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论文终稿（精选6篇）
调查论文终稿 篇1
大学生环境意识调查问卷
亲爱的同学：
您好！
我们是景德镇陶瓷学院07环境工程专业的学生，现在我们想对大学生环境意识做一个调查，十分感谢您对我们的调查的大力支持和极力配合！为了保证该课题最终结果的准确性，也为了能成为将来环保领域的可靠资料，请如实填写您的资料情况，这份调查的成功有您的一份不可替代的功劳！
性别：年龄：
学院：专业：
1、您会经常关注有关环境方面的新闻吗？
A、每天都看有关环境的报道 B、两三天看一次 C、每周一次D、七天以上才看一次
2、您对自然环境的状况关注吗？
A、非常关心 B、比较重视 C、只关心自己身边的环境 D、不关我的事
3、您认为以下哪个机构在中国对环保起最重要作用？
A、公众 B、政府 C、公益组织 D、商业机构 E、公司和媒体
4、您认为政府在节能减排和环保意识的宣传活动中起了多大作用？
A、作用重大 B、作用一般 C、作用很小 D、几乎没有什么作用
5、您认为什么是推行环保教育最有效的方法？
A、在学校中推行环保教育 B、在社区中推行环保教育 C、家庭中推行环保教育 D、运用传媒力量（如电视、广播和网络等）推行环保教育 E、通过活动（如植树）推行环保教育 F、在公共场所张贴布告、标语等方法增加熟悉度，将之变成一种习惯
6、您认为我国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A、企业为了私利，不计后果、胆大妄为 B、政府环保部门的监管处罚力度不够 C、企业污染环境的做法太隐秘，政府和环保部门没有及时掌握情况 D、人们的环保意识太差，平常不注意保护环境
7、您在购物时偏好带有绿色环保标志的产品吗?
A、只购买带有绿色环保标志的产品 B、价格合适会优先考虑 C、有无绿色环保标志不是重要因素 D、不知道什么是绿色环保标志
8、您对春节燃放烟花鞭炮的看法是？
A、可以燃放，但应限时限点 B、传统习俗，应该尊重 C、污染环境，应该禁止 D、由政府机构组织燃放
9、在日常生活中，您会选择哪些环保性的方式？
A、购买时，会选择节约能源型的，对环境污染小的商品 B、搭乘大众交通工具，或步行，骑自行车代替自己开有油烟排放污染的车 C、资源再利用，尽量少用一次性产品 D、节约水电燃气能源，食物和水 E、不购买濒危动物产品
10、您认为哪些因素对我国当前环境问题的影响程度较大？
11、请您简单谈一谈对西南旱灾的看法。
（再次感谢您对本次调卷耐心的作答，祝您生活愉快！）
调查论文终稿 篇2
关键词：深度调查,报道,调查方式
一、“同理心”
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菜篮子”, 可是随着物价的不断上涨, 老百姓的“菜篮子”似乎越拎越沉。是市场中的哪只手, 左右了“菜篮子”的轻重。笔者在《新晚报》刊发的“哈尔滨蔬菜源头系列调查”、“红场战争”、“哈埠蔬菜销售开启‘巷战时代’”, 就是揪出引发菜价、肉价大面积涨跌背后原因。
同理心是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和位置上, 客观地理解当事人的内心感受, 所思所想。要想一个人知道他关注什么, 其实挺难的。那么, 如何获知个人所关注的点, 笔者认为,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先把自己当读者来看。生活无非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大家最关心的是吃啥、喝啥, 吃的、喝的是啥价?价格高低?为啥高、为啥低?为了印证笔者的关注点, 也是大家的关注点。笔者采取了最直接的方式——街头调查。
经过对百名读者的现场调研, 得知与农业有关的, 他们最关心菜篮子、米袋子的价格高低, 还有价格起伏的背后原因。说白了, 调查老百姓关心的问题, 就是要通过新闻调查的方式, 解答他们所难以获知的背后原因。
二、顺着杆子爬
2013年1月, 笔者接手农业战线后发现, 哈尔滨人冬季吃的南方菜贵, 都不知源头在哪, 贵在哪个环节?笔者决定赴山东寿光, 按照“笨方法”顺着蔬菜上市的路径, 寻找究竟是哪个环节形成了高菜价。最后形成了, 一组“哈尔滨蔬菜源头系列调查”——调查之一:寿光寻菜源;调查之二:寿光市场询菜价;调查之三:42大户寿光抓菜记;调查之四:寿光蔬菜落地记。这组调查报道, 是哈尔滨迄今为止对产地、蔬菜源头、一、二批发市场及零售蔬菜市场, 各个环节, 最全面的调查式报道。
笔者深入哈尔滨蔬菜源头山东寿光, 从山东菜地——批菜源头 (寿光农产品物流园区) ——到沿途运输——抵达哈达批发市场, 进行跟踪采访了哈尔滨冬季整个南菜北运落地的全过程。笔者尽可能翔实, 准确地告诉读者, 让读者知情, 菜价为啥高。
“哈尔滨蔬菜源头系列调查”的先调查, 再消化, 嚼一遍, 再吐出来, 这种加工, 整合的调查方式, 也被笔者运用到《新晚报》刊发的调查“红肠战争”、“哈埠蔬菜销售开启‘巷战时代’”中。
三、基本演绎法
神探夏洛克的故事里, 基本演绎法成了他的破案“神器”。它研究的是前提和结论间的必然联系。比如, 夏洛克看到一个人的衣袖被磨的比较厉害, 戴着厚底眼镜, 就得出结论此人是打字员, 是因为他在这之前, 就对打字员的特征做过归纳推理, 得出了一系列结论, 当遇到特定的人物时, 又用这些结论进行比对, 经过演绎推理, 得出最终的答案。
这种基本演绎法, 被笔者运用到调查采访中。2014年2月27日刊发于《新晚报》的深度调查——“红肠战争”最初采访的动意, 其实是受频繁见报的整版广告启发——正阳河、老鼎丰都跨界做红肠了。他们因何扎堆做红肠?红肠的主要原料是猪肉, 这“扎堆”现象应当和跌跌不休的猪肉价格有关吗?
2014年3月28日, 《新晚报》刊发的“哈埠蔬菜销售开启‘巷战时代’”的调查报道。最初的点, 来自于哈尔滨在冬季逆势下跌的菜价。大家都知道, 每到冬天, 哈尔滨人吃菜都要靠南菜北运, 而菜价高过肉价, 也是让百姓最为烦恼却又无可奈何的事情。然而去冬今春, 笔者却发现, 菜价与往年相比没那么贵了。而且菜价还是在冬季强势上涨的阶段, 逆势下跌, 那么菜价为啥抽冷子便宜了?
四、从“绝望”中思考
采访初期, 采用的基本演绎法, 推理出来的结论, 有些在实际调查中, 会被采访对象不断地印证, 最终砸实最初推理的结论。然而, “红肠战争”这一稿件的最初结论——不是因为猪肉价格极贱的原因, 才使得有些企业砸重金, 跨界做红肠的结论被推翻。那么, 深入市场调研的采访内容就要作废了?这就需要笔者学会从“绝望”中思考。
在几家食品企业采访时, 碰巧发现了跨界做红肠的巧合背后, 隐藏着的“变”的契机——“肉联师傅”跳槽打破红肠门槛。哈肉联几乎是哈尔滨红肠界“始祖”。2004年, 哈肉联被雨润集团收购后, 企业彻底改制, 灌肠专家和技术人员部分与企业完全脱离, 成为“稀缺资源”。也就是在这一年, 买断工龄的肉联红肠的老师傅告老还乡, 迅速被其他食品企业盯上了。
笔者的最新关注点, 从猪肉转移到各家红肠企业的账本。红肠利润可达30%左右, 对于售价在9.98元的低价红肠而言, 利润可能会达到50%以上。
笔者发现前方是南墙, 没路了, 那么就要将原有的结论推翻、抛开, 从另外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参考文献
[1]央视国际网站《新闻调查》节目文本和视频资料
[2]李莉, 《也谈〈新闻调查〉的调查性报道带来了什么》
“调查式记者”调查 篇3
在中国，除了央视的《新闻调查》栏目明确告诉了受众“记者还可以调查”的概念外，调查式记者还鲜见于相关媒体上。具有新闻划时代意义的“首届中国调查式新闻记者研修班”，也没有在权威的新闻媒体上露面，仅在广东的《南风窗》作了有限幅的报道。然而，即便如此，广泛意义上的“调查式记者”群落在我国已经存在。
在对我国调查式记者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很多调查式记者没有编制，没有户口，没有职称，甚至也没有新闻出版署颁发的记者证，当他们的调查侵害了“黑恶势力的权益范围”时，伤害就伴随而来。所以说，他们的生存状况并不乐观；还有，尽管不能否认调查式记者对中国新闻发展的贡献，但是，他们的存在也对相关新闻法律法规提出了挑战，出现了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揭露真相，他们在行动
□文/李广森 贾国勇
【聚焦一】他们有着孤独的身影、质疑的精神、平等的视角
质疑的精神，平衡的意识，平等的视角，平静的心态，构成了中国调查式记者所必须具有的职业操守。在中国，调查式记者担负着探明、揭露个人或集体掩盖的损害公众利益的真相的使命。
什么是调查式记者呢？西方对一些优秀的调查式记者的评价是：不愿意受各种利益集团的控制，尊重报道的客观中立立场，小心翼翼地维护着新闻的纯洁性，不惜牺牲已经获得的职业成就和丰厚待遇。
在中国，由于新闻体系有别于西方，难以用他们的理论来为调查式记者进行定位，人们往往用权威的媒体观来为其进行定位，并取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同。央视《新闻调查》对调查式记者的定位是：质疑的精神，记者必须要有怀疑一切的介入态度和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工作作风；平衡的意识，记者应该让事件中的冲突双方和不同的利益集团有同等的发言机会；平等的视角，在记者面前，只有被调查者这一相同的身份，没有尊卑贵贱之别；平静的心态，记者要多一份理性、少一份冲动，这会有助于对事物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人们在评价一个记者是否属于调查式记者的同时，也对调查式记者的工作形式进行了定位。调查式记者，顾名思义记者应该是调查行为的实施者、调查过程的表现者。一件新闻的完成，需要调动多种有限资源，但是，调查式记者在其中的表现必须最具调查个性和最具优势的语汇，所以，人们常说一件调查式记者在其中而又缺乏良好表现的新闻，不能说是完美的新闻。
在中国，虽说调查式记者在近些年来崭露头角，但是由于受各种条件的制约，以及社会体制的规范性约束，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仅仅是一种散兵游勇式的存在。尽管是这样，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否定其存在的理由，通过记者的调查发现，调查式记者在各家媒体的地位备受推崇并做出骄人的业绩，其寻找新闻的毅力、体力和智慧让新闻同行敬佩。
提起中国的调查记者，业内人士总要说起报道“陕西第一贪周长青”、“枪下留人”和“夫妻看黄碟事件”的《华商报》记者江雪，还有在非典时期走进病房和患者面对面的中央电视台记者柴静以及报道“孙志刚案”的《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峰。《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甘肃经济日报》记者的王克勤、《羊城晚报》记者的赵世龙等也是调查式记者中的精英人物。当然，调查式记者的群体中还应该有《调查记者》的作者曾华锋、《卧底记者》的作者石野。
35岁的赵世龙，曾为《羊城晚报》机动部记者。他在广州做了整整10年的记者，因其众多有影响力的报道而闻名，2003年8月初，他却在“记者的家”网站上发了可能遭受迫害的呼救贴：“面临着人身安全无法保障的问题……本人在广州素与人为善，如遇不测，定为XX戒毒所所长所为。”
事情的起因是赵世龙领衔报道了这家戒毒所“将戒毒女强行卖与鸡头被迫卖淫”的黑幕，央视的《新闻调查》栏目也播出《阿文的噩梦》专题报道，但是，赵世龙却被这家戒毒所以“诽谤罪”告上了法庭，要求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赵世龙不无气愤地说：“我做记者10年来第一次真正感到害怕，央视《新闻调查》都报道了，他们还敢这样嚣张，公开和暗地威胁我。”
赵世龙曾先后在《南方周末》、《羊城晚报》当记者，后来，到了央视《社会记录》栏目，成为主攻各类重大社会、时政新闻的调查式记者，他因独家推出对三峡工程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等力度极大的报道，被海内外媒体誉为“时代的良心”。同时，他也是率先揭露“南丹矿难事故真相”的主力记者之一，独家策划并主持偷拍曝光了湖南嘉禾高考舞弊事件，独家调查陕西商洛地区大面积爆发艾滋病事件。
赵世龙发表有新闻作品300余万字，获得过全国晚报新闻评比特稿奖、一等奖、二等奖；广东省新闻二、三等奖多次。著述有《闯荡广东》、《探险怒江》、《丛林密境》、《解毒金三角--中国记者跨境采访手记》等多部新闻记录专著，是一位多产的调查式记者。
谈到调查式记者时，人们常要和“流浪记者”联系在一起，在广州，深圳，北京，在全国许许多多城市里，都可以看到流浪记者的身影。在别人的城市里，他们是一群外来打工者，通常被那些“正规记者”称为流浪记者，在这些流浪记者的群体里，都能看到调查式记者的身影。或许是同是天涯打工人的那种漂泊的心情，使得他们更为关注来自打工部落的呻吟和哭诉，也影响了新闻媒体的舆论视点以及关注层面。
和赵世龙一样，吴贤德在担任《西部发展报》驻河南记者站站长的同时，也在尽着一个调查式记者的职责。他从1997年开始，义务为民工追讨工钱，通过调查走访，发表多篇揭露恶意拖欠民工工资现象的新闻，迫使那些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老板拱手认输，为民工追回了超过五十万元的拖欠工资。
吴贤德也是一位“流浪记者”。同是天涯漂泊人，面对迷惘和无助，他深深地感受体会着打工生活的种种不公和不幸，使他成为了打工者的代言人。
在盛泽镇为江苏吴江的外来妹讨回工资后，老乡告诉他，老板在发放完工资后，有一个丝织厂的老板，在吴贤德的新闻曝光压力下，在发回女工们被拖欠的工资时，曾恶狠狠地对她们说，要找人打断吴贤德的腿。为了安全，吴贤德有时只好隐藏起自己的真实身份。但是，他从没有为自己从事的事业而后悔。2005年3月7日，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报道了《吴贤德：我为民工讨工钱》。他在《面对面》录制现场接受主持人王致的采访时说：“支撑着我的力量就是一个记者的职业操守，我本人就是一个打工者，更知道打工者的辛苦，更了解打工者受到欺负、欺辱后的欲哭无泪，帮民工讨要工钱自然而然地成了我的责任！”
【聚焦二】他们的职责定位：探明、揭露真相
作为调查式记者，要学会不表明自己的立场，只关注事实的本身，更不要作为倡议者出现在政界。在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同时，做好对舆论自身的监督，要学会不接受任何的捐赠，目的就是避免受其影响。
不受版面或节目的限制，独立进行调查性报道，做纯粹意义上的调查性报道，成为美国调查式记者的职业选择。美国公众诚信中心（CPI）的总监查尔斯·刘易斯曾经是美国CBS的调查类节目“60分钟”的记者。由于他自认为非常漂亮的节目被经常否决，其内心常陷入痛苦的挣扎，最后只得选择离开，在1990年，办了美国公众诚信中心，对美国乃至世界的公共政策领域进行调查和报道。1997年，刘易斯发起成立了全球唯一的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目前拥有46个国家的92名成员。到目前为止，联盟已经进行了6个大规模全球合作调查报道，每个报道都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
2004年5月，在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新闻学院主办的首届纪实报道电视节上，查尔斯·刘易斯说出了定位于调查式记者的经典语言：已经释放的激情是无法控制的。2003年2月，伊拉克战争开战之前，刘易斯收到一个线人的电话，获知美国白宫和司法部长联名提出了一个“爱国者第二法案”，布什在里面提出了更多的涉及个人隐私的要求。通过努力，查尔斯·刘易斯得到了这个秘密的法律草案文本，并向美国司法部的官员进行核实。刘易斯对司法部长秘书不要公布的请求没有理会，及时将其公之于众，从而引起全美各大媒体的关注，《华盛顿邮报》甚至为该报的相关报道做了评论，最终迫使布什总统收回了这项法案。“我们当然得罪了很多人，他们对我们恨之入骨。”刘易斯说，为CPI工作的记者，生命每时每刻都在遭到威胁，其中有些记者遭到殴打和枪杀、谋杀。据美国公众诚信中心调查，“全世界80%被谋杀的记者都是与报道腐败案件有关”。有些国家甚至对调查式记者提起刑事诉讼，用法律的手段进行压制。
在中国，调查式记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的职责定位于“探明、揭露真相”。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主任梁建增说：“所谓真相就是正在或一直被遮蔽的事实；有的真相被权力遮蔽，有的被利益遮蔽，有的被道德观念和偏见遮蔽，有的被我们狭窄的生活圈子和集体无意识遮蔽。如果仔细分析，这些真相呈现两种状态：一种是属于通常所说的内幕和黑幕，那就是被权力和利益遮蔽的真相；另一种是复杂事物的混沌状态，那是被道德观念和认识水平所遮蔽的真相。”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的记者可谓中国调查式记者中的佼佼者。1998年10月7日，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朱基来到《焦点访谈》栏目组，题写了“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的赠言。确实如此，《焦点访谈》栏目的记者没有辜负总理的期望，报道了大量的调查性新闻，切实发挥了舆论监督作用，成为改革的尖兵。
作为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社内也聚集了一大批对党忠心、对人民有责任心的调查式记者，他们通过内参或公开报道的形式揭开了一个个黑幕，向读者推介了一批批先进典型，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南丹7·17特大矿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先由新闻记者揭露出来的重大安全事故。在这次新闻报道中，《人民日报》社驻桂记者郑盛丰、罗昌爱、庞革平、古亦忠功不可没，是他们承受了巨大的风险和压力，冲破了想像不到的艰难险阻，出色地完成了调查采写任务，充分发挥了党和人民的“耳目”和“喉舌”作用，成了调查式记者学习的榜样。四位记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最初激起他们义愤填膺进而坚决揭露这个特大矿难的，是两个相互关联的信息。一是听说这个导致重大死难的特大透水事故竟然被责任人死死捂住隐瞒不报；二是听说广西一些地方记者最早根据传闻前去南丹调查时竟被蛮横阻挠、追踪和威胁。
这两条信息让他们强烈感觉到了这一事件的不同寻常！强烈感觉到了“对方”的“强大”和疯狂！他们调用所能调用的全部“关系”展开多方调查取证。7月30日，向总社发回了关于南丹事故的第一篇内参《关于广西南丹矿井事故的紧急报告》。31日，又向人民网传回了关于南丹矿难的第一篇新闻《广西南丹矿区事故扑朔迷离》。
事后证实这是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发布的第一篇自采新闻。这篇报道点破了南丹事故被隐瞒不报的要害，报道立即被众多网站广为引用。然而，就在31日同一天，广西壮族自治区两个主管安全生产的单位和南丹县、河池地区主要党政领导仍称所谓南丹事故“纯属是谣传”、“没有发生透水事故”。面对依然被紧紧捂着的重大事故，8月2日，通过分析研究和调查走访掌握了南丹矿难的一部分死难者名单，同时获悉了事故发生后一个逃生者讲述的令人震惊的矿难内幕，加上从其他渠道获知的情况，他们迅速形成“再次紧急报告”，并在报告开头打上三个“特急！特急！特急！”上报总社编委会。编委会对这一信息十分重视，当即以“信息专报”的形式上送中央。当天下午，朱基总理对此做出严肃批示，要求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至此，对南丹特大矿难，《人民日报》成为第一个进行报道、第一个上送内参、第一个得到中央领导批示的媒体。
