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爱情

沈从文的爱情（共6篇）

沈从文的爱情 篇1

《沈从文传》的作者吴立昌曾这样说过:“如果说, 沈从文那么多不同文体的创作是磨盘, 那么人性则是轴心, 离开它, 作家的笔就无法转动。他创造的形形色色故事和人物, 都可以说是从人性‘轴心’向四面辐射出来的。他赞颂的是人性的美——淳朴、正义、善良、勤劳、忠贞、粗犷等, 他忧虑的是人性的扭曲和变形, 他憎恶的是对人性的戕贼。这均有他的创作为证。”1纵观沈从文研究领域的成果, 我们发现吴立昌的结论确有其实据支撑。在现有的沈研作品中, 我们不难找到以下这些关键词:“牧歌情调”“人性”“生命观”“文体作家”2等等, 这些关键词成为沈研学者们解读沈从文的重要角度, 其中“人性”尤为突出。正如上文吴立昌所说, “人性”作为一个轴心, 将所有关键词连成一个串轴, 它几乎可以回答来自每一个关键词的疑问, 从根本上为沈从文在我们心中留下的标签作出源头式的解答。由此, 对沈从文“人性”观的挖掘和背后深意的探寻变得至关重要。本文中, 我们以沈从文短篇小说代表作《萧萧》“为证”, 从中探寻沈从文作品中呈现出的人性观, 并探索沈从文形成这种人性观的原因。

《萧萧》作为沈从文代表作之一, 无疑展示了他在小说人物塑造、情节安排等方面的较高水平。除了上述两个写作技巧方面的特点, 《萧萧》中特有的乡风民俗也成为了沈研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童养媳”和“沉潭”两种制度, 它们作为落后的民俗一直为现代人所抨击, 在五四作家笔下, 这两种制度多作为批判封建制度吃人本质的实证, 然而在沈从文笔下它们的戾气得以消解, 反之成为人性美的证明。这体现了沈从文审美的人性观, 即一种从一切事物乃至丑恶中仍能见出美善人性的仁者胸襟。本篇将从《萧萧》中沈从文由“恶”中见出“善”的两个代表事件、小说人物塑造和情节安排三方面来阐述沈从文的人性观。

一、丑恶中见美善

正如夏志清在沈从文评论中所说的:“这个世界, 尽管怎样堕落, 怎样丑恶, 却是他写作取材时唯一的世界。”3写作来源于现实生活, 夏氏道破的正是沈从文写作所取的源泉。然而与“堕落”“丑恶”的现实相比, 沈从文笔下的世界犹如世外桃源, 这样的作品无疑是他审美的人性观作用的结果。在《萧萧》中, 童养媳制度和萧萧经引诱后要面临的惩罚作为“恶”的代表并没有导致世外桃源的毁灭, 相反却折射出人性之美, 这就体现了沈从文善于从丑恶中剥离出美善的人生态度。

作品首先以一种波澜不惊的态度交代了主人公萧萧的身份:童养媳。童养媳制度作为旧社会的残留通常让人深恶痛绝:它不仅剥夺了妇女的人身自由, 而且出嫁后夫家繁重的家务、与丈夫畸形的关系等磨难使妇女失去了基本的人权。但在沈从文的笔下这种制度并不可怕, 这种制度下的萧萧并未成为“牺牲”。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萧萧的童养媳生活。一是萧萧夫家的人如何对待萧萧, 二是萧萧的生活状态。

在夫家人里, 和萧萧关系最紧密的自然是“小丈夫”, 她和小丈夫的关系更类似于姐弟, 小丈夫对萧萧是既怕又爱的, 他时刻跟着萧萧, 已经和她建立了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他宁愿保守萧萧的秘密, 也不愿去告密以维护“自家人”乃至自己的利益;在知道萧萧因为肚子里有了儿子而要远嫁之后, 他宁愿原谅萧萧大肚子的错误, 也不愿萧萧离去。他以一颗纯真的童心接纳萧萧, 萧萧对他来说是一个照顾他并管教他的长姐, 他也由此像对待姐姐一样爱她、敬她。因此他们的关系是单纯的、不掺杂质的, 概括而言就是姐弟亲情。除了小丈夫, 和萧萧关系密切还有爱和她开玩笑的祖父。他并没有因为辈分或者萧萧的童养媳身份而在她面前摆出一副长辈和雇主的骄横面孔, 而是和蔼地和萧萧开玩笑, 完完全全地把她当孙女看。此处所展示的关系也是纯真无杂质的, 没有任何世俗、金钱的成分, 而是一种和谐融洽的祖孙关系。从丈夫和祖父对待萧萧的态度和他们与萧萧建立的姐弟情、祖孙情, 我们可以看出人性的善良与敦厚, 因为他们跳出了金钱和身份为他们设下的世俗桎梏, 投入了人与人之间淳朴的亲密感之中。

萧萧的生活状态也是无忧无虑的。虽是童养媳, 但是她实际就像夫家的女儿一样生活着。她日日带小丈夫去玩耍, 悉心照顾, 俨然一个爱护弟弟的姐姐;有余力的萧萧时候也“作点杂事”, 为家里分担辛劳。在生活上她完全已经成为了这个家庭骨肉亲情中的一员, 而不是以被买卖的童养媳身份;她也从不因自己的身份而对夫家产生隔阂, 对小丈夫关怀备至, 家中的劳动也是“能动手的就动手”。除了生活上的安逸, 萧萧在精神上也是自由的, 没人把她当成童养媳驱使。正是因为亲情赋予的这种平等地位, 使得萧萧无忧无虑地成长, 她的身体发育如植物般“大叶大枝, 日增茂盛。4”精神上的无忧虑使她在身体上“高如成人”的同时也保持住萧萧那颗“糊糊涂涂”的赤子之心5。

