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城镇化论文（共11篇）
山西省城镇化论文 篇1
城镇化水平成为反应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通过引入城镇化不平衡指数[1]这一计量指标, 对山西省11个市的城镇化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定量比较分析, 阐明山西省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差异程度, 寻找差异的原因, 对走出一条符合山西省各地区的城镇化道路提供借鉴意义。
1 研究区概况
山西省地处华北地区西部, 黄土高原东翼, 总土地面积156417平方公里, 境内地形复杂, 大部分为山地丘陵, 山区面积约占全省总面积的80%以上。省域内有太原、大同、阳泉、长治、晋城、朔州、晋中、运城、忻州、临汾、吕梁等11个市。
2006年全省总人口为3374.55万人, 其中非农业人口为1451.39万人, 城镇化水平 (以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计算, 下同) 达到43.01, 略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 (43.90%) 。但在11个市中只有太原、大同、阳泉等市城镇化水平超过全省平均水平;晋城、朔州、晋中等市城镇化水平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他5个区域的城镇化水平都低于全省平均水平5~10个百分点 (图1) 。
2 研究方法
城镇化不平衡指数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化差异程度的指标, 在本文中表示省域内某一市非农业人口占全省非农业人口总数的比重与其他指标占全省总数的比重之间的关系, 用I来表示, 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n为比较的地区数, Xi、Yi为相互比较的两组指标。如果Xi和Yi差异较小, 那么I的值就较小, 反映这两组指标相对较为平衡;反之, 如果两者的值相差较大, 那么I的值较大, 表明相互比较的两组指标差异较大, 说明不平衡性较为突出。在直角坐标系中, 以Xi为横坐标, Yi为纵坐标, 在X-Y平面上描出点 (Xi, Yi) , 当Xi、Yi差异较小向直线Y=X靠近时, 意味着两者相对平衡;当Xi、Yi差异较大远离直线Y=X时, 就意味着两者不平衡。
每点距离直线Y=X的垂直距离为:
di的绝对值越小, 表明相比较的两组指标越相适应;反之亦然。用Xi分别代表各市的总人口、土地面积、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在全省的比重, Yi代表非农业人口占全省的比重。
3 山西省城镇化不平衡性分析
3.1 相对于土地面积的城镇化不平衡性分析。
根据公式计算得出2006年山西省相对于土地面积的城镇化不平衡指数高达4.00, 说明山西省非农业人口分布很不均衡。从表1可以看出, 长治, 朔州, 晋中, 忻州, 临汾, 吕梁六市的不平衡指数为负值, 说明他们所辖地域范围内的非农业人口数还未达到与其面积相匹配的程度。忻州市土地面积占全省土地面积的16.05%, 而非农业人口数量却只占全省总数量的7.29%, 表现为非农业人口数量不足。与之相对的是省会太原市, 虽然其土地面积只占全省总量的4.47%, 却容纳了全省19.23%的人口非农业人口, 表现为非农业人口相对超载。这两个城市对土地面积而言所表现出来的城镇化不平衡性, 呈现出两个极端现象。
然而, 城镇化的发展是不能单纯从土地面积上来看的。因为, 同是地表空间, 城市发展的自然地理条件却相差悬殊[1]。从山西全省范围看, 总的地势是“两山夹一川”, 东西两侧为山地和丘陵的隆起, 中部为一列串珠式盆地沉陷, 平原分布其间, 以山地丘陵为主, 平原面积小。因此, 追求城镇化和土地面积上的“绝对均衡”, 是不符合实际的[2]。
3.2 相对于总人口的城镇化不平衡性分析。
城镇化过程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人口的城镇化, 表现为:伴随着工业化和经济增长, 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和集中, 非农业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 而人口向城镇的聚集又会进一步促进城镇化进程。2006年山西省相对于人口而言的城镇化不平衡指数2.26。从表2中可以看出, 除太原6.38、运城2.57、临汾1.46、吕梁1.69外, 其余市都处于垂直距离为正负1.414的范围以内, 城镇人口比重与总人口比重之间的差距不大, 这些市对总人口而言的城镇化不平衡性并不十分明显。较高的全省城镇化不平衡指数, 是个别城市之间差异较大所致。
3.3 相对于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和农业总产值的城镇化不平衡性分析。
城镇化进程是在以农业发展为代表的农村“推力”和由工业化与第三产业为代表的城镇“拉力”共同作用下进行的。城镇的建设不能脱离农业的发展, 粮食的生产、耕地面积和农业总产值息息相关, 因此将这三个与农业相关的指标放在一起分析, 结果见表3。
不同市的耕地由于气候、光照、温度、水资源和土壤肥力不同而有不同的复种率, 表现出不同的生产能力。2006年山西省对于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和农业总产值的城镇化不平衡指数分别高达4.25、4.31和3.69, 表现出很大的不平衡性。山西省农业基础薄弱, 境内地形多样, 山地、丘陵、残塬、台地、谷地、平原等交错分布, 而以山地, 丘陵为主, 平原面积小, 又是人口及其经济活动的集聚区, 适于农作物生长的土地有限, 制约了耕作业的发展。因此, 各地市地形地理条件等自然形成的差异, 是导致山西省对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和农业总产值而言的城镇化不平衡指数较大的主要原因。
3.4 相对于工业总产值的城镇化不平衡性分析。
国际经验表明, 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很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 两者之间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是城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1]。2006年山西省相对于工业总产值的城镇化不平衡指数I=1.70。从图2可以看出, 大同、忻州等是重要的工业基地, 其不平衡指数为2.35和3.24;长治和临汾分别为-1.72和-3.14, 与对角线距离较远。其余城市点位都靠近对角线, 其di绝对值都小于1, 说明山西省城镇人口比重与工业总产值比重基本相适应。
4 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山西省各市城镇化差异主要是由于客观自然地理条件所致, 城镇化水平和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是相适应的。 (2) 但在城镇化进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 农村工业化进程缓慢, 产业结构失衡。 (3) 对城镇发展的粮食产量和耕地面积因素而言, 山西省城镇化的宏观地域差异最大, 对土地面积、农业发展和人口发展水平而言, 地域差异次之, 而对工业发展和经济发展水平而言, 地域差异最小。但总体来说, 一部分差异是由于历史原因和自然条件所造成的, 短时间难以发生根本性改变, 一部分差异是人为造成的, 在不违背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是可以改变的。
摘要：为阐明山西省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差异程度, 引入城镇化不平衡指数这一指标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各市城镇化水平的差异主要由客观自然条件和产业发展模式决定, 城镇化水平和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是相适应的。
关键词：城镇化,不平衡指数,区域差异,山西省
参考文献
[1]高进云, 张安录, 杨钢桥.湖北省城镇化地域差异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6, 16 (4) :107-111.
[2]杨中标, 石培基, 程红芳.甘肃省城镇化地域差异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08, 22 (1) :21-26.
[3]王俭平, 丁学智.当代山西产业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7.
山西省城镇化论文 篇2
（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组）：
农、林、牧、渔业 29661元
采矿业68633元
制造业36683元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63435元建筑业36719元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54751元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49299元
批发与零售业 32802元
住宿和餐饮业 22924元
金融业67729元
房地产业 32837元
租赁和商务服务31191元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50793元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2506元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27476元
教育41695元
卫生、社会工作35993元
文化、体育与娱乐业36348元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37173元
山西省城镇化论文 篇3
1999年，娄勤俭担任信息产业部副部长，2008年，担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两年后调到陕西省工作。2013年1月，他当选陕西省省长。
近期，娄勤俭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谈及陕西的发展，他表示，通过多年的努力，陕西省目前已经进入全面、平衡、科学发展的时期。“发展速度保持在合理的空间，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效。”
而对于陕西省的未来发展，娄勤俭则表示，必须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通过改革开放，使陕西真正能成为西部大开发的新引擎，成为丝绸之路的新起点。
原则上不再新设行政许可
中国新闻周刊：简政放权被认为是本届政府深化政府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之举。6月4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又强调了这一点，决定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在这方面，陕西省做了哪些工作？
娄勤俭：通过审批制度改革向市场和社会简政放权让利，是转变政府职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根据国务院的部署，陕西已分三批取消和下放了36个省级部门的222项审批，精简比例为21.02%，同时取消了43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接下来，我们将按照本届政府再取消和下放三分之一的目标深入推进审批制度改革。一是进一步精简下放审批事项，对没有法律依据的、市场机制能够调节的、市场主体可以自主决定的行政审批一律取消，可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的一律不设前置审批，由市县行使更有效的一律下放，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
二是建立“权力清单”制度，确需保留的审批列出清单向社会公布，这项工作正在抓紧进行中，今后省政府规章原则上不设行政许可，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草案一般不新设行政许可。
三是规范保留的审批事项，减少运行环节、提高办事效率，方便基层和群众。
四是建立健全制约和监督机制，对滥用职权、擅自增加审批项目，或不作为、玩忽职守的，坚决追究责任。
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工作的推进是不是也带动了政府职能的转变？
娄勤俭：现有政府机构设置、部门职能划定和运转机制，很大程度是围绕审批制度确定的，结合审批制度改革，我们还将按照职责明晰、权责一致、运转协调、高效便民的原则同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优化政府的机构设置、职能划定和工作流程，精简省直部门的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把更多行政资源用在宏观调控、经济调节和公共服务上来。
目前，省直机关正在重新进行“三定”（即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规定—编者注）。同时，陕西将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市场监管方式，建立纵横联动协同管理机制和监管网络，努力改变工作人员在办公室看材料、鉴别把关的做法，更多地走下去发现问题、实施监管，尤其要加大对制假售假、商业欺诈和食品药品安全等问题的管理。早在2012年，陕西工商质检工作就实行了属地化，今后我们还将继续探索。
进一步放宽进城落户标准
中国新闻周刊：新型城镇化正在成为拉动中国下一轮经济的引擎，中央政府提出了“三个一亿人”的明确目标。在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方面，陕西的进展如何？
娄勤俭：我省早在2009年就开始推进有条件农民进城工作，目前已有420余万有条件农民进城，下一步我们将以进城愿望最迫切的人群为重点，进一步放宽进城落户标准，引导更多有条件的农村居民进城。
同时，针对相当一部分进城农民没有完全享受市民待遇的问题，努力从体制机制上破解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结构，使农村居民进得来、落得住、过得好。
一是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制度，鼓励农民工及早在城镇参保并连续参保；二是实行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同等的保障房分配制度，在农民工集中的园区配套建设公租房，鼓励农民工数量较多的企业兴建集体宿舍；三是逐步将农民工子女纳入义务教育经费保障和普惠性的学前教育、免费中等职业教育范围，完善符合条件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参加中考和高考政策；四是理顺各级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以常住人口为重要因素安排省级财政转移支付。
中国新闻周刊：那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的改造呢？有没有比较满意的例子？
娄勤俭：关于改造约一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我省一直坚持将其与保障性住房建设、国有企业改制、城市建设、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相结合，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其中，大明宫遗址区保护改造就是一个很好的典型。
工程实施前，遗址区是陕西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棚户区，30万居民在条件恶劣的棚屋里已居住了50多年。改造后，19.16平方公里的区域面貌大为改观，居民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楼房，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古代乃至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宫殿建筑群唐大明宫得到了有效保护，受到了国内外一致好评。
城中村改造方面，我们坚持群众利益第一位原则，已经形成了“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整村拆除、安置优先、有形无形改造并重”的改造思路。西咸新区最具代表性，新区空港新城拆迁工作政策导向好、程序阳光透明、工作方法务实接地气、尊重群众利益和感情，没有一起征迁补偿纠纷，没有一处加盖，真正达到了和谐拆迁、促进建设的目的。
截至2013年底，我省已实施各类棚户区、城中村、危房改造39.9万户，其中城市32.5万户，占81.5%，实现了很多困难家庭住有所居的梦想。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西部省份，陕西引导农村居民就近城镇化的思路是什么？
娄勤俭：建设城镇和小城市推动农村居民就地就近市民化，是我省解决第三个“一亿人”问题的主要思路。
