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垄断（通用8篇）
政府垄断 篇1
一、土地征收的界定及制度分析
在我国,土地征用是指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定程序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收归国有),并依法给予被征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一定补偿的行为。从理论上讲,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和被征收土地市场价格是等价的。但是当土地征收出现单方面强制性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强买强卖交易性质,被征地实际使用者(农民)往往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处于被动参与交易的地位,没有选择是否参与的自主性和完全的独立意志,他们不可能获得应有的经济利益。这时候,土地补偿费用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价格,而是与被征地的市场价格相背离。造成这一矛盾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当前土地制度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
我国的土地公有制包含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且制度安排从来就是集体所有制要服从国家所有制。在土地市场上,一方面政府代理人行政行为面对的是无对任何具体产权个人负责的资产行政责任;另一方面社会公共成员每个人也不具备像企业股东那样对政府代理人的市场行为进行监督的权利,其结果就是任由政府代理人利用土地审批定价制度配置土地资源。这样,政府的“经济人”身份必然导致他完全运用手中的土地审批定价制度来配置土地资源,在维持土地转让的高额价格并获得高额利润的同时,以较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征收土地,这样所造成的直接代价便是土地供需矛盾紧张与农民利益被侵犯。
二、土地征收中政府垄断地位的经济学分析
关于土地征用中的政府行为,在我国,地方各级政府既是国有资源——包括集体土地的宏观管理者,又是国有土地所有权的实际行使者。管理者和所有者职能的重叠,使地方政府具有政治利益最大化和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双重目标,而这种目标在短期内又体现出相互促进的特性。政府则依靠其在土地市场的垄断地位,凭借其行政征用的权力,实现了既得利益最大化。下面,我们将从经济学角度对政府在土地征收中的垄断地位进行分析:
1. 法律规定下的补偿标准及计算方法
由于地方耕地征收补偿水平按照《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到十倍…,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到六倍…”,也就是说,耕地的征收成本主要是依靠土地的年产值决定的,不妨设土地年平均收益AR=k,其中k为土地种植农作物的单位平均产值,如果不计土地征收过程中耗费的其他人工成本,那么土地征收的平均成本AC0=ρk,其中ρ为土地征收中政府按照《土地管理法》规定的“产值倍数法”确定的补偿系数。
2. 在不同制度安排下,对土地征收机制的理论分析
(1)政府以低于理论平均成本价征收土地并按垄断价格转让时,结合图1.政府土地征收收益简化型,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补偿标准,政府补偿给农民的征收费即实际征收成本仅为AC0;但是,政府出让征收土地时,从理论上分析,政府必然将价格确定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处,在图上的反映即市场垄断价格为P0。这是由于政府的收益函数为R=PQ,又P=P(Q),所以,政府的边际收益函数为,其中Ed为土地的需求价格弹性。作为土地资源垄断者的政府,为了追求收益最大化,必然将把土地供应量推进到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处,此时,P(1-1/Ed)=MC,于是我们可以得到征收土地转让价格与转让数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即政府转让土地时依据边际成本加价原则确定的市场价格,在图1上即按照市场垄断价格P0出让。于是,我们可以得到政府最大收益函数:,此时,政府转让的土地价格水平与收益将完全取决于土地需求价格弹性的大小。由于土地供应具有刚性,并且,政府掌握着土地供应审批权与土地交易权,所以,政府将运用其垄断权将土地的供应量限制并推进到其需求价格弹性大于1的阶段,使得其转让价格大于边际成本,以维持获得最大收益的土地供应量。结合图1政府土地征收收益简化模型,我们可以看出,为了获得收益最大化,政府将使土地供应推进到MR=MC,此时土地供应量为Q0,市场均衡价格为P0,但是,政府征收土地时的土地成本价格为P3,且P3=AC0。这时候,政府所获得的净收益(P0-P3)Q0,这也是农民由于政府垄断导致征收价格差的存在所蒙受的损失。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同样可以看出,政府在土地征收中所侵占的农民利益是巨大的。改革开放前,通过价格“剪刀差”,使农民损失6 000亿～8 000亿元(顾晓斌,1995),而改革开放以来,在征地中从地价这一环节,又使农民损失20 000亿元(任浩,2003)。
(2)政府以理论征收成本价征收土地并按垄断价格转让时,结合图1政府土地征收收益简化型,土地征收的理论平均成本为AC,AC>0且AC'>0。此时,在征收土地量Q0的情况下,政府支付给农民的单位补偿款按照征收土地的理论平均成本价格P2支付,同样地,由于政府垄断的存在,实际垄断价格仍然高于土地征收的平均成本,即政府在土地征收中仍然获得了高收益。相应地,作为土地实际拥有者的农民却没有从土地征收中获得土地增值带来的高收益,这一部分收益损失还是被政府所侵占。这时,农民的收益损失为(P0-P2)Q0。
(3)政府允许土地自由交易转而作为公正的市场监督人时,因为农民有自由买卖土地的权利,农民变成了土地交易市场上独立的“厂商”,并且他们都只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这时市场竞争机制开始充分发挥作用。于是,在高额土地转让价格P0的吸引下,农民会放弃因土地耕种而带来的产值收益,通过市场自愿转让土地去获得高额的土地转让收益。这时,市场上的土地供应量将增加,直至土地供求关系达到新的市场均衡。结合图1政府土地征收收益简化型,这时的土地交易市场类似于完全竞争市场的情形,于是在自由竞争状况下,农民所面临的平均成本曲线AC相当于其耕种土地时所能够得到的持续的土地产值收益,也就是说,农民面临的平均成本曲线就相当于其放弃土地耕种的平均机会成本曲线。与此同时,在自由竞争的状况下,边际成本线和平均成本线也可看做重合的一条曲线,并且和土地的市场供应曲线一致;而土地的需求曲线依旧保持不变,且自由竞争状态下土地转让的边际收益线与平均收益曲线一致,即边际收益曲线与市场需求曲线重合。这时,新的土地供求关系将在土地价格P1与土地供应量Q1处达到新的均衡。在新的均衡点(Q1,P1)处土地的市场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等于平均成本,即P1=MC=AC。此时,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将实现帕累托最优,农民的利益也将得到有效保护,社会福利状况大大改善。
三、土地征收问题的总结与政策建议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在政府垄断土地交易的情况下,就算土地征收价格按照正常平均成本进行征收,由于政府拥有土地审批权,并且农民没有自由交易土地的权利,因而政府凭借其垄断权利,依然可以通过控制土地供应量以获得超额的转让价格,这时,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受到损害;同时,在非市场性低价征收补偿的机制下,农地征收前后巨大的价格差使得农民主体的经济权益受到严重侵犯
正是土地所有制为政府通过价格“剪刀差”侵犯农民利益打开方便之门,所以唯有重新设计制度安排,改革现有的土地制度,允许土地私有,明确土地产权,用产权来保护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因为在土地私有制下,市场交易只认地契,不认批文,于是土地所有者(农民)拥有获得法庭公证、受法律保护的法定依据,政府凭借行政权力大肆圈地的成本也将极大上升。更为关键地是,土地所有者(农民)将重新恢复市场交易主体的地位,并且可以在市场机制下实现土地自由交易,这时土地的市场交易将更加规范,市场竞争将更加充分,土地资源的配置也将更具效率。
摘要：本文从当前土地征收的制度分析出发，着重对政府垄断土地征收的行为进行经济学分析，得出在以政府为主导的非市场性低价征收补偿机制下，农地征收前后巨大的价格差使得农民主体的经济权益受到严重侵犯与损害的结论，进而提出改革现有的土地制度，允许土地私有，明确土地产权，用产权来保护土地所有者利益的建议。
关键词：农地征收,土地制度,政府垄断,制度安排
参考文献
[1]张爱萍．征地中农地增值收益分配分析．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5．
[2]顾晓斌．论“剪刀差”存在的必然性[J]．农业经济问题，1995，(4)：38—43．
[3]任浩．剪刀差对农地价格的影响[J]．中国土地科学，2003，(10)：60—70．
论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管制的可行性 篇2
摘 要 自然垄断具有竞争无益性与无利性的双重特点，在传统经济体制的影响下，中国的自然垄断兼具行政垄断与市场垄断的双重特性，政府可对自然垄断领域中的市场主体秩序、交易秩序及服务质量标准进行规制，但同时又存在弊端。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成功经验，自然垄断行业应当进行政府管制创新，适当地引进有效竞争机制，以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府管制制度。
关键词 自然垄断 政府管制 有效竞争机制
一、自然垄断
自然垄断（NatIIral Monopoly）是指这样一种市场状态：在其中的行业规模经济效应非常突出，而且都需要投入大量资本才能开业，并且资本一旦投入，就“沉淀”在这个行业里很难再抽回。就是说自然垄断的行业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规模效应突出。另一个是经营所需要的“沉淀资本”很多。
自然垄断的特点是：独家垄断、效益最高。一般认为，所有的公用事业如电力供应、供水、供气、电讯行业以及交通行业（铁路）都具有这特点。在这些行业中，越是不存在垄断，经济效益就越低，越是独家垄断，经济效益就越高。
二、自然垄断行业中的政府管制
自然垄断一般出现在公用事业产业及运输业，如公共交通、供水、供气、供电、通讯等。因此在这些行业中。自然垄断就是一种最有效率的组织生产的方式，赋予少数企业以垄断供给权。限制其他企业加入在政策上是允许的。
理论认为，自然垄断的存在具有经济上的必然性，所以政府就要承担两个责任：一方面，在自然垄断的行业中。政府要维持独家垄断的局面。以保证公众享有最低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政府要防止垄断企业滥用其垄断地位来攫取超额利润。损害公众利益。因此在以提供公共物品为主的自然垄断行业中。政府的作用不可避免。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一般各个国家都会采取在自然垄断行业进行政府管制。
长期以来，我国对自然垄断行业实行的是政府直接投资、垄断经营的管理体制。这种做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由于政府直接投资，企业领导由政府委派，资金由政府划拨。价格由政府指定，盈亏由政府承担，不存在任何经营风险。企业不存在外部竞争压力。没有追求成本最小化的激励。导致企业浪费现象严重，经营成本高涨，产品价格居高不下。同时，企业往往会存在亏损。而使政府为了保持其供应水平而给予大量的政府补贴。因此，在现代经济中，合理的措施是引入市场化的经营机制。政府则对这些行业进行管制。主要由政府确定服务数量和质量标准，同时管制价格。
三、政府管制的分析
（一）价格管制
价格管制是为了防止垄断企业谋取暴利，危害公众利益。价格管制主要有三种方法：成本定价法、收益率法、制定最高价格限制。但是这三种方法都有缺陷，第一种和第二种方法对政府来说很难精确地估算企业的实际营业成本，而第三种方法若最高价格限制定的太低，则会造成企业亏损。一般来说，各种限制价格的方法都可能使企业对消费者的需求不敏感。对提高服务质量和降低成本不感兴趣。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政府对价格的管制类似于强有力的垄断价格。当政府的管制价格高于均衡价格时。这一价格就类似于自然垄断的卖方垄断价格。反之，则类似于买方垄断价格。即便该价格正好等于均衡价格（由于信息不对称。一般不可能）。也可能出现买卖双方的谈判能力的差异而造成交易费用的分担不对称。而与市场垄断价格不同的地方在于。政府的管制价格具有合法性。并且以国家暴力为后盾，一旦制定，远比市场垄断价格具有刚性。也不会受到其他经济力量的影响。更具有持久性。因此从这方面来看，虽然价格管制是出于提高社会福利的目的。但事实上却比市场垄断具有更高的交易成本从而无效率。
（二）进入管制