激情一旦释放出，确实是无法控制。虽说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记者的使命感让《人民日报》驻桂记者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做“壁上观”，而是再次深入“雷区”进行调查采访，进行深度报道。当首批4人深入远离南宁500公里外的南丹矿区调查时，通过相关程序约请3名便衣警察随行暗中保护，晚上三名警察分别与我们的同志同住。事实证明，这种小心并非多余，在深入矿区调查时，经常有素不相识的人到旅店打听有无《人民日报》记者住宿；在第二次深入南丹调查时，就在他们住宿的一家私人旅店中，也就在他们住宿的门前，发生了血淋淋的凶杀案。
在对南丹矿难的报道中，《人民日报》社驻桂记者站先后三次到南丹调查，累计投入20多人次，耗费100多个工作日。每一次调查采访，都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也是对他们党性、良知、责任和意志的检验。在中央工作组到达南丹时，他们的文字记者竟被地方官员拒于门外，摄影人员的胶卷被强行曝光——这在《人民日报》和平时期的采访中成了“零的突破”！
《人民日报》驻桂记者站的记者通过调查走访，掌握了大量翔实的独家材料，为党中央、国务院查处此案提供了舆论支持，对矿难责任分子迅速形成了巨大的舆论震慑力，同时也为《人民日报》和人民网赢得了良好声誉。在相当一段时间中，人们争看人民网，传颂着“欲知南丹事，先看人民网”。同时，《人民日报》对南丹矿难的揭露和报道引起了海内外广泛的关注，有10多家世界大通讯社及大报要求对《人民日报》记者进行采访。国内媒体在评选“中国在进步：2001年影响民生的十大新闻”时，南丹矿难的揭露位列第二，紧随中国加入世贸的新闻之后；另一家媒体在评选“2001年十大传播突破奖”时，南丹事件的揭露和报道入选第六。一直密切关注着南丹矿难调查进程的原国务院总理朱基，多次对《人民日报》记者顶住巨大压力和风险揭露这一矿难真相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指出如“没有记者来揭露这件事，就冤沉水底了”。
调查式记者的激情来源于对新闻事实的充分了解，当他们被眼前的新闻事实所蛊惑时，记者的使命感促使他们把眼光投向新闻的纵深，从而把激情释放到极致。
说真话的力量
胡展奋的《疯狂的海洛因》发表前后
文/曹阳
上海资深“调查式记者”胡展奋的成名作《疯狂的海洛因》，曾产生巨大的震撼力，被新闻界称为“全国第一篇全景式披露毒品卷土重来的调查报道”，被文学界誉为“中国禁毒第一声呐喊的优异报告文学作品”。本文作者曹阳系发表《疯狂的海洛因》的《萌芽》杂志原主编，他披露了胡展奋采写毒祸在云南重现的前前后后以及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我们相信，这些内容不仅对我们今天的禁毒工作仍有着现实的指导作用，并且对于今天的“调查式记者”和正在投身到“调查式记者”队伍中去的年轻记者们，都有不同凡响的启迪。
民情、社情、国情的望者民主与法制麦田的守望者
胡展奋，并非一开始走上记者岗位便确立当一名“调查式”记者目标的，但他很早认识到当一名记者的职责：民情、社情、国情的望者，民主与法制麦田的守望者。这使他很自然地有了一个当一名优秀的“调查式”记者的良好开端——
许多双眼睛在一份内部资料上闪过，并未留下丝毫热情，而上海一位科普杂志的记者，却非常激动地反复阅读着一则简短的、震惊了他的消息：云南西部吸毒现象死灰复燃！
他的眼睛里闪烁着缕缕忧伤的光，脑海里翻腾着许多疑问：有多少人吸毒？这现象刚刚发现吗？毒品从哪里来？是中缅边境的“金三角”吗？国内有没有种植、制贩毒品的地区和据点？为什么媒体从未公开报道过毒品的情况？不让全国人民知情，能有效防止毒品泛滥成灾吗？……他夜不成眠。他渴望亲眼去看看，到现场去看看，去深入调查。时届1990年5月，他还是一位从事新闻工作才5年的年轻记者。
不久，云南美丽的土地上，出现了胡展奋文弱书生的身影，留下了他一行行刚劲踏实的脚印。
“心事浩茫连广宇”的胡展奋，无意欣赏云南如诗似画的风景，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一踏上云南的土地便去走访卫生、公安等部门。
对于饥肠辘辘的他，竟遭遇到普遍的生硬的“闭门羹”。在他的耳边轰响着：“不，不，不！”“什么杂志的记者证？人民日报的也不行！”拒绝采访，拒绝答问。
胡展奋沉闷了。他的脚步越走越沉重。
当一个民情、社情、国情的望者，还真不容易哪！自己恪守复旦大学新闻系老师的教导：“记者就是客观反映生活的真情实况，不要对任何人包括政府官员去指手画脚。”当一名望者、守望者，该是低调了吧？为什么不受欢迎，甚至被粗暴地拒之门外呢？
胡展奋翻看着自己的记者证：怎么啦？上海《康复》杂志来了解吸毒、戒毒、贩毒、禁毒的情况，完全本分，很有资格！为什么不准采访？岂有此理！
胡展奋坚信：“新闻，是一门最实证、最创新的学问。消息，就是跑出来的！”他鼓足勇气，“到现场去！”他在云南四处奔波，一跑就是几乎两个月。他深入到少数民族的山寨，亲眼目睹了毒品摧毁了一个村寨的惨状：受此毒害的不仅有老人、孩子，连老鼠也从梁上滚跌下来，有的牛竟在寨子里横冲直撞地狂奔……
他竭力寻访到一位不幸染上毒瘾的上海籍女医生，几乎是含着泪听她十几个小时哀诉了自己的不幸遭遇：几年前，女医生作为一名在医学院学过戒毒知识的高材生，志愿到云南来支援戒毒工作。她发现戒毒后的复吸率甚高，为什么？她认定是吸毒者的意志力薄弱。苦口婆心劝说没有用，只有找到如何增强意志力的实在办法，就自己试验吸毒。一次，女医生的坚强意志控制住了自己，没有任何上瘾的迹象；二次，也仍很正常；不由得很兴奋自己的试验效果。她三次、四次吸毒，并且增加吸毒分量……失败了！她终于控制不住自己，偷着吸，耗尽了自己的工资积蓄，偷公安部门保管的海洛因，甚至出卖自己的肉体……如今这位女医生形销骨立，与几年前刚来云南时的她，判若两人。“我不久即将离开人世，告诉大家吧，我的教训，千万不要去试毒品！……”女医生忍不住号啕大哭，胡展奋面对这位为戒毒工作而受毒品之害的牺牲者，也不禁泪流满面。
胡展奋的敬业精神，感动了边防武警的高级军官，他们支持了他，派一位中尉军官驾驶一辆吉普车，陪伴着胡展奋闯进了门禁森严的“戒毒所”，直面一大群吸毒犯，亲耳听取了他们吸毒堕落的许多悲惨故事，亲眼看到了他们在毒瘾发作时的可怕丑态。
胡展奋还深入采访到了贩毒团伙暗设陷阱，以特制的含毒卷烟出售给公安干警，达到报复、拖人下水目的的惊人案件。
胡展奋在云南现场调查的材料，非常令人震惊地证实了吸毒现象不仅死灰复燃，而且已经可见其正形成燎原之势，向全国蔓延！作为一名社会责任感强烈的记者，胡展奋了解到、预感到毒祸来势凶猛，恐怕不出三、五年，将成为全国的一大灾害，不仅祸国殃民，还将贻害子孙后代！
简短报道难以传递重大灾情《疯狂的海洛因》横空出世
胡展奋匆匆赶回上海，把了解、调查所得，先写成一篇简短的报道《云南肃毒风云》，发表在他所供职的上海《康复》杂志上。由于“语焉不详”，还因“语多暧昧”，影响不大。胡展奋下决心要向全国人民振臂呼吁，要向全社会敲响警钟，埋头奋笔疾书一月余，终于完成一篇信息量大、信息值高、情文并茂，长达5万余字的调查报告（我国特有的称谓“报告文学”）《疯狂的海洛因》，送给倡导青年作家直面现实生活的《萌芽》杂志社。《萌芽》杂志社高度评价这篇作品的厚重分量，认为它的新闻性极强，披露的毒品重现泛滥实情震撼人心，作者优美的文字表达能力也强，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以致对人类强烈的关爱和责任感，使它同时具有较浓的文学性，是一篇非常难得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编辑部一致同意发表它。其实，《萌芽》杂志当时的报告文学责任编辑沈刚早就得悉胡展奋的云南之行，并征得我的同意向他约稿。由于收到了这篇作品出乎意外地震撼了编辑部，大家都很激动，都支持我作出立即发表的决定。
能发表吗？客观评估这篇作品的价值，能！能立即发表吗？我日以继夜地反复阅读，仔细推敲每一个细节，琢磨每一句话的含意，核对每一个数据，删除每一处可能产生歧义或负面影响的提法或论点。当时，在宣传工作中，“毒品问题”还是一个禁区。作为一名负有职责的主编，任何轻率的决定，都将给作者、编辑造成伤害，对刊物、宣传工作以至党和政府的全局造成损失。我不能否定一篇成功的“调查报道”（或称“报告文学”）；为了力争发表它，也不能片面强调“大胆”。我认为越是责任重、危险系数大，越要冷静思考，“审时度势”。
“审时度势”这四个字，真是帮了我的大忙。我冷静下来，四处打听有关吸、贩毒、禁毒的政策、措施等信息。从北京传来的一则重要消息，给了我巨大的鼓舞：全国人大将讨论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委员会”。我的思路豁然开朗：既要成立这样的专门机构，必定要做调研工作，必定会做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我们发表《疯狂的海洛因》，不是来了“第一声呐喊”吗？对全国开展禁毒工作有大利而无大弊。这时正是1990年的国庆前后，我对这篇作品，再做了一次琢磨加工，下决心定于1991年的1月号发表（如果三月份举行人大代表大会，也较适时）。
1991年1月号的《萌芽》以带头篇显著篇幅发表了胡展奋的《疯狂的海洛因》。很快，《南方周末》报以连载的形式全文转载了它，跨度8个星期。
在连载的过程中，发生了一点曲折的情节：
《南方周末》报总编办公室接到了来自中央江泽民同志办公室的电话，询问正在连载的《疯狂的海洛因》何时连载完毕，以及内容是否真实等等。《南方周末》报一一作了答复，并告知江办此文系转载自当年1月号的《萌芽》杂志。江办即致电上海市委宣传部，宣传部通知我立即送去刊载此文的《萌芽》杂志20本，并告诉我是江总书记要看全文。
是吉是凶？老实说，很少失眠的我，并未能高枕无忧地安卧。我担心自己缺少对大局的认识，也许触犯了某些禁令，好心办了错事，于是有了几个失眠之夜。
可是，不久便从北京得到了信息：江总书记读罢《疯狂的海洛因》，并未提出对此文的任何批评，而是说了“以前只看到一些有毒的汇报数字，想不到情形如此严重，禁毒工作一定要认真抓一抓”等大概意思的感想。我便放下悬着的心，镇定自若了。
与此同时，敏感的国外、境外媒体纷纷转载《疯狂的海洛因》，如《星岛日报》（新加坡）、《明镜周刊》（德国）、《朝日新闻》（日本），以及不少外报外刊都转载或摘载了此文。于是，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强烈反应：当时的外交部有关部门认为“国际影响极坏”而要求“彻查此事”；云南公安厅将此事移交上海市教委（胡展奋所在单位《康复》杂志属其主管），要求对作者“严惩”；昆明几家报纸联手对作者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声讨、批判，罪名不外是“往云南三千万各族同胞身上泼脏水！”“造谣撞骗”、“记者败类”，一顶顶帽子飞向胡展奋。胡展奋遭到了空前的巨大压力，他几乎要被逐出新闻记者队伍！
说真话的力量——震撼爱听真话的领导和群众
长期以来，在政界和文化界总有些人对“调查式”记者存在偏见，认为他们专挑毛病，专揭阴暗面，站在党政领导的对立面，影响安定团结。就以《疯狂的海洛因》为例，发表后某些人完全错误地估计中央领导人的态度，一听说江办催要全文，便“大张旗鼓”地围攻作者，仿佛他们最爱党、爱国，说真话的记者是居心叵测的败类。
事实证明：心中装着人民利益的领导人，才最爱听真话，最痛恨说假话。
当时，江泽民同志被《疯狂的海洛因》报道的惊人真相所震撼，曾作过明确的批示，全文大意如下：
类似材料为什么没有看到新华社上报？一、公安部：禁毒是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要立即组织力量去云南大抓反种毒、反贩毒、反吸毒。公安部每个领导成员都要传阅《疯狂的海洛因》；二，教育部：反吸毒要从小学生抓起，要立即认真地编写禁毒教材。
查阅一下1991年的报刊，我们将读到：全国禁毒委员会的第一号通令——大张旗鼓地宣传禁毒；云南警方重拳打击毒贩毒枭，第一批100余人被判处死刑；大力组建缉毒警察队伍；吸毒危害生命的宣传教育向青少年普及……
《疯狂的海洛因》功不可没，先后得到“萌芽文学奖”等多种奖励。它将载入中国禁毒史，也将载入中国当代新闻史和当代文学史。
胡展奋得到巨大的鼓舞，从《康复》到《劳动报》到《新民周刊》，他坚持走“调查式”记者的道路，撰写了一大批优秀的专题调查报道（也都是有震撼力度的报告文学作品）。诸如：《焦灼的黄土地》、《躁动的陕北》、《黄金的挽歌》、《淮河的拷问》、《一个人的战争》、《山西矿难》、《来自灌云县的暴力取证报告》、《湘鄂赣血吸虫调查》、《皖西职业乞丐调查》、《浙江中部铅中毒调查》、《向马贿选》等等。从事记者工作15年，平均每月发表一万余字，共计180余万字。
胡展奋一双不倦的脚行走在祖国的大地上。
胡展奋一双不倦的眼睛，注视着人民的生存状况和祖国的生态环境。
虽会有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仍可能遭遇危险和挫折，但他坚定、坦然……
胡展奋的一枝笔，正不倦地告诉党政领导和人民群众各种真实情况。记者崇高的使命便是维护人民的知情权和领导人的知情权。
人民关爱说真话的“调查式”记者；
述职报告-终稿 篇4
各位代表、同志们：
2009年是公司成立后开局的重要一年，公司全体员工齐心协力，克服困难，积极开拓，按照山西公司各项规章制度的要求，积极科学化、市场化、民主化的运作，采取了精心革新，细致调整，转机建制等一系列得力的举措，赢得了开门红，迎来了新旧交接平稳过渡与快速发展的良好局面。在此之际，我有幸亲历并承蒙山西公司各位领导的信任，受聘为公司经理，现将履职情况报告如下：
一、调整思想，更新观念，适应新体制下企业经营管理的需要
1、树立好“角色”意识，当好上级“配角”、演好公司“主角”。作为公司的经理，严格按照山西公司的授权与经营管理范围，带领员工队伍围绕山西公司下达的工作计划指标和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根本，以市场为导向，以规章为支撑，积极谋划公司的营销策略与发展蓝图，建立健全公司规章制度与奖惩机制，并想方设法地开动脑筋，锐意进取，拓展市场，完善服务，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经营管理工作，并积极向山西公司报告与负责。
2、加强自身建设，贯彻“以德治企”的人本管理理念。做好人，才能做好做强企业。企业管理者是企业的一面旗帜，起着领头羊的指引作用。一年来，我本着以人为本的思想，从严要求自己，坚持以企业“经理人”向顾客负责任的积极态度，矢志不渝加强自身素质建设，努力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用积极、健康、饱满的热情与工作态度来引领班子、带好队伍。对公司一切事务我们坚持做到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平常讲人格，以此树立公平、公正，平等的管理氛围，让一切有用人为公司所用，为公司奋斗。
二、以人为本，身体力行，培育团结、和谐、高素质的工作团队
1、采取各种积极措施，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着力提高企业员工素质。“人”是企业发展的第一要素，员工素质的高低决定着企业管理和发展水平。按照创建学习型社会的要求，结合企业经营管理需要，积极倡导建设学习型单位，采取“请进来、走出去”多种形式的学习教育培训方式，使在岗位人员经过培训持证上岗，以良好的学习氛围带动员工愿学、乐学、好学的学习热情，从而使企业整体文化水平与业务素质得到全面的快速的提升，为企业发展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2、坚持“以德为之，以情动之，以行导之”的管理原则，不断提升自身及班子的标竿作用。在企业中，我们积极寻求建立科学的人际工作关系和处事方法，要求管理层在对待员工时，要用“德”立身，用“情”沟通，用“行”示范，让员工们时时处处看得见，摸得着，想得通，从而有效及时 地化解工作出现的矛盾与隔阂，并积极培育团结、和谐的工作氛围，纯洁员工队伍的思想，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合力地完成公司的计划与任务
三、明确目标，合理安排，整合企业各项工作，做到全面协调的发展
1、加速企业规范化、常态化建设，提高市场竞争能力。
2、围绕山西公司下达的工作目标任务,改进工作作风，全体员工同心协力、创新实干、扎实工作，圆满地完成了全年的工作任务，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企业经济效益，截止2009年11月30日，运城分公司销量完成0万吨，完成全年任务量0万吨的0%，同比提高0%，按进度完成0%；完成销售收入0万元，销售成本0万元，实现毛利0万元;单站日销量0吨，同比增长0%；职工收入较大幅提高，安全生产实现无事故、环保无违规、新闻无危机、资金无违纪和谐稳定的发展局面。
四、坚持党性原则、做到廉洁自律
公生明，廉生威。在思想上，我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遵纪守法，廉洁奉公，能够始终不渝的坚持党性原则，与山西公司和上级党组织保持一致，做到小局服从大局，个人服从组织，在工作中，本着“先做人后做事”的原则，勤勉工作，廉洁自律，堂堂正正做官，清清白白做人，在生活中以《廉政准则》及党的《两个条例》等文件精神要求自己，身 先力行，率先垂范，围绕企业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防患于未然。一年来，公司领导班子和我本人未出现任何违纪现象。
五、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努力的方向
作为经理能和这样的团队共享成果甚感荣幸和自豪。然而，冷静总结自己工作、理性感悟自己的角色，我深知自己的工作还存在很多的问题，离上级领导的要求与企业发展还有一定差距。表现在帮助加油站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差距；表现在对各项重要工作指挥在一线、情况掌握在一线、问题解决在一线、措施落实到一线还有一定的差距；表现在安全管理、设备管理、资金管理还存在很多薄弱环节和隐患；表现在与加油站一线员工的沟通不够，对员工合理的需求不能及时的引导和解决，对员工出现的思想矛盾不能及时的发掘，对员工中发现的不良风气不能及时的指正，对员工的工作环境和个人生活上的细节关心的不够，以至于员工对领导、基层对机关还存在怀疑甚至不满的情绪；以上这些工作中的缺点都是我今后工作努力的突破点。我决心一定做实抓好。
法理论文 王权(终稿) 篇5
----以山东省诸城市枳沟镇为例
王 权 1211240066 摘要:现阶段,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现状日趋突出明显化，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农村养老制度已越来越不能满足我国农村养老的需求,老年人口社会保障问题是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而国家与政府对农村养老保险的支持力度太小，保障水平与覆盖面偏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法律地位缺失及管理效率低下和农村农民自身的认识落后性与思想的传统保守性是致使这个严重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①
