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垄断（精选5篇）
地区垄断 篇1
1 过度投资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率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 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 更是呈持续上升的态势, 2003年超过40%以后, 一直处于高位。与此同时, 消费率持续下降, 整个宏观经济呈现明显的结构失衡, 这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张军[1]的研究表明, 1994年之后中国的资本—产出比率持续的上升了, 并由此认为“资本深化”的加速可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 中国实际上存在过度投资了。李志国、唐国兴[2]计算了改革开放以来的资本—产出比率, 发现我国的资本形成过程明显地以1994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前面三分之二时间里, 资本—产出比率基本上在持续下降, 增量改革所推进的配置效率改进可以对此进行解释。近年来的资本—产出比上升的趋势, 则是由于经济增长“越来越倚重于资本深化的力量”, 某种程度上是“粗放”增长、缺乏效率的表现。另外, 史永东和齐鹰飞[3]利用AMSZ方法计算得出, 1992-1998年, 中国资本的总收益小于总投资, 净收益为负, 其绝对值均超过了GDP的3%, 表明中国经济是动态无效的。项本武[4]的计算结果则显示, 1992～1998年, 中国经济的资本总收益小于总投资, 表明这个期间, 中国经济是动态无效的;1999～2002年, 中国经济的资本总收益大于总投资, 表明这个期间, 中国经济是动态有效的;2003年, 形势发生了逆转, 净收益再一次转为负, 经济进入动态无效状。但整体来看,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 中国经济是动态无效的。
那么资本产出比率的过快上升以及过早的资本深化是如何产生的呢?既然过度投资导致资本的边际产出下降, 则市场自然会对这种过度投资进行纠正, 那它又是如何在我们国家长期存在的呢?本文认为, 是分权体制改革和地区性行政垄断共同作用导致了过度投资。
2 分权改革与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
改革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无法激发地方和企业乃至个人的积极性, 从而阻碍了生产效率的提高, 危害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 改革伊始, 邓小平就提出了“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 ……。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 1978.12.13) 。这事实上确立了我国改革的基调, 即通过“放权让利”, 来激发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然而早期“放权让利”改革的对象主要是企业, 并未过多地涉及中央和地方的分权。但是随着各种“放权”、“让利”举措的逐步实施, 中央财政急剧恶化。到1979年, 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仅为20.2%, 而财政支出却占51.1%, 中央财政赤字达到创纪录的423.74亿, 严重影响了中央政府职能的发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1980年2月, 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体制的暂行规定》。该文件不仅涉及到财政收支结构、财权划分和财力分配的调整和改进, 而且也涉及到计划、基建、物资、企业、事业等管理体制的调整和改进。文件明确规定“各省、市、自治区应当根据国家的方针、政策和统一的计划, 统筹安排本地区的生产建设事业和财政支出”。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事实上获得了管理地方经济的权力。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 又进一步明确了, 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范围, 中央财政支出包括:国防、外交、武警.重点建设 (包括中央直属企业技术改造和新产品试制费、地质勘探费) 、中央财政负担的支农支出和内外债还本付总, 以及中央直属行政事业单位的各项事业费支出。地方财政主要承担本地区政权机关运转所需支出以及本地区经济、事业发展所需支出。具体包括、地方统筹的基本建设投资、地方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新产品试制费、支农支出、城市维护和建设费, 以及地方各项事业费支出。
与权力下放相伴的则是对地方政府及官员的激励机制的变化。中央政府进行“放权让利”改革的动机从一开始就很明确, 即激发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从分权制改革本身来看, 至少从两个方面对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起到激励作用。
一是新的以GDP为核心的官员考评机制。尽管进行了经济领域的分权改革, 但在政治领域我国仍然是典型的集权体制, 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完全取决于中央政府的认可。而在现阶段, 我国经济正处于经济转型和工业化相交织的阶段, 经济发展不但是检验中央各项改革政策成败的试金石, 而且直接关系到各种政治、社会和民生问题的解决, 因此, 经济增长自然成为中央政府关注的首要问题, 从而也必然成为中央政府考核地方政府及官员绩效的重要指标。Li and Zhou[5]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 通过对254个省级官员数据信息进行计量分析, 他们发现中国省级官员得到任免的概率与他们任职期间辖区的经济表现密切相关。
二是分权制改革使地方政府的财政支配权与地方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财政包干规定了包干基础和地方中央的税收分享比例, 实际上确立了地方政府多收多支的财政制度。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尽管增加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 理论上强化了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调整各地财政关系的能力, 但在实际改革过程为了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 中央政府实际上承诺对各地进行税收返还, 这使得改革的效果大打折扣, 仍然没有彻底改变收入决定支出的现状。
很明显这两方面的激励都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 而根据经济增长理论我们知道, 经济的增长取决于要素的投入和技术进步。由于技术进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因而短期来看, 要素的投入就成为推动经济增长最关键的因素。因此, 在现行的官员任期制度下, 地方政府对投资的偏爱就很容易解释了。
3 地区行政垄断与过度投资
地区性行政垄断是指地方政府运用公共权力对市场竞争的限制和排斥。中国的改革是渐进的改革, 是从“搞对激励”这一出发点开始的, 所以我们的改革是一个中央政府不断下放权力的过程, 放权的对象是地方政府和企业。其结果是, 地方政府获得了部分财政收支权、投融资管理权、地方国有企业的管理权、大量地方资源的支配权和部分制度供给权, 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激发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然而, 与此同时, 各类市场的发育却相对缓慢, 市场制度的建设, 尤其以要素市场以及相应产权制度的建设相对滞后, 这为政府干预市场创造了条件。另外, 制度不健全导致大量的模糊 (即控制权不明确 (李稻葵, 1995) 产权的存在, 而地方政府作为地方经济的管理者, 自然成为这些模糊产权的合法拥有者, 这使地方政府所掌控的资源极度扩张, 从而为其大规模推动地方投资创造了条件。
(1) 对地方国有企业的控制权。中央政府为解决自身在国有企业管理中的困境, 除小部分超大型国有企业外, 将大量国有企业的管理权下放到地方, 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将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权从中央转移到了地方, 企业并未取得完全的经营自主权, 地方政府作为新的国有资本代表, 取代中央政府在企业经营中的决策权, 从而使地方国有企业成为地方政府扩张投资的工具。
(2) 土地使用权。在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下, 土地分为国有和集体所有, 另外, 法律保护农户的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然而, 在将农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时, 政府是唯一的合法主体, 这就意味着政府完全垄断了土地的一级市场, 并且在征地时按原用途补偿, 将农民集体和农户完全排斥在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之外。在这种产权安排下, 地方政府可以以低廉的价格大量征用土地, 并成为土地增值的直接受益者。而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 政府可以在二级市场上轻易的压低土地的价格, 从而将部分甚至全部的土地增值收益转移给企业, 从而压低了投资的私人成本, 促使私人投资和外商投资过度扩张。
(3) 银行信贷。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 地方政府对商业银行的干预能力正在逐步削弱, 但其影响仍不容低估, “政银联盟”的影子随处可见, 商业银行仍然在为地方重大项目的建设提供大量的融资。我国《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不能借债, 但在现实中, 地方政府举债是非常普遍的行为。其方法是, 成立政府性公司作为融资的载体。这些政府性公司虽然名称各异, 但基本使命却完全相同, 即通过土地抵押等途径, 给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进行融资贷款。另外, 政府通过赋予土地储备中心抵押贷款的权力来获得银行的贷款支持, 这在各地的开发区建设中已成为通行做法。
总之, 地方政府已成为我国投资持续高涨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量, 地方政府对投资的推动导致了宏观层面的过度投资以及投资低效率, 而产权制度的不健全以及地方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是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
4 结语
过度投资问题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领域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 它与其他一系列关键的经济发展问题密切相关, 如可持续发展问题、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问题、收入分配和扩大内需问题, 等等。通过本文的分析, 我们认为过度投资问题的出现有其深层的体制原因, 其中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和地方政府的行政垄断是主要原因。因此, 要想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应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 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经济体制建设, 让市场真正成为投资的主要约束力量。
参考文献
[1]张军.增长、资本形成与技术选择: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下降的长期因素[J].经济学, 2002 (1) .
