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故事

沈从文的故事（精选8篇）

沈从文的故事 篇1

沈从文与张兆和自1933年结婚，到1988年沈从文逝世，共同生活了55年之久。但沈从文也是个多情而浪漫的男人，先后追求过几个女人，他曾说：“打猎要打狮子，摘要摘天上的星星，追求要追求漂亮的女人。„„女人虚情假意，不能说真话。”其实，这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无非人性人情而已。沈从文曾经有过一段淡淡的婚外情，“第三者”人称“福建玫瑰”。

“福建玫瑰”叫高韵秀，笔名青子，高中学历。据张兆和在1997年回忆，高青子长得的确很美，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文艺青年，一张白白的娃娃脸，身材高挑，打扮时尚洋气，一头黑而光柔的头发，一点陌生羞怯的笑，给人一个优雅而脆弱的印象。

那是在1935年春，沈从文到亲戚兼老乡熊希龄（民国第一任总理，湖南凤凰人，沈从文七姨父的哥哥）的北平西山别墅。在华贵的客厅里，邂逅了来接待他的高韵秀，沈从文眼睛一亮。两人不禁攀谈起来，姑娘是沈从文的粉丝，富有灵性的她喜爱其小说，熟悉其作品中的人物，两人聊得十分开心。

一个月后，沈从文又来到熊公馆。正值晚春，高韵秀优雅地袅娜而来，她穿的衣裳是仿照沈从文小说《第四》中女主角的服饰。沈从文傻傻地看着她苗条柔软的曲线，忘记了吃菜。看着呆愣的沈从文，高韵秀那小小的得意毫不掩饰地显露在脸上。沈从文一刹那间喜爱上了这个聪慧的姑娘，喜爱她兰心蕙质的细密心机，更喜爱其艺术直觉：《第四》中的“紫”，是沈从文的甜美与忧伤，也是高韵秀的深情与渴望。饭后，高韵秀拿出自己的作品《紫》，署名：高青子。奇异之光点亮了沈从文心头那隐秘的角落。他浏览完毕，点点头说：“很好，很美，我留用。”两人十分高兴。

沈从文把短篇小说《紫》推荐给萧乾，发表在《大公报·文艺》上，后来高韵秀又陆续发表了《黄》、《黑》、《灰》、《白》和《毕业与就业》等短篇小说，她用不同颜色叙说了不同女性的悲剧遭遇，心思非凡。颜色是心境的反映，高韵秀爱上才华横溢的作家沈从文，内心是痛苦的，因为他是有家室的人，且已有了儿子，她是个尴尬的“第三者”。从其小说看，只有高中学历的高韵秀是有才华的，《紫》写得尤其感情丰富、细腻，情节感人。沈从文的《边城》、《主妇》其实就是他在现实中受到婚外感情的诱惑而又逃避的结果。沈从文和张兆和从浪漫的爱情走向实际的婚姻，在精神上逐渐生出审美疲劳，而且张兆和嫁给他多少是被动的（两人是师生恋，沈从文比她大八岁，追了她三年零九个月才嫁给他），张兆和非文艺青年，她对文学创作，颇感隔膜。《边城》中的翠翠，就有高韵秀（青子）的影子，“翠”即“青”。

1936年春节刚过，沈从文与高韵秀的婚外恋在平静的家里掀起令人不安的波澜，他将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向张兆和坦白了，张兆和感到意外、震惊、痛苦和不解，一气之下从北京回到苏州娘家。沈从文每天给妻子写一封长信，坦白他对高韵秀的爱慕和关心，其中一些伤心的话也曾引起张兆和的嫉恨。痛苦、无助的沈从文找到林徽因倾诉，林徽因和梁思成、金岳霖多方劝慰。

抗战爆发后，沈从文、张兆和及其两个儿子，先后来到昆明，1938年11月一家人在昆明西南联大团聚了，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国文系任副教授，月薪280个大洋。1939年6月，高韵秀也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做管理员，刚好沈从文的妹妹沈岳萌也在图书馆供职。据说高韵秀这份职业是经沈从文帮忙得到的。高韵秀和徐芳（女诗人）、张敬、熊瑜（熊希龄侄女）共住昆明玉龙堆四号一套房子，四位女士共享一间客厅。

到昆明后，沈从文和高韵秀的交往更加密切，这期间，沈从文写了备受争议的作品《看虹录》（郭沫若甚至称他是桃色作家），含蓄隐晦地表达他和高韵秀之间的精神婚外恋。沈从文和高韵秀之间的频繁接触，引起许多流言蜚语，但沈从文依旧我行我素。

应该说，沈从文在情感和家庭生活中是幸运、幸福的，尽管他和高韵秀的婚外恋引起了家庭矛盾，但张兆和十分宽容，并没有限制他的交游和创作，她甚至托人给高韵秀介绍对象。而沈从文也始终深爱着妻子，当情感退潮，理性又回到了沈从文身上，高韵秀像流星一般，匆匆划过天空，永远离开了沈从文。

1941年2月，痛苦而纠结的高韵秀辞职离开西南联大，据说嫁给了一个国民党高级军官（一说是工程师），1948年她去美国前，曾经到上海看过萧乾，从此就不知所终了。

沈从文的故事 篇2

《萧萧》作为沈从文代表作之一, 无疑展示了他在小说人物塑造、情节安排等方面的较高水平。除了上述两个写作技巧方面的特点, 《萧萧》中特有的乡风民俗也成为了沈研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童养媳”和“沉潭”两种制度, 它们作为落后的民俗一直为现代人所抨击, 在五四作家笔下, 这两种制度多作为批判封建制度吃人本质的实证, 然而在沈从文笔下它们的戾气得以消解, 反之成为人性美的证明。这体现了沈从文审美的人性观, 即一种从一切事物乃至丑恶中仍能见出美善人性的仁者胸襟。本篇将从《萧萧》中沈从文由“恶”中见出“善”的两个代表事件、小说人物塑造和情节安排三方面来阐述沈从文的人性观。

一、丑恶中见美善

正如夏志清在沈从文评论中所说的:“这个世界, 尽管怎样堕落, 怎样丑恶, 却是他写作取材时唯一的世界。”3写作来源于现实生活, 夏氏道破的正是沈从文写作所取的源泉。然而与“堕落”“丑恶”的现实相比, 沈从文笔下的世界犹如世外桃源, 这样的作品无疑是他审美的人性观作用的结果。在《萧萧》中, 童养媳制度和萧萧经引诱后要面临的惩罚作为“恶”的代表并没有导致世外桃源的毁灭, 相反却折射出人性之美, 这就体现了沈从文善于从丑恶中剥离出美善的人生态度。

作品首先以一种波澜不惊的态度交代了主人公萧萧的身份:童养媳。童养媳制度作为旧社会的残留通常让人深恶痛绝:它不仅剥夺了妇女的人身自由, 而且出嫁后夫家繁重的家务、与丈夫畸形的关系等磨难使妇女失去了基本的人权。但在沈从文的笔下这种制度并不可怕, 这种制度下的萧萧并未成为“牺牲”。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萧萧的童养媳生活。一是萧萧夫家的人如何对待萧萧, 二是萧萧的生活状态。

在夫家人里, 和萧萧关系最紧密的自然是“小丈夫”, 她和小丈夫的关系更类似于姐弟, 小丈夫对萧萧是既怕又爱的, 他时刻跟着萧萧, 已经和她建立了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他宁愿保守萧萧的秘密, 也不愿去告密以维护“自家人”乃至自己的利益;在知道萧萧因为肚子里有了儿子而要远嫁之后, 他宁愿原谅萧萧大肚子的错误, 也不愿萧萧离去。他以一颗纯真的童心接纳萧萧, 萧萧对他来说是一个照顾他并管教他的长姐, 他也由此像对待姐姐一样爱她、敬她。因此他们的关系是单纯的、不掺杂质的, 概括而言就是姐弟亲情。除了小丈夫, 和萧萧关系密切还有爱和她开玩笑的祖父。他并没有因为辈分或者萧萧的童养媳身份而在她面前摆出一副长辈和雇主的骄横面孔, 而是和蔼地和萧萧开玩笑, 完完全全地把她当孙女看。此处所展示的关系也是纯真无杂质的, 没有任何世俗、金钱的成分, 而是一种和谐融洽的祖孙关系。从丈夫和祖父对待萧萧的态度和他们与萧萧建立的姐弟情、祖孙情, 我们可以看出人性的善良与敦厚, 因为他们跳出了金钱和身份为他们设下的世俗桎梏, 投入了人与人之间淳朴的亲密感之中。

