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研究报告(共8篇)
税收研究报告 篇1
税收法定原则比较研究――税收立宪的角度
「关键词」税收宪法;税收法定原则;税收立宪「正文」
税收是国家与人民分配关系的基本形式,关涉到国家与人民之最根本的财产利益与经济自由,不得不加以法律甚至是宪法的约束。税收法定原则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之一,更是当代民主与法治在税收领域的基本体现。它是税法领域最高的基本准则,是税法的“帝王条款”,是税收立宪的根本标志,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我国自清末法制改革以来,税收法定原则已经成为历次立宪所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一大二公”的纯公有制的形成使得税收在国家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并被人们逐渐淡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及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税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渐凸现出来,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国家与公民和企业最基本的分配格局,税收逐渐成为关系到人民的基本财产权和基本自由权的重要事项,随着纳税人的税法意识和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税收法定的呼声越来越高,我国的税收法定和税收立宪逐渐提上了议事日程。[1](P.2)
关于税收法定原则,学界已经有了较深入的研究,但往往停留在抽象理念的探讨和一般学理的论证上,很少有对世界各国税收法定原则的具体状况予以实证研究的成果,由此,这一原则的研究也就难以深入和具体化。本文尝试通过对世界各国税收宪法条款的实证考察来对税收法定原则予以具体化研究,并由此概括总结税收法定原则的地位与基本内容,以供学界进一步研究以及我国未来税收立宪制度设计之参考。
一、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及本文的研究方法
(一)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
税法基本原则,是指一国调整税收关系的基本规律的抽象与概括,是贯穿税收立法、执法、司法与法律监督的整个过程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本准则。[2](P.244)
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法基本原则之一,一般也称为税收法定主义,其基本含义是指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予以规定,税收要素必须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征纳主体的权利义务只以法律规定为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者减免税收。[3](P.30)税收法定原则一般包括税收要素法定、税收要素明确和征收程序合法等三个基本要求。在税法的基本原则中,税收法定原则是最重要的原则,被称为税法领域中的“帝王条款”,也是真正税收立宪最基本的标志。
(二)本文的研究方法与材料来源
由于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收立宪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也是世界各国税收宪法(即各国宪法中有关税收的条款)中最重要的条款之一,因此,我们通过考察世界各国税收宪法条款,就可以大体了解世界各国对于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认识与基本定位。当然,税收法定原则并非只能规定在税收宪法之中,完全可以通过税收基本法的形式予以规定,但由于材料的局限,笔者目前尚难以搜集到大多数国家有关税收的基本法律,因此,只能局限在税收宪法的层次来研究世界各国的税收法定原则,待将来材料进一步完善之际,可以继续深入研究各国税收法定原则的全貌。
本文以姜士林等主编的《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版)作为基本材料来源,对其中所搜集的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的111个国家的宪法文本进行考察,将其中所有包含“税”的条款搜索出来,组成各国的税收宪法,然后在此基础之上,通过统计和比较的方法考察世界各国关于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制度。关于本文所使用的材料及其所得出的结论说明几点:(1)本文所使用宪法文本材料不包括非洲国家的宪法;(2)本文所考察的是各国宪法文本规定的税收法定原则,而不是各国实际税收实践中的税收法定原则;(3)本文所使用的材料一般截至191月。
二、世界各国税收法定原则的地位与位置
(一)税收法定原则在税收立宪中的地位
在本文所考察的111个国家的宪法中,包含有税收条款的有105个,占 94.6%。可见,税收的地位得到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重视,税收立宪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做法。在世界各国的税收宪法条款中,居第一位的是关于纳税义务的条款,几乎所有税收立宪国家均有关于公民纳税义务的规定。居第二位的是关于税收法定原则的条款,其中,包含明确的税收法定原则的有85个,占 81.0%。如果再加上其他暗含这一原则的国家或实际上贯彻这一原则的国家,那么所占比例就更高了。[1]
(二)税收法定原则在税收立宪中的位置
税收法定原则在税收立宪中的位置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章节中和公民的纳税义务共同规定。这种方式把公民的纳税义务与税收法定原则结合起来,即公民仅仅负有法定的纳税义务,不负法律规定以外的纳税义务。如阿塞拜疆共和国宪法(1995年)第73条:“每个人都有责任如数并如期支付法律所要求的款项和国家要求的其他款项。如果没有任何法律原因,一个人不能被强迫超额支付税收和国家的其他款项。”
(2)在专门的财政章节中规定税收法定原则。如巴林国宪法(1973年)第三章第二节标题为“财政事务”,在本节的第一个条款,即第88条规定:“未经法律规定,不得开征任何新税、修改或取消旧税。除非法律有规定,任何人不得全部或部分免除纳税。除非法律有规定者外,不得要求任何人额外纳税、付费或强行摊派。法律规定征收捐税、费用及其他公共基金的规则以及税款、基金支出的程序。”
(3)在专门的税收章节中规定税收法定原则。在宪法中专门设置税收章节表明这一宪法对税收事项高度重视。在本文所考察的111个国家的宪法中,具有专门税收章节的国家只有厄瓜多尔一个。厄瓜多尔共和国宪法(1984年)第三章第四节的标题为“税收制度”。本节共有两个宪法条款,分别规定了税法原则和税收法定主义。其第52条规定:“税收制度以平等、按比例和普遍性为基本原则。税收除作为预算资金收入外,还作为普遍的经济政策手段。税收法鼓励投资、再投资和储蓄。税收要用于国家的分配,力求使收入和财富在全国人民中进行合理分配。”其第53条规定:“只有通过有法定资格的机构的立法法令,始能规定、修改或取消税收。不得发布有损于纳税人的有追溯效力的税收法。税率和特殊税收由法律制订的规定进行调整。”
(4)在议会或其他法定立法机关的职权中规定税收法定原则。这种方式是通过把税收事项规定为议会或其他法定立法机关的职权而间接确立税收法定原则。如危地马拉共和国政治宪法(1985年)第239条规定:“议会的专署职权是根据国家需要和税赋的公平、正当,规定普通税、特别税和捐赋,并确定征收的起点,特别是以下的`起点:1.产生税赋关系的事实;2.免税;3.税赋的共同主体和被动责任;4.税赋的起点和税赋种类;5.推论、扣除、减免和附加;6.税赋中的违章和惩罚。违反或者歪曲、调节税负起征点,等级上低于法律规定的,依照法律是无效的。”
三、世界各国税收法定原则的内容
(一)对“税收”的界定
明确税收法定原则首先要明确界定税收的含义,如果税收的含义不明确,那么,税收法定原则也就成了无的之矢,甚至有可能成为一个被搁置或架空的原则。由于宪法是一国的根本大法,所规定的也是一国最基本、最重要的事项,因此,在宪法中明确界定税收的含义几乎是不可能的。纵观本文所考察的111个国家的宪法文本,没有一个国家的宪法文本对税收的含义进行了严格界定。有些国家是通过效力层次仅次于宪法的税收基本法来对税收的含义予以界定,如德国的《税收通则法》第3条就对税收的含义予以了明确界定。
虽然宪法无法严格界定税收的含义,但宪法尽可能防止税收的含义泛化以及税收法定原则被搁置与架空。其方法主要有两个:
(1)通过排除的方法来限定税收的范围,即虽然没有明确说明税收是什么,但明确规定了哪些不属于税收。如约旦哈西姆王国宪法(1952年)第111条规定:“税捐不包括国库根据政府部门为公众提供服务而征收的各种费用,也不包括国有产业上缴国库的收益。”这里通过把行政规费和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排除在税收的范围之外,一方面表明这些财政收入不受税收法定原则的约束, [2]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从反面阐明了税收的一些基本特征,如具有对价性质的负担(如行政规费)不属于税收,依据所有权取得的收入(如国有企业上缴利润)不属于税收。
(2)通过把与税收相类似的财政收入均纳入法定原则之中来确保税收法定原则的实施。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搁置或架空税收法定原则的主要方法是通过征收费或其他财政收入的形式来规避税收法定原则,这些财政收入形式往往仅仅在名称上不同于税收,但实质就是一种税收,但由于其采用了不同于税收的名称,因此,就可以规避税收法定原则的约束。针对这种情况,有些国家的宪法在确定税收法定原则的同时,还相应确定了行政收费和其他财政收入形式法定的原则。这样,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就无法规避税收法定原则的适用了。如巴林国宪法(1973年)第 88条规定:“未经法律规定,不得开征任何新税、修改或取消旧税。除非法律有规定,任何人不得全部或部分免除纳税。除非法律有规定者外,不得要求任何人额外纳税、付费或强行摊派。法律规定征收捐税、费用及其他公共基金的规则以及税款、基金支出的程序。”具有类似条款的国家还包括科威特、斯里兰卡、土耳其、爱沙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巴布亚新几内亚河图瓦卢等。
(二)对“法”的界定
1.对法律形式的界定
法律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在我国,广义的法律指各种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等,狭义的法律仅指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和具有法律效力的决议。理解税收法定原则必须对“法”予以明确界定,如果把这里的“法”理解为广义的法律,那么,这就无异于取消税收法定原则。税收法定原则中的“法”一般是指狭义的法律,即各国最高立法机关所通过的法律,不包括各国最高行政机关所颁布的行政法规。
各国税收宪法中所规定的税收法定原则一般也是指狭义的法律,但关于狭义法律的表述方式有所不同,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仅仅指明“法律”,但其法律的具体含义则必须根据宪法上下文以及联系宪法全文的表达方式来确定。如日本国宪法(1947年)第84条规定:“新课租税,或变更现行租税,必须有法律或法律规定的条件为依据。”这里的法律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仅仅从这一条文的文字表述中很难得出结论,必须从日本宪法的上下文和整体联系中才能得出结论。通过综合考察日本国宪法有关法律一词的用法及有关条款的规定,可以认为,这里的“法律”指的是由日本国会通过的狭义的法律。 [3]大多数规定税收法定原则的国家采用的是这种方式,这些国家包括阿塞拜疆、巴林、韩国、科威特、黎巴嫩、马来西亚、塞浦路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新加坡、叙利亚、亚美尼亚、伊拉克、伊朗、印度、印度尼西亚、约旦、爱沙尼亚、保加利亚、丹麦、俄罗斯、法国、芬兰、立陶宛、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南斯拉夫、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乌克兰、西班牙、意大利、秘鲁、海地、尼加拉瓜、委内瑞拉、基里巴斯、瑙鲁和瓦努阿图等,共43个,占85个税收立宪国家的50.5%。
(2)通过明确指出立法的主体来界定税收法定原则中“法”的含义,明确了立法主体,显然也就明确了“法”的具体含义。在这一方式下具体又有两种稍有差别的方式,一种强调税收的开征和减免必须依据议会通过的法律,如瓦努阿图宪法(1979年)第23条:“任何税收、税收的变动或公共基金的开支,必须依照或符合议会通过的有关法律。”采用这一方式的国家还包括所罗门群岛、希腊、荷兰和巴基斯坦等。另一种强调税收的开征和减免必须在议会的授权和控制之下进行,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宪法(1975年)第208条:“不管本宪法有何其他规定,国家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开支,包括征税与借款,都必须接受议会的授权与控制,都必须由议会法令加以管理。”采用这一方式的国家还包括图瓦卢和孟加拉等。
(3)间接规定税收法定原则,即通过把开征税收和减免税等税收事项纳入议会或国会的职权范围内来达到税收法定之目的。如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宪法(1992年)第123条规定:“税收确定权属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议会。”采用这种方式的国家还包括美国、西萨摩亚、危地马拉、萨尔瓦多、英国、摩纳哥、卢森堡、列支敦士登、爱尔兰、泰国和斯里兰卡等,共12个,占85个税收立宪国家的14.1%。
2.对法律“品质”的界定
税收法定原则中的“法”不仅应当
是由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狭义法律,而且应当是符合某种原则或要求的“良法”。换句话说,最高立法机关也不能任意制定税法,违背某些基本原则的税法是违宪的,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如厄瓜多尔共和国宪法(1984年)第53条规定:“不得发布有损于纳税人的有追溯效力的税收法。”
要求税收法定原则中的“法”必须是良法,实际上是为了防止立法机关的专断与滥用职权、限制最高立法机关的立法权、强调宪法的最高权威、强调最高立法机关同样必须遵守宪法。宪法实现这一目的的方式是规定税收法律制度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也就是税法基本原则。
在税收立宪的105个国家中,明确规定了除税收法定原则以外的其他税法基本原则的国家有29个,占27.6%.在这些原则中,最重要的是税收公平原则,29个国家中全都有关于税收公平原则的规定。有些国家仅仅指明了税收公平原则,但没有指明税收公平的标准,如克罗地亚共和国宪法(1990年)第51条:“税收制度建立在公平和公正的基础上。” 有的则明确规定了公平的具体标准,即纳税能力标准或同等牺牲标准和累进制原则,如意大利共和国宪法(1948年)第53条:“所有人均须根据其纳税能力,负担公共开支。税收制度应按累进税率原则制订。” 玻利维亚共和国宪法(1967年)第27条:“税收和负担的设立、分配和取消具有普遍性,应按照纳税人作出同等牺牲的原则,酌情按比例制或累进制确定。”
除税收法定原则和税收公平原则之外,世界各国的税收宪法中规定的税法基本原则还包括税收效率原则、社会正义原则、财政需要原则、禁止溯及既往原则和最低生活费不课税原则等,这些原则一般都是附带在税收法定原则和税收公平原则之后的,或者说,凡是包含这些原则的宪法必定包含税收法定原则和税收公平原则。如科威特国宪法(1962年)第24条:“社会正义是税收和公共捐款的基础。”第48条:“依照法律纳税和交付公共捐款是一项义务,为使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法律规定收入微少的人免除纳税义务。”
关于税法原则规定最全面的当数秘鲁共和国宪法(1979年),其第77条规定:“所有人都有缴纳应缴税捐和平均承受法律为支持公共服务事业而规定的负担的义务。”第139条规定:“税捐的设立、修改或取消,免税和其他税收方面好处的给予只能根据专门法律进行。征收税捐须遵循合法、一致、公平、公开、强制、准确和经济的原则。在税收方面不设查抄税,也没有个人特权。”这两条宪法条文基本上概括了税法的所有基本原则,是世界各国宪法中有关税法基本原则立法的最完善的代表。
税收宪法中明确规定的税法基本原则是税收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都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因此,立法机关所通过的税收法律也必须遵循这些基本原则,否则这些税收法律就是违宪的法律,是无效的法律,在存在宪法诉讼或司法审查制度的国家,有关当事人就可以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或有权机关宣布这些税收法律无效。
