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湘西苗族的艺术

沈从文：湘西苗族的艺术（精选8篇）

沈从文：湘西苗族的艺术 篇1

沈从文：湘西苗族的艺术

你歌没有我歌多，我歌共有三只牛毛多，唱了三年六个月，刚刚唱完一只牛耳朵。

这是我家乡看牛孩子唱歌比赛时一首山歌，健康、快乐，还有点谐趣，唱时听来真是彼此开心。原来作者是苗族还是汉人，可无从知道，因为同样的好山歌，流行在苗族自治州十县实在太多了。

凡是到过中南兄弟民族地区住过一阵的人，对于当地人民最容易保留到印象中的有两件事：即“爱美”和“热情”。

“爱美”表现于妇女的装束方面特别显着。使用的材料，尽管不过是一般木机深色的土布，或格子花，或墨蓝浅绿，袖口裤脚多采用几道杂彩美丽的边缘，有的是别出心裁的刺绣，有的只是用普通印花布零料剪裁拼凑，加上个别有风格的绣花围裙，一条手织花腰带，穿上身就给人一种健康、朴素、异常动人的印象。再配上些飘乡银匠打造的首饰，在色彩配合上和整体效果上，真是和谐优美。并且还让人感觉到，它反映的不仅是个人爱美的情操，还是这个民族一种深厚悠久的文化。

这个区域居住的三十多万苗族，除部分已习用汉文，本族还无文字。“热情”多表现于歌声中。任何一个山中地区，凡是有村落或开垦过的田土地方，有人居住或生产劳作的处所，不论早晚都可听到各种美妙有情的歌声。当地按照季节敬祖祭神必唱各种神歌，婚丧大事必唱庆贺悼慰的歌，生产劳作更分门别类，随时随事唱着各种悦耳开心的歌曲。至于青年男女恋爱，更有唱不完听不尽的万万千千好听山歌。即或是行路人，彼此漠不相识，有的问路攀谈，也是用唱歌方式进行的。许多山村农民和陌生人说话时，或由于羞涩，或由于窘迫，口中常疙疙瘩瘩，辞难达意。如果换个方法，用歌词来叙述，即物起兴，出口成章，简直是个天生诗人。每个人似乎都有一种天赋，一开口就押韵合腔。刺绣挑花艺术限于女人，唱歌却不拘男女，本领都高明在行。

这种好歌手，通常必然还是个在本村本乡出力得用的好人，合作社优秀生产者，善于团结群众的乡干部。不论是推磨打豆腐，或是箍桶、作簟子的木匠蔑匠，手艺也必然十分出色。他或她的天才，在当地所起的作用，是使得彼此情感流注，生命丰富润泽，更加鼓舞人热爱生活和工作。即或有些歌近于谐趣和讽刺，本质依然是十分健康的。这还只是指一般会唱歌的人和所唱的歌而言。

至于当地一村一乡特别着名的歌手，和多少年来被公众承认的“歌师傅”，那唱歌的本领，自然就更加出色惊人!

一九五六年冬天十二月里，我回到家乡，在自治州首府吉首，就过了三个离奇而且值得永远记忆的晚上。那时恰巧中央民族音乐研究所有个专家工作组共四个人一同到了自治州，做苗歌录音记谱工作。自治州龙副州长，特别为邀了四位苗族唱歌高手到州上来。天寒地冻，各处都结了冰，院外空气也仿佛冻结了，我们却在自治州新办公大楼会议室，烧了两盆大火，围在火盆边，试唱各种各样的歌，一直唱到夜深还不休息。其中两位男的，一个是年过七十的老师傅，一脑子的好歌，真象是个宝库，数量还不止三只牛毛多，即唱三年六个月，也不过刚刚唱完一只牛耳朵。一个年过五十的小学校长，除唱歌外还懂得许多苗族动人传说故事。真是“洞河的水永远流不完，歌师傅的歌永远唱不完”。两个女的年纪都极轻：一个二十岁，又会唱歌又会打鼓，一个只十七岁，喉咙脆脆的，唱时还夹杂些童音。歌声中总永远夹着笑声，微笑时却如同在轻轻唱歌。

大家围坐在两个炭火熊熊的火盆边，把各种好听的歌轮流唱下去，一面解释一面唱。副州长是个年纪刚过三十的苗族知识分子，州政协秘书长，也是个苗族知识分子，都懂歌也会唱歌，陪我们坐在火盆旁边，一面为人家剥橘子，一面作翻译。解释到某一句时，照例必一面搔头一面笑着说：“这怎么办!简直没有办法译，意思全是双关的，又巧又妙，本事再好也译不出!”小学校长试译了一下，也说“有些实在译不出。正如同小时候看到天上雨后出虹，多好看，可说不出!

古时候考状元一定比这个还方便!”说得大家笑个不止。

虽然很多歌中的神韵味道都难译，我们从反复解释出的和那些又温柔、又激情、又愉快的歌声中，享受的已够多了。

那个年纪已过七十的歌师傅，用一种低沉的，略带一点鼻音的腔调，充满了一种不可言说的深厚感情，唱着苗族举行刺牛典礼时迎神送神的歌词，随即由那个十七岁的女孩子接着用一种清朗朗的调子和歌时，真是一种稀有少见杰作。即或我们一句原词听不懂，又缺少机会眼见那个祭祀庄严热闹场面，彼此生命间却仿佛为一种共通的庄严中微带抑郁的情感流注浸润。让我想象到似乎就正是二千多年前伟大诗人屈原到湘西来所听到的那些歌声。照历史记载，屈原着名的《九歌》，原本就是从那种古代酬神歌曲衍化出来的。本来的神曲，却依旧还保留在这地区老歌师和年青女歌手的口头传述中，各有千秋。

年纪较长的女歌手，打鼓跳舞极出色。年纪极轻的叫龙莹秀，脸白白的，眉毛又细又长，长得秀气而健康，一双手大大的，证明从不脱离生产劳动。初来时还有些害羞，老把一双手插在绣花围腰裙的里边。不拘说话或唱歌，总是天真无邪的笑着。象是一树映山红，在细雨阳光下开放。在她面前，世界一切都是美好的，值得含笑相对，不拘唱什么，总是出口成章。偶然押韵错了字，不合规矩，给老师傅或同伴指点纠正时，她自己就快乐得大笑，声音清脆又透明，如同大小几个银铃子一齐摇着，又象是个琉璃盘装满翠玉珠子滚动不止。事实上我这种比拟形容是十分拙劣很不相称的。因为任何一种比方，都难于形容充满青春生命健康愉快的歌声和笑声，只有好诗歌和好音乐有时还能勉强保留一个相似的印象，可是我却既不会写诗又不会作曲!

这时，我回想起四十多年前作小孩时，在家乡山坡间听来的几首本地山歌，那歌是：天上起云云起花，包谷林里种豆荚，豆荚缠坏包谷树，娇妹缠坏后生家。

娇家门前一重坡，别人走少郎走多，

铁打草鞋穿烂了，不是为你为哪个?

当时我也还象个看牛娃儿，只跟着砍柴拾菌子的听他们信口唱下去。知道是年青小伙子逗那些上山割草砍柴拾菌子的年青苗族姑娘“老弥”“代帕”唱的，可并不懂得其中深意。

可是那些胸脯高眉毛长眼睛光亮的年青女人，经过了四十多年，我却还记忆得十分清楚。现在才明白产生这种好山歌实有原因。如没有一种适当的对象和特殊环境作为土壤，这些好歌不会生长，这些歌也不会那么素朴、真挚而美妙感人。这些歌是苗汉杂居区汉()族牧童口中唱出的，比起许多优秀苗歌来，还应当说是次等的次等。

苗族男女的歌声中反映的情感内容，在语言转译上受了一定限制，因之不容易传达过来。但是她们另外一种艺术上的天赋，反映到和生活密切关联的编织刺绣，却不待解释比较容易欣赏理解。这里介绍的挑花绣，是自治州所属凤凰县收集来的。地名凤凰县，凤穿牡丹的主题图案，在这个地区保存得也就格外多而好。图案组织的活泼、生动而又充满了一种创造性的大胆和天真，显然和山歌一样，是共同从一个古老传统人民艺术的土壤里发育长成的。这些花样虽完成于十九世纪，却和二千多年前楚文化中反映到彩绘漆器上和青铜镜子的主题图案一脉相通。同样有青春生命的希望和欢乐情感在飞跃，在旋舞，并且充满一种明确而强烈的韵律节奏感。可见，它的产生存在都不是偶然的，实源远流长而永远新鲜，是祖国人民共同文化遗产一部分，不仅在过去丰富了当地劳动人民生活的内容，在未来，还必然会和年青生命结合，作出各种不同的有光辉的新发展。为的是人民已自己当家作主，凡是美好的事物，优秀的天赋，必然都会受到重视，并且得到合理的发展。

沈从文：湘西苗族的艺术 篇2

关键词：湘西苗族情歌,语言风格,民歌结构,艺术手法

湘西苗族情歌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口头民间文学形式, 与苗族人民的生活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千百年来, 苗家青年男女表达自己的感情都是通过一种历史悠久、形式独特的交际方式——对唱情歌。他们以歌代言, 以歌传情, 畅谈理想, 憧憬未来。而通过苗族历代歌者 (业余或者专业歌师) 的或节日舞台、或田间地头的演唱, 苗族情歌作为一种非文化物质遗产, 在苗族民间代代传承不息, 成为民间文学百花园中以咏颂爱情为主体的文学样式的一朵奇葩。本文将着力从语言特色、音韵格律来论述其新鲜隽永的风格。

周扬曾在《中国歌谣选》中提到过:“我国各族人民的歌谣, 十分丰富。古人说:‘诗言志, 歌咏言。’歌谣是群众抒情言志的口头诗歌。每个民族几乎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曲调。因为不识字的劳动者或者根本没有文字的民族, 无不习惯于以本民族、本地区群众喜闻乐见的歌谣形式, 来描述自己的生活处境……这是我国各族人民以自己的艺术天才和集体智慧创造出来的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财富。”[1]湘西苗族情歌是一种口头文学, 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大多“情意真切, 坦露心声”[2], 并呈现出独有的特征语言风格特征。

一、独特的语言特色

苗族情歌语言质朴、通俗易懂, 却能准确凸显主人公各种心态, 并淋漓尽致的将其细腻的心理活动表现出来。如苗族情歌中的初会歌:

哥与阿妹话讲尽, 甜蜜话儿要讲完。

让我阿哥高兴笑, 得姐相会笑开颜。

年轻相爱让满意, 得姐连情算有缘。[3]

