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面食风俗文化论文

山西面食风俗文化论文（精选10篇）

山西面食风俗文化论文 篇1

浅析山西面食文化

1.背景

面食文化是以面食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围绕着面食的历程、特点、饮食习惯而不断发展的过程。

1.1 形成

一种文化的形成必然会有悠久的历史，山西的面食文化也不例外，悠久历史的积淀使山西面食文化达到了令人不可想象的程度，山西面食在汉代已经出现，宋代得到丰富，明代进一步完善，清代得以大面积传播。

山西面食文化经过时代的沉淀，不断完善，才得以形成今天的山西独特的面食文化，是经过时间的考验而形成。

1.2 地理区位

任何区位的饮食文化模式，是由环境、气候、植被等因素长期变异所决定的。

山西地处内陆高原山区，季风性大陆性气候显著，大小旱灾多易发生，可谓十年九旱。

山西除汾河两岸外，大都为山区，适宜耐旱五谷生长。

历史上，交通又不发达，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别明显。

在这样的条件下，取材于当地所产小麦、玉米、高粱、谷子等杂粮，限定了饮食向着面食文化模式发展。

而面食文化模式的发展也促进了农业种植向杂粮种植发展。

再者，山西中北部地处高寒之地，对饮食的要求自然是温热型，且食用方便，而面食恰好符合这一要求。

1.3 人文因素

山西任何一个地区的人，特别是农家妇女，都能做一手可口的面食，通过煮、蒸、炸、烤等手段，把单调繁琐的家务，变成了诗化的劳动。

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提高饮食文化的生产技术并非需要丰富的知识，而是每一个文化社会赖以存在并成功的基本保证，而这个基本保证无疑得力于广泛的群众性。

山西曾经是中国商业的中心，山西商人(晋商)在我国清代发展过程中有着特殊地位。

晋商除了具有民间共同的饮食习惯外，还有着自己独特的饮食风俗。

在他们的饮食中，主食也以面食为主，烧、蒸、煮、炸的诸般面食，从造型到花样乃至风味，都达到了精益求精的程度。

因此可以说，山西商人的饮食习惯对山西面食文化的形成也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2]。

2.特色

山西面食独特的食物结构、烹调技艺以至饮食风尚，有着浓郁的黄土高原气息和传统的生活特色，大范围属“北方型”，但与毗邻的陕西、河南等诸省区相比，既有相通的民族性，又有其独特的地区性[3]。

2.1.精益求精

山西地理环境复杂，气候差异大，造成了粮食生产及饮食习惯的差异。

大致南部以小麦为主，中部和东南部以谷子、玉米、高粱等杂粮为主，北部以莜麦、荞麦、大豆为主。

特定的自然条件与传统农业，为山西的面食提供了物质基础。

山西人制作饭菜较为讲究，花样多，品种全，饮食丰富多样。

即使家常便饭，也非常讲究烹饪技术，善于粗粮细做，细粮精做。

民间经常食用的面食就有五六十种，令人眼花缭乱。

尤其是杂粮面食品，堪称山西面食一绝。

例如，风靡山西的包皮面就是山西人民智慧的结晶，单纯的粗粮面涩粘，入口难以下咽，而将白面与粗粮面合二为一则既解决了粗粮面的难以入口，又解决了吃饱的问题，一举两得。

直到现在，尽管生活已经大大改善，但包皮面还是山西人喜食的面食品。

2.2种类丰富

山西面食既然已形成一种文化，其规模必然蔚蔚大观。

蒸、炸、煮、煎、烤等诸般手段样样俱全，依次形成的面食种类令人眼花缭乱。

仅普通农家每日面食，若刻意追求，可以做到一个月面食不重样。

那些以不同材料和成的面团，在农家妇女手里，经擀、削、拨、抿、擦、压、搓、漏、拉等手段，普通的面团在山西人手中可以做出拉面、刀削面、刀拨面、饸饹、剔尖、猫耳朵、揪片、油泼面等，而且除了使用白面外，山西人广泛使用高粱面、豆面、荞面、莜面、小米面、玉米面等多种杂粮制作不同式样的面食，各有味道，别具特色。

施之以不同的浇头，便可变幻出姿态各异，色、香、味俱佳的面条。

山西面食有三大讲究，一讲浇头，二讲菜码，三讲小料。

浇头有炸酱、打卤、料、汤料等。

菜码很多，山珍海味、土产小菜等可以随意而定。

小料则因季节而异，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

除了特殊风味的山西醋，还有辣椒油、芝麻酱、绿豆芽、韭菜花等。

3.独特的饮食习俗

山西人的饮食习俗在北方地区是非常独特的。

特殊的经济、地理、人文环境等因素形成了山西独特的面食文化，而面食文化又孕育了山西人特殊的饮食习俗。

3.1 喜好面食

山西人嗜好面食，这种习惯由来已久。

除晋南部分地方外，各地居民大多如此，且山西人过去吃饭少有蔬菜，全凭盐、醋相佐，口味明显偏重，从生理上需要大量水分，形成了喜汤食的习俗，吃干面条后喝点面汤是山西居民最为突出的饮食习惯。

3.2 爱吃盐醋

山西民间人爱吃盐、醋的习惯，历史悠久，区域广泛。

这同当地的水土特征、自然气候和多数人以杂粮为主的生活条件有着直接关系。

如贫乏的餐桌上，全靠盐、醋来调味。

一方面艰苦的劳作之后，身体需要大量盐的补充。

山西“水硬”，即碱性强，加上山西人以杂粮为主，如高粱、莜面等，都是不大好消化的，需靠醋来中和、助消化。

醋的营养价值颇高，并有一定的食疗作用。

山西各地几乎都有自己的名醋，其中“山西老陈醋”味道最好，堪称调味佳品。

山西民间日常饭菜用盐量也非常大。

民间有“咸香咸香，无盐不香”之说，人们对盐的重视由此可知。

山西人吃“味重”食物的习惯至今仍无多大变化。

3.3 居家饮食

一些农村在夏秋暖和时节，有站街吃饭的习惯。

人们盛一大碗饭走出院门，或站蹲门口，或到街中、大树下，聊天吃饭两不误，趣闻笑谈、家长里短得以交流。

山西面食风俗文化论文 篇2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大力推进山西面食品牌建设,山西刀削面行业也涌现出了佰合园、顺溜、山西会馆等代表性企业。2007年,中国烹饪协会授予山西“中国面食之乡”称号;2001年以来,我省先后举办了4次面食文化节;2013年开展了“晋人晋菜晋味道”系列主题活动;2014年开展了“山西美食走进联合国”系列活动。这些活动彰显了山西面食文化魅力,对实施山西面食“走出去”战略,增强山西面食文化影响力和辐射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山西面食产业的优势

山西特色面食文化底蕴深厚,品种数量之多,居世界之首。改革开放30多年来,山西特色面食产业传承悠久历史,融合时代元素,在发展中不断状大,产业体系不断健全,产业规模和效益初步显现,成为我省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

一是品牌效应突出。山西是“中国面食之乡”,特色面食本身就是品牌,尤以山西刀削面著称,在全国家喻户晓,成为山西文化的符号。山西特色面食文化数千年的历史积淀,已无形中促进了市场培育和成熟。发展以刀削面为代表的山西特色面食产业,也可与山西文化形象建设和旅游产业发展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二是产品种类丰富。从品种来看,山西面食品种多达400余种,常见的有刀削面、刀拨面、剔尖、河捞、猫耳朵、栲栳栳等数十种;从食材原料来看,有小麦粉、高梁面、玉米面、荞麦面、莜麦面、豆面、米面等,几乎所有粮食类和小杂粮类作物皆能入面,风味各异;从做法来看,根据不同风味和喜好,有煮、炒、炸、烤、焖、蒸、煎、烩、煨、拌、蘸等多种做法。除此以外,山西特色面食还讲究浇头、菜码和小料,浇头有打卤、汤料、炸酱、蘸料等近百种,菜码根据季节因时而异,小料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随意佐餐,别有风味。

三是产业基础较为雄厚。面食原料生产方面,山西小杂粮生产量大,供给充裕;面食加工方面,已在太原、长治、晋中、临汾、运城等地产生双合成、六味斋、佰和园等一批具备一定规模的面食加工企业;面食餐饮方面,省内已有顺溜、老太原、银河飞渡、面前一亮等山西特色面食品牌,省外也有九毛九老面馆等山西面食连锁企业。山西特色面食产业体系的初步形成,为今后的规模化经营、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营销奠定了较为雄厚的基础。

四是区位优势明显。山西地处中部,是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已初步建成四通八达的物流通道。近年来,随着冷链物流技术的迅速发展,山西特色面食的配送范围进一步迅速拓展,按500 km的辐射半径测算,辐射范围可覆盖陕西、内蒙、河南、河北、北京、天津等以面食为主的广大北方地区,配合互联网+、电子商务等新模式,还可实现线上购买线下快速配送的现代物流方式变革。

五是市场空间巨大。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消费习惯的改变,面食将逐步由家庭和餐饮自制转向社会化生产、商品化供应。据测算,我国城乡米面及相关产品有一万多亿元的市场潜力,为山西特色面食产业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特别是在以面食为主的广大北方地区,市场空间极为广阔,近年来,南方市场的需求和接受度也在不断提升。

刀削面标准出台

山西面食种类繁多,深受人民喜爱。山西刀削面被称为山西面食之王,独特的加工,鲜明的特色,吸引四方,享誉世界。山西百姓家庭,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几乎家家都会做刀削面。所以,山西刀削面成了山西人手中的宝,成了山西面食的符号。虽然,山西刀削面如火如荼,但却没有统一的制作规范,各大企业各自为战,导致口感千差万别,很难走出去。

可喜的是,历时达1年之久的《山西刀削面制作规范》发布实施了。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时刻,它标志着山西餐饮业有了第一个行业标准,是山西餐饮业发展史上乃至中国餐饮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山西面食餐饮,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要把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做成标准,难上加难。首先是观念问题。为此,我们走访基层进行调研,向老技师请教,到榆次面乡情了解标准化生产情况,到山西会馆观看山西刀削面制作过程,我厅起草小组的同志还到大同、长治、晋城去实地感受,可以说,只要有机会就要关注刀削面。我们查阅资料,收集兰州牛肉面标准,研究他们的做法。到北京拜访中烹协,得到理解和支持。我们还派人到韩国进行考察,特别是山西美食走进联合国活动引起轰动,并由海外海牵头在美国洛杉矶开第一家山西刀削面馆遇到的资质审核时,我们更感到了制定山西刀削面标准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再难,我们也要出。观念的提升,形势的发展,使我们下定决心。

山西刀削面标准问世了,它标志着我们有资本保护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发展的今天,由于没有标准,仅名称就五花八门,有叫大同勾刀面的,有叫七中削面,省外甚至出现了河南刀削面,国外出现了日本刀削面,如果我们不尽快出标准,山西刀削面就有可能变异,有可能被别人抢注。现在,标准出来了,概念明确了,定义有了,类别有了,山西刀削面就是分为手工制作和机制加工两大类4品种,分别叫做弯刀山西刀削面、勾刀山西刀削面;削制山西刀削面和压制山西刀削面。有了名称,有了标准,得到法律的保护,特别是山西刀削面特有的知识产权,就不会被别人轻易侵犯。只要按照标准加工出来的刀削面,就是山西刀削面。因此,有了标准,无行之中就宣传了山西面食,传播了山西面食文化。

山西刀削面标准问世了,他标志着我们有资格规范面食加工行为,保障山西刀削面特有的质量、风味、口感,维护经营者和消费者利益。食材用什么,和面用水多少,分几个步骤,饧面用多长时间,揉面分几步,注意事项,刀工、成形,规格感官,长多少,宽多少,煮多长时间,常用的面卤调和,标准都写的明明白白。凡是执行了标准,按标准进行加工制作,就是保障了消费者权益,保持了山西刀削面特有的内在品质。

山西刀削面标准问世了,他标志着我们为山西刀削面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提高产品核心竞争力,推动山西面食做大做强创造了条件。山西刀削面被称为山西面食之王,但由于山西刀削面的准入门槛较低,没有规范的制作标准,已远远落后国内同类产品发展。

山西刀削面标准问世了,我们就要宣传它。让它进餐馆,进家庭,广为传播,深入人心。不仅从业人员要知道,消费大众也要知道。这样才能为贯标用标营造良好的氛围。

山西刀削面标准问世了,我们就要应用他。标准不只是用来看的,躺在那里不用,还不如不出台。今后,餐饮饭店凡是加工山西刀削面的,就不要再搞自己的标准了,执行省里的标准就行,因为核心的东西标准都有。

