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行为（共10篇）
垄断行为 篇1
纵观目前国内电信业市场, 大致呈现出以下态势:中国电信在固定市场独占鳌头, 中国移动拥有国内移动通信市场80%以上的份额, 中国联通的业务以移动电话和IP电话为主, 近期又以终端优势占据了一部分移动市场……以上信息反映出中国电信行业的一个现状:营业性主体又由以前的独家垄断转变成多寡头垄断, 原有的市场结构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业务上彼此独立, 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格局尚未形成。伴随着中国电信业改革步伐的加快, 越来越多的深层次的矛盾逐渐显现。分析矛盾的目的为了更好的解决矛盾, 经济法作为国家为克服市场失灵而制定的调整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法律规范很自然的将中国电信业垄断现状纳入到法律规制的范畴, 力求通过公共执法与私法救济达到一种制约性平衡, 从而营造一个适应生产力发展, 体现公序良俗的新型市场环境。
自从1755年法国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在其《自然法典》中首先使用“经济法“这个概念起, 经济法便开始与自由商品经济和国家权力紧密联系在一起。随着社会大生产的发展, 特别是商品经济朝着它的高级阶段即市场经济阶段发展, 经济法以一种独立的力量在各国法律体系中蓬勃兴起, 有效的调节着由于垄断和竞争所产生的各种市场矛盾。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指出:“社会分工则使其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相互独立, 他们不承认别的权威, 只承认竞争的权威, 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如何将这种竞争的权威效益化?社会的发展实践证明, 任何一种制度想要符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客观规律, 都要选择一种公权介入调整的方法对自由竞争予以保证, 以期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 并防止过分集中的垄断行业的出现。这种调整方法便是科学的经济法律规制方法, 它将市场主体规制、市场秩序规制、宏观经济调控和可持续发展保障及社会分配几方面法律关系有机结合, 借以体现国家意志和社会意志。在现代市场架构上, 反垄断法作为现代经济法的核心组成部分, 将这种国家意志和社会意志发挥到了极致, 并在内涵和外延上不断加以强化, 对联合行为、独占行为、破坏市场行为等进行遥控。市场主体在自身运作过程中, 一方面要遵循价值规律、市场导向, 另一方面则强制性的受到经济法律关系的调整, 遏制垄断行为的形成, 不让其凌驾于竞争之上, 以求符合市场准入的游戏规则。
电信业由于自身的特性, 在创建之初无不形成一种自然的垄断格局。所谓自然垄断, 就是一个企业能够以低于两个或者更多的企业的综合成本向整个市场提供一种物品或者劳务而产生的垄断。简言之, “自然垄断就是最有效率的组织, 产生的方式是通过单一厂商的行为”。其优势在于能够很好的克服技术、高投入对企业带来的高风险率, 降低因传送网络和其他设施 (如电缆、输油管和铁轨等) 高成本的重复投资而带来的不必要的浪费, 但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 自然垄断一身的独占性、不可选择性, 越来越阻碍生产力的提高, 也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 于是电信业这种自然垄断开始解体。如今, 在我国, 电信业处于分拆垄断向各个分拆业务引入竞争对手的过渡阶段, 而这一阶段集中表现为行业的分工独占性, 因此经济法特别是反垄断法的调节、指导将会对其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竞争是获取繁荣和保证繁荣最有效的手段。只有竞争才能使作为消费者的人们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实惠, 它保证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俱来的种种利益, 终于人们的享受”。 (德路德维希·艾哈德) 正如开篇分析的那样, 中国电信业至今尚未形成一个真正自由竞争的局面, 这种竞争性恶果和资费领域体现最为明显。
以2011年上海为例, 上海市通管局共受理用户申诉1654人次, 涉及上海电信的申诉共有468人次, 涉及上海联通的的申诉有430人次, 而涉及上海移动的申诉最多, 达到了724人次;另有32人次申诉来自包括上海铁通在内的其他公司。上述申诉中, 涉及资费争议的有424人次, 涉及服务质量争议的有477人次, 涉及通信网络质量的有753人次。
目前我国对电信业垄断行为的经济法法律规制是通过以下法律、法规、规章实现的:《中国人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国人共和国价格法》《中国人共和国电信条例》《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对电信部门强制向用户收取话费预付款、话费抵押金行为定性处罚问题的答复》……这些法律、法规、规章从不同角度来规范电信市场, 力求在法律层面上打造出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但是没有赖以适用的、统一的反垄断基本制度相配套, 也没有统一的执法机关, 这些孤零零的零散的规定有如形同虚设, 太多强调电信行业主管部门的管理权, 忽视经营者主体的经营自主权, 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政企职能不能实质的分开。许多国有大型企业并未将自己视为一个市场竞争的主体, 仍然试图依靠行政的干涉、政府的扶持来运作经营。一旦这种人为的干预消失, 则其抗拒外来风险的能力就会变得十分脆弱, 可以说, 中国目前电信业方面的立法严重滞后, 已经成为中国入世后, 电信业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
市场的核心在于竞争, 竞争的前提在于有足 (下转第60页) (上接第83页) 够数量的经营者。目前中国电信市场的这块蛋糕是由移动、电信、联通等几家公司分享, 从这些公司经营的电信业务种类来看, 仅仅是业务上的专业化, 原有的市场结构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不可能形成真正格局上的竞争, 尤其是目前中国电信业的产权结构依然如故, 虽然各家公司之间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和目标, 但是从所有权主体上看, 都属于国家。如果在竞争中任一公司受到重创, 遭受损失的只能是国家。因此, 大多数公司之间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竞争, 而实际上都是各霸一方进行行业垄断。
笔者建议从以下五个方面:
1、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注意发挥竞争政策的作用。垄断行为需要进一步政企分开, 并按照竞争政策的要求完善市场结构, 增加竞争主体, 促进市场竞争, 根除或者减少行业垄断的土壤。
2、加强竞争文化建设, 大力普及竞争法, 提高经营者的竞争意识, 形成公平竞争的社会氛围, 以期在意识领域真正解决我国原有以行业垄断为本的立法理念与市场经济立法理念冲突的问题。
3、培育买方的市场, 提高广大消费者的社会地位, 使其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切实利用自身的选择权、监督权对抗衡行业的不法垄断。
4、构建现代行业监管制度与反垄断执法平衡协调的机制, 改变政策部门和产业监管机构代行反垄断执法权的现状, 尽快建立真正的反垄断执法机构。
5、进一步完善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理顺政府职能, 加强竞争执法机关的地位并强化其执法手段, 必要时制定相应的反垄断规章。
另外, 现行的《中国人共和国电信条例》不论在内容还是在效力上都难以满足现实的要求, 从世界各国的电信法律环境来看, 我国的《条例》及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与WTO规则的总体要求还是相差甚远。电信法应该从实质上遵循政企分开、破除垄断、鼓励竞争、促进发展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制定的同时要考虑设立普遍服务基金或成本补偿制度, 并制定相关的管理办法予以规范。应该进一步明确检查主管机关的身份地位, 对惩罚部分的事项上要使处罚标准明确化。
中国电信行业在进行技术革新和规模扩张的过程中, 经济规则法律制度依靠国家强制力充分介入其中, 就像一只无形的手始终作用于行业本身, 以确保各个领域最终实现平衡, 这便是法律真谛的所在。
垄断行为 篇2
摘要：本文将介绍当前中国货主面对的国际航运垄断行为，分析他们所处的反垄断环境，并探讨如何利用《反垄断法》来对抗这些垄断行为。
关键词： 国际航运垄断行为、中国货主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一、中国货主饱受国际航运垄断行为盘剥
2010年底，国际海运巨头马士基发布了《2011年起运港出口费用调整通知》。根据该通知，自2011年1月1日起，马士基将在中国范围内调整起运港出口费用征收标准，主要涉及8项费用的上调，其中3项最高涨幅均达60%。我国外贸货运93%是通过海上运输完成的，而马士基占据了中国国际航运市场高达30%的份额，而且每当马士基通过创设收费名目或提高费率来盘剥中国出口厂商的利润后，其他的国际航运企业也会跟风效法。所以马士基的此次起运港出口费用上调注定将进一步加重中国出口厂商的成本负担。
此次上调的起运港出口费用包括：手工制单费（MDF）、文件费（ODF）、船证费（CER）、电放费（TLX）、调换单费（SWC）、提单修改费（AMF）、超重罚款（HWS）和起运港港口操作费（OHC）。前三项属于“单证制作费用”，我国《海商法》第72条规定：“货物由承运人接收或装船后，应托运人要求，承运人有签发提单的义务”，既然制作并签发提单是承运人的义务，那么费用理应由承运人即船公司承担。至于TLX、SWC和AMF，其存在是合理的，因为船公司根据托运人的要求提供了运输以外的服务，但是其费率（调整后三者分别为200元/单、700元/单、200元/单）却远远高于马士基提供这些服务的实际成本。OHC同之前饱受争议的起运港收货费(ORC)、码头作业费(THC)一样，本应包含在CY--CY的集装箱班轮运费中，以此为名目额外向托运人收费实属重复收费。可见，马士基此次提高的收费多为针对中国出口货物的不合理收费。
国际航运公司向中国货主收取不合理费用早已不是新鲜事。2001年12月，泛太平洋稳定协议组织、西行泛太平洋稳定协议组织、远东班轮公会等航运公会组织宣布：从2002年1月15日起向中国货主收取THC，按每个集装箱尺寸分别收取370元至610元人民币。此举遭到了中国货主的强烈反对，理由是加收THC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下称《海运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但上述航运公会组织仍强行收取。此后，国际班轮公司在收费方面的创新层出不穷,诸如文件费、铅封费、设备交接单费、换单费、订舱费等等,让中国货主叫苦不迭。如果货主企业不按班轮公司要求交费,货物就会被拒载；货代企业不按要求交费,就拿不到提单。中国货主每年支付的这些附加费总计约300亿元人民币。
二、中国货主所处的反垄断环境分析
（一）法律环境分析
中国是《联合国1974年班轮公会行动守则公约》（下称《班轮公约》）的缔约国，此公约第14、16条分别规定了班轮公会全面提高运费率和增收附加费的操作程序--事先通知托运人组织和有关当局，如果托运人组织和有关当局提出异议，双方将进行协商，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班轮公会可以先提高运费率、增收附加费，而托运人只能在承受涨价的同时申请调解。这样的规定显然对货方不利。不过公约第25条第3款规定：“如调解程序已经开始，根据国内法可以适用的补救办法应优先适用。”因此缔约国可通过国内立法来保证本国货主在调解中的优势地位。
