盈利能力，为增加民企员工收入创造有利条件。例如，降低市场准入的门槛，鼓励、扶持民企进入垄断行业；采取减免税收、提供优惠贷款等扶持政策措施，使民企的发展有更大的市场空间和更多的盈利渠道。

第二，建立完善民企员工收入增长保障机制。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保障民企员工的基本权益。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监督民企严格执行法律法规，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而非过度干预民企的经营活动。

四、政策措施的可行性及有效性

目前，民营企业创造了全国一半的税收，提供了全国近80％的城镇就业岗位。调节垄断国企与民企员工的收入差距，对解决当前日益突出的收入分配失衡问题、缓和社会矛盾具有重大意义。

就调整企业员工收入差距政策措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来说，把垄断国企员工过高的收入降下来是可行的、有效的，虽然存在很大阻力，但只要决策层拿出魄力和决心，就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要在短期内提高民企员工的收入却有很大难度，实现这个目标将会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

参考文献：

[1] 丛亚平、李长久.中国基尼系数实已超0.5 财富两极分化[N].经济参考报,2010-05-21.

[2] 王小鲁.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J].中国税务,2007,(10).

[3] 天则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EB/OL].http://www.aisixiang.com/data/40395.html,2011-04-12.

[4] 张昭俊等.国有垄断与民营企业员工收入差距的博弈分析[J].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2011,(02).

[5] 民企与国企员工收入差 垄断才是那颗“毒瘤”[N].新财经,2010-09-01.

[6] 何伟.对国企改革历程的深层次思考[J].理论探讨,2011,(02).

垄断竞争与寡头垄断 篇4

案例分析

垄断和油源供应

有专家指出，目前成品油流通环节中的问题主要存在于销售渠道管理和成品油定价机制两方面，有集团通过垄断油源供应和政府给予的加油站特许经营权把持了国内成品油市场，达到了操控油价、获取暴利的目的。

“油价又涨啦，钱包又瘪下去一块。真搞不懂老美一天闹个啥？油价涨了，对他也没好处，还带着坑了咱。现在挣点儿钱容易吗？”面对3月31日再次被调高的汽油价格，的士司机老宋无奈地摇摇头。

然而一位研究宏观经济的不具名专家指出，由于中国成品油流通体制中存在很多问题，导致国际油价波动的影响在国内被人为放大了，这给中国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危害。若不及早解决这些问题，“它们将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瓶颈。”

这位专家指出，目前成品油流通环节中的问题主要存在于销售渠道管理和成品油定价机制两方面，有集团通过垄断油源供应和政府给予的加油站特许经营权把持了国内成品油市场，达到了操控油价、获取暴利的目的。

两大巨头把持下的市场

据了解，目前中国成品油零售市场中，中石化、中石油两大巨头以旗下的5万余座加油站占据了半数以上的市场份额，其余市场被数量众多的社会加油站和数量不多的外资公司加油站（以下称非石油石化系统的石油产品经销商）所掌握。市场看起来实现了比较充分竞争，但是这一表象掩盖的却是中石化、中石油对市场的垄断。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所邓郁松先生介绍，国家出于对能源开发的保护，基本上将国内所有的石油开采和炼制能力都纳入到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旗下。

两大集团垄断了国内全部的炼油能力后，形成了对成品油供应渠道的完全控制（即油源垄断）。虽然每年尚有数量不多的成品油进口配额，但进口的成品油却是以燃料油为主，汽油每年的进口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虽然非石油石化系统的石油产品经销商也占据了一定的零售市场份额，但他们的成品油供应却完全依赖于两大集团。由于在零售市场，两大集团和非石油石化系统的石油产品经销商是竞争关系，所以两大集团就可能利用其在批发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对非石油石化系统的石油产品经销商进行排斥，以达到提高自身经济效益的目的。

该年报显示，中国石化2003年国内成品油总销量达7592万吨，较2002年的7009万吨提高了8.3％。其中，零售量3885万吨，较上年的3473万吨提高

1..9％；批发数量却从上年的2273万吨下降到2174万吨，同比下降了4.4％。

众所周知，零售比批发毛利率高很多。

一位熟知内幕的业内人士介绍，在中石化、中石油内部存在一个“省级结算价”，即中石化、中石油系统内的炼油厂与省级石油公司间的成品油结算价格。这个价格适用于获得了成品油批发经营许可证的非石油石化系统的石油产品经销商。

由于国内几乎所有加油站销售的成品油都是由两大集团公司下属的石油公司进行批发，因此两大集团公司可以通过内部价格转移的方法，大幅度提高成品油的批发价，从而大幅度缩小非石油石化系统的石油产品经销商的利润空间，使他们无利可图甚至亏损。而中石化、中石油旗下的石油公司却可以通过内部的利润调剂实现生存与发展（即“内部紧密化、外部市场化”）。

据了解，在今年2月一次中石化的会议上，其集团总经理陈同海分析中石化去年收购加油站成本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成品油批发和零售之间的差价小，让社会加油站业主自感无法生存。

利用油品供销合同中对供货数量的限制，就是两大集团又一招。

据一家非石油石化系统石油经销商的内部人士介绍，该公司自建立以来，一直是从中石化进油，承受着很高的“省级结算价”。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目前已经拥有加油站点几十座，“在消费者心目中，公司品牌美誉度甚至比‘中国石化’还高”。2003年，该公司利润总额“若是在中石化系统内省级石油公司利润中排名，位置肯定很靠前”。可他们却不敢加快公司发展的步伐，因为怕引起中石化的反感。“现在每月还能得到几万吨的成品油，如果他们不高兴了，断了我们的油源，那怎么办？”

而更为典型的一个例子是2003年“油荒”发生时，很多非石油石化系统的石油产品经销商处于无油可卖的境地，而中石化、中石油旗下的加油站却依然照常经营。对此，中石化广东省石油公司办公室主任董光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石化公司有规定，按常量供应民办油站，也就是说，如果该加油站平时每天向中石化入货100吨，则现在也是供给100吨，超过则自寻进货门路，中石化不予解决。

“省级结算价”、油品供销合同再加上1998年中央政府为支持两大集团上市和做大做强民族工业的目的给予两大集团的加油站建设权和特许经营权，非石油石化系统的石油产品经销商继续发展的空间被控制了。

被诟病的“98定价机制”

据了解，1998年之前，由于中国原油产量足以满足国内需求，因此石油价格基本上是由石油产品销售企业自行决定的。那时，各地石油销售企业自行采购成品油、自己决定成品油的销售价格，中国成品油定价完全是市场化的。随着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和原属地方的石油销售企业上划至中石化、中石油两大集团，中国无法继续维持过去游离于国际价格之外自行定价的模式，原国家计委于1998年推出与国际市场挂钩的定价制度。

具体来讲，就是以目标市场的成品油交易价格为基础，根据典型运杂费及国内关税，加上由国家确定的成品油流通费用，形成由国家发改委颁布的国内成品油零售中准价；再由中石油与中石化在中准价上下浮动8％的范围内，制定出旗下石油销售单位具体的成品油零售价格。

为保证油价的平稳，制度规定建立价格稳定机制，在国际油价上涨或下跌不是很剧烈时，由两大集团内部自行消化波动成本。当然，什么时候调整价格，幅度多少，还要受当时国内形势发展状况而定。

然而，这个定价模式却有一处致命的“死穴”。

一位不具名专家介绍，出于技术上的原因，与国际市场成品油价格直接挂钩，就存在一个价格滞后期，即国内市场价格的确定必然要对照前一个时期的国际市场价格。根据目前国内的技术条件与管理水平，国家规定这个滞后期为一个月。

但在现代通信技术不断发展的条件下，这个滞后期就为国内成品油市场交易各方都赢得了一个掌握市场价格行情的时间。对价格管理者来说是“事后价格”的中准价，对成品油交易者来说则是个“事前价格”。既然价格已经事先确定，就必然起调节市场交易行为的作用：价格上涨，就会出现生产者惜售、流通领域囤积、消费者多购或抢购的市场行为，放大甚至有时过度地放大对成品油的市场需求，推动国内成品油市场价格呈现进一步上涨趋势；反之，价格下跌，就会相应出现生产者多售、流通领域减少购进量并积极抛售、消费者减少购买的市场行为，缩小有时甚至过度地缩小对成品油的市场需求。

“现在中国油品消费者既不能有效预见石油市场的风险，也不能采取有效的经济措施和市场手段化解危机。2003年长三角地区发生的‘油荒’，虽然主要原因是当地电力紧张，企业大量采购柴油发电，但国际油价高企和中国成品油定价机制过于透明，使市场产生强烈的价格继续上涨预期，从而引发抢购狂潮，也是重要的推动因素之一。如果能有更为合理的定价机制，也许造成的经济损失就不会那样大了。”

据了解，改革成品油定价机制的呼声近些年一直都没有停息，但由于石油问题事关国家战略安全，改革需要涉及多个部门，所以对成品油流通体制和定价机制改革一直是举步维艰。

在中国较早进行油价波动研究的上海源复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涛介绍说，现在对国际油价波动的研究还很薄弱，因此经常会出现对未来油价波动预测的失误。

两大集团的“商业理性”

两大集团在现有的成品油定价体制中，承担着维护成品油价格稳定的“重任”，然而它们却都是海外上市公司。是毅然承担起国家赋予的“重任”，还是维持一个“商人的本色”，两大集团面临抉择。

