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精神个性

沈从文的精神个性（共5篇）

沈从文的精神个性 篇1

作为中国共产党内最具独立思考和创新品质的领导人, 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率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所表现出的创新精神本身就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值得后人学习、继承和发扬。

一、在同教条主义的长期不懈的斗争中树起创新的大旗

毛泽东在每一个领域提出的创新观念, 几乎都与批判教条主义相联系。他的创新精神在与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得到集中而全面的体现。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最大, 毛泽东视之为主要危险。教条主义的本质是主观与客观相分离, 其主要表现为思想上的束缚, 马列的本本没说过, 革命前驱者没做过, 就不敢说也不敢做。用教条主义的方法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 势必是照搬照抄外国经验和书本上的条条, 拒绝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顽固保守, 不敢也不许创新和突破。为克服教条主义, 毛泽东号召:“打掉自卑感, 砍去妄自菲薄, 破除迷信, 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所有这一切, 都是为了打破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 扫清创新障碍, 为创新创造条件。在1930年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中, 毛泽东批评了一些人固守书本和某项决议, 以为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的错误, 指出:这“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 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 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1938年, 毛泽东论述了理论结合实际和理论创新的必要性, 他说:“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 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 不用于中国的实际, 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 创造些新的东西, 这样就用得了。”在延安整风中, 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二十多年实践经验, 清算了党风中的主要危险教条主义, 进一步坚持了这个原则。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批评一些同志将马列主义书本上的某些词句当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反复讲, 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 进一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 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 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论述这个问题, 也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表现出其巨大的创新勇气。

毛泽东关于理论创新的论述, 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实践精神。他与其他的共产党人一道, 坚持这个原则, 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局面, 毛泽东思想就是理论创新的产物, 他本人则通过勤奋的读书学习, 理论联系实际, 大胆提出新的科学论断和理论观点, 成为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二、相信群众的创造力, 将个人的创新活动融入群众创新的伟大实践中

毛泽东充分相信群众的创造力, 依靠群众创新, 鼓励和尊重人民群众的创新精神和行动。他坚信“人民, 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谆谆教导全党:“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 只要我们依靠人民, 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量是无穷无尽的, 因而信任人民, 和人民打成一片, 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 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 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他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智慧, “‘三个臭皮匠, 合成一个诸葛亮’, 这就是说, 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他相信人民群众不仅是革命也是经济建设的主力军, “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 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 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 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无论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或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毛泽东和全党都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去进行。毛泽东热情讴歌人民群众的创造力, 赞扬湖南农民运动荡涤污泥浊水的创造精神, 颂扬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创造了“鸡毛能够上天”的人间奇迹。他还要求全党要鼓励并创造条件释放群众的创造力。毛泽东的创新始终与人民的伟大创造联系在一起。

三、立足独立思考, 注重社会实践, 强化创新意识

独立思考是创新的极其重要的必备条件, 它为创新提供思路、观点、理论方法和达到目的的路径。一个人能够有所创新, 他必然是善于独立思考的人。毛泽东就是一位最具独立思考品格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他不迷信书本, 不盲从权威, 不崇拜偶像, 对一切事物和现成理论保持不随波逐流, 坚持不人云亦云地进行个人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态度, 使他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

在1937年发表的《实践论》中, 毛泽东精辟地指出:“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 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 一次又一次地向前, 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 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 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年轻的毛泽东之可贵处, 在于他了解这一规律后并不束之高阁, 或作为茶余饭后之清谈, 而是自觉应用这一规律观察、分析、解剖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 成为他立志改造社会的理性基础。创新主要指在已有事物基础上的一种拓展性与创造性活动。这一活动, 既与已有事物有一定联系, 又是对已有事物的发展与重构。毛泽东作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在其数十年革命生涯中, 所以能成功地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创造性地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有独创性的思想理论, 这既来源于他不竭的创新动力, 又与他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透过毛泽东的创新思想, 可以清晰地看到其鲜明的思维特征。

毛泽东所以能不断创新, 发展马克思主义, 关键就在于他能够正确理解与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真谛, 懂得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道理, 明白理论指导必须要以实际为出发点, 从而把问题的思考建立在实际上, 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有效结合起来。正因为毛泽东踏在了中国社会实际之上说话办事, 所以才会创造出那些带有“中国气派”的新事物。专从书本里讨生活的人, 是创不了新的。只有像毛泽东说的:“马克思主义‘本本’是要学的, 但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样, 才会有所创新。毛泽东与他同时代的人相比, 所以具有更大的创造力, 即在于此。

四、坚持实事求是, 增强创新能力

创新既是一种认识活动, 又是一种实践活动。它要求人们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规律相契合, 不能脱离客观实际。毛泽东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的立足点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实际。创新的目的在于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创新正确与错误的检验标准是社会的实践。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成为毛泽东提高创新能力的广阔舞台。

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 是毛泽东创新精神的基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也是毛泽东做任何事情的出发点。所谓“实事求是”,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作了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 ‘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 即规律性, ‘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 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 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 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通俗地讲, 实事求是就是做任何事情都要从实际事情中去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毛泽东所以能不断创新, 同他一贯提倡实事求是的作风密切相关。