萧萧的生活状态也是无忧无虑的。虽是童养媳, 但是她实际就像夫家的女儿一样生活着。她日日带小丈夫去玩耍, 悉心照顾, 俨然一个爱护弟弟的姐姐;有余力的萧萧时候也“作点杂事”, 为家里分担辛劳。在生活上她完全已经成为了这个家庭骨肉亲情中的一员, 而不是以被买卖的童养媳身份;她也从不因自己的身份而对夫家产生隔阂, 对小丈夫关怀备至, 家中的劳动也是“能动手的就动手”。除了生活上的安逸, 萧萧在精神上也是自由的, 没人把她当成童养媳驱使。正是因为亲情赋予的这种平等地位, 使得萧萧无忧无虑地成长, 她的身体发育如植物般“大叶大枝, 日增茂盛。4”精神上的无忧虑使她在身体上“高如成人”的同时也保持住萧萧那颗“糊糊涂涂”的赤子之心5。

萧萧的温馨生活刚为我们捋平了心上的一道褶皱, 沈从文又在小说里埋伏了一个“花狗”, 并由他激起了接下来一串祸事的涟漪。花狗引诱了萧萧, 使她犯下不守贞操的大罪, 也相继引发了夫家人对萧萧的惩罚。在农村, 对妇女失贞所做的惩罚意味着被沉潭, 但是沈从文又一次让我们在落后的民俗前见到了人性之美。萧萧被发现怀孕并预备逃跑后面临着沉潭或者发卖的命运, 此事的决定权落在了夫家人和萧萧本家伯父的身上。萧萧的伯父是个“老实忠厚家长”, 虽知道这是“丢脸事情”, 却不舍将萧萧沉潭, 于是萧萧可以被发卖。然而情形却微妙地有了变化:大家因为事情已经说明白, 心中都释然了。先是小丈夫和萧萧又恢复到从前姐弟一般有说有笑的日子, 接着是家里人看到丈夫不愿意萧萧走、萧萧自己也不愿意走的情景, 也觉得萧萧要走这件事很不合他们的心意。最终本来对萧萧怀孕之事生气、流泪的夫家人渐渐改变了态度, 甚至对原来要实行的处罚感到不自然, 感觉像是被逼迫的, 这其实体现了他们内心对萧萧的原谅。此处人性之美再一次被挖掘出来:萧萧之所以被原谅, 是因为在几年的光阴中她已经被这家人认同, 俨然一个亲生的女儿。因此虽然大家一开始很悲愤, 但由于心中已形成的亲情, 大家选择了原谅。在此处人情的美善体现了出来, 即大家对一个买卖而来的女孩倾注了真情, 这是人朴素情感的表现。

在这样的写作模式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沈从文从丑恶见到美善的创作观。他不同于其他的五四作家, 多数作品皆以灰色和悲凉为基调, 而是留给读者美和希望。对于这一点, 我们可以探讨作家们对人性观的审美和审丑问题。在五四时期, 同样是对现实不满的作家们选择了直言心声, 写出了许多作品抨击现实社会。如鲁迅写《故乡》《狂人日记》等, 他们善于将社会的丑恶面直接暴露给读者, 以抒发内心的愤懑, 试图以暴露、批判、讽刺类的审丑文学激起民众的愤慨, 唤醒愚昧的民众。这种审丑的写作倾向可以用徐志摩的《毒药》作诠释:“我的思想是恶毒的, 因为这个世界是恶毒的, 为的灵魂是黑暗的, 因为太阳已灭绝了光彩, 我的声调是象坟堆里的夜枭, 因为人间已经杀尽了一切的和谐。6”但是沈从文却独树一帜, 他对人性有着自己的看法:“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 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 一种‘优美、健康、自然, 而又不悖乎人生的人性形式’。7”沈从文之所以选择这种优美的人性形式, 是因为他对一切抱定了审美的眼光, 并且认为这种眼光可以使人对生活重新燃起希望。他曾在西南联大国文学会的一次名为《小说作者和读者》的演讲中谈到一个好的作品除了让人产生美善感觉之外还要有“引人向善的力量”8。这既是他对所有作品的希望, 也是对他自己作品的要求。所谓的引人向善, 即让人看到一种美丽的、传奇般的人生经历之后产生“生命的明悟”, 明白人在以生存为主的“动物人生观”之外还可以对生命有更深的理解, 还有其他值得追求的可称为理想的东西。对此汪曾祺有这样的理解:“为什么要浪漫主义, 为什么要理想化?因为想留驻一点美好的, 永恒的东西, 让它长在并且常新, 以利于后人……沈先生的看法‘太深太远’。照我看, 这是文学功能的最正确的看法。这当然为一些急功近利的理论家所不能接受。9”从今天的心理学角度看来, 直接的批判或者让人产生抵触心理, 或者使人悲观与消极;而美好的事物则会让人心生向往, 存有一个“桃花源”的寄托, 由此努力让自己做一个更好的人来适应一个更美的世界。深谙此道的沈从文怀着让世间更美好的信念, 在生活和作品中抱定审美的人性观, 从善恶并存的世界中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值得驻足的美丽视角。

二、小说人物塑造

人物塑造在作品主题的表达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萧萧》主要刻画的人物包括萧萧、小丈夫和祖父, 他们身上都展现出一种美善的人性。

萧萧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女孩, 她单纯、童真, 事事对人信任。正是因为她的纯真, 她虽做了童养媳却毫无悲伤, 如一个天真的孩子开心地成长, 平日里在好风景里游戏, 回到家也愿用双手为家里分担杂务, 获得收益。她对人信任, 毫无防备, 因此糊里糊涂地被花狗引诱。在经历了被责备、等待惩罚之后, 她仍然是天真无邪。小丈夫是个孩童, 更彰显出赤子之真。他把萧萧当姐姐, 既敬又爱。当他发现萧萧怀孕后, 选择了替她保守秘密;当萧萧要被发卖时, 他也不舍得萧萧走。孩童的心是最纯真的, 沈从文用孩子的这种特质去展示人性之美, 非常妥帖。祖父也是令人难忘的。他幽默而亲切, 平日里喊萧萧作“小丫头”, 素爱和萧萧开玩笑打趣, 可见他平易近人。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调皮、幽默而又和善的老人形象。在《萧萧》的三个主要人物中, 萧萧和小丈夫是纯真的代表, 而祖父则代表了仁爱, 这三个典型人物的塑造无疑是沈从文心中对美好人性最好的诠释。

沈从文善于刻画这些美丽的人物, 也善于营造田园式的环境, 这样的写作风格是由他的审美人性观决定的, 这种人性观, 同时也承载起各方对他的作品产生的质疑与否定。从三十年代起到现在, 沈从文作品受到的批评多聚集在“文体作家”和“田园牧歌”上。前者认为他的作品注重于文章形式的独具匠心, 虽创造了“诗小说”这种优美的形式, 但在内容上毫无建树。后者认为他的作品聚焦于田园牧歌之上, 与现实生活脱离。以上两种批评皆由他们对沈从文这两个特点的不理解所致, 而人性观作为核心可以很好地解释沈从文写作的这两个特点。沈从文的审美人性观将人性视为美善, 由美善的人所组成的故事在语言和形式上自然是优美的, 其意境也是清新的, 因此前者生发了“诗小说”, 后者催生了与作品内容相一致的田园视景。沈从文在为《边城》作序时说道:“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 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优美, 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忽略了。10”沈从文口中的热情和悲痛正是他在现实沉浮里追求人性美善时的热忱和失望, 他不是一个幻想家, 他能够看清中国的社会形势和危机, 但是他不像其他的作家一样采取批评、说教的方法来教育民众, 而偏偏要用最美的一种人生形式来启发读者, 使读者在牧歌的对照中反观现实, 成为一种无声的批评, 就像夏志清说的那样:“沈从文对人类纯真的情感与完整人格的肯定, 无疑是对自满自大、轻率浮躁的中国社会的一种极有价值的批评。11”

三、情节安排

对于《萧萧》的结局, 对许多人来说是意料之外的, 因为主流作家笔下的萧萧绝没有这样美好的结局, 要么被沉潭、要么发卖。但沈从文却在此处给了传统写法以响亮的回击, 使人体验到一种新异的美感。就像贺兴安说的:“在写作追求与创作方法上, 他有别于新文学 (特别是左翼文学) 多数作家奉为主流传统的‘必然 (本质) +理性’的、强调个性与共性 (阶级性) 统一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人学模式, 坚持自己的‘偶然情感’”的创作追求, 新辟蹊径, 营造着一块引人注目、不可或缺的新鲜园地。12”

