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视野中的社会救助工作思考

社会转型视野中的社会救助工作思考（共8篇）

社会转型视野中的社会救助工作思考 篇1

社会救助是一项基本的和重要的社会保障工作，也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工作。在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快速转型过程中，传统的社会救助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价值取向、政策规范、救助方式、管理手段等，已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笔者认为，要在社会转型的现代背景下，审视社会转型对社会救助工作带来的影响，以此改革创新社会救助工作，更好地发挥其在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基本生活权益、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一、社会转型对社会救助工作的主要影响

社会救助是指公民在不能维持其最低生活水平时，由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标准向其提供满足最低生活需求的援助。它以所有特困公民为对象，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为目的，通过给予现金、实物和提供服务等多种方式实施救助，主要由灾民救助、最低生活保障、社会互助等组成。社会救助是解决群众生活困难最古老的措施，也是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中最基本的项目，它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一起，构成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可以暂时没有社会福利，甚至也可以暂时没有社会保险，但是，不能没有社会救助，古今中外概莫如此。

学界一般认为，我国社会转型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其中1840年到1949年为第一阶段，1949年到1978年为第二阶段，1978年至今为第三阶段，是快速转型期。社会转型既包括经济基础的变革，也包括上层建筑的调整，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的整体变迁。当前我国社会转型主要表现为：一是在社会生产和生产力层次上，表现为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二是在经济体制层次上，表现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三是在上层建筑层次上，表现为由高度集权的传统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转变；四是在思想文化层次上，表现为反映自然半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精神文化向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精神文化转变。笔者认为，社会转型对社会救助工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产生的影响

我国社会转型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传统与现代共同存在，共同作用，尤为表现在建设法治社会进程中，传统思想观念仍然起重要作用。中华民族历来有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对贫困者给予同情、关怀和支持。这是我们做好社会救助工作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在社会转型期应予发扬光大。改革开放破除了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社会成员对贫困问题的价值判断发生一些变化，部分人比以前更多地看到了导致贫困的个人责任，认为贫困是由贫困者的“思想保守”、“观念落后、“不思进缺和“过分依赖”等原因引起的，而忽视了引起贫困的社会因素。因此，在经济发展和平均收入水平提高以后，没有及时重视和协调好先富与共富的关系、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导致贫困问题比较突出。社会救助工作由于是对最为贫困的群体进行最为急迫、最为直接的救助，特别需要严密的法规。因此，在国际社会保障理论界，社会救助常常被称为“须经家庭经济情况调查的保障制度”。但是，我国社会救助工作法制建设严重滞后，不仅没有基本的《社会救助法》，而且也没有《赈灾法》，造成社会救助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无法可依。如，灾情核报的随意性很大，有的地方为了多要救灾款而夸大灾情，有的地方为了出政绩报喜不报忧。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社会救助对象的民主和法治意识会普遍增强，他们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也会增强。因此，急需加强社会救助工作的法规建设，在社会全面转型的背景下，妥善解决效率与公平、经济竞争与社会关照等社会问题。

（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产生的影响

一是经济体制转化和产业结构调整，造成的下岗和失业问题突出。种种迹象表明，目前，我国进入1949年以来的第五次失业高峰期，虽然统计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有3%--4%，但实际失业率在8%左右。随着下岗和失业并轨工作的加快，再就业中心将逐步撤消，过去在下岗职工中隐含的失业问题将完全显现，失业问题会更加突出。2002年我省城市低保对象111.45人中，传统“三无”救济对象为3.66万人，仅占3.28%；在职职工、下岗和失业人员为75.76万人，占68%。二是就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1978年我国就业人口在一、二、三产业中就业的比例分别为70.5％、17.3％、12.2％，2000年则变为50.0％、22.5％、27.3％，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开始超过第一产业。2000年在国有、集体经济部门以外就业的人员比重，已经达到全部城镇就业人口的54.9％，超过了在国有、集体部门就业的人数。就业结构的变化，造成单位社会保障功能降低，就业者陷入贫困的机会增加。三是收入差距扩大。不但单位内部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拉大，单位、行业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扩大。据有关专家测算，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6，接近0.6的国际警戒线。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57倍，到2002年扩大到3.09倍。由于农民享受不到城镇居民的有关福利，实际收入差距应在5倍以上，这一比例大大超过世界各国，由此导致的贫困问题比较突出。

（三）社会政策转型产生的影响

一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在社会保障方面，不再追求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模式，力图建立“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将过去的国家福利和企业福利模式改为社会化的福利模式，在医疗、住房、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方面，不再由国家和企业承担全部责任，而是建立多方共同负责、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混合福利体系。尽管新的社会政策目标是要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体系，但由于在新旧体制的转化中出现了一个制度空缺时期，未能及时地出台新的制度性框架，来防止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失业下岗者和其他特殊困难者陷入贫困，造成社会救助目标弱化，救助平均水平降低，使其难以发挥较好的社会保护功能。二是有些政策难以适应实际工作需要。五保供养是随集体经济产生和发展的，长期以来，是作为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福利事业。目前，在集体经济十分薄弱、土地保障功能严重弱化的情况下，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后，五保供养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因此，有必要对五保供养工作进行重新认识，不应再将其作为集体福利事业，而应属于农村社会救助的范畴。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救助政策。三是社会救助资金投入不足。近年来，我省国民经济呈现较大幅度增长趋势，但社会救助经费没有能够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步增长。如，我省开列的自然灾害救助经费从1995年到现在仍然是2000万元，与经济发展相比，实际上是呈下降趋势。当前，我省城市低保保障标准较低、保障面较窄的问题比较突出，其主要原因，也主要是由于保障资金投入不足造成的。四是社会支持系统的作用弱化。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社会救助优惠政策，如救灾粮、油、燃料、建材等物资，随着价格体制和流通体制的改革，能够安排的范围越来越小，价格也与市场价格相差无几。城市低保只能维持低保对象的基本生活，若要解决低保对象在就医、住房、就业、子女上学等方面的困难，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但由于一些部门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出台优惠政策，制定、落实优惠政策的难度较大。

（四）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产生的影响

一是社会利益群体与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改革前，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下，国家是唯一的利益主体，不存在其他形式的利益群体。改革以来，随着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利益主体逐步多元化，个人、组织、群体独立的利益主体地位得到强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利益群体，如私营企业主。过去以身份为依据的社会分层逐步被打破，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等阶层分化加快，他们中的部分人沦为贫困的可能性增大。二是人口流动速度加快。2002年全国有9000多万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我省为全国主要的跨省流动的流出地。由于人口流动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和无序性，相应的法律保障和服务措施不健全，进城农民工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他们的合法权益容易受到侵害，极易沦为贫困群体。大量劳动力流出，对农业发展也产生一定的影响，给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扶助和精神慰籍带来新的问题，社会救助任务进一步加重。

二、加强和完善我省社会救助工作对策

科学构筑我省社会救助体系，是解决转型期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这一体系应以自然灾害救助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主体，以社会互助为辅助，以临时救济为补充，以优惠政策相配套，以社区组织为依托，以维护和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为根本任务，坚持改革创新和社会化方向，不断提高社会救助水平。

（一）搭建一平台，发挥社区在社会救助工作的作用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原来由国家和单位承担的相关社会功能逐步推到社区，社区的社会功能在迅速扩大。尽管近年来大力开展了社区建设工作，由社区组织来承担政府和单位的一些社会职能。但此项工作仍然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社区掌握的社会资源还很有限，组织体系还不健全，从事社区工作人员的专业化程度还不够高，还不能完全承担起有关的社会职能。因此，要大力进行社区建设，重点突出社会救助的职能，积极建立社区化社会救助体系。目前要重点搞好社区服务组织体系建设，设立社区保障服务中心，为辖区居民提供社会保障事务服务；负责审核居民享受社会救助的资格；组织社区有劳动能力的救助对象参加义务劳动，消除其“等、靠、要”依赖思想；设立捐赠接收站，搞好社区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捐赠的物品优先在辖区内贫困群体中调剂，低保对象可以凭救助卡选用捐赠物品；积极支持志愿者组织参与社区服务。从而建立一个以人为本、讲礼仪、重情谊，相互关心爱护的和谐社区。

（二）搞好两个转变，重新认识转型期的社会救助工作

1、转变社会救助工作的价值取向。一是由恩赐观念向权利观念转变。传统社会救济含有明显的恩赐观念，救助者常常以观世音自居，受救助的群众往往感恩戴德，这种行为是与现代社会救助有着本质区别的。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实施社会救助是其应负的由法律规定的社会责任，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恩赐；对于公民来说，获得救助是其应享有的受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法律意识的增强，要用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救助”取代传统意义的“社会救济”，以转变传统的恩赐观念。二是以物为本观念向以人为本理念转变。长期以来，在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上，社会救助工作的主要任务似乎就是分配款物，往往把争取上级的救助资金作为一项中心工作，一旦款物分配完毕，救助过程也就结束，使社会救助工作的重心转向了以物为本。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从维护人权的角度认识社会救助工作，弘扬以人为本的现代理念，使救助对象的生存权、发展权得到应有保护。

2、转变社会救助工作的行为取向。长期以来，我国社会救助的行为取向突出表现为特殊主义，不是按照社会成员的实际困难程度进行救助，而是划分成若干群体，分不同对象实施救助，造成同属国家一员，而在救助待遇上却千差万别。如，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社会救助也存在严重的城乡差别。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城市居民社会福利较高，职工工作、生活都比较有保证，因此，社会救助的重心在农村。近年来，随着国企改革深化，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增加，贫困人口增多，城市社会救助工作日益受到重视，而农村社会救助工作则止步不前。再者，城市农民工是社会的边缘群体，城市、农村社会救助都没有把他们列入，属于被人遗忘的群体。因此，社会救助的行为取向要由特殊主义向普遍主义转变，不分种族、身份、职业等，在获得社会救助方面一律平等。

（三）构筑三个体系，促进社会救助工作的全面发展

1、积极推进依法行政，完善政策法规体系。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政府运作方式的基本特征。近年来，城市低保的立法工作取得了重要突破，1999年国务院颁布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我省于2002年5月1日起实施《河南蚀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实施办法》，使城市低保工作的法制化建设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但是，自然灾害救助、农村社会救助还没有相应的法规出台。为此，各级政府社会救助主管部门必须实施依法行政战略，一是要抓紧制订急需的地方性法规，及时修订不适宜的法规，搞好法规、政策之间的衔接；二是要严格依法办事，全面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三是要积极推行政务公开，转变职能，改变管理方式，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办事效率；四是加强监督，确保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得到统一、公正、合理的实施。

2、科学运作，完善社会救助管理体系。①强化政府的主体地位。社会救助对象是社会最为贫困的群体，可以说，没有政府和社会的救助，他们就无法生存。因此，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权，是每一个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目前，政府在五保供养、农村特困户救助等方面的主体作用发挥不够。要强化政府在社会救助组织、管理、监督和财政投入等方面的主体作用，逐步形成政府投入为主、集体补助为辅、社会共同参与的救助机制。②探索建立科学的管理机制。可实行普遍性和专门性相统一的社会救助双层体系，将社会救助对象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救助对象为城乡所有贫困者，为因各种原因而陷入贫困者提供救助，以涉及面广为特征，具有普遍性特点；二是救助对象为已经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没有家庭收入和其他收入来源的人，以受益对象的专门性为特征，具有专门性特点。这样划分，既能对所有贫困者进行救助，又能对特困户进行重点救助。③建立起规范的社会救助款物管理机制。各级政府要建立社会救助基金，强化财政预算，加大财政投入，增强社会救助的资金保障能力；社会救助资金要实行专户管理，确保资金不被挤占、挪用、贪污等现象发生；在资金的发放上，引入民主决策机制，由群众代表评定困难户，提高资金发放的透明度，解决优亲厚友等问题的发生；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低保金社会化发放途径，推广由银行、原创文秘材料，尽在文秘知音wm338.com网。邮局等网点发放低保金的做法；搞好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对社会救助资金的监督。④加大社会救助工作的科技含量。建立比较完善的贫困指标监测和评估网络，运用现代技术手段，通过严格的家庭收入调查和计算，准确核实贫困家庭的经济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制定科学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和救助标准，为准确实施社会救助提供保障。建立灾害管理系统和救灾辅助决策支持系统，制定灾害评估、统计、紧急救援办法，探索灾情科学预报、评估、合理分配救灾款物的新途径，不断提高灾害救助的科学化管理水平。