3.对特殊法律形式的排除
有些国家的宪法还特别强调预算法不属于税收法定原则中“法”的范畴,即预算法不得规定有关税收的基本事项。如科威特国宪法(1962年)第143条规定:“预算法不得包括规定新税、增加现有税额、修改现行法律或者不颁布宪法规定应该颁布一项特别法律的任何条款。”做出这一规定,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由于预算大多由政府提出,议会所进行的审查往往是形式的,如果允许预算法规定税收事项就很容易将税收法定原则搁置和架空;二是由于预算法是对政府将来财政支出的预计与估测,如果预算法可以规定税收事项,政府财政支出就容易膨胀,税收法定就无法制约预算,反而被预算所制约;三是由于预算法大多是每年都要制定,如果预算法可以规定税收事项,那么,税收的固定性和稳定性就难以保证,税收法定也就成了形式上的原则。做类似规定的还有意大利共和国宪法(1948年)第81条:“批准预算的法律,不得规定新的税收和新的支出。”和西班牙宪法(1978年)第134条第7款:“预算法不得增创税赋。在某项实质性税法预有规定的情况下,预算法可修改税赋。”这里为应付实际情况作了变通规定,但即使是这样,其前提仍然是税法的预先授权,也就是保证预算受到税收法定原则的约束。
4.规定基本税收制度来约束法律
有些国家对具体税收制度的宗旨和原则也作了详细的规定,这也可以看作是对税收法定原则中的“法”的严格要求。如葡萄牙共和国宪法(1982年)第107条规定:“一、个人所得税旨在缩小不平等,应在考虑以家庭为单位的需要和收入的基础上,实行完全的累进税率。二、企业主要根据其实际收入纳税。三、遗产税和遗赠税实行累进税率,以利于公民间的平等。四、消费税旨在使消费结构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变化着的需要,对奢侈消费应征收重税。”
5.对税法有效期的限定
有些国家甚至对“税法”的有效期也作了规定,可以看作是对税收法定原则中的“法”进一步予以限定的特殊形式。如比利时王国宪法(1831年)第111条规定:“国家税须每年投票通过。规定国家税的法律,如不展期,其有效期仅为一年。” 卢森堡大公国宪法(1956年)也有类似规定,其第100条规定:“有关征收国税问题,每年进行一次表决。为征税而制定的法律,有效期为一年,但经表决延长生效者除外。”
(三)对“定”的对象的界定
税收法定原则并不是指所有税收事项均应由法律予以规定,而只是强调最基本的税收事项应当由法律予以规定。什么是最基本的税收事项?各国税收宪法规定的法定事项是不同的,根据规定事项的详略,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将法定的事项笼统的规定为征收税款。如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宪法(1973年)第77条:“非由议会法令规定或根据议会法令授权,不得为联邦用途而征收捐税。”采用这一方式的国家还包括马来西亚、孟加拉、塞浦路斯、塔吉克斯坦、新加坡、印度、印度尼西亚、爱沙尼亚、克罗地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摩尔多瓦、摩纳哥、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英国、美国、萨尔瓦多、委内瑞拉、巴布亚新几内亚、瑙鲁、图瓦卢和西萨摩亚等24个,占85个税收立宪国家的28.2%。
(2)将法定的事项界定为税收的种类、税率、税收优惠等。如大韩民国宪法(1987年)第59条:“税收的种类和税率,由法律规定。” 采用这一方式的国家还包括保加利亚、法国、列支敦士登、葡萄牙、瑞典
、希腊和危地马拉等8个,占85个税收立宪国家的9.4%。
(3)将法定事项界定为开征新税、修改和取消旧税。如黎巴嫩共和国宪法(1947年)第81条:“为了公共福利,应规定捐税。征收捐税只能根据黎巴嫩全国各地都适用的统一法律,在黎巴嫩共和国境内进行。”第82条:“非根据法律,不得修改或取消任何税收。” 采用这一方式的国家还包括日本、斯里兰卡、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约旦、比利时、冰岛、丹麦、芬兰、卢森堡、秘鲁、厄瓜多尔、海地、基里巴斯、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等18个,占85个税收立宪国家的21.2%。
(4)将法定的事项界定为开征新税、修改和取消旧税、减免税和超额纳税。如科威特国宪法(1962年)第134条:“非由法律规定,一般不得征收新税,修改或废除旧税。非有法律规定,任何人不得全部免除或部分免除应缴的该项税款。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不得要求任何人支付其他税款、费用或承受其他负担。”
(5)将法定事项界定为实体和程序两个部分。如巴林国宪法(1973年)第88条:“未经法律规定,不得开征任何新税、修改或取消旧税。除非法律有规定,任何人不得全部或部分免除纳税。除非法律有规定者外,不得要求任何人额外纳税、付费或强行摊派。法律规定征收捐税、费用及其他公共基金的规则以及税款、基金支出的程序。” 采用这一方式的国家还包括土库曼斯坦、亚美尼亚和乌克兰等。
(6)在将基本税收事项予以法定的同时,还授予行政机关一定限度的变更权。如土耳其共和国宪法(1982年)第73条:“税、捐、费及其他财政负担的课征、变更或废止均由法律规定。得授权内阁根据法律规定的上限和下限,变更有关税、捐、费和其他财政负担的减免率和例外照顾率。”
(7)在对基本税收事项予以法定的同时,还强调其他金钱给付性负担法定。如爱沙尼亚宪法第113条:“国税、义务性纳金、关税、强制保险的罚金和支付款项均由法律规定。”采用这一方式的国家还包括土耳其、斯里兰卡、塞浦路斯、巴林、立陶宛、卢森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英国和委内瑞拉等12个,占85个税收立宪国家的14.1%。
(四)对“定”的程度的界定
世界各国对于税收法定原则的表述使用了各种不同的方式,这种不同的方式在某种侧面上反映了其对于税收法定原则“定”的程度的界定。纵观世界各国税收宪法对税收法定原则的表述,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种不同的界定程度:
(1)强调基本税收事项必须由法律予以规定,即规定基本税收事项的载体必须是法律,而不能是其他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这是对税收法定原则最严格的限定。如巴林国宪法(1973年)第88条:“未经法律规定,不得开征任何新税、修改或取消旧税。除非法律有规定,任何人不得全部或部分免除纳税。除非法律有规定者外,不得要求任何人额外纳税、付费或强行摊派。法律规定征收捐税、费用及其他公共基金的规则以及税款、基金支出的程序。”采取这种严格税收法定主义的国家还包括韩国、吉尔吉斯、科威特、乌兹别克斯坦、伊朗、爱沙尼亚、保加利亚、比利时、拉脱维亚[4] 、立陶宛、罗马尼亚、摩尔多瓦、斯洛文尼亚、葡萄牙、瑞典、西班牙、希腊[5] 、秘鲁、海地、美国、尼加拉瓜、危地马拉、瑙鲁等24个国家,占85个规定税收法定原则国家的28.2%。
(2)强调基本税收事项必须由法律予以规定,但可以授权最高行政机关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进行有限的税收立法。这一对税收法定原则的限定显然比第一种稍微弱一些。如土耳其共和国宪法(1982年)第73条:“税、捐、费及其他财政负担的课征、变更或废止均由法律规定。得授权内阁根据法律规定的上限和下限,变更有关税、捐、费和其他财政负担的减免率和例外照顾率。”
(3)强调基本税收事项必须由法律予以规定或授权。这一限定方式又比第二种稍微弱一些,因为它没有限定授权的对象和具体条件。如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宪法(1973年)第77条:“非由议会法令规定或根据议会法令授权,不得为联邦用途而征收捐税。” 采用这种方式的国家还包括马来西亚、孟加拉、塞浦路斯、斯里兰卡、新加坡、印度、法国、列支敦士登、摩纳哥、英国、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布亚新几内亚、基里巴斯、所罗门群岛、图瓦卢、西萨摩等18个国家,占85个规定税收法定原则国家的21.2%。
(4)强调基本税收事项必须依据法律或法律规定的条件。这实际上也是强调规定基本税收事项的两种方式:一是由法律予以规定,一是根据法律规定的条件由其他行政法规予以规定。如日本国宪法(1947年)第84条:“新课租税,或变更现行租税,必须有法律或法律规定的条件为依据。”
(5)强调基本税收事项必须“根据”或“依据”法律。“根据”法律可以做多种理解:可以理解为基本税收事项必须由法律予以规定,也可以理解为基本税收事项可以由法律授权行政法规予以规定。如黎巴嫩共和国宪法(1947年)第 82条:“非根据法律,不得修改或取消任何税收。”采用这一方式的国家还包括叙利亚、伊拉克、印度尼西亚、约旦、冰岛、丹麦、芬兰、荷兰、卢森堡、斯洛伐克、瓦努阿图等12个国家,占85个规定税收法定原则国家的14.1%。
四、我国的税收法定原则及其完善
(一)对我国宪法第56条的分析
我国宪法只有一条关于税收的条文,即第5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从形式上来讲,我国也可以算作税收立宪的国家。但如果从税收立宪的最根本的标志――税收法定原则来看,我国尚不能算作真正的税收立宪国家。如果与税收立宪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相比,我国就只能算作非常落后的国家了。
关于我国是否已经确立了税收法定原则,学界有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我国已经确立了税收法定原则,有学者认为我国尚未确立税收法定原则。[4](P.107)仅仅从第56条的文字表述来看,难以确定其是否表达了税收法定原则,必须纵观整个宪法条文的文字表述才能得出结论。判断我国是否确立税收法定原则的关键是56条中所使用的“法律”一词的含义,如果是指狭义的法律,即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那么,就可以说我国确立了税收法定原则,如果是泛指一切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那么,就不能说我国已经确立了税收法定原则。
; 我国宪法在多处使用了“法律”一词,在有的地方比较明显的是指狭义的法律,不包括行政法规在内,如宪法第5条:“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但有些地方所使用的法律则不宜作狭义的解释,如宪法第5 条还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这样的例子在我国宪法中是不胜枚举的,因此,不能肯定第56条的法律就是指狭义的法律。
其次,我们再考察一下和第56条比较相似的同样是规定公民基本义务的第 53条和第55条。第5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 这里的法律显然只能作广义解释。第55条规定:“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这一条在条文表述方式上和第56条是十分相似的,因此,如果第56条的法律是指狭义的法律,那么这里的法律也应该是指狭义的法律。现行宪法是1982年12月4日通过的,我国第一部兵役法是 1984年5月31日通过的,如果按照狭义的解释,我国公民从1982年12月到1984年5月是没有服兵役义务的。考虑到这里的时间间隔比较短,可以大体认为我国公民服兵役的义务是有法律依据的,但我国至今尚没有一部有关民兵工作的法律,我国目前调整公民工作的最高法律文件是1990年12月24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令第71号发布的《民兵工作条例》,如果将宪法第55条的法律作狭义解释,我国公民就没有参加民兵组织的义务,因为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可见这里的法律仍不能作狭义解释。
再从我国的税收立法的现实来看,我国目前所开征的20多个税种有法律依据的仅仅有三个[6] ,即使再加上税收征管法,我国税法领域也只有四部法律。现实告诉我们,我国没有实行税收法定原则,如果把宪法第56条作狭义解释,那么只能得出我国现实的税收立法绝大多数都是违宪的,而且也是违反《立法法》的。 [7]这种解释恐怕是不能令大多数学者和国家决策机构所接受的。
根据以上讨论,可以认为,我国宪法尚没有确立税收法定原则。承认这一点不是为了贬低我国的宪法,而是为了真正看清我国宪法所存在的不足与缺陷,并努力加以完善,从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前进。
(二)完善我国税收法定原则的设想
完善我国的税收法定原则是完善我国的税收立宪制度的核心与基础,鉴于我国目前是在宪法和立法法两个层次对有关税收的事项予以规范,因此,完善我国的税收法定原则也应该从这两个层次着手。
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关于税收法定原则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宪法结构的特点,本文认为,在我国近期的修宪中可以考虑在宪法的第56条增加一项关于税收法定原则的规定:“非根据法律的明确规定或授权,任何人不得被强迫缴纳任何税款。”立法法中也应当明确规定税收法定原则,但从我国目前的税收立法现状以及立法法的相关规定来看,立法法的规定还是可以接受的,关键是现实中如何真正落实的问题,我国目前的税收立法实践大部分是不符合立法法的相关规定的,比如税收行政法规没有明确的授权,更不用说符合立法法所规定的授权要求了。
在我国税收立法逐渐完善以后,我国宪法不仅要在公民的基本义务中规定税收法定原则,而且要在宪法中专门设置财政章节,进行财政立宪,并在其中明确规定税收法定原则,要强调开征新税、变更税率、减免税和取消税种都必须由法律明确予以规定,根据特殊实际的需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就个别税种或个别税收事项授权国务院在规定的条件和限度内通过行政法规的方式予以规范。在立法法中,更应当明确规定基本税收事项均应由法律明确规定,在极个别情况下可以授权国务院立法,但不允许空白授权立法,授权立法要符合一定的标准,而且全国人大常委会要对国务院的授权立法行为予以监督,在违反宪法、法律和授权决定的情况下可以撤销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有了这些相应的规定,我国的税收法定原则将达到非常完善的程度,这必将对我国纳税人权益的保障以及我国国家税收权益的保障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必将推动我国税收立法的不断完善,最终实现税收法治的目标。
「注释」
[1]美国社会学法学家庞德曾把法律划分为“书本上的法律”(law in book)和“行动中的法律”(law in action),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家卢埃林也曾把法律划分为“纸面规则”(paper rule)与“实在规则”(real rule),其实质是强调现实中的法律不同于文本中的法律,同样,宪法也可以分为文本中的宪法和现实中的宪法,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本文只能考察各国文本中的宪法,而无法考察各国现实中的宪法。宪法中明确规定税收法定原则并不表明其在实际中就一定贯彻税收法定原则,这是本文所有研究结论的基本论调。
[2]但并不表明它们不受法定原则的约束,如果宪法或其他的基本法确立了行政规费法定或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法定原则,那么,它们同样要受法定原则约束,这里只是强调它们不受税收法定原则约束。
[3]日本国宪法第41条规定:“国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国家唯一立法机关。”在日本国宪法中,只有国会才有权制定法律,其它机关无权制定法律。日本学者一般也认为国会是唯一立法机关。[日]新井隆一。租税法之基础理论[M].林燧生译。台湾:财政部财税人员训练所,1984. 4. [4]拉脱维亚共和国宪法(1922年)第81条规定:“议会休会期间,内阁有权在紧急情况下公布有法律效力的规定。这些规定不得改变……;这些规定同样不得触及大赦、发行国家货币、国家税收……”这是通过否定的方式来确立法律对基本税收事项的确定权。
[5]希腊共和国宪法(1975年)第78条第4款规定:“有关征税对象、税率、减免税和给予补贴,均须立法权力机关规定,不得委托授权。”明确否定了基本税收事项授权立法的合法性,属于本类型中最严格的税收法定原则。
[6]即《农业税条例》、《个人所得税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
[7]《立法法》强调第8条的基本事项(包括税收)如果要由国务院通过行政法规予以规范,则必须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如果说1984年国务院开展的税制改革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的话,那么,1994年的税制改革以及随后的
大量立法均没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明确授权。
「参考资料」
[1] 翟继光。 税收立宪的主要研究课题与研究方法[A]. 刘剑文主编。 财税法论丛[C]. 北京:法律出版社,.