五、深厚的理论和哲学修养为毛泽东的创新精神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毛泽东从年轻时代起就喜爱哲学, 他读了许多古今中外哲学家的书, 也潜心思考了许多有关人生、宇宙的“大本大源”问题。毛泽东探索大本大源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就是认为“动”是宇宙人生的普遍规律。他认为, 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运动着的斗争着的。“动”是天地身心的本性。通过对以往变法的分析, 他得出了“欲动天下者, 当动天下之心”, “动其心者, 当具有大本大源”的结论;通过对体育之研究, 从人人皆乐“动”, 得出了“动必有道”, “天地盖惟有动而已”的观点。他本人则以不断的运动、奋斗和拼搏, 来达到“身心并宽”, 以“实现自我”为人生最大乐趣, 这些都折射出了毛泽东人生哲学和世界观的主要特征。这为毛泽东创新精神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支持。年轻的毛泽东之可贵处, 在于他了解这一规律后并不束之高阁, 或作为茶余饭后之清谈, 而是自觉应用这一规律观察、分析、解剖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 成为他立志改造社会的理性基础。创新主要指在已有事物基础上的一种拓展性与创造性活动。这一活动, 既与已有事物有一定联系, 又是对已有事物的发展与重构。毛泽东作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在其数十年革命生涯中, 所以能成功地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创造性地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有独创性的思想理论, 这既来源于他不竭的创新动力, 又与他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透过毛泽东的创新思想, 可以清晰地看到其鲜明的思维特征。

摘要：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最具独立思考和创新品质的领导人。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所表现出的创新精神本身就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

关键词：毛泽东,创新精神,个性品质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6.

[2]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4.

沈从文的精神个性 篇2

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二龙山农场学校 程彪

【摘要】写作教学要注重发展个性，培养创新精神。鼓励自由表达和有创意的表达。只有为学生提供广阔的写作空间，减少对写作的束缚，才能实现写作的个性 化，使学生表达出自己的主观感受。

【关键词】学生;写作;个性;创新

小学生初学写作，把重点放在培养写作的兴趣和自信，让孩子愿意写作，热爱写作，变“要我写”为“我要写”。随着学生兴趣与自信的增强，写作习惯的养成，写作能力的培养还要注重发展个性，培养创新精神。那么如何注重发展个性，培养创新精神呢?《语文课标》指出只有为学生提供广阔的写作空间，减少对写作的束缚，才能实现写作的个性，使学生表达出自己的主观感受。从而逐渐培养创新精神。

《语文标准》在第二学段强调“注重表现自己觉得新奇有趣的或印象最深，最感动的内容”，在第三学段提出：珍视个人的独特感受“，在第四学段提出”写作要感情真挚，力求表达自己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独特感受和真切体验”。其重在从学生的生活和感性经验中取题立意，引发真情实感，以求得写作的个性化和独特性的导向更为鲜明突出。

老一辈教育家早就说过作文“要写出诚实，写出自己的心里话”。具体地说：假若有所表白，这当是关于人间事情，则必须合于事理，切乎生活实际;假若有所感兴，这当是不吐不舒服的，则必须本于内心的郁积，发乎情性的自然。这种要求可以称为“求诚”。作文最重要的原则是“有话不说，无话不说，说须心口如一”。

对于学生来说，写作是他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在作文中创造并表述真善美，鞭挞假丑恶。他们也是在作文中不断审视自己，校正自己精神航向，使自己的精神健康发展。作文是学生的精神家园，是自己人生的“史记”。因此，在作文中说真话，抒真情。

由于不良学风、文风的影响，作文谁假话早已成风。在某地区小学毕业考试中，作文题目是“我的老师”竟然有不少作文都出现了在“我生病了，老师背我去医院”的情节的假话。作文说假话，在古代是不足为怪。我国古代训练八股文，就是不说自己的话，要“代圣人立言”。这种八股文是“假、大、空”的鼻祖。封建社会的这种作文训练，所培养的只是“学舌很巧的人形鹦鹉”。而现在，如果对作文说假话的现象熟视无睹，不仅使学生养成假话连篇的不良文风，而且造成学生作文是一套，内心是另一套的双重人格，这与培养具有高尚品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人才的目标，岂不是南辕北辙了吗?强调写真情实感，极有利于克服学生普遍存在的作文“假、大、空”毛病。说重一点，这种毛病不是一个作文的问题，而实质是对青少年人格的扭曲，对其个性的健康发展极有害的。

当然，这不等于说，学生在作文中所说的话只要是真的就行，不需要正确引导。据报载，某县统考，题目是“以后的我”。在两千多人中，除了少数学生选择当教师医生等职业外，绝大多数学生选择当县长、市长以及经理、老板。为的是自己拥有高档小轿车，住高级别墅，把自己父母接到城里好好享受……这些学生确实说了心里话，这些过去是人们所羞于启齿的.现在公然堂而皇之地说出来了。但对这样的“心里话”能不注意正确引导吗?这个例子动地告诫我们，要密切关注学生作文的价值取向问题。

《语文课标》特别重视鼓励自由表达，放开种种束缚，在写作中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写作是运用书面语言进行表达和交流的重要方式，是认识世界，认识自我，进行创造性表述的过程。过去各个大纲多强调写作规范，反而冲淡了创意的表达这一根本性要求。为此《语文课标》在第一学段的目标中提出“写自己想说的话”，第二学段提出“能不拘形式地写下见闻，感受和想象”。第三四学段分别作了这样的表述“养成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习惯，有意识地丰富自己的见闻”，“多角度地观察生活，发现生活的丰富多彩，捕捉事物的特征、力求有创意的表达”。

不造假，是对作文最起码的要求，写出个性，有创意，才是作文的关键所在。然而，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学生的作文大都已变成了个性、心灵毫不相干的东西，至于创意更是谈不上。为了的高分，不愿抒发自己的情感，惟恐主题不那么高尚;为了的高分，不愿表露自己的思想;惟恐它是肤浅的，片面的;为了的高分，不愿用自己的语言，惟恐它太幼稚、不成熟、不深刻。于是作文中充塞着伪圣化的情感，功利化的思想和成人化的语言，惟独丧失了自己。要改变这样状况，必须为学生的自主写作提供有利条件和广阔空间，减少学生写作束缚，鼓励自由表达和有创意的表达。