《海运条例》第22条规定了班轮公会协议、运营协议、运价协议等国际航运协议须经备案，第24条规定了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者间兼并、收购须经审核。这说明中国政府对于国际航运协议这一垄断形式是认可的，而对于并购集中这一垄断形式会进行把关。条例第27条规定，经营国际船舶运输业务者不得滥用优势地位，以歧视性价格或者其他限制性条件给交易对方造成损害；不得有其他损害交易对方或者国际海上运输市场秩序的行为，第50条规定，依据调查结论有本条例第27条所列违法情形的，由交通主管部门、价格主管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这说明中国作为一个货主大国，政府为了保护广大货主的利益，明确反对歧视性价格等垄断行为，但可惜的是，目前政府仍未出台对于这些行为的具体调查和处罚办法。
2008年8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下称《反垄断法》）正式施行，广大中国货主纷纷期盼这部法律能帮助自己对抗国际航运垄断行为。该法第13条规定：“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下列垄断协议：（1）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2）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或者销售数量；（3）分割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可见《反垄断法》是禁止班轮公会、运价协议组织和运力协议组织在中国存在的。然而，现在学界普遍的观点是，由于中国加入了《班轮公约》，且《海运条例》认可班轮公会协议和运价协议，因此班轮公会和运价协议组织属于《反垄断法》第15条第7款规定的“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享有反垄断豁免。
（二）政府对于国际航运垄断行为的态度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2009中国航运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底，我国拥有运输船舶17.69万艘，1.46亿载重吨，海运船队1.02亿载重吨，仍保持世界第四的位置，与排名第三的德国的差距已缩小至两千余万载重吨。如今的中国俨然已成为世界航运大国，中国政府正极力想把航运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国务院确定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这一战略目标昭示了中国发展国际航运业的决心。可以预见的是，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的航运业，打造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中国政府势必会利用各种优惠政策来吸引国际航运企业来华开展业务。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货主要求国家退出《班轮公约》或通过完善立法、加强监管来打击国际航运垄断行为是不切实际的。
三、如何利用《反垄断法》捍卫中国货主利益
如上文所述，受《班轮公约》约束，中国的广大货主在面对班轮公会的不合理收费和加价时只能要求调解，而在调解时中国国内法优先适用，所以《反垄断法》能适用于调解船货双方有关运费率和附加费的争议。
不可否认，《反垄断法》第15条第7款肯定了班轮公会协议、运价协议和运力协议这三种垄断形式的有效性。但由于马士基和国际航运协商协议组织都属于《反垄断法》调整的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在深圳地区，马士基占据国际航运市场高达90%以上的份额；国际航运联营集团控制了全球东西主干航线上80%的货源），因此货主可以根据《反垄断法》以及《反价格垄断规定》举报和起诉它们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国际航运垄断势力向中国货主收取各种不合理的高昂附加费并要挟货主不付费就拒载或不签发提单的行为违反了《反垄断法》第17条：“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下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1）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3）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5）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或者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以及《反价格垄断规定》第15条：“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在交易时在价格之外附加不合理的费用。”
图书出版垄断行为与法律规制研究 篇3
[关键词]垄断；经济市场；制约因素；市场体系
[作者简介]李华，山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一、我国图书市场垄断的现状
我国经济市场起步较晚，虽然图书出版业已经初步建立市场体系，市场主体也基本形成，但是由于我国特有的经济体系，图书出版业还处于转变时期，因此在市场经济的竞争过程中，垄断行为较普遍，其中行政垄断的程度更高，问题更突出。行政垄断是一种利用行政的强制力量，通过具有严格等级制的行政组织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垄断行为。我国的经济现状是政企不分，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过程进行直接干预，政府对人、财、物的调配，投入产出的计划和组合都有直接的干预能力和决策权，这种高度集权的经济组织形式为行政垄断奠定了基础。
如我国某地的新华书店一直垄断当地中小学教材、教辅用书的发行，教辅图书的销售额占该新华书店总销售额的70%。然而，一些出版商和经销商会向学校兜售自己的教辅用书，价格远低于新华书店给学校的售价，这样当地的中小学也私自向其他书店征订学生用书，最终导致2012年秋季该新华书店丢掉900万册学生用书订单。随后，当地的新闻出版局和教育厅联合对中小学违规订书行为做了纠正，该新华书店追回将近300万册图书订单。为了规范各学校图书征订，当地政府、教育厅、新闻出版局之后连续发出两个通知，要求各中小学必须从新华书店购书。在市场经济的体系中，经营者和消费者都应具有自主经营权和自主选择权，而案例中的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行政强制中小学校必须通过当地新华书店购买教科书的行为违背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违反了《反垄断法》中规定的严禁行政强制交易行为，新华书店则是行政强制交易行为的“指定的经营者”。这种垄断行政行为在我国图书市场中屡见不鲜。
改革开放60多年来，我国的出版量日渐增加，从1978年的105家出版社发展至今天的上千家出版社，出版品种也有很大跨越，收益突飞猛进。但这是纵向比较，就横向比较而言，差距还是很大的。面对差距，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应该正视问题并找到解决方案。
二、我国图书出版业垄断协议行为及其法律规制
1. 横向垄断协议行为及其法律规制
横向垄断协议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具有竞争关系的图书出版商或者图书经销商之间以协议或其他协同方式实施的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包括经营者间的契约和协议、行业组织的决议等。我国《反垄断法》第十三条列举出五种横向垄断协议，我国图书行业垄断行为主要体现在固定或变更图书价格，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我国图书出版业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有着直接关系。市场竞争一般都是价格竞争，经销商为了能在市场中占有更大份额，就会想出各种方法，有些甚至进行恶性价格竞争，这种靠压低价格的竞争是一种较低水平的竞争方式。
2. 纵向垄断协议行为及其法律规制
纵向垄断协议指出版商或经销商要求交易相对人在销售其商品时遵守一定的价格条件或者提出一个最低的转售价格，包括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对于其他一些类型的纵向协议只在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其违法时才予以禁止。固定图书转售价格是为了能够更好地防止经销商之间的价格竞争，从而为消费者提供图书消费保障，这样也能在经销商之间达成横向固定价格的协议。只有将图书价格固定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之内，才能减少或者消除经销商之间的恶意竞争。
三、我国图书出版业垄断行为的形成原因及对策
国家要巩固好文化产业的国家战略性地位，就要预防图书市场垄断格局的形成和相关的垄断问题。
1. 市场激烈竞争促使图书市场垄断协议形成
目前我国图书业的竞争方式相对单一，主要就是价格竞争，这体现在网上书店和实体书店的价格比拼、出版商和经销商之间的折扣矛盾。在这种竞争中很容易产生产业限制和排除竞争的行为，这主要体现在垄断协议行为上，即价格相关的垄断协议上。目前，三家图书行业协会制定了《图书公平交易规则》，这一协议是一个典型的有行业协会组织实施的横向垄断协议。固定转售价格是典型的纵向垄断协议，由于纵向协议对竞争的危害没有横向协议那么直接或者明显，因此我国《反垄断法》只明确规定两种与价格相关的纵向垄断协议适用本身违法原则，对于其他的没有进行明确规定，国家应在这些方面给予明确规定，促使法律实施更加可行性。
2. 地方保护和部门垄断导致图书市场行政垄断行为
我国图书出版业的垄断主要是行政垄断，这与国外出版业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形成的经济垄断有很大区别。以前我国进行计划经济，新华书店是我国唯一指定的图书销售渠道，随着发行市场的统一开放，政府也鼓勵出版发行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重组，但是图书区域性明显，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的保护现象仍然存在，地方政府滥用行政权力来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也时有发生。因此，要防止图书出版业的垄断行为，地方政府应避免过多的行政干预，让图书出版自由参与市场竞争。
3. 图书出版业地区结构均衡对图书市场垄断的影响
据2012年的新闻出版统计汇编， 我国的图书出版社数量和规模呈现区域发展均衡的态势，各地区出版社的类型和性质大致相同。
图书出版社数量和规模的均衡性分散了出版的各种资源，不利于资源的集中和统一配置，导致出版社竞争力普遍较低。国家应加大这方面的投资，在人口较密集的大型城市集中出版社投资，鼓励跨地区出版社的发展，打破出版资源均衡的局面，这样不仅能够提高出版社的市场竞争力，削弱行政垄断的局面，也能减弱地方保护企业的现象。
我国图书市场正处于转型期，图书出版作为国家文化的基础产业，应与我国政府一直致力增强综合国力的步伐同时进行，也要建立在我国特殊的市场经济体系和我国国情基础之上。发展是出版业的第一要务，图书出版业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改革和制定相关法律是关键所在，只有决策落实好了，才能处理好图书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关系，才能走出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图书出版业法律规范和管理的发展道路。
[1]赵桂茹.我国图书业垄断行为及其法律规制[J].国际法学，2011 .