萧萧的温馨生活刚为我们捋平了心上的一道褶皱, 沈从文又在小说里埋伏了一个“花狗”, 并由他激起了接下来一串祸事的涟漪。花狗引诱了萧萧, 使她犯下不守贞操的大罪, 也相继引发了夫家人对萧萧的惩罚。在农村, 对妇女失贞所做的惩罚意味着被沉潭, 但是沈从文又一次让我们在落后的民俗前见到了人性之美。萧萧被发现怀孕并预备逃跑后面临着沉潭或者发卖的命运, 此事的决定权落在了夫家人和萧萧本家伯父的身上。萧萧的伯父是个“老实忠厚家长”, 虽知道这是“丢脸事情”, 却不舍将萧萧沉潭, 于是萧萧可以被发卖。然而情形却微妙地有了变化:大家因为事情已经说明白, 心中都释然了。先是小丈夫和萧萧又恢复到从前姐弟一般有说有笑的日子, 接着是家里人看到丈夫不愿意萧萧走、萧萧自己也不愿意走的情景, 也觉得萧萧要走这件事很不合他们的心意。最终本来对萧萧怀孕之事生气、流泪的夫家人渐渐改变了态度, 甚至对原来要实行的处罚感到不自然, 感觉像是被逼迫的, 这其实体现了他们内心对萧萧的原谅。此处人性之美再一次被挖掘出来:萧萧之所以被原谅, 是因为在几年的光阴中她已经被这家人认同, 俨然一个亲生的女儿。因此虽然大家一开始很悲愤, 但由于心中已形成的亲情, 大家选择了原谅。在此处人情的美善体现了出来, 即大家对一个买卖而来的女孩倾注了真情, 这是人朴素情感的表现。

在这样的写作模式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沈从文从丑恶见到美善的创作观。他不同于其他的五四作家, 多数作品皆以灰色和悲凉为基调, 而是留给读者美和希望。对于这一点, 我们可以探讨作家们对人性观的审美和审丑问题。在五四时期, 同样是对现实不满的作家们选择了直言心声, 写出了许多作品抨击现实社会。如鲁迅写《故乡》《狂人日记》等, 他们善于将社会的丑恶面直接暴露给读者, 以抒发内心的愤懑, 试图以暴露、批判、讽刺类的审丑文学激起民众的愤慨, 唤醒愚昧的民众。这种审丑的写作倾向可以用徐志摩的《毒药》作诠释:“我的思想是恶毒的, 因为这个世界是恶毒的, 为的灵魂是黑暗的, 因为太阳已灭绝了光彩, 我的声调是象坟堆里的夜枭, 因为人间已经杀尽了一切的和谐。6”但是沈从文却独树一帜, 他对人性有着自己的看法:“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 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 一种‘优美、健康、自然, 而又不悖乎人生的人性形式’。7”沈从文之所以选择这种优美的人性形式, 是因为他对一切抱定了审美的眼光, 并且认为这种眼光可以使人对生活重新燃起希望。他曾在西南联大国文学会的一次名为《小说作者和读者》的演讲中谈到一个好的作品除了让人产生美善感觉之外还要有“引人向善的力量”8。这既是他对所有作品的希望, 也是对他自己作品的要求。所谓的引人向善, 即让人看到一种美丽的、传奇般的人生经历之后产生“生命的明悟”, 明白人在以生存为主的“动物人生观”之外还可以对生命有更深的理解, 还有其他值得追求的可称为理想的东西。对此汪曾祺有这样的理解:“为什么要浪漫主义, 为什么要理想化?因为想留驻一点美好的, 永恒的东西, 让它长在并且常新, 以利于后人……沈先生的看法‘太深太远’。照我看, 这是文学功能的最正确的看法。这当然为一些急功近利的理论家所不能接受。9”从今天的心理学角度看来, 直接的批判或者让人产生抵触心理, 或者使人悲观与消极;而美好的事物则会让人心生向往, 存有一个“桃花源”的寄托, 由此努力让自己做一个更好的人来适应一个更美的世界。深谙此道的沈从文怀着让世间更美好的信念, 在生活和作品中抱定审美的人性观, 从善恶并存的世界中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值得驻足的美丽视角。

二、小说人物塑造

人物塑造在作品主题的表达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萧萧》主要刻画的人物包括萧萧、小丈夫和祖父, 他们身上都展现出一种美善的人性。

萧萧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女孩, 她单纯、童真, 事事对人信任。正是因为她的纯真, 她虽做了童养媳却毫无悲伤, 如一个天真的孩子开心地成长, 平日里在好风景里游戏, 回到家也愿用双手为家里分担杂务, 获得收益。她对人信任, 毫无防备, 因此糊里糊涂地被花狗引诱。在经历了被责备、等待惩罚之后, 她仍然是天真无邪。小丈夫是个孩童, 更彰显出赤子之真。他把萧萧当姐姐, 既敬又爱。当他发现萧萧怀孕后, 选择了替她保守秘密;当萧萧要被发卖时, 他也不舍得萧萧走。孩童的心是最纯真的, 沈从文用孩子的这种特质去展示人性之美, 非常妥帖。祖父也是令人难忘的。他幽默而亲切, 平日里喊萧萧作“小丫头”, 素爱和萧萧开玩笑打趣, 可见他平易近人。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调皮、幽默而又和善的老人形象。在《萧萧》的三个主要人物中, 萧萧和小丈夫是纯真的代表, 而祖父则代表了仁爱, 这三个典型人物的塑造无疑是沈从文心中对美好人性最好的诠释。

沈从文善于刻画这些美丽的人物, 也善于营造田园式的环境, 这样的写作风格是由他的审美人性观决定的, 这种人性观, 同时也承载起各方对他的作品产生的质疑与否定。从三十年代起到现在, 沈从文作品受到的批评多聚集在“文体作家”和“田园牧歌”上。前者认为他的作品注重于文章形式的独具匠心, 虽创造了“诗小说”这种优美的形式, 但在内容上毫无建树。后者认为他的作品聚焦于田园牧歌之上, 与现实生活脱离。以上两种批评皆由他们对沈从文这两个特点的不理解所致, 而人性观作为核心可以很好地解释沈从文写作的这两个特点。沈从文的审美人性观将人性视为美善, 由美善的人所组成的故事在语言和形式上自然是优美的, 其意境也是清新的, 因此前者生发了“诗小说”, 后者催生了与作品内容相一致的田园视景。沈从文在为《边城》作序时说道:“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 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优美, 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忽略了。10”沈从文口中的热情和悲痛正是他在现实沉浮里追求人性美善时的热忱和失望, 他不是一个幻想家, 他能够看清中国的社会形势和危机, 但是他不像其他的作家一样采取批评、说教的方法来教育民众, 而偏偏要用最美的一种人生形式来启发读者, 使读者在牧歌的对照中反观现实, 成为一种无声的批评, 就像夏志清说的那样:“沈从文对人类纯真的情感与完整人格的肯定, 无疑是对自满自大、轻率浮躁的中国社会的一种极有价值的批评。11”

三、情节安排

对于《萧萧》的结局, 对许多人来说是意料之外的, 因为主流作家笔下的萧萧绝没有这样美好的结局, 要么被沉潭、要么发卖。但沈从文却在此处给了传统写法以响亮的回击, 使人体验到一种新异的美感。就像贺兴安说的:“在写作追求与创作方法上, 他有别于新文学 (特别是左翼文学) 多数作家奉为主流传统的‘必然 (本质) +理性’的、强调个性与共性 (阶级性) 统一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人学模式, 坚持自己的‘偶然情感’”的创作追求, 新辟蹊径, 营造着一块引人注目、不可或缺的新鲜园地。12”

