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信之垄断

中国电信之垄断（精选12篇）

中国电信之垄断 篇1

11月9日, 央视报道发改委正在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宽带接入开展反垄断调查。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副局长李青表示, 对中国电信来讲, 其互联网接入收入一年大概有500个亿, 中国联通大概有300个亿。“如果经过案审, 事实成立定性准确, 那么处罚大概在1%~10%罚款的范围内。”

消息一出, 业界震惊, 舆论鼎沸。

在央视报道后的第三天, 工信部主管的媒体《人民邮电报》在头版以“混淆视听, 误导公众”为题, 对央视的报道予以批驳, 对央视发出四大质问:基本概念厘清了吗?垄断事实查明了吗?全球行情吃准了吗?新闻素养丢掉了吗?

在媒体大战热闹上演的同时, 业内专家也展开了辩论。

对互联网宽带接入的利益链条梳理后发现, 此次调查突出的矛盾出发点在于:骨干网络运营商对中型接入商和小型接入商收取流量费用的差异, 以及对购买流量行为的“封杀”。

高昂的对接和穿透费用成为拥有骨干网的运营商的摇钱树和压制竞争对手的利器, 结果是恶化了宽带业务的运营环境。这也是本次发改委调查的主要内容。

本刊记者经过广泛收集资料, 力图详尽地为读者报道这一事件。

起因:“断网事件”

关于国家发改委此番反垄断调查的缘起, 可从今年9月新华社旗下的《财经国家周刊》一则题为《反垄断起点》的报道中寻得蛛丝马迹。

据了解, 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对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涉嫌价格垄断一案的调查, 其实是源自对2010年下半年发生的广东铁通“断网事件”的举报。

2010年8月上旬, 中国电信下发内部文件要求, 各省公司对高带宽和专线接入进行清理, 除骨干核心正常互联互通外, 清理所有其他运营商和互联单位等的“穿透流量”接入。

所谓“穿透流量”, 是指一些公司在中国电信购买带宽后, 并不自己使用, 而是转手卖给其他运营商赚取差价。

按照工信部规定, 为补偿中国电信和联通的骨干网投资, 运营商之间的网络互联互通, 只要用户上网产生网间流量, 其他运营商都要向它们进行单向结算。但在实际操纵中, 中国电信设立了“黑白名单”, 予以差别定价, 以高于其他客户的价格向其他的宽带接入厂商进行网间结算, 以此抬高竞争对手的带宽接入成本。其定价与市场价格之间, 价差最高可达数倍甚至数十倍。“穿透流量”由此出现。通过这一办法, 一些运营商能以相对低廉的价格接入电信骨干网。

中国电信斩断“穿透流量”之举, 使联通、铁通、中移动、长城宽带乃至地方广电机构等互联网接入厂商蒙受重大损失, 于是矛盾激化爆发, 被捅到发改委, 引起反垄断调查。

进展:调查尚在进行中

根据记者了解到的信息, 今年4月下旬, 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司 (后改为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 向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下达了调查通知。

6月份, 发改委通报初步调查结论:认定两公司在相关市场具有支配地位, 涉嫌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并拟按照有线宽带接入总体收入的1%~10%进行罚款。两公司随后分别提交了为自己辩护的反馈意见书。

10月17日, 发改委就有关情况征求国务院法制办、最高人民法院和工信部意见。会上, 各方意见分歧较大, 比较集中的观点是此乃大事, 在证据还不充足的情况下需谨慎从事。发改委在会上表示, 将就有关方案在征求国资委和工信部等相关部委的意见后上报国务院。

11月9日中午, 在发改委未征求相关部门和企业的意见之前, 李青通过央视披露了反垄断调查情况。

据了解, 整个调查过程本来是严格保密的, 相关企业的员工甚至被要求在谈话记录上签名确认, “就像接受警方询问一样。”因此, 报道一出, 相关各部委感到吃惊, 并有些尴尬。

根据我国2008年生效的《反垄断法》第44条, “反垄断执法机构对涉嫌垄断行为调查核实后, 认为构成垄断行为的, 应当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并可以向社会公布”。

《反垄断法》草案立法小组成员、中国社科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主任张昕竹认为, 此次执法存在利用公众对中国电信仇视来加强舆论造势问题。业内周知, 中国电信行业原来只有中国电信一家运营商, 后来又分拆又重组, 早已不是原来格局, 但由于公众对电信行业缺乏相应了解, 于是, 每回电信行业一出现问题矛头都直接针对中国电信。这对中国电信来说是非常不公平也是很危险的, 而我们的执法者不但不解释, 反而利用公众的仇视心理, 增强公众心理层面的一边倒, 有失专业水准。“正确做法应该是在合理程序上把理由公布于众, 用客观、公正和专业的立场树立一个标准的执法者形象, 做各界信服的事。”张昕竹说。

而电信政策专家高红冰则表示, 在央视报道本事件中已经指出: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在宽带接入领域的市场份额加起来超过了2/3, 满足“在市场中占有支配地位”的判定条件, 所以必须要受到《反垄断法》的约束。

认定:垄断有争议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副局长李青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我们已经基本查明, 在互联网接入这个市场上,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合在一起占有2/3以上的市场份额, 肯定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

对此, 人民邮电报总编辑武锁宁认为:“有线宽带市场份额的比重超过2/3就涉嫌垄断, 这样的讨论没有意义, 因为全世界电信业都是这个结构。日本NTT一家占了80%, 英国更高, 美国也不例外, 这是由接入网的规模化生产的性质本身决定的。”

根据《反垄断法》的一般惯例, 单个经营者市场份额50%、两个经营者67%、三个经营者75%即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在宽带接入领域上, 95%互联网国际出口宽带、90%宽带互联网接入用户、99%互联网内容服务商, 都集中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手中。这意味着, 其他互联网接入厂商的用户访问互联网, 都必然与中国电信和联通产生流量, 只要网间结算政策不变, 其他厂商仍将仰中国电信和联通鼻息生存。从这个角度来说, 电信和联通在宽带接入市场的“垄断”似乎无可争议。

高红冰认为, 根据调查与研究显示, 与2/3的市场份额相比, 在某些区域市场上, 这一数字甚至更高, 因为与其他行业垄断形态不同的是, 宽带接入的市场垄断是以地方割据形态存在的。比如说中国联通在北京的市场份额几乎近于独家垄断。从全国来看, 中国电信占有南方21个省份的固网宽带市场, 中国联通占有北方10个省份的固网宽带市场, 是各自占有的割据市场。

不过, 电信运营商并不同意这种观点。根据中国联通提供的资料, ISP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是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的正式运营企业, 除了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之外, 还包括中国移动、歌华有线、长城宽带、天威视讯、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等近二十家企业。

由于线路铺设成本巨大, 加上全覆盖、双备份、多线路等各种电路维护措施, 以及承担普遍服务, 与国际电缆商之间进行结算等因素, 宽带网注定需要集中在几个技术过硬实力雄厚的专业大公司手里。

据了解, 有线宽带接入市场和ISP接入市场是两个不同的相关市场, ISP接入市场只是有线宽带接入市场很小的一部分。在有线宽带接入市场具有一定优势地位并不表明在ISP接入市场也具有优势地位。事实上我国ISP接入市场竞争激烈, 尤其是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之间, 任何一家都无法控制ISP接入相关市场的价格。除基础电信运营商外, 还有700多家合法的ISP可以提供带宽, 非法宽带业务提供者也不在少数。

从央视报道的内容来看, 此次发改委的调查, 主要针对的是电信和联通在宽带接入市场 (主要向其他接入商提供服务) 是否存在垄断, 并非在终端消费者市场是否存在垄断。

李青说, 如果查实垄断行为, 将按照运营商宽带收入的1%~10%进行罚款。而运营商认为, 宽带收入包括了终端消费者在内的所有市场收入, 对这种计算方法是否合理存在疑问。

“先不说违规还没认定, 就算违规了要按1%~10%罚款, 也应该以ISP专线接入为基数, 而不是以整个有线宽带收入的数百亿元为基数。现在报道都说罚款数亿至数十亿, 这不是耸人听闻地混淆概念吗?”北京邮电大学一位不愿具名的知名教授说。

剖析:对接成本过高

除了电信运营商发力宽带市场以外, 随着三网融合政策的实施, 广电系统也得以进入宽带市场。然而, 虽然广电在三网融合政策推动下获得了运营宽带业务的牌照, 但广电开展宽带业务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对接成本过高。

李青认为, 电信和联通就是利用这种市场支配地位, 对于跟自己有竞争关系的竞争对手, 它们给出高价, 而对于没有竞争关系的企业, 它们给出的价格就要优惠一些, 这个在反垄断法上叫做价格歧视。

不过《人民邮电报》反驳称:电信运营商对SP (服务提供商) 出租带宽也是一样的道理, 由于交易条件的差异, 如区域因素、时间因素、产品细节、客户要求、服务质量等, 出租带宽的价格是由市场来调节的。

对此, 张昕竹认为, 宽带市场是个非常复杂市场, 其双边市场和单边市场也是不同的, 它实际上包括两类市场——零售端用户接入市场和信源端接入市场, 这两大不同市场之间形成的约束力很大, 没有用户只有端不行, 没有端只有用户也不行, 这个过程中就要运营商小心权衡定价。因此, 发改委的“竞争对手认为定价太高是无视市场规律”观点犯了一个很大错误:忽略宽带市场的特有规律。

上述争议中的“价格歧视”, 源自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对不同接入商实行的不同网间结算标准。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2007年12月1日起施行的《互联网交换中心网间结算办法》, 中国电信、中国网通 (已并入中国联通) 、教育网之外的互联单位, 在与中国电信、中国网通进行互联网骨干网网间互联时, 应依据网间数据通信速率, 以不高于“1 000元/M/月”标准向中国电信、中国网通支付结算费用;非经营性互联单位费用减半;除此之外的情形, 互联双方自行协商确定结算方式和费用。

目前包括中国铁通、各地有线电视宽带网络 (广电系统) 在内的“其他经营性互联单位” (中型接入商) 一般以“1 000元/月/M”的价格向骨干网运营商支付费用, 而一些小型的接入商如长城宽带等, 由于规模较小, 通常适用“除此之外的情形”, 同骨干网运营商“自行协商确定结算方式和费用”。

为了限制竞争对手成长, 两巨头对广电、移动旗下企业接入其宽带的价格实行差别对待, 以高于其他客户的价格进行网间结算, 以提高对手的带宽接入成本。在此情况下, 一些享受均价的企业在购买电信宽带后, 并不自己使用, 而是倒卖给与电信竞争的企业赚取差价。

有媒体引述中国电信内部材料估算, 采用“穿透流量”, 可以使接入商单个用户成本下降25元/月。按照工信部2010年9月的统计, 全国1.2亿宽带接入用户中, 电信占51%, 联通占39%, 铁通 (中国移动) 占6%, 广电占4%。

据此估计, 在2010年时, 如果铁通和广电运营商全部采用“穿透流量”, 一个月可节省成本3亿元;反过来, 一旦“穿透流量”被封杀, 接入商的成本也将相应提高。

实质:三网融合市场之争?

随着三网融合口号的提出, 在各地经营广电网络的广电系统企业也“奉旨”进入。由于此前电信、联通通过长期建设和经营已经基本上垄断了中国的宽带市场, 自然是对广电的进入百般阻挠, 这次垄断调查既肇因于此。

“电信企业利用行政权力, 限制和阻碍有线电视企业进入这个领域。这十几年, 为什么有线电视企业申请互联网业务就不被批准呢?合资企业、民营企业都可以申请ISP, 有线电视企业的申请就得不到批准?”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有线电视工作委员会会长陈晓宁表示。此外, 他还指出:“中国有少数有线电视企业获得了当地ISP经营权, 但是要交的钱太多, 成本的50%都交作出口流量费, 非常不合理。所以对于发改委反垄断局开展调查, 我们坚决拥护。”

“电信运营商也并非主动的垄断, 因为当时国家将宽带牌照等划归了原来的信产部管理, 这才造成现在的局面。”歌华有线副总经理罗小布指出, “既然开放了部分业务, 那么在这些领域就应该按照市场化的价格来操作, 采取断网、高额宽带和出口结算费等方式都要改变。”

中国铁通一位内部人士表示:“如果按照中国电信要求的结算标准, 即使不考虑发展和维护用户的成本, 除了所有的宽带业务收入, 铁通每年还要再掏6亿元, 才能支付向中国电信缴纳的结算费用。”

据悉, 目前拥有宽带互联网接入运营牌照的企业除了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外, 还有中国移动旗下的铁通, 以及长城宽带、蓝波通信等多家社会宽带经营商, 广电系统的不少网络传输公司也经营家庭及商业楼宇宽带, 例如北京的歌华有线和深圳的天威视讯也均实质性经营宽带。

有电信行业专家指出, 对于此前业务带有公益性政策性, 缺乏市场运营经验的广电运营商来说, 即便通过这次反垄断调查获得了基础网络运营商的资格, 其能否运营也是个未知数, 之前广电在CMMB移动多媒体电视等领域的举步维艰就是例证, 也许与中国移动战略合作是广电获得牌照后唯一的选择。

反垄断亮剑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涉嫌宽带接入领域垄断问题已激起千层浪, 专家表示, “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是否垄断, 是背后的网间结算以及互联互通问题, 而形成今天这样的局面不能完全归咎于运营商。”

业内专家认为, 在电信领域开展反垄断调查, 有助于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 使企业更加公平地参与竞争, 长远来说, 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如果反垄断之剑本身挥舞得乱无章法, 轻则造成资本市场的剧烈动荡, 既损害了小股东利益, 又蒸发了国有资产, 造成相关企业无谓的损失, 并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 重则将加剧电信行业市场格局的失衡, 对我国互联网产业和众多国有企业的形象带来不可逆转的伤害。

《反垄断法》并未赋予执法机构“分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者的权限, 仅以天价罚单开出的反垄断药方, 可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电信行业的垄断现状。这可能仅仅是一个开始, 充分的市场竞争格局, 还需要更有远见的前瞻决策。正如《人民日报》刊发文章所言, “无论从保障民生的角度, 还是从经济发展的立场”, 破除垄断均是当有之义、当务之急, 必须靠破除垄断来改良国家的“经济体质”。

此次国家发改委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启动反垄断调查, 第一次将反垄断矛头指向大型垄断国企, 自然值得关注, 遇到“反弹”也在所难免。此事能否为反垄断开个好头, 并借机对其他垄断行业“敲山震虎”, 不妨拭目以待。