作文要运用联想和想象“要写想象中的事物”要写“想象作文”，这样才能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当前，社会上批评学生作文的模式化严重，说假话，也是异口同声，这种例子比比皆是，举不胜举。而造成这种情况，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学生缺乏想象力，特别是缺乏创造想象力，想象是在头脑中改造旧表象，创造新形象的心理过程。当展开想象时记忆中的表象不断改造而不断生成。鲁迅先生说：“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语言，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学生的想象之鸟一旦高飞，脑中会浮现出新颖，生动的意象。每给一次这样的作文想象力便得到一次锻炼，生命体验得到一次拓展，创新的萌芽便又一次破土而出。想象力是构成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

为了培养学生的想象力，不妨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培养学生的情感。情感在想象中如同炼钢炉中的燃料和炉火，没有它，就不会有高温，因而也就熔炼不出优质的合金。二是要有丰富的记忆表象储藏。这种记忆表象是想象的原料，正如贵重的合金需要有各种贵金属为原料一样。如果感情激发力强，记忆表象又丰富多彩，学生的想象力必然强，创新能力与创新精神也随之增强。

【参考文献】

沈从文的精神个性 篇3

关于庐陵的具体地理区划,原吉安市市长吕滨说古庐陵郡“包括了现在吉安市的所有县、区,甚至还包括了今抚州、赣州、萍乡三市的一部分地方。新淦(今新干)虽然在北宋淳化三年(992)改属临江军,但它在解放后又重新划归吉安地区管辖,故从全过程来看,把它归之于庐陵文化范围似无不可。”[4]77

庐陵文化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荆楚文化,历经各朝代,发展而至“五四”之后的井冈山文化,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历史气息。吕滨先生概括庐陵文化,说“其特点是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兼容的文化群体、群星灿烂的文化氛围、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文章节义的特色。”[4]76这是从外部整体上对庐陵文化的概括,对庐陵文化精神内容还有待从学理上进行深入的剖析。

庐陵文化常为学界所论。这里首先有一个关于庐陵、吉安等定名的问题。“吉安的古、近代文化被人们称作庐陵文化,而不称为吉安文化”,因为“庐陵作为行政区划名称长期出现在史册中,比吉安之名的历史长了1500多年”,“庐陵郡、县城,一直是吉州、吉安路、吉安府的行政驻地,是赣中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5]59。更重要的是“,庐陵”作为一种文化认同,自古已经存在,这在文人的身份意识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即使庐陵已改称为吉州、吉安路、吉安府,文人们还是自称庐陵。除人所周知的“庐陵欧阳修”外,还有“庐陵周必大”(吉安县人)、“庐陵杨万里”(吉水人)、“庐陵文天祥”(青原区人)“、庐陵杨士奇”(泰和人)。在这种身份意识里面,已经有了张扬个性和标立自我的味道,它本身即是庐陵性格的一种体现。

从学理上解析庐陵文化,可以发现其中有两个大方面的因素交融,一是传统的儒学精神,二是庐陵的地域个性。方志远将明代以庐陵罗洪先为代表的王学泰州学派归为“庐陵文化中的‘异端文化’”,其实“,异端”本身也是个性的另一种说法。明代王学创始人王守仁于正德五年为庐陵知县,其时已经给庐陵文化带来了心学异端因子。而王学的继承者邹守益、罗洪先、刘文敏、聂豹都是庐陵人。黄宗羲《明儒学案》中立传的江右王门学者二十七人中,十六位出庐陵,以至于“王学在庐陵的兴盛,成为令世人瞩目的一大社会现象”[6]9。庐陵文化的地域个性总体上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庐陵文化讲求实实在在的生存所需,因而更多朴实而非虚华。“古代庐陵人走的是耕、商、读相结合的道路”[7]49,他们尊奉“耕可致富,读可荣身”的信条,既能耕种经商,又能读书作文,走的是一种实用的道路。庐陵有其青铜、陶瓷文化,甚至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庐陵农业发达,北宋泰和人曾安辞官归乡而作《禾谱》,研究水稻品种,苏轼经庐陵见此书还赋《秧马歌》称赞。一百多年后,曾安的后人曾之谨作《农器谱》,陆游见其所寄之书后称赞到“:神农之学未可废,坐使末俗惭浮华”[8]3771(《耒阳令曾君寄禾谱农器谱二书求诗》)。明代安福人欧阳必发明人力耕地机,周枕提倡经济改革,这些都无不体现出庐陵文化中讲求现实的一方面。

第二,庐陵文化影响和儒风相尚也带来多种思想的并存和繁荣。庐陵一地,佛道思想在这里也较流行。吉安县内有252所庵寺,81座庙宇,16处佛坛。至今仍见的青原山净居寺,玉简山、武功山道观,都是佛道思想风化庐陵的证据。七祖禅师行思有“顿悟”禅法。明代心学在庐陵也广为传播,江右王学活动多以青原会馆、阳明书院、复古书院为地。罗钦顺的唯物主义思想,何心隐的空想社会主义,等等,都是思想繁荣的表现。

