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物质文化研究

沈从文与物质文化研究（精选8篇）

沈从文与物质文化研究 篇1

摘 要：《边城》是沈从文最著名的作品，它最集中地反映了沈从文“湘西水手”的创作风格。这个独特的湘西世界，不仅反映了沈从文本人的文化特质，也蕴含着他独特的哲学思考。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湘西

“边城”对沈从文而言是熟悉的，在《从文自传》里面说是行军于湘水流域之际路过的一片夹岸的竹林给了他创作的灵感。相对于现实，边城无疑是美好的桃源世界。里面翠翠的经历，很可能就是沈从文道听途说或亲眼目睹的身边故事，即一个小女孩到少女的成长历程。这里的女孩，是完全由大自然教养出来的，是风里日里长养的。从某种意义而言，翠翠是劳动创造的少女，和原始古朴的茶峒城一起，代表了整个人类的童年时期。

翠翠与二老傩送的爱情悲剧，表面上看来，是由于阴差阳错的一系列误会，或者是某种冥冥之中不可把握的命运。但在我看来，这是沈从文有意给湘西世界出的一道难题。爷爷了解二老的想法，却仍然给走“车路”的大老留有机会，是由于没有碾坊陪嫁的自卑;顺顺以为祖父能替翠翠做决定，却不知祖父想要尊重翠翠的想法;翠翠见到二老转身跑掉……确实是一系列的误会，但误会具有必然性。在生命的成长历程中，没有人教给翠翠如何去表达，甚至翠翠自己都不知道她的一系列奇妙的梦境幻境意味着什么。她看到新媳妇，觉得隐隐的快乐，却不知道这种快乐究竟来自何方，更不会了解她眼中的“新媳妇”和祖父、顺顺、二老理解的是何等不同。看到落水的二老，她低头走开，却斥责黄狗：“你又不翻船，谁叫你落水呢?”她自己也不会知道，这里究竟包含了多少对二老的感情，所以祖父问她的时候，她只好说“没有什么”了。

翠翠无法表达，也不会表达;在这里，生命的自然状态就是沉浸的梦想。翠翠驾着这只生命之舟，无可避免地告别童年，告别爷爷。翠翠和祖父的亲情缠绕，给祖父带来的是暮年的苦涩;而少女的爱情，又令祖父重新想起翠翠母亲的悲剧。作者在结尾中写白塔塌了、船跑了、祖父死了，是为了表达生命规律必然的悲剧色彩：自然的变迁，岁月的流逝，人生的忧伤。

翠翠和二老的恋爱悲剧，不是不能避免的;这种原始、本真的生存方式，在被沈从文推崇的同时，也在解构着自身。因此，湘西世界在先进文明和自身悖论的双重矛盾之下，有力地消解着“牧歌”情调，沈从文虽然对湘西世界心存留恋，但到底孰优孰劣，却很难判断。推而广之，翠翠的悲剧揭示了一个哲学命题――人与人之间是无法沟通的，一切尚未展开便已消失，就像生活中无数相错的.美好的事情。从这个角度而言，《边城》获得了更加普遍的思考意义。

沈从文对湘西世界前后的态度变化，是他身上苗族、汉族、西方三者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沈从文生长的苗疆，是长期未开化的巫风盛行之地，他耳闻目染了许多边地文化和习俗，湘西的山水风物作为一种自然文化，有力地支撑了沈从文的美学建构。正如他自己所说，“水给我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并作横海扬帆的美梦，刺激我对于工作永远的渴望，以及超越普通个人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热情洋溢。我一切作品的背景， 都少不了水。”而在辗转湘水之间，又得以看到《四库全书》和几十卷字画，中原文化向其打开了一扇窗口，正因为此，沈从文才会离开湘西。西学则为沈从文注入了理性精神，若没有理性的注入，或许湘西世界不会成为最经典的文学“原乡”之一。

同时，深受进化论影响，沈从文在营造湘西世界时有意将“生命”分为由低级到高级的不同层次。第一层是原始的生命形态，物我合一，表现为人性的朴素、情感的健康和个性的单纯，但这更多的是原始的蒙昧色彩，《阿黑小史》《龙朱》当为此类。第二层是自在的生命形态，单纯朴素的个体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主体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代表是《柏子》《萧萧》。第三层是自为的生命形态，人从蒙昧状态中觉醒，即使不能改变命运，也能坚守个体的本性，出淤泥而不染。《边城》属于第三层次，面对碾坊的物质诱惑，傩送仍然选择了要渡船。由此，沈从文把“美在生命”和民族解放的目标联系起来，正所谓“生命者，只前进，不后退;能迈进，难静止。”(《潜渊》)

在近代中国转型的大背景之下，知识分子普遍怀有“离乡怀乡”的情绪，近代文明冲击着古老的中国，而平静温和的传统农业社会仍然有重要影响。因此，即使开放如新感觉派，也有挥之不去的挽歌色调。沈从文也不例外，说到底，“湘西世界”和“边城”是转型时期古老中国的缩影。在文化的激烈冲突中，沈从文看到了都市对自然人性的扭曲，在湘西世界中发现了勇敢、朴实、热情等特点，以“乡下人”自居，却不因此回避湘西世界的弱点。由此可见，沈从文是为了供奉“人性”的理想，重新构建中国人与人之间的性格，在现代化物欲横流的进程中重建自然健康的人性，实现边城颠覆都城、边缘颠覆中心的宏伟目标。要求摆脱单纯的物质欲望对人的异化，自是一味慰藉人心的药方。

参考文献：

[1]凌宇.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文艺研究，1986(02).

沈从文与物质文化研究 篇2

文化产业在中国真正发展起来的是1985年之后的事。但是并不意味1985年之前, 中国没有这一产业的存在。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纸质传媒就开始登上中国近代民族产业的舞台, 兴隆起来, 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先锋。时至今日, 广播影视业、网络文化业、广告业、动漫业、休闲业等等纷纷登上中国企业发展的历史舞台, 使文化产业枝繁叶茂, 兴旺发达。和许多现代作家一样, 沈从文文学创作的身前身后, 其实都绕不开与文化产业的关系, 随着时代的变化, 文化产业的发展, 这种关系在不断的发生变化。

1 20世纪初的纸质传媒业与沈从文的关系是互惠双赢的关系

1.1沈从文能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纸质传媒业功不可没

从传媒业的发展史的角度来看, 沈从文该是生而逢时的。20世纪初期的中国, 正是中国民营报刊以及出版业发展、兴盛时期。民营报刊以及出版业等纸质传媒业是真正的商业化传媒企业, 也是中国文化产业的早期雏形。正是这些民营纸质传媒业, 让中国步入了早期传媒业的繁荣期。这种繁荣对20世纪初期的中国影响巨大,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等等无不借助了纸质传媒的推力, 而中国的文化人受益更大。上海财经大学人文系裴毅然教授在《稿费初始———推动现代文学勃兴的经济基础》有充分的论述, 他说“现代报刊的商业化操作催生了稿费制, 成为推动现代文学勃兴不可或缺的经济基础, 同时也聚集了最初的作家队伍。”[1]沈从文就是这只队伍中的佼佼者之一。

纸质传媒助推沈从文走出湘西, 这才使沈从文才有从事现代文学创作的可能。20世纪初, 具有大众传播意义的纸质传媒敲开了湘西封闭的大门, 也开启了沈从文看世界的眼睛。沈从文从军的几年, 接触了《申报》、《改造》、《超人》、《创造周报》、《新潮》等报纸刊物。知道到了“另外尚有一批人, 与自然毫不妥协, 想出种种方法来支配自然, 违反自然的习惯, 同样也那么尽寒暑交替, 看日月升降。然而后者却在慢慢改变历史, 创造历史。” (《湘西散记箱子岩》) 那样的活法吸引了他, 于是他有了“多见几个日头”、“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 (《从文自传一个转机》) 的人生重大决定, 毅然决然离开了湘西。

纸质传媒的经济可能使沈从文选择了文学创作这条道路, 从而成为他自诩的中国职业作家第一人。沈从文1982年5月27日在吉首大学讲话中回忆早年创作:“我算是第一个职业作家, 最先的职业作家, 我每个月收入, 从来不超过四十块钱。”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第一卷 (第160页) 也曾经指出, 沈从文可能是中国第一位专业作家。

而沈从文要成为专业作家是要有条件的。在现代纸质传媒业前, 沈从文作为一介贫困的且只有小学文化的青年, 估计是很难成为一专业作家的。“古今中外, 文化一直是贵族官僚或中产阶层以上者才能摆弄的雅事余兴, 只有少数皇家近侍才能成为专业工作者。众多无官无俸的文人墨客, 大多需要王公贵族供养, 方能从事形而上的文化事业。”[1]“从社会需求角度, 古代社会除了替官家记史撰志, 留下一点历史资料, 社会并无需要供养专业文人的职业, 或曰社会文明尚未发展到需要专业文人的历史阶段。既无客观需要, 也就不可能出现满足这一需要的社会供给。同时, 既无专业职岗, 也就不可能涌现成批量的专业文人。”[1]很显然, 古代文人很少靠专业写作谋生。