[2] 刘剑文。财政税收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3] 张守文。税法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 杨小强。税法总论[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
翟继光
税收研究报告 篇2
如果仅仅笼统的为中国现阶段的个人所得税定性, 客观的讲, 我们只能说不好, 不理想。个人所得税能够消除贫富差别, 而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在这方面表现不佳, 因为它没有达到这个税种设计的目的。人们总是不愿看到, 富人家小狗的消费, 远远高于穷人家小孩的消费。人们总是在想办法消除这种不公平, 实现人类生存权益的结果公平, 累进的所得税就有这方面的作用和目的。并且北欧的瑞典等国家, 从贫穷到富裕, 也确实达到了一定程度共同富裕的效果。
中外所得税确实有差别。观察澳大利亚的个人所得税与工薪税, 他们的工薪收入免税额很高, 各州工薪税免税起点不同, 从每年60万~80万澳元不等, 超过部分才交6%左右的税收;他们的所得税是年终净所得, 也是累进税制, 要扣除一定消费, 包括旅游、汽车、服装等。因此, 你发现澳大利亚人是既鼓励收入也鼓励消费, 如果你不消费, 年终汇算, 你就要付出一笔价格不菲的税款。他们通过这种方式, 限制富人积累财富, 消除贫富差距, 确立穷人再次公平获得财富的机会。而我们国家的所得税, 没有考虑净所得, 没有扣除国民不同的生活成本。这样, 两个收入一样, 负担不一样, 实际上纳税能力也不一样的人, 有可能交纳了同样多的税;两个最终所得一样, 即纳税能力一样的人, 可能由于起始收入不一样的原因, 有可能交了不一样的税;这样的税收有悖税收的纵向与横向公平原则。我们的所得税仅仅是限制了收入, 进而也限制了消费, 也影响了效率, 更有悖效率原则。这就是我们需要对中国个人所得税需要探讨, 需要改革的原因。
税收公平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话题。如果税收不公平, 尤其是对企业的税收不公平, 对企业不公平的稽查、不公平的处罚, 那么企业家损失的就并不仅仅是利益, 他们失去更大的是信心, 他们将会不得已放弃自己热爱的行业。近几年来, 中国每年上万家中小企业倒闭, 很多企业家移民, 或盈利后放弃实业转向资本市场。企业家的这些取舍, 实事求是地说与我们的税收问题也有一定关系。我们税收不公平, 稽查不公平, 有差别的对待相同的企业和个人, 会给我们的企业家带来更多的不安全感。更严重的连锁效应是:企业萎缩, 社会就业压力更大, 失业人数更多等等。
二、关于中国税收原则的话题
(一) 关于税收总量原则的疑问
既然讨论税收, 我们还要对中国的税收文化、税收原则做一些探讨。遗憾的是作者对中国公认的, 税收原则中的总量原则, 是一头雾水。因为这个问题老想不通, 所以只有在梦中向圣贤请教。我好像梦见萨缪尔森教授在讲课, 我举手发言说:我们中国人认为, 你们西方的民主是假民主, 脱离产权谈民主, 就是枉谈;我们国家人民信奉公有制为主体, 我们的人民也认为坚持公有制, 就能够实现共同富裕。那么, 对于一个公有制的国家, 公有制企业的利润、税收都是属于国家的, 都是一样的, 我们国家根据建设情况, 需要多少税收, 我们就可以取多少!在我们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 我们是不是不需要, 或者说可以淡化, 你们说的税收这个市场经济的杠杆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定一个税收的总量呢?先生怎么看待?萨先生回答说:这位同学, 我们现在讲的是凯恩斯主义, 你说的公有制, 应该去请教马克思先生。我说:可是先生, 我们现在也搞市场经济了……后来, 梦醒了, 只是迷迷糊湖记得先生讲的是“效率”和“公平”。翻看马国强、张馨教授的税收四原则, 这两条好像也有;马国强教授的另外一条是关于税收成本, 要求征收模式要节约、简便;张馨教授的理论也差不多, 其中一条讲的是税收行政原则。他们的另外一条就是“总量原则”。
张馨教授在几年前, 都已经讲过, 税收原则是一个体系, 计划经济是财政原则为主, 市场经济是效率原则为主, 不同的阶段重点不一样。在张教授看来,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 财政原则应该排在最后。作者观察, 张教授还是没有把这一条去掉, 还是照顾了一些人的看法, 还是谦虚地加进了“总量适度”, 但是张教授认为绝对不能把它作为重点。这一点也是作者赞同的, 但是多少年过去了, 总量原则却仍然在我们心中根深蒂固, 这就是作者大惑不解的原因。
根据我的理解, 总量原则, 就是上级可以下达一个税收任务, 税率还是原来的税率, 结构还是原来的结构, 然后层层落实, 最终完成任务。这感觉没有什么问题, 好像我们国家也就是这样。但我总感觉有问题, 如果税收任务不重的话, 是不是该收的税, 也可以不收;如果任务重的话, 是不是可以收过头税?这样会不会造成纳税人实体权利受到侵犯呢?
我们常常听到政府部门讲, 一要吃饭, 二要建设。我们知道这个吃饭, 就是要养活政府部门的人, 这个建设, 就是政府部门的人要做事, 甚至要干预市场。我也常怀疑, 现在既然搞市场经济了, 为什么还要走计划经济的路呢?
再者, 总量就是一个问题, 你怎么知道一个“合适”的总量, 是根据上一年得来的吗?如果是这样, 那么我也有些例子否定它。一例:某省政府工作报告, 总结问题时提到, 省政府有的部门计划落后于预算。什么道理呢?说白了, 也就是政府花钱指标已经有了, 然而部门还没有计划怎么化钱。因此, 说明政府每年需要多少钱也是个不可知的数。二例:某省将农业项目款挪用, 盖办公大楼。
钱很多, 但不知道怎么花。部门每年花掉这些钱, 也成了任务。每年我们的财政部门也会很公平的把钱分到各个部门, 我们的税务部门也会勤勤恳恳的去组织税收。年复一年。
(二) “财政储备原则”是否更合适
我总是怀疑, 我们财政资金的效率。因此, 也就怀疑了这个“总量”。本小子说话不像教授那么含蓄, 建议将“总量适度原则”改为“财政储备”, 放弃“总量”。不管是“适度”也好, “足额稳定”也好, 它总是有个指标, 执行起来就有个当年或一定时期要完成的概念。财政收入不是当年必须花掉的, 我们的项目执行单位, 如果把未安排的项目资金, 以及还没有找到合适项目的资金先储备起来, 也不必随便安排个项目, 把资金掏出来, 提心吊胆地存到小金库里, 那样我们的纪检部门也是不同意的。甚至, 当年政府节省下的财政资金, 我们也可以储备下来, 不必也拨到部门里。我这里虽然改了几个字, 我也希望, 既然我们搞市场经济了, 政府也不要像搞计划经济那样去干预市场。但我并不反对国家去搞国民经济计划, 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有计划的。税收储备的目的, 一方面是服务于纳税人, 另一方面就是用于国民经济的计划发展。
如果说, “量入为出”是一种勤俭持家, 那么“收多少花多少”就是一种浪费, 这两种说法只是文字表达不一样, 实际上都有相同的意思。当然, 作者的意思是:该收多少是多少, 不应该有“总量”和税收任务;该花多少是多少, 也不一定要全部花完。有了“储备”就可以在各年份之间调整。
三、税收任务导致的负效应
(一) 正常免税渠道也被堵塞
税收问题导致全国最大的民办科普园, 青少年心中的科普圣地, 广州南沙科普园关门了, 网上议论很多。有人认为, 是它自己也涉及纳税的问题, 它们不能像其他的公益事业单位, 经营可以免税, 纳税是它很大的支出。也有人认为, 很多单位想向南沙科普园捐款, 但都有顾忌, 怕惹麻烦, 企业不敢露富。企业露富了, 可能要被查补所得税!谁还敢给捐款呢?
企业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 不论网民讲的是否属实, 但企业自行捐款, 没有得到许可, 是应该交税的, 这倒是实情。企业免税捐款, 需要税务部门层层审批, 实际上是很困难的。也许, 税务部门任务太重了, 或者有其他的原因, 把免税看的很重。想捐款, 就要被审批, 否则就要交税!这种错误的方式, 谁应该反思呢?像南沙科普园这样的公益项目, 捐赠者到底能不能顺利“抵减”所得税呢?经营者能不能免税呢?在日本, 不但投资公益事业可以减免税收, 就是自己投资失败, 也可以减免个人的所得税, 免税是纳税人法律规定的权益。而我们国家免税就不是那么容易。
国家有一定的减税政策, 但执行时却很困难。企业怕惹麻烦, 是因为我们缺乏税收救济, 一但捐款不被认可, 企业被处罚, 它们就很难找到申诉的地方。
(二) 为税收任务而稽查
每当税务部门税收任务重时, 到企业去稽查, 就成了税务局每个工作人员的头等任务, 每个部门都会被安排一定的指标任务, 常常是税务局的全部工作人员都上阵。找那些有能力纳税、效益好的单位去稽查, 这样才有可能完成任务。稽查人员总能找到被查企业的一些毛病, 这些问题可能其他的企业都有, 但隔墙扔砖头, 砸住你算你倒霉!移居加拿大的A君在网上透露他的一个经历, 税务局去他公司稽查时, 说他漏税150万, 封了他的账户, 停了他的发票, 如果企业回收资金链条一断, 他就要面临倒闭。无奈下, 他向税务部门妥协, 他主动补交10万, 税务部门也声明, 让他认可, 税务部门没有到他公司去稽查过, 税务部门也不再继续查他的案子, 是他主动补交的税。A君说的话, 可能是个无法考证的例子, 但税务局为完成任务, 逼企业纳税的情况, 在一些不发达地区确实是有报道的。相对来说, 有的税务局的做法还算公平些, 给所有的企业按规模大小摊派任务。总之, 有一部分不守规矩的税务局 (个别的) 为完成税收任务, 采取了各自不同的方法, 这好像也是实际情况。
四、税收任务真的能取消吗
虽然作者认为应取消税收任务, 但客观讲, 短期内这样做是很困难的, 好像也不实际。原因是我们现有的工作模式、人员结构、工作方法的问题。
至少有两个理由认为不能取消税收任务。其一, 税务局每年安排任务, 如税收稽查任务, 确实征收上来了不少税款, 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 是有效率的;其二, 如果不安排任务, 税务局工作的同志们没有压力, 怎么考核大家的工作?大家对纳税人是否纳税采取无所谓的态度, 纳税人又不主动交纳税款, 国家的税收不是受到损失了吗?