2011年起我们先后确定了35个重点示范镇，按照“城乡政策一致、规划建设一体、公共服务均等、收入水平相当”的要求，模块化规划、标准化建设，努力改善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截至去年底已累计开工建设项目1786个，完成投资272.3亿元，将重点示范镇打造成了有条件农民进城落户和创业的平台。
2013年我们又启动了31个文化旅游名镇建设，计划用5年时间达到设施完善、游客增加的目的。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工建设226个，完成投资16.1亿元。
与此同时，我省还采取多种措施支持县城和市级重点镇建设，使县镇综合承载力和人口产业聚集力大为增强。目前全省县城人口达到670.06万人，年均增加6.48%，高于全省城镇化水平增长速度。
移民搬迁已进入有序轨道
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年陕西实施的移民搬迁工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娄勤俭：我省三年前开始实施的移民搬迁工程，涉及到近300万人。可以负责任地说，这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已进入有序轨道。截至目前已经有50多万群众搬入远离灾害、设施齐备、交通便捷的社区居住，过上了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移民搬迁既是彻底改变自然条件恶劣地区贫困群众生产生活面貌的民生工程，也是推进城乡一体发展，推动新型城镇化的重大决策。
中国新闻周刊：搬迁工程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娄勤俭：根据群众的愿望，我省又把搬迁范围扩大到了生产生活条件较差的秦岭北麓和缺水干旱、贫困集中的渭北旱塬，目前各项工作已平稳起步。
今后三年将是移民搬迁最为关键的阶段，我们将进一步增强搬迁的计划性，确保每年陕南、陕北至少搬迁6万户和1.6万户，争取到2016年完成特困户、三无户、五保户等群体的安置。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年初，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设立陕西西咸新区。它的设立是出于什么考虑？
娄勤俭：创新城市发展模式是新型城镇化的重点。西咸新区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首个以创新城市发展方式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也是我们把现代田园城市、新型城镇化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的理念融为一体的探索。
西咸新区建设之初，我们在800平方公里土地上规划了五个组团城镇，实际建设用地仅230平方公里，计划用开敞疏朗的田园“大开”城市空间和骨架，紧凑复合的市镇“大合”城市现代化服务功能和新兴产业，现代化高效农业支撑城市之间的大块绿色田野，形成“核心板块支撑、快捷交通连接、优美小镇点缀、都市农业衬托”的空间格局。
经过几年建设，新区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一个由“核心城区板块、小城镇、村落小镇”构成的现代田园城市市镇体系已基本形成，渭河北岸正在建设用地仅为现有国内平均水平五分之一的首个立体城市。
空港、沣东、秦汉、沣西、泾河五个要素密集、功能综合的现代化新城建设步伐不断加快，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近1000亿元。西咸新区已进入大开发、大建设、大发展的新阶段。下一步，我们将加大管理体制创新力度，推动西咸新区进一步加快发展，努力把西咸新区建设成为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枢纽、西部大开发的新引擎和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范例。
保证一江清水送京津
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陕西启动了实施渭河综合整治工程，提出“渭河三年变清”。这个项目都涉及哪些工程？
娄勤俭：渭河是陕西人民的母亲河，治理好渭河是陕西生态环境保护的头等大事。整治工程计划投资607亿元。
经过努力，全长630公里、顶部宽于20米的渭河大堤已经全线贯通，面积达1.27万亩的南山支流蓄滞洪区已基本建成，渭河防洪能力显著提升。渭河在过去是“小水大灾”，但在去年雨季每秒近4000方的超警戒流量下，渭河安然无恙。
在强化防洪能力的同时，我们把治污作为渭河综合整治的重要内容，专门制定了渭河流域水污染防治三年行动方案，明确提出从2012年起用三年时间让渭河水变清，当然，这个“清”是形象的说法，表示渭河的严重污染必须得到治理。
两年多来，通过加强污水处理厂建设、淘汰关闭落后企业、改造提升企业污水处理设施等措施，渭河干流水质化学需氧量平均浓度下降了31%，氨氮下降了43.4%，支流这两项指标分别下降了36.3%和35.5%。渭河潼关出境断面水质提前两年达到了国家考核要求。
根据总理报告中的新要求，今年我们将全力完成52个在建污染治理项目和18个未开工项目，采取“一河一策”的办法抓好重点支流治理，力争渭河干流水质年底前总体达到Ⅳ类水质。
中国新闻周刊：丹江口水库及其上游是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主要水源地，而水库70%以上的水由汉江、丹江供给。陕西采取了哪些措施保护水源？
娄勤俭：我们把汉江、丹江水质保护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保护措施，一是着力构建陕南现代循环产业体系，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企业；二是制定汉丹江《水污染防治条例》和《水质保护行动方案》等法规政策，使水污染综合防治进入法制轨道；三是加强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工业点源污染防治、入河排污口整治、尾矿库治理、水土保持等工作。
这些措施取得良好效果，十多年来汉、丹江整体出境水质始终保持在国家标准以内，水源地涵养和水质保护工作持续走在水源区省份前列，得到国务院和国家部委的充分肯定。
山西省城镇化论文 篇4
1. 全省城镇化水平稳步发展。
伴随着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以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为起始点,山西省城乡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全省地级市数量由4个增加到11个,县级市数量虽然略有上下浮动,但是近年来县级市数量稳定在11个。城镇人口总数由1978年的464.85万人发展到2014年的1962.32万人,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9.18%上升到2014年的53.79%,城镇化率提高了34.61个百分点。从发展历程来看,山西省城镇化发展大致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1990年以前城镇化处于稳步发展时期起,1990—1997年山西省城镇化基本处于缓慢发展阶段,1997年之后,山西省城镇化发展明显提速,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图1)。
2. 山西省城镇人口布局的时空变化。
比较2001、2014年山西省各县、市区的城镇化分布图可以清晰地看出,山西省各城市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差异较为显著,但在整体水平上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在整体上呈现出“中部地区城镇人口密集,东西两山城镇人口稀疏”的总体特征,有鉴于此,本文以城镇人口所形成的三大纵裂带为基础来进行城镇化的探讨,这三大纵裂带为中部盆地地区、东部太行山区、西部吕梁山及黄土丘陵沟壑区。
(1)中部盆地地区。中部盆地地区是指同蒲铁路沿线的串珠状盆地地区,自北向南依次为大同、忻州、太原、临汾、运城五大盆地,区内地形平坦,水源较为充足,交通便利,向为山西经济发展的重心区,该区内共有46个县级行政区,即:大同城区、大同矿区、新荣区、南郊区、大同县、怀仁、应县、山阴、朔城区、原平、忻府区、定襄、小店区、迎泽区、杏花岭区、尖草坪区、万柏林区、晋源区、清徐、榆次、太谷、汾阳、孝义、文水、祁县、平遥、介休、灵石、霍州、洪洞、尧都区、襄汾、侯马、曲沃、翼城、新绛、闻喜、夏县、盐湖区、稷山、河津、临猗、芮城、绛县、万荣、永济等县区。该区总面积478027.7km2,占全省总面积的33.3%,人口1206.64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61.12%。
由于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条件,该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提高显著,大多数的县级行政区的城镇化水平增长率超过80%,更有多数县市的城镇化水平成倍增长,如大同市南郊区、襄汾、翼城、闻喜、万荣、芮城等县市,增长比重均超过100%,尤其是在2001年城镇化水平在20%以下的绝大多数城市,在2014年城镇化水平档次都有所提高,城镇化水平小于20%的城市个数减少了14个,其他城镇化水平界限之内的城市个数也都有所提高,40%~60%的县域城市个数由2001的8个,提高到了2014年的15个。值得说明的是,由于外来人口的涌入,致使太原市各区的城镇化水平下降,因此,在今后的城镇化建设中,要着重解决市民化问题(表1)。
(单位:个)
资料来源:《山西省统计年鉴》
(2)东部太行山区。太行山雄踞于山西省东部,北起北拒马河谷地,南至山西、河南接壤的沁河平原。山势北高南低,大部分海拔在1200米以上。区内共有42个县级行政区,即:天镇、广灵、灵丘、浑源、阳高、繁峙、代县、五台、盂县、阳泉城区、阳泉矿区、阳泉郊区、平定、寿阳、昔阳、和顺、榆社、左权、武乡、沁县、沁源、襄垣、黎城、屯留、古县、浮山、安泽、潞城、长治城区、长治郊区、平顺、壶关、长子县、长治县、沁水、阳城、垣曲、平陆、高平、泽州、晋城城区、陵川等,总面积51114.07km2,占全省总面积的34.12%,人口523.94万人,占全省人口的26.70%。
该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从2001年到2014年增长势头不亚于中部盆地地区,增长幅度超过100%的城市有20个,尤其是天镇、广灵、灵丘、盂县、屯留、浮山、壶关、长治县,这些地区的城镇化增长率均超过200%,其中,灵丘两地的城镇化水平从2001年至2014年翻了将近四倍。该地区的多数县市城镇化水平仍集中于中低档,较2001年相比,2014年该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明显好转,城镇化水平在40%—60%区间的县域城市个数增加了10个,20%~40%区间的县域城市个数增加了9个,小于20%城镇化水平的县域城市个数减少了22个,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表2)。
(单位:个)
资料来源:《山西省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
(3)西部吕梁山及黄土丘陵沟壑区。吕梁山是黄土高原的东界,其西部为我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晋西黄土丘陵沟壑区,区内地形崎岖,沟壑纵横,降水稀少,十年九旱,生态环境脆弱。区内共有31个县级行政区,即:左云、右玉、平鲁、偏关、保德、神池、河曲、五寨、岢岚、宁武、静乐、岚县、兴县、临县、方山、娄烦、古交、阳曲、交城、离石、柳林、中阳、石楼、交口、汾西、隰县、永和、大宁、蒲县、吉县、乡宁等县区,5783.02km2,占全省总面积的32.59%,人口239.09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12.18%。
该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城镇化水平差距显著,不存在城镇化水平较为显著的城市,但较2001年相比,城镇化水平增长幅度较为显著,其中,保德、神池、五寨、静乐、岚县、兴县、临县、方山、娄烦、交城、中阳、石楼、汾西、隰县、吉县、乡宁,城镇化水平增长率均超过100%,其中,中阳县较2001年相比,城镇化水平翻了6倍,吉县翻了5倍,城镇化水平提高显著,小于20%城镇化水平的县域城市个数减少了14个,存在于40%~60%城镇化水平区间之内的县域城市个数增加了11个,60%~80%城镇化水平区间之内的县域城市个数,由原来的空白增加到了2个(古交、中阳),离石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81.86%,其他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则有待提高(表3)。
(单位:个)
资料来源:《山西省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
综上所述,自2001年至2014年,山西省绝大多数的城镇化水平都有所提高,但城镇化水平仍集中于中低档次(20%~60%),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山西省的城镇人口集中于中部地区,形成“中间厚,两边薄”的城镇化发展现状,“边缘化”显著,在今后的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要注重边缘地区的城镇化问题,以此才能在整体上提高山西省的城镇化发展水平。
二、山西省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差异
1. 城市化地区差异显著。
2014年,山西省的城镇人口增加到1962.32万人。从地级市的情况来看,2014年城镇化率排在前三位的是太原市、阳泉市和大同市,城镇化率分别为84.25%、64.95%、60.04%;后三位分别是吕梁市占44.67%,忻州市占44.66%,运城市占44.45%(图2)。但从各个地级市的城镇人口占全省城镇人口的比重来看,阳泉市的城镇化率排在全省的前三位,但阳泉市的城镇人口数只占全省城镇人口数的4.61%,朔州市的城镇化率为52.15%,但朔州市的城镇人口数只占全省城镇人口数的4.66%,相反,运城市的城镇化率为全省最低,但运城市的城镇人口数占全省城镇人口数的11.89%(图3)。
由于不同区域间受地理环境、历史条件、自然资源、经济基础、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山西省各地区城镇化水平发展极不平衡,在行政区域上表现为中部、东部和北部高,东南部次之,南部和西部低的特点。2014年位于中部的太原市和阳泉市,城镇化率分别为84.25%和64.95%;北部的大同市和朔州市,城镇化率分别为60.04%和52.15%;东南部的长治市和晋城市,城镇化率分别为48.46%和56.49%;南部的运城市和西部的吕梁市,城镇化率分别为44.45%和44.67%(图4)。
从表8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位于太原市境内的古交市高于其他县级市,甚至高于其他地级市,城镇人口比重为73.56%,地级市当中运城、忻州、临汾、吕梁、长治的城镇人口比重低于50.00%,而县级市则只有汾阳较低。主要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镇化发展基本处于一种平面扩张的发展状态,城镇人口增长主要来自于新的小城市与建制镇设置,而高等级的城镇人口增长相对缓慢。
2. 城镇体系规模等级齐全,但中等城镇数量少、规模小。
山西省城镇体系规模等级齐全,规模层次相对完善,城市数量呈金字塔型分布,而城镇人口呈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分布。以2014年县级市以上行政单元的城镇人口计算,全省Ⅰ级(≥200万人)、Ⅱ级(100~200万人)、Ⅲ级(50~100万人)、Ⅳ级(20~50万人)、Ⅴ级(≤20万人)共五个规模级别的城镇,数量结构为4∶5∶2∶6∶5,人口规模比例为29.97∶109.77∶14.94∶6.80∶13.46。
1978年,全省共设4个地级市和3个县级市,随后历经变化,现辖太原、大同、朔州、阳泉、长治、忻州、吕梁、晋中、临汾、运城、晋城11个地级市,共85个县,以及古交、潞城、高平、介休、永济、河津、原平、侯马、霍州、孝义、汾阳11个县级市,23个市辖区(表4)。
(单位:万人,个,%)
资料来源:《山西省统计年鉴》
按照国家城市建制标准,人口数大于200万的特大城市有太原、大同、运城、临汾四个地级市,占全省城镇数目的18.18%,人口比重为51.34%,人口数介于100万到200万的大城市有5个,占全省城镇数目的22.72%,人口比重为39.39%,人口数介于50万到100万的中等城市有2个,占全省城镇数目的9.09%,人口比重为9.27%,人口数低于50万的小城市占全省城镇数目的22.72%,而人口比重仅为4.05%。
(单位:万)
资料来源:《山西省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山西统计年鉴》
(单位:个,%)
从不同规模等级城市的人口变化情况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人口数量在不断增加。以11个地级市为例,城市人口增加幅度分别为:太原1.72%,大同1.85%,阳泉0.77%,长治2.16%,晋城6.12%,朔州7.89%,晋中2.50%,忻州3.80%,临汾4.25%,运城5.29%,吕梁5.53%。从11个地级市的增加幅度可以看出,山西省的城市人口数量在大幅度的增加(表5)。结合当前城市建制标准,假定历年都是22个城镇,忽略原始区划可以发现:特大城市数量增加了4个,为太原、大同、运城、临汾四个地级市;大城市数目不断增加,由1978年的1个增加到2014年的9个,城镇人口比重也从24.6%增加到90.73%;中等城市增长缓慢,1978年以来仅增长1个,但城镇人口比重却从1978年的13.5%下降到2010年的9.27%,平均每年下降0.13个百分点;小城市无论城市数量,还是在城市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均有大幅度增长,其地位不断提高(表6)。