而20世纪初的纸质传媒的商业化运作提供了这一可能。沈从文就是在这种稿费制下成长起来的作家代表。多方资料可以证明这一点。

陈朋远在他的《文化人与钱》一书的中对沈从文早期的收入有个案介绍, 沈从文到北京后, 1925年8月至12月, 在北京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工作, 以及在《现代评论》兼任发行员, 有过短暂的固定收入。除此之外, 沈从文北京早期的全部收入几乎均来自他的文学写作所得稿酬。1925年以后, 沈从文的稿酬收入基本能维持其生存所需, 而且还能抚养母亲和妹妹, “他一只手拿起笔, 另一只手撕块破布来捂着流血的鼻子, 就这样他还得赚钱接济母亲和妹妹。”[2]金介甫说“在这 (1929年) 以前, 他的大量写作显然是为了糊口。现在他提起早年作品, 认为那些东西只能算作是‘素材’, 是为了挣一千字五角钱稿费而把刚刚读过、体验到、道听途说或空想出来的东西, 匆匆拼凑成篇。”“在内心深处, 他接受了林宰平的批评, 认为他写那些作品主要是为了谋生, 而不只是为了推动文学革命。”正是这种谋生的可能性, 使沈从文找到了自己独立生存不依附他人的职业, 于是他埋头写作, 拼命挣稿费, 从1924年至1927年的短短三年中, 发表了151篇文章 (一说170余篇) , 当然这种做法, 也导致了他早期作品的良莠不齐。

纸质传媒让沈从文逐渐成名, 从而获得更好的生存发展空间。大家都知道, 起初, 沈从文作为一个无名文学青年的投稿生涯所遭受的挫折的故事。窘迫之下的沈从文开始写信求助名人, 不管原因如何这一招很有效。郁达夫登门探望, 并发表《给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一文, 公开为沈从文鸣不平, 也促成了沈从文第一篇有名可查的《一封未曾付邮的信》的发表。名人效应再加上纸质媒体的传播, 沈从文获得进入公众视野的机会, 发表的文章也日渐增多, 逐步成长为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传媒界向来是一个扶强不扶弱的地方, 沈从文获得机会展示才华, 逐步走向良性循环的道路, 创作一发不可收拾, 终成正果。

沈从文又尝试做编辑工作, 在1928年与丁玲、胡也频合编《中央日报·红与黑》, 1933年被聘为《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 据李端生《报刊情缘》统计, 他先后担任过17家报刊主编或编辑。而编辑的收入相比较稿费更稳定一些。

这些由纸质媒介提供的独立撰稿人、编辑、作家的身份, 使沈从文完全可以借助纸质传媒平台, 获得生存的条件, 并且功成名就, 步入文学创作的巅峰。而这种成就又使沈从文获得另外一份职业:高校教师。沈从文创造了奇迹, 凭着所谓的小学学历成为了大学教师, 甚至走向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讲坛。而这奇迹的发生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那个时代的传媒平台———纸质传媒业。

1.2沈从文给早期纸质传媒业提供了丰富、优质文化资源

20世纪初的中国纸质传媒业走向了市场, 进行商业化运作。曾经辉煌一时的政论文退居二线, 新闻报道和文学作品显然更有读者市场。于是, 报纸的文艺副刊和文学作品的出版业开始兴旺发达起来。而这样的平台是需要稿源的支持的, 沈从文勤奋的文学创作和组织活动, 为纸质传媒业的兴旺发达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

首先, 沈从文勤奋的创作给纸质传媒业提供了丰富的稿源。沈从文是一个多产的作家, 据不完全统计, 沈从文49年以前就出版了30多种短篇小说集, 6部中长篇小说。从1928年后, 就出现了报刊主动向他预约稿件的情况, 说明其作品的独特风格很有读者缘, 证明沈从文的文章是有市场。而且, 出版社给沈从文的版权费也在逐步攀升, 由原来的1000字2元升到4元。

其次, 沈从文担任《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后, 坚持自己的文学主张, “打破条条框框的门户之见, 给不同类型的作者提供了自由试笔的园地, 从而使《文艺副刊》拥有了当时实力雄厚的作家阵容。” (李端生《报刊情缘》) 这个队伍中, 有文化先驱周作人等, 有乡土派作家鲁彦等, 还有新月派、文学研究会、左翼作家、东北作家群等, 特别是沈从文利用这个阵地培养了一大批文学新锐, 如何其芳、刘白羽、卞之琳等等。

2 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中国传媒业在消费沈从文

20世纪80年代, 由于政治的因素, 中国文化复苏, 文化界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中国文化产业延续1949年前的发展脉络再次起步, 传媒业成为领头羊, 率先发展。同样的原因使沉寂多年的沈从文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国的传媒又再一次的发挥了捧红沈从文作用, 不过这一次不再是沈从文自身发展的需要, 而是学术研究、社会和媒体的需要了。更何况, 沈从文传奇的一生和个性鲜明的作品, 满足了大众猎奇的心理以及审美消费的需要, 媒体自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吸引人眼球的热点。

笔者在知网做了一个调查, 仅对2000至2014年的全国重要报纸进行统计, 就题名搜索对沈从文的报道有106条, 就关键词搜索有1078条报道。限于条件, 还无法对上个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的报纸进行全面的调查, 从而做一个纵向比较。但笔者做了一个横向比较, 对与沈从文齐名的几位作家张爱玲、巴金、茅盾等也做了调查, 数据不相上下。可见, 沈从文等现代作家一直是当下新闻媒体的敏感追逐对象。

沈从文相关作品再次成为出版社争相出版的对象。笔者在读秀中文学术搜索进入图书搜索, 输入著者名沈从文, 获得从1981年至2013年出版的沈从文文学作品专著130本。这只是一个粗略的统计, 不尽精确, 但说明沈从文的作品在当下文化市场依旧占有一席之地。

影视传媒也不甘寂寞, 拍摄制作关于沈从文作品以及生平介绍的影视作品。据统计, 电影作品, 至今有, 凌子风1984年拍摄的《边城》, 黄蜀芹1984年《村妓》, 谢飞拍摄1986年《湘女萧萧》, 李劲松1995年, 拍摄的《烟雨长河》。

电视作品则主要是一些纪实、文艺的专题片。据不完全统计, 纪实的主要有中央电视台制作的《人物沈从文》、东方时空的大型人物系列片《记忆沈从文1934》、吉首大学拍摄的《永远的从文》、《走边城沈从文故居》, 《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刘洪涛专访》, 文艺的有电视散文《边城故事》、《品读边城沈从文》、《魅力咸安凤凰之子沈从文》以及《生命》《美与爱》等配乐配图朗诵。

网络传媒也将沈从文纳入关注的热点对象。常态固定平台有“沈从文吧”, 偶尔, 某些网络平台也会策划一些与沈从文相关的话题, 吸引人的眼球, 比较有影响的是2008年7月, 湖南小有名气的谢浮名的《沈从文, 文坛瞒和骗的第一高手》博客文章, 引起网友热议跟帖, 湖南的星辰在线趁势邀请到谢浮名和长沙理工大学教授左湘山就此话题进行讨论, 再次吸引广大网友眼球。

3 21世纪初至今, 沈从文与演绎、旅游等文化产业结缘

随着文化产业在中国全面兴起后, 沈从文又再度被消费, 或者说被开发利用, 成为新兴的文化产业演艺业、文化旅游业的新宠, 开发的文化资源的金矿, 特别是他的家乡湖南湘西, 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就目前表现来看, 文化产业开发利用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是文化旅游开发。现任黄龙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凤凰古城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叶文智, 2002年获得湘西凤凰古城八大景区景点的经营权。利用凤凰的文化优势做足了沈从文的文章, 首先是沈从文故居与其他景点的捆绑销售, 今年3月又上演以《边城》的故事改编的《烟雨凤凰》。沈从文成为了凤凰文化旅游的一张名片, 游客们更多是因为沈从文而来到凤凰。另一个与沈从文旅游开发紧密联系的是花垣茶洞, 因沈从文《边城》而闻名, 而成为大湘西旅游的一个亮点。

其次, 是演艺业。《魅力湘西》中的歌舞《边城》, 根据沈从文的《边城》里翠翠的故事改编, 描述了翠翠与老大老二兄弟俩的恋情, 演员表现生动, 演出场面唯美。这应该算是将沈从文的小说搬到旅游演艺舞台第一个很成功的尝试。而后来的《烟雨凤凰》只是它扩展版, 并没有太多的创新。其他的表现, 有待进一步考证。

再次, 是旅游商业广告。沈从文的一系列文化符号成为常用不衰的文化品牌, 如:边城、翠翠、乡下人被各种商家以不同形式借鉴、利用, 以达到品牌营销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裴毅然.稿费初始——推动现代文学勃兴的经济基础[J].上海财经大学报, 2007:10.

