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的官僚制与官僚主义

韦伯的官僚制与官僚主义（精选7篇）

韦伯的官僚制与官僚主义 篇1

韦伯的官僚制与官僚主义

提到官僚制，很多人都会把它和另一个词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官僚主义。或者说，很多人会直接地把官僚制和官僚主义等同。其实，官僚制和官僚主义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首先，从定义上来说，韦伯所提出的官僚制，是指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以行政效率为目标的一种科学理性的现代行政管理体制。而官僚主义则有不同的定［1］义。官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思想作风，更是一种组织意义上的、制度性的现象。就像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这些词一样，官僚主义揭示的更多的是思想层面的东西。但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不同的是，官僚主义与组织和制度密切相关。有学者认［2］为，官僚主义是组织和制度在结构上以及运行中的功能性变异。最常见的表现是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命令主义等。所以，从含义上看，官僚制与官僚主义就是不同的。

18世纪，法国重农主义学者维森特·德·古尔内，首次使用了“官僚制”这一概念。但是，我认为官僚制在古希腊、罗马时就应该出现了，官僚制应与政治相伴相生，是构成政治活动所必不可少的组织基础和运行机制。只不过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官僚制没有显示出严格的组织体系和等级制度。现代意义上的理性官僚

［3］制是由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他说，官僚制是现代社会不可逃避的现代性命运。现代官僚制的产生离不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专业。而官僚制也一直发展至今。

对于中国的官僚制，韦伯曾作出这样的评价，中国的官僚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官僚制。而事实也确实如此。现代官僚制是建立在法治和理性的基础上，且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中国的官僚制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所熟知的是经历了漫长时期的封建官僚制。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官僚制存在着浓厚的人治因素，缺乏现代官僚

［4］制应有的理性精神和法治精神。从本质上说，中国的官僚制是剥削阶级思想和

［5］旧社会专制衙门作风的反映。有学者认为，科层化所引发的官僚主义和传统的官僚主义十分复杂地糅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官僚主义的复杂形态。

我认为，官僚主义是官僚制的衍生品，当官僚制沿着非理性的方向发展时，就会显示出官僚主义的种种弊端。韦伯所提出的现代官僚制虽然讲求科学和理性，但他所说的理性是一种工具理性，过于追求组织的行政效率，弱化了组织成［6］员的独立人格，这样会产生很多问题。就像西蒙所说：“我们发现理性完全是工具性的，它不能告诉我们去哪里，顶多告诉我们怎么去。它是一只供租用的手枪，能服务于我们的目标，无论好坏。”可以说，官僚主义是官僚制在运作过程中出现的失误，是一个很大的漏洞。我们不得否认的是，官僚主义的出现与官僚制有密切的联系。

但是，官僚制却不是官僚主义产生的唯一条件。当我们思考一个事物的产生条件时，往往会联想到这个事物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各种主客观条件。官僚主义也是如此，官僚主义的产生有其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因。以下，我将以中国为例，对官僚主义的产生条件作进一步的分析。

［1］［2］ 《官僚主义现象的组织社会学研究》杨建荣，出自时事观察

《官僚主义现象的组织社会学研究》杨建荣，出自时事观察 ［3］ 《官僚制的伦理困境及其重构》池忠军，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 ［4］ 《论官僚主义长期存在和难以消除的历史原因》饶学开，广西大学学报，第29卷增刊 ［5］ 《官僚主义现象的组织社会学研究》杨建荣，出自时事观察 ［6］ 《基础与困境：现代性视角下的西方官僚制》金太军，顾茜茜，出自《理论探讨》第148期

有学者对我国的官僚制现状进行过分析，认为我国的官僚制发展不足，某些方面又发展过度。然而，我国的官僚主义问题却十分严重。从政治方面来说，我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就算在近代进行了制度的重构，但是仍然摆脱不了人治的因素；从经济方面来说，我国封建时代一直是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在我国发展并不充分。人们自给自足，社会阶层的差异明显，又因官民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所以官僚制更显僵化；从文化方面来说，中国人的官本位思想严重，人民的忍耐力相当坚韧，不仅对于自身的权利没有明显的诉求意识，也缺乏对官员的合法监督，更加助长了官员的不良的官僚主义作风。由此看来，各国的官僚制、官僚主义皆与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息息相关。而官僚制也并不是官僚主义产生的唯一条件。

韦伯的官僚制和官僚主义都有其弊病，我们对官僚制和官僚主义应有清醒的［1］理解和认识。有学者揭示出了官僚制的现代性困境：一是官僚制的正功能与反功能并存，二是理性型的官僚制与现实的不可能性的冲突。认为官僚主义是由官

［2］僚制的反功能所引发的。但是，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克罗齐认为，科层组织

［3］是一种无法克服自己弊病的组织机制。当代的官僚制是一种“极其深刻的保守力量”，不可避免地并且天生就是抵制变革的。但是，我们不可以轻易地摒弃官僚制，因为我们暂时找不到更好的组织形式来替代它。官僚制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因为它毕竟能够保证一定的行政组织效率，也以严格的等级来促进政治的稳定。我们要做的，是以合理的方式来促进官僚制的完善。