以上两种说法, 虽有一定道理, 但细想起来都不牵涉“任务”。其一, 不安排带任务的稽查, 并不是不去稽查, 稽查反而要加强, 稽查是税务部门的主要工作, 更要开展全面的、现代化的稽查方法, 找到漏税的税源, 而不是去企业逼税;再者说, 认为传统的稽查方式, 到企业账簿里去找毛病的方式是有效的, 这个结论还需要综合评估, 如果采用杀鸡取蛋、竭泽而渔的方式, 就是对税源的破坏, 是对生产力的破坏, 是得不偿失的。其二, 对税务工作考核, 工作方式变了, 考核方式也就变了, 该征的税不征, 就是失职, 不该征的税去征就是违法, 这也应成为考核方式;由此看来, 有无任务都应受到监督, 这也没有问题, 工作考核也一样可以不涉及税收任务。
但是, 在作者看来, 取消税收任务是早晚的事。当前阶段, 控制税收过快增长、加快制度建设、减少财政浪费、提高财政储备是应该由决策部门给予紧急考虑的事情。
五、诚实申报个人收入的激励措施
(一) 中国人缺乏纳税意识吗
有人认为, 中国人纳税意识淡薄, 有很多东西在中国不一定行得通。个人所得税诚实申报在美国可以, 在中国就不行。这个观点不正确, 但也有一定原因。作者认为, 造成现在这个问题的原因, 不在于国民素质, 而在于我们的管理, 没有好的管理, 势必会造成今天的局面。一个弄虚作假的人, 可以不交税, 少交税, 而不受任何惩罚;而如实纳税的人, 只有补交税的份, 却没有少交或退税的份。谁还能如实申报呢?日本采用蓝色申报制度, 就是鼓励国民建立个人账册, 鼓励如实申报纳税, 说明他们的国民对纳税也不是主动愿意, 说明他们的纳税意识也不强。日本对如实申报者奖励, 对达不到要求的能够严格监管。而我们则做不到这一点。
确立纳税激励与惩罚的健康规则, 是我们真正应该去实施的, 我们不应该一味地埋怨国人的纳税意识。
(二) 合法的收入应受到保护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样给我们讲课:当一个商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 无意中, 他丰富了我们的社会产品, 实现了我们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因此, 我们理解了, 午夜二三点钟, 我们刚从火车站出来, 我们为什么还能找到出租车。这些夜班的“的哥”们, 绝对不是在“学雷锋”, 他们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 而不小心给我们带来了方便。带来了这种“服务”商品。
进而, 我们这样认为, 一切社会上许可的自利工作, 都能带来社会效益最大化。科学家、艺术家从事科学研究和艺术工作, 实现个人自身的价值, 也为我们社会带来了文明和进步。国家公务人员改进自己的工作方法, 实现自己进步或升职, 税务稽查员辛苦工作取得报酬, 也能带来我们社会的工作效率, 社会的进步。这也形成了我们能够消费的各种“商品”。
因此, 一个繁荣的、商品丰富的市场经济就诞生了。这些合法的产品:出租车、专利、图书、艺术、政府的交通等等, 都应该受到保护。
(三) 限制非法的、影响公共利益的行为
当然, 前面提到的能无意中给我们社会带来更好效益的行为, 都是法律许可的劳动。另外, 还有一些商品, 生产时能带来环境污染, 损害公众利益, 对这样的商品, 我们会采取收取环境税的惩罚性税收来解决, 或用限制方式, 调节其生产。但是, 还有一种非法的收益方式, 极大地危害我们社会, 如:贩毒、偷盗、抢劫、制假贩假、贪污行贿, 这些就不是法律所许可的, 对这样的收入就不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作者认为, 我们要对这些不明来源的非法收入, 也就是“黑色”收入, 课以重税, 并进行限制, 这也是人们道德所期望的。
(四) “退税”是鼓励国民诚实申报收入的方法
如果我们这样考虑一种方案, 美国式的“先征后退”方式, 对合法申报的收入, 利用其申报的消费支出部分, 给予适当的减免税收照顾, 其消费的产品可以适当退税, 抵减个人所得税。这样那些不诚实申报收入的“富人”, 购买产品时因不能退税就会多交税, 包括那些从来就不想进行收入申报的“黑色”收入, 消费时也会多交税, 从而能够达到对未申报收入征税目的。基于这样的考虑, 如果我们能够更广泛的利用消费退税, 对于申报不同收入的人, 对不同的消费品实施不同的退税, 进而影响富人的生活, 让不如实申报的人们, 生活成本更高一些, 就会促进他们如实申报收入。如果他们还是不如实申报纳税, 他们出行住星级宾馆, 乘坐飞机或高铁就要付出较高的税收, 有时, 他们也可能根本就买不到他们需要的奢侈品, 甚至在查实他们隐瞒收入时, 还要给予重罚。
像这样利用税收激励或惩罚的方式, 实现税收管理的方法, 一定会很多。作者在论述增值税征收模式的文章中, 也有过类似的思路。非常高兴的是: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 进行纳税激励申报, 结合个人消费银行账户管理, 是很容易实现这一切的。现代的计算机软件设计, 能够使这一切, 变的非常简单、便捷。
基于以上考虑, 在中国鼓励纳税人遵从、实现收入诚实申报是完全有可能的。
六、当前中国交纳个税的主要渠道被怀疑, 网民不满意国企、央企
当前, 中国个人所得税纳税的一个重要群体, 是国企、央企的高级管理人员。这些行业主要是电力、通讯、石油、金融、证券等。
但从网络舆情看, 网民对国企、央企的贡献, 并不买账。2010年8月份, 国资委对社会公告中, 有句话称:国企的税负是私企的5倍。这句话的本意是想证明国企在纳税方面的诚信, 但是网民却不买账, 他们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网民们认为国企税负高是强占了国家优势资源;行业不一样税负没法比;国企利用垄断性质“抢国民钱”。网民大呼中国移动设置漫游费“抢钱了, 快管一管”。北京大学一位教授与国资委的一位官员, 也都阐述了对国企利润的看法, 发表了各自观点, 也引起网络热议。网络显示, 网民对这句话的争论, 已经超过了这句话本身, 透露着网民对国企的不满, 透露着网民对垄断的不满。
国企和垄断当然不是本文讨论的要点, 我们说的是:中国的个税, 仅仅依靠原来的国企、央企部分员工的渠道, 显然是不够的。个税的税基应该更为广泛, 应该涵盖全部国民。只有这样才能实现, 所有国民之间纳税的横向公平。否则, 就不是整个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只是对某些行业, 某些群体进行惩罚性征税的制度。就不能发挥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当然, 扩大税基是应该想办法, 要以科学的态度去实现。
七、中国个人所得税的分类综合征收模式
前面第五部分, 我们讨论了国民消费退税问题, 实际已经涉及到个人所得税综合征收问题。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 中国社科院高培勇教授认为, 中国个税改革, 就是要走分类综合模式。希望所有项目的收入在加总求和的基础上, 一并计税。高教授谈到, 分类综合模式, 中国从2003年一路走下来, 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 始终在研究层面徘徊。其原因是与我们税收机关的现实征管机制有关, 我们现实的征管模式, 还停留于“间接”征收、“截流”管理的水平。
作者认为, 在中国个人所得税征收的11个项目中, 偶然所得与其他所得二项, 就是要求国民将全部收入进行申报, 但是这两项收入税务部门却没法“截流”, 只能靠国民自主申报。由于中国个税申报缺乏监督机制, 税务部门无法调查国民全部收入情况, 甚至对国民没有全部申报收入也不能追究, 也不去采取督促、提醒、处罚等措施, 因此, 也就没有人愿意主动去申报。这种模式放在任何国家都会是一样的结果, 并非中国人才这样。对于自主申报这种方式, 我们只能采取像前面提到的退税等激励措施, 才能鼓励国民将偶然所得、其他所得如实申报。即便是这样, 也要对那些不如实申报的给予处罚, 两面努力才能达到应有效果。
只有在收入总计的基础上, 减去必要的扣除, 计算出来的, 才是个人所得税的实际应税额。那些必要的扣除应包括养老金、医疗金、教育费、赡养费、住房基金等等。如果分类征收是税收入库, 那么综合征收主要就是退税、是汇算, 退税还包括我们前面讨论的消费退税。这就是作者讨论的个人所得税改革的主要思路, 也是中国分类综合模式的具体方法。
结合美国、日本等国的个人所得税免税、退税经验, 利用现代的计算机网络申报技术, 逐渐完善税务代理机制, 在中国全面实现个人所得税综合汇算是完全可行的。现阶段对个人所得税的重点税源, 以及国家管理人员开始实行综合申报, 也是迫切的。因为, 它可以实现同一层次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公平, 及国家反腐目标。对于相同收入的人群, 有的人需要房屋分期付款, 有的人需要赡养较多的家庭人口, 如果扣除了这些因素, 他们的纳税能力就是不一样的。对于高薪的工薪白领阶层, 让他们早日实现退税服务, 早日实现综合纳税申报, 就可以实现他们白领之间的纳税公平, 也可以保护中国的人才结构。
八、纳税管理比较与纳税人权利保护
以上我们谈了中国个税发展的美好愿景, 好像中国国民也建立了整个的计算机信息系统, 以及良好的税务征管、稽查系统。但是我们知道, 这样的系统建立, 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对于我们与国外税务管理工作的差距, 以及纳税人权利保护方面的问题, 我们还是要再做一比较。
我们埋怨中国税务系统人才缺乏, 是因为我们了解美国联邦税务局就是一个庞大的人才库, 他们的税务局拥有律师、工程师、计算机专家、经济学家、资产评估师以及金融、保险等行业的各种专业人才。比较中国税务部门的专业人才, 实在让人汗颜。
我们埋怨中国的税收法律救济, 是因为日本、德国、美国等等国家都有纳税人伸张自己权益的便捷渠道。德国还设有专门处理税务纠纷的税务法院, 同时对税务机关也有一定的监督作用。日本也设立了国税法院。我们却做不到, 我们采取的还是行政复议制, 我们只有很少的法律, 剩下的许多还仅仅是条例, 法律救济差距也非常明显。
面对我们的征管现状, 专管员是“一员到户, 各税统管”, 对专管员的廉洁监督就很难实现;我们的稽查还仅仅是为了收入任务完成而进行, 从选案、查案、处理等过程中, 稽查工作出现的不公平现象就很难避免;由于缺乏外界监督, 我们的税务机关自身的各种舞弊行为也不能得到有效制约。我们迫切希望完善中国的各种税收制度, 迫切希望学习国外先进的税收管理理念, 使中国早日实现税收现代化等等。
九、中国税收改革及其他政府工作中的人大监督问题
税收执法权是国家赋予税务机关的权力, 如果权力失去制约, 就有可能产生腐败。不但税收执法权是这样, 任何的权力也都一样。对于这个问题, 作者借此机会, 谈一些粗浅看法。中国在各种权力监督方面, 除了上级部门监督, 还可能在同级的检察院等部门设立一定的专业机构监督, 另一个就是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 而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律监督则是中国人民民主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
怎样对政府部门实施有效的监督, 当然需要人民代表大会。作者认为, 中国人大代表对政府部门的批评和质疑案, 不应直接将人大代表的批评、建议交政府部门办理。而应有人大常委会下设的各专门委员会受代表委托后, 在充分整理材料, 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先将该批评建议提请人大常委会, 由人大常委会表决形成议案或批评建议, 再由人大各专门委员会, 向政府质疑。对于批评建议要求政府做出解释说明后, 报告人大代表, 人大代表若不满意, 可以进入下一轮质疑;而对于议案则应由人大常委会对政府的答复作出集体表决。
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人大代表的批评和建议, 人大的专门委员会并没有介入。人大常委会的各专门委员会实际上就是人大代表的专门办事机构, 这也是中国有很多人士呼吁设“人大代表工作室”, 而最终否决的原因, 我们不能设二个“工作室”。虽然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只是个办事机构, 但它的级别却于政府下设机构相当, 因此, 其组织作用明显高于人大代表个人, 由其代理向政府质疑, 效果也会更好。若让人大代表以个人名义向政府一个部门对抗, 则显然实力有差别, 代表的建议就不可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实际上代表的建议常常由司 (局) 长、处长、科长、股长们做出答复, 答复的结果很可能是:建议很好, 目前条件不成熟, 正在逐渐完善。
在中国怎样实现民主政治呢?那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各级党委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建设和领导, 发挥人大常委会在对政府民主监督中的重要作用。政府和人大就像我们前进的两条腿, 缺一不可。党通过自己执政党的权力, 通过自己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多数票的优势, 对各级人大常委会和各级政府进行组建, 实现对国家的领导。同时党支持人大常委会依法开展监督工作, 支持人大常委会依法罢免政府组成人员及各部门负责人, 实现人大与政府之间各自分工责任。中国目前的人大监督并不十分理想。许多地方的人大调研工作, 调查某一部门工作时, 常常让这个部门去安排调研计划, 并且部门的领导也一直作陪, 这样的调研就可能走过场, 失去了找到问题的机会。另外, 许多地方的人大常委会委员对自己任命、监督的干部也常常不了解情况, 作为“人大代表工作室”的人大各专门委员会, 也未向他们提供任何决策信息。这些都说明中国的人大监督工作迫切需要提高加强, 需要各级党委特别注重, 尤其要发挥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的作用。
如果中国的税务改革计划能列入全国人大 (下转65页) (上接33页) 的议案, 形成决议,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下设的相关专门委员会, 长期督促国务院及各级人大、政府开展工作, 加上全国各级人大代表的大力支持, 那么, 中国的税收改革的实现就有了条件, 中国早日实现税收现代化就有了希望。
山穷水复疑无路, 柳岸花明又一村。只要我们发扬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 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 取得中国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各项税收改革的成功。作者相信, 中国财政、税收的明天, 一定会更美好。
参考文献
[1]马国强.中国税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8.
