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精选8篇）
沈从文 篇1
摘要：“艺术作品究竟是被发现的还是被创造的”是艺术哲学的重要命题之一，本文从“原型说”入手结合作家沈从文的创作历程及其代表作品《边城》探讨这一话题。苗族人的“集体无意识”固然给了沈从文无穷的创作灵感，这在他的众多优秀作品中均有体现。但集体性的历史积淀并不是无意识地作用于艺术品，而是通过艺术家有意识地创造体现在艺术品中的。
关键词：原型说;集体无意识;沈从文;边城
一、艺术品是被发现的还是被创造的
“《边城》创造了沈从文”这一假设成立的前提是“《边城》”这部作品自身是自在而为的，也就是说《边城》是先于沈从文而在的，是被沈从文发现而不是创造出来的。这也就涉及到了“艺术作品究竟是何以产生”这一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艺术作品是由艺术家创造的;第二种观点认为，艺术作品是先在的，艺术家“发现”而非“创造”艺术品，这种观点即是艺术品的“先在说”。
(一)“先在说”的理论基础
“先在说”的基础是柏拉图的哲学理论“回忆说”，后人将其称为“原型说”。人们最早大都是从心理学家荣格的理论中认识“原型”的。事实上，“原型”一词并不是荣格的创造的，荣格曾指出，“‘原型’这一术语早在斐洛•犹大乌斯时代便出现了”①。而斐洛的“原型”思想则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哲学。在柏拉图《裴洞篇》中，就有一段关于人类知识来源的论说，也就是“回忆说”。按照他的看法，人们看到一件事物时必然会想起与它类似或相等的事物，而这相等物就是回忆，这种联想和回忆是人们获得知识的唯一方式。假设这个说法是对的，既然知识是先于人而存在的，那么《边城》这个文本也是先于沈从文而存在的，沈从文便是因为“回忆”或者说 “发现”了《边城》而得以名声大噪，如此一来，《边城》创造了“沈从文”这一说法就得以成立了。
(二)“先在说”的缺陷
“原型说”是“先在说”的基础，倘若我们能够成功的指出“原型说”的缺陷，也就推翻了“先在说”的理论基础，便能证明艺术品不是“先在”的，而是需要“被创造”的。
正如苏格拉底所说，“只要一件事物的视觉给你带来另一件事物的知觉，不管它们类不类似，就必定是回忆。”②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人面对一件事物，必然或多或少会有一定的想法。而这些想法必然都是回忆，因为就一个人而言，他只能想起他已经知道的东西。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的知识来源于这种联想和“回忆”。这种“回忆”并不是先在的，而是人们通过后天经验和学习经历而得知的。一个对沈从文略有了解的人看到《边城》时会“回忆”起沈从文，可若是他没有读过《边城》，难道能够可以通过柏拉图所说的“回忆”知道《边城》讲述了怎样的故事么?
另一方面，从“回忆说”本身来说，这个说法的提出就是有问题的。在《裴洞篇》中，苏格拉底提出“回忆说”是为了论证灵魂是先于人的身体而存在的。然而，这段论证却是以“人是在出生之前就获得这种回忆中知识”而结尾的。也就是说，“回忆说”的目的是为了证明“灵魂先于身体存在”，而它又不得不以此为“前提”，如此一来，它们是在“互为前提”的基础上才能成立的，这只是一个循环论证，它们谁也证明不了谁。
二、“集体无意识”的“原型”
前面我们否认了“先在说”，但这似乎只能说明“《边城》”不是先在的，而是“被创造”的，却并不能证明是被沈从文而非前人创造出来的。在20世纪初的西方思想史上还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艺术品并非人们所知的作者创造出来的，而是历史积淀的结果，这种观点的代表是荣格。荣格把“无意识”分为“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并且认为“个人无意识”有赖于“集体无意识”，而后者是非个人的、非后天的，而是与生俱来的。
(一)集体
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存在于所有社会人的意识之中，具有“普世性”，“它在所有人身上别无二致”③。然而，在分析歌德与《浮士德》时，荣格说，“《浮士德》触及了每个德国人灵魂中的某种东西”。④这也就是说，这里所指的“集体”是德国，而不是世界，这与“在所有人身上别无二致”的说法显然不符。由此可见，对于“集体”的定义，荣格自己也并不十分清晰，甚至是自相矛盾的。
以沈从文为例，沈从文《边城》中流露出的湘西风俗和苗族特质而言，的确应该是适用于每一个湘西人的“集体特质”。然而湘西苗族的民族积淀并不是沈从文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从内容上讲，仅有苗族的历史积淀是远远不够的。20世纪代，沈从文有很多军旅题材的作品，该题材的出现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而这些个人经历并不是苗族人共有的。如果非要用“集体无意识”来分析这些作品，怕是要把这个“集体”换成“从军者”而非“苗族”了。那么“集体”究竟是指什么，是种族、民族、还是地域?既然“集体”概念难以确定，这就证明“集体”之外，另有其他“非集体”的因素影响着艺术作品的创作，比如，作者个人的人生经历等。
(二)无意识
如若“原型”是存在的，它究竟是“无意识”还是“有意识”地影响创作者呢?荣格认为《浮士德》等作品中的重大幻觉经验掩盖了作者个人的爱情经历，这种神秘的“集体无意识”支配了艺术家的创作。沈从文的《边城》恰好就是一个爱情故事，在这样一个故事中也有所谓“集体无意识”的因素，但这些却并未掩盖爱情的主题，作者个人经历也在作品中有明显的流露。以“翠翠”的形象为例，“翠翠”身上有四个人的影子，一个是芦溪绒线铺的姑娘，沈从文说，“我写‘边城’故事时，弄渡船的外孙女，明慧温柔的品性，就是从那绒线铺小女孩印象而来”⑤;第二个是沈从文夫妇路过北九水时遇到的女孩儿;另外两个年轻姑娘的影子，一个是他年轻时追求过姑娘，另一个是颇受他宠爱的九妹。首先，这种原型并非“集体无意识”;其次，“翠翠”这一形象的呈现不是历史积淀的无意识作用，而是经过作者有意识地加工得以塑成的。
三、沈从文之于“边城”
艺术作品中固然会有某种历史积淀的存在，但这种积淀不是“先在”的，而是人类社会的积淀。且这种积淀在艺术作品中的呈现并不是“无意识”，而是与作者个人经历紧密结合之后经过作者的“有意识”地改造的。
(一)有意识的“原型”：作为个体的沈从文
与沈从文先生有过多次接触的美国著名学者金介甫认为“湘西对沈从文后来偏爱文学可以说影响甚微”⑥值得注意的是，金介甫所说的是湘西对沈从文“偏爱文学”的影响，而不是说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湘西文化为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却不是促成他走上这条道路的动因，更不是成就其作品的直接缘由。传统文化和湘西风俗也对沈从文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影响，但他的创作是有意识的主动创作，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是作者有意识构建出来的`，而非无意识地自在的存在。正如赛龙舟在《边城》中已经不单单是传统仪式而成为了推动翠翠与傩送的感情发展的线索;翠翠的性格特质也并不仅是湘西姑娘身上抽象概括而来，而是有了作者平生所遇见过的或知名或不知名的姑娘的影子。我们不能否认历史“原型”为沈从文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却也不能将其夸大为“集体无意识”，因为这些“原型” 已然不是简单的原始模本，而是加入了作者个人感悟的有意识地创作。
(二)城乡之间的“边城”：艺术家、作品与社会
艺术家与艺术作品都不是独立存在的，
不仅它们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与艺术界乃至整个社会都是密不可分的。北京在沈从文的创作生涯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湘西的经历给沈从文的创作提供了素材，但他的文学底蕴却是在北京积累起来的，他的大多数作品也都是在北京完成的。事实上，正是因为离开了故乡，处在北京、上海等都市环境中，沈从文才能以对比和景观的姿态来看待湘西、看待凤凰。《边城》一方面是源于他对故乡的印象，另一方面则正是沈从文身处的社会现实的反面。在《边城》及其题记中，依稀可见沈从文对于某些堕落的都市现状的抵触和反感。这些现状是沈从文创作《边城》的动因，也正是这种反衬使得沈从文笔下的翠翠、傩送越发动人可爱。沈从文的早期作品神巫色彩浓厚，而到了中后期则越发的贴近社会与现实，这与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
艺术家不仅是艺术作品的创作者，也是沟通艺术品与现实社会的桥梁。社会通过影响艺术家而影响艺术作品，而艺术作品不仅可以是社会的一面镜子，甚至也可以对社会有着具体现实的作用力。沈从文早年从军时路过茶峒，使得它进入了《边城》这样一个文学世界。茶峒改名“边城镇”以坐实“边城”之名。沈从文成就的不仅是“茶峒”， 如今的“凤凰城”也以沈从文故乡之名而著称于世，如今已经成为旅游胜地和文化古城。沈从文曾经谈及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他说自己也分不清楚。
经过上述讨论，所谓艺术作品与艺术家没有关系这类的说法显然不能成立了。事实证明，没有什么能够脱离出现实社会而独立存在，艺术家是如此，艺术作品也是如此。所谓“原型”，并不是先于人而存在的“无意识”，而是有世代积淀的有意识的人类成果。“原型”对于艺术创作的影响固然是存在的，却也是有限的。作者的有意识地创作才是艺术品诞生的真正途径。正如沈从文所说，“恰恰如我一切用笔写成的故事，内容虽近于传奇，从我个人来看，却产生完成与一种人为的计划中。”
参考文献
[1][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徐德林[译].原型与集体无意识[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第1版第1次印刷
[2][古希腊]柏拉图[著],王太庆[译].裴洞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3][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张敦福,赵蕾[译].未发现的自我[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第1版第1次印刷
[4]范明生.柏拉图哲学述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5]周仁政[著].巫觋人文――沈从文与楚文化[M].湖南：岳麓书社.12月第1版.