链接

我国宽带市场

在20年前, 中国的邮政和电信本来就是一家人。此后, 中国邮政分出中国电信, 邮政和电信业务分家;再后, 中国电信又分出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 固网和移动通信业务再次分家;再后, 中国电信被南北分拆, 分出电信和网通;到最近一次是中国电信收购了中国联通的CDMA网络, 中国联通与中国网通合并为中国联通, 中国卫通的基础电信业务并入中国电信, 中国铁通并入中国移动......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所谓电信改革, 逐渐形成了今天中国宽带市场的基本运营局面:电信、联通, 再加一个中移动的原铁通业务。

从数据来看, 截至今年9月底, 我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约达1.5亿户。其中, 中国电信宽带用户总数达7 369万户, 中国联通宽带用户总数达到5 453.7万户。

虽然我国宽带用户数已经是全球第一, 但是我国仍处于“低速宽带”阶段。今年7月, 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等单位发布的2011年中国信息化蓝皮书显示, 截至去年年底, 在速率方面, 全球宽带接入平均水平为5.6 Mbit/s, 而我国宽带接入平均速率仅1.774 Mbit/s, 排名全球第71位。此外, 我国的宽带市场竞争不够充分, 资费比较高, 平均每Mbit/s接入速率费用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3~4倍。

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报告2010》则披露, 2008年我国上网接入速率约为1.8 Mbit/s, 远远低于日本的63 Mbit/s、韩国的40 Mbit/s以及香港的20 Mbit/s。2008年, 我国宽带用户平均月资费83.8元, 相当于每Mbit/s每月46.6元 (约合6.7美元) , 是韩国宽带价格 (0.37美元) 的18倍、日本 (0.13美元) 的51.5倍。

中国电信之垄断 篇2

2011年11月11日 08:48:40来源： 经济参考报

“电信垄断”早已不是新闻，长期备受诟病，公众不满却无能为力。涉及国计民生、基础设施投入巨大等成为电信资费居高不下的理由。国家发改委近日证实，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正在被反垄断调查。这一消息引发社会高度关注。中国电信为何遭遇反垄断调查？中国电信是如何滥用行业垄断支配性地位的？《经济参考报》记者进行了采访和调查。

“黑白名单”“价格歧视”是中国电信最突出垄断行为

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研究报告《宽带瓶颈：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设施短板》认为，中国电信不仅处于垄断状态，而且有垄断行为，垄断行为中最典型的就是价格歧视。

《经济参考报》记者从“互联网接入与电信垄断”学术研讨会获悉，目前中国60%的宽带接入用户、65%的内容资源、62%的国际出口带宽集中在中国电信，网间互联总流量中有83%流经中国电信网络；中国联通的宽带接入用户、内容资源、大约是中国电信的一半，国际出口带宽占33%；其他运营商的市场占比总和不足10%。中国目前的互联网宽带接入市场，基本上是一个由中国电信占垄断支配地位、中国电信和联通两大运营商双垄断的格局。

“自行协商”、“市场行为”等看似公平对等的语句，其下掩盖着的是强者凌弱，弱者只能被动接受、别无选择。电信专家指出，从市场竞争角度看，中国电信与其他运营商之间的接入价格属于垄断定价，说是所谓“自行协商”结算费用，实际是中国电信单方面决定，中国电信利用了手中巨大的互联网接入用户的市场地位，以及IC P网站托管用户的巨大流量占有的市场地位，对弱势运营商制定了垄断价格，涉嫌违反已出台的反垄断法。

近年来，为了充分利用信息产业部的规定，维护垄断和支配地位，中国电信制定了远高于市场价格的结算标准，以此增加竞争对手的带宽接入成本，遏制竞争对手的宽带业务发展，从而最终稳固自身的宽带市场，其具体做法是，在实际操作中设立了“黑白名单”，予以差别定价。

中国电信将高带宽接入用户(45M以上)分为两类：一类是联通、铁通、移动3家基础运营商，以及教育网、长城宽带两家全国性单位，必须由中国电信集团直接受理业务。中信网络和广电机构这两家地域性单位，必须由中国电信集团审批后才可受理业务。除了上述用户外的其他用户属于第二类，中国电信省级公司可直接受理业务，但也要进行价格管控，避免为第一类用户提供转接。

由于中国电信给两类用户的待遇差异巨大，第一类用户的结算价格一般都高达100万元/G /月以上，第二类用户的结算价格则一般只有25万至42万元/G /月，在一些地区，二类客户向中国电信购买带宽的价格甚至低达10万元/G /月。由此造成互联网接入的双轨价差，弱势运营商包括广电网络，通过第三方ISP进行转接，目的在于绕过中国电信的价格门槛，寻求互联网接入的生存空间。

“灭”掉伙伴甚至“家臣”中国电信滥用支配地位

以“第三方寻租”方式获得相对低成本流量的弱势运营商，并未能侥幸多久，中国电信开展了一场“大清洗运动”清理门户。2010年8月上旬，中国电信要求其各省公司对其他运营商和互联单位等的穿透流量接入加以清理。迄今为止，已有联通、铁通、长城宽带、地方广电机构及民营互联网接入商遭受冲击，其中强者尚能苟延残喘，弱者则一命呜呼。

所谓“穿透流量接入”是指由于互联网带宽存在规定价格与市场价格差价，一些公司从中国电信购买带宽后，转售给弱势运营商的行为，这条路径被称为“流量穿透”。

业内人士指出，通过第三方迂回接入中国电信，是弱势运营商的普遍行为。互联网流量最大，用户最为集中的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省市，是流量穿透最密集的地方，成为中国电信此次清查和打击的重点区域。

在内部通知中，中国电信集团要求，各省公司要自查自纠，查实违规接入立即清退，并向集团公司报备，不得以其他理由拖延整改。为防止地方公司因业绩或利益搞小动作，中国电信还要求各省对其他省的异常流量进行举报，由集团核查处理。中国电信还出台了惩罚标准：一旦查实，首月加倍扣减违规省级公司业务收入100万元，此后每月按100万元递增扣减。

专家表示，按理说中国电信进行清理是一个内部的清理，但是，由于中国电信占据着互联网接入市场的支配地位，其内部清理的实际结果已经排挤了竞争对手，按照国家《反垄断法》第二条，叫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中国电信此举的意图是集中权力，加强垄断。当语音业务中心地位不再之后，中国电信重新审视和评价互联网接入作为数据时代核心业务的地位，为维护自己在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不惜“灭”掉上下游合作伙伴甚至“家臣”，重新走上高度集权垄断之路。

电信出此一策，和当前互联网发展环境的变化有关。过去，语音业务是运营商主要业务，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数据业务成为新的主要业务。人们逐渐意识到，电信改革打破了电信垄断，但没有打破互联网垄断，打破了语音管道垄断，但遗漏了数据管道垄断。如果把基于语音联接的垄断称为一次垄断，那么基于数据的互联网接入就是二次垄断。

电信这场所谓内部的大清理，谁受害谁受益？结论不言自明。

民营互联网企业利益以及消费者利益都受到了严重损害。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研究报告数据显示，由于中国电信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作为合作伙伴的接入服务商、数据服务商，包括中国电信下属公司(电信三产)业务也受到了影响。业界专家分析，像电信通(鹏博士)、网宿科技等上市企业，业务都收到影响，包括正在申请境外上市的蓝汛科技。

中国电信清理穿透流量接入后，2010年8月12日至9月9日，仅广东铁通就爆发了37477件用户投诉，38443用户拒绝缴费，并已有28210用户面临退网。此外，中国电信滥用垄断造成的市场支配地位和支配权力，还会带来损害创新而有违公共利益的问题。

电信巨头垄断难题不解三网融合新政恐成空话

由于《电信法》尚未出台，电信市场监管的上位法缺乏，使得国家对电信行业国有企业的垄断状态及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管。此次中国电信清理行动及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已经暴露了这个问题和矛盾。专家认为，如果宽带垄断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现在国家三网融合新政可能会变成空话。

非常值得欣慰的是，此次中国电信和联通遭遇的反垄断调查，让业界看到了中国政府在反垄断、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所展示出来的巨大决心和不懈努力。

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中国电信和联通此次遭遇反垄断调查，与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对电信领域垄断现象的持续关注研究及多篇直指垄断核心问题的深度调研报告之间，存在直接关系。

业界普遍认为，电信主管部门多年前制定的国家互联网交换中心100万元/G /月的上限标准，由于技术进步、市场规模扩大等原因，已经与当前市场脱节，并已造成当前互联网接入双轨价格的事实存在。

因此，专家们建议，不仅要严查电信巨头的垄断行为，工业与信息化部还应当尽快评估论证这个问题，并及时调整网间结算政策，解决好这个突出矛盾。同时，对于弱势运营商向中国电信、联通进行单向结算的体制，由于中国电信、联通已不是2001年国家制定该规则时的背景和情况，建议应适时作出调整，改为双向结算体制。

姜奇平等电信专家建议，电信行业主管部门，应明确互联网接入市场的开放政策，将“穿透流量”合法化，加快开放与竞争的步伐。及时调整网间结算的结构与政策，增加国家交换中心(N A P)点的互联带宽，降低网间结算价格。

鉴于自1997年《中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暂行规定》(国务院195号令)颁布以来，互联网接入市场已经是一个开放市场；鉴于目前中国电信和网通已经占有互联网接入、网站内容资源均在90%以上，国际出口带宽95%，中国互联网接入市场已经形成典型的双垄断局面。

为了打破这个双垄断局面，鼓励竞争，推动技术与应用创新，应当尽最大可能地促使那些仅占不足5%份额、有创新能力的ISP/ID C公司，在国家交换中心互联、骨干网间直接互联之外，发挥配置市场资源的作用，作为更好地解决网间互联问题的一个有效的补充解决手段。为此，在加强市场监管和网络安全管理情况下，电信行业主管部门应明确第三方“穿透流量”和“高带宽转售”合法化。

专家建议，应当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包括进一步开放电信网络资源，切实地支持那些在宽带互联网领域中，有路由优化技术、及智能路由解决方案的服务商进入这个市场，参与电信资源和市场要素的配置和供给，推动产业升级与业务创新。

宽带垄断瓶颈致中国企业成本高4倍

专家建议治标更要治本

对电信巨头的反垄断调查，固然让人欣喜，但要缩短中国与美国等国家宽带发展上的差距，则必然要从宽带政策上进行重大调整，否则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

UC优视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俞永福10月21日发布《2011年第三季度移动互联网报告》说，当前移动互联网显现出“25号效应”，即每到月末(通常在25号左右)，用户手机上网流量会明显下降，这是PC互联网从未出现过的现象。“资费是瓶颈，省流量很重要。”

数据流量限制多、资费高已成为制约我国互联网业以及移动互联网业飞速发展、获得国际领先地位的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研究报告《宽带瓶颈：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设施短板》显示，国有电信运营商垄断接入市场，严重遏制民营增值服务商技术与业务创新的行为，严重影响互联网的网络连接作为一个重要生产资料和市场配置要素的重大作用，妨碍新的竞争主体的市场进入，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是一系列的。

最为明显的是，尽管中国电信市场存在着多家基础运营商，但是，近十年来，在互联网接入服务市场中，除中国电信、联通之外，没有任何一个运营商发展起来。

其次，宽带垄断还影响着IPT V、手机电视、电子政务、电子商务、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化应用战略的实施，直接影响着我国的三网融合进程，扼杀了技术与业务创新，直接损害用户的利益，消费者利益、公众利益受到严重侵害；此外，电信系统基层还大量滋生腐败，双轨价格及中国电信的高压清理，为基层电信要价提供了空间。其中，最大的影响，是损害了民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大局，拖拽我国产业升级的进程，直接影响着国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损害了国家长期的战略利益。

公众利益被损害，到桌面的接入带宽本来可以达到10M /s，现在到不了；互联网产业的升级被延缓了，现在美国互联网已经深入到视频领域，全球互联网产业正在经历一场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再到“光速时代”的极度变革。当家庭用户能够应用到1G b/s的宽带速率时，最直观的体验就是，以前下载一部高清电影需要将近一个小时，那时最快只需要30秒，并且在进行视频通话时，声音、画面更清晰，音效和视觉媲美高清电视。

与美国相比，美国已经在推动高带宽计划，未来3年中51个州完成100M到桌面、1G到小区的计划。而我国仍然在使用不足1M带宽到桌面。“这样的差距，令人汗颜。更重要的，由此而产生的社会运行效率和生产效率降低，这对整个国家所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业内人士评价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等专家呼吁，中国应当警惕在宽带垄断上错误走得更远。因为是在根本方向上与国际潮流背离。宽带越发展、宽带越重要，这一错误的后果也会越显得严重。

同时，在我国现有互联网网间互联不通畅、网络接入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宽带互联网的产业升级无法完成，这不仅严重限制这个产业的发展，还会影响整个中国经济的转型，进一步拉大我们同发达国家的距离。北京易路联动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徐国洪表示，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电信、联通两网之间不通，或通路比较窄，这是一个成熟的国家很不正常的事。

宽带瓶颈，即将转化为中美竞争的战略瓶颈。因为同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同场竞争，中国要比美国多付出4倍的成本，中国在其它方面的比较优势将荡然无存。中国政府在“十二五”期间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宽带投入仍会大量增加，但由于规制不当造成的投资浪费也将是惊人的，如果不及早认识这一问题，将犯下堪比欧洲3G牌照发放的大错，在基础设施制约瓶颈问题上重现大炼钢铁时代的错误。

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专家认为，像云计算，我国要达到跟美国同等的竞争力，除非一个前提，我们服务器效率是美国的4倍(即成本高3倍)，这是因为我们基础设施价格太高，接入成本太高。就是我们还没有做就已经输掉了。

按照这种价格和成本结构，云计算不是中国人的天下，而是美国人的天下。因为美国政府正在推行的新一代宽带计划，以及电信市场充分竞争的环境，为其云计算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在我国，传统工业化的弊端之所以顽固存在，新兴产业之所以难以跨越式发展，发展方式之所以难以转变，像宽带垄断这样由于体制造成的基础设施扯后腿现象的广泛存在，是一个重要原因。

姜奇平等专家建议，我国宽带政策应尽早进行重大调整，打破骨干网对于接入网及增值业务的垄断，以公平竞争促进宽带发展，将电信市场监管的重点，从十几年以来保护国有垄断企业发展，转向监管垄断企业，扶持、培育新的竞争主体。（记者 程士华 南婷）

电信联通认错 央企反垄断第一案或以和解收场

作者：马晓芳 王文博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2011-12-05 08:20:00