[2]张馨.税收公共化:税收原则体系的转型[J].涉外税务, 2004, (6) .
[3]高培勇.改革十字路口上的个人所得税[N].中国财经报, 2010-04-13.
新税收体制下税收筹划问题研究 篇3
关键词:税收体制改革;单位税收筹划;问题;对策
税收问题一直是国家十分关注的焦点,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经济发展模式下,税收政策也是国家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如何实现良好的税收筹划,如何实现税收利益最大化是企业发展过程中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从现有的税制理念指导下要实现税收筹划的科学化,就要对现有税收筹划过程中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实施相应的对策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税制环境下实现税收筹划的良性发展,促进税收贡献力度,实现企业的利益优化。
一、 税收筹划概述
税收体制在不断地发展中,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都避免不了在发展过程中实现最基本的利益最大化原则,税收筹划应运而生,税收筹划主要体现在充分研究并掌握国家税收基本法律的前提下,按照国家税收的基本导向,研究其发展的税收利益最大化,在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指引下规划自己的生产、经营、销售以及投资和理财活动,这样的系列活动就是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一种有效的税收筹划。税收筹划必须符合国家基本法律规定,应该在税收政策的导向下进行,其最终目的是要实现纳税人在纳税过程中的利益最大化。
通过税收筹划概念的分析,可以知道,税收筹划有着重大的意义。首先,实现税收筹划有助于对企业的经济行为进行有效的分析和选择,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如果企业能够有效的进行税收筹划,将有利于在遵守税法的前提下增加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并有延期纳税的好处,在此基础上能够使单位充分利用资金进行企业投资,增加生产经营决策成本,获得最大的税收利益,科学合理的实现筹划有助于帮助单位减少税务方面的处罚,做到用最小的利益获取最大的收益的目的。其次,实现企业税收筹划,也有利于增加国家立法方面的有效性,充分发挥税收在市场经济中的巨大作用,增加国民经济收入。税收筹划是税收体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实现税收筹划,能够有利于国家税收政策法律法规的有效落实,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在此基础上能间接促进税收代理行业的发展,带动一个行业的发展势必会为国家的税收带来更大的利益。综合以上内容,实现良好的税收筹划,无论是对企业的发展还是对国家政策的落实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 税收筹划存在的问题
首先,对税收筹划的基本策略理解不当。
通过上文可知,税收筹划是指企业通过合法途径实现税收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对税收筹划的理解存在一定的误区,很多企业认为这样的税收筹划是为了避税或者逃税,并没有从理念上了解税收筹划的本质,曲解了其中的主要问题,对于法律随规定的纳税方式也存在一定的理解上的误区,这必然会导致在后期的税收纳税或者规划的过程中出现一定的法律问题,甚至出现违法犯罪现象的出现,那么正确理解税收筹划应该作为一个企业纳税的重点问题。
其次,税收代理以及税收环境不完善。
我们的很多事务所都从事税务代理,但是规模较小,达不到一定规划层面的基本要求,并且人才严重短缺,文化素质和业务技能都比较低,也就对税收基本政策和法律规定本身并没有充分理解,就更谈不上税收筹划,所以,税收代理环境有待于完善,市场供应有待于补充。在税收环境方面,我们国家的税收政策虽然已实施了很长时间,但是在这样长的时间里仍然没有良好的税收环境进行税收管理,导致企业或者个人在纳税过程中有逃税、偷税现象的出现,这样就难免会践踏整个纳税环境,因此,纳税环境的优劣也影响着税收筹划的正常运行。
最后,企业纳税筹划目标不明确。
我国现有不少企业在税收筹划时只考虑到单个企业的利益或者部分企业的利益,没有从集团公司整体或者企业的所有方面,对税收筹划进行合理的分析。从企业设立的从属机构来看,企业的从属机构主要包括子公司、分公司和办事处。这三种形式的从属机构在设立手续、核算、纳税形式以及税收优惠等方面是不同的。子公司是独立法人,虽设立手续复杂,需独立核算和单独缴纳所得税,但可以享受当地的税收优惠政策;而分公司和办事处则设立手续简单,不需要独立核算,也不需要独立缴纳所得税,由总公司汇总缴纳,税收优惠政策也由总公司享受,这些分公司和办事处基本上不考虑税收筹划和如何争取税收优惠政策。
三、 税收筹划基本对策
首先,企业应重视税收筹划。关于重视税收筹划问题主要集中在企业纳税意识的增强,还表现在对企业内部单位的相互纳税平衡问题进行衡量,实现企业科学纳税,并采用较科学的税收筹划方式进行筹划,实现企业纳税利益的最大化,充分运用各种纳税措施,实现企业资本运行效应最大化,作为管理层或者会计主管部门应该高度重视税收筹划问题,重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加强税收探索,实现税收筹划的最终目标。我们知道,任何行动都是在理念上执行,只有在理念上有一定的判断能力,行动方才能在具体的行为中进行明确的动作,也就是说在发展税收筹划的过程中企业要首先树立科学的筹划意识,在理念上对其进行接受和理解,这是实现税收筹划的基本和关键。
其次,科学运行税收筹划的基本方式与方法。我国国家税务总局在2011年第40号公告中明确规定:“纳税人生产经营活动中采取直接收款的方式销售货物,已将货物移送对方并暂估销售收入入账,但即未取得销售款或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也未开具销售发票的,其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取得销售款或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的当天;先开具发票的,为开具发票的当天。”也就是说,在纳税时间上做了进一步的规定,可以看出在税收筹划过程中,主要可以用以下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提前入账法。以案例进行说明,某企业原本准备进口一批1000万货物,这些货物主要供应于一个市场需求,但是由于企业的资金融通不畅,形成了以下两种观点:一种是提前将货物移送并投入市场,并及时入账。另一种则是推迟购进该批货物,这两种基本的纳税体制会产生一定的差别,在第一种情况下,可以提前入账,根据有关规定,就可以少缴纳一定的税款,而第二种方法则不会形成这种税收利益。第二种筹划方法是延期收入法,根据不同时期的规定,可以考虑到一定的时间规定不同的纳税比例和措施,将具体的案例情况进行说明和分析,如100万的货款,如果第40号公告前则是有11万的纳税金额,而新规出台后则可能会有减少的现象,就有可能是8万的纳税额,这要及时对所纳税款政策变化进行跟进理解,也就是说在理念上一定要加紧力度,认识到税收筹划的重要性。
最后,强化税收管理政策的落实。税收政策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但是现阶段的偷税、逃税问题较严重,则需集中整治此现象,就必然要对税收机制进行充分的保障,加强税收管理,实现依法征税,健全税收法律体系,同时将税收规划纳入税法管理范围,充分研究税法体系完善措施,实现税收筹划科学进行,避免法律漏洞出现,减少国家税收支出比例,为国家的税收收入和企业的正常运行提供法律保障。这样就更加净化了税收环境,为税收改革铺平了道路。税收管理要实现多层次上的探索,即要对政策层次上进行有效的管理措施探索,更应该在税制改革的具体内容上进行规范,最终达到税收筹划目的。
四、 结束语
税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税收在企业内部的重要内涵应当得到企业的认可并在具体纳税过程中进行切实的落实,税收筹划问题是企业纳税的一个重大问题,要充分研究其中的具体筹划方法,实现税收的科学发展,最终实现企业的良好运行,为国家税收增加贡献一份力量。(作者单位:赤峰白音华物流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税收筹划[M];唐腾翔,唐向;北京: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
[2]税收筹划[M];王兆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3]如何做税收筹划[M];张彤,张继友,孙梅;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
税收体制问题研究 篇4
【关键 词】: 税收征管改革 问题 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税收征收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先后经历了三次大的变革,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税收征管新格局,基本适应了税制调整与完善的要求。但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在基层征管实践中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人们对改革的总体认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影响新征管模式优势的发挥。如何应对和处理改革中的矛盾和问题,是解决下一步深化征管工作改革的重要前提。笔者谈一谈这方面的粗浅认识。
一、当前税收征收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税收征管改革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和突破性进展,但由于受到我国生产力还比较落后、法制化程度还比较低、整个社会和国民经济的管理水平还不够高等客观条件的制约,再加上有些地方急于求成,对税收征管改革缺乏有力的宏观指导和组织协调,或者过分强调征管改革的模式化,或者片面理解新税收征管模式的涵义等主观原因,新建立的税收征管机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矛盾和问题,特别是“疏于管理、淡化责任”的问题在某些地区还比较突出。主要表现为:
(一)计算机的依托作用不能有效发挥。现行征管模式依托计算机进行税收管理,而计算机的运用是以信息准确、全面为基础的,涉税信息资料的采集和分析应是整个征管活动的基础。近年来,各地的信息化建设虽然步子大、速度快,但仍存在很多问题:一是各地使用的应用软件不统一,不符合一体化建设的总体要求,造成运行成本居高不下;二是综合利用信息化技术的能力还不够强,应用水平还不够高,信息化很大程度上仍模拟手工操作,信息以纸质传输为主,造成征管各环节信息不畅;三是与工商、银行、海关、财政、统计等部门还没有实现网络连接和信息共享,涉税信息的采集不充分、不及时,体现不出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
(二)税收征管的业务组合衔接不畅。机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税收管理权被分散在各个职能部门,机构间职责范围难以划分清楚,机构重叠、职能交叉,工作分配环节多,无增值的管理环节多,造成信息传导不畅,信息衰减和失真;征收、管理、稽查三个系列之间界限明显,信息相对封闭,协调配合能力弱,衔接不畅。
(三)税源监控管理乏力。新的征管模式最大的特征是由管户变为管事。集中征收后,并未根据信息化要求,采取现代化的税源管理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征收人员与纳税户之间的直接接触大大减少,基本上处于被动受理的状态,税
收信息来源渠道窄,且对有限的税源信息利用不够,致使税务部门对纳税户数、纳税人基本情况、税源结构及变化趋势底数不清,情况不明,税源监控管理乏力,弱化了税收征管基础。
(四)税收的服务功效有所削弱。现行税收征管机制运行中既有缺乏管理力度、税源不清的问题,也存在对纳税人服务不到位的问题。税务机关的优质服务一定程度上停留在表面的微笑迎送上,没有从实质上方便纳税人办理涉税事项,简化办税流程,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最突出的就是纳税人到税务部门办理涉税事项环节过多,程序复杂,要多头跑、多次跑,重复报送资料,呈单点对多点的状态;税务部门需要调查核实的事项分散在不同的部门和岗位,要多头找、多次找,呈多点对单点的状态。
(五)税收征管流程缺乏制约化管理。现行征管流程,存在制约不够、监督不力的问题,未能有效地对征管流程进行全面的质量控制,征管模式在运行中往往会出现偏差。主要原因是,基层分局虽已把征收和稽查分离出来,但仍然是综合管理,专业化分工深度不够;对管理环节的制约仍然靠层级审批,没有形成过程控制。
(六)重点稽查达不到预期效果。新的征管模式强调重点稽查、以查促管,实际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由于管理缺位,征、管、查协调不力,致使对纳税人情况不能全面掌握,税务稽查部门仅靠报表的表面数据和举报提供的情况,很难抓住重点,查案的针对性和准确性都相对降低。二是目前各种管理措施不到位,纳税人违法风险成本低,再加上纳税人对税法的自觉遵从度还较低,造成偷税面很广,稽查工作往往顾此失彼,处于被动局面,达不到稽查的威慑作用。三是稽查体系内部的“选案、检查、审理、执行”四环节存在相互扯皮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稽查的工作效率。
(七)征管质量考核还不能真实反映征管水平。有些征管考核指标标准制定过高,超过了税收工作的实际,科学的征管质量考核体系还未真正建立起来。基层征管部门在考核中处于被动应付状态,为取得好的考核成绩,对列入考核的工作内容较为重视,没有列入考核的则不问不管,表面性工作做得多,加上受税收任务压力大等原因的影响,很难从真正意义上做到全面提高税收征管质量。上述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着新征管模式效用的充分发挥,影响着征管质量和效率的全面提高,亟待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在征管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新的征管运行机制尚未有效运转起来的情况下,需要继续深化税收征管改革,进一步提高新征管机制的运行质量和效率,确保税收征管改革整体目标的全面实现。