有学者认为，中国原油开采成本较国际先进水平相差太远。前期壳牌因为每桶原油开采成本达到7.9美元，股票遭到抛售，而中国石油企业开采成本却

比这还要高许多。1998年国际原油价格跌到9美元一桶时，国际市场成品油价格也降到很低，但中国的成品油价却依然维持高位，这为国内几大石油公司分流改制上市提供了一个好的外部环境。现在国际油价高企，几大国企也应为国分担一些成本。

可是在目前成品油流通市场中，这种善良的期待能实现吗？

据了解，2003年中国共进行了两次成品油零售价调整：一次发生在上半年5月份，成品油价向下调整；另一次发生在下半年12月，油价上涨。

而这两次价格调整的背景是新加坡、纽约、鹿特丹三地油价已有较长时间的同向调整，为此两大集团承受了巨大的国际油价波动成本。

有不具名的两大集团旗下炼油厂老总坦言，“国际油价上涨意味着我们的原料成本增加，可是市场价却还维持不动，这意味着我们的利润被稀释，甚至可能出现亏损。我们也有利润考核指标啊，这怎么能有生产积极性呢？”对此，那位学者指出，“目前中国原油的对外依存度并不高，炼油厂所需原油大部分是可以由国内自己供应的，且随着生产技术进步和分流改制的推进，两大集团的吨油加工成本实际上还在下降。此时选择涨价不过是两大集团的力量使然罢了。毕竟两大集团垄断着油源，而油源对于成品油市场来讲才是最重要的。”

1．导致油价上涨的因素有哪些？油价是怎样拉高的？怎样看“98定价机制”？

2．中国石油市场是否存在垄断？有什么特点？与油价上涨有什么相关？

联通电信涉嫌垄断问题调研报告 篇5

调研报告

一、概况

根据《反垄断法》，单个经营者市场份额50%，两个经营者67%，三个经营者75%即为垄断。在宽带接入领域里，95%互联网国际出口带宽，90%宽带互联网接入用户，99%互联网内容服务商都集中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网络中。服务差、收费高，却非但没有被淘汰，反而不正常生长，这正是典型的“垄断病”。在很大程度上，一般竞争性领域的跨越式发展中，为提高产业发展效率，从布局到经营都采取了倾向垄断的方法，由此形成并固化了排斥竞争的利益格局，落下了病灶。而同时，普通消费者对于垄断经营可能或已经造成的利益损失，缺少自我救济手段。技术屏障、信息失衡、维权无门使得普通消费者难以参与反垄断。发改委对联通电信两家企业启动反垄断调查，最重要的原因是两家电信巨头把持着宽带接入市场的支配地位，并利用这种控制权串通一气、打压竞争对手。不承认这一事实，再多的整改措施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善现有的宽带上网环境。即便如电信和联通所言，以提高宽带接入速度、降低上网费用实现市场公平，但两家企业都没有提供一个明确的可量化的具体整改方案。电信公布的“5年宽带价格下降35%”总体目标，因为缺少可操作性和可监督性，更像是一张空头支票。如果发改委果真就此中止反垄断调查，进入审理和整改阶段，近5亿网民也绝不能就此安心。电信行业要真正破除由来已久的行业旧格局，发改委要坚定破除行业垄断的信心和决心，对电信和联通的垄断行为一查到底，督促其做出实质性的整改措施；更为重要的是，行业主管部门要坚决打破既得利益的垄断坚冰，让宽带接入行业回归充分竞争和市场定价，用公平的市场而不是少数行业巨头，来保护广大网民的权益。

二、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发展历程

1980年之前，我国电信业的基本体制是政府部门直接垄断经营公用电信业。但由于国家对电话资费实施严格管制，电信业基本不盈利甚至亏损，电信基础设施及服务短缺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之一。政府开始实施电信管理体制改革并放松价格管制，采取对邮电业实行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允许邮电部门征收电话初装费等措施。优惠政策带来电信业的迅速发展，1979年至1995年，全国邮电通信固定资产投资达2700亿元，其中约1/3来自电话初装费。但在此过程中，电信业政企合一体制下的行政性垄断矛盾日益突出，公众对电信服务高价低质很不满意。

1994年7月19日，中国联通公司成立大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拉开了我国电信业改革的序幕。中国联通的成立是我国电信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我国电信业乃至国内垄断行业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的首例。为了尽快在基础电信市场形成竞争格局，国家将扶持中国联通，使其尽快形成较强的竞争实力，作为电信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加以推进。但电信市场的有效竞争并没有形成，联通公司的资产只有中国电信的1/260，1998年其营业额也仅为中国电信的1/112。

1999年4月14日，国家提出了扶持联通发展的一揽子建议：一是将正在组建的中国寻呼集团公司成建制划入联通公司；二是我国CDMA移动通信网建设与经营统一由联通负责；三是将1998年国家发行的1000亿元财政债券中用于支持联通公司的10亿元转作国家资本金；四是同意联通建立国际出入口局，开办国际电信业务；五是信息产业部要根据联通公司发展的需要，从信息产业系统选调部分通信经营管理和业务技术骨干，充实到联通公司。在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动下，在信息产业部的具体运筹下，扶持联通的各项重大政策措施短时间破土而出，联通由此迈上了走向新生的重组之路。

通过一系列大手笔的资本结构重组，联通的总股本迅速增加到158.8亿元，其中国家注资126亿元，占79%，成为绝对的控股股东，其他15家股东则变成了仅占二成股份的小股东。联通增资扩股后，资产负债率大大降低，再加上国信寻呼所带来的业务收入和盈利能力，使得联通后来的成功上市成为可能。

为了支持联通的发展，国务院还曾决定把从铁道部分离出来的铁通公司并入联通。但由于铁通公司人员包袱沉重，最终双方协商未果。同时，还决定把四个城市的CDMA长城网也划转联通统一建设经营。在国家一系列人力、财力的政策扶持下，曾经严重“贫血”的联通元气大增。此后，通过果断清理“中中外”项目和适时重组上市，联通从一个资产结构和管理上比较分散的公司，迅速整合为一个集中、统一、高效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和国际规范治理的大型电信企业，确立了在中国四大基础电信运营商之一的地位。

三、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涉嫌垄断

2010年11月，部分运营商和增值服务提供商在北京召开“中国宽带互联网反垄断”研讨会。据参会人士说，中国电信、联通长期以“同一种产品，三种用户、三种价格”进行价格歧视，两家公司给作为竞争对手的弱势运营商网间流量结算价格高达100万元/G/月以上，增值服务提供商的结算价格则只有10万~30万元/G/月，内容服务提供商仅为3万~10万元/G/月。另外，两家公司为应对广电总局组建的国家级广播电视网络公司的竞争，更是采取了对互联网宽带接入的清理行动。

两家运营商的垄断行为之所以受到相关部门的注意，也是源于部分企业机构针对2010下半年“断网事件”的举报。2010年8月上旬，中国电信要求各省公司对高带宽和专线接入进行清理，除骨干核心正常互联互通点外，清理其他所有运营商和互联单位等的“穿透流量”流入，这一规定迅速引发行业内的震荡。所谓“穿透流量”，是指一些公司在中国电信购买带宽后并不自己使用，而是转手卖给其他运营商赚取差价。

按照工信部规定，为补偿中国电信和联通的骨干网投资，运营商之间的网络互联互通，只要用户上网产生网间流量，其他运营商都要向它们进行单向结算。但在实际操作中中国电信却予以差别定价，以高于其他客户的价格，向其他的款待接入商进行网间结算，以此抬高竞争对手的带宽接入成本，其定价与市场价格之间价差最高可达数倍甚至数十倍。一些运营商通过“穿透流量”这一办法，以

相对低廉的价格接入电信骨干网，但是此次中国电信斩断“穿透流量”之举，令这些接入运营商遭受重创。2010年8月12日至9月9日，27天之内，仅广东铁通就爆发了37477件用户投诉，38443户用户拒绝缴费，并有28210户用户面临退网。据业内人士估测，这场清理波及的互联网用户可能超过1000万。名为《2011年蓝皮书的中国信息化形式分析与预测》的报告显示，截止到2010年，我国宽带上网平均速率排名全球第71位，不及美国、英国、日本等30多个经济合作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但是平均1兆每秒网速的接入费用却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到四倍。

四、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遭反垄断调查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副局长李青表示，2011年上半年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接到举报后，就立刻启动了对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涉嫌价格垄断案的调查。调查主要是针对两方面：一是两公司自身没有实现互联互通，二是两公司对于与自身有竞争关系的企业存在价格歧视。基本查明了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是在互联网接入这个市场上它们俩合在一起占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市场份额，肯定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就是利用这种市场支配地位对跟自己有竞争关系的竞争对手给出高价，没有竞争关系的企业，它给的价格就要优惠一些。这个在《反垄断法》上我们叫做“价格歧视”。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目前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之间直连宽带为261.5G，仅占两公司拥有1078G国际出口宽带的24.3%。从互联质量看，两公司2011年1至9月骨干网互联时延为87.7至131.3毫秒，丢包率为0.2至1.9%，均不符合原信息产业部《互联网骨干网兼互联网服务暂行规定》时延不得高于85毫秒，丢包率不超过1%的要求。这也就表明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未实现充分互联互通。

针对国家发改委反垄断调查一事，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分别作出回应。中国联通称，自己正在应国家发改委要求，提供2010向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出租宽带业务的价格、数量及营业额等相关信息。中国电信表示，自己一贯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经营宽带业务，并积极配合相关监管部门的调查。