无太多华丽的辞藻, 歌曲开始就开门见山的描写了在恋爱中的阿哥和阿妹浓情似蜜, 无所不谈, 欢愉之情油然而生, 阿哥阿妹喜笑颜开, 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 全然跃于脸上。阿哥阿妹相见恨晚, 互诉衷肠, 是阿姐阿哥彼此间情投意合的表现。这让阿哥对他们的未来无比的憧憬。作者运用朴实通俗的语言对初会的场景进行了描写, 让人仿佛听到阿哥阿妹那甜蜜的对话, 由衷的笑声。接着一句“年轻相爱让满意, 得姐连情算有缘”, 表明了阿哥的目的:既然我们如此有缘, 那就让我们继续交往吧。这首情歌的作者相对来说算是含蓄的了, 他没有直接表明自己的目的, 而是通过憧憬彼此的未来来试探阿姐的意愿。同样是初会情歌, 在《和你相爱才开心》中, 作者就直抒胸臆, 热情大胆:

阿姐样样听我的, 和姐商量你喜欢。

得姐和咱心欢畅, 夜夜和妹我喜欢。

肯得阿姐来爱我, 和你相爱开心颜。[4]

这首歌作者就热情奔放, 直接表达了对阿妹的爱慕之情。直抒胸臆的表达方式体现了作者勇于表达内心想法以及对爱情的狂热追求。

语言生活化, 是湘西苗族情歌另一特点。生活是艺术的来源, 苗族人民尽管没有文字, 因而也就和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有所差异。但他们却在生活这本大书里, 读出了一种属于自己的情歌来。苗族情歌里的意境和中国传统文学里的却大相庭径。他们没有大量的使用“日”“月”“酒”等意象, 而是采用了大量在日常劳作中出现的事物作意象, 再用大量的比喻,

达到平中见奇, 增强语言的艺术效果。我们再看以下这段:

鸡婆屙蛋脸儿红,

哥要玩妹大不同,

嘴巴好像撮瓢撮,

眼睛好像夜火虫。[5]

前一首用苗家村寨随处可见的生活场景“母鸡下蛋”起兴, 引起后面的男子对爱恋对象的外貌的的描述:“嘴巴”如“撮瓢”, 这是苗家地区盛米用生活器具, 这里取它能盛粮食的特点, 这个比喻其实隐藏了这

些意思:女子能吃, 身体健康, 能干活, 反映了苗家男女那种根植于生活的现实主义审美眼光。而“夜火虫”的比喻又形象地描绘出了恋爱中的女子因多情而炯炯有神的眼睛, 这又是具有些诗意的审美眼光。现实与浪漫, 生活与诗意语言就这么简单地融合在了苗族情歌当中。

湘西苗族情歌生活化的事物与场景, 简单易懂, 但并不流俗, 通俗而不低俗, 这种歌谣语言的尺度的把握, 使得部分苗族情歌成为民间歌谣甚至民间文学中的精品。比如下面这首描绘苗族地区自然场景的一段:

龙洞崖上长绵藤,

绵藤开花吊铜铃,

风吹藤动铃也动,

藤动铃来铃动藤。[6]

这段文字的作用相当于文人诗歌中的“比兴”, 既比喻男女的互相动心, 两情相悦, 又为引出后面情人之间直接的互表衷肠。这里用常见的自然景物作为“比兴”之物, 但又在“藤动铃”“铃动藤”的朴素的思辨当中蕴含了爱情生活中的“理趣”, 这种把生活现实提升为“理趣”的歌谣, 在文学价值层面上不仅高出了一般民间歌谣, 并且是一段毫不逊色于文人创作的佳文。

二、独特的结构

苗族情歌就内容来说, 可以分为初会歌、赞美歌、探情歌、信物歌、幽会歌、离别歌、相思歌、前程歌和怨情歌等等, 这也是一段感情由浅到深所经历的各个阶段。苗族情歌结构形式奇特, 除了个别句子用少量衬字外, 一般都是七字句, 四字句、五字句、六字句几乎没有。与其他民歌有显著的不同, 苗族情歌可分奇句和偶句两大类。这也是苗歌结构形式不同于其他民歌之处, 其中奇句 (苗语称为“莎组”) 是指:歌谣句子中是奇数字。一般为一句七个字, 和三个句为一组, 三个组构成一歌, 因而又被称为“三个头”。偶句 (苗语称“莎赖”) , 偶句类相对于奇句来说, 每句字数不变, 但一般是由两组或四组句子构成, 每一组句子则包含两句或者四句。比较而言, 四组一歌的偶句又叫“四个头”。

三、独特的艺术手法

湘西苗族情歌中比较多见的是:起兴、比喻、借代、拟人、夸张、象征等艺术修辞手法, 毫不自觉地借助于这些艺术手法, 苗家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事物都被歌者信手拈来, 成为传情达意的绝妙媒介。

下面我们来看一首现今还在流传于湘西及周边地区的苗族情歌《桃花朵朵开》:

唱得好呢唱得乖,

唱得桃花朵朵开.

十朵桃花开九朵,

还有一朵等你采.

呦喂……[7]

同一个调子, 几乎一样的歌词, 如此循环往复, 直唱到桃花烂漫, 情不自禁。

这是一首苗族女子唱的情歌, 对象自然是意中的情郎。具体分析歌词, 我们可以发现这段文字有点类似于古代文人诗歌中的“比兴”, 只是比喻的本体和起兴的下文没有直接说出来, 但是这种不说并没有让听者感到困惑。笔者试着还原这样一个场景:春天, 盛开的桃花树下, 苗族青年男女分坐两边, 一唱一和, 情趣盎然。这段歌词里面的省略掉的本体和下文就直接的出来了, 这样一种寓情于景, 以情谐景的手法使得歌曲本身更加的自然朴素, 但又不失情趣。更重要的是, 词中的意象配合演唱的场景, 本身就被赋予了强烈的象征意味, “朵朵开”的“桃花”是真的大自然中的“桃花”更是象征, “开九朵”的是自然中的“桃花”灿烂的美景, “等你采”的“桃花”则象征着情郎来求的情意绵绵的苗家女子。最后的“呦喂……”一句叹唱, 一方面将苗家女子的独特、高亢、优美的音色展露地淋漓尽致, 另一方面把这种桃花树下的苗家男女求爱的场景拉向了空间上的无限。

质朴、率真、直白的语言特色, 独具特色的民歌结构, 独特的艺术手法构成了湘西地区独特的苗族情歌艺术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既是地区民族文化的自然展现, 同时也影响着这种文化的发展和变化。

注释

1[1]刘守华.陈建宪.《民间文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209页.

2[2]刘守华.陈建宪.《民间文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210页.

3[3][4]《苗族东部方言情歌选》龙生庭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第39, 12, 12, 277, 页.

湘西苗族的艺术 篇3

这是我家乡看牛孩子唱歌比赛时的一首山歌，健康、快乐，还有点谐趣，唱时听来真是彼此开心。原来作者是苗族还是汉人，可无从知道，因为同样的好山歌，流行在苗族自治州十县实在太多了。

凡是到过中南兄弟民族地区住过一阵的人，对于当地人民最容易保留到印象中的有两件事：即“爱美”和“热情”。

“爱美”表现于妇女的装束方面特别显著。使用的材料，尽管不过是一般木机深色的土布，或格子花，或墨蓝浅绿，袖口裤脚多采用几道杂彩美丽的边缘，有的是别出心裁的刺绣，有的只是用普通印花布零料剪裁拼凑，加上个别有风格的绣花围裙，一条手织花腰带，穿上身就给人

这个区域居住的30多万苗族，除部分已习用汉文，本族还无文字。“热情”多表现于歌声中。任何一个山中地区，凡是有村落或开垦过的田土地方，有人居住或生产劳作的处所，不论早晚都可听到各种美妙有情的歌声。当地按照季节敬祖祭神必唱各种神歌，婚丧大事必唱庆贺悼慰的歌，生产劳作更分门别类，随时随事唱着各种悦耳开心的歌曲。至于青年男女恋爱，更有唱不完听不尽的万万千千好听山歌。即或是行路人，彼此漠不相识，有的问路攀谈，也是用唱歌方式进行的。许多山村农民和陌生人说话时，或由于羞涩，或由于窘迫，口中常疙疙瘩瘩，辞难达意。如果换个方法，用歌词来叙述，即物起兴，出口成章，简直是个天生诗人。每个人似乎都有一种天赋，一开口就押韵合腔。刺绣挑花艺术限于女人，唱歌却不拘男女，本领都高明在行。

这种好歌手，通常必然还是个在本村本乡出力得用的好人，合作社优秀生产者，善于团结群众的乡干部。不论是推磨打豆腐，或是箍桶、作簟子的木匠蔑匠，手艺也必然十分出色。他或她的天才，在当地所起的作用，是使得彼此情感流注，生命丰富润泽，更加鼓舞人热爱生活和工作。即或有些歌近于谐趣和讽刺，本质依然是十分健康的。这还只是指一般会唱歌的人和所唱的歌而言。

至于当地一村一乡特别著名的歌手，和多少年来被公众承认的“歌师傅”，那唱歌的本领，自然就更加出色惊人！

1956年冬天12月里，我回到家乡，在自治州首府吉首，就过了3个离奇而且值得永远记忆的晚上。那时恰巧中央民族音乐研究所有个专家工作组共4个人一同到了自治州，做苗歌录音记谱工作。自治州龙副州长，特别邀请了4位苗族唱歌高手到州上来。天寒地冻，各处都结了冰，院外空气也仿佛冻结了，我们却在自治州新办公大楼会议室，烧了两盆大火，围在火盆边，试唱各种各样的歌，一直唱到夜深还不休息。其中两位男的，一个是年过70的老师傅，一脑子的好歌，真像是个宝库，数量还不止三只牛毛多，即唱三年六个月，也不过刚刚唱完一只牛耳朵。一个年过50的小学校长，除唱歌外还懂得许多苗族动人传说故事。真是“洞河的水永远流不完，歌师傅的歌永远唱不完”。两个女的年纪都极轻：一个20岁，又会唱歌又会打鼓，一个只17岁，喉咙脆脆的，唱时还夹杂些童音。歌声中总永远夹着笑声，微笑时却如同在轻轻唱歌。

