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垄断与行业垄断(精选11篇)
行政垄断与行业垄断 篇1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资源优化配置、效率得到大幅提高的同时, 收入差距也呈现出逐年扩大趋势, 其中因为效率的提高而带来的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合理的。但目前我国少数行业存在的收入过高现象并不是因为高效率所致, 而是由于垄断, 也就是不公平因素, 尤其是行政垄断的大量存在、自然垄断与行政垄断“狐假虎威”所致, 这种由于非效率因素所导致的收入的过大差距是不合理的。本文试图通过我国历年行业收入差距的表象数据中所体现的垄断行业收入高于其他行业收入的内质, 联系自然垄断和我国特有的行政垄断来解读这一现象背后更深层的本质。
一、我国行业收入差距现状
根据世界银行报告, 我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 2004年已经至0.465, 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 2005年逼近0.47。在全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下, 行业收入差距更令人关注。从历年的统计年鉴上我们可以查得我国各行业收入数据的变动轨迹。1985年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 为1406元, 最低的行业是社会服务业, 为777元, 两者相差629元, 比1978年拉大了1.37倍, 扣除物价因素, 实际拉大1.02倍。1995年, 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为7843元, 最低的行业是农、林、牧、渔业, 为3522元, 前者是后者的2.23倍, 相差4321元。2O00年收入最高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当中的航空运输业, 为21342元, 最低的是采掘业当中的木材及竹材采运业, 为4535元, 二者相差4.7l倍;2003年收入最高的是金融业当中的证券业为42582元, 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当中的林业, 为6139元, 二者相差6.94倍;2004年人均收入最高的证券业为50529元, 最低的是林业, 为6718元, 前者是后者的7.52倍。此外, 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 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异, 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也就是说, 收入最低的行业职工要工作五到十年才能得到收入最高行业职工一年的工资收入。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到, 职工平均工资排在前列的是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金融保险业、邮电通讯业等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垄断行业;排在后列的是农林牧渔业、采掘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等竞争较充分的行业。行业收入差距主要体现为垄断性行业与非垄断性行业之间的差距, 同时垄断性行业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也明显快于非垄断性行业的收入增长速度。行业收入的高低越来越取决于行业的垄断程度。
二、自然垄断、行政垄断与垄断行业收入差距关系分析
(一) 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根据垄断的起源、基本特点划分及进入障碍角度划分, 基本上将垄断分为自然垄断、市场垄断、行政垄断三种形式。市场垄断也称之为经济垄断, 是指企业在长期的竞争中所积累获得的比同行业其他企业在技术、规模、资金、人力资本等等方面的市场优势或市场力量而出现的垄断。此种垄断目前在我国亦有出现, 但在以上三种垄断中只占少数, 可以说随着行业集中度的提升、产业重组步伐的加快以及行业竞争力的提高, 经济垄断以后会逐渐增多, 但目前我国经济垄断并未构成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诱因, 所以本文将不予讨论。
对于自然垄断的认识, 就其发展历史看, 主要经历了自然条件决定论、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成本弱增性三个阶段。就规模经济角度来理解, 自然垄断是在一定的产出范围内生产函数呈规模报酬递增状态, 即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递减。这样由一家企业来提供产品就会比多家企业提供产品有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成本。范围经济基于多产品的角度, 认为成本的节约是源于企业的范围而不是企业的规模, 多产品的成本弱增性又与范围经济紧密相连。从成本弱增性角度来理解自然垄断则认为, 在整个有关产出范围内, 即使没有规模经济的作用, 即使平均成本曲线上升, 但只要单个企业供应整个市场的成本小于多个企业分别生产的成本之和, 由单一企业垄断市场生产的社会成本仍然最小。具备这一秉性的行业就是自然垄断行业。即自然垄断的特点在于一个代表性企业成本函数的劣加性。目前普遍被接受的关于自然垄断的经济和技术观点是基于范围经济和成本弱增性基础上的, 但我们可以看出不管何种观点均认为, 一旦一个行业被确定为自然垄断行业, 垄断就是合理的, 就应该独家经营。但垄断并不是静态不变的, 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强弱自然垄断理论被提出, 之后又有自然垄断的永久性理论和短暂性理论, 这些定义使自然垄断的边界发生相应的变化。实践中, 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科学技术的进展也使得自然垄断的边界在逐渐缩小。
行政垄断, 本人倾向于凡与行政权力相关的垄断都属于行政垄断的范畴。行政垄断的目的是垄断主体为了部门、地方或企业的经济或非经济利益采取的禁止、限制或妨碍市场竞争的行为。我国的垄断大多是由计划经济直接转化而来, 计划经济是由行政权力维系运转的, 惯性作用目前我国的垄断, 多带有浓厚的行政垄断色彩。行政垄断主要由两种表现形式:地区垄断和行业垄断。地区垄断指的是地方政府或其职能部门利用行政权力设立市场壁垒的行为。行业垄断指的是政府或政府的行业主管部门为保护特定行业的企业及其经济利益而实施排斥、限制或妨碍其他行业参与竞争的行为。目前, 我国广泛存在的行政垄断要比行政性垄断行业存在的范围大得多, 有代表性的行政垄断行业主要有:石油、成品油、广播电台、无线有线电视台、烟草专卖、食盐专卖等。但实际上在我国, 行政垄断存在于更广泛的行业和领域, 并且扎根于自然垄断, 使得行政垄断问题更加复杂, 带来的后果也更具危害性。
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有着根本的区别, 但在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二者又似乎不分彼此。自然垄断行业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具备由一家企业垄断经营比竞争更有利于节约成本, 生产更有效率, 更有利于消费者利益的秉性, 所以垄断经营有其存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即使在成熟的市场体制下, 也是有存在的必要性的。而行政垄断则是必须由政府权力管住市场准入, 如果放开经营, 对市场准入不进行管制, 实行自由化经营, 行政垄断就会自然瓦解。行政垄断对于经营成本、提高行业经营效率没有必然意义。它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合理的, 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和平均利润率。在我国, 没有自然垄断性的行政垄断很多。这种垄断形式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遗留问题、改革进程、部门保护等原因保存下来的, 一部分形成行政垄断行业, 大多数成为有地区限制或行业限制的行政垄断。
自然垄断可以因市场、需求、技术条件变化, 转变为非自然垄断行业。在自然垄断已经因技术进步、市场规模扩大、社会需求扩大等原因转变为非自然垄断后, 如果仍维持垄断状态, 就变成了行政垄断。这时, 垄断不仅不能降低成本, 增进效率, 还会降低效率。这时, 垄断的存在还有多大合理性, 就需要仔细考虑了。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西方国家对垄断行业进行了引入竞争的改革, 一些原来被称为自然垄断的行业, 有的证明只有很有限的自然垄断性, 有的已经成为竞争性的行业, 这种改革后来被证明也是成功的。但是, 市场规模和社会需求扩大到何种程度、技术进步到何种程度会使自然垄断转变为非自然垄断, 很难找出一个公认的标准。于是, 人们对此的认识和界定往往有分歧。在我国, 自然垄断存在的范围要比西方发达国家自然垄断存在的范围大。另外, 对一个行业有多大自然垄断性出现更大分歧的原因, 是利益的考虑。对于与垄断行业利益攸关的利益集团来说, 不维持行业的自然垄断性质, 会从根本上损害其利益。与该行业利益攸关的相关人员, 往往不能站在公正立场上说话, 我国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纠葛不清的特征使得这种情况更加复杂。我国与垄断性行业相关的从业人员, 很多就认为其所在行业的垄断是合理的, 是自然垄断, 不仅现在应该垄断, 将来也应该垄断下去, 垄断的范围不仅不应缩小, 还应扩大。于是本该回归市场的部分不再具有自然垄断性的领域却找到了行政垄断的保护外衣, 继续垄断经营。行政性垄断得到了行业内部所有从业人员和主管部门的支持。
资料来源:《国挑战腐败》
资料来源:《国挑战腐败》
(二) 行政垄断与自然垄断交织在一起是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制度性根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大多实行了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的制度变革, 改革的目标是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竞争主体和法人实体,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但在自然垄断行业, 没有对自然垄断边界进行科学合理的划分, 没有对其纯粹强自然垄断部分和可引入竞争部分进行剥离, 而仍然以其自然性全部处在国家行政性垄断的庇护之下, 形成了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交织在一起的双重垄断特征。自然垄断使企业具有取得垄断地位的经济理由, 而行政垄断能够排除在位垄断经营者的合法的、潜在的竞争对手, 由于其他的市场主体几乎无法进入, 导致垄断行业经济行为的扭曲。如, 超额垄断利润的获得多通过垄断价格而不是靠提高技术水平;使得企业垄断地位更具有行政色彩, 强化了企业在行为上的垄断, 造成了企业和行业的高收入居高不下并呈刚性增长, 行业的收入分配同市场脱节, 行业内普通岗位的工资收入高于我国平均的劳动力市场价位, 比其他行业同工种职工的收入高出很多, 因而造成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 在全社会范围内造成分配不公。
其实自然垄断行业中尚不能引入竞争, 垄断具有合理性的部分并不多。但即便是这部分也不是完全没有竞争, 有的存在替代竞争。一些原来被认为自然垄断性很强的垄断, 如本地电话、有线电视, 事实上都可以引入竞争。但在我国除电信行业的无线寻呼和增值业务引入竞争外, 其他基本处于自然垄断业务和非自然垄断业务捆绑在一起交由政企不分的国有垄断企业经营的状态, 这种高度的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交织的状态, 促成了这些行业利用行政垄断的特权, 攫取高额垄断利润, 提高行业收入的行为。
从我国自然垄断产业治理模式改革看, 目前我国的自然垄断产业企业仍然主要是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企业, 不管是何种形式, 实质上与公司改革以前并没有太大区别, 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模式, 由于政府目标、企业目标、管理者目标的差异和非对称信息, 自然就会产生较为严重的“内部人控制”和“所有者缺位”等问题, 这样使垄断性行业收入分配更具个人主义倾向, 行业收入偏高也就成了自然趋势。 (表1)
另外, 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的交织, 在客观上为“政策寻租”创造了很大的空间。 (表2) 寻租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源, 滋生更多的非生产行为, 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社会成本的提高、经济效率的下降。特权和垄断的存在带来寻租的市场化和社会化, 进一步引起权力的市场化和社会利益机制的扭曲, 对行业收入分配产生不利影响, 造成了严重的分配不公和腐败问题, 更加不利于纠正和改善行业收入分配格局中的不合理因素。同时, 使得垄断行业占有社会的更多财富。又由于我国体制的不完善和市场发育不健全, 加上缺乏必要的审计与约束机制, 无法有效地区别垄断行业中的资产收益与劳动收益, 致使经营者和劳动者抱成一团, 共谋“工资侵蚀利润”的私家大业。同时, 垄断部门在垄断高价内包含的行政垄断租金, 转化为这些行业或部门的高收入和高福利, 一方面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另一方面又刺激其他垄断部门的仿效和攀比。
这种制度性因素导致的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靠制度本身的改革去解决。比如, 科学合理地划分自然垄断的边界, 该引入竞争的就交由市场机制发挥应有的作用;消除特权和限制垄断, 压缩“政策寻租空间”;进行制度创新和政治体制改革, 反对行政垄断, 切断行政特权和自然垄断行业的利益纽带, 抑制行政垄断行为和特权对相关利益主体的倾斜等。如果不从制度上寻找根源, 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些行业收入过高的问题, 所有的努力都将是治标不治本。
三、结束语
造成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既有市场经济的原因, 也有体制和制度安排的原因, 造成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因素更多的是来自于制度安排的原因。由于市场机制按要素分配, 政策造成的收入差距, 从国际经验来看, 可以通过收入再分配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得以较好的解决。但在我国效果并不明显, 原因就在于我国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交织不清的特点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和管制的不力致使垄断行业形成的过高收入, 本质上是多年来体制上的遗留问题, 政府资源配置职能的越位, 行政垄断对相关利益单位在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倾斜, 自然垄断行业产权改革和公司治理模式改革的不彻底所致使政企的表面分离而实质上的千丝万缕, 均造成市场机制的“要素价格均等化”作用无法实现, 行业收入差距因此不会缩小, 只会扩大。
显然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所造成的因为效率的提高而带来的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合理的, 但由于非效率因素所导致的收入的过大差距是不合理的, 最终也会导致各阶层利益的冲突。目前, 我国少数垄断行业存在的收入过高现象并不是因为高效率所致, 而是因为垄断权力的存在所致。很明显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收入再分配政策已不是“对症下药”的良方, 根本上应该抓住致使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制度性因素, 进行改革。如, 针对我国行政垄断进行体制改革, 切断行政权力庇护相关利益集团的通道, 最大限度地消除行政垄断带来的加重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的危害。同时, 对于自然垄断行业随着技术、需求等的变化所带来的边界的动态变动, 及时做出反应, 将已不再具有自然垄断特性的领域与仍具有强自然垄断性质的业务进行剥离, 对于已不再具有自然垄断特性的领域或自然垄断性较弱的领域引入竞争, 交由市场发挥作用, 政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分开和相互独立, 减少自然垄断借助行政垄断为本行业攫取高额利润的机会。
行政垄断与行业垄断 篇2
作者简介: 赵庆庆 女 1980年10月出生 现为厦门大学法学院02级经济法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 竞争法
摘要:行政垄断阻碍市场竞争的发展,不符合政府依法行政的要求,必须受到规制,受到行政垄断侵害的对象能够获得救济。本文论述了制定《反垄断法》这个基本法,在其中规定行政垄断,分配行政垄断的执法权力,确立对抽象行政垄断行为的有限的司法审查,并说明了行政垄断的法律责任形式、国家赔偿和豁免制度。
关键词:行政垄断 规制 救济 《反垄断法》 司法审查 责任 国家赔偿 豁免
建立系统有效的行政垄断的规制与救济制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现有法律的作用并加以完善,一方面根据国情和借鉴国外经验,在法学理论的指导下不断实践,在制度上有所创新和突破。