在五四作家手中, 萧萧的命运必然是悲惨的, 因为他们坚信在黑暗的封建制度之下一切人生都是悲剧, 悲剧的结果也是必然的。他们这种“演绎法”的逻辑推论是“理性”的, 但同时也是片面的、绝对的, 因为他们只考虑到了外界对事物的影响, 而没考虑到人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即使考虑到人的因素, 那也是为封建势力推波助澜的, 他们没有考虑到人即使在封建社会的影响下也是可以保持人性的美善的。之所以有这些结论, 在于他们确定了以审丑的态度去看待一切:社会制度如此, 人亦是如此。在这样的消极看法下人永远都活在泥潭之中, 无法自救。但是沈从文跳出了这个审丑模式, 以其个人独有艺术品格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审美的人性观。如果只看《萧萧》的开头和结局, 没有人会猜到中间经历过丑恶和波折, 因为结局和开头一样都是宁静而美好的。正是因为沈从文的审美人性观洗涤了中间的丑恶、包容了一切, 因此结局依旧平静。在此处美善的人性犹如一片大海, 海纳百川, 因此其间发生的不幸如波动的江河注入到大海中时, 它仍是不动声色, 不改自己的初心和本色。

相比于主流作家的理性, 沈从文是感性的。他一方面接受已经发生的不幸, 并不沉溺于幻想之中;另一方面他也相信美好的人性可以改变一切。我们可以用夏志清的话为这一小节作结:“……这都是沈从文用来代表人类纯真的感情和在这浇漓世界中一种不妥协的美的象征。13”

四、小结

本文通过对《萧萧》典型事件、人物塑造和情节安排的分析, 探寻了沈从文写作的轴心:美善的人性观。他以人性的美作为支点, 为我们创造了一片纯净的乐土和生活在土地上的质朴人物。虽然他的作品因此而受到批评, 被认为是徒有优美的形式而没有思想, 但是正如沈从文坦言的:“说句公平话, 我实在是比一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 播得远。14”推动他到今日的文学大家地位的, 正是美善的人性。

摘要：人性作为沈从文创作的核心, 被后世研究者作为解读沈从文作品的一把金钥匙。“优美、健康”的人性观, 始终贯彻于他的每一篇作品, 却与当时的五四文学格格不入。与主流文学中审丑的人性观相比, 沈从文的观点保持着他个人特有的审美倾向。这里以其短篇小说代表作《萧萧》为例, 通过对小说内容、人物性格和情节安排的分析来谈沈从文作品中呈现出的人性观, 并由此探寻沈从文审美的人性观背后蕴藏的深意和原因。

沈从文的故事，讲也讲不完 篇3

地点： 北京言几又城市创新生活馆人

物： 张新颖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用十多年时间完成了一部《沈从文的后半生》，盛夏之时他携新书来北京同读者见面。主持人的开场白很特殊，没宣读讲座主题也没有隆重介绍嘉宾，而是读了一段1948年时发生在沈从文和其次子沈虎雏之间的对话

“爸爸，人家说什么你是中国的托尔斯泰。世界上的读书人十个中就有一个知道托尔斯泰，你的名字可没那么多人知道，我想你不及他。”

“是的，我不如这个人。我因为结了婚，有个好太太，接着你们又来了，接着战争也来了，这十多年我都为生活不曾写什么东西，成绩不大好，比不上。”

“那要赶赶才行。”

“是的，一定要努力。好好地写个一 二十本。”

在这段对话发生的一年多后，沈从文停止了写作，改行去做文物研究。而《沈从文的后半生》所讲述的正是张新颖通过大量研究、考证还原的沈从文告别文学、改行进行历史研究的40年。当主持人将整个现场交给张新颖后，他的第一句话便是：“要讲的东西太多，不知道从哪儿说起。”

要谈及沈从文从事文物研究的后半生，大多数人都会联想到其中的外力作用，例如时代、政治等因素，但张新颖在演讲一开始便给出了另一个角度的解读：“沈从文改行，他为什么做文物研究而不是做别的呢？这里面潜伏着一条生命发展的连续脉络，潜伏到什么程度？潜伏到作者自己也不知道的程度。”随后，张新颖给出了他的理论依据，在沈从文30岁时写成的《从文自传》中，曾明确地表达过自己对于文物的热衷他写到自己20岁时在陈渠珍身边保管书画、青铜器、古书等，在晒书、清点文物时，他就会产生一种很强烈的感情。张新颖说：“当他20岁时，他没有想到自己将近50岁时会改行，而他做的就是20岁时感兴趣的事。他的生命是有一个密码的，只是他自己也不知道。”

随后，张新颖谈到了沈从文在文学创作上的一个特点：对普通人怀着最崇高的敬意，“他会在妓女身上、船夫身上、最下等的士兵身上看到人性当中庄严、诚恳、努力的东西。”而这一个特点也贯穿于沈从文从事文物研究的始终，“他最关心的是扇子、马鞍、镜子、衣物，喝酒喝茶用的杯子它们都是一些不知名的劳动者创造的，是老百姓日常家里用的东西。”

在张新颖讲述的一个个的故事中，现场几乎无人发出声响，而在之后的提问环节，故事更是越讲越多，几乎每一个问题被提出后，张新颖都要先解释一句：“讲也讲不完。”例如，沈从文同巴金的友谊，“他们完全是两种人，但却有着终生的、很特别的友谊。”巴金曾在新婚的沈从文家中住过很长时间，“他在沈从文的书房里写《雷电》，沈从文在院子里的一棵枣树下写《边城》”，巴金的夫人去世前得到的最后一份问候也是来自于沈从文。还有黄永玉和侯孝贤，前者的很多作品都是在弥补表叔沈从文的创作遗憾，而后者在遭遇创作瓶颈时，帮他解困的则是《从文自传》。

时间过得飞快，在不得不总结陈词时，张新颖说：“沈从文从来不显得强大，也不显赫，可他的影响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渗透到具体的人身上，不管是侯孝贤、贾樟柯还是王澍，当然还有贾平凹、王安忆、莫言、余华等。”言罢，他再次感慨道：“这其中的故事，真是讲也讲不完。”

沈从文《边城》的“美” 篇4

沈从文《边城》的“美”

沈从文先生的《边城》是用两个字洗涟出来的，那就是美和爱。美和爱在这里显然是不能分割的，本小说以翠翠和傩送的爱情悲剧为线索，刻画和表现了湘西地区的风土人文美和青春爱情美。《边城》这首爱与美的颂歌在追求纯真爱的主题下，以美的基调将自然的美和人性的美合二为一，达到了真正精神的最高境界即天人唯美的合一。色彩明丽、清新静雅的湘西风土自然美;淳厚古朴的风俗习惯、优美质朴的人情中透露的人文美;青年男女对生命和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手足之情及祖孙亲情无不歌唱出了青春之美;兄弟俩对爱情的追求和真诚、翠翠对爱情的信仰和对爱人的执着捍卫着纯真的爱情美;爷爷和天保的死、傩送的出走和翠翠痴情的等待无不刻画着那份无以名状的孤独美。这五种美被作者传神地融人了全部故事梗概之中。

1自然美

作者介绍翠翠在湘西生活的环境是茶峒、有日头早升夕沉，有小船开渡收渡。有一个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户人家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小溪流下去，绕山阻流，约三里便汇人茶峒城边。溪流如弓备，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是大片石头铺成。静静的水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都可以计数，小河上每天有小船开渡收渡，多美得景色啊，犹如仙境，整座边城是由山水构成的，幽静深邃，青山绿水，美丽的吊脚楼，吊脚楼支撑的茶峒小镇，作者这样描绘：“深潭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有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都看得明明白白。水中的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逼人眼目。近水人家多住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须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边城》中就有了一个质朴而又清新的世界，一个近乎“世外桃源”的乡村社会，作为图画没有永不退色的鉴赏价值，沉厚的乡土气息。沉淀了恢弘沧桑，沉寂凄婉的悲壮。

2人性美

2.1邻里之间的真诚之美

沈先生描写的湘西，民风纯朴，人们没有等级功利，而是相互友爱，真诚相待，老船夫忠于职守，对过河的人分文不收，富人不因家境富有而盛气凌人，能够体惜穷人，掌水码头船总顺顺送给老船夫吃的，老船夫死后，他资助安排料理丧事。屠夫见老船夫买肉切好肉却不要钱，这里人人以诚相待，表现出林立之间的真诚相待，与美丽的自然风光相得益彰，体现了自然美与人性美得结合，这里的人们心灵明净如水，邻里之间的真诚。

