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实施机构

反垄断实施机构（共3篇）

反垄断实施机构 篇1

一、反垄断法实施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

在反垄断法的实施过程中, 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等公共主体无疑发挥着关键作用。随着2007年8月30日《反垄断法》的正式出台, 以及新修订的国务院“三定”规定、国务院印发的《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工作规则》等规定的陆续公布, 我国目前的反垄断机构已基本形成了“反垄断委员会”和“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双层架构模式:“反垄断委员会”具有联席会议的性质, “反垄断执法机构”则负责具体执法工作。虽然经过几年多的发展和完善, 我国的反垄断执法主体已日渐清晰。但在这几年的实践中, 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姑且不讨论反垄断委员会、三大执法部门与司法机关、行业监管部门的协调问题, 光是反垄断委员会与三大执法部门内部就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1、反垄断执法的配套措施建设有待加强

虽然反垄断委员会及各部委都陆续出台了一些《反垄断法》的配套措施, 但最核心的反垄断指南离成熟出台仍有待时日。我国《反垄断法》仅8章57条规定, 许多问题都需要在今后通过反垄断指南加以明确和细化, 为反垄断执法提供有效的指导。虽然目前反垄断委员会已对“相关市场”等概念进行了界定, 三部委也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措施, 但诸如经营者集中审查程序、价格垄断规制的工作程序、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工作机制等内部工作程序尚未建立;《反垄断法》中出现的“没有正当理由”、“不合理的高价”、“不合理的低价”等说法没有具体界定;“滥用知识产权”等仍未加以明确。因此, 如果反垄断指南及其他配套措施不及时出台, 不但会增加执法难度和成本, 也容易给公众形成一种自由裁量权过大的印象, 从而影响反垄断执法的公信力。

2、反垄断委员会的职能有待强化

根据《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工作规则》的规定, 反垄断委员会实际行使议事协调机构的职能, 按照国务院的有关规定, 事实上反垄断委员会没有编制, 不是执法机构, 日常职能也是由商务部反垄断局承担。在这种情况下, 反垄断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出台一些配套制度, 对于外界比较期待的实质性协调功能目前还没有得到发挥。

3、执法依据之间的衔接仍有待加强

目前我国有十余部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作为反垄断的执法依据, 各部门也往往按照这些既有法律法规进行执法。由于这些法律法规出台的时间跨度较长, 所处的背景差异较大, 因此彼此之间往往存在着很多交叉、重复甚至不协调的规定。如果不及时对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清理、修改和完善, 必然会成为今后各部门分工执法的障碍。

4、执法机构之间存在管辖权冲突

根据国务院的相关规定, 发展改革委员会负责依法查处价格垄断行为:商务部负责对经营者集中行为进行反垄断审查;工商总局负责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方面的反垄断执法工作 (价格垄断行为除外) 。这种划分虽然从字面上看分工是比较清楚的, 但在实践操作中却还是存在管辖权的交叉和冲突。

5、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审查能力仍有待加强

反垄断法实施以来, 各主管部门都基本处于建章立制、摸索实践阶段, 不但处理的案件数量有限, 而且对于为数不多的典型案例, 公布的判决理由在充分性、合理性以及判决程序的完备性等方面也有待加强 (例如, 备受瞩目的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案, 商务部的禁止收购决定缺乏法律依据和说服力) 。

二、完善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模式

目前我国反垄断法关于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模式选择, 针对我国特殊的国情而言, 不失为较为稳妥的一种立法选择。但该种模式不可能成为长期的解决方案。因为“多层次多机构”的执法模式无法保证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权威性、独立性和高效性的实现, 这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反垄断法作为“经济宪法”的预期效果。同时, 建立独立、权威、统一的反垄断执法机构也是世界各国反垄断法历来的立法趋势和追求的终极目标。

所以在肯定这种权宜之策合理存在的同时, 我们不妨根据不同时期具体的经济政治体制的要求做出灵活性的变化, 以适应不同时期的市场经济的不同需求。最终将反垄断委员会适时地发展成为我国独立、权威、统一的并且拥有准立法权和准司法权的反垄断执法机构, 在其他条件成熟时取消工商总局、商务部和国家发改委的反垄断执法权。