也许正应了“伸手不打笑脸人”这句俗语，中国第一例央企反垄断案很可能将以“企业认错，政府终止调查”而收场。

上周五(12月2日)下午，中国电信(00728.HK)和中国联通(600050.SH、00762.HK)先后发布内容和措辞基本一致的声明，称已经向发改委提交了整改方案和中止调查的申请，并将“认真对有关问题进行整改”。

随后发改委表态称，已经收到了两家公司中止调查的申请，正在根据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查。

一度剑拔弩张的反垄断调查，不出意外的话，将以这种双方各退一步的方式收尾。

联通、电信“认错”

“通过自查，发现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与其他骨干网运营商之间的互联互通质量未完全达到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没有实现充分互联互通。同时，在向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提供专线接入业务方面，由于竞争和管理原因导致价格差异较大。”中国电信在声明中表示。

中国联通也说，“自查中发现公司在向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提供专线接入业务方面，价格管理不到位、价格差异较大。”

两家公司的自查结果以及认错态度，甚至对外措辞有着惊人的相似。“这基本就是发改委对此事的态度和意见，运营商表示接受和尊重。”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运营商人士表示。

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了解，自从4月份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下发反垄断通知，到11月9日央视曝光，发改委价格监督与反垄断局已经基本完成了对两家运营商在宽带市场的垄断调查，并得出初步结论“涉嫌垄断”。

据一位了解事态经过的运营商人士透露，如果要最终确认为垄断，发改委还需要其他政府部门以及更高一层主管单位国务院的共同认定，但在多部门讨论过程中，这个结果并没有获得通过。

“其实20天前(央视曝光第三天)，就很明显是这种结果，本来宽带服务就是‘行政垄断’、‘自然垄断’、‘经济垄断’都存在，表面看是运营商认错，实际是求和谐，最需要改变的还是工信部和发改委的监管。”电信行业资深专家付亮认为。

上述运营商人士也赞同这种观点，他说，与其双方相持不下造成资本市场波动和国有资产流失，不如各退一步，通过运营商整改，更能解决现实问题。

“电信联通声明诚意够不够，理由是否充分，发改委应该组织听证会，请电信行业和反垄断的专家、潜在的利益受损方、存在利益冲突的竞争者、社会公众的代表等几方面人士出席，对此事调查表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反垄断专家张曙光表示，发改委反垄断局既然已经介入调查，就要给公众一个清除、全面、透明的交代，要及时披露事件进展情况，包括初步调查的结论，电信、联通提出中止调查的理由都要及时告诉公众。

或影响运营商收入

据本报记者了解，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之所以“不约而同”选择在周五下午4点之后发布公告，主要是考虑到尽量减少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中国电信表示将按照市场规则公平交易，适当降低资费标准”。

“降低资费将直接影响两大运营商的收入和利润水平，影响程度要看降价幅度有多少。”德意志银行一位分析师表示目前对这个结果仍持观望态度。

虽然按照《人民邮电报》的数据，两大运营商的ISP收入每年不足2亿元，但两大运营商都提到了会进一步降低宽带接入市场的价格。根据2011年上半年财报，中国电信的宽带收入在总收入中占比24.8%，中国联通宽带收入占比17.0%，而且这个比例还在快速提高。

不过，对于中国铁通、长城宽带以及广电等第三方宽带运营商来说，接入价格有望进一步降低。

中国电信专门提到将“尽快与中国联通、中国铁通等骨干网运营商进行扩容，降低与中国铁通的直联价格。”

更对此拍手称快的，应该是消费者，因为宽带价格降低在即。中国电信说，“十二五”期间，中国电信大幅提升光纤接入普及率和宽带接入速率，五年内公众用户上网单位带宽价格下降35%左右。”

比如，上海电信日前就表示，将目前已经增速到2M、3M、4M的城市光网客户，将再免费升速到10M或者20M。类似免费升级，其他城市也在陆续展开。

中国联通也作出了类似承诺。

本报记者了解到，此次反垄断调查只是告一段落。根据《反垄断法》第四十五条，“被调查的经营者承诺在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可的期限内采取具体措施消除该行为后果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决定中止调查„„经营者履行承诺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决定终止调查。”

宽带垄断之殇 篇3

中国互联网产业是民营企业占主导，市场竞争相对充分的一个产业，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朝阳产业。中国的互联网创业者们依靠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出如此成功的一个产业，不能不令人钦佩。

但是近期央视爆出国家发改委正在调查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在宽带接入领域涉嫌垄断的消息，给广大的互联网从业者又提了个醒：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并不是完全健康的一个产业，在它的背后，还存在垄断的阴影。

宽带接入对互联网产业的影响显而易见。对于消费者来说，接入费用高、网络不稳定、甚至还遭遇被断网，消费者很无奈。而对于那些民营互联网企业以及从事IDC业务的民营企业，宽带接入领域的垄断也危害甚深。

互联网企业成本飙升

视频网站作为宽带消耗的大户，其运营一直经受宽带成本过高的困扰。来自视频网站的抱怨从来没有停止。近期优酷网CFO刘德乐又对媒体表示，根据国际调查公司ComScore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国企业购买带宽的价格与美国同类企业如Youtube比较“大概是四倍左右”。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副局长李青在接受央视采访时也明确表示：“我觉得（宽带）接入成本是双份的。”

虽然宽带接入价格高过正常水平多少还难以断定，但是宽带接入价格过高却是不争的事实。如李青所言，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南北电信没有实现互联互通。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目前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两公司2011年1至9月骨干网互联时延为87.7至131.3毫秒，丢包率为0.2至1.9%，均不符合原信息产业部《互联网骨干网兼互联网服务暂行规定》时延不得高于85毫秒，丢包率不超过1%的要求。这也就表明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未实现充分互联互通。这会导致用户在浏览网站时，出现无法访问或者访问延时的状况。

为解决互联互通问题，互联网企业必须在南北两地的机房放置服务器，这就是双线机房或多线机房。一位IDC从业者证实，目前一线城市电信、联通100M独享的费用约为每月3000元，而双线100M独享则为每月5000元。如果采用双线机房，网站成本会上涨近66.7%。

目前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两家企业占据了宽带接入市场三分之二的市场份额，而这两家企业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没有动力完善甚至人为限制南北电信网络的互联互通，而互联网企业除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之外，很少有其他的选择。即使采用其他运营商接入互联网，也无法绕开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的骨干网。所以，垄断才是造成这一问题的罪魁祸首。

南北电信的互联互通问题长期存在，并一直为互联网企业所病诟。在2008年举办的IDC年度大典会议上，亚洲商港总裁符德坤炮轰电信的南北互通问题，甚至略带戏言说，如果台湾都统一了，南北互联互通问题还依然如此恶化还没有解决，将是不能被接受的，他可能会选择退出。“尤其让视频服务提供商不能接受的是，一个国家的电信事业，却要视频网站服务提供商买两份单，这简直形同掠夺。”

而对于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来讲，它们正在向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转型，也就是说它们会逐步介入到网络视频等互联网企业的传统领域之中。利用本身的资源优势，它们能够获得相对于互联网企业来讲不公平的竞争能力，这也将进一步加剧互联网企业和电信运营商之间的矛盾。

所以，反击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宽带垄断，伤害的只是这两家企业的利益，获益的将是广大的消费者，以及对未来中国影响巨大的互联网产业的健康发展。无怪乎国家发改委能够向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举起反垄断的利剑。

民营IDC企业深陷泥淖

去年中国互联网兴起了海外上市潮，包括国内知名IDC企业——世纪互联也赴美IPO，民营IDC似乎迎来了春天。但是在表面的繁荣之下，隐藏着深刻的危机。由于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等电信运营商在IDC业务上出现“上下通吃”的趋势，民营IDC企业生存更加艰难。

民营IDC企业一般被称为“二房东”，是因为它们要向电信运营商购买带宽、租用机房和线路开展业务，民营IDC企业的生存空间来自于电信运营商的缺位。早期电信运营商的IDC业务主要集中在主机托管、带宽出租、服务器出租等基础业务上，而民营IDC企业则依靠在IDC增值服务如负载均衡以及集群服务、Web Caching 服务、VPN 服务、网络存储服务和网络安全服务等占据了一席之地。

而现在电信运营商为提高IDC服务的利润，也积极向增值业务进军，电信运营商与民营IDC企业成为全面的竞争者。一旦它们提高租金，甚至停止出租业务，那民营IDC企业会立刻“断粮”。现在在激烈的竞争之外，民营IDC企业还要被电信运营商打压排挤，发展逐渐陷入泥淖，死掉的企业越来越多。

中国电信在去年展开对“穿透流量”的清理，也进一步压缩了民营IDC企业的生存空间。中国电信从市场竞争的角度考虑，针对不同类型的客户制定不同的网间结算标准，对于中国移动（铁通）等二级运营商收取每月每千兆带宽100-150万的费用，而对于一般的民营IDC企业则收取20-40万元不等的费用，甚至有的低至10万元。这样后者就可以利用价格优势将宽带转租给中国移动（铁通）等二级运营商，从而谋取差价。随着中国电信大规模清理“穿透流量”，这一财路也被封死。

将来，为了不受制于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和广电也在加大IDC的建设力度，随着这两家“巨无霸”企业加入战局，民营IDC企业的竞争压力会进一步加大。有业内人士表示，在未来，IDC行业很有可能形成以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为主的第一阵营，广电将会形成第二阵营，世纪互联、网宿科技、鹏博士等上市企业形成第三阵营，数据家、群英网络、兰杜互联等IDC企业为主的第四阵营的局面。

而且任何一个行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都难以避免“洗牌”的结局，最终竞争力较强的企业存活下来，而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将被淘汰。民营IDC企业正在“洗牌”中日益消亡。主导这一进程的则是电信运营商，它们在需要民营IDC企业的时候，“赏给它们一口饭吃”，而一旦自己有利益需要，则“始乱终弃”，民营IDC只能任由宰割。

中国电信之垄断 篇4

自从1755年法国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在其《自然法典》中首先使用“经济法“这个概念起, 经济法便开始与自由商品经济和国家权力紧密联系在一起。随着社会大生产的发展, 特别是商品经济朝着它的高级阶段即市场经济阶段发展, 经济法以一种独立的力量在各国法律体系中蓬勃兴起, 有效的调节着由于垄断和竞争所产生的各种市场矛盾。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指出:“社会分工则使其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相互独立, 他们不承认别的权威, 只承认竞争的权威, 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如何将这种竞争的权威效益化?社会的发展实践证明, 任何一种制度想要符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客观规律, 都要选择一种公权介入调整的方法对自由竞争予以保证, 以期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 并防止过分集中的垄断行业的出现。这种调整方法便是科学的经济法律规制方法, 它将市场主体规制、市场秩序规制、宏观经济调控和可持续发展保障及社会分配几方面法律关系有机结合, 借以体现国家意志和社会意志。在现代市场架构上, 反垄断法作为现代经济法的核心组成部分, 将这种国家意志和社会意志发挥到了极致, 并在内涵和外延上不断加以强化, 对联合行为、独占行为、破坏市场行为等进行遥控。市场主体在自身运作过程中, 一方面要遵循价值规律、市场导向, 另一方面则强制性的受到经济法律关系的调整, 遏制垄断行为的形成, 不让其凌驾于竞争之上, 以求符合市场准入的游戏规则。

电信业由于自身的特性, 在创建之初无不形成一种自然的垄断格局。所谓自然垄断, 就是一个企业能够以低于两个或者更多的企业的综合成本向整个市场提供一种物品或者劳务而产生的垄断。简言之, “自然垄断就是最有效率的组织, 产生的方式是通过单一厂商的行为”。其优势在于能够很好的克服技术、高投入对企业带来的高风险率, 降低因传送网络和其他设施 (如电缆、输油管和铁轨等) 高成本的重复投资而带来的不必要的浪费, 但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 自然垄断一身的独占性、不可选择性, 越来越阻碍生产力的提高, 也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 于是电信业这种自然垄断开始解体。如今, 在我国, 电信业处于分拆垄断向各个分拆业务引入竞争对手的过渡阶段, 而这一阶段集中表现为行业的分工独占性, 因此经济法特别是反垄断法的调节、指导将会对其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竞争是获取繁荣和保证繁荣最有效的手段。只有竞争才能使作为消费者的人们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实惠, 它保证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俱来的种种利益, 终于人们的享受”。 (德路德维希·艾哈德) 正如开篇分析的那样, 中国电信业至今尚未形成一个真正自由竞争的局面, 这种竞争性恶果和资费领域体现最为明显。

以2011年上海为例, 上海市通管局共受理用户申诉1654人次, 涉及上海电信的申诉共有468人次, 涉及上海联通的的申诉有430人次, 而涉及上海移动的申诉最多, 达到了724人次;另有32人次申诉来自包括上海铁通在内的其他公司。上述申诉中, 涉及资费争议的有424人次, 涉及服务质量争议的有477人次, 涉及通信网络质量的有753人次。

目前我国对电信业垄断行为的经济法法律规制是通过以下法律、法规、规章实现的:《中国人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国人共和国价格法》《中国人共和国电信条例》《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对电信部门强制向用户收取话费预付款、话费抵押金行为定性处罚问题的答复》……这些法律、法规、规章从不同角度来规范电信市场, 力求在法律层面上打造出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但是没有赖以适用的、统一的反垄断基本制度相配套, 也没有统一的执法机关, 这些孤零零的零散的规定有如形同虚设, 太多强调电信行业主管部门的管理权, 忽视经营者主体的经营自主权, 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政企职能不能实质的分开。许多国有大型企业并未将自己视为一个市场竞争的主体, 仍然试图依靠行政的干涉、政府的扶持来运作经营。一旦这种人为的干预消失, 则其抗拒外来风险的能力就会变得十分脆弱, 可以说, 中国目前电信业方面的立法严重滞后, 已经成为中国入世后, 电信业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

市场的核心在于竞争, 竞争的前提在于有足 (下转第60页) (上接第83页) 够数量的经营者。目前中国电信市场的这块蛋糕是由移动、电信、联通等几家公司分享, 从这些公司经营的电信业务种类来看, 仅仅是业务上的专业化, 原有的市场结构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不可能形成真正格局上的竞争, 尤其是目前中国电信业的产权结构依然如故, 虽然各家公司之间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和目标, 但是从所有权主体上看, 都属于国家。如果在竞争中任一公司受到重创, 遭受损失的只能是国家。因此, 大多数公司之间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竞争, 而实际上都是各霸一方进行行业垄断。

