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视野(精选12篇)
社会视野 篇1
2010年在校大学生人数已接近3000万, 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率也跃居世界第一位。这些成果对我国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在欣喜这些辉煌成果的同时, 我们是否意识到大学扩招的风险正在形成呢?而本文主要从“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来浅析大学扩招现象及扩招引起的各种风险。
1 风险的解读
后现代社会学家贝克将风险看作是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在他的《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理论修正》等著作中, 贝克将风险界定为:“一种应对现代化本身诱致而带来的灾难与不安全的系统方法。与以前的危险不同的是, 风险是具有威胁性的现代化力量以及现代化造成的对全球化怀疑所引发的结果。它们在政治上具有反思性。”在其后来的著作中, 贝克进一步指出, 风险是“预测和控制人类行为未来后果的现代方式”。 (1) 而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风险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 现代科技的发展在给人们带来巨大物质和精神享受的同时, 也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埋下了隐患——这就是风险。 (2) 目前, 我们的社会发展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随着社会交往的日益频繁, 各种信息错综复杂。经济、政治、文化等也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 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的大学扩招正是在这种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为缓解升学压力, 刺激经济发展, 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而采取的举措。但因扩招引起的一系列风险, 经过十多年的积聚, 如今已显现出来。而风险的形成就是由这种潜在的可能性转变为显现的事实的过程。
2 从风险社会的视角解析大学扩招
不可否认的是假如没有大学扩招, 今天我们很多的同学是不可能进入大学殿堂的。扩招为他们开启了通往高等学府的窗户, 使他们能够享受到高等教育的滋润。同时, 大学扩招对于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已经超过了15%, 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享受到高等教育。而根据贝克对风险的解释, 风险社会就是对现代性的反思, 当我们去努力控制某种风险的时候, 这种行动的结果必然会产生新的风险。大学扩招本身是为了缓解升学压力和提升高等教育的普及率, 以及刺激经济发展而采取措施。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所以做事情都必须把握一个“度”的问题。当我们的行为超出了这个“度”时, 就会面临着风险的代价。如今无限制的大学扩招的确使一部分学生享受到了实惠, 可因扩招而产生的各种风险情形是每一个学生都无法逃避的。
2.1 扩招带来的产业化风险
自大学扩招以来, 大学生由免费就读, 慢慢地过渡到自己交学纳学费, 住宿费等费用。教育负担的风险从政府和纳税人身上转移到了学生及其家长上。这对家庭经济富裕的人来说, 这点费用也许不算什么。但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和城市贫困户来说, 高等教育一年的费用几乎等于甚至超过其一年的全部收入。而为了子女的未来, 这些家长又不得不掏这份钱出来, 学生及家长的负担与压力是可想而知。这些政府也认识到, 给予困难学生优惠政策——助学贷款。到头来还是要家长们拿钱出来供子女读书, 资金风险重新回到他们的身上。这也给大学生造成了进一步的债务风险:就业压力和还债压力两大新的风险正在成为大学毕业生的生活风险。这一切也预示着高等教育作为一种新的产业似乎已经正在慢慢形成, 大学扩招使高等教育的公益性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3) 如今很多高校教育方向偏离国家创办高等教育的初衷, 高等教育产业化的风险也慢慢突显出来。大学似乎渐渐以育人为本发展到以提高自身的综合实力为目标:扩大学校规模, 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校门、办公大楼, 借以实现学校在教育评估中升级换代。由学院升大学, 由大学升“211”重点院校, 由“211”院校升“985”院校, 各种与教育宗旨关系不大的活动已经占据大学工作的主题。
2.2 高等教育质量下滑的风险
2.2.1 师资力量下降
(1) 大学扩招对于师资力量也造成了多方面的风险:大学招生人数增多, 为了满足学生对教师的数量要求, 大学不断地招聘教师。在此种背景下, 很多没有专业才干的教师抓住机会通过各种渠道走上工作岗位。由于这些不具备专业才干的教师根本没法传授给学生本身所应该掌握的专业知识, 结果许多大学生几年下来对自己的专业一头雾水。他们不仅没能学到真正的专业知识, 而且还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
(2) 在教师数量增多的同时, 很多高校的待遇跟不上去, 越来越多在学术领域有建树的教师, 选择跳槽去待遇高的高校。久而久之, 这些普通高校的整体教师质量下滑。高校教师质量下降, 最终受损失的还是这些高校的大学生。
(3) 学校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脱节。我国高校的专业设置基本上都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 与经济和社会的匹配一开始就存在协调不畅的问题。扩招以来, 这种匹配的不合理性更加凸出。其主要表现;一方面许多专业的招收数量远远超过社会的实际需求;另一方面新增加的专业与社会需求不接轨。这必然造成大学生就业的困难度增加, 生活压力加大。 (4)
2.2.2 生源质量下降
随着大学扩招力度的加大, 各大学不断地降低入学门槛, 以便于招到足够的学生人数。这样很多本来达不到高等教育质量要求的学生, 也混迹在大学生潮流之中。他们加入到大学生中, 不仅降低了大学生的平均质量, 而且把一些不良的习惯带入大学校园, 对大学环境也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很多本来很优秀的学生由于受到他们的蛊惑和诱导, 养成了许多不良习惯, 他们在学校里养成的不良行为, 最终将在他们走上社会后继续产生效应, 这也必将进一步加剧我国社会的不诚信意识, 毒害我们的一代又一代青年。 (5)
2.3 扩招引起的就业困难