大家围坐在两个炭火熊熊的火盆边，把各种好听的歌轮流唱下去，一面解释一面唱。副州长是个年纪刚过30的苗族知识分子，州政协秘书长，也是个苗族知识分子，都懂歌也会唱歌，陪我们坐在火盆旁边，一面为人家剥橘子，一面作翻译。解释到某一句时，照例必一面搔头一面笑着说：“这怎么办！简直没有办法译，意思全是双关的，又巧又妙，本事再好也译不出！”小学校长试译了一下，也说“有些实在译不出。正如同小时候看到天上雨后出虹，多好看，可说不出！古时候考状元一定比这个还方便！”说得大家笑个不止。

虽然很多歌中的神韵味道都难译，我们从反复解释出的和那些又温柔、又激情、又愉快的歌声中，享受的已够多了。

那个年纪已过70的歌师傅，用一种低沉的，略带一点鼻音的腔调，充满了一种不可言说的深厚感情，唱着苗族举行刺牛典礼时迎神送神的歌词，随即由那个17岁的女孩子接着用一种清朗朗的调子和歌时，真是一种稀有少见杰作。即或我们一句原词听不懂，又缺少机会眼见那个祭祀庄严热闹场面，彼此生命间却仿佛为一种共通的庄严中微带抑郁的情感流注浸润。让我想象到似乎就正是2000多年前伟大诗人屈原到湘西来所听到的那些歌声。照历史记载，屈原著名的《九歌》，原本就是从那种古代酬神歌曲衍化出来的。本来的神曲，却依旧还保留在这地区老歌师和年青女歌手的口头传述中，各有千秋。

年纪较长的女歌手，打鼓跳舞极出色。年纪极轻的叫龙莹秀，脸白白的，眉毛又细又长，长得秀气而健康，一双手大大的，证明从不脱离生产劳动。初来时还有些害羞，老把一双手插在绣花围腰裙的里边。不拘说话或唱歌，总是天真无邪的笑着。像是一树映山红，在细雨阳光下开放。在她面前，世界一切都是美好的，值得含笑相对，不拘唱什么，总是出口成章。偶然押韵错了字，不合规矩，给老师傅或同伴指点纠正时，她自己就快乐得大笑，声音清脆又透明，如同大小几个银铃子一齐摇着，又像是个琉璃盘装满翠玉珠子滚动不止。事实上我这种比拟形容是十分拙劣很不相称的。因为任何一种比方，都难于形容充满青春生命健康愉快的歌声和笑声，只有好诗歌和好音乐有时还能勉强保留一个相似的印象，可是我却既不会写诗又不会作曲！

这时，我回想起40多年前作小孩时，在家乡山坡间听来的几首本地山歌，那歌是：

天上起云云起花，包谷林里种豆荚，

豆荚缠坏包谷树，娇妹缠坏后生家。

娇家门前一重坡，别人走少郎走多，

铁打草鞋穿烂了，不是为你为哪个？

当时我也还像个看牛娃儿，只跟着砍柴拾菌子的听他们信口唱下去。知道是年青小伙子逗那些上山割草砍柴拾菌子的年青苗族姑娘“老弥”“代帕”唱的，可并不懂得其中深意。

可是那些胸脯高眉毛长眼睛光亮的年青女人，经过了40多年，我却还记忆得十分清楚。现在才明白产生这种好山歌实有原因。如没有一种适当的对象和特殊环境作为土壤，这些好歌不会生长，这些歌也不会那么素朴、真挚而美妙感人。这些歌是苗汉杂居区汉族牧童口中唱出的，比起许多优秀苗歌来，还应当说是次等的次等。

苗族男女的歌声中反映的情感内容，在语言转译上受了一定限制，因之不容易传达过来。但是她们另外一种艺术上的天赋，反映到和生活密切关联的编织刺绣，却不待解释比较容易欣赏理解。这里介绍的挑花绣，是自治州所属凤凰县收集来的。地名凤凰县，凤穿牡丹的主题图案，在这个地区保存得也就格外多而好。图案组织的活泼、生动而又充满了一种创造性的大胆和天真，显然和山歌一样，是共同从一个古老传统人民艺术的土壤里发育长成的。这些花样虽完成于19世纪，却和2000多年前楚文化中反映到彩绘漆器上和青铜镜子的主题图案一脉相通。同样有青春生命的希望和欢乐情感在飞跃，在旋舞，并且充满一种明确而强烈的韵律节奏感。可见，它的产生存在都不是偶然的，实源远流长而永远新鲜，是祖国人民共同文化遗产一部分，不仅在过去丰富了当地劳动人民生活的内容，在未来，还必然会和年青生命结合，作出各种不同的有光辉的新发展。为的是人民已自己当家作主，凡是美好的事物，优秀的天赋，必然都会受到重视，并且得到合理的发展。

作者简介

沈从文：湘西苗族的艺术 篇4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08-08-28 11:22:00 ]作者： 李美容编辑：Studa_hasgo12

2【内容提要】

沈从文采取反复叙事的方法，构筑了神话化的“湘西世界”。实际上，“湘西世界”是针对现代人审美精神的丧失，人生的散文化，而籍神话的形式，为现代人找寻生存依据的一个审美世界。沈从文在这个审美的“湘西世界”中，旨在用无功利的“爱”来表达神话世界的纯度，向现代人敞明生存的意义。

【关键词】 神话；审美；现代

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是作者面对纷繁扰攘的都市，在对故乡的回忆和想象中，建构的一个艺术世界。这个“湘西世界”宁谧、优美、自然、生气蓬勃，往往被人称颂为一曲田园牧歌、一首乡土抒情诗。其实，“湘西世界”是一个富含更深厚意义的世界，是沈从文在神之解体的时代为生存失去依持的现代人找寻的一个现代神话。

一

神我们是看不见的，然而，我们处处都看见神一样的东西，而且最先、最重要的，是在一个明智的人的心中，在一个活生生的人为作品的深处见出它。[1]我们在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见到的“神“，首先显现在《龙朱》、《凤子》、《神巫之爱》、《媚金 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等一系列关于湘西少数民族的古老传说的作品中。在这些小说里，有关湘西的巫术宗教、人物传奇、奇风异俗，无不深深的烙着神话的印迹，赋予了“湘西世界”神话特质，使人感受到湘西民族的高贵神性。上述奇幻的故事，让我们在显在的层面上见到了“湘西世界”的神性，而在“湘西世界”的深处，还藏匿着一种隐在的神话因子，那就是时间。

时间是神话世界的真正核心。卡西尔指出：从基本意义上来讲，神话一词体现的不是空间观而是纯粹的时间观。它表示借以看待世界整体的一个独特的时间“侧面”。[2]神是由时间构成的，只有借助于时间，神才从无数非人格的自然力量中被选择出来，成为独立的存在而凌驾于那些力量之上。同样，时间在沈从文建构的湘西神话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所尊奉的神性在时间的延展形成的历史中显现出来。

“湘西世界”是一个静谧、和缓、永恒的世界。它的时间是近乎停滞的，“湘西世界”的神性也就在这静止的时间中积累和显现。无时间性的意识正是神话时间的特质，神话所叙述的故事发生在神圣的、神话的时间内，与日常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日常所生活的时间具有不断流逝、刹那生灭、去不复返的特性。而神话所展现的时间却是循环的、可重复地被实现的。“湘西世界”就处于这种永恒的神话时间中。[3]在构成“湘西世界”世界的小说中，时间推进极其缓慢。沈从文采取反复叙事的手法，让无数相似的事件重叠起来，使“湘西”生活处于恒常状态，时序维持在同一个方向上，一天一天进行下去，仿佛从来没有变化，把“湘西”留在永恒的和毫无疑问的神性中。如《边城》，整个故事就是在对端午节的三次反复叙写中展开，每个端午节都是小城四面八方的人齐聚酉水河边，敲锣打鼓赛龙舟，赛后捉鸭子，每年如此，似乎

几百千年来从未变过。另外，边城男女在有月亮的中秋晚上整夜唱歌，在新年里舞狮子龙灯。“这些节日过去三五十年，如何兴奋了这地方人，直到现在，还毫无什么变化。”（摘自《边城》）不仅边城的节日给人一种抛开了历史时间而自动循环运转和存在的恒定感，其日常生活似乎也处于一种无限循环之中。“冬天的白日里……间或有什么男子，占据在自己屋前门限上锯木，或用斧头劈树，劈好的柴堆到敞坪里去如一座一座宝塔。间或可以见到几个中年妇人，穿了洗得极硬的蓝布衣裳，胸前挂有白布扣花围裙，躬着腰在日光下一面说话一面做事。一切总永远那么寂静，所有的人每个日子都在这种不可形容的单纯寂寞里过去。”（摘自《边城》）无数个冬天已经过去了，可边城中的男女仿佛仍然在那个地方，做着同样的事。整个“湘西世界”近乎处于静止的时间中，映照着一层高贵、光辉、朴素的氛围。透过这样的叙述，读者被牵引到一种新的时间里，如同临现在神话中，世俗的、历史的时间暂时地、象征地被废除、隐没和超越，取而代之的则是神圣的、神话的时光。这样，作者与读者都借着故事的叙述而被卷入了另一种光阴。在那个境界里，世俗的、历史的时刻已被隐没和克服了，他们已浸润在一种超越延展性的、永恒的、可一再临现的时间之中。[4]正是由于突出了时光的主宰地位，时间才在沈从文的湘西作品中显现出结构贯穿的力量，神话的血脉由此在“湘西世界”流淌。

二

神话是人类最初感觉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方式，是人类为自己的生活世界所寻得的一种意义，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神话就象用儿童的眼光去看世界一样，它总带有娇爱、稚气、散漫的特点，丝毫不带有功利的目的。因此，神话的世界是一个超功利的、审美的、诗意的世界。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增长，随着自然科学的认识世界的方式的泛化，人通过神话的感觉和把握世界的方式消失了。正如诺瓦利斯在《断片》中所言，这个世界的意义早已丧失，上帝的精神得以理解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5]人陷入一种空虚之中，感觉自己没有依傍。实际上，随着神话的消失，现代人已失去了一个中心点，失去了内心的灵性，失去了审美的生存，失去了诗。想起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科学精神所引起的直接后果，便会立刻想到神话是被它摧毁的了；由于神话的毁灭，诗被逐出她自然的想象故土，变成无家可归。[6]这个没有神话的现代社会，就是一个没有诗意、没有审美精神的，冷冰冰的金属世界，尽管物质已无比丰富，但人的生存变得荒诞、丑陋、毫无意义起来。

