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自然审美思想及其价值(通用3篇)
庄子的自然审美思想及其价值 篇1
庄子的自然审美思想及其价值
庄子提出“原天地之美”,认为美的本源在于自然本性,激励人们逍遥游于天地自然之间;主张“虚静”和“物化”的审美态度,高扬精神自由和审美超越;强调顺应自然,“以天合天”.庄子的.自然审美思想不仅对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而且对解决现代工业社会中人与自然对立的矛盾有重要的启迪.
作 者:谭容培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期刊社,湖南,长沙,410081刊 名: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年,卷(期):29(1)分类号:B83-09关键词:庄子 天地之美 逍遥游 虚静 物化
庄子的自然审美思想及其价值 篇2
关键词:犬儒学派,庄子,自然主义
犬儒学派和庄子作为生活在社会动荡时代里的智者, 都为各自时代的人们设计了自处之道。借用杜德雷的话说, 犬儒学派和庄子都是布道人, 他们所布之道是, 不管世道怎么个变法, 日子总得过下去。但两者毕竟生活时代相距近一个世纪, 正如一个学者指出的, 任何一个学派或者思想家的思想建构有三个条件:一是时代的需要 (即社会根源) ;二是立足的传统 (即文化根源) ;三是个人性格和志趣。这三者的综合统一往往形成学派或者思想家思想建构的起点和基础。据此, 犬儒学派与庄子思想就有了异同之处。
一、异曲:不同的社会根源和文化根源
1、犬儒学派和庄子思想形成的不同社会根源
阶级关系的剧烈变化, 统治方式的重大调整以及社会的大变迁是犬儒学派和庄子思想形成的社会根源。犬儒学派即是希腊城邦制度的现实产物, 又是希腊城邦文化的叛逆。古希腊在公元前八到公元前三世纪处于剧变之中。战争使城邦的经济基础遭到破坏, 社会苦难的加深和阶级斗争的尖锐也导致了古希腊的城邦危机:自由公民的没落、国家范围的扩大导致了城邦公民集体理想的破灭。同时, 希腊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一再惨败和苏格拉底的受审与处死以及柏拉图出走西西里等一系列事件中, 受到了心灵上的冲击, 感受到了民主制度弊端给社会带来的危害。这些都使希腊哲学家把“伦理问题” (人的社会生活规范和理想) 提到重要地位, 从而给这时期希腊思想带来了某种个人主义或世界主义的色彩, 而犬儒学派则是这股力量的代表之一。而庄子所处的是“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战国时代。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政治思想的世俗化转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旧有的宗法世族统治开始动摇, 平民和奴隶的反抗斗争使得西周以来的阶级关系也随之发生较大的调整, “井田制”也逐步走向瓦解。社会经济的急剧变化, 政治局面的错综复杂, 军事斗争的层出不穷打破了传统的生活和观念;同时在各国的政治变革与相互竞争中也急需要理论的指导以求增强统治的应变能力;由于这时政治空隙比较多, 知识分子开始脱离了官府, 摆脱原来的依附性服务地位。因此, 这一时期的学术文化异彩纷呈, 庄子思想便是“百家争鸣”其中之一。这些反映了在社会转型和矛盾加剧的历史时期, 当政治暴力可以随意摧残个人生命而个人的抗争变得微不足道的时候, 就容易使人转入内在精神世界, 以求得精神世界的舒展与张扬, 必然激发新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从而催生新的思想文化体系。
2、犬儒学派和庄子思想形成的不同文化根源