山西刀削面标准问世了,我们就要把金子擦亮,让金子闪闪发光。长治佰和园、顺溜、老太原等品牌企业以及晋祠宾馆、迎泽宾馆、山西会馆、海外海等大企业、窗口企业,要带头做,用行动告诉消费者,我们的刀削面就是执行标准,正宗的山西刀削面。有了典型示范,榜样引领,山西刀削面这块金子招牌,一定会越擦越亮。

中国面食在山西 篇3

面食文化孕育着山西人的智慧。山西地处黄土高原，风沙大，蔬菜生长期短而相对缺乏，过去受各种条件的制约，吃饭首先要考虑省菜，面食可用一菜配一面的方式食用，不仅解决了蔬菜短缺的问题，而且以面食为原料的山西小麦和杂粮，由于生长期长，温差大，本身就聚积着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对于山西人来说，吃面食是老天爷的恩赐，是土地爷的厚爱，食用起来方便、经济、实用、健康。在山西有这样的口头禅：“三十里的莜面，四十里的糕，白面馍馍饿断腰”。意思是说若是对于一个挑担子做劳力活的人来说，食杂粮比吃白面能耐饥，能够行走更远的路程。

面食文化与中国古老悠久的历史相连，距今4 000年前，中国便有了小麦，并用杵、舀、盘、棒、碓等工具，先“谷物脱壳”再“粒中取粉”。在历史的长河中，山西对面食发展的贡献不用细细考证，南北朝时代，山西人在孩子出生3天后，就有用“汤饼”(水煮的面片)来招待亲友以示庆祝的习俗。从孩子过13虚岁，到结婚办喜事，到老人祝寿，只要在山西就离不开用面食庆贺的传统。因此，从来就有“世界面食在中国，中国面食在山西”这一说法。从山西北部的大同、雁北，到南部的运城、平陆和芮城，一日三餐无面不食，无面不饱。即便到鱼米之乡的南方出差，山西人也念念不忘找碗面吃。包括省城太原在内的晋中人，对面食更是情有独钟，他们不仅吃得细，花样多，变化新,面食出品的水准也极高极快，还讲究营养搭配。

就原料来说，山西的小麦、谷子、玉米、高粱、荞麦、莜麦和豆类都可成面，而面食的花色之多难以胜数，技术之高更令人叹为观止。目前广为流行的小麦面食有：刀拨面、刀削面、拉面、猫耳朵、抿蛐、、擦面、剔尖、掐疙瘩、春饼、烧麦、粑饼、脂油饼、花馍、水饺等上百种。山西面食所以好吃，百吃不厌，也离不开四季有别，种类繁多的浇头(或称卤汁)和菜码(吃面时配备的各式佐餐菜肴)与小料(吃面时配带的各种小调味)，吃法上还分为烧卤、对汤、凉拌、炒烩、蒸焖，难怪人们说山西面食是“一样面百样吃”。山西面食制作的技艺十分讲究，如刀削面的制作需要用钢片制成的瓦形刀，将手中的面团削成片入沸水锅中，成品要求削成约20 cm长0.5 cm宽的三棱或扁条形状。山西的一根面(拉面)可以拉到100多米长。小米、荞麦面、莜面等也可制成各种包皮面、莜面栲栳、小窝头等，近年来杂粮的营养和药用价值不断被人们所认识和利用，如荞麦食品是降血脂的佳品，燕麦含糖少，蛋白质多，纤维素高，是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患者的理想食品。

山西面食广告词 篇4

2. 西安老王，面点之王。

3. 西安老王，面超大唐。

4. 西安老王，美食之王!

5. 西安风味，尽在老王家。

6. 西安的味道，家的味道。

7. 西安传统味，美食老王家。

8. 味道独特，手艺独道。

9. 味道独特，口味独道。

10. 西安老王家，只做功夫面。

11. 西安老王家，真有面子!

12. 西安老王家，味道就是佳。

13. 西安老王家，深圳第一家。

14. 西安老王家，您身边的老王面食。

15. 西安老王家，面享你我他。

16. 西安老王家，面食顶呱呱。

17. 西安老王家，面点享万家。

18. 西安老王家，面点老行家。

19. 西安老王家，美味萦特区。

20. 西安老王家，美味你我他。

21. 西安老王家，家乡的味道。

22. 西安老王家，传统老西安。

23. 西安老王家，尝鲜特色面。

24. 西安老王家，别处吃不到。

乡村面食散文 篇5

饮食，代表着一个地方的特色，也彰显着一个地区的文化。

我们民乐一带的饮食习惯，不论城乡，大都以面食为主。特别是出自乡村农妇手中那些做工精细、花样繁多、清香爽口的面食，总给人无尽的回味。

我的家乡是祁连山下的一个小村。我对面食的认知，仍然停留在我生活的那个年代。乡村人吃饭虽没有城里人吃得讲究，不太注重营养搭配。但她们做出的面食，看一眼，你就会感到饥肠辘辘，胃里的馋虫使劲向你叫板。

离开老家三十多年了，有个大事小情偶尔回去，也是来去匆匆。但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时代如何进步。家乡节日的习俗，以及婚嫁喜丧的风俗，宴席桌上那些花样翻新的面食，仍是我无法割舍的乡情。

就最普通的馍馍做法，不管是蒸，炕，炸，首先是发面。要将发面的酵子泡软融化，一遍遍清水，直到闻起来没有馊味，再放面粉，搅拌均匀后发酵。其次是水的温度，不能高，也不能低，在无法估计温度的情况下，主妇们个个都有掌握水温最简单的办法。那便是添在锅里的冷水，烧到底部的水开始冒泡，快要沸腾起来的时候，这个温度便是最合适的。然后是渐次将水淋在面粉上，手不停地搅拌、揉搓，让水漫漫浸入面粉，再将其揉成面团。特别注意的是，不能一次性将水倒入面粉中，按主妇们的话说，水不能伤到面粉，因为万物皆有灵性，再巧的主妇也不能将受了伤的面粉做出好面食的。

和好的面要放在案板上，反反复复的折叠揉，一遍又一遍，直至揉到面团均匀光滑，不粘案板，然后入盆，放在温度适宜的地方开始发酵。

这种做面食的方法，程序虽然繁琐了一些，但做出的面食，不论是火候紧凑的烙饼，还是温火炕出的锅盔，入口是那种甜滋滋的味道，柔中有绵，绵中带有韧性。

就拿家家常做的蒸花卷来说，从擀面皮的薄厚，抹清油的均匀，以及各种食用颜料的用法等，都得掌握好适度。如，绿色的香豆应该撒抹在面皮的边上，紫色的红苣与姜黄的搭配要显得艳丽、柔和。折叠卷好，切开更要像花朵的样子。这一道道工序，无不显示出村妇们精湛的手艺和丰富的想象。花卷进锅后还有一个关键的环节，那便是火候的掌握，火烧得太旺，锅里的水若溢上蒸笼会浸透馍胚，或是馍馍不熟水熬干。火势疲软的话，蒸汽自然会小，那样馍馍会溜锅，不起萱，意思是不饱满。所以火候一定要掌握的恰到好处。

有经验的主妇，从和面到烧火，从馍馍上蒸笼到出锅，隔时段烧火，心中是有数的。那一笼笼经她们的手出锅的花卷，仿佛开放的花朵，艳丽，清香，人的胃口一下子就被激活了。

记得那些年，只要逢年过节，或是村子里谁家遇到婚嫁丧事，那就算是大事了。邻居的婶子、或是隔壁的大妈们都会去帮忙。不管严寒伏暑，她们都会脱去上衣，卷起衣袖，搬起整袋整袋的面粉，和在一个又一个大盆里，大团大团的面，经她们的手，成为敬神祭祖奠亡灵的食品，或是席桌上美食中的点缀。

那年节上的花馍馍更像展览馆里的艺术品。中秋节的大月饼，层层面饼抹上清油，撒上不同颜色的.食料，一层面饼表示一个月份。农家人把一年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这十二层的月饼中。除此之外，还有寓意五谷丰登的麦穗，玉米，象征幸福吉祥的花朵，属有幻想的猴子抱松树，玉兔守月亮，希望家畜兴旺的马、牛、羊、鸡、狗等。

春节又是一年最为圆满的节日。那油汪汪的炕陀螺，小巧玲珑的炕花花，金黄金黄的糖花儿，油棒子，饱满丰盈的灶卷，灶马胡子，圆溜溜的大供养，无不显现出村妇们精工细作的手艺。

最隆重的要数除夕夜接造神的大馍馍，除了层次分明的清油食料，里面还要卷上红枣，硬币。大年初一早上，家人围坐在一起，谁要吃出花馍馍里面的红枣和硬币，就预示着来年喜事连连，好运当头……

五谷粮食展现着农家人对生活的希望，面食里寄托着乡村妇女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和对幸福的憧憬。我老家有这样一句俗语：一样粮食百样吃。就是说，粮食只有麦子，青稞，但每人做出的食物不单是花样不同，味道也不同。单就小麦面的做法，民乐南丰、永固一带的农家人，除了烙干粮，蒸花卷，还发明了另一种做馍馍的方法。就将发酵好的面，使用纯碱揉好，擀成圆形薄饼状，抹上清油，撒上磨成粉的菜籽，胡麻，卷成圆筒，切成段，一个一个小卷直立，拼成形状，放入用生铁铸造的烧盒锅里，加上盖，放入煨好的柴草灰中，火候不能太大，那样会是皮焦里儿生。所以只能是事先让柴草燃烧一阵，再将烧盒在余灰中慢慢煽荆烤到面皮飞起一片金黄的霞光取出。咬一口，皮儿筋柔，香脆爽口，更像绽放在农家女心头美丽幸福的花朵。这就是闻名十里八乡的“民乐烧盒子”

民乐南段属高寒地区，特别适宜农作物青稞的生长。那些年，小麦的种植面积还不及青稞多。所以，在我生活的那些年里，家家的主食大都以青稞面为主。青稞面干粮，青稞面凉面，青稞面面条。还有就是将青稞放在石碾子上取皮，磨成细颗粒，取名珍子。这种饭的做法是均匀地将珍子撒入铁锅的沸水中，和同切成方块的洋芋一起用温火慢慢炖，炖成黏黏粘粘的稠糊状，这便是庄户人家的早饭，也叫稠饭。

因青稞磨成的面粉，没有精度，不论是做饭，还是蒸馒头，烙干粮，和成面团没有韧性，容易散，做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但我们的老祖宗留给了我们做青稞面最为独特的做法，那便是“青稞面搓鱼子”。

将青稞面用冷水和好，放入少许纯碱，反复揉，一遍又一遍，直至揉得滋滋润润。面团揉好后，放在案板上揪成红枣大小的剂子，用手掌搓，搓成细细长长的，中间略粗，两头尖细的成品。下在沸腾的水锅里，仿佛跳跃的鱼儿，捞出后用晾好的冷开水漂一下，也就是过水，放入盘中拌上醋，辣子，蒜，芥末，浇上炼好的清油，与绿菜同食，味道清香四溢，入口清凉润滑，是夏季消暑的最佳食品。它更像一根根长长悠悠的绒线，将亲情和友情紧紧连结在一起。

热情厚道的农村人，无论平时生活多么节俭，吃的多么简单，但在亲朋好友造访或逢喜庆隆重的节日，几乎家家都要做一顿上得了席面的美餐。

这里最拿手的便是宰杀一只自家养的羊或鸡，用自产的小麦，清油，做一顿羊肉，或者鸡肉垫卷子。算是表达了庄稼人对客人最真诚的情意。心灵手巧的主妇将羊肉剁成小方块，放入烧热的清油锅内，刺啦啦一阵爆炒，再加入生姜、朝天椒等食料。羊肉炖熟后，在擀好的面皮上抹上清油，撒上葱花，卷起来，切成手指宽的小段下锅。浓浓的汤汁里，羊肉与面卷温炖着，香味弥漫着，十来分钟后，香喷喷的羊肉(鸡肉)垫卷子出锅了。整个工序，仿佛经历了一场岁月的洗礼，蘸上民乐的大蒜咬一口，味道是格外的醇香，嘴里荡漾着幸福的喜悦，腹腔里装满了庄户人的豪爽和快乐。

家常面食制作方法 篇6

炸酱面:将肉切小丁;大葱切葱花;干黄酱加水慢慢稀释，把甜面酱也兑入黄酱调匀备用。锅里放入油，油温后下葱花炒香后，下肉丁翻炒，倒入混合好的黄酱和甜面酱翻炒，并加一些料酒以免糊锅。炸酱大约炒20分钟出香味后关火。另起锅，锅中加入清水，水烧开后将面条和青菜放入煮熟捞出，放上做好的杂酱即可，