[2]李治国, 唐国兴.资本形成路径与资本存量调整模型——基于中国转型时期的分析[J].经济研究, 2003 (2) .
[3]史永东, 齐鹰飞.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J].世界经济, 2002 (8) .
[4]项本武.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1992-2003[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8 (3) .
[5]Hongbin Li, Li-An Zhou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J].Journal ofPublic Economics Forthcoming, 2004 (6) .
地区垄断 篇2
内容摘要：反垄断作为维护市场自由竞争、增进社会福利和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重要手段会直接影响企业行为决策和企业边界调整。不同的经济学分析范式对垄断的不同界定推动了反垄断政策的演变，垄断的交易费用分析范式对现实的垄断行为进行了重新阐释。对反垄断法的立法原则和目的、法律执行、行政垄断三个方面的分析表明中国的反垄断法对企业边界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关键词：垄断交易费用反垄断法企业边界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反垄断法被视为“自由企业的大宪章”、“经济自由的宪法”，自1890年作为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反垄断法―美国的《谢尔曼法案》诞生以来，世界各国都相继出台了本国的反垄断法，并将反垄断作为维护市场自由竞争、增进社会福利和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重要手段。尽管各国反垄断政策不尽相同，但是内容框架却具有高度一致性：禁止限制性协议、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对集中或并购的监控构成各国反垄断政策的基石。反垄断法的这些法律内容是对企业经济行为是否合法的直接判定，直接影响企业行为决策和企业边界调整。不同的经济学分析范式对垄断的不同界定推动了反垄断政策的演变，20世纪70年代以后，交易费用范式对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的反垄断政策产生了深入影响。经过长达13年的修改讨论，于2008年8月正式生效的中国反垄断法的实施已然对中国企业的边界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垄断的交易费用分析
垄断是“竞争的缺乏”（Fisher，1923），传统经济理论对垄断的分析总是与竞争相联系的，由于将企业仅仅视为由技术水平决定的生产函数（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技术装置），传统经济理论认定凡是与技术无关的企业行为都是“不正当行为”（反竞争行为），以完全竞争和“帕累托最优”为参照系，垄断是市场失灵的表现。由于没有考察交易费用维度，“经济学家发现他们不理解的企业行为便寻求从垄断角度解释，由于我们对该领域的很多现象都无知，结果频繁将这些现象诉诸于垄断”（Coase，1972）。“我被反垄断法烦透了。假如价格涨了，法官就说是‘垄断定价’；价格跌了，就说是‘掠夺定价’；价格不变，就说是‘勾结定价’”（科斯，转引自William Landes，1981）。威廉姆森也认为传统经济理论由于忽视交易费用和追求效率的目的，一遇到特殊的市场现象，就从“垄断”的角度考虑，从而将很多增进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福利的行为判定为违反反垄断法。
威廉姆森（Williamson，1996）认为与传统微观经济分析相比交易费用分析的主要特点在于：市场和企业是用于完成相关一系列交易的可供替代选择的工具；一系列交易应该经由市场在企业之间进行还是在企业内部进行，取决于每种方式的相对效率；经由市场签署和履行复杂契约的费用，一方面随着与契约有关的人类决策制定者的特征，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客观特性不同而有所变化；尽管妨碍企业之间交易的人为因素和交易因素与企业之内的情况存在差异，但同样一种因素都是适用于两种情况。因此，对交易的对称性分析要求既要承认内部组织的交易限度，也要认识到市场失灵的交易根源。除此以外，交易费用分析的主要特点还包括：行为假设，主要是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企业是一种治理结构而不是生产函数；企业诸多经济活动不能纯粹从技术角度考察或归因于市场力量，而是交易双方节约交易费用的理性决策。作为区别于传统微观经济分析的新的经济学分析范式，交易费用经济学将交易费用节约作为组织形式选择的判定标准，并运用该假说重新审视传统微观分析视野中“令人困惑的经济现象”（puzzling economic phenomena），使得垄断“一无是处”的观点得以矫正。
在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视阈内，传统微观经济理论对垄断的分析本身存在逻辑谬误。众所周知，新古典范式中垄断区别于完全竞争的最大特点在于垄断厂商是价格控制者（price-controller），而完全竞争厂商是价格接受者（price-taker），垄断厂商可以利用价格歧视实现利润最大化。价格歧视的本质是垄断厂商通过差别定价攫取消费者剩余，然而在交易费用为零的世界里，可以发现垄断厂商实行一级价格歧视后由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构成的社会福利总和与完全竞争时完全相同，由此无法推论垄断是无效率的经济现象。面对如此自相矛盾的结论，只能放弃交易费用为零的理论假设，但是一旦引入正交易费用，经济行为的约束条件随之发生变化，新的约束条件下原本“无效率”的行为可能具有了效率含义。
将垄断定义为竞争的缺乏，则垄断程度表现为企业的市场力量，即控制价格偏离竞争价格的能力。而增加市场力量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合谋（collusion）协议和排他（exclusion）协议，前者是通过与竞争对手的合作或共同行动增强对市场的控制力，典型形式为卡特尔；后者是通过施加交易条件、设置进入障碍等方式限制排除竞争对手以维持和加强垄断力量，典型如纵向一体化、纵向约束等。基于上述分类，反垄断的交易费用分析也主要针对合谋性行为和排他性行为。通过引入交易费用维度，交易费用经济学对合谋性协议（卡特尔限定价格行为price fixing）及排他性协议（纵向一体化、纵向约束）等被传统理论视为反竞争的“垄断”行为进行了重新阐释，发现这些行为在增进社会福利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优势（交易费用范式对垄断和竞争政策一直存在显著影响）。
（一）合谋性协议的交易费用分析
对卡特尔通过限定价格、产量或划分市场份额的方式获取垄断利润行为的分析几乎成为竞争经济学中“尘埃落定”的论题（Whinston，2006）。成功的卡特尔本身的形成和维持就需要耗费社会成本，而且在获得垄断利润的同时，由于价格高于竞争水平，还会导致社会福利净损失。因此，研究卡特尔的重点不再是它是否存在效率损失，而是卡特尔能否形成及能否长期存在，而对此类问题的分析则需要引入交易费用范式，因为“交易费用方法富有吸引力的特征之一是，它在本质上可以归结为一种对协议的研究”（威廉姆森，1996）。