第一，完善人们的政治参与渠道，充分鼓励人们积极参政。当一个政府的人事流动性比较强时，权力就不会轻易地集中在某一个人或某个既得利益集团手里。这样的话，政府的严格的僵化的等级制也会被一定程度地撼动。

第二，注重多角度、多层次的监督，让法治多于人治。强化法律的作用和群众的监督，可以调动官员的积极性，不至于慵懒成风。这样也可以相对地抑制官僚主义作风。

第三，官员应强化独立的人格。在现有的官僚制下，官员似乎成了政府机构［4］的附属品。“在官僚体制中，一切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完全让位于制度，个人的最高道德就是无我和祛除主观任性。”可是，当官员的独立人格弱化后，官员

［5］也会陷入一种保守的境地，得过且过。虽然他们并非是为了保守而保守，只是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如果官员的独立人格能够彰显，政府部门将会更有活力，至少领导们的“面子工程”会大大减少，这对于克服官僚主义大有裨益。

虽然有人说韦伯的官僚制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是一种“保守的力量”，但是，我认为官僚制还是有一定的发展空间的，并没有发展到废弃的地步。所以，辅以合理的方式，官僚制和官僚主义的弊病是可以得以克服或改善的。

［1］［2］ 《基础与困境：现代性视角下的西方官僚制》金太军，顾茜茜，《理论探讨》第148期

《官僚主义现象的组织社会学研究》杨建荣，出自时事观察 ［3］ 《官僚制对话官僚主义》王博，出自东京文学，2011年02月 ［4］ 《官僚制的伦理困境及其重构》池忠军，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 ［5］ 《官僚制内幕》唐斯

韦伯的官僚制与官僚主义 篇2

关键词：官僚制,行政组织,体制,改革

众所周知，现代官僚制总是与伍德罗·威尔逊和马克斯·韦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如果说由威尔逊和古德诺创立的“政治与行政二分原则”为官僚制的基本原则奠定了理论基石和逻辑前提的话，那么公共行政的科学化、技术化道路则是由韦伯来完成的，因为韦伯对官僚制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和考察，最终指出了官僚制要以“法理型权威”为基础，并在实践中对官僚制的原则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这都为官僚制的最终形成和发挥作用创造了必要的理论前提和基础，因而在管理思想发展史上被人们称之为“组织管理之父”。

一、官僚制的产生及其理论基础

官僚制的出现和发展是必然的而非偶然。当时在西方大工业蓬勃兴起的时代，一方面劳动生产率极其底下。工人们在劳动中存在严重懒惰现象，因此需要建立一整套以任务为中心的工作制度和管理方式来解决上述问题。另一方面，官僚制的出现是社会分工的结果，随着各国实力的逐步增强和国家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职能进一步增加，为了提高管理效率实现国家的快速发展，以及政治权力的有效运作，便出现了早期的国家职能分化的趋势。国家职能的分化要求国家工作人员相对固定地从事某项专门的工作并掌握相应的权力，从而使这些工作人员及其处理相应事务的权力以职位的形式固定下来，并逐步发展成为国家的管理体系，这种职业化的趋势在随后的发展中呈现出逐渐加强的趋势。直到19世纪后期，英国文官制度的出现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官僚制作为一种行政体制正式进入政治生活领域。

在韦伯看来，任何组织、团体都必须有某种形式的权威作为基础才能消除混乱，顺利实现组织目标。韦伯首先分析了权威在维持和支配一个社会组织中的作用并对权力和权威做严格的区分，认为权力是无视人们的反对强调人们服从的能力，而权威则意味着人们在接受命令时出于自愿。综观人类历史发展韦伯认为主要存在三种类型的权威：第一种是“合理—合法的权威”。指的是依法任命，并赋予行政命令的权力，对这种权力的服从是依法建立的一套等级制度，这是对确认职务或职位的权力的服从。第二种是传统的权威。它是以古老的、传统的、不可侵犯的和执行这种权力的人的地位的正统性为依据。第三种权力是人格魅力型的权力，被韦伯称为“卡里斯玛”权威。 (1) 这种权力是建立在对个人的崇拜和迷信的基础上，突出表现为对个人超凡能力、英雄主义精神、典范品格等的崇拜。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传统的权威其领导人不是按能力来挑选的，仅是单纯为了保存过去的传统而行事，个人出于由来已久的忠诚而服从一个领袖。这是建立在人们对领袖本人及其统治地位的服从基础上的权威，因而这些类型的领导往往是在家长制和世袭制的基础上产生的并不一定具备真正的领导能力，因而往往导致行政效率较差，发展缓慢的结果。而人格魅力型的权力是一种最不稳定且带有强烈主观感情色彩的权力，它由于对统治者某方面的才华和能力或非凡的气质等的崇拜而产生，而不是依据具体的规章制度而形成的，因此极易发生“人存政兴，人亡政衰”的情况，相比较而言只有合理—合法型的权威才最具有稳定性和现实性。因为此类型中由成文法规定了统治者的地位，从而使得人们的服从不是对于某个具体的领导者，而是对由法律规定的某个职位的服从，使得政治结构体系实现了非人格化，为管理的连续性提供了基础，有利于实现最佳管理目标。