牛肉面：牛肉切较大的块儿，烧一锅水煮一煮，然后洗净沥干备用;同时姜切片，蒜拍烂;锅里热油，炒香姜，蒜，八角，茴香，花椒，辣椒之后，下郫县豆瓣炒出红油;下牛肉翻炒;加入白糖，盐、生抽和少许老抽翻炒一会儿，加开水，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炖1.5小时左右;另起锅，锅中加入清水，水烧开后将面条和青菜放入煮熟捞出，放上做好的牛肉即可。

韭菜包子：发酵粉用温水和成光滑的面团，蒙上保鲜膜放置温暖湿润处醒发20分钟;花椒用开水泡上，猪肉馅加入鸡蛋、盐、生抽、切好的葱末、姜末、料酒、香油，加入花椒水拌匀，韭菜洗净切成小段放在碗中，加少许色拉油，将发开的面团慢慢揉匀，揪成大小均匀的小面团，擀成薄面皮，将包子包好，蒸锅先放水烧开，开锅后蒸20分钟分钟即可。

山西面食风俗文化论文 篇7

初到学校，就听到山西人对面食的诠释：“世界面食在中国，中国面食在山西”。这充分说明了山西人对面食的喜爱，也造就了山西十大工艺面，展现了其自身具有表演观赏性的特色，这也是最初吸引我来这里学习的动力。

学习期满，对学校的最初了解是朴实、严谨的校风，精明强干的师资队伍，学员的勤学苦练之风，渐入人心，随之是山西面食赏心悦目，别具一格，如：飞刀削面、形刀柳叶飞面，一把普通的钢片刀，一弧半圆的小弯，加上飞扬飘逸的动作，使之成为山西最具影响力的面食之一；像“转盘剔尖”，一根竹筷，一个圆盘，就能剔出一曲动人的旋律，每出一筷，就如同一条小巧的飞鱼盘旋而出，劲力贯穿于面中，所以出锅的剔尖，是最具表演价值的工艺面，世界闻名；“刀拨面”是出面量较快的工艺面，最快时，刀碰案板，仿佛万马奔腾一般，颇有气势；还有空中小揪片、莜面系列、杂粮系列。都代表着山西面食的精华。

在这里学习，无论是本校教师，还是外聘的国家级面点师，都会尽心传授技艺，循环教学，尽可能让每个学员，在短短的3个月间学到多种类的面食技艺，而学校的企业化管理，又让我们深深体会到态度决定一切，只有认真、诚恳、努力的学习态度，才会有回报。

3个月，一挥而过，离开时总会有留恋，这样一段来来走走的生活，这样的一些朋友。毕业时，大家都明白我们出去要做山西面食，是山西面食给了我们生存的资本，我们也相信，只要坚持到底，一定会创造和展现出山西面食的自身价值和重要作用，这也是这所学校的创办者的最初愿望，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愿山西面食培训中心成为面食人才的摇篮，让山西悠远深厚的文化底蕴在面食制作中得以体现。

西安面食宣传广告词 篇8

2. 面食，就是老王家!

3. 用心做出正宗西北味。

4. 面点真功夫，西安老王家。

5. 走，咥去，老王家吃面!

6. 色香、味美，飘万里，老王家面食。

7. 特色西安面，味源老王家。

8. 品质上选，消费放心有保障。

9. 老王家面点，经典西安味。

10. 西安老王，面点之经典。

11. 西安老王家，面食顶呱呱。

12. 一样的美食，不一样的老王家。

13. 古都风情，地道美味。

14. 来到西安，走进老王，让你有不一样的感觉。

山西文化之旅（范文模版） 篇9

晋祠（jinci)在太原市西南25公里悬翁山下，晋水发源处。北宋天圣年间，追封 唐叔虞为汾王，并为大母邑姜修建了规模大的圣母殿，殿内有43尊宋代彩塑，殿前鱼沼飞梁为国内所仅见。殿内两侧为难老、善利二泉，晋水主要源头由此流出，常年不息，水温17℃左右，清澈见底。祠内贞观宝翰厅有唐太宗写的“御碑”、“晋祠之铭并序”。晋祠内还有著名的周柏、唐槐，周柏位于圣母殿左侧，唐槐在关帝庙内，老枝纵横，至今生机勃勃，郁郁苍苍，与常流不息的难老泉和精美的宋塑42个侍女像、圣母像誉为“晋祠三绝”。

晋祠最著名的建筑为圣母殿，创建于宋代天圣年间（1023—1032年）。圣母传为 叔虞之母邑姜。圣母殿原名“女郎祠”，殿堂宽大疏朗，存有宋代精美彩塑侍女像41尊、明代补塑2尊，这些彩塑中，邑姜居中而座，神态庄严，雍容华贵，凤冠霞帔，是一尊宫廷统治者形象。塑像形象逼真，造型生动，情态各异，是研究宋代雕塑艺术和服饰的珍贵资料。

鱼沼飞梁，建于宋代，呈十字桥形，如大鹏展翅，位于圣母殿前，形状典雅大方，造型独特，是国内现存古桥梁中仅有的一例。

唐碑亭，即“贞观宝翰”亭。亭内陈列唐太宗李世民手书碑刻“晋祠之铭并序”。全碑1200多宇，书法行草，骨骼雄健，笔力奇逸含蓄，有王羲之的书法神韵，是书法艺术的珍品。圣母殿右侧，是千年古树“卧龙周柏”。难老泉，俗称“南海眼”，出自断岩层，终年涌水，生生不息，北齐时有人据《诗经鲁颂》中“永锡难老”之句起名“难老泉”。周柏唐槐、难老泉、侍女像誉称“晋祠三绝”。

平遥古城

平遥古城，始建于西周宣王时期（公元前827年～公元前782年），明代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扩建，距今已有两千七百多年的历史。迄今为止，它还较为完好地保留着明、清（公元1368～1911年）时期县城的基本风貌，堪称中国汉民族地区现存最为完整的古城。平遥曾是清代晚期中国的金融中心，并有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县城格局。

著名的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就诞生于古城西大街，被誉为“大清金融第一街”。

日升昌票号创建于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遗址占地2324平方米，用地紧凑，功能分明。百年沧桑，业绩辉煌，执全国金融之牛耳，开中华民族银行业之先河，并一度操纵十九世纪整个清王朝的经济命脉。其分号遍布全国30余个城市、商埠重镇，远及欧美、东南亚等国，以“汇通天下”著称于世。日升昌票号创立后，先后有介休、太谷、祁县相竞效仿。

平遥古城民居，以砖墙瓦顶的木结构四合院为主，布局严谨，左右对称，尊卑有序。大家族则修建二进、三进院落甚至更大的院群，院落之间多用装饰华丽的垂花门分隔。民居院内大多装饰精美，进门通常建有砖雕照壁，檐下梁枋有木雕雀替，柱础、门柱、石鼓多用石雕装饰。平遥古城十大怪

首怪：平遥怪是平遥怪，平遥称呼是首怪，贵杰（译音）领着去拜年，高高、大大（译音）跑 在前，爷爷、呀呀（译音）初一拜，蒋蒋、百百（译音）初二拜，二老、二忙（译音）是初三，初四随 着跌跌、忙忙（译音）把家归。【注：贵杰（译音）-过节 高高、大大（译音）-哥哥姐姐呀呀（译音）-奶奶 蒋蒋、百百（译音）-外公外婆 二老二忙（译音）-二叔二婶 跌跌忙忙（译音）_父母】

二怪：平遥牛肉闻天下，不见田野有牛迹

三怪：平遥小麦稀，面食多的数不清。

四怪：平遥人多地亩少，物产贫乏盛产少，票号镖局却振天下。

五怪：平遥三轮车二头踩，拉着美女跑的快。【注：平遥三轮车因其装有一个链盘、两个飞轮、一个小换向链盘，所以平遥三轮前踩踏或后 踩踏三轮车都为前行，在全国唯平遥所独有】

六怪：平遥美女额头盖公章，不是公章是拔罐痕。【注：平遥人乃至山西晋中地区人在患感冒病或头痛脑热时，常以小火罐在额头拔罐治疗。】

七怪：平遥房子半边盖，财水不能往外流。【注：平遥老民居的房脊都在房屋后墙，成一面坡式单向流水，其它地区房脊在房屋中部为人 字形两面坡双向流水。平遥讲究雨水为财，财水不外流。】

八怪：平遥男女老少喊透他，不喊透他不说话。【注：透他为平遥方言口头脏话。就是“日”的意思。】

九怪：平遥厕所比井大，方便先要上大桥。【注：在平遥民居中，厕所多以用砖石修一大坑或用大形水缸埋在地下，口部架两块木板或石 板。】

十怪：平遥土炕大而宽，三代同床还有余。

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省祁县乔家堡村，祁县城东北12公里处，北距太原54公里，南距东观镇仅2公里。它又名“在中堂”。属于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是清代全国著名的商业金融资本家乔致庸的宅第。是一座具有北方汉族传统民居建筑风格的古宅。始建于清代乾隆二十年（1755年），后又经同治、光绪年及民国初年多次增修。占地10642平方米，建筑面积4175平方米。整个院落呈双“喜”字形，分为6个大院，内套20个小院，313间房屋。整个院落是城堡式建筑，三面临街，四周是高达10余米的全封闭青砖墙。大门为城门式洞式。与大门相对的是砖雕“百寿图”。大门以里，一条长约80米、宽约7米的石铺甬道把6个大院分为南北两部分。显示了中国古代汉族劳动人民高超的建筑艺术水平。五台山

五台山由东西南北中五大高峰组成，据说代表着文殊菩萨的五种智慧：大圆镜智，妙观察智，平等性智，成所作智，法界体性智；以及五方佛。五台山位于中国山西省东北部，是国家级地质公园，拥有林场和美丽的自然风光，与四川峨嵋山、安徽九华山、浙江普陀山共称“中国佛教四大名山”。

悬空寺（山西大同恒山悬空寺）

悬空寺又名玄空寺，是国内仅存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独特寺庙。恒山悬空寺始建于1400多年前的北魏王朝后期，历代都对悬空寺作过修缮，北魏王朝将道家的道坛从平城，今大同南移到此，古代工匠根据道家“不闻鸡鸣犬吠之声”的要求建设了悬空寺，是中国古代建筑精华的体现。悬空寺共有殿阁四十间，利用力学原理半插飞梁为基，巧借岩石暗托梁柱上下一体，廊栏左右相连，曲折出奇。寺内有铜、铁、石、泥佛像八十多尊，寺下岩石上“壮观”二字，是唐代诗仙李白的墨宝。

云冈石窟是我国最大的石窟之一，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艺术宝库。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以西16公里处的武周山南麓，依山而凿，东西绵延约一公里，气势恢弘，内容丰富。现存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造像5万1千余尊，代表了公元5至6世纪时中国杰出的佛教石窟艺术。其中的昙曜五窟，布局设计严谨统一，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应县木塔

全称释迦塔，佛宫寺释迦塔，中国辽代高层木结构佛塔。在山西省朔州市应县城内西北隅佛宫寺内。因塔内供释迦佛，故名。又因塔身全是木制构件叠架而成，所以俗称应县木塔。佛宫寺建于辽代，历代重修，现存牌坊、钟鼓楼、大雄宝殿、配殿等均经 明清改制，惟辽清宁二年(1056年)建造的释迦塔巍然独存，后金明昌二至六年(1191年～1195年)曾予加固性补修，但原状未变，是世界现存最古老最高大的全木结构高层塔式建筑。1933年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对木塔进行考察研究，1935 年实地测绘。1962年文物出版社又曾予以补测考察，古建研究专家陈明达编著了《应县木塔》。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山西文化的精髓和特色 篇10

山西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山西文化是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山西文化源远流长，“十年中国看深圳，百年中国看上海，千年中国看北京，三千年中国看陕西，五千年中国看山西。”中华文明腹心地带浓郁的文化积淀和表里山河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及三晋人民的勤劳与智慧，使三晋文化具有无与伦比的完整性、先进性以及艺术性，对中华民族的精神、风俗、习惯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华夏五千年文明史产生了巨大的辐射力和渗透力，也使山西成为地方文化特色最浓厚的地区之一。