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走出校门, 就业的现实摆在了他们面前:“找工作太难了, 更不用说找份称心如意的工作”。在社会所能提供的岗位有限的情况下, 毕业对很多大学生来说就意味着失业。尽管《劳动合同法》和《就业促进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出台实施给大学生就业提供了一定的社会环境, 但国家提供的这些就业措施的作用似乎也不是很大。现在大学生就业的大方向已经由国有企业, 事业单位转向民营、私营企业。面对如此庞大的就业队伍, 这些企业抓住时机拼命地压低工资, 降低待遇。更为严重的是, 很多以员工销售业绩作为评比的公司, 连员工的底薪都没有保障, 即员工做不出业绩就没有工资。大学扩招在就业方面带来的风险已经显现出来, 由此产生的结果如下:
第一, 在面对巨大就业困难的情况下, 很多学生放弃高考的机会。他们选择了提前进入社会, 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 以便更好地去适应社会。2009年春天, 重庆市数万名考生放弃高考, 这一现象带给我们巨大的震惊。通过调查, 我们发现他们放弃高考的原因很简单:一, 若是考不上名校, 考上一般学校, 毕业后就业也很困难, 且收入也较低, 与不上大学没啥区别;二, 提前进入社会即可以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 又可以多少赚些钱来减轻父母负担。而高等教育似乎已成为一种高投入、低产出的行业。
第二, 大学毕业生人数激增致使就业困难, 很多高校的学生毕业会后回到家中待业。他们面对着亲友、邻居等关于其工作的询问。要么选择撒谎, 要么选择逃避。据调查很多待业学生无法面对现实, 感觉自己活的好累, 活的没有尊严。不少学生甚至做出了极端的行为。2009年1月石家庄学院即将毕业的女大学生刘伟因不堪忍受巨大的就业压力, 在一个臭水池中自溺而亡。这一惨痛的的悲剧警示我们, 就业压力已经严重摧残着许多大学生的心理防线, 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几乎达到了极限, 做出各种极端行为的风险正在形成。
第三, 大学毕业生在家待业, 学无所用, 无形中给其家长带来了较大的压力。为了能帮子女找份好的工作, 家长们到处奔波。在这期间, 他们不仅要处处送礼金, 而且还要拉下脸面去求这个主任, 那个领导。此时此刻, 又有谁考虑过这些家长们的尊严呢?他们面临着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 他们的心情可想而知。如今不仅待业大学生自身对社会充满抱怨, 学生家长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强烈。假如这些情绪不能被很好地疏导, 它可能冲破现有的“安全阀制度”, 潜在的风险将变成现实的社会冲突, 这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 (6)
3 风险社会下——应对大学扩招的举措
3.1 政府在大学扩招中的作为
面对目前大学不断扩招与社会需求相对饱和的问题, 我们的政府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当然关键要落实在实际行动上。
首先, 从目前的形势看, 减缓大学扩招, 适度控制大学扩招规模, 使每年的大学毕业生人数与社会的需要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 已刻不容缓。既让社会中存在一定的竞争压力, 同时又要使社会的形势有利于大学生就业。
其次, 在教育投入力度上, 我国的教育支出还比较低。据调查中国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仅为人均GDP收入的0.82%, 美国为6.10%, 是中国的7.44倍。日本为4.28%, 韩国为3.01%。俄罗斯为1.87%, 是中国的2.28倍, 巴西为2.29%, 是中国的2.79倍。 (7) 从以上数据看一看出, 我国的教育支出在国际上还是处于低层次的, 未来政府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的倾斜度。
再次, 政府对高校活动的的监督力度有待加强:一是要关心扩招后大学的师资力量, 严格把关教师职称的升迁;二是要严格审查大学扩招后开设的专业, 对于与附近大学雷同或相同的专业不予审批。同时对那些连续几年就业率低的专业, 要勒令该高校取消它们;三是政府在加大对高校财政支出的同时, 要适度加大对高校资金利用的监管, 对于高校一些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应一律叫停。尤其对于一些“垃圾工程”更要严惩不贷, 决不能姑息养奸。2005年中国青年报报道了一则震撼消息:山东省某普通高校西校区南校门工程竟然花费了3000多万元人民币, 该大门也一举夺得“中国第一大校门”称号, 试想一下要是我们的政府监督到位的话, 这一壮举怎么会出现呢?2007年山东省烟台市某高校南区刚刚建成半年的综合教学楼除一楼外各楼层大厅的地板砖均裂了缝。更让师生们感到糟糕的是几乎所有厕所的天花板均有坠落现象。像这样的“工程”竟然都逃过了我们政府质监部门的慧眼, 这里面存在什么没有人说得清楚。 (8)
从其他的途径着手缓解扩招带来的就业压力, 政府可以推行鼓励大学生去基层工作的政策。自从江苏等省为解决农村问题招聘大学生到农村担任基层干部以来, 各省陆续出台政策来安排大学大学生去基层工作。2008年6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 从制度层面上固化了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渠道和途径, 这标志着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进入全面推进的新阶段。这既缓解了就业压力, 又带动基层素质的提高。
3.2 高校应该扮演的角色
首先, 面对当今大学扩招的大环境, 我们的高校不应该为了扩大招生规模而一味的降低入学门槛。其实对一些人来说, 也许早走上社会闯荡几年对他们更是一种好的选择。毕竟高等教育不是面向一般人的教育, 接受高等教育学生需要本身的素质达到一定的水平。其次, 大学在扩招的前提下, 要适当的从学生就业的角度考虑一下, 专业的设置是否与社会的需求挂钩。对于那些就业率低的专业减少招生或停止招生, 这也是控制由扩招带来的就业难风险的有效途径。再次, 对于教育资金的利用上, 一方面要大力招聘专业技能人才, 并给与其优越的待遇, 借以带动高校整体素质的提高。同时要加大科研项目的财力和人力投入力度, 创造更多的科研成果, 来带动就业岗位的增加, 缓解目前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 高校的基础设施建设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减少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垃圾工程”建设。暂时不需要的项目要缓建, 而对于一些可要可不要的项目可选择不建或停建。 (9) 我们的高校应从大学生就业的角度出发, 开设专业, 合理配置师资, 制定大学学费。大学在让更多的学子享受高等教育的同时, 应把大学生就业风险作为衡量自己工作的指南针。
4 结语