随着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到2020年建立覆盖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战略目标,2009年9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称《指导意见》），标志着全国新农保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同时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高度重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问题，提出按照政府补贴、集体补助、个人缴费相结合的原则要求来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温家宝总理在2012年1月发表的《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道路》中指出，我国已按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原则搭建起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框架，但城乡社会养老保障水平②仍然存在巨大差距。
一、出现的问题
山东省诸城市枳沟镇在贯彻落实建设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并按照“政府补贴、集体补助、个人缴费相结合”的原则要求向农民收取社会养老保险金具体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值得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
（一）农民参保积极性不高，甚至出现排斥并拒绝缴纳社会养老保险金的情况。文化程度不高，参保意识有待增强，大部分农民简单地认为只要拥有土地和家庭，就有了基本生活保障，不需要社会保障，“养子防老，积谷防饥”的思想根深蒂固致使绝大多数农民不愿意缴纳社会养老保险金；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养老是国家的事，应该由国家财政统一负责，再就是由于缺少相关部门的合理及时的解释为什么2011年收取的社会养老保险金是每人50元人民币，而2012年收取的社会养老保险金竟是每人100元人民币，本来收入就很低，基本上没有积蓄，具有强烈小农思想的农民私底下就开始启动自己的“小九九”得出是不是日后每年收取的保险金越来越多，照如此下去岂不是没完没了，因此农民参保时拒绝缴纳保险金。还有一部分农民思想很狭隘，并抱有及时行乐的人生观，没能充分认识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真实意义所在，考虑到领取养老保险金年限是如此的遥远，自己有极大活不到那一天的可能性，所以宁可在日常生活中消费掉应该 ① 李乐平：《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立法研究》,载《商业研究》，2012年4月，总第420期，第194页
② 严万能：《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以曲靖师宗县为例》，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7-0069-02 缴纳保险金的那部分钱来改善生活享受生活也不缴纳保险金。其中不乏一些中青年农民认为养老问题离自己还很遥远，对参保关心程度低，存在观望心理。
（二）由于政府财政资金的不充裕，政府补贴、集体补助、个人缴费相结合的设想与原则很难被予以贯彻，最终转变成农民自己为自己的养老而提前储蓄而已。负责收取农民社会养老保险金的机关单位及其相关行政人员迫于完成对上级部门下达的社会养老保险金收取指标，在一开始时按照自愿原则向农民进行保险金的收取，之后采取对农民进行比较有耐心的说服和劝导，直到最后不得不直接采取一些不合理的方法（其中不排除一些非法）向“钉子户”农民强迫收取保险金，如采取对不按期足额缴纳保险金的农民进行拘留或不予办理一切类似为学生助学贷款开具相关证明等手段。总之，基于对参保率的片面追求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由此可想而知，如此极端的做法不仅激化了农民对缴纳社会养老保险金的厌恶感，不利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构建，相反可能会致使农民对政府的强烈不满与抱怨程度进一步升温，就此形成一个既不利于社会稳定发展又不利于农民养老保险的恶性循序。
（三）由于各项制度的不完善与不健全，体现不出社会保险的根本属性。致使农民很难在现实生活中真真切切的体会到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对自己的好处与实惠；缺少相关的监督机制，致使在收取社会养老保险金的过程中的各项行为很难得到很好的监督与规范，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也没有行政法规，影响了政策落实的效果和执法监督的力度；缺失涉及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相关立法，实施制度仅作为一种行政行为，加之政策缺少连贯性，因此在具体实施中就带有随意性，致使农民的相关权利很难得不到法律上的维护与保障。更重要的是社会保险的基本特征是国家立法、政府强制组织实施，正在实施的《基本方案》规定政府组织、引导与农民自愿相结合，没有体现社会保险的强制性特征，难以形成制度。
二、对策与意见
鉴于以上出现的现状与问题，笔者总结出一下几点对策和意见：
(一)把大力宣传新农保作为加快其发展的重要手段，提高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宣传力度，调动农民的保积极性。对广大农民来说，新农保是一个前所未闻的新事物，要允许他们有一个理解过程。政府应当作为主要的宣传角色，在养老保险的推进对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进行积极的宣传，耐心地向民进行讲解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好处，使这项重大惠农政策深入人心，使符合条件的农民在理解的基础上自觉自愿地参保缴费。并且要大力宣传政府对养老金的让利、让税、补贴等优惠政策，以吸引广大农民参保。而且还要充分利用媒体的作用，通过媒体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进行宣传，对相关问题进行详细的解释。新农保是为农民谋福利的，要让农民见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养老保险要到未来才受益，交了钱要到规定的年龄后才能领到养老金，这个时间差往往会使许多农民心里不踏实。对已经年满60岁的农民，只要他符合参保条件的子女参保缴费，就可以直接享受最低标准的基础养老金。这个立竿见影的做法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①
(二)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立法工作。公民权利的充分享有和实现，① 段赵清：《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载《经济研究导刊》，2012年，第03期，总第149期，第100-102页 需要制定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法律规范，有的放矢地对权利享有给予制度性的确认、支持和保护。纵观国外的农村社会养老体系建设，大都是相关立法先行出台，如日本的农民养老基金法、德国的农民养老保障法，全面推动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体系建设，首先要解决的是立法问题，加快立法进程成为推进新农保试点与实施的根本保证。建议在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同时，制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条例》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条例》等与之配套的法规性文件，而且要把农民普惠制养老金制度写进条例中，以法律的强制性保证这项惠农政策的稳定性、长期性和可持续性。各地可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制定地方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尽快将农村社会化养老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①
(三)完善和加强农村养老金的管理与监督，确保其保值、增值②，同时对农村养老金的来源进行改革，以减轻农民的负担。改革农村养老金的来源，加强政府对农民的自主，以减轻农民的负担。现行的农村养老金主要有农民个人存入款作为个人账户的来源，这种方式突现不出政府、集体对农村新型养老保险的补贴，非但吸引不了农民参保，还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因此政府应推行优惠政策，对农村养老金实行让利、让税、补贴等一系列政策，加强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信任度。对极其贫困地区，由于农民连自身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政府或社会团体可以举行募捐，将募捐所得部分作为他们的养老基金，以保证其老年生活。
(四)把加强政府新农保服务工作、提高农民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作为加快新农保发展的重要依托。实证研究表明，农民对政府新农保服务工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不高是其对养老保险参与度不足的重要因素。要提高我国农民对养老保险的信任度和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政府必须加强新农保的信息化建设、服务网点建设等工作，进一步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从而增强农民的满意度和信任度。③构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需遵循强制性原则。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强制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的筹集必须以法律的形式进行强制性规定，以保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有稳定的财政基础；并且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的分担比例、运用以及管理也要用法律进行规制；二是对农村社会保障各方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④
(五)把提高农民收入、不断提高新农保的保障水平和完善相关制度作为加快新农保发展的重要前提。尽管在实证结果中农民的家庭纯收入对参保意愿是负相关的，但这是由于新农保刚刚开始实施、缴费设计还不完善、保障水平较低等因素影响造成的。收入较低的农民没有能力支付参保费用;经济发展水平高、收入相对较高的地区，现有的养老保障水平没有吸引力。因此，只有更多地增加农民收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率才能进一步提高;只有保障水平不断提高，才能
⑤吸引农民选择更高的参保缴费档次，保证新农保发展的可持续性。
① 许建苏：《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研究》，载《河北法学》，2012年1月，第30卷第1期，第196-199页
② 许佳佳，刘鑫桥《中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现状及问题研究评述》，载《商业经济》，2012年，第3期（总第394期），第23-25页
③ 杨丽，王明钢《影响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的主要因素研究———基于昆明农村的调查与分析》，载《经济问题》，2012年第6期，第25-29页
④ 吴传玉，张朝强，赵有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践与问题反思———基于山东省临沂市的调查研究》，载《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53-54页
大论文(终稿) 篇6
第1章绪论
1.1研究背景
2010年1月31日，在国务院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建议》中，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但文件中并未对此提法做出明确的群体界定。根据对现有文献的初步研究可以得出对此概念的基本认识，“新生代农民工”是指上世纪八十年代（即1980年）以后出生的、拥有农业户口的、进城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务工农民，目前全国大约有1亿人。随着第一代农民工步入老年时代，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新时期农民工的主力军，他们在为我国的城市化建设做出诸多贡献的同时，所引发的犯罪问题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减少和预防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需要及时有效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总人口约280万人，其中市区人口约92万人。近3年内牡丹江市总人口增长近10万，且增长速度不断加快。2007年初，牡丹江市第十次党代会提出：要力争用5年时间，实现牡丹江市市区人口突破100万的目标。自2007年以来，随着牡丹江市进一步进行市区区划调整和放宽落户政策，牡丹江市市区人口数量仍在不断攀升。据牡丹江市计生委统计，截至2008年底，新市区人口数量(包括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为84万余人，而2009年年底，新市区人口数量增加到91万余人，到了2010年年底，市区人口数量已增长至92.4万余人。牡丹江市公安部门的统计也证实了这一情况，截至2007年底，牡丹江市市区户籍人口数量为79万余人，至2010年底，牡丹江市市区户籍人口为88.9万人(含五林镇、磨刀石镇和海南乡)。对此，有关人士分析认为，牡丹江市市区人口数量的急速攀升，除了受区划政策调整、落户政策放宽等因素的影响外，还与牡丹江市市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密切关系。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牡丹江市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不断增大，这是外来人口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由此预计，未来几年，牡丹江市市区的人口数量还有一定的增长空间。
牡丹江市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转型进程中，城市化是一个渐进过程，它是一个伴随着各种城市化因素和条件的逐步完善和实现的渐进过程。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新的社会群体，与第一代农民工一样在城市建设中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城市建设中不可或缺的社会群体。他们虽然具有农民的身份，被称为农民工，但由于成长环境、生活环境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所以其打工的目的与父辈也完全不同，这具体表现为：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强烈的城市化诉求，他们渴望自己能成为城市人，享有与城市人同等的居住权、身份权、受教育权和社会保障权等。目前，牡丹江市实现城市化的各种因素和条件还不具备。在城市还处于没有做好接纳的各种准备的阶段，城市却面对有着强烈城市化诉求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大量出现，此时，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心理预期与城市的接纳程度之间的矛盾就会愈发突出，而由此滋生出的犯罪问题，必会成为社会不和谐的声音，严重影响着社会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成为目前我国犯罪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由此，从理论和实践上对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预防进行探索和分析是犯罪学当前探索研究的毋容置疑的任务。
本文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问题进行一系列的研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群体界定、犯罪的特点、原因和对策等等进行系统的分析，以期概括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研究的全貌。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本人居住于牡丹江市，曾就读于省警校刑事侦查专业，学习积累了相当的关于犯罪侦查学、公安学的相关理论基础，毕业后参加公安工作，在一线基层工作多年，对于农民工犯罪状况具有很深的了解，对新一代农民工的生存和发展现状比较关注，对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存在很深的忧虑。因此，希望通过对本课题的研究希望达到以下目的：
