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完善劳教人员教育矫治机制的思考

对完善劳教人员教育矫治机制的思考（通用2篇）

对完善劳教人员教育矫治机制的思考 篇1

对完善劳教人员教育矫治机制的思考

我国劳教工作的实质就是通过教育、感化、挽救，最终使劳教人员回归社会、融入社会。由于劳教人员的教育比社会教育更具特殊性、复杂性、艰巨性，因此，劳教教育工作必须坚持以劳教人员回归社会为目标，积极探索适合其心理特点和矫治规律的新型教育模式，建立一套科学、理性、规范的教育矫治新机制。近段，笔者试图通过分析当前劳教教育工作现状，对完善劳教教育矫治机制进行粗浅探讨。

一、当前劳教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各级劳教机关认真履行劳教教育工作职能，努力对教育方式、管理行为、执法手段进行规范，大部分劳教人员通过教育改造，成为了社会守法公民和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认真反思，当前劳教教育仍存在以下几个突出问题：

1、民警队伍现状与教育工作的现实要求不适应。对劳教人员这一特殊群体的教育，必须有高水平、高素质的民警队伍与之适应。但从当前劳教民警队伍现状看，构成比较复杂，除部分“科班”毕业的民警外，绝大部分是内部子女、军转干部，自身文化知识、专业水平、法律素养不是很高，且未受专业培训，不具备合格教师的条件，难以担当新形势下教育、挽救劳教人员的重任。

2、教育内容与劳教人员的矫治需要不适应。劳教教育工作要取得成效，教育内容必须符合劳教人员的思想实际和内在需求。但劳教人员成分比较复杂，年龄、文化程度、教期、罪错性质各不相同，在教育内容的设置上没有一个科学的标准与体系，各级劳教部门很难把握。如文化知识教育，上级没有统一教材，基层劳教单位很难结合劳教人员的不同实际安排适宜内容；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不强，理论说教多，触动心灵少；职业技术教育一般采用“干什么、学什么”的培训模式，很难对劳教人员解教后的就业产生积极作用。

3、教育手段与劳教人员的思想转变不适应。教育本身是一项复杂的活动，应该坚持因人而宜，因材施教，方法灵活多样，对劳教人员的教育更要注重针对性、实效性，而实际上教育方式方法却显单一。如重共性、轻个体，对劳教人员的个性特征、个体需求以及价值取向等方面缺乏系统研究，也缺少有针对性的矫治措施；重义务、轻人格，过多地强调劳教人员的义务，考虑尊重劳教人员不够，太多采用训导式的教育方式，容易引起劳教人员的对立情绪；重灌输，轻交流，民警往往讲得头头是道，劳教人员认为是“对牛弹琴”，由于缺乏与劳教人员的沟通交流，他们的思想很难有所触动。特别是在当前劳教工作经费普遍不足的情况下，劳动已不完全是一种辅助教育的手段，基层单位更多的是把劳务创收、提高经济效益作为了劳动的主要目的。基层单位出于切身利益的考虑，难免出现以劳动代替教育、将经济效益作为评价教育工作效果的不良倾向。

4、社会帮教与劳教部门的期望价值不适应。少数部门和领导认为教育矫治劳教人员纯属劳教所的事情，对劳教工作的关注、支持力度不够；劳教家属没有配合劳教部门做好教育、转化工作，帮教作用异化；社会媒介从正面宣传劳教人员转化、建功立业的事迹不多，负面宣传不少。劳教场所受职能影响，地位不高，对外沟通协调难度较大，开展劳教工作的外围条件欠佳，社会帮教往往流于形式。

二、主要原因分析

当前，劳教人员教育转化的效果与上级部门的要求，与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一定的差距。劳教人员的“回炉率”仍然比较高，劳教场所中多进宫劳教人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劳教教育工作面临着比较严峻的形势。造成劳教教育与劳教人员转化的反差，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民警队伍结构不合理。劳教民警是劳教人员思想回归的引路人，理应成为知识传播的组织者、思想矫治的引导者、职业技术教育的指导者和解疑答难的心理咨询师。当前劳教民警年龄明显老化，文化层次普遍不高，民警的整体素质不能适应劳教教育工作的需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民警队伍配备要求不严，除了历史的原因外，选人用人机制不畅是重要因素之一。前些年劳教系统大规模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以前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劳教场所的临时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内部消化，使得基层劳教部门人满为患。由于劳教系统负担包袱重，近几年除政策性安置部分军转干部外，基本上不能对外公开招考，一些优秀的专业人才进不来，少数业务能力差、工作责任心缺乏的民警又无去处，造成了民警队伍结构不优。另一方面，民警自身加强学习不够，严格要求不够，在思想素质、业务技能、管理水平、执法要求等方面与新形势下的劳教工作尚不适应。