高等教育的发展本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 它要遵循教育发展本身内在的规律性, 同时又要与社会的需求相协调。它是建立在教育外部的真实需要与教育系统内部的发展与完善的基础上, 不是人力可以随便妄为的, 更不是盲目的。教育可以适度超前, 但必须是在一定的社会规律允许范围内。否则, 就会造成要么教育质量难以保证, 要么社会难以承受, 就业难的风险加大。目前实际情况是:由于“大学扩招”的步伐太快, 导致我们的教育资源配置不足, 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高校的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 如高校的师资力量、教学设备、图书资料等都难以满足教学需求。而风险社会的本质就在于这种社会的不确定性和由此导致的社会复杂性史无前例地增加。由此, 酿造和形成了大面积的社会风险。 (10) 如今大学扩招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风险, 为了让我们的社会持续, 健康, 稳定的发展下, 减少因大学扩招带来的风险。我们必须使大学扩招与社会的承受能力及整个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
摘要:风险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 可谓无处不在, 无时不有。在我国高等教育光辉路程的背后, 许多潜在和现实的风险, 像大学生就业困难, 教学质量下降, 学校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脱钩等, 随着大学扩招的深入慢慢地凸显出来。扩招引起的风险已对我国社会的整体发展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影响,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成为我国社会生活的一项主要任务。
关键词:风险社会,大学扩招,扩招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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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视野 篇2
一、社会转型对社会救助工作的主要影响
社会救助是指公民在不能维持其最低生活水平时,由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标准向其提供满足最低生活需求的援助。它以所有特困公民为对象,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为目的,通过给予现金、实物和提供服务等多种方式实施救助,主要由灾民救助、最低生活保障、社会互助等组成。社会救助是解决群众生活困难最古老的措施,也是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中最基本的项目,它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一起,构成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可以暂时没有社会福利,甚至也可以暂时没有社会保险,但是,不能没有社会救助,古今中外概莫如此。
学界一般认为,我国社会转型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其中1840年到1949年为第一阶段,1949年到1978年为第二阶段,1978年至今为第三阶段,是快速转型期。社会转型既包括经济基础的变革,也包括上层建筑的调整,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的整体变迁。当前我国社会转型主要表现为:一是在社会生产和生产力层次上,表现为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二是在经济体制层次上,表现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三是在上层建筑层次上,表现为由高度集权的传统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转变;四是在思想文化层次上,表现为反映自然半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精神文化向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精神文化转变。笔者认为,社会转型对社会救助工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产生的影响
我国社会转型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传统与现代共同存在,共同作用,尤为表现在建设法治社会进程中,传统思想观念仍然起重要作用。中华民族历来有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对贫困者给予同情、关怀和支持。这是我们做好社会救助工作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在社会转型期应予发扬光大。改革开放破除了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社会成员对贫困问题的价值判断发生一些变化,部分人比以前更多地看到了导致贫困的个人责任,认为贫困是由贫困者的“思想保守”、“观念落后、“不思进缺和“过分依赖”等原因引起的,而忽视了引起贫困的社会因素。因此,在经济发展和平均收入水平提高以后,没有及时重视和协调好先富与共富的关系、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导致贫困问题比较突出。社会救助工作由于是对最为贫困的群体进行最为急迫、最为直接的救助,特别需要严密的法规。因此,在国际社会保障理论界,社会救助常常被称为“须经家庭经济情况调查的保障制度”。但是,我国社会救助工作法制建设严重滞后,不仅没有基本的《社会救助法》,而且也没有《赈灾法》,造成社会救助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无法可依。如,灾情核报的随意性很大,有的地方为了多要救灾款而夸大灾情,有的地方为了出政绩报喜不报忧。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社会救助对象的民主和法治意识会普遍增强,他们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也会增强。因此,急需加强社会救助工作的法规建设,在社会全面转型的背景下,妥善解决效率与公平、经济竞争与社会关照等社会问题。
(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产生的影响