3. 中心城市首位度偏低,城镇化发展结构失衡。
太原作为山西的省会,要率先发展,就需要实施首位度提升战略,增强凝聚力、吸引力和辐射力。当前,太原的城市功能相当部分只限于为本城市服务,与国家规划的太原都市圈中心城市的要求相差甚远。要适应现代区域中心城市发展要求,有很多工作要做。在城市功能定位,城市功能分区,完善基础设施,提升金融信息、商贸流通、科技研发、产业创新、知识进步、文化服务和健康服务等功能和宜居水平方面,还未形成超越自然地理范畴,在太原都市圈及更大的区域范围内并未体现出应有的资源、产业、科技、金融、人才、交通、商贸、信息等多层面的引领带动效应。与众多资源型老工业城市类似,当前太原面临很多困难,如土地等自然资源约束,生态环境压力居高不下,城市基础设施落后,老城区、城中村及矿区居民住房改造任务艰巨,创新型人才短缺等问题。另外,太原的投资吸引力居中部地区各省会城市末位,也是影响城市功能提升的重要因素。
三、推进山西城镇化优化发展的基本对策
1. 率先发展太原都市圈。
根据《山西主体功能区规划》、《山西省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一核三圈三群规划》,太原都市区作为“一核三圈三群”中的“核”,处于国家级重点开发区域,不论是城市的发展速度,还是经济的发展速度,在山西省内都是位居首位。强化太原省域中心地位,支持太原都市区率先发展,加强太原都市区与阳泉、忻州、吕梁以及孝汾平介灵组群的联系,提高四个城镇族群的辐射带动能力,全力打造太原都市圈,有利于充分发挥太原都市圈的集聚效应和带动效应。通过太原城市圈的发展,带动区域产业的结构与布局优化,促进现代的物流业和服务业向好向快发展;充分发挥周边旅游资源优势,完善旅游业的服务体系;最终通过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城镇建设的一体化,资源要素的一体化,实现太原都市圈的率先发展,形成在全省范围内具有带动和引领意义的城市圈样板。
2. 加快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发展。
加快区域性中心城市发展,增强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带动能力和集聚效应,进一步加速以晋北、晋南、晋东南三大城镇群为支撑,11个地级市为核心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发展。围绕以大运线和北同蒲线为轴,以大同、朔州为中心的的晋北城镇群;以大运、同蒲线为轴,以临汾、侯马、运城为核心的晋南城镇群;以太焦综合通道为轴,以长治、晋城为核心的晋东南城镇群开展建设,加快推进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城镇群发展,从而借助城镇群的快速发展带动城市圈核心竞争力的迅速提升。在城镇群建设过程中,合理统筹城市基本功能,积极拓展城市的发展空间,努力提升城市的综合实力和服务能力,使中心城市真正的成为带动整个市域发展和城镇群构建的核心。同时,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先导效应、组织效应和集聚效应,不断提高整个区域的城镇化水平,形成具有山西省特色的区域城市联动发展格局,从而全面提升山西省城镇化的质量和效益。
3. 积极实施“大县城”战略。
“大县城”战略就是把县级市或者县城作为完善城镇体系的重要切入点,逐步引导优势资源和产业要素形成聚集效应,最终实现优化提升县域城市化水平和发展环境的目的。首先,积极实施“大县城”战略,要借鉴国内外先进的规划理念,处理好煤矿沉陷区的治理、工矿棚户区的改造以及新建煤矿的生活区的安置落实工作,加快新区建设和旧区整合,统筹规划建设一批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时代气息的大县城。其次,积极实施“大县城”战略,要坚持高标准、高起点的要求,着重提升县城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水平,大力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提升县城的吸引力和聚集力,从而带动县域经济快速的发展。最后,积极实施“大县城”战略,要实现县城建设与产业发展、市场建设和社会化服务相结合,引导二、三产业向县城区急剧,扩大产业和人口的规模;要加强县城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县城的功能,提高县城对人口和生产要素的吸引力;逐步增强县城的一二三产协调发展,城镇建设人口增长协调发展,县城经济辐射能力显著提高的县域发展增长极。
4. 大力推进“百镇建设工程”。
重点在城市圈、城镇群、中心城市周边打造一批有产业、有人口、成本低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心小镇,围绕增强各个小城镇自身发展能力的核心要素,着力构建一批工矿型小、特色旅游型、物流交通性、休闲商贸型、“三农”服务型小镇,,按照市政标准新建或者改造镇区基础设施,完善镇区基础服务功能,同时加强镇区第三产业服务功能,满足周边群众的发展需求,结合移民搬迁和城乡建设,统筹发展,逐步使其成为农村地区发展的核心,从而推进“百镇建设工程”。另外,加快资源型工矿区的转型发展,探索“以矿建镇”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形成以生态优化、环境修复为重点,以资源整治、产业升级为目标,产业转型带动城镇发展的新路径。
参考文献
[1]许学强,周一星,宁越敏.城市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魏后凯.现代区域经济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500-501
[3]安洪.山西人口现代化的现状、问题和对策[J].理论探索,2007(2)
[4]李炜,刘微.加快推进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化建设——山西省农村城镇化建设研讨会综述[J].2010(20)
山西省城镇化论文 篇5
批后公告材料
第一条 编制目的
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引领，贯彻落实“五位一体”总体部署和“五化”协同发展总体要求，抓住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推进“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历史机遇，落实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和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要求，以建设“富裕、和谐、秀美”江西为目标，加快实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质量全面提升和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由江西省人民政府组织编制《江西省城镇体系规划（2015-2030年）》（以下简称“本规划”）。第二条 规划期限
本规划期限为2015-2030年，其中近期到2020年，远期到2030年。第三条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江西省全部行政辖区，包括南昌市、上饶市、九江市、景德镇市、萍乡市、新余市、鹰潭市、赣州市、宜春市、吉安市、抚州市等十一个地市，总面积为16.69万平方公里。有法定效力。
第四条 省域发展总目标
落实新时期江西省“发展升级、小康提速、绿色崛起、实干兴赣”的发展战略，利用江西省近邻长珠闽和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开放区位，发挥江西省生态环境优良和文化资源丰富的突出优势，推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绿色崛起，加快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和其它革命老区的振兴发展，促进沪昆（浙赣）、京九等交通走廊地区的统筹协调发展，到规划期末将江西省建设成为“富裕、和谐、秀美”的新江西。1．富裕江西
以促进就业为导向，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切实增强城市的内生发展动力。通过承接沿海地区的优势产业集群，培育自身优势资源的工业体系，大力发展城市现代服务业和文化旅游业，推动农业产业化，逐步形成就业能力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稳步增强的富裕发展新局面。
到规划期末将江西省建成我国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中部地区重要的物流集散基地和具有较高国际知名度的旅游经济圈。
到规划期末，全省人均GDP超过16000美元（按2010年汇率），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超过55%，研究与试验开发经费支出占全省生产总值比重超过2.4%，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内，农村家庭收入中非农产业比重超过60%。2．和谐江西
以都市区、城镇群、县（市）域单元为载体加快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城镇常住人口与返乡务工人员安居乐业、革命老 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和谐发展新局面。
到规划期末，全省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100%，进城务工人员基本纳入当地住房保障体系，高技能人员占技能人员数达到30%以上。3．秀美江西
未来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领先，生态功能建设、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和资源综合利用更上一个台阶；赣鄱文化的影响力显著增强，红色文化传承深远，山水文化风景更具特色。通过建设鄱阳湖生态城市群、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单位（城市）、国家级生态示范区以及江西特色的现代化新农村，保护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构筑秀美发展新局面。
到规划期末，主要河湖水体水质稳定在Ⅲ类以上，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万元GDP的水耗、能耗分别比2010年降低40-50%和25-30%。全省建设20个左右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和全国绿化模范单位（城市）、200个生态示范镇、2000个生态示范村和50个生态工业园区；全省所有县（市、区）达到生态县（市、区）标准；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9平方米以上。第五条 人口发展目标
规划到2020年全省总人口为4750-4850万，到2030年全省总人口为5000-5200万。
第六条 城镇化发展目标
1.城镇化总体目标
坚持以人为本和“五化”同步协调发展，走“核心聚集、多元驱动、城乡联动、生态宜居”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实现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全面提升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到规划期末建立起以鄱阳湖生态城市群为龙头，以都市区和其它城镇群为城镇化主要载体，一批综合承载力强的县（市）域中心城市和重点镇为支撑，村镇联动一体的城镇化发展新格局；建成生态宜居指标全国领先，城乡安居乐业、山水特色突出和文化繁荣的城乡发展新格局。建设一批全国文明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单位（城市）、环保模范城市、低碳生态示范城市和节水型城市。2.城镇化水平预测
规划到2020年，全省城镇化水平为60%左右，城镇人口为2900万左右；规划到2030年，全省城镇化水平为68%左右，城镇人口为3500万左右。
规划到2020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实现630万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规划到2030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在2020年基础上进一步缩小。第七条 构筑“多元发展、开放对接”的空间发展新格局
1.多元发展、内聚增质
以增强经济效益和增加就业为导向，促进经济的多元化发 展。建设一批生态工业园区、现代服务业聚集区、区域性物流园区、文化创意产业区、旅游功能区和绿色农林产业化基地，推进产城融合发展，引导农业现代化与镇村互促发展。
中心城市应切实提升城市的内聚活力，重点提升产业基地的集群效应，健全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完善各项区域性服务职能，提升城市人居环境品质。大力推进南昌核心增长极建设，促进九江沿江开发开放，引导赣州中心城市一体化发展，全面提升赣中南、赣东北、赣西地区的中心城市综合承载能力。2.开放对接、联动区域
发挥江西省出省交通大通道与空港、内河港和内陆港的门户口岸优势，加强与周边省市的合作对接，加强商贸合作、生态建设、设施对接、一体化市场建设。以鄱阳湖生态城市群为主体，全面对接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和海峡西岸经济区（福建省），主动联动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共建长江中游城市群；以赣中南、赣西、赣东地区的都市区、城镇群为主体，全面对接周边省份的城镇群或都市圈。
推进跨省重大合作区的协调发展，分别建设对接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和海峡西岸经济区（福建省）的跨省对接合作区；协调建设交通物流、文化、旅游等对接合作区。第八条 建立“统筹发展、城乡一体”的城乡发展新格局
1.统筹发展、分区指导
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提升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和沪昆（浙赣）交通走廊沿线及其以北地区城镇的综合实力 5 和产业聚集能力，积极开发生态旅游与文化资源。沪昆（浙赣）交通走廊以南地区，立足于区域生态环境承载力条件合理引导人口和产业的有序聚集。统筹市县一体化发展，围绕中心城市加快构筑对外开放平台、产业承接转移基地，打通跨省交通通道；立足县（市）域单元，进一步培育特色农林经济、特色矿产经济和特色旅游产业。
分区引导城乡差异化发展，形成区域相对均衡的城镇化空间格局。按照城镇化优化拓展地区、城镇化促进地区、城镇化培育地区、城镇化适度发展地区（特色乡村发展地区）、人口疏解与生态保育地区等五类城镇化发展分区，分区统筹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的互促协调发展。2.扩市强县、城乡一体
着力改变江西省目前中心城市人口规模小、经济总量偏低及“小马拉大车”局面，通过培育都市区、城镇群进一步扩展产业发展空间，优化综合交通枢纽布局，整合各类空间资源，尽快形成辐射带动力强的增长极；扶持一批人口规模大、交通区位优势突出和生态环境承载力较大的县（市）域中心城市，强化综合交通枢纽、产业集群基地和区域性能源电力等基础设施支撑。以“扩权强县、省直管县、兴乡强镇”改革为试点，在促进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简政放权，最大限度地下放社会经济管理权限。
优化城乡居民点体系，突出区域和地区中心城市、县（市）中心城市、重点镇在城镇化中的主导作用，加快构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格局，推进镇村联动发展。以都市区、城镇群为载体，打破行政区划建立起统筹协调发展的新机制，促进中心 6 城市与周边县市的空间规划一体化、设施建设一体化、产业布局一体化、生态环保一体化。考虑到江西省农业地区人口众多和贫困地区分布广泛等特征，进一步突出县（市）中心城市、重点镇在推动农业现代化和促进本地城镇化中的重要作用，引导进城务工农民家庭进城定居。第九条 营造“绿色生态、山水融城”的特色建设新格局
1.生态安全、绿色低碳
构筑以鄱阳湖、赣江-东江源和各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为重要生态功能区，赣江、抚河、信河、饶河、修水及其支流为重要生态廊道的全省生态安全格局。以全省生态安全格局为前提引导全省城乡空间的生态、集约紧凑发展，将生态绿楔、绿心、绿带引入城市；切实提高城市新区、镇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水平。全面开展节水型城市创建活动，促进城市新能源、洁净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
2.山水融城、特色发展
合理利用城镇周边低丘、江河水系、湖泊湿地等自然生态要素，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历史文化遗址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构筑区域绿道及城市开敞空间，营造山水环境与地域文化相融的江西城镇风貌特色。切实加强城乡规划对城镇、乡村风貌特色塑造，公共活动空间建设的指导力度。
第十条 城镇化优化拓展地区