公元前八至公元前三世纪出现了对世界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三个文化中心, 而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和古典时代的希腊便是其中之二。雅斯贝尔斯曾说, 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四大古代文明, 都进行了思想的突破性发展, 人类文明从原始阶段进入高级文化阶段, 并各自形成特殊的文化传统。这一时期是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 也是犬儒学派和庄子思想形成的文化根源。雅典的民主政治带来了古希腊文化的繁荣, 而这个时期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 也有利于吸收外部世界的先进文化成果, 开阔了雅典人的视野, 并为文化的繁荣广罗了人才。与希腊的民主政治并行的, 是古希腊社会的学术自由。在这种民主政治和学术自由的环境中, 希腊出现了学派蜂起、百宗争立的文化繁荣的局面, 涌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为代表的古希腊思想家, 他们为后世各个流派的思想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思想源泉。从崇尚自然或本性来看, 犬儒学派虽受过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的影响, 但犬儒学派主要继承了苏格拉底的伦理学, 犬儒学派的奠基人安提斯泰尼的学说就主要集中在伦理学方面, 他发挥了苏格拉底重视德行的思想并常以道德医师自命, 这些伦理学原则后来被这个学派所发挥并身体力行。同样的, 春秋战国时期虽表现为政治社会上的政局动荡, 文化思想上的礼崩乐坏, 但这样的时代却造就了儒道墨法等百家的蜂起, 正如孟子所概括的, “圣王不作, 诸侯放恣, 处士横议”。生活在“百家争鸣”时代的庄子则吸收各家各派的思想, 特别是老子的“事天”思想和儒家道德思想。班固曾这样地概括庄子思想, “及放者 (指庄周—引者) 为之, 则欲绝去礼学, 兼弃仁义, 日独任清虚, 可以为治。”可以说, 这个时期形成的“民主和自由”学术环境为犬儒学派和庄子从事精神生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当然, 一个思想体系的建构也与思想家个人性格和志趣有关, 因为面对同样的现实选择, 不同的人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选择;而面对不同的现实选择, 不同的人又可能有着完全相同的选择, 而犬儒学派和庄子在面对大体相似的生活现实, 理性自觉地选择了相同的自处之道。
二、同工:自然主义思想与虚无主义的价值归宿
1、社会观:排斥人类文明
在犬儒学派看来, 就积极的人生而言, 最重要的是苏格拉底的独立和昂扬的个性。他们提出了“德行本身就是幸福”, 因为美德对于幸福就足够了, 而美德则意味着行动, 它既不需要许多学问, 也不需要过多的雄辩。如果科学研究与此相无关, 就没有任何价值, 如在安提斯泰尼看来, 一切精致的哲学都是毫无价值, 因为凡是一个人所能知道的, 普通的人也都能知道。第欧根尼也认为, 人类幸福所需要的一切文明结果, 并非人类一概都需要, 相反, 正是社会文明造就了腐败和罪恶, 它是人类不幸的根源, 因此他反对智者主张的素朴社会进化论, 认为“原始人以智慧征服自然并不是通向文明的社会, 只是通向罪恶和堕落。”假如没有这些视为必需的文明成果, 一个人会更加安逸地享受生活的乐趣。犬儒学派把这种思想原则贯彻到社会层面上, 则鄙视技艺、学识、数学与自然科学;批判一系列文明形式, 拒斥人类社会的各种公共生活方式以及摒弃一切人间的享受, 甚至把生活维持在最低水准上, 即一件外套, 一根拐杖, 一个装少量食物的破袋子 (安提斯泰尼) 。庄子则从“道性自然”出发, 认为人类的原始状态是无心计和无知识的, 因而过着无忧无虑的和平生活, 但自从黄帝、尧、舜等来到人间, 这种生活环境就被破坏了。君主的统治和对知识的爱好, 引起了人类私欲的膨胀和对权势的争夺, 使人心更加败坏, “民之于利甚勤, 子有杀父, 臣有杀君, 正昼为盗, 日中穴阫”, 和谐遭到了破坏, 人类也遭受了文明的羁绊。因此, 君主是真正的大盗大贼。对于圣人, 庄子认为“黄帝尚不能全德……。尧不慈, 舜不孝, 禹偏枯, 汤放其主, 武王伐纣, ……, 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性情, 其行为乃甚可羞也”, 而孔子也是“鲁国之巧伪人”。同样, 庄子也举田成子的例子来说明圣人学说不过是“窃国大盗”的工具。在庄子看来, 文明是人的意识行为而非自然所故有, 文明违背了自然道性, 文明越发展, 离自然道性也就越远, 人们的文明程度越深, 受自然的惩罚就越重, 这样的文明制度不但不是自然状态的改进, 而是对自然状态的污染和毁灭。所以庄子提出“绝圣弃知”的主张:“圣人不死, 大盗不止”, “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