一、行政垄断与反垄断法立法模式
有学者认识到行政垄断规制的特殊性,对行政垄断规制的立法模式提出了建议,认为如果突破既有各国家反垄断法成熟的立法体例,把行政垄断行为一部分或重要部分放在反垄断法中进行规范,那么,所制定的反垄断法就会带有浓厚的行政法味道,失去“经济法学的核心”的本来面目。相反,如果我们针对行政垄断专门制定相关的行政法,则可以既达到规范行政垄断之目的,又不致使反垄断法成为经济行政法 。
还有学者认为,一个部门法尤其是一部法典或专门法律文件所调整的对象应该是同一类或同一种社会关系,因为调整的方法和法律发挥作用的机制是以调整对象为基础的,对不同的社会关系应该采取不同的立法形式进行调整。经济垄断是以限制、阻碍竞争为表现形式的行为,这种行为因侵犯了其他市场主体权利,也剥夺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利等。具体地看,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主要是从事垄断行为的市场主体和其他市场主体以及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抽象地看,因垄断行为破坏了正常的竞争秩序,妨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侵害了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利益,所以,反垄断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是从事垄断活动的经营者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法律所确认和保护的平等、公平的市场竞争关系。具体承担调整这一社会关系,将法律规则适用到具体社会生活中的是法律授权执行反垄断法的行政机关(或包括)其他国家机关。但因行政垄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则不同。行政垄断因为是政府或其所属部门所为,从表面上看,这一行为和经济垄断一样,都侵害了其他经营者的权利和消费者的权利,但是,因行政垄断是国家行政机关滥用了行政权,明显缺乏法律支持甚至公开违法,所以,这种行为还同时侵犯了宪法关系和行政关系。具体地看,行政机关的垄断行为侵犯的是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关系是行政机关和经营者及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抽象地看,行政垄断所侵害的社会关系是从事行政垄断的行政机关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以及宪法和法律所保护的竞争关系。不管是经营者和经营者以及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还是经营者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都与国家行政机关和经营者以及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或行政机关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有本质的区别。制止经济垄断,调整经营者和经营者之间的竞争关系,保护经营者、消费者和社会公共利益,主要通过运用行政权或必要的司法权即可实现。但对行政权滥用的行政垄断,如再通过行政权来制止,则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无法实现。对行政权的制约必须通过行政权以外的权力或权利救济方式来实现。反垄断法规范为行政机关制止经济垄断提供了法律根据,被授权的行政机关应当也必须依法行使自己的这一职能,从这一角度讲,反垄断法具有约束行政机关的功能,而对因行政权产生的社会关系则不是反垄断法调整的对象 。
我们认为这样的观点有一定道理,立法应该保持法律部门的相对独立性、法律体系的平衡和与法学理论的和谐,经济法被认为是调整国家和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经济关系的法律,这也是主张经济法独立的基础,如果作为“经济法核心的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进行规制会产生一个理论矛盾,即经济法也调整国家(反垄断机关)和国家(行政垄断主体)关系。对此必须做出合理的解释,可能需要对理论进行修正。
但是我们也认为,好的立法不必宥于既定的立法模式,更不必刻意符合理论逻辑的需要,关键是符合实际并有效解决问题,否则,无疑是“画地为牢”。问题的关键不是未来是否在《反垄断法》中规定行政垄断,而是如何建立、完善、协调法律制度,用一整套内涵相互补充、结合和互动的法律规范的法律制度体系来规制行政垄断,突破既有反垄断法模式,结合我国实际并吸收它国立法经验的基础,探求规制行政垄断的方法。
我们认为《反垄断法》确实是规制行政垄断的良好契机和载体。首先,从立法宗旨和目的上看,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都应当成为《反垄断法》的调整对象,这样能全面、完整地体现反垄断法维护公平竞争,保护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的目的。其次,从立法技术上看,有关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的法律制度存在相通和衔接的地方,如果在《反垄断法》中对二者一并予以规定,一定程度上可以节约立法资源,并实现法律制度的协调。最后,从立法过程看,一部法律的出台要经过提案、列入立法规划、审议、通过等程序,需要相当的时间,各法律之间也存在着争取立法资源和机会,那么在一部立法中应该尽可能多地解决问题,行政垄断的有些问题虽然可以在有关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法律中解决,但修改法律也要符合经济性原则,通常都是要有一定质和量的变化的,这样,法律的修改有全局性,在行政垄断之外还有其他问题需要修改法律来解决,而立法者对这些问题与行政垄断的看法可能不同,立法进程可能不一致,因此希望通过未来修改这些法律来对完善规制行政垄断的制度需要相当的时间,所以,行政垄断搭上《反垄断法》制定的这一班车是十分实际的。
各国反垄断法的立法和实践在各自不同的政治体制、经济条件和法律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形成自己的特点,如美国以反托拉斯为特色,德国以反卡特尔为特色,我国则可能以反行政垄断为特色。
二、确立《反垄断法》的基本法地位
建立权威性的反垄断法律,确立《反垄断法》的基本法地位是建立有效反垄断制度的关键。
首先,政府干预经济、限制竞争的有些行为是合法的,不属于反垄断法规制的对象。
一方面,《反垄断法》作为基本法可以对政府干预经济、限制竞争的权力作出保留规定,作为合法干预经济、限制竞争的有效依据。
另一方面,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国务院、国务院各部委、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合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较大的市(省、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在法定权限范围制定与上位法一致或不与上位法冲突的部门和地方规章。部门和地方立法是以地方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制定的规章当然难免具有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倾向。良好的政治、法律制度要平衡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力和利益关系,反映国家的政治体制、中央和地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反垄断法》作为基本法就应该是这样一个平衡点,是部门和地方立法的依据,部门和地方立法必须在此基础上兼顾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谋求自己的利益,不能与《反垄断法》相违背。比如美国的反垄断法是联邦法,具有高位阶的法律效力,美国各州虽有权制定本州的市场竞争规则,但它们却不能使企业的行为由此背离谢尔
曼法和联邦的其他竞争法律
其次,有些部门和地方立法构成行政垄断,但是鉴于国情,目前的司法体制没有(未来的也不会)赋予法院对此审查的权力,这些仍然必须根据宪法、组织法和立法法的规定由有权机关进行审查。进而依据这些法规和规章的下级或内部的部门的垄断性的行政行为也似乎就有了有效的“法律依据”,得不到规制。
所以,需要制定《反垄断法》这个基本法,根据《立法法》 ,在判定这些行政行为(无论具体行政行为还是抽象行政行为)法院可以直接依据《反垄断法》,直接确认该行政垄断行为的违法性,回避这些行为的“法律依据”的有效性问题,避免司法权和立法权的冲突。而且《反垄断法》本身还将成为有权机关审查这些“法律依据”有效性的依据之一。反垄断法的基本法地位的确立,作为行政复议机关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依据。
第三,《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人身、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该法具体列举了7种具体行政行为,并概括规定了“其他”人民法院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由法院裁量。但是,我国司法制度并没有建立在与行政制度相区分的原理基础上,司法权至今严重的`行政化。既然司法体制决定法院不能与政府分离,那么法官也就只能寄希望于立法者的支持――希望法律能够明确告诉政府:法院受理这个案件是法律明确规定了的 。那么根据“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反垄断法》将成为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的法律依据 。
第四,反行政垄断的制度在许多问题上必将有许多方面的创新,要突破现有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的权力分配模式,要适应这样的变化,相应的法律,特别是一些基本法如行政法、行政诉讼法要做修改,在这些法律修改之前,由《反垄断法》这个基本法对这些问题作出规定,根据相同效力层次的法律之间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能够实现这些问题上法律制度的创新,从立法技术而后进程上看,这样比较实际。
第五,鉴于行政垄断问题在我国的普遍性,有必要在《反垄断法》这部以反对垄断,维护竞争为目的的法律中明确提出行政垄断并加以界定,适应需要建立新的法律制度并与既有相关法律配合,这样不但明示了反行政垄断的法律制度,而且也有利于社会各方面了解和运用。
第六,根据宪法,只有基本法才能规定犯罪与刑罚,如果我们要在专门的反垄断法中规定垄断罪,就必须确立该法的基本法地位。
另外,反垄断法中明确列举行政垄断的表现形式,反垄断执法机构能够据此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判断,具有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也能够据此明确合法与非法的界限,预见其行为的后果。
三、行政垄断执法权力的分配
国家机关的设置是以“事”为基础的,机构因处理一定“事”的需要而建立,处理“事”需要一系列相应的权力,国家机构就是这些权力的载体。法律在处理行政垄断时同样需要赋予相应机关相应的权力,有些权力为既有的机关享有,有些权力需要在有关机关之间进行调整,有些新的权力需要赋予一定既有的机关,而有些权力需要创设新的机关来行使。
经济垄断在我国刚刚出现并有迅速发展的势头,国家对经济垄断本来没有法律规制,需要由法律确立国家对经济垄断干预的权力,并把这些权力配置到一定的国家机构,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工商行政机关取得了处理经济垄断的权力,但是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能完全承担起反经济垄断的责任,所以学术和实践都在探索更好的执法权力分配模式、执法机构的设置和执法权力的内容。但是我们认为这些都不适合行政垄断的规制,原因是,这些是笼统地针对垄断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针对经济垄断的。前面分析了区分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的必要性,认识到二者在诸多方面的区别,所以我们认为反垄断执行机构的模式必然是不相同的,不能简单地用一种模式来概括经济垄断和行政垄断的执行机构。
针对行政垄断,需要对行政垄断进行监督、检查、调查、检察、审察、决定、诉讼、审判等,与这些活动相对应的有一定的权力,有些权力已经在相应的机关存在,有些权力需要《反垄断法》予以创立并根据实际需要赋予一定的既存或新设立的机关。我们认为这些新建立的权力都可以恰当地赋予行政系统内部的有关机构和权力机关,不用另外建立专门的行政机构、权力机关内部的机构或所谓准司法机构,关键是要完善这些权力行使的激励机制、程序和保障机制,充分发挥既有机构的作用。
比如,虽然按照法律的规定,行政垄断的监督检查部门是上级机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没有一般性的监督检查权,但是实践中,许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探索出一些值得肯定的做法。按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行政垄断的检查监督部门是上级机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没有监督检查权。宥于上级机关的执法意识、知识和责任感,以及模糊的执法程序,上级机关往往对行政垄断查处不力。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监督市场的综合性执法机关和反不正当竞争的主要执法机关,出于维护竞争秩序的强烈责任感,通常对行政垄断行为主动进行调查,在查清事实后提请或者建议行为者的上级机关依法处理,引起各方的注意,启动解决问题机制,减小由行政垄断复杂性带来的解决过程中的巨大阻力。黑龙江省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做法是:(1)紧紧依靠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持。在查处此类案件中,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及时向当地党委和政府汇报、沟通,争取领导的支持,并最后由政府发文解决问题。(2)与法制、司法等部门密切配合、合作,及时制止限制竞争行为,并在必要时向法院通报情况,使因限制竞争行为导致的国家赔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将问题处理得全面彻底。(3)充分发挥舆论宣传作用,营造正当竞争的良好氛围。
我们认为在行政垄断执法权力的分配模式中,未来可能最具创新的地方应该是赋予抽象行政垄断的相对人诉权,使个人获得“执法权力”,使法院有权对抽象行政垄断进行司法审查权。
四、抽象行政垄断行为有限的司法审查
德国学者David J.曾经指出“(反垄断法)其地位是宪法性的――张扬基本价值和保护基本权利,以及至少通过司法和行政执法平分秋色的方式进行实施”,“没有司法审查,那么行政法治等于一句空话,个人自由合权利就缺乏保障。司法审查不仅在其应用时可以保障个人的权益,而且由于司法审查的存在对行政人员产生一种心理压力,可以促使他们谨慎行使权力” 。一个成熟的行政法体系应当包括行政机关对其行为无最后发言权并且公民能够通过一个独立的法庭对行政机关的行为之合法性提出异议 。法院有两大职能,第一个职能是执法职能,即普通的民事合刑事审判职能 。第二职能,即对行政机构实施司法控制。司法审查制度的作用和意义在于通过法院受理相对人的起诉,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来保障和救济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
行政权力要接受法律、权利及其他公权力的制约。司法审查体现和实现了对行政权力的监督。
首先,司法审查能够防止政府以“正当”为理由为借口来掩盖其不法和不当的行政行为。
行政权力虽然代表公共利益,但是易受到各种影响,其处理问题的态度有鲜明的倾向性,往往只注意其职务本身所适用的法律规范,可能忽视其他方面的法律,以及法律整体的有机联系和协调,经常具有短期性和局部性,更加强调效率。而且由于政府
关心自己的目标和效率,经常又不顾公共和国家利益,行政体系内部存在官僚层级式的服从性。这样,其行政的“正当性”背后是“不正当性”。这种情况下,行政体制的内部监督往往不能协调行政与公共利益和行政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
与此相对,司法具有中立性,法官比行政官受到较少的干扰,法官遵循法律理念,在个案中实现法律,从法律整体考虑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不是只考虑某机关所适用的法律及其行政事实。
司法的价值趋向公平优先,能够更好地保护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为法律是从”是其本质表现。
其次,司法的组织和程序为行政权的监督提供了更强的合法、公正性的保障。
最初意义上的行政主体不具有法律职业性特征,即使是在“依法行政”的现在,司法人员的职业化要求远比行政人员高。行政内部的监督缺乏参与性和互动性,受监督的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在监督程序中没有法定地位,没有权利和义务,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推动监督程序。而司法程序具有交互性(公开和辩论),双方当事人在其中有法定的权利和义务,法院“兼听而明” 。“法院的实际组织和程序提供了比行政机关的组织和程序更强的合法性保证。这无疑是为什么人们认为有必要将那些与行政职能联系的司法职能交付法院的理由” 。
第三,司法审查能够更好地保护一定范围内相对人利益。