正在这时，半路杀出个程咬金，2011年11月11日，人民邮电报头版以《混淆视听 误导公众》为题全面驳斥央视对电信联通涉价格垄断的报道。报道开头即以形象化的语言表达对加在电信联通身上的垄断之名的不解和愤懑：“我好想哭啊，我只能装一家的有线电视、用一家的电、使一家的煤气、以别人商量好的价格加两家的油，价格一天天飞涨的时候，没有人说垄断；当有一种业务几家运营商比着提速、比着降价的时候，却有人说，你垄断了！”据人民邮电报报道，这些不满来自通信员工的微博。该文写道：“这突如其来的当头棒喝，令两家公司的股票狂跌，也让几十万电信与联通员工难以接受，震惊！冤枉！委屈！无奈！”

人民邮电报随后四问央视：基本概念厘清了吗？垄断事实查明了吗？全球行情吃准了吗？新闻素养丢掉了吗？全面否定垄断之名。

作为电信联通涉嫌价格垄断被发改委调查一事的首发媒体，央视在11日也没闲着。央视官方网站首先在首页刊发署名舒圣祥的网评《破除宽带垄断，不仅要重罚更应大幅降价》，后又刊发报道《多数网民认为中国电信和联通垄断经营》，做出了回应。有人大声叫好，有人说这是精心策划的阴谋，是体制下的部门利益争夺“闹剧”。发改委首次向央企高高举起反垄断大刀一事正滑向不可知的边缘。

央视网在专题报道中表示发改委作为执法机构是在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并称电信和联通在宽带接入领域的市场份额加起来超过了2/3，满足“在市场中占有支配地位”的判定条件，所以必须要受到《反垄断法》的约束。

在人民邮电报与央视的掐架中，广电系也主动要求可以“被调查”。昨天，广电系统下属的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有线电视工作委员会会长陈晓宁向本报记者证实，在得知发改委的调查后，广电方面主动要求配合反垄断局的调查取证工作，目前在积极准备材料。“我们希望发改委反垄断局的调查，能够促进公平竞争，共同发展。”他说。

反垄断调查最终的受益方可能是广电系和移动。因为如果要引入竞争的话，这两者是最希望进入的。比如广电运营商就一直想在宽带领域有所突破，但由于没有自己的核心网络，广电发展宽带用户需要向电信、联通缴纳带宽费用以及出口流量费用，据估算这一成本占到了收入的40%。但是，网络铺设的成本其实耗资巨大，比如电信、联通除了当年的骨干网建设，每年还有巨大的投入放在宽带网络建设上。以2011年为例，中国电信的总体资本支出为500亿元，其中宽带

和互联网投入占到71%，达350亿元。联通的资本支出为738亿元，其中宽带和数据预计投入187.5亿元，占比25%。如果让广电自己再建一套核心骨干网络，是否会涉及到重复投资浪费的问题？而移动也一直希望能直接运营固网宽带业务。“铁通和其他运营商的宽带竞争只能算是小打小闹，如果中移动上市公司自己来做，那带来的竞争将是更加势均力敌的。”有运营商人士指出，但这对中移动来说也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铁通和移动自身的固网业务将如何分工和协调。

五、移动联通电信形成垄断的原因

（一）政治垄断

把问题产生的原因归结到行政性垄断上：一头是政府，一头是国有企业。虽然这么多年电信垄断有所削弱，但是到 目前为止，分业垄断的局面还没有被打破。一是互联网接入宽带方面的垄断，是南北联通和电信的分别垄断，它们是双寡的结构。二是移动市场的垄断，从市场份额 来看，中国移动的市场份额是最高的；其次是中国电信60%的宽带份额；还有一个垄断，则是广电的内容垄断，80%的内容制作需要广电发牌照。这三个垄断的主体，都是国有企业。分业垄断对政府、对财政税收、对少数利益集团来说都是最有利的。真正达到公平的市场竞争，利润将会很薄。作为国有企业来说，要向国家交税收。三大国有电信运营商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强势，都可以通过垄断地位夺取高额 垄断利润。政府在制定管制政策或反垄断政策的时候，对这些资源性垄断、自然垄断产业和国有企业存在着一种天然的政企同盟 的保护倾向

（二）进入壁垒

1．产品差异壁垒

我们还可以通过电信业这个行业本身的特点还看这个问题，电信业不同于其他行业，他是基于特有的硬件基础，提供与之相匹配的软件以向消费者提供服务，6 且这种配套的软硬件对消费者具有很强的独占性。这种行业的整个服务流程是非常复杂且繁琐的，由于原有企业的规模、进入行业时间内与消费者的磨合，及其企业内部工作的细化和合作等很多问题上都会较优于新企业，这就使得电信业产品更换的机会成本相对来说较大，产品差异壁垒也就自然产生了。2．必要的资本量和沉没成本壁垒

必要的资本量指的是企业进入市场时最低限度的资本需要量。用在这里主要是说明电信业需要付出的最低的限度的资本投入量很大，而且是沉没的。电信业有它独特之处，它的耗资十分巨大，固定成本比率很高，我国2000至2004电信业固定资产投资每年超过2000亿元，这里再举一个例子，在联通的CDMA网络下，联通构建一个容量5000万户的网络要耗资800亿元人民币，这是十分庞大的一笔资金。可见正是由于电信业的沉没成本很高，筹措资金十分困难，就构成了新企业进入的壁垒。3．规模经济

电信业是一种“网络经济”，也就是说虽然它的固定资本投入巨大，但是边际成本是递减的，参与的人越多所赚取的利润就越大。对于原有企业来说，它已经进行了前期投入，投入了大量资金，此时已经进入了大规模生产和销售阶段，此时的生产和经营成本已相对较低，就算有新的企业可以承担庞大的资本，在短时期内也很难占领市场。我国的市话长久以来是垄断的，它的边际成本就非常之小，市话依托的基础是市话网，因为它大量的成本是市话的网络，而这个市话的网络，光缆、电缆、甚至交换设置都是不需再计入成本的，只需要将用户接入网络即可。在这种相当完善且存在规模经济的情况之下，其他企业的进入是存在壁垒的。4．在位优势

路径依赖是由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提出的，是指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它是描述过去对现在和将来产生强大影响的术语。在此处也不难理解，企业较早的进入市场已经形成了先手优势，由于长期以来建立了良好的信用和声誉，人们就会产生一种路径依赖，会对于固定的品牌产生极大的偏好，从而与原有企业的产品差别就构成了新企业的进入壁垒。对于电信业来说，他有着本身特有的特点，早进入行业的企业在成本上会出现较

显著的优势，举例来说明，铁通成立初期也信誓旦旦的要打破市话垄断，但是电信已经占有着管线资源和最后一公里的用户线，要想在已经规划好的城市铺设线路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能性，在地广人稀的农村，从投入产出角度讲无利可图，这使得铁通在竞争上非常困难，至今占有着可怜的市场份额。可见，对于电信业来说，这种先手优势导致了后进者与原有企业之间的成本差，给想要进入的企业设下了沉重地进入壁垒。5．网间结算模式不合理

目前实行的网间结算政策是原信产部2007年12月1号起实施的。根据这个办法，电信、网通、教育网之外的互联单位，在与电信、网通进行互联网骨干网网间互联时要向中国电信、中国网通(现已并入中国联通)支付结算费用。费用有两种结算方式：第一是在交换中心按流量计算，第二是在各公司之间协商，由其他企业单位付费给电信和网通。但是目前的网间结算定价相对有些偏高。因为在整个通讯业，带宽成本是下降的非常快的。所以，当年美国的穿透价格是每兆50美元，相当于5万美元每G。到今天美国降到5美元每兆了，每一个G就是五千美元，我们价钱还保持一百万(人民币)，没有动，官价一百万没动。直接导致目前的网站负担非常重，因为我们要托管服务器也按这个价钱要交的。这样因为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贵，很多人都把服务器托管到边远的小地方去。中国的网站，尤其是视频网站流量消耗大，成本压力在全世界是最大的。

六、垄断产生的影响

（一）直接损及公众利益

公众所能得到的服务以及为之付出的价格，影响着生活质量的高低。在管理通胀预期成为宏观调控首要任务的前提下，质次价高的服务实质上还影响到“治胀”的成效。公众如果总是需要付出性价比不当的服务成本，不仅会影响到公众幸福感，而且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调整就很难完全到位，向民生倾斜的政策意愿也就难以完全落地。

（二）造成资源浪费以及社会经济体制下降

企业利益与公众利益如果长期背离，最终会伤害到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于垄断的监管如果不能及时到位，在高额利润召唤下，垄断式经营就可能成为市场的价值取向。倾向垄断前景、排斥合理竞争，在“马太效应”之下，垄断性企业获得过多资源不断发展壮大。而由于缺乏发展空间，一旦市场形势有变，非垄断资本就不愿意再进入实体经济。这种失衡情况，实际上意味着经济资源的变相浪费和经济体系体质的下降。

（三）企业的发展发展受限制

其实，即使从企业自身的角度出发，垄断利润尽管可以一时抑制竞争对手，也最终会抑制自己的发展。特别是，在许多国企已经做大做强的今天，理应具备更广阔的视野，参与世界性竞争中去。如果沾沾自得于垄断地位，那么，在势必到来的更大格局竞争中，将无法成为有力的竞争者。