独家经营的垄断企业具有效率上的绝对优势，但这并不能保证没有别的企业进入该行业，这样就需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来进行限制。而政府限制企业加入该行业的办法，主要是控制许可证或特许权的发放。一种是政府简单的通过行政手段将特许权授予某个或某些指定的企业和个人。这种方式带来的后果是获得垄断权的个人或企业不仅会利用其垄断地位操纵价格，而且因为缺乏生产技术方面的资格，更有可能提供较劣质的产品和服务。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提出了通过投标竞争使承诺以最低价格出售产品的企业取得这一特权。用投标竞争把价格压低到边际成本．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但是，这种競争并不能完全替代政府管制。它只是有管制的竞争。而不是充分的市场竞争。政府在某一产业实行经营特许权的公开招标。实际上意味着政府依靠其行政力量事先确定该产业的竞争者数量。而且价格的确定比较困难，授予特许证的标准的制定也不容易。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政府管制的成本。不但政府要花费人力物力监督企业经营．企业的经营者也要应付政府的审查和繁琐的司法程序。其监督、执行成本都相当高。
四、解决方法
1．以引入竞争机制为目的的放松管制。基于以下几点原因．应当引入竞争机制：存在着管制失灵或政府失灵；技术创新使某些产业的自然垄断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要求在该产业中引入竞争以适应其发展的需要：激励性管制的引入。给被管制企业以提高效率的激励，促进了自然垄断产业的发展。
2．建立精简、独立、高效的政府管制机构、管制职能和机制，努力降低不必要的管制与竞争制度的运作成本。
3．在进行价格管制时。积极引进公众参与，建立价格听证制度，透明、公正和平等引导价格的合理管制。
4．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推进反垄断法的建立。将自然垄断性业务的监管纳入法治轨道。提高监管的透明度，切实维护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加大行政违规和行政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与惩罚力度。从制度上保证管制机构的公正性。
参考文献：
[1]陈富良.放松规制与强化规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2]王俊豪.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政府垄断 篇3
我国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改革是在西方国家放松规制运动兴起的背景下开始的, 其改革措施与西方国家虽有某些相同或相近之处, 但我国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改革却有着自身的特殊性。西方美、英、日等国的规制改革都是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基础上进行的, 因此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对政府经济职能的重新定位, 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合理确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建立高效政府。我国建国以来的大部分时间是采取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 因此, 我国政府规制改革与西方国家放松规制的内涵有所不同:后者是市场经济的政府规制放松, 前者则是双重过程, 既是对原先计划管理的放松过程, 又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新规制的过程。具体来讲, 我国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改革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特殊性:一是规制改革背景的特殊性;二是规制目标的特殊性三是规制主体的特殊性; 四是规制对象的特殊性;五是规制任务的特殊性;六是规制改革内容的特殊性。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自然垄断产业以及政府规制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但规制的性质、特点等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为此, 我国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改革不能照搬西方国家规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 而应根据自身的特殊性创建有中国特色的自然垄断产业规制体制。
1 建立独立的规制机构, 彻底实现政企分离
规制机构的设立问题是建立规制模式的核心内容。而目前我国自然垄断产业的监管机构还没有实现政企分开, 规制机构往往是各部委的下属单位, 没有起到应有的监管职能;有些自然垄断行业甚至没有规制机构, 如铁路等行业。目前只有电力行业成立了独立的电监会。从我国垄断产业改革的实践过程看, 至今还没有解决好与市场化改革相适应的监管体制和政府职能转变等问题。因此, 建立独立的规制机构已成为自然垄断产业改革的一项重大任务。规制机构应本着政策制定职能与监管职能分开的现代监管理念和独立、公平、透明的原则构建。具体来说, 应在各自然垄断产业中建立既独立于企业又独立于政府各部委的规制机构, 从而既实现政企分开, 又减少行政力量对规制过程的过度干预。改革过程中, 仍然政企不分的产业可先致力于规制机构相对于企业的独立;政企已完成形式上分离的产业可致力于规制机构相对于政府部门的独立。
2 加强规制立法建设, 为政府提供规制准则
在自然垄断产业中, 规制机构与反垄断机构应相互合作。同样, 规制法与反垄断法的制定也是同等重要。规制改革应以规制立法为先导, 按法定程序进行。为提高政府对自然垄断产业的规制效率, 监督规制者公正执法, 必须针对自然垄断各产业的经济技术特征, 对规制机构设置、责权划分、市场结构的重大调整、被规制企业的权责利关系、有关价格、服务质量、市场准入条件等政策内容做明确出规定。目前应加快建立、修改和完善《电信法》、《电力法》、《铁路法》、《航空法》等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法。在反垄断权力分配与执法体制上, 反垄断法与这些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法的关系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规制机构和反垄断机构的相互合作, 在规制权和反垄断权的划分和协调方面, 必须由规制法和反垄断法共同加以规定。
3 加快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构建规制改革的微观企业基础
要建立富有效率的规制体制, 必须在微观层面上按现代企业制度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 构造规制改革的微观企业基础。因此必须加大自然垄断产业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力度, 对于非自然垄断性业务, 应逐步降低甚至取消产业进入门槛, 通过股份制改造大力引入民间资本和国外资本, 实现竞争主体多元化。对于严格的自然垄断性业务, 也不一定要求国有独资公司来经营, 也可采取股份制企业特许投标争取垄断经营权或委托经营等方式。加快自然垄断产业中国有企业产权制改革, 有利于提高企业效率, 为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构筑富有效率的微观基础。同时, 也为我国私有部门进入自然垄断产业提供了机会, 有利于形成多元化的投资主体格局。
4 放松规制, 引入竞争机制
放松规制、引入竞争是我国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改革的主题。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规制改革的经验来看, 自然垄断产业放松规制、引入竞争改革在促进行业竞争、提高效率和服务质量、降低价格和收费水平等方面都收到了积极的成效。因此我国自然垄断产业应借鉴发达国家经验, 积极推进放松规制改革, 实现有效竞争。为了引入竞争机制, 提高自然垄断产业的运营效率, 必须考虑对原有自然垄断产业的组织结构进行分割重组。具体有多种情况:一是垂直分割结构。垄断厂商仅限于从事自然垄断活动, 其价格受到规制。二是纵向一体化与自由进入混合式结构。自然垄断部门仍然由垄断厂商经营, 但竞争性领域同时允许其他竞争对手参与经营, 两者间明显存在不对称, 这种不对称可能要求垄断厂商的所有价格继续受到规制。三是基础网络与服务活动分离式结构。垄断者只负责基础网络而不参与其他活动和服务, 改由其他经营者负责。当然, 实际改革情况远比上述几种模型复杂, 改革措施也在随着社会经济技术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改变。总的政策导向是趋向于分解原有庞大的大一统体系, 实现非自然垄断业务的有效竞争和自然垄断业务的有效规制的合理组合。
5 对规制者进行规制, 减少其机会主义行为
行政性垄断主要依靠政府机关的法律权限、许可等手段予以实施, 而政府在行使这些权利时, 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自由裁决权, 不可避免会滥用职权, 谋取私利, 或出于某一目的维护某些集团利益。为此, 有必要建立一套针对政府规制失灵的规范体系:一是重新规范行政职权, 对现有政府规制的法律合理性进行调整和完善。二是建立对政府规制制度实施结果的奖励和处罚机制, 这将有利于减少具体规制部门以权谋利的机会主义倾向。权力主体的腐败行为选择是典型的风险决策行为, 即权力主体权衡各种利弊得失, 决定是否付诸实施腐败行为。同样, 具体规制部门在决策过程通过权衡违规的成本与收益来决定是否从事违规行为。新制度经济学认为, 人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行为动机及信息不对称, 是实施机制存在的基础, 并且有效的实施机制将会加大违约成本, 从而使任何违约的行为都变得不经济, 减少执行者的机会主义行为。
6 完善价格听证会制度, 形成理性决策平台
听证会制度是政府听取民意的一种民主程序, 它以多方的参与、规范的程序、利益的平衡、协调和共存来实现社会秩序的和谐, 是一个让各利益相关者的观点得以表达, 并展开辩论, 最终形成理性决策的平台。我国在1998年《价格法》中首次将听证制度引入公共决策程序;2002 年《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中, 对实行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的重要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制定和调整, 主要是关系公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和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 明确了具体的听证规则。当前首先要改变代理人的代理主体虚化和缺位现象。其次要建立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 使民意代理人更好地履行职责, 要保证听证会代表拥有便利的信息获得渠道, 降低其“代理民意”的交易成本。第三, 要鼓励行业协会等民间自发群体的成长, 让有意愿、有能力、有约束的社会团体作为民意的代理人。 最后, 消费者应该有权利进行价格的制定, 要确保价格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 让消费者能够广泛参与进来, 广泛征求他们的意见。
7 借鉴国际经验, 积极推进激励性规制改革
规制改革需要区分自然垄断性业务与非自然垄断性业务, 规制改革的一般思路是在非自然垄断性业务放松规制, 引入竞争机制, 而在自然垄断性业务则需要改进规制, 引入激励性规制。如最高限价规制、特许投标竞争、区域间比较竞争等。价格上限规制和传统的收益率规制相比, 表现为从利润水平规制到价格水平规制的转换, 对企业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有更高的激励作用。特许投标竞争模型是在规制中引进竞争机制, 通过投标阶段的竞争, 使最富效率的企业进入产业, 达到了规模经济与竞争效率兼得的目的。区域间比较竞争对我国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有较强的借鉴作用, 目前, 我国电力、自来水和煤气供应等产业均是由地区性企业垄断经营的, 对此, 中央与地方政府都可以运用区域间比较竞争模型, 激励地区性企业降低效率, 提高规制科学性。区域间比较竞争模型在我国有较可观的应用前景。
摘要：我国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改革与西方国家虽有某些相同或相近之处, 但却有着自身的特殊性。文章主要从我国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改革的特殊性出发, 提出了创新我国自然垄断产业政府规制体制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激励性规制
参考文献
[1]陈富良.中国政府规制体制:改革路径与目标模式[J].改革, 2001, (4) .