（一）山西文化的精髓

山西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她的先进思想流传了几千年而不枯，,她的艺术精神播撒了千万里而不散，她是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的成果结晶，是先祖赐给后人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山西文化的精髓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1．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否亦为之。”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利益而起动的进取精神，是明清山西商人鏖战于商场的精神动力。山西平阳府席铭，“初时学举子业不成，又不喜农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世，仰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于是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撤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云。”清人纪晓岚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这就是说，事业不成，甚至连妻子也不娶。可见山西人是把经商作为大事业来看，他们通过经商来实现其创家立业、兴宗耀祖的抱负，而这种观念正是使其在商业上不断进取的极其巨大的精神力量。上述席铭经商成功后，“自是崇义让，淳宗族，睦邻里亲友，赈贫恤乏，解纷讼，成人之美，„„嗤蒲之州大夫、所将军不以行伍众庶待之，而席氏之家声益振。”席氏通过经商致富，提高了其家族的社会威望和地位，自然鼓舞着更多的人来走经商之道路。

山西商人的进取心还表现在强烈的开拓精神上，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有许多山西商人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山西商人的进取精神还表现在他们不畏艰辛，敢于冒风险方面。他们拉着骆驼，千里走沙漠，冒风雪，犯险阻，北走蒙藏边疆；横波万里浪，东渡东瀛，南达南洋，充分表现了他们不畏艰辛、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如山西商人在清代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伦，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这是继我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清代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西北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也是山西商人活跃之地，并进而“远贾安息”（今伊朗）。山西商人从明代已在日本贸易，清代乾隆时山西商人范氏是赴日贸易的最大洋铜商，清末山西商人又在韩国、日本开办了银行。这些事业的成功，没有非常的气魄与胆略是不可能实现的。经商犹如打仗，险象环生是常事。他们不仅要经历天气环境之险，而且还常常遇到被盗贼抢掠及至丧失生命之险。如榆次人秦必忠自幼经商，胆识异常，清嘉庆时条行初兴，北人赴南省办茶，舟揖**视为畏途，秦必忠坦然无疑，屡年经返，均获厚利。山西商人到包头经商，杀虎口是必经之路。有民谣称：“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但是旅蒙晋商并不因此退缩，而是人越去越多，势如潮涌。为了适应社会不安定的现状，还有一些山西商人，自己练就武功。明代嘉靖时，为防日本海盗入侵，山陕盐商家属善射骁勇者500人曾组成商兵守城。苏州是晋商活跃之埠，“有山西客商善射者二三十人”。由上可见，开拓进取，自强不息，不畏艰辛，敢于冒险是明清晋商经商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2．与时俱进的创新能力

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不断进步。三晋文化中的创新精神也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可以举文学艺术方面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唐诗是我国古代文学的瑰宝，唐诗之所以能得到如此蓬勃的发展，与唐王朝当局开放的、兼收并蓄的政策是密切相关的，与一大批山西籍诗人如王勃、王维、白居易、柳宗元等杰出的贡献也是分不开的。唐代诗人既继承了北朝文学朴实敦厚的传统，又充分吸取了南朝文学的营养。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不断地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作出新的探索，这才有了唐诗的繁荣。王维把田园诗和山水诗融合到一起，开创了新的山水田园派。白居易《长恨歌》和《琵琶行》是我国最早的七言长篇叙事诗。柳宗元在政治上就是一个革新派，在文学上，他与韩愈一起倡导的“古文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学革新运动。他谪居永州时所写的“永州八记”则在散文领域开发出山水游记的新品种。

另一个例子是元代的杂剧。平阳（今临汾）是杂剧的发祥地之一。把文学艺术从文人的书斋引入百姓的街坊市肆，是杂剧作家的巨大贡献。从此以后，以抒情为主的诗词的主流地位开始被以叙事为主的戏曲、小说所取代，这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是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的。元代的杂剧作家中有许多是山西人，最著名的“元曲四大家”，郑光祖是襄陵人，白朴是河曲人，关汉卿的籍贯有几种说法，一说是解州人。四个人当中倒有三个是山西人，可见山西籍人士对杂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又是建立在创新的基础上的。

3．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势

文化是超越时空的精神产品，封闭禁锢的文化是缺乏生命力的。山西文化区是中华文明传播的主要纽带，山西文化始终处于一个开放的文化系统中。这首先是由她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山西是华北平原、内蒙古草原、黄土高原的衔接部，南属中原，这里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山西北邻大漠，与塞外游牧民族相接，这里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文化冲撞交汇的前沿。当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候，山西是保卫汉族政权的前沿阵地，当民族矛盾缓和、各族人民和平相处交往的时候，山西又是民族文化融合的天然通道。地理优势对山西文化的传承开拓，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

山西文化是在不断吸收先进文化的过程中持续创新的，山西文化的开放性和开拓性由此得到充分展示。战国时的军事家政治家吴起，起先在鲁，后来在楚，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候是在魏国。他在魏国推行了一项重大的军事制度改革，这就是建立职业化的“武卒”制度，使魏国的军事实力大大提高。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则是中国军事史上一次重大改革，为后来汉民族引进胡俗、改革军事战术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胡服骑射的结果不仅使赵武灵王在国内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增强了军事实力，更重要的是他将改革推向全国，魏晋以后，着胡服穿胡靴成为新的潮流和时尚，对交通运输和经济发展也有间接的推动作用。山西文化的传承历史告诉我们，兼容并蓄和开拓创新，是让古老的文化机体焕发青春活力的最有效途径。

历史上每一次民族融合都是一次新文化的生成过程，山西文化在兼容并蓄和传承开拓中孕育了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北朝文化是山西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这一时期民族融合和佛教东传的内在特征，给山西文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佛教传入中国大概是东汉，开始它与中国文化融合不起来，谈论佛教只是少数人的事情。佛教文化真正植根于中国文化当中是南北朝时期在山西这一区域首先开始的。北魏时期，山西有一批高僧，如佛图澄、释道安、慧远等。特别是慧远对佛教汉化做出重大贡献，给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思辨活力。中国自身文化传统缺乏思辨，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这是儒家文化的先天不足。佛教文化进来以后，从哲学层面来讲，思想是相当丰富的，思辨深度对一般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它的推论非常缜密，博大精深。佛教深入民间以后，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化的革新，最终实现儒、道、释相辅相成。应该说这次伟大的文化变革是从山西开始深化的，然后推动了中国文化大繁荣。山西的寺庙那么多，太原的佛教文化那么丰富，都与这一历史现象有关系，这是三晋文化特色中最闪亮的部分。大同的云冈石窟、太原的蒙山大佛、天龙山石窟、洛阳的龙门石窟都是一脉相承的。四至六世纪是民族大融合和中外文化大碰撞的时期，山西处在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最前沿，在与北部少数民族文化交流学习和相互撞击中，山西文化充满了生机活力，充满了持续发展的动能。北魏时期，就是山西文化兼容并蓄、吐故纳新的年代。北朝留给我们生机勃勃、经久不衰的文化产品，这在山西境内的北朝考古发掘和出土文物上得到充分反映。

公元第二个千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清几个朝代，山西作为政治中心的作用减弱了。然而，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山西成为全国的商贸中心。明清晋商依靠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吃苦耐劳精神，生财有道，聚财有方，将贸易活动扩展到全国的各大商埠，甚至发展到蒙古、俄罗斯、日本、朝鲜等地，晋商成为国内势力最大的商帮。总结晋商文化的经验，应该看到晋商的成功在于他们能够审时度势，紧抓机遇，进取敬业，诚信自律，依靠团队精神，在中国商贸史上谱写了最壮丽的篇章。晋商文化的背景是中原与北方的交汇，最重要的历史活动是农牧交换，而条件就是长城地带的优势和本省丰富的物产资源。19世纪以来，山西商人首创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在全国范围内通过银票调拨现银的转运，聚积天下财富，敢为天下之先，扮演了晚清政府中央银行的角色。我们设想一下：19世纪后期，中国的金融中心不在上海、广州这些地方，而是在晋中的平遥、祁县、太谷城。近年来，国内外许多游人都参观过晋中的乔家大院、曹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大院，这些规模宏大、建筑坚固、工艺精湛、文化内涵丰厚的深宅大院，就是晋商辉煌历史的见证，这些大院里处处展现着几千年不衰的山西文化魅力。

4．敬业诚信的事业原则

在注重伦理的中国古代社会，诚信义利不仅是社会精英关注的问题，同样也是“求财重利”的商人们精神追求的一部分。仅以明清时期全国最大的地域性商帮之一——晋商为例，“讲求诚信、先义后利”的精神理念就贯穿其经营与管理之中。从某种程度上说，诚信义利已经成为明清晋商的金字招牌，并内化为其经商的精神之魂。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大潮涌动，经商求利成为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的向往。山西许多地瘠民贫的地方商人率先肩挑背贩，走上了从商之路。基于传统儒家思想潜移默化的教化以及精神上对关公的敬仰，这些晋商起家微利，靠诚实、信用打开了异地市场。及至清代，山西商人的经商足迹遍及天下，在全国的经济舞台上占据了更加辉煌的地位。许多山西商人由于累世业商，不仅积聚了巨大的财富，同时，其创立的商号也在不同地域获得了信誉卓著的显赫声名。如祁县乔家在包头开设有复盛公商号，因其经营时不图非分之利，不缺斤短两，在当地信誉卓著，人们都愿意购买“复”字号货物。再如太谷广誉远药店以生产“龟龄集”、“定坤丹”名扬海外。其长盛不衰的一个内在原因，就是配药时精购原料：人参一定用高丽参或老山参，鹿茸一定要用黄毛茸、青茸。品质有保证，药效自然可靠。正是在经营中严把质量关，晋商才凭借“诚信”招牌赢得了顾客的青睐，近悦远来。

晋商财力最盛、影响最大的是票商。山西票号最盛时，几乎垄断了当时全国的金融市场，由此成为一大商业奇迹。山西票商以“所输汇兑，不论款额大小，路途远近，均能按期兑付，很少拖延”，得到了“信用最著”的评价。即使票号处于艰危之际，其珍视信誉、诚信待客的原则依然不变。如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入京城前夕，在京票号纷纷撤资回籍。混乱中，有的票号甚至将账簿丢失。平遥的蔚丰厚票号伙友在携带巨万现银撤退时，于彰仪门遭劫，携款尽失。但在回撤之前，蔚丰厚对各存款户如数兑付了现银。次年，蔚丰厚重新回京设庄，因其危乱之际仍行大义，故而身价倍增，深受各界推重。郭嵩焘曾由衷赞誉说：“中国商贾夙称山陕，山陕人之智术不能望江浙，其推算不能及江西湖广，而世守商贾之业，惟其心朴而信实也。”近代维新名士梁启超也有“晋商笃守信用”的评价。这说明，“诚信”已经成为当时晋商的一大特征。但凡成功之商，都是坚守“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经营信为本，买卖礼当先”，从而在观念上塑造了晋商群体“童叟无欺，诚信为本”的经营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晋商各地商号之间往来频繁的资金周转、调拔业务，有的尚有契约可循，有的则全凭不成文的规矩运作。而后者，基本上是靠道德习惯约束下的“商业信用”来维系。如太谷曹家商号广布各地，与之往来的商家很多。各商家之间的货款结算与归还，主要遵循标期还款的原则。其标期是各商家代表共同商定后，依次通知。凡往来商户，均需在标期以前结账，近者函兑，远者电汇，商号方面并不派人催讨。如果到了期、顶了标，即被认为无信用，各商号便不与之来往。古老的金融机构——钱庄也是这样。山西钱庄放款主要是信用放款，即放款全凭借者信用，无需实物抵押。这与当时国外银行的做法大相径庭。银行放款主要是抵押放款。据时人计算，当时山西182家钱庄放款总额为12，902，651元，其中信用放款占96%，抵押放款仅占4%。在无成法可依、少法律制裁的商业环境中，这种信用放款，实际上是靠着商人的人格信用来承载商业正常运转轮轴的。

晋商的精神支柱是儒家伦理讲求的“诚信”，其生活、经营均凭以义制利、利以义取来取信社会，道德自律是其经营、交往的基本原则。晋商屹立商界五百年长兴的神话不仅是山西的骄傲，更是今天的晋商们汲取不尽的精神财富。