[6]沈从文[著].边城[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注解：
①[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徐德林[译].原型与集体无意识[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第1版第1次印刷,P6
②[古希腊]柏拉图[著],王太庆[译].裴洞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月第1版第1次印刷.p26
③[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徐德林[译].原型与集体无意识[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年第1版第1次印刷,P5
④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张敦福,赵蕾[译].未发现的自我[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第1版第1次印刷.P238
⑤沈从文[著],周施[选编].大山里的人生[M].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2月第2版.P40
⑥[美]金介甫[著],符家钦[译].凤凰之子•沈从文传[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4月第1版第1次印刷.P22-P23
沈从文 篇2
《萧萧》作为沈从文代表作之一, 无疑展示了他在小说人物塑造、情节安排等方面的较高水平。除了上述两个写作技巧方面的特点, 《萧萧》中特有的乡风民俗也成为了沈研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童养媳”和“沉潭”两种制度, 它们作为落后的民俗一直为现代人所抨击, 在五四作家笔下, 这两种制度多作为批判封建制度吃人本质的实证, 然而在沈从文笔下它们的戾气得以消解, 反之成为人性美的证明。这体现了沈从文审美的人性观, 即一种从一切事物乃至丑恶中仍能见出美善人性的仁者胸襟。本篇将从《萧萧》中沈从文由“恶”中见出“善”的两个代表事件、小说人物塑造和情节安排三方面来阐述沈从文的人性观。
一、丑恶中见美善
正如夏志清在沈从文评论中所说的:“这个世界, 尽管怎样堕落, 怎样丑恶, 却是他写作取材时唯一的世界。”3写作来源于现实生活, 夏氏道破的正是沈从文写作所取的源泉。然而与“堕落”“丑恶”的现实相比, 沈从文笔下的世界犹如世外桃源, 这样的作品无疑是他审美的人性观作用的结果。在《萧萧》中, 童养媳制度和萧萧经引诱后要面临的惩罚作为“恶”的代表并没有导致世外桃源的毁灭, 相反却折射出人性之美, 这就体现了沈从文善于从丑恶中剥离出美善的人生态度。
作品首先以一种波澜不惊的态度交代了主人公萧萧的身份:童养媳。童养媳制度作为旧社会的残留通常让人深恶痛绝:它不仅剥夺了妇女的人身自由, 而且出嫁后夫家繁重的家务、与丈夫畸形的关系等磨难使妇女失去了基本的人权。但在沈从文的笔下这种制度并不可怕, 这种制度下的萧萧并未成为“牺牲”。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萧萧的童养媳生活。一是萧萧夫家的人如何对待萧萧, 二是萧萧的生活状态。
在夫家人里, 和萧萧关系最紧密的自然是“小丈夫”, 她和小丈夫的关系更类似于姐弟, 小丈夫对萧萧是既怕又爱的, 他时刻跟着萧萧, 已经和她建立了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他宁愿保守萧萧的秘密, 也不愿去告密以维护“自家人”乃至自己的利益;在知道萧萧因为肚子里有了儿子而要远嫁之后, 他宁愿原谅萧萧大肚子的错误, 也不愿萧萧离去。他以一颗纯真的童心接纳萧萧, 萧萧对他来说是一个照顾他并管教他的长姐, 他也由此像对待姐姐一样爱她、敬她。因此他们的关系是单纯的、不掺杂质的, 概括而言就是姐弟亲情。除了小丈夫, 和萧萧关系密切还有爱和她开玩笑的祖父。他并没有因为辈分或者萧萧的童养媳身份而在她面前摆出一副长辈和雇主的骄横面孔, 而是和蔼地和萧萧开玩笑, 完完全全地把她当孙女看。此处所展示的关系也是纯真无杂质的, 没有任何世俗、金钱的成分, 而是一种和谐融洽的祖孙关系。从丈夫和祖父对待萧萧的态度和他们与萧萧建立的姐弟情、祖孙情, 我们可以看出人性的善良与敦厚, 因为他们跳出了金钱和身份为他们设下的世俗桎梏, 投入了人与人之间淳朴的亲密感之中。
萧萧的生活状态也是无忧无虑的。虽是童养媳, 但是她实际就像夫家的女儿一样生活着。她日日带小丈夫去玩耍, 悉心照顾, 俨然一个爱护弟弟的姐姐;有余力的萧萧时候也“作点杂事”, 为家里分担辛劳。在生活上她完全已经成为了这个家庭骨肉亲情中的一员, 而不是以被买卖的童养媳身份;她也从不因自己的身份而对夫家产生隔阂, 对小丈夫关怀备至, 家中的劳动也是“能动手的就动手”。除了生活上的安逸, 萧萧在精神上也是自由的, 没人把她当成童养媳驱使。正是因为亲情赋予的这种平等地位, 使得萧萧无忧无虑地成长, 她的身体发育如植物般“大叶大枝, 日增茂盛。4”精神上的无忧虑使她在身体上“高如成人”的同时也保持住萧萧那颗“糊糊涂涂”的赤子之心5。
萧萧的温馨生活刚为我们捋平了心上的一道褶皱, 沈从文又在小说里埋伏了一个“花狗”, 并由他激起了接下来一串祸事的涟漪。花狗引诱了萧萧, 使她犯下不守贞操的大罪, 也相继引发了夫家人对萧萧的惩罚。在农村, 对妇女失贞所做的惩罚意味着被沉潭, 但是沈从文又一次让我们在落后的民俗前见到了人性之美。萧萧被发现怀孕并预备逃跑后面临着沉潭或者发卖的命运, 此事的决定权落在了夫家人和萧萧本家伯父的身上。萧萧的伯父是个“老实忠厚家长”, 虽知道这是“丢脸事情”, 却不舍将萧萧沉潭, 于是萧萧可以被发卖。然而情形却微妙地有了变化:大家因为事情已经说明白, 心中都释然了。先是小丈夫和萧萧又恢复到从前姐弟一般有说有笑的日子, 接着是家里人看到丈夫不愿意萧萧走、萧萧自己也不愿意走的情景, 也觉得萧萧要走这件事很不合他们的心意。最终本来对萧萧怀孕之事生气、流泪的夫家人渐渐改变了态度, 甚至对原来要实行的处罚感到不自然, 感觉像是被逼迫的, 这其实体现了他们内心对萧萧的原谅。此处人性之美再一次被挖掘出来:萧萧之所以被原谅, 是因为在几年的光阴中她已经被这家人认同, 俨然一个亲生的女儿。因此虽然大家一开始很悲愤, 但由于心中已形成的亲情, 大家选择了原谅。在此处人情的美善体现了出来, 即大家对一个买卖而来的女孩倾注了真情, 这是人朴素情感的表现。