1、充分发挥和加强反垄断委员会的组织、协调和指导职能

国家反垄断委员会是各方利益平衡的产物, 从《反垄断法》第9条规定中可知。其职能定位是一个议事协调机构而并不行使行政权力和作出行政决定。我们认为一个议事协调机构, 是为了完成某项特殊性或临时性任务而设立的跨部门机构。因此在一定的时期内, 它必须根据具体的任务合理设置其内部组织结构以保证其性质的中立性与独立性。因此在委员会构成方面要尽量保证成员立场的中立性, 在保持一定比例的官员型委员的同时, 适量增加反垄断法领域的专家或学者成为该委员会的主要组成人员。其次, 委员会在议事规则方面也必须做出强而有力的制度安排。笔者认为委员会会议周期为每季度一次, 在遇到重大或突发性事件可召开临时会议;议事规则采取表决制;具体执法机构对议事决议必须绝对服从。也就是说, 要赋予反垄断委员会一定的行政决策权, 使反垄断执法机构在遇到权利重叠或权力真空时, 可以最终决定由谁来负责执法, 这种做法既能尽量协调现有反垄断执法机构间部门利益的冲突, 又能“避免陷入由行政机关去制约另一个行政机关的怪圈”。再次, 在拟定有关竞争政策时, 能及时了解各家执法机构的建议和意见, 协调各方面的利益, 避免长久争执的局面, 进而影响立法的进程。最后, 应加强反垄断委员会组织、协调和指导的实质权限。德国也设立了反垄断委员会, 但不同的是, 它是一个专家鉴定机构, 拥有比较强的实质权力, 比如评价权、建议权、查询权等, 其组成人员的专业性和高度的职业诚信对反垄断执法工作具有重大的影响。因此我国反垄断委员会在履行拟定竞争政策、发布反垄断指南、评估市场等职能时也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比如赋予其行政决策权、建议权、评价权、查询权等, 以确保现阶段《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2、明确执法机构的执法范围和加强执法机构的执法权限

目前, 按照《国务院有关机构改革方案及相关部委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国家工商总局设置“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局”负责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方面的反垄断执法工作 (价格垄断行为除外) ;商务部的反垄断局负责“经营者集中”也即并购行为的反垄断审查;国家发改委检查监督“价格垄断行为”。尽管貌似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执法格局, 三部门各自分工负责, 但实际操作则并非易事, 难免有摩擦, 更何况我国目前执法机构不止“三足鼎立”而是“3+X”模式, 而且涉嫌垄断行为往往具有涉及行业广泛、违法主体多样、违法手段方式多样化等特征, 从而很难确定应由哪一部门来执行。因此, 我们还是要在《反垄断法》的具体实施细节中进一步明确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执法范围和加强执法机构的执法权限, 以避免机构间的权力之争和非执法机关“伸手”反垄断管辖权的可能。首先, 进一步厘清执法机构的执法范围。现行《反垄断法》明确了执法机构的执法范围, 但是这只是一个粗线条的法律规定, 在实际操作中管辖权冲突在所难免。比如一个具有市场优势地位的企业同时实施强制交易行为和价格垄断协议, 按照我国的现行的执法权分配模式, 需要国家工商总局和发改委同时管辖。这在实践中操作难度大。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执法经验, 以三个执法机构的专家各自在某些领域的执法经验为根据并按照行业标准进行重新分配, 以此来确定在反垄断实践中对那些容易出现管辖权争议的垄断行为更为细化的执法主体。同时, 当反垄断管辖权产生实质冲突时, 可由争议双方相互协商解决;若协商无果, 则上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 由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作出决定。其次, 适时增强执法机构的执法权限。从当今世界各国的反垄断法执法主体的权力配置而言, 都表现为在强大的执法权基础上, 或多或少部享有一定的立法权和司法权。概括起来, 主要有以下权力:调查权、裁决权、起诉权、罚款权、建议权、制定规则权。由于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未被赋予准立法权和准司法权, 所以它们所享有的执法权限相对狭窄, 这也相应地降低了反垄断执法的力度。因此在政治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同时, 可赋予执法机构一定的准司法权和准立法权, 具体应该包括起诉权、行政强制措施权、行政裁决权和规章制定权等, 以增强反垄断的执法力度。