[2]王俊豪.中国自然垄断产业政府规制体制改革[J].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1, (6) .
[3]余东华.激励性规制的理论与实践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3, (7) .
垄断！垄断！ 篇4
购物你会习惯去沃尔玛，买手机你只选诺基亚，让你说一个冲印店你会脱口而出柯达，开一辆宝马是你的梦想……那些无所不在的广告，可口可乐、NIKE、潘婷……正将你紧紧的锁在了跨国公司所精心编制的网里，而你毫无觉察。
这还仅仅是生活。而中国企业面对跨国公司的狂轰滥炸，也许就没有消费者这样舒适的心情了。
据国家工商局的资料，中国多个行业总产值的比重中，在华跨国公司的份额不断上升。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在华跨国公司所占据的市场份额都在1/3以上。
美国微软占有中国电脑操作系统市场的95％，美国柯达占有中国感光材料行业至少50％的份额，法国米其林占有中国子午线轮胎市场的70％，芬兰诺基亚、美国摩托罗拉等跨国公司占有中国手机市场的70％，美国思科占有中国网络设备行业市场的60％……
当中国企业在庞大的跨国公司的控制下步履维艰的时候，警钟早已敲响。
重资出拳
跨国公司来到中国可非空手套白狼，他们太清楚中国缺什么，当中国企业还在为资金而头疼的时候，跨国公司的巨额资本无异于投下一枚重磅炸弹，被砸的市场无人能幸免。
美国的可口可乐公司利用强大的资本优势，迅速在中国设立20多家生产基地，仅用几年的时间就把其品牌完全根植到中国年轻一代消费者的脑海中，可口可乐饮料、浓缩液在中国的市场份额达到了70％，完全形成“一支独大”的局面。中国的饮料行业只能另谋出路，在红茶、绿茶、凉茶上找市场，完全失去与之抗衡的能力。
早在1998年，柯达就透过一系列并购协议，把除乐凯以外的几乎所有洗印材料和照相器材厂家收归旗下，并迅速把日本富士从中国市场的头把交椅上给拉了下来。2003年，柯达公司以4500万美元现金出资再次取得了乐凯20％ 的股权，从而取得了一统中国感光行业天下的绝对优势地位。在对中国感光材料行业的调查中，国家工商总局这样描述：“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高达80％ 以上。其中柯达公司超过50％，富士公司超过25％，其他如柯尼卡公司等占8％至9％。”
资本出击，迅速涤荡了各行业纷繁复杂的市场，使跨国公司逐渐占据着领头羊的位置。
技术支撑
技术优势是跨国公司最显着的优势。目前跨国公司垄断了世界上70％的技术转让与80％的新技术、新工艺。技术壁垒的限制下，中国企业可谓眼睁睁的将市场拱手让人，让出去的市场再重新争夺回来，那便不仅仅是技术的问题了。
目前，我国银行业大型机市场和大型机服务已经出现了IBM 的“双重垄断”现象。从央行到四大商业银行，其核心业务平台和正在兴建的全国各地的数据处理中心，百分之百地安装和使用IBM 大型机，即所谓的“产品垄断”。大型机安装完毕，其使用系统维护、管理、保养和故障排除以及续建、增容、升级等服务百分之百地由IBM 提供，即所谓的“服务垄断”。在金融已成为经济核心的时代，关键经济领域之一的银行业仅由一家外国公司提供关键产品，又差不多仅由这家外国公司提供这种关键产品的服务，在全世界恐怕是十分罕见的。金融安全将不得是不考虑的一个问题。
利乐公司 (瑞典) 是全球最大的软包装供应商，控制全球75％ 软包装市场份额。上世纪70年代进入中国，20多年的努力使得利乐在中国架构起了近1000条灌装机生产线，控制着95％ 无菌软包装市场，占绝对垄断地位。伊利、光明、三元等国内乳业巨头都使用利乐的无菌灌装生产线及相应的包装材料。在这种垄断情势下，中国企业要想在该领域取得发展几无可能。
类似的还有微软 (中国) 公司的桌面操作技术，诺顿的杀毒软件技术等等。目前跨国公司已在我国形成了对技术的控制和垄断，我国专利申请数量呈逐年递增之势，平均增幅为20％，但来自跨国公司的申请占了87.8％ 在我国重点发展的移动通信、集成电路、数字电视、光通信等技术领域，跨国公司专利申请的比例更是占了85％ 以上。
品牌渗透
跨国公司的品牌垄断战略具有相当的隐蔽性，其品牌扩张往往透过资本进入、企业并购来完成，但独资才是跨国公司实现最终利益的有利载体。
从1988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宝洁公司在成功推出飘柔、海飞丝、潘婷、舒肤佳、玉兰油、护舒宝、碧浪、汰渍等系列产品并主导了中国日化消费品潮流之后，2004 年5月11 日，她终于与在华合作16年的老伙伴和黄分道扬镳，并宣告一个月内实现在华独资。在此之前不久，国际知名品牌雅芳也宣布了与美晨达成的“分手协议”。欧莱雅在闪电式打败竞争对手资生堂后，成功地将中国本土大众化妆品品牌“小护士”和“羽西”收编在自己的囊中。
美加净化妆品曾经是国内消费者十分喜欢的一种日用化妆品，但是现在市场上却难觅其踪迹；早几年占本土市场份额第一的“大宝”已基本在一级市场百货渠道消失踪影，转战农村市场除洗发水和洗衣粉外，几乎所有日化产品和化妆品本土品牌均被挤到二、三级城市。专家指出，不远的将来，跨国公司也会毫不留情地蚕食掉这部分市场。
跨国公司在做什么
当一手掌握天下的时候，唯利是图便有了更好的发挥途径。
跨国公司如今往往会利用其在市场中的技术优势、品牌优势、资金和管理优势实施各种限制竞争的行为。其中，搭售和附加各种不合理条件是其经常使用的一种手段。在价格上做文章，也是跨国公司经常使用的手段，对各种不同的客户实行与成本无关的价格上的差别待遇。为了占领市场份额，排斥竞争对手，跨国公司还经常使用低价倾销手段，实行掠夺式定价。
国家工商总局在报告中指出，跨国公司还经常使用拒绝交易和独家交易手段，限制市场竞争。其中，在知识产权领域，跨国公司往往利用其在该领域的独占权进行拒绝交易，即知识产权人利用其对知识产权所拥有的专有权，拒绝授予其竞争对手合理的使用许可，从而排斥其他人的竞争。
全球最大的网络设备制造商美国思科公司对其拥有的专利权或商业秘密的“私有协议”不授予给其他任何企业，人为地阻止了不同企业设备的互联互通，形成了技术、市场壁垒，也使得在招标过程中，其竞争对手难以对其形成实质竞争。
利乐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点客户在无菌包装机销售中定价绝对低于成本，尤其在包装设备招标中，有时甚至免费赠送设备，但条件是今后若干年购买指定数量的包装耗材。此外，利乐公司至少在一些合同中还订有‘客户不得在未来若干年内购买第三方包材的排他性交易条款。
法律的缺失更是让这些行为有恃无恐。今年出台的《反垄断法》虽说可谓姗姗来迟，但毕竟是出现在民众眼中了。然而，13年的利益纷争和力量博弈不禁让人对于该法的威力持观望态度。如何限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垄断态势，维护市场公平，也许不仅仅是一部法律就可解决的问题。
政府垄断 篇5
笔者认为公共服务市场化至少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政府部门内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半市场化, 另一是政府部门把公共服务提供者身份完全交由市场主体的完全市场化, 不仅应包括民营化, 还应包括着代理政府, 市场治理以及公私伙伴关系等等其他具体形式。目前而言, 学界没有对公共服务市场化如何发生以及发生路径做出专门探讨, 本文试从这一角度加以阐释。
一、公共服务从“政府化”到“市场化”的范式突破
伴随着传统公共行政的“官僚化”危机, 公众虽继续向政府提供资金, 但政府却未必向社会公众提供及时足够的公共服务。因而, 西方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了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 其基本思路就是在公共服务领域打破政府垄断,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通过充分发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而达到有效改善与提升公共服务, 由此最终实现了公共服务的“政府化”向“市场化”转变。
(一) 公共服务市场化对公共服务供给缺失的弥补
公共服务供给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一是从主体结构的层面而言, 这是讨论公共服务由谁来供给的问题, 它表明多个主体及其之间的合作和竞争关系;二是从提供过程的层面而言, 这是讨论怎么供给的问题, 它表明公共服务提供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竞争规律我们可以得知公共服务供给应该存在着多个竞争主体, 竞争能够带动许多参与主体去设计许多市场尚未涉及的领域, 能够弥补供给的不足。
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大政府, 小社会”的行政观念, 导致了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始终处于垄断地位, 加之, 政府工作人员及其部门在利益再分配过程中的自利性, 政府机构臃肿, 国家财政不堪重负等现实状况, 都造成了公共服务供给畸形, 与此同时, 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效率低下, 无法满足公共需求。因而, 进行公共服务改革, 引入多元公共服务供给竞争机制, 无疑是改进我国目前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和供给质量的有效尝试。
(二) 公共服务市场化对公共领域外部不经济的纠正
“外部不经济性”理论是1910年由著名的经济学家马歇尔 (A.Marshall) 提出的, 随后, 他的学生庇古 (H.C.Pigou) 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外部性是指在实际经济活动中, 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活动对其他生产者或是消费者带来的非市场性的影响。与公共服务领域有关的外部性, 主要是生产和消费的外部不经济性尤其是生产的外部不经济性。
由于公共领域的公共物品, 没有明确的产权, 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无节制的使用公共资源并不付费。这种无节制的滥用会最终导致公共服务提供的不足。人们在滥用资源, 损害他人 (带来巨大的外部不经济性) 的时候, 造成公共服务产品的缺乏 (社会资源的低效和浪费) , 同时也损害了自己的经济福利。Hardin (哈丁, 1968) 关于“公地的悲剧”1的著名论断就描述了所有权缺失所导致的公共福利损失的后果。