第三,庐陵文化具有兼容并收的特点和多种的文化因子。外地来庐陵的文人也促进了庐陵文化的繁荣,并给它注入了新的因子。其中有游历、为官或者其他原因来此的,而贬官所占比重较大。唐代,杜申言由洛阳丞贬为吉州司户参军,和当地儒士诗社唱和,首开吉州诗风。颜真卿被贬吉州司马,其“八分书”“、祖关”二字仍作为庐陵文化珍品留存至今。宋代苏轼、黄庭坚,清代施闰章、方以智等人,均与庐陵有所关联。而且,庐陵人并不排斥外地人和外来文化因子的融入,他们甚至还积极地吸纳。《庐陵诗存》由清代庐陵人编选,卷首收入唐贞观年间在庐陵作县尉的西雍人陈吉《谒丈人祠》、《水帘洞》两首诗。

第四,庐陵文化中有着超阶级的民众色彩。方志远说“:庐陵文化中的异端文化,却是真正的民众文化。”[6]14近现代生成的井冈山文化,其实在明清时期就已经有了同样的迹象。何心隐的“聚和堂”理想讲求社会的大同,对士农工商皆有交接,已经有了超越阶级的意识。这种泰州学派的异端思想在当时确实非常个性。当然,在当时,还没有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思想,这也只是王学异端和庐陵人在思想上标新立异的表现。剖析庐陵民众文化的根源,还是不离开庐陵文化的地域个性。当个性自我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精神,各个阶层的人都突出自我的时候,森严的社会体制和等级权威必然有被消解的趋势。而且,越是出于社会结构下层的人,越是有不安而动的趋势,个性的文化精神更是助长了他们的动。于是下层的民众在自我个性的助长下,在已有下层话语权的基础上,必然有更多的权利诉求,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等。个性张扬的普遍流行,反倒会促成民众文化和大同思想的形成,而不同于在消弭了民众个性之后而建立起来的等级权威。

第五,庐陵文化中有着侠义不平和叛逆的因子。明代庐陵人颜钧、何心隐继承王阳明心学下泰州学派,而叛离名教,个性色彩十分浓厚。清人黄宗羲在《泰州学案序》中说“: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艳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也。”[9]11他们的精神体现了庐陵文化中,侠义、无所畏惧、不惧强权、为民众抱不平,以及积极的行动力、强盛的生命活力。对于社会秩序和制度他们也有自己的理想,因而在他们并不满意的社会中,便开始凸显其揭竿而起的性格,这也是井冈山文化的历史渊源。颜钧一生颇不平常,他去过很多地方,行侠仗义,关注民生疾苦,到处讲学,有众多追随者,何心隐即其弟子。他本是官学的学生,参加科举考试,但为了追随颜钧而放弃自己的功名仕途。何心隐建“聚和堂”,在自己家族内实现其“大同”的社会理想,并宣扬“育欲”声色思想,他的叛逆个性已经十分明显。黄宗羲《泰州学案序》中记东林党顾宪成评价他“心隐辈坐在利欲膠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只缘他一时聪明,亦自有不可到处。”[9]11何心隐的思想中的利欲成分,其实也是其人格真实的一种反映。然而这必然不为已有的社会正统所容忍,所以当地官府对其抑“,聚和堂”也因。他自己最终也于万历七年被湖广巡抚王之垣下狱致死。但何心隐的个性人格还是被后人所追崇。王之垣曾孙王士禛作《何艳伪道学》力护其祖,并谈到了御使赵崇善作疏“追劾先公杀心隐媚江陵”[10]233,其实也是从侧面反映了何心隐思想在后世的影响。总之,在地域个性的主导之下,庐陵文化又具有朴实性、民众性、多样性、包容性和叛逆性。

庐陵文化中儒学的因子占有很大比重,究其原因,则与中原人南迁有关,这是社会地理上的直接催生。庐陵环境优越,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以至晚唐,宋末元初,中原之民南迁,庐陵亦在其选。中原宗法制也被带至庐陵,以宗族血缘为单位的古村今仍存在。李仁生解释其原因是“迁徙到山区的北方人,由于与当地土著在语言、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存在着较大不同,相互交流自然要少一些,而且如果他们不抱成一团,在与土著居民(其中很多是少数族)的冲突中便很难生存,因此他们的大家族制度得以延续下来。”[7]48这种家族制度和宗法精神也是儒家思想的某种体现。

庐陵人以家族为单位形成一个基本的社群单位,家族内部团结紧密,延续多代,明代浦江郑氏即是一例子。张岱《快园道古》卷四《言语部》记载明太祖听高后言,畏郑济家族庞大,上下一心,而欲加以防范的故事,也从侧面反映了庐陵一地的家族特点。家族制度的普遍,也使得文学具有家族性特点。宋代庐陵一地有诸多文学家族,一族一姓内往往产生多个文人,除开嫡亲如父子兄弟往往皆为文人外,母系姻亲也有文人,可谓大盛。黎清《宋代江西文学家族研究》对宋代庐陵的文学家族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包括彭应求、葛敏求、李彦弼、罗良弼、胡铨、周必大、文天祥、刘辰翁、赵文九个家族。

庐陵文化中也有着两方面的因素,体现着南北文化的交融,也是中原儒学与南方地域个性的融合,可以说是北方迁来者与庐陵土著的文化性格的柔和。总之有着儒学和个性两个方面,一者突出人的个性,一者又怀有儒家的家国精神,在个体与群体之思中并存而形成了特殊的庐陵文化。这两方面又是不是简单地凑合,而是互相渗透和影响。方志远将庐陵文化精神的外在表现分为“附庸文化和异端文化”两种,并认为前者“可以学官和科举的发达来说明”,而后者,代表则有“明代江西吉安府的王门学者特别是何心隐的思想”[6]8。他的这种提法,其实也是感受到了庐陵文化中的传统儒学精神和个性异端这两个方面。