行政权力和权力机关的外部监督都往往容易过度强调公共利益的保护而忽略个别或一定范围内相对人利益。必须赋予与国家利益相对立的私人利益法律上的请求权,司法审查把行政权力对公民的责任作为重点,而不仅仅看中行政权力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这些相对人向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通过司法审查维护自己的权利。
第四,司法审查能经济地、有效地发现和纠正违法的抽象行政行为。
行政系统的内部的监督和权力机关的外部监督都面临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发现违法的抽象行政行为和激励监督机关对行政权力监督的主动性。行政系统内部上级对下级的行政行为并不是全部掌握的,常常要等抽象性行为产生的结果――规范性法律文件付诸实施,产生了负面影响,甚至是群众反映强烈时,才发现问题,监督具有滞后和被动性,而且由于利益的一致性,也往往缺少监督的积极性,权力机关的外部监督也是这样。但是,司法审查是由行政行为的相对人通过诉讼启动的,由于相对人的切身利益与违法的抽象行政行为密切相关,对行政行为的利弊效果最敏感,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也最有纠正违法行政行为的积极性。
同时,进行行政系统的内部监督和权力机关的外部监督需要行政和权力组织体制内部层级式的相应的机构负责监督的工作,这样即使不设立新的机构而利用原有的机构,这些机构的工作能力能否承担起这样的工作也不一定,而如果另建立机构负责监督,必然会引起官僚机构的膨胀,与既有机构之间权责的矛盾。
单靠行政机关一种渠道发现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违法不够,还应给申请人发现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违法而启动审查的机会,如果赋予相对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诉权,赋予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权,那么相对人就是“检察官”,他们与抽象行政行为关系密切,对其敏感,分布广泛,掌握一定的信息,不占用国家机构资源,这样不增加国家机构投入却能促进国家职能的发挥,以对应政府执法常常松懈和腐败。
第五,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为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国外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也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根据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704条的规定,法院不仅审查法律规定的可审查的行政行为,而且审查在法院没有其他充分救济的行政机关的最终行为。第551条第13项规定,这里的行为是指包括机关规章、命令、许可、制裁、救济、以及相应的拒绝和不作为等各种行为的一部分和全部。
第六,《行政复议法》第7条规定规章以下的抽象行政行为附带纳入行政复议,如果对抽象行政行为复议决定不服,能否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法应当与行政复议法衔接,把规章以下的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受案范围。
在《反垄断法》送审稿中,有关禁止行政性垄断一章中专门规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制定含有排除或者限制竞争内容的规定,妨碍公平竞争”。在法律责任一章规定“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垄断行为损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这两条,经营者和消费者对抽象的行政垄断行为应该是享有诉权的。
所以,我认为不论是在现行的行政诉讼法体系下还是在将来制定的反垄断法体系下,应该把抽象的行政垄断行为纳入反垄断法的范围,这就在一定范围内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了司法审查的范围,增加对抽象行政行为监督的途径,形成行政监督、权力监督和司法监督的体系,把行政机关内部的线性监督体制和行政机关与其他机关之间的有限横向监督体制结合起来。这一定程度上是从反垄断法的角度扩展了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这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行政受案范围多大反映了一个国家法制的程度。司法审查的范围“体现法院的司法审查权与行政机关受司法机关监督制约和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起诉同法院对行政案件的主管的界域,从而客观地、恰当地反映国家通过司法审查的途径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保护程度,反映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对行政机关行政权的监督制约程度” 。尽管这样,根据司法审查本身的特点和我国的国情,司法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只能是有限的,包括,只能对规章以下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对提起诉讼的当事人的资格的限制,以及司法审查前置程序的要求,这是因为:
第一,“司法审查本身带有许多固有的职能限制。设定司法审查的意图仅仅在于维持最低的标准而非确保最适宜的或最理想的行政决定”,司法审查只是“试图通过要求有关机关提出能起支持作用的事实及合理的解释,来促进合乎情理的决策” 。由于司法权是一种被动、消极的权力,因此司法对行政的审查在本质上无法与政治对行政的控制相提并论。司法审查结论与政治要求不能吻合是常见的,甚至他们之间标准上产生矛盾。比如政治对行政的控制多从全局性的计划和政策进行平衡、协调或妥协,其目标是促进行政的实质合理化。在司法审查中,法院并不是兼顾公民、国家合社会三者的利益的,重点在于相对人的利益是否受到侵害。司法审查的目标是制约行政权,而不是代行行政权 。
第二,法院在司法审查中判断所依据的信息是有限的。“行政机关拥有法院决不会拥有的技术尖端知识和经验。……法院的信息来源有限,它们并不能自始至终抓住潜伏于一些机关政策选择背后的项目执行的实际情况” 。
第三,“过分侵略性的司法审查有时又因不民主的特质而受到批评。当法院侵略性地使用它们的审查权力时,他们又可能破坏行政机关针对公众的愿望作出合法反应的能力。正如法院在‘查弗伦’案里指出的,‘没有选民的联邦法官有义务尊重那些有选民的行政官员作出的合法的政策选择’” 。“司法审查的威胁使行政规章制定程序僵化,使行政立法官员担心自己的责任而行动迟缓和胆怯,司法审查也破坏了行政议程,导致了资源的错误分配,无视对行政行为的政治的和实际的限制而运作,降低了所颁布的行政规章的质量” 。
第四,中国一般地方立法由一般地方的法定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的立法和相应地方的政府立法构成。现有地方立法权的是省、自治区、直辖市、较大的市(省、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
地的市、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这样的一般地方立法结构是适应中国中央与地方在立法上的分权与集权需要的。根据《立法法》 ,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享有一定范围的立法权,这些行政主体制定规章的行为实质涉及立法权,对这些行为的司法审查涉及司法权和立法权的冲突,是相当敏感和复杂的政治问题。
第五,我国经过改革开放,依法行政不断进步,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的行政行为相对其他政府部门比较规范,民主、监督制度比较好,比如行政规章的监督主要体现在以下程序中:规章计划批准程序、规章管制功能分析程序、规章制定请愿 、公众评论和听证制度、规章咨询制度、规章事后批准、备案、撤消和修订制度、生效日期延迟制度。
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和权力机关的外部监督作用比较有效,继续完善和发挥这种监督能够节约国家机构的运转成本,同时避免司法审查带来的一定的国家机构之间的不协调和配合。
第六,充分利用行政内部监督和权力机关的外部监督,在民主监督机制比较好的地方,这些监督方式比较有效。
五、行政垄断的法律责任形式
传统反垄断法的规制方法是针对经济垄断的,其对象一般是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经营者。如日本的《禁止垄断法》所规范的事业者为“从事商业、工业、金融业以及其他事业者”,“其他事业者指矿业、农业、渔业、服务业(运输业、仓储业等)”(《日本禁止垄断法》第三条);台湾《公平交易法》所规范的事业者“指公司、独资或合伙的工商行号、同业公会及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务从事交易之人或团体”(《公平交易法》第二条);德国《反限制竞争法》则将“企业和企业联合组织”作为规范对象;英美的反垄断法使用person(个人)一词来表述其规范对象 。与此相应的责任形式主要有行政制裁(劝告、停止违法行为、行政罚款、征收违法额外所得、解散已合并的企业等)、民事制裁(民事罚款、解散、分离、放弃合并企业、民事赔偿等)、刑事制裁(罚金和短期监禁)三种。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法律责任形式有民事责任(主要是民事损害赔偿责任)、行政责任(监督检查部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行为人给予各种行政处罚,包括责任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等)和刑事责任。
这些责任形式是针对市场主体的不正当行为和垄断行为的,不能直接适用于我国的行政垄断行为。这是因为,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在作出行政行为时行使了行政权力,与市场主体之间不是平等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不同于民事关系,不适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是行政权力对相对人的违法行为依法加以的义务;如果行政垄断构成单位犯罪,而刑法对单位犯罪的单处刑罚是罚金,罚金是犯罪主体对国家承担的金钱义务,具有强制性、惩罚性,但是具有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本身就代表国家,是国家的组成部分,对其克以罚金不符合逻辑,而且罚金终究是在国家系统内转移,而且没有触及决定行政垄断的官员的利益,实质受到惩罚却是纳税人,并没有起到刑法的惩戒作用。
所以要针对行政垄断设计法律责任,行政垄断责任的重点是加强对行政垄断主体负责人的责任追究。
目前我国对政府行政垄断相关责任人追究法律责任有一些困难,这是因为,一方面在表面上实行集体领导,民主决策的行政体制下,许多行政垄断行为,特别是抽象行政垄断行为的直接责任人员是一个领导集体或其主要人员,责任不好确定在个别人员身上,责任的分散化造成责任人员的责任意识不强。并且我国也没有追究“官僚”刑事责任的法律传统和环境,相对于人们对侵害人身权的这种具有明显不符合人性、不道德的犯罪行为所抱有的明确反对态度,人们对行政垄断这种危害社会的行为还有相当的“忍耐性”,还没有把它提升到犯罪的高度来认识。
但是,我们认为一定要加强对行政垄断主体责任人员违法犯罪责任的追究,毕竟这些人是行政垄断行为的决策者和执行者,是他们的不法意识和行为造成了行政垄断,在一个法制社会和要求经济秩序的社会里,任何挑战法制秩序和侵犯经济秩序的行为与侵害人身权的行为一样,都具有相当的反社会性和可责难性,从实践来看,我国已经出现加强官僚的刑事责任的追究趋势。所以,对有关责任人员应当根据其主观和行政垄断行为违法程度追究其法律责任,责任形式应该包括行政处分和刑事责任,这两种责任形式都包括财产法。
六、行政垄断的国家赔偿责任
依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第3条所确定的行政赔偿责任和行政赔偿范围,行政垄断妨碍企业竞争所造成的损害理应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
行政赔偿责任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或组织的人身权或财产权并造成损害,由国家承担的赔偿责任。当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公共权力形成的垄断并导致行政相对方的财产损害时,国家应承担赔偿责任,即行政垄断损害赔偿责任。行政垄断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可以简单地概括为行政垄断行为、损害结果和因果关系。
当具体行政垄断行为侵害了相对人的利益时,相对人可以在行政垄断行为被确认违法之后,单独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行政赔偿请求,赔偿义务机关履行了赔偿义务,赔偿请求人又无异议的,行政垄断损害赔偿的责任便得以实现。若赔偿义务机关拒绝赔偿或请求人对赔偿数额有异议的,赔偿请求人就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相对人也可以依据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并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获得赔偿。
当抽象行政垄断行为侵害了相对人的利益时,确认相对人的范围,损失的范围,以及如何分配赔偿都是困难的问题,这些问题能否解决决定了是否对抽象行政垄断行为确认国家赔偿责任。
在由上级行政机关对行政行为(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0条)是否构成行政垄断作出行政处理之前,应当赋予权益受到侵害的当事人依据反不《反不正竞争法》第7条对与行政机关联合限制竞争是市场主体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由法院作出民事裁判。
七、行政垄断与反垄断法豁免制度
反垄断法上的豁免制度是指对于在形式上符合反垄断法禁止规定的行为,因其符合免除责任的规定而从反垄断法规定的适用中排除出。豁免制度通常是利益衡量的结果,即从经济效果上对于限制竞争行为的性质和影响进行利益对比,在“利大于弊”时将其排除适用反垄断法的禁止规定。豁免制度主要是指反竞争协议和滥用支配地位行为的豁免,合并控制制度中专门有申报和核准的规定。
豁免的(或适用除外的)垄断行为与非限制竞争行为不同,它对竞争秩序有影响,只是为反垄断法或相关法律认可而合法进行的行为,或者经反垄断执法机关许可而合法进行的行为。有的学者又将其细别为“本来的适用除外”和“后退的适用除外(例外的适用除外)” 。前者,指被反垄断法本身确定为适用除外,无需经任何反垄断执行机关许可(如自然垄断、知识产权的行使、合作社的组建等);后者指在一定要件下被反垄断执法机关许可的适用除外(如不景气对策卡特尔、合理化卡特尔、中小企业联合卡特尔、中小企业出口卡特尔等)。
行政垄断不存在豁免。反垄断法所确定的行政垄断本身就是具有违法
垄断与市场混乱滋生行业暴利 篇3
现象电信运营商砍刀相见
中国电信行业与世界电信业差距仍然不小。去年有的运营商为争夺业务动起剪刀、砍刀破坏通信电缆,人为堵塞网间通道,使正常通信无法保证,原因只有一个,垄断企业不肯为新兴企业提供通路。
评说硬扛着双向收费
方廷钰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外语部原主任、教授):最有代表性的还是单向收费问题。群众一直抱怨,别人打错电话用户也要付钱,实在冤枉。据说为保持股价,有关部门还是硬扛着“双向收费”。
评说电信监管严重滞后
舒安娜委员:要从根本上解决互联互通问题,制约由垄断和经济利益形成的阻碍,必须在监管上下大力气,强制执行互联互通政策。目前电信业的监管体制改革已与其他方面的改革严重脱节,主要表现在监管部门的职能仍然停留在旧体制的框架下,责权利严重不对称。
现象飞机误点见怪不怪
经常坐飞机出行的人多遇到这样一个现象,饭没来得及吃,工作未谈完,便急忙赶到机场,广播里却往往通知飞机延误,甚至连原因都不解释,把乘客晾在一边。经济学家萧灼基教授也经常遭遇这一问题,令惜时如金的他感慨万千。
评说飞机延误应该赔偿
萧灼基委员:我们中国民航20年来发展很快,但是正点率低、误点率高,最近公布正点率为78%,误点率为22%。飞机延误,航空公司会找出很多理由,如气象、机械故障、航班调配、机场航空管制及其他原因,但也有机组人员未到齐等原因,本质上是管理问题。我认为应该建立飞机延误赔偿制度,因为旅客买了航空公司的机票,就等于与航空公司订立了合同,要求航空公司提供安全、正点、优质的服务。
现象外航比国内机票便宜
同是往返于中美之间,美国航空公司机票比国内航空公司便宜20%。中东一有风吹草动,油价上涨,外航自我消化,国内票价后脚跟前脚地涨。
评说民航业暴利微利集一体
陈峰委员(海南航空集团董事长):由于历史原因,经过准军事化管理、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目前中国民航正处于垄断性经营向市场化运营的改革过渡期。
民航业属于资金和技术密集的高投入产业,利润空间狭小。由于垄断性经营,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中国民航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王立彬)
现象票贩子也有“上家”
据举报,北京安外大街蒋宅口铁路票务代理处倒票:1月22日零时,售票员把100多张车票送到票贩子手中,票贩子再加价30元到100元卖给旅客,这些人甚至扬言,“我们就是吃这口饭的”。尽管铁路部门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春运,但仍不时传来有的票务代理处在倒票的不和谐音符。
评说整顿路风责任到人
方廷钰委员:对于春运中出现的种种不法行为不能等闲视之,必须采取切实措施把这股歪风邪气打下去。铁路部门应该开展整顿路风的教育,改善服务,特别要揭发和严惩内外勾结、私吞票款者,并将构成刑事犯罪的人绳之以法。不妨定出一条规矩,将来哪个车站、哪辆列车出现违法乱纪行为,除严惩当事人外,还要追究站长、列车长、段长的责任,甚至分局,路局领导的责任。
现象房地产业天价进谁的腰包
据说房地产业造就的百万富翁比任何行业都多,在社会评选的“暴利行业”中,房地产业总是一举夺魁。