韦伯以形式合理性和工具理性为理论指导，建立了对官僚制全新的学理分析模式。他关于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分析基本上把握了现代社会公众对社会制度的无意识认同的某些重要原因。同时他还对传统的官僚制进行了批判，通过和传统官僚制的比较研究找到了现代官僚制的合理性内容，认为合理性的官僚制只能发生在选择了法理型统治的理性国家之中，只有拥有了理性的法律，建立起普遍法制观念，才能建立起合理性的官僚制。可见韦伯对于传统官僚制的研究为他论证合理性的现代官僚制模式提供了铺垫。

二、对韦伯官僚制的评价

随着欧洲各国工业革命的相继完成，经济高速发展。但是大工业的兴起，使得劳动生产率低下的问题日益严重起来，当时为了解决这一面临的突出问题，各国就将重点放在了解决低下的管理问题和社会分工问题，企图通过社会分工来加强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在起初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另一方面，国家职能的分化，一部分人相对固定地从事某种权力并被作为一种职位而被相对地固定起来，官僚执政是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可以说他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解决当时的问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官僚制同样存在许多弊端。他没有在科学化技术化的追求中使公共行政成为彻底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工具，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把官僚制作为一种统治制度来看待，成为了政治统治的工具。它犹如一个巨大的铁笼将人固定其中，压抑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同时韦伯所推崇的这种官僚制是一种理想型的官僚组织，无法进行实证性论证；而且它偏重于对组织内部形态和静态的分析研究，过分强调机械式正式组织的功能，忽视了组织运作的实际状态，过分强调层级节制和遵守组织规则制度，使组织逐步陷于僵化，缺乏活力。

随着官僚制的进一步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各国相继提出进行行政改革的要求。因此重塑政府运动成为这一时期的一个世界性问题，而中国在这场浩浩荡荡的重塑政府运动中应如何做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

三、中国行政改革的现状

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正处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在这种形势下如何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难取得更大进步，实现飞跃式发展则与本国的政府能力有密切关系。所以说全球化对一个国家的政府所提出的是整体能力的要求，中国政府就需要改变过去普遍存在的严重人格化倾向，实现机构设置的合法化和行政的道德化。

众所周知，中国行政组织体制改革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迄今为止已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的行政改革。纵观这四次行政改革的确取得很大成功，基本上实现了预期目标，但中国的行政改革毕竟还处在起步阶段，仍有许多需要不断改进和提高的问题。在此过程中我们应当明确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与西方政府再造运动的起点不同，因为官僚制在西方已经建成并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他们当前所进行的政府再造运动不过是一场按照官僚制的科学化技术化思路对官僚制进行的修补和校正工作，只是一些枝节问题上对官僚制的调整，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到政府的性质，行政人员与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关系问题。此外在诸如组织结构、管理方式等方面所进行的改革也只是针对一些具体问题所进行的，带有强烈的西方特色。因此中国不应模仿西方的行政改革，而是应当在改革的进程中努力抓住当前尚未建成官僚制的有力时机实现改进创新和飞跃，努力寻找一条适合我国的超越官僚制的道路。

纵观我国进行的四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尽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不可否认仍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第一、机构设置存在随意性导致权责不明，臃员现象严重，资源严重浪费，行政效率低下。

第二、制度相对匮乏，使得人们的行为没有一个法律的尺度和标准进行衡量，从而造成人治现象严重。

第三、人员的任用方面，尽管对公务员的任用和管理等在新出台的公务员法中作了相应的规定和要求，但人员的录用和晋升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严格按照规定进行，存在很多主观因素。

四、如何将官僚制合理地应运于中国的行政改革

针对以上情况我们应深刻进行反思，为何四次机构改革没能解决这些问题。尽管现阶段我国所处的大背景和西方产生官僚制时的情况有很多相似性，而且我国的行政体制建设目标与官僚制的精髓基本一致，但决不能盲目地企图按照西方官僚制来改革中国的行政体制，而应批判地继承有益成分，通过官僚制的本土化来解决上述问题。通过认真分析官僚制和我国的实际我认为主要可从以下几方面借鉴官僚制，以推进我国的行政组织体制改革：

首先，官僚制中对于机构设置与工作人员的职责权限有明确划分，并有法律为依据和保障，这使官员对组织目标效忠，有力地遏制了权责不清和行政效率低下问题。因此我国的机构设置可以借鉴这一原则严格划分职权，实现政府组织部门化和层极化的合理分工。

其次，针对目前我国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善的现状，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和困难，我们应吸收和借鉴官僚制中注重确立立法制度权威的特点。这一思想通过逐步健全法制依法行政，使每一项行为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杜绝人治现象以及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随意性和主观性，真正使我国的行政体系步入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

再次，针对官僚制所倡导的严格公私分开，加强对公务人员的要求，为其提供专业的培训，强化相关专业技术知识，并定期进行考核，保证政府官员有着优良的知识、技术和能力，以满足社会需求，实现科技兴国的目标。在考核晋升过程中坚决杜绝人为因素的影响，将公务员的能力、责任心和功绩等相关要求作为考核评定的标准，杜绝高职低能和不作为现象。