在这样的写作模式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沈从文从丑恶见到美善的创作观。他不同于其他的五四作家, 多数作品皆以灰色和悲凉为基调, 而是留给读者美和希望。对于这一点, 我们可以探讨作家们对人性观的审美和审丑问题。在五四时期, 同样是对现实不满的作家们选择了直言心声, 写出了许多作品抨击现实社会。如鲁迅写《故乡》《狂人日记》等, 他们善于将社会的丑恶面直接暴露给读者, 以抒发内心的愤懑, 试图以暴露、批判、讽刺类的审丑文学激起民众的愤慨, 唤醒愚昧的民众。这种审丑的写作倾向可以用徐志摩的《毒药》作诠释:“我的思想是恶毒的, 因为这个世界是恶毒的, 为的灵魂是黑暗的, 因为太阳已灭绝了光彩, 我的声调是象坟堆里的夜枭, 因为人间已经杀尽了一切的和谐。6”但是沈从文却独树一帜, 他对人性有着自己的看法:“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 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 一种‘优美、健康、自然, 而又不悖乎人生的人性形式’。7”沈从文之所以选择这种优美的人性形式, 是因为他对一切抱定了审美的眼光, 并且认为这种眼光可以使人对生活重新燃起希望。他曾在西南联大国文学会的一次名为《小说作者和读者》的演讲中谈到一个好的作品除了让人产生美善感觉之外还要有“引人向善的力量”8。这既是他对所有作品的希望, 也是对他自己作品的要求。所谓的引人向善, 即让人看到一种美丽的、传奇般的人生经历之后产生“生命的明悟”, 明白人在以生存为主的“动物人生观”之外还可以对生命有更深的理解, 还有其他值得追求的可称为理想的东西。对此汪曾祺有这样的理解:“为什么要浪漫主义, 为什么要理想化?因为想留驻一点美好的, 永恒的东西, 让它长在并且常新, 以利于后人……沈先生的看法‘太深太远’。照我看, 这是文学功能的最正确的看法。这当然为一些急功近利的理论家所不能接受。9”从今天的心理学角度看来, 直接的批判或者让人产生抵触心理, 或者使人悲观与消极;而美好的事物则会让人心生向往, 存有一个“桃花源”的寄托, 由此努力让自己做一个更好的人来适应一个更美的世界。深谙此道的沈从文怀着让世间更美好的信念, 在生活和作品中抱定审美的人性观, 从善恶并存的世界中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值得驻足的美丽视角。
二、小说人物塑造
人物塑造在作品主题的表达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萧萧》主要刻画的人物包括萧萧、小丈夫和祖父, 他们身上都展现出一种美善的人性。
萧萧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女孩, 她单纯、童真, 事事对人信任。正是因为她的纯真, 她虽做了童养媳却毫无悲伤, 如一个天真的孩子开心地成长, 平日里在好风景里游戏, 回到家也愿用双手为家里分担杂务, 获得收益。她对人信任, 毫无防备, 因此糊里糊涂地被花狗引诱。在经历了被责备、等待惩罚之后, 她仍然是天真无邪。小丈夫是个孩童, 更彰显出赤子之真。他把萧萧当姐姐, 既敬又爱。当他发现萧萧怀孕后, 选择了替她保守秘密;当萧萧要被发卖时, 他也不舍得萧萧走。孩童的心是最纯真的, 沈从文用孩子的这种特质去展示人性之美, 非常妥帖。祖父也是令人难忘的。他幽默而亲切, 平日里喊萧萧作“小丫头”, 素爱和萧萧开玩笑打趣, 可见他平易近人。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调皮、幽默而又和善的老人形象。在《萧萧》的三个主要人物中, 萧萧和小丈夫是纯真的代表, 而祖父则代表了仁爱, 这三个典型人物的塑造无疑是沈从文心中对美好人性最好的诠释。
沈从文善于刻画这些美丽的人物, 也善于营造田园式的环境, 这样的写作风格是由他的审美人性观决定的, 这种人性观, 同时也承载起各方对他的作品产生的质疑与否定。从三十年代起到现在, 沈从文作品受到的批评多聚集在“文体作家”和“田园牧歌”上。前者认为他的作品注重于文章形式的独具匠心, 虽创造了“诗小说”这种优美的形式, 但在内容上毫无建树。后者认为他的作品聚焦于田园牧歌之上, 与现实生活脱离。以上两种批评皆由他们对沈从文这两个特点的不理解所致, 而人性观作为核心可以很好地解释沈从文写作的这两个特点。沈从文的审美人性观将人性视为美善, 由美善的人所组成的故事在语言和形式上自然是优美的, 其意境也是清新的, 因此前者生发了“诗小说”, 后者催生了与作品内容相一致的田园视景。沈从文在为《边城》作序时说道:“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 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优美, 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忽略了。10”沈从文口中的热情和悲痛正是他在现实沉浮里追求人性美善时的热忱和失望, 他不是一个幻想家, 他能够看清中国的社会形势和危机, 但是他不像其他的作家一样采取批评、说教的方法来教育民众, 而偏偏要用最美的一种人生形式来启发读者, 使读者在牧歌的对照中反观现实, 成为一种无声的批评, 就像夏志清说的那样:“沈从文对人类纯真的情感与完整人格的肯定, 无疑是对自满自大、轻率浮躁的中国社会的一种极有价值的批评。11”
三、情节安排
对于《萧萧》的结局, 对许多人来说是意料之外的, 因为主流作家笔下的萧萧绝没有这样美好的结局, 要么被沉潭、要么发卖。但沈从文却在此处给了传统写法以响亮的回击, 使人体验到一种新异的美感。就像贺兴安说的:“在写作追求与创作方法上, 他有别于新文学 (特别是左翼文学) 多数作家奉为主流传统的‘必然 (本质) +理性’的、强调个性与共性 (阶级性) 统一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人学模式, 坚持自己的‘偶然情感’”的创作追求, 新辟蹊径, 营造着一块引人注目、不可或缺的新鲜园地。12”
在五四作家手中, 萧萧的命运必然是悲惨的, 因为他们坚信在黑暗的封建制度之下一切人生都是悲剧, 悲剧的结果也是必然的。他们这种“演绎法”的逻辑推论是“理性”的, 但同时也是片面的、绝对的, 因为他们只考虑到了外界对事物的影响, 而没考虑到人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即使考虑到人的因素, 那也是为封建势力推波助澜的, 他们没有考虑到人即使在封建社会的影响下也是可以保持人性的美善的。之所以有这些结论, 在于他们确定了以审丑的态度去看待一切:社会制度如此, 人亦是如此。在这样的消极看法下人永远都活在泥潭之中, 无法自救。但是沈从文跳出了这个审丑模式, 以其个人独有艺术品格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审美的人性观。如果只看《萧萧》的开头和结局, 没有人会猜到中间经历过丑恶和波折, 因为结局和开头一样都是宁静而美好的。正是因为沈从文的审美人性观洗涤了中间的丑恶、包容了一切, 因此结局依旧平静。在此处美善的人性犹如一片大海, 海纳百川, 因此其间发生的不幸如波动的江河注入到大海中时, 它仍是不动声色, 不改自己的初心和本色。
相比于主流作家的理性, 沈从文是感性的。他一方面接受已经发生的不幸, 并不沉溺于幻想之中;另一方面他也相信美好的人性可以改变一切。我们可以用夏志清的话为这一小节作结:“……这都是沈从文用来代表人类纯真的感情和在这浇漓世界中一种不妥协的美的象征。13”
四、小结