论独家播放行为与垄断行为之界限 篇4
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下称《著作权法》) 第十条第11款规定了著作权人的广播权, 即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 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 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著作权法》第十条第12款规定了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 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由此, 湖南卫视在电视上、网络上的独家播放行为是依据上述法条规定的正常的著作权人权利而实施的。《我是歌手》这一节目属于湖南卫视在购买版权后创作并发表的作品, 满足著作权人行使权力的前提。另外, 《著作权法》第45条规定了排他性权利:即广播电台、电视台有权禁止未经其许可的下列行为: (一) 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转播; (二) 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录制在音像载体上以及复制音像载体。如此而言, 湖南卫视除了可以独家播放自己的节目之外, 还可以禁止其他电视台转播其节目。然而这种“垄断”, 相比经济法上垄断的概念而言, 是有显著的区别的。
首先, 知识产权并不对知识和信息构成垄断, (2) 因为“没有合法的垄断, 就不会有足够的信息产生;有了合法的垄断, 又不会有太多的信息被使用”。一个电视节目, 它既是一种作品, 又是一种知识和信息的体现。从作品的角度上来说, 它需要有一定的排他性质来保护著作权的行使。因此而言, 湖南卫视的做法并非垄断。
其次, (3) 知识产权是私权而不是垄断特权。著作权人对其作品采取独家的保护措施是对其自身个体利益的维护。这个层面上的“垄断”仅仅是保护私益的行为, 并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性或行政性垄断, 与常规意义上对整个市场的垄断性质上有所区别。湖南卫视为了维护《我是歌手》节目带来的利益从而行使著作权人的权利, 仅仅属于民事私人主体之间权利的行使。
那么, 独家播放与垄断的界限在何处?
(4) 2014年上半年, 在中国数以千计的电视频道中, 中央电视台16个开路频道的整体收视份额为31.52%, 稳稳占据三分之一的收视市场。如此庞大的受众规模, 不仅让央视成为中国最大的电视媒体, 垄断着整个收视市场。相比而言, 地方电视台的主要收视市场在于娱乐、休闲、生活领域。在这些收视市场中, 各地方电视台有着相当大的竞争关系。例如, 湖南卫视通过购买外国版权, 创作了《我是歌手》、《爸爸去哪儿》、《一年级》等一系列综艺节目。同时, 其自身老牌综艺节目《天天向上》、《快乐大本营》也取得了相当高的收视率。依照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 湖南卫视通过行使《著作权法》赋予的著作权来保护其作品利益并无不当之处。然而, 在日益复杂的市场环境下, 知识产权并不单纯存在于知识产权领域, 其与市场竞争的关系也密切相关。垄断的前提是要占有相对大的市场份额。湖南卫视的市场份额与央视相比显得微乎其微, 但排除央视的收视市场地位后, 与其他电视台相比, 其又处于一种竞争的状态。因此, 在特定的收视市场中, 其采用独家播放的手段, 一方面是行使著作权人之权利, 另一方面是进行合理的市场竞争 (与其他电视台在特定的收视领域内竞争) 。
最后, 关于独家播放行为与垄断行为之界限, 可以总结为两个大的方面。第一, 独家播放行为在我国《著作权法》规定范围内是合理合法的行为。在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四十五条中分别规定了著作权人“排他”性质的权利。在法条规定权利范围内正确实施行为, 则不存在“垄断”之说。第二, 垄断乃经济法中的专用词语, 其包括垄断行为和垄断状态。因此知识产权法中的“垄断”和经济法中的“垄断”二者意思是不同的。
注释
11 网易娱乐.<我是歌手>收视口碑勇夺第一赛制残酷升级[EB/OL].http://fun.youth.cn/2015/0104/853603.shtml, 2015.
22 [美]罗伯考特, 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M].张平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185.
33 王先林.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冲突与协调[N].法制日报, 2000-12-17.
垄断行为 篇5
关键词：行业协会：集体抵制：反垄断法规制
一、行业协会集体抵制行为概述
行业协会是由单一行业竞争者组成，以促进和提高该行业的共同利益为目的，具有非盈利性、非政府性、互益性的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的行为既可能促进竞争，又可能限制竞争。行业协会在自治管理过程中，可发挥维护行业利益、协调成员行动等积极作用，同时也可能产生限制竞争的消极作用。集体抵制作为一种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类型，其认定标准和范围复杂，本文将首先对集体抵制的概念作简要阐述。
（一）集体抵制的概念
集体抵制（boycott 0r group boycor）一词的使用始见于以一名叫做captian charles boycott的在爱尔兰代理不动产事务的英国人为被告的集体诉讼中。时至今日，boycott一词的使用已不再局限于其当初的意义和情形，从法律视角对集体抵制行为给予了较为有力的解释是《布莱克法律大辞典》，根据该法典的解释，集体抵制是个人或经营者为迫使其他特定的个人或经营者屈服或向对方表达不满，对其采取一致行动或措施的行为。具体包括两种类型，第一种是集中式拒绝交易，即两个或两个以上更多的交易者拒绝与第三方进行交易：第二种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竞争者拒绝与某交易者进行交易，除非该交易者限制它本身与抵制者的竞争者进行的交易。在国内，有学者认为，“集体抵制是指竞争者联合起来不与其他竞争对手、供应商或客户交易。”有学者认为：“集体抵制是指企业间通过协议、决议或者其他方式联合起来，拒绝与其他竞争对手、供应商或者客户交易的行为。”还有学者认为：“集体抵制是指经营者通过联合，共同不与其他竞争者交易，排挤竞争对手的协议。”可以看出，学者们对于集体抵制概念的界定都具有下列特点：从数量上看，抵制者都为复数；从行为上看，都进行了一定的意思联络；从内容上看，抵制都是交易行为。综上，本文认为，集体抵制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营者通过协议、决议或其他方式共同拒绝与第三方进行交易的行为。那么，行业协会的集体抵制即是指行业协会通过特定的形式拒绝与第三方进行交易的行为。其中的第三方包括行业协会成员与非成员。
（二）行业协会集体抵制行为的特点与类型
1.特点
第一，更具有效性。集体抵制在根本上是一项集体行动，而形成有效集体行动的前提需要组织者，行业协会作为一个常存性组织，可为其成员提供诸多方面的服务，成员也可以通过行业协会获得更多的利益，所以行业协会对于成员企业而言是具有一定的市场威慑和号召力的。因此，对于行业协会所组织的集体抵制行为，成员企业一般都需要服从和参与，也无法中途退出和背叛。若是出现背叛的情形，背叛者将在行业协会成员间出现一种“异己”的状态，在行业协会这样一个重复博弈的集体组织中，如此一种身份状态将不利于背叛者以后通过行业协会获取更多利益，甚至可能还会招致行业协会及其他成员的歧视。因此，集体抵制一旦由行业协会介入，其有效性将得到极大的提高。
第二，更大的市场威慑力。虽然行业协会介入集体抵制，会很大程度上确保集体抵制能够有效运作，但是这种运作是否能实现预期的目的与效果，还取决于参于集体抵制的成员实力。行业协会一般聚集了所在区域的绝大多数企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市场支配力。如果行业协会的集体抵制行为目的旨在限制竞争，那么其所带来的反竞争效果将远远超过非协会所组织的集体抵制，给竞争机制所造成的损害将更为巨大。
第三，手段多样化。行业协会组织的集体抵制行为，除了集体抵制常见的拒绝交易形式以外，还有其他一些特殊的形式。例如，行业协会可以通过其较高的市场美誉来号召消费者对所抵制对象生产销售的产品进行抵制；行业协会可以通过其所享有的市场认证权及一些评比权来实施对一些非协会成员企业的抵制活动等。
第四，更强的两面性。行业协会有时会出于非商业性的社会公益目的，实行集体抵制行为。行业协会若欲形成有效的自治组织，会以集体抵制行为作为行业协会的一种惩罚手段，这对于行业协会的自治与运作极为重要，从这些意义上说，行业协会的集体抵制行为具有一定正当性。但即便在行业协会所实施的以惩戒成员为目的的集体抵制中，仍可能存在一定的反竞争效果。
2.类型
以抵制者与抵制对象之间的关系为标准，可将行业协会集体抵制行为划分为针对成员的集体抵制和针对非成员的集体抵制。对于非成员的集体抵制，还可进一步划分为横向集体抵制和纵向集体抵制。
针对成员的集体抵制，即指行业协会集体抵制的对象为协会成员。行业协会发起对成员企业的集体抵制，一般是为维护协会团结有效的运作。对于此类集体抵制，其法律评价与协会针对成员企业的理由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该行为的主要目的是维护行业协会集体团结和有效的集体行动，此类集体抵制一般不会产生限制竞争的后果，应得到反垄断法的豁免。但行业协会在实施对成员的集体抵制时，应当对受惩戒的成员企业提供一种正当程序的保障，以保证基于管理行为所授予的权力不被独断专横地行使。
行业协会集体抵制的另一种类型是针对非成员的集体抵制。这类集体抵制行为更为多见，是反垄断法规制的重点。由于这一类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较复杂，行为的目的也更多样，可以依据参加者与抵制人间的关系将此种行业协会集体抵制行为进一步分为横向集体抵制和纵向集体抵制。横向集体抵制的抵制行为发起人和目标对象往往存在竞争关系，或存在潜在的竞争关系。此时，抵制人与被抵制对象往往都属于同业经营者，具有横向的竞争关系。纵向集体抵制为行为的发起人和目标对象之间具有垂直关系，即分别处于相邻的不同经济阶段。例如原料供应商对产品生产商的抵制，批发商对零售商的抵制，批发商对零售商的抵制。
二、行业协会集体抵制行为的二重性
（一）行业协会集体抵制行为的合理性
首先，行业协会集体抵制行为有助于维护行业内的竞争秩序。行业协会是具有自治性质的集体组织，是要组织和运作集体行动的。对于一个集体行动而言，每个成员都想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这样一来，搭便车情形便成为形成有效集体行动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反垄断法上，最典型的搭便车行为是分销商搭销售同一种产品的其他分销商便车的情形，特别是在一些产品的使用较为复杂、产品或服务需要进行大量的售前宣传和广告的情形下，搭便车现象更容易发生。在这一意义上，行业协会对搭便车行为进行集体抵制，从而保证协会集体目标的实现。
其次，行业协会集体抵制行为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在一些垂直经济关系交易中，如果中小企业协会联合成员企业实施针对滥用交易优势地位的企业的集体抵制，将会增强中小企业的谈判实力，更好地平衡交易双方的利益，改善和提高整个交易的竞争公平程度，进而提高整个市场的效率。
（二）行业协会集体抵制行为的危害性
第一，行业协会的集体抵制行为可能损害市场竞争机制。在多数情形下，行业协会的集体抵制会直接或间接地抵制同业经营者，将市场中的其他竞争者排挤出市场，这将对市场竞争引致两方面的不良效应：其一，竞争者数量的降低意味着参与者的减少，从而竞争的程度和广度随之下降，不利于竞争绩效的充分实现。其二，在这样―个集体协作的结果下，参与成员更容易形成一些违法的集体同盟，如价格卡特尔等。
第二，行业协会的集体抵制行为可能损害消费者利益。竞争使消费者成为“上帝”，只有充分竞争的市场才有助于消费者福利最大化。行业协会的集体抵制行为，大多会对消费者利益造成直接或间接的损害。例如，受到行业协会成员集体抵制的经营者，将被迫支付更高的竞争成本，但这部分被迫支付的竞争成本最终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三、我国行业协会集体抵制行为反垄断法规制的现状及完善
（一）我国行业协会集体抵制行为反垄断法规制的现状