3、建立有效的社会支持体系。对处于贫困之中的人员，单靠政府救助解决不了他们的所有困难，必须发动社会力量，开展社会帮扶活动，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服务。政府在社会救助对象就业、职业培训、自谋职业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积极引导、鼓励慈善团体等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工作；组织、提倡开展多种形式的帮扶解困活动，如社区救助服务、志愿者活动、扶贫济困送温暖活动等。发动社会力量，搞好救助对象在医疗、教育、住房、司法援助等方面的专项救助。在教育方面，通过减免学杂费、奖学金、教育贷款和勤工俭学等方式，解决贫困家庭学生的上学问题；在医疗方面，建立起专门服务于贫困群众的医疗补助、费用减免制度，确定医疗救助定点医院，确保他们能够获得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在住房方面，要通过实施“安居工程”，为贫困群众提供廉价住房，廉租住房，使其居有住所；在司法救助方面，认真落实《河南省法律援助条例》，为贫困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并免收、减收费用，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通过社会各方面的支持，筑起一道牢固的社会安全网。

参考文献：

1、多吉才让：《新时期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

2、多吉才让：《中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与实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民政部：《中国城市反贫困论坛主题报告--中国的城市贫困与最低生活保障》，北京，2002年12月

4、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200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5、民政部救灾救济司：《救灾工作资料汇编（1）》，2001年

6、郭德宏：《我们该怎样看待社会转型》，《北京日报》，2003年2月24日

社会转型视野中的社会救助工作思考 篇2

中国古代最为发达的“农、医、天、算”, 实际上也可以将其看作技术观。虽然如此, 但也决不会有损中国传统文化的灿烂, 是由它内在的特色所决定的, 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所致, 无必然之由可以追问。因此, 就中国古代而言, STS的问题变为TS问题。而技术在中国古代并未在社会向度得到体制性的强有力的支撑。这或许是中国古代技术曾经辉煌却不能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至于技术的价值本性和伦理问题, 中国古代可以提供的只是一些思想资源。

一、科学技术作为社会体制

STS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 其支点在于科学技术在近代已成为一种社会体制。默顿的主要贡献正是在于把握了科学技术的这个如此主要维度。“这种观点就是, 近代科学除了是一种带有独特规范框架的‘社会体制’。它同其他某些社会体制有部分共同点, 而与另一些社会体制则有着紧张的冲突”[1]。

本—戴维 (Joseph Ben—David) 对科学技术作为社会体制表现有精辟的论断, “……体制化有如下的意思: (1) 社会把一种特定的活动接受下来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 它是因其本身的价值才受到尊敬的; (2) 存在着一些调整特定活动领域中的行为的规范, 其管理方式适于该领域中的活动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有别其他活动的自主性; (3) 其他活动领域中的规范要在某种程度上适应特定活动的社会规范。社会体制就是一种已按上述几点体制化了的活动”[3]。科学技术作为体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科学技术因其社会功能而具备体制化价值;科学技术有着社会互动的机制;科学技术作为社会体制有其独特的规范结构, 它同互动机制有机地支撑着这一体制的自主性。

科学技术的社会体制化, 或者说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 就是满足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 而这种需要始终贯穿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可是, 到了近代, 西方才从社会向度上把这种需要的满足规定为科学技术的功能。正如齐曼 (John Ziman) 所言:“现代对科学的要求是实用和对社会负责。”[4]贝尔纳 (Bernal, 1901-1971年) 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归纳为:“我们已经看清科学既是我们时代的物质和经济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又是指引和推动这种生活前进的思想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满足我们的物质需要的手段。它也向我们提供了种种思想, 使我们能够在社会领域里理解、协调并满足我们的需要。除此之外, 科学还能提供一些虽然并不那么具体, 然而却同样重要的东西:它使我们对未经探索的未来的可能性抱有合理的希望, 它给我们一种鼓舞力量。这种力量正慢慢地但却稳稳当当地变成左右现代思想和活动的主要动力。”[5]科学技术不仅满足社会的需要, 而且更重要的是其本身还成为社会经济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乃至主要前进动力, 即科学技术是社会体制的命脉。

科学技术社会体制是凭借科学家、技术家组成的共同体与社会其他组织之间的互动而形成社会结构, 由科学技术共同体、社团和交往等三个要素组成, 科学技术共同体的形成是科学与技术实现体制化的标志。默顿提出:“如同人们时常所注意到的情况那样, 在对有着非常多的智力巨人出现的时期进行思考时, 待解释的现象‘也许并不是超凡的自然才能的倍增, 而且超凡才能在有关的几种职业上的集中’……各种社会学状况的结合……倾向于把该时代的天才的世纪提供了一个充分的基础, 在此之上可以研究这样一些社会学因素, 它们在大尺度上说明了科学的令人注目的发展, 说明了兴趣被引向某些特定的探究领域的原因。”[1]社会学研究表明, 科学技术共同体的形成是促使近代科学技术产生的主要动力之一。

科学技术共同体成员结成社团来巩固和发展共同体, 从而进一步发挥社会体制化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力量。“我们只有增加可以促进我国臣民的舒适、利益和健康的有用发明, 才能有效地发展自然实验哲学……这项工作最好由有资格研究此种学问的有发明天才和有学问的人组成的一个团体来进行。他们将以此事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和研究内容, 并组成拥有一切正当特权和豁免权的正式学会”[5]。

在科学技术共同体中, 尤其通过社团组织、社会互动来实现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交往。“交流体系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 它是‘科学方法’的心脏”[4]。科学交流的方式有通信、发表著述、讨论会、非正式讨论等。

默顿在《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明确地指出, 科学技术的社会体制有别于其他社会体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而这维系于它本身所特有的一套规范。他把这种规范结构称之为“科学精神气质”。“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有条理的怀疑论——构成了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1]。

如前所述, 断裂中国古代技术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体制化的保证, 主要症结在于技术的社会功能未受到社会重视。中国古代社会在物质向度的保障基本上仰赖于社会和平安定、风调雨顺以及政治上清明。技术仅作为辅助手段。据《考工记》, 春秋时代, “百工”被列为“国有六职”之中, “审曲面势, 以饬五材, 以辨民器, 谓之百工。”“国有六职, 百工与居一焉。” (《考工记》) “百工”及其代表的技术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功能江河日下。晚清学者指出, 这种状况主要是因为社会漠视技术, “古时劝百工之法。日省月试, 既禀称事, 曲台基著于九经, 自《周礼·冬官》经乱而逸, 以《考工》一记补之, 自汉以来渐亡。古制百工居市, 间有专习。高曾规矩, 日蔽日窳;聪明才智之人, 夷诸贱隶, 亦遂无能克自振拔者, 皆国家无疑劝之故也”[10]。

科学技术在中国古代是不受社会重视的, 相对而言也就没有社会体制化的价值可言了;科学技术没有形成社会体制, 相对而言科学技术不能持续发展也就顺理成章了。如在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设立过的官方天文学机构。“在古代中国社会中, 几千年来, 皇家天文学机构一直是朝廷中的一个重要部门。这一传统, 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 甚至更早……到了周代, 皇家天文学机构及其职官, 都已颇具规模, 并且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皇家天文学机构的名称及其首脑的官职名称, 历代屡有变动……但皇家天文学机构的地位和性质, 确实是自《周礼》以下一脉相承, 垂数千年而不变”[11]。技术作为社会体制, 其机体在于共同体和社团组织。中国古代皇家天文学机构却是由专职官员组成的官僚集团。最为关键的是, 中国古代天文学以天象观察和历法制定的技术活动完全出于服务于皇家的政治和社会治理为使命。如此, 皇家天文学机构就不是技术性质的机构, 而是政治与社会的机构。同时, 中国古代皇家天文学机构拒斥普遍性, 严禁民间“私习天文”。古代天文的机括是维护王权。“所以, 天学在中国古代有极为特殊的地位——必须由王家垄断”[11]。“历代王朝往往在开国之初严申对于民间‘私习天文’的厉禁——连收藏天文图书或有关的仪器, 都可能被判徒刑乃至死罪”[11]。

中国古代文化制度中, 书院制度可以成为近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体制化的重要制度思想资源。中国古代书院制度的特点是研究与教育相结合, 采取学者讲学, 师生共同研讨切磋的方式, 其性质是具有相当独立性的私学。书院制度始于唐, 盛于宋。“宋初, 天下渐定, 学习风气日盛, 又因佛教禅林教学制度的影响, 一些学者便选择山林僻静处办起了专以收徒讲学为业的书院”。 “南宋时代, 官学和科举的弊病日益暴露, 一般士人苦于没有一个能比较自由地授受研究学问的场所, 因而对专事讲学, 可以参加科举为目的书院产生了好感;又由于理学影响的不断扩大和以理学家为主的一批著名学者的大力提倡, 书院又发达起来了”[14]。到了晚清, 随着西学尤其科学技术以及教育制度传入中国, 出现了以科学技术为教学研究内容的书院——“格致书院”。 “格致书院是集博物馆与科技学校与一体的特殊机构”[10]。“科学仪器的展览, 科学讲座的举办, 科学人才的荟萃, 使格致书院成为当时中国少见的展示西方科学技术的窗口”[10]。相比较而言, “格致书院”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社会体制化的胚芽。同时, 也沿用了书院制度, 即书院制度所具有的特征, 可以和西方科学技术作为社会体制进行汇通或对接。

二、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

科学技术的价值属性从社会体制的维度展开, 如杜威对培根在西方科学与技术最初实现社会体制化的过程中表明的那样:“新论理的任务是保获心意使它不自相矛盾, 教它忍耐持久地去学习事实中无限的差别性和特殊性, 教它在知识方面顺从自然, 以便在实践中支配自然——这就是学问的新论理——新工具或器官的意义, 这名称显然是为反对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而起的。这名称还包含其他重要的反对思想。亚里士多德以为理性是可与合理的真理独自结合的。他所说‘人类是政治的动物’那句名言的反面是, 性灵不是动物的、人类的, 也不是政治的。它是神圣地独一无二、无所不包的……培根确实可以算作从实用见地看知识的一个先觉。如果我们细心地观察他在知识的追求和归宿中怎样地注意社会的因素, 便可以免掉许多误解。”[17]“用培根的话来讲, 我们虽在用科学支配系统地、优越地运用到人类地位的改进上去。这种运用虽亦不少, 但都是偶然的、分散的和表面的。这个限制规定了现今哲学改造的特殊问题。因为它注意在社会的缺陷。”[1]如此, 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 根本的在于其社会体制化。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无疑首先要去追求对于社会的功利和促进社会进步了。