5．仁义孝顺的儒家思想

山西是中华根祖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传说黄帝轩辕氏和水神共工氏的部落曾在山西南部活动。尧都平阳(今临汾市)，舜都蒲坂(今永济)，禹都安邑(今夏县一带)，帝尧的大儿子丹朱被封于长子县。中国古代许多优美的神话故事——“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后界射日”、“女蜗补天”、“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共工怒触不周山”等等，都与古代山西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传说中的尧是中国古代圣王、五帝之一。《史记》载:“其仁如天，其知(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官而不骄，贯而不舒。”尧即位后，天下安宁，政治清明，世风祥和。传说尧禅位于舜，是原始民主政治的遗存。舜，传说中是与尧并称的圣王。舜执政后，实行了一系列重大政举，励精图治，使神州呈现出“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天下民德皆虞帝始”的清平局面。禹，通常称为大禹，舜的继承人，是传说中与尧舜并称的圣王，为夏王朝的开国君王。传说舜时天下洪水泛滥，为患下民。禹受命治水，发奋图强，身体力行，勤恳踏实而又善于总结经验，因势利导，使洪水疏通，导人大海。禹在治水中，最感人的是其艰苦卓绝的作风、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人”的无私奉献精神，在中国人民心中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由于大禹治水功劳卓著，受到普天下人的爱戴和拥护，帝舜禅位于他。

先秦时期，社会动荡，政治混乱，而学术思想十分活跃，在诸子各派争鸣中，以儒家和墨家两派最有势力，号称“显学”，而两家都以尧舜为号召。从那时起，尧就成为古昔圣王，既是伦理道德方面的理想人格，又是治国平天下的君王楷模。后来儒家即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为标帜。到唐代韩愈，以至宋明理学，大倡《道统》之说，尧遂成为儒家精神上的始祖，在整个封建时代，从未有人怀疑过尧在历史上的存在和他的业绩。在诸子中，还有关于帝尧武功的传说。文治武功，俱臻美备，方见得尧之所以为古昔圣王。对尧传说中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他传贤不传子，禅位于舜，不以天子之位为私有的原始民主之风。舜与尧一样，同是先秦时期儒墨两家都推崇的古昔圣王。《中庸》子曰: “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儒家学说重视孝道，舜的传说又以孝道著称。所以舜的人格形象正好作为儒家伦理说的典范。孟子继孔子之后对儒家的发展有巨大贡献，他极力推崇舜的孝行，而且倡导人们要努力向舜看齐，做舜那样的孝子。由于儒家的宣传，有关舜的传说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留下极深刻的影响。禹与尧舜同是历来备受称颂的圣王，但又有独特之处。人们对禹，除崇敬仰慕之外，又有深切感激之情。禹治理洪水的功绩，后人追怀缅想，由衷赞叹。孔子、孟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在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中，集中体现了以尧舜禹为楷模根植于三晋大地的仁政爱民和举贤用才的政治思想，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和以“人为贵”的管理理念，扬善惩恶、不畏艰险、无私奉献的精神和以“孝”为首的居家美德。不仅超越了时代，而且超越了国界。可以说，孔孟弘扬、传承了尧舜美德，形成了儒家文化的主流内涵，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远古四千年前的原始社会末期的唐虞之世，山西南部还流传着《大章》、《大韶》等乐章。《论语》还记载着孔子听到《大韶》乐时连连发出“尽美矣，又尽善也”的称赞。反映上自周初、下迄春秋500多年间社会现实生活的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是承载三晋文化最早、最可信的母体之一。其“魏风”7篇、“唐风”12篇，都产生于三晋这块郁沃的热土，诗间充满深广的忧患意识、勤劳节俭的精神和恋家孝亲的情结，其诗韵带着时代的身影、古老的乡音，使我们可以乘着这一叶“文字之舟”溯历史之长河而上，去寻觅悠远的三晋文化之源。

儒家学说统治中国逾两千年，既维护了封建社会的稳固与发展，也保存、发展了中华传统文化。儒家推崇的三晋根祖文化在儒家思想流派构成中的主流内涵是不可忽视、不容磨灭的。

6．崇尚忠义的传统美德

崇尚忠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忠义精神播扬于古老神州大地，构成了我们民族魂的要素之一，如同于佑任先生为海外关帝庙题写的楹联：“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对我们民族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忠义精神在古老三晋大地积淀尤深，是三晋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学艺术形象中的关公，可谓“精忠贯日月，大义薄云天”，世间“绝伦逸群”的忠义化身。因此，如果说三国人物关羽是中华文化与三晋文化之忠义精神的身体力行者，那么，集“人”、“圣”、“神”于一体的关公，实乃中华文化与三晋文化之崇尚忠义传统的完美寄托。关公的忠义精神，既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发扬光大，同时更是古三晋大地优秀文化传统的高度凝聚和集中展现。

在封建社会，所谓 “忠”的最高体现在于“忠君”。“朕即国家”，忠君即忠于国，这是规范臣民的最高道德准则。可以说，历代帝王之所以高度封谥关公，主要在于借以大力张扬忠君精神；帝王意志是社会意志的主导力量，因而也是关公崇拜历久而愈炽的主导因素。所谓“义”，主要体现为“正义”、“信义”以及 “义气”之类，一般备受社会下层民众所崇奉，他们往往抱着追求人间正义的美好理想，却又难以实现，在他们心目中，被塑造为至尊神圣的关公便是正义的化身，正义之神。这就为关公崇拜创造了广阔而深厚的社会基础。

三晋大地自古即以崇尚忠义而著称。从人们至今耳熟能详的一系列有关晋国与三晋国家的成语、典故和由此敷演出的一系列戏曲、小说等文艺作品，便不难窥见古三晋大地崇尚忠义的社会风尚积淀之深厚、影响之久远。

春秋战国时期，介子推随从晋文公重耳流亡19年，历尽艰险，饥寒交迫。一天，实在无法找来食物充饥。万般无奈之下，介子推便割下自己股肉熬成羹汤给重耳食用。文公即位后封赏功臣却疏漏了介子推，介子推耻于邀功求禄，偕母隐居绵山，文公为促其出山而环山举火，介子推母子相抱焚于山间。文公遂下令以此日为介子推忌日，不动烟火，称做“寒食节”。屈原的《九章惜往日》吟道：“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寝而追求。封介山而为禁兮，报大德之优游。思久故之亲身兮，因缟素而哭之。”高度赞颂了介子推的“忠义”精神。

晋景公即位后，为铲除久专晋国之政的赵氏势力，假手于司寇屠岸贾，发动了诛灭赵氏宗族的“下宫之役”，赵氏全族伏诛。唯身怀六甲的赵朔之妻庄姬系景公之妹藏匿宫中，其所生赵武为赵氏唯一遗骨。为绝赵氏之门，屠岸贾百般搜索。为救赵氏遗骨，深受赵氏恩德的大夫韩厥协同赵氏家臣程婴和公孙杵臼巧施计谋，演出了悲壮的“搜孤求孤”一幕：程婴献出了自己的亲骨肉假充赵孤伏诛；程婴和公孙杵臼舍弃了生命。他们的忠义壮举，换来了赵氏绝而复续的历史结局。

古三晋大地的 “忠臣”、“义士”们用生命谱写的一系列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悲歌壮剧，至今依然在人们的脑海中回荡。由此可以说，“关公”形象所体现的“忠义”精神，显然与此有着一脉相承的思想源渊。继关羽之后，北宋 “杨家将”的忠勇爱国之举等等，亦可谓古三晋大地 “忠义”精神的余韵遗响。

晚明历史地理学家谢肇涮概括山西地方人群的性格特征为：“晋陋而实”。“实”即三晋儿女所特有的厚诚和忠实品格；“陋”则点明了古三晋大地土瘠民贫而形成的质朴而真淳。说明三晋大地的民风自古“黜华而尚实”，这便是蕴育关公“忠义”的深土厚壤。三晋儿女崇尚 “忠义”的传统美德，对我们民族的道德伦理建设乃至人类的文明进步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我们深深引为自豪的精神财富。

7．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1964年2月1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第一次代表中央概括了大寨精神：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敢于藐视困难，敢于同困难作斗争的顽强精神；实干、苦干的优良作风；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严格要求自己、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向全国发出了学大寨的号召：“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综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连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虽然遭到很大的水灾，但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大寨大队进行了这么多的农业建设，农业生产发展这样快，完全是依靠集体力量，他们正确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从1952年到1963年的11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1758000斤粮食，每户每年平均交售7000斤。” 周恩来在报告中对大寨精神作了高度概括：“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世事沧桑，岁月流逝，一切都在时间中变化，但万古不变的永恒确实存在，这就是人类对于人之所以成为人的自然法则的遵从，对劳动和创造的依赖，对光明和温暖的无比热爱和献身的精神，它昭示了不是希望造就了人类，而是人类自己创造希望。当年，大寨人在党的领导下，依靠集体力量，以镢头、扁担开发足下贫瘠的土地，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大规模改变生产条件，高速度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凡业绩，受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赞扬和表彰，成为全国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大寨人创业热流中涌动的是华夏儿女一代又一代心中不朽的精神传统。强烈的爱国热情与鲜明的时代感，奋发向上、敢为人先的热情与脚踏实地的坚韧，是老一辈大寨人炽热的赤子之情与社会责任感的生动体现。

大寨人的实践彰显了中华民族美德，是黄河文化、黄土文化、太行文化浓厚文化底蕴的浓缩，在他们艰苦奋斗的背后，蕴藏着中国农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与热情。1964年12月16日，陈永贵进了中南海应邀参加毛泽东主席的生日宴会，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充分体现了伟大领袖对大寨精神的赞赏和肯定。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崇高美德，大寨精神正是这种崇高美德的体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大寨精神的精髓，这种精神曾孕育了一代大寨人，也曾激励了亿万农民改变生产条件，建设美好家园的信心和决心。而今，大寨精神在新时期同样赋予了新的内涵。大寨人艰苦创业的实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将给人们以新的启迪和教育。

（二）山西文化的特色

山西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山西文化有着长达5000多年的历史，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积淀了厚重而独特的地域文化，被誉为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中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思想库，古代东方艺术的博物馆。

1．山西是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

距今180万年以来的山西新旧石器遗存是中华文明的曙光

山西旧石器文化遗存质量高，数量多。现已查明全省的旧石器文化遗存近400处，其中旧石器早期遗址的数量位居全国之首。这些遗址的发掘和发现，对研究人类的起源，对探索山西在文明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有着关系全局的重要意义。

旧石器早期遗址全国发现了200处，山西有157处，主要分布在中条山南麓的垣曲盆地、晋西南黄河沿岸及汾河流域，以芮城西侯度文化和匼河文化为代表。1961——1962年，考古学家在西侯度遗址发现32件石器以及带切痕的鹿角、烧角，地磁测定的地层年代为距今180万年，早于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元谋猿人约十万年，由此证实距今170万——180万年前，在我国的北方和南方，已经有直立人的活动，同时也证明山西南部是我国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地区之一。芮城匼河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及动物化石，专家们初步断定是旧石器早期文化遗存，与陕西蓝田、北京周口店人的工具有对应特征，并且有迹象表明，后来的丁村文化是由西侯度文化和匼河文化演变发展而来。

人类由猿人跨入早期智人的时间大约在十几万年前，以襄汾丁村人和阳高许家窑人命名的文化，是我国旧石器中期最有价值的典型遗存。这一时期的古文化遗址山西有60处，主要分布在北部的桑干河流域和南中部的汾河流域。在丁村遗址上发现的大量石器表明，13万年前的丁村人比北京人的石器制作有了明显进步，人类在体质上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说，丁村人成为北京猿人向现代人过渡的重要环节。在汾河下游的襄汾、曲沃、侯马，汾河中游的交城、古交，汾河上游的静乐等地，丁村文化分布广泛，因此有学者称丁村文化为“汾河文化”。许家窑文化距今大约十万年左右，文化遗物包含的3万余件石制品，类型繁多，制作精细，仅石球就有上千件之多，是中国旧石器时代石球最多的一处遗址。

山西旧石器晚期遗址分布更广，内容更加丰富。位于大同盆地西南的朔州峙峪文化，距今约27500——30000年，在这里发现大量的石制品和各类动物的牙齿和用火遗迹，同时还发现了石镞。石镞的发现，意味着峙峪人已发明和使用了弓箭，这也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弓箭。正如恩格斯所说：“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弓箭是火器发明前人类的重要武器之一。吉县柿子滩文化代表了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广泛分布在黄河中游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考古学文化。文化层间的石制品非常丰富，并有少量的动物化石，更让人们惊喜的是，在柿子滩遗址上，发现了两处表现当时人的精神生活与信仰崇拜的岩画。

新石器时代距今1万年以来，以出现长期定居的村落、生产中使用磨光石器、烧制陶器、经营原始种植农业、饲养家畜为基本的特征。山西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中心区域，遗址有上千处之多，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石制生产工具和陶制生活用具，以及居住址和陶窑，这些文化遗存标志着山西新石器时代的文明和辉煌。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大致在距今4500年前后，山西南部已经成为当时诸多邦国的中心，相当于古史的尧舜时代，可以推测，是尧舜禹的活动把山西推向了当时的文明中心。