本文通过对《萧萧》典型事件、人物塑造和情节安排的分析, 探寻了沈从文写作的轴心:美善的人性观。他以人性的美作为支点, 为我们创造了一片纯净的乐土和生活在土地上的质朴人物。虽然他的作品因此而受到批评, 被认为是徒有优美的形式而没有思想, 但是正如沈从文坦言的:“说句公平话, 我实在是比一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 播得远。14”推动他到今日的文学大家地位的, 正是美善的人性。
摘要：人性作为沈从文创作的核心, 被后世研究者作为解读沈从文作品的一把金钥匙。“优美、健康”的人性观, 始终贯彻于他的每一篇作品, 却与当时的五四文学格格不入。与主流文学中审丑的人性观相比, 沈从文的观点保持着他个人特有的审美倾向。这里以其短篇小说代表作《萧萧》为例, 通过对小说内容、人物性格和情节安排的分析来谈沈从文作品中呈现出的人性观, 并由此探寻沈从文审美的人性观背后蕴藏的深意和原因。
纪念沈从文 篇3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沈从文与司徒乔是好朋友,沈是一个很侠义的人,1931年徐志摩飞机失事,他以好友身份专门赶到出事地点,向朋友们报道事发经过。大家都知道沈从文与当年在北京的一帮文化人关系不错,知道他与胡也频和丁玲有着非同寻常的交情,这都是耳熟能详的故事,可是与司徒乔,如果伯父不提起,我还真不知道。
伯父形容沈从文说话的神情,与钱锺书小说《猫》描写的曹世昌还真有些像,举动斯文,很小心翼翼的样子,是悄悄地告诉你,仿佛在透露十分秘密的消息。他柔声细语地对伯父说,他的家乡凤凰非常漂亮,真的很漂亮,如果有可能,应该去一趟,好好地看一看。伯父比沈从文小十多岁,因为祖父的关系,当然是与沈认识,不过他觉得自己毕竟晚辈,还不够资格从中引见介绍,非得老爷子亲自出马才行,但是祖父未必就肯做这样的事,沈从文为人一向认真,对于一个认真的人来说,轻易不能麻烦。于是不了了之,事实上过了不久,姑姑的电影热情也消失了,玩票就是玩票,当不了真的。
还是上世纪80年代,老作家章品镇跟我说过与沈从文有关的另一个故事。大约“文革”前,沈从文到江苏来,考察什么文物,章向其求字,他迟疑着答应了,说容他回房间再写。章以为只是敷衍,很多能写字的人都是这么推托,没想到第二天,他竟然用小楷抄了一大段文字。这事足以说明沈从文的实在和认真,我看过他给王伯祥之子王湜华写的字,也是整篇都写满了,数一数,竟然有几百字,一个人老是这么给人题词,非累死了不可。
很多文化人去凤凰,都冲着它是沈从文的家乡,起码我就是这样。凤凰古城漂亮,湘西的风景迷人,如果没有沈从文,一定会大大逊色。2000年秋天,清澈亮丽的沱江边,我在沈的墓前久久徘徊,不远处,有一块他妻子张兆和写的铭文,字数不多,让人无限感慨。我没有带相机,也无纸笔,就反复看,当时记住了,现在却写不出来。大意是沈从文死后,大家如此隆重,无非锦上添花,而沈生前矛盾重重,诸多坎坷,却很少有人雪中送炭。
1949年,祖父到北京没几天,便去看老朋友沈从文。见面的结果让祖父很失望,虽然他们也“杂谈一切”,但是沈从文的恍惚,不近人情的多疑,明显的精神失常,让祖父感到揪心之疼。就在这次见面的一个星期后,沈从文用剃刀将自己的颈子割破,两腕的脉管也割伤了,还喝了一些煤油,幸好是在大白天,抢救及时,生命才得以保存。这段惨痛往事,很长时间都被深深埋藏,后来被人重新提起,基本上都是从政治迫害这个角度入手。
政治上的迫害不容置疑,但是面对同样的压力,很多人都若无其事挺了过来。朱光潜被定性为蓝色作家,萧乾被定性为黑色作家,相比较而言,被定性为粉红色作家的沈从文,罪名似乎要更轻一些,这一点不仅我今天这么看,在当年,沈从文的儿子也是这么认为,他甚至还因此安慰过父亲。别忘了沈从文是从乱世里走出来的,早在还是一个毛孩子的时候,他就当兵了,见识过杀人如麻的场面。别忘了他是性格倔犟爱吃辣子的湖南人,出生地湘西以民风剽悍而闻名,说他仅仅因为害怕才自杀,这实在是小看了沈从文。
时至今日,重新说到沈从文,不妨有些医学的观点和态度。从现有记录资料来看,当时的沈显然患有很严重的精神疾病,也就是眼下人们常说的抑郁症。他的不安宁并不是持续的,一会清醒,一会糊涂,“有时候忽然心地开朗,下决心改造自己,追求新生,很是高兴”,“更多的时候是忧郁,悲观,失望,怀疑,感到人家对他不公平,人家要迫害他,常常说,不如自己死了算了”。
有时候事情非常简单,有时候当然不是那么简单。也许我们还不能完全相信张兆和的话,作为沈从文的妻子,她也觉得当时的压力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大,认为他只是自己把自己打倒了。压力大小很难判断,不同的人,承受能力肯定不同。有一段时间,我十分在意这方面文字,着重研究沈从文1949年前后的心路历程,并不想得出什么结论,而是希望能够多些观点,多些角度,在不可能中寻找到一些可能。
事实上早在1949年之前,沈从文的写作就遇到了严重问题,所谓个人发展的瓶颈。以小说水平而论,1934年出版的《边城》是巅峰之作,这以后,基本上陷入了拔剑茫然的境地。到了1942年的《长河》,虽然有所突破,但是作为小说名家,他的个人影响力正在减弱,读者关注度明显减少,这固然与抗战的文学大背景有关,也与小说的深度分不开。说老实话,尽管沈从文的小说写得很好,但从来就不是个自信的作家,他有足够的勇气,有农夫默默耕耘的写作耐心,对未来却并不看好。
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要选择在大学里当老师的原因,与留洋的大教授相比,沈从文工资只是人家的十分之一。一个教写作的老师在大学里其实没什么出路,遭人白眼也属正常,沈从文赖在大学里,也就是杜甫“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的意思,偏偏最后连这个也难以为继。众所周知,通常情况下,当职业作家是养不活自己的,在1949年,沈从文对前程的最大担心,显然不是能不能写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折磨已久,也就不再是迫在眉睫的大问题,而是还能不能继续在大学里当老师,还能不能活下去:
“我应当休息,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
这是沈从文当时发出的最惨痛声音,生存的恐惧把他彻底给压垮了,多少年来,沈从文都是以退为攻,可是现在他已经没什么地方可退。1949年是道很高的门槛,很多人跨过了这道门槛,都会感到无路可走。有人看到了希望,不过这希望和绝望异曲同工,结局都差不多。这其实是一代作家所面对的共同难题,简单地说,沈从文只是比别人更不善于应变,在与时俱进方面,他的能力孱弱了一些。五十步千万不要笑一百步,那些具备应变能力的作家难道就写出了好作品吗?答案同样也是没有。