笔者建议从以下五个方面:

1、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注意发挥竞争政策的作用。垄断行为需要进一步政企分开, 并按照竞争政策的要求完善市场结构, 增加竞争主体, 促进市场竞争, 根除或者减少行业垄断的土壤。

2、加强竞争文化建设, 大力普及竞争法, 提高经营者的竞争意识, 形成公平竞争的社会氛围, 以期在意识领域真正解决我国原有以行业垄断为本的立法理念与市场经济立法理念冲突的问题。

3、培育买方的市场, 提高广大消费者的社会地位, 使其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切实利用自身的选择权、监督权对抗衡行业的不法垄断。

4、构建现代行业监管制度与反垄断执法平衡协调的机制, 改变政策部门和产业监管机构代行反垄断执法权的现状, 尽快建立真正的反垄断执法机构。

5、进一步完善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理顺政府职能, 加强竞争执法机关的地位并强化其执法手段, 必要时制定相应的反垄断规章。

另外, 现行的《中国人共和国电信条例》不论在内容还是在效力上都难以满足现实的要求, 从世界各国的电信法律环境来看, 我国的《条例》及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与WTO规则的总体要求还是相差甚远。电信法应该从实质上遵循政企分开、破除垄断、鼓励竞争、促进发展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制定的同时要考虑设立普遍服务基金或成本补偿制度, 并制定相关的管理办法予以规范。应该进一步明确检查主管机关的身份地位, 对惩罚部分的事项上要使处罚标准明确化。

电信反垄断调查 篇5

根据目前披露的消息，发改委从今年4月就启动了针对电信、联通的反垄断调查，调查的直接原因是有人举报。种种迹象表明，所谓的举报材料或者关键材料之一就有来自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针对互联网接入领域的调研报告。

据参与调研报告的高红冰告诉记者，在宽带反垄断的调研报告整理出来之后，其实往各个层面的政府机构都有递交，当然包括发改委、工信部等等，“因为研究成果上报相关部门是很正常的事情”。

最终，发改委启动了调查，但发改委反垄断调查的推进似乎并不顺利。让事情得到真正发酵的是央视以直接采访发改委的形式曝光了整个事件。随后，公众对反垄断的呼声群情激昂，各利益方也透过媒体展开了舆论战。

“事情炒作成这样，绝不是某一单方面的力量能够促成的。”有知情人士称，“很大程度上也不是因为消费者的意见才进行的。”

根据以往的经验，“为了消费者利益”往往最终会沦为各大利益集团斗争的借口。就如同当初电信自己查“流量穿透”也是打着“扫黄打非”的名头一样。

不管是否有人“设局”，从而引发了宽带反垄断问题，随着事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利益方已经开始介入，大家都希望把事情引向最有利于自己的结局。也有既得利益者担心，这样的反垄断一旦开头，是不是会继续向其他行业延伸？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体改所主任史炜指出：“从国家改革的层面考量，电信行业的宽带领域是存在垄断，但不是关键问题。未来改革的核心是能不能改变石油石化以及电力等央企的行政垄断问题。”

多方博弈 背后的利益竞争太多

一些运营商的高管私底下十分羡慕其他行业“大家一齐涨价，回家乐呵呵数钱”的和谐画面，而在通信行业，价格战已经是最基本的竞争手段，另外还有每年开学针对新生“校园争夺战”。为了抢大客户甚至还有剪光缆、堵机房之类的事件。

这样的背景也解释了为什么宽带的垄断能得到调查和曝光，因为背后的利益竞争太多。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之间，电信、联通和中移动之间，整个通信行业与广电之间，其实都存在着复杂的竞争关系。

以电信和联通之间为例。2008年电信重组之后，这两家运营商所面临的情况最为接近，都有不错的3G牌照，在固网方面有自己的资源，在移动网络方面都是挑战者，所以他们之间的竞争手段也最为接近。

当然，这两家运营商在面对中移动的时候，则会不约而同地把矛头转向后者。

中国电商“垄断”之道 篇6

市场环境催生“垄断”

只有几个人白手起家的“开心网”，刚刚将SNS游戏炒热。数以百万计的白领网民们，开始沉醉于不分昼夜的网上偷菜，腾讯利用平台优势，不仅推出SNS形式的农场游戏，更利用强大的技术团队快速创造了钓鱼、牧场等形式。当开心网刚刚拿到投资努力开拓会员，腾讯却通过终端对数千万腾讯会员的快速宣传，在数天内就切走了开心网的千万潜在用户。最致命的是，当人们厌烦了偷菜、偷鱼的时候，却永远不会厌烦与在线新老网友的聊天。

就像五星级酒店和快捷酒店推出了同样的房价，其输赢结果已然不言而喻。使得开心网后续乏力，腾讯切走SNS游戏，也显得是如此的轻而易举。

另外一种所谓的“垄断”，则是由于电商影响过于强大，整个行业无法出现“齐头并进的同僚”。淘宝C2C平台的强大，不仅在于占领网购40%以上的份额，更使得C2C直接成为了淘宝的代名词，近6年来冒出的大大小小无数C2C平台，还没有一家能够与之分庭抗争。

直到腾讯对电商近期逐渐开始重视，电商事业部倾力打造了“拍拍”，才使得C2C有了些许的竞争味道。赶集网此次虽然高调出现，但也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C2C平台。况且，战斗仍然是在强国之间打响，根本没带其他网站玩。这在业界人士看来，仍然只是巨头之间的战斗，没有脱离“垄断”的味道。

虽然上述内容曾一度被众多互联网公司、企业、从业者，认定是一种间接的垄断行为，都表示了不同的声音。议论纷纷、众口一词，但通过对电商市场环境进行分析后就会发现，扩张和复制，原本就是我国电商最基本的行业思维。

所以这些巨头网站的商业行为，其实均属正常。是由中国的电子商务环境，特别催生出的特殊局面。可以说，是由市场推动着这些所谓“垄断”现象的出现。

品牌印象打造“垄断”巨头

大多数互联网从业者都不得不承认，在某一固定的电商行业领域，网民只会记忆并登陆1-3家网站。也就是说，网民顶多能记住3家以内电商品牌的名字。尽管网上比价方便，还很少有网民为了购买一件数百元的商品，而拼命登陆七八家网站进行比价。况且，很难有网民同时记住七八个卖同类商品网站的名称。

因此，网民很难通过长期的观察和试用，再来判断某一电商品质的好坏，这时，具备品牌先入为主和强势推广实力的网站，就自然占得了先机。

如今，大众网民买生活用品的网购，首选必然是“淘宝”；要买数码商品，身边的朋友基本上张嘴就说“京东”；买钻石会想到“柯兰”；买图书就是“当当”、“卓越”；买女性商品就是“麦包包、走秀、唯品会”等等。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市场氛围，归根到底就是网民形成了“品牌印象”。但这简单四个字，也是这些网站花费了千万甚至上亿费用拼回来的，是花费了心血拼回来的。这四个字，确确实实也是电商永远的追求。因为消费习惯就意味着“消费忠诚”以及无限制的“口碑传播”。一但拥有了这些，也拥有了圈内常说的市场良性循环。

这些大网站的特点都是先入为主，通过巨大的宣传攻势，第一时间俘获了网民的眼球，引导出消费欲望。特别是中国人的最明显习惯“扎堆”，也造成了口碑营销的中国化特色风格。使得大网站，是“愈大越大”。因为网民的消费习惯和潜在需求的推动，已经注定着这些网站将在行业前沿生活得较为滋润。

所以这种垄断，是电商品牌利用自身优势进行模式复制，对网民形成自然吸引，自然对中小型、初创型电商形成了威摄。

客户资源优势明显

出现所谓“垄断”态势的巨头网站，毫无例外地都有着强大的网民数量。使用新浪新闻资讯、博客、微博的网民；使用百度搜索、知道的网民；使用腾讯软件的网民；使用淘宝购货的网民，他们的总量可以占据中国网民的70%以上。

网民是所有模式成功的体验者，也是互联网的生命力。正是由于如此，近3年来我国新兴的电子商务网站只有10%左右，是死在了模式上，而90%都是死在了推广上，都是由于过于自信网站自身的优势，忽略了网民的喜好，导致网站的不良推广后，被市场所淘汰。

而巨头网站们有着令人仰慕的网民资源，自然而然地要将这些资源化为有形资产。毕竟电子商务是以盈利为目标的模式，任何网站都不可能以奉献为己任。这些网站通过对新兴模式的研究和复制，利用自身的优势网民资源进行运营、盈利，也是无可厚非的市场行为。没有任何品牌愿意固守陈规，眼看着馅饼从眼前溜走。

有了网民的坚实基础，知名网站跨行业开展新兴电子商务模式，才具备强大的发展潜力。节约了可怕的推广成本，同时还降低了最大的市场风险。这些巨头网站怎么可能会放弃这种市场机会呢，不论是谁经营网站，相信都会不由自主地考虑扩张，只不过是角度和尺度问题。

论独家播放行为与垄断行为之界限 篇7

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下称《著作权法》) 第十条第11款规定了著作权人的广播权, 即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 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 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著作权法》第十条第12款规定了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 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由此, 湖南卫视在电视上、网络上的独家播放行为是依据上述法条规定的正常的著作权人权利而实施的。《我是歌手》这一节目属于湖南卫视在购买版权后创作并发表的作品, 满足著作权人行使权力的前提。另外, 《著作权法》第45条规定了排他性权利:即广播电台、电视台有权禁止未经其许可的下列行为: (一) 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转播; (二) 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录制在音像载体上以及复制音像载体。如此而言, 湖南卫视除了可以独家播放自己的节目之外, 还可以禁止其他电视台转播其节目。然而这种“垄断”, 相比经济法上垄断的概念而言, 是有显著的区别的。

首先, 知识产权并不对知识和信息构成垄断, (2) 因为“没有合法的垄断, 就不会有足够的信息产生;有了合法的垄断, 又不会有太多的信息被使用”。一个电视节目, 它既是一种作品, 又是一种知识和信息的体现。从作品的角度上来说, 它需要有一定的排他性质来保护著作权的行使。因此而言, 湖南卫视的做法并非垄断。

其次, (3) 知识产权是私权而不是垄断特权。著作权人对其作品采取独家的保护措施是对其自身个体利益的维护。这个层面上的“垄断”仅仅是保护私益的行为, 并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性或行政性垄断, 与常规意义上对整个市场的垄断性质上有所区别。湖南卫视为了维护《我是歌手》节目带来的利益从而行使著作权人的权利, 仅仅属于民事私人主体之间权利的行使。

那么, 独家播放与垄断的界限在何处?

(4) 2014年上半年, 在中国数以千计的电视频道中, 中央电视台16个开路频道的整体收视份额为31.52%, 稳稳占据三分之一的收视市场。如此庞大的受众规模, 不仅让央视成为中国最大的电视媒体, 垄断着整个收视市场。相比而言, 地方电视台的主要收视市场在于娱乐、休闲、生活领域。在这些收视市场中, 各地方电视台有着相当大的竞争关系。例如, 湖南卫视通过购买外国版权, 创作了《我是歌手》、《爸爸去哪儿》、《一年级》等一系列综艺节目。同时, 其自身老牌综艺节目《天天向上》、《快乐大本营》也取得了相当高的收视率。依照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 湖南卫视通过行使《著作权法》赋予的著作权来保护其作品利益并无不当之处。然而, 在日益复杂的市场环境下, 知识产权并不单纯存在于知识产权领域, 其与市场竞争的关系也密切相关。垄断的前提是要占有相对大的市场份额。湖南卫视的市场份额与央视相比显得微乎其微, 但排除央视的收视市场地位后, 与其他电视台相比, 其又处于一种竞争的状态。因此, 在特定的收视市场中, 其采用独家播放的手段, 一方面是行使著作权人之权利, 另一方面是进行合理的市场竞争 (与其他电视台在特定的收视领域内竞争) 。

最后, 关于独家播放行为与垄断行为之界限, 可以总结为两个大的方面。第一, 独家播放行为在我国《著作权法》规定范围内是合理合法的行为。在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四十五条中分别规定了著作权人“排他”性质的权利。在法条规定权利范围内正确实施行为, 则不存在“垄断”之说。第二, 垄断乃经济法中的专用词语, 其包括垄断行为和垄断状态。因此知识产权法中的“垄断”和经济法中的“垄断”二者意思是不同的。

注释

11 网易娱乐.<我是歌手>收视口碑勇夺第一赛制残酷升级[EB/OL].http://fun.youth.cn/2015/0104/853603.shtml, 2015.

22 [美]罗伯考特, 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M].张平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185.

33 王先林.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冲突与协调[N].法制日报, 2000-12-17.