3、合理协调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间的权力配置

如何妥善处理好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历来是各国反垄断法实施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难题, 在我国同样如此。我国《反垄断法》并未涉及此内容, 给反垄断法立法和执法留下一个空白。对此, 我们主张在《反垄断法》实施中, 应对诸如铁路法、民航法、电信法和电力法等基础设施产业的相关部门法律进行相应修改, 以明确产业监管机构在反垄断执法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 借鉴诸如日本的法令协调、行政协调等处理执法机构与监管机构之间关系的措施与方法, 从而合理确立执法机构与监管机构之间的权限分配。目前, 最佳解决途径是要确立反垄断法相对于行业监管法处于基本法地位, 反垄断执法机构与监管机构之间应进行良性合作。

(注:本文系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项目“反垄断法实施机制研究”研究成果, 项目编号:2009SQRS180。)

摘要：反垄断法的实施机制是以反垄断主体为本位的机构设置和运作机制, 主要包括:权威高效的执行机构、威慑适度的制裁手段体系以及体现程序正义与效率要求的实施程序。在反垄断法实施机制中, 反垄断法实施主体属于基础性问题, 而我国反垄断法实施机构在构建过程中尽管出于“权宜之计”的适时性制度安排具有其合理性, 然而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问题, 希望这些问题的提出与建议对今后我国反垄断机构的设置与制度完善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反垄断实施机构,反垄断委员会,反垄断执法机构

参考文献

[1]唐要家: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体制设计分析[A].中国工业经济研究与开发促进会2005年会暨“产业组织与政府规制”研讨会论文集[C].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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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邹晶竹、屈健:中美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比较研究[J].法制与社会, 2012 (1) .

反垄断实施机构 篇2

垄断的认定标准, 从各国反垄断法的立法实践来看, 有两种界定方式:一种是概括式的;一种是列举式的。概括式的界定, 其模糊性是不可避免的, 如美国的谢尔曼法甚至找不到关于垄断的界定, 只是美国最高法院对于本身违法原则曾作过一个概括式的解释:“总的说来, 凡是对商业或贸易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协调一致的行为, 或销售者为取得垄断或支配地位的控制贸易行为, 都属本身违法范畴。”但这个范围到底有多大仍是模糊的。列举式的界定, 虽然列举了一些具体的垄断行为, 如产品市场占有率、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等, 但这并没有给出一个衡量垄断的标准, 也没有确定一个原则。即使是所列举的这些垄断行为, 是否应当被禁止, 应被限定在何种程度, 也具有模糊性。再者, 随着垄断行为的表现形式不断翻新, 大量垄断行为因不能归属于所列举的垄断行为而规避了法律的制裁。

二、美国反托拉斯法在垄断认定的标准上的模糊性

《谢尔曼法》第一条规定:“任何契约、以托拉斯形式或其他形式的联合、共谋, 用来限制州际间或与外国之间的贸易或商业, 是非法的;任何人签订上述契约或从事上述联合或共谋, 是严重犯罪……”。这种高度概括的法条, 使得划分垄断与非垄断之间的边界模糊不清, 给法院判案留下了极大的自由裁量权。这样, 法官们在反托拉斯判例中, 创立了本身违法与合理分析、结构主义与行为主义两对原则, 正是这两对原则的交替运用, 体现了美国反托拉斯法在垄断认定标准上的模糊性。

1. 本身违法原则与合理原则及其交替运用

(1) 本身违法原则

1897年的“美国诉全密苏里运价协会案”, 是依据《谢尔曼法》第一条审理的一个早期案例。经过审理, 最高法院以5:3推翻了初审法院和巡回上诉法院对原告的有利判决。以佩卡姆为代表的多数法官认为, 密苏里河西岸的八个铁路公司组成一个协会, 为所有铁路公司制定所谓“合理的”运价, 这并不能逃出《谢尔曼法》第一条的规制, 因为该条毫无例外地谴责任何限制贸易的协议、联合和合谋。因此, 它完全不必按被告的抗辩和两下级法院的观点, 来运用普通法惯例决定统一定价行为是合理还是不合理, 是合法还是不合法。一切限制贸易或商业的行为都是非法的。由此可见, 对于该案, 不仅最高法院同两下级法院发生了分歧和对立, 而且就连最高法院内部也存在5:3的僵持和对峙。在这里, 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内在矛盾和价值冲突初见端倪。