我国《反垄断法》明确将行业协会纳入规制主体，并对其实施的限制竞争行为纳入了规制范围，主要体现在该法第11条、13条、15条、16条、47条中。《反垄断法》第b条中将联合抵制交易纳入到垄断协议，仅是将其作为一般的垄断协议而进行一般性规制，缺乏对行业协会特殊性的考量。同时，《反垄断法》对行业协会积极作用的认可度也不足。对于行业协会集体抵制的法律规制，必须在行业协会的自治与集体抵制的限制竞争间获得均衡。如若不然，对任何一方偏执一端的追求都会使法律规制出现偏误。因此，这种概括式的规制思路会使现实中大量出现的行业协会集体抵制事例因缺乏法律的精确定位和科学规范而难以得到公正的对待和处理。
其次，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也规定了一些限制竞争行为的情形，例如搭售。当然，在合乎规定的情形下《反不正当竞争法》也是可以适应的。但是，仅通过这样一些法律法规中散列的规定来实现对行业协会集体抵制行为的规制，是存在问题的。所以，我国目前迫切需要对行业协会集体抵制法律规制的基本思路和制度进行重构，并以此更好地对该类行为进行规范和引导。
2010年12月31日，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布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垄断协议行为的规定》以配合《反垄断法》的实施，其中关于行业协会集体抵制行为的规定见于该规定第7至10条。该规定对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做了一些细化规定，包括：细化规定了集体抵制的表现形式分为横向集体抵制和纵向集体抵制：进一步明确了行业协会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的方式，一种是行业协会直接参与制定限制竞争的章程、规则、标准等，另一种是行业协会作为以间接参与的方式召集、组织或推动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限制竞争的协议、备忘录等。但此规定仍不能全面完善地规制行业协会集体抵制行为，第一，该规定仍然未对集体抵制的概念进行界定，只是对集体抵制行为采取了列举式的禁止，缺少兜底条款。这种列举式的表述对于日后新出现的集体抵制行为的认定和法律的实施具有滞后性，可能致使无法对未来新出现的集体抵制行为进行规制。第二，该规定对集体抵制行为不分类型予以全面禁止，没有考量行业协会集体抵制行为合理性的一面。
（二）完善我国行业协会集体抵制行为的法律规制的建议
1.细化反垄断法规制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
建议我国在未来修订《反垄断法》时，明确规定行业协会的特殊主体地位，设立专章对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进行规制。目前，为弥补《反垄断法》的相关不足，颁布相关法律解释或实施细则不失为目前最及时有效的方式。建议在制定相关法律解释或实施细则时，宜采取列举加概括的方式，对反垄断法规制的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予以比较明确的界定。一方面概括规定行业协会不得从事实质限制竞争的行为，另一方面列举行业协会不得从事下列三类行为：一是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从事垄断协议行为；二是滥用共同优势地位行为；三是滥用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授予的管理权限制竞争行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每―类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
2.根据行业协会集体抵制行为的不同类型确定适用原则
首先，应当根据行为的目的将行业协会集体抵制划分为商业性的集体抵制和非商业性的集体抵制。若行业协会集体抵制行为的实施的目的是基于实现一定的公益目标，则属于非商业性的集体抵制性质。例如，保障社会公众的安全与健康、推动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竞争等，则应当得到社会的倡导与支持，不应被反垄断法认定为违法。总的来说，行业协会集体抵制行为在以下三种情况中可以得到豁免，包括：第一，基于社会公益目的实施的非商业性集体抵制行为；第二，基于对搭便车行为的惩戒而实施的集体抵制；第三，为维护行业正当利益而实施的自我防御式集体抵制，例如当跨国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时，行业协会基于维护行业利益实施的集体抵制应认定为合法。其次，对行业协会对其成员企业的集体抵制一般以合理原则为主。合理原则即对市场上某些反竞争行为不是必然视为违法，其违法性需依具体情况而定的一种规则。具体而言，需通过对行为本身及相关市场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包括以一定交易领域限制竞争、损害社会整体经济效益及消费者利益为标准来进行违法判定。当某些成员的行为导致协会的合理利益难以实现时，则协会应当有对其惩罚的权力，否则行业协会的自治就无法保证。但集体抵制的非法律惩罚对于成员企业而言是一种非常严厉的处罚措施，该行为应当受到必要的限制，应在行业协会集体抵制行为的法律规制中设置一定的保障程序。
再次，若行业协会对非成员的集体抵制属于横向集体抵制的情形，则应适用本身违法原则。本身违法原则是指对市场上某些反竞争行为，不管其产生的具体情况，也不管其后果，均得被视为非法的一种规则。主要包括具有市场支配力的行业协会集体抵制供应商和客户以阻止它们与竞争对手进行交易的行为、横向抵制行为、涉及价格的纵向集体抵制行为。当行业协会从事此类行为时，不仅损害了竞争过程，同时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因此应对行业协会这一类型的集体抵制行为予以禁止。
最后，行业协会对非成员企业的纵向集体抵制应适用合理原则。行业协会通过成员企业的一致行动，具有提升经济效率的积极作用。例如，成员企业可以通过行业协会的集体力量从而抗衡供应商或销售商的垄断行为，即行业协会可以将集体抵制行为作为与供应商或销售商进行谈判的砝码，这一意义上有助于提高市场竞争质量，提高经济效率。
注解：
1880年，爱尔兰土地联盟要求房东降低房租，并号召房客拒绝与不遵守该决定的房东交易。但是，作为房产经纪的boycott非但不执行该决定，反而驱逐交不起房租的租客，作为报复，房客们全面拒绝和他交易，并导致当地方圆几英里的人们都决定不与他发生任何交易，并竭尽全力阻止其他任何人与之进行交易。
3鲁篱：《论我国行业协会集体抵制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载《天府新论》2008年第3期。
4孔祥俊：《反垄断法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435页。
5王长秋：《中国市场中联合抵制的反垄断法规制》，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6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63页。
7在这类集体抵制中，有时集体抵制的对象与抵制者并非同业经营者，譬如竞争者为了将同业竞争者排除出相关市场，对与该竞争者保持有关经济关系的共同供应商进行抵制，如果供应商继续对该竞争者进行供应，则作为发起人的竞争者将集体拒绝与该供应商进行交易。在这样的事例中，集体抵制的对象表面上是非同业竞争者，但实质上其真正目的仍是排斥同业经营竞争者，所以这类集体抵制仍然属于本文所称的横向集体抵制。
8搭便车是指某些人或团体在不付出任何成本的情况下而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的行为。
论我国垄断行为的法律规制 篇6
(一) 行业垄断
竞争在客观上就会带来优胜劣汰, 以及带来资源集中的效果。这一后果将会导致有限的社会资源将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 集中在少数的市场主体控制下。这些少数的市场主体在控制生产资料以及资源的基础之上, 能够控制商事交往活动的规模以及议价。同类型商事交往活动的市场主体的经营成本的上升, 最终被排挤出市场, 同类型商业活动的市场主体的数量不断减少, 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无法达到繁荣的程度。依照我国《反垄断法》的规定, 在我国行业垄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行为。垄断行为包括:1、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2、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3、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各种行为具体的表现在法律中都有相应的规定。法律规制行业垄断的目的就是完善宏观调控, 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二) 行政垄断
行政垄断也是我国垄断行为中的重要类型, 在我国《反垄断法》第五章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规定中对此予以了专门的规制。我国《反垄断法》规定了六种行政垄断行为, 具体如下:1、强制买卖。2、地方保护主义、地方封锁。3、排斥或者限制招投标。4、限制市场准入。5、行政强迫垄断。6、抽象行政行为垄断。
二、垄断行为的成因以及影响
(一) 垄断行为产生的成因
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以后, 在价值规律调节社会生产的作用大为扩展的情况下, 才会形成市场经济。因此, 市场经济是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制度下商事交往活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商品经济条件下, 竞争和垄断是并存的, 就像竞争同商品经济不可分离一样, 垄断也是同商品经济相联系的经济现象。”在以自由竞争为基本特征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随着社会资源配置, 生产的集中, 某一行业主要生产能力逐渐被少数的企业或个人所掌握。而掌控者行业生产主要规模的人, 在利润的驱使下, 开始对商品的生产与销售进行限制, 或者在本行业内进行价格的协定, 于是行业的垄断由此产生。
(二) 垄断行为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竞争是市场经济保持活力的原因所在。因为“资源总是稀缺的, 资源的稀缺性直接决定了人的竞争本性。人的行为绝大多数都是竞争有限资源的行为, 并致力于追求效益的最大化。”市场的经营主体必须提供最优质的商品和服务, 才能获得消费者的亲睐, 才能实现自己的利润。没有利润的商业活动对于经营者来说是无法获得持续的动力和经济保障的。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 充分的市场竞争能够促使经营者提供优质的商品与服务以供消费者进行选择, 消费者个人的选择可能对经营者的商业经营不会带来较大的影响, 但是整个市场范围内消费者的偏好与选择则会对经营者的经营带来影响。垄断作为商品经济以及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当前社会经济主体之间的联系越发紧密的条件下, 垄断对市场主体的经营行为, 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以及一国的经济发展状况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负面影响。
三、垄断行为法律规制的现状
(一) 国外对垄断行为的法律规制
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由于本身经济发展的情况, 对垄断行为的监管早在19世纪末, 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爆发了抵制托拉斯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这种反垄断思潮导致1890年《谢尔曼法》 (Sherman Act) 的诞生。谢尔曼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反垄断法, 从而也被称为世界各国反垄断法之母。此外, 在美国, 还有1914年颁布的《克莱顿法》及其以后的修正案。《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及其以后的修正案。1962年颁布的《反托拉斯民事诉讼法》, 这些法律与《谢尔曼法》共同组成了以反托拉斯为中心的法律体系。