（1）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由于其犯罪的普遍特点，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社会危害性大，本文希望通过立足理论，对牡丹江市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理论和实际研究，找出影响其发生的原因，并提出有建设性的建议，预防和减少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和重新犯罪，减少其社会危害性。
（2）减少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经济损失。新生代农民工犯罪事实的存在，使国家、集体和个人蒙受较大的经济损失。通过研究，进行犯罪预防，以达到有效维护本地区的经济财产安全的目的是本文研究的目的之一。
（3）为推进城市化进程开辟途径。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诉求逐渐得到满足的过程，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推进的过程，而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就是城市化最突出的反映。本文通过研究提出建议，预防和减少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对于推进城市化进程有很重要的意义。
（4）为其它地区研究、预防和减少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提供借鉴。通过对本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特点、原因的研究，提出预防和治理措施，这对其它地区研究和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1.2.2研究意义
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是为了更好的解决和减少农民工犯罪问题，而农民工犯罪率的下降，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城乡的协调共同发展；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全面小康；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国的农民工犯罪的原因错综复杂, 变化趋势也很明显, 解决农民工犯罪问题任重道远，但是面对突出的犯罪问题，相应的解决办法却很不完善。在农民工犯罪问题已成为全社会问题的今天,有必要形成社会各种力量对其实施综合治理的合力。因此，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可以更好的了解其发生的特点及原因，以及全面提出解决对策。加深这一研究，是社会和谐和安全的共同要求，它对于创建牡丹江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推进城市化进程，促进牡丹江市和其他地区的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都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 1.3.1 国外研究动态
国外对犯罪心理学的研究为研究流动性很强的移民群体的犯罪现象提供了很深厚的理论基础。国外的心理学在19世纪就起源并迅速发展起来，到20世纪20、30年代，传统心理学进入繁荣时期，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及法学家的投入有力的推动了犯罪心理学的发展，并把研究扩展到研究犯罪预防和对策方面，使得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向专业化方向发展，这为研究流动群体、移民群体的犯罪行为奠定了理论基础。
犯罪心理学发展到今天，使国外的研究拥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因此，国外针对移民群体的犯罪现象有较多的研究，这个群体就流动的状态来讲与我国的农民工是相同的，通过对其研究动态的分析可以发现，其面临的问题主要有：
（1）生活状态都不够稳定
生活都处在变化或动荡之中，都没有真正在移入地扎下根来。因为受到排挤、歧视，在就业、安家等各个方面都面临很多困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2）面临如何融入新的社会的问题
由于移入地的环境要好于移出地，因此，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美好的前景，他们都渴望尽快适应新的环境，都希望及早得到新群体的承认，而融入到新的社会中，成为他们的一员，从而彻底改变原有的生活状态，正是因为这种高期待带来的落差，导致了报复、宣泄型犯罪活动的形成。
1.3.2 国内研究动态
鉴于第一代农民工犯罪问题对社会的严重危害，建立在第一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研究基础上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已成为当前犯罪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减少犯罪带来的各种危害后果，降低打击犯罪和改造犯罪的成本投入是预防和减少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根本所在。各国从对犯罪学理论和社会实践的探索中提出了对许多农民工犯罪问题的看法和观点，以及与之相关的现状研究，内容也相对丰富。
从收集的资料和研究总结的众多文献来看，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观点：
(1)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界定方面
虽然国务院在中央一号文件中率先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但是并未就其做出群体界定。而社会研究虽早于政府层面进行，但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界定也并未得出统一观点。因此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罪犯的群体界定也没有统一观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检测报告，全国农民工数量约为2.3 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约 1．5亿人，年龄在16岁～25岁的占41．6%，26岁～30 岁的占20%，这部分农民工属于年龄在16周岁以上30周岁以下的群体。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称其为“新生代农民工”。国内对概念界定方面的研究较多。其中，林彭（2008）等人通过抽样调查了上海市年龄在 16～26周岁、来自外省市且户籍在农村的服刑劳教人员，并在其研究中指出这部分服刑人员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罪犯；孙璐（2008）则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罪犯的年龄在18～25岁之间；岳平（2008）则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指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进入城市以谋求生存发展为目的的农村外出务工青年；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明确指出，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1。孙笛、杨青玖(2012)在研究中指出，所谓农民工，简单地说就是进城务工的劳动者这是一个身份加职业的称谓，即他们的身份是农民或农业户口，职业却是产业工人，工作和常年居住的地方是城市或城镇。
总结可以得出，农民工具有以下特征:(1)具有农村户口；(2)长期工作在城镇；(3)主要以非农业生产作为谋生手段。只有以上三个条件完全具备，才可以被称为农民工。对于农民工群体的分类，总结学者们的研究，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观点以时间及个人因素为标准，分为旧生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第二种观点将农民工分为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三类。若仅从社会学的角度区分，三类说更为细致，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赞同，但三类说中的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之间的区别，除了在年龄和外出务工时间上存在差异外，并不存在明显的特征区别。基于此，笔者采取二类说，将农民工群体分为旧生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两大类，相应地在农民工犯罪人之中也就形成了旧生代农民工犯罪人与新生代农民工犯罪人。
（2）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特征方面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特征在诸多研究中都得出了很多类似的结论。林彭等人（2008）、李锡伟（2010）等众多学者都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诸多特征，包括行为、团伙作案、文化程度及年龄、目的性等方面的特征。他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具有文化程度低、年龄主要在25岁以下，通过团伙作案，以图财为主要原因、发泄及报复等为目的，同时伴有暴力倾向及流动性大、随意性高，犯罪多样化等特点。
除此之外，由于地区的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学者的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正在出现很多新的特征。
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2）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具有低龄化的突出趋势、同时性犯罪增多。
陈美珠在《新生代农民工犯罪解析》中提到，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呈现多样化，表现在出现了扰乱经济秩序、金融秩序等影响更加广泛、危害更加严重的犯罪。
（3）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原因方面
李福芹（2010）在研究中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原因有：
（一）社会生存空间缩小。从制度、社会组织或他人处获得的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有限，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原因之一；
（二）社会化过程中社会约束力的缺失。社会联系纽带的松散和破裂是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另一重要原因；
（三）社会化过程中的教育缺失。个体信念的丧失，价值观的扭曲和劳动技能缺乏；
（四）社会生活中预期目标和手段之间的不和谐，即社会期望的目标与实现手段之间的落差所产生的挫折感和压力的增加。
王晓霞（2011）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成因分为：
（一）社会歧视和贫富悬殊导致其心理失衡；
（二）家庭教育与情感联系缺位；
（三）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技能缺乏及心理承受能力弱；
（四）由于受教程度低导致的社会保障缺失、维权意识淡薄。
李锡伟（2010）在研究中中将诱发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因素归类为社会经济因素、心理因素、文化冲突因素、制度和管理因素等几大因素，有效的阐述了其多发的根源所在。
（4）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解决对策方面 甄万和在《新生代农民工犯罪解析》（2011）中在司法角度提出，第一，要采取预防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法律措施，完善立法实现城乡户籍一体化，第二，加大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第三，加大法制宣传力度；第四，扩大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第五，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王志红在《论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预防》（2012）中基于犯罪学的视角概括出：1．增大犯罪困难。2．增加犯罪风险。增加犯罪风险目的在于通过采取“技防”的防范措施增大犯罪人被发现、被逮补的几率。3.减少犯罪收益。作为“理性犯罪人”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主体在权衡犯罪成本与收益的基础上，他会对自己的行为做出理性选择。王小霞在《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成因及防控对策》一文中指出,（一）改革二元户籍制度，实现国民待遇平等；
（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实现社会公正；
（三）健全法律保障机制，保护合法权益；
（四）拓展沟通渠道，消除城市歧视；
（五）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素质等系列观点。
1.3.3 研究动态评述(1)理论方面
我国对犯罪心理的研究虽然由来已久，但是犯罪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在我国出现则比较晚。我国的犯罪心理学形成和发展于80年代初期，与外国相比起源较晚，但与国外相比，我国的犯罪心理学研究,一方面一直坚持以正确的哲学思想为指导，另一方面又坚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发展尤为迅速。但是应当看到，我国的犯罪心理学还处于迅速发展阶段，需要认真研究的东西还非常多，理论还需要继续完善，以为我国的犯罪研究及预防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
（2）具体到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方面的研究 目前，我国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研究比较多，研究的角度也较广泛全面，已经取得了很重要的成果。但理论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界定仍不是很明确，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的社会和生活环境在不断发生变化，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特点、原因及影响也随着环境的变化不断出现新情况，因此，及时有效的进行追踪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除此之外，目前，学者们对于不同地区、不同省市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研究并不是很多。我国地域广大，各地区、省市的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及政策也存在不少差异，为了有效预防及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针对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不同环境进行研究，找出其共性及个性，结合特殊性进行预防对于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是有重大意义的。本文即立足于此，进行研究。
1.4研究思路与方法 1.4.1研究思路
本文首先分析了农民工犯罪问题的现状，对比国内外的研究结果，按照提出问题，分析原因，给出建议的基本思路，并安排论文结构。
第一章是绪论部分。总体概括牡丹江农民工犯罪问题的现象，提出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动态状况、研究方法和思路。
第二章介绍本文将用到的各种概念，对新生代农民工犯罪从犯罪学的角度来进行理论分析与介绍，阐述各种犯罪现象在理论上为何种状态，以及如何界定等问题。本章是整篇论文的理论基础与导向。
第三章简要介绍牡丹江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现状、特点。第四章阐述牡丹江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现象出现的根源，从多个角度来说明其发生的原因。
第五章是建立在前一章对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实际情况以及提出的问题，提出针对预防和解决牡丹江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对策建议。
第六章是整篇论文的结论与展望，即对本文内容的总结和以后研究的方向和思路的说明。
1.4.2 研究方法
运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及案例分析的方法，通过调查，对牡丹江市外来农民工犯罪特征从不同角度进行深入分析、比较。在此基础上从社会转型、管理机制、农民工的角色转换等几个不同角度对犯罪成因深入剖析。最后相应地提出对策建议，归结到改变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别，平息文化冲突，调和城乡关系;最终定位在城市政府部门如何务实地制订措施，综合治理社会治安问题，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思路上来。如何以人为本，从服务政府的角度出发，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管理系统，切实解决城市农民工的民生问题，从源头上解决农民工治安管理问题。