（四）国企的自我保护

更重要的是，就国企性质而言，作为国有资产的受托管理人，国企的利益追求应该与公众利益有更高的一致性。即使由于种种原因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地位，国企也应该具备对于垄断的排斥性基因，不能对不合理的垄断习以为常，甚至刻意维持；应该比一般企业更自觉地去履行社会责任，更自觉地运用企业占有的资源造福于人民、造福于国家，而不仅仅是谋一企之利。

六、相应的解决措施

（一）打破价格歧视

作为中国反垄断法执行部门的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价格司与价格监督检

查司、国家工商总局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局、商业部 反垄断局，以及作为行业主管部门的工业与信息化部通信发展司、电信管理局和信息化推进司，都理应对相关价格歧视行为或现象展开调查。但实际却是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自己制定的市场潜规成为法律的替代品大行其道。为了避免歧视性定价产生多重的效果，政府应当直接制定一个较低的和统一的适用的价格，这样就可以解决很多负面问题，其他运营商得以发展起来，也就不存在所谓需要清理的问题了。

（二）建立新的竞争和监管制度

从消费者的角度而言，不仅仅是希望价格主管部门援引反垄断法对其价格歧视行为进行处罚，若仅止于这一步，并不一定会导致上网费的下降及网速的提高。要使技术进步真正有益于消费者，而不是为市场大小垄断企业独享或共享利益，就必须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据有关部门估算，如果能够推动电信市场上形成有效竞争，未来5年可以促使上网价格下降27%~38%，至少为消费者节约上网费用100亿元~150亿元。否则，哪怕对两企业进行巨额处罚，对其垄断利润造成的损失也不大。因为根据反垄断法的规定，对价格歧视的处罚大概在上年利润的1%～10%之内。而垄断的溢价一般肯定要高于这一数字。这就要求国家，在基础电信领域等垄断行业，除依靠反垄断法进行监管外，为了要最大限度地促进电信市场竞争，最大限度地维护消费者权益，必须革除不合理的市场制度，建立新的竞争和监管制度。

（三）实行对等结算形成充分竞争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欧美的经验应可借鉴：一级骨干网之间互联互通实行对等结算方式，互相提供免费信息传输，并向其他运营商出售非对称互联双边结算，提供穿透服务，实行公平价格。市场每一个层次都有若干实力相当的网络运营商形成充分竞争的市场格局，在激烈的竞争中，结算价格下降必然很快。并且，为了打破目前中国宽带互联网接入市场被中国电信与中国联通双双垄断的格局，有关人士建议让广电集团成为第三极，让中国移动成为第四极，四家公司一起参与

宽带市场的竞争。

（四）实施三网融合政策

垄断与反垄断问题研究 篇6

候，我们不能忽视跨国公司所带来的负面效果，某些跨国公司依赖优势地位实施限制竞争行为，遏制我国企业的发展，并在某些行业形成了垄断格局，对我国某些行业及其相关行业的发展已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必须对跨国公司的限制竞争行为和垄断进行有效的防范和监控，形成良好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以保证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一、跨国公司在我国限制竞争行为和垄断的实现

（一）依赖资金实力通过并购削弱我国市场竞争，谋求垄断地位

跨国公司的融资实力是其在中国进行并购形成市场优势地位，进而采取限制竞争行为的最便利迅捷的武器。因为跨国公司利用资本运营方式并购我国企业后，可快速谋取在我国的优势地位。虽然企业并购并不当然地削弱市场上的竞争，但很多情况下企业并购的确会给市场竞争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为垄断的产生提供最佳的充分条件。因此，企业并购往往成为各国反垄断法关注的重点。其中尤以横向并购对市场竞争产生的负面影响最大也最直接。“横向并购”会直接导致特定市场上竞争企业数量减少，市场集中度提高，甚至出现少数大企业垄断市场的局面。例如，全球领先的通信集成电路供应商idt公司以8500万美元并购我国电信集成电路供应商新涛（上海）有限公司。1998年，柯达与中国感光全行业合资合作，中国国内原有的7家感光企业中，3家与柯达合资，3家由柯达给予经济补偿，1家不参与合资合作(乐凯)。中国政府为保护柯达在华投资的利益，承诺在合资后的3年基建期内，国内感光企业不得与其它外商合资合作。柯达以10亿美元的代价买下了在我国的3年垄断期。

（二）通过品牌控制取得行业及市场优势地位

品牌控制是跨国公司在我国迅速取得优势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国内一些企业的品牌在跨国公司进入之前，在国内市场具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并在消费者中享有一定声誉，但由于许多企业缺乏品牌意识，忽视品牌战略，在合资时或者使用外方品牌，或者将知名品牌低价转让给外方后被弃之不用，以致越来越多的国内品牌在市场上消失。据估计，我国现有的三资企业中有90%以上的企业使用外方品牌。跨国公司通过对品牌的控制，在许多行业已经成功地构筑起又一道阻止国内其他新进入企业的行业壁垒。“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在国际饮料市场上具有很高的知名度，近年来，“二乐”在我国二十多个城市建有罐装饮料公司，通过品牌控制，迅速取得在国内市场的支配地位，在我国“二乐”几乎成为碳酸饮料的代名词。杭州娃哈哈推出的“非常可乐”企图挑战“二乐”，但是在花费了上亿元的巨额广告费作了大量的广告宣传后，仍未能撼动“二乐”在我国市场的支配地位。（注５）

（三）凭借技术实力及技术控制推进限制竞争行为

资料显示，目前跨国公司垄断了世界上70%的技术转让和80%的新技术、新工艺。几乎所有跨国公司取得市场优势地位的行业，跨国公司都控制该行业的先进技术，国内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技术差距。跨国公司凭着对先进技术的控制，在我国获取了巨额的垄断利润。为了不断强化其技术控制，跨国公司越来越注重利用我国的技术资源，通过大量招聘国内科技人才，并购国内科研机构，在东道国开展研究开发，推出适合中国市场的新产品，以图保持其在中国市场的技术优势，构筑技术壁垒，谋求维持其市场优势地位。

跨国公司为了维持技术优势经常拒绝交易和进行独家交易。据了解，目前在中国市场上，尤其在涉及到知识产权问题上，跨国公司拒绝交易的情况时有发生。例如某跨国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网络设备制造商，该公司对其拥有专利权或商业秘密的“私有协议”，不授权给任何其他企业，人为地阻止了不同企业设备的互联互通，形成了技术和市场壁垒，也使得在招标过程中，其竞争对手难以对它形成实质竞争。跨国公司还依赖技术优势，构筑起较高的行业进入壁垒，限制竞争对手的进入，从而长期地把价格提高到完全竞争水平以上，以达到获取巨额垄断利润的目的。

（四）跨国公司利用市场优势地位，搭售和附加其他不合理条件

在一些城市的外资大型超市，供应商需要向其支付种种费用，已经是行业内外公开的秘密。还有中国乳品包装业，外企占了95%的份额。从罐装机到纸质复合包装材料，中国的各大乳品加工企业几乎都在使用瑞典利乐一家公司的产品。因为，如果要使用瑞典利乐的罐装机，就要购买瑞典利乐的纸质复合包装材料。而且在中国，乳品包装居然占了销售成本的40%，也就是说，这

些跨国公司在搭售的同时，还在攫取垄断利润。这是因为在这些行业中，这些企业已经占据了完全的行业优势地位，其上游行业中的企业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五）采取限制竞争协议行为

协议限制竞争行为尤其是横向协议限制竞争行为，即卡特尔，危害最大。协议限制竞争行为完全排斥竞争，同时也严重剥夺消费者的选择权，对市场的竞

争机制构成严重危害。

采取限制竞争协议行为是跨国公司在我国限制竞争行为的一大特点；根据wto竞争政策工作小组的报告，1997年国际卡特尔对发展中国家进口贸易的影响高达6.7％，相当于811亿美元的货物和服务贸易。国际卡特尔行为在我国也存在，如2002年1月国际班轮公会、国际运价稳定组织在我国港口统一时间、统一标准收取码头作业费。

由于我国的反垄断法尚未出台，因而有一部分的跨国公司采取了限制竞争协议的方式抢占我国的市场。例如在ebay收购了国最大的个人网上交易平台——易趣之后，易趣就秘密与国内四大门户网站，新浪、搜狐、网易、tom及卓越、当当等电子商务网站签署了排他性网络广告协议，对其在华的竞争对手进行全面的网络封杀，协议第9条规定，在与易趣签定了该协议的网站，不得在其网站刊发任何形式的“易趣网站竞争者”的网络广告，以及向该网站用户发送“易趣网站竞争者”的促销电子邮件。

（六）制定商业标准，掌控市场规则

强者是规则的制定者，在中国很多产业占据主导地位的跨国公司也正在使行业规则发生改变。2002年，一家跨国通信巨头刚刚推出无线对讲机的新产品，与此同时，中国信息产业部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也适时公布了关于公众对讲机管理的通知。规定对409mhz-410mhz频率之间的20个信道专门划分为民用，并首次松动了对民用对讲机管理频率的限制。

这意味着该公司的无线对讲标准成了该行业事实的市场标准。因为通信产品实质是技术标准的载体，当拥有无线对讲技术的厂商将产品大规模推向市场，这个通信巨人就成为标准的绝对持有者。跨国公司的标准形成了事实的行业标准，这种对标准和市场规则的控制，使跨国公司在技术上的优势得到加强，对行业的控制也得到了巩固，于是就更接近了垄断。而且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对标准和规则的控制，极有可能会增加中国企业竞争的成本，更恶劣的情况是，中国企业有可能还要为这种技术买单。