后人概括庐陵文化的特色之一“文章节义并重”,就是这两方面的体现。宋代周必大《庐陵县学三忠堂记》“:文章,天下之公器,万世不可得而私也;节义,天下之大闲,万世不可得而逾也。”[11]文章是文化的载体,其中也有很大儒家的成分。节义是人的个性气度的体现。文章节义的结合,已经具有了儒家文化和地域个性,耿直刚烈之气的意味。在节义方面,宋代文天祥,忠烈名臣胡铨,名相周必大,他们几乎成了庐陵精神的代表。文天祥精神,不同于屈原的委屈,但同于他的深刻,更不同于一般遗民在改朝换代过程中在名节和生存利益的两难选择。他的“法天不息”的思想,也在儒家忠义的方向下,有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12]9的积极行动和坚持,展现着作为个体绵延不息的生命力。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赞欧阳修有“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13],也可以用来描述庐陵文化的地域性格。

随科举之盛,庐陵入仕的官员也很多。隋唐以后以科举入仕的官员中,“正宰相江西共28人,其中吉安就有8人,占28.6%;还有副宰相9人和众多的尚书、巡抚”[5]59。“唐宋以至明清,在江西省境内可考的44名文武状元中,庐陵地区即占19名,官居正副宰相的有17名。”[7]4《9吉水县志》“:一门三进士,隔河两宰相,五里一状元,十里九布政。”宋代有欧阳修、杨万里,已是人所共知。南宋周必大回庐陵主持刻印《文苑英华》一千卷。《全宋词》所收作家中“,吉安有52人,占全国的3.7%”[5]59。宋末元初在刘辰翁的影响下,庐陵一下出现了大批文人,如刘将孙、赵文、刘诜、刘岳申等。

方志远先生说“:庐陵文化中的‘异端文化’,又产生于庐陵的生态条件与风俗民情之中,从而反映出庐陵文化的地域特征和本质精神。”[6]14可以说,庐陵文化的本质精神,同时也就是其地域特征,他产生于庐陵的地域文化生态中,是一种突出个性的文化精神。但这种个性中也有儒学的影响,因而它不流入蛮野,而是具有深刻的思想因子和传统底蕴。可以说它是人的个性和社会共性的结合,整体是向上的一路,因而孕生出许多著名人物,而为推动历史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摘要：江西庐陵一地有着丰富的文化传承,自古形成的庐陵文化也具有特殊的内涵。然而庐陵文化也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表现为书院林立、科举士子和文人众多,成为名副其实的文章节义之邦。

沈从文的精神个性 篇4

的确,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 我深知, 社会、家庭、学校都对创新精神的培养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但是, 随着高考压力的加深, 在语文课堂上越来越见不到创新精神的影子了, 取而代之的是日复一日地做题、评讲。我承认, 在目前的社会状况中, 高考很重要, 而我们的学生为了高考不得不放弃很多。但是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培养只懂得分数的人, 而是一个拥有健全人格、懂得去创新、为社会做贡献的人。

作为一名中学语文教师, 我非常渴望通过自己在课堂上的一些个性化教学去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让他们在与老师对话、与文本 (作者) 对话等过程中, 拥有一个平等的平台, 使他们的个性有一个自主、健康的发展空间, 从而感受语文的真正魅力, 明白高考的内容只是我们学习的一部分。

其实,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教育史中“尊重个性、张扬个性、发展个性”一直是其中的重要旋律。如孔子所提倡的“因材施教”更是这种人性化、个性化的体现。只是在“应试教育”的桎梏下, 语文教师常常不得不对教材进行取舍, 只挑考试重点讲, 挑能提高分数的内容讲。既然“应试教育”的桎梏暂时不能摆脱, 那该如何在语文课堂上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做到分数、创新两不误呢?为此, 我在我的语文课堂上作了以下尝试:

一、尊重、倡导学生的个性化阅读与个性化表达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对同一篇课文, 同一个情节, 每一个学生都会有自己的感悟和收获。作为语文教师, 我们应该尊重并倡导学生进行个性化阅读并作出相应的个性化表达。

如我在《孔雀东南飞》的教学中, 就曾让学生在课堂上讨论:为什么当悲痛欲绝的兰芝“揽裙脱丝履, 举身赴清池”, 走得是如此的义无反顾时, 而焦仲卿闻此事后才“徘徊亭树下, 自挂东南枝”。按照我的设想, 多数学生会批判焦仲卿的懦弱, 当然, 也会有人为他抱不平, 因为他是个孝子, 舍不得母亲是很正常的。正所谓:百行孝为先!果然, 讨论不多数久学生就分为两个派别:男生多半理解焦仲卿, 而女生多半认为焦仲卿很懦弱。但是有一个女生说:“为什么他们要选择自杀呢?为什么不抗争到底。可以私奔啊?死的勇气都有了, 为什么就不私奔?”

对于这个学生的看法, 我能理解。因为在学生的生活经验中, 她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因为父母反对, 相爱的人就不能在一起, 不能理解为什么当遭受压迫的时候不去竭力反抗, 争取自己的幸福。

为了让学生理解主人公的做法和当时的社会背景, 我就把这个讨论题目留作周末作业, 好让学生回家查看资料后写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小结。

后来, 我发现, 学生这次作业的质量要比之前的都要好。有一个女生如此写道:“……在那男尊女卑的时代, 有多少人会在乎女人的心思。连圣人孔子都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近之则不逊, 远之则怨。’但是, 女人是情感动物, 一旦爱了, 就会义无反顾, 就算死也不怕。而男人却是理性的, 他们必须充分地考虑并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 在爱情面前, 男人要显得瞻前顾后, 顾虑重重和举步维艰。”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就曾指出:“在文学作品的阅读教学中, 不要刻意追求标准答案。”“应鼓励学生对阅读内容做出有个性的反应。”所以,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 我很想也很乐意倡导学生进行个性化阅读并作出相应的个性化表达, 从而培养他们的自主创新精神。