美国外资并购反垄断立法之述评 篇8

1890年，美国国会颁布了谢尔曼法，是美国第一部反垄断法。它是第一部现代竞争法，无疑是第一部成为法律和经济生活中一个重要因素的竞争法。因此，它常被称为美国反垄断法之父。1914年，国会颁布了克莱顿法，作为对谢尔曼法的补充。同年颁布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授权建立联邦贸易委员会，作为负责执行各项反垄断法律的行政机构。之后，1936年罗宾逊-帕特曼价格歧视法、1950年塞勒-凯佛维尔反兼并法和1976年哈特-斯科特-罗迪诺反托拉斯改进法都是对1914年克莱顿法进行的重大修正。经过1982年、1984年、1992年、1997年和2010年五次修改，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反垄断局2010年颁布的《横向并购指南》是最新的并购指南。“本身非法规则 (Per Se rule) ”和“合理规则 (Rule of Reason) ”作为美国反垄断法的两个重要原则，都是美国法院在审理企业并购案件的过程中，依据美国维护自由竞争的立法精神，对谢尔曼法和克莱顿法等做出的解释和说明。

2 立法的主要内容

2.1 谢尔曼法《Shenman Antitrust Act》

谢尔曼法第二条规定：任何人垄断或者企图垄断，或与他人兼并、共谋垄断州际间或与外国间的商业和贸易，将构成重罪。如果参与人是公司，将处以不超过1000万美元的罚款;如果参与人是个人，将处以不超过35万美元的罚款，或三年以下监禁。也可由法院酌情并用两种处罚。第四条规定：授权美国区法院司法管辖权，以防止、限制违反本法。

谢尔曼法第二条禁止企图或实际垄断市场的兼并，第四条授予美国司法部独有权限，对于针对美国的任何违法执行谢尔曼法的规定。通过颁布谢尔曼法，美会可以通过设置扩张的限制防止美国大公司快速增长出现威胁。

2.2 克莱顿法《Clayton Antitrust Act》

1 914年的克莱顿第七条明确仅包含股票或股本的收购 (acquire) ，第七条的股票条款：从事商业或者任何影响商业活动的人不得直接或间接收购从事商业或任何影响商业活动的其他人的全部或部分股票或其他股本，商业是指任何商业行业或者任何影响国家其他地区商业。这样收购的结果可能实质上减少竞争，或者旨在形成垄断。

1950年，新的一波兼并浪潮进一步增加政府反垄断问题，并促使国会于1950通过制定《塞勒——凯弗维尔反兼并法》 (CellerKefauver Anti-merger Act) 修改克莱顿法。《塞勒——凯弗维尔法》禁止反竞争的股票收购和资产收购，如果“这种收购的效果可能会实质上减少竞争或旨在形成垄断。”

一般情况下，塞勒——凯弗维尔法旨在改进1914年通过的原《克莱顿法》： (1) 包括资产以及股票收购; (2) 包括纵向以及横向兼并; (3) 当趋势是在其发端时，削减兼并 (4) 拒绝在依据“克莱顿法”第7条提起的诉讼中运用谢尔曼法的标准; (5) 保护竞争，而不是竞争对手; (6) 拒绝采取刚性的、量化的测试确定一个给予的兼并可能会导致对竞争的影响; (7) 当它影响特定行业时，审查合并; (8) 废止可能削弱竞争结果，且没有一定结果的兼并。

为了加强执法《克莱顿法》第7条，国会于19 76年颁布了《哈特-斯科特-罗迪诺反托拉斯改进法》 (H a r t-S c o t tRodino Antitrust Improvement Act，简称HSRA) 。《克莱顿法》第7a条增加了：提供大公司合并前强制通知。对于圆满的兼并，该法案要求某些兼并各方事先通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提供引起合并前通知要求的情况，以及不这样做的处罚。HSRA要求，计划的兼并且达到一定规模的兼并公司要将他们的兼并计划通知的政府当局。通知必须包括关于买卖的细节和市场参与者的资产数据，以及占有市场的数据。这个设计给官方提供了足够的数据，以确定兼并对竞争的潜在危害的进一步评估是否必要。拟议中的交易可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直到提交通知文件之日起30天 (这可能被执法机构延长30天) 。修改后的《克莱顿法》第18a条规定：收购人持有被收购人有投票权的股票和资产总额超过2亿美元，或者超过5000万美元，但不超过2亿美元，且那些收购企业的年净销售额或总资产超过了1亿美元或以上，被收购企业的年净销售额或总资产超过了1000万美元或以上。达到上述申报条件要求的企业并购双方，必须依据该法向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助理司法部长行事前申报，审查期一般为30天，对现金要约收购的案件，审查期为15天。

2.3 联邦贸易法委员会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联邦贸易法委员会法第五条 (a) (1) 商业中或影响商业的不公平的竞争方法是非法的;商业中或影响商业的不公平或欺骗性行为及惯例，是非法的。 (2) 授权联邦贸易委员会阻止个人、合伙人、公司、使用上述违法方法及行为、惯例。下列情形……除外。 (b) 无论何时委员会有理由确信，任何个人、合伙人、公司已经或正在实行上述非法方法及行为、惯例时，若对此提起诉讼同公众利益极为相关，委员会应对上述当事人发出、送达起诉状、说明起诉的内容，并附带该起诉状送达后的30天，何时何地审理的通知……

2.4《并购指南》 (Merger Guidelines)

继1968年、1982年颁布《并购指南》后，1984年，司法部颁布了一个名为“并购指南 (Merger Guidelines) ”的文件作为一个路线图，在确定拟兼并的反竞争效果方面，去协助政府以及希望并购的公司。1992年，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通过并颁布一个名为“横向并购指南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的联合文件修订了的兼并准则，这个“横向并购指南”为并购分析使用1997年修订的第4.0节维持了现在的框架。“横向并购指南”设置了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按照一项交易确定竞争效果的一系列步骤。这些步骤包括： (1) 界定相关的市场; (2) 测量并购后的市场集中度和审查兼并后的行业竞争特点; (3) 评估兼并后一个新的竞争者进入市场的容易度; (4) 评估兼并造成的效率; (5) 考虑收购实体公司的索赔失败。1997年，联邦贸易委员会 (简称：FTC) 和司法部 (简称：DOJ) 通过修订“横向兼并准则”第4.0节阐述了效率分析 (上面列出的四个因素) 可能会产生成本和资源的效率，从而使两个无效的竞争对手，成为一种有效的竞争对手。政府机构，以及联邦法院，在逐案基础上评估这五个因素来确定某一特定交易是否违反反托拉斯法。

2010年8月，美国司法部 (DOJ) 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联合发布了《横向并购指南》，这是自1992年以来对并购指南进行的首次大修订。该指南中，市场界定、竞争效应分析、市场进入、合并效率以及破产等五大核心内容的基本框架继续保持不变，但变化也是显著的。如：市场集中度的计算。运用HHI指数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又称赫芬多尔-赫西曼) 计算市场集中度。2010年《横向并购指南》中，当运用HHI指数时，当局将考虑兼并后的HHI系数水平和由兼并引起的HHI指数的增加。HHI指数的增加相当于兼并厂商两倍的产品市场占有率的增加。当局一般将市场划分为三种类型：低集中度市场：HHI指数低于1500;适度集中度市场：HHI指数在1500和2500之间;高集中度市场：HHI指数高于2500。高集中度市场中涉及HHI指数增加超过200点的兼并将被假定可能增加市场支配力。可以推定该横向竞争会消弱竞争，是违法的。

2.5 判例法原则

2.5.1 本身非法规则 (Per Se Rule)

《谢尔曼法》的用语指出：“任何”限制贸易的兼并是非法的。这样一来，《谢尔曼法》对于不合理限制贸易的兼并是否意味只禁止那些合同或协议，或是否应包括所有限制贸易的合同，而不顾该协定的合理性。在Northern Pacifi c Railway Co.v.United State中，美国法院适用《谢尔曼法》第一节既没有缩小也没有扩大该法的适用范围。相反，法院适用了一个“本身非法性测试 (per se illegality test) ”，做出“限制贸易”的所有合同为自动非法，不考虑任何利益，如：合同导致的经济效率。

2.5.2 合理规则 (Rule of Reason)

尽管法院早期认为本身非法测试 (per se test) 对横向兼并是最好的办法，因为所有的横向兼并本质上都是反竞争的，法院持有相反的观点，并且在Standard Oil Co.of N.J中建立了这个合理性标准。法院适用这个新的测试，被称为“合理规则测试” (rule of reason test) ，取代了本身的非法性测试，并且仅仅谴责那些创设了一个“不合理限制贸易”的并购。正如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布兰代斯 (Justice Brandeis) 在一项判决中所指出：不能认为所有限制贸易的行为都是非法的，核心要看这种限制是否具有合理性。即“合理原则” (rule of reason) 。

3 衡平法救济途径

3.1 政府监护

《谢尔曼法》第4条规定美国各区司法机构，依司法部长的指示，在其各自区内法院提起衡平诉讼，以防止和限制违反本法行为。《克莱顿法》也规定，州司法长作为政府监护人，代表其州内自然人的利益，可以本州的名义，向被告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确保自然人因他人违反谢尔曼法遭受的财产损失获得的金钱救济。

3.2 私人诉讼

《克莱顿法》第4条规定，任何人因反托拉斯法禁止的事项而受到商业或财产损害时，均可以在被告所在地，或被发现，或有一个代理机构的区向美国区法院起诉。第16条规定，对因违反反托拉斯法遭受威胁的损失或损害，其中包括该法第18条，任何个人、商号、公司或协会有权在美国任何有司法管辖权的法院起诉。

4 相关的法律制裁

4.1 刑事制裁

任何违反《谢尔曼法》第2条的行为都是刑事犯罪。对个人可处35万美元以下罚款、3年以下监禁或两者并处。对公司可处不超过1000万美元的罚金。除此之外，《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和修改后的《克莱顿法》其他条款对外资企业的并购均未规定刑事责任。

4.2 行政制裁

依据《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5条 (b) 规定，任何时候，如果委员会有理由确信，任何人采取“在商业中或影响商业的各种不公平的竞争方法以及不公平或欺骗性行为或惯例”，FTC可通过行政执法程序宣告其为非法。并提出书面报告或禁止令，要求当事人停止使用不正当竞争方法或欺骗性的行为、惯例。依据第5条 (c) 规定，FTC执法判决，若有证据支持，是终局性的。但最终要通过法院的审查确认，才能得到执行。

4.3 民事制裁

《克莱顿法》第4条、第16条规定的民事制裁方式主要有：损害赔偿、三倍损害赔偿以及申请禁令。损害赔偿包括受害人遭受的实际损失和诉讼费。作为金钱救济，法院将判给该州受害人实际损失金额的三倍赔偿金及诉讼费和律师费。另外，受害人在有司法管辖权的法院起诉时，有权申请禁令救济。

参考文献

[1]DAVID J.GERBER.AMERICAN LAW IN A TIME OFGLOBAL INTERDEPENDENCE:U.S.NATIONAL REPORTSTO THE XVI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COMPARATIVE LAW:SECTION IIICompetition Law[J].50Am.J.Comp.L.Fall, 2002.

[2]张倩.比较法视野下的企业合并审查法律制度——兼评我国新《外资并购境内企业规定》中企业合并审查标准》.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J].2007.

[3]Donna A.Alexander.UPMC Mergers Under AntitrustLaw:An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FederalAntitrust Laws to Non-Profit Hospital Mergers[J].38Duq.L.Rev.Fall 1999.

中国电信之垄断 篇9

实际上,以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来看,1998年-2004年,无论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以下简称国有企业)还是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以下简称全部企业),其资产总额、销售收入和利润总额都出现了大幅度增长。这就引发一个争论:国有企业利润增长主要是受经济景气周期的影响,并非源于效率提升。经济景气周期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均有较强的正向影响,是二者利润增长的主要解释变量(参见图1(a))。如果分别考虑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全部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资产规模和利润规模差距的扩大主要源于非国有工业企业。比较二者经济效率指标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国有企业的总资产贡献率在1998-2004年间呈现增长趋势,缩小了与全部企业总资产贡献率之间的差异;国有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和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在2000年之后开始超越全部企业的对应指标。这似乎表明通过规范中小企业破产、下岗分流、改制等措施,国有企业效率整体上有了较大幅度改善,甚至在一些关键指标上赶超非国有工业企业。但需要深入考察国有企业效率改进的具体特征:首先,地方上绝大多数中小企业产权被转让或破产,负担随之转由个体和社会承担;其次,成功改制的国有企业普遍进行了职工身份转换和裁员,监管机制强化使管理费用有所下降、经营效率提升。虽然不可否认部分国有企业效率改进的事实,但更要看到经营不善的国有资产转由社会盘活、剩余职工与结构性失业由社会消化的现象。而且,能够留存下来的国有资产主要隶属于中央企业,其它是分属于地方的具有优质资源和市场优势,并受地方扶持的大型国有企业。以电力行业为例,国家发改委2006年6月底将实施第二次“煤电联动”,上网电价上调1.174分/千瓦时,销售电价上调2.494分/千瓦时,理由是煤炭价格上涨。然而问题在于:一,为什么煤炭价格上涨导致上网电价均要“联动”,难道不用区分燃煤发电和其它发电方式吗?二,为什么上网电价已经“联动”,与煤没有关系的输配电企业的销售电价还要双重“联动”呢?不仅如此,其联动幅度为1.32分/千瓦时,超出了上网电价的涨幅。实际上,电力企业,特别是输配电企业在利用垄断势力频频利用类似煤价上涨、脱硫等局部原因涨价,让消费者和电力以外的其它企业为其低效率、高工资、高福利导致的高运营成本“买单”,或者通过暗中的关联交易提高采购成本以转移利润,实则是攫取消费者福利,提高其它产业生产成本和消耗其竞争力,因为撇开输配电企业不谈,没有计划煤的民营火电企业使用市场价的煤炭仍能盈利颇丰。(见图1、图2)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统计,中央企业2005年实现销售收入67312.9亿元,增长19.8%;实现利润6276.5亿元,增长27.9%;实现净利润3361.6亿元,增长34.5%;净资产收益率9.7%,提高1.2个百分点。图2表明中央企业资产总额、销售收入和利润持续高速增长,特别是利润总额以每年1000亿的规模递增。也许有人认为,中央企业近年进行主辅业分离改制并向主营业务集中,加强业绩考核责任制,提高了经营效率,故而欣欣向荣。我们不否认其效率提高的可能,但需要注意三点细节:一是中央企业受经济景气周期的最响更大,中央企业在资源类行业、基础产业、重化工等产业所占比重很高,相关产业2002年以来出现了高速增长和价格水平大幅度上涨;二是2005年中央企业利润占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的近七成,国有企业利润增长主要源于中央企业,因为中央企业利润2005年同比增长27.9%,而地方国有企业利润增长为20%;三是行政和非市场手段导致垄断,随着国有企业做大做强、中央企业主辅分离等战略的推进,无论地方国资委还是国务院国资委在产业政策之外,还普遍存在以行政手法促成企业联合的倾向。地方政府为做大本地国有企业,多安排地区性龙头企业整合同行业国企或与国外企业合作:在抢先将规模做大,确保龙头企业能在结构调整中胜出的同时,按照中央政策导向,压缩行业内部分企业的落后产能,减少企业数目。行政运动主导下的企业联合,其国有产权多是直接划拨,或迫于上级政治意图而匆忙联合,并不能直接产生规模经济效应,除非企业间进行切实整合和管理创新。在多数情况下,规模接近的国有企业联合收益更难实现,貌合神离的偏多。在中央企业层面,一方面国务院国资委在同业企业之间推进联合重组,减少中央企业数目,另一方面各中央企业在整合或剥离内部二级、三级企业的基础上,加紧扩张联合和收购兼并,首先力争集团规模达到行业的前3-5名,防止被边缘化。此外,部分国有企业为扩大规模,在收编民营企业过程中利用自身特权或垄断势力,以市场竞争手段直接胁迫民营企业降服或转让股权,或者通过非市场手法制造社会舆论以影响政策导向。两大石油公司中断民营油企成品油供给已然属于滥用市场势力;国家电网公司在特高压电网技术仍处论证阶段和国际应用极其有限的背景下,大规模投资特高压电网项目并极力宣传该技术的正面价值,试图统一地方电网公司间的竞争性格局,这种垄断带来了巨额利润,例如中石油、中国移动、中石化、中国电信、中海油、宝钢、中远集团7大垄断寡头在中央企业2005年利润中所占比重很大,以2005年上半年为例,这7家企业占央企利润总额的66%,其中仅中石油一家就占总量的25%。虽说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得益于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但也不能掩饰其垄断的事实,对其征收资源占用税(俗称“暴利税”)仅窥豹一斑。有人指出,在50个石油生产和消费大国中,76%的国家仅有一家石油公司、20%的国家不超过三家石油公司,中国三大石油公司已经是竞争性格局了。然而,其忽视了产业组织中的相关市场界定和市场结构分析,由于中国原油和成品油进出口并没有放开,相关市场仅为国内市场,不能与其它国家开放的全球市场相提并论,三大石油公司的垄断无可争议。石油天然气行业的超额盈利与产业垄断势力密不可分。1998年组建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之时该行业工业成本费用率为9.69%,比当时全国平均2.35%高出3倍多,但两大集团依据原油进出口和成品油批发等方面行政垄断权力,使国有石油天然气企业工业成本费用率上升到2000年的20%、2001年的71.3%,至此开始在高位波动运行,巨额盈利形成,垄断格局是主要解释变量。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同样具有难以辩驳的垄断寡头地位。实际上,如果国务院国资委真的能够代为行使出资人权力,或者大型国有企业之间建立战略联盟一致行动,中央企业在许多行业和细分市场、特别是在资源性行业,将普遍拥有市场势力。特大型国有企业拥有经济性垄断地位进而拥有提价能力,也可以将上游涨价压力向下游企业或消费者进行转嫁,高额利润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垄断而非效率,因为竞争激烈行业的国有企业并没有表现出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的利润率。更为甚者,在现有体制优势和经济优势的基础上,不少国有企业利益集团从自身利益出发参与制定明确倾向性的产业政策,挤兑或收购民营企业,直接降低行业竞争程度。中国石油石化、电信、电力概念类的公司,包括中石化、中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电力等公司的海外上市之所以受到国际资本的热捧,是与对其国有身份的垄断地位能够产生高额利润的预期密不可分的。