卡特尔是提供同类产品或服务的企业之间通过确定价格、控制产量、操纵投标、分配顾客、按产品或地区分配销售额、确定贸易惯例、设立共同销售机构等方式谋求垄断利润的联合组织，一个成功的卡特尔是一个能使卡特尔成员获得最大限度利润满足的卡特尔。交易费用经济学从“协议”角度研究卡特尔，认为卡特尔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协议的签署、监督和执行。由于签署协议需要对所有成员的成本、决策方式等诸多信息及相互作用进行了解，并明确防范和补救措施，给定有限理性的行为假设，即使卡特尔成员公开的合谋协议被认定为合法的，该协议也只能是一个不完全合同而不是完全合同。不完全合同为协议各方留下了未明确划定的权利的“公共领域”，直接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卡特尔成员提供了谋求私利的可乘之机。以统一定价的卡特尔为例，由于卡特尔组织确定总产量和价格的原则是组织的利润最大化，而不是单个卡特尔成员的利润最大化。而且由于采用等边际成本的原则在内部分配产量份额，结果低成本成员将获得较多的产量份额，而高成本成员产量份额低，酿成卡特尔内部“分配不公”。此时，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卡特尔成员便具有了违背协议的动机，因此，监督协议的实施并对“欺骗者”实施有效制裁便成为卡特尔成功的关键。监督的关键是要及时发现违反集体行动的卡特尔成员，面对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及不对称信息问题，有效监督需要耗费高昂的测度成本。在卡特尔行为不受法律保护的情况下，协议的实施和监督只能采取非公开的形式进行，因而对“欺骗者”的制裁也只适用于私人秩序（private ordering）而不能求助于法院秩序（court ordering），否则会导致“两败俱伤”的结局。然而私人秩序又面临卡特尔内部所有成员形成“一致行动”的协调成本，因为尽管所有成员可能一致认为发生了某件违反事件，而且该违反者应该受到制裁，但是并非所有成员都愿意参与执行制裁。总之，交易费用经济学认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制约了成功卡特尔的形成，而且即使是业已形成的卡特尔也可能由于面临高额的监督协调成本而难以长期维持，如果卡特尔难以形成或很快瓦解，将卡特尔列为反垄断的范畴便无必要。
（二）排他性协议的交易费用分析
由于前述的交易费用理论已经对纵向一体化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因此本节主要以纵向约束（vertical restraints）为例对排他性协议进行交易费用分析。纵向约束的本质是处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契约安排，是介于市场治理和科层治理之间的混合治理的治理结构，其具体形式包括价格约束和非价格约束。常见的价格约束包括零售价格维持（resale price maintenance，RPM）、特许经营费、歧视性价格折扣等，而非价格约束则包括排他性经营区域、排他性购买（或叫排他性经营范围）、排他性销售、搭配销售等。
零售价格维持是纵向约束中最具争议性的论题，因为它同时具有促进竞争（pro-competitive）和反竞争（anti-competitive）的双重效应。对于RPM的反竞争效应，传统经济理论已经从RPM容易导致零售商和制造商卡特尔化及设置进入壁垒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因而RPM的交易费用分析主要针对其促进竞争效应。将RPM视为制造商和零售商之间的契约安排，是契约双方基于节约交易费用目的而做出的理性选择，这样就会发现RPM不仅能够有效解决零售商之间相互搭便车问题，还能有效降低制造商和零售商之间契约的履约成本。现实中同一制造商的商品往往由多个零售商经销，成功的产品经销不仅要求零售商确定富有吸引力的价格，还要求零售商提供商品展示、营销网络、广告宣传等营销服务。由于这种营销服务具有正外部性，即承担营销服务成本的零售商并不能完全获得相应的收益（不提供营销服务的零售商同样受益），因而会出现零售商之间相互搭便车的现象。RPM通过规定零售商销售商品的最低价格，有效遏制了零售商之间的价格竞争，迫使追求更多利润的零售商增加对营销服务的投入，缓解搭便车问题。RPM降低履约成本的优势也与营销服务有关，因为制造商要求零售商向消费者提供的不仅是有形商品本身，还有围绕有形商品的一系列无形服务。鉴于有限理性和高昂的测度成本，即使零售商的行为是可观测的，其是否提供了与制造商理念一致的服务也难以被第三方所证实（比如零售商是否微笑服务，是否向消费者详细介绍产品功能和使用说明），制造商便通过RPM规定零售商的最低零售价格和需要履行的义务，并以终止契约这种“可信的威胁”保证契约执行。在这里，最低零售价格帮助零售商降低了市场需求不确定性带来的损失，是对零售商忠诚执行协议和提供更多营销服务的激励。简言之，对于类似RPM这类具有反竞争和改进效率双重效应的排他性协议，需要综合权衡其利弊以决定其是否适用于反垄断制裁。
中国反垄断法与企业边界
反垄断法在市场经济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的反垄断法是在国家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明确定位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主体呈现多元化和国际化的背景下，充分借鉴吸收国外反垄断法和竞争法的经验，经过多方博弈和艰难的立法进程形成的。作为一部综合的反垄断立法，反垄断法将对包括企业、个人、组织在内的市场主体的行为产生深远影响，这种制度环境的改变也必然影响具体的制度安排，包括交易的治理模式的选择，改变不同治理模式的效率边界。
（一）中国反垄断法与企业边界：总体评判
《反垄断法》通过政府对经济主体垄断行为的管制以维护市场秩序和保护自由竞争，改善社会福利状况。与所有政府管制一样，垄断的公共管制不仅需要社会耗费资源来建立和维护这套管制制度，还会增加管制当局与被管制者之间的交易费用及被管制者相关经济行为交易的交易费用。包括经济主体与反垄断执法机构之间的谈判费用、服从成本和机会成本在内的交易费用会形成交易障碍，导致全社会交易活动总量减少。当然，由于对垄断的公共管制维护了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保障了所有经济主体参与自由竞争的权利，从而为个人创业及中小企业成长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又具有扩大全社会交易活动总量的效应。因而，总体而言，反垄断对社会交易活动总量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反垄断不仅影响社会交易活动总量，还会影响交易活动在不同治理模式之间的配置。由于反垄断法普遍将纵向一体化、横向并购等科层治理模式及纵向约束、零售价格维持等混合治理模式纳入反垄断审查范围，势必增加上述交易的交易费用，压缩企业的效率边界。
（二）中国反垄断法与企业边界：具体分析
具体到中国的反垄断法对企业边界的影响，可以从反垄断法的立法原则和目的、法律执行、行政垄断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虽然在反垄断法出台之前，中国曾经制订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招投标法》、《电信条例》等相关的竞争法律和条例，但是在制定综合性反垄断法方面没有成熟的经验，为此制定反垄断法的过程中，充分借鉴了欧美反垄断立法的成功经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坚持将合理原则（Rule-of-reason）作为反垄断立法的基本原则。反垄断法中的合理原则是与本身违法原则（Perse rule）对应的一种基本立法原则，是指对市场上的某些限制竞争行为并不必然地视为违法，其违法性视具体情况而定。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具体地、仔细地考察和研究相关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行为目的、方式和后果，权衡其竞争效应和反竞争效应，以判定其是否违法。在中国反垄断法有关垄断协议（第13、14、15条）、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第17、19条）及经营者集中（第28条）的条文规定中都体现了合理原则。合理原则避免了本身违法原则可能导致的对违反判定过于简单化、过度行政干预等的反竞争效果，将大量的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留给了反垄断执法机构。由于合理原则并不是一味反对限制竞争行为，而是充分考虑该行为的正反面效应，因而使企业很多竞争效应大于反竞争效应的限制竞争行为受到法律保护，从而有利于企业边界扩张。但是，该结论成立的前提是反垄断执法机构裁量的“公正”和“高效”：公正要求执法机构不滥用自由裁量权，将自由裁量变为自由执法，提供管制“俘获”的机会；高效要求执法机构优化程序、降低调查取证成本。如果上述前提不成立，“政府失灵”可能导致本不是“市场失灵”的行为被界定为违法，或者增加正常交易的交易费用，阻碍企业实施合理的并购、集中和排他性交易，压缩企业效率边界。《反垄断法》总则第1条明确了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就保护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和保护消费者利益而言，中国的反垄断法与其他各国并无区别，不同的是中国的反垄断法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作为立法目的。由于“社会公共利益”并没有明确界定，而且在第1条中与消费者利益并列，显然这里的“社会公共利益”不包括消费者利益，可能如第15条列举的“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救灾救助等”。“社会公共利益”概念的模糊定义可能干扰对限制性竞争行为违法与否的判定，导致反垄断法的滥用，增加企业对反垄断法的服从成本，不利于企业之间实施有效的交易活动。