2.2翠翠老船夫的美

翠翠是爱与美得化身，她的`出身具有传奇性，是父母圣洁爱情的结晶，她与老爷相依为命，她的爱情简单、真挚、自然单纯、一切符合一个情窦初开得天性，对于爱情的萌生，和对于爱情的觉悟都没有掺杂任何利益。

老船夫是善的化身，他五十年如一日，为来往的过客摆渡，任劳任怨鞠躬尽瘁，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质朴憨厚，侠义心肠，他是一位慈爱，仁爱的长者，为孙女可以付出一切，他见天保对翠翠有意便迫切的指出“马路”和“车路”的求爱途径，表现了一个老人充满人情美，伦理美的宽广的胸襟，是纯粹人性美的特写。

2.3爱情之美

三个年轻人之间的爱情。天保和傩送两兄弟都对翠翠一见倾心。天保知道翠翠喜欢傩送，为了成全弟弟而外出闯滩，出了意外。留下翠翠孤独地守着渡船，痴心地等着心上人归来。展现出了一段凄美的爱情.爱情的结尾悲凉而深沉，如果真要说是哪一种爱情美的话，那只有一个词最合适--凄美。

2.4人性美造成的爱情悲剧

亲情爱情，边城里的人性美，正是一个爱情悲剧的源头，这个故事也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翠翠和姥爷的相依为命，两兄弟的手足亲情，对爱的真挚与坦诚无不是美的体现，兄弟同时爱上翠翠，老船夫一心想让翠翠“自主”的到幸福，但还未弄清他到底爱谁，便稀里糊涂的促成了天保的托媒，故事中所有的人，都是一群平常的、善良人，但这是这种美造成了一个谁也没有错的悲剧，这是湘西地区淳朴的人文美，这份人文美恰是对现实生活中疯狂追求物质的一种嘲讽。再美的人文环境，再纯洁的心性也要沐浴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3孤独美

《边城》中的每个人都是处在孤独中的人，他们体现的美是无奈的命运，但是命运往往掌握在自己手里，也许正是他们内心的这份孤独美才让他们孤独的悲伤着。这一切似乎有些突然，突然得让人有些忧伤，因为无论是边城中的人还是我们，都没有想到那样的美好会就此消失;但是它又是那么自然的，似乎是上天注定的结局，命运注定那些人此生的孤独，注定那个古老的湘西走向历史必然的毁灭中。既定的命运使得这些人对幸福充满期待却又无法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最终只能一个接一个地走向命定的孤独。有的人已孤独地逝去，有的人也孤独地离开，还有的人，仍在孤独地等待……

　沈从文《边城》的深层意蕴 篇5

《边城》以二男一女的爱情悲剧为基本框架，讲述了一个哀婉曲折的动人故事。掌管码头的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同时爱上了渡船老人的孙女翠翠。最终兄弟俩却一个身亡，一个出走，老人也在一个暴风雨之夜死去。小说除了小儿女爱情之外，还拓展情节容量，讲述了少女和老人的故事以及翠翠已逝母亲的故事。其中描写了人与人的冲突，但冲突中格外和谐。翠翠在一系列冲突之后仍保持安然。安然地摇着老船公留下来的渡船，等着那可能明天会回来，可能永远不回来的情人傩送。

对于这样一部作品意蕴的定位。主要有这么几种观点：

一部证明人性皆美的著作。被称为是“歌颂人性的至善之美”，“人性美的赞美诗”，“表现人性美的力作”，类似的论述我们可见于许多相关的论文中。

安徽大学中文系的刘永泰认为《边城》中的人性并非优美健全反而是一种人性贫困的体现。认为《边城》中太看重“原始的丰富性”，这是一种人性诸多要素没有充分展开前的原始的的充满、原始的丰富，沈从文无法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想到“柳岸花明又一村”的美好前景。无法看到人性的扭曲比人性的贫困更好，仅仅看到既有的社会形式对人性的压抑，缺乏足够的历史眼光。

现代文学重要评论家凌字在《从(边城)走向世界》中提出，《边城》是现实的。提出《边城》中存在许多不完美的地方，描写了很现实的东西：翠翠母亲故意饮大量江水而死，表明这个边城中仍存在某种规范，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再如团总顺顺先给大儿子天保提亲，有很浓的宗法印记;而大段对傩送的对象送来的丰厚陪嫁的描写，则有一种利益取舍关系在其中。所以《边城》是现实的。

现代文学重要评论家汪曾祺则在《又读(边城)》中提出：“《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想化了的，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

那么《边城》的深层意蕴是什么呢?我们先从三方面来研读这篇作品。

从社会关系方面看，《边城》中家庭和自然共同体是主要的活动范围，维持个体生存和基于血缘地缘情感的日常交往是主要的活动内容，世代相传的传统、习惯、风俗常识、经验等是调整支配人们行为的规范。人们做人的准则是守信自约、重义亲利、重人情信托。这里的人都遵循着一种长久以来已经形成的准则。他们十分看重人性的尊严。人们在坐渡船的时候，大都会给些钱物表示感谢，而老船公再三退还不了。只好将这些钱物拿去换些茶叶等等物品放在船上，供坐船的人们享用。一种真挚的、纯洁的，令人向往的源于现实又有高于现实的社会关系呈现在我们眼前。

从人物形象，尤其是主人公翠翠方面来看，沈从文笔下的翠翠，具备的是一种生命的自然的美，是自然人性的化身，是沈从文的理想人物，支撑他塑造这个人物的就是人性皆美这一思想。并且他所表现的翠翠的纯和善不是那种发展以后的纯洁和善良，不是经过道德规范的，理性的、历史的善和纯，而是一种原始的、天然的善和纯，古朴、简单。真正体现了“人之初，性本善”的观点。

从翠翠的眼中看这个世界，一切都那么自然、正常、平静，她完全没有社会意识，社会观念性的东西。她生命中的力量完全来自于她的天然属性。她的生活过程不与某种目的相联系，而是一种自然的生命本质。翠翠对傩送萌生了少女的爱情，这是由于她自身的成熟，是她达到一定年龄，身体自然发育成熟之后，一种自然的体现。她完全听凭一种自然，一种天性。而不具备明确的目的性。并且，在翠翠来说，过程也就是目的。所以当她经历了一连串的打击之后，仍能安然地平静地等着不可预知的目标。

也有人说这是一种听命的观点。让人弄不清是一种无奈，还是一种坦然。还有人说.翠翠在爱情中的表现恰恰是一种人性贫困的表现，她始终等着而没有去主动追求爱情。“当她不小心滑到爱河中后她没有能力抓住机遇把握条件趁热打铁大干快上”，所以是她自己葬送了自己的爱情。

其实。翠翠的这种生命形式正代表着边城人的生命形式，将自己的人生作为一整个过程，并将整个过程本身就看作它的目的。他们平静、自然、知足地渡过了一生，也就达到了自己生活的目的。“生命无法不受到种种限制，人类的命运总是有悲观的因素，然而人的伟大可贵就在于并不因为悲观而放弃，就在命运翻云覆雨的鼓掌之中。生命也能散发出自己的庄严和魅力。”

再从生活风俗方面来看。我们知道，湘西山高林密，流急滩险，生存条件十分恶劣，人力的作用显得无足轻重。于是在小说中描绘的赶集、对歌、赛龙舟、泅水比赛等情景是对人生美好生活的描写。这种描写中无论哪一件事，哪一次活动，它的目的性也已不强。小说中要表现的是人们生活情趣的放达，这是沈从文对背景虚化、淡化处理的结果，是那种灰暗现实环境下孕育出的一份从容、恬静的生活态度。

于是，当我们读完《边城》后，边城中的人们的那种以自然为基础的存在形式会深刻在我们的脑海里，那个理想中的美好世界也会浮现我们眼前。这个世界源于现实：那是都市文明影响较少的。保存天然较多的`地区。沈从文又在这相对较边远的带有淳朴民风的地方寻找到了比较美好的人生形式加以理想化的表现。人们在这个世界中完全听凭一种自然，人们从容而恬静地生活着。当然，小说中人们这种完全听凭自然的状态，有时会让读者产生一种不幸的感觉。然而，这正是沈从文的夙命观的体现：听凭自然的过程很完美。虽然自然的阴晴圆缺会使处在其中的人有自主无法把握的东西，产生不幸。但我们也可以安然地听命，坦然而安宁。所以边城人生命形式的代表翠翠，当面对不幸的时候她并未产生一种悲凉的感觉。只有我们这些无法超脱的人才会产生悲凉感。

人类文明发展当到当今，人们开始向往自然，呼唤自然的回归。人类在创造中不断摆脱原始、蒙昧，却离自然越来越远。所以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自然本性丧失的太多，渐趋向社会中的符号时，人们开始向往自然，向往人的天性。开始呼唤原始的回归。