回顾过去的历史,我的耳边总是回荡着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声音,“一个真正的作家是拦不住的,如果被拦住了,他就不是”。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给为什么不能写作找出一个理由,可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只要是不写作,就永远会有充足的借口。我一直会有些不太切实际的联想,如果当时给了沈从文写作机会又能怎么样,如果让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又能怎么样。把责任都推给社会,把过错都归于环境,显然太过于简单,太外行。写作说到底,是写没写,而不是让不让写。冤有头债有主,怨天尤人怪罪社会,并不能最后解决写不写的问题。小说史从来都是只关心那些写出来的文字,世界上一流作家的作品被查禁屡见不鲜,不合时宜有时候恰恰就是好作家的标志,写《尤里西斯》的乔依斯一生都不得志,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当时也不可能在苏俄出版。
据说沈从文是中国作家中最接近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事实上就算获得了这个奖项,也不可能给他带来什么真正的快乐。一个作家最大的幸福,是一吐为快,是把内心深处想写的东西写出来。只要这个愿望不能完成,只要写作的过程还没有结束,作家的良心就不可能获得安宁。奖励永远是外在的,有时候可能还会帮倒忙,如果在“文革”前,诺贝尔奖只会给沈从文带来帕斯捷尔纳克所遭遇的同样痛苦,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反华工具”,成为当时国家的“叛徒”。如果是“文革”后,又可能走向另一种极端,官拜高位,成为文坛的盟主。即使是没有得这个奖,风烛残年的沈从文最后也是苦尽甘来,享受到了“部级”待遇,配备了汽车和司机,所有这些,对于一个真正热爱写作的人来说,又有什么用呢。
沈从文此生最大的寂寞,是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不能再写了,他尝试着各种努力,有劲使不出来,最后只好壮士断臂忍痛放弃。好在他终于找到了一条退路,这就是文物研究,并在这方面取得了惊人成就。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对沈从文来说,不过是完成了另一件功德圆满的善事。沈从文的意义在于,他告诉我们一个人努力去做一件事,只要真努力了,就有可能做好。有时候想想,写小说真没什么大不了,用不着把它吹捧得太高太玄乎,小说说到底也就是小说。在给汪曾祺的信中,沈从文说拿破仑是伟人,我们只能羡慕,学不来,可是像雨果和托尔斯泰那样,想效法却不太难。
沈从文一生中遇到了两个好时代,前一个时代,是抗战爆发前的十年,这期间,他的小说从默默无闻,到尽人皆知,报刊编辑和广大读者都十分期待他的文章。然后是生前的最后十年,也就是今天许多文化人怀念的上世纪80年代,这时候,他的小说从坟墓里爬出来,又一次重新获得了读者,获得了声誉,他开始成为标志性的经典人物。
评沈从文 篇4
读完沈从文先生的这篇文章，实在觉得有些压抑，沈老在《街》中反复说“这长街不寂寞”却实在是一句反语，全篇中似乎处处透着一种寂寞，一种凄凉让人心生怜悯。
这文章大概是写了一个小城的故事，这小镇的男子们被强行拉去当了军队上搬运军火的伕子，家家户户就只剩下了孤儿寡母相依为命，生活得重担迫使妇女们辛劳工作养家糊口，孩子连饭都吃不饱。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女人们等来的往往是天人永隔的噩耗，日子却终究要过下去，简单地料理了丧事后，女人们抹去眼泪还得为明天的生活操劳。
全文始终笼罩着一层哀伤的情调，这哀伤又没有一个可以发泄的出口，这小镇的女人们是作者着重刻画的人物，她们是一群勤劳的、善良的、质朴的、可怜的、坚强的女人。她们不知疲倦地做着手头的工作，挑起生活的重担，她们对别家遭遇的女人都会施以援手，尽力帮助；她们没了丈夫还要供养老人孩子，对别人新嫁娘充满了羡慕之情；她们勇敢地面对一些厄运与不测，敢于接受一切，有战胜死亡的勇气。
这些女人们面对命运的不公，总有些逆来顺受的无力感，她们从来不会试图去试图去改变什么，总是默默地擦干眼泪等待第二日的太阳照常升起，这更让人怜悯和同情。这些女人都是“爱与美”的象征，她们个个心地善良，和翠翠一样单纯，她们有那么质朴，那么美丽，几乎没有沾染一点俗气，闪耀着人性的光芒，这群女人虽然没有具体到个人的故事，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却那么形象鲜明，刻画得相当成功。似乎就是有那么一个人，住在哪个小镇上，令人深信不疑。这是沈从文塑造人物的成功之处。
本文巧妙地以时间顺序连贯全文，由早晨到黄昏再到夜晚。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截取了小镇生活得几个画面，虽写了一日却有年年岁岁之感，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小镇上空的太阳会始终如今日般升起、落下，小镇的人们又会重复着这一切，悲剧还会一次又一次上演，今天出嫁的小姑娘，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人充满着遐想，让人悲从中来。
文中几处反复说到“这长街并不寂寞”，用反语的手法突出了小镇的寂寞，十分高明，小镇上一家家孤儿寡母，早晨的鸡飞狗跳，黄昏时防止孩子夜哭发热的仪式以及为死在他乡的男人们办丧事，这些也算热闹的话，真真是太过凄凉的了。这小镇平日里真是寂寞。
全文用叙述的手法，将整个故事娓娓道来，没有运用过多的修辞手法，用质朴的语言讲述了那么一个小镇的故事。这篇文章符合沈从文先生一贯的创作风格，和《边城》一样，本文语言没有太多的矫揉造作，一气呵成，融会贯通，真挚动人；本文的视角在于关注到了边远小镇上人们的生存状态，歌颂人性真善美，抨击了社会的黑暗。在主题思想方面则有一些对坚强不屈、敢于面对命运的赞美，而文章又都带着淡淡的忧伤和人物命运的凄凉与结局的悲惨又似乎同出一辙，引人深思。
沈从文语录 篇5
2、雨后放晴的天气，日头炙到人肩上背上已有了点儿力量。
3、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等。
4、有个小小的城镇，有一条寂寞的长街。
5、这儿荷花真好，你若来看，一定会很喜欢的。
6、一个女子在世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但诗人，他自己却老去了。
7、每一个日子往后退去，人就长大成年，冬天的夜虽然很长，总不会把梦做到穷尽了。
8、生活就发生在先下。与其追忆往昔或是担忧未来，不如着眼于现在，生活在现在。
9、从此我便进入了一个无从毕业的社会大学。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10、妹子，你的一双眼睛能使人快乐，我的心依恋在你身边，比羊在看羊的女人身边还要老实。
11、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我得认识本人生活以外的生活。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上吸收消化，却不须从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上学来。
12、假若要老老实实去恋爱，便应找这种人做伴侣：能有这种不屈不挠求达目的的决心，又能在别人胜利后从从容容不馁其向前的锐气，才真算是可以共同生活的爱侣!