纠正公共领域的这种外部不经济性, 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是一项可行性措施。通过市场化改革, 明确产权的界定, 政府把一部分公共产品的提供权通过与市场主体签订合同的形式外包给市场主体, 通过使用者的用者付费机制 (通常是只需付少量的费用) 来调控公共产品提供的外部不经济性领域。
(三) 公共服务市场化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推动
服务型政府职能的具体实施就是表现在公共产品方面的生产和提供。我国在公共产品提供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长期以来政府对公共产品投资比重较少;二是改革中出了认识上的偏差, 在解决公共产品供不应求上存在着决策失误, 导致最终的市场错位倾向。三是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存在严重的结构性失衡。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政府应该开放一些政府职能, 把一些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通过合同的形式交由市场主体去做。
(一) 通过公共服务市场化对公共管理现实窘境的突破
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对政府的治理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正如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所指出的, “每一公民都不由‘一个’政府服务, 而是由大量的各不相同的公共服务产业所服务……大多数公共服务产业都有重要的私人成分”这意味着政府作为公共领域垄断者的单中心治理模式已经发生改变, 公共领域的治理已出现了某种多中心倾向。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传统的政府公共管理出现了危机。因而, 就要求通过社会力量去帮助政府实现善治。
公共服务市场化主要是引入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来发展公共服务, 给公民以用脚投票的机会, 从而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和质量。
(二) 通过公共服务市场化对行政改革国际趋势的认同
公共服务市场化方案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行政改革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根据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依莲·修拉·卡马克的统计, 世界上超过340万人口的国家和地区的123个国家中, 99个国家开展了行政改革运动, 其中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包括在内。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影响, 是由于其正是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之上, 以其较为有效地解决了政府供给能力有限和社会对公共需求不断增长的矛盾。因而, 作为我国政府而言, 积极回应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国际趋势将成为我国政府的一项新的职能。
二、公共服务市场化的特征
(一) 政府决策与决策执行的二分化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西方各发达国家掀起了一股新公共管理改革的潮流, 其基本特征是政府职能的退缩和市场价值的回归。其中,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将决策和执行分开。决策与执行分开属于政府行政机构内部纵向的管理职能的划分和转变, 是政府职能与行政体制的深刻变革。当代西方决策与执行分开的行政改革经验, 对我国政府职能模式转变, 无疑具有着有利于我国政府决策与执行二分化。
(二) 消费者具有公共服务选择权
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真正把消费者主动权从政府手里还到了消费者手里, 使得公民在公共服务提供领域获得用脚投票的机会, 公民支持的服务者就能够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 反之则否。
(三) 公共服务供给者存在多元性和多元竞争
市场化竞争的特点就是存在多个竞争主体, 以市场化竞争为特征的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同样具有着这种多元性和多元竞争。这种多元性打破了政府对公共领域的长期垄断, 一方面, 有利于带来公共服务供给主体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 给政府部门内部运营带来了生机动力, 迫使政府部门必须想办法提供某些必须由其提供的公共产品, 如国防。
三、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路径解
读
(一) 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的理念变革
1. 顾客服务竞争理念。
顾客服务竞争理念倡导以顾客为主, 在公共服务提供过程中引入竞争机制, 让顾客在不同的市场中主体之间获得用脚投票的机会。
2. 新公共服务运动兴起。
西方主要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掀起了一场“新公共服务运动”。“新公共服务运动”的主要精神就是主张用一种基于公民权、民主和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新公共服务模式。这些主张无疑要求我国政府的公共服务模式强调公民服务理念, 建立和重新整合公共产品供给机构, 强调公共服务的及时性和到位性。
(二) 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技术变革
1. 公民社会治理的社会参与。
现代社会的发展促使公民和社会组织日益扩大了对公共事务的参与, 有了公民日益参与到了公共治理中去, 才能达到善治。
2. 推进政府市场化改革, 用市场力量改造政府。
目前而言, 就是要求政府要敢于放开某些公共服务提供领域 (如城市自来水提供领域) , 与国有企业形成“鲇鱼效应”, 以提高公共服务提供的质量和效率。
3. 推进行政改革, 构建“公民导向型”行政模式。
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能型扩张型政府的弊端已日益突显。因而, 必须依法推进行政改革, 倡导“公民导向型”政府行政模式, 实现真正的“民养型政府”。
(三) 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的现实变革
笔者总结公共服务市场化的特点无非有三类: (1) 委托授权, 有时又称部分市场化。 (2) 撤资。 (3) 政府淡出, 即政府逐渐被民营部门代替。就目前而言, 可以比较好地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模式, 笔者认为主要有:
1. 公共事业民营化。
E.S.萨瓦斯认为, 公共事业民营化就是要把本来由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通过合同外包给民营企业, 使政府成为公共服务的购买者, 民营企业成为公共服务的供应者。公共事业民营化其核心做法就是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过程引入市场竞争的力量, 形成多元竞争的格局。公共事业民营化一方面可以减轻目前政府职能过大压力, 另一方面可以在政府已无力提供的公共服务领域通过民营化合作再次树立政府形象, 同时提高服务供给, 实现政府的善治。例如, “在合肥市公交客运市场的改革中, 合肥公交公司与香港白马巴士集团共同投资5000万元, 成立各占50%股份的合肥白马巴士有限公司, 模拟市场化运作。这样使得整个客运市场上共有六个公交营运公司共同运营, 有序竞争, 协调发展。”
2. 合同承包, 合同出租。
公共服务的合同承包和合同出租就是要破除政府传统的单中心治理原则, 在政府之外提倡其他多元供给主体对公共领域的介入。政府把公共服务推向市场, 构建以政府为主导, 公共事业组织、营利性企业、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公共服务提供方式。通过政府与他们签订生产合同、授予经营权, 通过政府参股、减免税收、直接投资的形式, 以BOT (建设—经营—转让) , BOOT (建设—经营—拥有—转让) , BOO (建设—拥有—经营) 等多种方式进行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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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迈克尔.麦金尼斯.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M].上海:三联书店, 2000.P114.[2][美]迈克尔.麦金尼斯.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M].上海:三联书店, 2000.P114.
[3]金正帅.当代西方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取向及启示[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 (1) .P118.[3]金正帅.当代西方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取向及启示[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 (1) .P118.
[4]李军鹏.政府职能转的新视角:决策与执行分开[J].新视野.2001 (1) P4.[4]李军鹏.政府职能转的新视角:决策与执行分开[J].新视野.2001 (1) P4.