二、创设情境教学, 让学生充分地展现各自的特长

文言文的课堂向来被学生认为是最沉闷的课堂。如何让学生尽量喜欢文言文, 成为很多语文老师心中的难题。的确, 如果学生只记住一大堆干巴巴的文言文, 而没有理解其中的实际内容, 这样的学习只是机械的学习, 毫无个性可言, 更别说创新了。

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曾说:“一切知识都是从感官开始的。”

因此, 我认为对于一些故事性强的文言文, 我们不妨采取情境教学法, 让学生在创设的情境氛围中学习, 在趣味的故事中学习。

在《鸿门宴》的教学中, 我根据教学内容, 把表演引入课堂, 让学生表演、扮演角色来增加教学情趣。在学习了课文的第4自然段后, 我把表演任务指定给了专人来负责, 在交代了基本要求后, 放手让学生去物色人选, 准备道具, 进行排练。等到下一课时, 学生充满期待, 热情很高。

只见一学生嘴上用胶带黏着自制的胡须, 手拿垃圾铲作盾牌, 扫把做佩剑, 在众目注视之下出场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樊哙。虽然这只是课堂表演, 但参演的同学热情都很高, 表演得很精彩, 尤其是当“樊哙”侧其盾撞入帷帐中时, 同学们都鼓起掌来了。

这样的情境创设, 让学生边看表演边逐字逐句对照课文, 不知不觉中, 该段文字就耳熟能详了。这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 又促进了学生背诵课文的进程。在这样的课堂上, 学生不必正襟危坐, 取而代之的是笑声, 掌声不断, 寓教于乐, 使得课堂教学生动活泼, 又不失严谨。最重要的是, 发挥了学生的自主能动性, 让学生充分地展现各自的特长。

三、用教师的个性色彩来铺就学生丰富多彩的个性

第斯多惠说得好:“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 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而没有兴奋的情绪怎么能激励人, 没有主动性怎么能唤醒沉睡的人, 没有生气勃勃的精神怎么能鼓舞人呢?

所以, 在教学中, 我们语文教师应用自己最真实的, 敢于张扬的个性, 敢于用自己丰富的生活阅历来诠释知识, 敢于把自己对语文、对生活的真实想法、真实理解表达出来, 用教师的个性色彩来铺就学生丰富多彩的个性。

我就曾在一次考试后的作文讲评中表达我自己对一些社会现象的看法。

那次作文是一篇材料作文, 材料为:“世界著名摇滚音乐家约翰·列侬说:‘如果你不能改变自己, 你就改变世界;如果你不能改变世界, 你就改变自己。’”

结果在这次作文中, 离题作文虽没有, 但许多学生都在抱怨, 抱怨这个社会太冷漠, 抱怨世界的不公。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现象。如果一个人只懂得抱怨, 而不懂得去改变自己, 改变别人, 我们这个社会就不会有温情, 不会有进步了, 纵使拿了高分也是枉然。

针对这种情况, 我用我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教育学生:“我们的社会的确发生了一些很让人沮丧的事情。如你们所说的小悦悦事件、彭宇案等, 或许你们会就此认为我们的社会很冷漠, 而不断去抱怨。但这又能怎样?能改变吗?不能。但试问自己, 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你会袖手旁观吗?会坐视不管吗?我相信我们同

合作学习

文/孙

实施新课程以来, 广大教师都将如何培养学生的合作学习能力作为课堂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去研究、尝试,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样, 我在课堂教学中, 也尽量创造机会让学生合作学习、自主探究, 以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但是在实际教学中, 由于学生的个性差异很大, 加之课堂准备有限, 教学效果往往与教学愿望有很大的差距。这一点在我教学“100以内数的认识”时, 体会颇深。

在设计教学时, 我把这堂课的教学目标主要定位在让学生学会用不同的方法数100以内的数, 并能根据数的大小选择合理的方法进行数数。我准备了六个透明的饮料瓶, 分别装入了不同数量的花生米, 下面是我的教学片段:

师:同学们, 请你们仔细观察, 估计这六瓶花生米哪瓶数量最多, 哪瓶数量最少?

生:四号最多, 六号最少。

师:那你们的估计正确吗?想不想验证一下?怎样验证?

生:数一数。

师:可以怎么数呢?

生:1颗1颗地数、2颗2颗地数、5颗5颗地数。

师:下面我们各小组分工合作, 组长来领一瓶数一数。数之前, 请各小组先讨论, 根据你们瓶子里花生米数量的多少选择数的方法, 然后自己分工合作, 看哪个小组数得又对又快。如果一种方法数好了, 可以另换一种方法进行验证。

各小组长领取了瓶子, 然后小组合作开始数。

让我没想到的是, 一年级的小朋友, 让他们去分工合作是那么困难。你看吧:在数的过程中有各管各数的, 有抢着数的, 还有的把花生米掉在地上, 教室里乱糟糟一片。过了好长时间, 才完成任务。但是汇报结果, 六个小组竟然只有两个小组正确。本来我是想放手让学生自主探究、合作交流, 没想到得到的却是这样混乱低效的结果, 那么问题的症结在哪儿呢?100以内的数数学生在学前班时就已经会了, 看来还是合作出了问题。于是, 我赶紧调整思路, 重新设计了以下教学片段:

师: (举起一瓶花生米) 小朋友, 仔细观察, 猜猜瓶子里的花生米有几颗?