2、工作考核目标不科学。上级部门在劳教工作的考核目标上，过多地强调场所安全稳定是硬任务，而对教育工作只重视形式上的各种记录、各类数字考核，没有针对劳教人员实际，制定科学的教育内容并提出针对性的考核措施。很多真正反映教育工作实际内容的因素，如民警是否具备教师资格、民警教师的作用是否得到充分发挥、反映劳教人员改好程度的指标、是否对劳教人员的就业产生积极作用等，缺乏定性定量的考核标准，忽视了教育工作的长效治本功能。

3、管理教育模式不规范。在劳教人员的管理教育方面，虽然近些年进行了一些探讨，但未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管教体系。由于劳教人员的成分复杂，对劳教人员的管教必须实行分类，但基层劳教单位普遍存在警力少、基础设施差等问题，对于劳教人员的分类管教根本不具备条件。基层劳教单位与民警大多满足于“收得下、管得住、跑不了”的低要求，对于如何真正教育好劳教人员显得有些茫然。部分民警受劳教人员违反法律和道德理应惩罚的思想影响较深，人性化教育管理的理念还处于初始阶段，没有迈出实质性步伐。在平时的管教中多采用训导式、惩罚式，以严令代替说服，以劳动代替教育，以强制责成改造，缺少人性化、个性化沟通交流，劳教人员相当一部分正常的生理和心理需求被剥夺，人格和正当权益未能全面受到应有的尊重与保护，相反易激发其反社会心理。在劳教部门当前的经济管理体制下，劳教工作经费缺乏保障，创收压力比较大，基层劳教部门为保正常运转，除了向上争取资金、广泛开源节流外，不得不围绕劳教生产“转圈子”，在劳教人员的劳动生产过程中，过分追求经济效益，劳动的教育功能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

4、教育矫治体系不健全。对劳教人员的教育管理，全社会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但作为教育矫治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帮教工作，发挥作用不大。各级党委、政府未出台劳教人员社会帮教的具体规定和跟踪管理措施，有关部门和单位没有明确相应的责任和考核措施，满足于作形势报告或者向劳教人员赠送书籍、慰问品等；对于劳教人员解教后的去向与就业问题，有关部门没有真正地给予关注和帮助；亲情帮教对劳教人员的思想转化有着其他形式不可替代的教育效果，但劳教家属往往带有不良情绪，极少思想劝导，只盼浪子早回归；劳教场所帮教面较窄，在如何运用社会帮教这一手段，提高教育矫治质量等方面亟待健全机制。

三、对完善劳教人员教育矫正机制的思考

针对当前劳教教育工作现状，劳教场所应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理念，积极探索宽泛式管理、开放式教育模式，着力由防范性管理向矫正性管理转变，由强制服从性管理向说理引导性管理转变，努力提高教育挽救质量。

1、全面提升民警队伍综合素质。劳教民警的素质如何，对劳教人员的思想和行为矫正至关重要。提高民警的综合素质，一是要把紧“入口”。重点引进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急需的专业人才，调整优化队伍结构，并为人才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二是要加强培训。经常对在职民警开展专业培训，鼓励民警自学，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专业化、知识化水平，实现民警由看守型向教育型转变。三是要抓好管理。建立科学的岗位分类体系，明确工作职责，严格考核要求，不断提高民警依法、文明、科学执法的能力和水平。

2、努力健全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各级主管部门应不断完善劳教人员教育改造的质量评价标准，科学确定劳教场所教育工作目标，界定教育工作考核内容，指导教育课程设置，明确相关要求和措施，对劳教执行、管理、思想、文化、技术教育和劳动生产等建立针对性、操作性强的考核标准，特别是要突出体现对劳教民警作用发挥、劳教人员认知结构、改好程度、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的考核评价。通过建立科学的教育评估体系，达到改造劳教人员的不良主观因素、提高个体改好程度、减少和预防重新违法犯罪的目的。

3、积极探索管理教育新模式。创办劳教特色，使之成为社会文明发展的窗口，教育工作应由封闭式向开放式转变。各级政府及劳教主管部门要为基层劳教场所提供分类管理教育的条件，如配齐警力、改善基础设施、配齐教学器材等。特别是在经费保障体制上要实行改革，基本经费应全额保障，不能把创收作为劳动的目的。在教育内容上，要紧密联系当前形势、社会生活，组织劳教人员开展系列主题教育，如观看专题片、演讲比赛、文艺汇演等，寓教于乐；在方式方法上，要改变说教式、灌输式倾向，引入互动性教育机制，突出启发式教学、个别教育、心理咨询，培育劳教民警与劳教人员的良好情感，更好地促进劳教人员的思想转变；在工作手段上，要充分利用现代化媒体开展教育工作，可建立电教中心，定期播放专题教育片和时事新闻节目，以及全面反映劳教场所变化和劳教人员生活、学习场景的资料片、录像等，发挥电化教育直观、形象、快捷的功能，促进劳教场所管理目标由过去的“收得下、管得住、跑不了”到“收得下，不想跑、矫治好”的转变。

