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的历史语境

社会转型期的历史语境（精选5篇）

社会转型期的历史语境 篇1

摘要：王蒙小说的语言很大程度上是受社会历史文化影响, 初期的中国革命, 深深地影响了王蒙的思想, 明快、单纯、激情的语言流淌在《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当中。初期的历史文化背景蒙蔽了现实的色彩;等到改革开放以后, 西方文艺理论传到我国, 文学创作慢慢与国际接轨, 极具影响力的意识流小说在此刻深入到了我国的整个文学领域, 当下社会历史文化的氛围笼罩在了王蒙的小说当中, 王蒙逐步走向话语的狂欢。

关键词：王蒙,小说语言,寂静,喧哗

一、50年代革命文学思潮的影响

五四以来, 革命文学思潮盛行,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 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几乎影响到整个中国的革命文学, 从苏俄传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对王蒙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种具有社会主义理想的“新型的”现实主义, 它一反批判现实主义的批判锋芒, 而是采取歌功颂德的态度, 歌颂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和共产主义理想。

青年时代的王蒙追求共产主义理想, 在理想主义的影响下, 选择了用语言艺术来反映社会现实, 他制定了明确的人生目标, 把文学创作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 王蒙对文学的热爱, 激发了自己对文学创作的热忱, 使得他逐步把人生的价值追求和作家梦结合在一起, 并为之努力奋斗, 在当时, 文学与革命都追求献身, 追求永恒, 追求完美, 追求圣洁, 他把文学看做是一项光辉的事业, 这是王蒙对语言进行不断尝试, 力求其完美体现表达效果的基础。其作品《青春万岁》的语言表现方式, 就体现了作家此时的心境。

1956年, 中国文坛上展开了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 作家忠实地反映现实, 揭露现实生活中的矛盾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王蒙在这个时候受到现实主义的影响, 创作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此作品的内容要求语言保持客观冷静。

总之, 在50年代革命文学思潮的影响下, 王蒙继承了许多有用的写作手段,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特色。他对其中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等形式规范非常青睐, 并运用到了写作中去, 还对形式规范的变体做了具体的尝试。这就形成了王蒙初期作品的现实性特点, 语言也显得明快、单纯而有激情。

二、70-80年代思想解放及西方思潮的影响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 人们的思想空前的空旷活跃, 面对开放的大门, 他们的心理日益丰盈, 被压抑多年的情感和思想在顷刻之间都想强烈的迸发出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小说家更加重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绘, 将人物内心的思想和意识活动都表达出来, 于是就借鉴了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创作技巧和方法, 以人物的意识流动来进行小说创作, 使人物的内心矛盾通过流动的意识展现出来。“意识流文学主要描写人物的意识流动的真实, 突出人物的内心矛盾, 在描绘当代人的复杂灵魂方面, 意识流确实比传统手法优越。”

我国从建国到文革结束, 由于政治不稳、经济落后、思想保守、文化闭塞, 严重阻碍那一历史时期中国文学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 国家大门陆续向世界开放, 西方各种文学流派、思想理论以及各种现代力作涌入中国, 形成中国空前的文化大碰撞。这一时期, 西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柏格森直觉主义以及大量西方文艺理论翻译到中国, 在中国的文坛上掀起了狂热的潮流。尤其是在小说作品中, 很多西方现代派作品引进到中国, 使得很多中国青年作家开始运用戏仿现代派理论和创作技巧进行文学创作, 而这些现代派理论和技巧首先被用于实践的就是意识流。意识流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 对后来文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意识流小说是在充满垄断思想危机的社会背景下产生, 在艺术手法上比较热衷于对主人公幻觉、梦魇、联想等, 具有超意识思维。这一文学思潮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现有的文学观念意识。王蒙是最早尝试用意识流进行创作的人之一, 他综合借鉴了西方意识流的艺术技巧, 使中国文学走向新的艺术创作之路。

20世纪70年代末, 王蒙清楚地看到改革开放的举措引发人们思想灵魂的迷惘与不可预测, 并且还认识到文学必须进行改革才能反映这一现状。他认为, “意识流小说以心理时间来结构作品, 能增大跨度和容量, 可以使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的事情能让人感到更广阔、更长远、更纷繁的生活。”由此, 王蒙开始运用意识流的手法来展现人物精神世界及内心思想, 采用流动性的节奏拉近精神与现实的距离, 展现人物复杂的意识形态。

三、90年代对文艺思潮的深入关注

到了90年代, 商业文化开始在生活中占据主要地位, 西方哲学思潮的到来, 也给当时的知识分子们带来了新的想法, 中国文坛上出现了多种文学思潮杂陈的情况。呼吁现代性的启蒙主义仍然存在, 也存在着社会生活的浪漫主义, 拒绝现代性、抒写现代人生体验的现代主义流派, 以及揭露和批判庸俗市民生活的新写实主义等反现代文学思潮。还有各种先锋派组成的现代主义开始高涨。但是这些文学思潮都不够成熟, 甚至是“伪现代派”。中国文化没有发生实证主义思潮, 也没有传统的理性, 现实主义的基础比较薄弱, 因此得不到充分的发展, 也就是说, 中国文学很难接受现实主义的客观主义与批判精神。但是又受到多种外来文学思潮的影响, 吸收了多元的文学思潮的因素, 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变得不简单了, 没有了纯粹性的单一的思想, 而是呈现出多种思潮的复合性特征。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 王蒙的注意力由对社会的关注, 转到了对艺术的关注, 对当代西方思想、文艺思潮的深入关注。他发现文学已经不再拯救大众的有力武器, 失去了它自身最有用的价值。于是, 在他这个时期的作品中, 小说的语言风格以迷惘与冷峻、幽默与讽刺为主, 光明的味道不见了, 这也意味着他理想主义的破灭。1995年在温哥华, 王蒙接受了青年学者丁果的专访, 他说“单凭理想主义是要碰壁的”, 意味着他理想主义有了深刻的认识, 他开始反思与忏悔, 并积极参与了“人文精神”的论争, 他希望可以通过思想的召唤, 唤醒人们心中沉重的历史感和理性精神。在1992年至2000年, 他写下了“伤悼青春”的“季节”系列小说。小说的思想内容是怀旧的背景, 逝去的青春, 心灵的故乡等, 小说的语言风格, 显得比较尖锐, 并能体现出作者的反思。

参考文献

[1]李惠勤:《王蒙:中国意识流小说的重要实践者》, 载《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7年8月第4期, 第85页。

[2]王蒙:《王蒙谈小说》。江西,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3年。

[3]王蒙:《接纳大千世界》。辽宁,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3年。

[4]赵俊贤:《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综史》,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4年, 第360页。