由于历史因素和中国反垄断执法职能的路径依赖，《反垄断法》在执法机构设置上采用了“双层治理”模式，即成立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协调国家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国家工商总局等部门进行垄断执法。“双层治理”模式维持了有关部门分别执法的现有格局，避免了重新建立独立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成本耗费，而且能保证反垄断法公布后及时实施。但是“三足鼎立”的执法机构设置，形成事实上的反垄断执法权分置，如国家商务部主要负责与经营者集中相关的垄断行为的执法，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价格监督检查司的主要负责依法查处价格垄断协议行为，国家工商总局主要负责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反垄断执法（价格垄断协议除外）等方面的工作。执法权分置增加了执法部门之间的沟通成本，而且容易导致执法过程中的“偷懒行为”，对某些垄断行为的执法会出现相互推诿，执法不力，而对另一些垄断行为又可能多头执法，执法过度。另外，低效率执法可能导致受利益驱动的当事人不积极诉讼，而是利用诉讼折磨竞争对手或从经济上拖垮竞争对手。总之，执法权分置容易形成执法机构“选择性执法”，增加执法的不确定性，导致企业合法行为的交易费用增加，有碍于企业边界扩张。考虑到反垄断执法与国有企业和行业主管、监管部门的关系，反垄断委员会将国资委及各行业监管部门作为组成部门。基于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现实，可以推定反垄断法的实施不会对国有企业和存在主管、监管部门行业的企业边界带来实质性影响。
《反垄断法》中有关行政垄断条款的规定充分体现了该法的中国特色（西方反垄断法和竞争法中基本没有行政垄断条款），该法在原则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同时，还专设第五章，用第32至37条对禁止行政性限制竞争作了具体规定，明确禁止实践中较为典型的六类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由于部门本位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往往阻碍企业有效率的经济行为，《反垄断法》对妨碍商品跨地域自由流通、限制招投标行动和限制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或设立分支机构的行为予以禁止，有利于减少对企业正常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不言而喻，对行政垄断的限制更加有利于发挥企业作为科层治理的适应性效率、增强其内部行政控制和激励强度，从而有利于拓展企业的效率边界。
参考文献：
1.奥利弗?E?威廉姆森著.张群群，黄涛译.反托拉斯经济学―兼并、协约和策略行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Williamson，O.E.Economies as an antitrust defense： The welfare tradeoff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8
3.Williamson，Oliver E.The Economic Institute of Capitalism.New York：Free Press，1985
地区垄断 篇3
一、取消企业异地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
物流企业具有网络化经营的特征,许多大型企业需要跨区域甚至在全国开展物流业务。如,德邦物流在全国有3000多个网点,申通快递在全国有5000多个门店。其中,大部分网点是区域公司的业务操作单位,由区域公司统一管理、统一经营,从事分拨、收件和派送业务,不具有主体生产经营职能,理应注册成非法人分支机构。
但是,许多地区不允许外地物流企业设立非独立核算的分支机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各种理由不予办理营业执照,或者设置较高“门槛”作为前置审批条件。其深层次原因是非法人分支机构不需就地分摊缴纳企业所得税,影响了当地税收。企业不得不在每个网点都设立独立核算的分支机构,大大增加了企业开办和运营成本,影响了企业快速做大做强。
同时,外地物流企业设立分支机构存在较多限制。如,要求的注册资本、注册条件较本地企业高,营业范围受到限制,要求提供税收数额保证,要求进驻特定物流园区等,存在较多的地方保护和歧视性对待问题。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办发[2011)38号)》(业内称为“物流国九条”)规定,物流企业非法人分支机构可持总部出具的文件,直接到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登记注册,免予办理工商登记核准手续。但在许多地方此项政策并没有切实执行。对于企业总部统一申请获得的资质,一些地区分支机构不能备案获得,依然需要分支机构单独申请。
为此建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明确允许物流企业设立非独立核算分支机构,对物流企业设立各类分支机构不得设置与本地企业不同的标准,不得设置不合理的前置审批条件。企业总部统一申请获得的资质,企业各类分支机构可备案获得,支持物流企业跨区域网络化经营,鼓励企业做强做大。
二、允许集团型企业统一纳税
2008年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取消了对物流企业所得税统一缴纳的规定。在全国范围内经营,设置分支机构的物流企业执行《跨省市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分配及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2]40号)。该政策规定,属于中央与地方共享范围的跨省市总分机构企业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实行“统一计算、分级管理、就地预缴、汇总清算、财政调库”的处理办法。企业分支机构按照规定,应分别就地按月或者按季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预缴企业所得税,不得总机构统一纳税。网络化经营、一体化运作是物流企业基本的运行模式,就地预缴企业所得税的方式,不利于企业及时在集团内部统筹盈亏,割裂了物流企业的网络关系,增加了集团运营成本和税负,严重制约着物流企业做强做大。
此外,物流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集团型企业也面临着不能合并纳税的问题。大型物流企业普遍具有集团统一管控,分子公司分散经营的组织结构。随着集团内部集中采购和专业化运作,极易形成同一企业集团内不同纳税主体间的进销项费用严重不匹配。