论沈从文对儒家文化的亲和与认同 篇3

关键词：沈从文儒家文化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05(2009)02-76-80

沈从文以其独特的边地生活、牧歌情调与“优美、健康、自然，不悖乎人性的生命形式”建构起自己的艺术世界，表现出丰富复杂的文化质素。但从这个“自然之子”身上所体现的历史与文化的个体化的进程来看，他与儒家文化的关系便是其文化人格与生命建构中一个富有意味的部分，对其进行探究，无疑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沈从文及其文学世界的认识。

作为杰出的现代作家，沈从文既缺少留学欧美、负责东洋的阅历，也较晚接受五四新潮观念的影响，西方现代思想与价值观念在这个“自然之子”的生命初期是少有烙印的，他也总是自认为是“乡下人”。他虽出生偏僻之地，但作为军功荫庇的世家子弟，从小就开始接受儒家文化教育。从私塾到小学，他的书篮里装的便是十来本“由《包句杂志》、《幼学琼林》到《论语》、《诗经》、《尚书》”等组成的儒家蒙学读物。在他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去的那一时期，给他以知识与文化滋养的是在陈渠珍旁当文书时所见到的《四部丛刊》、《四库提要》，是从聂仁德那里所了解的“宋元哲学”，是所见到的传统山水画轴与书法作品……如果说“个人生活史的主轴是对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传统模式和准则的顺应。每一个人从他诞生的那刻起，他所面临的那些风俗便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那么，儒家文化无疑是沈从文作为“乡下人”的文化——心理的前提与基础。

儒家文化是伦理文化，中和人格是其最为推崇的道德规范，所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但在现代中国，中和人格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张扬个性成为时代共名。鲁迅峻急，郭沫若奔放，郁达夫感伤，徐志摩灵动，都与中和人格大相径庭。沈从文少年时期虽野性十足，但随着阅历与体验的丰富，其性情日渐平和持重，儒家所推崇的宽厚慎独、柔顺自尊、坚毅宏远成为了他性格的主调。无论在北京还是上海，无论是穷困还是顺达，无论是民国苦难还是文革风波，他都始终持守不颓废、不消极、不苟且、不矫情的生命态度，自尊自强，坚毅执着地探索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在上海时，面对外界纷争与主义蜂起，他反复表示：“我不轻视左倾，却也不鄙视右翼，我只信仰‘真实”“迂持”自己的文学信仰。虽与鲁迅产生误会，但在《论中国创作小说》、《鲁迅的战斗》、《学鲁迅》

等文章中，对鲁迅的创作给出了客观公允的评价。沈从文曾多次引《老子》中的箴言自喻，但其人格精神并非道家的傲岸愤世，偏激峻急，更多的是儒家的“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的君子人格。

儒家在价值实现的路向上所循是“立德”、“立功”“立言”。撇开其价值原则的狭隘与固化，其刚健自强、柔韧有为的生命态度与探索精神显然是生命主体性意义与价值获得实现的途径。自小，沈从文父亲的“再来一个将军”的价值目标便影响着他的童年。虽然这一价值目标无法在瘦弱的沈从文身上得以实现，但他的入伍以及在军队中晋身军阶的想法，都或多或少地与其父的理想以及军功世家有着直接的关系。他最终在生命意义寻求的内在呼唤中离开旧式军队。怀着“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的心思，“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在因缘际会中认定文学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根本所在，将文学视为自己的“信仰”，坚信文学能够使民族“增加些知识，减少些愚昧，”为民族的“光荣”与“德性”而发挥积极的作用，所循的价值路向的整体框架就是“立言”。昆明时期，沈从文在极富抽象色彩的《烛虚》中再次表明自己对文学于自我生命的意义时说道：“自然极大，也极残忍，战胜一切，孕育众生。蝼蚁蚍蜉，伟人巨匠，一样在它怀抱中，和光同尘。因新陈代谢，有华屋山丘，智者明白‘现象，不为困缚，所以能用文字，在一切有生陆续失去意义，本身亦因死亡毫无意义时，使生命之光，熠熠照人，如烛如金。”。这与鲁迅的“速朽”意识不同，而与儒家主张的“虽久不废，谓之不朽”“文学者，经国之伟业，不朽之盛事”的价值意向是完全吻合的。其价值值阈，依然属于传统文化的“立言”范畴。

沈从文认同文学的本体意义，因而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总能较为自觉的置身于政治漩涡之外，这显然与传统儒家不同，而带上了鲜明的现代气息。他主张“‘自由主义在文学运动中的健康发展”但他却未将文学引向解剖国民性的痼疾，也未曾将其导向“perfect”、“beauty”的唯美之域，而是聚焦于“国民道德的重造”。“道德的重造”是源于目前道德的种种腐朽和堕落，是源于“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是“原来的质朴，勤俭，和平，正直”价值“范式”的异化和堕落。可以说，对于道德堕落的忧患是儒家“忧道不忧贫”的一种具体的表现。在四十年代，他目击时弊，沉重反省社会与民族的发展状况时，更是对文学的价值予以高度认同：“在习惯上，在事实上，真正丰富了人民的情感，提高了人们的觉醒，就还是国内几个有思想，有热情，有成就的作家。”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在强调“自由主义”文学之路的同时，也看重文学“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社会功用，这与儒家是保持着内在的一致的。他认为创作的价值在于用文学的形式来忠实地记录“一些平凡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让人们认识到“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轻人的血里或梦里，相宜环境中，即可重新燃烧起年青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可以说，在沈从文的意识中，德性是生命个体之本，也是一个民族与国家振兴与发展的根本。从这样一个层面来看，其道德理想主义的意识是十分地明显。正是将德性放置于本体，他进一步认为“德性”是“善”，也是“美”，“美就是善的一种形式，文化的向上也就是追求着善或美的一种象征”，“在有生中，我发现了‘美，那本身形与线即代表一种最高的德性。”。将“善”“美”“德性”并置，可以说，这种观念是一种“美善相乐”的主张，也是一种泛道德意识，很大程度上是受儒家文化德性为本的集体无意识的影响所成。

在一般读者的接受视野中，沈从文沉湎于湘西边地的自然人性与传统桃源式的牧歌情调。但这只是其创作中期的主调，并非其文学世界的整体。他在构建自己的“人性小庙”之时，同样关注着时世的变化与民族的兴衰际遇，体现出儒家知识分子所应有的现世关怀与历史主体精神。

如果不按其作品的创作先后，而按照其作品所反映的时代生活的年代来看，可以清楚地见到他的作品对中国社会现实与时世政治的一贯关注。他在《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从文自传》中，对清朝政府与军阀势力对湘西苗族和人民群众的血腥镇压的给予了沉重的控诉；在《菜园》、《新与旧》中，对20年代国民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对群众的疯狂屠戮给予了强烈的批判；在《丈夫》、《泥途》中对30年代农村与城市经济凋

敝导致的生存的悲剧寄予了深悲巨痛；在《长河》中对蒋介石导演的所谓“新生活运动”进行了无情的嘲弄……不仅如此，他还在《丁玲女士被捕》、《知识阶级与进步》、《禁书问题》等文章中义正词严地对反动政府的残暴与腐朽进行直接的抨击与批判，在《早上——一堆土一个士兵》、《黑夜》、《过岭者》等作品中对民族解放战争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进行了动人的表现。这既体现出其对“自为”生命追求的认同与肯定，更体现出儒家文化“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的忧患意识，“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的道义情怀，以及儒家知识分子“直道而行”、“正义直指”的无畏精神。

沈从文在为人处事上体现出儒家人格的风范，但在其艺术世界中，对都市表现出其特有的“偏激”与“片面”，一反儒家的温顺与平和，认为“乡下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其实，我们透过其偏激的表层可以见到，他是从城市文明的畸形发展来反观农村，他所忧患的是传统道德美质与素朴人性的消失与沉沦，是从传统道德原则与价值秩序遭受物质欲望冲击所引发的失落与痛苦中对既往的温情回望。可以说，在历史与道德的二律悖反过程中，其立场显然是保守持重的，是立足于道德对于人性的本体意义去关注生命的意义。从其价值资源的设置与建造方式上来说，则可见到他所体现出来的儒家文化的立场。

中国文化向来是以德行为其构造的基石，虽经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也没有根本变化。激进如陈独秀，也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沈从文强调道德的重造，从其价值构造的维度上来看与倡导“新道德”，“改造国民性”并无本质区别，但与鲁迅以进化论、现代意志学说与自我“虚妄哲学”为基础而致力塑造“战士”与“过客”人格不同；也与郭沫若积极汲取现代西方生命哲学呼唤气吞寰宇、意气纵横的“天狗”不同。沈从文对生命重造的资源设置要显得相对保守许多，他的道德构架不是“个性解放”与“生命意志”，也不是“民主”与“科学”，除开他在昆明时期对“生命远景的凝眸”而“潜渊”、“烛虚”时所渗入的较为鲜明的现代意识外，其理想人性的基石多是以“乡下人”的生命阅历、文化体验和价值思考为基础去予以建构，而其文化资源并没有越出传统文化的质性构架。具体来看，其具体源头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湘西边地的山民与士兵的自然人性，二是都市下层民众的精神与道德，三是苗族原始形态的文化要义。