社会转型期的历史语境 篇2

姓名：段安东哲学号：139054318 班级：机械133班

本文原创，完全手打。客观研究，绝无抄袭。

一、前言

相信在世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组织的目标中，不论是长远的还是短期的，发展都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或者说，新政策的出台，甚至新旧政权的更迭都与发展有关。可见发展的重要性。对于当今世界的中国来说，发展显得尤其重要。新中国建国以来，一代代领导人的政策都离不开发展这个关键词。在这个关键词的指导下，中共中央衍生出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指导思想，新型观念，以及不同时期不同的发展方式。想要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首先需要了解的就是发展是什么，发展方式又是什么。

二、什么是发展？什么又是发展方式？

发展本是哲学术语，指的是事物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旧事物变化到新事物的变化过程。哲学上说，事物发展的根源是事物内部的矛盾，即事物的内因。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是运动的物质，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而向前的，上升的运动，进步的运动即是发展。发展的本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及新事物代替旧事物。

在我看来发展是有多个维度的。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发展是人类历史向前的推进，是科技的进化，是文化的更新换代，是政权与相应政治制度的完善。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从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再到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外的发展可以理解为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推动的一场场变革。人民推动更有利于民众的政权上台，政权再确定相应政策，这便是一种发展。从文化的眼光看，欧洲从教皇的绝对思想统治到欧洲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以及在中国发展迅猛的新文化运动，都可以看作是发展。这种发展的动力是人内心对自由，合理，公平的渴望。

发展方式即是人们意识到需要发展之后用以推动发展的方法。纵观人类历史，一个民族发展的方式有很多，比如革命推翻不合理的政权，推动新的，较为合理的政权上台执政。政府往往通过新政策的方法推动发展，比如我国的三大改造，改革开放，设立经济特区，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发展的目标确定之后，相应的政策也会出台，但并非所有的政策都是合理，正确的。但是在我看来，并非正确的政策也应当属于一种发展方式。即使政策上存在误区，也不应当影响到政策推行时是以发展为目的的本质。而文化的发展方式多种多样，可以是像文艺复兴，以及近些年来中国发扬并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传统文化这样的一场运动，也可以是像新文化运动那样，编写了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新青年杂志》。

以上便是我对于发展以及发展方式的理解。

三、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的发展方式以及路径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新的革命，这种革命使中国发生了伟大的变化。1973年之前，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过于激进，追求生产效率，重心在于改造生产，希望通过发展生产力、发展重工业来在短期内达到赶超世界其他强国的目的。这种方式是盲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为中心的党科学的分析了国内国际的发展大势，提出要增强我国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提出要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提出判断一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否相适应应当从实际出发，具体的分析问题，并指出了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途径是通过改革。从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开始形成。

1979年，邓小平提出了中国需要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应当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才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的发展。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这个提议得到了党的十二大的肯定。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观念，明确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之后党的十五大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体现了党在理论上的与时俱进。1992年，邓小平从理论上明确了市场经济的合理性，指出资本主义也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计划于市场是经济发展的手段，而并非是某一种明确的属性。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市场经济在中国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中国开始走向世界，尤其是制造业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实践证明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以公有制为主题，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理论的正确性。多种所有制经济不但没有削弱和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反而对其进行了巩固和发展，增加了公有经济的控制力。与此同时，我国也建立并不断完善了以按劳分配为主题，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并完善了社会的保障体系。

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多年中，我国先是决定在沿海地区划出一定的范围，设立经济特区，后相继开放了中国所有的大中型港口城市，又将将上海的建设目标树立为：假设成国际金融贸易、经济中心。紧接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卷定开放常见沿岸的五个城市，由此以后内陆城市也开始走向开放。二十世纪刚刚过去，我国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在向外发展的同时，我国也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着手开发西部，以解决东西发展，南北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一系列的经济发展重大成就证明了中国的发展是离不开世界的。证明了新时期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性。改革开放这样以政策理论尝试为起点的发展方式已经深入人心。

改革开放战略毫无疑问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对自身政策的一次重大的改良。从历史的角度看，改革开放的正确的分析了新中国所处的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分析了我国存在的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经济上面来，提出中国经济要又好又快的发展。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由内而外，由高到低的一种变革。邓小平推出的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都向人们证明了政党思想、政策的大变革不一定需要使用暴力，也可以是党内制度的一种革新。也证明了只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才是当今中国最适合的制度。这种和平演进的方式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生命力，以及解决问题时中共的创新，和坚定的贯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决心。

四、当今中国为什么要转变发展方式和路径

对于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而言，在这个民族发展的过程中它的发展方式都不会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期不同的国际环境，不同社会背景情况下发展的方式也必然不同。当上层建筑的所采取的措施、政策不再适合当前情况时，发展方式就需要得到转变。而中国现阶段所面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的今天，我国虽然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质，相对完善了分配制度与保障制度，制造业以及贸易进出口都获得了极大幅度的增加，但是与此同时许多问题日益暴露，一些社会矛盾也开始有激化的趋势。中国的经济虽然取得了重大的发展，但是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着产业结构不合理的诟病。如钢材产能过剩，而高新技术产业则仍然短缺。我国的制造业发展很大程度上仍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工业兴盛的同时环境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如不少地区出现矿区塌陷形成的“矿坑”，工厂严重污染空气以至周边居民集体中毒。东西发展不平衡，分配制度仍需调整。医疗体系不够完善，出现治病难、治病贵。房地产发展过度，城市郊区出现“鬼城”。因此目前的中国仍旧需要在新形势下转变目前的发展方式。

胡锦涛担任主席之后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竖起了新时期下发展方式转变的一面大旗，以人为本，告别资源浪费型发展开始提上日程。在当今中国实行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应当在高新技术的带动下转变的，应当对经济社会的全局进行调整和优化。需要继续大力开发西部地区，开放重点也应当逐渐转向内陆地区，并在沿海城市提倡科技创新，大力支持创新型产业的发展，继续起到带头的作用。

台湾社会转型的历史分析架构 篇3

台湾社会的历史转型可以分为三大阶段：第一个历史阶段是民间社会时期，第二个历史阶段是市民社会时期，第三个历史阶段是公民社会时期。我们是以民众所处的政治地位来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此外，以历史唯物主义市民社会观的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理论以及民间社会、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三个历史分期做为研究台湾社会或其他社会的历史变迁的纵向和横向的综合分析架构，是否足以建立起一套历史的结构分析模式是值得努力以赴的。希望以这个分析模式所得到相关的转型经验和转型困境的分析可以提出其解决方案或作为其他社会发展的借镜。建构转型理论和强调社会转型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或将形成历史研究的重要途径之一。[1]