山西地区的夏文化放射出文明时代最灿烂的光芒

山西是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之一。古史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说的是中华民族最早的英雄们在汾河下游创业建都的历史。史书中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指的就是上古虞舜时代的山西南部。可以说，在中国本土发生的文明中，只有黄河中游晋南、豫西的文化传承没有被打断。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及加强防御，传说大禹之父鲧已开始建城。不断发现的夏城遗址，也在映证山西南部曾是夏朝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

1975年，山西夏县东下冯村发现了年代相当于夏朝的城堡遗址，城堡规模宏大，布局合理，有居住遗址、人工沟、陶窑、水井、窖穴、墓葬等，并且出土了大量石器、骨器和陶器，同时还有一些铜器。类似东下冯城堡的建筑遗迹，在北起临汾、南至黄河、东出翼城、西抵河津的山西南部，竟有35处之多。这些发现，与《禹贡》记载的冀州、太原以及周人所说的“大夏”、“夏墟”正相契合。

根据古文献的记载，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包括晋南的汾、浍、涑水流域，豫西的伊、洛、颖水流域，乃至关中平原。近年来，襄汾陶寺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有助于早期夏文化的确认和突破。陶寺文化遗存百余处，包括了城址、居住遗址、墓葬以及成套的礼器乐器、青铜器。陶寺文化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出土了一批壶、瓶、盆、盘、豆等彩绘陶器，其中的彩绘蟠龙陶盘，被认为是集合中原诸部落图腾而成的华夏中心区域的徽标；二是出土成批的彩绘木器，有案、几、俎、匣、盘、斗、豆、鼓等多种器物，反映出那个特定时代的一些社会状况；三是出土一批农具，几座水井，说明当时人已经掌握了打井技术，居住处所从此可以不受水源限制，活动范围更加扩大；四是遗存物中铜器与文字的发现。墓中出土一件含铜量近98％的铜铃形器，证明当时人已经掌握了冶金技术。居住址中出土的一件陶制扁壶，陶器的壁上有毛笔朱书文字，结构与甲骨文同形字十分相似，这是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中国最早的毛笔朱书文字；五是在陶寺千余处墓葬中，反映出明显的等级或阶级的差别，五座级别最高的大墓中，出土了鼋鼓、特磬类的礼乐器，是目前发现的我国最早的同类乐器珍品。陶寺文化向世界表明，此时中原大地的礼乐制度、阶级差别、国家形态已经萌生或正在形成，标志着山西晋南地区放射出华夏文明时代到来的灿烂光芒。

晋国与三晋时期的文化是中华文明进程的关键环节

关于商族的起源，一些学者专家认为在山西的南部地区，认为垣曲商城即文献记载“汤始居亳”的亳都。垣曲的商朝城址，不仅有比较完整坚固的城墙、城壕及城门，而且区分出宫殿区与一般居民生活区，陶器与青铜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普通器物。

代商而立的是周王朝。周初，成王分封诸侯，叔虞封唐后，举行了隆重的授土授民仪式。唐叔虞之后，他的儿子燮父即位，改国号为晋，“晋国”的历史从此开始。上起西周早期叔虞封唐，下至公元前230年——前225年韩、赵、魏三国相继被秦兼并，期间的800余年，晋人的活动范围从最初的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地方，扩大到拥有山西全部、河南和河北的大半及内蒙古、陕西的一部分。晋献公时，晋的疆土从黄河北岸扩展到了南岸，并达到了黄河以西的地方。晋文公时，国力空前强盛，晋国联合秦、齐、宋几国，出兵车七百乘，在城濮之地大败楚军，晋国成为中原霸主。“侯马盟书”的出土，是晋国国力强盛的见证。1988年太原发现的晋国赵卿墓中，出土了一件直径和高度都在一米开外的大镬鼎，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大的春秋鼎。镬鼎的问世表现了晋国当时是生产力最发达经济实力最强盛的诸侯大国。曲沃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的发掘，对于西周文化和晋国史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20世纪60年代发现了晋侯墓地，1980——1990年进行了7次大规模发掘，发掘出9组19座晋侯及其夫人墓葬，墓主分别是晋侯燮父、晋武侯、晋成侯、晋厉侯、晋靖侯、晋喜侯、晋献侯、晋穆侯和晋文侯，时间为西周前期到春秋初年。晋侯墓葬群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精美的青铜器和玉器分量最重，青铜礼器的组合不仅反映了西周时期宗室制度的一些共性，也表现出晋国青铜文化的鲜明个性。

山西是最早出现人工冶铁的地区之一，晋国是最早使用铁器的诸侯国家。20世纪50年代，专家学者们认为中国在西周时期出现了铁器，然而，近30年的考古发现证明，我国最迟在商朝晚期即公元前14世纪时已经有了铁器。灵石县旌介村附近的商墓中，出土了一件满身铁锈的青铜钺，专家们认定这是最早的人工冶铁的遗存物。春秋时期，晋国使用铁器的范围已经非常广泛，像常用的铲、刀、镢、斧、镰、锄、犁等工具农具，均为铁制品。

战国时期的韩、赵、魏三家都出自山西，并且迅速成为实力雄厚的三个方国，在那个诸侯连绵征战、百家争鸣不停的特殊历史时期，韩、赵、魏的活动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发展进程。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联合灭掉智氏，尽分其地。半个世纪后，周威烈王不得不正式册封韩、赵、魏三家。公元前376年，韩、赵、魏灭晋而三分其地，晋国历史终结。代表新兴政治势力的韩、赵、魏三国，在三晋大地上演了李悝变法、魏文侯改革、西门豹治邺、张仪纵横天下、胡服骑射、围魏救赵、长平之战等一幕幕精彩纷呈、声势浩大的历史正剧。

秦汉以来的山西谱写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光辉篇章

山西的称谓几经变化。秦时为郡县制，置太原、河东、上党、雁门、代郡。汉时基本沿袭秦朝郡县制度，属并州刺史部。唐朝为河东道，宋朝为河东路及西京道，元设河东山西道肃政廉访司及宣慰使司，明置山西布政使司，清朝则为山西省。在这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山西的地域文化内容不断扩展，影响不断提高。

从某种角度看，山西的历史就是一部民族融合史。自古以来，山西就是中原与北方各民族文化交汇融合的天然通道，是中原农耕经济与北方游牧经济冲撞对接的前沿地带。上古时中原各国因经济文化方面的优势而称华夏，与其毗邻或是错杂居住的其他民族被视为戎狄蛮夷。随着华夏各国的日益强大，西戎为秦所灭，赤狄、白狄为晋所灭，齐灭莱夷，大部分的淮夷小国被楚、鲁所灭。军事上的征服，强制性地使戎狄蛮夷接受了较为先进的华夏文化，逐渐地融合于华夏族。春秋后期，华夷之间的差别、界限渐渐地消失了。汉初以来，匈奴的统治向南延伸到河套地区以至于今天的晋北、陕北一带，由匈奴冒顿单于亲自统领的中部，不时入侵代郡、雁门、定襄、云中、上郡等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出山西籍大将卫青、霍去病等率领大军抗击匈奴，以后汉朝实行和亲、通商的安抚政策，鼓励匈奴人到山西北部和其他地区定居，民族矛盾渐趋缓和。两晋时民族融合的规模再次升级，征战讨伐互有进退。事实上，民族融合、发展的过程，也是文化融合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往往占有主导地位。历史上的山西曾有多个民族建立过政权，如两晋时的汉和赵国是匈奴人的政权，北魏的拓跋氏政权为鲜卑人所建，五代时期的后唐、后晋、后汉就是沙陀等少数民族在山西地区壮大后，才拓展势力取得政权的。此后的千余年间，山西始终发挥了民族大融炉的作用，谱写出民族大融合的辉煌篇章。

山西是人文荟萃英雄辈出的文明地域。并州是李唐王朝的“龙兴之地”，唐时以太原为“北京”，建成了仅次于京师长安的大都会。女皇武则天，“汾阳王”郭子仪，名相能臣狄仁杰、裴度，“门神”尉迟恭，战将薛仁贵，“文中子”王通，一代文宗柳宗元，初唐四杰王勃，斗酒学士王绩，田园诗派领袖王维，七绝圣手王昌龄，边塞诗人王翰，晋阳诗才王之涣，江州司马白居易，大历才子卢纶，花间派鼻祖温庭筠，一个个黄河之东、太行之西的儿女，光耀九州，彪炳青史。

元杂剧是正规中国戏曲的开始，山西是中国戏曲的故地。山西戏曲在宋金时期日臻繁荣，杂剧演出遍及城乡。稷山、侯马、新绛等地发现的一批宋金砖墓中，出土了大量戏剧舞台和模型，用实物证明山西是中国戏曲的源泉活水。山西现存的古戏台2888座，居全国之冠，其中的8座元代戏台和广胜寺元代戏剧壁画为全国仅存的元代戏台和元代戏剧壁画，反映出戏曲在山西的繁荣兴旺。元杂剧前期的中心就在晋南一带，晋南元杂剧不仅表演活跃，而且涌现出了一批优秀剧作家和代表剧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戏曲的程式化和官方化。著名的“元曲四大家”关汉卿、白朴、马致远和郑光祖，除了马氏，余者都是山西籍人士，他们在元杂剧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山西戏曲向全国发展的同时，山西本地的戏曲也走向了成熟和完善。

明清时期，经济活动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在五个多世纪里，山西商人从盐业起步，发展到棉、布、粮、油、茶、药材、皮毛、金融等各个行业都能雄踞一方；晋商依托故里，扩展到全国各地的关隘重镇和商埠都会，从内地贸易开始做起，直到把贸易扩展到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俄罗斯、朝鲜、日本等邻近的国家。晋商的贸易活动，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商业文化，把中国的商贸经营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明清晋商把山西人经商的历史、经商的智慧、经商的艺术推向了极致，晋商的魄力之大、足迹之远、财富之巨让世人认同了“无西不成商”的历史事实。

中国封建帝王中有特殊影响力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在山西留下了他们的文治武功。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皇帝秦王嬴政，生前曾两至晋地，在太原和上党留下了足迹。统治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汉武帝刘彻，曾率领群臣到河东郡祭祀后土，写下为人传颂的《秋风辞》。少时被誉为“太原公子”的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二年时曾到河东盐池巡视，这位千古明君留下河东盐池是国家和军队经济保障的思想。贞观十九年，李世民东征高丽，班师回朝时，驻留太原三月之久，题写了颇得王羲之书法神韵的《晋祠之铭并序》碑。公元960年北宋政权建立，而军事上的统一并未完成。宋太祖赵匡胤生前两伐北汉，亲临太原，征发民夫，筑城修桥，火攻水灌，未能如愿。直到公元979年，宋太宗率军出击北汉，才把十国时期的最后一国征服。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出现后，多少帝王将相在山西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的活动大大丰富了山西的文化历史。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山西是这个古文明国度中历史最长最完整的地区之一。山西地区的历史演进，联系贯通了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留下35000处文物古迹，其中已经成为国保的119处，位居全国第一。因此，山西最有资格成为今天世人了解和欣赏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

2．山西是中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思想库”

山西历史文化具有不断变革和进步的鲜明特色，始终走在各个时代的前列。社会的变革和进步，既以先进思想为依据，又是新思想的摇篮。

山西历史上社会变革活动波澜壮阔

山西地区有确切史籍记载的历史开始于晋国，晋国的前身是古唐国，而古唐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尧时代，并在夏朝立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为了接续当地的文化传统，保持社会稳定，当叔虞受封唐地后，推行的治国方略就是周朝廷要求的“启以夏政”，其核心就是在政治制度上可以不实行西周时期实行的严格的宗法制度。在这一政策的作用下，晋国前期就发生了政治制度的大转变，即有名的“曲沃代翼”，由晋公室的旁系小宗取代了当政的大宗，使晋君的地位由“侯”转变为“公”。这个转变并不仅仅是个人或宗族之间的政权转移，而是晋国在政治变革道路上的一次飞跃，为后来全方位的政治变革奠定了基础。

“曲沃代翼”顺应了时代的变革要求，也为晋国的全面发展掀开了崭新篇章。此后，晋献公对外伐疆拓土，对内剪灭旧公室的残余势力，为晋国的对外称霸和对内改革廓清了道路，奠定了基础。到晋文公时代，晋国社会改革的主要内容是“郭偃之法”。郭偃是晋国大夫，主张从经济领域入手实施改革，进而扩展到用人制度。“郭偃之法”虽然没有否定传统的“亲亲”的用人政策，但更强调“尚贤”。“郭偃之法”还改革了分配体制，采用“君食贡”制度，要求国君不保留土地，而是从土地拥有者那里收取税赋。这些思想，不仅指导和促进了晋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也为三晋法家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源泉。