在“索科内—维科姆案”中, 作为被告的众多石油公司相互协议购买一些小炼油厂生产的“过剩”汽油, 目的是将其暂时贮存起来, 以避免因这些过剩汽油的批发销售, 而使汽油的批发价格停留在一个极低而不合理的价格水平上。被告的行为影响了价格水平, 但被告并没有固定价格。初审法院不管联合行动导致的价格水平是否合理这一事实, 认定被告因共同一致的行动导致价格水平提高是非法的。最高法院支持了初审法院的观点, 并声称协议破坏价格是“本身违法行为”, 因此, 下述抗辩无足轻重: (1) 市场上仍存在竞争; (2) 被告没有固定价格; (3) 被告用来固定价格结构的方法是间接的; (4) 被告协议的目的是防止“过分的”或“毁灭性的”竞争。最高法院认为, “有些协议或做法由于它们本身危害竞争以及对该危害无法弥补, 肯定意味着是不合理的, 因而是非法的, 无须详细调查该类协议造成的确切损害或对其适用作出辩解。”“国会没有允许以毁灭性竞争和竞争邪恶为借口, 来作为合谋固定价格的抗辩, 更不允许以真实或虚构的滥用竞争, 来证明联合的成员具有良好的意图。按照谢尔曼法, 联合起来的目的和效果如果是提高、降低、固定、或稳定州际贸易物的价格, 就属本身违法行为。”上述司法解释, 可视为本身违法原则的权威定义。

(2) 合理原则

早在“美国诉联合交通协会案”中, 就有了合理原则的萌芽。虽然该案案情和处理结果与“密苏里运价协会案”基本类似, 但法院却对《谢尔曼法》第一条作出了与佩卡姆不同的另一种解释。法院认为, 那些仅具有间接和偶然效果的协议, 有别于那些直接地和立即地减少竞争的协议, 应区别对待。以怀特为代表的法官甚至认为, 即使是重大的限制竞争行为, 也不一定违反谢尔曼法第一条, 如果该行为是为了达到或取得某种其他的社会目的, 而且这种社会目的与对竞争造成的损害相抵消甚或超过了对竞争的损害。他这一观点虽然没有被法院采纳, 但在以后的“标准石油公司案”中却占据主导地位, 并被他加以系统发挥, 使合理原则得以正式确立。

在“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案”中, 被告通过对数以百计的公司、企业的兼并, 垄断了美国21个州的石油市场。1906年11月15日, 美国联邦政府以违反谢尔曼法第二条为由正式起诉标准石油公司。1911年5月15日, 最高法院维持了初审判决, 令被告分解为几个公司。在对该案的审理中, 怀特重申了与“密苏里运价协会案”中佩卡姆针锋相对的观点, 认为普通法上的合理原则, 是判断某一特定案件中行为合法与否的标准。在普通法上, 禁止垄断的原因是它“不合理地”限制了契约自由, 违反了公共利益。因此违反谢尔曼法的行为也只能是那些“不合理地”限制贸易或竞争的行为, 即那些结果导致垄断或意图形成垄断的行为。因此, 大法官怀特断言:被告取得的许多企业及其进行的许多兼并, 在没有补偿的情况下应认定为不是按正常的工业发展途径, 而是以新的联合方式来操纵汽油工业的一种意图, 其目的在于排斥其他公司进入市场, 以联合的方式对州际商业渠道内汽油产品的流通, 永远实施集中控制。

事实上, 创设合理原则的初衷在于通过豁免少数限制性协议之后, 将其他所有的限制竞争行为都纳入本身违法原则之列。然而, 合理原则的可塑性却改变了创立该原则的初衷, 致使大量的垄断案件逃脱了谢尔曼法第一条的制裁。对此, 西方学者尼勒批评说:“合理原则象征着放弃对垄断的打击”, 萨谬尔森指责道:“合理原则几乎使反托拉斯法政策毫无结果。”