二、进一步完善税收征管改革的思考
税收征管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实践中出现一些矛盾和问题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我们只有在深化税收征管改革中不断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尊重税收征管的客观规律,才能探索出一条由繁到简,提高征管效率的新路,才能尽早实现改革的目标。
(一)以信息化建设为重点,提高税收征管的科技含量。
1、进一步实现征管信息的集中处理。集中征收是征收场所相对集中和信息高度集中的有机统一,而信息的集中处理是税收信息化建设的核心所在。只有实现信息的集中处理,才能把分散、孤立的各类信息变成网络化信息资源,拓展信息数据应用广度和深度,满足管理、决策层的需要;只有税收征管的信息高度集中,征收与检查的职能才会从分局或所调整、集中到县局或市局,基层单位才会不再承担征收与稽查的职能,而是专司管理。这样,职能和责任也才会更为明确。当前,要把握好两个重点:一方面依托信息技术和网络传输,加快建立以网上申报为主体的多元化申报方式,使纳税人足不出户,就可以实现跨区的纳税申报,从根本上解决纳税人多次跑、重复跑的问题;另一方面进一步提高征管软件应用准确度,在以县(市)为单位实现征管数据集中处理的基础上,努力中横向拓展,逐步过渡到以省为单位的集中处理,实现征管信息的上下畅通。
2、全面提高税收征管信息的管理和应用水平。一是要采取严密措施,防止涉税信息失去真实性和时效性。要提高信息资源的安全性,建立和完善税收信息采集、处理、传递、应用等方面的安全管理制度和措施措施,防止系统网络遭受计算机病毒、黑客的侵犯和机密信息的泄露;二是在运用计算机自动控制征管业务流程的基础上,加快计算机辅助决策系统的开发,充分运用网络实时传输的优势,加强对经济税源的监控、预测,提高信息数据和网络资源的使用效益。
(二)、运用现代管理科学理念,优化税收征管组织形式。
税收征管组织是否科学、合理,是否适应信息化建设的要求,直接决定着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优化税收征管组织形式是税收征管信息化的客观要求,也是税收信息化建设的基本内容之一,没有税收征管组织的现代化,信息化的优势就无法充分发挥。因此,进一步深化征管改革,应在充分考虑信息技术支撑的条件下,按照信息流相对集中和职责明确的原则,对基层征管机构进行全面整合,减少执法主体的数量和审批环节,归并一些职责交叉、业务单一的部门,将有限的人力资源用于专业化管理和基层征管一线,建立起扁平式的组织管理结构。研究表明,扁平式的组织管理机构,可以减少税收管理的纵向层次,加大管理的横向宽度,拉近管理的距离,实现平面的专业化分工,从而增强税务机关的应变能力,使税务机关对外界的反应时间缩短至最小,对纳税人的反应效果最大化。建立新型征管组织机构,从方便纳税人角度讲,就是要增大纳税人与税务机关的接触面,减少接触点,凡是纳税人找税务机关办理涉税的事宜均在一个大厅办结,凡是税务机关找纳税人的涉税事宜皆由一个部门负责。因此,应在确定新型税收征管业务流程的基础上,按照建立“扁平式征管组织结构”的思路,重新整合现行征收、管理、稽查三类机构,调整职能分工。
1、虚拟化征收机构。随着信息化建设的加速推进,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与联网,纳税人不上办税服务厅同样可以办理申报纳税事项,这是税收征管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以电子申报、银行网点申报为主体的多元化申报纳税方式的全面推行及环境条件的逐渐成熟,将给予纳税人在申报纳税的时间和空间上最大的灵活度,传统的办税服务厅的征收功能将逐步弱化。因此,应按照专业化分工的思路虚拟化征收机构的职能,将征收权从征管分局剥离出来集中到市、县级局,建立市、县级局数据处理中心,由其对数据信息进行集中处理,统一进行计、会、统分析。
2、理顺管理职能。为适应信息化建设和集中征收的需要,应加快调整多层级征管机构关存的格局,根据我国地域辽阔,纳税人素质参差不齐,地域间纳税人规模和数量分布还很不均匀的客观现状,地级局征管机构的设置应本着因地制宜、属地管辖、有利于监控税源的原则科学分布和设置,并辅以管理责任区制度、巡查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抽查等传统的管理方式,实行征纳紧密型管理,摒弃“管事”就是不要“管户”的片面认识,在坚持专业化管事方向的前提下,吸收管户制的合理内核,实行“管事”与“管户”双管齐下、互为补充,切实提高管理效能,增强对税户、税源的监控能力,防止漏征漏管。在收缩、减少管理层次的同时,以业务流程为导向把管理职能分为从纳税人到税务机关、从税务机关到纳税人、以及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互动三大块内容,设立相应的税收管理员制度。当前,税收征管的主要薄弱环节在于税源管理。强化税源管理是落实科学化、精细化管理要求的最终落脚点。强化税源管理,一是建立税收管理员制度。二是开展纳税评估。税收管理员制度是强化税源管理、解决“淡化责任、疏于管理”问题的主要抓手。各级税务机关要根据“科学化、精细化”的要求和辖区纳税人的实际情况,全面建立税收管理员管户责任制度,加强以户为单位的税源管理。要通过税收管理员及时掌握纳税人各种涉税动态信息,全面掌握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的情况,把科学化、精细化管理落到实处。与此同时,各级税务机关还要以全面开展纳税评估为核心,不断挖掘税源管理的深度。开展纳税评估是新时期强化税源监控管理的重要内容和手段。做好此项工作,一则有助于税务机关加强对税源的控管,堵塞管理漏洞,减少漏征漏管,增强税收收入;二则有助于税务机关及时发现、纠正和处理纳税人纳税行为中存在的错误和异常问题,有效防范征纳双方的税收风险,降低征纳成本;三则可为税务稽查提供准确案源,减少稽查部门打击偷逃骗税行为的盲目性,提高准确性和时效性;四则还可为纳税信用等级评定提供基础信息和依据,对于建设纳税信用体系乃至诚信社会都有着重要推动作用。因此,各级税务机关要认真贯彻国家税务总局不久前下发的纳税评估管理办法,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情况,产业结构、行业特点、纳税人的生产经营规模、财务核算情况等信息资料,制定纳税评估指标及其预警参数,合理确定纳税评估对象,建立和完善依托信息化手段的纳税评估预警系统,按照评估分析、约谈辅导、调查核实、评定处理等程序,对纳税人纳税申报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进行全面系统评估,做到有的放矢,有效管理。强化税源管理工作为纳税服务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提高税源管理能力的过程也是提高纳税服务能力的过程。通过在强化税源管理中优化纳税服务,提高工作效率,为纳税人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优质服务,也是把纳税服务工作做实、做好的根本出路。
3、完善一级稽查。对稽查机构进行重组,在地级市设立一个专业稽查局,负责市区范围内的一级稽查和对所属各县范围内的稽查管理和重点稽查;在县级局设立一个专业稽查局,负责全县范围内的一级稽查。随着征管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逐步过渡到一个市(含县)只设立一个稽查局,实行全市范围内的统一稽查,在大环境下统一政策、统一管理,形成专业化的大稽查格局,从机制上形成稽查活力。同时,明确稽查局专司偷税、逃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以及抗税案件的查处,使稽查职能实现由“收入堵漏型”向“执法保障型”的转变,对纳税人有重点地实施稽查,不断加大处罚力度,提高稽查的针对性和准确性,发挥稽查部门查处税务违法行为的“威慑”作用。
(三)以重在治权为核心,建立监督制约机制。
完善的征管质量控制体系、健全的监督制约机制,是税收征管流程得以安全运行的基本保证。作为税收征管主体的各部门、各环节、各岗位只有在制度的框架下从事征管活动,行为才能得到规范,工作才能更有效率,现代征管模式才能得以协调高效的运行。
1、建立严密的征管过程监控体系。对内,一是通过流程环节的自我控制,对容易产生腐败的关键业务活动,通过部门分权形成横向制约;二是上级通过计算机对各环节絷地情况进行随机检查,并对重点岗位、重点环节通过执法检查进行柔性控制,形成纵向制约;三是通过计算机设定程序,流程自动记录、超时自动催办,减少过程中人为因素影响,实现计算机对过程自动控制。对外,一方面通过对流程的重点环节进行监控,发挥巡查调查、纳税评估、检查的功能,形成流程的关联控制;另一方面通过建立监控指标体系,实时跟踪、筛选、比对、分析纳税人涉税数据信息,科学评估涉税指标,防止偷、逃纳税行为的发生,形成信息化的防范机制。
2、设计完备的征管质量考核体系。根据再造后的流程设计考核办法,优化考核指标,改进考核手段,建立新的考核体系,实现由部门考核向流程考核转变,由集中考核向日常考核转变,由手工考核向计算机考核转变,由定性考核向定量考核转变;提高考核频率,实行动态考核,采取定期考核和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定期对征管质量和征管全过程进行考核、监控,通过考核寻找征管的薄弱环节,随时暴露问题、及时加以解决;建立征管质量考核网络,形成市局—县(区)局—基层分局(科、股、所)的三级征管质量考核监控体系,切实加强对执法过程的考核。同时,将考核结果与岗位、能级联系,与收入分配、评先创优、干部使用等方面利益挂钩,形成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机制和竞争激励机制。
(四)树立“以纳税人为中心”的理念,构建税收服务体系。就税务机关而言,税务机关就是国家为纳税人提供的涉税服务组织,纳税人就是税务机关的“顾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更多、更复杂的纳税人群体,税务机关应在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树立“以纳税人为中心”的理念,建立一个高效的税收服务体系。
1、正确处理规范反证法与优化服务的关系。处理好税收执法与税收服务的关系是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关键。税务机关要切实转变观念,增强服务意识,充分认识到搞好服务是提高征管水平的重要手段,始终把尊重纳税人、理解纳税人、关心纳税人贯穿在税收征管中,积极、主动、及时地为纳税人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在管理理念上要实现由“基本不相信纳税人能够依法纳税”向“基本相信纳税人能够依法纳税”转变、从“监督打击型”向“管理服务型”转变。注重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对纳税人作“无问题推定”,是社会进步和征纳双方素质提高的要求和体现,但一定要在树立服务理念的同时加大管理、稽查力度,不能淡化执法观念,降低税务部门的执法严肃性。要用法律法规的形式来规范税务服务的对象、范围、形式、权利、义务等内容,促使服务体系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使管理执法和优质服务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不断提高征管效率和质量。
2、提升纳税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一是提高服务的科技含量,实现纳税手段的新突破。要充分运用电子、通信等现代化科技手段改造税收管理,如推行网上报税、电子划款、税银联网、电子定税、开通12366热线和建立税务网站等,使纳税人和税务机关从繁杂的办税事务中解脱出来,为纳税人提供从税务登记、发票发售、咨询服务、申报缴税等一系列方便、快捷、经济、高效的服务;二是积极探索个性化服务,实现纳税服务形式的新突破。要针对不同纳税人的特点和需求,主动提供更加周到细致的个性化服务,如预约服务、办税绿色通道、提醒服务、送政策上门等,同时积极开展征纳以向互动服务,如通过信件、语音电话、网络、调查走访、局长接待日等建立固定收集纳税人意见和进行反馈的渠道,增加征纳双方的了解沟通和双向互动;三是拓宽服务内涵,实现纳税服务内容的新突破。如简化办税流程、办税环节、审批程序,积极推行一个办税服务厅办理,一个窗口受理、一站式服务、一次性办结的办税服务新格局等,不断提高服务的质量与效率。
(五)加强人才建设,提高税收征管干部队伍整体素质。
税收调研报告 篇5
(一)以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地税局为例
xx年,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地税局的重点税源企业有333户,与XX年前相比,范围有了明显扩大。为此,东湖开发区地税局及时了解税源变动情况,通过强化重点税源企业监控管理,进一步增强税收收入预测准确度,掌握组织收入主动权,为圆满完成税收任务提供有利保障。
重点税源户的管理工作中,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以日常监控为重点,以汇算清缴、税源分析、纳税评估为手段,实行“一户式”监控管理。对重点税源户的生产经营、资金周转、财务核算、涉税指标(收入、成本、费用、利润、应纳税所得额、应纳所得税额)等静态和动态数据情况进行适时跟踪。并根据监控需要,及时采集重点税源户的相关涉税信息,准确掌握企业相关情况。
通过加强对重点税源户管理,及时、全面地掌握企业纳税申报数据的真实性;通过对重点税源户生产经营变化的深入分析,准确把握经济税源的变动情况;通过税源变动因素分析,预测税源发展变化趋势,提高税收分析预测的准确性;编制和分配税收计划中,通过抓住重点税源管理,提高税收计划编制和组织收入工作的科学性;税收计划执行过程中,通过抓住重点税源,发现和及时解决组织收入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确保税收计划任务顺利完成。XX年,列入监控范围的年纳税50万元以上重点税源企业实现税收收入313294.66万元,占同期税收收入总额的68.49%,同比增收107264万元。同时,通过加强重点税源户的管理,降低了税收征管成本,提高了税收管理质效。