一、民间社会（pre-civil society）时期

民间社会时期是人民附属于统治阶层的历史时期，人民是统治阶层的臣属和工具，社会只是这样的臣属和工具性质的人们的集合体，社会的功能还很贫乏，土地的封建宗法制度将人民捆绑起来，也使得经济停留在小农和小工坊的历史阶段，生产力为政治力量所束缚，这就是传统的家天下时期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阶段里人民因为作为附属之物而存在，不具备社会主人的身份，因此政治地位是处于完全的被统治。这种民众的政治地位的处境就是我们定义民间社会的主要根据。正因为这样的民间社会的定义也就得1949年到1987年的国民党一党专制时期的台湾也就处于民间社会的历史时期。这是根据民众所处的政治地位而定的。

台湾民间社会的形成有三大历史背景，这些历史背景同时也是市民社会（指1987年蒋经国解严之后的人民管理时期的台湾社会）的形成和政治文化内容的重要根源。其一，是台湾在地化社会的形成；其二，是民族主义和政治民主主义的启蒙运动的产生；其三，是悲情意识的滥觞。台湾社会在地化的形成发生于清代中晚期，民族主义与政治民主主义的启蒙运动则是日本殖民统治的产物，至于悲情意识的滥觞，则产生自国共内战时期所造成的228事件和两岸对峙所引起的时代悲剧（如白色恐怖）被民粹主义化的结果。

台湾在清代实现了民间社会的在地化过程，这是民间社会的物质基础。但很快地在1895年割让给日本，自此台湾走进了悲伤的历史。我们仿佛可见同胞的慌张无助的眼神忽而发出来自心底的痛哭，多少人求清廷改变初衷，可恨宰相有权可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这段日本统治的历史是从乙未抗日之战开始的。堂堂华夏贵冑岂肯向倭贼俯首！台湾民间社会在日本殖民统治底下，激越出澎湃的民族认同与政治启蒙运动，反殖民主义的经济剥削和次国民地位，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进入了台湾人的心里，成为日据时期台湾民间社会的灵魂。

二、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时期

蒋介石与蒋经国早就知道反攻无望，幷且预料到日后局势之发展，外省籍人士不可能长期统治台湾，“中华民国”和国民党想要在台湾生存下去，便必须进行本土化。蒋经国的名言：“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无异是改革开放的宣告书。蒋经国在1987年7月约见12位台湾耆宿，表达了自己是台湾人和认同台湾的心情。同时，推动国民党进一步的政治改革。这些改革包括（一）通过“国安法”，取消“戒严令”。（二）减免田赋，成立劳工委员会。（三）拟议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四）开放大陆政策，宣布大陆人士可以返大陆探亲，幷宣布中国书籍可以在台重印。台湾经过了30多年的休养生息之后，终于在蒋经国的手中完成了政治解放，宪政恢复实施，市民社会时期到来。国民党解除戒严还政于民是经过以下几项工作的完成而达到的。

(一) 、社会结构的改造

1949开始在1953年底完成的土地改革，是国民党对台湾民间社会改造中最重要的一项政策。这个改革彻底改造了台湾民间社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传统结构。土地改革所进行的375减租、公地放领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造就了近20万户的自耕农，放领的公有土地达63000甲。土地改革中“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变动所有权的自耕土地，计征收放领耕地139249公顷，创设自耕农户194823户。[2]台湾自清代以来的传统封建式的农业经济与结构自此被打破，自耕农人口的大量增加，使得台湾农业经济自主性人口也就大量的增加，自主性的社会人口的增加，为社会的自由化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今日台湾能得到历史以来最繁荣的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公民生活，除了民众的勤奋努力外，不能不归功于蒋介石父子所领导的国民党政权。我们之所以认为应该归功于蒋介石父子所领导的国民党政权，是因为台湾民间社会的成功转型绝不是偶然的。利用本身劳动力便宜、政治稳定、开放侨资外资、承接美国、日本的技术转移，幷适时地改变进口替代政策，进口本身不具优势的产品幷且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如此一方面使社会充分就业和提高生产水平，另一方面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为经济的更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国民党坚守台澎金马始终强调中华文化和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土地改革及地方自治的条件下，廉能政府选择了“比较优势的战略”发展策略，在30多年的戒严期间人均所得成长了46倍。[3]

(二) 、思想和教育的改造方面

国民党迁台以来，经过了1950年代人心惶惶、风雨飘摇的日子，美援也在1965年停止了。此时，雷震《自由中国》事件也已尘埃落定。白色恐怖事件基本上已经不再发生。1967年，蒋介石决定推动九年义务教育的实施，为台湾人民提高知识和技术的水平，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培养优质人力。这其中包含了深远的目的。

蒋氏父子执政期间，特别强调中国传统历史和文化的教育内容，为两岸的分隔保存了民族文化的传统思想。其目的，一方面在于清除日本皇民化教育的残余（228事变产生的原因之一）[4]；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未来的统一留下思想的脐带和根苗。教育的内容除了强化统一与汉贼不两立的思想之外，也坚持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的思想，以及民族大一统的历史传统和国民党政权才是代表中国的一个历史的正统。这种坚持所谓法统、统一主义、反共主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孔孟思想和一个中国原则的教育，被反对人士统称为“党化教育”。台湾在与美国成为战略同盟之后，接收美援，彼此往来密切，直接的军事和高级人才的培养，促进了西方思想、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对台湾民间社会的内化，留学美国或其它欧洲国家的趋势改变了日据时期以留日为主的情形，对台湾民间社会的政治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为市民社会的建立做出了思想的准备。

(三) 、经济结构的改造

日据时代，日本对台的殖民主义经济原则是“工业日本、农业台湾”，以台湾做为粮食和原料的供应地和日本工业产品的消费市场，战时更加紧压榨的强度。我们可以在许多乡土作品中见到此类情形的描述。在1945到1949年间，“由于台湾本身既缺乏重建资金与管理技术人才，而‘中央政府’又因内战自顾不暇，致台湾经济复苏进程缓慢，人民生活仍在穷困不堪中，恶性通货膨胀更日形恶化。”[5]1949年，国民党政府开始着手台湾经济的发展时，一个重要的决策是农工幷重。这是因为：（一）、认为大陆的失败是由于没有实施土地改革的结果，（二）是来台之初对粮食需求的急迫性。因此，台湾的农业发展，土地改革便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有一段时间将土地改革等同了农业发展，反而把促进农业发展的真正因素掩盖了。国民党政权在渡过1950年代的危机之后，开始思考展开对台湾的工业化建设。台湾的工业化，在国民党扶助本土企业家的政策的推动下，和在美援经济的支持下（要求培植本土企业加速工业化），得到了发展。