2. 结构主义与行为主义原则及其交替运用

由于美国反托拉斯法并没有给“垄断”下一个确切的定义, 它既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具有优势地位的市场结构状态, 又可理解为一种故意滥用优势地位的积极行为。这就为法官判案留下了自由裁量的空间。一百多年来, 法官们时而运用行为标准, 时而运用结构标准, 时而又运用双重标准。

(1) 行为主义的运用

美国法院在早期的反托拉斯法实践中, 是倾向于采用行为主义标准认定“垄断”的, 如1920年的“美国钢铁公司案”。该公司1901年通过一系列的合并, 在被控犯罪时已控制了该产业大约44%的钢铁铸块生产能力, 并占有大约66%的钢铁产量的市场份额。1911年政府指控该公司非法垄断钢铁市场, 要求解散这家企业。法官Buffington在审理中将注意力集中在1901年至1911年间的市场份额的变化上, 发现虽然从绝对量上市场份额提高了约40%, 但相对市场份额却平均减少了五个百分点, 同时与之抗衡的厂家不下80家。据此, 他认为, 被告“无疑具有相当大的规模”, 但它“并未滥用它拥有的权力和优势”, “法律并不仅仅因为规模或存在尝未发挥的支配力而认为该企业违法”。最后, 被告被宣告无罪。这一判决为1920年到1945年间反托拉斯法案件的审判确立了一个行为主义标准的典范:企业规模本身之大并非违法。

(2) 结构主义的运用

如果说1920年“美国钢铁公司案”奠定了行为主义标准的基石, 那么则可以说, 1945年“美国诉美国铝公司案”则开了结构主义标准的先河。后案中, 初审法院驳回了政府的指控, 认为被告的垄断是通过正当方式取得有关铝制品的专利权而取得的, 而专利权是法定的独占权, 本身具有排他的合法垄断。可是, 该案到了上诉法院那里, 调查的重点却转移到被告的市场份额上。调查显示, 被告在铝铸块市场份额已超过了90%。尽管法院没有发现什么因份额导致的不利后果, 但还是否定了“企业具有大型规模并非违法”的观点。令人惊讶的是, 法官汉德一方面认为被告基本上是一个“好的托拉斯”, 另一方面却又认为, “国会……并不宽恕好的垄断, 而只谴责那些坏的, 法律禁止所有的垄断”。他说, 一个垄断者即使没有向其竞争者作任何积极行为, 也有可能违反谢尔曼法, 因为“90%的市场占有率足以构成垄断”。这种结构主义的观点, 到了1962年“勃朗公司案”, 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 勃朗公司通过与一家小厂合并, 市场份额上升到5%。在审判中, 法官认为, 凡是构成5%市场控制权的合并, 都会产生“国会所企图避免的那种寡头控制”, 并强调说:“5%是个小数目, 但可能对竞争产生大的不良影响。

由行为主义向结构主义的转变, 并没有解决美国反托拉斯法在垄断认定标准上的模糊性, 相反, 法官们有时运用行为主义, 有时运用结构主义, 有时兼用行为主义和结构主义双重标准。行为主义、结构主义、行为与结构双重主义, 这就是美国反托拉斯法一个多世纪走不出的怪圈。

三、我国应建立以合理原则为基础的温和性反垄断制度

1. 建立以合理原则为基础的温和型的反垄断制度

温和型反垄断制度是相对于严厉型反垄断法而言的。一国的反垄断制度是以本身违法原则为基点, 还是以合理原则为核心, 导致了反垄断制度的严厉与温和之差别。严厉型反垄断强调, 凡形式上符合反垄断法的垄断标准的, 不问其实质上是否能推动经济发展, 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使消费者得到实惠, 一概予以制裁。而温和型反垄断法通常要考虑垄断行为的动因与影响后果, 并不一定“见垄断必反”。之所以要建立温和型的反垄断制度, 是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 温和型反垄断制度更具有适应性。其一, 有效竞争模式是现代世界各国市场经济的基本模式, 垄断与竞争之间的天然联系及垄断与竞争的并存是温和型反垄断制度的自然基础;其二, 垄断认定标准的模糊性, 构成了温和型反垄断法更具适应性的技术性原因;其三, 科学技术的进步、信息传播的快捷、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现代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等, 是温和型反垄断制度得以存在的经济、科技、社会条件。在温和型反垄断制度中, 合理原则占有重要地位。合理原则是反垄断的最基本的原则, 在合理原则的指导下, 反垄断法所反对的并不是所有的企业联合和合并, 它所限制和禁止的只是那些严重阻碍竞争的大企业的垄断行为。因为反垄断法的目的是保护市场的有效竞争和消费者的利益, 保持市场的活力, 而市场集中度只是它的一个参考指标, 关键的还是要看企业对市场的操纵力有没有造成弊害。