在五四作家手中, 萧萧的命运必然是悲惨的, 因为他们坚信在黑暗的封建制度之下一切人生都是悲剧, 悲剧的结果也是必然的。他们这种“演绎法”的逻辑推论是“理性”的, 但同时也是片面的、绝对的, 因为他们只考虑到了外界对事物的影响, 而没考虑到人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即使考虑到人的因素, 那也是为封建势力推波助澜的, 他们没有考虑到人即使在封建社会的影响下也是可以保持人性的美善的。之所以有这些结论, 在于他们确定了以审丑的态度去看待一切:社会制度如此, 人亦是如此。在这样的消极看法下人永远都活在泥潭之中, 无法自救。但是沈从文跳出了这个审丑模式, 以其个人独有艺术品格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审美的人性观。如果只看《萧萧》的开头和结局, 没有人会猜到中间经历过丑恶和波折, 因为结局和开头一样都是宁静而美好的。正是因为沈从文的审美人性观洗涤了中间的丑恶、包容了一切, 因此结局依旧平静。在此处美善的人性犹如一片大海, 海纳百川, 因此其间发生的不幸如波动的江河注入到大海中时, 它仍是不动声色, 不改自己的初心和本色。

相比于主流作家的理性, 沈从文是感性的。他一方面接受已经发生的不幸, 并不沉溺于幻想之中;另一方面他也相信美好的人性可以改变一切。我们可以用夏志清的话为这一小节作结:“……这都是沈从文用来代表人类纯真的感情和在这浇漓世界中一种不妥协的美的象征。13”

四、小结

本文通过对《萧萧》典型事件、人物塑造和情节安排的分析, 探寻了沈从文写作的轴心:美善的人性观。他以人性的美作为支点, 为我们创造了一片纯净的乐土和生活在土地上的质朴人物。虽然他的作品因此而受到批评, 被认为是徒有优美的形式而没有思想, 但是正如沈从文坦言的:“说句公平话, 我实在是比一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 播得远。14”推动他到今日的文学大家地位的, 正是美善的人性。

摘要：人性作为沈从文创作的核心, 被后世研究者作为解读沈从文作品的一把金钥匙。“优美、健康”的人性观, 始终贯彻于他的每一篇作品, 却与当时的五四文学格格不入。与主流文学中审丑的人性观相比, 沈从文的观点保持着他个人特有的审美倾向。这里以其短篇小说代表作《萧萧》为例, 通过对小说内容、人物性格和情节安排的分析来谈沈从文作品中呈现出的人性观, 并由此探寻沈从文审美的人性观背后蕴藏的深意和原因。

关键词：沈从文,人性观,审美,审丑,萧萧

沈从文的爱情 篇2

2. 人生中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都是湿的。

3. 我爱你的灵魂，更爱你的肉体。

4. 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不过是不喜欢失望。

5. 不用什么心事，心事在人生活中，也就留不住了。

6. 后来我行走过那么多城市，却再也找不到像你一样的人。

7. 像我这样的女人，总是以一个难题的形式出现在感情里。

8. 我尚不知道我应得座碾坊，还是应得一只渡船;因为我命里或许只许我撑个渡船。

9. 该笑的时候没有快乐。该哭泣的时候没有眼泪。该相信的时候没有诺言。

10. 热情，不小心的时候是一个自焚的任何理论都不如现实具体。

11. 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

12. 一切都是那么静寂，所有人的日子都在这种不可形容的单纯寂寞里过去。

13. 怕什么?一切要来的都得来，不必怕。

14. 时间使一些英雄美人成尘成土，把一些傻瓜坏蛋变得又富又阔。

15.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真性情的人，想法总是与众不同。

16. 有些路看起来很近走去却很远的，缺少耐心永远走不到头。

17. 日子平平的过了一个月，一切人心上的病痛，似乎皆在那份长长的白日下医治好了。

18.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19. 每一只船总要有一个码头，每一只雀儿得有一个巢。

20. 黄昏来时翠翠坐在家中屋后白塔下，看天空为夕阳烘成桃花色的薄云。

21. 像我这样的女人，总是以一个难题的形式出现在感情里。

22. 我仿佛被一个极熟的人喊了又喊，人清醒后那个声音还在耳朵边。

23. 有些人是可以用时间轻易抹去的，犹如尘土。

沈从文在青岛收获爱情 篇3

1931年8月下旬的一天，沈从文来到青岛，从此开始了在这座海边小城的两年美好时光。据潘怡为所著《沈从文传》一书中所述，自1930年5月沈从文辞去了中国公学教职之后，他有两个选择：一是到青岛大学任教，二是到武汉大学任教。当时的沈从文没有选择青岛，而是去了武汉。在武汉大学待了一个学期后，待放假回上海时却发生了胡也频被秘密逮捕的事，为护送丁玲母子回湖南，沈从文耽搁了回武汉的时间，于是辞去那里的工作而来到青岛。说起来，这或许也是沈从文与青岛这座小城命中注定的一份缘。在这里，沈从文体验了友谊的刻骨铭心，迎来了爱情的甜蜜暖春，更获得了文学创作上的源源灵感。

友谊之花

当时青岛大学的校长杨振声与徐志摩的私交很好，是徐志摩介绍沈从文来到这里教书。由于非常欣赏沈从文的才华，徐志摩给过沈从文很多帮助，从最初将沈从文介绍进文学圈子、推荐沈从文去上海公学任教到如今又推荐到青岛大学来执教，因此，沈从文对徐志摩一直感激有加。然而，就是在沈从文来到青岛还不到3个月之际，却传来了徐志摩在济南附近坠机身亡的消息，这个突兀的消息令沈从文悲痛万分，他当即搭夜车奔赴济南，为徐志摩办理后事。沈从文竭尽全力将徐志摩的葬礼办得肃穆而隆重，同时邀请了众多贤达名流参加葬礼，在写给朋友们的信中，其焦虑、悲痛之情表露无遗。情谊无价，然而这却成为了沈从文在青岛期间开出的最悲壮、最伤感的一朵友谊之花。在徐志摩离世前6天，沈从文还在青岛给他写过信，几日过后，竟然就这样阴阳分隔，令人唏嘘不已，感叹世事无常。