评说房地产形势与过去不同
王超斌委员(河南台兴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我是房地产公司董事长,讨论房地产业暴利,有一定发言权。其实,很多情况下是开发商把项目卖给自己。一个惯用手法是开发商组织一批职工或一批“购房者”,让他们去银行按揭,以20%预付名义给开发商。开发商再据此到银行贷款。既然有购房者,银行贷款就出去了。很快购房者就“蒸发”了,最后开发商把楼盘抵给银行完事。哪里有什么楼盘啊,有时只是一两栋烂尾楼!这手法不是“统一格式”,却是房地产牟利手段的生动说明。
评说医药平价药房能否生存
行政垄断与行业垄断 篇4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报酬在GDP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从1990 年的53.42%下降至2010 年的45.01%,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微观层面上,劳动收入比重关系到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在宏观层面上,劳动收入比重通过投资消费比例,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因此,关注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重对我们研究中国经济的未来趋势和解决现实具体问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现有研究文献
针对我国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现有研究主要从产业结构变化、要素市场结构变化、产品市场结构变化和制度因素四个方面进行解释。
首先,产业结构的变化。罗长远和张军(2009)发现,我国产业结构的演变会引起劳动收入比重的相应变化,劳动收入比重与经济发展阶段存在U型关系。目前,我国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的原因在于我国正处在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1]。石涛和张磊(2012)认为,劳动报酬占比变化反映了产业结构变迁中的劳动边际产出效率变化[2]。
其次,要素市场结构的变化。李稻葵等(2009)认为我国劳动收入比重变动呈U型规律。由于劳动力在部门之间转移存在阻力,劳动力的流动速度低于资本,劳动收益也低于资本。随着劳动力转移完成,我国劳动收入比重将上升[3]。龚刚和杨光(2010)发现,我国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二元经济下劳动力的无限供给[4]。
再次,产品市场结构的变化。白重恩等(2008)发现,产品市场垄断加剧是近年来资本收入份额上扬的一个重要因素。垄断加强对于工业部门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的贡献度达到30%[5]。
最后,制度因素。白重恩等(2008)的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改制是近年来资本收入份额上升的一个主要因素[5]。罗长远和张军(2009)发现地区分权背景下各地区的招商引资竞赛恶化了劳动者的要价能力[1]。
对于中国劳动收入比重下降问题,学者们已经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释。我们认为现有研究还有待完善之处:第一,现有研究认为劳动收入比重的发展呈U型趋势,我国现处于下降阶段,随着劳动力在不同产业和部门之间的流动,劳动收入比重日后会呈现上升态势。这背后一个隐含的假设是劳动力的流动是自由的。目前,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正处在由政府统一配置向市场配置的转型期,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劳动力行业间的流动受到很大的限制。如果没有劳动力的流动是自由的这个假设,劳动收入比重日后会呈现上升态势这个结论就很值得商榷。第二,产业结构的演变、产品市场垄断和制度对劳动收入比重下降产生影响必须要有劳动力市场这个媒介,这其中的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我们认为,劳动力市场是决定收入的重要市场,劳动收入比重下降与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密切相关。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还不是很完善,劳动力行业间的转移受到很大的限制,行政垄断行业劳动力市场日益封闭,形成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因此,本文从劳动力市场的视角,研究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与劳动收入比重的关系,剖析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重变动的体制因素,可以形成对现有研究的有益补充,更好地探讨我国的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的问题。
三、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对劳动收入比重的影响
(一)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的涵义和存在性证明
行政垄断行业分割是一种新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形式。主要是指政府运用行政力量对特定行业的竞争进行限制,设置较高的进入壁垒,使内部企业拥有垄断经营权,获得超额利润,并利用该优势,在人事领域实施独特的运行规则,限制外部劳动者的流入,形成相对封闭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被分割为竞争行业劳动力市场和行政垄断行业劳动力市场。这两个劳动力市场有不同的运行规则,劳动者在就业、收入、社保等方面的待遇差别很大[6]。
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是否存在呢?我们可以作如下推理:如果劳动力市场不存在行业分割,那么拥有相同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在不同行业就业应该可以获得相同的收入。即使拥有较多人力资本的劳动者恰巧在低效率行业,获得了较低的收入,他也可以通过行业间的劳动力流动消除这种差异。但是,如果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劳动者不能在行业间自由流动,这种收入差异就不能消除。因此,如果我们能够证明,行政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存在收入差距,而且这种差距不能用人力资本的差异来解释,那么我们就能证明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的存在。
行政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的收入差异一直是学术界和舆论的焦点。我们根据2008 年、2010 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对2007 年、2009 年中国典型的行政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的工资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代表性的行政垄断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要远远高于一般竞争行业(见表1)。
资料来源:2008年、2010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以上数据只是基本工资,并没有包括福利、社会保障等隐性收入。为了更全面的了解情况,我们计算了部分有代表性的行政垄断企业的年报数据,通过与一般竞争性行业企业的相关数据对比,发现如果工资收入再加上各种隐性收入,包括福利、社会保障、补贴等,行政垄断企业职工的平均收入是一般竞争性企业平均收入的8 倍多。
行政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是否与其劳动力较高的人力资本有关呢?苏永照(2011)对我国的行政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来源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行政垄断行业高工资的主要来源是行政垄断因素,人力资本特征只能解释部分高收入的来源[6]。因此,我国行政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异实际上反映了我国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的现状。
(二)我国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的发展和现状
我国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渊源。1978 年以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制度,私有产权是被排除在经济体系之外的,所有的非农行业都由国家或者集体按照政府的指令经营。这一时期,行政垄断是所有非农行业的经营常态。
改革开放后,政府逐渐放开对私有产权的限制。1988 年出台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及其施行办法指出,国家保护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私营企业可以自由进入某些行业,成为与国有企业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主体。但是国家并非对私营企业放开了所有的行业。基于政治和经济的考量,私营企业是限制进入或者禁止进入某些行业的,如1988 年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就明确规定了私营企业可以进入的行业范围。形成竞争性行业和行政垄断行业并立的局面。1998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不少计划经济管理部门被撤销,行政垄断的情况有所改善,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行政垄断企业仍然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发挥着主导作用。
行政垄断行业主要是一些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行业,诸如交通、电信、能源等,是为其他行业提供生产资料和基础服务的行业。这些行政垄断企业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利用其市场上的特殊地位和行政权力,获得超额的利润。这些利润很大一部分以各种形式留在企业里,成为行政垄断企业职工的各种隐性收入。同时,因为这些企业是垄断性经营,没有市场竞争的压力,也就没有动力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垄断经营的方式同样存在于其人事管理工作中,劳动者一旦进入,成为正式员工,失业的压力就很小。高收入、高稳定的工作吸引大量的人才进入此行列,但是只有少数非常优秀的人可以幸运的通过招聘的方式进入行政垄断企业,大部分外部劳动者受到行政垄断企业的排斥,尤其是农村户口的劳动者。据张展新(2004)统计,拥有同样人力资本的农村劳动者进入行政垄断国企的概率要小于城市劳动者[7]。行政垄断行业的劳动力市场经常出现进少出多的局面,愈来愈封闭化。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程度不断加深。
(三)我国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对劳动收入比重的影响
我国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阻碍了劳动力在竞争行业和垄断行业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自由流动。这种阻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限制外来人口进入行政垄断行业劳动力市场。据2012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农民工主要集中就业于竞争性行业,从事制造业的比重占35.7%,建筑业占18.4%,服务业占12.2%,批发零售业占9.8%,在没有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情况下,外来人口的就业应该是分散在各个行业而不是集中在几个竞争性行业。即使考虑到农民工整体人力资本偏低的情况,他们的就业集中在竞争性行业也可以充分证明行政垄断行业劳动力市场对外来人口就业的排斥。其次,通过较高的招聘门槛限制本地劳动者的进入。行政垄断行业较高的收入吸引了大量的求职者,但是除了少数非常优秀的幸运儿以外,大部分求职者没有机会通过社会招聘的正规方式进入行政垄断行业。其余进入行政垄断行业的人员一般通过找关系和支付入门费的方式进入行政垄断行业企业。据南方日报报道,广东省某高校,学生靠关系找到工作的占三分之一左右,而且这些关系户找到的都是电信、电力等行政垄断企业[8]。天则研究所《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的调查则显示,近些年,一些经济效益较好的行政垄断企业招聘过程中出现入门费货币化现象,一个人事指标可以卖到几万甚至几十万元[9]。
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阻碍了劳动力在竞争行业和垄断行业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自由流动,使垄断行业劳动力市场愈来愈封闭,它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越来越弱。下面我们考察一下行政垄断行业的就业状况。(由于行政垄断企业一般是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控股企业,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国有企业或者国有控股企业来了解行政垄断企业的情况。本文以后部分如果没有特别说明,均是用国有企业或者国有控股企业代表行政垄断企业。)
由表2 可以看出,从2001 年以来,国有企业就业人数整体呈下降趋势,而且国有企业就业人数占城镇就业人数的比例和国有企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都呈下降趋势。这说明,行政垄断行业吸收就业的能力在逐年下降,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创造了一个愈来愈封闭的行政垄断行业劳动力市场。这个劳动力市场排斥外部劳动者,就业人数基本保持慢增长和不增长。
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在使行政垄断行业吸收就业能力下降的同时,也会使行政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的收入差异逐渐扩大。主要原因在于,由于行政垄断企业利用其经营优势可以获得超额利润,这些利润很大一部分以各种形式留在企业里,成为正式职工的收入,行政垄断企业的职工人均收入要高于竞争行业企业。如果不存在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劳动者行业间自由流动会使这种收入差距逐渐减小。但是,由于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限制了劳动力行业间的自由流动,这种收入差距就很难消除。下面我们考察一下行政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的收入差异的发展趋势。
由表3 可以看出,2005 年以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低于其他类型企业。2005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首次超过其他类型企业,之后,这种收入差距一直呈扩大趋势。2009 年,这一差距达到最高值,国有单位职工工资比城镇集体单位高65.62%,比其他单位高8.87%。说明行政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存在明显的工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呈扩大趋势。
资料来源: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
以上数据仅仅是行政垄断行业企业和其他类型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的比较,因为行政垄断企业职工收入有很大一块是隐性收入,如果我们仅仅比较行政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职工人均工资收入是不全面的。为了全面了解行政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收入差距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考虑各种类型企业职工的人均总收入。我们用名义工业增加值减去折旧、生产税净值、利润表示劳动者收入。然后,我们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的非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看做是非行政垄断企业。在此基础上,我们对行政垄断企业人均收入和私营企业、非行政垄断企业人均收入进行比较分析。