复次，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种组织工具的官僚制必须与社会主义民主结合起来，因此在制定各项方针政策以及法律法规的过程中要充分体现民主的因素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吸收借鉴西方国家的权力下放，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官僚制，最终达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目的。

最后，要实现公共行政的道德化，这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点，只要做好这一点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实现公共行政的道德化就是要求行政人员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促进和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这也是衡量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政绩的一项重要标准。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强调坚持以德治国，以德行政，将民主行政作为行为的精神标准，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行政民主化。这也是中国行政组织体制改革的特色之处，是西方国家永远不会实现的。因此在这点上可以说中国在吸收和借鉴了官僚制技术性成就的基础上，实现了对西方官僚制的超越和根本性的超越，创造出了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官僚制组织理论。

总之，在当前这种理论思潮和观念纷繁复杂的时代，在这种特殊的国内国际环境中我们应当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批判地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创造出真正适合我国国情，有利于我国进一步推进行政组织体制改革的特色组织理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廉洁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管理科学”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1]张康之: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8月

[2]张定淮, 黄国平:西方理性官僚制与我国公共行政的发展取向[J], 深圳大学学报, 2005年3月

[3]吴镇聪:“中国官僚制”若干问题研究综述[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05年2月

[4]《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7年1月

[5]黄小勇:现代化进程中的官僚制[M],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年1月

韦伯的官僚制与官僚主义 篇3

一、韦伯与唐斯的“官僚制”思想概述

(一)韦伯“官僚制”思想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官僚制度理论的奠基人。因其研究领域涉及社会学、宗教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领域，韦伯被视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官僚制”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官僚组织理论中。

韦伯认为人类社会是组织的社会，人们通过组织的形式联系在一起。他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组织形式进行了广泛研究，在此基础上运用政治学知识，以“权威的合法性”为标准，将人类社会中存在的组织形式划分为神秘型组织、传统型组织和法理型组织。韦伯认为神秘型组织所对应的是人类的原始社会，其权威的合法性来源于领袖的个人魅力；传统型组织所对应的是人类的封建社会，其权威合法性建立在世代相传的制度和风俗习惯的基础上；法理型权威所对应的是现代社会，其权威合法性来源于制度中的理性规则体系。在韦伯看来，社会组织的基础只能是来源于制度中的“合理—合法”的权威，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即是“官僚制”组织形式，于是他将官僚制组织形式视为“理想的”组织形式。

(二)唐斯的“官僚制”思想

安东尼·唐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官僚制理论家，是最早的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公共选择理论家之一。还是一位利用经济学方法来分析官僚制的政治学家。唐思在做学术研究的同时，还为一些大型企业、基金会和政府专门机构担任顾问，因此他能接触到各种类型的组织，使其对官僚组织的思考更有说服力。唐思的“官僚制”思想反映在其《民主的经济理论》和《官僚制内幕》两本著作中。

唐斯的“官僚制”思想集中体现在其所建构的“官僚化的政策制定理论”中，即通过研究官僚组织结构中的官员的动机、行为模式等来帮助人们预测官僚组织的行为。在《官僚制内幕》中，唐斯不仅对官僚组织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官僚组织与环境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还对影响官僚组织决策的官僚行为动机和官僚组织的行为动机进行了阐释。例如，他按照官员的目的和动机将官员分为权力攀登者、保守者、狂热者、倡导者以及政治家，将官僚组织行为概括为信息沟通、调控及信息搜集。

二、韦伯与唐斯的“官僚制”思想比较分析

(一)共同点：论证了官僚组织存在的必要性

首先，韦伯几乎将官僚组织视为社会组织中最理想的组织形态，他从“权威合法性”的角度论证了官僚组织存在的必要性。他认为“官僚组织是法理型组织的纯粹形态”，而法理型组织则是符合现代社会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需的组织结构形式。通过对其所处的德国社会的观察，他敏锐的察觉到了旧的社会结构正在瓦解，而与此同时，伴随着工业社会的迅猛发展，大型的国有机构越来越要求管理的科学化、合理化，以提i每组织的运作效率。于是他提出“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有稳定、严格、精细、可靠的管理，而官僚集权组织恰恰是可以满足这种需要的组织形式”。

其次，唐斯对官僚制的反思是建立在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基础之上的，在强调了其合理性和科学性的前提下对“如何运用官僚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官僚组织存在的必要性进行论证，认为在市场经济的民主社会中，有一些职能是必须由政府组织履行的，因为一些社会职能包含了外部成本或收益、公共物品的不可分割性、市场经济的不稳定性与缺陷等。他指出“现在由政府机构提供的非货币福利服务将仍然由官僚组织来提供；需要通过官僚组织的管制来获得一些市场利益，因为这些市场利益不能与非市场利益的获得分割开来；一些政府职能无法进行市场分割，因此，必须完全由官僚组织来承担。”他还强调：“官僚组织提供了大多数已知的有效执行特定重要社会职能的方法、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必须以‘社会最优化’的形式来履行这些职能。”他也许是在提示某些经济学家不要以苛刻的眼光去看待官僚组织，或在暗示某些经济学家对官僚制抱有过高的期望值。