生1:20颗。

生2:15颗。

生3:16颗。学都是有良知的, 都会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别人, 对吗?”当我说这话的时候, 台下的学生都在沉思, 他们在反思了。

“如果我们能够坚守自己的立场, 尽力去帮助该帮助的人, 你们认为我们的社会还很冷漠吗?至少我们学校这个小圈子不会。如果再由我们的力量去影响身边的人, 再把这种影响扩大, 正如我作为一名老师, 站在讲台上, 把我的信念传达给你们, 影响你们, 再由你们去影响你们的父母, 影响你们的朋友, 我相信我们的社会将不再冷漠。你们说, 对吗?其实改变世界, 我们每个人都做得到。”

其实, 作为一名一线的普通语文教师, 我明白“应试教育”的桎梏暂时不能摆脱, 但我将努力在语文课堂上通过个性化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做到分数、创新两不误。

(作者单位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和风中学)

师:哪个小朋友猜得最正确呢?怎样验证?

生:数一数。

老师把花生米倒在实物投影上, 先1颗1颗数, 再2颗2颗数, 得出16颗。

师:现在这16颗花生米摆放得很凌乱, 我们能想办法让人一眼看出这里有16颗花生米吗?

生:一堆放10颗, 另一堆放6颗。

生:一堆放5颗, 放3堆, 再单放1颗。

老师把10颗的一堆用水彩笔圈起来, 问: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16是由几个十、几个一组成的?

生:16是由一个十和六个一组成的。

师:把16颗花生米再次放入瓶中, 再拿起另一瓶花生米比较, 再猜猜, 这瓶花生米有几颗呢?

生: (略)

师:这瓶花生米的颗数较多, 你们认为怎样数比较好呢?

生:5颗5颗地数。

生:10颗10颗地数。

师生一起用不同的方法数, 结果54颗。

师:54是由几个十、几个一组成的?

生:54是由5个、十4个一组成的。

师:请小朋友们再合作一次, 先估计瓶中花生米的数量, 再选择最佳方法数数。由小组长数, 其他同学做好监督, 表现最好的下一次合作时可以当组长的小助手。

这一次, 效果非常好, 每个小组都轻松地完成了任务。

真是有什么样的教学思想就有什么样的教学行为, 教学思路经过如此修改, 既培养和发展了学生的数感, 也让学生明白了数数方法的多样化, 学会了根据数量的多少选择不同的方法进行数数, 同时把数的组成有机地结合起来, 就会使教学有序高效。

沈从文的精神个性 篇5

关键词：中国体育电影,体育精神,个性化,多元化

体育电影作为一种类型电影, 主要是指与体育活动相关的影片。北京奥运会的召开、大众体育运动的发展, 促使中国体育电影有了更多更新的题材和表达方式, 而体育精神在中国体育电影的传播中, 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中国体育电影从改革开放初期展现时代命运, 到新世纪的多元化特点, 逐渐从个体化的生命叙事走向了多元共生、异彩纷呈的新格局。

一、改革开放初期:注重个性化

改革开放的号角唤醒了中国电影事业, 为体育电影的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体育电影的创作进入了一个令人瞩目的阶段, 从文革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末, 出现了许多重要的电影作品。此时的体育电影有的表现出对“十七年”电影的延续, 如《乳燕飞》《神行太保》 (1983) 等, 这些影片展现了文革前的各种体育运动, 把为国争光视为人物的最高理想, 并把体育运动与国家荣誉等主流意识话语紧密联系。有的表现出对文革的反思与批判, 如《沙鸥》《剑魂》 (1981) 、《一个女教练的自述》等, 这些影片展现了文革对运动员的迫害, 以及新时期体育事业的恢复重建。也有的表现了新时期体育事业的发展, 如《帆板姑娘》 (1985) 、《五虎将》 (1985) 、《加油中国队》 (1985) 等, 影片通过运动员在比赛中的突出表现, 反映了中国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以及人们对体育运动的关心重视。总的来说, 这一阶段的多数体育电影由于过分注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呈现, 使得人物形象失去了应有的个性化, 而表现出苍白空洞的倾向。主人公不是作为个体的人来展现, 而被作为某项体育事业的标签, 他们的所有喜怒哀乐都与体育事业密不可分, 即使有个体情感的展现, 也往往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

“自1987年开始, 《当代电影》连续刊载了题为《对话:娱乐片》的三次讨论, 对话人既有理论家和批评家, 也有创作生产第一线的导演, 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娱乐片大讨论。这时, 电影的工业化特性开始要求体育片做出娱乐化、世俗化的努力。体育片必须寻找到并精心设置自身的看点, 将青春意义的追寻、生命真谛的叩问放置在有张力的曲折情节、激荡人心的感人情感、精彩绝伦的竞赛过程之中, 而时尚偶像的倾情出演也是制造影片看点所必不可少的元素。”1此后, 体育电影呈现出与之前不同的娱乐化倾向, 并且主人公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 他们“所要面对的常常是内心的障碍, 尤其是人性的脆弱及无可避免的怯弱。”2此时的影片开始对人性进行深入的挖掘, “开始向平实的路子行进, 包括题材的低调平和, 主题的平凡朴实, 尤其是主人公的凡俗化, 以及避免把个体的情感变成纯粹的道德情感或者是爱国主义情感, 而是将个人经历和成长过程作为个体生命的动力。”3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后期, 出现了《棋王》 (1988) 、《黑眼睛》 (1997) 、《女足九号》 (1999) 等体育电影, 主人公的个体命运、个性特征、心路历程等被置于重要位置。