从表4 可以看出,2004 年是一个明显的分水岭。2004 年以前,行政垄断企业的人均收入要低于私营企业和非行政垄断企业。2004 年以后,行政垄断企业的人均收入开始超过私营企业和非行政垄断企业,并且这种收入差距呈逐渐扩大的趋势。尤其是2008 年,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气候下,行政垄断企业人均收入逆势增长,比私营企业人均收入高0.643 倍,比非行政垄断企业高0.362 倍,这说明,行政垄断企业员工在工资收入和工资外收入方面,均远高于非行政垄断企业。而且,行政垄断企业的收入增长具有一定的刚性。
资料来源:根据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出。
综上所述,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阻碍了劳动者在竞争行业和垄断行业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自由流动,一方面使行政垄断行业吸收就业的能力下降,行政垄断行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例下降;另一方面使行政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的收入差异逐渐扩大。因此,我们可以很简单地推出,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对我国劳动收入比重会产生负面影响。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程度的加剧会使我国劳动收入比重下降。
四、我国劳动收入比重对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的反作用
在国家税赋水平稳定的情况下,劳动收入比重下降意味着一部分劳动者报酬以利润的形式转移到资本所有者手中,使其收入增加。同时,由于相对于劳动者,资本所有者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其收入的增加则意味着储蓄过多,资本的价格———实际利率下降。因此,劳动收入比重下降会使资本更“便宜”。
相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本价格的下降对资本密集型企业更有利。资本密集型企业一般是指在单位产品成本中,资本成本与劳动成本相比所占比重较大,每个劳动者所占用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金额较高的企业。下面我们用人均资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和)指标,考察一下行政垄断企业的企业类型。
从表5 可以看出,2001—2011 年,行政垄断企业的人均资本高于私营企业、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这说明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企业,行政垄断企业是资本密集型企业。因此,劳动收入比重下降导致的资本实际价格下降将有利于资本密集型企业。从表6 也可以看到这一点,2001 年行政垄断企业的人均资本略高于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二者相差不大。之后,行政垄断企业的人均资本快速增长,增长速度高于其他类型的企业。2011年行政垄断企业的人均资本为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的2.47 倍。
资料来源:根据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出。
行政垄断企业人均资本的快速增长会导致整个社会的物质资本更快的向其聚集,增强行政垄断企业的市场力量和行业支配地位,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会进一步加剧。下面我们考察一下我国行政垄断行业企业的发展状况。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从表6 可以看出,根据2007—2011 年代表性行政垄断企业资产占该行业总资产的比重、工业总产值占该行业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两个指标分析,可以看出我国行政垄断企业的行业支配地位存在着结构性的增长。2007—2011 年,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行政垄断企业的资产比重和工业总产值比重都出现了稳定增长。其余四个行业,行政垄断企业的资产比重和工业总产值比重虽然出现了波动,但总的来说,保持了较高的水平。
综上所述,我国劳动收入比重下降对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的影响可以概述为:劳动收入比重下降导致资本实际价格下降,而资本价格的下降又导致行政垄断企业市场力量的增强,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进一步加剧。
五、实证分析
(一)面板数据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原理
我们拟采用2001 年Hurlin和Venet提出的固定系数面板数据Granger检验方法来检验我国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和劳动收入比重的格兰杰因果关系[10]。根据Hurlin和Venet的研究,对于每一个截面i和时间t,我们可以检验滞后p∈R期的模型:
其中Vi,t=αi+ωt+εi,t,εi,t~i.i.d.(0,σε2),X、Y分别表示两个不同的变量,检验的焦点都集中在自回归系数 γ(k)和 β(k)回归系数是否显著的不为零,如果显著不为零则存在因果关系,否则不存在因果关系。
本文利用以下两个模型来检测我国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和劳动收入比重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其中,AS为我国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的程度,LS为我国劳动收入比重。
(二)数据选择
由于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程度反映了行政垄断力量对行业的控制程度,因此,我们可以用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额占行业总投资额的比例来代表我国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的程度。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额占行业总投资额的比例越大说明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程度越高。我国劳动收入比重我们用劳动者报酬与收入法GDP的比值来表示。我们采用的基础数据为2000—2011 年的全国各省、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各期劳动统计年鉴和各期中国统计年鉴。2004 年我国调整了劳动者报酬的统计口径,为消除调整的影响,我们采用周明海等(2010)的方法对2004 年以后的劳动收入比重进行调整[11]。在实证分析前,为保证数据的平稳性,分别对这两组面板数据进行了差分处理。
(三)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要求数据是平稳的,如果数据是非平稳数据,就需要我们先进行协整,结果符合要求,才可以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因为对非平稳数据进行检验,我们无法避免伪回归问题。目前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一般采用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主要有LLC、IPS、ADF-FISHER、PP-FISHER四种检验方法,分为同质性假设检验和异质性假设检验。他们各有自己的优缺点。为了使检验的结果更理想,本文拟同时采用LLC、IPS、ADF -FISHER、PP -FISHER四种检验方法。最后综合分析它们的检验结果。我们借助统计分析软件EVIEWS对我们要分析的面板数据进行LLC、IPS、ADF -FISHER、PP -FISHER检验,得到面板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如表7所示。
注:** 表示1%统计水平上统计显著。
通过对LS和AS的面板单位根检验可以得出:无论是同质性假设检验还是异质性假设检验,LS和AS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LS和AS均不存在单位根,即我们研究的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和劳动收入比重变量是稳定的。数据不需要协整就可以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
(四)面板数据格兰杰因果检验
我们通过对样本数据的VAR检验来实现格兰杰因果分析,首先,选取AIC的最小值以确定最佳滞后期,经检验最适滞后期为2;其次,根据面板格兰杰因果分析的原理,利用EVIEWS软件对我们的数据进行因果分析,LS和AS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结果如表8 所示。
表8 描述了对模型(3)和(4)分别在劳动收入比重LS和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AS滞后1期和2 期的条件下进行回归的结果。从回归结果看,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AS在劳动收入比重LS分别在滞后1 期和2 期的条件下P值分别为0.006 4 和0.008 6,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而当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AS在劳动收入比重LS滞后两期同时回归时P值分别为0.007 3 和0.004 8,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劳动收入比重LS在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AS分别在滞后1 期和2 期的条件下P值分别为0.007 9 和0.009 5,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而当劳动收入比重LS和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AS滞后两期同时回归时P值分别为0.005 7 和0.008 3,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根据2001 年Hurlin和Venet提出的固定系数面板数据Granger检验方法原理,表8所示的回归结果显示:劳动收入比重滞后1期和2期时劳动收入比重都是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的格兰杰原因,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滞后1期和2期时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都是劳动收入比重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劳动收入比重与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
六、结论
在本文中,我们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了我国劳动收入比重与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之间的关系,并由此理解我国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的深层次原因。研究结果表明,劳动收入比重与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因此,稳定我国劳动收入比重的关键是削弱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
1.破除行政垄断,创建公平竞争环境。对各种行政法规进行重新审定,废除有损不同经济主体公平竞争的部分,给企业创建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进一步扩大非国有企业的经营范围,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产业等领域。收缩国有企业的经营特权,对部分国有资产进行必要的整合。
2.规范行政垄断企业的行为。在行政垄断企业的董事会和监事会中,加大社会监督力量。严格制定管理层的任职条件,尽量增加从社会招募的比例,有效防范内部人控制问题。建立企业的决策专家委员会,增加决策的经济性和科学性。完善行政垄断企业的分配制度,提高相关信息的披露力度,强化社会监督。
3.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抑制垄断。积极培育劳动力市场供求主体,鼓励和规范劳动力市场主体组织行为,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完善集体谈判的机制和程序,发挥集体谈判在和谐劳资关系方面的作用。建立起劳动者的保护机制并从法律上完善用工制度,保护劳动者权益。
摘要:通过对我国劳动收入比重变动的原因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与劳动收入比重之间互为因果。我国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会使行政垄断行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例下降,行政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间收入差距扩大,导致劳动收入比重下降,进而会使资本实际价格下降,增强行政垄断企业的市场力量,加剧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程度。因此,减弱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是稳定劳动收入比重的关键。
行政垄断案件 篇5
综合保险和被指定的经营者滥收费用案
[案情]
2003年上半年,江苏省某市工商局根据群众对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某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凭借住房基金管理中心和银行优势,强制收取公积金贷款综合保险费的投诉和举报,向该保险公司提出了整改意见,要求其自查自纠,但该公司始终未有答复和整改措施。2004年6月2日,该市工商局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基金管理中心和保险公司的强制保险、滥收险费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经查,市住房基金管理中心和市房改办实为两块牌子一套机构,为市政府的直属部门。1998年2月16日,该中心与人民银行该市分行、建行该市分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该市分公司四单位以推进住房改革的名义联合下发了《市区职工购、建住房低息贷款试行办法》,规定了借款人必须交纳综合保险费(财产险、责任险、保证险)后,才能取得公积金贷款。其中责任险和保证险未经上报主管部门备案同意,是擅自设立的险种。该市工商局认为,市房改办和市住房基金管理中心指定的保险公司借此收取的责任险和保证险的保险费,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0条规定的被指定的经营者借此滥收费用的行为。因此,该市工商局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0条的规定,做出没收保险公司违法所得50万元的处罚决定。同时,该市工商局将该市住房基金管理中心在办理公积金贷款中的强制保险行为,向其上级机关市人民政府做了报告。该市人民政府认为,市工商局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从维护消费者的根本利益出发,查处市住房基金管理中心和保险公司强制保险行为是正确的,并要求市住房基金管理中心总结经验,在国家政策、法规允许的前提
下,尽快研究制定既减轻借款人负担又确保住房公积金贷款安全性的办法,报市政府批准后执行。
[评析]
这是一起典型的政府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强制交易和被指定的经营者借此滥收费用案。
(一)该市住房基金管理中心强制交易问题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规定,政府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0条的规定,这种行政垄断行为应由上级机关责令其改正。本案中,市住房基金管理中心和市房改办是两块牌子一套机构,为市政府的直属部门,其利用管理职工购、建住房低息贷款的权力,规定贷款人必须到其指定的保险公司参加责任险和保证险,才能取得公积金借款。这种强制贷款人接受其指定的保险业务的行为,违反了保险自愿的原则,侵害了贷款人自由选择保险险种的权利,同时也限制了其他保险公司的公平竞争,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规定的政府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该市工商局将调查了解的市住房基金管理中心在办理公积金贷款中的违法情况报告给其上级机关市人民政府,由市人民政府责令其改正,是依法行政的表现。
(二)被指定的经营者保险公司滥收费用问题
行政垄断与行业垄断 篇6
(一)“垄断部门”的范围是什么,或者说推进改革锁定在哪些部门