我国存在账面超额利润率或事实上的超额利润率的基础性产业也包括城市政府和企业共同推动价格上的房地产业,以及电信(含移动)、邮政、航空等服务业,利用相关企业拥有的垄断势力对制造业或居民的提价,必然造成众多竞争性产业较高的生产成本和商务成本,进而极大地限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目前,国有资本在基础性产业居于主体地位,国有企业资产占石油天然气开采业的96.94%、石油加工业的75.46%,占电力热力、燃气、水的生产供应业的86%-88%,占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的50.3%及其冶炼业的89%,占有色金属矿采选的61%及其冶炼业的71.8%等等。鼓励国有资本向基础性产业、高盈利行业等产业进一步集中,却没有同步体制改革措施和行业开放政策,容易预见相关企业目前的垄断势力将会进一步强化,对下游竞争性行业的竞争力和国民福利均将产生负面效应。

摘要：不可否认近几年国有企业取得了可喜的经营业绩，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均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再创国有企业效益新高。关于国有企业巨额盈利的原因有人认为是通过规范中小企业破产、下岗分流、改制等措施，国有企业效率整体上有了较大幅度改善，甚至在一些关键指标上赶超非国有工业企业。但本文认为国有企业巨额盈利归根结底还是其自身的垄断的优势。

关键词：国有企业,效率,垄断

参考文献

[1]、勾新雨．新国有化：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经济观察报．2006年4月10日．

[2]、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http：//www．sasac．gov．cn/．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http：//www．ndrc．gov．cn/．

[4]、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2005年．

中国反垄断司法实践反思 篇10

反垄断法在美国被称为“自由企业大宪章”, 在德国被称为“经济宪法”。向来有“市场宪法”之称的反垄断法, 在完全市场经济国家中, 是确保市场规则的最重要的一部法律。然而, 在中国, 这部大法为什么遭到5年冷遇?突然发威又意味着什么?在一个正在努力从空白中完善市场的转型经济体中, 反垄断法遇到了哪些“中国问题”?

一、裁定反垄断行为的制度设计问题

在许多国家或地区, 反垄断法都有一个明确的执法部门, 韩国是公正教育委员会, 中国台湾是台湾公平教育委员会。但中国大陆与其他国家、地区由一个机构裁定反垄断行为的制度设计不同, 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商总局这三个部委都能挥舞这根大棒。与价格有关的反垄断执法是由发改委价格监督与反垄断局主要负责, 经营者集中的调查是由商务部反垄断局主要负责, 工商总局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局管剩下的部分, 这样就形成了“三龙治水”的局面。

三龙治水的局面, 会使一些案件的执法陷入尴尬。比如:价格的执法权属于发改委, 而非价格的执法权属于工商总局, 但有时候一个案件既有价格的事情, 又有非价格的事情。湖南的新车保险垄断经营案, 两方面都有涉及, 最后发改委处理了, 工商局也处理了。三家机构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 往往会出现交叉, 不能形成统一意见, 但又都不愿意放弃各自的权力。

二、执法信息不透明

由于反垄断案件处理的特性, 主管机构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在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 反垄断执法的案例均例行公开, 公众可以随时进行详细查询。而在中国, 由于信息披露并不完善, 如何使用这些自由裁量权, 外界无从得知, 这样就会造成各种质疑与猜测。自从反垄断法颁布以来, 对中国反垄断执法是否针对性执法——针对外资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质疑就一直不断。

比如, 发改委制定的《反价格垄断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就规定经营者主动“举报”并提供重要证据的, 可以酌情减轻甚至免除处罚。第一个“举报”的可以免除处罚, 第二个可以按照不低于50%的幅度减轻处罚, 其他的可以按照不高于50%的幅度减轻处罚。因为信息并不透明, 这些自由裁量权是如何被使用的, 外界无从得知。

三、政府依然很强大, 市场依然比较弱

虽然, 我国反垄断法规定了被调查者享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救济手段, 但在主管机构的强大气场中, 几乎没有企业敢提出异议。另一方面, 反垄断机构人员紧缺。目前, 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商总局这三家反垄断工作人员加起来不足百人。我国以如此少的人手, 处理如此多而且复杂的反垄断事务, 也令外界颇为担心。

四、反垄断道路上的中国式难题

在转型期的中国, 反垄断的真正难题在于庞大的国企群, 尤其是强势央企。2011年由发改委反垄断局发起的电信联通反垄断案是被被官方公开的唯一一起针对央企的反垄断案件。但是, 这起国字头央企反垄断案却遭到被调查者的强势反击, 其通过下属《中国邮电报》等媒体连续发起对发改委调查的质疑, 也令这个案件至今尚未结案。这个案例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很明显。目前, 三家反垄断行政机构均为司局级, 而这些强势央企往往都是部级, 让一个司局级的单位去调查一个部级单位, 本身存在很大的难度。当然, 在中国这样一个并非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土壤里, 要移植一部市场经济的法律, 会遇到很多嫁接问题也在所难免。

五、结语

面对中国反垄断道路上的种种难题, 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首先, 要建立一个信息披露的固定机制和程序, 要保证信息披露和披露的充分性, 加强对执法机构自由裁量权的监督。通过这种机制要非常充分地表达出政府和企业的关系, 以及政府对于市场进行干预的理由。信息披露某种程度上也是政府法律权威性的体现。

其次, 需要更加注重司法的救济程序。目前在我国反垄断法的框架下, 执行机构的裁决有可能形成终极裁决。另外, 对于反垄断法的接受方, 法律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个上诉或者申诉的司法程序, 没有给需要救济的人提供非常明显的可供救济的渠道和程序。

摘要：反垄断法向来有“市场宪法”之称, 是确保市场规则的最重要的一部法律。然而我国反垄断法颁布至今, 前五年却一直处于沉寂状态, 直到2013年才猛然发威。在中国, 这部大法为什么遭到5年冷遇?突然发威又意味着什么?在一个正在努力从空白中完善市场的转型经济体中, 反垄断法遇到了哪些“中国问题”?

关键词：反垄断法,制度设计,信息披露

参考文献

美洲电信：垄断的积累 篇11

商业人生自小而往

美国《FORTUNE》财富杂志在计算2007年全球富人排行榜时，得出一个轰动当时的结果：按2007年7月各大公司的股票市值计算，来自墨西哥的卡洛斯？斯利姆？埃卢（Carlos Slim Helu）拥有的公司市值为590亿美元（约合3776亿元人民币），这年他65岁。而此前雄踞《财富》富豪榜榜首连续13年的是全球最大的软件巨头，来自硅谷的高科技精英微软Microsoft公司老板比尔？盖茨（Bill Gates），盖茨的个人资产净值的计算值为580亿美元。

媒体提醒公众此事有不凡之处：首先，历来被西方发达国家富豪垄断财富排行榜头把交椅位置的格局，被一位来自后发国家（某种意义上说是穷国）的富豪打破。其次，这家公司资产的增值速度惊人。有人计算过，卡洛斯旗下美洲移动通信公司的股价3个月内暴涨26.5%。媒体认为，卡洛斯出现在福布斯榜单第三的位置无异于一匹黑马，同样认为在美洲富豪行列中出现美国以外的顶级富豪令人惊讶。

几乎所有报道卡洛斯生平的文章都会提到他的父亲朱利安？斯利姆（Julian Slim），一位来自中东黎巴嫩的阿拉伯裔移民，据说朱利安移民到北美洲是逃避当时统治黎巴嫩的奥斯曼帝国的征兵，在此之前朱利安名叫哈利勒？斯利姆？哈达迪。当时朱利安14岁，定居在墨西哥城，22岁时开了自己的杂货店“东方之星”。

适逢历史的转折点，墨西哥从迪亚滋Diaz三十年独裁统治时期进入长达二十年（1910～1930年）的革命和内战“风暴”期，一般而言，投资置业者会避开社会动荡期，但朱利安？斯利姆却在墨西哥城中心商业地带接盘别人避乱抛售的地块，至今媒体还在为这种逆势而为的搏杀（或曰投机）击节叫好。评论认为朱利安的这一乱中置业的行为是其家族掘得的第一桶有分量的金元。

卡洛斯大学所修专业是土木工程，他骨子里对商业的喜爱令其最终选择从商，首份职业是股票交易员。卡洛斯看到了企业资产交易和并购中产生的溢价可以获利，成立了自己的经纪公司。

1980年，手中拥有7家以上企业，涉足印刷、建筑、地产、采矿、零售、食品等行业的卡洛斯组建自己的首个多元业务集团卡拉斯Grupo Galas，用的是那间烟草包装印刷厂的名称。1981年卡洛斯并购了墨西哥第二大烟草公司Cigatam，而这家公司一直是Galas印刷厂的客户。分析者认为，Cigatam是卡洛斯商业帝国在此后崛起的现金流保证。

1982年，墨西哥陷入债务危机，墨西哥资产价格大跌，卡洛斯？斯利姆传承了乃父逆势而为的风格，大手笔介入墨西哥各产业资产重组业务。诸多濒临倒闭的企业、股价暴跌的企业成为斯利姆并购的目标。

在斯利姆并购的对象中，有诸多欧美跨国巨头在墨西哥开设的独资、合资企业。例如General Popo（通用轮胎公司墨西哥分支）、英美烟草公司墨西哥分支（40%股份）、好时公司墨西哥分支（50%股份）等。在本土企业中有墨西哥酒店业巨头Bimex、零售业巨头Sanborns、保险业巨头Seguros，实体产业有矿业公司Minera、Frisco、Empresas Nacobre，汽车部件和电缆生产商Condumex等等。

在这一波并购中，斯利姆的受益空间可以用“暴利”来形容，据说不少被斯利姆买下的企业估值仅有原值的5%。比如斯利姆花3000万美元并购的连锁零售商Sanborns到目前每年贡献的利润为5亿美元，而1500万美元收入旗下的Seguros保险公司目前估值15亿美元。分析估计，到上世纪90年代墨西哥经济复苏之后，斯利姆的投资增值为300倍。

到2007年卡洛斯？斯利姆以后发国家富豪黑马的姿态站上世界富豪榜首时，他旗下所有上市公司股票价值占到墨西哥股市总价值的一半，卡洛斯商业帝国涉足电信、航空、医疗、零售、金融、采矿、保险、烟草、餐饮等行业，雇员25万人。

垄断助力飙升

卡洛斯？斯利姆2007年首次将比尔？盖茨挤落全球首富的位置和2014年再度替换前者的财富推力，公认来自其产业集群中的电信板块。卡洛斯商业帝国中电信板块股价增值，其财富排名就上涨，反之则下降。

2007年上半年，斯利姆控股的美洲通讯公司股价暴涨了27%，同样被控股的墨西哥电信公司（固话业务为主）的股价升值11%。2014年7月，美洲移动决定分拆其业务，其股价旋即大涨10%。然而，电信业也是卡洛斯在业界、学界乃至拉美民众中受到诟病的“恶名”所在。

1988年，获得哈佛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卡洛斯？萨利纳斯（Carlos Salinas）在墨西哥执政，萨利纳斯在墨西哥大刀阔斧的私有化政策体现在1989～1992年三年间向私人（跨国）资本出让了218家国有企业，这一波私有化成就了斯利姆财富生涯的第二桶也是最辉煌的金元。

1990年，墨西哥电信公司Telmex进行资产出让，私有化顾问斯坦福大学学者诺罗杰？诺尔（Roger Noll）建议的方案认为，应Telmex分拆出让，减少日后垄断之虞，但是被墨西哥政府否决，为日后斯利姆谋取超级利润埋下了伏笔。

按当时拉美国家私有化进程的设计，包括电信在内的一切领域的一切环节向外资开放（墨西哥更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加码）。斯利姆联手法国电信France Telecom和美国西南贝尔SBC Communications Inc两家电信巨头组成并购团，击败另外两家竞争者，以18亿美元拿下这份国企私有化大单，斯利姆成为Telmax最大控股股东。

当时一些墨西哥在野党提出异议，认为斯利姆并购团出价“太低”有利益输送之嫌，斯利姆则反驳说其出价比对手高8美分/股，但至今未能得到证实。媒体认为能够印证的却是，斯利姆与当时的总统萨利纳斯关系非同一般，在并购行动的关键时刻，萨利纳斯总统出面完成临门一脚，基本把“政商联姻”的标签贴在此事身上。

nlc202309081117

Telmex在斯利姆集团旗下的确在摆脱债务困境、提高运营效率、改善服务方面有很大提升，为此斯利姆投资超过100亿美元，墨西哥电信事业也有不俗的发展，2005年墨西哥每百人电话拥有量比中国要多。