包括南昌市域、沪昆（浙赣）交通走廊沿线的县（市）、九江沿江地区、赣州市区及其周边县（市）。加快建立起“工贸农游”一体化发展格局，全面拓展城乡就业渠道。引导城镇发展区域化、都市化和网络化；围绕区域或地区中心城市，加强与周边县（市）域中心城市、镇和旅游景区（点）的一体化发展，防止大城市病。提高中心城市的区域性服务功能和创新能力；建设专业化产业的小城市和小城镇，并与相邻区域或地区中心城市加强分工协作。切实提升综合交通枢纽职能，打破行政区划加快推动城乡公交一体化。第十一条 城镇化促进地区
包括吉安（吉泰走廊地区）、抚州（抚州市区与南城县）、景德镇以及鄱阳县、瑞金市、龙南县及其周边区域。未来应加快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步伐，引导人口向交通走廊地区城镇聚集；强化交通走廊地区工业园区的聚集效应，推动农业产业化基地建设。加快提升中心城市的综合服务职能，培育工农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城镇群；优先培育交通走廊地区附近的县（市）域中心城市和重点镇，推动产业园区扩容。建设面向区域的客运交通体系，提升货运集疏运能力；增强交通走廊地区与其它地区之间的交通联系。
第十二条 城镇化培育地区
包括鄱阳湖东岸（除鄱阳县）、赣州中东部、吉安南部和九 江南部地区。未来应大力扶持农业产业化，培育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引导本地非农就业；继续鼓励农民居民外出务工，积极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逐步疏解人口。促进非农人口、返乡人口向县（市）域中心城市、重点镇集中；优先支持重点城镇的产业聚集区发展，并健全支农服务体系。建设紧密联系周边中心城市的快速交通通道，完善城乡公共交通网，规划期末实现公交覆盖95%以上的农村社区。
第十三条 城镇化适度发展区（特色乡村发展地区）
包括赣东北地区、武功山-井冈山地区、赣州西部地区和抚州南部山区。未来应以山林经济、工矿经济、乡村旅游业为主推动农村本地城镇化。考虑到该区域的生态敏感性高的特征，在生态敏感相对低的地方集中建设生态镇和生态村庄，逐步引导人口向生态敏感区外转移。进一步增强对区内县（市）域中心城市和重要农林经济、矿产、旅游开发区域配套服务城镇的财力和物力支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基础设施承载能力。结合县乡道改造升级建设旅游通道，建设联系周边中心城市的快速交通通道。第十四条 人口疏解与生态保育地区
除以上区域的其它地区，重点培育林区经济，活跃本地加工业和特色服务业；考虑到该类区域的生态脆弱性，引导人口不断向区外疏解、转移，并向主要城镇集中；重点建设县（市）域中心城市、条件较好的镇，完善中心村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联系周边中心城市和出省的快速交通通道。
第十五条 空间发展总体结构
落实全省“龙头昂起、两翼齐飞、苏区振兴、绿色崛起”的区域总体发展要求，以提高江西省城镇和产业的内聚能力，缩小区域与城乡发展差距，统筹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为导向，规划形成 “一群两带三区”的省域空间发展总体结构。第十六条 壮大“一群”，实现绿色发展
“一群”为鄱阳湖生态城市群。建设以鄱阳湖和赣、抚、信、饶、修五条水系廊道为生态本底，以网络化、开放式的交通体系为骨架，以南昌大都市区和九江都市区联动的（南）昌九（江）城镇带为重点，景德镇、鹰潭、新余及其它县（市）域中心城市为支撑，滨湖田园风光城镇为特色补充的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第十七条 打造“两带”，提升内聚能力
“两带”分别为沪昆（浙赣）和京九两大城镇发展带。进一步突出沪昆（浙赣）、京九城镇发展带对全省城乡空间发展的主导作用，成为推进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的主要载体。1.沪昆（浙赣）城镇发展带
以沪昆（浙赣）交通走廊沿线上的中心城市为主体，东段培育和发展以上饶、鹰潭为核心的信江河谷城镇群，成为鄱阳湖生态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之间的新兴城镇成长地带，将上饶建设成为门户型中心城市；西段推进以新余、宜春、萍乡为复合中心的新宜萍城镇群发展，成为鄱阳湖生态城市群与长株潭城市群之间的新兴城镇发展地带。按照网络化、一体化的要求，将沪昆（浙 赣）交通走廊沿线及其两侧50公里范围内的城镇纳入走廊地带协调发展，统筹城镇之间的交通、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引导沪昆（浙赣）城镇带的优化提升与功能拓展，浙赣铁路沿线中心城市加快产业集群基地、专业化服务职能建设；依托320国道沿线县（市）域中心城市构筑新产业基地，建设浙赣铁路复线；强化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周边县（市）、镇、旅游区融入走廊地带一体化发展。2.京九城镇发展带
以京九交通走廊沿线上的中心城市为主体，自北向南加快建设九江、南昌、吉安、赣州等中心城市，培育共青城-德安、丰城、樟树、龙南、兴国、于都等新兴增长点。
提升京九城镇发展带的聚集能力，促进南昌大都市核心区和九江都市核心区的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建设，共同打造面向区域的生产性服务业聚集中心、休闲旅游基地和大型产业集群基地；进一步提升京九南段走廊地区中心城市的聚集能力，壮大赣州产业集群基地、吉泰工业走廊和龙南外向型经济基地，培育商贸物流、金融服务、科技创新、职业教育等区域性服务职能。第十八条 做强“三区”，推动跨越发展
加快南昌大都市区、九江都市区和赣州都市区发展。重点建设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综合保税区、产业集群基地和具有一定区域辐射影响力的金融商业中心、公共服务中心、物流中心和旅游集散中心。1.南昌大都市区
包括南昌市辖区、抚州市辖区、南昌县、新建县、安义县、奉新县、高安市、丰城市、樟树市、靖安县、进贤县、东乡县、余干县、永修县等。进一步健全综合交通枢纽、生产组织与服务、科教与文化服务、技术创新、旅游集散中心等区域性服务职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培育休闲度假、后台服务等功能，建设成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核心增长极之一，建成中部地区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先进制造业基地、商贸物流中心和低碳经济示范区。2.九江都市区
以九江市辖区为核心，强化长江沿岸152公里的城镇发展和资源要素集聚，沿江联动瑞昌市、九江县、湖口县、彭泽县形成沿江产业发展带；向南联动庐山风景名胜区、共青城-德安、星子县、都昌县；引导（南）昌九（江）城镇走廊的轨道站点周边地区的开发，整合环庐山地区资源，建成长江中游地区的重要门户和经济中心之一，长江中下游及京九沿线综合交通枢纽，著名的现代化工贸港口城市和国际知名的休闲度假旅游区。3.赣州都市区
以赣州市辖区、赣县、上犹县为主体，覆盖信丰县、于都县、崇义县、大余县和兴国县。应充分发挥该区域生态环境、矿产资源和文化资源优势，寻求特色发展动力，加快提升城乡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建成我国东南部地区的新兴开放高地和重要增长极、赣江源头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先行区。
第十九条 培育新增长点，促进区域协调
立足地区性中心城市和周边的县（市）域中心城市，加快培育一批经济实力较强，综合服务功能健全，综合承载力较高的城镇群，促进全省城镇化空间相对均衡发展。包括以上饶（上饶县）、鹰潭为中心的信江河谷城镇群、新余-宜春-萍乡城镇群、以吉安（吉安县）为中心的吉泰城镇群、以景德镇（浮梁）为中心的景德镇旅游经济协调发展区。进一步完善城镇群与三大都市区之间，与省外主要中心城市的交通通道，构筑九江沿江—九景衢、向莆铁路、济广高速公路、厦蓉高速公路、衡茶吉铁路沿线等新兴城镇发展轴。
第二十条 城乡居民点体系的层次
由区域中心、地区中心、县（市）域中心、一般镇、村庄居民点等构筑城乡居民点体系。其中由区域中心、地区中心、县（市）域中心构成中心城市体系。第二十一条区域中心
区域中心指在我国中部地区和江西省发挥重要组织作用，具有区域性综合辐射能影响力，起着集聚或传导经济要素和各类信息的城市，包括省域中心城市与省域副中心城市两类。省域中心城市为南昌（含南昌县、新建县），是联动“长珠闽”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的重要经济中心之
一、科教文化中心与综合交通枢纽；省域副中心城市为九江（含九江县、瑞昌市、湖口县、星子县）和赣州（含赣县、上犹县），是跨省一定区域范围的经济、科教文化中心与综合交通枢纽。顺应未来省域空间更加开放、均衡的发展要求，考虑到产业经济发展和综合交通枢纽建设趋势，适时在赣东地区和赣西地区培育新的省域副中心。
1．省域中心城市——南昌（含南昌县、新建县）推动城市向科教创新、花园休闲城市发展方向转型，建成辐射影响力强的区域中心城市和现代文明花园英雄城市，打造成为长江中游城市群重要区域中心城市，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和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增长极。积极创建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国家低碳试点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和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申报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国家循环经济和节能减排试点城市和国家开放低空领域试点城市。强化区域性金融贸易、服务外包、休闲旅游、文化创意、现代物流、科技教育等功能发展。区域性服务职能由南昌市区、南昌县和新建县共同承担。
规划形成“依江滨湖、多心组团”的发展格局；重点建设红谷滩现代服务业聚集区，有序推进外围地区专业化、特色城镇组团建设。
建设联系城市中心组团与外围组团的轨道交通线和快速道路系统，建设南昌联系鄱阳湖生态城市群各中心城市的放射状城际轨道交通线。2030年城市轨道交通线长度达到200公里以上。
与宜春东部地区加强生态环境协同保护工作，保护好南昌饮用水源地，控制好赣江污染排放总量；保护好青山湖、艾溪湖等“四湖”和赣江两岸整体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延续“豫章故郡”历史文脉，保护好滕王阁和梅湖历史名胜 14 风貌区、绳金塔传统街区、万寿宫历史街区和佑民寺周边及四湖风貌区和南昌起义革命遗址。
2．省域副中心城市——九江（含九江县、瑞昌市、湖口县、星子县）
进一步发挥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按照“山水生态、宜居宜业”的城市发展目标，彰显“诗韵田园、水墨九江”的城市文化特质，建成江西省域副中心城市，建成面向长江经济带的门户型城市，现代化工贸港口城市和具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旅游名城。注重区域性金融贸易、临港重化产业、现代物流等职能发展。区域性服务职能由九江市区、九江县、瑞昌市、湖口县和星子县共同承担。
建成“依山面江环湖”的组团型城市，培育九江新城市中心、建设西部临港产业新区。
预留好沿江轨道交通线，建设联系城市中心组团与外围组团的轨道交通系统，2030年城市轨道交通线长度达到80公里以上。做好与（南）昌九（江）城际轨道站的衔接工作。建设环八里湖-赛湖、环庐山地区的休闲旅游线和区域绿道。
严格限制庐山以东工业区无序发展，严格控制环庐山地带的高污染产业发展；加强湖区的水环境治理，保护好水产种质资源和珍稀濒危水生野生动物；处理好防洪蓄水与城市生态绿地发展的关系。
协调庐山风景区与九江城市风貌特色，挖掘古浔阳历史文化，做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申报工作。
3．省域副中心城市——赣州（含赣县、上犹县）
发挥赣州对外开放和内陆口岸优势，建设成为江西省省域副中心城市、赣粤闽湘四省通衢的区域性现代化中心城市、我国重要的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全国稀有金属产业基地和先进制造业基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注重区域性金融贸易、现代物流、科技研发、区域旅游服务、文化创意、稀土及有色金属产业研发与生产等职能发展。区域性服务职能由赣州市辖区、赣县和上犹县共同承担。
促进主城区与赣县和上犹的一体化发展，建设沿江两岸拓展的带型组团城市；建设新中心、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产业升级与承接转移产业示范基地、中央休闲旅游服务区、科教创新区；推动大通关与区域性进出口贸易集散、保税物流、出口加工等功能的整合，整合空港、铁路和高速公路的货运枢纽，建设国家级综合保税区。
研究粤赣运河通道的可行性；建设联系城市中心组团与外围组团的轨道交通系统；建设沿江和山江城一体的区域绿道和慢行交通系统。2030年城市轨道交通线长度达到80-100公里。
加强章江、贡江交汇地区、上犹江的整体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搬迁滨江分散工业，整治滨江绿化；严格控制章江上游的污染排放总量，禁止布局稀土等有色金属冶炼粗加工企业。
建设千年宋城和赣江百里画廊，保护好南市街历史文化保护区、灶儿巷历史文化保护区、姚衙前历史文化保护区、郁孤台历史文化保护区和七里镇历史文化保护区，做好七里窑申报大遗址工作，保护好国家级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第二十二条地区中心
地区中心是省内地区性的产业基地、商贸服务中心和文化科教服务中心；也是地市行政范围内的行政服务中心、生产与生活服务中心，是推进全省城镇化相对均衡发展的重要节点，包括地区性中心城市和地区副中心城市两类。地区性中心城市包括上饶（含上饶县）、景德镇（含浮梁县）、鹰潭、抚州、新余、宜春、萍乡、吉安（含吉安县）等；地区副中心城市包括共青城-德安、修水、瑞金、鄱阳、樟树、丰城、高安、龙南、南城等。
1．上饶（含上饶县）
推动上饶向赣浙闽皖四省交界的门户型中心城市方向提升，建设对接长江三角洲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产业转移承接示范基地、交通枢纽和旅游服务基地。注重跨界商贸物流、旅游服务、职业教育等职能发展。上饶市区和上饶县共同承担信江河谷城镇群的部分中心职能。
城市主要向东西方向拓展，适时跨越信江向南发展，跳出老城建设城市新中心；引导工业园区整合发展，集中建设上饶县产业园区。
严格控制城市信江上游、云碧峰森林公园地区的工业无序发展，做好信江污染排放监控工作。
保护好水南历史文化特色街区、双塔文化公园等。2．景德镇（含浮梁县）
景德镇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历史文化名城，建成世界瓷都、国家创新型城市、国家新型工业化军民产业示范基地和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建成鄱阳湖旅游圈与黄山旅游圈之间的区域性旅 游中心城市。注重围绕瓷器工业的科技和博览职能，瓷都文化和城市休闲旅游服务等职能的发展。景德镇市区和浮梁县共同承担景德镇旅游经济协调发展区的主要中心职能。
城市主要向西南方向拓展，适度向北与向东组团拓展，形成“一心多组团”发展格局。按照“七山五湖地区的区域旅游中心”的要求建设大旅游服务中心区；繁荣景德镇历史文化名城，挖掘瓷艺文化和茶艺文化，建设瓷和茶博览与创新中心。
控制好主城区与浮梁之间的区域绿地，严格控制昌江南侧山体的开发建设，做好昌江的污染监控工作。
按照“瓷都大文化遗址”的目标要求，做好“一条主脉（昌江），内环保护区（包括景德镇历史城区——珠山明清御窑遗址保护区、湖田古窑遗址保护区、枫树山陶瓷古建筑保护区、三闾庙明清古街保护区、浮梁旧城保护区）、外环保护区（包括瓷土矿保护区、瑶里历史文化保护区、乐平文物保护区）”的保护工作。
3．新余
推动新余向国家级科技创新城市方向迈进，建成全国知名的新能源产业基地和循环经济示范基地。注重科技、专业化贸易与博览等职能发展。
联合宜春、萍乡共建新宜萍城镇群。城市主要向东拓展，围绕新能源、钢铁及新材料等产业基地建设科技新城；远景考虑新钢搬迁。
按照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要求，保护好生态环境，加强公共绿地建设。
4．鹰潭
建成我国重要的铜产业研发与生产基地、中部地区重要的物流节点城市、中国丹霞与道教文化旅游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注重铜产业研发创新、商贸物流、旅游服务等职能发展。鹰潭市区承担信江河谷城镇群的部分中心职能。
推进城市向东发展，适时推进跨越信江向北发展，与贵溪市区逐步融为一体。
保护好信江两岸生态环境，协调好贵溪铜产业基地布局与鹰潭取水口的关系；建设鹰潭和贵溪之间的郊野休闲公园。
5．抚州
建设南昌大都市区的副中心城市，对接海峡西岸经济区的产业转移承接示范基地，建设具有临川文化特色的山水名城、国家级文化创新示范区和南昌的后花园。注重承接转移产业基地、商贸物流等职能发展。
挖掘临川文化融入现代城市建设，建设城市新中心和产业与文教新区，形成“一心多组团”发展格局。
促进“山水城”要素互动，做好滨湖特色文章，以“梦湖”为核心建设城市绿心和绿道系统；保护好抚河、宜黄河、凤岗河的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建设三江交汇处生态公园；推动水利防洪工程与城市景观工程建设相结合，建成水光特色的生态宜居城市典范。
加强“白舍窑旧址、洪门益王家族群墓、岳口益王家族群墓、白浒古瓷窑址、上源汉群墓、抚州玉隆万寿宫、祝徽故居建筑群、陈家祠堂群、汝东园古民居群、东川陈家古村落民居群、书铺街、19 驿前民居群”的整体保护，申报历史文化保护街区。
6．宜春
建设中国重要的新能源产业、医药产业和低碳经济示范基地、全国知名的养生休闲城市。注重战略性新能源产业基地、对接长株潭城市群的商贸物流、旅游服务、居住等职能发展。