2、自由观:崇尚精神自由
犬儒学派和庄子通过对自然和现实必然性的超越走向了对精神自由的追求。犬儒学派认为, 社会上的自由与奴役的对立是毫无意义, 因为有智慧的人是天生的主人, 即使身处被奴役的情况下也是自由的, 如狄奥根尼追求的是从欲望之下解放出来的精神自由, 他相信虽然没有皮毛或羽毛保护, 但他仍然能够像青蛙一样来去无牵挂。“自足”是犬儒学派的精神追求, 即在理性指导下的自我满足、独立无待。在他们看来, 美德对于幸福就已足够, 对一个人而言, 惟一的善 (他的思想或精神财富) 就是专属于他的东西, 其他的一切如财产、健康、荣誉等在本质上都不是善的。因此, 犬儒学派有些人弃绝宫室, 有些人栖身于大桶中。这种自由是对苏格拉底身心两分和亚里士多德“哲学本自由”的延伸, 但犬儒学派表达得更加清楚、更加明白。正如皮特森所说, 无论在个人自由的内部层面与外部层面, 犬儒主义总体上完全忠于个人自由的观念与实践。因此, 犬儒主义算是西方迄今为止个人自由的最极端版本。可以用“逍遥游”来概括庄子的自由观。庄子最担心的是精神之死而不是形体之死, 这也是庄子与宗教观念不同的地方。庄子在《外篇·田子方》明确说:“哀莫大于心死, 而人死亦次之”。他认为, 人活在世上犹如“游于羿之彀中”, 到处充满危险。所以在诸侯混战和天下大乱的时代里, 庄子不愿去做官, 因为在他看来, 人一旦受缚于名利、权势、毁誉, 就会使自然清洁的精神蒙垢, 仁义道德更是给精神戴上了一具枷锁, 所以人生应是追求自由。要真正地达到自由, 就要无条件的, 即“无待”, 这样才能“乘天地之正, 而御六气之变”, 自由自在地遨游于无穷无尽的天地之间, 从而达到“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世界。能达到这样“无待”的人, 才算是“至人”、“神人”或“圣人”。于是, “鱼相忘乎江湖, 人相忘乎道术”则成为了庄子对自己生存方式所作出的最终选择。
3、人生观:远离世俗, 回归自然状态
犬儒学派和庄子不但是“顺应自然论”的倡导者, 还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犬儒学派尊重自然而贬抑习俗和法律, 认为理想的生活应是极端简朴和原始的, 即是回归“自然”状态。他们把名利看作身外之物, 认为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是不合自然的和无足轻重的;号召人们克己自制, 独善其身, 不依赖于社会;主张只有抛弃文明和文化, 自愿满足于最少的天然需求, 才能做到道德上的言行一致。在他们看来, “吃苦是善”, 因此他们通过衣不蔽体、四处乞讨和聊以维生来表明对文明秩序的鄙视。这是一种禁欲主义乃至苦行主义, 如安提斯泰尼和狄奥根尼将世界国家作为理想国家一样, 主张不要政府, 不要私有财产, 不要婚姻, 不要确定的宗教, 但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苦行主义者, 他只是鄙弃奢侈与一切人为的对感官快乐的追求, 他只是鄙弃奢侈与一切人为的对感官快乐的追求, 正如他所说的, “宁可成为一个疯子也不追求感官的快乐”。因此, 犬儒学派对统治者采取一种有意疏远的姿态, 这种态度典型地体现在安提斯泰尼的一个比喻里:“政治像火, 距离近了会被灼伤, 距离远了又会挨冻。”庄子在《外篇·马蹄》中指出人性即“素朴”, 其内容就是无知无欲的自然状态。同这种无知无欲的自然状态相对立的便是社会的法度、礼义、规范, 这些对立的东西是对自然本性的桎梏。于是庄子主张, 既然人性属自然, 同自然没有差别, 那么人就应该回归自然, 消除对回归自然本性的干扰, 保持内心中的宁宁安泰, 就可以得到精神上的逍遥自由。他要求回到“浑沌”世界, 即所谓的“至德之世”:“夫至德之世, 同与禽兽居, 族与万物异, 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 其德不离, 同乎无欲, 是谓素朴, 素朴而民性得矣。”又说:“至德之世, 不尚贤, 不使能;上如标枝, 民如野鹿。”这种思想根源于老子所说的“小国寡民”的理想世界。因此, 庄子临终有言:“吾以天地为棺椁, 以日月为连璧, 以星辰为珠玑, 以万物为赍送”。庄子崇尚无欲无求, 犬儒学派也不追求感官上的享受。从这种意义上讲, 这二者都具有禁欲主义色彩。但犬儒学派和庄子对他们理想社会的描述, 不能理解为那是他们真的认为可以达到的状态, 而应理解为与他们的精神世界相契合的理想状态, 包含着打破现状、要求前进的合理内核。