在沈从文所处的时代，很多人还乐观地认为社会的发展必然带来人性的同步发展，只有沈从文敏感的意识到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间的冲突。意识到社会性和整个人性的背离。并且，为我们描绘了一种相对理想的人生形式，提供了一种社会和人类自身建造的参照。

也许《边城》不是理想的社会模式，人性并不优美健全，但正如前面所说，它是现实基础上理想化了的世界。所以，也太多描写了人理想中的世界，简单的社会，简单的人，但这正是人们在文明高度发展对原始回归的一种呼唤：也许沈从文是过于看重湘西的“原始的丰富”的人性，但正是透过这个“原始丰富”的世界，去审视都市世界的过程中，我们才能找到矫正人性扭曲变形的路径，使得人的动物性与社会性完美结合，使我们在已经被文明道德过度社会化的人性中找到适度的动物性的回归。所以，这绝对是沈从文的一大突出贡献。

[参考文献]

[1]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3]程光炜，吴晓东，孔庆东.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我眼中的沈从文作文 篇6

沈从文先生出身农村，生活极其贫困，家中有病重的老母亲，哥哥和妹妹各一人，家人日常生活开支全靠他一人给别人写稿拿点小钱支撑着。先生自己身体也很不好，常患头痛且流鼻血，这事儿对沈先生来讲已是家常便饭，一天不头痛不流鼻血反倒不习惯，他在自己写的通讯里常提到这事，语气中可以感觉到他是在拿这事说笑的。咳，这人啊，生活到了如此困窘的地步，却拿不出任何办法，最多也只是低声下气地压着自己的脾气给别人写点东西，拿点委屈钱，勉强过活。面对这几乎让人绝望的生活，沈先生也只能苦中作乐了。

沈从文先生在贫穷里是看透了这世界的，他看的太透了，也就看开了。他生活在上海租界，却始终保持着农村人的土气，这土气亦是傲气，所以，他与城市是不太相容的，城市里的势利与黑暗，虚伪与愚蠢会让他浑身不自在。但是，时间久了，他已把这生活看得透彻，他以生活的`智慧将自己紧紧包裹着，笑看世俗与人生。

沈从文先生生活在国共内战的年代，杀机四伏，人心惶惶。可是，沈先生是不在乎这个的，对于一个每天在困窘中度过的人，就像沈先生说道，死了未必是坏事。不过，在遍布黑暗的生活里，有一片阳光是一直让他留恋的，也许亦是他生活下去的动力，那就是友情。在沈从文先生的一生中，他的朋友遍布四海，与这些人相聚、交谈、通信想必是他最高兴的时光了。友情给了他温暖，力量和生活下去的勇气，让他在面对困境时更加从容和镇定，我想。不幸的是，他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地被捉走了，杀掉了。

论沈从文的审美标准 篇7

一“、静的美丽”

带“静”字的词语在沈从文的审美批评中出现频率最高、次数也最多, 比如“寂静”“、闲静”“、静穆”“、静观“”谧静”等等。对沈从文来说, 作家创作的好坏、作家风格的优劣、抒情基调的高低等所有与文学创作相关因素的成败与否都与“静”紧密相关。沈从文在批评中反复强调作家创作时的正确心态应该是十分闲适、恬静、不为外物所拘束, 从而达到“安详的看一切, 安详的写出”。从这点出发, 他曾经指出罗黑芷的小说集《春日》是失败之作, 主要原因在于其作品中无一不是显示着极为焦躁的作者创作心理, 这与创作时“灵魂扰搅不堪, 失去必须的一切静观中的完全”有关。沈从文坚持认为创作应当逃脱外在事物的纷扰与束缚, 不然的话, 一旦作者的内心在闲静与躁动之间摇摆之时, 其创作出来的作品必然充满种种不和谐因素, 导致作品艺术质量的下降。在论及创作心理时, 沈从文指出对作品的构思、结构和风格造成直接、关键影响的并非是作者现实精神状态, 而是创作时的精神状态。

在沈从文看来, 作者进行审美欣赏的必备条件是做到内心的平静, 只有做到了心无旁骛, 才能够真正地将自己融合于天地万物、与万物同呼吸, 如此, 方可领悟到生命的深度, 书写出生命的高度。沈从文依据“静”的审美批评标准正是“虚静”思想在现代文学批评中的传承与显现。“虚静”是中国古典哲学、美学和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 这一概念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源头则是道家的虚静说“顺庄子之心所流露而出者, 自然是艺术精神, 自然成就其艺术的人生, 也由此可以成就最高的艺术”[2]42。沈从文认为艺术构思不仅要有安静的外部环境, 还要在主张艺术创作的时候内心一直保持着空明的状态, 从而追求动静相生、二者互相映衬的审美境界。沈从文和前人都强调“静”的人生修为对文学创作的意义。他说:“我实需要‘静’, 用它来培养‘知’, 启发‘慧’, 悟彻‘爱’和‘怨’等等文字相对的意义。”[3]280

在现代语境中对作家的创作作出解释, 沈从文批评对象, 情感, 语言, 审美标准, 无不是现代式的, 但他对“静”与文学关系的看法和以前的“虚静”是非常相似的。这一现象的原因和沈从文喜爱中国传统文学和艺术, 以独特的创意经验, 安静内向的个人性格, 以及纯粹的优雅的文学理想和“虚静”的艺术精神密切相关的潜在的适应。作为作家, 沈从文关于传统艺术与现代创作之间有着自己的独到理解, 这种认识一方面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 另一方面也在影响着他的文学批评。他在学习古人“虚静”思想的同时, 结合自身的创作实践, 追寻艺术上的“静的美丽”, 并将之作为古典之美的重要特质、东方艺术的魅力与神韵, 同时还把它用来作为批评工作的一种重要的标准。李健吾曾指出, 批评很难有真正的标准, 即便有什么标准, 那也并非什么条条框框的制约, 而是符合自我, 所以, 作为批评家“, 必须抓住灵魂的若干境界, 把这些境界变成自己的”[4]214, 在沈从文的批评中也具备这方面的特征。比如他论及朱湘的诗时, 与其说在谈朱湘, 倒不如说是在表述自身对文学传统与现实创作的认识, 于是很有几分夫子自道的意思。从中看出, 沈从文批评中所秉持的“静” 的标尺, 既是他文学见解的“自我”表达, 也是他建构现代审美批评话语的探索实践。

二“、文体”

沈从文坚守文学的本体性, 在创作时探索着文体这一文学本体性的因素。而在批评中, 他也常以自身的创作经验来探讨作品文体的得失。沈从文认为, 小说首先是讲故事, 小说的好坏就是作家讲述故事的好坏。在小说批评中, 故事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它虽不能直接等同于小说文体, 但在相当多的作家那里, 故事是小说文体的另一个代名词。在沈从文的作家作品评论中, 不时出现“文体”的概念, 或是在沈从文的批评词语中与文体相对应的“趣味”一词。文体, 成为沈从文鉴赏作品的标准, 成为他批评的中心话语。在面对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品时, 沈从文的文学批评首先从文体的角度反思小说创作的得失。发表于1931年4月号上的《论中国现代创作小说》是沈从文这方面的代表作, 文本对五四至20世纪20年代末的小说创作进行了总体评价, 但是, 沈从文不是对这一时段的小说做理论概括, 而是进行鉴赏式的评述。这种评述是以“文体”为其切入点的。沈从文在评述五四时期的小说时, 认为小说方面“第一期创作的成绩比诗还不如”, 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小说文体还没有足够的创新。但他却推崇鲁迅的小说, 认为鲁迅的小说有“不同的样子”, 这种不同尽管有沈从文所认可的“人生文学”的因素, 但更多的却是鲁迅小说的文体实验, 在这里, 沈从文注意到文体与小说创作的关系, 在“故事”中发现鲁迅小说动人之处。这种批评思路影响到他对鲁迅小说的整体认识上, 把握了鲁迅小说的文体风格, 从一个当时其他批评家未曾发现的角度, 洞察到了鲁迅小说成功的一面。