当时，沈从文的许多朋友也同在青岛大学，闻一多任国文系主任，梁实秋则任英文系主任，他的好友陈翔鹤则在市立中学任教。那一段时间，陈翔鹤由于生活上的挫折较多，沈从文经常与他在小西湖的亭子里聊天，谈到深夜，沈从文便先将他送回去，再回到自己的住处。

1932年，巴金来到青岛，就住在沈从文的宿舍里，在那里，巴金创作了小说《爱》以及《砂丁》的序。在青岛期间，沈从文与妹妹岳萌陪同巴金游览青岛，巴金在《怀念从文》中写道：“我在他那里过得很愉快……好像我们有几十年的交往一样。他的妹妹也在青岛大学念书，有时也和我们一起出去走走、看看。他对妹妹很友爱，很体贴。我早就听说，他是自学出身，因此很想在妹妹的教育上多下功夫……他有空就来找我，我们有话就交谈，无话便沉默。他比我讲得多些。”巴金与沈从文的友情之树一直常青，鲁海先生曾在著述中提到：建国后，沈从文脱离了文坛，被安置在北京的历史博物馆做一名普通的管理员。有人对他视而不见，而好朋友巴金却对他始终如一。

爱情之花

1933年的春天，也是沈从文收获爱情之果的春天。这一年，张兆和来到了青岛。张兆和何许人也?她是沈从文在中国公学任教的学生。沈从文在中国公学初为人师时便爱上了她，张兆和是江南名门望族张家的三女儿，生得俊俏，更兼才情，是胡适的门生。沈从文当年求爱的方式并不高明，只是拼命地写情书，但一写就是上百封。张兆和起初不予理睬，但沈从文的爱情攻势却令她颇为吃惊，后来，沉不住气的她还捆了一大包沈从文的求爱信找胡适校长去评理。

虽然很多人觉得沈从文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希望了，但他并没有放弃。沈从文在青岛的时候，张兆和人在苏州，沈从文给她写了很多信，1932年的暑假，沈从文专程去了苏州，带了很多礼物，礼物大部分是书，张兆和只留下了两个书夹和两本屠格涅夫的书。这次去苏州，沈从文见到了张兆和的家人，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拜托张兆和的姐姐张允和替自己说情并向张兆和求婚。回到青岛后，沈从文收到了张允和拍来的电报，只有一个“允”字，张兆和又拍来一封：“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就这样，沈从文与张兆和订了婚，张兆和来到沈从文的身边。青岛大学此时已经改组成为山东大学，张兆和来青岛后，就在学校的图书馆工作，负责编英文书目。

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一段曲折而又浪漫的爱情故事最终在青岛开出美丽的花朵。《沈从文文集》里有这样几句话，“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好年龄的人”，令人动容。此后，生活虽然历经风风雨雨，但是在青岛的日子给沈从文夫妇留下了甜蜜而深刻的印象。

思绪之花

大自然总能给人以灵感，在青岛的两年时间里，沈从文居住在福山路3号的一幢小楼里，那里曾是青岛大学的教师宿舍，由于气候湿润，房间比较潮，因此沈从文将其称为“窄而霉斋”。然而，“房子东南面朝大海，东面正对太平山及汇泉一带，风景极美”(《沈从文传》)。沈从文面对大海，将一颗心归于思考，归于寂静。他曾说，“从多阳光的海岸边所作的长时间的散步，大海边的天云与海水，以及浪潮漂洗得明莹如玉的螺蚌残骸所得的沉默无声的教育，竟比一切并世文豪理论反而还具体。”

在青岛，沈从文渐渐进入了其文学创作的鼎盛时期。他在1931年完成了《从文自传》，讲述了1902—1922年自己进人都市前的人生经历，这是他对自己的认识和反思，由于感情真挚、细腻动人，赢得了很多好评。这个时期创作的许多女性题材作品也构成了沈从文创作的一道风景线，其中《三个女性》的故事发生在青岛，作品里的三个女性分别以九妹岳萌、张兆和以及丁玲为原型。

在很多作品中，沈从文都描写了青岛美丽的景色，如小说《八骏图》，“乳白色的小游艇，支持了白色三角形小帆，顺着微风，向作宝石蓝颜色镜平放光的海面滑去。天气明朗而温柔。海浪轻轻的拍着船头和船舷，船身略侧，向前滑去时轻盈得如同一只掠水的小燕儿。海天尽头有一点淡紫色烟子。天空正有白鸟三五，从容向远海飞去。”然而，正如现代作家刘西渭所说的那样：海是《八骏图》最汪洋的背景，作者志并不在海，却在藉海增浓悲哀的分量，写文人学者内心情态。由于这篇作品刻画了几位教授的虚伪道德和病态心理，因此引起了身边一些敏感入的不满，但这确实是20世纪30年代很多高级知识分子的群像。

为沈从文奠定文学大师之位的作品《边城》虽成文在北京，却酝酿于青岛。据说，沈从文有一次在崂山溪边看到一个穿着白色孝服的姑娘在哭，化过纸，提着水走了。这令他想起家乡的“起水”习俗，于是，崂山姑娘激起了他的灵感，创作出了翠翠这个清纯朴素的少女形象。沈从文后来回忆：“这一切其所以移植到纸上，倒可以说完全是两年来海上阳光得来的能力，这一来，我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的故事上，才得到排泄与弥补。”(《大师的足迹》)在青岛，沈从文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包括散文、小说、传记还有各种评论等等。或许对于沈从文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作品本身，而是他在青岛的日子里所获得的思想上的反省与领悟，思绪之花的肆意绽放让作品有灵感，更让生命有高度。

沈从文的爱情 篇4

放弃文学创作对沈从文而言, 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然而“因为有着长期反共记录和国民党想当然的关联, 他变成大陆报章连续攻击的箭垛。”[2]在这样的背景下, 沈从文选择文物研究绝对是智者的选择。但是, 沈从文始终是一个不合时宜者, 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使他不愿趋炎附势随波逐流。

(一) 对写作事业的执著——一个灵魂不安分的思考者

解放战争以来, 沈从文屡次被革命作家批评, 不管是郭沫若1947年在《文汇报》上发表的《拙劣的犯罪》还是在其自传中, 都在无情的批驳沈从文。1949年后, 沈从文的文学之路更为坎坷, 7月2日,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与会代表好几百人, 独独没有沈从文。

这些现实没有击碎沈从文的文学梦, “他有一颗不安分的灵魂, 在文学之外, 他时常也沉溺于对芸芸众生大千世界的思考。”[3]在政治气候环绕的五六十年代, 沈从文一直没有放弃思考。这种思考得益于五四以来自由开放的社会大环境, 那时文学远没有像建国后那样受政治干扰, 沈从文得以在这种文化环境中自由自在思考。