2. 是否垄断不以企业规模大小来判断, 而看是否滥用了其市场优势地位

企业的市场行为可以直接影响市场的运行和结果, 如影响产品的价格和质量, 影响市场的供求关系以及社会劳动生产率, 而反垄断法所规制的市场行为主要是那些取得了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滥用其优势地位的行为。虽然企业的市场行为并不完全由其市场份额和市场的集中度所决定, 但是那些取得了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却极容易滥用其市场优势。占市场优势地位的企业是指它们在市场上没有竞争者或者没有实质性的竞争者, 或者相对于竞争者有着显著的市场优势地位, 或者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就某种产品或劳务不存在竞争, 或者在某个特定的市场上不存在竞争, 而且它们相对于市场上的其他竞争者, 已经占有支配地位。滥用优势表现在索取不合理的垄断高价、强迫交易或存在搭售、歧视、抵制行为等。这些滥用市场优势的行为往往造成过高的垄断价格, 从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破坏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和竞争秩序, 所以是反垄断法必须予以严格规制的对象。

3. 是否垄断要看是否形成了实质性的进入壁垒, 妨害了公平自由的竞争

产生垄断的基本原因是进入壁垒, 即垄断者在其市场上保持惟一卖者的地位, 是因为其他企业不能进入市场并与之竞争, 壁垒的形成有自然形成和人为造成之分, 自然形成的原因又分三种情况:一是关键资源归一个企业拥有的资源垄断;二是当一个企业能以低于两个或更多企业的成本为整个市场供给一种物品和劳务时所形成的自然垄断;三是由于企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而形成的垄断。一般情况下, 利用关键资源的排他性所有权而形成垄断的现象是极少发生的。第二种情况是政府为了实现规模经济并增强效率的垄断, 主要存在于公共领域, 如供水、电、气等。而第三种情况所形成的壁垒只是暂时的, 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 垄断者的市场份额总是受到潜在进入者的威胁, 企业要维持其生产技术上的垄断地位是不容易的。而且, 这种生产技术上的规模经济能够承担更大的风险, 有利于企业技术、产品的更新换代。也就是说这种垄断不会造成真正的进入壁垒, 因此不应是反垄断法所规制的对象。人为造成的原因主要是行为垄断, 包括少数企业合谋、签订垄断协议等由企业自身的经济行为造成的私人垄断和政府凭借行政权力和行政行为实现的行政垄断。与自然原因形成的垄断显著不同的是, 这类垄断是基于不公平竞争或政府的特殊保护而产生的, 往往破坏自由竞争, 阻碍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 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具有极大的垄断弊害, 因此应是反垄断法所重点规制的对象。

4. 正确处理反垄断与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的关系

各国反垄断法的实施对比研究 篇3

关键词：反垄断法,中小企业,保护,卡特尔协议

自由市场经济具有“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的天性, 并且在竞争过程中容易产生“滚雪球效应”, 大企业利用其垄断地位大势扩张, “大鱼吃小鱼”, 挤压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空间, 导致强者越墙, 弱者越弱。如何防止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空间不被过度挤压, 各主要国家均通过反垄断立法, 以保护和促进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主要有两种途径:其一, 禁止非法垄断, 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其二, 在某些方面放松对中小企业的管制, 如中小企业卡特尔豁免等适用除外制度。