(二) 我国对垄断行为的法律规制
我国已经自2008年通过并开始施行《反垄断法》, 这对于维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 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而积极的意义。“反垄断法被称为经济宪法是实至名归, 不经是理论层面的一种描述, 而且也是立法及司法层面的理性认知。”对于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 法律明确“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 保护市场公平竞争, 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其中把维护公益与保护消费者私益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我国在《反垄断法》中, 把 (一) 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 (二) 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三) 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认定为受规制的三种主要的垄断行为。此外, 还有对行政垄断的规制。2010年12月31日, 国家工商总局公布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垄断协议行为的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三个《反垄断法》配套实体规章。2012年5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可以说, 我国正在逐步完善我国的反垄断法律体系以及制度措施。
四、我国垄断行为法律规制的完善
(一) 完善我国反垄断豁免制度
由于社会分工的不断精细, 个人或者社会组织不可能担负起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任务。因此政府对特殊行业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在我国的《反垄断法》中并不是所有符合三种行为之一的都是垄断行为, 这就是《反垄断法》第七条:“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 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 并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这就是我国《反垄断法》中的豁免制度。豁免制度, 我国《反垄断法》之所以认可反垄断豁免是因为“‘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维护消费者和社会公共利益’是一致的”。同时, “反垄断法豁免制度的基本作用是修补反垄断法的不足, 协调垄断和竞争的关系, 是世界各国反垄断法所共有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
反垄断的执行问题, 在西方国家, 由于反垄断针对的是自然竞争下形成的企业, 执法的政府是中立的第三方。而在我国, 由于反垄断法主要针对的其中一个对象是行政垄断, 在这种情况下, 执法的政府有关部门可能恰恰是垄断的制造者, 同时, 也可能是被《反垄断法》调查和制裁的对象。有学者指出“中国反垄断法的实施一般由公共执行所垄断, 但是公共执行事实上却存在机构设置、公法责任等方面的局限性。”因此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条件下, 《反垄断法》能否真正发挥作用, 取决于两个重要方面, 一是豁免制度的涵盖范围, 二是执法本身。这两个方面, 前者是基础和前提, 因为它直接决定着《反垄断法》执法的范围。豁免制度所涵盖的范围越小越好。这其实也是一个世界性趋势。鉴于垄断的危害性,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开始采用原则性豁免规定, 而减少对行业豁免的数量。
我国仍然可以以行业豁免的方式规定豁免制度涵盖范围, 但一定要对每一个相关行业进行严格的审批, 并适当缩小已有的涵盖范围。其次, 豁免制度的构建应该让民众参与, 充分反映民意。某个行业是否垄断, 该垄断是否给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 消费者的感受最直接, 因此消费者是最有发言权的群体。如果在豁免制度的构建过程中, 能够搭建一个充分反映民意的平台, 权力主导豁免制度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可以大大降低, 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也会大大减少。最后, 要建立起对行政审批权力的制衡机制。从反垄断豁免制度的程序来看, 一般都是由企业申请, 反垄断机构审批, 如果没有对行政权力的制衡机制, 反垄断机构可能滥用豁免权, 导致一些严重的垄断行为游离于《反垄断法》的制约之外。
(二) 完善我国反垄断的私人执法
“破除行政垄断、消除市场的人为分割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垄断行为的规制不能单单靠政府的公共执行, 因为在某些垄断事件中, 政府行政部门本身就是利益关系者。在这样的一种利益纠葛中, 就很难保证公共执行的积极性与有效性。此时私人执行就显得尤为重要, 因为“私人执行不仅是一种权利救济的途径, 也是反垄断法的实施方式之一, 有助于弥补和矫正公共执行的不足”。
私人执行的引入有助于打破公共执行中政府机构在反垄断监管中的一元机制。“反垄断法私人实施赋予私人主体参与执行反垄断法的权利, 更加全面地拓宽利益救济渠道, 私人实施推动反垄断法公平与效率目标的实现, 在增强反垄断法实施效果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可以克服政府部门在职权行使过程中较为常见的行政不作为或行政滥作为现象。私人执行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其积极意义:第一, 私人执行打破公共执行的一元机制。第二、私人执行有助于促进反垄断的进行。“私人执法的合理性和司法成本的低廉性是私人实施反垄断法的法理基础, 特别是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为私人实施提供了激励机制。”第三、私人执行是权利救济的应有之义。“由于消费者是经济法主体体系中的核心主体。反垄断法应以消费者需要的利益为优先, 构建以消费者利益为核心价值的反垄断法价值体系。”消费者是普通公民在商事交往活动的暂时性, 非常态身份。在正常的经济活动中私人主体是常态, 因此对于建立私人执行制度本身是符合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的。
五、结束语
市场经济的发展, 是一个开放性的过程。这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显著区别的地方, 也是市场经济发展能够保持充足的动力活力的原因所在。市场经济的规制需要不断完备的法制进行指引, 同样, 也只有完备、良好的法制才能真正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者之间表现的相得益彰。“在市场经济中, 法律平等地保护一切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平等地要求一切主体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 对一切主体的一切违法行为都要依法予以校正和制裁, 不给任何市场主体以任何超越法律的特权。法律规范就是这样确保市场竞争的公平性, 从而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的。”对垄断的监管具有促进国家经济制度的良好运行, 保持市场发展秩序两方面的意义。竞争的机制才能不断在市场的选择中激励企业提供最好的商品, 才能促进企业的积极发展。
摘要：垄断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范围内, 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避免的经济现象。无论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还是在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垄断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 并且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对垄断行为的产生于发展, 以及垄断行为的类型进行阐释, 分析其对社会经济的危害。主张通过限缩垄断行为豁免以及加强发垄断的私人执法来完善我国的反垄断制度。
农地征收中政府的垄断行为分析 篇7
在我国,土地征用是指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定程序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收归国有),并依法给予被征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一定补偿的行为。从理论上讲,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和被征收土地市场价格是等价的。但是当土地征收出现单方面强制性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强买强卖交易性质,被征地实际使用者(农民)往往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处于被动参与交易的地位,没有选择是否参与的自主性和完全的独立意志,他们不可能获得应有的经济利益。这时候,土地补偿费用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价格,而是与被征地的市场价格相背离。造成这一矛盾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当前土地制度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
我国的土地公有制包含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且制度安排从来就是集体所有制要服从国家所有制。在土地市场上,一方面政府代理人行政行为面对的是无对任何具体产权个人负责的资产行政责任;另一方面社会公共成员每个人也不具备像企业股东那样对政府代理人的市场行为进行监督的权利,其结果就是任由政府代理人利用土地审批定价制度配置土地资源。这样,政府的“经济人”身份必然导致他完全运用手中的土地审批定价制度来配置土地资源,在维持土地转让的高额价格并获得高额利润的同时,以较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征收土地,这样所造成的直接代价便是土地供需矛盾紧张与农民利益被侵犯。
二、土地征收中政府垄断地位的经济学分析
关于土地征用中的政府行为,在我国,地方各级政府既是国有资源——包括集体土地的宏观管理者,又是国有土地所有权的实际行使者。管理者和所有者职能的重叠,使地方政府具有政治利益最大化和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双重目标,而这种目标在短期内又体现出相互促进的特性。政府则依靠其在土地市场的垄断地位,凭借其行政征用的权力,实现了既得利益最大化。下面,我们将从经济学角度对政府在土地征收中的垄断地位进行分析:
1. 法律规定下的补偿标准及计算方法
由于地方耕地征收补偿水平按照《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到十倍…,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到六倍…”,也就是说,耕地的征收成本主要是依靠土地的年产值决定的,不妨设土地年平均收益AR=k,其中k为土地种植农作物的单位平均产值,如果不计土地征收过程中耗费的其他人工成本,那么土地征收的平均成本AC0=ρk,其中ρ为土地征收中政府按照《土地管理法》规定的“产值倍数法”确定的补偿系数。