沈从文对五四以来小说创作的反思, 也是从文体方面着手的, 他认为现代小说“在文体方面, 有意杂糅文言与口语, 使之混合, 把作品同‘诙谐’接近, 许多创作, 因此一来连趣味也没有了”, 这使读者和作者有点厌倦了。这种反思对五四后新文学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如果说《论中国现代创作小说》是对五四以来小说创作的较为全面的评论, 那么, 《新诗的旧账并介绍〈诗刊〉》则是沈从文对五四以来新诗的比较全面的清算。沈从文是从新诗的发展趋向讨论新诗创作的, 从“五四”文学的人道主义与新诗的形成与兴盛, 到新诗获得稳定地位后的建设, 沈从文大致给予了比较公允的评价, 这种评价同样是立足于诗歌文体的。他在评论闻一多的诗歌创作时, 既有对文体的批评, 又对诗人进行了诗歌史的定位, 虽没有进入到对诗歌作品的评价, 但却涉及闻一多诗歌的整体风格。还应值得注意的是, 沈从文当时已经注意到将文学创作与新闻出版联系在一起进行探讨, 这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于他的文体批评的范畴, 但也显示了他对文学界的熟稔。沈从文认为“新文学同商业发生密切关系, 可以说是一件幸事, 也可以说极其不幸”。小说创作因为商业化出版的影响而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而新诗则因为出版业的发展成为“不受欢迎的书籍”, 因为“单行本诗集差不多全得自费出版, 凡是专载诗歌刊物总是不支持一年以上”。如果考虑到沈从文与新月派的关系, 可见他对新诗的忧虑不仅是商业出版对新诗的影响, 而更是新诗文体自身的发展问题, 当这种文体发展到一定时候, 刊物只是起到一种辅助作用, 而不可能真正解决诗歌创作的文体问题。

沈从文的作家论中凸显“文体”标准, 出版于1934年的《沫沫集》, 出于课堂讲授的需要, 沈从文不以艰深的理论支撑批评文本的写作, 而更多以自己阅读作家作品的体验和感受, 作描述性、体悟式的批评, 所收录的部分“作家论”, 是沈从文审美批评中最富有批评家个性特色的组成部分, 堪称经典批评文本。例如:《论冯文炳》、《论落华生》、《论施蛰存与罗黑芷》、《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论朱湘的诗》、《论刘半农〈扬鞭集〉》、《论闻一多的〈死水〉》、《论穆时英》以及《论郭沫若》等。

三“、恰当”

沈从文的文学批评, 主要是“文学活动”意义上的现代审美批评, 尤其是作为作家、教师、编辑身份所兼及的文批评实践, 它常常蕴含着、裹挟着非常地道的文学批评“见识”———本色而简约, 散发着真实生命的健康气息, 有一种穿越主观“看法”直抵真相的穿透力。从他对鲁迅、废名、施蛰存、罗黑芷、巴金等五十多位五四时期作家的评论中, 对新诗、现代小说所作的宏观把握中, 从他历经的多次文坛争论中, 我们感受到的是, 他从一位作家的生活阅历出发, 以世事的洞明和人情的练达为优势, 对作家作品进行风格体悟式的批评, 对作品所达到的精神高度和历史贡献作出测度与评估, 展示出一位自由独立的“作家批评”所能达到的境界。

“恰当”是沈从文文学批评观中“一切技巧运用的准绳与归宿”, 在审美批评实践中, 沈从文提出并反复强调“恰当”的审美标准, 以追求“恰当”为自己文学批评的重要尺度, 那么什么是“恰当”?即指要求作家和批评家做到“恰到好处”, 就是过犹不及, “适中”为行文评论的原则。这种观念显然来自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中所谓的“中和之美”, 甚至进一步说沈从文对儒家中庸之道极为深谙的。这也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中国传统审美心理对沈从文的影响是确然存在的。 一个批评家的最有价值的是他不被官方立场和世俗财富所障目, 不为政治事务、经济事务等外在因素所左右。否则, 批评只是一种媚俗的事务, 批评家也就沦为曲阿附世的应声虫。在批评过程中, 沈从文十分强调作者创作时的精神状态和情感情态, 特别是情绪对于创作作品的影响作用。对之, 沈从文命名为“情绪的体操”, 也即使得作者感情在动静之间、冷然之间相交替、相转换的情感运动。沈从文无时无刻不是秉持着这种创作审美观去感悟一部作品, 去体察作品的风吹草动。总而言之“, 恰到好处”也是沈从文从事文学批评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准。

“恰当”表现在多个方面:一是语言形式上, 既不是指辞藻风格的美丽与否, 也不是指文字数量的浪费与吝啬, 而是注重“文字的德性与效率” (《论技巧》) ;二是在故事内容上, 不以认识论上的真与伪为转移;三是在如描写、布局谋篇等技巧使用上, 针对当时技巧所受的“被侮辱, 被蔑视”的命运, 以及有思想的作品在时间面前容易被时代淘汰忘却的现象, 辩证地认为矫揉造作这“技巧不足”, 与雕琢刻画这“技巧过分”, 非技巧本身过失, 技巧的真正意义应当是“选择”, 是“谨慎处置”, 是“求妥帖”, 是“求恰当”, 追求的是作品的整体审美效果“, 莫轻视技巧, 莫忽视技巧, 莫滥用技巧” (《论技巧》) 。如何做到“恰当”呢?这“恰当”的尺度如何把握呢?一是“受种种限制, 受题材、文字, 以及读者那个‘不同的心’限制”, 要尊重艺术材料的 “物性”特征以及感受主体的心理特征;二是发挥创作者对于艺术材料使用的思想与气力“, 能用人心作水准, 用人事作比较”;只有这两方面做到辩证的协调, 才能实现“平理若衡, 照辞如镜” (《文心雕龙· 知音》) ;三是节制感情, 既要节制悲哀, 又要节制激情, 方可恰当。 “一个聪明作家写人类痛苦或许是用微笑表现的”“, 诗不能随便写。 应当节制精力, 蓄养锐气, 谨慎认真地写” (《给一个写诗的》) 。真正的批评在乎的是是非, 并且能一板一眼地论证是非曲直, 正所谓“有理”才能“有力”“, 有力”方可“有节”。

参考文献

[1]沈从文.边城集[M]//沈从文别集.岳麓书社, 1992.

[2]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3]沈从文.沈从文文集[M].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

沈从文的文学 篇8

中国的作家是从来不缺乏天才的，比如李白、苏东坡、曹雪芹、鲁迅，这样的名字可以列一大串。正是因为有他们存在，中国的文学才立于世界文学之林。他们留下了一份遗产和一份光荣，才使我们作为后人在面对着西方文学不至惶恐和自卑。学中文的人，搞汉语写作的人，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人生，熟读他们的作品，这是最最基本的学业修养。但天才作家的作品，我们只能神灵一般的敬奉他们，而无法复制和模仿，因为他们的写作无规律可循，常常是不从事写作的人读了他们的作品感觉他也可以写作，而从事写作的人却觉得不会了写作。今天我讲另一个天才作家，那就是沈从文。对于沈从文大家可能也是没人不知道的吧，关于他的话题也可能是大家听过了许多吧，我要讲的依然不是他作品的具体分析，还是我刚才说过的，天才作家只能受其启示而是不可仿制的，正如天才画家齐白石说过：似我者死。伟大的作品都是看起来似乎非常平易，似乎人世间就真有那么些故事，不是笔下写出来的，是天地间原本就存在着的，这又如同一些科技发明，是上帝借某某某之人带到人类社会的。牛顿故居的墙上有人写着这样一首诗：自然和自然规律隐藏在黑暗中，上帝说，让牛顿去搞吧，于是，一切就光明了。天才的作家也是这样。我们读《红楼梦》，读《西游记》，读《聊斋志异》，你能感觉那是在编故事吗？你不觉得真真实实有那么一段生活吗，你能认为那是在运用什么技巧吗？世界名牌服装，都是那么简洁，只有小裁缝们做衣裳才费尽心机，在领口上做花边，在袖头上绣饰物。盆景是精致的，大山上的草木和石头不需要布置。如果说人才、怪才、天才，人才是学成的，怪才是出绝招的，它太注意突出自己的不同一般，太刻意，气量就狭小，而天才一切都“蹈大方”，它是整体的，静水深流，看似平和，如水一样，谁都可以进去，进去就淹死了，是未为奇奇。