比如《黑眼睛》, 表现了对人性的关注和重视, 影片讲述了一个盲人女运动员的故事, “在表现她获得和正常人一样的平等时, 重点表现她的作为和内心感受, ……影片侧重于细腻的人物刻划, 侧重于对女主人公完成这样一种人生过程的细腻、点滴的揭示。”4与此同时, 影片对残疾人生活的展示, 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 是一种变相的娱乐化手段, 如导演所言, “这样影片就向观众、向健全人揭示出残疾人鲜为人知的隐喻的生活方式, 达到一种神奇的效果。”5

总之, 自改革开放到90年代末的体育电影, 无论是带有强烈主流意识形态的影片, 还是充满了人性关怀、娱乐精神的影片, 都无疑是对时代命运的反映和折射, 对体育精神的内涵也充分表达出个性化的认识。

二、新世纪以来:追求多元化

进入21世纪, 随着电影的市场意识逐渐增强, 电影商业化的要求日益突出, 出现了所谓的国产大片, 催生了许多合拍片;而中小成本电影也呈现出发展壮大的趋势, 娱乐化、商业化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与此同时, 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催生了一些新的电影形式, 如手机电影、微电影等也相继出现, 呈现出多元共生的格局。

新世纪以来的体育电影在多元共生的电影格局中, 也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 而且, 北京奥运会的召开, 提高了人们对体育电影的关注度, 这一时期的体育电影涉及的体育运动更加广泛, 而且由于电影的多元化形态, 使得体育电影的内涵和主题也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许多影片虽然在内容题材上是以体育运动为主, 但是其主旨却不仅仅停留在体育运动上, 而是面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东方狮王》 (2007) 、《扣篮对决》 (2008) 等;同时, 影片也更加注重故事性和娱乐性, 一些影片甚至本身就是喜剧元素与体育元素的融合, 比如《大灌篮》 (2007) 、《疯狂的赛车》 (2009) 等;另外, 一些以中国传统武术为主题的影片也涌现了出来, 如《霍元甲》 (2006) 、《李小龙》 (2010) 、《新少林寺》 (2011) 等。

体育电影作为一种类型电影, 有较为固定的模式, 因此“在类型电影中, 最为紧张的一对概念就是‘成规’和‘创新’。类型电影的主要经验就是对那些能够引起大众反应、得到大众认同或引起大众讨论的影片的模仿。但是, 在艺术的王国中, 新意、创新这一系列规律又是确实符合大众的追求新鲜感觉的现象。所以, 类型电影中的创新就成了一个十分辩证的行为。任何导演的创新都必须是在遵从和熟悉类型全部模式的基础上, 甚至观众和研究者应该假定一个作者的创新是在熟悉了这个类型所有的重要作品之后。否则, 创新就很容易走向个人的天马行空, 这在类型电影创作中就近乎于犯了天条。”6因为“类型电影是按照同以往作品形态相近、较为固定的模式来摄制、欣赏的影片。类型是按观念和艺术元素的总和来划分的。换言之, 在某一类型作品中, 形式元素和道德情感、社会观念的题材领域搭配形成较固定的构成模型, 而不同的艺术趣味和社会崇尚的观念在整个类型体系中的分布是较固定的。”7就体育电影而言, 在以体育为题材的固定构成下, 其创作在不同时代也会具有不同时代的特点。

此时期的体育电影不仅表现出对体育运动的关注, 也表现出浓厚的时代特色。首先, 电影商业化的需求催生了大量国产大片以及内地港台合拍片、中外合拍片, 其中不乏以体育为题材的影片, 如《大灌篮》《功夫梦》等, 这些影片无论是在演员阵容、创作团队上, 还是在投资金额、票房回报上, 都显示出国产大片的气魄。其次,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召开, 推动了以奥运会为题材的体育电影的创作发展, 并且出现了许多向2008年北京奥运会献礼的影片, 如《隐形的翅膀》 (2007) 、《一个人的奥林匹克》 (2008) 等, 这些影片尽管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 但也非常注重影片的观赏性, 使得主题思想与故事情节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力求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再次, 中小成本电影也开始关注体育题材, 并在票房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如《疯狂的赛车》, 在这类影片中, 体育运动成为贯穿全片的线索之一, 但影片更多的是展现主人公的生活状态, 并由此折射出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网络时代的来临, 使得新媒体电影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也出现了一些关注体育题材的影片, 如微电影《看球记》 (2011) 、《哨声嘹亮》 (2011) 等。

新世纪的体育电影不仅表现出了体育电影这一类型电影的特点, 也表现了新世纪多元化的时代特征, 影片的视野更开阔, 主题更多样, 表现方法更多元, 传播方式更丰富, 受众面更广泛, 彰显出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综上所述, 体育精神在不同社会语境的体育电影中有着不同的表达, 改革开放以来体育精神的个人化呈现, 体育精神从关注宏大叙事走向了个性化的审视, 而这不仅与人们对体育运动的看法密切相关, 也与体育运动本身在不同时代语境中彰显的魅力有着极大的关系。在后奥运时代, 体育精神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体育电影将以怎样的面貌呈现于世人面前, 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龚金平.新时期的中国体育故事片[J].当代电影, 2008 (8) :55.

[2].龚金平.新时期的中国体育故事片[J].当代电影, 2008 (8) :55.

[3].龚金平.新时期的中国体育故事片[J].当代电影, 2008 (8) :55.

[4].陈国星, 赵卫防.挖掘生活美, 拍出个性化——《黑眼睛》访谈[J].电影通讯, 1997 (5) :14.

[5].陈国星, 赵卫防.挖掘生活美, 拍出个性化——《黑眼睛》访谈[J].电影通讯, 1997 (5) :14.

[6].郝建.影视类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