(二)不同点

1.研究的背景不同

二十世纪初，德国处在工业化高速发展的进程中，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社会结构尚未建立，社会迫切需要一种崭新的组织结构以平衡经济结构与社会价值体系之间的矛盾，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结构正好符合当时时代发展的需要。韦伯有着社会学、宗教学以及政治学的学科背景，他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到当时社会组织存在的问题，从而“创造”出一种理想的组织形式。

唐斯所处的时代比韦伯晚四十多年，正是官僚组织风靡西方社会的四十年。那时的官僚组织形式从总体上看是沿着韦伯曾经所设想的那样发展，但受历史局限性的影响，对于问题韦伯并没有能够给予足够的关注。例如韦伯将“非人格化”看作是官僚组织的基本特征，唐斯则发现若在大型的组织中降低非人格化程度将可能会释放更多的力量。唐斯频繁地参加社会活动，于是有更多的机会关注社会组织正在发生的变化。另外，唐斯有着经济学的学科背景，他能用经济学的方法对组织管理的问题进行更加理性和细致的分析，这也是与韦伯截然不同的地方。

2.研究目的不同

韦伯研究的“官僚制”是一种组织理论，其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提出一种适合工业社会发展的组织形式，以提高组织的工作效率。

唐斯探讨“官僚制”的目的则在于提出一种官僚化的政策制定理论。即通过对官僚及官僚组织的行为和动机的研究来提高行政组织的决策效率。从某种意义上说，唐斯将“官僚制”看作是一种影响组织决策的重要因素进行分析。

3.适用范围不同

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适用的范围非常广泛，政府机关、公共事业单位、各种企业甚至是私人组织都完全或部分采用了官僚组织的管理理念。这是因为韦伯所概括的官僚制组织的基本特征具有普遍的实用性。这些基本特征有：合理的分工、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依照规章制度办事的运作机制、形成正规的决策文书、管理的非人格化等等。

而唐斯的官僚决策理论的适用范围是非常狭小的，因为这一理论本身就基于多个假设和命题，而这些假设与命题缺乏系统性的经验证明，且在现实中也很难从某一组织中找到所有假设都成立的情况。另外，笔者感受到唐思所指的“官僚组织”主要还是局限在我们通常所说的“非市场组织”当中，而韦伯的官僚组织适用范围显然更为广泛。

4.对“官僚组织与环境的关系”的论述不同

韦伯对官僚组织的分析侧重于对组织内部形态和管理结构进行分析，而很少关注组织与组织所处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唐斯则认为，分析家能够对现实世界中的官僚组织的

运作方式进行准确的预测。是因为这种预测是建立在官僚组织行为和它的环境因素之间存在联系的基础上的。唐思将官僚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总结为一种“官僚组织的外部权威设定”，即“受官僚组织影响的各个个体和各个机构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官僚组织的外部权威设定。”这一权威设定中包括了与组织运作发生密切关系的各种因素：最高统治者、竞争对手、获益者或受损者、被管制者、供应商和同盟者等。笔者认为，且不论这种概括是否涵盖了与官僚组织有关的各个主体，至少唐斯是以一种系统论的观点对官僚组织进行研究的：不仅研究组织内部结构，还研究影响组织内部结构的各种外部因素。

5.对组织“非人格化”特征的认识程度不同

韦伯认为人们的非理性情感因素会阻碍和干扰组织工作的有效进行，从而影响到权威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他提出在官僚组织中需要用严格的规章制度来严格规范人们的行为，必须严格区分公事与私事。禁止在公务活动中掺杂个人情感。

唐思则指出“韦伯并没有考虑大多数大型组织中存在降低非人格化程度的巨大力量。”他从官员之间个人关系、不同层次里个人关系的性质、以及引起这些关系发生变化的基本原因、非人格化关系的作用、个人忠诚的重要性等方面人手，试图使分析家和决策者理解官僚组织中非人格化和人格化之间的平衡问题。他实际上是承认官僚组织中存在某些非正式组织，这些非正式组织对官僚组织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我们可以把他所说的“非人格”理解为是非正式组织相对于正式组织严格的规章制度而言的情感因素。

6.对“人”的关注程度不同

韦伯认为人是官僚组织庞大的运作机器中的一个“零件”，人们应该按照严格的操作程序和流程工作。为防止人们的个人感情因素对工作造成影响，韦伯强调管理的“非人格化”，这样做能够维持工作正常运转，却抹杀了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在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中，人仅仅被看作是完成工作的一个“工具”。

唐斯却对官僚组织中的人，尤其是被称为“官僚”的人们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他对官员的行为和动机进行分析，将官僚进行了分类。这种“人的行为对管理的影响”的思想很可能是受到当时风靡一时的“行为科学”理论的影响，这也是唐斯官僚制思想中值得关注的地方。

如果说韦伯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官僚组织这样一种组织类型的话，那么唐斯的贡献则在于对于这种官僚组织形式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研究。