然而，墨西哥1990年的电信私有化设计中有一个关键：政府承诺将保护Telmex具有排他性垄断地位7年。

垄断地位给斯利姆带来的是强有力的扩张能力。到2007年斯利姆成为世界首富时，墨西哥电信Telmex控制着墨西哥90%以上的定点通信，50%以上的互联网业务；斯利姆旗下的美洲移动America Movil（通过并购控股）控制着70%的墨西哥手机通信市场；美洲移动拥有包括其他拉美国家在内的4000万手机用户，成为拉美地区主要移动运营商之一。

斯利姆的垄断地位一经形成就很难再通过“市场”打破，哪怕是财大气粗的发达国家外来者。例如斯利姆财经放话说，“AT&T（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和WorldCom（世通公司）想占据我们（墨西哥）的市场，它们在做梦！”而当时AT&T是排名第一、WorldCom是排名第二的美国长途电话公司。

斯利姆排除外来竞争者的手段既强悍又聪明：在通信网络的相互接入上设置障碍。AT&T和MCI（即WorldCom）抱怨，斯利姆利用定价权设定“过高”的接入费，把美国长途电话公司挡在墨西哥市场门槛之外，不与本地网络持有商合作，美国公司的通信信号无法接入。

媒体估计，斯利姆接盘Telmex之后获得的绝对垄断权实际上超过私有化初期政府承诺的7年，长达15年。诸多媒体和学者对斯利姆的做法提出质疑，认为期盼私有化后为用户带来积极意义上的“好处”——降低用户费率负担，被斯利姆的垄断行为吞噬了。

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2007年发表的研究报告，墨西哥的家庭电话月租和电话线路接入费在全球发展中国家排在最高的位置。还有报道指墨西哥被斯利姆家族垄断的行业需要本国国民付出的费用，是发达国家同样费用的4～10倍。但斯利姆自己请分析师做的研究报告则相反，认为墨西哥的电话费率仅仅高于美国和芬兰排在“倒数第三”。

有媒体认为，在一个半数民众处于贫困线以下，不少人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的国家，降低电信收费比向社会大笔捐出善款要实惠。墨西哥银行行长甚至指出，墨西哥因为斯利姆家族的垄断行为导致GDP增长率被拖低1个百分点。

如今，美洲电信在拉美地区的厄瓜多尔和危地马拉移动通信公司、巴西ATL公司和美洲通信咨询公司、阿根廷Techtel等持有股份。欧洲也开始出现斯利姆家族的“嘴”，2013年之前，斯利姆持有荷兰皇家电信集团KPN移动业务70%的股权，当年8月着手彻底拿下KPN剩余30%股权时（从控股股东变身独资寡头），被皇家电信集团基金会KPN Foundation出手搅黄。2014年4月，斯利姆家族收购奥地利电信公司的协议在奥地利签署，协议有效期11年。

媒体是这样描述斯利姆家族在墨西哥人生活中的不可替代性的：一个墨西哥人在斯利姆购物中心里开设的斯利姆银行排队，手中需要通过银行付钱的账单来自另外一家斯利姆公司，他手中的移动电话是美洲电信的产品和信号，在旁边的航空公司售票处和饭店也是斯利姆旗下的产业。

博弈之间不停步

2012年，恩里奎？彭纳？涅托（Enrique Pena Nieto）代表反对党“革命制度党”PRI当选墨西哥总统，这位总统在竞选中提出的核心纲领之一就是反垄断。

2013年3月，墨西哥三大主要政党革命制度党PRI、民主革命党PRD和国家行动党PAN联合起草了墨西哥电信改革法案。在提交给国会的法案中，核心内容是，墨西哥电信和电视行业内的企业，如果其市场份额超过该行业的50%，监管机构有权分拆市场份额“超标”者。

法案规定，外资持有墨西哥电信企业的股份上限由原先的49%调整为100%，持有电视业的股份上限由0调整为49%。成立墨西哥联邦电信自治监管机构联邦电信协会Federal Telecommunications Institute IFT（包括7个独立监管部门），IFT最厉害的职权是可以吊销违犯反垄断法规的企业牌照。

业内人士和媒体看到这个法案直截了当地指出，关于电信业的部分就是针对斯利姆家族的电信王国，美洲电信在墨西哥移动和固话市场的份额远超50%（移动70%、固话80%）。有基金人士认为，美洲电信的好日子正在受到很大压力，不光是来自竞争者的，还有来自政府的，甚至还来自美洲电信占主导地位的巴西、阿根廷等市场。

该法案提出及获得通过后，抗议斯利姆垄断行为的声音比原先多而且有力，斯利姆电信王国似乎也遭到资本市场的“预审”，股价连续下挫令斯利姆在2013年5月失去世界首富的桂冠，让位于比尔？盖茨。斯利姆在美国纽约和秘鲁利马出席商业活动时，遭到抗议者干扰，抗议者的口号就是反对斯利姆的“电信垄断”。

墨西哥联邦电信协会IFT对美洲电信正式的规管行动于2014年初开始。1月份，IFT发表报告，公布其已经在实行监管程序，要求美洲电信与其他运营商共同分享墨西哥电信网络的“最后一英里”。此前，美洲电信用昂贵的接入收费把竞争者挡在门外。不到两个月之后，反垄断的监管程序走到发出指令环节，判决美洲电信必须向墨西哥境内外其他公司开放市场。同时收到指令的还有另外一位墨西哥富豪，垄断电视行业的阿米里奥？阿兹卡拉卡（Emilio Azcarraga）。之前，IFT宣布美洲电信在墨西哥电信市场属于“优势经济主体”，符合前述电信改革法案的内容。

斯利姆显然不是会轻易束手就范的对象。在IFT的判决出来后，斯利姆立刻诉诸法院，申请对IFT的判决实行“诉前禁令”。斯利姆的理由是ITF的判决对象“有误”。称在ITF判决中，属于斯利姆家族的美洲电信、美洲电信旗下墨西哥电信公司Telmex（固话）、墨西哥电信无线通信公司Telcel（移动）、卡索集团Grupo Carso（投资）、因布萨金融集团Grupo Financiero Inbursa均在列。斯利姆认为至少卡索集团Grupo Carso和因布萨金融集团Grupo Financiero Inbursa与电信业务“无关”。

nlc202309081117

联邦法院受理美洲电信的上诉，同意审查ITF判决的“宪法合法性”。舆论当时分析认为，这一审核在法院的程序可能历经数月，斯利姆也许并不指望完全挡住ITF的反垄断步伐，只是在拖延时间，另觅良策。

2014年7月，斯利姆自身的改革方案出炉，这项改革方案的核心是分拆美洲电信业务，把美洲电信（包括移动和固话）的市场份额降到政府规定的“优势经济体”门槛：50%市场份额线下。方案确定，美洲电信的部分资产将出售给“新成立的独立公司”，这家公司将拥有美洲电信的移动基站设备和其他基础设施。从这个方案可以观察到斯利姆的良苦用心，这家新成立的“独立公司”的控制人才是关键，如果仍然属于斯利姆家族，无非是左手倒右手的游戏。

斯利姆公布的这个决定带来了一个有些意外的副产品，第二日美洲电信在纽交所的股价大涨10%。这是2013年墨西哥政府采取电信反垄断行动以来美洲电信股价颓势的一次大扭转，到7月15日，股价还上涨1%。这一上涨令斯利姆的财富估值再次超越比尔？盖茨。分析认为，投资人士看好斯利姆分拆美洲电信的行动，是基于有助于美洲电信规避墨西哥政府对其因市场份额过大进一步的监管施压甚至惩罚。

然而好景不长，到2014年年底，斯利姆在全球财富榜的排名跌回第三，身家从2014年9月份的862亿美元缩水到12月份的714亿美元，减去148亿美元，甚至低于当年年初的738亿美元。财富大缩水背后是美洲电信财务数据从原先的亮丽转为黯淡。美洲电信的数据表明，2014年三季度其利润下降高达39.3%。

分析认为，尽管当时美洲电信占墨西哥电信市场的份额依然如故，但墨西哥政府监管机构IFT的强制性收费调整奏效，美洲电信被迫“大幅度降低”本网收费，而且在2015年会进一步降低其他运营商接入美洲电信网络的收费。

2015年4月，斯利姆主导的“结束垄断”大戏终于开锣，美洲电信宣布召开特别股东大会，决定美洲电信的拆分计划。该计划的核心是成立一家“独立运营”的公司Telesites，将美洲电信的移动基站发射塔业务完全剥离给该公司，涉及10800座移动基站，这些发射塔成为公开租赁的对象，对所有运营商开放，但在初期毫无疑问美洲电信旗下的移动运营商Telcel是最大的租户。为表明“独立性”，Telesites还计划成为独立上市公司在纽交所和墨西哥交易所上市。

从本质上看，新成立的Telesites公司无疑还带着色彩鲜明的斯利姆家族印记，无非是从庞大的美洲电信躯体上派生出来的实体，斯利姆家族仍然牢牢地控制着墨西哥电信市场的大半江山。

无独有偶，2015年4月墨西哥经济贸易竞争委员会COFECE同时批准了斯利姆家族控股的因布萨金融集团Grupo Financiero Inbursa收购沃尔玛墨西哥银行业务，理由是“两家银行业务重叠，不会有负面影响”。因布萨金融集团支付2.47亿美元，得到分布在墨西哥、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厄瓜多尔等国2700家沃尔玛卖场的银行柜面。

迄今，斯利姆家族的产业扩张并未停步，其对墨西哥社会经济和民众生活消费的影响力并未减小。

中国电信之垄断 篇12

一、问题的缘起:自然垄断行业监管制度与反垄断法的冲突

自然垄断行业指那些规模经济 (1) 效益明显, 单独一个企业能够比多个企业更有效率地提供全部产出的行业。通常包括电力、电信、航空、邮政、能源等行业。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 这些业务的垄断有利于节约社会资源。但由于具有的规模经济性、成本弱增性、资本沉淀性、生产运营的网络性等特点 (2) , 使得自然垄断行业的垄断性进一步加强, 加之自然垄断行业所固有的弊端, 如高价格、低效率、信息不对称等导致自然垄断行业所处的领域被认为是典型的市场失灵领域。要解决这类市场失灵问题, 行业监管不可或缺。行业监管是专门针对市场不能完全发挥作用的特殊领域的监管, 它由独立的监管机构, 以行业法为主要依据, 对企业行为直接规制, 从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实现有效竞争。其作用与目的一方面在于减少资源浪费和过度的市场进入;另一方面在于抑制垄断定价, 维护消费者利益。相应的, 监管的主要内容是根据市场的竞争性程度控制市场进入, 防止企业滥用其支配地位, 并引导其定价行为, 即市场进入监管和价格监管。

而反垄断法则普遍适用于各个领域, 当然也一般适用于自然垄断行业, 由此在限制竞争问题的规制上, 反垄断法与针对特定市场领域的行业监管制度就产生了交叉、重叠, 从而引发了如何适用这两种制度的问题。另外, 从两种制度建立的直接目标和法律任务来看, 反垄断法的直接目标在于促进自由竞争, 而监管制度则往往具有限制竞争的效果, 因此, 行业监管必然与反垄断法的适用形成一定冲突。

从各国规制经验来看, 在自然垄断行业处于垄断与竞争并存的现阶段, 若是过分依赖监管, 可能会导致对垄断规制的不足;两种制度并行适用, 则可能产生重复规制或对同一案件作出不同裁判的风险;单纯由反垄断法规制, 则常常因无法掌握足够的信息而陷入困境。 (3) 因此, 协调自然垄断行业监管制度和反垄断法之间的关系在当前就显得非常重要。

二、比较法考察:各国反垄断法与自然垄断行业监管制度关系的比较

各国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制度的关系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

(一) 行业监管制度排他适用模式

行业监管制度排他适用, 又称为除外适用, 是指自然垄断行业内不适用反垄断法, 由行业监管机构适用行业法。这一模式普遍适用于技术落后、整个行业都不具备可竞争性的情况。一方面, 国家为了维护垄断经营状态, 克服垄断定价等问题在这些行业实行严格监管;另一方面, 又将自然垄断行业整体列入反垄断法除外适用的范围。比如美国《克莱顿法》第七条规定了基于美国民航局、联邦电力委员会等授权完成的交易不受反垄断法执法机构的审查。

但这一模式随着经济技术的进步, 出现了一些弊端, 如因不存在竞争, 企业内部甚至整个行业的运行效率低下, 亏损严重, 国家不得不给予巨额补贴以维持其稳定经营;同时相关产品价高质低, 消费者的福利损失巨大。于是, 当自然垄断行业的业务具备了可竞争性后, 这种模式基本丧失了合理性, 只能在不适宜竞争的业务领域内存在。比如美国地面交通委员会 (STB) 组织的会议上铁路运营商达成的合作协议则不适用反垄断法。

(二) 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制度双重适用模式

这种双重适用模式下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形:

1. 并行适用

是指在自然垄断行业领域, 反垄断执法机构执行反垄断法, 行业监管机构执行行业法, 二者分别同等适用。此种模式以美国在能源、电信领域的经营者集中的规制最为典型。例如,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 (FERC) 和司法部对企业集中享有平行管辖权。FCC和FERC根据电信法、能源法, 以“是否损害公共利益”的标准审查企业的合并行为;司法部则根据在任何相关市场中“是否实质性地减少竞争”的标准禁止有关合并。 (4) 虽然这种模式力图兼顾多重政策目标, 但易导致两类机构在执行过程中的争执, 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 且会造成执法重复, 加大了执法成本。

2. 补充适用

即指反垄断法对自然垄断行业与一般竞争行业不作区分, 一般适用自然垄断行业, 行业监管制度则补充适用。这种模式将两种制度的优势最大化, 以期达到最好的规制效果。但这需要将两类机构的职能清晰划分, 以便二者能分工合作、优势互补, 而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目前德国对电信、铁路、能源等行业企业滥用支配地位和限制竞争的规制, 非常接近于这种模式。例如德国将联邦卡特尔局 (Bkart A) 与电信邮政监督管理局 (Reg TP) 间的权限进行了划分。在自然垄断行业, 联邦卡特尔局因对成本分析、价格比较、相关市场界定等方面存在困难, 因而规制如拒绝平等接入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时显得力不从心;而行业监管机构因在获取相关信息等方面具有优势, 因此, 其在不排斥联邦卡特尔局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一般管辖权的情形下, 对平等接入等问题享有决定权, 从而作为对联邦卡特尔局职权的补充。此外, 联邦卡特尔局与电信邮政监督管理局之间还存在紧密合作, 例如对案件处理过程中的信息交流以及相互之间的意见征询等, 以此形成一致的评价标准, 降低裁决冲突的风险。