二、跨国公司在我国限制竞争行为和垄断的产生原因

跨国公司在我国限制竞争行为和垄断问题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跨国公司本身的原因，也有我国的特定历史条件及政治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方面的原因，也有来自于国际环境的原因。

（一）跨国公司对市场和利润的追逐是内因

跨国公司运转的最终目的是市场的占领和获取利益最大化，而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是达到此目的成本较低的途径，于是，跨国公司总是寻找机会可以凭借其雄厚的实力，实施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跨国公司于是积聚可以使其采取最佳手段的实力，如前所述，在我国各行业中跨国公司的实力主要表现在对资金、技术和品牌的控制上。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跨国公司会采取贿赂等腐败手段来获得优势地位，这在象中国这样处于经济政治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并不稀有。

相对于国内企业而言，跨国公司在一些行业中拥有绝对的资金、技术、品牌及管理优势，当跨国公司进入一个在这些方面都处于明显劣势的国家时，这些优势往往就会直接成为市场力量。跨国公司凭借这种绝对的市场力量可以轻而易举地击垮处于明显劣势国家的企业，从而在一些市场上取得控制地位。而跨国在取得控制地位之后，就不可能不去采取垄断或限制竞争行为，以谋取尽可能高的利润。事实上，由于规模、技术、资本、人才等方面的欠缺，在一些行业中我国企业的竞争力是较弱的，很难与跨国公司相抗衡或者根本不是竞争对手，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无抵抗的长驱直入”局面。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跨国公司在我国所形成的优势地位以及对优势地位的滥用正是市场力量的表现，也是我国企业竞争力相对较弱的直接后果。

（二）我国的政治经济及法制环境是主要外因

作为竞争秩序维护者的我国政府反限制竞争和垄断行为的能力较低是导致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进行限制竞争和垄断的重要原因。一是法律法规和监控措施的缺位。大多国家都有反垄断法，规定如果跨国公司通过并购进入东道国市场，会破坏东道国竞争性的市场结构，产生或加强市场支配地位时，就要受到《反垄断法》的干预。但是，由于我国没有一部系统的《反垄断法》，对跨国公司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仅能依靠尚不完善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等来进行，这些法律法规中对限制竞争行为和垄断行为的管理还不成体系，缺乏准确的适用条件和执法保证。因此在这个方面的监管，我国还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监管对策，尤其缺少市场信息预警机制、事中监督控制和事后稽核机制。这样一来便导致一些明显的限制竞争行为因无法律规定的约束而合法地存在，同时对于来自跨国公司及国外的影响公平竞争的行为也无法预防和整治，从而也无法保证国内市场正常的竞争秩序。当国内企业受到不公平竞争损害时，也因为无法律救济而无法对抗限制竞争行为；二是实施反垄断法的主管机构不健全。反垄断法与其他的法律制度不同，它的任务是要同大企业或者大企业集团的限制竞争行为作斗争。这就要求反垄断法的主管机构要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和足够的权威性，以免在执法过程中陷于政府的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冲突之中。目前，我国对监督管理部门的作用和地位的认识还不到位，还没有建立起一个相对独立的和具有高度权威性的市场执法机构。

我国企业的竞争能力比较弱。事实上，由于规模、技术、资本、人才等方面的欠缺，在一些行业中我国企业的竞争力是较弱的，很难与跨国公司相抗衡或者根本不是竞争对手，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无抵抗的长驱直入”局面。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跨国公司在我国所形成的优势地位以及对优势地位的滥用正是市场力量的表现，也是我国企业竞争力相对较弱的直接后果。

必须承认，有些跨国公司优势地位的取得在某种程度上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他们为相关产业发展做出贡献的回报。这也曾一度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显著的表现是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而且长期以来许多部门及地方政府仅注重如何吸引外资，考虑短期利益、部门利益，为跨国公司的进入提供相当优厚的引资条件，有时甚至采取“行政性垄断”的方式庇护跨国公司。在这些优惠措施之下，跨国企业有很高的起点。他们的成本被降低，主动性在增强，因此他们有更多补贴可以用于研发以保持优势，有更多产品打包出售以增强竞争力。另一方面招资方却忽视引进外资的负面影响，对外资进入后对我国市场结构、竞争秩序、经济安全、消费者及企业权益的影响缺乏足够的研究和必要的准备。这些都导致了跨国公司在一些行业形成垄断并对公平竞争构成损害。

（三）发达国家对垄断的规制政策由严格转为普遍放松是促进因素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垄断管制政策和立法的指导思想发生变化，在美国的带动下，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对垄断和并购的规制政策和立法逐渐放松，放松规制的结果就是企业的进入、价格、投资、尤其是兼并等行为的自由度大大增加，企业的大规模甚至达到垄断状态不再被认为是非法，这种改变直接推动了美国及一些国家企业并购的繁荣，由此导致各产业的市场集中度大大提高。尤其是近几年，在“战略贸易理论”的影响下，多数发达国家从本国的利益出发，立足国际市场调整本国的竞争政策，在资金、技术上帮助本国企业通过兼并等手段获得垄断优势，增强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对抗或抵消他国竞争者的垄断优势。

放松规制的浪潮直接改变了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政策的取向，对垄断的规制由垄断结构转向了垄断行为，导致相当数量的跨国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实力越来越强，从而助长了其对市场垄断的“肆无忌惮”和经营战略的“赢者通吃”思维的强化。（注７）对我国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具备条件可以在我国推进他们的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的跨国公司，必然会越来越多。而且，一些跨国公司在国外的合并也直接使它们在中国市场上的优势地位大大加强，例如惠普与康柏的合并，使它们在我国国内的子公司也进行了合并，使其占有的市场份额得到了扩大，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优势地位。另外，这种对垄断放松规制政策的潮流，必然也会影响我国的相关政策和立法，这也会使我国对跨国公司垄断行为的认定和查处变得愈发艰难，对我国的反跨国公司垄断方面的工作造成极大的压力。

三、跨国公司限制竞争行为和垄断的防范对策（防止及规范）

（一）促进建立有效的竞争秩序，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打破跨国公司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的最佳方式就是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秩序，釜底抽薪，消灭这些行为赖以存在的土壤。要形成有效的公平的竞争秩序，可以从促进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和提高我国企业的竞争能力这两方面入手。

一方面，从国家宏观政策角度看，通过恰当的产业政策与吸引外资政策，引进新的竞争者，形成竞争性的市场结构，有效防止跨国公司利用各种优势形成垄断和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降低跨国公司之间为达成利益联盟进行串谋的可能性。通过全方位地引进多家外商投资，形成竞争或寡头竞争的格局，更容易促进跨国公司向中国转让先进技术，从而减小国内企业同跨国公司之间的技术差距，这也有利于降低行业的进入壁垒，促进国内竞争者的产生，形成“鲶鱼效应”，促进市场竞争。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汽车行业，自1991年进入中国生产德国80年代的车型-普通桑塔纳以来，一直未将其最新车型与技术转让给中方，随着上海汽车有限公司与通用合资生产别克轿车，以及广州本田汽车的下线与投放市场，德国大众也于1997年改变态度，决定将先进的audi a6引入一汽大众，并在上海大众推出b5车型的“帕萨特”，实现我国车型与世界先进技术同步。

另一方面，国家应着眼于应对跨国公司等拥有垄断地位企业的竞争，提高我国企业及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在遵循wto规则的前提下，促进或扶持国内有实力有发展前景的大企业，形成一批自己的“巨人”企业，提高我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相抗衡的能力。我们应通过制定合适的产业组织政策，优化我国的产业组织结构，改变我国产业结构市场集中度低、企业规模偏小、规模经济效益差及由此引发的企业国际竞争能力薄弱的现象。这不仅是规制跨国公司限制竞争行为和垄断问题的有效途径，对树立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保护国家的经济安全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在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上也应进行改进，尽量给中外企业提供平等的发展环境。

对于扶持国内企业，我们还可以参照大多数转轨经济的国家的做法，将政府采购作为为国内企业提供竞争机会，扩大市场空间的政策，但是必须对政府采购进行有效的监督，一方面是对跨国公司挤进政府采购的防范，另一方面是防止国内企业在竞标过程中的腐败。在政府采购中，政府拥有对稀缺市场资源的决策和分配权力，这正是滋生腐败的最佳温床。

从微观主体层面看，国内企业应实行战略联盟，联合进行研究开发，以不断打破跨国公司所造成利益联盟的技术壁垒。跨国公司通过巨额资金的投入在尖端技术领域研发出源源不断新技术，推出新产品，从而维持和巩固其市场的垄断地位。而且巨型跨国公司之间还很注重联合研发，如2001年国际最新的亚0.1μm半导体euv光刻技术便是由intel、motorola、ibm等著名跨国公司联合开发的。目前国内企业实力基本弱于跨国公司，为打破跨国公司构筑的技术壁垒，更应该注重联合开发，集中实力，节约成本，尤其是在基础研究领域，国内的相关企业、科研院所应实行战略联盟、利益联盟进行联合技术开发，实现知识共享，在应用技术开发方面当然仍可保持有效的竞争。

（二）建立健全有关法律，对跨国公司的垄断及限制竞争行为进行监控和制裁

有法可依是治理规范跨国公司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的前提。法治是市场经济的要求，也是世界各国经济往来的普遍要求。构建一个相对稳定完善的规范跨国公司竞争行为的制度体系，既要有效地防范和监控跨国公司的限制竞争行为和垄断行为，又要保护好来华投资的跨国公司的合法利益。