4、充分利用社会教育资源开展帮教。构建“劳教所—劳教家属—帮教部门”三位一体的双向互动网络，多渠道、多层次地利用社会力量开展帮教工作。如明确相关部门和单位支持、关心劳教工作的职责，加强与社会帮教部门的联系沟通，建立信息反馈制度，协助做好政策解答、疑难化解、信息提供、就业安置等工作；邀请专家学者、知名人士、技术行家、法律工作者开展形势教育、法制讲座和职业技术培训，丰富劳教人员知识；拓展劳教家属座谈、会见、通信方式，放宽劳教人员的会客、探视条件，允许外出休假，给劳教人员提供更多人性化的关怀；组织转化典型现身说法，促进劳教人员加快思想转变，重新回归社会；加强舆论宣传、正面引导，尊重劳教人员的人格与权利，营造理解、宽容、和善、融洽的氛围，使教育矫治工作真正成为一项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

对完善家庭农场经营机制的思考 篇2

关键词：农家庭农场；经营机制；对策与建议

中图分类号： F324.1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号： 10.14025/j.cnki.jlny.2014.22.0012

家庭农场机制是在我国农业转型过程中应运而生的，是针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一种完善，是在保证现行土地制度基本不变前提下，对农村经营体制的一种创新。它不同于以往传统意义上的农户家庭经营，它融入了资金、技术、市场等现代化农业生产的新型要素，是一种集约性强，而又富有活力的一种经营机制。

家庭农场的发展，有效地解决农村家庭承包存在的分散经营、资源浪费、效益低下等问题，是我国农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新组织形式。对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促进我国农业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家庭农场经营的现实意义

1.1 丰富了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家庭农场可以更大程度地发展农业生产力，促进生产方式变革，使农户分散的小规模的个体生产变为集中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实现了小规模的农民家庭经营的组织化，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需要。它有效解决了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是小农户适应大市场客观必然，也是我国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家庭农场可以优化劳动组合，科学配置生产力要素， 使生产资料流通、组合和消费更加合理。提升了农业生产者的人均耕种面积，降低了生产成本投入，提升人均产出。

1.2 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快速提高

为了实现农村土地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最优配置，家庭农场经营的规模都是以适度为基础，并且与家庭农场成员的劳动能力和管理能力相匹配。我国家庭农场的成员几乎就是其农业生产剩余价值的获取者，同时也是利润获得者，从这角度来看，家庭农场的每一个成员都是为了自身利益而努力工作。也就是说，成员的所有投入及产出都呈正相关的关系。这种正相关无形的激发了家庭农场所有成员的生产源动力，不仅节省了很大部分的管理费用、监督成本，也促进了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1.3 农业生产中占绝对优势的经营形式

经过多年的摸索，实践证明家庭农场经营模式是最可靠、最有效的经营模式，值得推广和发展。家庭农场经营模式有利于调动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便于合理安排劳动和消费，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有效推进。

1.4 农业生产经营的最佳组织形式

家庭农场以农户为主体，产权明晰等，具有劳动监督成本低、激励相容的特点，既保持了传统农业的精华，又能有效地采用现代农业技术，可有效发挥家庭经营和规模经营两个优势，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的合作、监督、激励，以及农产品追溯等问题，还能够避免土地非农化的风险，较好地兼顾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等多重目标。

2 家庭农场经营的难点

2.1 认定标准有待完善和细化

目前家庭农场的认定标准主要以经营规模为主。而就家庭农场的经营主体（是否必须是农民）、法人地位、有无雇工等问题还没有详细规定，并且因各地情况差异，对家庭农场进行认定也十分复杂。因此，家庭农场要想得到相应的政策扶持，任重道远。

2.2 经营规模尚未有具体的标准

适度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可以提高经营效益，但经营规模也并不是越大越好。作为农业的基本经营主体，在一定的投入水平、技术水平、生产条件下，农户的经营规模会受到多方面的限制。经营规模超自身经营能力后，资源利用率、土地产出率和经济效益都可能下降。

2.3 发展资金严重不足

中国家庭农场的基本特征是租地农场，农户承包耕地数量少，其大部分土地资源必须依靠租赁的方式获得。由于近年来土地流转价格上涨较快，家庭农场租金负担重，特别对从事粮、棉、油等产业的农场而言更是不堪重压。除了土地租金的上涨，家庭农场用于生产的种子、化肥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从家庭农场的自身特性讲，家庭农场的资本积累主要依靠经营农业收入的剩余，其资本筹集主要依靠家庭关系，再加上可用于抵押的固定资产并不多。所以，家庭农场很难获得银行的信贷支持。