《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第七条规定“两个或两个以上纳税人,经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批准可以视为一个纳税人合并纳税”。2011年12月30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执行总机构试点纳税人增值税计算缴纳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税[2011]132号),允许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及其分、子公司合并缴纳增值税,但是还没有在全行业推开。
为此建议:允许集团型物流企业实行企业所得税总分机构统一申报缴纳,取消对跨省市总分机构物流企业实行“就地预缴”的政策。允许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物流企业集团总机构纳税人实行增值税合并纳税。
三、进一步取消行政事业性收费
为了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根据国务院有关要求,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多次下发文件,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物流领域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得到取消和免征。
但是,一些地区没有按照规定取消收费,继续收取有关费用,或者将明收改为暗收,将收费改为罚款。还有一些地区以其他名义继续收取费用,或者将有关收费转到下属或关联单位收取。如国家多次要求取消的运营车辆二级维护检测收费,还有许多地区在继续收取,或者转变成下属或关联单位,如检测站的维修维护费用继续收取。
为此建议:组织调查和评估物流企业的收费负担,清理各项收费,取消和制止不合理收费项目,未经国家和地方政府批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行政部门委托或授权的收费项目一律不得收费;对收费过高的项目,予以降低;制止乱集资、乱摊派的不正当行为,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四、继续清理行政审批项目
物流企业要求的经营资质较多,有运输、仓储、货代、用地、口岸、危险品等多个方面,涉及的行政审批部门较广,有交通、公安、环保、质检、消防等多个部门。2012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号)。物流行业部分行政审批项目得到取消和调整。
但是,一些行政审批项目依然未被取消,如长江、珠江干线水路运输经营审批等。目前物流企业行政审批依然存在审批项目过多,审批手续复杂,审批效率低下的问题。特别是由于管理和程序不规范、不透明,还存在许多“灰色地带”,物流企业反映强烈。
为此建议:深入开展物流领域资质审批项目调研,摸清情况,对症下药,对于必要性不强的行政审批坚决予以取消,对于管理不规范的行政审批提出改进建议和方案加以完善,尽可能地将审批制转变为备案制,对于必要的行政审批也要简化手续、减少环节、缩短周期,加强社会监督。
五、限制垄断经营单位经营竞争性业务和超标收费
港口、码头等经营单位具有较强的区域或专业垄断性。一些地方的港口、码头等经营单位利用自身的控制地位,成立船舶代理企业,或限定进出港企业使用其指定的船舶代理企业,装卸公司、拖轮公司等,垄断经营船代、装卸、拖轮、理货等业务,阻碍了统一开放、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
此外,港口、码头、国际航运企业等单位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制定垄断性协议,对集装箱运输企业、货代企业和货主高额征收有关费用和押金。例如,马士基等国际航运企业向我国各港口集装箱拖车企业收取铅封费、打单费已有十余年。
在其他国家(地区),包括我国香港、台湾等地区,国际航运企业从来不向有关企业收取打单费。此外,其他不合理收费还包括:单证费、码头操作费、移箱作业费、高速公路集装箱车通行费等,或自行征收不合理费用,如夜间操作费、燃油附加费等,严重影响了有关企业的正常经营。
为此建议:协调有关港口、码头和堆场管理部门,逐步退出区域内具有竞争性的行业。取消国际航运企业收取的铅封费、打单费。合理降低过高的港口收费标准,取消不合理的自行收费项目。各类收费项目明码标价,按照“谁获取服务谁支付费用”的原则操作,不得向集装箱运输企业转嫁费用
六、取消政府部门限定使用指定产品
近年来,随着对车辆安全管理的重视,道路运输管理部门要求部分货运车辆安装符合标准的GPS装置,以加强对营运车辆的动态监管。但是,各地道路运输管理部门都限定企业使用其指定的GPS装置及系统,且不同地区使用的GPS装置往往也不同,系统互不兼容,导致跨区域运营车辆不得不重复安装多个GPS装置,极大地浪费了社会资源,增加了物流成本,也不利于实现联网联控和跨区域监管。
为此建议:国家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制定GPS技术标准,符合标准的产品列入推荐目录,企业自主选择安装,各地道路运输管理部门不得强制企业安装制定品牌的产品。
七、允许驾驶证异地年审
目前,车辆已经实现异地年检,而一些地区驾驶员驾驶证仍无法异地年审,需要回到驾驶证核发地车辆管理所办理驾驶证年审业务,一些地区还要求驾驶证年审集中在一定期间内办理。由于货物运输往往涉及全国范围,物流业务具有较强的连续性,驾驶员往往无法在规定时间返回驾驶证核发地进行年审,影响了企业正常经营。
为此建议:允许驾驶证全国范围内异地年审,便利物流从业人员就近办理。
八、保障城市配送车辆便捷通行
目前,货运车辆进城普遍受到通行时间和区域的限制,一些城市中心城区的部分道路甚至全天“禁货”。这种“一刀切”的管理措施很难与日益增长的城市配送需求相适应。还有一些城市对城市配送车辆发放通行证进行总量控制,但是总量难以把握,通行证也不能跨区县使用。
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就物流配送企业来说,阻碍其选择采用集中配送、共同配送等先进方式,不利于企业提升质量和升级发展,同时也面临较大的法律问题和安全隐患,随时准备支付高额罚款。据测算,一辆货车能够运送的货物,需要4辆客车才能完成,极大地降低了城市配送效率和道路利用率。
为此建议:保障城市配送车辆便捷通行。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对城市配送车辆与普通货运车辆进行分类管理,对大中城市配送企业拥有的,符合城市配送车辆标准环保车型的配送车辆给予道路通行权,将“限制所有货运车辆通行变允许城市配送车辆通行”。同时,加强城市配送停靠作业管理,规划建设配送专用卸货作业区域。在此基础上,对于违规现象严格查处,杜绝“罚款放行”“以罚代管”的管理方法。
九、便利大件运输车辆跨区域通行
大件运输由于运输货物超限,需要办理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按照《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交通部2000年第2号令),对于车货总重在100吨以上的超限运输,承运人应在起运前3个月提出书面申请。规定的申报时间过长,与现在的生产与供应链节奏很不适应。
2号令还规定,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进行超限运输的,由途经公路沿线省级公路管理机构分别负责审批。由于各地审批手续不一、考察标准各异,申报时间进一步延长。一些企业不得不边申报边通行,增加了运营成本。
2011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对公路超限运输许可作了有关规定,要求由起运地公路管理机构统一受理跨省区市超限运输许可申请。由于没有统一的审批手续和考察标准,起运地统一协调的难度较大,到目前为止无法实现跨省区市“一证到底”,仍需分省办理。
地区垄断 篇4
1.1 地区垄断的基础———从政府职责角度分析
政府采取这样举措的原因与其职能密切相关。政府与国家长时间存在于历史范畴中, 并处于“治理人”、“管理者”的角色, 原因不仅在于其在不同政治体制内共同存在的事实, 更在于人类普遍的需要, 即有政府和国家的管理比无政府人民群体松散联合状态下, 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更高。从社会契约论角度分析, 每个民众让渡出自身的一部分权利联合组成政府, 代替所有群众、集体行使权利, 不仅使权力得以集中, 力量得以扩大, 决策力和执行力得到增强, 更能协调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 减少彼此之间因诉求不同而导致的矛盾与冲突。卢梭认为, 这种契约是共同体与它的各个成员之间的约定, 是公平、合法、有益、稳固的, 它有公共的力量和最高的权力作为保障。