政府在反垄断工作中的定位与职责 篇6
垄断是指一家企业独占某一商品或服务市场, 从而导致竞争完全丧失的状态。
垄断是从政府保护主义的自由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在以自由竞争为基本特征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 企业为了攫取更多的利润, 必然会采取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 实行生产的专业化和协作, 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激烈的竞争中, 大企业往往凭借自己在经济上的优势, 不断排挤和吞并中小企业, 使生产资料、劳动力和劳动产品的生产日益集中于自己手中。由于少数大企业的存在, 使中小企业处于受支配地位, 少数大企业之间为了避免在竞争中两败俱伤, 保证彼此都有利可图, 也会谋求暂时的妥协, 达成一定的协议, 从而使垄断的产生具有必要性。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 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走向垄断, 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一般的、基本的规律。
参照进入障碍的区别, 可以从垄断成因上区分理解垄断:由于技术经济特点导致的自然垄断;由于政府授权导致的行政垄断;作为市场竞争过程与竞争结果统一、具有市场势力的经济垄断。
中国的行政垄断源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进程。由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清晰, 行政垄断因素纠缠在自然垄断产业的各个环节, 从而使后者游离于整个社会的市场化改革之外, 成为一块“飞地”。
因此, 反垄断法表面上是对市场主体的活动和市场竞争方式的管制, 其对经济政治生活的深层影响却是在政治和社会利益层面展开的。其实质在于维护公平竞争机制, 防止市场力量过度集中。
二、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中立立场
亚当斯密主张自由主义, 政府应当尽量少干预经济的发展, 企业和个人会在追求自己利益的驱动下, “看不见的手”会保护市场秩序。
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 以防止由于人性的贪婪等造成的无序和灾难, 防止由于资本的不断集中和垄断所造成对广大民众的伤害。如果将整个国家看做一个社会系统的话, 必须有一个机构对系统的整体负责, 因为国家中的个体所追求的只是自己局部的利益最大化, 倘若没有人对整体负责的话, 必然会引起冲突, 伤害到整个国家, 国民。
但事实上, 在解决效率的问题前面, 历来是市场最有效。因为每个市场的主题都是追求者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而且彼此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 所以, 用最小的成本产生最大的效果, 这正是市场的魅力所在, 也是人力生产力不断提升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涉及效率的问题就应该交给市场去解决。但是市场的有效是有前提条件的:首先, 市场的竞争状态必须是尽可能充分而完全的;其次, 创造的经济利益要进行较为合理的分配。由此便产生了政府的市场运行中的一项基本职能———保证公平, 一方面是竞争的公平性, 另一方面则是分配的合理性。
国家的发展趋势应当是将越来越多的职能交给社会自己去处理, 虽然社会自治不能够完全代替国家的行政管理。因为任何自治都是小范围的自治。这个自治不能代表公共利益, 有时甚至和公共利益相违背。
但目前反垄断工作推进的最大阻力来自政府内部。由于政府内部固化于思维意识, 不利于市场竞争软环境的发展, 客观上阻碍了竞争政策、反垄断工作的推进。实践证明, 经济发展要靠竞争。政府在市场领域的深度参与, 偏离了市场经济的竞争内核。
政府尽可能的少干预经济行为, 让市场经济体系自身去修复其缺陷, 只有在紧急情况下, 在没有其它可供选择的办法的前提下, 政府才能直接进行干预。政府是市场竞争的维护者, 而不是参与者。市场经济下, 宏观上重视竞争政策的核心性作用, 微观上发挥反垄断执法的作用, 才有利于竞争有序的市场形成, 释放发展的活力。
三、我国的特殊国情与发展趋势
在我国, 市场经济是在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束缚的过程中逐渐生成的, 而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原发性垄断”与政府行为密切相联, 尤其是在公共事业领域。所以, 无论是反对传统性的垄断还是原发性的垄断, 都要求我们约束和纠正政府的行为。因此, 真正要有效的开展反垄断, 除了立法理念和技术, 还必须有两个条件配合:一是平衡地区差别, 二是重新定义政府与经济的关系。
全国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是改革开放初期政府执政观念的重大变革, 并且的确成就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奇迹。但是, 由于对政府与经济建设的关系的认识还有失偏颇, 造成地方经济发展与地方的GDP有关, 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有关, 与地方政府官员的仕途升迁有关。这种体制关联是一把双刃剑, 既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 也刺激了地域性的经济政治垄断。
这种垄断导致地方与地方之间相互歧视性地对待, 从而危害市场经济的平等竞争原则。因此, 反垄断立法其实是要求政府执政观念的第二次变革。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是要求政府为发展市场而努力。这种努力不是要政府自己在其中担当经济角色, 而是要为市场活动主体提供优质的环境条件。具体来说, 政府的主要工作是着眼于“流动性”, 即拆除壁垒, 提高市场的可进入性。
地方性垄断的形成, 还与地域发展不平衡有关。由于地区差别较大, 而且在这种差别与整个政府投资和发展政策上的倾斜有关的情况下, 相对落后地区更容易倾向于以保护主义的垄断, 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一种发展策略。
我国正处于政府职能转变期, 但传统的对政府职能的思维模式不是短期内能够消除的, 其会产生长久影响,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行政干预经济的现象时有发生。另外, 经济体制改革后, 中央管理经济的职能有所削弱, 但地方政府及其经济主管部门管理经济的职能却大大加强, 出现了地方或部门利益的独立化问题。各地区或部门为保护本地区或本部门利益, 常常会进行横向或纵向垄断。
同时, 有些政府部门干预意识过强, 法治意识薄弱, 加上行政利益是行政性垄断的动力源, 在行政利益的驱动下, 政府及行政部门容易为了实现积极的直接利益而忽视法律的约束, 从而引起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现象。
因此, 要坚持统一市场与公平竞争, 政府就要在扭转不平衡方面有更大努力。否则, 地方垄断问题就很难从根本上解决。
在20世纪90年代后, 我国政府逐步确立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经济体制转轨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为民间组织建立并开展活动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空间。越来越多的社会团体存在于我国经济生活的各个主要领域里。其中, 较为重要的领域依次是社会服务、调查研究、行业协会、学会、文化艺术、法律咨询与服务、政策咨询和扶贫。由此可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三部门发展迅速, 而且它们参与的即是政府在政策上相对允许和鼓励的领域, 也是社会非常需要的服务。
四、民营化在反垄断工作中的意义
反垄断是一个社会利益再分配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 政府的价值取向对分配方案的最终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就反垄断而言, 其最紧迫的任务是尽可能地引进竞争机制, 而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下引进竞争机制仍然面临着包括决策者的政治意愿、所涉利害关系方甚至监管机构的抵制以及各种形式的市场准入壁垒等诸多问题。因此, 促进市场的自由化, 从而在这个领域得以有效地反垄断, 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讨论反垄断问题时, 引进竞争机制和强调民营化都十分必要。民营化可界定为更多依靠民间机构, 更少依赖政府来满足公众的需求。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上, 无论是缺少不同的利益主体, 还是缺少必要的竞争机制, 这个市场都是不可能最终建立的。
将随着竞争性领域和市场机制的增加、因自然垄断和合法垄断而需受特别监管的领域愈益缩小, 在当前完善竞争机制的改革中, 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和监管机构对相应市场竞争秩序的培植和维护承担越来越大的责任。
民营化与引进竞争机制相辅相成。公有、公共部门应该服务于公共利益, 但在现实中它并不必然恪尽职守;私营部门追逐私利最大化实为天经地义, 但其客观效果却未必损害公共利益。两者应当在平等的竞争和规制条件下, 在各个领域中生存、发展, 以提高效率并造福社会。
反垄断法应贯彻“人人平等”原则:民营企业滥用其通过市场竞争获得的优势地位、通过限制竞争协议和反竞争的结合行为损害竞争的, 要适用反垄断法进行相应的制裁;国有、公营部门滥用其因特别规制而取得的任何优势地位的, 也不能例外。政企分开、产权多元、产业结构优化、竞争充分适度、监管合理有效的市场是反垄断所必要的体制前提。只有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 反垄断法才能真正发挥它对市场竞争结构和秩序的维护作用, 而不是在不合理的“法定”垄断、行业壁垒和部门利益面前无可奈何、无能为力。
企业的各种限制竞争行为中, 滥用优势地位是其主要的表现形式。一个企业拥有市场优势地位, 可能是因为经营成功而做大, 也可能是基于自然垄断或法律的规定, 还可能是协同他人一致行动的结果, 再可能就是它与交易对手实力悬殊、相对而言具有支配或影响的优势力量。滥用优势地位是指具有任何优势地位的企业或其他主体利用其优势地位实施的反竞争行为, 也即利用某种优势地位强制他人接受某种交易条件或单方面实施某种行为, 对交易对方或第三人构成限制竞争效果的垄断行为。