春秋末期，晋国三个异姓卿大夫家族瓜分了晋国公室，形成韩、赵、魏三个新的诸侯国，史称“三家分晋”。三家分晋扼制了晋国国势的下降趋势，使晋国获得了新生。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国率先改革，尤其以魏国的社会变革最有成效。魏国的变革主持者是魏文侯，主要实施者是李悝，参与者包括了各方面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如思想家卜子夏、军事家吴起、政治家西门豹。进入战国中期，法家人物申不害在韩国变法，使韩国保持了长期的安定，影响了战国中后期的天下形势。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一度使赵国大有统一天下的气象。

秦汉以后天下一统的局面结束，政治形势纷繁复杂，社会变革的呼声再起。在魏晋南北朝的混乱局面下，影响全国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运动是北魏冯太后和孝文帝的改革。冯太后主政时推行的“均田制”，对此后的中国社会影响至深，而孝文帝全面“汉化”的政策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天下政治的格局和发展方向。隋唐时期与周边民族的友好交往，也深受北魏的这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影响。

隋唐以后，国家政治形势远不及先秦和南北朝时期动荡，所以，影响全国的社会变革通常都是朝廷主持下进行，山西作为一个地区，与其他地方一样，不可能单独发生大的社会变革。但出自晋地的著名的改革人物，如柳宗元、司马光、杨深秀等，也不断参与全国性的社会改革，其中值得一提的当数“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在震惊中外的“百日维新”运动中，杨深秀立场坚定、视死如归，充分体现了晋地民风强悍的文化精神；杨深秀积极倡导的废科举、兴学堂，中西并重，采集万国之良法的进取精神，正是山西文化思想中革新精神的延续。

山西地区的社会变革与进步思想相辅相成

纵观山西的社会变革史，社会变革的步伐与进步思想的涌现一直相伴而生，相辅相成。进步思想为社会变革提供思想基础，指导社会变革的进程；变革活动的步步深入，又丰富和深化了进步思想，为今后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在先秦时期，“曲沃代翼”式的社会变革就是以“启以夏政”的进步思想为思想基础。既然是以夏人的政治理念治国，周人的宗法观念就不会禁锢人们的思想，从而为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曲沃旁系取代日渐失去民心的晋侯正宗奠定了思想基础。从晋武公夺权到晋文公称霸，其间还不到50年的时间，这就说明，以进步思想为指导方针的新政权更有活力，更有竞争力。晋文公称霸既以晋国的国力为基础，又有“郭偃之法”作指导。以“郭偃之法”为核心的进步思想推动了晋文公时期的社会变革，促进了晋国社会的发展，反过来，社会的大发展又对新的变革思想和变法活动提出了要求。在晋文公之后，晋国社会变革的力度有增无减，新的革新思想也不断提出，特别是赵盾之法和范宣子所铸“刑书”，更是丰富和发展了晋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思想。

三家分晋表面上灭亡了晋国，实际上却是晋国政治力量与社会资源的重新整合。瓜分晋国的韩、赵、魏三个大家族的形成和发展，与晋献公和晋文公时代的社会变革密不可分。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晋献公剪灭公族，开始起用异姓大夫。晋文公历尽苦难取得王权，依靠的就是异姓大夫。所以，在逐渐形成的引导晋国社会变革方向的进步思想中，任人唯贤的用人政策是其核心。在切实推行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异姓大家族中的贤能之士不断涌现，相继执政，不仅推进了晋文公的霸业，也证明了逐渐走向衰败的晋国公室难以独自支撑晋国政治局面的事实。三家分晋是晋国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

“三家分晋”标志着战国时代的开始，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类似三家分晋这样的新兴的政治力量组合，在其他诸侯国没有发生，事实上也不可能发生。因为这三个新兴的诸侯邦国都诞生在深刻的社会变革进程中，在战国初期的变法浪潮中，他们都站在了浪端尖峰。

魏国社会变革的主政者魏文侯和主要实施者李悝，都是孔子弟子卜子夏的学生，他们的变革思想深受子夏儒学的影响。子夏认为，对人材应该看重其“大德”，不必拘泥于“小德”，致使魏文侯广泛任用各方人材；子夏儒学主张“学以致其道”、“学而优则仕”，要求思想学说要落实在社会实践中，致使像李悝这样的弟子积极投身于社会变革。魏国的改革，既有战国初期天下形势的要求，也有诸如子夏儒学之类的先进思想的促进，是晋国不断进行的社会变革的继续。这场变革使魏国在战国前期成为战国七雄之首，更重要的是，在这场变革中形成的系统的社会变革和进步思想，不仅影响了战国时期各国政治和思想的发展，也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思想源泉。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措施曾遇到反对派的强烈抵制。反对派既反对以今易古，又反对以夷变华。赵武灵王则认为，“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风俗习惯也好，政治制度也罢，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革新。正是在这种进步思想的指导下，“胡服骑射”的改革才取得了彻底成功。“胡服骑射”不仅使赵国成为战国时代的军事强国，更重要的是把我国古代战争史带入一个骑马作战的新时代。

与赵武灵王的改革相同，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也是在进步思想的指导下完成的。北魏立国之后，虽然号称统一了北方，但实际上一直处在北方柔然可汗和南朝政权的夹击之下，危机时刻存在。为彻底摆脱这种不利局面，孝文帝从内外两方面着手改革。外在手段是南下迁都，内在手段就是从服饰、语言等方面的全盘汉化。在当时，对于建设一个长期稳定的政权而言，汉族的政治经验更为丰富、政治思想更为先进。孝文帝的汉化政策，既有对具体事物的改革，也有本质性的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方面的改革，这种内外并举的措施，使这场社会变革收到了预期的成效，显示了不同文化碰撞融合产生的活力。

山西地区进步思想的发展丰富多彩、源远流长

表里山河的山西地区不仅创造了灿烂的夏商文化，而且在春秋战国的特殊时期，还成为战国法家、纵横家、名辩家和兵家的发源地，也是先秦早期儒家的重要支脉，由此形成蔚为大观的三晋儒学。这些进步思潮同处于百家争鸣的时代，不仅有相互砥砺和激荡，也有相互补充和促进，共同创造了具有进步特色的三晋文化。

先秦时期的法家文化有春秋法家与战国法家、齐法家与三晋法家的区别，但是，真正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产生积极作用，并对后世发挥重要影响的法家却是战国时期的三晋法家。战国法家之所以在三晋形成，主要根源之一是晋国的法制建设。法家直接产生于三晋国家早期的变法活动，特别是李悝、吴起等法家早期人物在魏国的变法。到战国中期，赵国人慎到的思想，以及申不害在韩国的改革，进一步发展了早期法家思想，而“商鞅变法”则是三晋法家思想的硕果。李悝和吴起都是孔子弟子卜子夏的弟子，而子夏思想既是早期儒家在三晋的发展，又是由儒入法的关键。子夏本人不是法家人物，但以子夏思想为核心的三晋儒家却非常注重实际。子夏儒学不仅直接影响了战国早期法家，也间接影响了荀子的思想和韩非子的思想，而荀、韩都是三晋人士，韩非子还曾师从荀子，最终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三晋法家的思想，不仅代表了时代潮流，而且左右着秦汉以后中国政治的主流。同时，三晋号称“多辩士”，著名的纵横家人物苏秦和张仪在三晋叱咤风云，一度左右着战国末期天下形势，同样代表了当时的进步思想。战国名辩家的代表人物惠施一生主要活动在魏国，而公孙龙则是三晋人氏。至于兵家，战国早期有军事家庞涓，晚期则是尉缭子等人。秦国的统一天下，在思想上得益于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在政治经济体制上有赖于商鞅变法，具体实施方面先后有张仪、范睢、吕不韦等三晋人氏的努力，在军事上则有尉缭子的策划。显而易见，战国时期的三晋人物及其思想，既是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思想，也对历史的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两汉以降，山西地区继续着先秦时期的进步思想的传统，在思想文化界屡屡有重要代表人物出现。隋唐之际的王通，是理学思潮的先驱者之一。唐朝后期的柳宗元和白居易，既是进步的文学家，也是继隋朝哲学家王通之后的重要的思想家，对于代表进步思潮的理学思想的形成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及至宋代，孙复是理学史上有名的“宋初三先生”之一，对宋明理学的形成产生过直接的作用。北宋中期，史学家司马光位居“道学六先生”之列，是宋明理学重要的代表人物。当宋明理学在明朝开始失去其进步性的时候，思想家薛瑄以“实学”思想对占据理学统治地位的朱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改造，对理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清之际，宋明理学开始走向衰落，思想家傅山结合现实，对宋明理学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批判，推动了实学思潮的发展，影响了清朝以来的思想取向。清朝末年，杨深秀受西方进步思想的影响，义无反顾地参与“戊戌变法”活动，勇敢地站在了时代进步的最前列。在世俗思想不断进步的同时，山西地区的佛教和道教文化也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并存发展。中国佛教的发展归于净土宗，而山西地区则是净土宗的发源地，并一直保持着核心地位。山西地区的五台山佛教圣地是中国佛教华严宗的发展重镇，对于佛教的历史兴盛和当代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金元时期，道教的全真教在山西地区有过长足的发展。总之，多种思想学说的共生共存，使山西地区的进步思想源源不断地发生发展，并且总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引领时代潮流。

3．山西是古代东方艺术的“博物馆”

在距今两三万年前的朔州峙峪文化遗存中，发现了数百件骨片的表面有人工刻画的道痕，学者们认为峙峪人可能已经掌握原始的雕刻艺术。从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的吉县柿子滩遗址上，又有两处岩画引起了学术界重视，被视为人类最早的艺术珍品。距今四五千年的陶寺遗址中，出土了属于夏文化早期的木鼓和石磬，太原义井出土的一音孔和二音孔陶埙乐器属于新石器时代。晋国大音乐家师旷以琴技和音律闻名，赵国人荀子创立了艺术理论，离石的汉画像石出土，蒲津渡的唐朝黄河铁牛面世，元代晋南杂剧的繁荣，种种现象表明，山西在人类文明演进中，是位于世界东方的艺术之苑。在众多的艺术门类中，山西的古建筑及其依托古建而保留至今的壁画、雕塑，更有规模，更具体系，成就更为突出，特色更加鲜明。

品质超群的建筑艺术

山西古建筑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很高的文化欣赏价值。中国古代的建筑门类和建筑艺术，在山西几乎都能找到实物。山西现存的古建筑18118处，除了皇室宫殿建筑不复存在外，其余种类的建筑应有尽有，如依照建筑功能划分的寺庙宫观、长城关隘、城池市楼、墓冢陵寝、戏台祠堂、桥梁驿站、民居会馆、钟楼鼓楼等等，依照建筑形式划分的庑殿式、歇山式、悬山式、卷棚式、单檐、重檐、殿台、亭阁、长廊、牌坊等等，其中的一部分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孤例，品质更高，价值更高。

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是唐朝建筑，今存的几座完整唐朝木结构殿堂都在山西。已知宋、辽、金及其之前的木构建筑全国146座，山西境内就有106处，占全国现存同期同类建筑的72％，其中的7处是唐、五代的遗存，更显其弥足珍贵的文物和艺术价值。就目前所知，存留至今的唐朝木构建筑除敦煌196号窟檐仅存的柱斗、河北正定开元寺钟楼的下半部分外，较完整的四座唐朝木构建筑是五台山南禅寺正殿、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芮城广仁王庙正殿和平顺天台庵正殿。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现存结构完整的唐朝木构建筑的大殿全部在山西，山西因此保存着中国最古老的建筑艺术。

唐以后的五代十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建筑实物的保存难度很大。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地理原因，山西保存了这个时期的三座木构建筑：平顺龙门寺西配殿、大云院正殿和平遥镇国寺万佛殿。龙门寺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北齐文宣帝时候，西配殿是目前国内仅存的五代时期悬山造木结构的佛殿。寺内现存五代、宋、金、元、明、清几个朝代的土木建筑，并有大量碑碣石刻遗存。大云院正殿的22平方米佛教壁画，是中国寺庙现存仅有的五代壁画，殿内的壁画与柱枋、斗拱、替木上残存的五代彩绘，均为同期同类艺术品孤例。平遥镇国寺万佛殿中的11尊塑像，是国内仅存的五代寺观彩塑，大体继承了唐朝风格，显示出高超的雕造技法。她们无疑是古代东方艺苑的奇葩。