先说沈从文的生平。为啥要说他的生平，这是因为什么生存状态决定什么人，什么人写什么文章。火而有焰，文是人的精神之光。研究一个作家，必须先研究他的生平。世上有许多作家，我们能不能学他，能不能学到他，只有研究他生成的原因，才能得出结论。肉是好东西，我也承认，但我是素食主义者，这肉对我是不贵重的。为什么有的作家对你有感应，有的没有呢，道理就在这里。我讲一个例子，有一个画家带学生，要学黄宾虹，什么也不教、也不让临摹，半年内熟知黄的身世，生活习性，穿黄的衣服，让自我感觉自己就是黄宾虹，然后再描摹黄的画，学他的技法，突然进步神速。再举例子，我当时喜欢川端康成，搞不清他为什么能写出那样的小说，就寻他的所有资料，才明白日本的川端康成作品之所以阴郁，是他从小失母，身体多病，孤独敏感的原因，也以此，寻找我能不能学他，哪些东西与我的气质有关，哪些东西我无法学习。沈从文是1902年出生于湘西凤凰。湘西凤凰地处于川、湘、鄂、黔四省交界，多民族杂居，现在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当然人们去那里旅游有凤凰县沈从文故乡的原因，但那里自然风光非常好，就是说那里的风水好。中国有古话说“得山水清气”，说“地杰人灵”，那是有道理的。穷山恶水是产不了佳木的，平原上的树多横长，深山的树多高直，戈壁滩上长的是骆驼草，太白山顶上的树只有一人高。沈从文的祖父是大将军，曾率领当地的一支军队随湘军攻打过太平军，也曾任贵州的提督，但死得早。祖母是苗族，没儿女，将祖父弟弟的二儿子过继了，这就是沈从文的父亲。父亲也是一个镇守边关的大将，1900年八国联军改编了天津，其父解甲归田，母亲是土家族，回到凤凰第二年生下沈从文。沈从文14岁入地方行伍，当过卫兵、班长，文件收发员，司书等。20岁的时候，独自到北京寻找发展，如当今的“京漂族”。他考了无数的大学，没有考上。外语不行，一口湘西土语，交际受障碍，在北京混不下去，就又返回家乡当兵。但在队伍中领伙食费时，又改变了主意，离开了队伍，又到北京谋生。这时他开始写作投稿。在这期间，因投稿屡屡不中，生活极度困难，临时当过图书管理员，报社编辑，再后因作品发表，逐渐声名起来，到私立大学教书，以致最后任教到北大。从此成为名作家名教授。这就是他前半生的经历。

他前半生的经历决定了他的作品一切基调。他的后半生，变化更是巨大，但没有再从事文学写作。后半生我在后边再讲。这前半生的经历可以概括这么几点。一、绮丽的自然山水赋予了他特殊气质，带来多彩的幻想。二、民族交混，身上有苗、汉、土的血液，少数民族在长期受压历史中积淀的沉忧隐痛，使他性格柔软又倔犟，敏感又宽厚。三、出身地方豪门大户，经见得多，又生活丰实，看惯了湘兵的雄武以及各种迫害和杀戮的黑暗。四、在写作初期受尽艰辛，培养了“安忍静虑”的定力。他的前半生的经历完全成就着一个作家的要素。什么样的人可以当作家？可以说有各种各样的，如托尔斯泰是贵族，如司马迁受过屈辱，如屈原不被重视，如曹雪芹经历了繁华与败落。一般情况下，小时受过磨难多的人容易成为作家，因为磨难多，人情炎凉就体验的多，而文学就是写这些的。胸中要有说的话、有悲痛、有沉郁、有悲绪、不吐不快、不说不行。艺术都是情绪的东西。有社会情绪和个体生命的情绪。情绪如结合到一起，写出来就是好作品。任何艺术也都有情绪在里边。如李商隐说：“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那不是凭空说的，一定有对象，只是李死了，谁也不知道。好作品的产生就是这种情绪的产物，又传达的是社会情绪和个体生命情绪的统一。可以说，都是从实用开始的，现在有人作品是为了发表，为写而写，当然出不了好作品。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人的行万里路，那时交通不便，骑个毛驴出走，一路上风雨冰雪，一路上不知吃在何处投宿哪里，有狼虫虎豹，有强盗毛贼，他的体验是生命的体验，如果现在坐飞机旅游，一两个小时就到一地，这个城市和那个城市大致一样，吃喝不愁，你就是行十万里，你也没有多少体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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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讲几个小例子。沈从文的《湘西散记》里写了他大量的少年生活，他是生活在多民族的环境中，又是地方豪门大户，那里孔孟的东西少，自然的、野性的东西多，他不受约束，生命是活泼的、天真的，所以长大以后做人没顾忌。他曾经和丁玲有过矛盾，他到北京后因丁玲也是湖南人，声名也大，与之交往，感情真挚，丁玲入狱后他听到丁玲死了还写悼念文章，但后来两人发生误会，误会是以别人流言所致，丁玲怨恨他，他也不申辩，以致解放后长期受排挤，他就默默活着，隐忍着。他在京最困难的时候，冬天很冷，在一个仓库里写作，没有火取暖，衣服单薄，郁达夫去看他，把围巾送给了他。他投稿屡投屡退，当时《晨报副刊》的主编是孙伏园，一次编辑部会上，孙搬出一大摞他的未用稿，说：这是某某大作家的作品。说完扭成一团，扔进废纸篓。他看上了张兆和，张兆和是一个美女加才女，他爱得不行，给人家写求爱信，张却看不上他，把信交给了校长胡适，胡适说：沈从文能给你写信，这是难得的好事呀！后来经胡适尽力作合，他们才结了婚。解放初期，沈从文境遇极度不好，夫妻关系不好，但他一直深爱张兆和。他有一个单独的学习写作的房子，每天带点熟食一早去，晚上回来，这样的生活一直十多年。我是没有见过沈从文的，当年一个朋友去北京见过他，回来说，老头像老太太，坐在那里总是笑着，那嘴皱着，像小孩的屁股。我告诉说那是他活成神仙了。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凡是很杰出的男人，晚年相貌都像老太太。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说明沈从文不是个使强用狠的人，不是个刻薄刁钻的人，他善良、温和、感受灵敏、内心丰富、不善交际，隐忍静虑，这就保证了他作品的阴柔性、温暖性、神性和唯美性。

现在分头说说他作品的这几方面特点。

沈从文真正创作的时间并不长，从1924年至1949年，就共有25年左右，不到50岁就停止了。五四时期那一代作家，1949年前创作基本上就停止了，也都是50岁左右，拿陕西来说，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也是40岁左右，“文革”开始了，创作也就停止了。这些作家命运都是悲惨的。沈从文25年时间作品结集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人们熟知的，比如《柏子》《龙朱》《阿黑小史》《月下小景》《边城》《长河》《湘西散记》等。

说他的阴柔性。他的作品有一种忧郁气质，有一种淡淡的伤感基调。作品的题材都是社会下层的士兵、妇女、小职员的日常人生，即便写妓女也都是低等妓女。在他写作的年代，国家破碎、民族灾难，鲁迅在写《彷徨》《呐喊》，茅盾在写《子夜》，巴金在写《家》《春》《秋》，还有柔石那一批作家，还有延安边区那一批作家革命性更强。而沈从文的作品似乎并没直接涉及当时的风云。换句话说，他不是政治性强的作家，他的作品没有成为政治宣传品，不是匕首和投枪，他也不是战士。没有直接写政治，写社会问题，使他的作品不阳刚，也因此不僵硬。当他初冒出来的时候，以别样的生活，别样的色彩，惊动着文坛，成为京派作家的一员大将，但他在那个时候不可能成为旗手，以至于后来政治性的，社会问题性的，大题材的东西占领了中国文学，沈从文便渐渐边缘化，受到了漠视、排挤和攻击。这种情况和张爱玲一样，张爱玲也只是写她的没落家族的生活，所以上世纪50年代初她就出国了，张是有家庭背景的，自由相当大的人，她可以出国，沈从文就只有留下来，因为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行为。1949年以后，虽有种种原因他退出了文坛，可以说，即使他还在文坛，他也是写不出来的。而文坛有这样的情况，人人都知道他是个诗人作家，任谁也不知道他写了什么诗什么小说，这样的人往往在文坛混得最长。我在“文革”后期，有一天去图书馆翻到他的一本书，那是我第一次读他的书。书是丛书，序言由别人写的，序言中说他如何有才华，文笔如何好，但有一句话我记得清楚，就是：他只能算二流作家。但我那时不知道沈是谁，非常喜欢读他的作品，后来一本书上收他的一个作品，我还给出版社写信，要求多收他的作品，又过了多年，他的文集才出来。我一直说过这样的话，作品必须经过50年的考验，如果50年后有人还在读，那就是好作品。50年后沈从文怎么样呢？沈从文成了中国现代文学超一流作家，成了作家和从事文学工作者的必修课。为什么呢？文学有文学的规律，文学就是写人性的，脱离了写人性，而将文学当作政治的宣传品，你轻视着文学规律，文学也就最后抛弃你。近50年后沈从文的浮出，是中国文学观的改变，可以说，对待沈从文的态度变化，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心路历程。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住，文学一定要遵循文学规律，文学不是政治宣传品。以政治观念写作品，即使一时红火风光，最后也是一无所有，而文学不作御用，有人又写成揭露、暴露、黑幕性的作品，思维上和御用一样的。同样一无所有。有一年我在江苏一处清代驿站见到，墙上贴有接待的仪程，皇帝来了，送当地特产，有一条，请诗人献诗。看后心中特别悲哀。我写过一个中篇“艺术家韩起祥”，就写了一个艺术家如何一步步变成政治宣传品，最后悲凉地死去。这就牵涉出了政治的关系问题，中国民族是一个苦难民族，因为苦难，政治情结就浓，所以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之说，伟大的文学作品既要关注现实，又要追问人的本身。讲政治要讲大政治，关注和追问的就是大政治。