社会功利是科学技术实现体制化的最主要动力和机制, 而科学技术成为社会体制, 更凸显以功利为主的价值取向。“对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价值的评估尺度已明显上升”[1]。“正是对科学价值的这种肯定性评价——一种逐渐变得日益起促进作用的评价——引导着更多的人们去从事科学。对科学的注意力的这种提高——这在有关职业兴起转移的数据中得到反映——至少是科学在这个世纪后半叶获得加速进展的一个必要条件, 如果不是一个充分原因的话”[1]。这“社会价值”也就是功利价值。“在十七世纪, 对于科学的功利性时常提出有些过分的要求, 那主要是科学的体制化的前奏”[1]。巴伯在其《科学与社会秩序》中指出, 出于他们本身对科学的忠诚, 业余爱好者协会显示了功利主义的倾向, 这是近代科学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沃恩斯坦说道:“他们自己关心家常兴趣之事物, 例如贸易、商务、工具和机械, 并且试图以科学之光来改善日常的生活。”[22]

与之功利社会价值有着天然联系的科学技术是在依靠社会体制为工具来促进社会进步。巴萨拉 (George Basalla) 认为, “技术进步”的核心是追求社会进步。“文艺复兴以来, 给技术的性质和影响的思索定调的技术进步概念是以六大推论做基础的。第一, 技术革新毫无疑义对变化中的人造物的改进有显著的贡献;第二, 技术的进步直接有助于我们物质、社会、文化和精神生活的改善, 从而加速了文明的发展;第三, 技术上的进步及随之而来的文明进步可以毫不含糊地用速度、效率、能量或其他一些量化标准来衡量;第四, 技术变革的源头、方向和影响都完全是在人类控制之中的;第五, 技术征服了自然界并迫使其为人类目的服务;第六, 技术和文化在西方工业化国家达到了巅峰状态”[23]。

但是,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 在它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 也对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而这些负面效应是否有悖于其追求社会进步的价值?蔡尔德 (Gordon Childe) 引用史前社会发展表明, 其负面效应仅是社会进步中的“非正常现象”。 蔡尔德认为他已发现了技术变革与人口增长之间关联的无懈可击的证据。如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事件中即有这类明证。在1750年和1800年之间, 描绘英国人口增长的曲线直线上扬;这一发展被蔡尔德用风行一时的技术、经济和社会变迁;即历史学家称为工业革命的那些东西做参考而解释它。在蔡尔德看来, 历史上关于工业化的益处和坏处的辩论, 最终可以通过谈到它的客观标准来解决。他总结说工业革命是历史上的一个循环渐进的过程;因为它对给自己影响最大的物质——智人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便利[23]。这也是科学技术以社会体制为工具对社会的价值取向始终追求社会功利, 追求促进社会进步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文化, 其哲学的终极关怀是以价值为核心的, 尤其是“义利之辨”。中国传统哲学取向重义轻利, 这种倾向成为阻碍技术社会体制化的最主要障碍。以儒家为例, 儒家尤其轻利重义甚至于弃利, 视义利如风牛马不相及的事。“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 “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 (《论语·宪问》)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梁惠王上》) “义之所在, 不倾于权, 不顾其利。” (《荀子·荣辱》) 不可否认, 重义轻利本身是合理性的, 也是必要的, 表征着人类美好而又崇尚道德情操, 可视为超越经验的伦理。可是, 把义与利完全地对立起来, 并一棒子打死, 视其社会功利为洪水猛兽, 自然地不仅舍弃了“利”自身所有的价值和地位以及对“义”有着有益的必要的互补和互助的关系, 而且也阻碍了技术社会体制化。

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以其固有的保守性的特征而断裂技术社会体制化的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观强调社会守成和稳定。“孔子曰:‘殷因于夏礼, 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 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 虽百世可知也。’其言因言继, 即言其传统。其言损益, 即当时之现代化。夏商周三代, 何尝非当时之现代化。孔子已早知必有继周而起者, 但又知其仍必因于周, 而亦不能无损益, 秦汉以下是已。所因少, 则传统弱, 而不能常。如秦, 如汉, 如三国魏晋, 以下如隋, 如五代, 皆是也。所因多, 则传统强, 而能常。如两汉, 如唐, 如宋, 如明是也”[25]。社会历史倚重于传统。虽然晚清思想家已初步认知西方科学技术所追求社会进步的价值, 但仅仅停留在认知上而已。

摘要：从科学技术作为社会体制维度考量中国传统文化转型, 科学技术在近代已成为一种社会制度;中国传统文化漠视技术, 技术的社会功能未受到社会重视;从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向度反思中国传统文化转型, 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是追求社会的功利和促进社会进步;中国古代传统文化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阻碍了技术社会化;但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以其对人文、伦理的关怀以及“天人合一”的基本观念, 对科学、技术以及社会制度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社会转型视野中的社会救助工作思考 篇3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换言之，和谐社会即是实现整个社会的高度团结与整合，使得社会秩序井然、社会结构均衡、社会发展可持续。追求社会的有序、实现社会的整合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之一。构建和谐社会这一理念的提出，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能力建设，尤其是基层社区党建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建设一个和谐社会任重而道远，尤其是在此过程中，探索社区党建工作的新途径和新思路，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良好而坚实的基础，是一项极为重要的课题。

（一）加强和改进社区党建工作，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

在城市改革与发展中出现了新情况与新问题，如社区党建工作的对象日益复杂、政府管理重心逐渐下移社区、“单位人”逐步向“社会人”转变。首先，社区党建工作的对象日益复杂，同一社区，有新的经济组织党员、新的社会组织党员、在职党员、流动党员，还有离退休党员。这些党员思想迥异、利益相左，要统一起来较为困难。其次，政府职能发生了变化，“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管理重心逐渐下移社区，对发挥社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组织协调作用提出了新的要求”。再次，社会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单位人”逐步向“社会人”转变，人们在工作单位的时间和空间日趋缩短，在居住地的时间和空间却相对稳定并不断增长，对党的群众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最后，随着社区群众的自主意识不断增强，社区中涌现出许许多多的群众组织和自治组织。由此可见，加强社区党建工作是形势发展的迫切要求。

（二）加强社区党建工作是构建和谐社区的关键

创建文明城区、改善生态环境、繁荣社区文化、提高居民生活质量都需要社区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社区党组织是构建和谐社区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必须加强社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其领导作用，着力提高社区党组织的凝聚力。从和谐社区入手，能够有效地推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此外，构建和谐社区，需要社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有力支持，主要结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社区实际，进行宣传鼓动，化解社区矛盾，理顺群众情绪，进而凝聚人心。因此，要构建和谐社区就必须加强社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把社区党的基层组织资源整合起来，形成优势互补的合力，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在社区事务中的领导作用，并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和管理，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着力提高社区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以党内和谐带动和促进社区和谐。

二、社区党建工作当前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社区党建从摸索试点到经验推广，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当前社区党建各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一） 对社区党建工作认识上存在偏差

目前，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思想认识上对社区党建工作存在偏差。具体表现在，社区党务干部重视度不够，导致社区党建工作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重要；社区党员认同感淡薄，虽然各类党员进了社区，但对社区党组织心怀顾虑，不甘融入；单位意识仍未完全打破，认为社区党建工作是社区的事，与他无关，不愿参与社区党组织的各项活动；繁重的社区行政工作使得社区党建工作被淹没，社区党组织真正静下心来研究和抓自身建设的时间既少又难以保证，这在一些地方造成了“党不管党”的奇怪现象。思想认识没有完全到位，这是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

（二） 社区党组织设置滞后

目前，一些地方社区党组织的设置还很不到位，远远没有达到“一社区一党组织”的设置，更没有实现在居民楼都建立党支部，实现社区党组织的网格化覆盖。此外，一些社区在具备条件的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专业市场、工业园区内还没有及时组建党组织。另外，企业改制和机构改革后，社区内企事业单位的隶属关系发生改变，但党组织设置没有同步调整，出现了这些党组织究竟由社区管理还是由原上级主管单位管理的扯皮问题。

（三）经费来源不足，社区党建保障机制不到位

社区党建工作的开展离不开经费的支持，而当前困扰社区党建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费不足。社区现有经费的主要来源有：市、区两级划拨的创建经费、辖区单位和共建单位的赞助、部分以项目投资为主的政府投入等。社区自筹资金几乎不太可能，困难很大，目前社区的可用资金非常有限。普遍来看，社区工作人员除下派干部和企业发工资的人员以外，招聘和留任的社区党务工作者，生活待遇多数没有达到基本标准。这样的现状致使社区党务工作者开展社区党建工作的积极性严重受挫。社区党组织要组织开展各项活动必须切实保证必要的经费供应。党组织活动受经费和场所的制约，给社区党组织开展经常性的宣教活动，加强支部建设带来了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三、加强社区党建工作的基本思路与对策

（一）提高对社区党组织的认同度

通过广播电视、党报党刊、党建网站、党建宣传栏等宣传方式，大力营造建设社区的外部环境，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调动各类组织和人员参与社区建设和社区党建工作的积极性，不断增强社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同时，要加大对典型示范社区的挖掘、培育和宣传力度，通过经验介绍和示范带动，相互取长补短，共同提高进步，不断提升社区党建工作的整体水平。

（二）改善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方式，强化党对建设和谐社区的主导地位

要培育党在社区中的组织体系和工作体系，使党的生存和发展的重心逐渐移向社区，使社区成为新时期党的基层组织发展的主要空间。改善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方式必须坚持“党回到党”的原则，即从党在现代政治原则下实现有效执政的内在要求出发，党的基层组织必须从传统的行政化的功能定位，回到政党化的功能定位。党的社区基层组织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在社区中要时刻关怀和表达民众的利益，全面服务国家与社会，从而在全面赢得民众与社会的基础上，真正成为凝聚社会、整合社会、动员社会的政治核心。

（三）形成有效的保障机制，为社区党建工作创造必要的财力、物力条件

随着社区党建工作任务日益繁重，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应坚持“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做到“费随事转、利随权移”；要制定一些优惠政策，指导和扶持社区开展有偿服务，确保社区党组织有足够的经费。要认真加强社区党组织阵地建设，从根本上彻底解决社区党支部和居委会无办公、活动、服务场所问题和社区工作者的待遇、补贴问题。对整体接收或集中接收退休党员、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党员的组织关系，上级党委要协调好社区党组织与原单位和有关部门，妥善解决党员活动经费、活动场所等方面的实际问题，进一步从财力、物力上积极为开展社区党建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

实践证明，凡是社区主题活动开展好的地方，党组织就有号召力和凝聚力。因此我们在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要充分清醒地认识到社区党建工作的必要性，并大力开展积极有效的社区党建工作。

和谐视野中的社会管理 篇4

什么叫“社会管理”？社会管理是对整个社会及其个别环节的运动、变化，进行自觉的、有目的、有规律的运筹、调控、整合，从而促进社会正常地有序地发挥功能，并且能够不断地完善和发展。社会管理涉及到社会活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涉及到社会各类子系统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发展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生活越来越丰富多样，社会管理复杂性的特征也日趋明显。

由于社会管理的内容相当宽泛，不仅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也不仅需要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而且更应当动员全民的协同参与。需要各方参与的领域很广，当务之急是要遵照六中全会的决议，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这里讲三点看法。

必须把握社会管理规律的要点

要大力加强基层民主建设。没有民主就没有和谐。民主与和谐成正相关：高度民主高度和谐，低度民主低度和谐。

不要以为社会就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万花筒，实际上社会的运行无不是有规律可循的。规律是反映事物本质的。要搞好社会管理，必须研究社会管理的规律。而要全面把握社会管理的规律，在当前，在中国，重点要坚持以下几点。