一是经济体制转化和产业结构调整,造成的下岗和失业问题突出。种种迹象表明,目前,我国进入1949年以来的第五次失业高峰期,虽然统计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有3%--4%,但实际失业率在8%左右。随着下岗和失业并轨工作的加快,再就业中心将逐步撤消,过去在下岗职工中隐含的失业问题将完全显现,失业问题会更加突出。2002年我省城市低保对象111.45人中,传统“三无”救济对象为3.66万人,仅占3.28%;在职职工、下岗和失业人员为75.76万人,占68%。二是就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1978年我国就业人口在一、二、三产业中就业的比例分别为70.5%、17.3%、12.2%,2000年则变为50.0%、22.5%、27.3%,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开始超过第一产业。2000年在国有、集体经济部门以外就业的人员比重,已经达到全部城镇就业人口的54.9%,超过了在国有、集体部门就业的人数。就业结构的变化,造成单位社会保障功能降低,就业者陷入贫困的机会增加。三是收入差距扩大。不但单位内部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拉大,单位、行业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扩大。据有关专家测算,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6,接近0.6的国际警戒线。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57倍,到2002年扩大到3.09倍。由于农民享受不到城镇居民的有关福利,实际收入差距应在5倍以上,这一比例大大超过世界各国,由此导致的贫困问题比较突出。
(三)社会政策转型产生的影响
一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在社会保障方面,不再追求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模式,力图建立“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将过去的国家福利和企业福利模式改为社会化的福利模式,在医疗、住房、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方面,不再由国家和企业承担全部责任,而是建立多方共同负责、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混合福利体系。尽管新的社会政策目标是要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体系,但由于在新旧体制的转化中出现了一个制度空缺时期,未能及时地出台新的制度性框架,来防止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失业下岗者和其他特殊困难者陷入贫困,造成社会救助目标弱化,救助平均水平降低,使其难以发挥较好的社会保护功能。二是有些政策难以适应实际工作需要。五保供养是随集体经济产生和发展的,长期以来,是作为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福利事业。目前,在集体经济十分薄弱、土地保障功能严重弱化的情况下,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后,五保供养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因此,有必要对五保供养工作进行重新认识,不应再将其作为集体福利事业,而应属于农村社会救助的范畴。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救助政策。三是社会救助资金投入不足。近年来,我省国民经济呈现较大幅度增长趋势,但社会救助经费没有能够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步增长。如,我省开列的自然灾害救助经费从1995年到现在仍然是2000万元,与经济发展相比,实际上是呈下降趋势。当前,我省城市低保保障标准较低、保障面较窄的问题比较突出,其主要原因,也主要是由于保障资金投入不足造成的。四是社会支持系统的作用弱化。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社会救助优惠政策,如救灾粮、油、燃料、建材等物资,随着价格体制和流通体制的改革,能够安排的范围越来越小,价格也与市场价格相差无几。城市低保只能维持低保对象的基本生活,若要解决低保对象在就医、住房、就业、子女上学等方面的困难,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但由于一些部门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出台优惠政策,制定、落实优惠政策的难度较大。
(四)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产生的影响
一是社会利益群体与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改革前,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下,国家是唯一的利益主体,不存在其他形式的利益群体。改革以来,随着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利益主体逐步多元化,个人、组织、群体独立的利益主体地位得到强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利益群体,如私营企业主。过去以身份为依据的社会分层逐步被打破,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等阶层分化加快,他们中的部分人沦为贫困的可能性增大。二是人口流动速度加快。2002年全国有9000多万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我省为全国主要的跨省流动的流出地。由于人口流动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和无序性,相应的法律保障和服务措施不健全,进城农民工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他们的合法权益容易受到侵害,极易沦为贫困群体。大量劳动力流出,对农业发展也产生一定的影响,给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扶助和精神慰籍带来新的问题,社会救助任务进一步加重。
二、加强和完善我省社会救助工作对策
科学构筑我省社会救助体系,是解决转型期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这一体系应以自然灾害救助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主体,以社会互助为辅助,以临时救济为补充,以优惠政策相配套,以社区组织为依托,以维护和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为根本任务,坚持改革创新和社会化方向,不断提高社会救助水平。