从《柏子》、《老伴》、《夫妇》、《虎雏》、《三三》、《山鬼》到《边城》、《长河》等作品去具体考量，作品中人物形象身上的质朴、热情、单纯、善良、自由、勇敢、诚信、正直、重义轻利等等是沈从文所标举的“优美、健康、自然，不悖乎人性的生命形式”的具体内涵。在《泥途》、《失业》、《道德与智慧》等作品中，都市下层“抹布阶级”在生活困境中所表现出来的是正直善良，相互扶持的优秀品质。这些可说是沈从文道德重造的主体，但从这些道德因素的文化质性看，既不是“个性解放”，也不是“民主”与“科学”，其值阈显然是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德行条目。但是沈从文所倡导的这种德性构造并非官方意识形态所借重的儒家教条，也不是自诩正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所看重的理学信念与心性闲淡，而是散播在民间的、以自然朴素的人道主义为基质的伦理德性与价值信念，是日常实践，是伦常日用，也就是说，这些价值信条，并未被假借与篡改，并未限制于血缘基础之上，而是拓展于人与人之间，具有一种极为普泛性存在的日常性存在与伦理性践行。可以说，这些道德素质与精神品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既有的存在，是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题中之义。沈从文也曾明言，这些美质“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青年人的血里梦里”也就是说，在沈从文的道德重造的观念中，很大程度上是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是源自恐怖于整个文化本质的“吃人”而进行颠覆，而前者是传统文化优秀品质的重新唤醒，传统文化在生命的重造与前行中是一个相对自足的世界。在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中，他没有向外来文化或现代文化借助重建资源，而是以旧观新，以常统变，其保守的文化立场是十分具体而鲜明的。这既与其出生的乡土背景有关，也与传统特别是儒家守成自足的无意识文化心理有关。

现代语境以及20世纪的生命主体不可能仅仅依赖既有的文化资源，生命主体的价值构造也不可能在一种自足的封闭系统就可以完成。当然，沈从文也力图积极拓展其文化值阈，在《龙朱》、《月下小景》、《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等作品中，他力图张扬边地原始文化的自由、热烈、浪漫、粗犷、奔放、重承诺、轻生死的品质，“想借文学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但原始文化的“原始自在”让沈从文无法、也不可能将其作为整个民族重造的文化土壤。离开上海后，他的文化重建资源明显地又回归到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上来。自1932年写完《凤子》之后，苗族文化符号太太弱化，逐渐成为一种模糊的远景。即使是1934年重新回到故乡，他运用现代理性对先前所张扬的湘西山民生活进行了审视与批判时，也只是说“这些不辜负自然的人，与自然妥协，对历史毫无担负……”但其对这些人的“改造”不过是“改造这些人的狂热到一件新的竞争方面去”，不是借助“民主”与“朕归于我”，达到“人之大觉”，而是将“自在”生命的狂热之力，予以导引而已。

可以说，无论是湘西边地，都市下层，还是苗族原始文化，沈从文对传统既有文化是抱着鲜明的守成立场，没有推倒与颠覆，没有激进的批判与否定，而是一种平和的“重造”、是传统文化内向性的发掘与复活，是“保留”与“继承”……这一切都表明其与时代主潮，现代趋向有许多的不合时宜，有许多论者反复强调沈从文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但从其文化的选择与价值构造的取向上来看，他的确是一种古典情怀与保守心态。

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变动不居的状态，其作品中所表现的苗蛮传奇，所张扬的原始强力，所描绘的自然情欲、所沉湎的浪漫巫风神性……在某种层面上来讲是儒家诗学所反对的“怪力乱神”。乍一看来，他与儒家美学精神有着极大的区别。但是，随着沈从文艺术创作的不断成熟，其在艺术表现上日益表现出与儒家中和美学精神相合的地方。

儒家诗学强调“温柔敦厚”，主张“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要求作者在对内容与表现上都不能过于激烈和直露，而应做到委婉与含蓄。20世纪20年代沈从文北京时期的作品多受五四文学、特别是郁达夫作品的影响，多写自我生活的困窘与性的苦闷，在艺术表现上直抒胸臆的倾向十分明显。到上海后，其作品则倾向于张扬原始强力、自然情欲、苗蛮传奇及其所虔敬的神性，而对都市生活则表现出极端的鄙夷，其审美倾向的“偏至”之“奇”非常地明显。但随着其审美风格在三十年代时，就有了诸多的变化，其艺术表现逐渐走向内敛与含蓄、对“恰当”与“中和”的追求表现出与儒家中和美学精神相合的地方。他在《新废邮存底》、《论技巧》、《短篇小说》等文章中反复强调“恰当”的重要性，认为“就‘技巧一词加以诠释，真正意义应当是……

是‘求妥帖，是‘求恰当”“故事内容呢，无所谓‘真，亦无所谓‘伪(更无深刻平凡区别)，要的只是那个‘恰当。文字要恰当，描写要恰当，全篇更要恰当。”“作者在任何情形下，都永远具有上帝造物的大胆与自由，却又极端小心，从不滥用那点大胆与自由超过需要。作者在小小作品中，也一例注入崇高的理想，浓厚的感情，安排得恰倒好处时，即一块顽石，一把线，一片淡墨，一些竹头木屑的拼合，也见出生命洋溢。”可以说，他所谓“恰当”在艺术中不仅是一种手段了，而且成了根本，这与儒家所追求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中和”之美有着本质的一致。

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上，沈从文的文学世界的确也呈现出一种逐渐向儒家含蓄委婉，温文尔雅，淡远蕴藉的美学精神靠拢的倾向。而这种变化最为鲜明地体现在性爱题材的处理、人物形象的塑造与讽刺艺术的表现上。

性爱是沈从文题材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从《篁君日记》、《采蕨》、《雨后》到《柏子》、《道师与道场》，到《龙朱》、《神巫之爱》，再到《边城》、《长河》，大胆直露、甚至带有自然主义的性爱成分不断消隐，代之而起的是含蓄、蕴藉的暗示与隐语，男女之间情欲的放纵戏谑也变为“山歌”唱和间的传情达意、两性交往中所寻求的心灵契合。《边城》中所叙写的是爱情故事，但终篇没有涉及到任何与欲望相涉之词，整个作品所表现出的是一种的“温柔敦厚”“无邪”之美。前后对照，可说是大相径庭，判若两人。同时，前期创作中的“性爱”旨在张扬自然生命的元气，而后期作者所写之“爱”则成了人物“优美、健康”的人性之光。欲变为爱、简单直露的写法被诗意的表现所取代，作品中给人诗意联想的自由空间也获得了极大地拓展。其作品也越发散发出一种雍容平和、沉静淡雅的儒家气度。

对于叙事性文学作品而言，人物形象的塑造不仅是作品的主要价值所在，而且也是创作主体的文化取向和审美择别的集中体现。沈从文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体现出向儒家审美精神亲和与认同的倾向。在前期创作中，沈从文往往从“奇”人手，要么着重表现人物言行性情的突兀殊异之处，要么注重描绘其生存环境的神秘与诡异，即使所写为平常之人，也往往以曲折离奇的故事写出其惊世骇俗的地方，他笔下有土匪出身、快意生死的刘云亭(《从文自传》)，有占山为王，但年轻聪明、知书达礼、温柔体贴，远非青面獠牙的匪首道义(《在别一个国度里》)。有的是平平常常的豆腐店老板、厨子，但却做出盗尸这样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三个男人与一个女人》、《若墨医生》)而有的索性只是传说故事中的龙朱(《龙朱》)、媚金与豹子(《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神巫之爱》)……或许这可能是与沈从文酷爱《史记》，而接受了《史记》“子长所爱，爱奇也”(扬雄{《法言·吾子》)的审美趣味有关，但无论作者的用意何在，其审美取向与正统儒家的“无邪”、“不语怪力乱神”是相违背的。但是随着沈从文创作的不断推进，其笔下的人物逐渐蜕去了其粗犷雄强、无所约束，诡异怪诞的一面，在后期创作的三三、翠翠、夭夭、天保、傩送、巧秀等人是身上呈现出的是温和含蓄、纯正朴素、诚实敦厚、善良恬淡的性情主调。作者对先前人物表现出的惊羡也逐渐隐藏在客观冷静的“现象”中，即使在表现萧萧、贵生、巧秀等人的悲惨与不幸时，作者都是以写意的笔调含而不露、淡而不显地将情感化人平和从容、沉静绵长的叙述之中，其艺术表现真可谓是深得儒家“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个中神韵。其整个审美格调也由先前的“奇崛”而变为“丰盈，完美，更能透视作者怎样用他艺术的心灵来体味一个更其真淳的生活”还值得一提的是，讽刺作为沈从文小说的一种基本风格，同样也体现出其儒家中和温厚的美学韵味。沈从文在《三贝先生的家训》、《松子君》、《第二个狒狒》、《来客》、《有学问的人》、《绅士的太太》、《八骏图》等等作品中都运用了讽刺的艺术手法。但整体来看，沈从文的讽刺是针对各种社会世态而发，烛照出人物道德与精神领域的病态与畸形，“从风雅中见出庸俗，从自大中见出渺小，聪明中见出愚蠢，文明中见出肮脏，大度中见出自私，真诚中见出虚伪”在无意识中是遵循着儒家“主文”的维度，面不指向社会政治现象，也就很少将世相讽刺化为政治批判。同时，沈从文的讽刺中很少辛辣之辞与冷嘲之语，“而是讽刺中带着怜悯，批判中含着同情”。而这主要是源自作者德性价值原则去观照生命自身的阴翳与泥途。《八骏图》是其典型的讽刺作品，但在这里，作者无冷峭辛辣之词，而是多用悲悯之语，作者通过达士只口说“这里的人，从医学观点看来，皆好象有一点病。(在这里我真有个医生资格!)”，及至后来，又通过叙事者之口揶揄达士“这个自命为医治人类灵魂的医生，的确已害了一点儿很蹊跷的病”。讽刺中流露着理解与宽容，揶揄中包含着温情与希冀，平和之情与中正之笔融为了一体。创作主体的“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的“讽喻”与“闵戒”所体现出的无疑是一种儒家“主文而谲谏”的原则。