1、“自然垄断性”的部门
对于“自然垄断”不能望文生义地解释为“自然资源的垄断”,这是两码事。有的属于“真正的”自然垄断性环节,有的属于假的自然垄断性环节,或原本属于“自然垄断性”但现在已经“变异”了的环节。不论是假自然垄断性环节,还是已经“变异”了的环节,目前还在“自然垄断”的旗号下垄断着,实际上是带有某些“行政垄断”的色彩。这包括铁路、民航、电力、电信、邮政等部门或环节。
2、专卖专营性的垄断
在中国突出的是烟草行业和盐业,特别是烟草部门。我曾对云南红塔集团做过调研。红塔集团所属8个企业,其中在东北的沈阳、营口、长春、延吉和海南海口有5家,在云南省内有3家。仅云南省内的3家去年的税利就达183亿元人民币。据了解,近几年,全国烟草行业每年创利税达两千多亿元人民币。1991年6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这属于法令性垄断。但在中国加入《世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之后,烟草行业也面临全球化竞争,行业内部亟待改革。
3、市政公用事业方面的垄断
包括供水、供气、供热、园林绿化、城市公交道路等等。前不久,我参与了《国务院关于市政公用事业改革和发展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的讨论,深感情况复杂,这里既有公共性和自然垄断性(如给排水、供气、供热等需要网络输送的部门,具有某些区域垄断的特征,就这一点来说,与“自然垄断性”部门有一定交叉),同时又有市场性,需要分类改革。
4、具有重要地位的战略资源和涉及国家经济安全部门的垄断
如石油、天然气(石油部门一般具有“寡头垄断”的性质,天然气部门的管道传输部分具有“自然垄断”性)和其他重要战略性资源(如国有森林资源)的垄断。此外,还有涉及国家核心技术的军工部门等领域的垄断。
(二)2006年垄断部门改革取得的主要进展
1、邮政体制改革
中国的邮政部门过去是政企不分,邮政局既是政府又是企业。这项改革酝酿了8年之久,去年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信息产业部推动,终于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改革的内容,第一步,就是把作为政府的邮政局和作为企业的邮政公司实行分开,目的在于把邮政公司建成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并且把邮政系统原有的邮政储蓄银行也剥离出来,建立了中国第五大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
2、资源领域国有林权制度改革
这个涉及到资源类的改革问题。我曾对伊春试点进行了实地考察。这个林区国有林地400万公顷,经过政府批准拿出了8万公顷进行林权制度改革的试点,占2%。试点的主要内容是:其一,国有林地的经营权转让给职工,或者说职工租这个林地,所有权是国家的,但是林地由职工来承租,租期50年,交租金。其二,将林地上面原来国有的林木,转让给职工个人来拥有、经营,这是2006年、2007年改革的突破点之一。何时推开,在多大范围推开,尚待研究。
3、油气市场的适度放开
2005年中国相继出台了《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和《原油市场管理办法》。石油天然气和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的出台,促使油气市场可按照国家规划逐步的放开。现正在对油气资源的勘探和开发制定相关政策,准备向非国有企业开放。在资源的勘探和开发方面,由于缺乏相关资格认证,非公企业尚未实质性进入,但是非公企业可以向相关勘探部门注入资金或设备投资,以资本多元化的方式参与勘探和开发过程。
4、其他的垄断性领域的改革
如电力方面正在研究新的改革方案,酝酿新一轮的电力体制改革。民航改革,在现有的国航集团、东航集团和南航集团基础上,已允许组建民营航空公司。目前中国已有7家民营航空公司取得营业执照并进行客运航空服务。铁路部门的投融资体制也开始启动,“轮子”下面的路轨建设已有民营资本进入,“轮子”上面的运输部分也有“大秦铁路”的改制上市。此外还有电信等等。
(三)垄断性行业改革如何推进
1、政企分开,价格合理化
西方有句谚语:“上帝归上帝,恺撒归恺撒”。中国的俗话“桥归桥,路归路”。要划分“边界”,定分止争,“政是政,企是企”。至于价格方面,出于社会福利的考虑,长期被人为压低和扭曲,难以真实反映成本及其变动,价格的合理回归及其新思维的社会福利制度安排成为下一步改革的关键。我认为上述两方面的核心问题是营造适宜的商业运营环境,这是垄断性行业改革的基础。
2、放宽准入,投资主体多元化
放宽淮入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这个领域以外的其他行业国有资本可以进来,另一个是非公有制的资本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来。据介绍越南去年颁布《统一投资法》,不仅允许国内国有资本,而且允许国内的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进入越南。我看了2006年越南的投资结构,在高达390万亿越南盾的总投资中,国有资本及国有法人资本占51.6%,民间投资32.8%,外国直接投资占15.6%。这意味着国有(51.6%)与非国有(48.4%)大体各占一半。这虽然是总投资(包括部分竞争性行业),但对我们研究中国放宽垄断性行业的准入,推动投资主体多元化很有启发。
3、打破垄断,竞争公平化
过去中国的垄断性行业竞争性很不够,基本上是垄断的状态,下一步既然引入了各种资本,就要进行公平的竞争。这种竞争包括行业里面,国、民、外三种力量之间的竞争,而且也包括本行业和外行业的竞争,比如说公路和铁路的竞争,公路和民航和水路的竞争。
4、改善规制,监管科学化
在垄断性行业放开之后,作为政府的部门要加强对垄断性行业运营状况的监管,一要独立监管,二要依法监管,三要统筹监管,四要透明监管。应该说这也是垄断性行业下一步改革的保障性的措施。垄断力量的长期积累,已经筑起了较高的垄断壁垒,而且这种垄断是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府的干预所形成的,已经形成了相应的利益体系。因此,必须在解决垄断部门的利益上下功夫,这样改革才有可能深化。这个问题涉及到政府体制改革问题。
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
(一)政府职能的转变
中共十六大讲政府的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实践表明,政府的职能应更多地要转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即使是“经济调节”也应集中于宏观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不平衡、且处于大变动”的国家,宏观管理不可否定,但不可超越边界。目前在一些地方,政府的“经济调节”职能被误解了,把“经济调节”变成了干预微观经济,所以应明确地提出“三不该”:政府不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政府不该包办企业决策;政府不该代替企业招商引资。
(二)“四个分开”,即政资(资产)、政企、政事(事业单位)、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
这里最难的是政资(资产)分开。其难点在于如何切断(至少是弱化)政府干预企事业单位活动的资产纽带。可否考虑三条:一是明确国有资本的投资范围,严格控制在必要的安全和命脉领域范围内,这在中国可率先把4万多个乡镇政府、2800多个县市政府以及一部分地市政府从“政资不分”中解脱出来;二是在必要的安全和命脉领域,实行“上分”、“下分”。“上分”——政府的“公共管理者系统”与“出资人系统”分开,“下分”——把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所有权”与“运营权”分开;三是用许可法约束政府的行为。中国现在还有明显的政企不分,特别是铁路应尽快政企分开。
(三)改革“审批制”
近年虽然减少了一些,但大多是一些枝节性的。不是说完全取消,问题是审批太多太滥。
(四)推进行政管理层级的改革
中国现在的政府层级,除了海南省和4个中央直辖市之外,26个省、自治区都是五级政府。随着信息化和交通的改善,层级应该有所减少,这项改革已经写到“十一五”规划,但是这个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难度较大,估计本届政府再难以推进,下一届政府应当加快推进。
(五)社会事业改革问题
行政垄断与行业垄断 篇7
关键词:石油行业,行政垄断,成因,危害,对策
引言
改革开放之后, 我国经济迅速发展, 对石油等资源的需求量不断增加, 为了保护石油资源, 稳定国家经济安全, 同时也为了使石油得到最高效的使用, 我国政府采取宏观调控对石油行业进行干预、引导, 只有获得政府颁发的特许勘探许可证或开采许可证的企业, 才能成为专营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采商。石油行业的行政垄断的确在很长时间里抵御了境外石油威胁, 维护了我国石油行业的安全发展, 但其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近年来, 石油行业行政垄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严重, 面对这一局面, 社会各界都开始呼吁打破当前石油行业的行政垄断局面。
1 我国石油行业行政垄断的成因
1) 石油行业的特殊性。石油资源是一种国际性的战略储备资源, 随着经济的发展, 世界各国对石油的需求量都在不断上涨, 但与之成反比的是, 石油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 根据目前的石油总量和开采量, 人类到21世纪末将会没有石油资源可供开采。这种情况让许多国家都认识到石油资源的重要战略意义和发展价值, 因此更多的国家选择将石油资源的控制权掌握在国家手里, 不容置疑的是, 政府授权垄断石油行业是由石油资源本身特征所决定的。
2) 市场经济体制下, 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新中国建立之后, 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设立了石油管理局, 对石油行业采取高度集中的管理方式。改革开放之后, 我国逐步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对石油行业进行干预、引导。1998年, 我国对中石油和中石化进行战略重组, 此后, 便形成了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分别占据北方、南方、海洋这一三足鼎立的局面[1]。
2 我国石油行业行政垄断的危害
1) 影响市场经济秩序。改革开放之后, 我国逐步实行市场经济体制, 其目的就是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 但是在实际应用中, 垄断行业的存在却严重破坏了原本开放、平等、自由的竞争关系。目前, 我国的石油行业已经不存在这种良性竞争, 这一局面严重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
2) 影响国家经济的稳定发展。我国石油行业的行政垄断局面的出现是为了抵御境外石油威胁, 保证我国石油安全, 但是随着垄断局面的不断深入, 石油行业的行政垄断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石油安全的重要问题。行业巨头进行石油垄断, 操纵石油市场, 排斥竞争对手, 造成了目前石油行业的腐化堕落, 油荒、油价上涨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 其连锁反应也造成了普遍的物价上涨, 甚至有引发通货膨胀的可能, 影响国家经济健康稳定发展[2]。
3) 消费者的利益无法保障。行政垄断对消费者的危害也是巨大的。面对油荒、油价上涨等问题, 最后只能由普通消费者买单, 从而引发的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直接受害者也是消费者, 而我国的人均收入却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满足这种全面的物价上涨局面, 这一局面只会加重消费者负担, 严重危害消费者利益。
3 打破石油行业行政垄断的对策
1) 国企改革合理引进民资, 形成竞争性市场结构。要打破我国石油行业的垄断局面, 可以通过国企改革引进民资, 从而创造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 形成竞争性市场结构。例如, 中石化等石油企业可以在保证涉及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绝对控股的基础上, 在某些与民生问题相关, 且不涉及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环节上启动混合所有制改革, 扩大民资比例, 鼓励民营资本组建产业投资基金, 引入良性竞争, 既能有效控制垄断现象, 又能够保证石油质量安全和价格稳定, 让石油行业迸发出新的活力。
2) 贯彻落实法律制度, 监督管理垄断行为。2008年, 我国正式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其目的是为了监督管理垄断行为, 保护市场公平竞争, 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因此, 要想有效控制石油行业的垄断行为, 必须贯彻落实《反垄断法》, 完善事后责任追求和第三方监督机制, 对于一些产生严重危害的垄断行为可以纳入刑法规制范围。同时, 企业还应该贯彻“民间投资新36条”和42项实施细则等法律, 为民间投资和民营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鼓励民营企业进驻石油行业, 提供一些优惠政策, 保持石油行业的平衡稳定发展。
4 结语
我国石油行业的行政垄断成因复杂, 对目前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因此, 为了我国石油行业的稳定发展, 消费者利益的维护, 国家长远经济的发展, 必须贯彻落实法律制度, 监督管理垄断行为, 同时实行国企改革, 引进民资, 放宽市场准入条件, 打破行政垄断, 促进石油行业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单东.中国石油行业行政垄断的成因、危害及解决之对策[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0 (5) :158-164.
行政垄断与行业垄断 篇8
1 奥尔森的利益集团理论
传统的集团行为理论认为,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形成集体后会有较强的动力为取得共同利益而采取相应的集体行动。奥尔森指出,实现集体行动需要若干条件,其成员具有共同利益只是促成集体行动的条件之一,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并非就能达成集体行动。
1.1 实现集体行动的条件
第一,假定人是理性、自利的,而不是利他主义的。组成集体的个人仍是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去追求集团利益,维护集团利益的根本是寻求自身利益,尽管其只能获得集团利益的某一份额。利他主义的个人不可能十分在意集团范围内自私的集体利益,正如其不在乎个人利益一样,因此不可能为了个人利益而去追求集体利益;换言之,利他的人无法实现集体行动。
第二,各集体成员应具有相容性利益。集体利益一般可分为相容性的和排他性的。相容性利益指各利益主体具有某种兼容或一致的共同利益,这一共同利益的实现对各利益主体均有益处,其间是正和博弈的关系 ;而排他性利益指各利益主体相互间的利益是排斥的或矛盾的,一方所得即为他方所失,其间是零和博弈的关系。显然,具有相容性利益的各集体成员相较排他性利益的集体更易实现一致的集体行动。
第三,各集体成员实施集体行动所得收益应大于其为集体行动所付成本。科斯认为企业是市场的替代,企业可被看作组织良好的集体,那么从经济角度来看,集体也是对市场的替代。试想,如果个人行动更为有效,为何还需要集体行动?只有当集体能够提供仅靠个人难以得到的利益时,个人才会求助于集体。
然而,具有相容性利益的个人所组成的集体并不总能达成有效的集体行动。集体与个人的不同在于为其成员提供的集体物品是一种公共物品,公共物品的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而私人物品的消费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由于单个成员为自己提供某种集体物品时,难以将其他成员对此集体物品的享用排斥在外,因此集体物品的提供或是某一集体行为的产生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如果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集体行为中“搭便车现象”就会盛行,导致集体成员缺乏动力提供集体物品或实现集体行动,从而集体物品或集体行为的提供总是会少于社会的最优量。
为了实现集体行动,有效的制度安排如选择性激励或强制力的引入是必要的,不过这一点对于小集团是例外。小集团因与大集团的逻辑不同,相较于大集团它能够自发地为自己提供集体物品。这是由于小集团中集体成员的数量较少,在更大程度上有可能某些成员从集体物品中得到的收益超过了提供集体物品所需耗费的成本,也即整个集团从集体物品中得到的收益与耗费的总成本之差超出了某个或某些成员得自集体物品的收益。因此在小集团中,每个集体成员都能获得总收益的较大份额,所以小集团有动力自发提供集体物品,小集团比大集团在实现集体行动和提供集体物品方面更有效率和富于生命力。
与小集团不同的是,大集团实现集体行动需要有效的制度安排。这可以通过某一强制力来实现,比如国防由政府的强制税收来提供,若没有这一强制征收而由某一公民提供国防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国公民组成的大集团就无法得到国防这一集体物品的供给。此外,还可以通过对大集团成员进行选择性激励的方法达成集体行动和提供集体物品。选择性激励包括正向的与反向的,即对集体成员在提供集体物品的过程中的功过赏罚分明,从而消除或降低集体内行为的外部性。然而,即使存在有效的制度安排,大集团巨大的组织成本也使制度安排的创建成本和实施成本加大,加剧了大集团集体行动实现的困难。
1.2 集体物品得以供给的成本与收益分析[1]
为了更清楚地表达集体物品得以供给的逻辑前提,设t为集体成员获得集体物品的比率或水平,v为成员的收益,c为成员的成本,V为集体物品带给整个集团的总收益。