其中将使用到研究方法有：
（1）文献调查法：参考相关文献资料和理论著作，通过多种途径获取关于犯罪学、犯罪心理学、收入差距的政策性和理论性资料。
（2）比较分析法：通过对黑龙江省不同时段农民工收入情况进行比较，得出其异同找出原因。
（3）问卷调查法：对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各城区公安局接案与办案统计，对近几年发生的农民工犯罪案件进行调查了解，了解各种案件性质，作案动机，作案时间，地点，对新生代农民工犯罪进行实地考察与调研。（4）统计分析法：对调查结果进行整理，按一定规律输入计算机中建立数据库，用Excel对调查结果进行分类、排序，统计问卷中被选中项占同类调查对象人数的百分比，并制作相应的图表。
（5）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对犯罪学的相关理论进行规范的学理分析，提供研究的理论基础。同时，重点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黑龙江省现有农民工犯罪的数量和程度变化趋势的实例进行研究。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归纳和概括，运用了规范分析的方法，提炼出降低农民工犯罪的几率、改善民生的新途径。
第2章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理论基础 2.1新生代农民工概念的界定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18到25岁、具有农村户口、在城市从事非农业生产工作的外出务工青年。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是现今农民工的主流群体,是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并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农民工，有专家学者把新生代民工的特征归纳为“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较高，职业期望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2.2犯罪心理学基础理论
犯罪心理学是运用心理学的基本原理，通过分析和研究犯罪人的行为和心理，从而探索犯罪心理形成发展和变化的规律，为预防、打击犯罪和改造犯罪服务的一门应用心理学科。它是一门侧重于介绍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学科，不仅对于犯罪科学的发展和完善具有很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预防和和减少犯罪具有很大的实践意义。
犯罪心理的产生、与正常心理的区别及表现特征、影响其形成的因素等都是犯罪心理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1）犯罪心理的产生
犯罪心理的实质是客观现实的不良因素在人脑中的反映，同时又是犯罪人主观能动的反映。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各项社会制度也不尽完善，家庭和学校教育、社会环境还存在很多问题，人们的经济水平、个人修养和道德素质也存在很大差别，在改革开放条件下，一些管理措施还无法跟上，这些都是当前中国社会环境中存在的消极因素，是诱发犯罪心理的不良因素。犯罪人在各种消极心理因素的支配下实施犯罪活动，同时又在犯罪活动中不断强化自身的消极心理，逐渐形成犯罪人较为明显的、消极的某些心理特征。（2）犯罪心理的主要特征
犯罪心理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包括需要和动机特征、认识特征、情绪情感和意志特征及个性特征四个方面。
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犯罪人在需要结构、性质及满足的手段方面存在反社会的特征。其需要结构畸形发展，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处于对立状态；其需要满足手段具有违法性。
犯罪人的犯罪动机具有违法性、复杂性、发展性等特征。犯罪人的认识特征主要表现为：错误的认识及观点，包括错误的人生观及世界观、错误的法律意识、反社会的犯罪观等；其认识具有很强的偏激性；认识的能力比较低下。
犯罪人的情绪情感特征主要表现为：情绪情感比较低级；情绪冲动性和不稳定性明显；体验积累了很多的消极情绪。其意志方面的特征表现为：自制力差，经不起犯罪的诱惑；存在很大的盲从性；存在很大的习惯性犯罪心理；意志具有两极性，在实施犯罪时不达目的不罢休，而在悔过自新时则相反。
犯罪人的个性特征主要表现在气质、能力及不良的性格方面。（3）影响犯罪心理形成的因素 犯罪心理主要在主体自身的因素、宏观环境因素、微观环境因素的影响下形成。
主体自身的因素主要有：年龄与性别、遗传与体质以及个人的职业等。它是犯罪心理形成的主观因素。宏观环境指个体生活的整个社会环境。宏观环境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等。微观环境指个体生活的具体环境。微观环境因素主要指家庭、学校、朋友群体、居住环境、工作环境、情境因素等。微观环境因素是影响犯罪心理形成的直接因素。
由于对犯罪心理的研究可以从多个角度、多个侧面进行，因此除了掌握犯罪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外，对犯罪心理学研究领域里具有代表性的几种学说有所把握对于研究阐释本文的问题也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下面笔者将在行文中对几种代表学说进行简要的介绍。
2.2.1犯罪心理形成的社会学习理论
社会学习理论强调犯罪心理是后天学习得来的，犯罪行为与其他行为一样是社会学习的结果。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及美国的三位学者萨瑟兰、伯吉斯、班杜拉等。
该理论主要经过了塔尔德的模仿规律论——萨瑟兰的“差别接触”论——伯吉斯的不同接触-强化理论等。
塔尔德认为，人们通过自上而下的相互模仿自己亲近和接触的个人的行为来形成犯罪，在此过程中，犯罪的行为方式不断发生新的变化，有新的行为方式代替旧的行为方式。
萨瑟兰认为，恶劣的居住环境和个性缺陷不能导致犯罪，犯罪是对犯罪价值观的学习。人们通过对亲近的社会伙伴，接触过多的犯罪行为通过对这些行为的学习而形成犯罪，反之，通过对不利犯罪的行为的学习成为守法者。
伯吉斯则认为，一方面犯罪行为是受别人的影响，另一方面犯罪人的直接经验的获得是推动实施犯罪的根源。当犯罪人因某项刺激而发生犯罪行为时，其对两者的反映联想对将来发生法罪的可能性是一种强化，会增加未来发生犯罪的可能性。
班杜拉则认为，攻击行为并非天生，而是后天获得的。环境、个人和行为相互影响，人们在观察他人行为的过程中，产生的代替性学习造成了人们的行为，犯罪即是如此。
从上述学者的理论无一例外可以看出，犯罪是与人们对其他人的犯罪行为的模仿和学习模切相关的，这种理论对于研究预防和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具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
2.2.2“人格结构”失调理论
该理论依赖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人格结构”学说，它将人格分为三个部分，即“本我”、“自我”和“超我”。这三个部分都不是孤立的，它们彼此关联、相互作用而产生一种内动力，这种“内动力”支配人们的所有行为。
“本我”是受唯乐原则支配的，是人格中最原始的部分，是一种本能的冲动，由该冲动支配的行为不受“良心”“道德”和“社会规范”的制约，只是盲目追求满足与快乐，是一种潜意识，甚至不为个人所知。“自我”是现实化了的“本我”，是受“现实原则”所支配的。它主要任务是活的生理需求的满足来维持个体生存和发展；调节“本我”的冲动以适应现实需要；管制压抑部位“超我”所容忍的人的本能冲动；调节并解决“本我”与“超我”之间的冲突。“超我”是自我在与社会接触和交往过程中分化出的执行和监督的部分，是受“道德原则”来支配的，是价值判断、道德标准、社会规范在人们内心中内化的结果。它监督着“本我”和“自我”。
“人格结构”确实理论认为，这三者相互联系，互相作用构成人格整体，当三者平衡和谐时，人们的行为表现正常，但当行为人的人格结构失衡，特别是“超我”有缺陷的人，其“本我”的本能冲动不能按照“自我”和“超我”的要求以人们能接受的方式寻求满足时，就容易发生侵犯他人的犯罪行为。
2.2.3遵从“底层文化”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米勒认为，犯罪是个体遵从底层文化，从而对环境做出自然反应的结果。米勒认为，底层文化里存在很多“焦点关心”，例如，麻烦、强硬、聪明、兴奋、命运、自主等，当低阶层的人为了证明或寻求这些“焦点关心”时，就很容易因为采取了不恰当的方式而触犯法律。
这些底层文化本身就含有犯罪的要素，犯罪行为也是底层文化价值观和态度的一种具体体现，并且因为文化的传承性，极有可能一代代延续下去。
从这种理论可以看出，改变底层文化的价值观，帮助个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是预防犯罪心理形成和减少犯罪行为的有效方式。
2.2.4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心理成因 在犯罪心理学研究中，经常将未成年人和一部分成年人抽取出来进行专门研究，这主要是因为，在青少年时期，这部分人的身心特征、社会角色、行为表现等都具有较大的特殊性，其心理、社会角色都处于过渡阶段，行为表现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且在违法犯罪人员中，这部分人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理应且必须予以重视。
犯罪心理学所研究的青少年犯罪心理是指从11、12岁到25周岁左右的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和某些严重不良行为的心理活动规律，其中期违法犯罪心理是研究探讨的重点。在牡丹江市新生代农民工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处于青少年时期，处在犯罪的“危险时期”，这不只是由于青少年时期的生理及心理的特殊性导致的，根本原因是由于青少年身心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很多矛盾。
（一）迅速发展成熟的生理机能和发展相对缓慢的心理之间的矛盾
（二）不断增加的个人需要与实现的可能性之间的矛盾
（三）丰富、强烈的情感与相对薄弱的控制能力之间的矛盾
（四）不断增强的独立性意向与有限的明辨是非的能力之间的矛盾
（五）自我意识方面存在的矛盾 2.2.5共同犯罪心理
共同犯罪与个人犯罪相对应，是指两人以上共同实施同一犯罪的行为。根据组织程度，可以划分为，有组织犯罪、团伙犯罪和集群犯罪几种，相应的从犯罪心理学角度，也就有有组织犯罪心理、团伙犯罪心里和集群犯罪心理等。在现代社会，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城市人口增多，在强大的城市社会力量面前，作为少数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单独实施犯罪的困难较大，因而群体犯罪比例不断上升，在这种背景下，加强对共同犯罪心理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1）有组织犯罪心理
犯罪心理学研究的有组织犯罪主要指犯罪集团实施的犯罪行为，其“组织”包括一般性犯罪集团、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和黑社会组织三种形态。其成员主要受共同的不良需要、亚文化层面上的认同意识的影响在首领人物的带领下实施犯罪行为。有组织犯罪的心理动力主要来自于成员内部对组织的归属心理和“法不责众”的责任扩散心理，以及团体压力和首要分子的权威、内聚力。打击这种犯罪的根本途径是铲除滋生有组织犯罪的社会心理基础。对于一般成员应进行正面教育、政策攻心的方法，尽可能兑现宽大政策，同时消除其侥幸、从重、责任扩散心理；对于骨干分子，要做好长期准备的思想准备，根据其不同性格，利用集团内部矛盾和困惑无助心理，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对于首要分子必须在掌握确凿证据和犯罪事实的基础上，加大力度，使其产生强大的心理压力，实施合理使用证据证言，充分利用主动地位，使其心理防线崩溃。
（2）团伙犯罪心理 团伙犯罪，是指若干犯罪人为实现具体犯罪目的，临时就和共同实施犯罪的一种犯罪组织形态。它是我国青少年犯罪的一种主要类型，也是共同犯罪的一种特定形式。团伙组织具有成员纠合性、行为盲目性、侵犯对象多样性、手段野蛮、成员之间以及对外部青少年的腐蚀性等特点。团伙犯罪在犯罪心理上具有以下特点：建立在团伙意识上的很强的凝聚；成员之间感染效应使成员胆大妄为；暗示与模仿心里迅速又发犯罪行为；核心人物的“领头羊”效应；“责任扩散”心理的催化效应。
（3）集群犯罪心理
集群犯罪是人们在激烈的互动中自发产生的，无知道、无明确目的的、不受正确社会规范约束的，有众多人的狂热行为导致的犯罪。她与前两者相比犯罪成员人数更多，但多数成员是无预谋的，往往是由于偶然事件诱发而聚集在一起，具有很强的情境性和情绪性。这种犯罪发生的心理和社会原因比较复杂，主要是由于社会矛盾的集聚和社会心理的躁动，发泄以及自我表现心理、消极模仿心理等导致的。对于这种犯罪的处理，主要采取发现苗头就进行疏导劝解，对于已成事实的行为要控制住事态的发展，进行分化瓦解，必要时采取强制驱散，同时还要清源疏流，以求平息事件。
2.3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预防的理论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预防的理论分析是建立在犯罪心理学的理论基础上的，结合实际通过对犯罪心理学基础理论和观点的阐释，可以探讨并得出对新生代农民工犯罪进行犯罪预防的目的、可能性及重要意义等。
2.3.1从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后果解读预防的重要性（1）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较大。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由于犯罪涉及的类型较多，犯罪的侵犯领域较广，犯罪的被害对象较杂，其事实犯罪的存在直接和间接地侵害了国家的法益、集体的法益和个人的法益。因此，找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各方面原因，通过对犯罪人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手段，预防和减少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和重新犯罪，对减少犯罪带来的社会危害性具有重要意义。
（2）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严重。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大多表现为财产型的犯罪，与受害方的财产安全密切相关，这种犯罪事实的存在，使国家、集体和个人蒙受较大的经济损失。犯罪预防的功效则在于减少、遏制和预防此类犯罪的发生，其结果自然是减少了由于既成的事实犯罪带来的经济损失。
（3）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阻碍城市化进程。在预防犯罪中，城市通过实施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制度、政策及社会保障措施，减少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诱发性因素，使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诉求逐渐得到满足，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就是城市化最突出的反映。
（4）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阻碍社会和谐。预防和减少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使农民工犯罪率的下降，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城乡的协调共同发展；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全面小康；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2.3.2从新生代农民工犯罪诱因分析预防的可能性
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在价值观念、心理状态、社会认识、行为模式等方面与城市居民存在很多差异，产生了很多矛盾，而这种社会融合困难就成为了新生代农民工实施犯罪的重要诱因。
（1）与城市生活融合过程中的心理畸变。户籍所引发的农民工身份不被认同、来自外界的歧视和排挤，就业以及文化价值观的不同，使得他们难以融入城市生活，难以获得成功，由此产生的不良情绪，容易诱发心理失衡，进而引发犯罪。（2）农村文化氛围与城市新文化氛围之间的矛盾冲突。目前，我国城乡之间的文化差异很大，新生代农民工中相当的一部分人在幼年及少年时期曾经有过“留守儿童”的经历，进入城市后，从小习惯了农村文化氛围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社会过程中发现自己小时在农村形成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并不能够完全适应城市的文化氛围，城乡两种文化在他们身上出现了矛盾和冲突。在两种文化的影响下面临行为选择时，他们很多人短时间无法适应这种矛盾与冲突，结果就很容易通过实施越轨或者犯罪行为来满足自己的欲求或者发泄源自于内心的不满。
（3）人际关系的单一。由于社会融合的困难，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人际关系主要依据地缘关系（同乡关系）建立起来，通过相互交往，尤其是不良接触，习得犯罪的动机、技术甚至包括将犯罪行为合理化的借口。新生代农民工因地缘关系而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为犯罪团伙的迅速结成、大面积同种类犯罪的实施都提供了便利条件。并且，如果群体当中的某些人通过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发家致富”，必然会产生强大的示范效应，使得群体当中的其他人也学会越轨和犯罪行为。