13、生命是太脆薄的一种东西，并不比一株花更经得住年月风雨，用对自然倾心的眼，反观人生。使我不能不觉得热情的可珍，而看重人与人凑巧的藤葛。
14、今年还是血，还是泪，文章没有了。力的衰颓，生命的迸散，我看到我自己的腐烂与灭亡，喑哑不敢作声。
15、我这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年龄的人。
16、我从他那儿知道了些新的，正在另一片土地同一日头所照及的地方的人，如何用他们的脑子，对于目前社会作一度检讨与批判，又如何幻想一个未来社会的标准与轮廓。
17、为什么要挣扎?倘若那正是我要到的去处，用不着使力挣扎的。我一定放弃任何抵抗愿望。一直向下沉。不管它是带咸味的海水，还是带苦味的人生，我要沉到底为止。这才像是生活，是生命。
18、时候变了，一切也自然不同了，皇帝已不再坐江山，平常人还消说!杨马兵想起自己年青作马夫时，牵了马匹到碧溪岨来对翠翠母亲唱歌，翠翠母亲不理会，到如今这自己却成为这孤雏的唯一靠山唯一信托人，不由得不苦笑。
19、二十岁后我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倾心于现世光色，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这份性格的形成，便应当溯源于小时在私塾中逃学习惯。
20、在我看来，最好的事情就是你能做的就是找到一个人，他爱你，接受你的一切，无论你是开心还是生气，无论你是丑陋还是美丽，爱你的人在你身上每个部位都能看到阳光，遇到这个人，你就要坚守他一辈子。
21、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山上篁竹在月光下皆成为黑色。身边草丛中虫声繁密如落雨。间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忽然会有一只草莺落落落落嘘!啭着它的喉咙，不久之间，这小鸟儿又好象明白这是半夜，不应当那么吵闹，便仍然闭着那小小眼儿安睡了。
22、小楼上阳光甚美，心中茫然，如一战败武士，受伤后独卧荒草间，武器与武力已全失。午后秋阳照铜甲上炙热。手边有小小甲虫，耳畔闻远处尚有落荒战马狂奔，不觉眼湿。心中实充满作战雄心，又似觉一切已成过去，生命中仅存残余一种幻念，一种陈迹的温习。
23、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的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若好，一切有办法，一切今天不能解决的明天可望解决，那我赢了;若不好，向一个陌生地方跑去，我终于有一时节肚子瘪瘪的倒在人家空房下阴沟边，那我输了。
24、我曾做过可笑的努力，极力去和别的人要好，等到别人崇拜我，愿意做我的奴隶时我才明白，我不是一个首领，用不着别的女人用奴隶的心来服侍我，但我却愿意做奴隶，献上自己的心，给我爱的人。我说我很顽固地爱你，这种话到现在还不能用别的话来代替，就因为这是我的奴性。
沈从文语录 篇6
2、秋天和冬天来了，悬崖上的房子，海边的房子，都清晰地映入眼帘。
3、陌生的地方和陌生的人并没有让她感到孤独。在平静而孤独的生活中，她有一个伴侣，她自己的心。当她躺在沙滩上时，她似乎更了解自然和自然。她什么都看，什么都听，什么都分析，似乎比以前更清楚了。
4、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只要别人认为你做错了一件事，后来的事情，即使你是对的，他们也认为你是错的，即使你有一百张嘴，也很难说。
5、如果我掉到海里去，我要设法游到岸上去，因为那样我就会想到你，而且我不会让大海带走我，只会让你一个人呆着。
6、毛毛雨还在下着，小河被烟笼罩着。
7、人们受苦是因为他们是有感情的动物。只有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痛。这是人类最大的悲剧之一。
8、父爱和母爱是不一样的，父亲必须从母亲那里看到孩子，这个世界，才会爱他，从第一眼看到孩子，父亲就开始爱，父子之爱，是一种要学习的爱。母爱是自然的，从怀孕的那一天起，从婴儿在母亲的形体中诞生的那一天起，母亲就有了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很快就堕入了爱河。婴儿还没有出生，他就有了母亲的亲切关怀，母爱就诞生了，但父亲是慢慢培养起来的。
9、黄昏如温柔，美丽而平静。但如果一个人经历了或追求了这一切，也同样会在这个晚上有点瘦落寞。这一天变得很痛苦。
10、一切都是偶然，结果却如命运一般。
11、不幸的是，一个人记的太多，知道的太多，感觉的太多。
12、她很高兴玩这么寂寞的游戏，因为她厌倦了噪音。
13、为了学会贸易，为了学会社会，为了学会在一个新的地方生活，为了学会用刀保护自己的身体和名誉，教育的目的似乎是为了教会孩子们勇敢和正义。
14、一切都是那么的安静，所有人的日子都在这难以言喻的简单寂寞中过去。
15、冬天，倒塌的白塔被重建。但是那个在月光下唱歌，让翠翠在睡梦中轻轻漂浮灵魂的年轻人，还没有回到茶洞。这个人可能永远不会回来了，可能明天就回来!
16、小溪，蜿蜒的山和小溪，大约三英里进入茶洞的河流。如果人们从山上穿过小溪，到茶洞城只有一英里。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所以距离和距离有细微的差别。这条河大约有二十英尺宽，河床是用大石头铺成的。静水仍然是清澈的，即使它太深而不能沉到底部。由于川流为川乡至海峡，水面经常涨落，受财力所限无法架桥，安排了方形渡口。
17、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有点艰难，有点坚强!
18、黄昏的时候，天气很阴沉，红色的蜻蜓在小溪上飞来飞去。云已经升起来了，热风吹得很响，看来晚上一定会下大雨。
19、有时她似乎有点孤独，坐在一块岩石上，凝视着天空中的一朵云彩和一颗星星。
20、鱼在水里像在空气里一样来来去去。山的两边，在山上可以做更多的细竹纸，长时间为深绿色，威胁眼睛。
21、门前已经变成了一条水沟，一条小溪从塔后汩汩流淌，从前面的悬崖直下。到处都有这样的临时水道。房子旁边的花园已被山水冲刷，蔬菜都埋在粗糙的沙土里。然后走到小溪的前面去看，才知道小溪里也满是水，已经漫过了桥墩，脚边的水几乎都到了缸的边缘。沿路走到码头，就像小河一样，流淌着黄色的泥水。停在河中的绳子也被淹没了，停泊在悬崖脚下的渡船也不见了。
22、爱不需要用嘴说我懂了，爱也不需要用嘴说。
23、时代变了，一切也自然不同了，皇上不再坐着了，老百姓也消灭说!杨想起了他年轻时做的马夫，牵着马平衡。全世界都对翠翠妈妈唱着歌，翠翠妈妈不理，直到现在才成为唯一的支持者，唯一信任的人，我也不苦笑。
论沈从文的审美标准 篇7
一“、静的美丽”
带“静”字的词语在沈从文的审美批评中出现频率最高、次数也最多, 比如“寂静”“、闲静”“、静穆”“、静观“”谧静”等等。对沈从文来说, 作家创作的好坏、作家风格的优劣、抒情基调的高低等所有与文学创作相关因素的成败与否都与“静”紧密相关。沈从文在批评中反复强调作家创作时的正确心态应该是十分闲适、恬静、不为外物所拘束, 从而达到“安详的看一切, 安详的写出”。从这点出发, 他曾经指出罗黑芷的小说集《春日》是失败之作, 主要原因在于其作品中无一不是显示着极为焦躁的作者创作心理, 这与创作时“灵魂扰搅不堪, 失去必须的一切静观中的完全”有关。沈从文坚持认为创作应当逃脱外在事物的纷扰与束缚, 不然的话, 一旦作者的内心在闲静与躁动之间摇摆之时, 其创作出来的作品必然充满种种不和谐因素, 导致作品艺术质量的下降。在论及创作心理时, 沈从文指出对作品的构思、结构和风格造成直接、关键影响的并非是作者现实精神状态, 而是创作时的精神状态。
在沈从文看来, 作者进行审美欣赏的必备条件是做到内心的平静, 只有做到了心无旁骛, 才能够真正地将自己融合于天地万物、与万物同呼吸, 如此, 方可领悟到生命的深度, 书写出生命的高度。沈从文依据“静”的审美批评标准正是“虚静”思想在现代文学批评中的传承与显现。“虚静”是中国古典哲学、美学和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 这一概念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源头则是道家的虚静说“顺庄子之心所流露而出者, 自然是艺术精神, 自然成就其艺术的人生, 也由此可以成就最高的艺术”[2]42。沈从文认为艺术构思不仅要有安静的外部环境, 还要在主张艺术创作的时候内心一直保持着空明的状态, 从而追求动静相生、二者互相映衬的审美境界。沈从文和前人都强调“静”的人生修为对文学创作的意义。他说:“我实需要‘静’, 用它来培养‘知’, 启发‘慧’, 悟彻‘爱’和‘怨’等等文字相对的意义。”[3]280