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应当看到，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深化，传统单位制的社会结构正在向多样化的方向转变，通过传统的计划体制和权力构架所形成的强有力的社会整合功能开始弱化。政权在手不等于人心在握。只有有效地实现社会整合，才能凝聚人心。有“心平”方有“气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社会管理体制缺少相应的规划和政策，就不能很好地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并反过来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因此，中国政府提出了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分别明确了党委领导的核心地位、政府社会管理的职能、社会组织协同的功能和公民广泛参与的作用。这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大胆借鉴了国际上的一些成功经验。可以预计，随着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管理格局的完善，必将发挥出巨大的社会整合功能，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制度保证。

要充分发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要大力加强社区管理和建设，使社区成为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保持 血肉联系的纽带，确保一方平安和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随着中国城市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城市社区也迅速发展。一些城市在发展社区服务、社区文化、社区教育和社区互助等社区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下一步要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建立起以地域性为特征、以认同感为纽带的新型社区，构建新的社区组织体系，更好地发挥城市社区服务群众、排忧解难的作用，不断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要大力加强基层民主建设，使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成为村民之间协调利益、化解矛盾、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重要载体。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行，亿万农民直接行使管理自治事务的权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参政议政、当家作主的积极性。没有民主就没有和谐。民主与和谐成正相关：高度民主高度和谐，低度民主低度和谐。要在村民委员会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同时，注意通过民主议事、民主恳谈等形式，做好基层各项工作。

要充分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量“单位人”向“社会人”特别是“社区人”转变，大量与公民相关的社会公共事务要由社会各种组织来承担。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社会团体的发育还很不健全。我们要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通过积极培育各类社会组织，加强和改进对各类社会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完善社会化服务网络，努力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对这些组织实行由行政控制为主转向政策规范和法律监督为主的社团管理模式，减少政府包办，强化行业自律，增强事业单位自我发展能力，使其在市场经济的外部环境下，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功能和作用。

要完善社会指标体系，发挥社会运行状况监测体系的作用。指标是领导的指挥棒。指标是考评的依据。指标是办事的分寸。社会指标体系是社会管理的依据，是人民群众监测、监督的准绳。要搞好社会管理，必须制定尽可能完整的社会指标体系、人文指标体系。社会指标体系是社会管理的依据，是人民群众监测、监督的准绳。社会指标是分析社会现象或社会发展的一种量化工具。在组织保障方面要完善社会监测机构，并以社会第三方的独立评估机构为辅，构建交叉式、立体网状型的监测体系。尤其是完善对于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大政策和重大问题的社会影响评估机制，及时了解相应的发展趋势、社会影响，及时预警，及时防范。指标是领导的指挥棒。指标是考评的依据。指标是办事的分寸。目前已初步制定了一套比较系统的社会事业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如：反映人口状况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预期寿命等人口状况指标；反映教育科技状况的教育事业费占GDP比重、人均受教育程度、技术市场成交额等教育与科技状况指标；反映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恩格尔系数、农民人均纯收入等生活水平和质量指标；反映医疗卫生情况的卫生事业费占GDP比重、每千人口拥有病床数、每千人口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等医疗卫生指标；反映生态环境质量的治污投资占GDP的比重、森林覆盖率等生态环境质量指标；还有反映社会稳定状况的城镇失业率、养老保险覆盖率、失业保险覆盖率等社会稳定状况指标。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来进行系统分析，就可以反映各地区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发展的协调性、可持续性及发展的潜力大小，以此为社会管理策略提供决策依据。

必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现代化事业是三分建设，七分管理。政府应当把插到经济中的那只手向后缩一缩，把插到社会中的那只手向前伸一伸，伸一伸，再伸一伸。政府只有强化社会职能，才能把政府建成责任政府、服务政府。

现代化事业是三分建设，七分管理。政府的职能不论有多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都应当是最主要的。

政府社会管理的重点是对家庭、社会团体与社会自治所不能解决的社会事务的管理，这些社会事务涉及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需要依靠国家权力与政府权威加以解决。政府社会管理的主要内容涉及面很广，比如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秩序、协调社会利益、实施社会政策、管理社会组织、提供社会安全网、解决社会危机等。政府的经济职能是调节，只能是调节，而对社会那就是管理了。

“十一五规划”把许多经济指标只作为预期性指标，而把许多社会事业作为约束性指标，还掷地有声地指出：“具有法律效力”，是一大转折，一大亮点。长期以来，政府在履行经济职能时常常越位，而在社会职能上却很少到位。政府应当把插到经济中的那只手向后缩一缩，把插到社会中的那只手向前伸一伸，伸一伸，再伸一伸。政府只有强化社会职能，才能把政府建成责任政府、服务政府。否则，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永远是一句美丽的空话。因此，我们要对政府职能进行重新定位。具体地说，实现以下四个转变：

从生产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型转变。建设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政府，政府职能应该从以前重GDP、重生产建设、干预经济运行，转向提供公共产品，重视教育、卫生、生态环境、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功能方面；转向社会管理，即完善市场运行规则，强化监督管理，通过规范各类经济主体的行为，限制各种不正当的经济行为，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维护社会治安等方面。

从提供经济物品向提供制度环境转变。政府向社会提供的最主要的公共产品就是制度，就是服务。提供一个稳定、统一、公开、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保证各种创新机制有效运转，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作为服务型政府，其主要职能是为各类投资者、消费者提供有效率的市场制度。重点是三个方面：一是维护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二是提供有效的规则和制度维持市场秩序和提供诚实信用度。三是提供和经营市场无法供给的公共产品。这几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制度，如果没有政府提供完善的制度环境，那么，正当的竞争就无法得到保护，就会形成扭曲。因此，政府应该改变过去直接配置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主要为社会提供经济物品的做法，转向由市场发挥自组织功能和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要在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制定规则、执行规则和充当裁判上多下功夫。

从行政管制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过去，我们国家管理体制的一个特征，就是行政管制型的政府。行政管制的具体形式就是事事需要审批和政府许可。从行政审批向公共服务转变，一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服务于社会。包括提供教育、文化、娱乐、公共卫生、交通、通讯、能源、道路、照明、水电等方面的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二是将服务寓于监督管理之中。改变过去那种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情况。管理绝不是管制。

从集中管理型向依靠市场调控型转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味着我国在组织社会生产的方式上，要实现根本转变。政府将经济生活“总指挥”的角色让位给市场机制，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通过自由竞争机制激发市场主体发展经济的动力。政府对经济主体的管理是一种间接管理，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和资源的分配，只能以法律和政策来表明国家对经济的期望和态度。企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企业用什么原料、技术、人才和怎样使用，均由企业自己决定。

必须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中国正处在社会体制深刻变革和社会结构重大调整的过程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加快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之间互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体系是国家通过立法和国民收入再分配，对社会成员由于年老、疾病、伤残、失业、贫困、低收入等多种原因出现生存困难时，提供基本生活需要的一系列政策制度。社会保障体系是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制度建设。

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推进器，也是社会稳定的安全网和减震器。从中国现实情况来看，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应对入世后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加快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是为正在来临的人口老龄化社会做准备的需要。同时，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解除职工群众的后顾之忧，改善居民的消费心理。

中国正处在社会体制深刻变革和社会结构重大调整的过程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中国来讲，主要应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要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逐步做实个人账户。将城镇从业人员纳入基本养老保险。现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符合中国国情，应继续坚持并不断完善。要进一步扩大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将各种所有制企业职工逐步纳入基本养老保险范围，适当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层次。

二是建立健全失业保险制度。中国将建立健全失业保险制度，进一步扩大失业保险覆盖范围，逐步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与失业保险并轨，下岗职工陆续离开再就业服务中心，企业新的减员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保障基金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负担，财政给予必要补贴，建立基金调剂制度，增强承受能力；强化保障基本生活与鼓励再就业相结合的机制，更好地发挥失业保险在“保生活”和“促就业”方面的作用。

三是全面落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合理确定保障标准和方式。要全面落实城市低保制度，切实贯彻属地管理原则，符合条件的城市困难居民都要纳入低保范围，做到应保尽保。要建立城市低保对象家庭备案制度，规范收入审核和待遇申领程序，完善低保工作法规和程序，确保实现公开、公平、公正。建立稳定的财政预算，多渠道筹措资金。探索建立城市社会救助体系，从多方面保证困难家庭的基本生活。

四是积极推进医疗保险体制改革。中国旧的公费医疗劳保制度，国家包揽过多，医药资源浪费严重，而大量企业职工基本医疗又得不到保障。为了革除这些弊端，中国政府决定按照“基本保障、广泛覆盖、双方负担、统账结合”的思路，在全国城镇进行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并配套进行医疗卫生和医药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将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至城镇大多数从业人员。加快落实并规范现行各类补充性医疗保险办法，制定公务员医疗补助、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和企业补充医疗保险等具体办法，建立社会医疗救助和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五是探索建立农村和小城镇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和人口老龄化，中国农村和小城镇的社会保障问题越来越突出，一些居民生活逐步富裕起来，也希望建立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因此，首先要尽快研究制定进城务工农民、被征用土地的农民以及农转非人口的养老保险制度，然后再逐步过渡到其他农村人口。在有条件的村镇，可以从实际出发，采取自主自愿、民办公助、分散决策、标准有别的办法，探索适合当地特点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制度，并与家庭赡养、土地保障和社会扶持相结合，共同保障农村和小城镇老年居民基本生活。少数相对富裕的地方还可以探索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办法。

六是合理确定社会保障标准和水平。中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够高，经济社会发展还不平衡。各地区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必须循序渐进，合理确定保障的标准和水平，既要保障离退休人员、失业人员基本生活和职工基本医疗需要，又不能超过社保基金承受能力，避免导致社保基金入不敷出，给社会经济长远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盟在这方面的深刻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还要依靠社会各方面力量，发挥商业性保险的作用，发展城乡社会救济和福利事业，开展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多渠道筹集和积累社会保障基金。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积极拓展投资渠道，多形式地兴办社会福利机构，实现投资渠道多元化、服务对象公众化、运行机制市场化、服务方式多样化、服务队伍专业化与志愿者相结合，逐步建立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力量主办、福利机构自主经营的社会福利事业管理体制。

社会学视野中的心理教育论文 篇5

心理教育作为一个复杂系统，需要多学科、多视角、多观点和多元方法的研究与分析，社会学就是其中日益凸现的重要学科之一。心理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是心理教育研究的基本主题，而且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构成了社会学视野与其他学科视野的根本区别，它提供了观察和认识心理教育的一个全新框架。在我们为心理教育寻求社会定位和理解时，社会学视角是强有力的工具。如果我们要真正把握心一三理教育的社会功能和未来走向，这样一种学科视角i也是极其重要的。

一、作为社会学范畴的心理教育

社会学是一个多层次、多分支领域的大型学科。尽管社会学至今还没有像其创始人孔德所希望的成为社会科学中的“神学”，但社会学已经广泛渗透于人类的生活与思想之中，人们已经承认：这是一颗46一—明珠，而且异常硕大明亮。社会学以社会为对象，^研究人的群体，就必然要涉及到人的心理发展和心一_理教育问题。

(一)人的心理发展的社会性

一认识心理教育的社会本质，我们要对人的心理发展的社会属性和人类心理发展的社会轨迹有一个_^基本认识。

人的心理的形成和发展，除必须具有生物基础夕卜，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而后者是更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人不仅是一个自然的生物实体，更是一个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之中的社会成员。人的心理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在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的人有许多不同的心理特点。作为个体的人，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接受社会各方面的影响，逐渐形成与发展着自己的心理。社会环境决定着一个人心理的产生，如果离开了人类社会的生活环境，就不可能有人的心理的正常发展。社会环境也影响着人的心理发展的水平，即使是在同一个社会里，由于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社会阶层和社会关系，人的心理发展的方向、过程和水平也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人的心理是在人的社会生活和交往活动中不断生成、发展的。总之，个体的心理发展是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掌握社会经验和行为规范成为社会的人，同时也积极反作用于社会环境的双向过程。