（四）、市民社会的推动者

蒋氏父子在台湾的执政期间，无意之间为台湾社会的发展作出了一项历史的贡献，那就是推动了台湾社会从传统性的民间社会向市民社会的发展。这个成就，在1987年由蒋经国发出解除戒严令还政于社会时得到具体的实现。此一过程是由如下的这一过程所达到的：将“中央”级的社会资源带到台湾→确立了军事安全的保证→美援下的军事、经济与政治的支持→土地改革造就的自主性人口，在此一环境下形成参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生力军→义务教育的延长为社会提供更多优质人力→留洋人才，尤其是留美人才为台湾提供了西方思想、技术与生活方式的引介和强化→本土化政策（包括企业的本土化）和地方自治的成熟，为政权的移转提供了优良的民主条件→容忍异己不再以白色恐怖对待人民，改以公开审判的方式（高雄事件后开始思想的解严）→十大建设为构建现代化社会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解除戒严恢复宪政→自由化和市民社会的建立。台灣社會在经济成长的同时加速了民主化的脚步，那是因为有自1950年即已开始的地方自治训练和统治阶层有意地逐步释出政权。

三、公民社会（civic community）的萌芽

市民社会中公民生活的“抽象性”，必须靠不断发生的公民运动予与“现实化”。这其中包括了各个层面的实践，议题式的公民运动和形成制度性的公民运动皆为重要的内容。换言之，意识形态上与文化霸权的斗争，和针对性的事件改革或抗议活动，都是公民运动所不可或缺的。因为，这些过程都能使公民意识透过公共领域造成影响，形成推动社会转型的力量。台湾市民社会中的澎湖县的博弈公投、倒扁运动和政党轮替可视为公民社会的萌芽。[4]

地方性公投是民众学习当家做主的学习场所，泰国的村自治运动的实践其立意即在于此。[6]市民社会如果不能加速地方直接民主的实施，则不能使公民意识的形成进入正常的轨道；公民意识如果不能与公民生活的实践在一起运作和成长，那么，真不知道公民意识的形成将走到什么样的内容和方向。澎湖县的博弈公投是台湾市民社会的一次地方性公投，标志着台湾市民社会中公民社会的萌芽，可视为一次“民众的统治”的公民运动，与政党轮替和倒扁运动属于相同的性质。至于五都选举中市议员候选人所提出的市公民投票办法的直接民权主张，亦可认为是市民社会中推动“民众的统治”的政治运动之一，虽然未成为现实，毕竟也造成地方上的议论，产生过公共领域的讨论效果，对台湾市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化，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作用。这些都是民众政治的公民生活“去抽象化”的运动。

四、结语

台湾人曾是祖国的弃儿，在虎狼之邦成长，长达半个世纪。我们很难想象台湾人民心中是何等的痛苦，我们也很难想象台湾人民是如何根据自己的认知和各自所处的境况去面对这样的历史阶段，我们也许可以从台湾歌曲总是带着沉重的哀伤多少了解一些深层的台湾人的情感；日据时代台湾人的文学不但是台湾人的断肠诗，但她对祖国来说又该是什么呢？1947年的228事件无疑使这种痛苦达到无法理解的高度，这是分离主义的来源，或者说是它“合理性”的基础，也是现阶段蓝绿对决和两岸矛盾的主要内涵。民粹主义使得历史的恩怨是非道不清说不明。因此，我们认为还给台湾一个历史的公道是解决一切纠葛的方法。所以台湾国民党当局对228事件受难家属的道歉和赔偿是一个好的开始，两岸的交流如果能融入更大的包容和对广大工农群众实质的让利，对台湾人的感情和政治倾向有更多的理解与沟通，相信这样的公道长此以往自然产生父子兄弟般的民族团圆。

其次，台湾社会已从民间社会时期进入了市民社会时期，民众的政治地位从完全的被统治者提高到宪政的主体，享有宪法上充分的公民权利。市民社会时期可谓是人民管理的时期。然而这种的管理因为代议制民主，因此具有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指出的民众政治的公民生活的“抽象化”问题，成为分赃的平台。民众的政治地位就处于部份统治和部份被统治的状况。为了解决这种公民生活的“抽象化”问题，我们认为以直接民权的实践来解决之。市民社会的资本主义法权是这种公民生活“抽象化”的根源，唯有民众以直接民主的方法推动公共事务，从地方社区开始，才能使得公权力走在人民意志的指导之下。换言之，台湾下阶段的社会转型必须是与公民社会相适应的法权在市民社会的资本主义法权的基础上开始的转型和完成。

最后，公民社会（或称公民共同体civic com m unity）是市民社会下一个转型的历史阶段。公民共同体在全球化的历史阶段中正是萌芽的时期，台湾在解除戒严体制得到政治解放之后，市民社会因宪政体制和个人自由主义的深化因此产生了一种自主能动性，各式各样的公民运动不断地展开，公民意识的建立也就愈加显得重要。世界公民意识的形成与各个市民社会走上公民社会的进程，二者之间存在的关系既是辩证的也是发展的。互联网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形成途径。

摘要：台湾社会于1987年解除戒严完成了政治解放, 民众的政治地位从民间社会时期的完全被统治者提高到了市民社会时期的“人民管理”的历史阶段, 但是台湾市民社会的资本主义法权性质也决定了民众的公民生活成为“抽象化”的虚假领域。以民间社会、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三个历史分期为横向架构的综合性研究方法, 是研究台湾社会历史转型的适当模型之一。

关键词：民间社会,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社会转型

参考文献

[1]黄代珩著:《台湾民间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化之研究1949-2010》, 厦门大学博士论文

[2]宋光宇著:《台湾史》, 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林毅夫著:《林毅夫自選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4]黃彰健著:《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搞》, 中央研究院出版2007年版

[5]王作榮著:《壯志未酬》，天下遠見出版1999年版

社会转型期的历史语境 篇4

关键词：《日瓦戈医生》,俄罗斯知识分子,悲剧,人性与社会

俄罗斯历史是一部读不完的历史，俄罗斯文学是一部读不完的文学史。19世纪这个优秀作家“成群诞生”的国度为世界所瞩目。到了20世纪，俄国进入了异常复杂的社会动荡时期。列宁在1902年写道：“俄国的历史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现在的一年有时要超过平静时期的几十年。” (1) 这句话反映了20世纪的俄罗斯的思想文化领域新旧思想的对立、冲突、融合的激烈的文化氛围，而此时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更加突显出他们的个性。