总之，沈从文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是一种确实而微妙的存在，上述所论述的是其与儒家文化亲和认同之处，他对儒家文化的批判与超越并未论及。同时，沈从文对儒家文化的亲和与认同是一个由隐而显、由疏远而切近的过程，之所以有此种变化，既与沈从文个体文化进程有关，也与其对文学的价值期待与建设取向有关，更与其生存空间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上述种种问题，笔者拟在其他文章中进行阐释与探讨，此处不再赘述。

读《沈从文与我》有感心得 篇4

似乎，有一种莫名的情愫一点一滴的积攒着。就像我遇见了这本《沈从文与我》。

和沈从文的优美看得见画般的散文相比，黄永玉的文笔就略显生活味了。但就是这平易的生活，让我窥见了不一样的沈从文，甚至是他身边的一众好友。

朴实无华，却篇篇回味。

沈先生是黄永玉的表叔，他鉴证了他父母的爱情，甚至还代替过黄永玉父亲写情书。他们是漂泊的游子，他们眷恋着湘江的一山一水，和沈先生的容忍、压抑、原谅相比，黄先生的性格更率性许多，在文字中，可以看见他的情绪，甚至是他发泄的行为。二者虽然心心相惜，但还是略有不同，或许这就是时间的阅历和年岁的蜕变。

故，在我看来与野气的黄先生相比，沈先生就是燃放着烟花还要为生活烧材的文愣子。

因为他执着、专注，他有太多值得我去深思的地方。

就像他对黄永玉写的，一要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二要摔倒了，赶快爬起来往前走，莫欣赏摔倒的地方耽误事，莫停下来哀叹。三要永远地、永远地拥抱自己的工作不放。

只有满腔热爱乡土，才能写出如此富有乡土气息的文笔，他和他的读者都行将老去。而我们却前仆后继的追随而来，这就是文字的魅力。

这本书里，我们看见了浓浓的亲情，甚至是湘西的片影，还有沈先生热爱国家和故土的深情，我想这两个忘年交，不仅仅是亲情的相惜，更多是两代人太多共鸣的经历，让他们能越过那些压抑的生活，找到彼此一丝可以慰藉的心声，在那个运动的年代，往来的信件、两代人的对话，对艰难的生活是尤为重要的，不要说是圆桌子，不要说是大的电子管收音机，看似无足轻重，可却是彼此支撑文化信念的见证。

漂泊的孩子，写下了对家乡一笔笔的盼想，甚至是回归故土的情深，从“黄家前传”到墓碑上镌刻的话语，他融进了故乡，延续在故土里一草一木中。

我想象着他那瘦小的身板，想象着他总以省事为宜，吃着熟猪头肉夹冷馒头的生活，想象着他感叹着美，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 ....

一个文学大家，一辈子省吃俭用，捐了许多文物，他内心承受的重量，比他自己所写出的任何故事都更富有悲剧性。所以他脆弱的自杀过，但他依旧善意的宽慰生活。他的生活里缺了牙吃着东西还会让腮帮动得很滑稽的巴金，有穿着长袍，带着怪异罗宋帽加了自制的马粪纸帽檐的金岳霖，甚至还有穿着不十分讲究留下一条羊毛围巾和钞票，让沈从文伏在桌上哭了起来的郁达夫。

也许这里轻描淡写，但却能窥见那个印象里有着华美文笔、严密逻辑性的沈先生，他的美学价值，他的社会学、历史唯物之外的生活，那些不协调的悲凉，像是忧郁的琐碎，像是书里三块钱都能逼死一个人的生活，他离去了，但他一直在书里让我们缅怀着。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 篇5

非物质文化遗产（英文：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中文又译无形文化遗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2、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内容

根据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5个方面：

 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  表演艺术；

 社会风俗、礼仪、节庆；  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  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3、中国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1年（1项）： 昆曲

2003年（1项）： 中国古琴艺术 2005年（2项）：

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

蒙古族长调民歌（与蒙古国联合申报）2009年（22项）： 中国蚕桑丝织技艺 福建南音 南京云锦 安徽宣纸 贵州侗族大歌 广东粤剧

《格萨尔》史诗 浙江龙泉青瓷 青海热贡艺术 藏戏

新疆《玛纳斯》 蒙古族呼麦 甘肃花儿 西安鼓乐 朝鲜族农乐舞 书法、篆刻 剪纸 雕版印刷

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 端午节 妈祖信俗 2010 京剧

中医针灸 2011 皮影戏

4、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指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申报、审批而确定的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分别于2001年、2003年、2005年、2009年命名了四批世界非物质遗产，其中中国涉及26项。为使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规范化，2006年6月，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并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518项。此后，2008年6月又出台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510项）和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共计147项）。2011年6月10日出台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191项）。而各省区也都建立了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并逐步向市/县扩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方式。联合国有《保护非物质遗产公约》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前者管“非物质”，后者管“物质”。《保护非物质遗产公约》生效之前,作为试验，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拥有世界非物质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

为使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规范化，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并制定“国家 + 省 + 市 + 县”共4级保护体系，要求各地方和各有关部门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按照国家文化部规划建立的“国家+省+市+县”共4级保护体系，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也都建立了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并逐步向市/县扩展。

5、传承与保护

(一)开展深入调查，建立较为完善的档案和数据库

通过开展深入的调查，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前的生存状况、分布区域、传承人、相关场所、实物资料、相关民俗活动、保护情况等，全面掌握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要运用文字、图片、音像以及数字多媒体技术，对这些项目进行全面系统地记录、整理，收集相关代表性实物，予以妥善保存，并建立档案及相关数据库。

(二)分类指导，科学保护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特征各异，目前国家级名录项目共分十个大类，包括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竞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因此，应根据分类指导的原则，针对不同项目类别的不同特点，因地制宜地开展保护工作。

一是要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各个类别项目的不同特点，制定科学的保护规划，落实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例如对传统表演艺术类的项目，要注重传统剧节目及其文献资料的挖掘和整理，及时抢救记录老艺人及其代表性剧节目；对传统技艺类的项目，要注重代表性传承人的技艺及原材料保护和原料基地建设，注重代表性传承人主要代表作品的征集和保存；对民俗类的项目，要注重在相关社区的宣传、教育，注重与民俗活动的结合，促进群体传承。

二是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与其文化生态环境进行动态的整体性保护。不仅要保护每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主要表现形态，而且要保护与它相关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例如传统技艺类项目要保护其原材料及其产地，还要适应当代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传统表演艺术类项目的保护要与其相关的民俗活动紧密结合。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文化生态保护的方式。

(三)加强对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建立有效的传承机制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着和传承者，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关键。因此，我们要继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进行认定、命名，不仅要为其出书立传，而且要为其开展传习活动提供必要的传承场所，资助其开展授徒传艺、教学、交流等活动，对传承工作有突出贡献的代表性传承人给予表彰、奖励。同时对学艺者采取助学、奖学的鼓励方式，以培养更多的后继人才。

与教育部门合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知识纳入大中小学相关课程或教学内容，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课堂、进教材、进校园。利用公共文化设施，开展讲座、培训等活动，对社会公众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教育。

(四)加大投入力度，提供资金保障

落实资金是开展保护工作的重要保障。从2004年开始，中央财政已专门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资金，支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保护工作。目前，各地财政大多也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经费，但支持力度有待加强。我们要继续加大中央专项资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其传承人的资助力度，并将入选联合国名录项目作为重点资助对象，尽快产生成效，取得保护成果，为其他项目的保护工作起到示范作用。同时，要督促各地落实相应的配套资金，确保保护经费落实到位。此外，也要扩大投入渠道，积极吸纳社会力量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兴建展示传习场所