从社会学的视野看，个体心理首先是社会人的心理，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人的心理。个体心理的独特性只是由于不同个体在社会关系之网中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处于不同的心理环境和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不存在脱离社会心理的纯粹的个体心理，也不存在不与他人心理和社会心理发生互动关系的孤立的个体心理。通过社会交往，人实现各种经济、政治和精神的文化活动，同时也实现个体心理之间，以及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之间的互动和相互转化。人类社会会把印记烙印在人类个体的心理上。人类个体的心理不仅就其功能和结构来说像一个小小的社会，就其内容而言它反映了社会的全部丰富性和多样性。总之，人的心理本质上是社会的，具有社会制约性。

从社会学的视野看，人类的心理发展经历了蒙昧社会、文明社会、科学社会三种不同的社会形态，表现出不同的心理状态、心理模式和心理特性。[2]透过社会发展的历史链条和轨迹，我们可以认识人的心理发展的社会遗传性;透过一定历史阶段社会心理的发展水平，我们可以了解人的心理发展的社会属性在社会学家看来，心理变态是社会病态的表现，是社会病态的结果。这一论断的含义十分明显：虽然我们可以说某人患有心理障碍或疾病，但它们仅仅是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不良现象的症状或表现形式。也就是说，心理疾病表现在人身上，疾病的根源却在社会。弗洛伊德和荣格等精神分析学派的大师们，在其对神经症患者的心理治疗中，发现不少神经症的病灶就在社会。即因为对社会的恐惧、怀疑、仇视、悲观乃至绝望，而使心理失去平衡所导致的种种心理疾病，便带有明显的社会的特征、时代的特征。当我们要认识个体的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时，我们不应该仅从个体方面去找原因，而要从社会事实和社会现象入手，探讨心理问题产生的社会背景和缘由，探讨心理障碍的社会文化原因。

从社会学的视野看，与心理障碍相关的不良社会文化因素或“社会病态”至少包括：不良的社会形态(制度)，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社会风气、社会道德不良，犯罪率高，失业率高，社会动荡不安(战争、**)，工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不良变化(如污染和拥挤)，不良的文化习俗，宗教迷信以及种族、性别和年龄歧视等。许多调查研宄证实，上述诸多社会事实与心理障碍的发病和病程密切相关，随着人们在一段时间内所经历的消极社会生活重大变故的增多，心理障碍的发病率和严重程度也升高和加剧。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当今社会人们的心理问题为何增多，心理教育为何得以凸现。

(二)心理教育：促进人的心理社会化

从社会学视野看心理教育，我们首先要解决一个基本问题，即社会学的视野如何理解教育。其实，社会学对教育的关注与社会学本身一样久远。在社会学家看来，什么是教育?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只因为他生活于人群之中，并参与社会活动。他说：&教育是成年一代向尚未为社会生活做好准备的那一代施加的某种影响。

教育的目的是要唤起或发展儿童身体、理想和道德方面的某种状态，这些状态是整个政治社会和儿童必定要生活于其中的特定环境所要求他们的。”教育有五个主要社会功能：(1)社会化;(2)社会控制;(3)筛选和分配;(4)对外来人员的同化作用;(5)社会革新和变迀。”

在社会学家看来，教育问题与社会问题密切相关。研宄社会问题要涉及到教育;同样，研宄教育问题也必须注意到与此相联系的社会问题。教育的结果只能以其社会的功能来加以衡量，教育结果的好坏，只能以它能否维持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繁荣来加以衡量。离开了社会，就无从对教育的结果进行衡量，为达到某种结果而提出的教育目的也必然成为一种没有意义的东西。如果说“个人一切能力的和谐发展”是教育目的的话，那么能力之所以成为能力，就是它对社会发生作用，和谐之所以和谐，就是它达到社会各方面的需要。

从社会学的视野来看心理教育，首先意味着我们将不再单纯地问：&心理教育是什么?心理教育为了什么?”而是转向社会学家询问：“在社会学的视野中，心理教育是什么?心理教育为了什么?”在社1会学家看来，心理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社会现象，心理教育就其实质而言是促进个体心理的社会化，心理发展的过程就是个体实现社会化的过程。“在社会学里，社会化与教育几乎可以作为同义词来使用。从上述定义可以推断出，教育就是一种使年轻一代系统地社会化的过程。心理教育与人的社会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是促使人社会化的主渠道。社会学要求把心理教育放在社会的^大背景中来分析、研宄，在社会条件下解决人的社^会化问题。

从社会学的视野看，所谓个体的社会化，“是指个体适应社会的要求，在与社会的交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学习与内化社会文化而胜任社会所期待、承担的角色，并相应地发展自己的个性的过程”网。迪尔凯姆说：&教育在于使青年社会化——在我们每个人之中，造成一个社会的我，这便是教育的目的。”教育应当把培养符合一定社会准则的人，使受教育者|社会化，保证社会生活的稳定与延续作为自己的目的。他们深信，任何教育都是社会性的，社会与社会环境是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从社会学的视野来看，任何人在心理上的成长、发展，基本上都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人的心理过程和种种心理现象不过是人的.社会活动过程在心理中的投射和结晶。一定的心理结构和认知结构不过是物质生活过程在人们记忆和经验中的必然的升华物。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起相应的社会关系，进而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出相应的心理结构和认知结构。这就是社会发展过程内化在心理层面的一般过程。整个社会化过程与人格和人的社会行为的形成与发展有密切联系。可以说，社会化就是人的社会行为的模塑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人们形成了为其生存环境所认可的社会行为模式，对其生存于其间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各种简单与复杂的刺激能够给予合适的、稳定的反应。

二、多元社会中心理教育的凸现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21世纪，社会变迀剧烈，人类危机加剧，教育改革浪潮席卷全球，心理教育的作用和地位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心理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进入了一个空前复杂而全新的局面。当今社会是一个多元化发展的社会，各种新兴事物喷涌而出，教育的新学科、新思维、新探索层出不__穷。从社会学的视野看，在这个多元社会中，心理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社会事实，为什么能够得_^以凸现呢?

(一)社会的转型变迀：推动心理教育的兴起当前，我国正经历着一场从传统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的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从社会经济形态^来看，正处于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未^来知识经济的转型;从社会技术形态来看，正经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或高科技社会三双重嬗变;从社会文化形态来看，正从文化形态一三元化社会向文化形态多元化社会过渡;从社会生活_形态来看，正从过去的大一统向现在的个性化、多样化转变。这多重错综复杂的社会转型，从根本上引起现代人心理状态、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习惯和生活态度等方面的重大变化，同时也对现代方市场经济百年发展、完善的过程相比，社会转型是以历史浓缩的形式，把社会转型中的各种社会问题几乎同时呈现出来。社会转型期由社会各方面的矛盾再调整、利益再分配、权利再分化、组织机构再变更以及价值取向模式的转换所引发的新旧价值矛盾、冲突在所难免，人们必然会更多地感到迷茫、失落、压抑、痛苦、心理混乱和行为失衡，具有一种普遍的无根感、疏离感和漂泊感。

现代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宄证实，现代化程度越高，社会成员产生心理疾病的可能性越大。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博斯教授在《健康与疾病》一书中说：“现代人已经不那么需要防御食肉动物和蛇，也不那么需要对抗严寒天气、食物缺乏的窘境及其他有伤身体的危险，但他们必须应付时间、交通、噪音、拥挤、竞争及其他认为的紧张环境。与主要是操心狩猎和采集食物的原始人时代相比，现代人社会的相互交往和社会需求复杂得多，因此，现代人社会生活也要紧张得多。”其结果就是人们大量心理疾患的发生，它不仅给人们工作、生活带来极大不便，也使人们的身体健康受到很大影响。正如布莱克所强调指出的：“现代化是一个创造与毁灭并举的过程，它以人的错位和痛苦的高昂代价换来新的机会和新的前景。

弗洛伊德认为，人性的要求和社会的要求会相互冲突，因而整个社会也会生病。他认为，文化与文明的发展，总是愈来愈与人的需要对立，由此他推断出“社会神经症，’(socialneurosis)的概念。弗洛伊德在他的《文明及其不满》中写道：“如果文明的进化与个人的进化如此类似，如果我们把同样的方法运用到两者之中，那么我们可以说文明的许多体系或者时代一一甚至整个人类——都在文明趋势的压力下患上了‘神经症’。”对于个体是否患“神经症”可以有参照的标准，但是，“对于患了同样病症的社会，我们却没有可以加以比较的背景，只有通过另外的途径来进行这项工作。不过，就运用我们所知的治疗方法而论，即使对社会神经症作出了最透彻的分析，那又有什么用呢?因为没有人有能力迫使社会接受治疗。尽管有这些困难，我们仍可人的心理健康与人格发展产生巨大的冲击。所有这以预料，总有一天，有人会敢于从事研宄文明社会些给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心理教育提供了新的发展病理的工作”#13%。在一定意义上说，从社会学的视野机遇，也提出了新的变革挑战。来解读心理教育，就是进行这方面的研宄。

社会变迀是教育发展和变革的根本动力，当今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越来越说明，人们在无穷社会的转型变迀对心理教育有更多的期盼。我国正的物质追求中，因丧失其精神家园而深感痛苦、悲差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与西哀、孤独与失落。人们怀着日益深沉、多重并存的心理饥渴越来越趋向于从各种善念、善行，从各种思想、信仰中，乃至从宗教、神坛中摆脱物质的枷锁，找回失去的精神。尤其有不少处于“心理断乳期”和“第二次危机期”的青少年因心理需要与追求的不满足而走向了迷信、宗教与神坛。这一切都在向我们昭示一个事实：当代中国人渴望拥有自己的心理生活与精神家园!如果我们忽视了超越于物质功利的国人的心理与精神之建构，忽视了人对于各种心理需求：从自尊、自强、利他、爱国，一直到对人生终极关怀的追求，中国教育就会脱离广大民众的现实生活与内在需要，就无以建构当代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风貌，也必将丧失时代所赋予它的意义与价值。

社会转型视野中的社会救助工作思考 篇6

视野下的信访维稳工作探求

(店子镇党委镇长王锡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信访维稳与社会和谐息息相关。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完善信访制度，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这为做好新时期的信访工作指明了方向。当前，全国上下正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认真开展县市区主要领导大接访活动，推动了信访维稳工作的深入开展。但信访维稳形势仍然严峻，是摆在各级党委、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更应引起全社会的共同关注。下面结合工作实践，通过透视信访现状，分析原因，寻求对策，以期更好地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一、当前信访工作的主要现状

近年来，各级各部门严格按照各级党委、政府的部署，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维稳是第一责任的要求，切实抓紧抓好抓实信访维稳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保证了改革和发展的顺利进行。但是，我们必须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整个社会正处于深化各项改革，加快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群众信访活动依然比较明显。主要表现在：一是信访总量高 居不下。二是信访内容涉及面广。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土地权属利益纠纷，环境污染，‚三农‛问题，农村土地征用，生活待遇，下岗再就业，农网改造，经济纠纷，因企业改革、体制改革造成工资、社保、失业保险等未得到有效解决，涉法涉诉问题等方面。既有历史遗留问题，但更多的是现实问题。三是信访方式比较激烈。大多信访群众能文明理智，依法上访。但也存在一些偏激现象。一些上访人员对接访人员的解释不予理解，甚至与工作人员发生拉扯；一些人过分纠缠领导，言词偏激，无理取闹，有的甚至失去理智，给领导施压或在办公室场所赖着不走；一些上访人员把老人妇女推在上访的前头，给信访工作制造难题；还有一些上访人员敲锣打鼓，举着大标语，声势较大，影响较坏。四是重复上访依然存在。一些上访人员对已经解决的问题不满足，总是以非正常的方式重复上访，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