针对滥用优势地位的反垄断政策, 首先, 应当从产业结构上进行引进竞争机制和民营化的改革, 根据经济、技术条件将自然垄断缩减至尽可能小的范围。其次, 对政府引起的不当限制竞争的行为或状况, 包括通过政策、规章实施的重组、联合等, 应当参考发达国家通行的“主权”原则, 准许市场主体对其进行司法救济。即针对凡政府所为非专属于主权者的行为, 譬如在监管和反垄断的名义下采取使一些人受益而另一些人遭受损害的措施, 利害关系人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范围包括诸如民营化措施、分拆或重组、特许经营、价格管制措施等领域。
因此, 恰当地设置监管机构及其职权, 在相关各个领域内引进竞争机制及建立相应的市场准入制度, 对于中国改进低效落后的制度安排的体制改革而言尤为关键。
民营化在反垄断工作中的另一个角色是非盈利性质的第三部门。第三部门提供公共服务存在着自己的优势。一是第三部门属于非营利组织, 非营利组织的目的不是利润的最大化, 它们是以某种特定的“宗旨”为导向, 带有很强的公益色彩, 从而使非营利组织也具有了最强的使命感, 能够把公平和效率有机地结合起来。二是非营利组织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它是公民志愿参与的自治性组织, 在提供某些公共服务时比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成本低、效率高、更加灵活多变。三是它能够把市场机制和社会自治组织力量有效地结合起来。市场机制在非营利组织运作中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向公众提供服务, 非营利组织可以理所当然地向公众收取服务费用, 从而降低政府所投入的总成本。这也是契合我国进行的“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的。
五、问责制是反垄断工作的重要保障
法治是服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主流民意并受其制约的一种善治。宏观调控是政府实施的政策措施以调节市场经济的运行。无论是针对原发性垄断还是地域性垄断, 都需要政府在法治的前提下进行调控与监管。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的调控监管和市场操作作为劳动协作的社会层面, 已经成为经济的内在要素。
政府调控的主要模式就是法律概括授权、政府自由裁量和问责制。
法律不是万能的。公权力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是对法的一种曲解。但是, 政府在宪政、法律概括授权下的自由裁量不能是任意的。
概括授权、自由裁量而又不脱离宪法、法律的约束, 集中体现为对政府的问责机制上。问责制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方面是角色定位、权利义务设置, 即领导责任。在公共管理中, 每一个角色都要科学合理地设置权利义务, 定位角色。在这个基础上自由裁量, 履行角色的要求。政府和市场并不是根本对立的。在反垄断工作中, 政府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明确自身的定位与职责, 恰当地履行政府职能, 这一点至关重要。
第二方面是可问责。包括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检察院、行政监察、纪检、媒体的问责和群众通过检举控告、网络等舆论的问责。所有的质询和疑问, 被问责人必须谦恭的、谨慎的、有求必应的作出回应。
第三方面是法律责任。行为人应当对自己不恰当的行为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从责令辞职、引咎辞职、赔礼道歉, 到行政处分乃至被刑事责任。
市场、经济和社会时刻处于波动和变化之中。法要不断、随时顺应形势变动。法条的原则性、灵活性、弹性越来越大。概括授权也越来越多。这就是法的政策化。
政策法治化, 就是任何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不能脱离宪法和法律, 要纳入问责制的框架体系。
法不等于法条, 等于法治。法不等于法条意味着, 法条作为法治规则体系的组成部分或者要素可能是不完备的、有欠缺、有矛盾、有错误、有过分超前的、有完全不具有可操作性的等等。在民主法治的框架下, 政府受到主流民意和既有的司法、行政、道德等机制的约束, 硬性推行错法或者法律是有悖法治所要求的正当性即合法性要求的。
摘要：垄断是市场经济发展所必然产生的现象之一, 大规模的垄断会阻碍经济健康发展, 经济法学界对于如何应对垄断并无定论。中国的垄断现象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殊性, 国有、公营部门与民营部门之间的矛盾尤其突出。对此, 应一方面大力推进民营化, 另一方面在政府调控工作中切实落实问责制。
关键词：反垄断,民营化,问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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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余晖.政府管制改革的方向[J].战略与管理, 2002 (5) .
政府垄断 篇7
一、政府规制的内涵界定
“政府规制”源于英文“Government Regulation”, 早期观点认为规制是政府矫正市场失灵的努力和对公共利益的追求。规制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卡恩在研究对公用事业的规制时, 认为规制是“对该种产业的结构及其经济绩效主要方面直接的政府规定, 如进入控制、价格决定、服务条件及质量规定以及在合理条件下服务所有客户时应尽义务规定等”。斯蒂芬认为, “规制指的是政府为控制企业的价格、销售和生产决策而采取的各种行动, 政府公开宣布这些行动是要努力制止不充分重视社会利益的决策。”
根据丹尼尔·史普博的定义, 经济学中的“规制”是指由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配置机制或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供需关系决策的一般规则或特殊行为。他认为, “规制代表了国家的一种企图, 即改变原先控制市场交易的行政及法律制度框架”。“由于规制通过政策、通过消费者和企业同盟之间的互动过程来决定, 使规制一方面具有再分配的性质, 另一方面以市场失灵为其规制理由。”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植草益曾从一般意义角度对规制下过定义:“规制是指依据一定的规则对构成特定社会经济活动主体进行限制的行为”。金泽良雄认为, 规制还可定义为国家干预, 其中包括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进行的单纯性限制行为, 还包括多种形式的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和干预。
普遍认可的规制定义是施蒂格勒在1971年提出的:“作为一种法规, 规制是产业所需要的并为其利益所设计和主要操作的。”规制是国家强制权力的应用, 他列举了四项为产业所需而由国家提供的规制手段:直接的货币补贴、新进入的控制、对产业辅助品生产的鼓励及替代品生产的压抑、价格的控制。到1981年, 他又将规制的范围扩展到所有公共与私人关系中, 不仅仅包括垄断行业的反托拉斯政策, 还包括对要素市场的公共干预、举债和投资以及对商品和服务的生产、销售或交易的公共干预。
二、西方国家垄断性行业政府规制的实践变迁
可以说有了市场经济就有了政府规制, 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古典类型向现代类型的转变, 西方国家政府规制的方式与内容也在不断发生变迁。
1. 英国政府的早期规制实践
英国的产业革命带来的不仅是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极大解放, 同时带来了企业与政府关系的改变。以英国的铁路运输业为例, 蒸汽机车的发明需要大量固定资本投资才能使之成为现实的生产力, 而在当时的自由竞争市场下很难迅速地融资, 这引起了对亚当·斯密倡导的自由放任经济的质疑, 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科技成果在向生产力转化的过程中, 如何筹集到巨额资金。就在这一时期, 英、美政府成立了规制部门, 就铁路运输中的资金问题、固定成本与沉淀成本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1839—1850年间, 关于垄断行业规制的市场效果、生产者福利、消费者福利等问题被纷纷提出。正是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奠定了规制理论规范分析的基础, 同时也出现了规制实证分析的萌芽。
2.“新古典经济学”的规制实践
英国经济学家穆勒在1848年分析了伦敦煤气和自来水等自然垄断产业因竞争而导致崩溃的结果, 认为在自然垄断的情况下, 最好的政策是将该产业当做一项公用事业由政府经营或交给条件最好的企业经营。在穆勒之后, 1890年左右, 马歇尔把当时经济学的各种不同理论, 如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价值论等搜集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以边际效用为主导的“折衷的理论体系”, 这一体系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巨大。马歇尔的“外部效应”思想及其弟子庇古对这一思想的深化为规制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外部效应”思想说明了除自然垄断原因之外, 还存在着基于成本与收益分配不当形成的市场失灵, 庇古在此基础上提出以税收或补贴形式进行政府干预的思想。尽管资本主义已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进入垄断阶段, 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 传统的经济学仍把垄断当做“例外现象”, 这种理论与现实背离的做法极大地损害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说服力。为改变这种状态, 张伯伦和鲁宾逊于1933年发表了一些理论, 试图填补“垄断例外论”的漏洞。
3.“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
20世纪30年代, 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给西方国家带来很大冲击, 经济急剧衰退, 市场机制对此无能为力, 资产阶级国家加强了以解决失业问题为目的的政府政策来干预经济生活。美国从1933年开始实施以凯恩斯主义与制度学派观点为基础的罗斯福新政, 对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的公用事业部门加强规制是其主要内容。新政对交通运输和公用事业实行联邦规制, 并成立了各种委员会规制相应的自然垄断部门, 特别对运费、电价等实行联邦规制价格, 这些措施限制了垄断部门赚取高额垄断利润, 促进了经济发展。以罗斯福新政为起点, 由于政府对垄断行业规制而带来的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 使经济学家对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的产业进行规制普遍持支持态度, 这一阶段是规制规范分析大发展的时期。