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帕斯捷尔纳克是20世纪最杰出的诗人之一。1958年，帕氏因其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以“现代抒情诗和伟大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被瑞典科学院授予了诺贝尔文学奖。由于时代的原因，该部小说的获奖在冷战的两个阵营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西方舆论界的盛赞和苏联官方的否定形成了鲜明对比。因而，这部小说在苏联被禁止出版多年，作家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被迫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但小说主人公日瓦戈形象的价值是历史掩盖不了的，他代表了20世纪俄罗斯一代知识分子，也代表了整个俄罗斯文化，是俄国文学史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形象。

本论文试在俄罗斯历史语境下探幽作家和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展现知识分子人性的尊严和社会的冲突。

第一章20世纪俄罗斯与知识分子

20世纪的俄国多次发生了大革命事件：1905年革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卫国战争……改变了俄国的经济、政治结构和文化生活，知识分子的命运也自然而然的和革命联系到了一起。

《日瓦戈医生》就是在历史的语境下，对知识分子在革命时期命运沉浮描述的一部作品。作家真挚地叙说了知识分子与十月革命的复杂而真实的关系，反映出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某些本质的、重要的方面。作家亲眼目睹并经历了俄国这一连串骚动不已的政治斗争与变革，对时代、对人生有了新的体验和认识。作家曾借小说人物之口阐述了自己的历史观点：“人不是生活在自然界，而是生存于历史之中。” (2) 同时，作家还借小说中知识分子的思想来对十月革命以来苏联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作哲理思索和深刻反思，还原真实的历史，给后人以深思。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算“知识分子”呢?俄语大辞典下了这样的定义：“由知识渊博、具有高度文化素养和职业上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组成的社会群体。” (3) 但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知识分子不能单纯以职业来划分，这一时代使得他们表现出了一定的独特性。20世纪的俄罗斯社会结构复杂，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知识分子自我意识和社会使命感不断增强，他们竭力思索俄国的发展道路并不断的探索，具有强烈的济世救民的意愿。因此，那些放弃自己的立场，失去了人最基本的个性和本真，只知道随波逐流的人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这就是“知识分子”一词的俄罗斯文化意义。从日瓦戈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知识分子所具有独特的人生体悟和思考问题的方式。而此时，作者笔下的人已不仅仅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了，而是生活在20世纪俄罗斯背景下的一类人，这类人涉及了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学艺术……具有恒久的艺术生命力。

第二章日瓦戈的迷茫：人性与现实的冲突

在知识分子群中，毫无疑问，日瓦戈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有思想，广泛地接触文学、艺术、哲学，是一个学识丰富的人，他的学识让他的思想更加鞭辟入里，也比平常人多了一份敏感，所以他对不断变化的历史事件难以适应，始终处在现实和人性的交叉路口上冲突、徘徊、痛苦，从而造成其命运的悲剧性。

在严酷的现实生活中，日瓦戈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甚至连最基本的生活底线也不能达到。他也曾为革命的到来欢呼过。可是，当革命到来时的严峻感和现实的紧迫感不仅没有给日瓦戈提供发挥才能的机会，反而摧毁了他的理想。日瓦戈曾说：“我是非常赞成革命的，可是我现在觉得，用暴力是什么也得不到的。”革命使得“男人的精华全在战争中被杀害”。 (4) 态度的转变是因为知识分子的自由、民主、人道的思想和残酷的现实相冲突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他们从现实中看不到未来的道路和美好的希望，这是知识分子的共同性。因为血腥的战争，日瓦戈失去了事业，失去了家人，没有能力保护自己所爱的人，连生命安全都难以保障。这都是特殊的时代所导致的知识分子不得不经历这种种的苦难。此时的日瓦戈敏感的神经被现实强烈的牵扯着，他内心深处知识分子的个性和尊严已经不能让他平静地做医生、写诗歌，他的精神追求使他每时每刻都饱受现实的煎熬，成为孤独的精神流浪者。日瓦戈是让人佩服的，生活的苦难和精神的折磨未能摧毁他，任何恶劣的环境未能改变他对自我的保持。也许支撑他活着的力量就是他的信念，他是知识分子的典型，更是人性的象征。

帕斯捷格纳克就是以这样一个气质非凡的人物形象，从人性的角度向我们揭示了不一样的历史，并表达了他对人类精神的一种独特而崇高的追求。

第三章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历尽沧桑的悲剧命运

我们再来看作家帕氏的命运，不难发现作家和主人公之间的相似之处。知识分子是思想文化领域的主要创始人，精神高度活跃，在当时的社会处于高压政策之下，言论、著作受到严格的控制，稍有不慎就会遭到牢狱之灾。索尔仁尼琴、阿赫马托娃、布哈林等社会知名的人士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在肉体上遭遇了苦难，但依然保持灵魂的清醒，坚持自己的信念，保持人格的独立和高贵。而这批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就是经受了混乱时代的考验真正的知识分子。

帕氏的信念就是对祖国的热爱。在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遭到迫害，正面临着驱逐出境的危险。不得已的他公开发表声明：“我的出生、成长和工作都和俄罗斯联在一起的。我不能设想我的命运可以离开它而独立存在。……让我离开我的祖国，对于我来说等于让我去死，因此恳求对我不要采取这种极端的措施。” (5) 不久在外界压力下，作家又第二次写信给赫鲁晓夫：“被放逐异国他乡在我是不可忍受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苏联作家被驱逐出境并不让人陌生。在万般无奈中，作家第三次写信给赫鲁晓夫：“对我的攻击仍在进行，并且开始带有吹毛求疵和报复性……我已从思想上告别了我的独立工作，我所写的一切，今后再不会重版，青年人也将永远不会知道它们。这对一位作家来说是一种巨大损失，而我甘于牺牲这一切。” (6) 最终，为了祖国，他牺牲了个人的荣誉，拒绝了诺贝尔奖。作为一名作家，要告别他的深爱的事业，有多么的难，唯有对祖国的爱才能使他断下如此的狠心。正如写这篇小说也是源于作家强烈的使命感和对祖国的感情，按作家自己的话说是一种“负债感”，直到去世时，他仍然坚持说：“我认为有责任用小说讲述我们的时代。”

在这样残酷的现实下，作家迷惘了，绝望中，他写下了诗作《诺贝尔奖金》：“我究竟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我是杀人犯还是坏蛋?”通过他声嘶力竭的呼唤，我们可以领会到作家内心的痛苦。在现实面前，一些自命正派的人违背自己做人的道德准则，疯狂地抨击帕氏。而在苏俄时期，这样的命运不是个别现象，他们的悲剧命运被颠倒黑白：“自愿”放弃诺贝尔奖金的帕斯捷尔纳克，“自愿”流放的札来亚京，得了重病以剪鞋垫谋生“罪有应得”的左琴科等众多知识分子。官方给他们定位的“自愿”现在看来实在可笑。但是，从深层的角度看，这些作家的悲剧命运是知识分子内在的人性和现实社会双方面的冲突造成的，就如同日瓦戈的个性与现实的冲突一般。