二、当前信访工作存在的主要原因

信访问题是一种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

1、对信访维稳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个别领导没有从全局的政治高度来认识信访维稳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功利主义严重，认为信访工作抓与不抓对发展经济影响不大。他们心里不是真正装着群众，不是真正关心百姓疾苦，不是真 正想方设法为群众排忧解难，不是真正把信访维稳工作当作一项民心工程抓紧抓好。由于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对于信访维稳工作存在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

2、个别信访干部的综合素质偏低。主要表现在：有的信访干部业务素质较低，工作能力不强，对政策法律理解不透，掌握不够，执行政策法律有偏差，不到位，较难驾驭新时期信访维稳工作；有的职业道德较差，认为上访的群众大都是来找政府的麻烦，对群众的信访问题不重视，群众观念淡漠，畏难情绪严重，没有真正做到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办群众之所需，在宣传、疏导、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上做得不细致、不及时；有的对信访群众方法简单，随便应付，责任心不强，致使矛盾和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反而转化升级；有的不是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政策办事，在人为因素等影响下，故意打‚擦边球‛，使群众因利益受损而上访。

3、大信访大稳定的格局没有真正形成。基层群众信访特别是集体上访反映的问题，有些涉及多个部门，一些干部缺乏大局意识，只关心个人或部门的狭隘利益，对群众的信访问题互相推诿，满不在乎，没有从全局的观念深思信访问题，致使群众信访难于找到有效解决、彻底解决的途径和部门，使群众反映的问题久拖不决，大信访大稳定的工作格局 没有真正形成。

4、现行的政策法律滞后于信访维稳的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利益格局的变化，个别信访反映的问题比较尖锐。但现行的部分法律、法规和政策还不够完善，不够配套，甚至有些政策、法规之间相互抵触，使群众反映的合理诉求或一些带有普遍性、代表性的问题无现行的具体政策法律进行操作，政策法律的‚真空‛状态，影响了群众信访问题的有效解决。

5、有些信访群众的法制观念淡薄。信访群众大多能文明理智、依法进行，但也有些群众由于法制观念淡薄，认为政府万能，政府能包揽一切，本应通过法律渠道解决的问题，也要找政府解决；有些群众对一些诉求提出过高要求，超出了现有政策规定的范围，如有的农民因土地征用而要求提高补偿，有的因下岗、失业而要求提高经济补偿标准等；有些群众甚至存在‚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认识，不管有理没理，认为只要上访就能达到解决问题的愿望，使一些能够在基层解决的问题也热衷于找上级解决，以致引起越级上访和集体上访。

三、新形势下做好信访维稳工作的对策和建议 做好新形势下的信访维稳工作，责任重大，意义深远。我们必须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全面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稳定和谐为目标，以人 为本，创新机制，推进信访维稳工作深入开展。

1、更新观念，着力提高信访维稳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做好信访维稳工作，思想认识很重要。首先，要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深化做好信访维稳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科学发展观是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法宝。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要把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到实处，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惠及人民。发展是第一要务，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发展的前提和保障，而信访工作与社会和谐密不可分。这项工作做好了，就能更好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其次，要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深化做好信访维稳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依然存在，其中相当一部分矛盾和问题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有关。这些矛盾和问题如果不能及时妥善得到解决，就会引起矛盾激化，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做好信访维稳工作，能更好地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有力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再次要从推进依法治国的高度深化做好信访维稳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依法治国是我们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依照法律规定，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行使民主权利，参与国家管理。加强信访工作，就能满足群众正当要求，实现群众的真实意愿，最大限度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人民群众能广泛参政议政，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

2、加强教育，着力提升信访接访干部的综合水平。做好信访维稳工作，干部素质是根本。首先，要加强信访接访干部的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的学习，使他们能够全面掌握和了解国家的方针政策、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做到业务熟练、政策把握准确，对来访群众反映的问题解答得清楚严谨。并在工作实践中善于研究信访维稳工作规律，总结信访维稳工作经验，注重提高信访维稳工作水平。其次，要加强职业道德教育。要牢固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思想观念，切实把信访维稳工作作为一项民心工程，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感情，认真接待来访群众，做到件件有答复、事事有回音，切实抓好信访稳定工作。三是要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要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生活，关心群众的疾苦，真正把解决信访维稳的过程，变成密切联系群众、融洽群众感情的过程，让群众‚上访‛转为干部‚下访‛，倾听民声、体察民情、了解民意、纾困民生，用真情去消除怨气，用真诚去感动群众，专心做好说服教育和引导转变工作，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消灭在基层。

3、讲求配合，着力架构大信访大稳定的工作格局。做好信访维稳工作，讲求配合是关键。信访问题是社会问题的综合反映，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各职能部门要牢固树立 信访工作‚一盘棋‛的思想，克服门户主义执法思想，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方配合，共同努力。要按照‚分级负责、归口办理‛、‚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市、镇、村三级信访网络，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层层落实责任制，努力形成上下联动、快速高效解决信访问题的工作机制，做到齐抓共管信访工作，综合治理社会矛盾的大信访大稳定格局，使群众冤有处伸，难有人帮，理有处讲，苦有处诉。要坚持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相结合，坚持依法按政策办事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坚持救助救济、教育疏导与依法处理相结合，不断提高矛盾纠纷调处效率，增强调处的实效性、权威性和公信力，实现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要继续坚持市、区（镇）主要领导大接访活动，形成以市级领导为重点，敞开大门接待群众的良好局面，切实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信访问题，切实化解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真正发挥这一化解群众矛盾纠纷的重要平台，努力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社会转型视野中的社会救助工作思考 篇7

一、非营利组织评估机制概述

非营利组织体现政府职能的延伸、企业职能的优化, 在现代社会其影响和功能不断扩大。构建多元、全方位的评估机制是非营利组织发展完善的必然选择。

“评估”是近年来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 然而不同的人从各自的角度出发, 对评估却有着不同的理解。广义的评估是指评估主体对评估客体的价值大小或高低的评价、判断、预测的活动, 是人们认识、把握某些事物或某些活动的价值的行为。狭义的评估是指在一定的时限内, 尽可能系统地、有目的地对实施过程中或已完成的项目、计划或政策的设计、实施和结果的相关性、效果、效率、影响和持续性进行判定和评价。这里所讲非营利组织的评估是指运用科学的标准、方法和程序, 根据管理效率、服务质量、公共责任、公众满意度等方面的判断, 对非营利组织在公共管理过程中投入、产出、最终结果所体现出来的绩效进行评定和认可。

非营利组织的评估具有评估的一般属性, 同时由于其评估对象的特殊性, 它又具有不同于一般企业绩效评估和政府绩效评估的独特方面:

1. 评估对象的特殊性。

非营利组织评估的对象是非营利组织, 它具有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志愿性和自治性的特点。非营利组织的上述特点反过来又深深地烙印在其行为和绩效上,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非营利组织评估区别于企业、政府评估的特殊的规定性。

2. 评估过程的复杂性。

非营利组织由于其非营利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它不可能像企业评估那样可以通过市场交换以价格信息的形式体现出来, 同样, 它不像政府评估那样可以通过公民的支持率这一政治投票机制反映出来;一般情况下, 非营利组织的评估需要借助评估指标、评估方法等工具得以实现, 具有复杂性。

3. 评估机制的多元性。非营利组织的评估机制是一个涵盖诚信

评估、使命与战略评估、绩效评估和组织能力评估等多个方面在内的多元、全方位的评估框架。另外, 非营利组织的评估具有内部和外部两种不同的评估机制:外部评估机制为非营利组织的评估提供制度保障, 内部评估机制为外部评估机制功能的正常发挥奠定基础。

4. 评估体系的开放性。

非营利组织的评估体系是一个动态的信息收集、传递、处理和输出的过程。评估体系与评估环境之间存在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 外界的评估环境可以对评估主体、评估过程产生重要影响。同时, 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对评估过程的影响, 更加证明了非营利组织评估体系具有开放性。

5. 评估效用的公益性。

非营利组织评估的目的在于监测和评估非营利组织工作和服务的绩效能力和水平, 为整个社会其他方面的决策提供参考。与企业和政府的评估不同, 非营利组织的评估能够对所有顾客群的生产、生活提供普遍的、广泛的、平等的信息资源, 实现公益资源配置的合理化。

在当代社会, 构建科学合理的非营利组织评估机制是十分重要的, 更是十分必要的。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认为, 开展非营利组织评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广义的角度讲, 非营利组织之所以要致力于效率目标的一个理由是当今世界存在着严重的公益资源匮乏、资源配置不合理甚至浪费的现象。公益制度也是一种配给制度, 而非营利组织引入效率意识的目的在于实现公益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开展非营利组织评估, 有利于管理部门公平公正地评价非营利组织, 有利于优化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有利于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维护社会稳定。从狭义的角度讲, 非营利组织的评估对于非营利组织自身良好健康发展也是非常必要的。一是评估有助于为非营利组织承担公共责任建立一种约束机制;二是评估有助于改善非营利组织的服务质量, 提高管理绩效, 可以为组织自身的人力资源管理提供客观依据;三是评估有助于非营利组织对外树立形象, 提高组织的公信度。

另外, 非营利组织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要求非营利组织建立评估体系。非营利组织的志愿性特点, 加上资金来源有公众的捐赠和政府的支持, 组织结构不是等级森严的官僚科层制。这些优点使人们认为非营利组织在提供社会服务时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然而, 事实上非营利组织在很多时候的表现却效率低下、质量不高、不尽人意。因此, 构建多元、全方位的评估机制成为非营利组织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的重要手段。

二、我国非营利组织评估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非营利组织得到了快速发展, 从1999年的大约6000个注册团体发展到2005年的约150000个。截至2007年底, 全国共有各类民间组织38.1万个, 其中社会团体20.7万个。但总体而言, 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还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 诸如资金来源单一且不稳定;人才短缺, 志愿者参与不足;组织内部管理不完善, 治理结构不尽合理, 持续发展的后劲不足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已经成为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瓶颈, 为了提高非营利组织的运营效率, 使政府、公众能够有效地对非营利组织的行为进行监督, 非营利组织需要引入一套科学的评估体系, 尤其是要构建多元、全方位的评估机制, 才能在现有条件下推动非营利组织健康、全面发展。

1. 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新环境

除受到国外非营利组织评估风潮的影响外, 我国的非营利组织在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变化的时代大背景下兴起和发展。

宏观环境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社会改革、法制环境和全球化六个方面, 也正是这六个方面促进了非营利组织在我国的兴起和发展。它们一方面在数量上刺激了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一方面在质量上提高了非营利组织的服务能力;为非营利组织在我国的发展提供完善的法制环境, 使得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有了更为宽松的环境和更为广泛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 以及相关的民间组织法律法规的制定为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从宏观环境上为非营利组织的健康、全面发展提供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与此同时, 我国非营利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微观环境也发生了许多显著的变化, 具体表现在:对非营利组织的需求日益增加、社会中间层的形成、公众参与和志愿者行为以及西部开发。