4、价值观:虚无主义
有学者指出, 古代的犬儒主义具有三种倾向:一是随遇而安的非欲生活方式, 二是不相信一切现有价值, 三是戏剧性的冷嘲热讽。这三者, 庄子是集于一身的。在这个意义上讲, 庄子算得上是中国犬儒主义的创始人。庄子和犬儒学派以各自的立场和思想为基点, 不但怀疑现实, 而且也怀疑改变现实的可能性, 从而把怀疑精神推倒了极端;他们不相信一切价值, 或对当下的政治保持着清醒的距离意识, 或有意与政治家形成某种程度的制约和对峙;但是他们却不敢或不愿与之正面对抗, 因此用愤世嫉俗、冷嘲热讽的方式表达对现实不满和妥协的文化立场和处世态度。正如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这样分析犬儒主义, 他认为犬儒主义是一种通过幽默或厌倦尘世的方式来抑制焦虑在情绪上影响的模式。其背后则是一种理想主义或说价值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所导致“犬儒式”的生活态度就具有了两面性:对现实不满, 但又拒绝参与社会世界, 加上缺乏替代性的选择, 这种对现有秩序的不满就很可能转化为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不认同的接受, 这一点也表现在生死观上。庄子曾指出:“人之生, 气之聚也;聚则为生, 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 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 死生大事不过是气聚气散而已, 一切都顺其自然。犬儒学派也像庄子一样, 将死看作自然而然的事, 只不过是通过“自杀”来表现:“第欧根尼是犬儒中自杀的第一人, 他平静地躺在自己的外套里死去了, 生命获得了解脱。后来的一些犬儒如梅特罗克勒斯活到高龄, 自我窒息而死。德莫那克斯快接近百岁, 绝食而死, 柏里格利诺斯, 自焚而死。”这是一种追求自由的理想幻灭后的无奈的悲鸣, 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自娱和自欺。他们思想中的消极和颓废的一面, 成为不少弱者的精神安慰剂, 也为后世提供了另一种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可能性。
有学者指出, 全球或地方的政治、性别、动物保护、环境保护等诸多问题印。和层面上, 都可能带有犬儒主义的元素或充满着犬儒主义的氛围, 而中国也正处在犬儒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 人们不但不是更昂扬有力, 反而普遍感受更无力、更无助、更没有希望、更没有安全感、更犬儒。因此, 纪杰克在1989年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著作中非常关切犬儒主义的问题, 他宣称:今天的敌人不是什么基础主义者, 而就是犬儒 (现代语境的而非历史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 犬儒主义是某种意义上人类精神的道德示范, 用爱比克泰德的话说就是“保持在我控制之下的事物”, “真正的犬儒主义者道德纯洁, 有高度的忍耐精神, 具有对于这个人类实施监督的王者身份。”虽然犬儒学派和庄子都持自然主义的立场, 但由于他们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化模式和思想体系, 其思维和行为方式存在着差别, 所以尽管他们面对大体相同的时代变局和时代需要, 但他们所感受到的问题和作出的回应态度也是存在区别的, 这体现在犬儒学派虽把个人主义作为他们体系核心, 但其在本质上仍是道德哲学 (政治哲学范畴) , 而庄子哲学则是生命哲学 (个体哲学) , 这种差异就是时代打在他们身上的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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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的自然审美思想及其价值 篇3