（4）社会控制力缺乏。社会控制论认为，社会中存在很多潜在犯罪者，他们没有成为既成的犯罪人，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是社会控制力的作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很多户籍在农村，而户籍对于他们的控制力微不足道。而他们的人际关系单
一、主要社会关系都不在身边，所以在选择是否实施犯罪的行为时他们很少去考虑给家人朋友这些社会控制力主体的影响。（5）缺乏社会支持造成社会生存空间缩小。西方犯罪学中的社会支持理论认为，来自于行为人外界的社会支持有多种形式，并会对犯罪产生直接作用。有效的社会支持能够预防和减少犯罪，反之，则会使得行为人在面临选择之际，更容易受到不良群体或个人的引诱，去实施越轨或犯罪行为。由于新生代农民工背井离乡，一般都很少与家里联系，家庭的支持微乎其微。在社会融合的视角之下，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融合困难，导致来自于政府和民间民间等非正式的社会支持对这一群体的影响都很小。当面对失败、困难或者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更多地选择错误的自救方式，从而导致犯罪。
从上述诱因分析可以看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策略预防和减少犯罪，关键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虽然任重道远，但通过采取多种措施破解城乡二元体制的难题，同时在经济、文化及社会保障上积极采取措施是可以有效解决以上难题，从而有效预防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发生的。
2.3.3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预防的目的
（1）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由于其犯罪的普遍特点，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社会危害性大，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研究，找出其各方面原因，通过对潜在犯罪人、犯罪行为人、实然犯罪人采取教育、挽救、改造、管理、打击、建设等有效的措施和手段，预防和减少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和重新犯罪，减少犯罪带来的社会危害性。
（2）减少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经济损失。新生代农民工犯罪事实的存在，使国家、集体和个人蒙受较大的经济损失。通过进行犯罪预防的研究，可以达到有效维护本地区的经济财产安全的目的。
（3）推进城市化进程。根据犯罪行为与犯罪原因因果关系的联动分析，在预防犯罪中，把多米诺骨牌链条中的一张牌或几张牌抽出的结果，就是城市实施了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制度、政策及社会保障措施，减少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诱发性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诉求逐渐得到满足的过程，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推进的过程，而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就是城市化最突出的反映。
（4）为其它地区研究、预防和减少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提供借鉴。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特点、原因的研究，提出预防和治理措施，这对其它地区研究和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第3章 牡丹江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现状、特点
在过去的一年中，黑龙江省法院总共受理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1210件，其数量占黑龙江省全年刑事案件的总数的5.1%，涉案人数1734人,占全年刑事案件涉案人数的6.2%。在各个地区城市当中，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总人数的数量占前四位的城市分别是哈尔滨、鸡西、大庆和牡丹江，在这四个城市所在地的法院中，审理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的数量分别为850件、608件、401件和331件，此四座城市犯罪数量总和占全省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总量的96.9%。
在过去的2012年，牡丹江市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总共受理犯罪案件942件，其中属于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的数量为331件，占全部犯罪数量的35%。牡丹江市旅游业比较发达，服务类型的行业用工较多。这一特点吸引着大量的农民工来到此城市谋求生存和发展，因此，部分人员在各种不同的因素的诱惑、促使下走上了犯罪道路。3.1 牡丹江新生代农民工犯罪主体方面特征 1.经济环境
（1）城市中的农民工一般工作时间普遍很长,导致劳动的付出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与城镇一些单位的在岗职工进行对比,这种窘况会更加明显。
（2）农民工被克扣、拖欠工资的问题依然存在,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不容乐观,并且农民工要是进行维权，成本相对比较高。因此农民工在城镇的生活和工作中遭受到了绝对经济挫折与相对经济挫折
重压迫。就绝对经济挫折而言,自2005年以来,农民工平均工作时间仍然较长,平均收入状况改善幅度不大,长时间的劳动付出换来的仅仅是微薄的收入回报,其完全难以承受城镇中各类高昂的消费,而贫困与越轨行为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已是一个妇孺皆知的问题.总之,经济挫折将有可能诱发农民工的违法行为,严重时将导致犯罪的发生;相比于绝对经济挫折,相对经济挫折对于农民工犯罪发生的作用明显更大。相对于其他因素而言,贫困往往部分地属于一种主观认识,判断贫困与否不能单凭是否具有一定数量的财产这个标准,或者其他量度财富数量的方法。在一个人看作是贫困的情形,在另一个人看来,可能属于虽不富足但已是令人满足的舒适水平了。因此,如果仅仅在农民工群体内部,这种低收入还可能不会被广泛的认定为贫困。但是,由于农民工毕竟生活在城镇之中,与之接触的不仅有本群体中的成员,还必然有本地的城镇人,在与城镇人群体的比较下,就容易产生相对经济挫折感,从而发生心理失衡。在付出同样长度的劳动时间的情况下,2005年农民工平均每小时收入为3.24元,仅为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每小时收入的41.6%。而到了2007年,这种情况未有明显改善,农民工平均每小时收入为4.39元,仅为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每小时收入的41.05%。这种状况,将易产生城乡差别到心理仇视到外在侵害到犯罪率高的社会发展轨迹。
2.工作、生活环境
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状况极为不佳,这表现在农民工的工作行业、对农民工劳动安全防护措施的忽视、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的合同签订率以及农民工的居住状况等方面。
(1)劳动力市场的准入歧视。自2001年以来,我国不少城市陆续制定了对外来人口就业的行业、工种限制办法,为农民进城就业设置了人为的障碍,而城市人口在许多领域继续享有垄断的或优先的就业特权,即职业保留制度,这就难以实现公平竞争。加之体制、文化、技术和产业特性等多方面的原因,使得农民工往往难以真正稳定地进入城市正规行业,相当多的农民工聚集在城市中非正式产业的亚部门中。
（2）工作环境恶劣,劳动安全防护措施无保障,农民工成为安全事故、职业病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劳动安全防护措施是保证劳动者人身安全的必要措施,特别是对于农民工而言,由于他们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劳动环境差、危险性高的劳动岗位,尤其是城里人不愿干的建筑施工作业、井下采掘、有毒有害等工作,劳动安全防护措施更显得弥足珍贵。然而,通过对农民工安全防护措施情况的调查可知,对于在一些特殊岗位就业的农民工采取了非常严密的劳动安全防护措施的仅为10.93%,有13.86%从事特殊岗位的农民工没有任何劳动安全防护措施。这些必须采取安全防护措施的特殊行业尚且如此,在普通行业中安全防护措施的采纳率之低,更是可以想见的了。正因为对农民工安全防护措施保障的不到位,生产事故屡屡发生,农民工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我国每年发生的各类事故死亡人数接近14万,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农民工。2009年1-4月全国煤矿发生伤亡事故1093起,死亡1589人,死伤的主要是农民工。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建筑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80%以上,而建筑施工安全事故中受伤害的90%也是农民工。另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调查显示,我国患职业病人数超过50万人,农民工占其中一半以上。
(3)居住环境恶劣,农民工生活遭隔离。2006年,农民工住在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中的比率仅为29.19%,有20.14%的农民工居住在缺乏厨卫设施的房间, 7.88%的农民工以工作场所为家,居住在工作地点,有6.45%的农民工居住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有12.54%没有任何住处,只能往返于城郊之间,或者回农家居住。由此可见,对于农民工而言,享受到基本的人权保障也是一种奢望。对于条件相对较好的居住在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的29.19%的农民工而言,其居住条件仍然比较恶劣,根据部分城市调查,在制造业和工矿企业中,虽然不少企业有集体宿舍,但居住拥挤不堪,经常是几十人拥挤在同一个棚屋中,卫生安全条件脏乱差，而且,人均居住面积普遍较小。从表面上看,中国城市中没有形成如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城市中为人们诟病的贫民窟,但是,中国城镇中农民工的生活环境,与贫民窟在实质上并无二致,以至于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发出了没有贫民窟，中国农民工都住哪的质疑之声,农民工在城镇中的生活环境表明了他们在城镇中遭受着隔离。
(4)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极度缺乏,突出体现在社会保险参保率低,农民工生活存在后顾之忧。农民工成为安全事故与职业病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但是,对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却并不完善,这从作为社会保障的核心部分的社会保险参保率上可以略见一斑。农民工参加四大社会保险比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是,即使就2006年的情况来看,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工伤保险的参保率也分别仅为26.60%、26.20%、15.30%和32.50%。而且,另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所作的调查显示,有74.81%的农民工未参加任何社会保险。高昂的医疗费用,使得许多农民工在发生工伤事故后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和获得经济赔偿,在生病后无法承担正常的医疗费用。
3.3.农民工被认同度低,在城镇社会中遭受歧视与冷落,被相对隔离,从而缺乏城市归属感。
改革开放多年以来,劳动力流动对GDP贡献率达19%，农民工已占第二产业的57.6%,占商业和餐饮业的52.6%,占加工制造业的68.2%,占建筑业的79.8%。这意味着,如果没有农民工,超过一半的饭店要停业,近七成的工厂要关门,近八成的大楼建不起来。农民工在为城市发展作出如此大的贡献后,竟然完全得不到城市居民的认同,也大大降低了农民工对城市居民的认同度,不愿与城市居民过多的交往。据对南昌市897位农民工的调查显示,农民工中约49%的人表示不敢也不愿与城里人交往。进城农民工的一种现实对策与选择就是以原有的人际网络为基础,在城市重建原来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模式,构建一种以进城农民工为主要成员的初级社会群体与亚文化生态环境。然而,农民工群体的努力并未换来经济上的富裕,取而代之的却是绝对及相对的经济挫折,同时,还倍受城市居民的歧视,最终使得原有的信念丧失殆尽。社会联系的薄弱,加上城市居民平白加诸于身的犯罪人的标签,更是将农民工的心理天平往犯罪的方向倾斜。
总之,农民工群体经济、工作、生活环境等现状,都是一些犯罪的诱发因素。在这些致罪因素的影响下,无论何人在这种环境下,都有被诱发犯罪的较大可能性,而在一般人的生存环境中,是不存在这样程度的致罪因素的同时,在前一部分的概念及范畴的分析中,农民工犯罪的外延已被极大的缩减,对于在城镇中游手好闲、形成了违法甚至犯罪人格的城镇中的农村人口而言,即使是初次犯罪,由于其不属于农民工犯罪,亦无须对其予以司法宽容,因而,对于农民工初犯的司法宽容是无可厚非的。
3.2 牡丹江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类型特征
本次研究我们详细调查了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基本状况，通过描述性分析，我们总结了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类型的基本特征。在这里主要表现为犯罪类型多样,侵财型犯罪和暴力型犯罪占有较大比例,组织卖淫贩毒等犯罪呈上升的趋势，从犯罪类型看,新生代农民工罪犯所实施的犯罪行为中,抢劫罪所占的比例较大,为39.1%;其次是盗窃罪(12.9%)；故意伤害罪(11.2%)；强奸罪(6.6%)；贩毒罪(5.8%)和组织卖淫罪(4.3%)。从犯罪趋势看,与2007年的调查数据相比,传统的财产犯罪和暴力犯罪所占的比例有所下降,其中,盗窃罪(23.5%)下降了7.6个百分点,抢劫罪(38%)下降了4.2个百分点,故意伤害罪(10.6%)下降了3.8个百分点，而组织卖淫、贩毒等犯罪行为所占的比例有所上升,组织卖淫罪由2.1%上升为4.3%,贩毒罪由1.5%上升为4.8%。
3.3牡丹江新生代农民工犯罪主观方面特征 3.3.1 犯罪手段特征
农民工犯罪通常以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往往表现在盗窃罪、抢夺罪、抢劫罪等侵犯财产型犯罪中。例如，牡丹江市流动人口犯罪类型前七名排序为：盗窃24.1%，抢劫20.9%，抢夺18.4%，毒品犯罪6.9%，伤害5.8%，诈骗3.5%，卖淫嫖娼2.2%；而全国流动人口犯罪类型的排序是：盗窃32.3%，抢劫14.5%，卖淫嫖娼8.3%，伤害7.8%，抢夺 5.7%，毒品犯罪 5.3%，诈骗 4.2%。从犯罪的标的来看，案件涉及的数额较少，多以满足自身或家人生活需要为主。2004年 3 月 4日报道：一个湖南籍打工者为了买点东西回去给家人过年，竟为了1000元钱，杀死和他共住一处的两个同乡。《北京晚报》2000 年 1 月 5 日报道：两个曾以捡破烂为业的河北农民，为了弄点钱吃饭，竟在短短的三天里连杀5人，共抢得500元钱。3.3.2 犯罪时间特征
1、犯罪行为发生在第一次进入城市的占很高比例。下面以牡丹江市1996、1999、2002三年的情况为例
2、犯罪时间具有季节性。根据犯罪学的相关理论，侵犯财产罪具有一定的季节性。这一点在农民工犯罪中表现的最为突出。从图1中可以看到，农民工犯罪在2月和9月进入“低谷”，而在8 月和 12 月为“最高峰”，表现出明显的季节性。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是和很明确的，即从1月份开始，农民工犯罪呈现下降趋势，2月份左右为春节期间，农民工大量返乡，犯罪现象大为减少，达到全年最低水平。而春节过后的3月份，随着农民工陆续返乡，其犯罪发生遂也增多，一直到7月份，保持较为稳定的犯罪发生率。8月份是农民工返乡忙于“大秋”的前夕；12月份距离春节不远，也是返乡的准备期（春节前期的一段时间，各地司法部门都开展“严打”，这也许部分能解释为什么12月犯罪率较高而1月份解释下滑的原因。）；在这两个主要的农民工返乡期，农民工容易产生非法集财的念头，导致这两个时期犯罪率的提高。
3.3.3 犯罪地点特征
犯罪地点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主要发生在街道里巷、出租屋、宾馆饭店和网吧,从犯罪地点看,在新生代农民工罪犯所实施的犯罪行为中,29.6%的发生在街道里巷,18%的发生在出租屋,12%的发生在宾馆饭店。犯罪地点的选择与新生代农民工罪犯的性别有关,男性犯罪人的犯罪地点主要是街道、里巷(40.9%)和网吧(13.8%),女性犯罪人的犯罪行为发生在出租屋(27.8%)和宾馆饭店(20.9%)的比例较大。
3.3.4 犯罪对象特征
从侵害对象看,新生代农民工罪犯的犯罪行为所侵害对象中,58.0%的是本地人,23.1%的是外来务工人员。
第4章 牡丹江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原因
4.1 农民工自身原因 4.1.1 自身文化水平低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多发与其自身文化水平低有很大的关系。而农民工的文化水平低由主要是由于其物质生活水平偏低、受教育水平低造成的。