2.4 土地流转还不规范

完善的法律法规是推进土地流转的重要保障。而当前有关农地流转的规范性法律、法规较少，许多流转操作的细节问题和特殊情况面临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在流转过程中、过程后都可能带来许多争议，又无法裁定解决，这为流转带来了许多潜在的成本和难度，这必将影响了农场主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家庭农场的发展。

2.5 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

相对于其他规模经营主体，家庭农场的主要优势是能够在种养环节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而在面对市场进行农资购买、农产品销售等交易时，家庭农场必须依托合作社、专业协会等社会化服务组织，才能获得较高的市场交易地位，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但是，当前中国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并不充分，家庭农场在专业生产中迫切需要的农机、植保、购销等服务供给不足，成为其发展壮大的重要制约因素。围绕家庭农场的一系列农业社会化服务，在金融、信贷、保险、产品信息、销售等方面急待出台相关的扶持政策。

3 完善家庭农场经营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要提高家庭经营的规模和水平，即有赖于家庭农场自身的不懈努力， 也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有效管理。充分发挥大农场统一经营的功能和产业化经营的优势，通过组织、指导、协调、服务、管理、监督、调控等多种手段，为家庭农场经营创造优越的发展条件和环境。

3.1 加强家庭农场的规范化管理

由于家庭农场具有其独特性和优势，因而也应该像我国的农民合作组织一样，有较明确的涵义解读，也需要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和保障。明确家庭农场经济地位，家庭农场的性质属于农业企业，因此是需要工商注册的，这样才可以与市场之间互相约束管理，按照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来经营。同时应该有决策自主权，可以自主决定自身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我国应该加强对家庭农场的规范化管理。家庭农场的培育发展还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当务之急是着手研究培育发展家庭农场的基本原则和实现途径，开展家庭农场统计工作，指导地方稳步培育推进。

3.2 加快土地的合理流转

要改变目前家庭农场承包土地零星分散状态，对不连片、不平整的地块要采取措施，加大对土地的整治和调整力度，为发展规模经营和提高机械化水平创造条件。对于农村集体土地严重交叉的地方，积极争取当地政府的支持，采取相互置换的办法把土地调整连片。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坚持“积小步，为大步”，因地制宜扩大经营面积，逐步实现土地向拥有较高生产技术能力和水平的家庭集中，形成“少数人种多数人田”的良好格局。完善土地流转相关政策，通过政策来规范土地流转的制度和法规，落实好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登记工作，最大限度地保障土地流转双方的正当权益，促进我国家庭农场机制的提升。要明确土地流转对象及流转时间。

3.3 强化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家庭农场要实现规模经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和环境；国有农场对家庭经营的管理，更需要在服务中来实现。因此，作为大农场这个层面，必须强化服务功能。农业生产是一个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过程，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存在于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也牵连到众多事项。家庭农场的场主或家庭成员精力主要还是用于家庭农场的生产活动，很难单靠自身投入大量精力来从事其他事情。我国政府应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通过设立专门的家庭农场农业服务部门来为农业生产实现种类更加齐全的服务，不仅可以使得化肥、种子等及时供应，同时也可以促进农业生产资料及时到位，同时健全的服务体系可以促进农业信息的获得，促进家庭农场的农产品销售额的增加。政府在健全社会化公共服务的同时，还应大力扶持社会中介机构积极参与到农业生产的各个领域，在政策、财政上给予农业社会服务业更多的支持，以确立农业社会服务业的地位。

3.4 优化家庭农场发展资金环境

针对我国家庭农场的资金不足问题，我国政府也应该加大政策和资金投入力度，投入一定数量的经营流动资金，促进家庭农场的资金畅通。在财政补贴上，将新增农业补贴、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向家庭农场倾斜。建议给家庭农场实行贴息或无息贷款。优先安排家庭农场承担各类农业项目，优先给予安排国家各类支农补贴和市、县区级财政。在资金投入渠道上，要不断探索新的农业投入渠道，逐步形成农民为主、政府投入为辅、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多元化新型投入机制。在信贷方面，要加快制定出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方案，努力形成商业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以及小额贷款等组织相互补充、功能完备的农村金融体系。同时，要积极探索建立多种形式的农业风险担保机制，不断加大农业保险品种的数量及参保面，以减少家庭农场的经营风险。

3.5 控制“适度”的家庭农场经营规模

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每个国家都有区别，一般西方国家的家庭农场规模都较大。而我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多地少的国家，从现实情况来看，短时间之内很难让大量的农民都转移出来，这涉及到社会保障、就业岗位等一系列问题，在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情况之下，家庭农场的规模是要有一个综合的考虑。从当前形势来看，我国家庭农场的规模应该不会太大，发展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我国平原地区大田作物的家庭农场规模不宜超过300亩，蔬菜家庭农场规模不宜超过30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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