4. 放松规制的实践趋势
放松规制是在原有规制政策导致腐败横行、规制成本增加、企业内部人浮于事、技术创新缓慢等严重问题基础上的自然选择。施蒂格勒一贯反对把政府所宣布的规制目标等同于规制的实际效果, 他在20世纪40年代的研究主要揭示了规制的副作用很可能会与所期望的正作用形成共生, 甚至成为主要作用。1962年施蒂格勒发表了著名的论文《管制者能管制什么》, 通过对比受管制和不受管制的供电企业, 指出管制可能根本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其在《证券市场的公共管制》一文中, 讨论了一项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规定, 其分析结果支持了规制无用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 以英国撒切尔政府为代表, 欧洲国家兴起了大规模的放松规制活动, 主要是通过激励性的规制手段, 提高规制的效率, 降低规制的成本。
梳理思考这一时期的学术观点有以下结论:由于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引起一些经济学家对规制有效性的思考和对政府规制效率问题的质疑, 并通过实证研究将经济理论与政治理论结合起来, 通过研究规制对垄断产业产权配置的影响, 得出政府应该放松规制的主张, 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亚当·斯密观点的一种回归。
三、西方学者关于垄断行业政府规制理论的演变
政府规制理论随着垄断规制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 体现为由规制强化到放松规制的演化过程, 围绕着政府规制的利益博弈问题, 我们可以对西方规制理论的主要流派和研究成果进行如下系统的梳理。
1. 规制公共利益理论
市场经济一般会在自然垄断、人为垄断、外部效应、信息不对称等领域出现失灵情况, 在此情况下, 政府规制便具有潜在合理性, 规制公共利益理论产生的直接基础是市场失灵和外部性的存在。理查德·波斯纳将规制公共利益理论的前提条件陈述为:“一方面, 自由放任的市场运行特别脆弱且运作无效率。另一方面, 政府规制根本不花费成本。”在自然垄断情况下, 进入规制只允许一个厂商进行生产, 这符合生产效率的要求, 而价格规制能约束厂商制定出社会最优价格, 这符合资源配置效率, 所以对自然垄断的价格和进入规制有可能获得资源配置和生产双重效率。在外部性存在的情况下, 增加对负外部性的税收征收, 补贴正外部性, 这都可能导致倾向社会偏好的资源配置状态。总之, 当市场失灵出现时, 从理论上讲, 规制有可能带来社会福利的提高。如果自由市场在有效配置资源和满足消费者需求方面不能产生良好绩效, 则政府应该规制市场以纠正这种情形。
但规制公共利益理论并非不存在缺陷, 这些问题主要有:规制公共利益理论规范分析的假设前提是对潜在社会净福利的追求, 然而却没有说明对社会净福利的潜在追求是怎样进行的, 对规制发生的论断并没有进行实证检验, 只是一种假定。施蒂格勒的研究表明, 规制仅有微小的导致价格下降的效应, 并不像规制公共利益理论所宣称的规制对价格具有较大的抑制作用。即使对自然垄断进行规制, 实际上并不总能有效约束企业的定价行为。这个与公共利益理论规范分析相冲突的事实, 对公共利益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阿顿认为, 公共利益理论仅以市场失灵和福利经济为基础是不够的。除了纠正市场失灵之外, 政府还有许多别的微观经济目标, 在许多市场中政府期望规制介入, 可能与市场失灵关系不大。
2. 规制俘虏理论
与规制公共利益理论完全相反, 规制俘虏理论认为, 规制的提供正适应了产业对规制的需求 (即立法者被规制中的产业所控制和俘获) , 而且规制机构也逐渐被产业所控制 (即规制者被产业所俘虏) 。规制俘虏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不管规制方案如何设计, 规制机构对某个产业的规制实际是被这个产业所“俘虏”, 其提高了产业利润而不是社会福利。从规制的历史经验来看, 规制是朝着有利于生产者的趋势发展的, 规制提高了产业内厂商的利润, 经验证据导致规制俘虏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格雷通过研究得出, 原本为公共利益服务设计的程序被私人利益集团破坏了, 规制当局被利益集团收买和控制。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 规制降低了竞争者数量, 提高了价格, 尽管有许多证据支持规制俘虏理论, 使之显得比规制公共利益理论更具说服力, 但仍有一些经验规则与之相矛盾。规制俘虏理论更像是一个“规制有利于生产者”的假设, 原因在于, 它没有揭示规制机构和被规制企业的相互影响, 没有将规制程序看做是政府机构与企业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 没有回答为何受规制的产业是唯一能影响规制机构的产业, 规制也无法控制规制的结果等问题。
3. 规制经济理论
理论分析与规制实践表明:规制与市场失灵的存在不完全相关, 而且规制也不完全是支持生产者。无论规制公共利益理论还是规制俘虏理论, 它们仅是一种假设和一种陈述。1971年, 施蒂格勒发表《经济规制论》, 首次尝试运用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标准分析方法来分析规制的产生, 开创了规制经济理论。它从一套假设前提出发来论述假设符合逻辑推理, 解释了规制活动的实践过程, 它的重要之处在于将政治行为纳入到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佩尔兹曼 (1976) 和贝克尔 (1983) 在施蒂格勒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规制经济理论。
4. 激励性规制理论
激励性规制理论, 又称新规制经济学。由于规制产生的企业内部低效率, 规制机构和被规制机构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等规制失灵引起经济学家对政府规制的重新思考。在许多情况下, 平均成本下降的自然垄断产业中仍有规制的必要性, 为对继续保留的规制进行改革, 洛伯和马盖特于1979年提出激励性规制方案, 包括能给被规制企业提供经营刺激、诱导垄断者去实施某种行动、以达到某个规制目的的规制政策, 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有区域间竞争、特许投标制、价格上限规制、社会契约制等。
传统规制经济学中规制者与被规制者信息完全 (包括信息对称) 的假设被修正, 规制问题被置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委托—代理分析的框架内, 从而形成激励性规制理论。与公共利益规制理论不同, 它不是着眼于“为什么会产生规制”, 而是着眼于“应该如何规制”, 是一种将激励机制引入规制之中的理论方法, 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规制中的效率。激励性规制理论使西方规制经济学向前迈出关键性的一步, 并逐渐融入主流经济学, 成为当代经济学中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激励性规制理论认为有必要制定一套减少或阻止规制机构被俘获的激励机制, 因为利益集团企图影响政治决策的动机源于在规制中涉及他们的切身利益, 当利益集团切身利益大于或等于用作俘获规制机构的成本时, 利益集团影响政治决策的行为就会发生。这一理论为提高规制效率、降低规制成本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改革路径, 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政府规制改革。
激励性规制理论的缺陷也是明显存在的:一是从理论上看, 由于保证和提高质量的成本由企业负责承担, 企业就有降低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激励, 但国外的研究表明, 在实践上激励性规制对服务质量的影响是复杂的, 某些方面质量提高, 某些方面质量降低, 所以这一结论不确定。二是由于环境的变化, 价格上限的确定往往较困难, 企业降低成本带来的利益改变, 使政府往往在规制周期的中途修改规则, 这使政府执行规制合约的承诺可信性降低, 并会产生棘轮效应, 因此它要求政府规制机构具有较强的规制承诺, 但是由于高能激励信息租的存在, 它更可能产生规制俘获和规制剥夺问题。三是激励性规制对接入定价和互联互通业务影响方面, 虽然基于价格上限的激励性定价降低了在位者通过接入价格排除进入的可能性, 但是在位者会抵制进入者对规模经济的分享。
四、西方规制理论的述评与规制理论演变的趋势
检视20世纪以来的西方政府规制研究历程, 在经历了“市场失灵与政府矫正措施、规制政策效果、规制政策的政治原因、政府规制的放松”等四次主题转换, 先后形成了公共利益规制理论、政府俘虏理论、规制经济理论和激励性规制理论等流派。伴随着世界各国先后进行的垄断产业规制改革, 以及自然垄断理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放松规制的思想渐渐深入人心, 因此也成为垄断行业政府规制改革的中心话题。
目前西方国家自然垄断政府规制方式趋向于激励性, 次要的趋势是放松规制。然而, 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业规制的目标是永恒不变的, 即如何通过有效的政府规制, 摆脱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不可兼得的马歇尔困境, 在规制与竞争的互动平衡中寻求一个均衡点, 将是一个不变的硬道理。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对垄断行业激励性规制与放松规制的融合已初见端倪, 放松规制并不是要放弃规制或不规制, 而是要求规制的手段更加去行政化, 更多地采用经济性制度的规制手段以达到最大化激励的目的, 最终实现垄断行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公共福利最大化的目标。总之, 放松规制理念与激励性规制手段的结合将是未来自然垄断行业政府规制理论演进的必然方向。
参考文献
[1]施蒂格勒.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2]丹尼尔.F.史普博.管制与市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3]植草益.微观规制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2.