乃至于建国后, 沈从文仍没有放弃这样的思考, 在与一位默默为大家工作的老人接触后, 他以之为原型写出小说《老同志》, 但终未成功发表。随着国家“双百”方针的提出, 沈从文陆续发表了《春游颐和园》﹑《天安门前》等散文。1960年, 由于他高血压住院, 四十年代以来想为张鼎和写小说的愿望有了实现可能, 可惜的是, 最终并没有完成这项写作, 他这样说“社会虽然熟悉, 把握问题怕不大好办, 因为照实写, 也还有不甚益与当前读者处!”[4]纵观沈从文的作品, 从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十篇长篇小说, 到新中国成立后怎么努力也难得出一篇, 这位怀有文学理想的知识分子在现实中难以实现文学梦。

(二) 对创作动机的执著——一个超功利的清醒者

建国后, 沈从文的朋友们, 像丁玲去体验工人生活了, 像何其芳走向延安, 那时文坛的风气是文学为政治服务, 而沈从文却对这一切有强烈的抵制, 主流文坛始终为工农兵唱赞歌, 沈从文说自己“人近中年, 情绪凝固, 又或因性情内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 或不容易扭转, 过不多久, 即未被迫搁笔, 亦终得把笔搁下。”[5]沈从文在这里已经交代得很明确了, 那种不以自己的心为出发而以他人意志为出发的写作自己做不来, 事实也证明了他的剖白, 五六十年代, 沈从文创作的小说寥寥无几, 或者不能被出版单位接受, 或者剑未出鞘即被自己否定。

“执著于人性思考﹑人性挖掘的‘乡下人’沈从文, 却成了文学‘异端’被放逐文坛的中心之外, ”[6]沈从文的文学理想是最讲究人性的, 他用人性来追求更高的美德, 构筑他心中的希腊小庙。今天来看那个时代, 会觉得很可笑, 那时一个文学和政治关系不正常的时代, “不管小说有多少种, 它的基本原则只有一个——它讲的是‘人性’——不管这人性是恶是善。”[7]回头再看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文学, 与此恰恰相反, 走的是截然不同的道路, 再翻开那些革命文学, 难以卒读。

(三) 对信念的执著——一个始终不合时宜者

沈从文的不合时宜其实一直都有体现, 不管是新中国成立前还是新中国成立后, 他一直恪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 不加入任何组织, 不拉帮结派。沈从文一直称自己是个‘乡下人’, 因为他不会阿谀奉承, 更不会见风使舵, 他有自己的人生信念:“至少能为社会做出点切切实实的贡献。”[8]当其他人如火如荼的进行革命文学创作之时, 沈从文淡然地走进历史博物馆, 成为一名文物研究者。沈从文始终认真工作, 绝不敷衍, “他把它当做一项事业来做, 不仅仅是整理古典文化遗产, 同时也想把自己的知识服务于现实。”[9]沈从文一直在坚持自己的信念, 他不喜欢说“大话”“空话”的人。

从事文物研究工作, 是沈从文新中国成立前业已形成的爱好。当年那些参与革命斗争的人, 整日碌碌无为, 没有好的作品, 没有出色的成果, 经不起文学史的筛检。在文化受到摧残的年代, 沈从文以《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国丝绸图案》《龙凤艺术》等让历史再次记住了他。

为什么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沈从文还能固守信念,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有这样一段话:“这一段流浪的岁月……最重要的是, 使他增加了对历史感和事实的认识。就由于这种认识, 他后来面对左派强迫附和的压力时, 也不为所动。”谁能身处历史, 又能看透历史, 谁又能透过历史, 把握住自己的命运。

1988年, 86岁的沈从文与世长辞, 留给我们这样一句话:照我思索, 能理解“我”。照我思索, 可认识“人”。其实文学不仅可以传达人性, 更可以升华自我。沈从文是最能代表艺术良心的一位, 通过沈从文的一生, 折射出不同历史环境下作家的生存状态。他在革命的风口浪尖踏踏实实做学问, 以一种近于苦行僧式的修行, 完成文化征服, 实现自己的价值, 在历史的不可捉摸中把握自己的人生命运。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的沈从文, 从小说创作转为文物研究, 这看似是对文学的放弃, 实则是对其的坚守。沈从文有一颗不安的灵魂, 使他无时无刻不陷入对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思考, 同时他又具有不为外物左右的超功利思想, 这使其创作无法成为政治的传声筒。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沈从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不合时宜者。本文通过研究沈从文的执著坚守精神, 和他一起穿越苦难, 从而更清楚地透视生命的本真。

关键词：沈从文,文学创作,人格坚守,人生启示

参考文献

[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人的话》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

[2]、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p313

[3]、李辉.《沈从文:行将超越一切》, 西部, 2007 (4) p161

[4]、沈从文.《沈从文全集》, 北岳文艺出版社, 第20卷, p465

[5]、沈从文.《沈从文全集》, 北岳文艺出版社, 第18卷, p519

[6]、康长福.《沈从文文学理想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年3月p73

[7]、唐德刚.《史学与文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p20.

[8]、沈从文《.从现实学习》, 《沈从文全集》, 北岳文艺出版社, 第13卷, p379

沈从文笔下的自然世界 篇5

沈从文所展现的湘西文明表现出的是一种原始、质朴、富于激情和生命力的野性之美, 它明显地带有自然的特点。沈从文沉醉于对自己所熟悉的湘西边地生活的诗情追忆中, 沉醉于个人对过去的一种朦胧的感觉的情绪中来赞美湘西自然社会。边城是依山傍水自然形成的小镇, 山青水碧, “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 长年作深翠颜色, 逼人眼目”, 傍城的小溪缓缓流淌, “宽约二十丈, 河床是大片石头作成, 静静的河水即或深到一篱不能见底, 却依然清澈透明, 河中游鱼来去都可以计数”, “自然的大胆处与精巧处无一不使人神往倾心”。这里的山水没有受到现代工业的污染及商业价值的开发与改造, 也没有受到战争硝烟的熏染与战马兵士的践踏, 一切皆是天然的。天然的景物描写唤起了我们对大自然的向往, 仿佛身临其境, 心灵得到涤荡, 情绪得到安宁。纯粹的自然即是美的, 能给人美的体念和享受。而这里的人们具有原始的生命力, 茁壮的生命力形成了湘西人率直、质朴、自然的性格。翠翠、天保、傩送就是大自然的儿女。翠翠是生于这个青山绿水中的“孤雏”, “自然既长养她, 且教育她, 为人天真、活泼, 处处俨然一只小兽物, 又那么乖, 如山头黄麂一样, 从不想到残忍事情, 从不发愁, 从不动气。”。而天保、傩送“从小山城里出身的年轻人所能够作的事, 他们无一不作, 作去无一不精”, “两个人都又和气亲人, 不矫情, 不浮华”。他们是沈从文笔下自然化的人的代表, 他们的心跳动着生命的活力, 血液里流淌着生命的音符, 释放着生命的巨大活力。这正是沈从文所追求的自然生命形式, 他认为只有自然的形式才是完美的形式。