帕氏在谈及《日瓦戈医生》曾说：“我要在作品中勾画出俄罗斯近45年的历史面貌，同时这部作品通过沉痛的、优伤的和经过细致分析过的主题的各个方面，成为我对艺术、对圣经、对历史中人的生命以及其它等等事物的观念的作品。” (7) 由此可见，《日瓦戈医生》这部作品是一部与历史现实紧密联系的书，而书中日瓦戈的个性不同程度上就反映了以帕氏为代表的一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性格特点，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与现实社会的冲突，完成其精神的蜕变，直至重塑的过程是历史和人性冲突的悲剧。

经过半个世纪的尘嚣，《日瓦戈医生》日益显露出它无与伦比的经典品质，小说及作者在祖国得以重见天日。历史证明，《日瓦戈医生》以其对人的精神层面的准确把握和对时代的精神内涵深刻洞察成为研究俄罗斯文学不可逾越的一个课题;帕斯捷尔纳克以他博大精深的学识和作品为上个世纪的俄罗斯乃至全世界的文化档案记下了辉煌而又深沉的一笔。

参考文献

[1]周尚文.《苏联兴亡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6月.

[2][4] (苏) 帕斯捷尔纳克, 蓝英年, 张秉衡译.日瓦戈医生[M].桂林:漓江出版社, 1997年.

[3][俄] (德) 李哈乔夫, 陆人豪译.《谈谈俄罗斯知识分子》[J].桂林:漓江出版社, 1997年.

[5]高莽.帕斯捷尔纳克——历经沧桑的诗人[M].长春:长春出版社, 1999年3月.

[6]一夫译.苏联《文学报》, 1990年5月9日.

社会转型期的历史语境 篇5

一、分析角度的选取

按照职能即“组织、团体或社会机构应尽的职责和应发挥的作用”[3]的释义, 大学的职能即为大学应尽的职责与应发挥的作用。大学职能, 一方面取决于国家与社会对大学的期望;另一方面, 取决于大学自身的发展要求。受到上述内外两种力量的影响, 大学职能的变迁, 既可以通过大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定位、大学使命等宏观层面的内容来体现, 也可通过更为具体的内容如大学内部组织的变革、大学教师社会角色的拓展等来反映。为从多个角度、不同层面反映越南大学职能的变迁过程, 本文按照从宏观到微观的分析思路, 选取大学社会定位、大学使命、大学教师社会角色等三个不同层面的角度进行分析。

社会定位:本文限指大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定位, 包含国家与社会对大学的期望、大学与国家及社会的关系等内容。社会定位究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大学是什么的问题, 规定了大学的价值追求和对大学赋予的期望。

大学使命:主要体现在对大学办学目标、发展任务等内容的规定上。大学使命一方面来自于国家与社会的赋予, 另一方面来自于大学自身发展的追求。大学使命回答的是大学应该干什么、能干什么的问题, 规定了大学的职责与基本任务。

教师社会角色:本文将其定义为处于高等教育系统中的教师, 对客体的期望所反映的行为模式。选取该角度, 主要是通过分析教师践行社会角色中承担的基本任务与工作职责, 便于从微观层面更为具体、深入地分析大学职能的变迁过程。

二、越南大学职能的演变

(一) 法属殖民地时期:人才培养为主, 科学研究开始萌芽

1858年至1945年间, 越南受法国统治并进入法属殖民地时期, 开始了由传统封建社会走向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受法国“开化使命”, 即自诩将现代物质与精神文明传给欧洲以外的原始民族之重要使命的影响, 同化与联合政策成为法国在越南落实“开化使命”的重要策略, 高等教育成为法国同化越南的重要手段。1906年, 印度支那联邦总督保罗·博 (Paul Beau) 签署法令, 批准在河内建立印度支那大学, 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高等学校由此产生, 所有成员学校均从属于处于高等学校顶端的印度支那大学并受其管理。

(二) 社会定位

该阶段的高等教育是法国以联合主义为主导思想的殖民地政治经济架构中的一部分, 是维护法属殖民地社会及其利益的工具。1906年, 第一任印度支那联邦公共教育署署长在联邦公共教育改革报告中提出, 印度支那大学将发展为印度支那的欧洲文化中心, 这所大学“将增强我国在整个远东地区的影响”。[4]对印度支那大学的这一定位, 与法国巩固及扩大殖民统治的计划如出一辙。不但教育署如此, 联邦总督保罗·博及阿尔伯特·沙罗 (Albert Sarraut) 等也持同样的观点, 如保罗·博签署的《印度支那大学1906年创建令》指出, “印度支那大学将给法国带来政治上的优势”。“……甚至会成为一个法国精神的传播中心, 覆盖联邦所有的周边国家……”。[5]作为实践印度支那联邦各总督任期计划之具体行动的印度支那大学, 其存在与发展的唯一初衷就是服务于法国的殖民统治, 维护法属殖民时期的国家秩序与社会稳定, 正如盖尔·凯莉 (Kelly, G..P) 所言, 它是……任期内联邦政府构筑印度支那联邦政治基础的一个重要步骤。[6]

(三) 大学使命

受法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制”思想的影响, 印度支那大学完全由法国控制与领导, 印度支那联邦总督代替法国政府行使中央集权, 早期的联邦政府公共教育署及1918年后成立的联邦政府高等教育办公室则具体扮演了对印度支那大学进行集中管理与控制的角色, 大学的使命由印度支那联邦直接确定也就成为必然。保罗·博签署的1514a号文件规定, “今日在印度支那成立的印度支那大学, 是一所集合大学各学科以培养邻邦各国和殖民地大学生的大学”;“是一所对远东范围有普遍任务的培养机构, 主要教授法语及欧洲方式和经验”、“印度支那大学必须与已经或者将要在殖民地成立的研究院紧密结合, 但不能影响到学校的自治权”。[7]由此, 传授知识以培养人才成为印度支那大学的首要任务, 而与独立于大学之外的科学研究机构合作开展研究已开始萌芽。正如越南学者武明江指出, 该文件“标志着一个结合科学研究与培养……的印度支那大学正式诞生。各成员学校设立的科学研究, 与众多专业、机构联通的性质得到确定”。[8]