西方现代社会这种神性丧失殆尽的现实处境，随着西方文明的东渐，也移植到了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中国本是一个审美的国度，但是，启蒙运动的兴起，把西方现代文明奉为圭臬，工具理性、技术思维替代了中国人秉有的审美直观，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被冲毁得面目全非。面对这种情况，宗白华不无忧虑地写到：中华民族很早发现了宇宙旋律与生命节奏的秘密，以平和的音乐的心境爱护现实，美化现实。（在西方现代文明的涂染下），文化的美丽精神不能长保了，灵魂里粗野了，卑鄙了，怯儒了，我们也现实得不近情理了。我们丧失了生活里旋律的美（盲动而无秩序）、音乐的境界（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猜忌、斗争）。一个最尊重乐教、最了解音乐价值的民族没有了音乐。这就是说没有了国魂，没有了构成生命的意义、文化意义的最高价值。[7]

西方现代文明的蔓延，使现代中国丧失了音乐，丧失了审美精神，丧失了生存的神性。对此，沈从文与宗白华一样是十分警觉和惊惧的，并对现代文明进行了不遗余力地反思与批判。在《八骏图》、《绅士的太太》、《薄寒》、《有学问的人》等一批作品中，沈从文对那些代表现代文明的都市知识者进行了描摹和刻画。《八骏图》中，八位上流知识者表面看来，个个温文尔雅、仪表体面、身份高贵，然而他们情感矫饰、性心理变形扭曲，表现出一种病态的生命形式。他们的生存已被内心的欲望和外在的知识理性撕裂，处于一种异化状态，遑论诗意和高贵。《绅士的太太》中，一群上流社会的男女，生活奢华，精神糜烂堕落。人与人之间处处是一种算计和利用的关系。人生被利欲填塞，完全丧失了灵性和诗意。不仅在都市，现代人已变得荒诞不经，沈从文还敏锐地看到，农村也呈现出堕落趋势。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进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8]

正是在现代中国人的生存神性、人生诗意普遍丧失的情况下，沈从文“湘西”神话的意义凸现出来了。他用一套笔墨构筑“湘西”神话世界，就是立意在“神之解体的时代”，在文学中创造一尊“艺术之神”，并希望用这个抽象的神，“阻止退化现象的扩大，给新的生命一种刺激与启迪。”[9]实际上，沈从文构筑“湘西世界”，就是在现代中国审美精神丧失后，藉神话的形式，构筑的一个审美世界，一个生活着一种新型的人的自由的世界。他想凭借这个神话般的审美世界，与现实的庸俗世界相对立，为生命委顿、生存失去依据的现代人，重新找回灵性，找到诗意的栖居之所。

三

现代社会由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不断扩展，工具理性和技术思维的膨胀，带来了世界的普遍异化，人的灵性的丧失，生存根基的失落。沈从文就是要在众人冥冥于追名逐利时，在“湘西”大地上，追寻神灵隐去的路径，追寻人失掉的灵性，为这个普遍异化的、神一去不复返的现实世界，找寻一个神话般的审美世界。

沈从文的这个“湘西”神话世界是一个“爱” 转驻顾盼的审美世界。针对整个生活世界出现的轻狂和功利态度，出现的人与人之间庸俗的物质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的灵性的丧失，人生的散文化，沈从文在“湘西世界”里以无功利的“爱”，来净化现实，达到神话世界的纯度。这种爱，首先表现为超拔的情爱。在“湘西世界”中，情爱是超功利的、美仑美奂的。《边城》里的傩送为了美丽的翠翠，宁愿要渡船而不要碾房，在一个月圆之夜，在翠翠的窗前唱了一晚的情歌，优美的歌声把女孩的灵魂从梦中浮起去摘了一大把绿茸茸的虎耳草。在这个世界里，男男女女可以为爱情不计名利，不计得失，甚至可以爱得发狂。沈从文在《龙朱》中断言：“女人们对于恋爱不能发狂，不能超越一切利害去追求，不能追她顶欢喜的一个人，不论什么种族，这种族都近于无用。”《龙朱》中的龙朱，是一个完美的带有神性的苗族青年男子，作者对他得不到爱情的寂寞孤独的极力渲染，对他执著地追寻爱情的再三咏叹，正印证了德国浪漫诗哲施勒格尔的一句话：只有通过爱，通过爱的意识，人才成其为人。[10]在沈从文看来，只有通过爱，人才能靠近神，领受神性。爱的意识给“湘西世界”披上了神性的光辉。

“湘西世界”里的爱其次表现为纯真的亲情和友情。在那里，人与人之间没有贫富等级、是非利欲，个个都重义轻利，清心寡欲。每人都有一颗厚道而简单的灵魂，但在他们单纯、淡泊的生活里，却涌动着浓浓的情与爱。老船夫与孙女翠翠之间、三三和母亲之间，有着绵密的人伦亲情；边城里从船总顺顺，到老马兵，相互间促膝闲聊、帮贫问苦，有着暖暖的邻里之情；少女夭夭和老水手成了忘年交，有着纯洁无邪的友情，等等。这些纯真、质朴的情与爱，使平凡人的每个平凡日子都变得温馨感人。只要良善、纯真尚与人心同在，人便会欣喜地，用神性度测自身。[11]“湘西世界”里的人正有着这样一种诗意般的神性。摆脱了世俗的功利的束缚，平静质朴的生活下，有着真实饱满的情感和诗意的人生。审美精神贯注到了每个日子里，每个人身上，人成了审美的人，人生成了审美的人生。

“湘西世界”里的爱还表现为本能的性爱。在沈从文看来，凡是人的本真情感，都是神圣不可违拗的。因此，他给本能的性爱赋予神性而大加赞美。在“湘西世界”里，我们可以看到顺乎人的本性生命冲动而出现了一个奔放的情欲世界。《雨后》中一对互相爱悦的乡村少男少女，在自然在陶醉中，做了神圣的游戏；《夫妇》中，夫妻两人兴之所致，在太阳底下做了阵顶撒野的行为；《采厥》中的阿黑和五明，因生命已逐渐成熟，两人就在草坪上玩一点新鲜玩意儿。“湘西世界”里这个浪漫、天真的情欲世界，显然不是情欲的放纵，而是雄强的生命和率真的天性的流溢。这些任性而为，自由自在的享受两性欢娱的男女，显示出了生命的光和热，生活的美与诗。

“湘西世界”里的爱还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交融。现代社会，技术使人从大地分离开，自然成了盘剥和利用的对象。人离弃了充满神性的自然，同时也把神性逐出了自己的心房。从此，人生活在冷冰冰的金属环境中，已无家可归。在古代，人们通过对神的想象，使自己周围无生命的事物、冷漠无情的自然环境，变成了一种语言难以描述的音乐。一种神奇的特质如同美妙的雾蔼和月光，回荡在万物之上。从而这个世界才成为可以接受的居所。[12]在“湘西世界”里，一条小溪、一座白塔、一条渡船、一片竹林，人身边各种各样的东西，仿佛都具有无穷意味。无论是三

三、夭夭还是翠翠，“湘西世界”里的人，对一条狗、一塘鱼、一棵树，以及房前屋后的每一样东西都怀着无限的温爱。人与自然达到了高度地契合。“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须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晾晒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酉水中游许多无名山村，人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却永远那么妥帖，且与周围环境极其调和。”（摘自《边城》）在这里，人在自我忘却和近乎无意识的状态下，作为宇宙伟大和声的一个音符和自然融为了一体。天、地、人达到了如此的和谐一致，似乎又回到了诸神还未抽身离去的古老社会，远远地甩脱了现代的金属环境。

总之，在沈从文的“湘西世界”里，爱在人与人、人与周围万物之间流淌充溢，人处于审美心境中，生活在诗化世界里，灵性普照大地，人诗意地栖居着，而时间凝固，神性显现，人的生存意义向心灵麻木、精神委靡的现代人敞明。

参考文献：

[1]施勒格尔文集[Z],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35.[2][德]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19.[3] 郑薇.神话重构:沈从文湘西作品的时间纬度[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4.[4]关永中.神话与时间[M],台北:台湾书店,1997,114-115.[5]伍蠡弗，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251。

[6][德]尼采.悲剧的诞生[M]，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33。

[7]张辉.审美现代性批判[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245。

[8]沈从文文集[Z]，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338。

[9]沈从文文集[Z]，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379。

[10]施勒格尔文集[Z],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180。

[11]刘小枫.诗化哲学[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93。

沈从文：湘西苗族的艺术 篇5

作者：管桂英学号：20071360090886指导老师：尹文化

【摘要】沈从文以“边城”为代表的湘西题材小说，表现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这种价值不仅表现人生理想上，自然与女性的神性也使这一形式获得了定性。水和自然美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他在变化多端的自然之中找到与之和谐完美的女性之美，并以此塑造了一系列人质神性想结合的湘西少女的形象，构筑了一个清新脱俗，意味悠远的女性神话世界。而作家对湘西民族历经磨难的历史和生存危机的现实的感叹揉进这一人生形式中，我们在真切的感受到作者酣畅淋漓地对湘西爱与美的赞颂和回忆的同时，也读到了作者心酸的眼泪和暗地里绞心的痛楚。达到了作家提出的“美丽总令人忧愁”这一审美境界。

【关键词】沈从文 湘西系列 女性形象 人性与神性 美学意蕴

沈从文将人性推到了崇高的地位。当他面对都市社会用“文明”的绳索将“人性”捆绑、勒杀时，他那卑微敏感的“乡下人”的目光充盈着胜利的忧郁和哀伤。曾几何，“我觉得一身渺小，正如一只猫儿初置身于一陌生锦绣辉煌的室中，几欲惶惧大号。”①面对“文明”的洪流，来自“荒蛮之地”的沈从文感到无尽的虚弱和自卑。为了自尊，他的心顽强地抵抗着都市文明。如今，饱受“文明”炼狱般洗礼的他，猛然发现都市文明原来那么可笑、可怕，人与人关系变得复杂到不可思议，然而又异常单纯的一律受‘钞票’所控制。„„一切人事在我眼前都变成了漫画，既虚伪，又俗气，„„”②沈从文发现，那些原来使自己感到卑微、惭惶不安的城市绅士淑女们，原来是如此之空虚。沈从文很感性地认识到“文明”使人性失去了什么，“所有值得称为高贵的性格，如像那热情，与勇敢，与诚实，早己完全消失殆尽。”③他终于找到了心的强力支点，沈从文发现，在那遥远的故土，那“充满原始神秘的恐怖，交织着野蛮与优美”的地方，是他理想人生的滋养地。于是为了那遥远的爱，也为了“人生至少还容许将来重新安排一次”的信念，当其他作家在为民族的前途命运而焦虑而呐喊时，沈从文却用热情、迷醉的歌喉，唱那人性的歌，他要让“读者能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物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④于是，一个用感情蒸腾和用爱浸泡的“湘西世界”，新鲜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它极善、极美，平静中躁动着生命的活力。但它又不唯美，不是世外桃源，人生的“常”与“变”融在其中，美中含着愁，感性中蕴藏着理性，人生理想与现实感悟有机地统一在其中，使湘西题材作品，特别是湘西系列女性形象显现出凄美的审美效果。