首先是尽快出台《反垄断法》和进一步修改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遏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垄断行为，保护民族工业和国家经济安全，促进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市场结构的完善，亟需制定反垄断法，这部法律对加入ｗｔｏ后的中国具有重要意义。在制定《反垄断法》时，一是应注意借鉴欧美的经验，他们拥有上百年的反垄断历程，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走弯路的成本；二是应制定较为详细的实施细则，使垄断法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真正发挥反垄断的作用和效果；三是要建立有权威性的、独立的、专业化的反垄断执法部门，设立具有较高独立性的直属于国务院的反垄断委员会，以避免陷入一个行政机关制裁另一个行政机关的怪圈，并应由法律赋予其较充分的职权。出台《反垄断法》的同时也要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部分，对跨国公司的限制竞争行为进行明确的界定并制定相应的制裁措施，而且亟需制定与竞争法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对具体内容加以详细说明。

其次是建立完善的并购法律体系，在相关的法律中规范并购行为，从根源上防范遏制跨国公司的垄断及限制竞争行为。虽然在对外资并购内资方面出台了《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和《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对防止外资在并购过程中可能产生垄断的行为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但仍过于简单和笼统。能够对并购进行管制的法律主要有：反垄断法、证券法、外资法、公司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等。反垄断法中对并购的规范是其内容的重要部分，如确立合理的并购准则体系，以对企业并购活动进行适当的监控；在证券法中确立股票收购报告制度；在产业政策的相关法律中，按照通行的国际惯例，在一些特殊领域，如国防工业、金融、保险、通讯、广播、交通运输等等，对跨国公司的并购实行限制。或者专门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较为完整的跨国公司并购审查制度。包括并购的待遇标准、产业政策、跨国公司并购审查机构、审查标准、审查门槛、相关信息收集以及特殊行业禁止或限定非控股比例等等。其中重点要防范跨国公司对国有企业的并购和控制。

（三）加强行业竞争状况的监控，积极查处跨国公司限制竞争的案件

1、建立跨国公司定期报告制度，应用“同一经济实体规则”。建立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的子公司和控股公司的定期报告制度，规定其应按一定的时间将其在该阶段内生产经营状况和有关财务报表向有关部门报告，并规定其应当就有关质询的问题向负责审查的部门做出合法的回答与合理性的解释。对跨国公司通过其在我国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滥用市场优势，影响我国国内市场竞争秩序的行径，可以借鉴欧美竞争立法中的“同一经济实体规则”加以控制。例如：欧盟对占据垄断地位的“柯达数码胶卷”和“利乐无菌包装枕”进行的处罚，目前我国缺少在这方面的案例分析。跨国公司子公司或分支机构本身暂时在我国市场上不占优势地位，但由于其境外母公司或总公司的控制或支持，已经或可能严重影响国内市场竞争秩序的，就可视其与母公司或总公司为同一经济实体而加以控制。

2、建立重要行业市场集中度评估制度。市场处于不断的变化态势之中，各种经济力量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为此，有必要定期对重要行业进行评估，确定是否存在垄断，存在多大程度的垄断，由谁垄断等。这是有效实施反垄断和防范限制竞争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对市场情况和行业结构的准确了解，在执行有关政策上就会失之偏颇。重要行业是指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和国家的支柱产业。在这些行业中，更要重点防范跨国公司可能形成的限制竞争行为和垄断局面，确保国有资产的控股和主导地位。

3、与其他国家建立国际合作机制查处跨国公司的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由于跨国公司在当时招商引资的时候受到国家相关的优惠政策鼓励和保护，查办跨国公司实施限制竞争行为的案件难度较大，目前工商部门查办此类案件不多，办案经验还不丰富，因此我们需要借助国际上其他国家的经验，学习发达国家以及和我们一样的发展中国家处理跨国公司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的成功方法，而且一些跨国公司的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可能涉及的不仅仅只是在中国，这也要求我们要加强在国际上的合作。

4、在我国目前尚无反垄断法及其实施细则情况下，可利用wto规则，引申使用有关国家的反垄断法。例如，ibm在我国银行业大型机构服务市场事实上享有超国民待遇，比如它可以将服务同软硬件打包捆绑销售，它在美国本土和其他国家遵守反垄断规则，而在我国却不必遵守。我们就可以按照wto规则，利用美国反垄断法，取消ibm在我国享有的超国民待遇，规范其商业道德和市场行为。

我国公用企业垄断问题研究 篇7

1.1 公用企业的界定

要对公用企业的垄断进行研究和规制的前提是必须对公用企业进行明晰, 而关于公用企业的定义, 最早是出现在1993年国家工商管理局发布的第20号令《关于禁止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 该规定对其界定为:“公用企业, 是指涉及公用事业的经营者, 包括供水、供电、供热、供气、邮政、电讯、交通运输等行业的经营者。”我国学者杨紫煊先生则将其界定为具有一定的自然垄断性质的公用公益事业。而李昌麒先生认为公用企业绝大多数是自然垄断企业, 是由于特定行业的市场的自然条件或原因而产生的垄断经营。参照以上观点, 本人认为公用企业应该是指政府投资的为人们提供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产品、服务的经营组织。

1.2 公用企业的特征

(1) 公用企业具有服务的特定性。

(2) 公用企业的营业目标具有公益性。

(3) 公用产品体现了资源的稀缺性。

所以, 通过对公用企业及其特征的界定, 能使我们更好的对公用企业的特殊垄断进行理解, 并对下文所论述的公用企业的垄断存在的弊端及对策提供依据。

2 我国公用企业的垄断存在的弊端

2.1 公用企业行政化现象严重

公用企业虽然由于其产品的公共性担负着一定的公共职能, 但在本质上仍属企业, 在经营上本应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 但受计划经济体制和传统观念的束缚, 我国公用企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和收费, 甚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是政府直接投资, 而政府财政预算又受经济变化的影响而缺乏稳定性, 难以向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投入稳定的资金, 不稳定的资金投入造成了城市基础设施的总量短缺和已有设施的低水平养护、低效率运行, 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这种套用行政管理模式实行的垄断化经营, 使我国公用企业既是行业的实际经营者, 又是行业管制政策的制定者和监督者, 行政管理的制度结构与企业营运的运作模式相互混同, 主次功能地位颠倒, 企业运作完全成为公用企业行政管理制度的附属, 同时在营运的外部环境上又因没有有力的竞争者和潜在的竞争威胁, 因而在实际运作中便缺乏竞争的活力、压力和动力, 也就没有足够的动力去降低成本、创新产品和提高服务质量, 缺乏竞争所造成的低效会远远超过规模经济的效益, 最终导致经营的低效率。

2.2 公用企业的地位及现状使得公用企业的价格制定极不合理

由于公用企业具有民事主体和行政主体双重法律地位, 在实践中, 他们更多地看重自己的行政主体资格和手中的行政权力, 常常采用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等不正当手段来谋取不正当经济利益。

2.3 市场封闭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 我国公用企业大多是由国家管制的, 社会资本及外资很难进入, 城市供水、供电、供热等行业基本上由国有企业独家经营。正是由于我国公用企业市场长期处于封闭状态,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没有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 虽然在一些发达地区已经允许并建成了比较完善的合资、合伙经营的城市公用企业项目, 但其范围还是相当有限的。而且长期以来, 我国片面强调公用企业产品和服务的福利性和公益性, 使产品和服务价格不能体现其价值和使用价值, 这使得社会资本失去对公用企业投资的兴趣, 而且可经营性行业的政策性亏损和非可经营性行业建设、维护所需的投资使政府财政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严重影响了投资者对公用企业的投资热情和信心。而且在公用企业领域, 地方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仍然出于保护地方和部门利益的考虑, 以公用企业属于自然垄断行业为由拒绝开放市场。这对于我国作为WTO成员国, 在迎接外国企业所展开的全面竞争过程中是很不利的。

3 国外公用企业反垄断的法律举措

3.1 美国

美国公用企业改革启动于70年代晚期, 在一批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的努力和推动下, 通过立法, 引入竞争机制, 打破了长期以来公用企业自然垄断的局面。美国通过1978年颁行了《天然气政策法》, 开放了能源和运输市场。而且, 美国电信业的开放主要借助法院的若干重要判例和司法部采取的相应措施, 打破了电话器材市场的垄断, 从而为美国长途电话以及短途电话的开放和竞争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和条件。

3.2 英国

英国80年代对电信、煤气、自来水等自然垄断行业分别颁布了《电信法》、《电力法》、《铁路法》、《煤气法》《自来水法》, 从此设立具有相对独立的政府管理机制, 并对各政府管理机制创新的重要原则作了规定, 同时打破垄断, 引入竞争, 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而且在英国, 电信、电力、煤气和自来水行业还设有相应的政府管制办公室。这种管制机构的主要职能是制定管制法规, 颁发市场准入许可证, 设计并执行价格模型以及规范公用企业市场行为等, 从而独立地对公用企业行使监督职能。

3.3 德国

德国为了防范公用企业滥用市场优势地位, 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通过《反对限制竞争法》等对公用企业进行了行为规范。而且由于德国是欧共体重要的成员国, 因而法律上尚受制于欧共体法律的调整, 而欧共体在打破成员国公用企业垄断格局是不遗余力的。以电力为例, 根据欧盟1996年发布的关于开放电力市场的指令, 从1999年起, 欧共体成员国必须向其他成员国开放25%的电力市场, 到2006年, 欧共体电力市场的开放程度将达到整个市场的三分之一。因此, 在德国公用企业的开放与竞争的形成是必然的。