关键词:戏剧小品 庄子寓言 微叙事
引言
庄子寓言的言说方式是一种“微叙事”,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短小而精悍。相对于普通叙事和宏大叙事而言,微叙事则无法展现庞大的历史画卷,情节更偏向于简单与精炼。但庄子的微叙事仍然能够展现深刻的人生哲理、揭示人间百态。庄子的寓言故事擅于利用有限的时空范围来铺陈环境、营造冲突、刻画人物、阐明主题。
活跃在当今艺术舞台上的戏剧小品在组织叙事上与庄子的微叙事有诸多相似之处,“在描写上,长于截取生活和人物性情的片段而求神似;在语言上,则力求简洁而带有个性。”[1]戏剧小品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如:形式短小、结构精巧;情节简练、线索单一;人物较少、动作性强;主题集中、耐人尋味;语言诙谐、真挚自然;富于情趣、雅俗共赏等特点。现代小品艺术的魅力与特征都可以在两千多年前的庄子寓言叙事中找到雏形,二者有颇多共同之处。
一、人物造型塑造与思想维度
在叙事创作中, 人物造型与肖像描写是至关重要的环节。造型与肖像是人物生活背景、身份地位、工作职业和心理状态的整体呈现。文艺理论家张炯说:“人物形象塑造得成功与否,既关系到作品思想内容的有力表达,也关系到作品艺术魅力感人的强弱。”[2]
庄子寓言则依照这些规定,对人物的外化特征进行集中刻画,对诸多肖像与造型细节重点设计、用心打摩。在《庄子·田子方》中,宋元君挑选画师的场面可谓大气磅礴,我们不难发现绝大多数平庸之人也就是“众史”与后一史的人物造型和气质特征是有差异的。这些“众史”注重君臣之礼,唯恐失礼于国军,可以看出他们沉重的心理压力。与之相反,“后一史”“儃儃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臝。”[3]“后一史”的精神面貌截然不同,他的样子看起来是那么坦然自若,他进入考场时并没有扫视周围的环境,当他来到宋元君身边时也没有慌张,而是保持自己的随意状态,继续向前走着。宋元君跟他行了礼,他没有停下来去回礼拜谢,反而是直接进入了会馆。可见,“后一史”的确跟“众史”不同,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保持了自己的个性,不随波逐流。
戏剧小品也是如此,它要在规定情境中展现矛盾冲突、凸显人物性格,尤其是要抓住细节来充实人物,在短时间内刻画人物形象。因为“戏剧小品囿于篇幅,无法像大型戏剧那样多侧面全方位淋漓尽致地描绘人物多姿多彩的丰满个性,甚至难以像独幕剧那样,就人物性格的某一侧面或某一层面进行深入地开掘,戏剧小品所能捕捉的只是人物性格在某一时刻闪烁的迷人火花,这种框范烙有印象、个性、类型、意象和符号等方面的标记。”[4]戏剧小品通常选取的是社会生活中常见的平凡人物作为创作原型,来表现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具有一定的大众性和通俗性。小品演员的形象、造型与其饰演的人物角色性格密切相关,所以演员的扮相与造型的贴切与否直接影响着受众的审美意识。“小品的形象塑造,归根结底在于凸现形象的造型特征,切记面面俱到,要抓住某类形象的风格与特征,哪怕是点点滴滴的描绘,也就完成了这个角色的基本造型。”[5]因此,戏剧小品在塑造人物时,演员的肖像、造型一定要贴近角色,符合人物的年龄、身份、性格,要让观众觉得真实可信。否则,会出现造作、不自然等人工雕琢的失真痕迹。
二 庄子寓言、戏剧小品表演中的人物动作与对话
(一)动作与肢体语言
动作与肢体语言在叙事中有着重要作用,他能折射出在规定情境下人物的心理活动、体现人物性格特征并推动故事情节向高潮发展。庄子微叙事善于细腻地阐释人物的动作与肢体语言,将人物鲜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庄子·大宗师》里,有子桑鼓琴的寓言。“至子桑之门,则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6]子桑哭、唱和鼓琴的动作,透露出庄子隐藏在无心无情表象后的苦闷的心灵,是深陷贫困潦倒的绝境而对黑暗现实的控诉。