我们要求各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展示与传习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十二五”规划。争取在“十二五”期间，在地市级以上城市建设一批综合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并为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的项目建立专题展示馆和传习所。在现有的博物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设施中，设立专门的展厅、展室。鼓励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设立相关的专题博物馆、传习所。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展示相关的实物资料，另一方面也为代表性传承人开展活态展示和组织传习活动提供场所，增强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和认识，使这些专题博物馆或传习所成为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

(六)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促进传承发展

我们要对有开发潜质的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类项目可采用生产性保护，例如书法、篆刻、中国桑蚕丝织技艺、南京云锦、安徽宣纸、龙泉青瓷、雕版印刷等项目，在保持这些项目本真特点和核心技艺的前提下，积极促进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推动这些项目的传承发展。我们将配合有关部门加紧研究有关产业政策，制定融资、税收等方面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各地对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的企业等经营单位予以扶持，并积极探索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结合的途径，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做贡献。

(七)开展科研教育，加强人才培训

我们将积极鼓励开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关的科学、技术研究和保护方法研究，充分发挥有关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的作用，鼓励建立相应的研究机构或社会团体，命名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利用国内外学术研讨会、交流会等方式，推动相关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的深入。

通过组织培训班、现场考察学习、经验交流等方式，经常对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提高其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同时，委托相关大专院校或研究机构，培养一批高层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人才。

(八)推进立法进程，制定相应保护政策

目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已列入国务院立法计划。我们将积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立法进程和地方性法规的建设，争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早日出台，并鼓励有关省区出台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或专项保护法规，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法律保障。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各地区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出台相应的保护扶持政策，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深入持续地开展。

(九)广泛开展宣传展示活动，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弘扬

通过广播影视、报刊、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积极报道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鼓励各种传播机构拍摄制作相关的视听节目或音像制品，组织相关保护成果的出版；鼓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档案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究机构、保护机构以及文艺表演团体、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等，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宣传、展示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结合文化遗产日和民族传统节日，广泛开展健康有益的民俗活动和群众文化活动，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知识，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增强全社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仅对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保持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国际社会文明对话、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为保护和弘扬中国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另一个角度的思考： “非遗不是死去的历史”——博物馆和市场都要进

“我们奉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但非遗不是死去的历史,不是放进博物馆保护起来就够了,它的非物质性决定了它是在历史中流传发展的,应当在生活土壤中恢复生命力。”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郑长铃说。他认为,抢救保存是非遗保护初始阶段的首要任务,在文化空前繁荣、文化多样性日益显现的今天,传承与发展已成为新的时代命题。

郑长铃介绍了非遗的“生产性保护”——通过生产销售等方式,将非遗转化为生产力和产品,使其在生产实践中得到积极保护,实现与经济社会的良性互动。这一概念得到了广泛赞同。

既然能够生产流通,就具备了发展相关文化产业的可能性。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范周指出,产业化经营能够克服家庭作坊式生产的弊病,增加经济收益,壮大非遗的生命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李荣启也表示,开发非遗文化产业既可实现非遗保护的造血功能,弥补保护资金的不足,也可通过扩大生产规模使更多人参与其中,增加传承人数量。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刘藩归纳了利用非遗资源实施产业化的三种途径:将原生态的非遗项目搬上舞台;请受众参与表演、制作,亲身体验;吸纳非遗艺术元素二度创作,采用综合手段提高产品文化附加值。

值得注意的是,“产业化可以成为某些非遗项目的发展模式,但非遗保护绝不能以产业化为导向”。郑长铃强调,产业化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利益为中心,而生产性保护是以保持非遗文化内涵为主旨,借助市场手段激活非遗内在生命力。因此,对非遗项目的生产性保护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这一观点得到了中国戏曲学院研究所所长傅谨的呼应——开发利用是有益探索,但“博物馆保护”同样不可偏废。“以戏剧为例,像京剧、越剧等剧种完全可以产业开发,但一些更古老或传播范围很小的剧种,应当像对待文物一样去保护。”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陈小申强调,对待非遗要有科学的态度,建立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指标体系,实施严格的价值鉴定和评估,对于兼备文化价值和经济开发潜质的,走生产性保护之路;对于已经失去了生存环境的,应收入博物馆妥善保存。

李荣启补充,要避免混乱无序的损毁式开发——“例如少林功夫,这是国家级保护项目,但现在很多商业项目都打出了少林的牌子,却传授些鱼龙混杂的武功,这种现象亟待规范。”

“传统和现代可以契合”——保持和创新都要抓

让非遗走进现实甚至走进市场,必须解决一个首要问题:是一成不变地忠实于原生态,还是跟随时代做必要的革新?郑长铃认为,两者均不可取其极,尊重非遗真实面貌固然是第一要义,但原生态也是随着历史演进而变化的。因此,“传统和现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契合。”

“考证历史就会发现,原生态的‘原’是相对的,昨天是今天的‘原’,前天是昨天的‘原’。”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魏力群以皮影戏为例说明:“民国之前影戏靠油灯照明,到了解放初逐渐使用电灯。皮影人的大小从开始的一尺发展到三尺,再到现在的各种尺寸,一直在变,所以适当改良是历史的选择。”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贾磊磊则认为,尊重传统,其实质是尊重传统艺术的精髓与内核,而非拘泥于表面。“我们不该把传统文化永远留给过去的时代,而应把这种文化资源进行现代化的转化。”

以不失其本真为度,在原生态基础上进行延伸性创新,李荣启的观点颇具代表性。“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是个启示。它对原剧的舞美、唱本等都进行了创新,吸引了大批年轻观众,提高了昆曲的热度。”李荣启说,这样的创新在现实中并不鲜见,比如山西剪纸、广西对歌,都由群众自发地创新形式、拓展内容,从而为古老艺术加入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时代感。

创新是发展之必需,那么如何创新,由谁创新?对此,傅谨感触颇深。他认为,有资格和权力决定创新的是非遗项目的传承人,而非学者和官员。“专业知识和乡土现实是有距离的,所谓专业人士指导下的改造,很多时候是一种善良的破坏。”傅谨坦言,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对传统艺术做了大量整理工作,可很多地方的文化主管部门采集了民间原生态艺术后,进行了自以为是的加工和整理,失去了民间原有的东西。因此,对民间艺人的艺术判断要抱以尊敬之心,他们的探索在某种程度上更符合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比如民间戏曲班的乐队,有的开始加入西方大提琴。我开始很反感,可慢慢深入现实才明白,大提琴的加入是为了代替已经消失的一种民间低音乐器,从而再现原有的艺术效果。这就是艺术演进中自然发生的变化,是仅凭教条难以想象的。”傅谨说。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田野调查 篇6

一、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

2.传统表演艺术；

3.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 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 5.传统手工技艺；

6.与以上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

活态流变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文化遗产”

物质文化遗产－－“固态文化遗产”

三、总体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

1.“活态流变性”是其传承的基本规律；

2.对项目要坚持科学认定、正本清源。

具有杰出价值的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或者文化空间；

具有见证现存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 具有鲜明独特的民族、群体或者地方文化特性；

具有促进民族文化认同或者社区文化传承的作用；

具有精粹的技术性；

具有影响人们思想情感的精神价值；

其生存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濒危性。

3.保护的基本方式和原则

（1）保护的基本方式

建立国家级、市级、区县级三级保护名录体系

转变为有形的形式加以保存

原始生态中保存它的活力

生产性方式进行保护

保护传承人

（2）保护的原则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长远规划、分步实施；明确职责、形成合力。

第一、坚持积极保护；

第二、坚持整体性保护；

第三、坚持本真性；

第四、坚持可解读性；

第五、坚持可持续性发展。第二部分 怎样进行“非遗”资源普查

一、普查前的准备

(一)是弄清普查对象的内容

(二)是查阅本地区非遗资源的相关资料(三)是广泛听取多方意见

(四)是编制普查计划，拟订普查提纲(五)是组建知识、年龄结构合理的普查队伍(六)是落实普查资金(七)是举办普查人员培训班

二、普查内容

主要包括：项目类别、项目名称、主体民族、产生背景、发展沿革、流传区域、兴盛时期、传承人员、班社团体、基本内容、主要特色、现实状况、濒危程度、保护构想等。

三、对“非遗”资源的分类定性和价值认定

从民间文化的思想性看，大致可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健康和比较健康的文化；

第二种是有健康的因素又有不健康的内容，泛称落后文化；

第三种是有害的民间文化，但是从历史和学术上看，它又有一定价值，这也需要搜集、记录，把有关文物搜集到博物馆收藏。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类别划分 1.民间文学（口头文学）

神话(唐宋以前的古籍记载，包括开辟神话、自然神话、英雄神话、传奇神话)、传说(包括人物传说、史事传说、地方风物传 说)、故事(包括地名、节日、特产、人物等)、笑话、歌谣(儿歌)、民间流传的俗语、谚语、歇后语等。