1.2 政府调控经济的尺度———市场经济下行政行为的边界
尽管政府的存在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和现实的可操作性, 然而政府的角色定位和职能范围的边界尚需要明确;行政行为合法与否的问题尚需要结合具体情境在个案中予以分析。就政府职能而言, 从社会经济生活宏观的角度, 它承担着组织经济建设的任务, 对国民经济进行全局性地规划、协调、服务、监督的职能和功能, 包括:收入分配职能, 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 资源配置职能, 市场监管职能等。通过建立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以组织经济建设是政府的职责, 然而行政主体究竟应介入经济生活的那些领域、参与市场管理的哪些范畴、在市场经济中发挥哪些作用, 是随着社会现实不断变化的。
经济转型的深化越来越要求政企分开。政府角色的转变一方面赋予企业更多的经营自主权, 另一方面要求政府收束行政权力, 以解除政府主管部门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直属企业的行政隶属管理。然而, 政企关系一直处于矛盾状态, 处于国有资产与地方资产增值保值的考虑, 政府依然以行政长官身份对企业实施正面或负面的干预, 使得企业不能在独立自主状态下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由发展。
1.3 地区垄断的危害———类比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行为
地方政府过多介入经济领域, 以强制性行政指令的方式导致地区垄断, 从表面上看是对本地企业的保护和对外地经济的压制, 在短期时间内一定程度上对本地企业和经济的有效保护却不利于其长远发展, 是饮鸩止渴的行为, 原因如下:
1.3.1 地区经济与国家经济之间的关系, 可类比加入WTO组织后中国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的关系。
地方政府以行政行为, 例如:提高税费、不合理地加大检测力度、设置贸易壁垒等手段人为地将开放流通的市场分割成彼此相对孤立的部分, 大大阻碍了外来商品和企业的进入, 必然导致其他地区经济正常流通渠道受阻而蒙受利益受损。这种情况下, 其他地区政府往往会采取报复性的手段, 致使该地区的商品、企业或其他经济体难以进入外来地区, 进而导致本可以拥有的市场减少、发展空间减小、可获得利润减低, 对于他方与自身而言都是有害无益的。
1.3.2 地区垄断使得本地区商品或企业在本地市场内占绝对优势。
然而这种优势并非在正当的市场竞争中胜出从而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 而是通过地方政府家长性的保护采取一系列倾斜性的行政政策所致, 自然也并不意味着该经济体的运行是健康的、良好的。短暂的胜利往往会致使该行业意识不到自身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 在“良好保护”的环境下成长的经济体远离激烈的市场竞争、工艺的淘汰与更新, 久而久之在“坐井观天”的心态下丧失了发展进步的动力。地区垄断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在政府无力承担保护的重任, 抑或法律、法规、政策实行调整使得垄断的条件不复存在之时, 必然加速地方经济的衰败甚至消亡。
1.4 地区垄断的根本原因———绩效机制、社会现实与民族性格:
1.4.1 我国现行对执政者业绩的评价机制是否与现实相适应。绩效
考核评价标准中将经济增长作为重要指标, 且过度追求经济增长, 标准定量化, 例如人均纯收入、GDP等评价机制体现为数字上的增加, 却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实质发展, 也忽视了经济建设与民生问题、社会保障、公共服务、自然环境的协调适应。这样的评价体制固然有很大合理性, 且为利益平衡协调的结果, 但这样的政策导向容易导致行政主体采取地区垄断的方式, 为本地经济主体给予“家长式”的保护, 屏蔽了正常市场竞争中本该面临的风险甚至不利益。虽然地区垄断的行为对于发展地方经济是相对便捷有效的方式, 然而从长远角度却是饮鸩止渴式的危害。
同时, 我国作为发展起步较晚的国家, 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存在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现状, 即经济发展的动力并非源于社会、市场内部的需要———至少这种需求不够强烈, 而是更多地来自本地区政府的行政行为、上级政府的要求、其他发达地区经济往来的带动。这样的现状导致地区经济走向与本应呈现的正常样态相比受人为主观因素支配较多, 受客观因素决定作用较小, 无论是在建国初的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当今, 政府的角色始终是管理者、作用始终是决定性的。经济主体因实力不同, 对政府抱有或是依赖保护、或是摆脱控制的心理。因此, 经济体很大程度上脱离政府管理、完全独立自主发展, 在现阶段的可能性较小。
1.4.2 从民族性格及社会心理角度分析, 我国千百年来的小农经济
形成的封闭性、自私性特点, 表现为每个个体、每个家庭、每个地区专注于自身产业, 很大程度上割裂了与外界的交通联系。这种以自身发展为核心任务的思想观念, 导致个体对外界社会的无知与冷漠, 且忽略了自身与外界本存在着的联系。尽管当今社会时代已发生变化, 开放、沟通、交流、分享已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 然而狭隘自利的心理仍然长时间存在, 且导向着不同人群的行为。从行政主体角度而言, 只关注本地区经济发展而采取不公平竞争手段、甚至不惜损害外界利益的心态, 对自身和外界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现实视而不见的弊病, 导致地区垄断现象的存在。
2 地区垄断的解决思路
笔者认为, 在对地方政府业绩尤其是经济层面考察时, 不宜将地方经济割裂开来、独立对待, 而是将市场经济作为一个整体, 将地方经济在整个经济体中发挥的作用纳入考量范围, 以此促进地区间经济的相互流通, 从而产生积极作用。例如, 将本地区经济要素为其他地区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与本地区引进其他地区经济要素, 对本地区与外地共同产生的积极作用纳入考察范围, 以促使地区经济在分享中互利共赢, 各取所需。
任何对现有体制改革的举措, 即使产生再多的积极效应, 也会对社会造成难以预期的负担, 甚至是无法弥补伤害;绝大多数变革都会引发利益的再分配, 以“被牺牲的一代”的惨痛付出作为时代前进和发展的代价。社会制度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即使是细微的变动, 都有可能对整体造成难以想象的影响。因此, 面对现有体制的不完善之处, 缺少深思熟虑、不经过考证而提出大刀阔斧的改革、颠覆性革命的建议, 未免是成熟理性的做法。尝试转变观念, 疏通、引导, 巧妙解决问题或许会带来更多的成效与更少的伤害。
摘要：地区垄断是我国行政性垄断的突出表现形式, 地区垄断表面上是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单位采取保护措施, 实则不利于企业参与市场竞争, 从长远角度更不利于区域与国家市场经济发展, 也不符合我国《反垄断法》第五章的规定及立法精神。文章从地区垄断外在表象出发, 通过探讨现象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对减轻乃至遏制地区垄断, 建立开放共享的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地区垄断,行政性垄断,市场经济体制
参考文献
[1]秦前红, 张萍.浅析社会契约思想与宪政[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1月, 第31卷第1期.[1]秦前红, 张萍.浅析社会契约思想与宪政[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1月, 第31卷第1期.