(一)搭建一平台,发挥社区在社会救助工作的作用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原来由国家和单位承担的相关社会功能逐步推到社区,社区的社会功能在迅速扩大。尽管近年来大力开展了社区建设工作,由社区组织来承担政府和单位的一些社会职能。但此项工作仍然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社区掌握的社会资源还很有限,组织体系还不健全,从事社区工作人员的专业化程度还不够高,还不能完全承担起有关的社会职能。因此,要大力进行社区建设,重点突出社会救助的职能,积极建立社区化社会救助体系。目前要重点搞好社区服务组织体系建设,设立社区保障服务中心,为辖区居民提供社会保障事务服务;负责审核居民享受社会救助的资格;组织社区有劳动能力的救助对象参加义务劳动,消除其“等、靠、要”依赖思想;设立捐赠接收站,搞好社区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捐赠的物品优先在辖区内贫困群体中调剂,低保对象可以凭救助卡选用捐赠物品;积极支持志愿者组织参与社区服务。从而建立一个以人为本、讲礼仪、重情谊,相互关心爱护的和谐社区。
(二)搞好两个转变,重新认识转型期的社会救助工作
1、转变社会救助工作的价值取向。一是由恩赐观念向权利观念转变。传统社会救济含有明显的恩赐观念,救助者常常以观世音自居,受救助的群众往往感恩戴德,这种行为是与现代社会救助有着本质区别的。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实施社会救助是其应负的由法律规定的社会责任,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恩赐;对于公民来说,获得救助是其应享有的受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法律意识的增强,要用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救助”取代传统意义的“社会救济”,以转变传统的恩赐观念。二是以物为本观念向以人为本理念转变。长期以来,在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上,社会救助工作的主要任务似乎就是分配款物,往往把争取上级的救助资金作为一项中心工作,一旦款物分配完毕,救助过程也就结束,使社会救助工作的重心转向了以物为本。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从维护人权的角度认识社会救助工作,弘扬以人为本的现代理念,使救助对象的生存权、发展权得到应有保护。
2、转变社会救助工作的行为取向。长期以来,我国社会救助的行为取向突出表现为特殊主义,不是按照社会成员的实际困难程度进行救助,而是划分成若干群体,分不同对象实施救助,造成同属国家一员,而在救助待遇上却千差万别。如,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社会救助也存在严重的城乡差别。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城市居民社会福利较高,职工工作、生活都比较有保证,因此,社会救助的重心在农村。近年来,随着国企改革深化,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增加,贫困人口增多,城市社会救助工作日益受到重视,而农村社会救助工作则止步不前。再者,城市农民工是社会的边缘群体,城市、农村社会救助都没有把他们列入,属于被人遗忘的群体。因此,社会救助的行为取向要由特殊主义向普遍主义转变,不分种族、身份、职业等,在获得社会救助方面一律平等。
(三)构筑三个体系,促进社会救助工作的全面发展
1、积极推进依法行政,完善政策法规体系。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政府运作方式的基本特征。近年来,城市低保的立法工作取得了重要突破,1999年国务院颁布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我省于2002年5月1日起实施《河南蚀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实施办法》,使城市低保工作的法制化建设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但是,自然灾害救助、农村社会救助还没有相应的法规出台。为此,各级政府社会救助主管部门必须实施依法行政战略,一是要抓紧制订急需的地方性法规,及时修订不适宜的法规,搞好法规、政策之间的衔接;二是要严格依法办事,全面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三是要积极推行政务公开,转变职能,改变管理方式,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办事效率;四是加强监督,确保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得到统一、公正、合理的实施。
2、科学运作,完善社会救助管理体系。①强化政府的主体地位。社会救助对象是社会最为贫困的群体,可以说,没有政府和社会的救助,他们就无法生存。因此,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权,是每一个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目前,政府在五保供养、农村特困户救助等方面的主体作用发挥不够。要强化政府在社会救助组织、管理、监督和财政投入等方面的主体作用,逐步形成政府投入为主、集体补助为辅、社会共同参与的救助机制。②探索建立科学的管理机制。可实行普遍性和专门性相统一的社会救助双层体系,将社会救助对象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救助对象为城乡所有贫困者,为因各种原因而陷入贫困者提供救助,以涉及面广为特征,具有普遍性特点;二是救助对象为已经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没有家庭收入和其他收入来源的人,以受益对象的专门性为特征,具有专门性特点。这样划分,既能对所有贫困者进行救助,又能对特困户进行重点救助。③建立起规范的社会救助款物管理机制。各级政府要建立社会救助基金,强化财政预算,加大财政投入,增强社会救助的资金保障能力;社会救助资金要实行专户管理,确保资金不被挤占、挪用、贪污等现象发生;在资金的发放上,引入民主决策机制,由群众代表评定困难户,提高资金发放的透明度,解决优亲厚友等问题的发生;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低保金社会化发放途径,推广由银行、原创文秘材料,尽在文秘知音wm338.com网。邮局等网点发放低保金的做法;搞好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对社会救助资金的监督。④加大社会救助工作的科技含量。建立比较完善的贫困指标监测和评估网络,运用现代技术手段,通过严格的家庭收入调查和计算,准确核实贫困家庭的经济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制定科学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和救助标准,为准确实施社会救助提供保障。建立灾害管理系统和救灾辅助决策支持系统,制定灾害评估、统计、紧急救援办法,探索灾情科学预报、评估、合理分配救灾款物的新途径,不断提高灾害救助的科学化管理水平。