三、评价

通过比较研究韦伯与唐斯“官僚制”思想，使笔者对“官僚制”的理解有所加深，并感受到两位著名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及崇高的人格魅力。他们的“官僚制”思想在学术界被公认为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对实践活动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两位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仍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反思。韦伯就指出官僚组织结构的弊端是将人用规章制度牢牢的禁锢在官僚组织当中，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会被压抑，他为“官僚制”可能导致的后果感到悲观，希望人们在未来能够找到某种“超凡魅力”的革命性力量来突破官僚制所造成的沉闷局面，使其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唐斯则将官僚化决策理论的局限性归结为：理论所依据的所有假设和命题都缺乏经验性论证；理论仅仅适用于官僚整体行为的一小部分。

韦伯的官僚组织理是后人研究“官僚制”的蓝本，唐斯正是在深入研究和探讨了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组织发展情况提出官僚化决策理论理论，这种理论拓展了“官僚制”的功能。我们曾认为“官僚制”就是一种组织理论，而经过唐斯的论证，我们可以以一种“工具理性”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官僚制”：将官僚制作为一种研究组织科学决策的工具，通过研究管理组织中官僚个体和官僚组织的行为、动机等，为分析家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这种思路本身就是一种创新，但这种创新不是对韦伯官僚组织的否定。而是一种继承。

参考文献：

[1]安东尼·唐斯.官僚制内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唐兴霖.公共行政学，历史与思想[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

韦伯的官僚制与官僚主义 篇4

自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可以说是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党中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管理监督干部的“组合拳”，全党上下更是经过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大力惩治，纠正“四风”取得重大成效，不仅党员干部的作风有了明显好转，更得到了广大群众的一致称赞。但从目前情况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综合各地曝光的典型案例通报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四风”问题的“病原体”还没根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好查难改，对“四风”反弹问题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牢记宗旨。俗话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自我党成立以来，一直把全心全意为民服务作为最高宗旨，因此，党员干部必须深入贯彻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想信念，把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群众贴心人，当人民好公仆，最大程度凝聚党心民心。

求真务实。“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只有摆正自己的位置，“脱虚向实”一步一个脚印地真抓实干，用心想事，用心谋事，用心干事，真正沉下心把全部心思和精力用在促发展、干事业上，才能把嘴上说的、文件上写的、会议上讲的，变为看得见够得着的实惠，从而赢得群众的真心信赖。

敢于问责。对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假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行为，要该批评的批评，该问责的问责，对于问题突出、反映强烈的，更要严厉追究一查到底，把该打的板子打到，同时加强通报曝光，形成有力震慑，以严格的监督执纪问责倒逼作风转变，从而铲除“四风”滋生的土壤。

克服官僚主义 篇5

封建社会在中国经历了两千年，这两千年给中国带来的深刻影响，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磨灭的。建国50年来，从总体上讲，人们的思想是不断进步的。但是，长期寄生于人们思想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等腐朽作风，严重地干扰了我们的思想，阻碍了我们的工作。

主观主义是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基本表现，是一种一切从主观愿望出发的思想方法。主观主义的恶性发展，形成实际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一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当官做老爷的作风。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虽然已经从根本上消灭了使领导干部官僚化的社会基础，但由于种种社会原因，官僚主义却以不同的形式在社会中存在着，甚至发展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危害极大的腐败现象。当前，官僚主义主要有以下表现：一是高高在上，个人专断。官僚主义者不是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而是从主观好恶出发，主观武断地考虑工作。他们所做出的决定和指示往往缺乏科学性，对实际工作若明若暗，对新生事物麻木不仁。他们只会给基层发指示，压任务，却很少与基层商量完成任务的具体方法，缺乏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官僚主义者不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不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甚至有的干部对群众态度蛮横，他们不是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公仆，而是看作人民的主人。对群众一副冷脸，以至于引发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对立情绪，群众感到“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二是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缺乏事业心和敬业精神。官僚主义者在实际工作中不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群众反映的实际问题，而是推来推去，打官腔应付，惯于“踢皮球”，擅长“扯皮”，有的甚至延误重大决策的迅速实施，阻滞了政令通达的渠道。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导致了一些部门治理混乱，制度松弛，脱离实际地瞎指挥。有些领导干部玩忽职守，造成恶性事故，给国家和集体造成严重损失。三是以权谋私，腐败堕落。官僚主义的极度膨胀是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腐败堕落。他们利用手中的决定权、审判权、分配权作为获取经济收入的筹码，甚至不惜索贿受贿和贪污。他们有的以权经商，有的搞权钱交易，把权力商品化，利用权力侵吞国家财产，满足个人的私欲。

官僚主义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在领导和群众关系上最敏感、最实际的表现，它破坏了党和群众的鱼水关系，干扰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官僚主义不根治，我们就不能适应新世纪的新形势，不能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在21世纪中叶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任。在21世纪，继续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是根除官僚主义这一顽疾的重要环节。