鲜活的生命力正是沈从文极力赞颂的, 人就应具有“生命”的力量, 充溢对人、对事、对理想的一种热情、执著, 抱有对人生的一种积极向上的充沛感情, 这种生命力的张扬也是健康的标志, 只有健康的人才能使整个人类的生存向前发展。沈从文所展现的人物启示我们对“生命”的追求, 引起我们对琐碎“生活”的思考, 这种思考能使我们精神升华, 灵魂高尚。

人性的自然美是沈从文作品中一以贯之的主题, 他的“人性”描写与湘西社会的特殊历史发展和下层人民的人生实践有着血肉的渊源, 他对人性的理解是要展示生命最美丽的形式, 引导人们放弃消极的心理, 理解人生的意义, 生命的愉悦来自于内心对别人的关怀, 而不是狭隘的一己之私。他笔下的老船夫是淳朴善良的, 认为“渡船属公家所有, 过渡人本不必出钱”, 当有人付给他钱时, 老船夫竭力不收, 实在推辞不过就把这些船钱去买茶叶和草烟, 以供过渡人之需。老船夫处处想着别人, 别人也都敬爱他, 关心他:水手给他送红枣, 商人给他送粽子, 卖肉的人也总给他最好的肉。这里的人们之间没有欺骗与敌意, 表现了平等互爱的人伦关系和重信守约的人际关系, 他们古朴原始的自然人性构成了一个令人神往的自然和谐的生存环境。人道和互助消除了人与人灵魂间的隔阂, 爱的力量把人紧密联系在一起。沈从文对自然人性的信仰也就是对爱的信仰, 他把爱通过文学作品传播开来, 给人以熏染, 从而教人为善。沈从文的这些对湘西世界相对封闭和原始的自然社会形态的描写, 表现追求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1]一种自在、自由、自然状态的生活, 这是作者的写作目的, 也是作者构筑湘西自然世界的实质性内容, “不信一切, 唯将生命贴近土地, 与自然相邻, 亦如自然的一部分, 生命单纯庄严处, 有时竟不可仿佛”。[2]

湘西自然世界是一个具有丰富的特定文化内涵的范畴, 它寄托着作者美好的社会理想, 是作者按照理想人性所建构的理想王国。这里静谧、安宁、民性和善、尊重古礼、顺乎自然, 人没有邪恶, 没有贪婪, 耕桑自给, 怡然自得。沈从文把现实社会现实人生作为生命的背景, 描写的即是“生命的美丽处”, 这使他越过了现实人生中的“血与泪”, 淡化了“苦与愁”。他曾说:“有人用文学写人类行为的历史, 我要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3]湘西自然世界“沟通了文学中的‘真’与‘梦’”。为了通过文学体现真实的人性, 表现对生命的认识, 沈从文所描绘的边城社会是人性皆善, “一切皆为一个习惯所支配”的顺情合理的社会, 人们均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 具有充满诗情画意的淳厚古朴的风俗民情。人与自然之间是一幅和谐相依存的图画, 青山碧水白塔相映成趣, 人是秀美山水画中的“动景”, 而秀美山水则是生活在其中的人的“背景”。四季有更迭, 人事有变迁, 但人与自然共同成就的图画依然平和安静。自然美丽而充满生机, 宁静安详的自然生存环境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自然有了明净的心灵和朴质的情感。这里有梦, 有期待, 而更多的是顺乎自然, 物我同在, 江山共适, 这就是沈从文所构建的理想生活, 一种美好的人类生存范式。这种生存范式是人类大家庭的缩影, 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 它也许是梦的存在, 但有梦才有希望。沈从文在文字里把希望带给了我们, 引起了我们美丽的遐想, 对生活的憧憬。

二十年代, 当沈从文走出略带蛮荒味道的湘西, 来到现代都市北京, 两种文明的对比, 使他对质朴自然的湘西文明更加爱恋, 对虚伪矫饰的都市文明则产生深深的厌恶。他渴望通过描述湘西自然世界, “到一个绝对孤独环境中去, 消化生命中具体与抽象”, [4]为被现代文明“淘剩一个空壳”, “几乎成为不毛的精神荒园注入某些春的活力”。[5]所以在他的作品中, 看不到时代潮流对这个世界的直接冲击, 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 中国发生的五卅运动、大革命、“四·一二大屠杀”、土地革命等许多政治事件对湘西世界似乎都没什么影响, 在文化上, 湘西仍保持着以鬼神为主的楚文化的独立系统, 既不受现代工业文明的影响, 又没有系统严密的封建宗法制度与思想的统治, 在经济上则尚保留着纯粹的自然经济。沈从文极力使读者从这个纯粹自然的湘西社会“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 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倾心, 健康诚实的赞颂, 以及对愚蠢自私极端憎恨的感情”, [6]以引起读者对“人生向上的憧憬, 对当前一切腐败现实的怀疑”。他对伴随历史进程而来的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革导致的“道德”沦丧与美的失落表示深深的忧虑, 湘西儿女坦诚质朴的自然人性美被“文明”虚饰下的庸俗、自私所取代了, 于是他对国民性改造问题进行了独特思考, 他并不像鲁迅、老舍那样直接批判国民性的阴暗面, 而是引进了湘西文化区这一个参照系, 与一般国民性的阴暗面形成对抗, 完成对高度程式化了的都市文明的否定, 以此来呼唤健康人性复归, 改造国民性, 重塑民族精神。

在他看来, 都市文明所强调的是知识、理性、政治、伦理的美, 远离野性与自然, 处处都是人工雕饰的痕迹, 都市的文明人受过多年教育, 有知识、讲道理、懂礼仪, 做人做事有许多规矩, 可正是这些所谓教育、文化、道德的层层约束窒息了人的活动, 压抑了人的自然天性, 使都市人变得虚伪、娇弱、病态。在沈从文笔下, 知识分子多是些可悲可怜的角色, 知识把这些人变成如此可怜、如此虚伪。而他笔下的湘西则是自然、优美、纯净的人类精神家园, 人们的生存欲望, 火热情感痛快淋漓地表现出来, 敢爱敢恨, 无拘无束, 人们率直质朴的自然人性未被人类文明所压抑或扭曲变形。沈从文所信奉的是“健康人生观”, 以此引导人们放弃消极的生活欲求, 走向生命的永恒, 提倡人必须摆脱金钱、地位、权势的奴役, 有纯朴的人性, 对自己的命运具有符合理性的自我认识与自觉驾驭。