一、湘西系列女性的人性美

都市文明下的生活，是一种物化的生活，人们过多的追求权势、名利，忽视了人性的健康发展，他们为物质、观念而活着，却没想到要为“自己”而活着。湘西世界的生活恰恰相反，这是一种外化的生活。物在她们的生活中也是需要的，却不是重要的，山民们从祖辈以来，经受了太多的痛苦与艰辛：环境的恶劣、外族的入侵、统治者的征服与同化„„，他们的命运自己根本无法把握。人生的莫侧，使他们深感生命的无常，“一切都是命，万事不由人”，人生充满变数。所以，他们从不在意身外的一切，只求能完整而庄严地活着。“他们那么忠实庄严地生活，担负了自己的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生存而应有的一切努力。在他们的生活、爱憎、得失里，也仿佛摊送了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往来，他们便比其他世界上人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⑤他们从来不以物化的标准去衡量人生，他们看重的是人格、1

情感的丰满与独立，守着一个“独立自主”的做人原则，宁愿受穷，也要让灵魂得到安宁，以保持做“人”的本色。沈从文对此深有感触。当他来到都市，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时，他总是顽固地坚守自己的人生准则，用他那“乡下人”的那把尺，那杆称，衡量着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他认为，一个人活着，不能计较个人的利益得失，“不拘拘于物质攫取和人世毁誉”，他就能“硬起脊梁”，走自己的路，他才会活得自由，活得充满朝气。这种人看来也许粗一点，野一点，但这正说明他“是个人”⑥正因为如此，“湘西人生形式”中，每个人都保守着这一份本色，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湘西少女形象。她们美丽、温柔、多情、善良、活泼、顽皮、天真。她们是自然孕育的完美产儿，是为自己活着的人。《边城》中的翠翠就是这样一个透明、清秀、真诚的少女形象，给人以无限的美感。她爱爷爷，尽量为爷爷分担辛苦，爱心总是战胜玩心。她的爱情是纯净的，超越了一切世俗利害关系在她这里，爱情需要的不是门第，不是金钱，而是从心里流出的热情的歌，“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对面山悬崖半腰，去做什么呢？摘虎耳草！”。三三是沈从文笔下又一个可爱的少女形象。她长得很美，虽然在小说中我们并没有见过三三的面目，但是从碾坊外的小树林里飘忽的葱绿衣裳、母亲看到的苗条如一根笋子的身材、管事先生与白脸少爷眼里的“美人”中，我们依然可以清晰的看到三三的美。但她美之处并非她的外表，而是她那清纯、真诚、正直的心。她抑强助弱，喂鸡时总是驱赶那横蛮无理的鸡，直到妈妈代为求情方止；对于到潭中钓鱼者，三三有双重标准，每遇不甚熟悉的人，则高声警告，或求助于母亲折断他的竿子，当母亲照例代为讨情后，三三便静静地看着，心里记着数目，回头告诉母亲。一旦看到因鱼大且拉得不合适而折断了鱼竿的，便向钓鱼人咧着嘴发笑，并急忙跑回家告诉妈妈。如果钓鱼人是熟悉的并且讲道理，则一边坐在旁边看，一边向钓鱼人讲述别人折断鱼竿的笑话；三三从不羡慕别人的金子宝贝，她热爱自然，因为黄昏太美，便要母亲陪她坐在枫树下，送那片云过去再走；她与母亲在一起，才能够安安静静的睡觉，但有时却任性无理，明明与母亲都感觉女护士长得体面，但当听到母亲先说出来时，却又否认，其结论故意与母亲不一致。虽然三三的心智简单得有些可笑，但她的活灵活现，犹如美丽的珍珠，晶莹纯洁。

除翠翠、三三外，还有《长河》的天夭、《萧萧》的萧萧以及凤凰小城、苗家山寨、沅河流域的少女们。这些窈窕的形象，如清风，如阳光。我们无从知道她们的眼睛、鼻子、、嘴巴如何，轮廓怎么样，只知道翠翠“长得真标致，像个观音样子。”夭夭“乖巧谦虚，心性天真柔和、动人怜爱”，三三“很聪明、很美、长得不坏”，而媚金是“白脸苗中最美最风流的女人”。沈从文用笔极省简，似乎人间的词不足以涵盖她们的美，与其留下有限的印象不如留下无限的想象。但事实上，沈从文是有意为之，以为在他看来，美不在外表，而在心灵，在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因此，他在塑造女性形象时，是不愈余力地表现她们身上的人性的。

二、湘西系列女性的神性美

沈从文笔下塑造的湘西少女的形象还是人性与神性的结合体，这是一个清新脱俗，意味悠远的女性神话世界。她们从外到内的形象特质，似乎都与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月亮女神”以及由月神分化演变而成的女蜗、嫦娥、洛神和旱魅有着一脉相承的对应关系。神话女神所具有的劳动与美的精神品质在湘西女性身上都有生动的体现。女性身上神性的特质与她的人生有着密切的关系。

沈从文生活在川黔湘鄂交界的湘西边鄙之地。一方面湘西边地奇险秀丽的大自然启迪着他的灵性。彼处山川灵秀，泛滥的“山精水怪”正是神话与巫鬼文化的温床。“苗族半原人的神怪观影响到一切人，形成一种绝大力量。大树、洞穴、岩石无处不神。狐、虎、蛇、龟无物不怪。神或怪在传说中美丑善恶不

一、无不赋以人物。另一方面，楚文化虽作为一个断裂的文化形态大多消融在整个传统文化之中，但湘西特殊的地理环境也为我们保留了一部分活生生的楚文化的原生形态。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和庄子哲学的相对自由的思想观念，无不对沈从文的审美意识产生影响。尤其是庄子哲学中强化的自然观念培植他崇尚自然的人性和自然的生命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的审美情趣。尽管我们汉民族的传统文化把女性禁锢在神权、族权、夫权之下，但文学作品中还是留下了美好的女性形象，如屈原《九歌》中的“山鬼”、“湘君”、“湘夫人”

及曹植《洛神赋》中的“洛神”。这些原型或原始意象“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发生并且显现于创造性幻想得到自由表现的任何地方”，“山鬼”等原始意象积淀着悠远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培植了沈从文笔下的翠翠、三三和夭夭们。

幽深的民族文化融合了湘西少数民族独特的心灵历程和沈从文独特的情感体验。或许是深受湘西这一蛮荒之地浓厚的楚文化遗风的熏染，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于神话因素似乎“情有独钟”，他对神话特质、神话模式的追崇在现代文坛可谓独树一帜。他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古代，那个如神话般明净的时代。人与美与爱相接触的世界在沈从文的作品中，相当一部分是用写“实”与叙“梦”相结合的方法，把社会、幻觉、梦境结合起来，构成一个虚实交织的梦幻美的情境，更显出一种迷人的魅力。如他的一部分以苗族传说和佛教故事为题材，这些作品的情节安排，是完全在想象中完成的。《月下小景》以苗族男女的爱情为题材，画面在凄婉清丽的想象中展开。“薄暮的空气极其温柔，微风摇落大气里”，“月光洒满了各处，如一首富有光色和谐雅丽的诗歌”，在月亮的神奇传说和原始野蛮习俗的叙述中，在这一对情人对另一世界的憧憬中，口含毒药含笑死去。他们好象不是去赴死，而是在美妙的月下由爱神引渡，羽化登仙了。在《牛》这篇写实性极强的小说里，作者赋予了牛以人的特征，全篇交织着老牛伯与牛的种种心理活动，故事组织在一种半梦幻的情境中，它是非现实的，又是现实的。正因为沈从文于神话因素似乎“情有独钟”，所以在《边城》里，作家也倾注了自己的理想。作品通过许多动人情节，来表现翠翠温柔、明慧、天真、机灵和对爱情的坚贞，以充分展示翠翠形象的神性。他不忍心在她身上撒下半点灰尘。作者将他的笔，深入到人物的内心，运用想象，创造了作家所憧憬的那个“在头脑中建筑”的“人与美与爱”相接触的神秘世界，翠翠不能忘记祖父所说的事情，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对山悬崖山腰。这是一个多么甜蜜美妙的梦境！这梦飘渺却不离奇，虚幻又不荒谬，它是现实生活化了妆的表现，是作家执意创造的幻想美的极至。在这梦里，朦胧的爱情幼芽滋生了，萌发了。这幽美的梦境作为隐秘的象征，具有一种不可知的力量，使翠翠的灵魂常常游离眼前的所作所为，而陷入如醉如痴的追求。“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这爱情的结局也象虚幻的梦一样深沉而悠远。我们都盼望着翠翠的幸福，在人们的期待中，作家已将这美丽圣洁的爱，神秘的梦幻美无损地保留到人们的头脑中去了。人与自然心领神会，使“湘西人生形式”中的自然充满“神气”，处处流淌着人性的温情。

表现自然与人的融合，追求宁静旷达的野趣，寄身烟雨，啸傲山林，这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主题。历史文人骚客、官宦野士，在尘俗羁绊、仕途沉浮之后，莫不对此心向神往，留下许多传世之作。有如陶渊明，就不仅在诗中吟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超凡之境，还在文中建构出一处“不知秦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沈从文热爱着生养他的大地，真挚地为自然中的一切而感动，山头的一抹夕阳，水底圆如棋子的石头，无一不感动着他，心中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单纯得毫无目的。他说，当你用“泣神情感”去接近自然时，你会发现，“阳光照及大地，随阳光所及，举目临眺，但觉房屋人树，及一池清水，无不如相互之间，大有关系。”⑦