(四) 教师社会角色

与此阶段的大学使命相呼应, 大学教师的社会角色主要是传授知识培养人才。遵循保罗·博宣称的殖民地土地上的教育之存在的意义是为法国殖民服务[9]的思想, 拥护法国殖民统治成为教师行使社会角色时坚持的第一原则, 灌输利于法国统治的意识, 培养所谓“合作者”, 即“一个时刻准备维护法国权威和法国尊严的越南本地阶层”, [10]成为教师的主要任务。而通过教育使越南人忠实和顺服于法国, 则成为教师传授知识履行人才培养这一社会角色时坚持的信条。受此影响, 政治品质至上、忠心和服从于法国殖民政权成为选聘大学教师的首要原则。

印度支那大学虽然最终成为面向少数人的大学, 但在40年的发展中, 估计有3, 000名学生获得其颁发的毕业证, 这些人对越南的文化事业、教育等做出了不小的贡献。[11]与大学之外的研究院合作进行科学研究已萌芽, 如印度支那大学医学院从20世纪30年代末起, 开始了由教学单位向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组织转变。“在印度支那地区建立一所大学, 其最初的目的是发展人力资源, 以服务于法国人对殖民地的统治和开拓……印度支那大学的培养和研究活动, 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使命, 即‘引导科学精神、学习方法和现代研究’”。[12]

三、民主共和国时期:人才培养扩规模, 科学研究受重视

该阶段是越南历史上最为复杂的时期, 一是战争贯穿于整个阶段, 抗法、抗美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二是社会结构较为复杂。1945年成立民主共和国后, 法国又重新控制了越南南部, 在西贡组建君主制的越南国并一直延续到1954年, 形成共产主义越南与非共产主义越南并存的局面, 导致北部解放区与南部越南国两个政权“拥有各自的教育体系, 两者无论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截然不同”。[13]

由于民主共和国早期越南国继承了法属殖民地时期培养人才为主的大学使命, 中后期则按照北部要求改造了大学, 因此, 本节重点探讨越南北部的高等学校职能。

(一) 社会定位

民主共和国早期, 面对法国重新控制南部、民众“文盲化”严重之现状, 开展抗法救国及扫盲运动, 尽快解决成年人的“文盲化”问题成为新政府的迫切任务, 教育重心也由法属殖民地时期的高等教育转向成人补习教育。“教育的重心是成年人的识字教育与补习教育……文盲的扫除不仅有助于巩固新生的越南民族主义政权, 更反映出越南人对彻底摆脱殖民教育蒙昧主义的教育民主化诉求”。[14]受教育重心转移的影响, 高等教育处于国家战略的边缘地位, 印度支那大学各成员学校处于可有可无的状况, 或者中途关闭, 或被迫进行拆分式办学, 或者直接降格为中学后的预科学校”, [15]即使陆续建立了医药学院、工程学院等, 但仅限于为战事需求及为赢得抗法战争胜利而服务。

1954年, 越南抗法战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并进入民主共和国中后期, 开始全面实施社会主义教育的准备阶段。但1965~1975年抗美战争的爆发, 服务于战争需要又重新成为大学的重要使命, 如越南劳动党在“三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文化教育工作必须……为党的路线和革命任务服务”, [16]则是从执政党的角度对包含大学教育在内的各级教育提出的要求。1962年, 《胡主席论教育》一书也明确提出了“教育必须服务于党和政府的政治要求, 教育从属于无产阶级专政”[17]的思想, 这一观点在美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武装对立升级为大规模的地面战争后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如社会主义的教育必须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教育部门的工作必须反映阶级和革命的特性, 社会主义的学校要准备参加战斗, 为前线服务多次在各类报告及文件中出现, 大学由此成为人民专政的重要工具及思想与文化革命的基本工具, 成为党和政府实施意识形态教育的主要场所。

(二) 大学使命

民主共和国早期, 越南党中央执行处就确定了高等学校的主要任务是人才培养。1954年, 第二届书记处颁发的关于建立越南人民大学的第47/NQ-TW号决议指出, “……祖国建设需要各行各业的干部……党和政府必须及时争取和招收解放新区的知识分子和学生……把他们培养成服务新政权的新干部……”。[18]1945年11月15日, 在越南国家大学的开学典礼上, 明确提出要把其建成不同于印度支那大学的具有实践性质的新大学, 认为“大学最紧急的任务是为国家提供一支站在建国最前线的队伍”, [19]但因教育规模小且稳定性差, 人才培养数量与质量受到限制。民主共和国中后期, 虽然大学的发展受到了抗美救国运动的影响, 但胡志明政府效仿苏联的高等教育体制与建设模式, 重组、新建了一些多科性工业大学、综合大学与单科学院, 形成了一个大规模培养“干部”的高等教育体系, 并针对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任务提出了不同的人才培养要求。但无论是1960年提出的培养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干部, 还是1965年提到的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等任务, 都是将培养革命战士及为战事服务的干部, 以服务当时的战事与社会发展, 作为各高等学校的重要使命。

(三) 教师社会角色

大学教师培养人才的社会角色在民主共和国时期得以延续, 但在传授什么知识培养符合需求的人才方面则有了新要求。为做好进入社会主义前的各项准备, 使大学真正成为思想与文化革命的工具, 越南语开始取代法语成为大学教师教学的主要语言, 越南历史与文化、胡志明思想、马列主义等课程取代法国历史、法国宪法等进入大学的课程体系, 并要求各大学及教师高度重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各大学教学工作的中心。因此, 重视学生培养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深刻领悟社会主义以推动社会主义高校的建设, 成为教师在履行人才培养的社会角色中要完成的基本工作, 如越南国家大学及河内多科性工业大学, 在教师的选拔与教学的要求上, 都以教师及其教学是否切合国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为考量, 以确保教师社会角色的合理行使。

较之法属殖民地时期, 该阶段的人才培养规模扩大。1975年战争结束时, 高校共有学生56, 000名, 学校30所, [20]虽然国家或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政府没有明确要求在大学内设立科研机构, 但以河内综合大学为首的高等学校已开始根据自身发展要求重视科学研究并取得显著成效。如河内综合大学不但成立了学科科学委员会、科学研究部, 还组织科学技术推广会等活动, 将科学研究确立为河内综合大学最基本的任务, 将大学定位为重要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中心, 教师的科学活动被认可, 课程教学与科学研究紧密联系。

四、社会主义共和国时期:形成三大职能

1976年, 越南南北统一进入社会主义共和国阶段。虽然国家开始系统改造高等教育尤其是南方的高等教育, 但1976~1986年间, 越南基本上维持了民主共和国时期越南北部的制度。1986年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 随着革新开放政策的实施, 越南逐步实施了面向市场经济的高等教育, 大学职能因此改变。