首先要从思想上真正解决为谁做官，为谁掌权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人民是国家权力的主权，一切国家权力机构都是人民权力意志的代表，一切权力机构都必须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干部手中的权力来自于人民，要服务于人民，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权力和职责，没有任何为自己谋私利的特权。一个干部在事业上是否成功，要害就在于他能否正确地熟悉和使用手中的权力，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无论在任何时候，共产党人是人民公仆的原则永远也不能丢，能否熟悉和做到这一点，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在新世纪中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

其次，必须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领袖和领导干部是群众中的一员，他们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只有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才能实现，他们创造历史的作用是包括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作用之中的。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对此，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要在全党范围内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教育，批判各种否定、贬低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牢固树立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是人民群众的科学观点。”这样我们才能排除英雄史观的影响，根除官僚主义产生的思想基础。[文章-找范文,到] 再次，继续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的群众路线是我党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我党根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它既是群众史观在实际

放权和官僚主义 篇6

无论在企业还是政府部门，一个领导人事事把得紧，不放手，都不是什么好事。如果领导者才能平庸，又不肯好好利用下属的能力，所有事情只能办得一塌糊涂；如果领导人才华横溢，见识卓越，企业或单位当然会办得好，但他自己就累得半死，而且下属因为得不到锻炼，以后根本没有接班人！放权，是把事情做好，效率做高的关键。

然而，有这么一些企业老总或政府部门领导诉苦：“我把权力都交给他们了，让他们放手做自己的事，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结果什么都干不成！你说我以后怎么放心？” 听听他们下属的话吧：“他老人家要我做事，就把文件往我办公桌上一放，丢下一句话：‘你去办吧。’具体怎么弄，却一个字都不提。拿文件去请示他，也只是‘你看着办’之类的话。但我按自己的理解呼哧呼哧忙活得差不多的时候，他就来横加职责，说我没按照他的意思做。关键是他有什么意思总不说清楚，净叫我去猜，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 这，也可以称为官僚主义中的一种，说白了就是自己懒得做把事情推给手下，又不肯承担责任。放权是对的，但不负责任的放权，就是错误了。不放权，让下属憋了一身的劲没地方使，工作热情都进了北冰洋；官僚主义则更糟，全心全意把事情做完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得到的却是没头没脸的一通指责，这么闹腾几次，员工们背地里不把领导和某些动物联系在一起才怪！

官僚主义和封建社会的统治有关系。封建社会的皇帝贵为九五之尊，其实大多能力平庸，面对着的文武百官，不少人能力都比皇帝强。要想统率他们自己又没说服力，处理国家大事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大搞官僚主义，一句“准奏，爱卿可以便宜行事”。办了好事，功劳皇帝最大，一旦出了大错，皇帝只要咬牙切齿大骂：“朕当初的意思，是叫你怎么样怎么样，并未叫你做这种事！”一挥手，砍那大臣的脑袋，责任推个一干二净。不少皇帝还专门培养所谓的“言官”如御史等，职业就是告状打官司，他们当然不会把责任安到皇帝头上，只会找直接出错人的岔子，所以皇帝的位子比较稳固。皇帝这么做，当了几十年大臣的老油条当然也学会了这么做，不仅自己照办，还把这些做官的经验写成家教，留传后世。于是官僚主义就这么传下来了。

官僚主义在官场上已经为害极深，到了企业，破坏力更大。不愿意负责任的领导，下属根本看不起他。在自己看不起的人手下工作，谁心里不别扭呢？于是，有冲劲的愤然出走，找个负责任的老板鞠躬尽瘁；安于现状的，个个拜佛祖如来为师，当带发修行的僧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企业不管好坏，自己只顾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念经。安排事情下来能推就推，推不了的能拖就拖，过了时限一句“没有指示不敢动”，给你来个死猪不怕开水烫。领导责备有的是先例来反驳，斗不过你的大权，下次别找我做，能力不够！企业如果充斥着这种员工，还能有什么发展前途？

由此可见，放权，并不是简单地把事情推给下属去做，而是要指明方向，说明自己的大致意图，细节方面才是他们自由发挥的天地。这样还不够，如果手下出了错，领导必须承担责任。这样做，会培养出叛变自己的下属；会培养出肆无忌惮让你收拾残局的下属；会培养出用能力顶掉你的下属。但更多的，是培养了一批对企业有用的、能独当一面的人才！放权，本来就是培养人才的一种手段。企业要兴旺发展，人力资源是最主要的财富。从基层培养起的人才和高薪外聘的人才相比，更加熟悉公司的运作，更加关心企业的成败，也更容易把自己的真情投入到企业里去。

韦伯的官僚制与官僚主义 篇7

在1904-1905年之间完成的题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两篇论文中, 韦伯大胆地提出:西方资本主义得以扩张的动力首先不在于资本的来源, 而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与发展, 来自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强大精神动力。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合乎理性的、系统的追求利润的态度。合理的永久的企业、合理的技术、合理的法律最终创造了资本主义。在韦伯看来, 真正的资本主义, 还必须加上理性的思想、理性的生活方式以及理性的道德。

二、韦伯资本主义观的理论价值

韦伯资本主义观的理论价值大致有三个方面:

1、认识论意义。

在长达数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人们早已无法把现实直接与宗教改革、新教伦理和道德联系在一起, 因而试图用理性获利来表现资本主义特征的宗教和伦理性景象也不再能够完全反映出社会的整个进程了。韦伯通过对世界各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的理论研究, 从具体到抽象, 从看得见的活生生的物质性元素再到看不见的微妙的精神作用, 紧扣资本主义这些最主要的经济特征, 探索其经济特征背后的精神塑造痕迹, 最终找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渊源, 并在此基础上塑造出资本主义的“理想类型”。韦伯的这一独特的认识论视角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新鲜的气息。

2、价值论意义。

韦伯将人看作是独特精神文化的载体, 其理论起点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人。“天职观念”、资本主义精神作用于个人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资本主义, 这提醒我们, 人是现代化的起点, 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独特精神文化的载体, 在韦伯看来是人, 而且是需要把理论的始点看成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人。韦伯研究宏观的社会关系及社会结构, 正是从微观的人的社会行为入手的, 在韦伯看来, 客观的个人是社会、国家的“原子”, 个人的理性和价值亦是上层建筑的源头。

3、经济学意义

从经济学视角来看, 韦伯在经济学所作的贡献大致有三:

首先, 人们在寻求经济效益的同时, 必须将“经济伦理” (经济行为的道德判断或经济行为的内驱力) 紧密与之相随, 因为它关系到人们用怎样的状态和态度来对待劳动, 以及用怎样的行动来追求经济业绩。其次, 单纯通过“工具合理性”就想达到高效率发展是行不通的。高效率地实现利润最大化, 就应当精准地确定投入和产出的比例, 合理地计算资本, 通过有效的途径来进行劳动。最后, 有意识地倡导或者评价是不可或缺的。虽然在新的经济伦理、价值观以及行为规范中, 总体上是一种无意识行为, 但有意识地倡导或者评价能使人们的经济行为趋利避害, 提供指引, 最终让新“精神”逐渐成熟, 并处于支配地位。

三、韦伯资本主义观的中国价值

当今中国的最大的国情是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经济、政治、文化的现代化 (现代性) 建设始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课题。虽然我们不能说, 现代化的过程就一定是资本主义化的过程, 但是学习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有益元素, 借鉴西方资本主义进程中有效经验, 仍然是十分必要的。所以, 韦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探索, 无疑会给我们今天的现代性建构具有一定的导向性启迪意义。

1、帮助我们实现个体的自我完善与发展

借助精神文化因素作用来达到每个个体自我完善、自我发展, 原本就根源于资本主义的本性, 这一点对于我国的“国民性”改造具有重要意义。在当下西方的一些国家, 其主流社会奉行的价值观有:强调个人努力;普遍的宗教信仰 (公民虔诚的信仰, 并期冀从上帝那儿得到某种精神解脱, 这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社会心理医生”的角色) ;颂扬传统文化, 注重爱国精神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 这对于提高各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具有无形的意义) ……价值观是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长期培植、整合与积淀的结果。我们通过韦伯有关资本主义精神问题的分析, 更清楚地了解到当今西方, 像宗教、道德、伦理等这些看起来似乎相当虚幻的文化因素, 其实是来自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兴起与发展的本源, 来自于现代资产阶级所产生的自觉意识。

2、警示我们重视社会价值观而非个人价值观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 重视社会价值观而不是个人价值观的功效, 对于处在社会大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尤为迫切, 而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担忧无疑为我们敲响了时代警钟。虽然全球化首先是由经济问题引发的, 但随着全球化进程朝深度发展以后, 必然会导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广泛渗透与影响, 世界精神文化的交融是大趋势所在。处于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中国, 更需要对社会意识、价值信仰、伦理道德等方面进行重新思考。一个光荣而伟大的民族, 必须要有一个令人遵从的价值体系, 一个崇高的社会理想, 一个与理想、价值观相一致的道德规范, 这对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进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着引导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虽然已经借助政治力量在中国社会得以颁布发行, 但如何将其化为每个公民的自觉行动, 从心理与灵魂深处去践行它, 决非一日之功。

3、启示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相交融

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与世界文化相交融, 一直是摆在中国士人面前的持恒性文化主题, 韦伯对中国的儒教和道教的分析, 无疑是一大重要的异域性思想资源。在中国近现代史上, 先后出现过所谓“体”“用”之争, “科”“玄”之争、“国粹派”与“西化派”之争, 主题无非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与世界文化相交融的问题。实践中, 儒道没能救得了中国, 西化更没有行得通。诚如韦伯分析的那样, 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不同于伊斯兰教等宗教文化, 中国的政治文化中也没有极端救赎主义的内容。那么, 儒家思想首先就存在一个深层次的磨合问题。上世纪80年代掀起的“文化热”, 其主题之一便是“韦伯难题”的中国解读, 现在看来, 问题远远没有解决, 仍然需要我们自己来做与韦伯相似的事情, 即通过科学的、理性的方式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 使儒家思想博大精深的内涵得以激发, 让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将那些还未知的无穷潜力得以重新发现。

摘要：本文概述韦伯的资本主义观的同时, 展示了它在当代背景下的理论意义, 并结合我国实际, 分析了韦伯的资本主义观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