3、建立有效的社会支持体系。对处于贫困之中的人员,单靠政府救助解决不了他们的所有困难,必须发动社会力量,开展社会帮扶活动,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服务。政府在社会救助对象就业、职业培训、自谋职业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积极引导、鼓励慈善团体等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工作;组织、提倡开展多种形式的帮扶解困活动,如社区救助服务、志愿者活动、扶贫济困送温暖活动等。发动社会力量,搞好救助对象在医疗、教育、住房、司法援助等方面的专项救助。在教育方面,通过减免学杂费、奖学金、教育贷款和勤工俭学等方式,解决贫困家庭学生的上学问题;在医疗方面,建立起专门服务于贫困群众的医疗补助、费用减免制度,确定医疗救助定点医院,确保他们能够获得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在住房方面,要通过实施“安居工程”,为贫困群众提供廉价住房,廉租住房,使其居有住所;在司法救助方面,认真落实《河南省法律援助条例》,为贫困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并免收、减收费用,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通过社会各方面的支持,筑起一道牢固的社会安全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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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吉才让:《中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与实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民政部:《中国城市反贫困论坛主题报告--中国的城市贫困与最低生活保障》,北京,2002年12月
4、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200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5、民政部救灾救济司:《救灾工作资料汇编(1)》,2001年
中国政治改革:进入国际社会视野 篇3
张琏瑰:在近期去朝鲜访问时,我也发现朝鲜对中国的“三个代表”很感兴趣,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三个代表”与他们的“为人民服务”是一个意思。
马小军:这里不妨再看看东欧国家。东欧国家经过10多年的发展,现在基本上都比较顺利地走上了西方式的政治发展轨道,多党政治开始稳定下来,经济发展也步入了正轨,包括俄罗斯。探究起来,这与东欧国家深厚的欧洲历史文化传统和基督教的背景是分不开的。这样,它们的转型就显得相对容易些。
社会分层视野下思想行为的解读 篇4
1 客观向主观的转化———“一个人的客观经济地位最终一定会通过这个人的思想行为表现出来”
物质条件形成了个体现有的思想基础和行为习惯。马克思认为, “人们的思想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 是在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的基础上产生的, 并受社会物质条件的制约。”因此, 人的思想归根到底是由社会存在决定, 个人行为反映、体现着他的思想。
由物质条件决定的需求差异, 使思想行为具有不同出发点。“不同的物质条件必然激发人们不同的物质需要, 不同的物质需要, 又引起不同的动机和思想, 并指导人们从事不同的社会实践。”社会分层背景下, 人成长的家庭拥有不同程度的“社会资源”, 这些资源的多、少决定了他们利益需求的方向和程度, 并形成他们的价值取向, 即什么是他们缺少的, 什么是他们想要的。思考问题、行为动机出发点不同, 就导致了他们思想行为的差异性。
由物质条件决定的环境条件, 使思想行为反映不同外部存在。“社会存在是影响主体思想形成的决定因素”。人所处的社会存在不同, 由不同社会存在决定的“思想”就不会相同, 受这一“思想”支配的行为自然也不同。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 经常处于的场所、经常从事的活动, 莫不与“物质条件”有关。“物质条件”水平决定着这些活动的层次、内容, 进而在日积月累、潜默移化中反映到的思想行为中。由此也不难理解, 一个从小生长在一线大都市的人, 与一个偏僻山区成长起来的人显然具有不同的思想行为。
由物质条件决定的实践条件, 使思想行为发展变化受到客观制约。“实践是个体思想发展的决定因素”, 因为人的思想所反映的“社会存在”是一种外部的因素或条件, 只有与个体本身的“已有思想结构”相结合时, 才能共同发挥对人思想行为发展的影响作用, 这一过程就是人的实践。实践不是某种“没有根据”的想象, 它必须建立在足够的物质条件支撑上, 物质条件的多寡决定着实践活动的质量, 也从而在思想行为发展变化上对其产生重要影响和制约作用。因此, 研究人的思想行为, 就是要着眼他们原有的物质经济条件、家庭生活环境, 探寻他们思想行为的根源。
2 社会意识向个体心理的渗透———体现分层的社会意识、社会情感、社会需要向个体心理的内化
“个体成为社会的人, 必须具有社会人的心理。这种心理不是个体本身自然具有的, 而是从社会生活中产生的, 是社会心理、社会精神向个体心理的内化”。社会心理是人们对社会现象的普遍感受和理解, 表现于人们普遍的生活情绪、态度、言论和习惯之中。社会心理向个体心理的内化是社会意识、社会情感、社会需要等因素为个体所接受, 从而形成社会人的心理的过程, 是个体心理被社会同化的过程。
社会意识向个体内化, 影响着个体观念形成。社会上现存着各种科学理论、政治思想、道德观念、信仰追求等知识体系、社会经验, 这些“知识”、“经验”就是社会意识的物质存在形式。它们以大众传媒、书籍、课堂、人物典型示范等为载体, 在社会上的广泛宣传、持久熏染的过程中, 社会群体和个人结合各自的需要和内在思想结构, 就逐渐内化为个体的思想观念体系。
社会情感向个体内化, 影响着个体情感认同。社会上现存着大量关于“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传统中判断是非的“正义感”, 以及个体或群体体现出来的“坚强勇敢、百折不挠”精神等积极社会情感, 同时也存在着人们在利益得失中产生的“失落感”、“挫折感”、“不公平感”等负面社会情感, 这些“社会情感”对个体情感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人们出于自身不同的现实处境, 也可能出于当前追求的某种目标等, 对社会中的情感因素, 在某时某地引起了他们“情感共鸣”, 就深化了他们对这种情感的认识, 从而内化为个体对社会、对事物的情感认同, 影响和形成着个体性格、情感倾向等心理特点。
社会需要向个体的内化, 影响着个体的需要与动机。社会基于发展、变革等目标从整体上产生着各种需要, 个体只有满足社会需要或使个体需要与之相一致的前提下, 个人才能在社会中获取必备物质、精神条件满足个人合理需要。因此, 社会需要对个人需要起到了“引领”和“指挥”作用, 这种作用影响着个体需要与动机。