三、湘西系列女性形象特征与水的关系

沈从文是人与自然间的一个媒介，诗性的人格和诗性的自然在沈从文笔一下是那样的和谐，于是他在变化多端的自然之中找到与之和谐完美的女性之美。他以赞美、欣赏的笔调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水一样的生命特质的自然女性形象。她们美丽、纯净、温柔、活泼、健康，无论从外表到心灵，从感情到意志，都闪烁着爱、美、善的光辉，她们是作者心目中的阮水女神。作家正是把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对人生的独特感悟浸染在这些女性形象之中，以此揭示出人性之美和生命之美，从而展现了他为人类社会描绘的那幅优美、健康、自然，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图景，爱情最能体现这种特质，《边城》中“长得真标致，象个观音样子”的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天上的细雨云烟让单纯美丽的翠翠心事重重，有人前来作媒，心中烦乱的她躲进屋后的那片竹林；《雨后》中的阿姐，当她在空山雨后的野地上采摘蕨菜时，看到灿烂盛开的野花，想到“女人只是一朵花，开的再好也要枯。好花开不长，知道枯的比其他快，便应当更深的爱。”她被四狗的野性、气力、温柔所征服，把“所读的书全忘掉了”，成为自然人，像花一样，自由地随着季节而开放。《阿黑小史》中当桃花、梨花开得热闹时，阿黑和五明把草当床，在“这柔软床上，还撒得有各种野花”而采摘了青春。《龙朱》中龙朱每当追到唱歌女子待的地方时，发现总是遗下满地的野花。龙朱后来找到她时，还是被她发髻上那朵小黄花先吸引住。这所有的爱，尽管各有特色，但却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就是爱得真诚、热烈、忠贞，没有做作，不虚伪，完全出自内心。对他们而言，性爱不是兽欲的简单化，湘西人反对这种以金钱或其他手段满足兽欲的恶劣情欲，在他们的性爱履历上，明媒正娶也好，露水夫妻也罢，必须以爱为前提，“抓住自己的心，放在爱人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伪装的一切，只有热情真实的歌。”⑧所以，只要有爱，即使是妓女，也让人感到爱的伟大。这些女人并不为金钱，而是为了爱情，愿意付出一切。但没有发自生命的两情相悦，爱也就死亡了。正如《凤子》中苗寨总爷这样介绍湘西女子：“爱你时有娼妓的放荡，不爱你时具命妇的庄严。”“放荡”是因为爱的炽热，“庄严”却是因爱己逝去。灵与肉在他们身上得到最完美的体现，这种自为的性爱就构成了．“湘西人生形式”在审美上的更高境界。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之所以成为古今艺术家不移的定理，是因为能将思想意义移入自然万物（造化）之中，正是艺术品所应表现的最高境界。沈从文对女性美的情感是他从故乡山水中呼吸到的，特别是对于水的情感。他说：“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考，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恬静秀丽的山水，陶冶了沈从文安静自然的人事趣味，同时他将这些以善于捕捉细微之美的笔展示给我们。《边城》中有依山傍水的小城，有河街上的吊脚楼，有攀引缆索的渡船，有关系茶恫“风水”的白塔，有深翠逼人的竹篁中鸟雀的交递鸣叫。“白河三丈五丈可清澈见底，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这青山碧水的景致，自然而又清秀。是水，抚育了他生命，净化了他灵魂，陶冶了他人格，是水，给了他创作的灵感，给了他作品中人物生命的灵性和张力。沈从文正是以他湘西“水之子”的眼睛和尺度，审视生活的一切，执着地追求“符合他的梦幻要求的作品形式”，描写故乡湘西古朴神秘、美丽动人的神话，讲叙绵长千里的沉水流域的水的故事，塑造具有水般美的女性性格，“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沈从文是在湘西幽美的自然环境中喝沅水长大的，水和自然美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女人美总是流泻于他的笔端。

四、湘西女性形象特征中的忧伤色彩

沈从文总是平静地追求生活之美，但其感情之流中总是遮掩不住忧伤的思绪。沈从文的忧伤与他的生活环境及社会变化给湘西下层人民带来不幸生活命运的认识相关。沈从文在幽僻的湘西边地生活了二十多年，自然山水环境影响了他的心情，他自己就说“我文学中一点忧郁气氛，便因为被过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它常常使沈从文“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沉水和水边的人们”，用他熟悉的“感情同他们分不开的人事作题材，来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而在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湘西地区，割据天下的封建军阀，帝国主义的资本入侵户便“农村所保有的那点正直素朴的人情美”被大力压扁或扭曲，“几乎快要消灭无余”。这使沈从文感慨万端：“好看的总不会长久”。沈从文从社会生活的变化中看到了民族美好人性的毁灭，也看到了还留存在湘西这个环境中小女儿性情上的天真。因此他在赞美湘西少女的美好天真的人性美时，不免带着忧伤的思绪。正如他自己所说，作品

“带着一分淡淡的孤独悲哀，仿佛所接触到的种种，常具有一种‘悲悯’感。”《边城》中，翠翠依偎着祖父听她母亲少女时代美丽而忧伤的故事，寂寞的月色陪衬着人物凄楚的心理：那悲凄是从人物心底里流出来，比任何悲苦的诉说都具有心灵的震撼力。沈从文在这少女身上寄托了他对生存的哀伤思绪，其哀伤中还融合有对民族历史及其命运的深深忧思。因此沈从文先生常感叹：“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视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视了。”当然，忧郁的感伤情调其实所要表现的也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所以，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就具有了柔美的特质。

注释：

① 沈从文，《一封未曾付邮的信［M］》，（《沈从文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以下沈从文作品同）

② ②沈从文，《湘西·水云》．

③沈从文，《写在＜龙朱＞一文之前》．

④沈从文，《烛虚·小说作家与读者》．

⑤沈从文，《湘行散记》，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

⑥沈从文，《篱下集·题记》．

⑦沈从文，《烛虚·潜渊》．

⑧沈从文，《龙朱》．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选集》（第一至五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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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园，《沈从文名作欣赏》，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6］向成国，《回归自然与追寻历史》，长沙，湖南师大出版社，1997.［7］吴立昌，《论沈从文笔下的人性美》，《文艺论丛》，第17辑．

沈从文：湘西苗族的艺术 篇6

不久前，随农业部全国畜牧总站的几位领导来到湖南湘西州。在短短几天走访中，让记者充分感受到湘西发展畜牧业的热情，特别是畜牧业新科技、新技术撩播着养殖户们的心弦。湘西十万大山，已不再闭塞，高速公路连通州内外，东部畜牧业发达地区人们想的，也正是湘西农民今天追捧的。大山深处，处处是畜牧科技的律动，改良品种，养优良牲畜，提高经济效益，正成为湘西农民的共识。

湘西州是以农业为主的少数民族地区，是湖南省唯一被纳入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地区。全州总面积1.5万平方公里，下辖7县1市，是一个土家族、苗族聚居区，总人口270万。湘西州饲草、饲料资源丰富，有各类草场1050万亩，其中湘西黄牛、湘西黑猪（浦市铁骨猪）是优良的地方品种，已列为国家地方品种保护名录。2009年，全州生猪饲养量334.35万头、牛74.16万头、山羊178.95万只、家禽1374.25万羽，实现养殖业产值22亿元，其中畜牧业产值14.9亿元。据统计，畜牧业占全州农户人均纯收入达800多元,成为湘西州农业，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近年来，农民对发展优质畜牧业，改良品种需求正浓，湘西州在农业部和省畜牧部门支持下，先后建起州、古丈县、保靖县、龙山县肉羊良种繁育场。永顺和泸溪县的良种繁殖场也正在建设中。在湘西州波尔山羊原种场记者看到，波尔原种羊正在围栏内吃着草。这是国内较早引入波尔山羊的一家原种场，总场和两处分场共饲养着波尔原种羊550只，年可生产种羊1000余只，为全州山羊杂交改良提供优质的种源。据该场的罗宗礼场长介绍，这里的波尔原种羊的品质较好，很受当地和周边地区养殖场的欢迎，几年来，州种羊场为全州山羊改良起了积极的助推作用。同时，羊场旁的100亩土地还是州的草种基地，其中用于草种试验区域30亩，草种制种扩繁区域40亩，通过几年的牧草品种的引进、筛选、扩繁种植，目前，筛选出适合当地种植的优质牧草品种21个，扁穗牛鞭草、黑麦草、三叶草、鸭茅草、鲁美克斯等优质高产牧草在基地都有种植，其中基地常年制种扩繁品种有5个，尤以扁穗牛鞭草和黑麦草最适宜当地推广。10年来，基地共向全州及周边地区供应牧草种子1000余吨，可种植50万亩次。

湘西黄牛是当地优良的地方品种，近年来，全州加大了湘西黄牛冷配改良工作，建立健全了州-县-乡三级冷配改良推广体系，每年可冷配湘西黄牛达7万胎次以上。今年4月，全国畜牧总站在湘西考察时，又决定向永顺县赠送500剂优秀德系西门塔尔牛冷冻精液，帮助和支持永顺县开展地方黄牛品种改良，提高当地黄牛生产水平，帮助农民致富。

在湘西花垣县民乐镇坝务水库旁的山坡地上，一群农民正在放着牛。镇畜牧改良站的同志介绍，当地的黄牛通过与西门塔尔牛冷配改良后，个体明显大了，经济效益显著增加，很受当地老百姓欢迎。过去，老百姓对改良黄牛没有认识，农技推广人员追着农民为其黄牛改良，如今是农民找上门来，要求实施冷配改良。花垣县畜牧水产局的同志讲，2009年，这个镇冷配湘西黄牛588头，人工授精率达到83%，目前已产犊牛388头。今年到目前为止，全镇已配600胎黄牛，其中480头是品改的冷配黄牛。

该镇坝务村的杨保说：“自打一改革开放，我就养起黄牛，到现在已有30多年，年年养牛年年卖钱，年年都有效益。如今，国家在我们湘西推广冷配技术改良黄牛，效益明显好于过去。村里最初只有几户养牛，现在村里已有20多户养起了牛，全村大多数的农民都养了牛，而且多数养的改良牛，主要是与西门塔尔和利木赞牛杂交。”田家村的石宗海，最近6年，他养的黄牛通过冷配改良，每年都能下个小黄牛。他养上6个月，就可以卖上3000多元，而过去当地本交的黄牛只能卖2000多元，冷配改良使效益一下增涨了30%多。今年，他的牛下了头小母牛。前来考察的全国畜牧总站谷继承站长讲，应把这头小母牛留下，不要卖了，用它来做母本。石宗海讲：“是的，我也这么想的，把这头小母牛留下来，用它来做母本，改良自家的黄牛品质。”说到这儿，在场的人都笑了。畜牧推广专家和农民想到了一起。看来，品种改良已成为湘西农民发