在现代语境中对作家的创作作出解释, 沈从文批评对象, 情感, 语言, 审美标准, 无不是现代式的, 但他对“静”与文学关系的看法和以前的“虚静”是非常相似的。这一现象的原因和沈从文喜爱中国传统文学和艺术, 以独特的创意经验, 安静内向的个人性格, 以及纯粹的优雅的文学理想和“虚静”的艺术精神密切相关的潜在的适应。作为作家, 沈从文关于传统艺术与现代创作之间有着自己的独到理解, 这种认识一方面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 另一方面也在影响着他的文学批评。他在学习古人“虚静”思想的同时, 结合自身的创作实践, 追寻艺术上的“静的美丽”, 并将之作为古典之美的重要特质、东方艺术的魅力与神韵, 同时还把它用来作为批评工作的一种重要的标准。李健吾曾指出, 批评很难有真正的标准, 即便有什么标准, 那也并非什么条条框框的制约, 而是符合自我, 所以, 作为批评家“, 必须抓住灵魂的若干境界, 把这些境界变成自己的”[4]214, 在沈从文的批评中也具备这方面的特征。比如他论及朱湘的诗时, 与其说在谈朱湘, 倒不如说是在表述自身对文学传统与现实创作的认识, 于是很有几分夫子自道的意思。从中看出, 沈从文批评中所秉持的“静” 的标尺, 既是他文学见解的“自我”表达, 也是他建构现代审美批评话语的探索实践。
二“、文体”
沈从文坚守文学的本体性, 在创作时探索着文体这一文学本体性的因素。而在批评中, 他也常以自身的创作经验来探讨作品文体的得失。沈从文认为, 小说首先是讲故事, 小说的好坏就是作家讲述故事的好坏。在小说批评中, 故事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它虽不能直接等同于小说文体, 但在相当多的作家那里, 故事是小说文体的另一个代名词。在沈从文的作家作品评论中, 不时出现“文体”的概念, 或是在沈从文的批评词语中与文体相对应的“趣味”一词。文体, 成为沈从文鉴赏作品的标准, 成为他批评的中心话语。在面对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品时, 沈从文的文学批评首先从文体的角度反思小说创作的得失。发表于1931年4月号上的《论中国现代创作小说》是沈从文这方面的代表作, 文本对五四至20世纪20年代末的小说创作进行了总体评价, 但是, 沈从文不是对这一时段的小说做理论概括, 而是进行鉴赏式的评述。这种评述是以“文体”为其切入点的。沈从文在评述五四时期的小说时, 认为小说方面“第一期创作的成绩比诗还不如”, 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小说文体还没有足够的创新。但他却推崇鲁迅的小说, 认为鲁迅的小说有“不同的样子”, 这种不同尽管有沈从文所认可的“人生文学”的因素, 但更多的却是鲁迅小说的文体实验, 在这里, 沈从文注意到文体与小说创作的关系, 在“故事”中发现鲁迅小说动人之处。这种批评思路影响到他对鲁迅小说的整体认识上, 把握了鲁迅小说的文体风格, 从一个当时其他批评家未曾发现的角度, 洞察到了鲁迅小说成功的一面。
沈从文对五四以来小说创作的反思, 也是从文体方面着手的, 他认为现代小说“在文体方面, 有意杂糅文言与口语, 使之混合, 把作品同‘诙谐’接近, 许多创作, 因此一来连趣味也没有了”, 这使读者和作者有点厌倦了。这种反思对五四后新文学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如果说《论中国现代创作小说》是对五四以来小说创作的较为全面的评论, 那么, 《新诗的旧账并介绍〈诗刊〉》则是沈从文对五四以来新诗的比较全面的清算。沈从文是从新诗的发展趋向讨论新诗创作的, 从“五四”文学的人道主义与新诗的形成与兴盛, 到新诗获得稳定地位后的建设, 沈从文大致给予了比较公允的评价, 这种评价同样是立足于诗歌文体的。他在评论闻一多的诗歌创作时, 既有对文体的批评, 又对诗人进行了诗歌史的定位, 虽没有进入到对诗歌作品的评价, 但却涉及闻一多诗歌的整体风格。还应值得注意的是, 沈从文当时已经注意到将文学创作与新闻出版联系在一起进行探讨, 这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于他的文体批评的范畴, 但也显示了他对文学界的熟稔。沈从文认为“新文学同商业发生密切关系, 可以说是一件幸事, 也可以说极其不幸”。小说创作因为商业化出版的影响而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而新诗则因为出版业的发展成为“不受欢迎的书籍”, 因为“单行本诗集差不多全得自费出版, 凡是专载诗歌刊物总是不支持一年以上”。如果考虑到沈从文与新月派的关系, 可见他对新诗的忧虑不仅是商业出版对新诗的影响, 而更是新诗文体自身的发展问题, 当这种文体发展到一定时候, 刊物只是起到一种辅助作用, 而不可能真正解决诗歌创作的文体问题。
沈从文的作家论中凸显“文体”标准, 出版于1934年的《沫沫集》, 出于课堂讲授的需要, 沈从文不以艰深的理论支撑批评文本的写作, 而更多以自己阅读作家作品的体验和感受, 作描述性、体悟式的批评, 所收录的部分“作家论”, 是沈从文审美批评中最富有批评家个性特色的组成部分, 堪称经典批评文本。例如:《论冯文炳》、《论落华生》、《论施蛰存与罗黑芷》、《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论朱湘的诗》、《论刘半农〈扬鞭集〉》、《论闻一多的〈死水〉》、《论穆时英》以及《论郭沫若》等。
三“、恰当”
沈从文的文学批评, 主要是“文学活动”意义上的现代审美批评, 尤其是作为作家、教师、编辑身份所兼及的文批评实践, 它常常蕴含着、裹挟着非常地道的文学批评“见识”———本色而简约, 散发着真实生命的健康气息, 有一种穿越主观“看法”直抵真相的穿透力。从他对鲁迅、废名、施蛰存、罗黑芷、巴金等五十多位五四时期作家的评论中, 对新诗、现代小说所作的宏观把握中, 从他历经的多次文坛争论中, 我们感受到的是, 他从一位作家的生活阅历出发, 以世事的洞明和人情的练达为优势, 对作家作品进行风格体悟式的批评, 对作品所达到的精神高度和历史贡献作出测度与评估, 展示出一位自由独立的“作家批评”所能达到的境界。
“恰当”是沈从文文学批评观中“一切技巧运用的准绳与归宿”, 在审美批评实践中, 沈从文提出并反复强调“恰当”的审美标准, 以追求“恰当”为自己文学批评的重要尺度, 那么什么是“恰当”?即指要求作家和批评家做到“恰到好处”, 就是过犹不及, “适中”为行文评论的原则。这种观念显然来自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中所谓的“中和之美”, 甚至进一步说沈从文对儒家中庸之道极为深谙的。这也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中国传统审美心理对沈从文的影响是确然存在的。 一个批评家的最有价值的是他不被官方立场和世俗财富所障目, 不为政治事务、经济事务等外在因素所左右。否则, 批评只是一种媚俗的事务, 批评家也就沦为曲阿附世的应声虫。在批评过程中, 沈从文十分强调作者创作时的精神状态和情感情态, 特别是情绪对于创作作品的影响作用。对之, 沈从文命名为“情绪的体操”, 也即使得作者感情在动静之间、冷然之间相交替、相转换的情感运动。沈从文无时无刻不是秉持着这种创作审美观去感悟一部作品, 去体察作品的风吹草动。总而言之“, 恰到好处”也是沈从文从事文学批评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准。
“恰当”表现在多个方面:一是语言形式上, 既不是指辞藻风格的美丽与否, 也不是指文字数量的浪费与吝啬, 而是注重“文字的德性与效率” (《论技巧》) ;二是在故事内容上, 不以认识论上的真与伪为转移;三是在如描写、布局谋篇等技巧使用上, 针对当时技巧所受的“被侮辱, 被蔑视”的命运, 以及有思想的作品在时间面前容易被时代淘汰忘却的现象, 辩证地认为矫揉造作这“技巧不足”, 与雕琢刻画这“技巧过分”, 非技巧本身过失, 技巧的真正意义应当是“选择”, 是“谨慎处置”, 是“求妥帖”, 是“求恰当”, 追求的是作品的整体审美效果“, 莫轻视技巧, 莫忽视技巧, 莫滥用技巧” (《论技巧》) 。如何做到“恰当”呢?这“恰当”的尺度如何把握呢?一是“受种种限制, 受题材、文字, 以及读者那个‘不同的心’限制”, 要尊重艺术材料的 “物性”特征以及感受主体的心理特征;二是发挥创作者对于艺术材料使用的思想与气力“, 能用人心作水准, 用人事作比较”;只有这两方面做到辩证的协调, 才能实现“平理若衡, 照辞如镜” (《文心雕龙· 知音》) ;三是节制感情, 既要节制悲哀, 又要节制激情, 方可恰当。 “一个聪明作家写人类痛苦或许是用微笑表现的”“, 诗不能随便写。 应当节制精力, 蓄养锐气, 谨慎认真地写” (《给一个写诗的》) 。真正的批评在乎的是是非, 并且能一板一眼地论证是非曲直, 正所谓“有理”才能“有力”“, 有力”方可“有节”。
参考文献
[1]沈从文.边城集[M]//沈从文别集.岳麓书社, 1992.