总之, 非营利组织在现阶段的发展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发展一个健康的、富有能力的非营利部门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

2. 非营利组织评估的现状

随着经济社会的前进以及国外非营利部门的发展, 非营利组织在我国日渐受到重视和关注。改革开放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物质基础和环境支持;近年来, 我国非营利组织崛起的速度进一步加快。然而, 我国非营利组织总体上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与发达国家相比, 在数量和规模上仍有较大差距;在组织和管理方面, 整体素质偏低。为了进一步优化我国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和运行机制, 构建一套多元、全方位的评估机制显得日趋重要。

我国非营利组织兴起时间较晚, 非营利组织的评估一开始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 非营利组织在我国的社会地位日渐提高, 我国对非营利组织的评估机制也越来越重视;非营利组织开始尝试构建多元、全方位的评估机制, 使得非营利组织的评估在实践上取得长足进步。

首先, 在非营利组织评估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一方面, 充分地借鉴吸收西方发达国家非营利组织评估机制方面的先进经验, 并加以改造, 探索符合具体国情的理论和方法。毛寿龙的《现代治道与治道变革》、俞可平的《治理与善治引论》、张璋的《治理公共行政的新理念》、唐贤兴的《全球治理与第三世界的变革》等, 都是将国外治理理论应用于非营利组织的评估之中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 利用国内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起来的理论与方法, 对非营利组织的评估理论进行原创性开发。在经济学领域, 逻辑框架法、综合指数法等定量分析方法在非营利组织评估机制中的应用, 极大地提高了非营利组织评估结果的客观性、科学性和准确性, 增强了评估结果的效度和信度。然而, 目前国内关于非营利组织评估的方法和理论大都有所局限, 属“拿来”的成分居多, “吸收”改造的成分较少, 形成一套规范化、制度化的评估体系日渐重要。

其次, 随着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壮大, 非营利组织的评估越来越受到重视, 我国在非营利组织的评估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评估实践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国内外部专家评估、非营利组织自我评估和国际组织评估。这三种类型的评估实践各有利弊, 在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评估实践中较为常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曾委托中国科技促进发展会对“希望工程”进行的评估属于第一种类型的评估实践, 在这次实践中, 中国科技促进发展会便是非营利机构——“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高费用聘请的“外部专家”;第三方的引进保证了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和可信性。近年来,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强化, 国外的资助机构、国际NGO组织、国际金融组织、联合国体系对所资助的非营利组织进行的评估实践也日渐流行。另外, 非营利组织的自我评估由于其评估费用相对较低而在国内非营利组织的评估实践中最为常见。

3. 非营利组织评估的问题和不足

非营利组织的评估是非营利组织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提高非营利组织运营绩效、充分发挥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作用的基本手段。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评估尚未形成全国性的体系, 评估的理念还未在非营利组织及相关人员、机构中普及, 构建多元、全方位的评估机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评估总体上仍然还存在一些缺陷, 主要表现在:评估机制在非营利组织管理中的运用较少, 缺乏“评估文化”和评估的制度化;现有的评估机制缺乏规范性, 难以真正发挥评估的功能和作用;现有评估机制和评估框架不全面, 难以全方位反映机构的运营管理状况;评估行为的动机和目的不端正, 忽视自身管理水平的改进和完善;评估结果得不到及时的扩散和反馈, 浪费评估资源。

总而言之, 当前我国非营利组织评估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方面是由非营利组织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带来的, 另一方面则是非营利组织评估本身存在的困难。研究我国非营利组织评估的问题和不足, 就必须把非营利组织自身发展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与非营利组织评估自身环节出现的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考虑、分析。

首先, 我国非营利组织运营、管理的独立性欠缺, 主要包括法律地位的低微和独立人事权的缺乏。依据我国《社团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 一个机构要想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为社会团体必须找到一个业务主管单位。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我国非营利组织独立性的缺乏, 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业务主管单位的附属物。另外, 有数据表明我国有近2/3的非营利部门的主要干部或者直接来源于业务主管部门, 或者由组织负责人提名并得到业务主管部门的审核和批准。由此可见, 我国非营利组织普遍缺乏独立的人事任免权, 其负责人的管理控制权也相对较小, 不仅造成非营利组织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低迷, 而且也造成非营利组织运作效率的低下。独立性的缺乏使得非营利组织评估的质量难以保证, 评估目的、评估过程、评估结果缺乏公正性和客观性, 更为重要的是, 非营利组织的评估结果无法落实、无法正确归位到提高机构管理效率、提升人员素质、优化人员结构的功能和价值上来。

其次, 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财政困难使得评估的实施缺乏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我国, 绝大部分的非营利组织被理解为政府部门的下属单位, 而且其中大部分是由政府机构改革转换而来, 真正由民间自发形成的所占比例很小。对政府的过度依赖, 使得我国的非营利组织缺乏竞争的动力和机制;非营利组织服务数量不多、服务质量偏低、营利性收入过少, 造成了当前非营利组织的财政危机。

然后, 我国非营利组织评估的出现尚属新兴事物, 其理论和方法仍处于起步阶段, 远未形成规范化、制度化的评估体系。首先, 由于不同的非营利组织往往采用不同的评估形式和规范, 非营利组织评估的理论很难得到全面系统的发展, 无法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全方位的非营利组织评估的指标体系与方法。其次, 评估方法过于单一。非营利组织评估的方法包括逻辑框架法、对比法、快速农村评估法、参与式评估法等多种手段, 然而, 我国非营利组织所采用的评估手段基本没有超出经济学的范畴, 仅局限于非营利组织的直接投入和产出, 而忽视了对社会效果与影响的推定。另外, 有些非营利组织的评估方法难以在我国实地推广和应用, 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评估容易受到伦理道德、价值理性和个人偏好等因素的影响, 难以摆脱主观判断的片面性。再次, 评估指标体系不全面。科学、合理的评估机制是包括诚信评估、使命与战略评估、绩效评估和组织能力评估四方面指标在内的多元、全方位的评估机制。我国尚未形成全方面、规范化、制度化的非营利组织评估机制。最后, 开展评估所必需的相关配套措施不完善。截至目前, 非营利组织没有建立全国的评估数据网络, 评估资料不足, 评估结果的反馈和扩散能力较差, 缺乏专门的评估人员, 缺少评估的管理保障体系。

三、非营利组织评估的发展对策

21世纪,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发展, 非营利组织在社会中的地位日渐重要, 构建多元、全方位的非营利组织评估机制成为当前非营利组织发展、崛起所急需解决的问题, 不仅是推进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根本要求, 也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1. 加大宣传力度, 增强非营利组织的社会认同感和社会公信力, 共同关心和促进非营利组织的评估工作。

非营利组织的评估机制在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理应受到全社会的普遍重视, 然而, 非营利组织至今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评估机制。政府应首先加大对非营利组织本身的宣传力度, 将非营利组织的相关理论和知识尽可能地普及到全体社会公民。与此同时, 政府应进一步强调评估在非营利组织发展中的重要性, 引导社会公众树立“评估意识”, 形成“评估文化”。非营利组织应该遵守非营利组织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 不断加强自身能力建设, 实现社会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 做到取信于民。通过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努力, 帮助全体社会成员改变对非营利组织评估机制的漠视、消极态度, 正确对待评估工作, 从各方面对评估工作予以配合和支持, 推动非营利组织评估事业的发展、进步。

2. 从多方面体现非营利组织的独立性, 为非营利组织的评估提供自由发展的空间和平台。

当前, 我国绝大部分非营利组织受到政府的强力干预, 无论在组织管理还是人事调用方面都缺乏独立性。今后, 政府应将部分权力逐渐下放, 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发展模式, 在政治、经济、法律、人力资源等方面给予非营利组织足够的空间放任其独立发展。首先, 政府需要完善法律法规, 放松对非营利组织的政府规制, 放任其在政府控制的范围内自由发展, 保证非营利组织的评估远离政府干预的影响, 保证评估目的、评估过程、评估结果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另外, 政府需要健全治理机制, 给予非营利组织独立的人事任免权, 保证非营利组织评估回归至应有的作用和导向上, 保证非营利组织员工积极性、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高效发挥。最后, 政府应返还非营利组织部分社会管理职能, 给予非营利组织评估以更加广阔的舞台和空间。

3. 建立健全合理有效的评估机构, 构建多元、全方位的非营利组织评估机制。

建立健全合理有效的评估机构是推进评估事业发展, 提高非营利组织评估水平的关键。目前, 我国缺少专业的非营利组织评估机构, 绝大部分的评估缺乏专业性的指标体系和方法论支持。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表明, 不仅要在非营利组织内部建立评估机构, 而且必须在立法、审计部门建立一整套的评估的实施和监督部门。另外, 在评估机构的监督和支持下, 各非营利组织应加强合作与交流, 致力于构建包括诚信评估、使命与战略评估、绩效评估和组织能力评估四方面指标体系在内的全方位的、统一的评估体制, 共同促进非营利组织的健康、全面发展。

4. 培养评估人才, 为非营利组织的生存、发展奠定人力基础。

非营利组织的评估是一项涉及领域广泛、技术性很强的专业性工作, 人才的培养是开展非营利组织评估不可缺少的基础性工作。因此, 非营利组织一方面需要加强对机构内现有员工的培养, 形成比较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一方面需要多途径、多渠道“广纳贤才”, 不断吸收、引进机构外的优秀人士, 使机构拥有一批高素质的评估人才队伍, 提高非营利组织及社会对评估机制的认识水平, 推动非营利组织评估工作的全面发展。

5. 建立一个开放的评估信息沟通平台, 保证非营利组织评估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高效、全面地利用信息资源, 全方位、系统地收集评估资料, 成为当今信息时代下非营利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必然要求。非营利组织应该充分利用计算机和现代通讯技术, 将全国范围内的非营利组织评估的数据、结果以及开展评估所需的资料, 汇总成全国非营利组织评估的数据库, 进而实现非营利组织评估信息系统的现代化、评估信息传递的网络化、评估信息利用的高效化, 为构建全国统一的、多元全方位的非营利组织评估机制提供信息交流的平台, 保证非营利组织评估实践的高效、现代化运行。

参考文献

[1]邓国胜:非营利组织评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儒家视野中的美好社会 篇8

家庭在儒家文化中的价值

家庭是由婚姻、血缘或收养关系所组成的社会的基本单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东西方社会都以家庭为基础。家庭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承担十分重要的使命，具有诸如性关系控制、养育儿童、赡养老人、经济合作，以及休闲与娱乐等功能。然而，在儒家文化看来，家庭不仅是具有这些工具主义价值的所谓社会的细胞，而且是具有内在价值的生命共同体。这就是笔者为什么把中国人的美好生活观念界定为以家庭为“取向”，而不仅仅是以家庭为“基础”的缘故：家庭具有其内在的终极价值，这是儒家文化的特质。

个人主义伦理观念认为，只有个人价值——诸如个人的独立、平等、享乐，才是内在价值；而家庭价值只是工具价值，终究从属和服务于个人价值，不具有任何内在意义。但儒家文化所推崇的家庭主义伦理观念则认为，家庭乃是人类生活主要的、永恒的共同体（在这种意义上，教会不是，国家也不是），具有不能还原为个人价值的内在价值，包括整个家庭的德性、完整、延续、繁荣等等，它们并不只是从属于或服务于个人价值的工具。尽管儒家文化并不否定诸如个人的独立、平等、享乐这些个人价值，但更为强调美德——诸如仁、义、礼、智、信、孝、和等等，作为个人价值的重要性。换句话说，儒家文化认为这些美德比个人的独立、平等、享乐更为基本。在理想的社会中，这些个人美德不会同家庭的德性、完整、延续、繁荣发生冲突。确切地说，这些美德（作为个人的内在价值）同家庭的德性、完整、延续、繁荣（作为家庭的内在价值）乃是相互界说、相辅相成的关系。