[2]《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2007年8月30日通过, 2008年8月1日施行.[2]《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2007年8月30日通过, 2008年8月1日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当竞争法》, 1993年9月2日通过, 1993年12月1日施行.[3]《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当竞争法》, 1993年9月2日通过, 1993年12月1日施行.
地区垄断 篇5
一、我国行业收入差距现状
根据世界银行报告, 我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 2004年已经至0.465, 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 2005年逼近0.47。在全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下, 行业收入差距更令人关注。从历年的统计年鉴上我们可以查得我国各行业收入数据的变动轨迹。1985年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 为1406元, 最低的行业是社会服务业, 为777元, 两者相差629元, 比1978年拉大了1.37倍, 扣除物价因素, 实际拉大1.02倍。1995年, 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为7843元, 最低的行业是农、林、牧、渔业, 为3522元, 前者是后者的2.23倍, 相差4321元。2O00年收入最高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当中的航空运输业, 为21342元, 最低的是采掘业当中的木材及竹材采运业, 为4535元, 二者相差4.7l倍;2003年收入最高的是金融业当中的证券业为42582元, 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当中的林业, 为6139元, 二者相差6.94倍;2004年人均收入最高的证券业为50529元, 最低的是林业, 为6718元, 前者是后者的7.52倍。此外, 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 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异, 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也就是说, 收入最低的行业职工要工作五到十年才能得到收入最高行业职工一年的工资收入。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到, 职工平均工资排在前列的是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金融保险业、邮电通讯业等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垄断行业;排在后列的是农林牧渔业、采掘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等竞争较充分的行业。行业收入差距主要体现为垄断性行业与非垄断性行业之间的差距, 同时垄断性行业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也明显快于非垄断性行业的收入增长速度。行业收入的高低越来越取决于行业的垄断程度。
二、自然垄断、行政垄断与垄断行业收入差距关系分析
(一) 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根据垄断的起源、基本特点划分及进入障碍角度划分, 基本上将垄断分为自然垄断、市场垄断、行政垄断三种形式。市场垄断也称之为经济垄断, 是指企业在长期的竞争中所积累获得的比同行业其他企业在技术、规模、资金、人力资本等等方面的市场优势或市场力量而出现的垄断。此种垄断目前在我国亦有出现, 但在以上三种垄断中只占少数, 可以说随着行业集中度的提升、产业重组步伐的加快以及行业竞争力的提高, 经济垄断以后会逐渐增多, 但目前我国经济垄断并未构成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诱因, 所以本文将不予讨论。
对于自然垄断的认识, 就其发展历史看, 主要经历了自然条件决定论、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成本弱增性三个阶段。就规模经济角度来理解, 自然垄断是在一定的产出范围内生产函数呈规模报酬递增状态, 即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递减。这样由一家企业来提供产品就会比多家企业提供产品有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成本。范围经济基于多产品的角度, 认为成本的节约是源于企业的范围而不是企业的规模, 多产品的成本弱增性又与范围经济紧密相连。从成本弱增性角度来理解自然垄断则认为, 在整个有关产出范围内, 即使没有规模经济的作用, 即使平均成本曲线上升, 但只要单个企业供应整个市场的成本小于多个企业分别生产的成本之和, 由单一企业垄断市场生产的社会成本仍然最小。具备这一秉性的行业就是自然垄断行业。即自然垄断的特点在于一个代表性企业成本函数的劣加性。目前普遍被接受的关于自然垄断的经济和技术观点是基于范围经济和成本弱增性基础上的, 但我们可以看出不管何种观点均认为, 一旦一个行业被确定为自然垄断行业, 垄断就是合理的, 就应该独家经营。但垄断并不是静态不变的, 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强弱自然垄断理论被提出, 之后又有自然垄断的永久性理论和短暂性理论, 这些定义使自然垄断的边界发生相应的变化。实践中, 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科学技术的进展也使得自然垄断的边界在逐渐缩小。
行政垄断, 本人倾向于凡与行政权力相关的垄断都属于行政垄断的范畴。行政垄断的目的是垄断主体为了部门、地方或企业的经济或非经济利益采取的禁止、限制或妨碍市场竞争的行为。我国的垄断大多是由计划经济直接转化而来, 计划经济是由行政权力维系运转的, 惯性作用目前我国的垄断, 多带有浓厚的行政垄断色彩。行政垄断主要由两种表现形式:地区垄断和行业垄断。地区垄断指的是地方政府或其职能部门利用行政权力设立市场壁垒的行为。行业垄断指的是政府或政府的行业主管部门为保护特定行业的企业及其经济利益而实施排斥、限制或妨碍其他行业参与竞争的行为。目前, 我国广泛存在的行政垄断要比行政性垄断行业存在的范围大得多, 有代表性的行政垄断行业主要有:石油、成品油、广播电台、无线有线电视台、烟草专卖、食盐专卖等。但实际上在我国, 行政垄断存在于更广泛的行业和领域, 并且扎根于自然垄断, 使得行政垄断问题更加复杂, 带来的后果也更具危害性。
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有着根本的区别, 但在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二者又似乎不分彼此。自然垄断行业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具备由一家企业垄断经营比竞争更有利于节约成本, 生产更有效率, 更有利于消费者利益的秉性, 所以垄断经营有其存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即使在成熟的市场体制下, 也是有存在的必要性的。而行政垄断则是必须由政府权力管住市场准入, 如果放开经营, 对市场准入不进行管制, 实行自由化经营, 行政垄断就会自然瓦解。行政垄断对于经营成本、提高行业经营效率没有必然意义。它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合理的, 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和平均利润率。在我国, 没有自然垄断性的行政垄断很多。这种垄断形式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遗留问题、改革进程、部门保护等原因保存下来的, 一部分形成行政垄断行业, 大多数成为有地区限制或行业限制的行政垄断。