他的温暖性。善良而宽宏的作家才能写出温暖的作品。沈从文写下层社会的人的日常人生，同时期老舍也是写下层社会的日常人生，两人都是伟大作家，但老舍的眼光是批判的眼光，以一个改革者的眼光来看待人性，而沈从文以温和的心境，尽量看取人性的真与善。对人性的真与善的关注和肯定，集中体现于笔下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我们姑且不论其长篇、中篇，即使那些短篇，比如《柏子》和《丈夫》中的妓女都是那么可爱、可怜，读完让你心跳和叹息。作品的温暖性，可以使作品有慈爱心。我有这样体会，小时候家境不好，父亲从学校带回一点吃食，当我们兄妹四人在那里吃的时候，他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我们吃。我做了父亲后，每当弄些好吃的带回来给孩子吃，我也是坐在对面看着，我体会到一个做父亲的那种感觉。读沈从文的小说，我就想到父亲的神情，我感觉沈从文对他的人物就是这种神情。作品的温暖性，更使文笔优美，没有生硬尖刻，没有戏谑和调侃，朴素而平实，幽默也是冷幽默。他不是刻意要批判什么，作品里看不出谁是坏人，谁是好人。一切都是温情，他表现悲剧现实，如果在作品里好坏分明，那就不是好作品。“红楼梦”贾、林的悲剧是谁制造的呢？是贾母，是宝钗，是宝玉，是黛玉，好像都有，又都没有，是社会的悲剧，是人人都有份制造的悲剧，但你又不能怪哪个人。又如“文革”，是谁的责任？毛主席，走资派，造反派，好像是又不是，是全部的中国人都参与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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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神性，好小说都是有神性的，也就是有精神的。作品要讲究维度，要提升精神层面。有的作品是政治传声筒，这是令人反感的；有的是把人物作为背景，去研究一个个具有当下性的社会问题，这是讨厌的；有的以观念写作，全文就为着演绎一个观念，同样面目可憎。现在有许多作品，写现实，不应称之为现实主义，没有精神意象的现实作品不是现实主义作品。沈写的是下层社会人的日常生命状况，就是他探寻的是关于人的最为根本意义上的爱、真、美，他的小说才具备了生命力。他有一句名言，说他的作品是建一个希腊小庙。通过对淳朴的爱恋的风土人情的描摹，营造一个特殊的精神空间，这个精神空间与作者所身处的特性空间形成强烈对照，这精神空间就是“希腊小庙”，庙里供奉的是一种充实人性和神性的爱。一方面是经营希腊小庙，一方面现实却是人欲横流，红尘滚滚，这样就必然产生孤独和悲凉，他的作品又温馨又哀伤是自然而然的。我画莲喜欢画出藕、茎和花，莲花就是藕的精神之花，这朵花是艳丽的，洁净的，艳丽和洁净得又无比哀伤。佛的眼是微闭的，佛的神态就透着这种味道。沈从文的这一点，我们在读他的书时，一定要体会。我们写作为什么得有这种神性，精神空间为什么缺乏，而他又是怎样寻找怎么处理和完成这个精神空间的？

再说唯美性吧。中国作家历来分两类，一类政治性强，大题材，大结构，雄浑刚健，这类作家和作品弄得好当然好，而且在当代当红，弄得不好就极其不好，作品寿命极短。另一类讲究文体，讲究艺术，讲究语言，讲究气韵。当然弄得不好，影响大气，沦为柔弱和矫情。但这类作家的作品寿命长，他的文字至老都好，即便留一个便条都有味道。举个例子吧，现代作家废名是唯美化的，沈从文向他学习过，他的作品特别讲究，太讲究了就冷僻、孤寂，失去大气。古诗人贾岛如此，废名也如此，而沈从文学废名脱于废名，他作品的气是向外喷的。孙犁的荷花淀派之所以后继无人，就是后学者气小了。唯美性的作家作品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艺术感觉好、文笔美，善于运用“闲话”，增加韵味，我比喻为往水面上抛石子，有人抛一个石子，咕咚就沉水了，有人的石子在水面上连续打漂。（举《柏子》的一些句子）。他们反复叙说一件事，文笔独思妙想，有无尽的细节，这需要感觉和想象。沈如此，张爱玲也如此。大家可以读沈《龙朱》。（这里不能具体分析。有许多东西靠自己去悟。没有悟性，那就不是干这行的料了。）

下来，我谈谈沈从文给我们的启示。

一、成功的作家，必须有天生的一份文学才能，这份才能不是学校能培养的，它是大自然的产物。只要他胸中有文学，一经开发就有文学作品，若胸中没有，后天的努力也只能成就一般。知识并不等于智慧，而智慧就是悟的积累。在日常生活中悟一些道理，逐渐积累，洞彻天地自然的规律。大师都是悟道的，有的是顿悟，豁然洞开，有的是历经无数劫难渐悟的。张爱玲讲“发展自己的天才”，只要你感觉你有这方面才情，你就好好去发展，许多写作人初期都询问：自己是不是这方面材料，最后能不能成功？别人是无法回答的，自己有感觉，这如同端来一碗饭，你会感觉自己能不能吃得下。说这样的话，不是要打击一些初学文学的人，我强调的悟性，作家必须靠悟，有一句话：“读书不求甚解”，是说可以不完美，但会从这一点悟出那一点，所以作家不一定学历多高，沈从文没上过大学，张爱玲没上过大学，鲁迅是学医的，现在理工科学搞文学都比学中文的写得好，思维广阔，学文的最害怕学死。

二、文学是人学，应该写出人的理想，写出人对自身的追问。这是正道，也是唯一的道。所以，在中国这个政治性特强的国度里，一定要建立文学观，否则一时红火，得名取利，最后都是悲哀的。中国作家，有人是在政途上失意后转入文学，有人以文学作为跳板进入政途的，有人说是搞文学，经不住一个科长职位的诱惑，这样都不是真正弄文学，也可以说不是能在文学上成事的人。沈从文埋没几十年，是海外重视而影响国内的，也是社会进步后对文学重新认识的。当年沈从文无法搞文学，转向文物研究，他经手过瓷器、铜器、玉器、漆器、绘画、家具、绸缎一百万件，当讲解员几十年，接待三十万人次，写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明锦》《战国漆器》等，他“隐忍不动，犹如大地，静虑深密犹地藏”。但是金子终究发光，古镜愈磨愈亮，当夏志清在海外大力宣传他，海外汉学者以研究他而获得博士学位，他终于文物出土。他同张爱玲、钱钟书浮出后，一直还有争议，同辈人对他有非议，那是忌妒，文坛也很恐怖，文学是马拉松运动，同辈人是压不住的，现在年轻作家力捧沈从文就是证明。

三、社会复杂，文坛亦复杂，各色人等，当人境逼仄的时候，精神一定要浩淼无涯，与天地往来。人要高贵，作品立意要高贵，这种高贵不是你去当官，得势，中国是根深蒂固的官本位国度，一当官什么都好，所以文坛上为当个官争破头。昨天，一个书法评论家到我那儿，说起现在书画为什么那么热，本来书画是极少数人的事，我说，如果排除经济利益，你看还有几个人爱书法、绘画？所以，当你受到不公平待遇，你可以不反抗，但你要隐忍，要静水深流，靠作品说话。

四、对于沈从文，任何人讲都无法讲清，真正要了解他，认真读他的作品，品味他的一段一句一字，悟出沈从文为什么是沈从文，悟出沈从文能不能与同自己有感应。你只有感应了，你就会学到他许多东西。本来，在讲沈从文之前，我应该要求同学们熟读他的作品，但我先来讲了，可能听我现在讲难以理解深，那就以我的讲课作为一个引子你们再去读吧。声明的是，我讲的是我读过的沈从文，是一个作家去读另一个作家的感受，这种感受只是：他那样写我能不能那样写，他写的东西哪些我可以写，哪些我写不了？所以，我讲的不是全面的评价沈从文，只是一家之言而已，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