社会分层带来了诸多积极、消极影响, 这些社会精神因素、心理因素在便捷的现代信息传播模式中以覆盖式的态势向社会生活各领域渗透, 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对那些积极的、进取的加以弘扬, 对消极的、负面的加以引导和抑制, 才能确保社会稳定和人的健康发展。
3 群体范式向个体行为方式的传递———阶层群体的生活方式以相对稳定的模式限定、影响着个体的行为
“来自社会、来自我们身边形形色色的人的要求, 构成了一张无形的网, 我们虽然可以在其中畅游, 却永远不可能真正摆脱这张无形的网”。这段话描述的就是群体对个体影响。人们总是生活在不同群体之中, 也基于群体有形的或是无形的影响形成着自己的行为方式。一般而言, 群体对个体的作用主要有规范和约束, 带动和示范等。
一方面, 群体生活方式具有客观规范和制约的作用。群体之所以如此容易的可以加以分别, 在于群体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就来源于群体对个体的规范和约束作用。首先, 这种作用体现在某种约定俗成、公认的行为标准上。群体性的规范一旦形成, 就会对人产生影响和制约, 在长期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个人的行为特征、观念和思维定势等。其次, 群体思想行为方式的规范和制约直接反映“客观经济地位”。处在不同社会群体的人, 他们的言谈举止、衣食住行总会体现出一种“经济性”特征, 很难想象一名出入高楼的白领与长年耕种田地的农民在生活方式、消费行为甚至交往范围上有太多的共同之处, 这就是“群体模式”的极端体现。行为学研究表明, 人们基于需要而产生动机, 基于动机而引起行为。马克思指出,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 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当“物质条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时, 人们 (下转第117页) (上接第104页) 以往形成的生活观念仍然是“相对稳定”的。这种“稳定”体现在生活细节追求, 消费内容倾向, 交往对象选择等方面, 这就在现实上产生着不同需要和动机。
另一方面, 群体思想行为方式对个体具有示范和带动的作用。现代性的生活环境下, 铺天盖地的电视、报纸、网络等大众传媒及其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 使不同阶层的人们更清楚地看到社会生活的差异性。人们会通过不同的角度区分出生活标准的高低, 并本能的对“优质生活”的向往和期望, 当人们在现实上无法完全实现他们所希望得到的生活时, 就会通过模仿或是局部的具备“优质生活”的某些指标来达到心理上的满足。这样, “优质的”生活方式就对人的思想行为产生了影响。在这种条件下, 社会上的“跟潮效应”、“明星效应”就应运而生。
4 小结
来源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在思想行为上存在差异性, 这种差异性根源于个体成长、发展社会环境条件的差异, 也来源于社会心理和群体行为的重要影响。从这些方面来看, 人的思想行为的发展、变化就具有了重要的解读线索。当然, 人的思想行为也不完全取决于上述方面, 本文仅从人的思想的外部条件层面上进行论述, 其它还包括个体思想自身的矛盾运动等因素, 本文不作赘述。S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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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振忠.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学[M].黄河出版社, 1991.
[3]马永福, 廖达炎.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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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石学峰.转型期我国社会分层与思想政治工作研究[J].福州党校学报, 2009 (5) :05—0046—04.
[6]石凤研.论个体心理—社会心理的互动与心理的社会化[J].南开学报, 2007 (1) .
社会哲学视野中的精神生产 篇5
精神生产是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马克思阐明的`“全面生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迄今为止国内绝大多数哲学教材却没有把精神生产作为独立的范畴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即使提到精神生产概念,也未能将之置于应有的高度予以展开阐述.今天我们面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任务,深入研究精神生产问题对两个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 者:万光侠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政法系 刊 名:青海社会科学 CSSCI英文刊名:QINGHAI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1) 分类号:B82 关键词:
社会流动理论视野下农村养老分析 篇6
关键词:社会流动;农村;养老
中图分类号: F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12-90-2
1 社会流动理论概述
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于1927年在其《社会流动》一书中首先提出了“社会流动”这一概念,经过后人的不断发展,到如今已经形成十分成熟社会学理论。他指出“社会流动意味着个人或社会的事物及价值,即由人类活动所创造的或改变的一切事物从一个社会位置向其他的社会位置的移动”。而我国社会学家钟玉英在其《社会学概论》一书中指出“社会流动是社会结构动态变迁的一种反映。它指的是社会成员从一种社会地位或者职业向另一种社会地位或者职业的变动。”[1]一般来讲人口的社会流动是其空间位置和社会位置两者的结合。
社会流动可分为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垂直流动是指从较低(高)的社会位置向较高(低)的社会位置移动。从较低的社会位置向较高的社会位置流动一般伴随着收入的增加、权力的增大和声望的提高。水平流动主要是指人们在同一社会阶层的横向流动,人在流动前和流动后在收入、权力和声望等方面的状况基本没有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水平流动虽然没有改变人的社会地位,但有利于改善个体的生活环境,以更好的发挥人的才智和能力。