4 我国公用企业反垄断的法律对策

4.1 实行政企分离, 导入竞争机制

我国大部分公用事业企业的优势地位, 都是政府扶植、保护并通过相关政策、法规予以确认的结果。因此对公用事业滥用优势地位的反垄断政策, 应当首先从产业结构上进行政企分离, 引进竞争机制, 根据经济、技术条件将自然垄断缩减至尽可能小的范围, 也即将因政府规制所造成的公用企业的市场优势地位合理化。公用企业要提高经济效率, 引进竞争机制是必要的, 但前提是得实行政企分离。在我国, 要实行真正的政企分离, 应当从制度功能分离着眼, 将公用企业的管理职能与营运功能明确界定, 实现公用企业作为企业的制度本原。为此, 基于我国国情的考虑, 应当使投资主体多元化, 实现公用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国家仅以投资主体而非行政管理者的身份参与公用企业营运。但政企分离并不意味着政府对公用企业完全自由放任, 因为公用企业较之一般企业更具公共性。所以我国也可借鉴这种做法, 将现有公用企业的管理功能从企业中分离出去, 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来负责对公用企业的管制。实行政企分离后, 还必须导入竞争机制。如果有竞争, 公用企业完全可以是多元化的所有制形式。而在实行政府全面规划、统一管理、特许经营、适度竞争方针的同时, 引入竞争机制, 鼓励非国有经济进入公用事业领域, 通过竞争, 可促进各行业发展和服务的改善。

4.2 实行民营化改革

民营化是将国有、公营的公用事业所有权或经营权转移到民间, 引入真正的市场机制。公用事业民营化在西方国家已有多年的历史, 它们是以民营化或私有化为先导的, 改革之后对公用事业企业的卡特尔和结合行为的规制, 与其他企业已没有什么区别。西方的经验证明, 公用事业民营化不仅有助于缩小政府规模, 降低政府成本, 而且能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我国目前以政府为主导的公用事业机制由于缺少竞争和市场机制, 导致了公用事业项目的投资和运营上的低效率, 而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市场的国家化, 要求我国的公用事业民营化。所以将民间资本引入公用事业, 即可以解决当前国内企业资金普遍不足的问题, 而且也有利于打破国有企业垄断经营及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的弊端。

4.3 切实落实和完善价格听证制度

市场经济中, 价格是市场调节的风向标, 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与利益驱动在实质意义上便是围绕着价格而进行的。因而制定合理的价格政策, 对于企业经济效率的提高至关重要。所以对公用事业价格管制的制度设计上, 应落实和完善价格听证制度。我国价格法虽对此有所规定, 但由于听证会没有价格的最终决定权, 实际效果并不明显。所以要完善价格听证制度, 就得建立价格制订委员会, 由管制者、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代表在充分对话中确定三方均能接受的价格政策。通过这样一种制度设计而制订的价格政策, 体现了公开、公平和公正的法律价格追求, 即有利于增强价格政策的合理性, 同时也可减少价格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冲突, 降低政策的运行成本。

5 结语

通过以上对公用企业垄断所存在的弊端进行分析可知公用企业过度垄断给我国经济和消费者权益造成危害。虽然我国刚出台了《反垄断法》, 其功能是对市场主体一般的反限制竞争, 但对于公用企业垄断来说, 在公用企业缺乏竞争、市场结构单一的情况下, 仅靠《反垄断法》从外部反垄断, 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从我国现实国情来看, 我国正处于发展中的阶段, 此时资金已经放松, 需要仔细地比较规制与竞争的成本收益, 在这个阶段, 一般会形成混同的制度安排, 即垄断和竞争并存。因此相应的政策选择应是:垄断与竞争并存, 规制与豁免并举。所以我国应依据国情, 借鉴国外的相关政策措施, 尊重客观事实, 合理规制公用企业的过度垄断, 改善市场结构, 形成有效的竞争格局。在规制垄断的同时引入竞争, 在自由的竞争中给予一定的限制, 使公用企业更为有效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杨紫煊.经济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2]李昌麒.经济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垄断与反垄断问题研究 篇8

摘要：2008年8月1日，中国反垄断法正式实施，意在为企业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追求经济的效率和公平与保护民族产业的生存条件和竞争力都十分重要，既希望规制外资垄断势力的形成又要保护国内产业的成长免于法律刚性约束，因此，有必要关注政策在不同领域，不同地域，不同阶段的柔性问题。中国的传统产业和民族工业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较为有利的条件来为全面地与外国企业竞争来做准备，政策的柔性是保护产业竞争力的一种有效方式。

关键词：产业竞争力；反垄断立法；规制柔性

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8月1日，反垄断法的正式实施，这不但是司法界的一件大事，更是当前经济活动国家产业经济政策的重大举措。人世之后，外资的进人数量大幅增加，而且外资进入的形式和领域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从合资到独资进而出现了外资开始大量收购兼并我国支柱产业中龙头企业的现象。国内各行业的国内企业生存压力陡增。一些企业家及学者急呼中国的反垄断法及相应法规的出台，以遏制外资企业在某些产业出现的垄断势头，为国内企业创造(或维持)一个相对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现在我们面临着这样的状况，国内企业恰是需要在许多行业或产业完成由分散到集中的发展过程，也只有产业(行业)内国内企业的垄断或集中才能形成规模效应，才能具备与外资企业在同一市场条件下公平竞争的能力。追求经济的效率和公平与保护民族产业的生存条件和竞争力都十分重要，既希望规制外资垄断势力的形成又要保护国内产业的成长免于法律的刚性约束。因此。我们有必要关注规制政策在不同领域，不同地域，不同阶段的柔性问题。在我国经济的现阶段，刚性十足的反垄断法所带来的由效率与公正产生的产业利益，将更多地被外资企业、合资企业获得。现阶段，中国的传统产业和民族工业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较为有利的条件来为全面地与外国企业竞争来做准备，政策的柔性是保护产业竞争力的一种有效方式。

二、垄断与反垄断的发展变化

1，垄断市场势力及垄断的社会成本和收益。

(1)垄断的社会收益。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某种商品的生产，意味着生产企业的规模受到竞争压力和市场空间的限制都不大。只有大规模生产才能节省成本。如果一个大规模企业已经满足了市场的全部要求，这意味着生产成本的降低。那么以同等成本或更高成本进入的其他企业必然会引起严重的供给过剩而不能获利。同时。由于垄断利润的诱惑，垄断企业的研发被激励。

(2)垄断的社会成本。垄断带给垄断者的“转移效应”，表明消费者剩余向生产者转移，生产者以牺牲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而变得更加富有。消费者剩余的转移进而造成福利的净损失，社会生产所创造出的福利由于垄断不能被消费者享受到，产生了分配的无效率，社会福利流失。卡默申(D，R，Kamersehen,1966)提出，美国1956年-1961年间，由于垄断造成的年福利损失大约为国民收入的6％。垄断势力带来的另一种无效率就是寻租。垄断企业为了影响政策的制定者而消耗大量可以用于生产的资源。据中国学者胡鞍钢对中国主要垄断行业的垄断租金及其占GDP的比重计算，中国电力、邮电通讯、民航、铁路等垄断行业的垄断租金高达1 300亿元～2 020亿元，占GDP的1.7％-2.7％。于是以反垄断法规制“不正当垄断”成为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手段。在西方国家。反垄断法被称为“经济宪法”，其作用就是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保障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

2，垄断的变化。

(1)垄断企业和垄断势力实力增长且有集中的趋势。垄断的形成是市场竞争的结果，维护其既得利益和地位又是垄断的天然属性，这恰好验证了李斯特的名言：“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垄断企业获得垄断利益而垄断利益进一步形成垄断势力来维护和加强垄断利益的获取条件和途径。全球经济一体化，跨国公司携资金和技术的优势，从竞争饱和市场和技术成熟市场向未开发市场和不成熟市场转移，通过这种转移，技术和产品的生命周期被延长。在新市场获得高额利润流回资本输出国来维持其市场地位和支持其在技术研发上的投入。新研发成果又确保垄断企业和垄断势力的持续竞争优势。可以说，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垄断企业和势力的生存空间更大，赢家通吃的现象更加严重。市场随处可见的事实是汽车行业，软件行业，航空制造行业，移动通讯行业，制药业，石油化工和矿山开采等领域都出现了大量的合并和收购，行业垄断呈现的是不断集中的趋势。

(2)垄断势力带来的“大扫除”现象。资本的逐利性必定会加剧跨国公司在资本输入国的市场垄断步伐。在进人新市场的前几年内。跨国公司多采用合资方式进行市场摸底和收购准备。随着对投资环境熟悉，逐步加快步伐，采用并购方式进入市场，跨国公司从合资公司变成了独资公司，或通过股权收购的方式在合资企业中占据了绝对控股的地位。根据统计显示，在2004年-2005年跨国公司对中国企业的主要并购经济活动中，有60％以上的跨国公司获得绝对和相对的控股权。如法国的达能对乐百氏和娃哈哈所持股份分别为92％和51％：世界上最大轮胎生产商法国米其林公司在与我国轮胎行业的龙头老大上海轮胎橡胶集团的合作中控股70％：法国阿尔卡特公司通过协议收购中方以及其他外方股份，持有上海贝尔的股份为51％；荷兰飞利浦在苏飞公司中占得股份为80％(法国米其林公司反向收购我国上市公司轮胎橡胶涉及金额3.2亿美元，荷兰皇家壳牌集团出资4.3亿美元购买中石化的股票)。