展优质畜牧业的自觉自愿的意识。

2007年开始，国家实施生猪良种补贴项目，对项目区内使用良种猪精液开展人工授精的能繁母猪每年补贴40元精液购买费。这大大减少了生猪人工授精配种的成本支出，提高了种公猪使用效率。与之前相比，减少了90%的公猪饲养量，为养殖户节约了大量的种公猪饲养费用。同时，通过选用优质精液配种还提高了生猪的生产水平，增加了农民生猪养殖效益。

近年来，湘西州为组织实施生猪良种工程，对湘西州原种猪扩繁场和10个县级种猪场进行了改扩建，永顺、凤凰两县被国家纳入猪人工授精良种补贴项目。2007年~2009年,全州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3910万元，对194个生猪规模养殖场进行了改扩建。2009年，全州年出栏50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场达到326个，其中年出栏5000头~1万头的12个，年出栏1万头以上的规模养猪场6个，生猪规模养殖比例达43.8%。

今年4月17日，全国畜牧总站在湘西州组织的生猪良种补贴项目技术的培训，吸引了全州畜牧农技推广部门技术人员和人工授精员，其火热程度为近年少有。

在凤凰县裕丰农牧有限责任公司大院内，记者看到能繁母猪人工授精公示栏中，写着人工授精的价格，国家补贴的数额，本人支付的数额。“裕丰”公司是湘西最大的养猪企业，年出栏生猪5万头。公司是湘西州为数不多的几家种公猪供精点之一。公司董事长梁从林告诉记者，湘西地区，山高路远，过去老百姓养猪配种很不方便，都是公猪养殖户赶着种猪走街串巷，配一回少的六七十元，多的要一百多元，还不一定能配上。现在，国家在凤凰实施了生猪良种补贴项目，养殖户只需交20元，就可以保证配上种。县畜牧推广部门与公司合作，每两至三天，人工授精员或推广站到公司提取一次精液，公司为授精员配备了冷藏箱，保证了精液的成活率。养殖户不用出家门，也不必费心，就可以为自己的能繁母猪配上种。

如今，湘西的养猪户都知道通过人工授精的母猪产子率高，猪的品质好，生产效益高，而且还很少交叉感染疫病。因而，传统的养猪繁殖方式已被人们逐渐地放弃。

论沈从文笔下湘西少女的人性美 篇7

一、自然美

纵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少女, 乡村世界中的原始生命力和宝贵的淳朴人性毫无保留地融入她们体内, 表现出一种健康和谐的生命状态。萧萧、三三、翠翠等少女身上无不体现着自然人性和生命之美。如萧萧, 自幼失去父母, 十二岁便做了童养媳, 丈夫年纪还不到三岁。但她的成长并没有因此而停止, 她在“在抱抱丈夫、做做杂事中, 像棵蓖麻一样长大起来”, “婆婆虽然生来像一把剪子, 把凡是给萧萧暴长的机会都剪去了, 但乡下的日头空气都帮助人长大, 却不是折磨所可以阻挡得住”。 (《萧萧》) 这是人类原始的、旺盛的生命力的体现。翠翠是沈从文表现湘西少女自然美的集中体现:她是湘西山水孕育出来的一个精灵, 生活在青山绿水间, 生活在古朴的民风民俗中。由于常年随爷爷摆渡送客, 她的皮肤变得黑黑的, “触目为青山绿水, 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 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 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 (《边城》) , 显示出力与美。她丝毫没有被世俗所污染, 其为人和品格在青山秀水的熏陶下充满了善意与温情:“人又那么乖, 如山头黄麂一样, 从不想到残忍事情, 从不发愁, 从不动气。” (《边城》) 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下, 翠翠的自然人性和生命之美得到了升华。

这些湘西少女顺乎自然规律, 融人性于山水之间, 构成了一幅和谐优美的生命画卷。沈从文通过塑造这样一群自然、单纯、善良的湘西少女, 表现了湘西世界的一种真、善、美的图景, 也表达了他对自然、原始的生命形态的追求与向往。

二、爱情美

湘西少女的爱情更多时候是伴随着她们的性意识觉醒而产生的。沈从文对湘西少女的爱情进行了精心而细腻的刻画, 含蓄地描摹了她们的内心世界, 把这些处在青春期的少女那种朦胧而富有诗意的爱情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完成了一部爱情心理觉醒之书。

首先, 沈从文善于从心理描写入手, 但不是直接描写, 而是通过少女的表情、动作等, 细腻地刻画了湘西少女从情窦初开到少女思春这一过程中对异性向往和眷恋的神态和心理。

三三情窦初开时, 对城里来的青年人一见钟情, 小说中这样描写她与城里来的青年人的偶遇:三三“什么话也不说了, 只是低下头笑。头虽低低的, 却望到那个好像从城里来的人白裤白鞋, 她猜测男子是对她望着发笑” (《三三》) 。少女的缜密心思由此可见。后来, 三三“在母亲身旁, 说的是母亲全听得懂的话。那些儿母亲不明白的, 差不多都在溪边说的” (《三三》) 。她不知道也不询问城里来的青年人的姓名、身份、家庭, 等等, 而是一见钟情, 为爱而爱, 这是少女处于青春萌动期的一种自然反应, 表现出纯真、朦胧的爱情意识。

《边城》充分展示了翠翠这个懵懂少女爱情觉醒的心路历程。同样, 小说并没有直接描写翠翠的内心活动, 而是通过注重描绘她前后的神态、表情和行为, 运用大量留白的方式表现。如写翠翠情窦初开时, 她有这样的表现:“有时过渡的是从川东过茶峒的小牛, 是羊群, 是新娘子的花轿, 翠翠必争看, 作渡船夫, 站在船头, 懒懒的攀引缆索, 让船缓缓地过去。牛羊花轿上岸后, 翠翠必跟着走, 站到小山头, 目送这些东西走去很远了, 方回转船上, 把船牵靠近家的岸边。且独自低低地学小羊叫着, 学母牛叫着, 或采一把野花缚在头上, 独自装扮新娘子。” (《边城》) 翠翠的爱情正悄然萌芽。后来, 翠翠在端午节上初识傩送后, 为了一件“属于自己不关祖父” (《边城》) 的事, 翠翠“沉默了一个夜晚” (《边城》) 。之后, “翠翠一天比一天长大了, 无意中提到什么时, 会脸红了” (《边城》) 。当翠翠得知摊送是在六百里外的清浪滩过端阳时, 便似无意地问:“爷爷, 你的船是不是正在下清浪滩呢?”爷爷的船当然不会在青浪滩, 只有傩送的船才在那儿。通过细节描写, 沈从文形象生动地把翠翠对傩送由喜欢到爱慕的心理描摹得自然而不张扬, 把翠翠对爱情的朦胧渴望和爱情来临时的矛盾心理写得真切而生动传神。

其次, 沈从文还善于通过营造梦境表现湘西少女的怀春情思。如翠翠的心被傩送月夜缠绵的歌声催动了, 在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 仿佛轻轻地各处飘着, 上了白塔, 下了菜园, 到了船上, 又复飞蹿过悬崖半腰———去做什么呢?摘虎耳草!” (《边城》) 她在梦中感受到了爱情那种飞翔似的愉悦。三三则梦到有一人拿着小小红纸灯笼, 在溪旁走着, 梦到城里来的男子被狗吓到跌倒在溪水里, 而自己是那么快乐, 也有点心疼。梦中的情景如此真实, 少女们在感受着梦中爱情带来的愉悦与美好的同时, 也反映出她们对异性的思念和依恋, 这是原始生命力美的表现。

湘西少女的爱是朦胧、懵懂的, 没有任何杂念和物欲。她们的感情是纯洁的, 是在自然人性的召唤下萌发的真挚而懵懂的爱, 这种原始状态的爱情之美正是沈从文力图追求的至善至美的人生形式的集中表现形式。

三、悲剧美

“在人类社会中, 最崇高、最壮伟的悲剧并非善与恶之间酿成的悲剧, 而是善与善之间造成的悲剧, 这在艺术中的表现也是如此, 善与善之间造成的悲剧更撼动人的灵魂”。[2]沈从文在刻画湘西少女的至善至美时, 字里行间弥漫着悲剧色调, 使少女们身上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忧伤。

湘西少女身上所体现的悲剧美首先来自她们家庭的残缺。这些湘西少女的家庭几乎没有完整的。家庭的缺失给她们的成长带来了一些悲剧意味, 但细想, 这种缺失可淡化甚至隔绝家庭对她们的影响, 从而突出大自然和民风民情的影响, 使她们更多地接近自然, 才能体现她们身上的自然和生命之美。

其次是命运的悲剧。湘西少女们无论是外表还是性格都是那么美, 但她们都承袭着湘西女人一代又一代的悲剧, 或是命运, 或是爱情, 她们的命运总是带着深深的哀愁。

如三三, 她的情感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和城里男子的几次相处后, 她原本单纯的心扉开始荡漾了。但当这一切开始萌芽时, 爱情的苗子却随着年轻男子的死去而被无情地掐断, 三三的“心里好像掉了什么东西” (《三三》) , 说不清也道不明, 让人心生惋惜。即使是沈从文人性美的代表翠翠也不例外。翠翠的爱情才刚刚开始, 含苞待放, 却连遭命运的捉弄:爷爷在一个雷雨交加的晚上怀着不可言说的内心隐痛永远离开人世;傩送为寻找不幸丧生的哥哥天保, 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而离家出走。身边的人一个个离去, 留下翠翠一个人孤独地守候着渡口, 等待着她那个“也许永远不回来了, 也许明天回来” (《边城》) 的心上人, 别无选择。翠翠的未来牵动了无数读者的心。

“美丽, 总是愁人的”。[3]湘西少女们纯洁、善良, 是真、善、美的化身, 但这样完美的个性也折射出她们性格的另外一面, 那就是不够坚定和勇敢, 这就是为什么萧萧想逃跑时被发现、三三对所爱的人一无所知、翠翠对爱人无尽等待的原因。然而, 试想, 如果萧萧跟着花狗逃走了, 三三大胆向管事先生问起城里来的青年人的来历, 翠翠主动索取爱情, 那么她们人性的美还能体现出来吗?正是湘西少女们内心的那份纯净与美好, 才使她们的不幸化为美, 她们的爱已经不仅仅是普普通通的爱情, 而是一种大爱与博爱。湘西少女们体现出来的美、善、爱, 正是沈从文对那种优美、健康、自然又不悖乎人性的形式的完整体现。

摘要：湘西少女一直是沈从文在小说中极力塑造的形象, 她们的名字简单朴实, 外表清秀自然, 性格开朗乐观, 爱情朦胧真挚。她们身上流露出来的自然美、爱情美和悲剧美, 体现了沈从文对人性美的追求, 不仅在当时有深刻的历史意义, 而且对当今社会有现实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沈从文,少女形象,人性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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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雷雨.从湘西小说的少女形象看沈从文对美的思考[J].文教资料, 2011, (4) :18-19.