二、重点税源户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税源信息不对称,税源监控水平较低
在重点税源监管工作中,由于纳税人实际财务信息与税务机关掌握的信息不对称,致使纳税人上报的财务会计报表和纳税申报表所反映的税源状况真实性难以确认。“隐匿收入,少报收入”的现象时有发生,税务机关按纳税人提供的相关纳税信息征税,往往会造成税收流失、税源失控。
(二)报表种类繁多,工作效率不高
目前,重点税源企业向税务机关报送的报表除重点税源的“企业表”外,还必须报送纳税申报表、附列报表、企业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分配表)等多种资料,众多的报表让企业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加之,许多指标在各类报表中存在重复填列、重复报送的情况,不同程度地增加了纳税人的抵触情绪,对报表的质量以及报送工作效率造成了一定影响,税源管理机会成本增加。
(三)受管理水平制约,监控数据分析利用度不高
目前,对于重点税源涉税数据采集的利用大多仅停留在就数层面,深入分析利用度不高。主要表现在:分析方法较为简单、数据分析应用内容相对单一、重点税源监控数据的分析应用面较窄三个方面。
三、加强与完善重点税源管理的建议
(一)合理确定重点税源管理范围
重点税源的确定应根据地区经济条件的差异,合理确定数量;重点税源企业既可以根据其规模合理划分,也可依照行业划分。如房地产行业、建筑安装行业等实行集中管理。重点税源企业确定后,可以根据企业特点将企业分为若干种类型,并针对特殊企业和相关事项,实行不同层次和不同深度的税源管理。对于税收征管薄弱环节,要进行有针对性的强化;同时要突出管理重点,带动税源管理整体向精细化和规范化推进。
(二)实行个性化、信息化的重点税源管理
由于重点税源个体化差异的客观存在,因此需要因地制宜不断创新管理方式,填补非常规性管理的空白。同时,由于重点税源是一个层次结构复杂、经营范围广泛、内部运作紧密的系统,需要充分运用信息网络技术,建立和完善以信息手段为支撑、规范管理为原则、严密监控为体系的综合性管理,实现专业化的重点税源管理。
(三)综合运用多形式的管理手段
充分运用日常管理、预警指标、纳税评估等重点税源户管理的手段,及时发现重点税源管理中存在的难点、疑点和问题。通过强化日常税收管理,对重点税源户的生产经营情况进行深入了解。如纳税所得和税前扣除,是否享有扣除或列支的政策许可;投资利息、技术转让费、特许权使用费等的分摊,是否相符相关政策的规定;佣金的收取比例及支付方的列支,是否符合相关规定标准;母、子公司控制与受控的关联程度如何,是否存在转移利润等问题。通过预警指标的运用,对税收、税负与资产、存货、收入、费用、人员工资等比例关系的进行分析,掌握纳税人的税款纳税情况。通过纳税评估,对纳税人的纳税申报情况进行有效的监督,确保纳税申报的真实性。只有综合运用多种方式进行深层次的税收管理,才能确保重点税源的有效管理和监控。
(三)强化社会化的重点税源监控体系
充分利用社会协税网络,进一步强化重点税源管理。强化与工商行政管理、公安、街道办事处的协作,避免漏征漏管现象的发生;强化与金融、海关等部门的协作,及时掌握重点税源纳税申报情况;强化与审计、公检法等部门的协作,对重点税源税款缴纳情况进行有效监督。同时,通过建立税收违法事件有奖举报制度,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协税护税的积极性。
(四)完善科学的重点税源管理绩效考核评价办法
企业税收自查情况报告 篇6
我公司与20xx年4 月12 日至20xx年5月10日对公司20xx 年1 月20xx 年12 月的帐务进行了自查,现将清查的情况汇报如下,由于时间仓促,汇报的内容难免有些问题或有所遗漏,如有不妥,请理解和指正,谢谢!
纳税人名称:
税务登记号:
纳税人识别号:
经济类型:
法人代表:
检查时限 20xx 年1 月2011 年12 月
一、企业基本情况:
我公司系私营企业,经营地址:主营:注册资金: 人。法人代表:,在册职工工资总额。20xx年实现营业收入 20xx 经营性亏损元。
二、流转税(地税):
1.主营业务收入:我公司20xx 年1 月20xx 年12 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元。
2.营业税:我公司20xx 年1 月20xx 年12 月应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元,已缴纳多少元,应补缴多少元。
3、城市维护建设税:我公司20xx 年1 月20xx 年12 月应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元,已缴纳多少元,应补缴多少元。
4、教育费附加:我公司20xx 年1 月20xx 年12 月应缴纳教育费附加元,已缴纳多少元,应补缴多少元。
5、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我公司20xx 年1 月20xx 年12 月 年应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多少元,已缴纳多少元,应补缴多少元。
6、防洪保安资金:我公司20xx 年1 月20xx 年12 月应缴防洪保安资金多少元,已缴纳多少元,应补缴多少元。
7、地方教育附加费:我公司20xx 年1 月20xx 年12 月应缴多少元,已缴纳多少元,应补缴多少元。
三、地方各税部分:
1.个人所得税:我公司法人代表20xx -20xx 工资收入元,我公司20xx -20xx 个人工资收入未达到个人所得税纳税标准,无个人所得税。
2.土地使用税:我公司20xx -20xx 应税土地面积10000平方米,应纳土地使用税2万元,已缴纳。
3.房产税:我公司20xx -20xx 应税房产原值1000万元,应纳房产税8.4万元,已缴纳。
4.车船税:我公司拥有乘用车 辆,应缴纳车船税 元,已缴纳;商用车辆,其中客车辆,应缴纳车船税 元,已缴纳;货车辆,应缴纳车船税 元,已缴纳。
5.印花税:我公司20xx-20xx 主营业务收入元,按0.03%税率应缴纳印花税元。帐本4 本,每本5 元贴花,共计元。合计应缴纳印花税元。
四、规费、基金部分:
1、我公司20xx -20xx 为职工150 人缴纳了社会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其他人员未在我公司缴纳,原因系这批职工的社会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仍由以前的工作单位代缴,关系未转入我公司。
2、我公司20xx -20xx 交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元。
五、发票使用情况:
20xx-20xx 我公司开具了**发票,多少张,金额多少,已全部记帐作收入。
以上自查,请**税务局审核,因水平有限,不当之处,请多批评指导。
范文二
我公司是某某食品有限公司在新疆登记注册的全资子公司,属于食品加工企业,经营范围为方便面、挂面、粉丝、调味品的生产与销售。注册资金1000万元。
我公司于20xx年正式生产运营,设有供应、生产、物流、营销、财务等部门,遵循企业会计核算方法,设置总账、明细账等,目前使用金蝶软件,我公司纳税申报按照要求统一进行网上申报,各国税、地税申报税种有增值税、城建税、房产税、教育费附加、个人所得税等税种,均为自行申报,没有聘请税务等代理机构。我公司每年都聘请某税务师事务所的人员对我司所得税汇算清缴、审计工作进行核实检查并出具报告,现将我公司的自查情况汇报如下:
我公司用于抵扣进项税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真实合法的,没有开票单位与收款单位不一致或票面所记载货物与实际入库货物不一致的发票用于抵扣。
用于抵扣进项的运费发票是真实合法的,没有与购进和销售货物无关的运费申报抵扣进项税额;没有以购进固定资产发生的运费或销售免纳增值税的固定资产发生的运费抵扣进项税额;没有以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发票和国际货物运输发票抵扣进项;不存在以开票方与承运方不一致的运输发票抵扣进项;不存在以项目填写不齐全的运输发票抵扣进项税额等情况。
我公司取得的增值税普通发票、通用机打发票、手工发票等,已经国税官网查询,查询信息与票面均一致。
不存在购进房屋建筑类固定资产申报抵扣进项税额的情况。
不存在购进材料、电、汽等货物用于在建工程、集体福利等非应税项目等未按规定转出进项税额的情况。
发生退货或取得折让已按规定作进项税额转出。
用于非应税项目和免税项目、非正常损失的货物按照规定作进项税额转出。
销售收入是完整及时入账:不存在以货易货交易未记收入的情况;不存在以货抵债收入未记收入的情况;不存在销售产品不开发票,取得的收入不按规定入账的情况;不存在销售收入长期挂帐不转收入的情况。不存在视同销售行为、未按规定计提销项税额的情况
不存在开具不符合规定的红字发票冲减应税收入的情况:发生销货退回、销售折扣或折让,开具的红字发票和账务处理符合税法规定。
营业收入完整及时入账,现金收入按规定入账;给客户开具发票,相应的收入按规定入账。按《营业税暂行条例》规定的时间确认收入,准时完成纳税义务。
不存在各种减免流转税及各项补贴、收到政府奖励,未按规定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不存在利用虚开发票或虚列人工费等虚增成本、使用不符合税法规定的发票及凭证,列支成本费用、在成本费用中一次性列支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物品未作纳税调整;达到无形资产标准的管理系统软件,在营业费用中一次性列支,未进行纳税调整。
不存在计提的职工福利费、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超过计税标准,未进行纳税调整、计提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职工住房公积金超过计税标准,未进行纳税调整、计提的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年金等超过计税标准,未进行纳税调整。
不存在擅自改变成本计价方法,调节利润。
不存在超标准计提固定资产折旧和无形资产摊销:计提折旧时固定资产残值率低于税法规定的残值率或电子类设备折旧年限与税收规定有差异的,未进行纳税调整;计提固定资产折旧和无形资产摊销年限与税收规定有差异的部分,已进行了纳税调整。
不存在超标准列支业务宣传费、业务招待费和广告费、擅自扩大技术开发费用的列支范围,享受税收优惠。
企业以各种形式向职工发放的工薪收入已依法扣缴个人所得税。
我国物流企业税收负担研究报告 篇7
一、物流企业税收支出增长快于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长速度
我国物流企业的税收支出主要在三个环节:一是提供服务环节, 涉及增值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印花税;二是收益实现环节, 涉及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三是服务设施的持有和使用环节, 涉及车辆购置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 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和契税。
近年来, 物流企业税收支出增长较快。样本数据显示, 样本物流企业2008~2012年税收支出平均增长9.81%, 而同期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分别增长4.56%和3.29%。对比计算, 税收支出增幅比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分别高出5.25和6.52个百分点, 大大快于同期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的增长速度。
从税收支出结构来看, 2008~ 2012年样本物流企业最大的税收支出税种是企业所得税, 其次是营业税, 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的税收支出占总税收支出的8 0 . 7 5 % 。从2008~2012年变动趋势来看, 受部分地区“营改增”试点影响, 2012年营业税支出占比有4.07个百分点的下降, 增值税支出占比有所上升。土地使用税税收支出占比呈先升后降趋势, 反映出土地使用税减半征收的政策效应。
物流企业各业务板块税收支出结构差异较大。运输业的营业税支出占比最高, 货物代理业、仓储业和快递业的企业所得税所占比重较大。仓储业的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税收支出, 运输业的车船税支出占比明显高于其他板块。
二、物流企业税收负担高于全国宏观税负水平
评价物流业税收负担水平的高低, 需要与社会平均水平进行比较。本次调查, 将全国宏观税收负担水平 (全国税收收入/ G D P ) 作为比较依据;同指标的物流业税负水平计算公式为:物流业税收负担水平=物流业的税收支出/ 物流业增加值。
样本数据显示, 2008~2012年样本企业五年间的平均税收负担水平为20.19%, 高于全国同期宏观税负水平 (18.26%) 1.93个百分点, 且税收负担水平呈逐年递增趋势。 如果考虑到物流企业不作为纳税人但实际负担的隐性税收支出, 五年间样本企业实际税负平均水平为26.79%, 比宏观税收负担均值高出8.53个百分点。
对于不同业务板块, 考虑隐性税收支出的情况, 运输业是税收负担最重的板块, 仓储业次之, 然后是货代和快递业, 且物流业所有板块税负水平均高于全国宏观税负水平。
三、现行税收制度对物流业发展的影响
物流业是新兴的服务业。通过整合社会资源, 进行一体化运作, 网络化经营, 提供专业化、社会化的物流服务, 是其基本的运作模式。现行税收制度与这种新的模式还不能够完全适应, 必然影响物流业发展。
一是物流业税负偏重, 不利于企业成长壮大
物流业是充分竞争的行业, 物流企业平均利润率呈逐年下降趋势。仓储企业为3 % ~5 % , 运输企业为2 % ~3 % , 货代和一般物流服务的利润率仅为2%左右。而企业税收负担却高于全国宏观水平, 税收支出的增长速度又快于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长。较低的利润率和较高的税收负担, 导致大型企业缺乏发展后劲, 小型企业难以为继。
2012年以来,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逐步在全国推开, 物流企业税收负担进一步加重。特别是交通运输服务税率设置, 从营业税体制下的3%上升到增值税体制下的11%, 再加上抵扣不足, 导致物流业尤其是从事交通运输服务的企业税负增加较多。与原来的营业税体制相比, 多数企业增加一倍左右。物流企业处于产业链条的下游, 很难通过提高服务价格来弥补税率升高带来的负担。虽然有的地方采取了财政补贴的方式, 但这种临时性办法也很难复制和延续。这就进一步加重了物流企业的税收负担, 削减了利润空间, 不利于企业成长壮大。