2.传统音乐

传统音乐包含民间歌曲：山歌、号子(如扳船号子、打夯号子等)、小调(如放羊调等)；民间器乐，包括鼓吹乐、吹打乐、锣鼓乐、丝竹乐，以及各种传统节日、庙会、红白喜事等场合演奏的乐曲、上代流传下来的工尺谱、浪当谱、乐社组织等；宗教音乐，包括佛教音乐、道教音乐、班社艺人等。

调查涉及：

一、乐 器

二、乐 曲

三、民 歌

3.传统舞蹈

是指生产劳动、岁时节令、婚丧礼仪，信仰崇拜(祭祖、祭祀)等活动中表演的舞蹈。

按不同场合大致可分为：节庆类舞蹈、宗教信仰类舞蹈。

按使用的道具大致可分为：秧歌类、锣鼓类、彩灯类、车船类、花鸟类、拟兽类、武技类、神鬼类。

4.传统戏曲

包括川剧、京剧、傩戏、土戏、跳端公、花灯戏、灯儿戏、木偶戏、皮影戏、阳戏、杨戏、辰河戏、梆子戏、落子戏、秧歌戏、碗碗腔、二人台、小花戏、耍孩儿、线腔、皮簧等，还包括比较古老的“吟诵体”戏剧(没有唱腔曲调)，如赛戏、锣鼓杂戏、对子戏等等。

调查涉及：

一、基本情况

二、行当组织

三、表 演

四、艺人生活

5.传统曲艺

又称说唱音乐，是以说唱为手段来状物写景、倾诉感情、表达故事、刻画人物的一种独 特的艺术形式，具体包括竹琴、金钱板、评书、谐剧、车灯、花鼓、快板、相声、小锣书、鼓词、弦书、说唱、莲花落、数来宝、琴书等。

6.传统杂技

如：叠罗汉、民间拳术、翻九楼、走钢丝、踩高跷、顶碗、魔术、马戏、口技、滑稽戏等。

7.传统美术

包括 ；剪纸、绘画(壁画、祖宗画等)、刺绣、花灯、布艺、面塑、炕围画、木版年画、珍珠贝雕、木雕、竹编、根雕(竹木根雕)、泥塑：漆画、砖雕、石雕、贝、骨、玉镶嵌雕画、麦秆贴画、堆锦(布贴、树皮贴)、脸谱等。

服饰类：

一、纺 线

二、织 布

三、印 染

四、刺 绣

五、剪 裁

饮食类：

一、餐饮厨炊用具

二、食品供

建筑类：

一、宅 居

二、年 画

门神、吉庆、生活、戏曲、传说、神仙、符像、杂画

三、剪 纸 1.窗 花 2.门 笺 3.其 他

四、家 具

工艺传承

交通类：

道路、桥梁的装饰与形制、雕刻、贴塑、绘画形式

传统交通工具的装饰 生产生活器具类：

一、生 产

二、生 活

神像类：

一、绘画形式

二、塑作形式

8.传统手工技艺

包括金、银、铜、铁、锡等制作工艺、戏服、印染、绗缝、桑麻纸制作、酿造技艺、生产、生活竹木制品技艺，推光漆器制作、编织(线、草、绳)、传统面食制作、泥工、石匠、木匠、裁缝制作、制茶工艺、砖、石、玻璃雕刻等、花灯、龙灯制作、制陶工艺等。

9.生产商贸习俗

灌溉、耕田、播种、收割、求雨、捕捞、加工、交易、果实采集、伐木、猎手上山猎狩前祭祀活动，货郎担子、剃头挑子、老字号、商店开张、生意兜揽、传统集市等习俗。

生产习俗：

一、农业生产习俗

二、林业生产习俗

三、狩猎习俗

四、桑蚕养殖习俗

五、畜牧养殖习俗

六、染织习俗

七、煤业习俗

商贸习俗：

一、商业种类

二、交易习惯

三、商业组织

四、从业人员

10.消费习俗

指祭祀时的饮食、待客时的饮食、过节时的饮食、不同场合的穿衣打扮习惯、建房时的动土、上梁等习俗。

分类： 服饰习俗

饮食习俗

居住习俗

11.人生礼俗

求子、坐月子、满月、给小孩过百日、抓周、做媒、相亲、订婚、迎娶、拜堂、闹洞房、回门，做生、做寿、做坟、送终、守夜、入殓、报丧、吊孝、送葬、安葬、做七等习俗。

分类： 生育习俗

婚姻习俗

寿诞习俗

丧葬习俗

12.岁时节令

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冬至、清明等中国二十四节气，春节、元宵、端午、七夕、中秋、重阳、除夕、腊八节等习俗。

上九、二月二、三月会、七月半、赶社、羊马节、牛王节、报菜节、四月八、六月

六、过赶年、早斋节、踩红犁等习俗。

13.民间信仰

各种庙会、祭祖仪式，拜财神等行业神崇拜，巫术、看风水、算命等习俗。

分为：

一、信仰习俗

二、庙会习俗

14.民间知识

解释风、雨、雷、电、地震等现象，预防瘟疫、虫灾等灾害，各种民间的测量、计算方法等。分为 ：

一、医药卫生

二、物候天象

三、灾 害

四、数理知识

五、测 量

六、记 事

七、建 筑

15.游艺、传统体育与竞技

荡秋千、下棋、过家家、滚铁环、猜拳、踢毽子、放风筝、龙舟赛、三六福、打麻将、扭扁担、蹴球、扳手腕、麻四角、五马棋、裤裆棋、鸡母棋、竹马、抢花炮、民间武术等。

16.传统医药

怎么保养身体、诊断急病，各种疾病的治疗办法、民间药物、偏方医书、药典等。

17.其他

传统行会，香会等民间组织，村规乡约、家谱族谱等。

五、普查步骤

第一步：组织人员，按照普查计划和工作步骤开展调查工作，要落实具体任务、确定普查点(城镇街道或村落)、配备专兼职人员、以及实施的目标和完成的时间等。

第二步：在第一步摸清文化资源家底的基础上，对本地区最有价值、最有特色、最为濒危、最亟需抢救保护的对象，进行深入调研，列出保护项目名录清单。

六、普查的基本方式

1.普查的形式：

一是个别访问

二是开座谈会

三是现场观摩

四是亲自参与

2、记录的方法

一是文字记录

二是拍照

三是录像

四是录音

五是测绘

六是搜集实物或标本

七是拓片

八是统计数据

七、普查工作总结

撰写调查报告：

与沈从文的会见 篇7

1980年冬天, 沈从文夫妇居然有机会到美国来访问。我特别飞到旧金山去会见这位三十年代的前辈作家。许芥昱安排我们在卓以玉家中会面。沈从文已近八十, 可是面色红润, 精神清健。我心中暗付:不知靠多大的智慧及运气, 这位老人才能逃过“文革”这一劫。那晚又是卓以玉隆重招待, 而许芥昱在一旁一直执弟子之礼, 至为恭谨。吃完饭, 沈从文放幻灯片给我们看, 他研究历代服饰, 极负盛名, 已成一书。老人学识之渊博, 记忆之清晰, 令人吃惊。他愈讲愈兴奋, 额上的汗也出来了, 声音也嘶哑了。看到这位三十年代名小说家讲解千百年前中国妇女的头饰、衣结, 认真到忘我的境界, 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惆怅与惋惜。小说家应该创作写小说, 历代服饰应由考古学家去研究。但在无法创作的环境中, 研究古文化, 应该还是有意义的吧!许芥昱在他那本《中国文坛近况》中提到, 沈从文担忧文物研究, 后继无人。我突然醒悟到沈从文投身研究古代文物, 不仅是消极的逃避, 也是积极在抢救在继绝学, 在扶植中国传统一线香火使之不坠。“文革”的大破坏差点把我们民族文化的根都折断了。在那个黑暗时期, 也许研究古物比写小说更迫切吧。但沈从文是三十年代最

优秀的小说家之一, 如果要我选三篇“五四”以来三十年间最杰出的短篇小说, 我一定会选沈从文一篇, 大概会选他那篇震撼人心的《生》。事实上我认为沈从文最好的几篇小说, 比鲁迅的《彷徨》《呐喊》更能超越时空, 更具有人类的共性。鲁迅的《药》是一篇杰作, 但吃人血馒头到底是一个病态社会的怪异行为, 而《生》中玩木偶戏天桥老艺人的丧子之痛却是人类亘古以来的悲哀。沈从文有一次告诉他的孙女他是个作家, 他的孙女说:“你吹牛!”“听说台湾也禁我的作品呀。”沈从文唏嘘道。第二天在加大演讲, 以沈从文作品写硕士论文的我那个美国学生白圣恩也到了。演讲毕, 白圣恩把一份他的论文副本呈献给沈从文, 我笑道:“礼失求诸野, 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恐怕要靠外国人来替我们保存了。”