联合萍乡、新余共建新宜萍城镇群，推进城市向东发展建设新中心，发展休闲娱乐产业；适时向北跨越发展建设产业科技新城；按照生态示范住区要求建设滨水宜居社区，依托周边风景良好的小流域建设养老宜居小镇。
严格保护城市周边低缓丘陵山区，加强生态公益林建设；保护好袁河、温汤河、南庙河、新坊河的生态环境。
保护好“宜春台、袁山与屏山三点一线”的历史风貌轴，保护好王子巷历史文化街区和鼓楼、南禅阁、宜春台等文保单位。
7．萍乡
打造全国资源型城市转型示范区。加强与长株潭城市群的分工协作，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发展新能源、装备制造业等新型产业；注重对接长株潭城市群的新产业基地、商贸物流、旅游休闲等职能发展，建设服务于赣湘两地的物流园区，建设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注重生态保护，联合周边特色功能城镇共建城乡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联合宜春、新余共建新宜萍城镇群。
开展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控制萍水上游地区的污染排放。8．吉安（含吉安县）
建设成为赣中地区的重要中心城市和综合交通枢纽，建成国 20 家级电子信息产业基地、绿色农产品基地，建设具有庐陵文化特色的山水名城，全国红色旅游精品城市。注重高新技术产业、承接转移产业、区域物流、职业教育等职能发展。吉安市区和吉安县共同承担吉泰城镇群的主要中心职能。
建设城南新区和河东滨江新区；推动与吉泰走廊沿线城镇的一体化，规划形成“一城三区，两江三岸，南北拓展”的空间发展格局。以国家级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深圳产业园为重点，加快陆海联运无水港和出口加工区建设；弘扬庐陵文化，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
保护好赣江、禾河两侧的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建设沿河和河口的湿地公园；协调好上下游城镇的排污口与城市取水口布局。
加强吉安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突出庐陵文化特色，做好青原山、吉州窑、古南塔、钟鼓楼、风月楼等的环境整治工作。
9.共青城-德安、修水、鄱阳、瑞金、樟树、丰城、高安、龙南、南城
进一步健全共青城-德安、修水、鄱阳、瑞金、樟树、丰城、高安、龙南、南城等城市的产业、交通枢纽、职业教育、医疗卫生、商贸流通、文化科技服务职能，加强与周边县域单元的联动发展；赋予这些城市与地级市同等的经济、人事等管理权限，分别成为带动（南）昌九（江）城镇走廊中间地区（共青城-德安）、赣西北省际边界地区（修水）、鄱阳湖东岸（鄱阳）、赣东南赣闽交界地区（瑞金）、赣中地区（樟树、丰城、高安）、赣粤交界地区（龙南）、赣中东赣闽交界地区（南城）的地区副中心城市。21 适时推进地区副中心城市与周边城镇的一体化发展。
进一步加强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城市的扶持力度。瑞金建设红色文化传承创新区和全国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建设革命老区经济振兴试验区，加强与福建省相邻地区的经济和交通联系，辐射带动周边县（市）发展；龙南联合周边县建设国家重要的加工贸易承接区。
第二十三条县（市）域中心
县（市）域中心指组织省内一定地域范围的社会经济活动和要素流动，组织本县（市）域公共服务、生产组织和农业服务等的中心城镇。包括县（市）域中心城市和重点镇两类。
1．推进都市区内外围县（市）域中心城市与都市核心区的一体化发展
位于都市核心区的县（市）域中心城市按照郊区城镇组团模式建设，承担区域或地区中心城市的部分专业化职能和配套产业职能；加快建设一体化公交系统，适时推进郊区轨道线规划。
位于都市区外围组团的县（市）域中心城市应加快人口与产业的聚集，为都市区发展提供都市工业、农林牧产品加工制造、郊区休闲等产业配套；规划建设联系都市核心区的快速路及轨道交通规划，交通通勤时间缩短到40分钟以内。
2．推进沪昆（浙赣）、京
九、向莆、厦蓉等主要交通走廊沿线及两侧县（市）域中心城市的提升发展
引导农产品加工及批发贸易、机械五金、新型建材、纺织服装、箱包皮具、日用小商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深加工产业 22 向县（市）域中心城市聚集；进一步改善与相邻区域或地区中心城市及相邻县（市）域主要城镇、产业区和旅游景区（点）的道路交通联系。兴国、于都等革命老区县建设经济振兴试验区。
3．扶持农林业大县的县（市）域中心城市
推进农业产业现代化，搞活农村商品流通市场，引导县（市）域中心城市成为县（市）域范围的支农服务基地和农林产品加工制造业基地；加大省级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力度，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支农服务设施、城乡公共交通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
4．促进深山地区、重大水源涵养区县（市）域中心城市的绿色发展
省、市两级财政加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按照“绿色型、低碳型、生态化”要求进一步完善城镇各项设施，改善住房条件；引导部分生态移民向县（市）域中心城市集中，切实增加城镇就业岗位；土地资源约束强的地区应适度控制发展建设规模。
5.促进旅游型、交通节点型县（市）域中心城市的特色发展
婺源、井冈山等建成组织一定区域范围的旅游服务型城市；泰和、上高、铜鼓、兴国、宁都等县市强化交通运输、特色产业集群、商贸物流等职能发展。
6．重点镇
选择县域副中心镇、工业强镇、商贸强镇、旅游服务型镇等作为重点镇。远期按照附表三确定的重点镇候选名单分批设立，数量达到80-100个。
省人民政府在土地市场开发、投融资金、服务项目捆绑和招 23 商引资等方面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引导人口和产业的聚集。
加强重点镇的体制改革，赋予重点镇副县级社会经济管理权限，下放与其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行政许可、行政执法以及其他行政管理权，扩大镇政府对行政事务的管理和处置权限；并强化面向基层和群众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第二十四条一般镇
推进各级中心城市的交通设施、市政基础设施向一般镇延伸；并加强与村庄社区之间的设施网络建设，统筹安排公共交通、给排水、环卫、邮政、通信、消防及综合防灾等设施布局。促进农村地区服务的集中配套，进一步做好镇的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商贸流通服务和支农服务等功能建设。
通过撤乡并镇，规划形成约480个左右的一般镇，分类引导镇发展建设。
1．城郊镇（卫星镇）
各城市和县总体规划应划定城郊镇（卫星镇），纳入城市规划区范围进行一体化管理。推进城乡公交、邮政、通信一体化；加快郊区住宅、郊区商贸物流集散基地、工业小区和都市农业基地建设；推动城市供水、排水管网向郊区镇延伸，建设一体化垃圾集中收集处理系统。对于发展条件较好的城郊镇，适时调整区划建制，使行政职能向城市街道社区转型。
2．特色农林型镇
围绕绿色农林产品基地的建设做好特色农林型镇的各项服务配套；以当地农副产品、生态林业产品的加工、仓储物流为主 24 导，组织周边农村地区的农业产业经济合作。
3．移民新镇
将环鄱阳湖湖区在吴淞高程22.5米以下的低洼地带的农（居）民全部迁出，集中选址建设生态型新镇。对于涉及偏远山区生态工程、重大水利工程、重大区域性建设工程的移民并入相邻镇或乡，共同建设移民新镇。
4．文化特色镇与旅游服务型镇
加强文化名镇与旅游服务型镇的整体风貌特色保护，完善旅游接待服务、生态宜居等功能建设。历史文化名镇要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严格加强保护工作。要编制专项保护规划，突出保护重点和整体风貌特色维护；严格划定历史文化街区、名镇的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湖区、林区的镇，应注重风貌特色的整体改善，建设生态休闲宜居为主导的旅游服务型镇。做好环庐山地区、柘林湖周边地区、景德镇-婺源沿线地区、武功山周边地区、抚州东南部和赣州西部山区的旅游服务型镇的规划建设工作。
5．工矿镇
对于原有“随矿建镇”模式发展起来的镇，要加大生态环保力度，逐步引导人口向其它条件较好的城镇转移；对于工矿采掘加工与深加工业主导的镇，应进一步健全生活配套服务功能；未来不鼓励新设工矿镇，工矿区的生活配套服务区规划建设应纳入相邻的城镇。
第二十五条村庄居民点
村庄居民点由中心村和一般村组成。1．中心村
选择人口规模较大、对外交通条件和空间发展条件较好村庄作为中心村（含乡集镇）；联合周边500-800米范围内的村庄组建中心村社区，建设覆盖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网络。全省范围内规划形成7000-8000个中心村社区。重点建设公共交通、供水供电、广电、通信、公共消防等市政设施；配套完善商业连锁、基础教育、文化娱乐、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太阳能等新能源供给系统和应急救防系统建设。
2．一般村
按照提升型、拓展型、整治型、保护型等分类引导村庄发展建设。
提升型村庄为城市规划建成区内的村庄，应纳入城市规划统一管理，提高公共服务设施水平，改善人居环境质量，促进与城市经济社会的融合。
拓展型村庄是发展条件较好的村庄，应加大财税、产业、土地等政策的扶持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投入。
整治型村庄是发展基础薄弱，人口数量持续减少、近期撤并搬迁难度大的村庄，应限制其建设规模的扩张，加强村庄宅基地整治。
保护型是具有地方特色、历史价值的村庄，特别是历史文化名村，应注重人文环境的延续和保护，重视整体风貌格局的保护。
第二十六条分区统筹乡村发展建设
按照近郊地区、远郊地区、偏远丘陵地区、山林地区等类型合理划分城乡空间，加强各类经济要素向农村地区倾斜，切实提升农村地区的发展活力。
1.近郊地区
主要为大城市周边15-20公里，中等城市8-10公里，小城市3-5公里范围地区，规划形成“中心城市-郊区镇组团或城乡统筹发展区-城市型村庄社区”发展格局，按照一体化发展建设要求加强城乡规划管理。城乡统筹发展区应加强农村集体用地整理，引入市场机制逐步引导农民向新型社区或郊区镇组团集中，按照城镇住宅相关配套标准配置公共服务与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于城市的都市工业、都市休闲农业和休闲旅游业；吸引部分外溢的城市服务功能；建设联系中心城市的区域绿道。
2.远郊地区
主要为大城市通勤60分钟以内，中等城市通勤30分钟以内，小城市通勤15分钟以内的地区，规划形成“中心城市-县城-专业镇、一般镇（农场）-中心村社区-一般村庄”发展格局，促进城乡的合理分工协作。按照中心村格局，逐步引导城乡道路、公交、基本公共服务和市政基础设施布局。
3.偏远丘陵地区
主要为远离中心城市的丘陵县（市）域单元，规划形成“县城-重点镇（县域副中心镇）-一般镇（农场）-中心村社区-一般村庄”发展格局，促进工业、物流业向县城、重点镇聚集，推动基础支农服务、基本公共服务向一般镇集中。加大空心村治理力 度，合理引导农村人口向就近城镇聚集。
4.山林地区
主要为山地为主的县（市）域单元，规划形成“县城-生态宜居镇（林场）-一般村庄”发展格局，坚持保护乡村特色发展，提高基本公共服务配置水平和设施现代化水平。逐步引导高山区、生态敏感地区的村庄整体外迁到山下的城镇；因地制宜、适度集中村庄居民点，并结合山林地区的特色生态环境，建设特色风貌型村庄。
第二十七条建设现代化新农村
鼓励城市企业投资建设现代农业，鼓励城市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加工型产业向县城和重点镇转移，鼓励城市商贸、物流、金融、咨询等服务业向农村延伸。
建立起集党建、就业指导、社会保障与救助、医疗卫生、人口计生、社区治安、法律服务、文化教育、体育、老年人服务为一体的农村社区服务体系。镇（乡、农场、林场）建设600平方米以上的社区服务中心、村庄建设300平方米以上的社区服务站。
山西省城镇化论文 篇6
关键词：文化产业;文化消费;协整检验
一、前言
文化产业是以利益增长为目的，以产业增长为中心的经济学属性，另一方面是政治经济文化的管理人文属性的双重学科属性，是国家综合国力的直观反映。近年来，文化产业水平与居民文化消费行为逐渐成为当下经济物质增长的背景下学术界关注的另一要点，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具有相当潜力的学科之一。
文化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根据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活动的属性特点，划分为公益性文化活动和经营性活动两大类。文化及相关产业活动的价值体现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一致性上，即为社会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同时，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物质财富。
文化消费是指人们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选择文化产品和服务来满足自身精神层面需求。其基本特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所满足的是消费主体的精神需要，是主体感到愉悦、满足;另一方面是满足主体需要的对象主要是精神文化产品或精神文化活动。
二、居民文化消费指标分析
为衡量江西省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综合状况，选取11个统计指标构成指标体系，涵盖了文化产业投入、文化产业供给、文化产业需求以及文化产业贡献等四个方面。在满足因子分析的条件下，对11个指标的初始值进行统计分析，选取3个公共因子得累计方差贡献率84.821%。将各公共因子命名如下：
F1规模因子：生产总值增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文化事业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电视台节目播出时间、天津市文化、体育、娱乐业固定资产投资、受教育平均水平、电影放映场次。F2效益因子：增加值增量、文化产业对全市生产总值贡献率。F3行为因子：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文化产业增加值。以各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因子总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重进行加权汇总，总得分F计算公式如下：
F =（52.363 * F1 + 20.366 * F2 + 12.091 * F3 ）/ 84.820
三、结论及建议
根据分析结合实际情况对江西省文化产业发展水平与居民文化消费行为提出以下意见建议。
（1） 居民收入与文化消费两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同时居民收入也是影响文化消费的重要因素，增加居民收入是提高居民文化消费的重要途径。增加居民收入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及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逐步改善城乡居民收入结构，加强税收征管，完善所得税制度。二是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居民后顾之忧。政府应确保并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通过采取各种措施来提高居民物质、精神生活质量，如可增设低收入补助金、失业群体补助金等。（2） 价格水平对文化消费起着较为明显的负向影响。因此，为增加居民文化消费，应使文化产品及服务的价格更为合理化。文化产品及服务的价格波动图显示其价格不仅较高，而且波动较大，与收入水平不匹配。因此，在优化产业链的同时，也应加强对大众型文化产业的投入，如电影业、电视业等，同时实行文化产品价格优惠政策，对文化创意企业给予一定的补贴，降低文化成本，继而平衡文化产品服务价格。（3） 政府应大力加强对文化产业的投入，优化产业链结构，为居民提供良好、便捷的文化消费环境。近年来，虽然江西省政府已增加图书馆、文化馆等各类文化设施，但从总体发展水平来看，并不能满足江西省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和需求。政府可以考虑以社区或街道为单位，建立小型图书馆、文化馆等，创造更为痕好的文化消费体制环境。同时，在人流量多的场所建立大型文化广场、娱乐中心等活动中心，为江西省居民营造一个精神文化气息浓厚的生活环境。（4） 培养居民文化消费意识，引导居民树立健康积极的消费观念，提高文化消费倾向。对于文化消费意识，可扩散效应，如通过公益宣传、媒体播报、学校教育、家庭培养等诸多措施，使居民树立正确的消费价值观，以不断提高人文素质和道德情操。同时鼓励人民群众积极组织并参加各类积极健康的社会娱乐文化活动，促进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与文化消费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1]冯祎，2012：《北京市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实证分析》[D].北京交通大学。
山西省城镇化论文 篇7
关键词：产业结构,新型城镇化,山西省,互动
1 产业结构与城镇化的关系
1.1 产业结构对城镇化的影响