宋、辽、金、元时期，山西的建筑艺术最为辉煌。辽、金作为统治中国北部和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大量吸收汉族文化，用汉族工匠修建宫殿、佛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勇于创新，留下了一些规模宏大、风格独特的建筑精品。这一时期的代表建筑如大同善化寺及华严寺、洪洞广胜寺、芮城永乐宫、临汾牛王庙、翼城乔泽庙戏剧舞台、霍州署大堂，等等。建于辽代的应县木塔规模宏大，健硕华美，是我国古代建筑功能、技术、造型艺术有机统一的完美范例，是有建造木塔历史以来保存下来的一座最古老的木塔，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高大的木结构建筑，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木构建筑艺术的重大成就。

山西古代砖石建筑的艺术成就也非常显著。山西是现存古代长城时间跨度最大的地区，山西保存了战国以来两千余年的长城2500多公里，其中东魏、北齐、隋、宋四朝长城为山西独有。山西古代墓葬石雕艺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太原晋源区的隋朝虞弘墓，出土一件雕刻华丽精美的汉白玉石椁。墓主虞弘为西亚人，曾在北齐、北周和隋朝为官，石椁的雕绘内容包括宴饮、乐舞、射猎、家居、出行的场景充满异国风情，对研究古代东西文化交流和中国绘画史无疑有重要意义。再如十字飞梁形制的古代桥梁藏于古画，载于古史，现存实物世界上也仅有太原晋祠的鱼沼飞梁一例。平面呈十字形状的飞梁，位于圣母殿的正前方，方形池沼上架设板桥，四面通岸。东西平坦，连接主建筑圣母殿与献殿；南北下斜如翼，犹如振翅的大鸟，故取“飞梁”之名。飞梁造型独特，精雕细刻的勾栏、柱础和望柱的多数构件仍为宋朝原物。而使用减柱法为晋国始祖叔虞之母而建的晋祠圣母殿，空间阔大，肃穆庄严，完整地保留了宋朝建筑的形制和结构，成为宋式建筑的经典之作。

光彩夺目的彩塑和壁画艺术

山西拥有丰富的古代建筑资源，在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中，山西从唐朝至清朝一千多年的寺、院、庙、庵、宫、观及其中的殿、塔、冢等建筑物近80处，因而保存了多姿多彩的寺观雕塑和壁画。这些雕塑与壁画同建筑本身一样，具有珍贵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

山西现存唐朝以来的彩塑作品12712尊，是国内寺观彩塑最多的省份之一。唐朝彩塑主要保存在五台山佛光寺的东大殿、南禅寺大殿以及晋城的青莲寺等地。这些彩塑造像庄重丰满，神形俱佳，极富时代特征。南禅寺大殿的塑像塑造手法纯熟精巧，形体、衣饰与敦煌彩塑如出一辙。山西宋朝彩塑的代表作品是：晋祠圣母殿的侍女像，晋城市二仙庙，长子法兴寺、崇庆寺等寺观塑像。圣母殿的43尊宋朝彩塑，是宋朝造型艺术的极品，其中的30多尊宋朝侍女彩塑，摆脱了多年来陈式化的刻板雕塑手法，开创了现实主义作品的彩塑风气，从侍女的体态、神韵、造型、衣饰上看，造像生动，形神俱佳，堪称中国古代女性雕塑的集大成者。辽金时期山西处于民族大融合的前沿地带，在彩塑造型艺术方面也表现出了特色，像大同华严寺的菩萨塑像，面形丰满，体态秀美，造型生动，技法娴熟，可称是辽代彩塑艺术的珍品。元代彩塑风格与辽金近似，代表作有五台县广济寺的大佛殿、晋城市玉皇庙西配殿及中殿、洪洞县广胜寺下寺大殿及水神庙等处的佛、道二教的塑像。山西明清两朝的彩塑有11630尊，人物众多，品质俱佳，市井文化的特征非常明显，迎合市民精神需求的民间化、世俗化的艺术倾向加重，如平遥双林寺各殿的彩塑，隰县小西天大雄殿的塑像，长治观音堂的悬塑，灵石资寿寺大殿罗汉塑像，蒲县东岳庙大殿的地狱群像等。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平遥双林寺具有千余年的历史，寺内2000余尊宋、元、明、清四朝的彩塑，囊括了佛国与俗界的众多角色，佛祖菩萨、天王罗汉、帝王将相、宫娥僧人，一应俱全，反映了中国古代人神共治的现实，无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称号。

壁画在体现宗教思想、反映社会生活、烘托建筑艺术方面有重要的作用。山西现存高品质的汉唐至明清的寺观墓葬壁画24000多平方米，这些壁画客观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古代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壁画艺术，为我们了解山西古代壁画绘制艺术提供了实物资料。

山西古代壁画以寺观壁画为主，寺观壁画大多是土坯泥墙上彩绘的壁画。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的壁画，是国内仅存的唐朝寺观壁画，虽然年代久远，画面残损，但画艺精湛，保存良好，堪称中国古代寺观壁画的上品。山西现存宋辽金时期的壁画6处，面积近千平方米。应县木塔的塔内明层都有塑像和壁画，画面上的飞天活泼丰满，精神流注。繁峙金代建筑岩山寺文殊殿的壁画，面积近百平方米，为宫廷画师王逵所作，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山西的元代壁画9处，1700多平方米，以芮城永乐宫、洪洞广胜寺、稷山青龙寺和兴化寺壁画为代表。广胜寺的水神庙里，有一幅场面宏大人物众多的元杂剧演出图，把祭赛神灵的演剧活动搬上壁画，反映出元杂剧的盛况。广胜寺下寺后殿里残存的元代壁画仅有16平方米，画艺高超，色泽明丽，大殿四周原有的彩绘壁画，收藏在美国堪萨斯城的纳尔逊艺术馆。

永乐宫壁画为元代作品，面积总计千余平方米，绘于龙虎殿、三清殿、纯阳宫、重阳殿四壁及拱眼壁内，壁画内容丰富，画技高超，在青、绿冷色基调中，用色多达十余种，并大量使用沥粉贴金法，在庄重深沉的画面中渲染华美富丽的艺术效果，为中国壁画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1959——1965年永乐宫迁址过程中，这些壁画随同主体建筑一道成功迁移，开创了中国古代壁画大规模迁移保护的范例，是古代壁画绘制技术与现代壁画揭取保护技术完美结合的典范。

众多的墓葬壁画是山西古代壁画的又一个类型，山西北齐墓葬壁画近年来成为古代东方艺术世界最吸引人的艺术品种。寿阳县北齐厍狄迥洛墓壁画，以绚丽斑斓的艺术长卷反映墓主人生活的显赫场面或死后的空幻境界。太原王郭村北齐东安王娄睿墓的壁画，太原城郊王家峰北齐名将徐显秀的墓葬壁画，画面宏大，构图准确，形象生动，色泽艳丽，线条流畅，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和地域文化特征。从这几处壁画可以清楚地看到北齐时画技日臻成熟的趋势，为隋唐壁画技术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博大精深的石窟艺术

山西的石窟艺术，成就非常突出。北魏至明清的石窟寺多达300余处，其中云冈石窟、龙山石窟、天龙山石窟这几处国家级的文物保护石窟，艺术价值极高，而且，云冈石窟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云冈石窟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第一次由国家主持凿刻的大规模石窟工程。北魏崇佛，平城大同作为当时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凿窟建寺之风盛行。公元5世纪后期至6世纪初的几十年间，北魏统治者集中了全国各地的高僧和能工巧匠，吸收融合了中外艺术风格，开凿出了阵容强大、气势恢宏的石窟，供僧侣信徒们进行宗教活动。在开凿手法和雕刻技巧上，创造了影响深远的“平城艺术模式”。这是在山崖陡壁上开凿出的洞窟形佛寺建筑，现存主要洞窟45座，洞窟内外造像5万余尊。壁面处理技法上，运用了线刻、浮雕、高浮雕、圆雕等雕刻手段，创作了一大批不同于寺观雕塑的造像以及众多佛教故事和装饰图案的浮雕作品，与甘肃的敦煌石窟被誉为中国佛教艺术的“双璧”。云冈石窟佛、菩萨的造像在石窟艺术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造像以高大雄伟、雕刻精美而著称。初期造像面相丰圆，身体壮硕，后来吸收南朝的风格，众多的佛、菩萨雕像更显面相清瘦、眉目开朗、神采飘逸的特点，这种称作“太和造像”的艺术风格直接影响了孝文帝迁都后开凿的洛阳龙门石窟的造像，而且远及敦煌北魏石窟。云冈石窟艺术有机地融合了中西文化的精华，创造出独具特色的雕塑艺术风格，为隋唐以后中国雕刻艺术的发展增加了活力。云冈石窟艺术始终吸引着大批中外游人或专家学者。

天龙山石窟集建筑、雕塑为一体，其中的雕刻艺术占据主导地位。天龙山石窟的雕塑题材和对象是佛教尊奉的佛、菩萨，石窟的开凿成形经历了东魏、北齐、隋、唐四个时期，从佛像到花纹都反映了南北朝到唐朝的几百年间中国石窟艺术写实性、装饰性的特点，反映出石窟艺术的发展变迁脉络。

中国最大的道教石窟是太原的龙山石窟。道教是根植于中国社会的本土宗教，道教石窟也是体现中国本土艺术特色的一种艺术门类。龙山石窟是元代全真教道人宋德芳主持营建的。现存8窟，其中的7窟为元代或元以前的作品。龙山石窟龛内40余尊造像，雕工朴实，刀法流畅，线条简练，给人以庄重浑厚和风格粗犷的艺术美感，具有浓郁的元代风格，与佛教石窟寺艺术追求场面宏大、造像华丽、宁静空灵的风格截然不同。龙山石窟是道教石窟寺艺术的经典作品，其造像内容、雕刻技法在我国石窟寺艺术中占重要地位。

色彩斑斓的古代城市与民居建筑艺术

山西明清时期的建筑，保存有千余处之多，除了传统的寺庙宫观戏台建筑外，在城市建筑和民居建筑两方面的艺术成就最为显著。

山西有着众多的古城，列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就有大同、平遥、祁县、代县、新绛等五处。平遥还以“一城、两寺”的人文建筑优势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中国仅有的两个以城市命名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价是：“平遥古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平遥古城保存了其所有特性，而且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平遥这个尧舜时代就有记载的古地，历经几千年后，成为中国古代县城的标本，保存完整的平遥古城，向世界展示着中国明朝的县城建置、官衙方位、街道规划、民居建筑、商街店肆的真实状况。明初扩建的城墙，是平遥古城的主要建筑物和平遥古城的象征，城墙高12米，墙厚5米，周长12华里，城墙上3000垛口、72敌楼，体现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的传统文化内涵。城内有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条蚰蜒巷，城中的建筑东城隍，西县衙，南观音，北关公，左文庙，右武庙，东道观，西佛寺，集中体现了明清县级政权的礼法制度，反映了人神共治和儒佛道三教合一的中国文化特征。其他几座历史名城，也都有充满独特人文精神和艺术美感的建筑。比如代县，唐初始建的文庙，是一组典型的儒学建筑群，边靖楼和杨家祠堂，则是民族融合的最好见证物。新绛城里保存有唐朝遗风的绛州大堂，有隋朝花园，有建于宋元明几朝的绛州钟楼、乐楼、鼓楼，引人注目。这些古老的建筑及其艺术形式，大大提升了历史名城的文化品位。

山西民居今天成为中国北方民居的典型代表，是因为明清时期晋人富饶而兴建一大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的深宅大院。山西现存比较完好的明清民居建筑群多达数十处，如晋中的乔家、王家、曹家、渠家、常家等院落建筑群，晋东南的皇城相府、郭峪村老巷老宅、柳氏民居堡寨，晋南的丁村老宅，晋西北的碛口古镇及其民居建筑等等，展示着几百年来山西民居的辉煌成果。这些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民居建筑，大都古朴厚重，高大结实，构成了一座座封闭的城堡，一座座幽深的庭院。一个院子有成百上千间的房屋，院套院，门套门，琉璃飞甍、砖石照壁、高台大屋、牌坊小桥、亭殿楼阁，与周边环境巧妙地融为一体。许多建筑依山建势，因地制宜，高低叠置，参差错落，门窗间木雕、石雕、砖雕、楹联、匾额沟通传达了众多的人文信息，充满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体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山西老宅院是中华民居建筑艺术的经典之作，是几个世纪前建筑艺术的杰出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