在戏剧小品中,动作是演员揭示人物内心和刻画人物性格的基本手段,是从自我到角色必须有的一个中介。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大多通过细节动作表现出来。在小品《胡椒面》中,两个人物的争夺颇具舞台动作性。体力劳动者与知识分子的动作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个放肆张扬,一个气恼无奈,一举一动都凸显出鲜明的人物性格特征。戴眼镜的知识分子用自带的餐巾纸仔细地擦桌子,然后将纸巾扔到地上,接着又细心擦着自己准备的勺子。而粗汉却是大大咧咧、咋咋呼呼,抓起桌上的胡椒瓶就往自己的面里洒,当知识分子拿回胡椒瓶时,粗汉不愿意,划定“三八线”,把胡椒瓶放在两人桌面中间,或抓起胡椒瓶猛力往自己碗里洒,甚至将筷子伸进瓶内将残粉刮个一干二净。可见,二人的动作行为生动地反映出各自的人物形象和性格特点。
(二)对话与戏剧台词
人物对话在叙事表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庄子寓言中,我们不难发现简短的人物对话精辟而富有哲理,有助于铺陈环境、推动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窥探人物心理活动。 美国学者沃尔夫·里拉将对话的功能概括为四部分,即“提供信息、刻画性格、推进故事、是环境气氛的一部分。”[7]庄子寓言中的对话不仅在推进故事情节,而且展现着人物的性格特征。它们促使事件的矛盾集中化,把人物内心的落差与事件的矛盾相结合,让叙事更为精彩 。例如,《庄子·德充符》里讲述了关于世故无情的故事。寓言中惠子与庄子围绕主题展开了四次对话,庄子采用的是逆向思维的反命题方式。从精彩的对话中可以看出惠子是世俗的,而庄子是脱俗的。庄子通过对话是要赞美“不以好恶内伤其身”的自然之情。[8]
在戏剧小品中,对白是角色相互之间的对话,是剧本台词的主要部分。对话不仅用作交代、叙述事件和人物的情况,也用来表现人物内心活动,揭示人物性格和戏剧冲突的情节组成部分。小品中,个性化的台词语言可以表露出人物的社会角色、思想观念、所受教养、对待事物的态度等信息。在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中,赵大娘与记者的对话让观众看到了一个英雄母亲的真实内心。赵大娘的回答平实质朴,充满个性。英雄的母亲也是平凡、普通的母亲,言语中透着她的热情直爽与勤劳善良。可见,人物对话对于丰满人物形象,体现人物性格特征起着重要作用。“小品人物的语言不能四平八稳、人云亦云,仅仅以叙事述理为最高任务,而是要竭尽所能、最大限度地提供揭示自己造型特征的信息。”[9]
三、庄子寓言与戏剧小品中的比喻、拟人的象征寓意
庄子寓言通常采用比喻、拟人的修辞方式来揭示深刻的人生哲理,控诉社会的黑暗丑陋。庄子微叙事中经常可见到意念式的人物,这些人物已经具有了典型性。寓言故事运用比喻、拟人的手法来表达隐含、寄托、劝诫或嘲讽,人物是意象人物,情节则是象征体。在《庄子·外物》中有一个词语叫“枯鱼之市”,它是用来比喻封建等级社会下统治者对普通老百姓的压榨。而“鮒鱼”就拟人化了,用于控诉剥削阶级的虚伪与丑陋。因此,鮒鱼有了人的不满与愤怒,对社会进行谴责。“戏剧小品同样可以达到意蕴的深刻性,借助象征寓意的手法,进入具有巨大概括性和表现力的境界。例如戏剧小品《策划》中,中心事件“公鸡下蛋”是离奇荒诞、夸张的,但其深刻的寓意不容忽视。该小品巧妙地讽刺了广告行业的不良作风,蕴意深刻,令人不禁回味和思索。又如小品《求诀》,讲述了一个胖子和一个瘦子倾其所有,请山乌国大师传授“经四十八年苦想、曾有一千二百八十人做过临水实验”的“永免溺死”的秘诀。这是一个寓言故事,胖子、瘦子和大师的所指意义已突破胖子、瘦子和大师出身的形象意义,寓言代指的隐喻提升为一种象征。
由此可见,戏剧小品作为大众所熟悉的一种艺术形式,其创作思想与审美方向与庄子寓言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戏剧小品也是一种微叙事,它继承了庄子寓言中从整体构思到人物动作、台词设计的创作方式,短小精炼却蕴意深远。庄子寓言的叙事方式已成经典,戏剧小品的创作审美则力求雅俗共赏,从源于生活的素材出发,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内向观众展示人生的哲理,揭示生活中的真善美。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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