2. 在不同制度安排下,对土地征收机制的理论分析
(1)政府以低于理论平均成本价征收土地并按垄断价格转让时,结合图1.政府土地征收收益简化型,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补偿标准,政府补偿给农民的征收费即实际征收成本仅为AC0;但是,政府出让征收土地时,从理论上分析,政府必然将价格确定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处,在图上的反映即市场垄断价格为P0。这是由于政府的收益函数为R=PQ,又P=P(Q),所以,政府的边际收益函数为,其中Ed为土地的需求价格弹性。作为土地资源垄断者的政府,为了追求收益最大化,必然将把土地供应量推进到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处,此时,P(1-1/Ed)=MC,于是我们可以得到征收土地转让价格与转让数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即政府转让土地时依据边际成本加价原则确定的市场价格,在图1上即按照市场垄断价格P0出让。于是,我们可以得到政府最大收益函数:,此时,政府转让的土地价格水平与收益将完全取决于土地需求价格弹性的大小。由于土地供应具有刚性,并且,政府掌握着土地供应审批权与土地交易权,所以,政府将运用其垄断权将土地的供应量限制并推进到其需求价格弹性大于1的阶段,使得其转让价格大于边际成本,以维持获得最大收益的土地供应量。结合图1政府土地征收收益简化模型,我们可以看出,为了获得收益最大化,政府将使土地供应推进到MR=MC,此时土地供应量为Q0,市场均衡价格为P0,但是,政府征收土地时的土地成本价格为P3,且P3=AC0。这时候,政府所获得的净收益(P0-P3)Q0,这也是农民由于政府垄断导致征收价格差的存在所蒙受的损失。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同样可以看出,政府在土地征收中所侵占的农民利益是巨大的。改革开放前,通过价格“剪刀差”,使农民损失6 000亿～8 000亿元(顾晓斌,1995),而改革开放以来,在征地中从地价这一环节,又使农民损失20 000亿元(任浩,2003)。
(2)政府以理论征收成本价征收土地并按垄断价格转让时,结合图1政府土地征收收益简化型,土地征收的理论平均成本为AC,AC>0且AC'>0。此时,在征收土地量Q0的情况下,政府支付给农民的单位补偿款按照征收土地的理论平均成本价格P2支付,同样地,由于政府垄断的存在,实际垄断价格仍然高于土地征收的平均成本,即政府在土地征收中仍然获得了高收益。相应地,作为土地实际拥有者的农民却没有从土地征收中获得土地增值带来的高收益,这一部分收益损失还是被政府所侵占。这时,农民的收益损失为(P0-P2)Q0。
(3)政府允许土地自由交易转而作为公正的市场监督人时,因为农民有自由买卖土地的权利,农民变成了土地交易市场上独立的“厂商”,并且他们都只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这时市场竞争机制开始充分发挥作用。于是,在高额土地转让价格P0的吸引下,农民会放弃因土地耕种而带来的产值收益,通过市场自愿转让土地去获得高额的土地转让收益。这时,市场上的土地供应量将增加,直至土地供求关系达到新的市场均衡。结合图1政府土地征收收益简化型,这时的土地交易市场类似于完全竞争市场的情形,于是在自由竞争状况下,农民所面临的平均成本曲线AC相当于其耕种土地时所能够得到的持续的土地产值收益,也就是说,农民面临的平均成本曲线就相当于其放弃土地耕种的平均机会成本曲线。与此同时,在自由竞争的状况下,边际成本线和平均成本线也可看做重合的一条曲线,并且和土地的市场供应曲线一致;而土地的需求曲线依旧保持不变,且自由竞争状态下土地转让的边际收益线与平均收益曲线一致,即边际收益曲线与市场需求曲线重合。这时,新的土地供求关系将在土地价格P1与土地供应量Q1处达到新的均衡。在新的均衡点(Q1,P1)处土地的市场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等于平均成本,即P1=MC=AC。此时,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将实现帕累托最优,农民的利益也将得到有效保护,社会福利状况大大改善。
三、土地征收问题的总结与政策建议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在政府垄断土地交易的情况下,就算土地征收价格按照正常平均成本进行征收,由于政府拥有土地审批权,并且农民没有自由交易土地的权利,因而政府凭借其垄断权利,依然可以通过控制土地供应量以获得超额的转让价格,这时,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受到损害;同时,在非市场性低价征收补偿的机制下,农地征收前后巨大的价格差使得农民主体的经济权益受到严重侵犯
正是土地所有制为政府通过价格“剪刀差”侵犯农民利益打开方便之门,所以唯有重新设计制度安排,改革现有的土地制度,允许土地私有,明确土地产权,用产权来保护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因为在土地私有制下,市场交易只认地契,不认批文,于是土地所有者(农民)拥有获得法庭公证、受法律保护的法定依据,政府凭借行政权力大肆圈地的成本也将极大上升。更为关键地是,土地所有者(农民)将重新恢复市场交易主体的地位,并且可以在市场机制下实现土地自由交易,这时土地的市场交易将更加规范,市场竞争将更加充分,土地资源的配置也将更具效率。
摘要：本文从当前土地征收的制度分析出发，着重对政府垄断土地征收的行为进行经济学分析，得出在以政府为主导的非市场性低价征收补偿机制下，农地征收前后巨大的价格差使得农民主体的经济权益受到严重侵犯与损害的结论，进而提出改革现有的土地制度，允许土地私有，明确土地产权，用产权来保护土地所有者利益的建议。
关键词：农地征收,土地制度,政府垄断,制度安排
参考文献
[1]张爱萍．征地中农地增值收益分配分析．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5．
[2]顾晓斌．论“剪刀差”存在的必然性[J]．农业经济问题，1995，(4)：38—43．
垄断行为 篇8
一、著作权集体管理的概念
(一) 国际上对著作权集体管理概念的规定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简称WIPO) 对著作权集体管理所下的定义为:“在集体管理的框架下, 权利人授权集体管理组织管理其权利, 即监督相关作品的使用、与使用者谈判、以收取合适的许可费为对价发放许可, 并向权利人分配许可费。” (1) 德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法》第一条规定, “凡为多名作者或者有关权利人集体管理著作权法所生的用益权、许可权及获酬权, 以达到共同使用的目的, 不论以本人或者他人名义都属于集体管理。” (2)
概括地说, 著作权集体管理是指著作权人、相关权人或者是其他权利人授权有关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代为集中管理著作权、相关权的一种机制。
(二) 我国对著作权集体管理概念的界定
我国1990年的《著作权法》没有对著作权集体管理做出规定, 国务院1991年颁布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仅在第54条规定了著作权人可以通过集体管理的方式行使权利的一般原则。2001年修订的《著作权法》第8条确立了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法律地位和组织性质, 2005年颁布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不仅增加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相关的法律规范, 也标志着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正式建立。
2014年《著作权法送审稿》第61条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概念做了修改, 表明当权利人行使权利事实上存在困难或者得不偿失时, 由其授权集体管理组织进行管理是必要的。这一点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关于《著作权和邻接权的集体管理的基本原则》中的规定是一致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送审稿第61条在规定集体管理组织的权利来源时, 不仅有著作权人和相关权人的授权, 还有法律规定, 在这一点上是不符合国际通行自愿原则的。
二、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垄断现状
(一) 我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上世纪90年代, 随着流行音乐在国内普及, 出现了保护保护音乐作品著作权的呼声, 我国在1992年成立了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 这是我国第一家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1994年,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加入了国际作者作曲者联合会 (CISAC) , 开始与国际接轨。2005年《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颁布, 2008年一年之内, 先后成立了4家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 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 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 中国电影著作权协会。至此, 我国现有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基本成立, 它们在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促进知识产权的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是向欧美国家学习的产物, 在中国没有相应成熟的市场, 缺乏制度实施的基础, 因此在实践中必然会产生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的同时也不利于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建设和实施。
(二) 市场垄断地位的滥用
我国立法对集体管理组织的设立采取核准制, 并采取维持垄断的管理模式。《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7条关于设立条件的规定, 其中的“唯一性”和“全国性”的要求, 表明虽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集体管理组织垄断地位, 但以设立方式的限制上看, 实际上是维持已成立集体管理组织在相关领域的垄断地位, 即在某一类型的作品领域仅存在一家集体管理组织。
世界各国选择设立集体管理组织的模式各有不同, 通常大陆法系国家采取垄断模式设立集体管理组织, 而英美法系国家则选择采用自由竞争模式。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是各集体管理组织自主成立, 并通过设立章程方式自主运作, 将集体管理组织视为商事经营体, 在市场中竞争。那些提供优质服务、分配较高的许可使用费的集体管理组织, 便能吸引更多著作权人的加入, 逐渐形成一定规模, 最终形成市场垄断地位。大陆法系国家集体管理组织的设立普遍采取严格的批准制度, 由一个集体管理组织管理某一类型的作品, 从而形成垄断。也就是说, 两种模式最终都可能导致集体管理组织形成垄断。事实上, 大多数国家某种程度上是希望维持现存集体管理组织的适当的垄断性。因为这种适当的垄断性可以使得集体管理组织获得更多著作权人的授权, 降低作品流转的成本, 增加著作权人的利益;使用者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和成本。