湘西苗族傩戏发展简述 篇8

一、湘西苗族傩戏发展的文化基础

傩戏“是古老傩文化的载体，是由傩祭、舞蹈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与艺术相结合、娱神与娱人相结合的古朴、原始、独特的戏曲样式，它既有驱疫纳吉的祭祀功能，又有歌舞戏曲的娱神娱人功能。”①从傩戏的产生和功能特征上可以判断，它是人类处于原始宗教信仰阶段所推崇的文化艺术形式。湘西苗族地区的傩戏，就属于典型的以“娱神”而“娱人”的巫术艺术，融戏剧文化和宗教文化于一体，内容幽默诙谐，情节风趣滑稽，具有鲜明的喜剧特色，在“娱神”的过程中充分达到“娱人”的目的。

早在5000年前，当苗族先祖蚩尤与黄帝、炎帝逐鹿中原时，蚩尤为了打败对手，首创巫教，提倡“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的宗教观，“不仅以神道设教来约束人心，而且打破君民间的隔膜，追求人间真理。”启迪人们不信“天命”，反对“天子”。在意识形态上同样与当时的炎黄部落所推行的 “通天绝地”、“天子天命”的君权思想展开了斗争。②并且深得民众拥护，使其部落逐渐强大起来。

涿鹿之战，不仅使九黎部落衰败，而且使蚩尤创立的巫教被皇帝所取缔。但是到了“三苗”时期，由于部落联盟的不断发展、壮大，经济的振兴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使蚩尤的宗教思想得到了重新萌发，巫教进一步发展成为巫文化，并对后来苗族的宗教信仰和社会生活产生了直接影响。

湘西苗族延续至今的万物有灵的宗教信仰形式，直接反映了巫教的宗教内涵。可以想象，从迁徙的历史开始到湘西的所谓定居，长期生活在恶劣环境和民族斗争中的苗族先民，民族的生死存亡时刻威胁着他们，人仇鬼恨交织在一起，听不见天神的福音，得不到天子的恩赐，他们除了崇拜祖先、信仰民族鬼魂外，就只有继续信仰万物有灵了，他们把一切的自然物都想象成有感觉、有意志、有思维的生命体，能像人那样进行有意识、有感情的活动，具有人一样的社会关系，使自然人格化，与人平等相处，使人们得到一种精神安慰。

湘西苗族有“椎牛”、“跳香”、“接龙”和傩祭等大型的祭祀活动，形式非常古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例如“椎牛”，它是苗族规模最大最古老的祭祀活动，其主要目的是祭祖，所谓祖就指苗族的列祖列宗，要从近祖请起，一直上溯到远祖，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历代祖先都要请到，主要有：马狗奶国（就是盘瓠和辛女）、雷神、龙神、五谷神等，此外还要请一些小鬼神，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鬼神。在祭祀过程中，巫师除了祭祀性的唱白苗族古歌外，还用“赶边边场”的形式进行娱神，男女青年对歌，通宵达旦，美女娱男神，美男娱女神。

形形色色的祭祀活动，与苗族的社会、生活、生产、情感紧密相连，构建了苗族庞大的巫傩活动体系，形成了厚实的具有苗族特色的巫文化、巫艺术。因此，当傩戏进入湘西苗族地区时，与这里的巫傩文化不谋而合，湘西苗族的巫傩文化成为了傩戏肥沃的生长土壤和发展的文化基础。

二、湘西苗族傩戏发展的历史背景

湘西苗族傩戏与南方长城有着密切的关系。明朝皇帝朱元璋为了稳固新王朝的统治基础，1381年至1387年，在全国推行黄册和鱼鳞图册制度，以此征派赋税和徭役。而自古受着固化的巫教思想影响，过着凭险而居、刀耕火种、自立自主氏族部落生活的湘、黔、渝迁徙苗族，对明王朝这种政治、军事、经济的君主统治非常不满，加上土司土官在执行明王朝一系列政策中，赋敛无名，刑杀任意，贪污舞弊，行贿营私，最后导致苗民揭竿而起，极大地震撼着明王朝的统治，朝廷就效仿北方长城的功能，修筑了南方长城。到了清朝，仍然继续对其进行延伸和完善，使其具有了完整的延绵六百余里的军事防御体系，在湘、黔苗区形成了一道严密的疆界线。

由于明、清时期的政府军的征剿和据守，全国各地的达官显贵和士兵进出湘西的人数达数十万，而常年留守这里的人数也以万计，加之和平年代的外地家属和外地商人等，湘西“熟苗区”的人和文化都变得越来越复杂起来。像南方长城中最大的兵营重镇镇竿（现在的凤凰县城），就是由于几百年的屯兵历史及大量外籍文武官员和商人的涌入，使镇竿成为了多种文化的汇合地，这里佛道流传，会馆林立，庙宇飞檐走凤，祠堂戏曲不断。从文化和艺术的角度，即使是现在看来，仍然会让人感觉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还具有很高的文化艺术层次。从这些文化现象来看，南方长城不仅是一个政治和军事的象征，也是一个文化艺术的载体。

傩戏，是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傩戏已被一个个不断发展的文明社会所挤压，被一个个壮大起来的儒、道、佛等“正教”所排斥，到了明、清时期，傩戏作为“邪教”在民间已经气如游丝。在南方长城的作用下，已经奄奄一息的民间傩戏随着外来文化对“熟苗区”的侵入，在这里找到了巫傩文化的基础，遇到了与之共鸣的群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其中，发展最为强劲的一支是根植于民间的由大量士兵和平民百姓带来的楚文化中巫风最盛的辰沅傩戏。

以凤凰厅城为例，当时的城区里，有大批居民来自辰沅人以及接近辰沅本厅的乡下人，他们所带来的楚巫文化在这样的强势和机遇下得到了充分的激活和强化。其实，辰沅作为楚国的纵深，有着深厚的楚巫文化底蕴，在楚亡以后，作为他们的主体文化——楚巫文化在更为强势的外来释道等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同样也被淡化了，“只有在底层百姓那里，因为穷，因为目不识丁而于释道隔膜，将世代相传的楚巫宗教和艺术较完整地保留着。”③乘着南方长城的东风，辰沅间承载着楚巫文化的大量底层百姓，或兵、或匠、或商进居了凤凰。当时的凤凰已经成为了大湘西3府22县的军事、政治和文化中心，无论哪个方面都有着绝好的发展机遇和前景。辰河傩戏就是抓住了这一机遇，使这种楚巫文化艺术得以新生和张扬。

三、湘西苗族傩戏发展的主体内容

湘西苗族傩戏基本上是指盛行在凤凰城区的傩戏，极有影响和代表性的就是被称作“北派”的辰沅傩戏与由成分相当复杂的“客家”人发展的被称作“南派”的思南傩戏。相比之下，“南派”傩戏的唱腔节奏密集，起伏不大，曲牌不多而简单，乐器的伴奏只用小鼓单锣，从形式到内容显得比较单调。而“北派”傩戏就大有不同，其唱腔融合了辰河高腔的韵味，起伏跌宕，引人入胜，而且戏曲曲牌繁多，伴奏乐器则用上了大鼓、双锣、双钹，气氛深沉浓烈。“北派”傩戏在穿着上更讲究，舞姿更为婀娜，仪式更加繁复。因此，通过一定时间的碰撞，“南派”傩戏就一步步地被“北派”傩戏所改造、吸附和融合，充分显示了具有楚巫文化基础的“北派”傩戏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

在湘西苗族傩戏的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主体内容是傩腔的发展，通过与当时湘西苗族地区所盛行的音乐文化的整合，极大地丰富了傩戏自身的形式和内容，形成了傩戏自身的艺术特色。

例如：通过与寺庙在上香拜佛时和尚念经的一种佛教音乐形态的唱腔——上佛腔的整合，使傩戏唱腔显得安宁、清雅、质朴、超脱，表现了一种虔诚的向佛心态，制造了一种信鬼尚巫的氛围，表现了一种扑朔迷离的庄重，启迪人们对消灾祈福的充分信赖。

哭丧腔是民间超度亡魂、追悼逝者的丧堂仪式中的一种唱腔形式，表达了追悼者的悲伤和悼念之情，其润腔显得腔宽而幽长，渲染一种悲切、凄凉的气氛。在傩腔对其进行整合时，通过速度和润腔的改变、音乐节奏的紧凑，使几乎同样的旋律一改悲切、凄凉的气氛，展示出人物内心和剧情发展都较为激情、欢快。

再如：傩腔中的土地调对土家族山歌腔的整合；傩腔中的先锋调对花灯调的整合；傩腔中的哭嫁腔对辰河高腔的整合等。这充分反映了傩戏的敏锐性，它要体现的是人们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它要追求的是艺术的质量和特色。

傩戏在与其他世俗音乐共存的过程中，充分地显示出了它卓越的发展能力和超群的整合能力。但是，有两点是值得说明的：第一，它与世俗音乐的整合过程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进行逐步融合；第二，在整合过程中，尽管在旋律、节奏、伴奏等方面保留着原体唱腔的部分风貌，但由于傩腔在拖腔或甩腔等方面的细微改变，自始至终保持着自己的风格特征，从而使整个傩腔体系不至于零乱，仍然完整地保存着傩戏的自身特征。因此，湘西苗族傩戏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十分完整的，并一直盛行至今。

结语

湘西苗族巫傩文化是湘西苗族傩戏发展的土壤和文化基础，南方长城是湘西苗族傩戏发展的契机，以傩腔为发展特征的湘西苗族傩戏，在充分整合世俗音乐的唱腔精华，充实、完善自己的唱腔形式和内容的同时，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和自身的艺术特征。这是湘西苗族地区傩戏文化的重要发展历史，也是湘西苗族地区多元艺术文化形成的重要特征。

①庹修明《傩戏的流布、类型与特征》，张子伟主编《中国傩（论文集）》，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10，P29

②罗义群《苗族文化与屈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4，P5

③刘一友《凤凰厅城的崛起和楚巫文化的张扬（上篇）——〈沈从文与湘西〉之二》，《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3），P13

唐志明 湖南吉首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副院长、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