虽然进城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明显高于其在农村务农时的收入，但在城市来说，新生代农民工仍然属于低收入者，并且其所从事的工作岗位及收入均极不稳定，社会保障尤其跟不上，其发展权利难以很好的实现，多方面因素造成其物质生活水平仍然较低，难以有足够的经济条件来接受更高更好的继续教育。除此之外，其实入学率并不能说明新生农民工的教育水平，由于没有较高的经济条件，其接受的教育质量较低，更甚者存在虚假的教育背景。这使得农民工群体的文化水平低及个人素质偏低。
由于长期处于城乡二元分割结构、城乡差别明显的状态下，农村剩余劳动人口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城市人口的社会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念，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现象。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从农村进入城市，在一个新的社会环境,往往会因为很多因素产生严重的不适应。新生代农民工往往由于其部分人接受的较高水平的教育以及其接触的城市居民的丰富生活状态，使得他们期望达到更高质量的生活水平，甚至追求享乐，因此城乡两种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的矛盾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更加深切,他们处在两种不同文化的边缘状态,在文化和角色上成为一种“边缘人”，期待融入城市生活却又难以融入，而农村生活又已经理他们很远，他们难以融入两种文化的任一方,这就使他们产生了文化适应问题。这个问题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尤为突出。
新生代农民工相较其父辈接受过更多的教育，但由于前面提到的经济和机会的原因，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与城市居民的受教育水平仍相去甚远，这造成他们对城里人的文化有很深的了解，但又存在在文化素质低和思维方式难以适应等诸多问题,他们被相当多的城市人视为城市的“另类群体”,这促使或加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孤立感和无助感,其中一部分人就以实施犯罪行为来获取生村发展所需的物质文化资料或者发泄其被排斥在城市社会文化生活之外的严重不满情绪。
因此，自身文化水平低是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多发的一个重要的主观因素。4.1.2 法律意识淡薄
法律意识淡薄是造成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一个重要的心理诱因。法律规范可以为人们行为的实施提供指导，是人们从事各项活动的行为规范，也是人们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有效手段和可靠保障，同时也是打击和惩罚不良犯罪分子的强大工具，对于社会稳定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法制教育作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能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从而指导人们实施正确的行为。法制教育缺失是目前教育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农村这个问题更加突出。
一方面，由于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受农村陈旧观念的影响和经济条件的制约，得不到合理的、正规的教育，特别在农村落后的教育模式下，其受到的法制教育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其法律意识尤为淡薄。新生代农民工本身在接受教育的整体水平上就明显达不到标准，在法律方面，更加难以满足其为自身行为提供指导和约束的要求。
另一方面，少数新生代农民不愿付出，厌恶面枯燥乏味、繁重辛苦的农村生活，游手好闲，同时在教育中又接收到了城市生活方面的知识，在进入城市后，受到城市文化氛围的浸染，崇尚高消费，追求个性，但又不想付出劳动，而且由于其法律意识淡薄，当遇到一些不良因素的刺激时，其不能用其守法意识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从而有效地控制自己的行为，就容易导致犯罪行为的产生，且明显存在多次犯罪、屡教不改的现象。
4.1.3 心理失衡的影响
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乡发展的不协调性，城乡之间在社会保障、户籍及教育等诸多方面存在很多不公平、不合理之处。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需要与现实之间存在极大的矛盾。
首先，与前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城市具有更高的融入意愿，能更好的适应城市生活，也更加向往能获得市民身份。但由于现行的户籍制度及其所形成的城乡二元化格局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过程异常艰难。其次，农民工作为外来务工人员，加之其生活方式及生活习气难以与城市居民达成统一，作为城市中占少数的群体，很难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公平公正的对待,其权利要求也难以得到满足，人格容易遭到歧视。再次，新生代农民工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不具备用工单位对劳动者的技能和素质水平要求，就业困难，难以达到其追求的经济水平。
身份上的不被认同、来自外界的歧视和排挤，经济追求的难以实现，使得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不可能被城市所接纳，产生了严重的孤独感、迷茫感，在城市中严重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以及对物价上涨的无奈，成为了边缘人群。同时，人格歧视对新生代农民工造成了深刻而长久的心理阴影，影响其健康人格的形成。这都导致他们对社会公平产生怀疑，不再相信积极正面的社会道德规范和主流的社会价值观，其在歧视阴影下形成的自卑心理使得他们为克服自卑感而采取一些补偿行为，而缺乏法律意识的农民工在寻求补偿时很容易实施极端过度的补偿行为，从而触犯法律，走上犯罪的道路。尤其是在社会成员贫富差距明显的今天，新生代农民工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来到城市，却因就业形势严峻以及缺乏学历、技术等就业优势而难以获得成功，必然在内心产生挫折、自卑等不良情绪，诱发心理失衡，引起心理畸变，进而实施犯罪行为。
4.2 牡丹江社会原因 4.2.1 经济地位低下
（1）从事的职业地位处于低层。根据调查可以发现，大多数农民工打工的企业，很多都是粗放型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在企业内部从事着繁重的劳动，但年收入却大多在1.5万元至2万元之间，而且劳动权益很容易受到侵犯，合法权益难以保障。一些企业主常常以牺牲农民工利益为代价，尽可能地获取最大利润，缺乏诚信经营的自觉性和社会责任心。这种状况事实上给农民工一种消极刺激，缺乏维权意识和法律意识的他们耳濡目染，在心理上和行为上逐渐向无视道德、蔑视法律的方向倾斜。
（2）经济生活地位与城市居民反差大。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收入低及其从事的职业不够体面，而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地位低，这与大部分城市居民的经济收入及职业地位的形成强烈对比。同时，由于他们往往身处城市发展较快的地区，亲眼目睹富人的富有和奢侈，产生了强烈的收入反差和社会不公平感，长期的压抑状态使其极易产生攻击报复心理和敌意。最终在这些消极心理的刺激下，农民工极易以极端的暴力犯罪的方式来寻求平衡。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社会阶层产生分化，导致社会价值观念分化，引发社会结构的不稳定，进而引发犯罪，这在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中表现很突出。
4.2.2 文化生活的不良影响
（1）原有的文化氛围与城市新文化氛围之间的文化冲突使新生代农民工不能适应城市新的文化生活。城乡之间的文化差异，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融合的过程表现出更多的不适应。新生代农民工中相当的一部分人在人生早期曾经有过“留守儿童”的经历，即父母外出打工，他们跟随家庭中其他亲属在农村长大。当他们成年并来到城市打工以后，发现自己最初在农村形成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并不能够完全适应城市的氛围，城乡两种文化在他们身上出现了对立和冲突。在面临行为选择之际，一方面，由于他们已经逐渐受到城市中主流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自己原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不屑一顾甚至表现出某种拒斥；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全盘接受城市中新的文化形式因而对于自己的行为难以抉择。这一群体中的很多人一时之间无法适应这种对立与冲突，结果之一就是通过实施越轨或者犯罪行为来满足自己的欲求或者发泄源自于内心的不满。（2）人际关系的单一，文化生活单调。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很难融入城市社会生活，所以人际关系主要是在地缘关系（即同乡关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使其文化生活局限于自己狭小的生活圈子，往往进行一些很低级而没有意义的文化娱乐活动，文化生活乏味单调，生活缺少热情。在这种文化生活单调乏味的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往往会寻求一些增加生活刺激的行为，而其之间的相互交往，尤其是通过不良接触，更使他们通过学习和模仿获得犯罪的动机、技术手段，甚至找到将犯罪行为合理化的借口，单一的人际关系为他们迅速结成犯罪团伙、大面积实施同种类犯罪行为都提供了便利条件。并且，如果人际网络中的某些人通过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必然会产生强大的刺激效果和示范效应，极可能刺激和促使人际关系网中的其他人也实施越轨和犯罪行为。
（3）文化生活中的信用缺失促使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上升。作为文化生活中存在的重要问题之一，信任缺失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造成了很多与之相关的违法犯罪事件的发生。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城市就职，但身份上的错位使没有正式组织的依托来参与社会活动，他们长期游离于正式组织之外，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常常受到侵犯，在缺乏利益表达方式和权益维护渠道的情况下，其往往容易借助一些自发的团体组织，以暴力违法的手段，来维护和发展自己的权益。
（4）社区文化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调查发现,社区的娱乐休闲设施和服务很多都以商业模式运作,社会管理和监督极不到位, 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娱乐缺乏正确引导,充斥着很多不良信息和服务（如黑网吧、色情宣传视频）,严重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身心健康，容易产生违法犯罪心理。
4.2.3 合法权益被严重侵犯
权益保护措施的虚置和权益遭受严重侵害是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重要影响因素。新生代农民工在合法权益被严重侵犯时因为缺乏法律意识，不了解合法有效的维权渠道，进而实施自我救济式犯罪，这是目前导致相当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实施犯罪行为的重要原因。当前，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事件在全国范围内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尤其是一些个体、民营和外资企业不严格执行《劳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谋求私利故意克扣、拖欠工资，以各种理由单方面变更或停止执行合同，不积极采取有效的劳动保障措施，有的甚至强制超时、超强度劳动或限制人身自由，严重损害了劳动者的安全、健康和自由。这些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事件的频繁发生，经常导致农民工以错误的方式进行自我救济，或为发泄心中的愤恨、报复侵权者而进行犯罪。
(l)发展权被虚置。调查数据表明,相当比例的新生代农民工在犯罪前的发展权被虚置,约有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罪犯在犯罪前未参加过任何培训,读书时间较少,利用网络媒体查阅学习资料的更能性更低。这种发展权的虚置致使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技能、文化程度等方面无法获得提高,致使其很难找到工作,即使找到工作也极容易失业,失业后失去经济来源的新生代农民工极易被动的采取违法犯罪行为。
(2)劳动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超过一半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罪犯在犯罪前平均每天的劳动时间超过8小时,平均每月的休息时间少于4天或者没有休息时间。超时的高强度劳动,不仅损害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体健康,也对其心理健康造成严重影响,极易引发出现心理扭曲。另外,这种高强度劳动所带来的消极的身体和心理影响，也减少了新生代农民工学习的时间，降低了其主动学习的欲望,使其容易受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出现行为上的失范。(3)文化娱乐设施的使用权得不到有效保障。在闲暇娱乐方面缺乏有效监督和引导。调查发现,很多企业的娱乐设施和社区的娱乐休闲设施和服务并不完善,不能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娱乐休闲的需要,这使得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在娱乐生活不够丰富的情况下接触到许多不良信息和服务（如黑网吧、色情视频）,从而容易产生违法犯罪心理。
(4)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造成的恶性循环。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在务工期间遭受过不法行为的侵害,其中,包括在外出务工期间被抢劫、诈骗、盗窃、殴打等，当合法权益被侵害时,缺乏法律意识的新生代农民工极易选择“以牙还牙”的方式维权,从而导致犯罪发生。
4.2.4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 由于制度、观念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而社会融合的困难又直接或间接地与犯罪现象的出现存在关联。分析犯罪原因是为了采取有针对性的策略预防和减少犯罪，唯有破解城乡二元体制难题，实施合理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推动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使其被纳入城市的社会制度建构之内，才是破解以上难题的有效途径。
社会支持的严重缺乏造成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生存空间缩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重要社会因素。西方犯罪学中的社会支持理论认为，来自于行为人外界的社会支持有多种形式，包括实际的和期待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而且社会支持内部也可以包含很多不同的层次。社会支持会对犯罪行为产生直接作用。对于承受巨大压力的人们，良好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具有舒缓和治疗的功能，能够缓解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和冲突，预防和减少犯罪，反之，则会使得行为人在面临选择之时，更易受到不良群体或个人的诱导，从而实施越轨或者犯罪行为。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很早就离开农村到城市打工，因而家庭给予他们的有效支持微乎其微，其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规模不仅小于城市居民，甚至小于普通的农村村民。而新生代农民工的正式社会支持主要体现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和地位，他们在城市所能获得的社会支持力量薄弱，在面对挫折、困难或者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往往难以克服困难，化解矛盾，维护自己的权益，当他们遭受的挫折增多，受挫感增强时，他们更多地只能选择自我救济的方式，从而导致犯罪。