此外,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2010年发布的《关于安置残疾人就业单位城镇土地使用税等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0〕121号) 提出, 将地价计入房产原值征收房产税。 不仅形成了房产占地实际上的重复纳税, 也进一步加重了企业的税收负担, 而且在执行中也会产生地价确定标准不统一等征管问题, 不利于仓储型物流企业的健康发展。
二是增值税税率不统一, 对物流业一体化运作形成制约
整合运输、仓储等各个业务环节, 通过一体化运作降低社会物流总成本, 是物流业基本的运行特征。而物流业各环节税目不统一、 税率不相同是长期困扰行业发展的瓶颈问题。营业税制度下将物流业务划分为交通运输业和服务业两类税目, 分别实行3 % 和5 % 的税率。 为此, 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政策措施的意见》 (国办发〔2011〕38号, 业内称“物流国九条”) 明确指出: “要结合增值税改革试点, 尽快研究解决仓储、配送和货运代理等环节与运输环节营业税税率不统一的问题。”而2 0 1 2年开始的“营改增”试点政策, 仍然对物流业设置了“交通运输服务”和“物流辅助服务”两个税目, 税率分别为11%和6%。这不仅与国务院的要求不相符合, 而且不适应现代物流业发展的需要, 还增加了税收征管工作的难度, 增大了物流企业的纳税风险。
三是跨区域统一纳税无法实现, 对物流业网络化经营形成障碍
网络化经营也是物流企业基本的运行模式之一。2008年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 取消了对物流企业所得税统一缴纳的规定。在全国范围内经营, 设置分支机构的物流企业执行《跨省市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分配及预算管理办法》 (财预〔2012〕40号) 。企业分支机构按照规定, 应分别就地按月或者按季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预缴企业所得税, 不得总机构统一纳税。就地预缴企业所得税的方式, 不利于企业及时在集团内部统筹盈亏, 割裂了物流企业的网络关系, 增加了集团运营成本和税负, 制约着物流企业做强做大。
物流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 集团型企业也面临着不能合并纳税的问题。大型物流企业普遍具有集团统一管控, 分子公司分散经营的组织结构。随着集团内部集中采购和专业化运作, 极易形成同一企业集团内部不同纳税主体间的进销项费用严重不匹配的问题。《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经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或者其授权的财政和税务机关批准, 可以由总机构汇总向总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2011年12月30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执行总机构试点纳税人增值税计算缴纳暂行办法的通知》 (财税 〔2011〕132号) , 允许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及其分、子公司合并缴纳增值税, 但是没有在全行业推行。
四是物流业所属行业边界模糊, 适用税目、税率认定不清
现代物流业是一个复合型产业, 涉及运输、仓储、货代、快递、配送、信息等多种业态, 目前我国尚未统一物流行业认定标准, 导致对物流业所属业态适用的税目、税率认定不清。如, “营改增”之前, 对于快递业务各地按营业税中的交通运输业、服务业、邮电通信业三个不同税目征收营业税。由于三个税目的税率相差不大 (3 % 、5 % ) , 因此矛盾不太突出。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 矛盾开始凸显。快递企业或被认定为提供交通运输服务, 适用11 %的税率缴纳增值税;或被认定为提供物流辅助服务, 适用6 % 的税率缴纳增值税;或依然按提供邮电通信服务, 缴纳3%的营业税。《关于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 (财税〔2013〕106号) 虽然增加收派服务税目, 但是收派服务与交通运输服务很难界定, 势必增加纳税征管难度。
五是针对物流业的税收支持政策不多, 力度不足
“十一五”和“十二五”两个五年规划, 都把物流业作为独立的产业门类单设一节, 要求“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但物流业的产业地位并没有在税收政策中得到充分体现。近年来虽有个别税收支持政策出台, 但都是零散的、适用面不大的规定。针对整个物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只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试点物流企业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2005〕208号) 和 《关于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2〕13号) 。到目前, 国税发〔2005〕208号政策已于2013年8月1日失效, 而财税〔2012〕13号, 将于2014年12月31日到期, 同样面临后续政策的跟进问题。
已出台的税收支持政策落实不够。对于土地使用税减半征收政策, 有企业反映, 部分地区对物流企业认定和政策执行人为设限, 导致符合条件的企业无法享受该项政策。对于专业建造并出租仓储设施的企业, 部分地区不予认定为物流企业。还有的地区重新调整了土地级别, 提高了土地使用税征收标准, 导致政策减负效应大幅削弱。
刚刚出台的财税〔2013〕106号文明确提出国际货代服务免税政策, 但是在政策落实中存在较大问题。由于没有统一明确的政策解释, 加上对行业情况和运作模式不够了解, 各地税务机关在地方解释和实务操作中存在较大偏差, 一些地方要求提供国际运输合同作为备案材料, 不符合行业实际情况, 国际货代免税政策也没有得到有效落实。
四、完善我国物流业税收制度的政策建议
物流业是支撑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 加快物流业发展, 对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国民经济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政策措施的意见》 (国办发 〔2011〕38号, 业内称“物流国九条”) 明确提出, “切实减轻物流企业税收负担。”根据物流业的产业特点和物流企业一体化、社会化、网络化、规模化发展要求, 我们建议, 把物流业作为独立的服务产业看待, 统筹完善有关税收政策。
(一) 统一物流业各环节增值税税率
建议将“货物运输服务”和 “物流辅助服务”统一执行6%的税率。此举不仅符合国务院“物流国九条”的基本精神, 有利于物流业一体化运作, 体现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导向;而且符合“营改增”试点中“改革试点行业总体税负不增加或略有下降”的指导思想, 有效解决了试点中交通运输业税负大幅增加的问题;同时, 减少了操作层面的麻烦, 有利于降低征管成本, 适应物流业一体化运作、 网络化经营的特点。建议设立“综合物流服务”税目, 对运输、仓储、货代、配送等物流业务各环节实行统一税率、统一发票。
(二) 允许物流企业集团统一纳税
建议允许集团型物流企业实行企业所得税总分机构统一申报缴纳, 取消对跨省市总分机构物流企业实行“就地预缴”的政策。允许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物流企业集团总机构纳税人实行增值税合并纳税。
(三) 进一步落实土地使用税减半征收政策
建议进一步明确物流企业认定范围。凡是专业化、社会化的仓储设施用地均可享受该项政策。明确将专业建造并出租仓储设施的企业和提供仓储服务的仓库企业视同专业物流企业。进一步明确物流基础设施平台建设类单位 (物流园区、 物流中心、货物中转站) 享受该项政策。
由于该项政策2 0 1 4年即将到期, 考虑其对物流业发展的积极作用, 建议将该项政策长期实施。
(四) 调整和修订不合理税收政策
为解决交通运输业“营改增” 后税负增加的问题, 建议对于交通运输业近五年内购置的存量资产 (如机器设备、运输工具等) , 允许每年计提的折旧额中包含的进项税额核定为可抵扣进项税额;或者按照合理的折算比例折算企业期初留抵进项税额。对于物流业一些相对固定的支出 (如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 , 按照行业平均水平测算应抵减比例, 将这些项目的支出作为减计收入处理, 计算销项税额。
在房产税方面, 建议对于已经统一缴纳了土地使用税的专业物流企业, 不再将地价再次计入房产原值征收房产税, 专业物流企业使用的房产地价不再计入房产原值。
对于国际货代免税政策, 建议取消以国际运输合同作为备案材料的规定, 要求国际货代企业保存运输单据 (提单、运单、分单、货物清单等) 或国际航行船舶出口岸许可证以及相关的结算单据作为备案材料。对于从事国际货代业的企业, 按照营业执照中经营范围列示的“国际货运代理、国际船舶代理”认定其可从事国际货代业务。
(五) 出台支持物流业发展的长效税收政策
企业与税收筹划研究 篇8
关键词:税收筹划;特点;注意问题
1 税收筹划概念及其特点
税收筹划是指企业在税法规定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对生产经营、投资、理财等活动的事先筹划和安排,尽可能地节约税款,以达到减轻税收负担为目的的经济行为。它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1)合法性。(2)择优性。(3)整体性。(4)普遍性。
2 企业进行税收筹划应注意的问题
(1)税收筹划必须遵守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只能在税收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必须依法对各种纳税方案进行选择。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保证所设计的经济活动、纳税方案为税收主管部门所认可,否则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并承担法律责任,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损失。
(2)税收筹划应进行成本一效益分析。如果税收筹划所产生的收益不能大于税收筹划成本,税收筹划就没有必要进行了。
(3)税收筹划应从总体上系统地考虑。一项成功的税收筹划必然是多种税收方案的优化选择,必须综合考虑。一方面,企业税收筹划必须着眼于企业整体税负的降低,不能只盯在个别税种的负担上,因为各个税种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一种税少缴了,另一种税可能就要多缴;另一方面,企业的税收筹划不是企业税收负担的简单比较,必须充分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
(4)税收筹划应在纳税义务发生之前进行。税收筹划必须在应税行为或应税事实发生之前对企业的投资、经营和理财等活动进行筹划和安排。
(5)税收筹划应注意风险的防范。税收筹划之所以有风险,与经济环境,国家政策及企业自身活动的不断变化有关。尤其是那些立足长期的税收筹划,更是蕴涵着较大的风险性。另外,无论什么税种,在纳税范围和应纳税额的界定上,法律都赋予税务机关一定的职业判断。因此,在企业税收筹划中,有关人员除了全面学习税收法规之外,密切保持与税务部门的联系与沟通,至关重要。
3 税收筹划的应用例举
(1)企业组建过程中的税收筹划。企业在组建过程中,可选择恰当的组建形式来进行税收筹划:一是公司制企业与合伙制企业的选择。当前我国对公司制企业和合伙制企业实行差别税制。比如有限责任公司与合伙经营相比较:有限责任公司要双重纳税,即先交企业所得税,股东在获取股利收入时再交纳个人所得税;而合伙经营的业主或合伙人只需交纳个人所得税。二是分公司与子公司的选择。一般说来,如果组建的公司一开始就可盈利,设立子公司就更为有利。在子公司盈利的情况下,可享受到当地政府提供的各种税收优惠和其他经营优惠。如果组建的公司在经营初期发生亏损,那么组建分公司就更为有利,可减轻总公司的税收负担。
(2)企业投资决策过程中的税收筹划。有时国家为了支持某些区域的发展,一定时期内对其实行政策倾斜,如现行对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西部地区等的税收优惠政策。在这些地区投资,有些税种可以少交或不交,这完全符合政府的政策导向和税法的立法意图。因此,在国内进行投资时,应适当选择这些税收优惠地区。另外,为了优化产业结构,国家在税收立法时,也作了相应的规定,以鼓励或限制某些行业的发展。因此,企业投资时选择投资何种行业也可以进行税收筹划。
(3)企业对外筹资的税收筹划。一般而言,当企业息税前的投资收益率高于负债利息率时,增加负债,就会获得税收利益,从而提高权益资本的收益水平;当企业息税前的投资收益率低于负债利息率时,增加负债,就会降低权益资本的收益水平。总之,各种筹资方式的选择并无定数,必须根据具体情况综合考虑资金成本、税负和收益等因素,以企业整体利益最大为目标进行选择。
(4)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税收筹划。如对于享受限期减免所得税优惠的新办企业,获利年度的确定也应作为企业税收筹划的一项内容。由于新办企业产品初创,市场占有率相对较低,获利初期的利润水平也较低,因此,减免所得税给企业带来的利益也相对较小。为了充分享受所得税限期减免的优惠,企业可通过适当控制投产初期产量及增大广告费用等方式,一方面推迟获利年度,另一方面通过提高产品知名度,充分挖掘其潜在的市场占有率,提高获利初期的利润水平,从而获得更大的节税利益。
参考文献
【税收研究报告】推荐阅读:
海关税收研究05-08
绿色税收研究06-16
税收优惠研究10-29
税收政策研究08-29
税收征管效率研究10-31
环境税收制度研究01-12
税收电子化研究08-26
地方税收优化问题研究10-10
电力企业税收筹划研究05-22
税收宣传工作研究0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