产业结构是指各个产业之间的组成及其产业间的关联和比例关系, 产业结构的升级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 城镇化的发展, 又为产业升级过程提供了要素供给、需求和空间配置, 促进产业的快速升级。比如学者张洪潮 (2014) 指出城镇化发展是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协调性的格兰杰原因, 并且城镇化发展对第二产业协调性的促进作用大于第三产业, 同时第三产业的协调性也是城镇化发展的格兰杰原因。肖功为 (2013) 也对产业结构和城镇化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1.2 城镇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城镇化是一个发展的内涵, 具体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地区发展趋势, 第二、第三产业向城镇靠拢, 带动城镇经济规模的过程。然而, 2012年党的十八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正逐步迈入人们的视野, 具体是指“将生态文明理念与生态文明原则彻底融入城镇化的全过程中, 走出一条绿色、低碳、智能、集约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确立其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内需扩大的重要方式。在国家发改委等11部联合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中, 提出将2个省和62个城市被列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区, 介休市位列其中, 这是山西省唯一入选的试点区。这将对整个山西的发展都起到示范的作用。
2 山西省产业结构与城镇化的现状
由上图 (图1) 可知, 虽然近十年山西的GDP一直处于增长状态, 但增长速度大致处于先快后慢的状态, 增幅也处于较大的波动状态, 2008-2009年增幅最小, 处于1以下, 2010年又强势反弹, 但之后增幅一直都处于下降状态, 尤其2011 年以后。究其原因, 这与山西长期经济的发展以过度依赖第二产业有很大的关系, 近几年来, 宏观经济的增速放缓, 以煤炭、冶金、电力、化工为主的能源原材料工业总体下降, 作为山西最大的支柱产业———煤炭, 其供多于求、价格下降、效益减少, 影响到了地区生产总值等财政收入指标, 从而使经济发展过缓。
3 山西省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的良性互动
3.1 强化第二产业的创新模式, 实现粗放经济向集约高效型转变
山西以煤炭为主的第二产业, 长时间粗放的发展方式, 致使浪费极其严重。现在我们想要改变经济的发展方式, 使其由粗放型向节约型转变, 这要求我们一方面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工艺创新, 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 摒弃陋习, 另一方面要发展循环经济, 加大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有效整合省内优势科技资源, 加快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 运用循环经济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3.2 大力发展多样化的第三产业, 解决山西旅游业发展的瓶颈
随着工业化直接吸收劳动力能力的减弱, 第三产业尤为重要, 它现成为合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关键, 这一措施的实施, 能加快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 因此我们要更多层面的发展服务业, 在继续促进传统服务业的基础上, 发展新型服务业, 比如物流业, 目前华北最大的铁路物流项目开建, 涵盖太原都市圈辐射陕北蒙西, 对降低社会物流总成本、吸收剩余劳动力, 提升城市功能, 促进全省经济转型发展创新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
3.3 将省会城市作为区域的领力军,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现在, 在山西已经提出建设“一核三圈三群”, 同时加快建设太原城市群的发展的脚步, 提倡太原带头发展的方案, 推动重点工程的发展。在此基础上, 推进太原与晋中地区同城化的步伐, 使得能在道路、公交、通信、金融上得以突破, 增进太原同阳泉、吕梁、忻州等周边地区的合作与交流, 促进城镇间组群去发展, 加快旧区的改造。探索“以矿建镇”的模式, 推动矿区城镇化, 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洪潮, 宗香涛.中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性与城镇化发展关系研究[J].商业时代, 2014, (12) :46-48.
山西省城镇化论文 篇8
2008年统计结果显示, 2008年末全省总人口为3414.29万人, 其中城镇人口1386.28万人;乡村人口2028.1万人。山西省59.4%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从人口分布开看, 山西省是典型的农业大省。这几年, 中央和山西省对农村经济发展均高度重视, 从中央到地方都对“三农”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在此基础上,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也随之有所增加, 惠及面有所扩大, 公共产品质量有所提高, 在很大程度上, 促进了山西省农村经济的发展。然而严峻的事实不容乐观, 与全国农业支出比例相比, “三农”投入占全省财政投入比例更低, 省级财政支农情况严峻, 距离农村发展的要求还很远。
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山西省财政支农投入总额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 从1995年的2.25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46.83亿元, 增长幅度为19.8倍, 但是占全省总财政支出的比例一直没有明显的增加, 且增长速度远远小于数量增加。 (见表1、表2)
二、山西城镇化建设中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存在问题
从本文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 目前山西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由于山西省整体农业基础薄弱, 农业发展缓慢, 农民收入较低, 公共产品供给还存在深层次的问题。
(一) 总量不足
首先中央和当地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财政资金投入不足, 导致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总量不足。其次, 从农民需求角度出发的有效供给不足。基础设施老化及得不到有效利用;农业相关信息的提供满足不了农民的需求;农村医疗保险、保障缺乏;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农村义务教育问题突出。
(二) 部分过剩
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的情况下, 在另一方面却又出现局部过剩现象。首先, 政府供给层面的无效供给。其次, 在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过程中, 当地政府出于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热衷于投资收益高、见效快、周期短的公共项目, 违背公共产品的供给原则。
(三) 结构失衡
山西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失衡主要体现在, 一是农村教育事业和科技技术推广失衡。农民受传统思想影响, 认为教育就是读书上学、考大学, 而对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严重忽视。二是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失衡。农村居民在生病期间, 因为医疗卫生条件有限, 没有得到有效地治疗甚至拖延了治疗, 反而给国家医疗保险增加了负担。
(四) 主体单一
目前,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存在主体单一的问题。长期以来, 我国政府作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单一主体, 同时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一般都是“自上而下”的, 随着财政压力的增大, 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问题渐渐力不从心。
(五) 公平缺失
1、城镇公共产品供给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不公平现象。
现实中, 城市居民享受整洁的街道, 配套的绿化设施, 健身器械, 完善的供水、供电设施。农村居民却“享用着”简陋的住房, 狭小的乡村小路。这种差距是长期的发展所造成的。
2、不同农村地区公共产品供给不公平。
一些农村地区由于经济较为发展, 乡政府财政收入充足, 可以提供较多的公共产品;还有一些因为政策倾斜导致的供给不公平现象。例如, 山西政府重视一些有旅游资源的区县, 为该地区提供完善的公共产品, 修建漂亮的广场, 铺设旅游景区的公路等, 而对一些落后的地区则相对关注很少。
三、影响山西城镇化建设中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因素分析
(一) 资金投入不足
1、税费改革对地方财政收入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虽然税
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 但是也使得农村集体经济的原始积累更加艰难。
2、社会资金投入不足。
一般私人和企业处于自身经济利益考虑不愿意介入纯公共产品供给, 对于准公共产品供给又缺乏合理的介入途径, 缺乏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合理认识。
(二) 供给主体职责混乱
由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具有区域性, 其供给也相应地具有地域层级的区分。然而山西省乃至我国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缺位或错位现象, 其原因就是各层次政府间职责不清, 权限不明。
(三) 决策结构失衡
在我国现行体制下, 农村公共产品的决策大多数是由政府部门所决定的, 采用自上而下决策供给, 带有很强的行政制定。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目的、供给方式和供给内容和程序多数都是以政策或文件的形式下达, 有时难免脱离群众的实际需求。
(四) 配套法律机制不完善
首先,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一直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其次, 供给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不完善, 缺乏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
四、完善山西城镇化建设中公共产品多元化供给模式的对策与建议
山西要想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中提高供给效率, 必然要采取多元化的供给模式, 实现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筹资渠道的多元化, 具体来说, 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 高度重视, 健全公共产品多元化供给体系
1、高度重视城镇化建设中的公共产品的多元化供给模式把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作为城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
2、健全农村公共产品的多元化供给体系, 优化投入结构。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农结构, 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深化农村税费改革, 加大对农村基层组织转移支付的力度;明确中央与地方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 明晰公共财政的投资范围和力度;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
(二) 转变观念, 变政府是投资主体为以政府主导多方投资的供给模式
长期以来, 山西省实行的是政府主导的, 以制度外财政为支持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即“供给主导型”的供给体制。但是该体制存在主体单一化、筹资渠道单一化、监督机制匮乏、供给低效率等问题, 阻碍了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限制了城镇化建设的进程, 且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陷阱。因此, 我们必须突破原有的制度安排, 转变观念, 与时俱进, 进行体制创新。
1、创新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
正如萨谬尔森所言:“一种公共产品并不一定要由公共部门来提供, 也可由私人部门来提供”。因此, 应构建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不仅包含政府同时还要激励私人、企业和各种组织参与农村公共产品建设。
2、实行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化供给体制, 必须突出和强化政府供给的主体职能。
公共产品多元供给必须以政府为主导, 以保证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公平, 避免“泛市场化”。公共产品多元化供给认为“政府不是公共服务的唯一供给主体”, 但并不意味着政府责任的推脱或削弱。对于纯公共产品应由政府负担;而接近纯公共产品的, 政府可承担70%左右;中间性准公共产品, 政府可承担50%接近于市场产品的, 政府可承担30%左右。这就是说, 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是必要的, 但政府公共财政应占主体。这样, 才能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基本的财力支撑, 从而也才有利于根本改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落后的状况
3、建立多元供给主体之间的合作机制。
一是政府应合理安排公共产品供给的多元结构;二是清晰界定公共产品多元供给主体的权责关系;三是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促进公共产品多元供给主体的功能协调。
(三) 解放思想, 建立公共产品资金多元化投入渠道
根据公共产品的结构特征和层次性, 多元化供给主体结构可以由政府、企业组织及私人、农村社区和第三部门组成。具体而言, 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 (又称民间组织) 在提供公共物品上应该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 对于纯公共产品, 包括农村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基层政府服务、农业科技研究等, 应该由政府担任供给主体, 其中资本密集型产品多为全国性的共用产品, 属于国家决策范围, 供给主体应当是中央政府;技术密集型产品供给主体应该是地方政府;对于私人提供更有效的, 政府可以以付费、补贴或购买的方式让民间组织、私营组织来参与提供;对于近乎私人产品的公共产品, 如农村电信、有线电视、自来水、成人教育等, 政府更多可按照“谁付费、谁受益, 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引入市场化的供给方式, 提高供给效率。
(四) 加强引导, 不断探索城镇化建设中公共产品多元化供给的新途径
1、采取私人捐赠的形式。
很多国家的公共设施就是利用私人捐赠而建立起来的, 如美国个人慈善捐赠高达1750亿美元, 其中大部分用于公共产品的生产。现在我省部分农村小学校舍采用捐赠的方式建立起来。同时, 农村的水利设施、文化馆等公共产品等可以鼓励私人或各种组织进行捐赠。应当制定一些能够鼓励个人或者企业出资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政策, 如:利用冠名权、建碑立传等形式鼓励个人或企业参与公共产品供给。
2、政府委托私人的供给方式。