目前，我国面向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尤为不完善，社会保障机制的缺位使农民工易于铤而走险。社会保障机制的缺失表现在多方面：立法以及制度的严重缺失；户籍制度不够完善；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问题亟待解决；失业无法得到保障；社会救济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等等，成为阻碍农民工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与生活的最大障碍。一旦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出现重大问题，面临失业或者严重的疾病,由于没有相应而完善的社会保障,其生活将陷人窘迫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加重新生代农民工的挫折感和失败感,容易形成反社会心理,促使其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4.2.5户籍利益差别引发的制度歧视 与前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城市具有更高的融入意愿，能更好的适应城市生活，也更加向往能获得市民身份。但由于现行的户籍制度及其所形成的城乡二元化格局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过程异常艰难，他们即使出生、上学、生活和工作都在城市,但也只是在地域位置上可以称得上是“城里人”，而在户籍上他们仍然不属于城市人，不能享有城市居民的很多权益。身份上的不被认同、来自外界的歧视和排挤，使得他们认为自己不被城市所接纳，成为了在城市生活却与城市格格不入的边缘人群。尤其是在社会成员贫富差距明显的今天，新生代农民工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来到城市，却因就业形势严峻以及缺乏学历、技术等就业优势而难以获得成功，必然在内心产生挫折、自卑等不良情绪和心理阴影，诱发心理失衡，引起心理畸变，一旦遇到外界不良因素的刺激，就很容易发生行为失范，进而实施犯罪行为。
第5章 牡丹江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防治对策 5.1 加强法制教育，提高农民工法律意识
从宏观层面上看, 要保证新生代农民工接受教育、再教育的权利的实现，首先要依靠国家以及地方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等手段措施的贯彻落实。国家要通过提供机会，特别是受教育的机会,来帮助那些明显处于危险或面临社会风险而需要特别照顾和保护的青少年人群,以保障青少年人群的个人发展。
（1）加强对农村教育的扶持,特别要关注法制教育.这不仅可以减少农村青少年辍学务工的数量,使他们在进城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前就具有较高的个人素质，更好更快的适应城市的社会文化生活，融入城市社会，而且能使他们具备较高的法律素养，具有能懂法、守法、爱法、护法，在面临侵权时，能采取法律等合理有效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加强对已入城二代农民工的法律知识宣传力度，同时对其进行职业指导。
对于已经进城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再对其进行系统的正规教育已经不具有实践性, 因此，切实可行的措施是依靠政府的支持,定期举行法律知识讲座，同时为农民工提供职业指导和职业培训，以提高其法律素养和职业技能。具体的来说，再教育从其内容来看, 就业再教育可以包含文化、技能、才艺和法律再教育等多个方面；从教育的场所来看, 则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社会文体设施,如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科技馆、体育馆、网吧等, 使之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提职业技能和文化素养的基地和实现自我增值的服务平台。
从微观层面上看,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再教育,不仅应是社会公共部门、社会中间组织和各种培训机构、教育机构、职业发展咨询机构的责任, 更是所有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占据着企业工作人员的大多数,其劳动过程就是一个接受社会化和再教育的过程,他们的主要生活、劳动和社会交往都是在企业内部及与企业相关的活动中进行的,其思想观念、消费意识、生活习惯，甚至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都是在企业内部或企业之间变化、发展和完成的。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再教育,必须重视企业这个微观部分在整体重的关键作用,号召企业按照现代企业文化的内涵承担起自己除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之外的社会责任。
5.2 加强农民工思想道德教育 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完善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依靠政府、媒体、个人等全社会的力量，加强宣传力度，加大对农民工的思想道德教育，感染和引导农民工提高其思想道德水平和个人素养。
树立榜样的力量，利用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积极贡献的典型事迹和优秀个人，塑造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力量，为价值观、人生观正处于塑造期的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精神支持，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其思想道德水平，养成积极向上的生活和学习习惯。特别是对于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农民工群体里的优秀个人事迹，要做到公平公正的表彰和支持，同时，可以通过组织其学习榜样的事迹，来带动新生代农民工塑造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减少甚至消除其负面畸形的心理，杜绝其向犯罪心理发展的可能。
5.3 丰富农民工文化生活
要预防和解决农民工犯罪问题，解决好农民工的文化适应问题，建设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新生代农民工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是很关键的。
（1）建设和谐社区，营造社区文化亲和力。现代城市社区居民虽然在某些方面具有很高的同质性,但整个社区却存在很多的差异性和矛盾冲突。当社区的气氛不和谐，社区居民之间存在很多矛盾，而社区又缺乏化解矛盾冲突的合理方式和维持社区和谐的有效措施时，就容易会造成社区亲和力与凝聚力下降,引起人际冲突和犯罪的发生,这会破坏社区的整体利益,阻碍和谐社区的建设和发展。通过关心外来流动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和人际氛围、建设和谐的社区文化等,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缓和社区原有居民与新生代农民工等流动人口之间的矛盾冲突，以此来预防和减少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发生,是建设和谐社会与解决“新三农”问题在和谐社区建设中乃至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议题。因此,要努力建构农民工服务体系,促进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交流,营造关爱农民工生活的和谐气氛,通过关爱和帮助舒解新生代农民工被歧视、被排斥所形成的自卑和报复心理。
（2）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原则，努力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公共服务。努力解决和满足农民工的食物、住所、就业、尊重、安全的需要,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企业环境和社区环境,要做到时时处处体现人文关怀。站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立场提供公共服务，以人文理念去解决社区的稳定和谐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要解决好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就业的居住问题纳入城市住宅建设发展规划和投资；二是鼓励各类型企业积极解决好员工的居住问题；三是管理部门要转换思维、转换角色,实现由管理向服务的角色转变，同时提高社区文化的包容性,构建能够包容外来农民工的社区文化开放体系，要打开全体市民的视野,依靠全体公民来营造和谐的文化氛围和文化环境,吸纳他们参与社区各种精神文化生活,用包容代替歧视,用公平换取融合,在法律和行政条例之外用温情善待之,培养出有感染力的文化,实现双管齐下，来减少冲突和犯罪。
（3）积极举办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在活动中拓宽农民工的人际关系，同时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文化娱乐渠道，丰富其文化生活。充分利用好社区及全社会的媒体平台，做好宣传和组织，举办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文化活动。同时，要创新文化活动的方式，创新出更多的农民工和城市居民都可以参与其中的文化方式，促进其文化交流与融合，是解决融合难题的重要手段。
5.4 加强农民工管理
加强农民工管理，要依靠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措施来进行。
（1）宏观上，要发挥中央政府总揽全局的作用。首先，国家应该从宪法和法律层面解决好公平问题, 努力实现法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实质上的平等，努力打破农民工市场准入的制度壁垒,建立面向全社会的社会公平和安全保障体系。具体的，为了保护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尽快消除城乡二元体制,有计划分步骤的消除户籍差别,放宽户口迁移的限制,切实保证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保障权、健康权、发展权、平等工作权以及自由权等, 从法律和制度上消除对新生代农民工歧视和排斥的根源。其次，国家还要完善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工作机制,加强薄弱环节,有效预防和减少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这主要依靠法制教育和心理辅导。
（2）微观上，要努力加强监督管理和执法人员的责任意识。这主要指企业、各级企事业单位要努力增强服务和管理意识，要有正确的定位，在帮助农民工解决困难，为其提供提供帮助时，要有服务意识。而在其管理和执法过程中要有责任意识，能做到公正执法，不徇私枉法。
5.5 健全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
（1）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主要依靠法律法规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依靠制度设计来保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存在融入困难的问题。包括，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平等权、社会保障权等；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问题,包括获得知识、技能、体能的公平问题等。基于此,可以通过采取以下措施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可以制定专属于农民工群体的《农民工权益保护法》, 为农民工融入城市提供平等权和自由权，通过法律法规赋予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平等权和社会保障权，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同时，建立更适合农民工子女的公平的义务教育制度，解决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难的问题。
（2）政府部门和企业都发挥其作用，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权。劳动权是公民享有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为保障其全意，具体的，要规范就业市场,加强管理劳动合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正式就业, 保障其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加强对加班时间和劳动强度的限制，保证其休息时间，保障其休息、休假的权利；要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供免费实用的技能培训和职业指导,提高其在就业中的竞争力，保障其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要加强对农民工工资发放以及工伤、失业救济、劳动争议处理等的监督，保障其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等等；要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监督和管理,提倡健康的休闲娱乐活动,减少色情、暴力等不良刺激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心健康的影响；第三媒体要大力宣传党和国家关于农民工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利用农民工在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中的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典型来引导人们对农民工的态度和认识,营造良好而融洽的社会氛围，利用舆论来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5.6以户籍制度的改革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有重点、有试点、有层次、有序合理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改进和完善以创建出有利于农民工生存和发展的教育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各项基本权利，是非常关键的。
户籍制度是影响农民工问题解决的重要的制度性障碍。为了预防和解决农民工犯罪问题，可以在农民工犯罪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区、农民工城市社会生活融入问题比较严重的地区采取有重点、有试点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建立时间递进式户籍制度,即“暂住证——常住居民证——户籍居民制度”,以合理的纳税额度、稳定的家庭住址、无犯罪记录等条件,以时间为梯度，制定不同的落户标准，根据不同城市的不同特点制定符合当地发展的户籍制度。这样既可以预防和减少犯罪，还可以减少不良的人口流动。
第6章 结论
目前城市农民工群体内部的代际分化已经形成，新生代农民工逐步成为了农民工群体的主力。而新生代农民工在为城市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由他们所滋生的违法犯罪问题也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对引发新生代农民工违法犯罪的原因作必要的深层次的心理剖析，并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是消减新生代农民工的违法犯罪行为，确保整个社会平稳、和谐发展的需要。
新生代农民工将是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主力,城市如何接纳他们是无法回避的现实。该问题处理得好，社会将获得巨大收益,处理不好,其负面问题的后果也很严重。为此, 政府部门及社会各界都必须全方位思考该问题。不妨说，尽一切可能解决该问题存在的多个原因已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事情。
本论文运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及案例分析的方法，通过调查，对牡丹江市外来农民工犯罪特征从不同角度进行深入分析、比较。在此基础上从社会转型、管理机制、农民工的角色转换等几个不同角度对犯罪成因深入剖析。经过上述的调查和论证过程中，我们知道，由于农民工的自身原因和牡丹江市的一些社会原因，导致农民工犯罪问题日益突出。
第二代农民工大多是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由于受成长环境局限,与同龄的城市人相比,新一代农民工大多底气不足,文化知识欠缺,社交礼仪匮乏,甚至连过马路都争先恐后,整体素质有待提高,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应进行适当引导。现实对欲望的无法满足带来了他们对现实的愤怒,新生代农民工在对城市、农村双向逃避的同时,也有对城市、农村的双向对抗,如对现实社会的反感、不满及敌对情绪,背离传统道德,代之而起的是欺诈、行骗、及时行乐等极端个人主义等。总的来说，要在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重视程度的基础上，给予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社会支持，增强其耐受、应付和摆脱紧张处境的能力，并进一步提升管理服务水平，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生活条件，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从而营造一个有益于他们身心健康的好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