论沈从文与现代启蒙 篇8

关键词:沈从文 湘西世界 民间文化形态 感性启蒙

沈从文作为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不可绕过的存在,但是“一直是有意识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1]的无辜定性,使得他不得不放弃他所钟爱的文学事业。当然,“文学史是一种‘叙述,而所有的‘叙述都有一种隐蔽的目的在引导。”[2]随着“史”的发展,这种“叙述”总是处于不断地“改写”之中。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沈从文研究得到全面而深入的展开,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时刻关注人性发展、民族命运的有良知有责任心的爱国知识分子,沈从文的价值和意义渐渐的为人们所了解和重视。然而,对于沈从文的研究,多是围绕“城乡对立”的二元体系,在他的自身文学系统内部找寻关于他对文学理想的阐释和追求,而对于他创作中所表现的明显的时代启蒙思想却涉笔不多。

一、民间文化资源:现代启蒙不可忽视的层面

近代中国社会日趋没落腐朽,一切志士仁人从各个方面探索民族的出路,但是探索和拯救者带着血和泪一路走来,国家不仅没有独立,民族也没有获得重生。究其原因不外乎拯救者们或希望通过发掘传统经典试图在自身系统内部找寻传统的理论支撑;或“挟洋自重”,全盘搬抄西式理论和制度,希望用西方的“血性汤”来浇灌东方古老民族的羸弱躯体。不难看出他们的共同点都在于试图从理性层面为中国社会提供一剂“药方”,但往往却忽视了启蒙的另一种重要层面,即从感性层面去发掘和表现那种极富叛逆性的传统,也就是新历史主义视野下的民间文化传统,因为在这种民间文化传统中蕴含着的“人”情味更醇浓的世俗精神为现代启蒙提供了鲜活的血液。到五四时期,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这一点,“生活于传统中的下层民众则有了传统中最富有道德价值的那一部分。”[3]实际上在近现代启蒙者那里,启蒙总是在理性层面和感性层面的双向互动和激荡中达到“人性启蒙”的目的,而且启蒙理性的觉醒也正是以感性的觉醒为标志的,可以说对感性的弘扬正是启蒙主义的必经阶段和有机组成部分。“潜藏于民间传统之中的那类正面的,充满活力的文化精神也正是构成国民性整体的一部分。”[4]不可否认,来自民间的那种世俗性与生命感的动力正是构成现代思想启蒙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层面,即对“感性层面”的发掘和追求。所以无论是在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放弃了中世纪的神学体系与方法,向尚未开发的荒僻地区,向尚未开化因而也未经“异化”的民族(比如吉普赛人那里)发现了民间的那种雄强人性,发现人性中野性的力量,生命力的无拘无束的自由奔涌。还是在中国近现代启蒙主义的发端期,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主情反理”倾向,也体现出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和一定的启蒙意向,如李贽的“童心说”、汤显祖的“至情”论、冯梦龙的“情一元论”以及戴震的“情感哲学”。这种重视人的本性中的意志和情感的原初启蒙意识正表现出了“感性解放”的启蒙价值。再往后,无论是梁启超还是章太炎、胡适等也都从戴震的“情感哲学”中汲取过探求人性解放的思想资源。因而,我们可以这样说:从明朝的陆、王一直到明清之际的李、戴再到晚清五四时的章、胡,中国的启蒙主义者都没有放弃在感性这一方面积极探求摸索。而这一启蒙方式越来越被大多数知识分子所接受,并以各自的方式加以演绎。

二、湘西世界:民间文化的载体,现代启蒙的感性层面

受五四余波影响而走出湘西的沈从文认为:“人活到社会里应当有许多事情可做,应当为别人去设想,为未来的人类去设想,……”[5]怀抱这样的理想,沈从文用自己的文学实践逐渐走进自己独特的文学启蒙境界。早年的湘西生活经历是沈从文较长一段时间的创作题材,而湘西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异质文化氛围也就成为他终生不忘的“心灵家园”。如果说以鲁迅为首创的一系列关于“乡土题材”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对那些老中国儿女愚昧、麻木性格的揭示和批判,提出了现代启蒙的主题,那么,沈从文则在他的湘西题材的创作中同样也表达了他对中国民间道德和文化财富的态度和见解,即民间那种质朴、雄强几近原始的生命形态在重塑国民性,重造民族品德中的作用。在他对童年时代就认识的湘西世界的描述中,“……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6]。历史上的湘西地处中原文化难以延及的地区,从而一直处于“未蒙开化”的自在世界状态,较少的受到成熟并日显腐朽的汉儒礼教的影响。作为这样一个“民间文化形态”的湘西,作者着力强调的是它的“自在状态”,以及在这种状态中的“自在人性”。因为在那个遥远的湘西记忆中存在着一种质朴、壮实、鲜活、冲动甚至悍勇的生命形态,从《柏子》、《萧萧》、《三三》到《边城》、《长河》刚好构成了沈从文完整的“湘西世界”人性展示图,凸现了那些世代生活在湘西地区的土著居民的民族性:诸如《会明》、《灯》中的会明和老兵,封建意识中仍透射出忠诚、乐于助人的品性;《虎雏》中的虎雏虽任性胡闹,但血气方刚,在强力面前体现了无所畏惧的雄强气质;《长河》里的老水手和三黑子,那种欲与外来势力抗衡的坚韧强硬的气质。……凡此种种所表现出的都是那种民间的单纯、质朴、悍勇的生命意识和力量。

就是在带有所谓“情欲描写”的作品中,作者压根儿就没有用世俗的伦理的准则去度量,“……一句话,就是我不大领会伦理的美,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7]正因为没有用世俗的伦理准则来度量,所以展示出来的是一种生命的自在形态,以及这种自在形态下的生命力的恣肆迸溅,读者不但感觉不到官能的挑逗、猥亵和性欲的放纵,相反,让你在这种极正常的“情爱”中感受到“健全的人性”,感受到一种生命与力量。“在这种生命的自在形态中,除了嗅到蛮荒的气息,还多少感到生命的庄严。”[8]作者总是在通过“爱”、“生命”来传达对这种民间文化形态下健康人性的礼赞。“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9]

沈从文正是在那不曾为正统的封建文化彻底同化的边远土地上,体察出“率真淳朴”、“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在”的那份“异质文化”,也正是这种“异质因子”成为沈从文为我们老大民族走向新生开出的一剂“强健”的药方。“……这是一次边缘对于中心的拯救,这是一次弱势对于强势的胜利。”[10]也就是说在那个各种启蒙理论和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沈从文抓住这种民间“自在状态”下的人生形式来完成他对“人性”或“神性”的发掘和礼赞,进而达到在“感性层面”的启蒙目的。

三、心灵世界:悲悯和热情共在,痛苦与希望并存

如果说在现代启蒙者鲁迅的“鲁镇”作品世界里,他为我们刻画了比如阿Q、闰土、祥林嫂等一系列老中国儿女身上的落后、麻木、愚昧等性格,从而表达出对几千年封建伦理纲常的批判的话,那么在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中,我们看到的就是那种鲜活、旺盛、雄强的生命张力,从而为重塑人性、重造生命、重造民族这一理想提供了某种参照和标准;如果说在鲁迅的“鲁镇”世界里,看到的是我们这一古老而日趋衰落的民族“是什么样”的状态,以及“为什么”是这种状态的话,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说,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要想重新焕发活力,我们就应该“是怎样”。

当然,就像鲁迅在“鲁镇”世界中那样,他批判国民的愚昧也对他们善良、朴素的品性抱以深切的同情,沈从文在礼赞“湘西世界”里人性的质朴、鲜活和雄强时,也为因“时代的大力”的挤压而扭曲了的人性痛苦着。“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素朴,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11] “丈夫”的浑噩,“柏子”的不羁,“老兵”的愚忠,“萧萧”的懵然,……一方面是土著居民身上跃动的鲜活的生命和表现出的宝贵的品德,一方面是被“时代大力”麻木了的灵魂,这两个方面有机交织着的独特形式使得在沈从文的世界里:悲悯和热情共在,痛苦与希望并存。

在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时代,沈从文依照自己对五四文学原则的坚守,把目光锁定在民间传统文化之中,并在这种民间文化资源中就如何重造人性、生命、民族品德等问题,尝试着运用文学这一手段以世俗而感性的方式加以张扬。他的目的就是在于“是要用作品燃烧起这个民族更年轻一辈的感情,增加他在忧患中的抵抗力,增加一点活力……”[12]

注释:

[1]郭沫若:《斥反动文艺》,香港大众文艺丛刊,1948年3月1日。

[2]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1页。

[3]吕薇:《现代性论争中的民间文学》,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

[4]张光芒:《启蒙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页。

[5][7]沈从文:《从文自传·女难》,《沈从文选集》(第一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6页,第83页。

[6]苏雪林:《沈从文论》,文学,1934年,第3期。

[8]赵园:《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

[9][11]沈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国闻周报,1936年,第13卷,第1期。

[10]李锐:《另一种纪念碑》,读书,1998年,第2期。

[12]沈从文:《新废邮底存·给一个军人》,《沈从文选集》(第五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