即政府可以将农村公共产品委托给私人来提供。这主要是对于那些可以收费的农村公共产品所采用的供给方式。政府通过承包、租赁、托管等方式在政府和私人或企业之间签订合同, 私人或企业按照政府的意图或合同提供公共产品。
3、政府补贴私人或企业的供给方式。
政府为了提高效率或弥补财力不足, 可以通过直接补贴或间接补贴的方式, 来鼓励和帮助私人或企业提供农村公共产品, 如面向个人或企业的财政拨款、减征免征税收、提供低息甚至无息贷款等。
(五) 规范管理, 加强公共产品多元化供给的软环境建设
1、明确和落实各级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职责,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硬化供给保障约束机制。
政府可考虑在《农业法》的基础上, 制定专门的、包括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在内的农村和农业投入法。也还应完善《预算法》, 进一步明确农村公共产品支出即公共财政支出在财政预算支出中的地位和比重。
2、加强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的监督和检查。
要积极探索并引入社会监督机制,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透明度;要提高农民监督意识, 实行村务公开、政务公开, 建立政府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机制和效果跟踪反馈制度, 从而最终保证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3、建立和形成比较充分的需求表达机制。
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必须建立在农村、农民对公共产品需求的真实表达上。无视农民需求, 既浪费了国家财政, 又满足不了农民生产生活对公共物品的需求, 甚至破坏环境, 影响国家经济快速、持续发展。因此各级政府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分时期制定农村公共产品需求规划, 建立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表达机制和利益机制。
4、建立与完善政府激励机制。
必须在明晰产权的情况下, 积极引进民间资本, 动员全社会的力量, 向农村提供公共产品。具体包括一是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经营企业和项目给予财政补贴, 提高公共产品供给者的收益率;二是对农村公共产品建设项目投资给予财政贴息, 吸引民间资本, 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导向作用;三是对农村社区公益性经营给予直接的低税率优惠, 或者提高农村公益事业投资税前扣除比例, 提高经营收益, 减少投资风险。
参考文献
[1]叶文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改革和制度创新[J].财经研究, 2004 (2)
[2]陈池波, 胡振虎, 傅爱民.新农村建设中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06 (7)
山西省城镇化论文 篇9
1 城镇化发展背景
21世纪,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进入了一个小康社会得到全面提升的时代,这就表明,推进现代化产业进程日益成为了各级组织面临的迫切问题
2 小城镇体育文化发展中涌现的问题
2.1 资金缺乏
小城镇体育文化运动的组织与发展属于公益性活动,并不产生明显经济效益,而对于本就发展资金有限的小城镇来说,政府部门趋向于将有限的资金用于投资当地经济建设。与此同时,由于小城镇经济水平较低,无力开展具有一定文化、精神引导作用的体育文化运动,因此,我国小城镇始终面临资金匮乏引起的体育文化发展迟缓的问题。如:山西,由于开展小城镇体育活动的主体多为村组,因此,投入仅仅为村办文化活动中心,开展的活动内容也主要局限于简单传统民间体育,例如:踩高跷、篮球、秧歌、广场舞、舞龙舞狮等,村组支持资金十分有限,具笔者调研发现,甚至部分村组连基本的高跷、篮球等都无法给予支持,都要参与活动的个人出资购买。
2.2 专业人员不足
目前,我国大部分小城镇普遍存在由当地普通居民组织体育运动的现状,例如:流行于小城镇的广场舞运动多为当地居民通过网络等平台自行学习,很少会受到专业舞蹈者或是体育人员的专业指导。由于资金的匮乏,以及山西小城镇体育文化发展的滞后,山西小城镇体育参与者中几乎见不到专业人员,笔者调研发现,小城镇体育文化发展绝大多数为自我组织、自我发展,没有任何专业性指导,如:洪洞县政府所在的大槐树镇人口近15万,但是体育活动方面的专业人士仅为学校体育教师,以及各种舞蹈班的教师,具洪洞县教育局数据显示,大槐树镇仅有各类体育教师27人,即便所有体育教师日常均参与校外的体育活动,这样每5 500人才有一位专业人士指导。
2.3 居民意识落后
最新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大城市居民用于参加体育项目的时间为1.5小时/天,而小城镇居民用于参加体育项目的时间却只有0.8小时/天。这充分说明我国小城镇居民普遍存在体育文化参与意识不足、落后的现象。此外,我国愿意参加体育运动的小城镇居民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参加体育运动的老年人所占比重不断增加,而青年人的比重却出现逐年降低现象。由于居民没有积极性,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意识普遍较低,甚至将参与体育活动视为浪费时间。
3 提升小城镇体育文化发展水平的策略
3.1 市场手段解决资金问题
为了改善小城镇体育文化面临的资金匮乏现象,当地政府部门应充分发挥财政扶持小城镇体育文化发展的作用,积极参与建设小城镇体育文化的具体项目之中。例如:政府部门可在实施市场运作手段的基础上,有效解决小城镇体育文化发展的资金来源问题。此外,小城镇可以通过市场化、商业化运作的方式,将带有显著公益性质的体育运动商业承包给个人来进行组织,从而拓宽体育文化建设的资金获取渠道。
3.2 引进高水平人才
为吸引高水平体育人才,我国小城镇需制定引进体育专业人才的优惠、友好政策,例如:为体育文化人才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福利待遇等。同时,小城镇政府部门可通过与国内体育院校进行合作的方式,委托体育院校在毕业生中宣传小城镇体育文化的发展历程与前景,从而引导体育专业人才主动加入到建设小城镇体育文化的伟大行列之中,将促进小城镇体育文化全面、科学、健康发展,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此外,小城镇还可为当地具有体育素质的居民提供专业化培训机会,以便壮大体育专业人才的队伍。
3.3 提升居民热情
为达成居民共同参与小城镇体育文化建设的共识,小城镇政府部门应将居民对体育运动的实际需求作为主要参考,优化体育文化发展机制的中心指导理论,从而让当地居民充分认识组织、参加体育运动的优势,提升居民的体育精神与体育参与热情。此外,小城镇企事业单位也应加大对自身员工体育参与热情的培养力度,为青年群体提供完善的锻炼场所与时间,充分发挥青年群体体育精神在提高工作质量与效率方面的重要作用。如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笔者曾在山西寿阳县做调研,发现在重大赛事期间,小城镇局面观看体育节目的收视率普遍提升,尤其是中国获得了多少金牌、排名第几都成为了小城镇居民茶语饭后的谈资。因此,借助体育赛事发挥体育媒体对体育文化的加速功能,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多途径,让小城镇居民参与到体育赛事之中,从而可以有效培养小城镇居民爱好,提升小城镇居民对体育的热情。
4 结语
综上所述,为了全方面实现城镇化发展战略目标,我国需着重促进小城镇体育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出台相关政策引领小城镇体育文化走向健康、科学、合理的发展道路。我国不断加大扶持小城镇体育文化发展的力度,能够充分展现小城镇体育文化与管理制度、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此外,小城镇体育文化的不断发展与优化,能够带动当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与完善,同时,小城镇体育文化的发展也将依托当地政府部门充分发挥财政扶持的重要作用,为体育文化的发展与延伸提供坚实的政策保障与物质平台。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小城镇得到了快速发展,同时体育文化作为小城镇文化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镇化的发展道路中逐渐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战略模式,彰显出了我国各地小城镇的民族文化与地域特色。与此同时,小城镇体育文化在改革过程中,转向群体性明显的活动需求。然而随着广大群众对体育运动方式、体育文化要求的增加,我国小城镇体育文化发展模式亦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挑战。该文以我国小城镇体育文化的发展背景为出发点,深入研究了小城镇体育文化的发展历程与内在发展规律及特点,探讨资金匮乏、专业人员缺失、居民体育意识落后等对小城镇体育文化发展进程的影响,提出相关部门应充分发挥自身作用,引导市场经济改善小城镇体育文化的资金现状,并通过吸引专业性体育人才的方式,提升居民参与体育文化运动的热情,从而实现在体育文化软件、硬件兼备的基础上,带领我国小城镇体育文化迈入一个新台阶,并逐渐将其文化影响力向我国农村地区延伸。
关键词：城镇化,小城镇体育文化,发展研究,发展背景
参考文献
[1]罗敏,李晋萍.小城镇体育文化发展的因素分析及其建议[J].大家,2011(14):178-179.
[2]宋昱,邹玉玲,邱飞云,等.统筹城乡体育发展视域下的“小城镇体育”与“农民工体育”[J].田径体育学院报,2010(3):2.
山西省城镇化论文 篇10
目前,孝义市紧紧围绕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战略,以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为动力,立足吕梁山,融入太原圈,面向环渤海,启动实施市域城镇化“1420”工程,即:打造一流主城区、提升4个中心镇、建好20个社区化中心村。力争到2015年,市域城镇化率达到78%以上,人口集中居住度超过90%,在山西省率先实现市域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目标,建成全省公认的最好的城乡融合、产业循环、生态友好、充满魅力的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孝义市域城镇化背景下的新农村建设也在不断加快,并呈现出新的特点,因此,在新的形势下探索新农村建设的新模式成为必然。
孝义市域城镇化背景下的新农村建设SWOT分析
孝义市“1420”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以及作为全省唯一一个资源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带来的发展机会,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机遇。但是,市域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严重制约了新农村建设的健康发展。
优势与发展的新机遇:长期以来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供给格局并未发生根本变化,随着国内外经济的发展,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将会继续增强。孝义市作为煤焦铝铁的主产地,总体经济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在孝义市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孝义城镇化发展迅猛,截至2009年底,城镇人口约24.5万人,城镇化率达到55.5%,已具备实施“1420”城镇化战略的框架。随着汾邢高速公路通车以及南同蒲铁路介西支线改线工程的实施,孝义的区位优势将更加明显。
劣势与面临的新挑战:孝义市因煤而兴,然而对煤炭行业的过度依赖使得孝义市其他行业发展严重滞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偏低,资源型产业的主导地位造成了孝义市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动力机制单一。伴随着煤铝资源整合,过去曾经依托小煤矿引来的外来人口大量流失,现有城镇化发展动力匮乏。同时,由于缺乏规划,用地紧张,各乡镇产业结构雷同,城镇体系内部空间联系薄弱等原因都为下一步发展留下诸多问题。城镇体系内部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难以有效覆盖,严重影响居民的生产生活,对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另外,长期以来,以能源开发为主的工业发展,矿产资源过度开发利用,造成了对土地、水、空气、生态的严重破坏和区域环境的污染,生态退化,城镇环境问题突出。
孝义市域城镇化背景下的新农村建设三种模式
孝义市域城镇化背景下的新农村建设主要呈现出三种模式,即:整村搬迁入城、集中新建新区、异地迁村重建。
整村搬迁入城:孝义市西辛庄镇辞凡沟村在新农村建设上采取了整村搬迁入城的方式,2009年以来,西辛庄镇共筹资7 800万元,采取资源置换的办法实施压煤村庄的搬迁,在主城区兴建了辞凡沟小区,按照“统筹规划、集约建房、整合资源,配套服务”的思路,共兴建4幢6层住宅楼。居民住宅全部配套了太阳能和电热水器设施,小区内部实现了太阳能路灯亮化,同时完善了便民超市、卫生所、图书阅览室、健身活动场所等设施,全体村民过上了城市化的幸福生活。
集中新建新区:孝义市梧桐新区是工业发展带动新农村建设,工业化与城镇化相互促进,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示范性工程,是全省确定的12个集中连片示范区之一。梧桐镇镇域总面积3 576 hm2,下辖20个村,总人口3万人,按照“居住集中,产业集聚,发展节约”的思路,立足全域城镇化,将20个村集中搬迁到新区。梧桐新区的建设实现了农村管理社区化、农民身份市民化、社会保障规范化。通过新区及产业基地建设,直接增加就业岗位2万余个,间接提供就业岗位3 500个,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到2万元,实现翻一番。引导村民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100%。鼓励60岁以上老人入住老年公寓,所需费用的90%由政府补助和企业捐助解决。同时,全镇各中心站所及20个村委全部入驻新区综合服务大楼,实现“一站式”办公;建成便民服务大厅,设立信访调解、劳动就业、民政、土地、派出所等服务窗口,实现“零距离”办事。
建设社区化中心村:胜溪新村是孝义市城乡统筹发展和社区化农民新居建设的先行先试工程,是在大孝堡乡东盘粮、五楼庄、霍家堡、郑家营、芦南、芦北、北桥头七村基础上,通过土地流转和村民搬迁整合,实现“农民集中居住,土地规模经营,农村整体发展”的系统工程,七村现有人口1.3万人,占地面积1 976 hm2。胜溪新村在新农村建设中着力搞好“三置换”,即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土地流转收益金、福利和社会保障;以村民宅基地置换新村住房,以农民身份置换城镇居民身份。通过土地流转,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农业增产增效、农民增收,有力保证了农民土地流转后“失地不失利,失地不失就业,失地不失社会保障”。目前,有1 000多农民转化为农业产业工人,从事现代农业和设施蔬菜产业,有2 000多农民在周边企业打工,有1 000多农民从事服务业,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基本安置。
城镇化背景下的新农村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村庄规划不够全面科学,不能有效发挥引领指导作用。有些镇村没有把村庄规划编制工作摆上应有的位置,对规划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导致规划编制不全面、不科学。一是重中长期规划,轻短期规划和年度计划。虽然制定了新农村建设发展规划,但新农村分阶段建设的规划还不够明晰具体,对村容村貌建设达到什么要求、生产发展达到什么程度、生活宽裕达到什么水平等,都缺乏具体的量化标准;二是重局部规划,轻整体规划。有的镇只重视某个村某个点的规划,而对全村甚至全镇新农村规划缺少通盘考虑。
农民主体作用发挥不强,存在政府包办代替的现象。在基层,有的农民由于在思想认识上对新农村建设存在偏差,对新农村建设的意义、内容和措施认识不够,认为新农村建设仅仅是上面有资金下来,村民等、靠、要的依赖思想较为严重,在许多新农村建设点上普遍存在政府包办代替现象,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新农村建设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实施配套滞后。在新农村建设中,城乡规划的统筹发展作用发挥不够,社会公共资源配置、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向以及政策机制等仍然高度集中在城市方面,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低下,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