沈从文的整个创作思想都是与五四时期人的发现, 人性解放思潮一脉相承的, 他的理想自然人性塑造, 既是五四时期追求人性解放、注重人、肯定人、倡导文学为人生的“人的文学”的启蒙主义时代思潮的产物, 也是作家在以湘楚文化为底色的湘西少数民族文化与混合着封建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都市文化这两种不同文化的撞击和冲突中所作为自觉的审美选择和追求结果。沈从文始终固守着作家通过作品表达思想的信念, 希望通过作品改良人性, 改善人们的现实生存状态。他提出“勇敢与健康”的观念来使他人生命“深”一点, 使他人生存“强”一点,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使民族的热情、品德, 那些正直朴素的人情美能够得到新的发展, 为我们整个民族的不断向上推进作出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沈从文, 《沈从文选集》第五卷[C], 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2]凌宇, 《从边城走向世界》[M], 上海:三联书店, 1985年版

[3]沈从文, 《沈从文选集》第四卷[C], 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4]温儒敏, 《中国现代文学批判史教程》[M],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5]沈从文, 《沈从文选集》[C], 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论沈从文的审美标准 篇6

一“、静的美丽”

带“静”字的词语在沈从文的审美批评中出现频率最高、次数也最多, 比如“寂静”“、闲静”“、静穆”“、静观“”谧静”等等。对沈从文来说, 作家创作的好坏、作家风格的优劣、抒情基调的高低等所有与文学创作相关因素的成败与否都与“静”紧密相关。沈从文在批评中反复强调作家创作时的正确心态应该是十分闲适、恬静、不为外物所拘束, 从而达到“安详的看一切, 安详的写出”。从这点出发, 他曾经指出罗黑芷的小说集《春日》是失败之作, 主要原因在于其作品中无一不是显示着极为焦躁的作者创作心理, 这与创作时“灵魂扰搅不堪, 失去必须的一切静观中的完全”有关。沈从文坚持认为创作应当逃脱外在事物的纷扰与束缚, 不然的话, 一旦作者的内心在闲静与躁动之间摇摆之时, 其创作出来的作品必然充满种种不和谐因素, 导致作品艺术质量的下降。在论及创作心理时, 沈从文指出对作品的构思、结构和风格造成直接、关键影响的并非是作者现实精神状态, 而是创作时的精神状态。

在沈从文看来, 作者进行审美欣赏的必备条件是做到内心的平静, 只有做到了心无旁骛, 才能够真正地将自己融合于天地万物、与万物同呼吸, 如此, 方可领悟到生命的深度, 书写出生命的高度。沈从文依据“静”的审美批评标准正是“虚静”思想在现代文学批评中的传承与显现。“虚静”是中国古典哲学、美学和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 这一概念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源头则是道家的虚静说“顺庄子之心所流露而出者, 自然是艺术精神, 自然成就其艺术的人生, 也由此可以成就最高的艺术”[2]42。沈从文认为艺术构思不仅要有安静的外部环境, 还要在主张艺术创作的时候内心一直保持着空明的状态, 从而追求动静相生、二者互相映衬的审美境界。沈从文和前人都强调“静”的人生修为对文学创作的意义。他说:“我实需要‘静’, 用它来培养‘知’, 启发‘慧’, 悟彻‘爱’和‘怨’等等文字相对的意义。”[3]280

在现代语境中对作家的创作作出解释, 沈从文批评对象, 情感, 语言, 审美标准, 无不是现代式的, 但他对“静”与文学关系的看法和以前的“虚静”是非常相似的。这一现象的原因和沈从文喜爱中国传统文学和艺术, 以独特的创意经验, 安静内向的个人性格, 以及纯粹的优雅的文学理想和“虚静”的艺术精神密切相关的潜在的适应。作为作家, 沈从文关于传统艺术与现代创作之间有着自己的独到理解, 这种认识一方面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 另一方面也在影响着他的文学批评。他在学习古人“虚静”思想的同时, 结合自身的创作实践, 追寻艺术上的“静的美丽”, 并将之作为古典之美的重要特质、东方艺术的魅力与神韵, 同时还把它用来作为批评工作的一种重要的标准。李健吾曾指出, 批评很难有真正的标准, 即便有什么标准, 那也并非什么条条框框的制约, 而是符合自我, 所以, 作为批评家“, 必须抓住灵魂的若干境界, 把这些境界变成自己的”[4]214, 在沈从文的批评中也具备这方面的特征。比如他论及朱湘的诗时, 与其说在谈朱湘, 倒不如说是在表述自身对文学传统与现实创作的认识, 于是很有几分夫子自道的意思。从中看出, 沈从文批评中所秉持的“静” 的标尺, 既是他文学见解的“自我”表达, 也是他建构现代审美批评话语的探索实践。

二“、文体”

沈从文坚守文学的本体性, 在创作时探索着文体这一文学本体性的因素。而在批评中, 他也常以自身的创作经验来探讨作品文体的得失。沈从文认为, 小说首先是讲故事, 小说的好坏就是作家讲述故事的好坏。在小说批评中, 故事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它虽不能直接等同于小说文体, 但在相当多的作家那里, 故事是小说文体的另一个代名词。在沈从文的作家作品评论中, 不时出现“文体”的概念, 或是在沈从文的批评词语中与文体相对应的“趣味”一词。文体, 成为沈从文鉴赏作品的标准, 成为他批评的中心话语。在面对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品时, 沈从文的文学批评首先从文体的角度反思小说创作的得失。发表于1931年4月号上的《论中国现代创作小说》是沈从文这方面的代表作, 文本对五四至20世纪20年代末的小说创作进行了总体评价, 但是, 沈从文不是对这一时段的小说做理论概括, 而是进行鉴赏式的评述。这种评述是以“文体”为其切入点的。沈从文在评述五四时期的小说时, 认为小说方面“第一期创作的成绩比诗还不如”, 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小说文体还没有足够的创新。但他却推崇鲁迅的小说, 认为鲁迅的小说有“不同的样子”, 这种不同尽管有沈从文所认可的“人生文学”的因素, 但更多的却是鲁迅小说的文体实验, 在这里, 沈从文注意到文体与小说创作的关系, 在“故事”中发现鲁迅小说动人之处。这种批评思路影响到他对鲁迅小说的整体认识上, 把握了鲁迅小说的文体风格, 从一个当时其他批评家未曾发现的角度, 洞察到了鲁迅小说成功的一面。