a = v-c为集体物品带给某成员的净收益
当da/dt =0时a取得最大值,即 :
da/dt=dv/dt-dc/dt=0 1
令f = v/V为成员的收益占集团收益的份额,则 :
dv/dt = f·(d V/dt) 代入1式,得 :
f·(dV/dt) = dc/dt即为集体成员得到集体物品的最有数量
又 0 < f < 1
则d V/dt > dc/dt即集团收益率必须超过成本增加率
当f > c/V也即v > c时,集体物品将被提供
2 中国行政垄断行业改革迟滞
2.1 何谓行业行政垄断
行政垄断是1988年胡汝银在其《垄断与竞争 :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分析》一书中首先提出的。他认为,政府依靠行政手段和行政组织同时对宏观经济变量和微观经济活动加以控制,这种高度集权下的计划指令导致了一种绝对垄断的情况,它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垄断,所以称它为行政垄断 [2]。二十多年来,学术界对行政垄断的定义并未达成一致的看法。笔者认为,行政垄断是因行政机构滥用各种行政权力排斥或阻挠竞争而使市场主体得以确立垄断地位的行为,且判断一个行业是否为行政垄断行业并非依据此行业中存在的企业数量或集中度,而要看是否有行政性准入壁垒。比如在我国电信行业的市场准入壁垒依旧较高的情况下,通过对其进行简单的分拆即行政性重组并不能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格局,虽然分拆后已成几家,但这些分拆后的企业仍然是国有独资企业,市场准入没有开放,所以实质仍是一家,行政垄断的局面并未打破。
目前,我国的行政垄断行业有电力、电信、证券、保险、烟草、石油、石化、煤炭、民航、邮政等行业。这些行业的行政垄断源于我国建国初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即权力高度集中,国家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所有行业的准入都由政府规定,从而在缺乏竞争的情况下企业的垄断地位就自然而然地确立了。政府经济管制的传统造成我国的自然垄断行业往往也是行政垄断行业,由于是政府直接投资建立,政府的利益与行政垄断行业的利益密切相关。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远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在边界不变的稳定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逐渐形成大量的集体行动组织或利益集团以实现它们的潜在收益”[3]。面对大多数竞争性行业已形成的买方市场,垄断行业的主管部门倚仗行政权力设置难以逾越的行业进入壁垒,甚至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维持其垄断地位。在如此“政企合一”的体制下,垄断行业的高收入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垄断行业高层与监管部门高层换位调职之事时有发生,暗示着垄断企业和其监管部门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2.2 中国行政垄断行业改革迟滞的原因
近些年来,我国垄断行业的行政垄断状况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有增无减,笔者认为这一现状正是相关利益集团博弈均衡的结果,这一结果导致垄断行业继续享受国家财政巨额补贴和各类优惠政策,通过抬高价格并限制产量而得到高额垄断利润。换言之,至今还没有哪个利益集团拥有能够突破这种利益格局的力量,从而驶向新的均衡状态。下面将借助奥尔森的利益集团理论,从这几大利益集团间的相互关系来阐述行政垄断行业改革迟缓的原因。
2.2.1 垄断企业
中国的行政垄断行业就如奥尔森笔下的小集团,它们大多由几家大型国有企业占据了较大的市场份额,它们的垄断地位既有历史原因,又靠自身利益集团对垄断地位的维护。这一垄断利益集团不惜牺牲消费者的福利,通过寻租等方式游说其规制机构并进行势力渗透,从而与规制机构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导致这些行政垄断企业在身为运动员之外还兼具裁判的身份。行政垄断行业中的垄断企业有了政府的补贴、优惠和低税收,通过不断的涨价和限制产量获取高额收益,并已日益成为难以打破的利益集团,作为小集团它比大集团更易采取集体行动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从而加大了破除垄断的难度。为了说明垄断企业作为小集团如何具有限制产量并抬高价格的动力,引入以下模型进行说明 :
假设S为整个行业销售量,s为该行业中某一企业的销售量,p为该行业产品的价格,a为该行业中某一企业的净收益,为简便起见假设该行业生产的边际成本为0。
该行业中的企业达到最优产量的条件为 :
da/dp = d(s·p)/dp = 0
即 s + p·(ds/dp) = 0 2
令f = s/S为某企业的销售量占行业总销售量的份额,代入2式得 :
f·S + p·(ds/dp) = 0 3
假设企业间的行动互不干扰,某一企业销售量的变化对其他企业没有影响,即 :
ds = d S将之代入3式,得 :
f·S + p·(d S/dp) = 0 4
再假设e为行业需求的价格弹性,即 :
e = - (d S/dp)·(p/S) , 则d S/dp = - e·S/p将其代入4式,得:
f·S - p·(e·S/p) = 0 , 即 :
S·(f - e)= 0因此企业达到最优产量时f = e
由上式得出,只有当行业需求的价格弹性小于该企业的销售量占行业总销售量的份额时,该企业为达到最优产量将减产,而减产的损失将从更高的产品价格得以弥补。对于小集团而言,单个企业的销售量占总销售量的份额较大,相比于大集团而言该值f更容易高于行业需求的价格弹性e,因此小集团比大集团更有动力限制产量并抬高价格,这是小集团给行业中所有企业的集体物品。对于垄断利益集团来说,更高的价格和更有利的立法便是其行业小集团的集体物品,受到整个集团的极力维护。
2.2.2 规制机构
我国的规制机构由于历史因素从开始成立就缺乏机构的独立性,其与所规制的垄断行业之间利益错综复杂,具有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利益双重性,导致其不能很好地履行其监管职能。当面临行政垄断改革的压力不大时,规制机构的经济利益超过了政治利益,这时规制机构很可能被垄断利益集团俘获,从而纵容垄断企业的低效率,制造行业的进入壁垒并从高额垄断利润中分得自己的一杯羹 ;当规制机构面临的政治压力巨大,使之更多地考虑其政治利益时,垄断行业的改革将可能被迫进行。目前虽然已进入改革的深水区,但规制机构仍未有改革的姿态,其与垄断企业间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
2.2.3 消费者
垄断企业不断升高的价格和降低的服务质量最终是由消费者埋单的。然而,消费者人数众多并分散各处,作为奥尔森笔下不折不扣的大集团,集团内既缺乏强制力和选择性激励,也面临巨大的组织成本,使个人采取集体行动面临极大的外部性,从而难以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福利受到侵害的消费者虽对垄断行业深恶痛绝但也无计可施,消费者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维护自己的利益。
2.2.4 民营企业
中国众多的民营企业与垄断企业在市场中虽是零和博弈的关系,但竞争条件却有着天壤之别。如果说垄断企业是国家的宠儿,那么民营企业就犹如福利院中的弃儿,不仅得不到垄断企业拥有的财税减免和政策补贴,而且垄断行业的高价也抬高了民营企业的经营成本,导致吸纳了中国3/4就业量的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步履维艰。另外,民营企业由于天生底子薄、基础弱,并正面临企业结构转型的压力,要想通过产品创新或管理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更是难上加难。
2.2.5 外资企业
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最主要目标是占领中国市场、扩大销售份额以获取高额企业利润。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外资企业将寻找能与自身优势形成互补的要素,而我国垄断行业的行政垄断优势既能使其获得各种优惠和保护政策,又能使其通过控股权的增强最终取得行业垄断的地位,所以外资企业更愿意选择与我国的行政垄断企业进行合资。而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正是其拥有行政保护和市场势力的表现,这一优势将吸引外资企业的合资。然而当行政垄断对外资企业设置了进入壁垒,使其不能分享垄断行业的利润时,外资企业也成为垄断行业高收入的反对者。外资企业与垄断企业之间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前者促成二者间的合资与合作,后者导致二者间的收购与吞并。外资企业由于其核心资产优势和雄厚的资金实力得到了国家的青睐,并对其在华投资给予政策优惠。外资企业与垄断企业的合资,能够盘活国有资产存量,重组优化企业结构,有利于国企实现制度创新。但垄断企业也面临被外资企业控股乃至收购股权并最终独资的风险,从这一点看,外资企业是促使垄断企业改革的外部动力。即使其不改革,当外资企业逐渐降低中方股份,最终也会使垄断行业的高收入不复存在。
从以上各利益集团力量的分析来看,作为小集团的行政垄断行业拥有维持自己既得利益的强大力量,并向规制机构等其他分利联盟渗透,而作为大集团的民营企业和消费者尽管有利益的诉求却不能采取任何有效行动。不过,垄断企业有可能面临外资企业的竞争威胁而倒逼中国行业行政垄断的改革。
3 结论与启示
行政垄断与行业垄断 篇9
我国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禁止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 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 但从行政垄断的现状来看, 我国行政垄断的监管问题日益突出, 仍存在很多弊端, 应该对此加以规制。阻碍了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通, 不利于形成统一、有序的市场, 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 也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2 垄断、行政垄断的定义及内涵
垄断是指企业或其他组织利用经济的或非经济的手段, 在经济活动中对生产和市场实行排他性控制, 从而限制、阻碍竞争的状态或行为。根据美国经济学家曼昆对垄断所划分的三种类型即:市场垄断、自然垄断、行政垄断。市场垄断是指在市场自由竞争下, 少数公司利用其资本、技术或管理上的优势所取得的一种市场势力, 并凭借这种势力实现超常经济利润的可能。自然垄断主要是指由于资源条件的分布集中而无法竞争或不适宜竞争所形成的垄断, 这些行业如果允许自由竞争, 一则会造成各种经济资源的浪费, 同时如果进行竞争, 则可能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或者市场秩序的混乱。行政垄断是指国家经济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滥用行政权力, 排除、限制或妨碍企业之间的竞争, 是一种非法的垄断形式[2]。行政垄断不同于自然垄断、市场垄断, 也不同于国家垄断。国家垄断是指法律明确规定允许垄断和限制竞争, 而且还规定由国家直接投资经营, 并在定程度上排除非国家资本的进入。国家垄断是基于国家政策实行的, 并往往以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作依据。它是一种合法行为[1]。
3 行政垄断的产生及形成的特点
目前我国垄断的表现形式最主要就是行政垄断, 这主要是从我国垄断行业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来看的:一是由于大多数国有独资或国家绝对控股企业;二是由于政府直接经营, 在人事、分配、经营等诸方面受制于政府;三是垄断市场力量来源的行政合法化和法律合法化;四是垄断企业既是纳税人, 又向政府上缴利润;五是垄断企业之间的竞争是一种低效率的市场竞争。这些特点正是行政垄断的主要特点[3]。
行政性垄断是由行政机关或者其授权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所造成的。一般通过行政手段颁布法规条例、行政命令的形式来维持行政垄断的地位。具体的表现形式一般包括以下几种:一是地方政府分割地域市场形成了区域性的垄断市场结构的行为;通过地方保护主义与地方贸易壁垒, 限制外地商品进入到本地市场参与竞争。二是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导致了垄断的行为[4];行业或部门内部, 通过行政垄断, 限制其他企业进入该行业来参与经营和竞争。三是特定行业的主管部门及其经营者滥用其法定的优势地位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通过行政管理权或政府部门赋予的行政职能职权的行政公司来进行垄断[5]。
4 行政垄断存在的弊端
4.1 行政垄断损害了同业竞争者和消费者的利益
行政垄断从经济学上来看造成了社会成本的增加, 妨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从而损害了同行竞争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垄断所带来的高额利润使得企业有排斥其他利益集团参与竞争的需求, 产生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以此来寻求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最大化。竞争者难以进入该市场开展公平的竞争。这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大环境是相违背的。
行政垄断企业由于缺乏优胜劣汰机制, 没有成本最小化的动力, 企业的成本费用庞大。由于在行政垄断下企业本身缺乏应有的竞争, 生产技术水平得不到提高, 生产工艺落后, 生产效率低下, 带来了产品差异化程度低的后果。消费者对产品的选择能力被弱化, 不得不选择同质价高的产品, 这造成了有效需求供给不足。所以说, 行政垄断直接损害了社会与公民的福利, 造成了社会福利的损失。
4.2 行政垄断离不开政府与行政权力的干预
行业垄断往往是行政权力变异的结果, 是行政权力的经济表现形式。行政垄断的根源就在于政企不分。行政垄断行业内, 政府不允许大规模的其他资本进入, 进入障碍非常明显。企业为了维持垄断地位, 离不开行政权力的干预。如果没有政府的准入许可, 进入行业的竞争者会增多, 一些垄断企业地位将很难维持。
4.3 行政垄断行业的监管力度薄弱
行政垄断行业和行政管理主管部门是两块牌子一班人马, 即监管者也是被监管对象。行政权力和企业经营权力是合二为一的。如盐业公司和盐务局, 两套人马一块牌子, 行政权与经济权不分离, 既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这一权利, 又掌握着本行业的管理权和经营垄断权。我国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 虽然对垄断的行为进行了规制, 但是对于行政垄断企业的管制规定还非常薄弱。
4.4 行政垄断滋生行政腐败
我国是目前处于市场经济初级阶段, 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衍生物行政垄断还有依然存在的土壤。垄断企业为了维持其垄断地位, 与行政职能部门之间权力和利益的交换, 以此来打压其他市场潜在竞争者。行政垄断企业的注资和市场环境创造是政府的行为, 但是企业的经营与薪酬策略却是市场化行为[6]。胡鞍钢的研究表明我国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电力、交通运输业、民航、邮电通讯业4个主要垄断行业的垄断租金共计1300~2020亿元, 占GDP的比例117%~217%。众所周知, 行政垄断行业已经成为我国腐败最严重的领域[7], 寻租是行政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行政垄断行业缺乏有效监管与制约, 行政权力可以为行政垄断提供庇护。
4.5 行政垄断的法制法规不健全
1993年就颁布了《反不正当竞争法》, 对限制和排斥竞争的垄断行为做出了规定。总则中规定:行政机关不得滥用行政权力, 排除、限制竞争;并设专章对禁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作了明确规定, 并在“法律责任”一章, 对行政机关和公共组织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法律责任作了规定, 但还没有完备的, 可操作的法律制度。
5 行政垄断行业监管的改革方向
5.1 规制的主体与客体应该分离开来, 即监管与被监管要分离开来
行政垄断行业要政企分开, 行政管理部门主要负责行政事务的职责。某些行业监管者和被监管对象为同一主体, 两块牌子一班人马的想象不利于行业监管。我国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主导下, 政企不分家, 国家行政权力和经济力量结果在一起, 形成了国家垄断。政府直接管理着几乎所有企业的市场准入, 为企业提供原材料, 制定价格, 规定生产计划和产量, 企业作为政府的附属物, 完全服从政府的计划管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我国政企分开的改革步伐不断加快, 政府打破了全局性垄断, 但常以行业管理和维护市场秩序为名, 从事各种反竞争行为, 从全局性的国家垄断转变为行政垄断。因此, 行政垄断是政府职能转变还不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表现, 也是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问题没有解决的表现[8]。当监管对象独立出来以后, 各行其是, 政企分开, 企业才能成为市场真正的主体。这将有利于企业进行有序, 公平的竞争。
5.2 行政垄断行业应以市场为导向, 优胜劣汰