政府垄断 篇8
一、我国行业收入差距现状
根据世界银行报告, 我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 2004年已经至0.465, 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 2005年逼近0.47。在全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下, 行业收入差距更令人关注。从历年的统计年鉴上我们可以查得我国各行业收入数据的变动轨迹。1985年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 为1406元, 最低的行业是社会服务业, 为777元, 两者相差629元, 比1978年拉大了1.37倍, 扣除物价因素, 实际拉大1.02倍。1995年, 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为7843元, 最低的行业是农、林、牧、渔业, 为3522元, 前者是后者的2.23倍, 相差4321元。2O00年收入最高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当中的航空运输业, 为21342元, 最低的是采掘业当中的木材及竹材采运业, 为4535元, 二者相差4.7l倍;2003年收入最高的是金融业当中的证券业为42582元, 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当中的林业, 为6139元, 二者相差6.94倍;2004年人均收入最高的证券业为50529元, 最低的是林业, 为6718元, 前者是后者的7.52倍。此外, 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 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异, 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也就是说, 收入最低的行业职工要工作五到十年才能得到收入最高行业职工一年的工资收入。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到, 职工平均工资排在前列的是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金融保险业、邮电通讯业等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垄断行业;排在后列的是农林牧渔业、采掘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等竞争较充分的行业。行业收入差距主要体现为垄断性行业与非垄断性行业之间的差距, 同时垄断性行业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也明显快于非垄断性行业的收入增长速度。行业收入的高低越来越取决于行业的垄断程度。
二、自然垄断、行政垄断与垄断行业收入差距关系分析
(一) 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根据垄断的起源、基本特点划分及进入障碍角度划分, 基本上将垄断分为自然垄断、市场垄断、行政垄断三种形式。市场垄断也称之为经济垄断, 是指企业在长期的竞争中所积累获得的比同行业其他企业在技术、规模、资金、人力资本等等方面的市场优势或市场力量而出现的垄断。此种垄断目前在我国亦有出现, 但在以上三种垄断中只占少数, 可以说随着行业集中度的提升、产业重组步伐的加快以及行业竞争力的提高, 经济垄断以后会逐渐增多, 但目前我国经济垄断并未构成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诱因, 所以本文将不予讨论。
对于自然垄断的认识, 就其发展历史看, 主要经历了自然条件决定论、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成本弱增性三个阶段。就规模经济角度来理解, 自然垄断是在一定的产出范围内生产函数呈规模报酬递增状态, 即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递减。这样由一家企业来提供产品就会比多家企业提供产品有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成本。范围经济基于多产品的角度, 认为成本的节约是源于企业的范围而不是企业的规模, 多产品的成本弱增性又与范围经济紧密相连。从成本弱增性角度来理解自然垄断则认为, 在整个有关产出范围内, 即使没有规模经济的作用, 即使平均成本曲线上升, 但只要单个企业供应整个市场的成本小于多个企业分别生产的成本之和, 由单一企业垄断市场生产的社会成本仍然最小。具备这一秉性的行业就是自然垄断行业。即自然垄断的特点在于一个代表性企业成本函数的劣加性。目前普遍被接受的关于自然垄断的经济和技术观点是基于范围经济和成本弱增性基础上的, 但我们可以看出不管何种观点均认为, 一旦一个行业被确定为自然垄断行业, 垄断就是合理的, 就应该独家经营。但垄断并不是静态不变的, 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强弱自然垄断理论被提出, 之后又有自然垄断的永久性理论和短暂性理论, 这些定义使自然垄断的边界发生相应的变化。实践中, 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科学技术的进展也使得自然垄断的边界在逐渐缩小。
行政垄断, 本人倾向于凡与行政权力相关的垄断都属于行政垄断的范畴。行政垄断的目的是垄断主体为了部门、地方或企业的经济或非经济利益采取的禁止、限制或妨碍市场竞争的行为。我国的垄断大多是由计划经济直接转化而来, 计划经济是由行政权力维系运转的, 惯性作用目前我国的垄断, 多带有浓厚的行政垄断色彩。行政垄断主要由两种表现形式:地区垄断和行业垄断。地区垄断指的是地方政府或其职能部门利用行政权力设立市场壁垒的行为。行业垄断指的是政府或政府的行业主管部门为保护特定行业的企业及其经济利益而实施排斥、限制或妨碍其他行业参与竞争的行为。目前, 我国广泛存在的行政垄断要比行政性垄断行业存在的范围大得多, 有代表性的行政垄断行业主要有:石油、成品油、广播电台、无线有线电视台、烟草专卖、食盐专卖等。但实际上在我国, 行政垄断存在于更广泛的行业和领域, 并且扎根于自然垄断, 使得行政垄断问题更加复杂, 带来的后果也更具危害性。
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有着根本的区别, 但在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二者又似乎不分彼此。自然垄断行业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具备由一家企业垄断经营比竞争更有利于节约成本, 生产更有效率, 更有利于消费者利益的秉性, 所以垄断经营有其存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即使在成熟的市场体制下, 也是有存在的必要性的。而行政垄断则是必须由政府权力管住市场准入, 如果放开经营, 对市场准入不进行管制, 实行自由化经营, 行政垄断就会自然瓦解。行政垄断对于经营成本、提高行业经营效率没有必然意义。它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合理的, 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和平均利润率。在我国, 没有自然垄断性的行政垄断很多。这种垄断形式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遗留问题、改革进程、部门保护等原因保存下来的, 一部分形成行政垄断行业, 大多数成为有地区限制或行业限制的行政垄断。
自然垄断可以因市场、需求、技术条件变化, 转变为非自然垄断行业。在自然垄断已经因技术进步、市场规模扩大、社会需求扩大等原因转变为非自然垄断后, 如果仍维持垄断状态, 就变成了行政垄断。这时, 垄断不仅不能降低成本, 增进效率, 还会降低效率。这时, 垄断的存在还有多大合理性, 就需要仔细考虑了。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西方国家对垄断行业进行了引入竞争的改革, 一些原来被称为自然垄断的行业, 有的证明只有很有限的自然垄断性, 有的已经成为竞争性的行业, 这种改革后来被证明也是成功的。但是, 市场规模和社会需求扩大到何种程度、技术进步到何种程度会使自然垄断转变为非自然垄断, 很难找出一个公认的标准。于是, 人们对此的认识和界定往往有分歧。在我国, 自然垄断存在的范围要比西方发达国家自然垄断存在的范围大。另外, 对一个行业有多大自然垄断性出现更大分歧的原因, 是利益的考虑。对于与垄断行业利益攸关的利益集团来说, 不维持行业的自然垄断性质, 会从根本上损害其利益。与该行业利益攸关的相关人员, 往往不能站在公正立场上说话, 我国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纠葛不清的特征使得这种情况更加复杂。我国与垄断性行业相关的从业人员, 很多就认为其所在行业的垄断是合理的, 是自然垄断, 不仅现在应该垄断, 将来也应该垄断下去, 垄断的范围不仅不应缩小, 还应扩大。于是本该回归市场的部分不再具有自然垄断性的领域却找到了行政垄断的保护外衣, 继续垄断经营。行政性垄断得到了行业内部所有从业人员和主管部门的支持。
资料来源:《国挑战腐败》
资料来源:《国挑战腐败》
(二) 行政垄断与自然垄断交织在一起是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制度性根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大多实行了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的制度变革, 改革的目标是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竞争主体和法人实体,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但在自然垄断行业, 没有对自然垄断边界进行科学合理的划分, 没有对其纯粹强自然垄断部分和可引入竞争部分进行剥离, 而仍然以其自然性全部处在国家行政性垄断的庇护之下, 形成了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交织在一起的双重垄断特征。自然垄断使企业具有取得垄断地位的经济理由, 而行政垄断能够排除在位垄断经营者的合法的、潜在的竞争对手, 由于其他的市场主体几乎无法进入, 导致垄断行业经济行为的扭曲。如, 超额垄断利润的获得多通过垄断价格而不是靠提高技术水平;使得企业垄断地位更具有行政色彩, 强化了企业在行为上的垄断, 造成了企业和行业的高收入居高不下并呈刚性增长, 行业的收入分配同市场脱节, 行业内普通岗位的工资收入高于我国平均的劳动力市场价位, 比其他行业同工种职工的收入高出很多, 因而造成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 在全社会范围内造成分配不公。
其实自然垄断行业中尚不能引入竞争, 垄断具有合理性的部分并不多。但即便是这部分也不是完全没有竞争, 有的存在替代竞争。一些原来被认为自然垄断性很强的垄断, 如本地电话、有线电视, 事实上都可以引入竞争。但在我国除电信行业的无线寻呼和增值业务引入竞争外, 其他基本处于自然垄断业务和非自然垄断业务捆绑在一起交由政企不分的国有垄断企业经营的状态, 这种高度的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交织的状态, 促成了这些行业利用行政垄断的特权, 攫取高额垄断利润, 提高行业收入的行为。
从我国自然垄断产业治理模式改革看, 目前我国的自然垄断产业企业仍然主要是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企业, 不管是何种形式, 实质上与公司改革以前并没有太大区别, 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模式, 由于政府目标、企业目标、管理者目标的差异和非对称信息, 自然就会产生较为严重的“内部人控制”和“所有者缺位”等问题, 这样使垄断性行业收入分配更具个人主义倾向, 行业收入偏高也就成了自然趋势。 (表1)
另外, 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的交织, 在客观上为“政策寻租”创造了很大的空间。 (表2) 寻租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源, 滋生更多的非生产行为, 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社会成本的提高、经济效率的下降。特权和垄断的存在带来寻租的市场化和社会化, 进一步引起权力的市场化和社会利益机制的扭曲, 对行业收入分配产生不利影响, 造成了严重的分配不公和腐败问题, 更加不利于纠正和改善行业收入分配格局中的不合理因素。同时, 使得垄断行业占有社会的更多财富。又由于我国体制的不完善和市场发育不健全, 加上缺乏必要的审计与约束机制, 无法有效地区别垄断行业中的资产收益与劳动收益, 致使经营者和劳动者抱成一团, 共谋“工资侵蚀利润”的私家大业。同时, 垄断部门在垄断高价内包含的行政垄断租金, 转化为这些行业或部门的高收入和高福利, 一方面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另一方面又刺激其他垄断部门的仿效和攀比。
这种制度性因素导致的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靠制度本身的改革去解决。比如, 科学合理地划分自然垄断的边界, 该引入竞争的就交由市场机制发挥应有的作用;消除特权和限制垄断, 压缩“政策寻租空间”;进行制度创新和政治体制改革, 反对行政垄断, 切断行政特权和自然垄断行业的利益纽带, 抑制行政垄断行为和特权对相关利益主体的倾斜等。如果不从制度上寻找根源, 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些行业收入过高的问题, 所有的努力都将是治标不治本。
三、结束语
造成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既有市场经济的原因, 也有体制和制度安排的原因, 造成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因素更多的是来自于制度安排的原因。由于市场机制按要素分配, 政策造成的收入差距, 从国际经验来看, 可以通过收入再分配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得以较好的解决。但在我国效果并不明显, 原因就在于我国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交织不清的特点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和管制的不力致使垄断行业形成的过高收入, 本质上是多年来体制上的遗留问题, 政府资源配置职能的越位, 行政垄断对相关利益单位在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倾斜, 自然垄断行业产权改革和公司治理模式改革的不彻底所致使政企的表面分离而实质上的千丝万缕, 均造成市场机制的“要素价格均等化”作用无法实现, 行业收入差距因此不会缩小, 只会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