综上, 此种模式有利于发挥两种制度各自的优势, 实现多重政策目标以及提高规制的效率, 但难以协调两类机构各自的权限。

(三) 反垄断法统一适用模式

反垄断法统一适用模式, 是指自然垄断行业由反垄断法统一规制, 行业监管机构不再监管。这种模式基于自然垄断行业转变为一般竞争行业的前提。当自然垄断行业的全部业务都具有了可竞争性后, 行业监管机构的监管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目前, 采用这种模式的只是个别国家和地区 (如新西兰、澳大利亚、荷兰、欧盟等) 或个别限制竞争事项上 (如德国对企业合并问题的规制) 。 (5) 以新西兰为例, 其没有设立负责电信、电力等行业监管的专门机构, 而是全面适用竞争法, 由其竞争执法机构 (商业委员会) 同时负责执行竞争法和《电力改革法》、《电信法》等;其行业法只要求企业披露服务和经营业绩信息, 而对于互联互通的费用等, 政府是不干预的, 均由运营商之间达成的商业协议来确定, 若协议违背自由竞争精神, 则可以通过诉讼来解决。

这一模式虽然保证了反垄断法的统一适用, 减少不同执法机构间的冲突有利于提高执法效率, 但相比于监管事前规制的特点而言, 这种事后规制增加了不确定性, 其执行效果也很难令人满意。基于此, 德国也只是在企业合并的问题上由联邦卡特尔局统一管辖, 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四) 小结

由上述对各国反垄断法与自然垄断行业监管制度关系的比较来看, 每一种模式都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 都有其适用空间。就目前而言, 绝大多数限制竞争问题都适用行业监管制度与反垄断法的双重规制, 极个别问题上由行业监管制度排他适用或反垄断法统一适用。从各国实践来看, 行业监管制度排他适用的空间逐渐缩小, 而反垄断法的适用在逐渐加深。

三、中国反垄断法与自然垄断行业监管制度的关系现状

(一) 中国自然垄断行业监管的改革

中国自1978年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 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 科学技术也不断进步, 等等这些都弱化了自然垄断行业的垄断性, 导致政府监管失灵。由此, 自然垄断行业进行了引入竞争的改革。以电信业为例, 上世纪80年代之前, 我国电信业一直由政府垄断经营。随着垄断弊端的凸显, 我国开始对电信业进行改革, 引入竞争。目前电信业已不再处于绝对垄断的地位, 其自然垄断属性已弱化, 但还是处于垄断与竞争并存的阶段。再以铁路行业为例, 到2003年年底, 除了铁路行业外, 其他行业经过改革后逐步形成了政企分离、市场竞争、产权多元化以及相对独立监管的格局。直到2013年的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中, 铁道部被拆分重组, 拉开了铁路行业改革的大幕。同时, 电力行业的改革也重新启幕, 2003年成立的独立监管机构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被并入了国家能源局。等等这些改革都对中国新形势下的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 即要将垄断行业监管真正建立于法治的基础上。

(二) 中国反垄断法对自然垄断行业的规制

2008年中国《反垄断法》实施, 其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 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 并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 维护消费者利益, 促进技术进步。”根据立法者的解释, 其中“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应当包括自然垄断行业。可见, 该条不仅强调了国家对这些行业的保护, 而且也明确了这种保护并非反垄断法的豁免或除外适用。事实上, 中国《反垄断法》没有专门针对自然垄断行业的豁免和除外规定。因为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垄断法一样, 中国《反垄断法》对垄断地位或市场支配地位本身并不反对, 但对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行为进行规制, 因此诸如电力、铁路等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企业所进行的垄断高价、搭售, 进行垄断协议等限制竞争行为, 将会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因此, 中国反垄断法是一般适用于自然垄断行业的。

(三) 中国反垄断法与行业法 (6) 的关系

目前, 中国现行大部分行业法中部委规章居多, 立法权威性不够, 立法形式也不统一甚至冲突;同时, 这些行业法都不能体现科学监管的要求, 且或多或少都体现了行业保护或行业性垄断的特点。因此, 现行的行业监管规范对垄断行为的规制是非常有限的。例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零散地规定了供电企业“不得拒绝交易” (第26条第1款) 、“不得歧视” (第41条) 、“不得滥收费用” (第43、44条) 等规制垄断行为的条款。因此, 当这些行业法对垄断行为没有规定、规定不明或与《反垄断法》发生冲突时, 怎么办?中国《反垄断法》对于其与行业法间的关系, 并未明确规定。

由前文可知, 目前自然垄断行业处于垄断与竞争并存的阶段, 反垄断法在自然垄断行业的有效适用就是要实现垄断与竞争的合理组合, 而该行业的特殊性也要求在适用反垄断法时更多地考虑到垄断的合理性。同时, 这类行业又受行业法的规制。在这种既受行业法又受反垄断法的双重规制下, 很可能引发规制标准的双重化与复杂化, 从而导致判断上的矛盾, 进而损害规制的有效性和可预测性。 (7) 由此, 在该领域协调好行业监管与反垄断法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

四、自然垄断行业监管制度与反垄断法的协调

对于自然垄断行业监管制度与反垄断法关系的协调, 首先应明确两者之间的差异, 其次根据各自的目标、优势等构建两者之间的协调机制。

(一) 两种制度之间的差异

两种制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制度功能和目标不同。监管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适度引入竞争, 在不具备竞争的条件下, 严格市场准入, 维护合理垄断。在改革的初级阶段, 通过按照业务类型的拆分, 打破一体化的市场结构, 为竞争创造条件。反垄断法的功能在于维护竞争, 它一般不会容忍一个垄断性行业的存在, 却无法凭借一己之力促进垄断性行业向竞争性行业转变。企业完全可以在不触犯反垄断法的情形下取得优势地位。即使企业违反了反垄断法, 反垄断执法机构也很少通过拆分来恢复一个行业的竞争性。 (8)

第二, 规制时间不同。行业监管制度通过市场准入、规定价格上限、界定平等接入与互联互通的法律义务, 侧重对企业行为的事前 (ex ante) 引导, 构建竞争秩序。而反垄断法更侧重于事后救济, 即在证明企业行为违法后对企业进行处分, 也就是通过对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禁止来维护竞争秩序。

第三, 规制机构各有优势。一般来讲, 行业监管机构基于与被监管行业长期的密切联系, 掌握有关这些行业丰富的安全、技术、发展动态等方面的信息, 其专业性更强, 但因其只执行行业竞争规则, 在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发生冲突时, 往往更重视产业政策, 容易被利益集团“俘获”。而反垄断执法机构虽然缺乏足够的技术、信息资源, 不能够及时、有效地规制不断变化的相关行业问题而陷入执法困境, 但反垄断执法机构负责反垄断法在市场各个领域的适用, 有丰富的执法经验, 在适用反垄断法方面更具权威性, 独立性更强, 因此不易被“俘获”。且反垄断执法机构拥有行业监管机构所不具备的救济方法, 例如刑事处罚、三倍赔偿等。可见, 两种制度各有优势。

(二) 协调机制的构建

尽管两种制度之间存在诸多差异, 但其目标均是要实现有效竞争和社会整体效率最大化, 由此使得它们的协调成为必要和可能。在当前垄断和竞争并存的阶段, 既需要加强反垄断法的适用以弥补行业监管制度的不足, 也需要行业监管制度来克服反垄断法适用所面临的困境。因此, 在进一步深化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改革和加强反垄断执法的过程中, 我们有必要在中国《反垄断法》和行业监管法的框架内建立两种制度之间的具体协调机制。

第一, 确立以不违反反垄断法立法宗旨的冲突解决原则。如前文所述, 中国《反垄断法》是一般适用于自然垄断行业的, 但该法并没有规定在其与行业法竞合时如何适用的条款。其实, 该法草案第2条第2款曾规定:“对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但审议时该款备受争议而被删除。因为一方面按照《立法法》第83条的关于“特别法”优于“一般法”适用的规定 (8) , 其适用是有条件的:即二者是同位法, 且须由“同一机关制定”。而该草案不加限制地规定行业法优先于《反垄断法》的适用, 违反了《立法法》。另一方面, 按照《立法法》的这一规定, 像《电力法》、《电信法》等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所包含的反垄断的条款与《反垄断法》不一致时, 应优先适用, 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反垄断法》形同虚设了。因此, 从立法角度, 可以考虑借鉴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第46条的规定:事业关于竞争之行为, 另有其他法律规定者, 与不抵触本法立法宗旨之范围内, 优先适用该其他法律之规定。这样规定既可以保证《反垄断法》普遍适用于自然垄断行业, 同时又使得有关行业法的特别规定可以优先适用。当然, 这并不排除根据市场竞争结构和行业经济发展情况对行业法的有关内容予以适时修改, 从而实现两者之间的动态协调。

第二, 建立两种制度分工合作机制, 合理划分反垄断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的管辖权。

首先, 在制度模式的选择上, 从前文对各国关于两种制度关系模式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就绝大多数限制竞争问题, 各国都适用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制度的双重规制, 只有在极个别问题上由行业监管制度排他适用或反垄断法统一适用, 并随着行业竞争性的不断提高, 反垄断法的适用逐渐加深。从目前来看, 我国的自然垄断行业处于垄断与竞争并存的阶段, 一方面, 我国现有监管制度存在较多缺陷:如监管机构不够独立、不具备足够监管权限、监管内容、方式落后等;另一方面, 我国《反垄断法》只有短短57个条文, 存在诸多缺陷:如缺乏对除外适用条件的限定, 缺乏对滥用支配地位行为抗辩理由规定的可操作性等 (如未明确“正当理由”) , 加之颁布实施时间不长, 也不具备足够的执法经验等。因此, 在制度模式上, 应由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制度双重规制。具体而言, 对自然垄断行业的规制, 《反垄断法》一般适用, 起基础性作用, 行业监管制度的适用则为必要的补充。

其次, 两种制度之间尽管如上文存在种种差异, 但二者之间有着共同的目标即实现有效竞争和社会整体效率最大化。而实现这样的目标, 需要发挥二者各自的优势:行业监管机构在专业知识、信息对称、熟悉企业行为等方面具有优势, 故对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禁止拒绝交易、严重限制竞争的垄断协议等, 可通过事前监督督促垄断经营者履行其平等接入、互联互通的法律义务, 引导其行为, 从而使反垄断法事后规制垄断经营者拒绝交易或实施歧视性待遇的负担减轻;而反垄断法在对企业集中的规制上则具有优势, 因这种规制主要是分析市场结构变化对竞争造成的影响, 较少以行业信息为基础, 且反垄断执法机构适用竞争规则也使得监管机构被俘获的风险降低。由此可见, 两种制度优势互补, 须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 在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基础上, 进行针对性的制度设计:在自然垄断行业, 对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竞争协议的规制由行业监管制度对反垄断法的一般适用进行补充;对于这些行业中不具备可竞争性的特定事项, 由行业监管制度排他适用, 当然应针对不同行业具体规定该些特定事项;对于企业集中 (合并) 问题, 由反垄断法统一适用。具体在行业监管机构和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管辖权上表现为: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反垄断执法机构享有对自然垄断行业内的限制竞争案件的管辖权, 相关行业监管机构享有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协议案件的管辖权, 但该管辖权不排除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管辖, 而只限于对反垄断执法机构管辖权的补充;对于企业集中的竞争审查权为反垄断执法机构专属管辖, 而行业监管机构专属管辖的事项则针对不同行业具体规定。

最后, 对于共同规制的案件, 两类机构应相互合作, 合作的方式可以为共同制定反垄断工作指南, 建立双方之间的程序合作和信息共享。例如可以授权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为有关部门制定行业法提供咨询意见, 统一竞争问题上的标准, 确保二者追求的目标一致;在决定特定事项前, 由反垄断执法机构和行业监管机构征询对方意见, 使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制度获得一致的适用效果。

第三, 加强对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机构的法律监督。在法律适用上, 由于市场竞争具有普遍价值, 反垄断法被称为“经济宪法”, 行业法的适用应在不违反反垄断法的立法宗旨的范围内, 才能优先适用, 因此, 一般而言, 行业监管处于反垄断法的审查之下。虽然行业监管机构可以在特定垄断行业更多地考虑垄断的合理性, 但若其本身实施了如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时, 自然要适用《反垄断法》第51条的规定, 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处分。反垄断执法机构也可以向有关机关提出依法处理的建议。虽然该些规定约束力度不够, 但毕竟反映了反垄断执法机构对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机构的反竞争行为有一定的法律监督权。此外, 对于垄断行业监管机构对竞争主体进行的处罚, 应进行司法审查, 审查的重点应为法律适用问题, 从而加强对监管机构的监督。

摘要：反垄断法和行业监管制度作为一国经济法律制度中的两个重要领域, 尽管二者的最终目标都是保护和扩大经济和社会福利, 但建立的直接目标和法律任务是不相同的。反垄断法在于促进自由竞争, 而行业监管制度往往具有限制竞争的效果, 因此, 反垄断法的适用与监管之间形成一定冲突。但中国《反垄断法》并没有对其与行业监管制度之间的冲突做出任何合理解释。总结各国的立法和经验, 文章提出确立以不违反反垄断法立法宗旨为原则的思想, 建立二者分工、合作机制、合理划分各自的管辖权, 并加强对垄断行业监管机构的法律监督及规范, 从而协调二者之冲突。

关键词：自然垄断行业,行业监管,反垄断法,冲突,协调

注释

1规模经济:是指随着产量增加, 产品和服务的每一单位的长期平均成本不断下降的现象.

2成本弱增性:是指某行业中某单一企业生产所有各种产品的成本小于若干个企业分别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之和的情形.资本沉淀性:是指传输网络及相关设备等固定投资只能用于特定行业的产品或服务, 投资一旦形成就难以用于其他行业.

3张占江.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制度关系的建构——以自然垄断行业内限制竞争问题的规制为中心[J].当代法学, 2010 (1) .

4张占江, 徐士英.自然垄断行业反垄断规制模式构建[J].比较法研究, 2010 (3) .

5此处的行业法包括有关行业反垄断的各种法律、行政法规、部委规章等.

6王先林主编.中国反垄断法实施热点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295.

7张占江, 徐士英.自然垄断行业反垄断规制模式构建[J].比较法研究, 2010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