但是如果不能对垄断的管理组织著作权集体进行有效的监督, 存在的问题是可能造成对弱势的权利人以及使用人合法权益的侵害。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运作过程中存在的垄断行为, 包括没有正当理由, 收取过高的管理费;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著作权人实行歧视性待遇;不合理的限制入会和会员退出;强迫使用者接受一揽子许可的行为等等。以我国五大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中业务量比较多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 (以下简称音集协) 的为例, 根据《全国卡拉0K著作权使用费分配方案》分析, 版权费扣除税费和全国卡拉OK内容管理系统8%后, 50%用来支付成本 (其中音集协提取23%, 运营公司分走27%) , 剩下的50%才是音乐权利人最终可以拿到的报酬。 (3) 而美国音乐相关集体管理组织ASCAP, 在2012年所征收到的版权费总额为9.417亿美元, 维持组织运营的费用约为1.13亿美元, 分配给会员的8.287亿美元占总收入的88.4%。 (4) 从直观的数据比较来看, 我国集体管理组织分配给权利人的报酬太少, 收取的管理费用太高, 难以达到激发音乐创作人的创作热情, 这其中难免存在垄断状态下集体管理组织与权利人争利的情况。
然而, 我国现行的《反垄断法》主要是对自由竞争环境下经营者垄断行为进行规制, 整部法律只有最后第55条将知识产权作为反垄断的一个“除外适用”, 并没有直接明确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做出任何规定。这表明目前对于集体管理组织的市场垄断行为基本没有规制措施的。我国现在正在起草的《关于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执法的指南》, 能够使得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进入了反垄断审查的阶段。也许《指南》的出台能够一定程度上实现这类组织的反垄断治理, 对其相关行为进行合理限制。
三、对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市场垄断地位的法律规制
首先看一下其他国家规制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垄断行为采用的模式:一是以美国为代表, 仅通过反垄断法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的垄断行为进行监管;二是以德国、法国为代表, 通过著作权法和反垄断法共同对集体管理组织的垄断行为进行控制;三是以俄罗斯、加拿大为代表, 排除反垄断法对集体管理组织的适用。 (5)
从上文来看, 我国采取类似欧盟国家的模式, 著作权法和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中规定有关部门进行监督;反垄断法给了一个“例外适用”的规定, 但是实际上很难发挥作用。所以不得不讨论到底应该怎样做到有效的规制。
(一) 具体规则层面的设置
1. 权利人对高额管理费的异议权
我国现行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17条中规定, 由会员大会即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权力机构决定管理费的收取比例。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收取的管理费用一直比较高, 但是按照市场规律, 经营过程中随着成本的收回, 应当逐步降低其管理开支的比例, 将更多的利益分配给会员。因此, 可以在现有制度下赋予权利人对过高管理费的异议权, 在著作权法方面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对管理费的收取进行监督, 同时在反垄断法中也赋予权利人异议权, 就管理费过高问题展开反垄断调查, 打破集体管理组织的垄断。著作权法送审稿第62条规定使用者对于集体管理组织提供的使用费标准有异议的, 可以申请由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组织专门委员会进行裁定。
2. 对集体管理组织管理的权利进行限制
著作权法送审稿第61条规定, 集体管理组织管理的权利是权利人或者相关权人“难以行使和难以控制”的。由于概念不清, 不同的集体管理组织对于管理的范围有着不同的理解。除了法律规定的只能有集体管理组织主张的权利以外, 权利的范围由会员大会确定, 根据作品类型的不同, 确定符合权利人和相关权人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范围。
我国对著作权人或相关权人的权利转让的程度没有具体规定, 而有些概括性的转让可能构成垄断。欧盟的做法是, 对于集体管理组织要求权利人转让其在世界范围内管理作品的权利, 以及要求权利人转让所有对作品利用方式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权利人享有自己管理或者选择加入其他集体管理组织的权利;同一件作品, 权利人有权把不同的权利类型交给不同类别的集体管理组织管理。所以概括性的转让管理权和作品利用方式, 剥夺了权利人的自由选择权。
3. 改变专有许可制度
根据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20条规定, 我国实行的是专有许可制度, 权利人在与集体管理组织签订合同以后, 就丧失了一切相关权, 无法掌握自己作品的使用情况, 无疑加剧了集体管理组织的垄断地位。同时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 数字化作品的下载、播放和复制次数能够更准确有效的被记载, 因此权利人自行许可成为备受关注也更为高效便捷的授权方式。所以未来的发展是不但要允许著作权人自行许可, 而且要允许著作权人能够和集体管理组织协商使用新的许可方式, 从而进一步制约集体管理组织的市场垄断地位。
(二) 制度层面的改革
我国集体管理组织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政府主导的结果, 与生俱来的官方背景让其市场垄断地位拥有了合法性。这是我国知识产权方面发展的特殊性决定的———先引进制度而后形成市场,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设立并非适应市场需求, 而是回应政府的需要。但是现如今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知识产权在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想要进一步解放我国版权产业的生产力, 就要将集体管理组织纳入市场竞争之中, 使其真正成为市场环境下的著作权交易的有力主体。因此建立竞争性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这一制度变革在所难免。
1. 取消设立集体管理组织的准入条件
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就是权利人的意思自治, 权利人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在最大范围内得到使用, 从而获得更多报酬。正是由于利益的一致性, 使得权利人联合成立集体管理组织, 以其利益的最大化为基础, 一旦形成规模更能够保护团体中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权利人。要在我国建立竞争的集体管理组织, 需要取消行政核准制, 将设立方式改为登记制, 不再由有关行政部门来决定是否准许设立集体管理组织, 只要满足法定条件即可登记设立。这种改变能够有效排除行政机关对集体管理组织的不当控制, 甚至还能防治其在集体管理组织中加入自己不合法的利益。
2. 允许集体管理组织业务范围的重合
目前立法禁止集体管理组织业务范围交叉重合, 这导致某一特定作品类型下只有唯一对应的集体管理组织。如果采取竞争性集体管理模式, 这就意味着, 如果同一作品类别下有多个集体管理组织, 那么著作权人和相关权人就能根据它们给出的不同条件, 包括利益分配标准、管理费用等方面, 自由选择授权的组织。不同集体管理组织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 会自发的改进自身的管理水平, 提供更多的选择以满足权利人的需求。这种模式下设立的集体管理组织需要很长时间, 并经过漫长市场博弈才能形成一定的规模和市场地位。进入网络时代后, 著作权商业运作发生重大变化, 著作权人和使用者对集体管理组织的能力都有更高的要求, 市场竞争显得更加重要。同时通过激励竞争的方式, 打破集体管理组织对市场的垄断。对于我国而言, 允许一定领域或者一定地域设立多个集体管理组织, 是满足我国著作权产业从业人数多且分布范围广的要求。
四、结语
知识产权领域的著名学者吴汉东认为, 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要想发挥制度优势, 第一步就是去行政化和垄断化。我国在著作权权领域发展的落后, 自主发展较缓慢, 政府通过运用法律的手段, 建立带有官方色彩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来引导产业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全力维护集体管理组织的垄断地位, 这造成集体管理组织枉顾其会员的利益, 甚至出现与其争利的情况, 引起权利人和使用者的强烈不满, 使得这个制度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著作权法第三稿送审稿中, 虽然对具体条文进行修改和完善, 但是整体制度却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对于问题的解决恐怕也难以起到作用, 所以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有待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摘要：中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如同中国的著作权法律制度一样, 起步较晚, 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近一百五十年。西方国家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在百余年的发展中已经获得著作权人和使用者很大的认可, 相比之下我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 在立法层面以及实际运作层面, 还存在许多质疑的声音, 比如集体管理组织的垄断性、半行政化, 管理理念的落后, 管理制度的缺失等等问题。著作权法送审稿中, 增加了一些规定, 更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本文将从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现状出发, 讨论其滥用市场垄断地位的问题, 期待该项制度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关键词：著作权集体管理,垄断性,法律规制
参考文献
[1]杨宏芹, 黄海榕.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法律规制——以美国版权结算中心为视角[J].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 2012, 19 (6) .
[2]王新霞.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中的反垄断问题研究[J].西部法学评论, 2010.6.
[3]吴白丁.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一揽子许可的法律规制[J].价格理论与实践, 2015.8.
[4]张文珍, 王通.美国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运作的实践与启示[J].中国出版, 2015.8.
垄断行为 篇9
关键词：策略性行为,进入封锁,进入遏制,进入容纳
现代意义上的策略性行为的定义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谢林于1960年在其著作《战略冲突》中给出, 是指企业通过影响竞争者对该企业行动的预期, 使竞争者在预期的基础上做出对该企业有利的决策行为[1]。后来这一概念得到了进一步拓展, 指一家企业为提高其利润所采取的旨在影响市场环境的行为的总称。策略性行为包括非合作策略性行为和合作策略性行为。