沈从文对五四以来小说创作的反思, 也是从文体方面着手的, 他认为现代小说“在文体方面, 有意杂糅文言与口语, 使之混合, 把作品同‘诙谐’接近, 许多创作, 因此一来连趣味也没有了”, 这使读者和作者有点厌倦了。这种反思对五四后新文学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如果说《论中国现代创作小说》是对五四以来小说创作的较为全面的评论, 那么, 《新诗的旧账并介绍〈诗刊〉》则是沈从文对五四以来新诗的比较全面的清算。沈从文是从新诗的发展趋向讨论新诗创作的, 从“五四”文学的人道主义与新诗的形成与兴盛, 到新诗获得稳定地位后的建设, 沈从文大致给予了比较公允的评价, 这种评价同样是立足于诗歌文体的。他在评论闻一多的诗歌创作时, 既有对文体的批评, 又对诗人进行了诗歌史的定位, 虽没有进入到对诗歌作品的评价, 但却涉及闻一多诗歌的整体风格。还应值得注意的是, 沈从文当时已经注意到将文学创作与新闻出版联系在一起进行探讨, 这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于他的文体批评的范畴, 但也显示了他对文学界的熟稔。沈从文认为“新文学同商业发生密切关系, 可以说是一件幸事, 也可以说极其不幸”。小说创作因为商业化出版的影响而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而新诗则因为出版业的发展成为“不受欢迎的书籍”, 因为“单行本诗集差不多全得自费出版, 凡是专载诗歌刊物总是不支持一年以上”。如果考虑到沈从文与新月派的关系, 可见他对新诗的忧虑不仅是商业出版对新诗的影响, 而更是新诗文体自身的发展问题, 当这种文体发展到一定时候, 刊物只是起到一种辅助作用, 而不可能真正解决诗歌创作的文体问题。

沈从文的作家论中凸显“文体”标准, 出版于1934年的《沫沫集》, 出于课堂讲授的需要, 沈从文不以艰深的理论支撑批评文本的写作, 而更多以自己阅读作家作品的体验和感受, 作描述性、体悟式的批评, 所收录的部分“作家论”, 是沈从文审美批评中最富有批评家个性特色的组成部分, 堪称经典批评文本。例如:《论冯文炳》、《论落华生》、《论施蛰存与罗黑芷》、《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论朱湘的诗》、《论刘半农〈扬鞭集〉》、《论闻一多的〈死水〉》、《论穆时英》以及《论郭沫若》等。

三“、恰当”

沈从文的文学批评, 主要是“文学活动”意义上的现代审美批评, 尤其是作为作家、教师、编辑身份所兼及的文批评实践, 它常常蕴含着、裹挟着非常地道的文学批评“见识”———本色而简约, 散发着真实生命的健康气息, 有一种穿越主观“看法”直抵真相的穿透力。从他对鲁迅、废名、施蛰存、罗黑芷、巴金等五十多位五四时期作家的评论中, 对新诗、现代小说所作的宏观把握中, 从他历经的多次文坛争论中, 我们感受到的是, 他从一位作家的生活阅历出发, 以世事的洞明和人情的练达为优势, 对作家作品进行风格体悟式的批评, 对作品所达到的精神高度和历史贡献作出测度与评估, 展示出一位自由独立的“作家批评”所能达到的境界。

“恰当”是沈从文文学批评观中“一切技巧运用的准绳与归宿”, 在审美批评实践中, 沈从文提出并反复强调“恰当”的审美标准, 以追求“恰当”为自己文学批评的重要尺度, 那么什么是“恰当”?即指要求作家和批评家做到“恰到好处”, 就是过犹不及, “适中”为行文评论的原则。这种观念显然来自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中所谓的“中和之美”, 甚至进一步说沈从文对儒家中庸之道极为深谙的。这也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中国传统审美心理对沈从文的影响是确然存在的。 一个批评家的最有价值的是他不被官方立场和世俗财富所障目, 不为政治事务、经济事务等外在因素所左右。否则, 批评只是一种媚俗的事务, 批评家也就沦为曲阿附世的应声虫。在批评过程中, 沈从文十分强调作者创作时的精神状态和情感情态, 特别是情绪对于创作作品的影响作用。对之, 沈从文命名为“情绪的体操”, 也即使得作者感情在动静之间、冷然之间相交替、相转换的情感运动。沈从文无时无刻不是秉持着这种创作审美观去感悟一部作品, 去体察作品的风吹草动。总而言之“, 恰到好处”也是沈从文从事文学批评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准。

“恰当”表现在多个方面:一是语言形式上, 既不是指辞藻风格的美丽与否, 也不是指文字数量的浪费与吝啬, 而是注重“文字的德性与效率” (《论技巧》) ;二是在故事内容上, 不以认识论上的真与伪为转移;三是在如描写、布局谋篇等技巧使用上, 针对当时技巧所受的“被侮辱, 被蔑视”的命运, 以及有思想的作品在时间面前容易被时代淘汰忘却的现象, 辩证地认为矫揉造作这“技巧不足”, 与雕琢刻画这“技巧过分”, 非技巧本身过失, 技巧的真正意义应当是“选择”, 是“谨慎处置”, 是“求妥帖”, 是“求恰当”, 追求的是作品的整体审美效果“, 莫轻视技巧, 莫忽视技巧, 莫滥用技巧” (《论技巧》) 。如何做到“恰当”呢?这“恰当”的尺度如何把握呢?一是“受种种限制, 受题材、文字, 以及读者那个‘不同的心’限制”, 要尊重艺术材料的 “物性”特征以及感受主体的心理特征;二是发挥创作者对于艺术材料使用的思想与气力“, 能用人心作水准, 用人事作比较”;只有这两方面做到辩证的协调, 才能实现“平理若衡, 照辞如镜” (《文心雕龙· 知音》) ;三是节制感情, 既要节制悲哀, 又要节制激情, 方可恰当。 “一个聪明作家写人类痛苦或许是用微笑表现的”“, 诗不能随便写。 应当节制精力, 蓄养锐气, 谨慎认真地写” (《给一个写诗的》) 。真正的批评在乎的是是非, 并且能一板一眼地论证是非曲直, 正所谓“有理”才能“有力”“, 有力”方可“有节”。

参考文献

[1]沈从文.边城集[M]//沈从文别集.岳麓书社, 1992.

[2]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3]沈从文.沈从文文集[M].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