自然垄断可以因市场、需求、技术条件变化, 转变为非自然垄断行业。在自然垄断已经因技术进步、市场规模扩大、社会需求扩大等原因转变为非自然垄断后, 如果仍维持垄断状态, 就变成了行政垄断。这时, 垄断不仅不能降低成本, 增进效率, 还会降低效率。这时, 垄断的存在还有多大合理性, 就需要仔细考虑了。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西方国家对垄断行业进行了引入竞争的改革, 一些原来被称为自然垄断的行业, 有的证明只有很有限的自然垄断性, 有的已经成为竞争性的行业, 这种改革后来被证明也是成功的。但是, 市场规模和社会需求扩大到何种程度、技术进步到何种程度会使自然垄断转变为非自然垄断, 很难找出一个公认的标准。于是, 人们对此的认识和界定往往有分歧。在我国, 自然垄断存在的范围要比西方发达国家自然垄断存在的范围大。另外, 对一个行业有多大自然垄断性出现更大分歧的原因, 是利益的考虑。对于与垄断行业利益攸关的利益集团来说, 不维持行业的自然垄断性质, 会从根本上损害其利益。与该行业利益攸关的相关人员, 往往不能站在公正立场上说话, 我国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纠葛不清的特征使得这种情况更加复杂。我国与垄断性行业相关的从业人员, 很多就认为其所在行业的垄断是合理的, 是自然垄断, 不仅现在应该垄断, 将来也应该垄断下去, 垄断的范围不仅不应缩小, 还应扩大。于是本该回归市场的部分不再具有自然垄断性的领域却找到了行政垄断的保护外衣, 继续垄断经营。行政性垄断得到了行业内部所有从业人员和主管部门的支持。
资料来源:《国挑战腐败》
资料来源:《国挑战腐败》
(二) 行政垄断与自然垄断交织在一起是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制度性根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大多实行了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的制度变革, 改革的目标是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竞争主体和法人实体,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但在自然垄断行业, 没有对自然垄断边界进行科学合理的划分, 没有对其纯粹强自然垄断部分和可引入竞争部分进行剥离, 而仍然以其自然性全部处在国家行政性垄断的庇护之下, 形成了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交织在一起的双重垄断特征。自然垄断使企业具有取得垄断地位的经济理由, 而行政垄断能够排除在位垄断经营者的合法的、潜在的竞争对手, 由于其他的市场主体几乎无法进入, 导致垄断行业经济行为的扭曲。如, 超额垄断利润的获得多通过垄断价格而不是靠提高技术水平;使得企业垄断地位更具有行政色彩, 强化了企业在行为上的垄断, 造成了企业和行业的高收入居高不下并呈刚性增长, 行业的收入分配同市场脱节, 行业内普通岗位的工资收入高于我国平均的劳动力市场价位, 比其他行业同工种职工的收入高出很多, 因而造成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 在全社会范围内造成分配不公。
其实自然垄断行业中尚不能引入竞争, 垄断具有合理性的部分并不多。但即便是这部分也不是完全没有竞争, 有的存在替代竞争。一些原来被认为自然垄断性很强的垄断, 如本地电话、有线电视, 事实上都可以引入竞争。但在我国除电信行业的无线寻呼和增值业务引入竞争外, 其他基本处于自然垄断业务和非自然垄断业务捆绑在一起交由政企不分的国有垄断企业经营的状态, 这种高度的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交织的状态, 促成了这些行业利用行政垄断的特权, 攫取高额垄断利润, 提高行业收入的行为。
从我国自然垄断产业治理模式改革看, 目前我国的自然垄断产业企业仍然主要是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企业, 不管是何种形式, 实质上与公司改革以前并没有太大区别, 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模式, 由于政府目标、企业目标、管理者目标的差异和非对称信息, 自然就会产生较为严重的“内部人控制”和“所有者缺位”等问题, 这样使垄断性行业收入分配更具个人主义倾向, 行业收入偏高也就成了自然趋势。 (表1)
另外, 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的交织, 在客观上为“政策寻租”创造了很大的空间。 (表2) 寻租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源, 滋生更多的非生产行为, 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社会成本的提高、经济效率的下降。特权和垄断的存在带来寻租的市场化和社会化, 进一步引起权力的市场化和社会利益机制的扭曲, 对行业收入分配产生不利影响, 造成了严重的分配不公和腐败问题, 更加不利于纠正和改善行业收入分配格局中的不合理因素。同时, 使得垄断行业占有社会的更多财富。又由于我国体制的不完善和市场发育不健全, 加上缺乏必要的审计与约束机制, 无法有效地区别垄断行业中的资产收益与劳动收益, 致使经营者和劳动者抱成一团, 共谋“工资侵蚀利润”的私家大业。同时, 垄断部门在垄断高价内包含的行政垄断租金, 转化为这些行业或部门的高收入和高福利, 一方面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另一方面又刺激其他垄断部门的仿效和攀比。
这种制度性因素导致的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靠制度本身的改革去解决。比如, 科学合理地划分自然垄断的边界, 该引入竞争的就交由市场机制发挥应有的作用;消除特权和限制垄断, 压缩“政策寻租空间”;进行制度创新和政治体制改革, 反对行政垄断, 切断行政特权和自然垄断行业的利益纽带, 抑制行政垄断行为和特权对相关利益主体的倾斜等。如果不从制度上寻找根源, 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些行业收入过高的问题, 所有的努力都将是治标不治本。
三、结束语
造成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既有市场经济的原因, 也有体制和制度安排的原因, 造成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因素更多的是来自于制度安排的原因。由于市场机制按要素分配, 政策造成的收入差距, 从国际经验来看, 可以通过收入再分配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得以较好的解决。但在我国效果并不明显, 原因就在于我国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交织不清的特点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和管制的不力致使垄断行业形成的过高收入, 本质上是多年来体制上的遗留问题, 政府资源配置职能的越位, 行政垄断对相关利益单位在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倾斜, 自然垄断行业产权改革和公司治理模式改革的不彻底所致使政企的表面分离而实质上的千丝万缕, 均造成市场机制的“要素价格均等化”作用无法实现, 行业收入差距因此不会缩小, 只会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