在非合作策略性行为中, 在位者如何将竞争对手逐出市场或者阻止潜在进入者的进入是重要的非合作行为之一。当存在潜在进入者时, 如果垄断厂商不考虑策略性行为, 潜在进入者就有可能进入。一旦进入发生, 市场的垄断结构被打破, 变为寡头市场。本文在存在潜在进入者的情形下, 研究进入成本和产品差异对垄断厂商策略性行为的影响。
一、基本假设
市场上有一个垄断厂商 (记为企业1) 和一个潜在进入者 (记为企业2) , 它们生产同类产品, 每个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为0。两企业进行两阶段博弈:第一阶段, 企业1选择不可逆转的生产能力y1, 且它在第二阶段的产量恰好也是y1;第二阶段, 观察到企业1的生产能力y1之后, 企业2选择自己的生产能力或产量y2。如果y2>0, 则表示企业2进入了市场, 此时它需要支付固定进入成本t;如果y2=0, 则表示企业2没有进入市场。若企业2没有进入市场, 则企业1的市场需求函数为ρ1=a-y1;若企业2进入市场, 则企业1的市场需求函数为ρ1=a-y1-by2, 企业2的市场需求函数为ρ2=a-by1-y2, b为两企业的产品差异系数, 0<b≤1, b=1表示两企业生产同质产品。
二、模型建立与求解
(一) 完全垄断下企业1的垄断产量和垄断利润。为了便于求解企业1和企业2之间的两阶段博弈以及给出博弈结果的直观意义, 先求出企业1在完全垄断情形下的产量和利润。企业1的问题为:
由π1关于y1最大化的一阶条件, 可得企业1的最优产量 (垄断产量) 为y1M=a/2, 进一步可得企业1的最大利润 (垄断断利利润润) ) 为为ππ11MM==aa22//44。。
(二) 两阶段博弈求解。由于企业1与企业2之间进行斯塔克尔伯格博弈, 故采用逆向归纳法对博弈进行求解。
1.第二阶段博弈求解。若企业2进入市场, 则企业2的问题为:
由π2关于y2最大化的一阶条件, 可得企业2的最优产量为y2* (a-by1) /2, 进一步可得企业2的最大利润为π2*= (a-by1) 2/4-t。
若企业2未进入市场, 则企业2的利润为0。
若企业1容纳企业2的进入, 则企业1的问题为
由π1关于y1最大化的一阶条件, 可得企业1的最优产量为y1s=a (2-b) /[2 (2-b2) ], 进一步可得企业1的最大利润为π1s=[a (2-b) ]2/[8 (2-b2) ]。
结论1:给定产品差异系数b, 对企业1而言, 进入封锁的条件为t≥t1;进入遏制的条件为t0<t<t1;进入容纳的条件为t≤t0。
结论1的直观意义如下:若进入成本很高, 企业1可以忽略企业2的进入威胁, 而选择垄断产量。因为即使企业1选择垄断产量, 企业2也会发现进入是无利可图的;若进入成本居中, 企业1会选择足够大的生产能力以遏制企业2的进入。因为当进入成本居中时, 企业1采取进入遏制策略所获得的利润大于采取进入容纳策略所获得的利润, 而企业2进入是无利可图的;若进入成本很低, 允许企业2进入是企业1的最优策略。因为当进入成本很低时, 企业1采取进入容纳策略所获得的利润大于采取进入遏制策略所获得的利润, 而且, 在进入容纳的条件下, 企业2进入是有利可图的。
由于dt0/db<0, dt1/db<0, 故随着b的不断变小, 即随着产品差异度的不断变大, t0和t1均不断变大, 换言之, 进入容纳的范围变大了, 进入封锁的范围变小了。因此, 对于固定的进入成本t, 随着b的不断变小, 企业1完全有可能由原来所采取的进入封锁策略转变为进入遏制策略, 或者由原来所采取的进入遏制策略转变为进入容纳策略, 或者继续采取原来的进入容纳策略。
三、结语
在存在潜在进入者的情形下, 研究了进入成本和产品差异对垄断厂商策略性行为的影响。垄断厂商可供选择的策略包括进入封锁、进入遏制和进入容纳, 究竟哪一个策略能够成为垄断厂商的最优策略取决于进入成本和产品差异度的大小。给定产品差异度, 若进入成本很高, 垄断厂商应采取进入封锁策略;若进入成本居中, 垄断厂商应采取进入遏制策略;若进入成本很低, 垄断厂商应采取进入容纳策略。对于固定的进入成本, 随着产品差异度的不断变大, 垄断厂商完全有可能由原来所采取的进入封锁策略转变为进入遏制策略, 或者由原来所采取的进入遏制策略转变为进入容纳策略, 或者继续采取原来的进入容纳策略。
参考文献
[1]吴汉洪.产业组织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垄断行为 篇10
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有一段名言:“政治自由只有在温和的政府中得到, 但是温和的政府也不是总有自由。只有在政府没有滥用权力时才存在。然而这是一个永恒的经验, 任何具有权力的人都倾向于滥用权力, 只有他遇到限制为止”。这段名言同样适用于拥有垄断势力的企业, 如果没有限制, 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同样倾向于滥用市场支配权力, 这同样是一个永恒的经验。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并限制竞争的行为具体可分为四类:掠夺性定价、价格歧视和拒绝交易行为、限制竞争协议 (卡特尔) 与合并。
一、掠夺性定价
掠夺性定价是指在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企业 (多指市场份额超过60%的企业) , 为了排挤现有的竞争对手或者阻止潜在竞争者的进入而采用的一种低价策略, 这种低价策略在排挤现有竞争对手的同时也向不具有完全信息的潜在进入者传递一种低成本低价位的信号, 使其误认为该市场无利可图而放弃进入的念头。实行此策略尽管会使占主导地位的企业蒙受暂时的损失, 但在现有对手退出或者潜在进入者的进入威胁消失之后, 它可以通过抬高价格从而弥补损失, 并在一段时间之内享受获得市场独占地位的好处。
当然, 该行为真正被企业采用以巩固其主导地位还需要一些条件。一是该行业必须存在进入壁垒。二是即使存在着进入壁垒, 也无法保证实行掠夺性定价能使现有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三是, 存在现有顾客和进入者签订长期合同的可能性。对掠夺性定价策略的管制有一定的难度, 原因是这种行为与企业正常的竞争性的低价行为很难区分。对掠夺性定价管制的批评还来自于该政策执行的困难程度。
总结上述理由, 就可以理解近年来对掠夺性定价行为的反垄断管制逐渐放松的原因。掠夺性定价如果是无效率的企业为反对有效率的竞争对手所为, 根本就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如果掠夺者与被掠夺者同为有效率的企业, 则低价策略对双方的影响往往是等同的, 甚至对掠夺者往往是更不利的。按照史普博的说法, “由于削价的代价对掠夺者而言是内部性的, 所以不能把因更低定价而对竞争对手带来的危害视为外部性。此处并无市场失败, 所以也没有管制干预的基础。”
二、价格歧视
最简单的价格歧视的定义是对具有相同成本的同类商品索取不同的价格。实行此策略需要考虑几个条件。首先, 消费者的需求是否具有不同的弹性。其次, 企业对它所服务的消费者的偏好和禀赋是否具有完全的信息。再次, 消费者是否能够意识到套利机会和具备相应的交易技术。有了上述三个条件的不同假设, 我们就可以构造出多种定价策略。
受庇古 (Pigou) 的影响, 价格歧视传统上被分为三级。一级价格歧视的前提是生产者确切地知道每个消费者的保留价格 (preservation price) , 并且有能够阻止消费者套利的可能。这时, 生产者就可以制定一个等于消费者保留价格的个体化价格, 通过这种完全的价格歧视, 生产者可以成功地获取全部的消费者剩余。当然事实上, 在现实生活中, 一级价格歧视几乎不存在, 原因一是因为关于个人偏好的不完全信息, 二是因为消费者套利的存在。当企业对每一个消费者的属性只有不完全信息, 但是企业拥有关于消费者特征的频率分布的信息时, 企业可以根据消费者的购买数量和质量的不同索要不同的价格, 这就是二级价格歧视。三级价格歧视是
视点
建立在不同的消费者的需求弹性的基础上的, 与消费者预期相关的一些因素 (年龄、职业、收入水平等) 使消费者对同种商品的需求弹性不同, 生产者可以根据不同的弹性向消费者索要不同的价格, 一般的原则是对需求弹性较低的消费者索要较高的价格, 而对弹性较高的消费者索要较低的价格。
虽然我们以上假设的是单个企业, 但大多数的价格歧视都发生在垄断市场上。垄断者作为竞争手段的价格歧视工具是很多的, 数量折扣、降价销售、优惠券、频繁的广告传单、组合销售、与对手进行竞争的报价等都是价格歧视的不同形式。
价格歧视会增加垄断者的利润, 但价格歧视的社会福利效果是不确定的, 必须要比较低弹性市场消费者的损失和高弹性市场消费者以及生产者的收益。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 他们的分析使我们在理解针对价格歧视的反垄断政策时, 有了一定的原则。首先, 价格歧视并不一定都是“坏”的, 可能某一些形式的价格歧视优于另一些形式的价格歧视。其次, 我们应该注意到价格歧视的收入分配效应。再次, 价格歧视是市场中一种很普遍与内在的现象, 对这种现象的限制与规范往往失之考虑而且成本高昂, 而且最关键的是, 很难准确地区分什么是歧视价格, 什么是生产多种产品企业的保本定价, 所以针对价格歧视的反垄断政策的准确性与公正性值得怀疑。史普博就认为, “取消限制价格歧视的立法应该是可取的”。
三、拒绝交易行为
反垄断法所规范的拒绝交易行为是指垄断者拒绝向购买者销售或者供应商品的行为。垄断者拒绝交易的理由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如支持与购买者之间的独家交易安排、迫使零售商维持转售价格 (如不得对商品打折、因为没有充分的库存不能提供相应的销售服务等等) 、按照销售计划只向特定种类的顾客或者特定地区销售产品或者购买者信誉差等等。从上述原因可以看出, 很难准确地判断拒绝交易行为是否是反竞争的, 需要根据个案进行具体分析。例如, 支配企业拒绝向其下游企业提供被管制的关键性的原材料, 导致下游的竞争对手被排除在竞争之外。此时, 如果下游企业能够避开该被拒绝的交易而仍然是竞争对手, 判定该拒绝交易行为是滥用行为就是证据不足的, 反之就可以据此判定其行为非法。一般地说, 在认定拒绝交易行为时, 需要考虑以下的因素:企业的市场力量、拒绝的理由、由此造成的竞争损害等。在处理拒绝交易案件时, 尺度很重要。因为如果当局为惩罚拒绝交易行为而经常要求大企业与其竞争对手进行交易, 就常常只会有益于竞争者而不是竞争, 同时会使大企业丧失进行产品与技术创新的动力, 因为他们会担心自己的付出得不到回报。在美国和欧盟的竞争法中都有对拒绝交易行为的认定标准, 也都有相应的判例支持这种认定, 但总的原则是维持宽松的态度。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在Colgate案 (1919) 中所阐述的原则:“在缺乏创设或者维持独占的任何目的的情况下, (谢尔曼法) 并不限制长期存在的经营者或者制造商在一种完全私人的交易中的权力, 其对将与之交易的当事人可以自由行使其自己的独立裁量权。”
四、限制竞争协议 (卡特尔) 与合并
亚当·斯密曾经说:“进行同一种贸易活动的人们甚至为了娱乐或消遣也很少聚集到一起, 但他们聚会的结果, 往往不是阴谋对付公众便筹划抬高价格。”这句话是在讲到同行经营者之间的卡特尔行为时被反复引用的一句名言。
水平协议与垂直协议是反垄断法对卡特尔行为的两种划分。水平协议是指在生产或者销售链条中的同一环节的经营者之间的限制竞争协议。而垂直协议是供应商与客户或者零售商就所供应商品或者服务的使用或者销售达成的协议。
不管是纵向的还是水平的协议, 都是厂商在竞争中的择优选择。尤其是在行业内厂商数量只剩下几家的情况下, 厂商很容易会认识到竞争的两败俱伤与勾结的好处。于是勾结寡头协议相应出现, 如为了获得最大的共同利润或为了瓜分市场的卡特尔协议, 或者进行非公开勾结的低成本厂商领先的、支配型厂商领先的、晴雨表型厂商领先的价格领先制等等。但是, 卡特尔协议的稳定性是人们经常讨论的话题。费尔纳从决定相对谈判力量的因素入手, 认为寡头垄断性协议的达成难度很大, 利润共享安排存在着较大风险, 预计只可能存在寡头垄断者之间的限定条件下的联合利润最大化。威廉姆森采用交易费用分析方法分析了寡头垄断性协议, 分析了它与独占垄断的区别。寡头垄断者在达成、实施和执行协议方面, 一般存在以下的困难:由于存在交易费用, 使实现联合利润最大化的全面协议很少具有可行性;各方当事人考虑到执行协议的监督费用, 一般会拒绝接受联合利润最大化的协议;在不确定性条件下, 实施共谋协议将会由于机会主义和信息阻塞因素, 给垄断者造成严重的问题;在监督协议的执行方面, 存在着不遵守协议的激励, 非价格方面共谋的有效性差, 利润共享造成了严重的强制执行的难题。在处罚协议的行为方面, 存在着拒不承担惩罚成本的机会主义现象, 共谋协议的可行性较少。由于以上的原因, 威廉姆森的结论是, 在一般的寡头垄断模型中, 实施共谋的尝试不可能取得成功, 故此不必实施分解措施。但在处于成熟发展阶段的生产同质产品的高度集中的产业之中可以考虑实行分解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