山西省城镇化论文 篇11
推进城镇化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必然要求,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必然要求。进入“十二五”时期以来, 中国推进城镇化发展的重心发生了明显转变。国家“十二五”规划第二十章中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构建城市化战略格局, 稳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 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2012年12月, 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了“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的经济任务, 表明我国已经将城镇化的重心由“加快推进”向“质量提升”转移。
山西省是典型的资源型地区, 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之一, 山西省有94个产煤县, 占所有县市的近90%, 长期肩负着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历史使命。一直以来, 山西省城镇化的发展主要以煤炭为主的能源重化工行业来推动, 而城镇化发展又为煤炭生产提供着全方位的服务。然而, 经济发展对煤炭资源的长期依赖, 导致了山西省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 并出现了一系列的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 这成为制约山西省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桎梏。优化产业结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寻找一条新的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成为山西省进一步发展的当务之急[1]。2010年12月, 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 为山西省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和前所未有的优惠政策。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大背景下, 转型综改实验区的建设是为资源型经济地区转型发展趟路, 也是解决山西清洁发展、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安全发展、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要举措, 是实现以“人—乡—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标, 以集约、智能、绿色、低碳为特征的全新城镇化道路的重要抓手。
1 保德县经济结构特点及面临的困难
截止2012年底, 山西省城镇化率已突破50%, 进入了城镇化发展的加速期和关键期[2]。同时, 区域经济对自然资源的严重依赖, 造成全省经济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单一现象严重, 以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为代表的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发展滞后, 找到一条“以产业发展带动城镇化提速提质, 以城镇化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的良性循环之路成为山西省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保德县作为山西省36个重点产煤县之一, 地处河东煤田腹部, 全县已探明的煤炭总储量127亿t, 主要分布在沿黄河以东50余千米的狭长地带内, 含煤面积约550.3 km 2, 占全县国土面积的57.3%。煤炭工业一直是保德县县域经济的主导产业, 在全县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全县财政收入的85%以上来源于煤炭, 农民纯收入中有25%来源于煤炭。保德县经济结构呈现出如下特征:
1.1 以煤为主的资源型产业在县域经济中占核心地位
保德县长期以来依靠丰富的煤炭资源, 逐步形成了“一煤独大”的经济格局, 煤炭工业在县域经济发展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全县煤炭、电力、化工三个行业的产值比重高达90%以上, 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而且这种资源型经济都是初级产品行业, 技术含量低、能源消耗大。同时, 上游产业与下游产业之间技术断层和项目短缺, 大部分原材料及产品都输出境外, 产品的技术含量低, 缺乏深加工, 资源利用率非常低。
1.2 煤炭资源分布的不平衡造成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
保德全县有13个乡镇, 其中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6个乡镇, 全县的工业企业也主要分布在这6个产煤乡镇, 其他7个乡镇主要依靠农副业, 除几家小规模的石料开采企业外, 无一上规模的工业企业。资源分布的不平衡, 直接导致了工业化发展的不平衡, 造成了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
1.3 连续的高经济增长速度付出了高昂的资源代价
煤炭资源整合以前, 全县万元工业总产值耗煤量达到10 t以上, 远高于国内发达地区, 加上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 一度时期乡镇煤矿和一些民营小煤矿私采滥挖现象严重, 造成了对资源的巨大耗费和破坏。大规模的采煤造成地表塌陷、地下水位下降等地质灾害的频繁出现, 使得矿区周边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威胁与煤矿企业日进斗金的红火景象形成鲜明对比, 导致村矿矛盾激化, 群体性上访事件时有发生, 给全县社会稳定带来严峻挑战。
2 保德县转型综改举措及成果
2.1 优化投资环境, 以项目促改革
项目是转型发展的引领, 是创新驱动的支撑。重大综合性项目既是转型综改实验区建设的重要抓手, 也是中和胚胎改革的重要使命, 又是转型综改实验区成功的基本标志。保德县以大项目促进大发展、多项目促进快发展、好项目引领转型发展的理念, 按照引领性、标志性、带动性的要求, 立足“工业反哺农业”, 用工业的理念发展农业, 与驻保大型企业沟通协调, 出台了“一家企业帮扶一个村、帮扶一个产业”的工作方案。推行了“情况在一线掌握、问题在一线解决、作风在一线转变、感情在一线培养、能力在一线锤炼、形象在一线树立”六个一线工作法。推行了一站式办公、一条龙服务、并联式审批、阳光下操作、规范化管理的工作运行机制, 出台了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等制度。特别是对重点工程项目, 开辟了服务企业绿色通道, 实行了“保姆式”的跟踪服务, 确保了工程建设“审批零梗阻、服务零距离、经营零干扰”。围绕增强民营经济的活力, 保德县相关部门多次组织企业家到发达地区、先进企业参观, 让大家看到发展的差距, 看到自身的不足, 通过开阔视野, 增长见识, 增强大家做强做大信心。围绕激发全民创业的激情, 该县每年从财政收入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 专项用于扶持中小微型企业的发展。
投资环境的优化, 使得驻保企业积极投入到了保德县的转型综改之中:同舟煤业有限公司在矿井正处于基建阶段的情况下, 毅然投资9 980万元建设了占地6.57 hm 2, 总建筑面积为2.75万m 2的同舟广场, 为广大市民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健身的理想场所, 成为城市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山西煤运王家岭煤业有限公司, 围绕唱响“枣文化”和“休闲度假”两部曲, 投资7 500万元, 在该县冯家川乡实施了康熙枣园农业观光旅游区建设工程, 打造了辐射周边10县市的红枣交易平台和旅游度假胜地;神华集团保德煤矿, 围绕保府城市圈一体化建设, 实施了飞龙山度假森林公园建设工程, 为黄河两岸的群众娱乐休憩提供了好的去处;山西煤运集团忻州分公司立足打造保府城市圈及周边地区绿色有机产品基地, 投资1亿元建设了占地100 hm 2 (山坡地) 的集蔬菜产业、采摘、观光、旅游为一体的繁庄塔高新农业示范园, 并与中国农大合作, 在种苗培育、浇水育肥、技术管理等方面, 为群众提供指导和帮助, 成为促进当地农民增收的“孵化器”。
2.2 优化资源配置, 实现“一区多园”发展模式
“一区多园”发展模式, 就是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 科学统筹地区资源, 围绕一个开发区或重点工业园区, 在整体区域范围内按行业、区域或功能进行科学合理布局, 实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同时, 实行“一盘棋”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使得区域内实现空间、产业和功能上的互补, 促进园区经济纵向联动发展、横向辐射带动, 最终达到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的目的。
1) 保德县立足当地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 从全局的角度对各个经济产业园区进行总体谋划, 力争做到“布局集中、产业聚集、特色鲜明、集约用地”, 将园区建设与土地利用规划、城镇一体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实行统一规划、同步推进, 促进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吸引了一批深产业链项目落户, 形成规模效益和聚集效应。在消除了各个工业园区中普遍存在的“拼资源、耗成本”弊端的同时, 实现了园区与园区之间的错位竞争。
2) 工业园区作为产业集聚的高地, 能否“引得来”、“落得下”、“留得住”, 取决于园区发展环境的优劣。保德县高度重视硬软环境建设, 以完备的基础设施和高效的配套服务为园区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证和人文关怀。树立了“亲商、安商、富商”的理念, 强化服务理念和行为, 促进各项优惠政策的落实, 让投资者真正享受到便利和优惠。赋予工业园区相应的行政管理职能和权限, 建立顺应管理需要的决策机制和灵活高效的管理机制, 避免了对企业的无端干预。
3) 保德县充分认识到工业园区拉动经济发展的先导作用, 把工业园区涉及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优先纳入市政工程建设项目, 包括对水、电、气、煤炭、矿石等资源, 实行优先配置。特别是在用地保障上, 对通过用地指标的整合和合理调配, 为项目落地、企业集聚发展提供了必要空间。通过向上争取、向内挖潜的办法, 在积极争取上级用地指标的同时, 采取协商置换、园区收购、依法拍卖等方式, 对闲置、废弃的土地、厂房进行清理和置换, 盘活存量土地资源。在土地储备和开发方面, 解决了土地审批比项目落地“慢半拍”的问题。同时, 引导企业科学合理布局, 建多层标准厂房, 实现集约、节约用地。
4) 保德县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原则, 加强地区间合作交流, 拓展发展领域, 实现大联合、大协作、大发展, 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层次和水平。对内, 加快研究出台园区间联系的鼓励政策, 如利益共享、利润分成等措施办法, 强化各类园区之间在产业关联、市场占有等方面的相互依赖和合作, 为各类园区间的要素资源流动和共享创造有利条件, 实现园区经济一体化。对外, 充分利用上级赋予的优惠政策、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优势、广阔的发展空间与先进发达地区, 加强区域间的深层次合作, 实现关联产业的横向联合、合作共赢。
2.3 扩权强县, 优化政务环境
“扩权强县”工作不仅仅是权限下放, 更主要的在于有效利用相关政策, 真正发挥作用。作为山西省“扩权强县”的试点县, 保德县按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求, 全面优化政务环境, 为扩权强县各项工作开道除障, 为转型综改工作的开展创造了优良的政务环境。
1) 以改善政务环境为目标, 投资500余万元建成了2 000 m 2的高标准的政务服务中心, 把全县涉及审批服务事项的24个部门全部纳入大厅集中办理。设立了电子政务监察中心, 建立了电子行政审批系统和电子监察系统, 以推动行政审批、服务, 向科学化、规范化迈进。建立健全了政务服务中心首办负责制、限时办结制、《政府服务中心管理办法》、《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管理办法》、《行政审批电子检测绩效评估量化实施细则》等一系列规章制度。通过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 达到了审批事项减少、时限缩短、流程简化、收费降低、服务创优, 真正实现了行政效能大提速。另外, 按照依法依规、能取尽取、能并尽并的原则, 依据省政府下放的85项权限, 结合保德县实际, 将原来的170项审批项目初步清理规范为105项, 压缩审批事项率38.2%。
2) 将扩权事项与清理行政审批收费事项相结合。本着为“企业发展减负, 给项目落地开道”的原则, 在行政审批服务事项收费上, 能减则减、能免则免。对国家、省、市明确取消的收费事项严格执行其规定, 只审批不收费;按规定可以收取行政审批工本费、手续费的事项, 各有关单位一律实行零收费;收费部门的预算缺口由县财政给予适当的补贴。对重大投资建设项目和企业设立登记, 实行并联审批, 开通“绿色通道”。
3) 为拉近百姓与政府的距离, 改善干群关系, 转变干部作风, 组织开展了“百姓直通车、服务零距离、百场千岗万人评”大型户外政风行风面对面活动。同时, 逐步尝试把“扩权”工作向乡镇延伸, 不断强化乡镇职能。一方面, 极大地调动了各乡镇工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 提高了各乡镇的社会管理能力, 使各乡镇在设施农业、新农村建设、项目落地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杨家湾新城镇建设项目、窑洼乡综合性煤炭物流园区项目等都是在乡镇的配合下, 县、乡两级一起整合资源规划布局, 企业投资建设的项目, 使“扩权强县”工作得到更深层次的推进, 为保德县转型综改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持。
3 城镇化视域下继续深入开展转型综改工作
3.1 产业深化与优化并举
“以煤为基, 多元发展”是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着力点, 在于多元发展中如何发展壮大新兴产业, 培育新的支柱产业是山西省转型综改工作的重点。要想将单一的产业结构多元化、高级化, 就要在原有产业体系的基础上进行产业链拓展的同时, 积极发展新兴产业, 做到“深化”与“优化”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这样才能降低经济体系对自然资源的依赖, 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3.2 发挥科技引领作用
科技和人才是当今经济发展的两大重要引擎, 也是资源型经济转型综改的两大瓶颈。资源型经济要想延伸产业链、提高资源利用率、延缓资源衰竭期、提高经济附加值就必须要在技术创新上下功夫, 必须建立与高校、科研机构相结合的创新体系, 采用先进技术不断提高行业内技术层次和科技创新能力。推动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生物、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现代煤化工、煤层气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3]。
3.3 防治结合, 合理开发
长期以来, 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和对经济发展速度的盲目追求, 造成了山西省经济发展方式粗放, 资源约束瓶颈显著, 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严重的现实困境。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 就必须防治结合、合理开发, 推进资源利用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切实提高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参考文献
[1]刘晔.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改区的思考[J].中国国情国, 2012 (10) :61-63.
[2]姜玉砚.经济转型和城镇化背景下的区域产业布局优化研究——基于山西的实证[J].城市发展研究, 2012 (12) :166-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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