近年，外资加快并购和收购我国内资的行业龙头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我国装备制造工业的十多个重点企业被并购；南孚电池，无锡威孚被并购；2003年柯达斥资收购乐凯20％的股份全面控制国内数码冲印市场：国内生产能力超过5万吨的啤酒厂合资率达到70％：汽车行业同样被外资控制大部分市场。跨国公司所代表的垄断势力希望获得的是对一个市场的长期控制和主导地位。因此，并购者往往会解散被并购企业的研发团队，消灭其研发力量使企业丧失自主创新权，进而消灭中国企业的自主品牌。这就是对一个行业或一个产业的大扫除。

3，反垄断规制的变化。

(1)反垄断规制的失灵。以目前所遇到的情况。反垄断规制的失灵可以分成规制技术性失灵和时段性失灵。技术性失灵就是现有的反垄断规制对具体的问题缺乏针对性的技术支撑，问题解决的法律依靠模糊且不充分。笼统和不充分的法律表述，在市场垄断规制中更有利于垄断势力一方。垄断势力不但获得了更多的回旋的时间。也能够在法律的空隙中找到生存的空间。反垄断规制时段性失灵是法律完善的速度落后于市场发展的速度，我国反垄断法2007年8月制定，2008年8月才正式实施。在这之前的若干年中，反垄断规制处于无法可依的时段性失灵。即使反垄断法实施，但由于其不完备也会造成对某些市场垄断的

解决出现时段性现象。

经济全球化使得不同经济模式下的企业在同一市场中竞争，不同的法律体系对同一问题的解决方式和角度的差异也会造成一定程度实质上的规制失灵。

(2)产业政策对反垄断规制的影响。综观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的总体趋势和情形，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一般采取政府主导的强势“选择性产业政策”。实施经济赶超战略。这样就大大压缩了竞争政策的实施空间，或者甚至没有竞争政策的存在。在经济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政府和企业已经认识到选择性产业政策的弊端，从而大力发挥竞争政策的作用，实施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并举的发展思路，国家经济发展逐步走向成熟，这时的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关系还是时而冲突，时而兼容。在国家经济发展成熟之后，市场经济体制完全建立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经济完全与国际接轨，竞争政策在市场中占主导作用，产业政策作为市场经济的辅助政策，只起到市场导向和弥补市场缺陷的作用，两者关系走向完全融合。因此，国家经济市场化程度和产业发展程度直接影响着反垄断规制实施。

三、我国产业竞争力的维护与反垄断政策的柔性

1，我国产业竞争力的发展现状及分析。

(1)现象一：部分行业集中度不足，未形成规模经济。2001年中国钢铁行业的前4家总产量是4328万吨，仅占全国总产量的28.2％。2003年全国年产钢500万吨以上的13家企业集团达9 683.63万吨，仅占全国产量的43.55％。而世界钢铁大企业中，2000年新日铁产钢2 840万吨占日本总产量的26.7％，韩国浦项产钢2770万吨，占韩国的64.3％，蒂森—克虏伯产钢1 770万吨。占德国的38.1％，里瓦公司产钢1 560万吨，占意大利的58.4％，BHP产钢750万吨，占澳大利亚的88％。

一斑窥豹，没有行业的适度集中，就没有行业的规模效应，合力不见，产业的竞争力难以形成。在我国，集中度不足的现象在其他行业也存在。如家电行业，机械制造，保险业。煤炭行业等。

(2)现象二：跨国公司在我国的很多行业已经开始布局渐成垄断趋势。尽管，近日国家商务部发文重申我国没有完全被外资控制和垄断的行业，但即便如此，仍有些数字令我们心惊肉跳。微软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为95％；思科在中国网路设备市场占有率为60％：因特尔在IT产业链的最上端占全球PC微处理器市场占有率为80％，而其中1／3最终出口国为中国：我国银行业使用大型服务终端系统为100％的IBM产品；中国汽车行业遍地洋品牌；零售业沃尔玛，家乐福，大润发控制中国零售业的大半江山：在中国，电子产品高端产品多为国外企业控制；民用航空业是美国波音和欧洲空客的天下；日用化学用品更是P&G;，联合利华“一览众山小”。跨国公司的垄断竞争战略，使我国的一些行业由开始的用市场换资金技术进入到代工换生存的尴尬处境。

2，反垄断政策的柔性实施。

(1)我国反垄断政策柔性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①必要性。政策和法律规制的目的就是创造效率和公平的市场状态，是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成为每个经济体和区域市场的差异性选择。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全世界各个经济体在一个统一的国际大市场中进行竞争，经济实力差异，市场模式的差异和国内经济政治环境的差异就会造成世界经济多元化发展现状。优胜劣汰是市场竞争的法则。但事实上每个经济体都有可以落后但不可以消亡的竞争底线，每个理智的政府都会采取措施来保护本国或本地区经济的完整性，保护幼稚产业或民族产业成为各政府的重要工作。反垄断法服务的目的就是要阻止和减缓外部强势经济力量对一经济体的冲击和控制，为需要保护的产业和行业争取生存的空间和发展的时间。弹性地利用反垄断规制，限制外部势力保护内部利益。更主要的原因是基于我国产业发展现状，中国的部分产业所形成的自然垄断在经济改革之初，是社会经济进步的一股制约力量，但在中国人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今天，却成为中国经济中与外部经济力量竞争的中坚力量。经济竞争环境的变化使我们重新来审视前几年中国电信的拆分问题，那是反垄断的胜利但却带来了两个后果：国家资源的浪费，其最终转移到消费者身上。

②可行性。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进行跳跃式地发展，这样的经济发展状况也需要法律的设立、制定和执行也利用后发优势，有利有效地服务于经济。

中国的法律是成文法，反垄断判例法对成文法的挑战着眼于大陆法系。原因在于判例法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第一，反垄断判例法具有灵活性。判例法的“有机成长”使得将对案件判断的过去价值标准与现在价值标准统一起来，解决了成文法的尴尬。在保持法律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同时使法律对变化中的社会生活做出迅捷的反应。第二。反垄断判例法具有可预见性。第三，反垄断判例法具有效率性。相类似的案件可以在区别的情况下做出类似的判决。即便是不同的案件，这种判例法的建立也为法官学习与反垄断法相关的经济知识提供了一条方便快捷的途径。

“法律的演变并非是一种纯逻辑的运动，特别是作为经济法的反垄断法尤其如此”。反垄断法的成文规则往往十分原则，尚需判例的补充和解释，如美国《谢尔曼法》的规定就十分原则。正是由于其过于笼统、原则。尚需法院在具体的实践中进行解释和补充，这恰好可以克服成文法的呆板和原则，有效地服务经济生活的变化要求。在美国的判例法中，判例具有当然的法律效力，在同时有规则与判例时，判例是优先适用的。

近年，中国法律工作者在不断地吸收欧美法律的可取之处，成文法和大陆法的取长补短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2)各国维护产业竞争优势的反垄断规制的柔性使用。反垄断政策是政府通过规制的方法来调整产业的组织结构和产业的组织行为，其根本的目的就是效率和技术进步。政府通过反垄断政策创造出充分竞争的经济局面。合理性限制与规制应当有利于执政者稳定政权，维持经济的高效率与公正。

反垄断法源于美国，它的实施给美国的特定行业带来的宽松的竞争环境，其直接给美国的本土企业和本土经济带来的活力。欧盟的竞争法也进行了合理地吸收，其与美国反托拉斯实践中的使用是有区别的。主要在于两者保护的重点不同。美国反托拉斯法保护的重点是竞争，而欧盟竞争法的目的不仅仅是竞争，更重要的维护欧洲共同市场，防止共同市场被分割成分离的各国市场。再如。1974年澳大利亚的《贸易行为法》(1974)中规定有些行为虽然具有反竞争目的，但如果产生的公共利益大于对竞争造成的损害，这些行为就可以被允许。可见，澳大利亚更加注重的是对公共利益的保护。

1998年，按照美国的反托拉斯法，波音公司和麦道公司的并购计划迟迟得不到批准，原因是并购的成功将造成行业的高度垄断，可是当欧洲四国的空中客车公司组建成功后，美国立即修改法案批准波音和麦道的并购案。这也再一次印证了经济政策(包括反垄断政策)的狭隘性。

经济法律的建立基于各自不同的社会和经济环境，自然也服务于不同的国家、社会、团体联盟甚至企业的目的。美国的反托拉斯法的著名的实施案例是美国电报公司的拆分，但事实上同样占据着市场控制地位的美国微软公司，却屡次从审判中脱险。同一部法律的在不同的时期的使用显现出了弹性。美国电报公司的拆分有利于美国国内的电讯业务的发展，而微软公司的垄断案一旦被诉成功，获利的不仅是美国硅谷的几千家企业，而是全世界的IT企业，甚至可能导致整个行业的诸侯割据，进而损失美国的国家利益。于是，反垄断法、反托拉斯法在美国政界力量的干扰下，一改其一贯的刚猛之态，而呈现刚柔并济的妩媚之姿。

中国的产业存在着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现象，而其中以行政垄断危害为重。一定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反垄断法应先限制行政垄断行为，而对国内现存的自然垄断现象应采取柔性政策，限制留有余地，规制要注重后果。因此。我国未来反垄断法的实施过程中应借鉴欧美国家的经验，突出现阶段我国反垄断法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国民经济发展、社会公共利益和维护国家产业竞争力。

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