在中国社会中，家庭是一个共同决策的生命共同体。家庭成员的教育、专业、婚姻、医疗等人生最重要的决策，都是由全家人共同作出的。在这类决策中，个人是家庭的一分子，并不具有对于“个人事务”的绝对的决定权。由于家庭价值的重要性，这些所谓“个人事务”势必成为重要的家庭事务。在个人主义的美好社会观中，个人乃是关于自己的美好生活的最终决策权威，任何别人的意见都只具有参考价值，因为个人具有作出这种决定的绝对权利；但在家庭主义的美好社会观中，个人及其家人才是关于自己的美好生活的最终决策权威。因为家人自然地、正当地参与这种决策，个人并不具有作出这种决定的绝对权利。的确，在儒家文化中，个人总是家庭中的个人，而家庭中的“个人”根本不同于其他社会组织中的“个人”——诸如国家的“公民”或一个团体的“成员”。前者是天道的安排，不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而后者则在本质上可以从契约的角度来理解。作为家庭成员的“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可相互替代的、有机的“天伦”。

中国人的美好社会观念如何看待诸如个人的自由、独立、平等、享乐这些个人价值呢？儒家文化既不强调也不否认这些个人价值。关键是，儒家文化对这些价值的看法往往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的看法。例如，如上所述，在生活决策方面，自由主义强调自我决定，儒家文化强调人际和谐。事实上，人际和谐同个人自由并不冲突，而是个人自由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自我决定与人际和谐反映了个人自由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前者注重个人不受别人影响和支配的个体性、独立性和自发性，而后者注重个人与相关的他人（特别是家人）之间的协调性、相容性和相互依存性。在个人的平等方面，儒家文化接受一种平等的“认可尊重”（recognition respect）——“天地之性人为贵”，每个人都值得尊重；但在“评价尊重”（appraisal respect）方面，儒家文化倡导不平等的“亲亲”、“贤贤”——爱自己的家人要胜过爱其他的人，尊重有德的人要胜过尊重普通的人，即儒家的“仁者爱人”、“差等之爱”原则是也。在个人享乐方面，儒家文化一般来说抱宽容态度，但不接受自由主义的个人决定、政府中立的主张：儒家文化认为，那些同美德背道而驰、严重损害家庭价值的言行，应当受到政府的限制和惩处。最后，在个人权利方面，儒家文化接受权利概念作为一个后备机制(fall-back apparatus)的合理性，但权利的内容应当建立在美德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全盘接受自由主义所坚称的所谓人人生而有之的种种权利。

综合说来，中国人的美好社会观念包含一个伟大的理想，那就是儒家经典《大学》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理想更为具体地反映在著名的“大同”思想中。（《礼记•礼运》）必须注意的是，大同理想绝不是废除家庭、共产共妻的理想，因为“男有分，女有归”已经明确肯定了家庭的永恒价值。其次，大同理想并没有倡导不同于儒家的“仁者爱人”、“差等之爱”的平等主义或平均主义原则。“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说人不能只爱自己的家人，还要爱其他人，但并不是说爱其他人同爱自己的家人一样。再者，大同理想也没有提倡完全的公有财产制度。“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里说的“不必”不是“必然不”，充其量不过是反对只利己、不利人，或者只有私有制、没有公有制的主张而已。联系到从孟子以下的儒家强调“制民之产”、“无恒产者无恒心”，儒家决不会反对私有财产。最后，“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说法提示，儒家不会赞同右翼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所要求的不做任何经济干预、不提供任何福利待遇的最小政府。同时，在以家庭为取向、以美德为指导的美好社会观念指引下，儒家接受“仁者爱人”、“差等之爱”原则，也不会赞同人人平等的经济福利主义制度，投向左翼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怀抱。相对说来，儒家的理想大体是在二者之间的中庸之道。

政策制定应尊重家庭价值

中国政府应当如何制定适当的公共政策、推行有益的公共行政来协助和实现中国人的美好社会观念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本文无法做出详尽的论述，只想概述三个有关的想法，提纲携领，显其要点，具体方案留待切实的社会科学和公共行政研究。

首先，应当建立以家庭责任为主的二元和谐社会。

这里说的“二元”是指在向人们提供公共好处（public goods）或福利待遇方面，既要有公立机构，也要有私立机构，两者相互补充、相互竞争。对于教育、医疗和住房这些公共产品，既不能全由公立机构以“平等”为目标来提供，也不能都靠私立机构以“利润”为动力来操纵。理由在于，两者都不符合儒家文化的美德原则：后者不符合“仁者爱人”原则（有德的政府有责任为不幸的家庭提供援助），前者不符合“差等之爱”原则（有德的家庭有责任给自己的家人以更多的爱）。中国目前的情況是，住房由私立机构（或以“利润”为动力的公立机构）把持，而教育、医疗则被公立机构垄断。

这里所说的“以家庭责任为主”是指在接受好处或福利方面，家庭（不是政府、也不是个人）应当负起主要的财经责任。个人只负自己的财经责任是不适宜的，因为一个人在孩提时负不了这个责任，长大成人后则对家人有责任。让国家负起全部责任既不合理也不可行。不合理是因为各个家庭、个人都有所不同，不应当在好处或福利上扯齐拉平；不可行是因为政府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资源来大包大揽、长期维持。事实上，近些年来西方的有识之士已在讨论西方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向能动国家（enabling state）的转化，其中特别强调个人该负的责任。相比较，强调家庭的责任，正是儒家文化的传统和特征。

建立以家庭责任为主的二元和谐社会，需要作出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和行政改革。首先是要藏富于民、寓富于家，把财富留给各个家庭。现在政府有很大的财政收入、很高的外汇储备，家庭的收入则相对不足。儒家文化历来强调，政府必须实行轻赋税、薄徭役，让家有恒产、民享福利。有些人常常误解，以为儒家文化支持平均主义分配制度。他们往往引用孔子的这一段话来为平均主义辩护：“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论语•季氏》）其实，综观孔子的意思，他所说的“不均”是指“不均衡”、“不公正” 。（正如朱子的《四书集注》曰：“均，谓各得其分；安，谓上下相安。”）“均”，就是“各得其分”，“各得其分”就是按照德性、能力、地位、贡献来对待每个人，绝非要求平均主义分配。儒家文化一向支持精英主义及适当的等级制度的合理性（“亲亲”、“尊尊”、“贤贤”），不会要求不同的个人、关系、等级或阶层（如仕官与平民）都得到平均的、相同的分配。总之，只要我们完整领会，孔子的思想根本反对“大锅饭”、平均主义，赞同建立以家庭责任为主的二元和谐社会。

第二，应当支持以家庭决策为善的和谐决策机制。

在重要的生活决策方面，诸如教育、专业、婚姻、医疗等等，是转向个人独立自主的现代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还是坚持中华文化的个人、家人和相关他人的相互合作、相互协商的和谐主义的生活观念？答案应当是后者。近些年来，受到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中国的不少自由主义学者过分强调个人的权利、独立、自主，好像只要中国人从儒家文化的家庭主义、关系主义、和谐主义逐渐转变成为西方的个人主义、自我决定，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从此就可以过上自由自在的快乐生活。我认为，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既不能得到学理的辩护，也无法获得实践的好处。

和谐主义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是站得住脚的东西，不应当转变为个人主义的价值。这一点，至少可以得到如下三条理由的支撑：1.本体论理由。从古典《易经》开始，中国人的哲学就是“二”（一般称作阴阳）的哲学，而不是像西方那样的“一”（不论是上帝还是物质）的哲学。中国的本体论认为，阴阳互动、互补和统一乃是终极的宇宙规范。万事万物，包括人类个体，都是由阴阳构成的；阴阳二者不必是对立的，但必定是不同的；一位个体同另一位个体相比，总归是阳的因素多一些或者阴的因素多一些。因而，在中国人看来，个体不是自足的实在，必须阴阳结合才能形成自足的存在者（如男女、夫妻、亲子等等）。这正是中国家庭主义伦理观的根基。本真的儒家伦理不应当理解为一种尊卑或权力关系，要求一方无条件地服从另一方；而是应当理解为互补的、统一的关系：个体必须通过这些适当的关系来生存、发展和完善。2.美德论理由。一个人并非一生下来就有理性、经验和能力来同他人“平等地”订立契约从而产生责任。相反，一个人一生下来就有了一定的（尽管是多种的）身份和角色：为人子、为人女、为人兄、为人弟、为人姐、为人妹等等；儒家认为这些身份和角色携带着潜在的、自然的美德，需要培育和发展，使一个人成为有实际美德的人，从而能够真正行使一个人的义务和责任。因而，儒学的美德论要求人们以家庭为基础，相互关照，相互帮助，同其他相关的人共同决策，而不是强调在决策中的个人独立、自主。3.后果论理由。重要的决策都是复杂、艰难的，个人并不总是清醒知道自己的最佳利益或长远利益是什么，更不用说具备各种经验和专业知识了。因而，相互协商总比个人专断在决策中来得周到、妥帖。个人自主强调过头了就会反过来对个人有害，结果并不好。因而，即使从后果论来考虑，我们也不应当放弃和谐主义的决策模式。在这方面，维护中国人的以家庭决策为善的和谐决策机制，需要适当的各种立法和行政配合，我们至少应该开始具有这方面的文化自觉才行。

最后，应当鼓励以居家养老为宜的儒家养老模式。

世界进入了老年时代。西方国家是在普遍富裕之后才成为老年社会的，中国则是在普遍富裕之前就已经是老年社会了。我们迫切需要允许所有有意生养两个孩子的家庭（包括城镇中的公务员、教师及其他中产家庭）生养两个孩子。同时，这么多的中国老人将在哪里养老——是继续在自己家中，还是转到老人院中养老——决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在中国人的美好生活观念中，“老有所终”是指能在家中养老，受到后代照料。在儒家文化看来，一个正常的生活环境应当有老有小；一个全部由老人组成的生活场所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生活环境，而是少数没有子女的老人不得已的选择。

如何在新形势下让大多数老人实现居家养老，需要政府在政策和行政方面提供极大的助益。除了停止目前实行的严厉的限生政策之外，还需要在住房、居家照顾和家庭服务方面提供政策鼓励和行政协助。首先在住房方面，如果一对年轻夫妇选择同自己的老人住在一起，或者住在同一街区，以便照顾老人，那么在买房时就应当得到政府的优惠甚至资助。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学习和研究新加坡的政策和经验。第二，在一些国家，政府对家庭长期照护人员提供支持，这对我国具有良好的借鉴作用。如果子女或亲友放弃外出工作，在家提供大量的照护服务，政府不仅应当为这些人提供精神嘉奖，而且应当提供一定的经济资助。这类机制既可以鼓励“孝道”传统在当今时代继续发扬，也可以让子女或親友的付出获得适当的补偿，还可以缓解社会所面临的就业压力。最后，在家庭服务方面，政府应当大力协助建立一个具有良好声誉、稳定、长久的家庭服务市场，鼓励担任保姆，完善相关法律，提供必要支持，使保姆成为既具有良好声誉又有合理收入的正常工作，至少是比酒吧或夜总会服务更具有美德、更有吸引力的工作。这将是居家养老能否实现的又一关键。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也有助于克服目前国人严重的信仰危机，填补道德真空，复兴儒家文明，赢得其他国家人民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