一、禁止非法垄断, 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1、确立企业合并控制制度。

美国司法部《合并指南》在控制横向合并时, 将市场划分为高度集中的市场、集中的市场和有集中趋势的市场三类, 并对三种市场上的企业合并控制采取了由严到宽的态度。也就是说, 在集中度较低、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的实力对比不是很悬殊的市场, 合并很少受控制, 因为此时的中小企业还是能够参与自由竞争的。而在集中度较高的市场, 企业合并则受到严格的控制, 因为此时中小企业存在的余地已经很有限, 如果继续允许大企业的合并扩张, 小企业很有可能因大企业的合并而丧失在市场中存在的余地和竞争的能力。 (骆小春、董新凯, 2003) 在垂直合并时, 美国奉行“大口袋 (deep pocket) ”理论, 规定如果合并企业的财力强大, 被合并企业虽然规模较小但在另一个市场上占据了市场支配地位, 该合并就会因为加强了被合并小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而被禁止。这种规定主要是保证那些具有生命力的小企业不致从市场上被排除出去。在规制混合合并时, 美国曾奉行“事实上的潜在竞争”理论, 如果取得企业很有可能独立的或者通过购买一个小企业的方式进入市场, 则该取得企业与该市场上其他企业的合并将会被禁止。 (王晓晔, 1999)

2、确立规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

由于大企业的合并对中小企业的损害未必是直接的, 现实的, 因而各国反垄断法对企业合并的态度以及宽严程度都有所不同;但是, 大企业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对中小企业造成的不仅仅是生存的威胁, 而是直接的损害, 因此, 无论哪个国家的反垄断法, 其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规制都是绝对的和严厉的。更有甚者, 不仅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还要消除市场支配地位本身的存在, 以切实排除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对中小企业的威胁和损害。比如美国早期的反垄断法和日本的《禁止垄断法》就是奉行结构主义的代表, 其消除市场支配地位的存在, 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就是通过分割大企业和封建财阀的政策来实现的。

二、放松对中小企业的管制

1、限制竞争协议的规制制度。

表面上看, 对限制竞争协议 (卡特尔协议) 的规制并非直接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 但是, 实际上这种规制主要是为了避免中小企业因限制竞争协议而受到损害。在各国反垄断法关于限制竞争协议的规定中更为重要的是中小企业卡特尔豁免适用反垄断法的规定。因此, 我们将限制竞争协议的规定归入反垄断法对中小企业的特殊保护而加以说明。如德国法律就直接规定了限制竞争协议的豁免制度, 其《反限制竞争法》第四条规定只要其旨在提高效率, 提高中小企业的竞争力, 并且未实质性地损害竞争, 中小企业间几乎所有形式的合作都是允许的。 (孔祥俊, 2001)

2、建立中小企业合并的例外规定。

各主要国家反垄断法对企业合并的控制范围都是以企业的规模和一定的市场份额为划分标准的。从这个角度而言, 达不到该标准要求的中小企业的合并将不受审查。不仅如此, 不少国家还在反垄断法的立法和实践中明确规定对中小企业自身的合并采取宽容的态度。

三、中国反垄断法对中小企业的保护

反垄断法对中小企业的保护是从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和在某些方面给予特别照顾来实现的, 与之相对应的便是企业合并控制制度的原则上不适用和中小企业限制竞争协议的适用除外。纵观我国的《反垄断法》, 明文规定中小企业保护制度的只有体现在该法第二章第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 即“为提高中小经营者经营效率, 增强中小经营者竞争力的”垄断协议不被禁止。而对于企业合并控制制度的相关规定上却难以找到相应的制度支撑。

我国《反垄断法》对于企业合并控制制度主要规定在该法的第四章——经营者集中当中。以例举的方式规定了经营者集中的三种具体情形, 包括经营者合并、经营者通过取得股权或者资产的方式取得对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 以及通过合同方式取得对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同时在第四章第二十一条规定了我国对于经营者集中的控制是通过事前申报审查的方式来实现的。但是, 反垄断法却没有明确规定经营者申报的标准, 而只是笼统地规定“经营者集中达到国务院规定的申报标准的, 经营者应当事先向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 至于国务院规定的申报标准是什么, 反垄断法没有明确规定, 不申报应当承担什么法律后果, 更加无从谈起。

参考文献

[1]、王晓晔:《竞争法研究》第1版,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9月版。

[2]、王晓晔:《反垄断法与市场经济》, 第1版, 北京, 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3]、王晓晔:《欧共体竞争法》第1版.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

[4]、尚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理解与适用》第1版.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