(一) 社会定位

1955年后, 基于教育援助与苏联签订的越苏高等教育合作与交流框架协议, 成为1987年以前越南高等教育变革的主要依据。如同民主共和国中后期一样, 越南统一后到1987年间, 受苏联中央高度集权意识的影响, 包含高等教育在内的教育被视为上层建筑, 从属于经济并受经济的制约, 大学仍然保持了它的政府附属机构的身份, 成为按照国家计划, 专门培养国家干部队伍的机构。在此期间, 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 受越南经济—社会危机的影响, 国内出现了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之间的论争, 论争的结果倾向于教育应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基础性投入而不仅仅是思想和文化革命的工具。随后, 1987年8月在芽庄 (Nha Trang) 召开的高等教育会议、1991年“七大”会议明确的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主导地位, 1992年宪法第35条“教育与培训是国家的优先发展战略”的确定, 尤其是1993年召开的、越共全会史上第一次以教育为主题的七届四中全会明确的“教育与培训是实现社会—经济目标的原动力和基本条件, 教育投资是发展投资的一个主要方向”、“教育的基本目标在于改善提高人民的知识水平……”等[21]思想, 否定了大学是国家专政工具的基本观点, 扭转了大学从属于政府机构的附属身份, 使得高等学校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实现了由边缘向中心的转移。

(二) 大学使命

统一后到1992年前, 受苏联科研体制影响, 在国家与政府的讲话或颁发的文件中, 高等学校只有人才培养的任务, 科学研究则由专门的机构承担。自1979年起, 因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需要, 国家开始赋予越南大学更多的职能, 并明确反映在政府下发的各类决议中。如1979年第四届政治处关于教育改革的第14-NQ/TW号决议指出:“……各所大学和大专院校有责任积极参加科学研究, 使其既可以不断提高培养质量, 又可以服务生产、发展科学和技术做贡献。”[22]由此, 由国家明文规定, 包含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在内的大学使命最终形成。但将大学正式纳入科学研究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则得益于1992年部长会议通过的《关于重组科学技术发展组织的决议》及1993年进行的高等教育体系结构的调整, 通过调整、撤并或新建的科学研究机构得以正式成为大学内部组织的一部分。大学的三大职能, 也在2001年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高等教育法》、2005年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法》中以法律的形式得到确认。如《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法》第五十九条“中等学校、大专学校和大学在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中的责任和权限”指出:“研究和应用科学, 发展和应用技术;参与解决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问题……根据法律要求开展科学和生产经营服务。”作为规范大学运行的最高法律《越南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法》第二十五条“科学技术活动的目标”也指出:“大学教育机构科学技术活动旨在提高大学教育质量, 提高教师、研究院的科学研究能力……。”[23]

(三) 教师社会角色

随着越南大学使命的增加, 教师的社会角色也由单一的传授知识培养人才逐步向培养人才、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者结合的角色转变。如《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法》第七十三条“教师的权利”的第1款、第3款分别指出, “按照培养专业进行教学的权利”、“在保证自己工作单位任务的条件下, 与各校和其他教学单位、科学研究机构签订合同, 担任客座人员和承担科学研究的权利”, [24]既要传授知识培养学生, 又要承担生产知识、运用知识以开展科学研究、服务社会, 教师社会角色在有关教育的基本法中首次得到明确。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法的基本精神相呼应,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五章第三十六条“教师的任务和权利”也指出, “……要充分、高质量地完成培养计划;进行科学研究和技术转让……”。[25]

相对前两个阶段, 社会主义共和国时期的大学更好地完成了大学的办学使命, 尤其是国家对科学研究的重视, 使得1990年以后的7年间, 科研经费增长率持续高于15%。2000年, 越南全国科研经费总额已达56亿美元。[26]大学的科研任务也被提到重要位置。以河内综合大学为中心的科学研究取得明显进步。如到1991年, 河内综合大学的教师完成了3, 000项科学研究课题。[27]就高等学校的社会服务任务而言, 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 一方面, 政府已公开鼓励高校积极与工厂、企业签订应用研究有偿合同等, 以换取教育财政以外的资金流入。据越南官方统计, 1986年至1990年, 高校与校外单位签订10, 100个研究合同, 为学校共带来了444亿越南盾的教育财政外的收入。[42]另一方面, 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 以河内国家大学为首的各类高等学校也日益表现出强化社会服务职能的倾向, 面向社会积极开展有偿的服务活动, 以弥补办学投入不足带来的发展难题。

五、职能演变的特征

(一) 因应需求, 动态发展

越南大学职能的纵向演进历程表明, 其以培养人才为主向培养人才、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职能转变, 适应了不同社会形态对大学的需求。如法属殖民地时期, 为巩固殖民统治对培养维护法国权威和法国尊严的越南本地阶层的需要, 赋予了大学最基本的人才培养职能;社会主义共和国时期尤其是1986年后, 因社会主义建设及高校自身生存发展需要而拓展的社会服务职能等, 都体现了反映需求的特点。通过越南高等学校三大职能的形成历程, 外部社会需求的推力, 高等学校的内在发展逻辑等内外力量, 促成了其职能的不断拓展。

(二) 受法苏影响, 反映利益诉求

法国与苏联同属中央集权制国家, 国家本位的高等教育价值观体现明显, 所有职能的行使均以维持、稳定当时的国家政权为首要目的, 如法属殖民地时期建立大学以服务于法国对殖民地的统治与开拓, 民主共和国时期的大学则成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等, 都体现了这一特征。虽然社会主义共和国推行由中央集权系统向社会主义导向的市场机制, 但大学的职能行使也最终指向社会主义的发展, 体现了不同社会形态下国家的政治利益诉求。

(三) 基本职能不变, 同一职能内涵有别

尽管不同社会形态下大学的职能有所不同, 但培养人才作为其基本职能却始终没有变。同时, 三大职能虽然呈现出逐步演进的特点, 但同一职能在不同社会形态下, 其内涵与作用体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如三个不同阶段的人才培养, 法属殖民地时期主要教授学生欧洲尤其是法国的语言、文化与经验, 民主共和国时期强化的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另外, 同一大学职能在不同时期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如法属殖民地时期的人才培养在于服务法国的殖民统治, 民主共和国时期则是为抗法、抗美的救国战争服务, 体现出职能内涵与作用的变化与社会需要紧密相连的特征。

摘要：越南大学的职能, 历经法属殖民地、民主共和国、社会主义共和国三个阶段, 依次产生了培养人才、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职能。本文选取大学的社会定位、大学使命、教师社会角色三个角度分析大学职能的演变过程, 认为越南大学的职能变迁体现出因应需求、动态发展、法苏影响、反映利益诉求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