[2]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3]沈从文.沈从文文集[M].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
沈从文的爱情 篇8
1934年，沈从文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痴情的男人。
在1月12日至2月2日的湘西水路上，沈从文坐在船舱里给张兆和写了几十封信，仅1月16日那天，他就写了六封。这几十封情书，不再是张兆和一个人的，它早已成为现代文学的一笔财富，成为一篇篇优美、细腻的美文，成为现代人追溯一条古老河流的最好读物。写乡村的散文大家，有卢梭、吉辛、梭罗，写一条河流的，恐怕就只有沈从文了。一条三十年代的沅江，在他从桃源上船那天起，就在给张兆和的情书里如数家珍般展现。那个冬天，沈从文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一路慢悠悠坐在船上，看沅江两岸的风景，一路甜蜜地给张兆和写信。他的痴情和多情，像船下清澈的河水，悠悠流向张兆和的梦境。
1934年对于我来说有些遥远，只能从文字里去了解和感受民国的一些人事。我对那个年代是模糊的，是没有时间的。再次读完《湘行散记》，我记住了1934年，记住了那个冬天有一个书生从桃源坐船回凤凰，记住了他在1月12日至2月2日的小木船上给他的爱妻写了近五十封情书，记住了沅江两岸的风景、吊脚楼、女人、船夫
那是1934年的沅江，是1934年的湘西。江水流逝了，曾经的风景、人情、乡镇流逝了，唯有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爱情还没有流逝。她似一条明净的江，一直流着，从过去流到现在，再流向未来。今天，我们已经读不到这样的情书，看不到这样的古典爱情。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1934年的沅江，看不到沈从文笔下的湘西，看不到那些河上穿行飘摇的船只，也听不见沅江流域满河的橹歌了!我们只能从沈从文的情书中，去感受、回溯1934年的沅江，去感受、回溯一条原始的还没有被现代人蚕食的河流。这些情书，在今天以至将来，就越加弥足珍贵，它不但记录了一段古典爱情，还记录了一条我们现在看不到的河流。
1934年的冬天，张兆和在北平的寒夜里，可能也听到了沅江上的橹歌，看到了沅江两岸的风景，还有那些成千上万一辈子在江上求生的船夫。这些，沈从文在写情书时，都一一告诉了她。她还在寒夜里看见了那只小船，慢悠悠向着沅江上游飘去，还有船舱里那个在冷风中日夜为她写信的人。
——梦里来赶我吧，我的船是黄的，船主的名字叫做“童松柏”，桃源县人。尽管从梦里赶来，沿了我画的小堤一直向西走，沿河的船虽万万千千，我的船你自然会认识的。这地方狗并不咬人，不必在梦里为狗惊吓。
看来张兆和跟大多数女人一样，怕狗，沈从文才在信里这样宽慰她。与其说是丈夫，更像一个细腻、缠绵的情人。用文字描述湘西的风景，沈从文还嫌不够，他还带了彩色蜡笔和照相机，把沿岸迷人的风景描绘出来和信一起寄给张兆和。
——为了只想同你说话，我便钻进被盖中去，闭着眼睛。你瞧，这小船多好!你听，水声多幽雅!你听，船那么轧轧响着，它在说话!它说：“两个人尽管说笑，不必担心那掌舵人。他的职务在看水，他忙着”。船真轧轧的响着。可是我如今同谁说去?我不高兴!
——你们为我预备的铺盖，下面太薄了点，上面太硬了点，故我不暖和……
一个在千里之外，在河流上船舱里，向爱妻故作娇憨的情人。
——三三，我今天离开你一个礼拜了。日子在旅行人看来真不快，因为这一礼拜来，我不为车子所苦，不为寒冷所苦，不为饮食马虎所苦，可是想你可太苦了。
一个在相思中煎熬的情人!
一个为情所苦所累的情人!
我们今天找不到这样的情人了，更不要说读这样的情书。
当今，谁还有工夫静下心来写这样的情书?谁还对一个女人如此缠绵、多情、依赖?他们无聊地混光阴，也不会去写这样一封情书，更不要说几十封了。
但沈从文毕竟是沈从文。他不是一个只会缠绵、相思的男人，不是一个只会风花雪月的情人。除了相思，他在给张兆和的信里，还写了很多爱情以外的东西。这些情书才有了它不可估量的价值，才得以流传、成为一篇篇美文，才让我们看到了一条美丽的还没有被现代化侵犯的河流。
张兆和在读情书时游历了一次湘西，游历了一次沅江。我们今天读这些情书，也在沈从文的古典爱情里游历了一次湘西和沅江。
那是1934年的湘西和沅江，是流淌着原始、自然、古典美的湘西和沅江。
我不知道现在的湘西和沅江改变了多少，我一直想沿着1934年沈从文走过的路线旅行。不知还看得到清幽幽的河水不?不知还看得到河上万万千千的船只不?不知还看得到岸边的吊脚楼不?不知还听得见动听的橹歌不?
是爱情成就了沈从文湘西行的美文。
是爱情让沈从文成为了一个写河流的大家。
如果没有爱情，没有张兆和，沈从文可能不会把沅江的景色、风土人情，以及船夫的艰辛生活那么细致地记录下来。二十多天的行程中，他天天就忙着给张兆和写信，天天就忙着把湘西沿岸的所见所闻告诉她。
幸亏沈从文是1934年回了一趟凤凰，幸亏北平还有一个他牵挂的张兆和，幸亏桃源至凤凰还没有公路，沈从文只得坐船，才有时间把一条河流看得那么真切、仔细，并记录下来。如果沈从文在一个交通、通讯发达的年代回凤凰，我们恐怕就看不到一条自然的河流，看不到一条河流是怎样养育两岸人家的。沈从文手上有手机，他还会天天给张兆和写信吗?就像现在的人，每天打电话多省事!
那是一个民不聊生，水路却非常繁华的年代，从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信里，我们就可以了解湘西底层人在那个年代的生存状态。
——我这次坐这小船，说定了十五块钱到地。吃白饭则一千文一天，合一角四分，大约七天方可到地，船上共用三人，除掉舵手给另一岸上船主租钱五元外，其余轮派到水手的，至多不过两块钱。即作为两块钱，则每天仅两毛多一点点。像这样大雪天，两毛钱就得要人家从天亮拉到天黑，遇应当下水时便即刻下水，你想，多不公平的事!但这样的船夫在这条河里至少就有三十万，全是在能够用力时把力气卖给人，到老了就死掉的。他们的希望只是多吃一碗饭，多吃一片肉，到岸时得了钱，就拿去花到吊脚楼女人身上去，一回两回，钱用完了，船又应当下行了。
——三三，在这条河上最多的是歌声，麻阳人好像完全是吃歌声长大的。
——我赞美我这故乡的河，正因为它同都市相隔绝一切不普遍化，生活形式生活态度皆有点原人意味，对于一个作者的教训太好了。我倘若还有什么成就，我常想，教给我思索人生，教给我体验人生，教给我智慧和品德，不是某一个人，却实实在在是这一条河。
的确，是故乡的河流养育了沈从文，没有故乡的河流可能就没有沈从文。他的《边城》，这本《湘行散记》，都没有离开故乡的河流，而且是能成为经典得以流传的作品。
沈从文是很了解自己也是很自信的，他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创作和文学，他对张兆和说：“我想印个选集了，因为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文章，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沈从文真是没低估自己，事实证明了他的预言。而我们现在的一些所谓“知名”作家，恐怕都不是很自信很了解自己，都还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创作和文学。
在给张兆和的信里，沈从文多次提到麻阳人的橹歌。满河的橹歌，两岸是青山、翠竹、吊脚楼，该是怎样一个美丽的场面?还有三十万的船夫在河上求生存，满河的木船、帆影，晨曦、夕阳、晚霞、月光，干净地洒在河上，该是怎样一个壮观的场面?沈从文还多次写到吊脚楼上的女人，特别是提到了一个名为“后江”的地方，说是住下无数公私不分的妓女，很认真地经营她们的业务。他感叹她们求生的艰难，以及种种不幸。一条河流，一条原始、自然的沅江就是这样养育底层的男人女人。它也滋养了沈从文的思想和情感。
有些东西是回不来了，比如一条原始、自然的河流，比如古典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