为了维持高额的垄断利润, 利用行政法规、命令排斥同行竞争者。构筑多元化产权格局与市场竞争格局, 对那些不具有自然垄断属性的行业或生产环节要建立竞争性市场, 不允许垄断。这将有利于企业优化资源配置, 提高效率。在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下, 有利于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和企业的健康发展。竞争使得企业为了生存, 不得不改进生产水平和提高生产效率。消费者在市场上对同类商品的选择性增强了。所以, 优胜劣汰维护了消费者的权益, 增进了社会福利。
5.3 制定相关法律限制行政垄断
通过法律手段限制垄断, 对行政垄断进行规制, 强化政府的监管职能。制定和实施反垄断法, 以保护竞争, 限制垄断。我国目前制定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行政垄断的调整, 从实际情况看, 还是不够的。统一反垄断法的立法形式, 完善反垄断法的条款, 明确量化反垄断法的制裁措施, 对建立健康完善的竞争机制, 排除、限制不正当竞争有着积极的作用。在反垄断法中要明确禁止行政机关滥用权力和限制经营者的市场准入的行为, 鼓励市场竞争, 对行政垄断行为加以规范, 切实保障我国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
5.4 行政垄断行业的改革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 市场进一步放开, 垄断企业面临严峻的竞争。对行政垄断行业改革, 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这和我们国家的体制有密切的联系。对于行政垄断来说, 并不是说要完全消除, 而是重新进行界定。对于一些属于市场失灵, 需要政府进行干预的领域, 还是要保留行政垄断[9]。行政垄断行业改革是个复杂的工程, 在改革中要做好相应的配套措施, 统筹兼顾。
6 结语
建立有序的市场竞争机制将是行政垄断改革前进的方向。行政垄断行业的改革有一个难点, 即涉及到对若干国民经济命脉产业的控制。对这些行业, 国家应该控制的思想是高度统一的, 但是对如何控制、采取什么样的治理结构利于实现国家的控制认识不一。我国经济要和世界经济接轨, 就要求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 必须构建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完整市场体系, 以市场为基础进行公平竞争, 这样企业才能经受住市场的考验, 不会被市场的竞争所淘汰。
摘要:本文通过研究行政垄断企业的监管现状, 发现行政垄断企业存在的弊端, 提出法律与体制改革相结合,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倡导有序竞争的企业改革方向。行政垄断企业应通过市场竞争来获得经营权, 改革政企不分的局面。
关键词:行政垄断,体制,监管,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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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垄断与行业垄断 篇10
自2010年以来, 我国政府对钢铁产业实施了产能调控政策。然而目前, 钢铁产能未能有效遏制, 钢铁产业集中度远低于国际水平。
一、文献综述
国内许多学者认为我国钢铁产业集中度过低 (迟泓, 2015) , 应提高产业集中度。郝书辰等 (2012) 认为产业集中度对企业绩效具有正面影响。戚聿东 (1998) 认为提高产业集中度仅是提高绩效的一个方面。余增华 (2008) 通过实证分析表明, 产业受保护程度与产业效率呈负相关关系。
二、我国钢铁产业集中度分析
贝恩根据绝对集中度把市场分为五种类型, 依此分类, 笔者对2013、2014年我国钢铁产业集中度进行考察。2013年钢铁产业集中度CR4为21%, CR8为34.7%;2014年CR4为19.5%, CR8为32.4%。
与贝恩分类表对照, 当前我国钢铁产业集中度低。然而, 当前全国性的统一、开放的大市场并未形成, 地区行政垄断现象严重, 只有在一省之内, 市场是相对开放的。因此, 这种判断有失偏颇。
为此, 笔者选取部分代表性钢铁省份的粗钢产量, 以CR1来说明一省之内钢铁产业集中度情况。
此外, 经计算, 2014年河北、辽宁 (含四川) 、山西三省份CR4分别为41.6%、57.7%、47.7%。由此可见, 各省份内钢铁产业集中度是适度集中或较高的。
三、钢铁产业集中度与利润率的关系研究
国内众多学者认为产业集中度与利润率存在正相关关系, 但这不足以说明提高产业集中度就可以提高利润率, 前者只是后者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利润率的提高是通过市场竞争最终实现的。
产业集中度的提高不过是市场充分竞争后的结果, 其本身并不能作为提高利润率的手段。
四、地区行政垄断影响产业集中度的路径分析
地区行政垄断是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对市场竞争进行限制和排斥。其实质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滥用行政权力设置市场壁垒, 削弱或限制地区外经营者的竞争力。
在我国行政地区管理界限尤其是省界内, 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地方政府追求边界内的利润最大化, 不顾资源禀赋, 竞相发展经济带动明显的产业, 导致各地重复建设。
这种重复建设在出现经济波动时, 需求量减少, 产能过剩并引发过度竞争, 过度竞争又会导致地方保护, 进而引发严重的市场分割, 企业规模更难以实现最优, 规模不经济现象将长期存在。
在钢铁产业重复建设方面, 截至目前, 钢铁企业数量骤减至500多家, 但在400多家民营钢企中, 产能1000万吨以上的仅有7家, 相对而言, 企业数量依然较多。
在产能过剩方面, 在2012年, 钢材表观需求量和总产量相差2.91亿吨, 这表明国内钢铁生产出现了较严重的产能过剩情况。
在市场分割方面, 工信部副部长苗长兴在解读2015年钢铁产业政策取向时讲到:坚决清理……地方保护、市场分割的限制措施。这表明了钢铁产业存在的由地区行政垄断导致的市场分割现象。
在规模经济方面, 从世界钢铁产业看, 合理的钢铁企业生产规模要在1000万吨左右。
然而, 我们看到, 国内新增钢铁企业多数是规模小、专业化生产水平低的小型钢铁企业, 在当前400多家民营钢企中, 产能100万吨以下的达200多家。
因此, 钢铁产业在地区行政垄断的影响下, 先是产生了大量的重复建设, 进而导致过剩产能和过度竞争, 又进一步导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 使得各钢铁企业长期无法达到规模经济, 造成了全国范围内钢铁产业集中度低的现状。
五、政策建议
1) 科学设计晋升机制, 消除地方政府实行地区行政垄断的动机, 引导其把重心放在发展质量上。
2) 建立全国统一的流通市场, 让生产要素在全国自由流动。
3) 是要完善要素市场, 充分发挥市场定价功能, 取消地方政府的要素定价权。
4) 是要积极构建地区行政垄断的省际诉讼模式。最后, 完善《反垄断法》中治理地区行政垄断的相关细则。
参考文献
行政垄断与行业垄断 篇11
互动频繁的大数据时代,信息垄断已经是过眼云烟。随着社会和传播媒介的发展,沟通与信息传递日趋频繁,微博、QQ、微信、Facebook、人人网等深入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每个人都是大数据媒体时代的主人翁,拥有自媒体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而这种表达是公开的,条件成熟或者不知不觉中一触即发可以被迅速传播出来去。同样一件事,可以这样表达也可以那样表达,公众说出来是一种意思,草根说出来又是另外一个意思,各种各样的表述和观点充斥着网络,而人们又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获得这些信息。因而,正如真理只有相对没有绝对,所谓信息的绝对权威已经不存在。
烟草行业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家垄断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大数据时代下,信息传播的即时性非常强,大量的与烟草行业有关的数据在产生,通过数据分析软件对大数据进行整合,分析各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可以更好好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势,制定有效的营销策略、指导商业行为、提供决策支持都显得至关重要。总之,大数据时代彻底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垄断产业,促使烟草企业向着信息化时代迈进。
1 相关概念概述
1.1 大数据概念
大数据的定义很多,技术上认为大数据是一种创新的技术架构,主要是从当今纷繁复杂的数据海洋里利用创新技术整合指定用户需要的有用信息。功能上认为大数据就是规模大、暂乱无章急需新技术来整合分析的数据。大规模、多样性、方便快捷和有价值是大数据的主要特点。”公共用户搜索引擎上的每一笔记录,购物网站上的每一笔交易,视频网站的每一次点击,在公共面前只是简单的操作,但是在互联网后台这就是一大笔数据财富。对这些数据进行整合排列,不仅让行业相关这了解公共爱好,还可以为企业了解市场消费提供可靠的数据依据。
麦肯锡咨询公司在研究中称:网络时代的形形色色的大数据,已经逐渐融入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每个行业都在尽全力追逐和挖掘大量数据所产生的重大利用价值和数据背后隐藏的巨大意义。企业内部的经营交易信息、互联网世界中的商品物流信息,互联网世界中的人与人交互信息、位置信息等,这些数据资产的盘活在企业发展中越来越重要。
1.2 垄断行业概念
垄断行业是作为垄断的载体出现的,简单地说处于垄断状态的行业我们可以称其为垄断行业。在我国石油行业、电力行业、军工行业等都是垄断行业。垄断可以划分为自然垄断,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
自然垄断是随着生产成本以及用户需求量的变化而变化的,在我国主要表现为涉及国计民生的水、电、燃气等公务服务行业。
行政垄断主要是指国家政府或者地方政府利用职权干涉正常的市场经济竞争,本文涉及的烟草行业就属于行政垄断范畴,国家政府对烟草行业实施安全监控,只允许国家烟草局一个机构生产和分销烟草,也就是平时所说的烟草专卖。
经济垄断是基于竞争中产生的优势力而形成的,技术进步和创新是其产生的基础。
2 大数据对垄断行业的影响
2.1 大数据已在垄断行业普及
以熟知的烟草行业进行论述。“信息爆炸”的时代,公众的信息来源多元化,我国目前有3亿多卷烟消费者,使用互联网的卷烟消费者约有1.5亿人左右。国内市场上销售的卷烟品牌有169个、一个多个规格包装。每种卷烟包装都有独立的包装形象、吸味、价格、服务等方面信息。我国有500多万零售客户,每天至少有2亿笔交易数据在“新商盟”上流动,数亿次交易数据中潜藏着市场规律和热点。这是一个巨大的数据库,通过模式模型深度挖掘数据背后的信息,再以简单易懂、易操作的平台形式将处理的数据结果输出给企业,为企业细化市场,制定决策方针提供了科学的数据支撑,必将给烟草行业带来可观的市场价值。
2.2 大数据使行业信息垄断不复存在
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普及,人们的交往更加的紧密,网络上已经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绝对私密空间。比如微信,虽然标榜非好友关系不能看到微信的内容及更新状态,但是如果仔细顺藤摸瓜,还是能搜寻到蛛丝马迹,在互联网环境下的社会化传播日益普及。大数据时代的信息传播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快速的、影响力大的传播氛围中。垄断行业的信息传播越来越透明,也经历了从单一的互联网传播向社会化大数据传播的转变。社会化传播阶段,任何一个小方面的信息传播失误就可能触发一场不可收拾的商业危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公众的力量是伟大的,同时公众都具有可煽动性。在社会化大传播阶段需要仔细观察公众的热情及公众的反应。垄断行业机构更应该设立公共自由发言窗口,并派专职人员进行定期整合公众的声音汇报给上级领导,上级领导也可以自己登录窗口,体察民情,多倾听民众的心声,脚踏实地地为消费者服务,才能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
2.3 大数据使客户信息遭遇风险
进入大数据信息传播时代,只要公众连上网络,搜索引擎搜索网上信息或者进行网上交易,公众的个人用户信息,比如姓名,性别,工作地,常在地就会自动上传到网络终端服务器,虚假消息除外。另外,电脑所在地的IP地址也会上传到服务器,服务器可以自动定位到你的上网电脑所在地。更复杂的是,经过多重交易和多个第三方渠道的介入,个人数据的权利边界迷糊不清了。
以网络购物为例,消费者要经过网络下单、在线支付、物流配送等多个流程,其中每个环节都涉及个人数据的搜集、利用与转移。当你进入淘宝搜索所需物品信息时,淘宝服务器和电子商务平台就导入了你的搜索信息,会记录你的搜索足迹,并根据你的多次搜索轨迹像你推荐相关产品。另外,当你在淘宝看中一样东西,你只是简单地点击鼠标和确认购买和用支付宝支付,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则表现为你已经与卖家签订的购物合同,卖家以及物流公司可以根据你的支付宝账号以及物流地址,轻松查到你的完整的个人用户信息。比如个人消费能力、姓名、家庭住址或者公司地址、以及联系方式。许多不法商家会把用户信息卖给信贷单位或者保险公司,用户信息被泄露,经常受到理财投资以及保险推销的双重骚扰。
3 案例分析-大数据在烟草行业的应用
企业如何让公众知道自己的产品,产生意愿购买自己的产品,是现代企业思考的重要问题。作为传统产业烟草行业,虽然拥有国家政策专卖优势,不用考虑其他商家的恶性竞争,但是面多各种各样的烟草产品,如何让经销商或者消费者购买,一直都是困扰烟草专卖部门的难题。在信息化高速的大数据时代,公众的思维方式、工作生活购物习惯随着信息多元化时代的到来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烟草行业同样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以烟草行业这几年在应用大数据技术后的发展为对象进行分析。在当前的互联网+的现代经营模式下,大数据技术得到更为升入的应用,烟草企业的经营模式由规模性制造转向为个性化定制,充分利用了大数据技术采集到的客户需求,市场反馈,通过掌控市场订单采集,品牌培育反馈,消费信息实现了对市场的支配,企业决策由业务驱动迅速转为数据驱动。
烟草行业面对互联网+现代经营模式社会化商业发展的大趋势,如何充分发挥现有人力物力的同时,又能提高品牌辨认度,增强烟草行业的经营质量是唯一的发展路径,而精确的营销、物流和精益的生产管理都需要数据作为基础。
3.1 精准营销
以安庆烟草为例,实施精准营销是安庆烟草深化工商协同的有效载体,是促进重点品牌良好成长、提升市场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营销模式,精准营销建立在面向市场的现代经营理念之上,已品牌为视角,以按客户订单组织货源为流程导向,以工商协同为工作机制,以零售终端为关注焦点,以信息技术为重要支撑,通过精确信息、精准投放、精细管理,达到培育卷烟品牌的目的。
精准营销通过大数据信息的充分挖掘,更加关注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关系”的管理。一是关注客户的忠诚度提升。通过数据的应用,对客户生命周期价值进行比较和分析,发现最有价值的当前和潜在客户,通过满足这些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提高客户的忠诚度和;二是关注客户的保持率。精准营销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客户的价值进行客户细分。基于客户价值的客户细分就是要划分出不同价值蹭吃的客户,寻找其中的特征,分析市场价值规律,从而进一步制定相应的客户保持策略。
当前,“网上订货、网上配货、网上结算、网上营销”等功能在烟草行业内充分运用,微信、微博等现代媒体也逐渐在行业内兴起,这些都为经营生产提供了海量的数据,通过利用大数据技术的深入研究,必将使得行业在经营生产、市场培训,客户服务等方面得到极大的提升。
3.2 精益生产
在互联网+的现代经营生产模式下,利用大数据技术可以使得消费者能够真正参与到生产过程中来。利用互联网+的大数据平台,收集消费者对卷烟的关注、浏览、口味喜好、购买记录、消费反馈等海量信息,挖掘其中存在有价值的市场信息,从而在下一轮的产品设计生产时体现在产品之上。使得卷烟可以成为一个能响应市场反馈、体现消费者意愿的现代商品。
3.3 精益物流
现代物流飞速发展,这背后是“大数据技术”的深入应用。烟草行业利用条码、FRID,GPS等等物联网设备进行了广泛应用,从工业到商业,从仓储到送货,物联网设备可以实时采集数据,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可以优化物流流程,提高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以安庆烟草为例,从2008年就行了现代物流的建设,一是对智能仓储的应用,充分利用库区的实时采集的各类数据,智能优化库区安排和货位分配,节约了人工成本,提高了仓储效率。二是利用大数据技术优化了配送模式。通过对送货客户位置的数据挖掘分析,设置“块状送货”模式,提升了物流效率。基于零售客户GIS信息和送货车辆GPS信息的大数据,能为跨区域配送的实现提供事实支撑和方案规划。
3.4 精益管理
国家烟草局指出,要以精益管理为抓手,发挥对标的引领和导向作用,进一步提升企业基础管理水平,向一流管理迈进。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促进经济运行调控更加精准,烟草行业早在前几年就开始应用大数据技术,比如实施建设的卷烟经营决策管理信息系统,工商数据采集,工商数据共享平台等等,可以实时采集各个级别的经营数据,敏锐的反馈了市场的动态,为决策层制定方略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
4 总结与展望
互联网技术创造了时代的奇迹,谁拥有了大数据,谁就占有了制高点。大数据正在改变着商业游戏规则,为垄断行业发展带来了更多机遇。网络媒体快速发展,大数据分析技术的持续创新,要求烟草行业从业者必须重视信息传播的各种途径并加以有效整合利用,不断挖掘大数据背后的商业秘密,以提高行业的盈利能力,才可以为企业的健康长远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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