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不同的学者看法不同。索罗金认为导致社会流动的因素有人口特质、环境变化以及天生能力等方面。吴增基,吴鹏森指出以下四个方面:社会分层结构类型,封闭型社会结构流动性低,反之,开放型的社会结构流动性高;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他们规定着社会流动的界限和机会;文化价值观念,影响人们的流动愿望和社会流动行为的内在因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则是社会流动的根本动力。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的调整,尤其是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为我国人口社会流动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现如今,我国人口的社会流动十分的频繁。
2 农村老年人养老需求分析
老年人口需求,既包括人口需求的共性,也包括老年人口需求的个性,这两类需求既有区别和侧重,也有交叉和共存。[2]这主要是基于老年人与其他人群的比较。同时,生活在城市和农村生活的老年人在需求上又有着明显的不同。下面将从经济(物质)需求、服务需求、精神需求三个方面对农村老年人的需求做相关论述。
经济(物质)需求:主要是指老年人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需求,医疗费用,为了满足其服务和精神上的需要而产生的其他费用,如参加庙会。老年人这些经济需求的满足随着年龄的增大,个人身体机能的逐渐下降,自我将无法完全实现。而对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来讲,老年人经济(物质)需求的满足显得更加艰难。他们主要依靠土地来获得收入,情况好一些的早年会有一些积蓄或者子女会给一些生活补贴。
服务需求:主要是指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生病照料等方面的需求。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的自理能力将不断下降,这些需求的满足只能依靠外来帮助才能实现。在农村地区,医疗、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比较差,或家庭本身比较贫困,给这些老年人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尤其是在偏远山区,做饭、取暖基本依靠柴火,生活必需品的购买需要到距离家比较远的集市。
精神需求:在物质条件一定的情况下,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源于追求心态平衡、获得充实和尊严的心理渴求,具体体现为:精神慰藉的需求、保障自尊的需求、人际交往的需求、文化生活的需求。[3]在农村生活的老年人,由于其本身居住的相对封闭性和分散性,加上随着年龄的增大,他们的交际圈不断萎缩,使他们可接触的人越来越少,这些需求的满足渐渐的主要是依靠子女、配偶、亲属及邻里来实现。而随着亲友的疏远、配偶的离世、子女的外出等,满足其精神需求最主要的因素----人缺失了。
3 社会流动对农村养老的影响
在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村人通过各种途径、以不同的方式向城市和经济发达的地区流动,这一流动引起的供养者与被供养者在空间上产生距离,使供养者难以满足被供养者的各种养老需求,尤其是在服务和精神上的需求。下面将具体分析农村人口社会流动给农村养老带来的影响。
3.1 空间流动导致农村养老的空间冲突
被供养者的服务需求和精神需求必须是建立在一起生活,或生活空间距离很小的基础之上。然而,农村人口的社会流动具有在时间上比较久,空间距离上比较远的特点。这就使父母养老需要的各种服务需求和精神需求很难或者根本就无法得到满足,且在农村地区没有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社会力量很难进入,所以除了来自邻里的帮助得不到其他社会组织或机构援助。但如果供养者放弃外出,在家供养老人,而在农村经济收入很难支撑起供养子女和父母的双重责任。同时,老人由于身体状况比较差,易生病,医疗费用偏高,如遇重大疾病,很难拿出钱来为其治病。所以,农村人口的社会流动引起的供养者与被供养者之间的空间距离,不可避免的导致服务需求和精神需求的满足与物质需求的满足之间的双重矛盾。
3.2 空间流动引起养老者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观念是“养儿防老”,即习惯让子女等家庭成员来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在老了之后儿孙满堂,享受天伦之乐。[4]这种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养老观念正在逐渐被打破。供养者的外出,使他们接触了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带来的新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他们“养儿防老”、“反哺”等传统观念习俗开始淡化,思家念家的情怀变得淡薄,并且他们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生活。同时,供养者由于接受了新的观念,在人生观、价值观上和被供养者之间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从而引起两者在观念上的冲突,情感交流不畅,子女很难顺从父母的意思,使“孝顺”中的“顺”难以实现。在生活方式上,年轻一代由于受到城市生活的影响,在生活习惯、兴趣爱好、消费方式等方面与长期生活在农村的父母产生冲突,导致两代人难以生活在一起。无论供养者选择呆在农村照顾老人还是离开农村都将给老年人的养老带来挑战。
3.3 空间流动引起家庭成员地位的变化
年轻一代外出务工,一方面实现了其在经济上的独立,另一方面改变了家庭经济贡献的结构。供养者对家庭的依赖性不断下降,使得他们对父母的尊从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不再像以前那样对父母言听计从,父母的绝对权威受到挑战。供养者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增加,而被供养者随着年龄的增加以及本身从事农业生产,对家庭的经济贡献不断下降,使家庭中的话语权和资源支配权由父母向子女转移,不可避免造成父母因家庭地位的下降而产生失落感和孤独感。
3.4 空间流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老年人的生活负担
外出务工对提高农村家庭收入有积极作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老年人的生活条件,但这并不绝对。从以下三个方面可以看出:第一,一部分外出务工人员将自己的子女交给父母供养,老年人因需要供养孙辈而增加了生活负担;第二,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老人,对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们一般不愿意放弃对土地的耕种,同时,土地仍可以作为其收入的一部分。然而,在农忙的时候没有子女在身边帮助,很多重活累活都还得自己来扛,无形中其负担加重了。第三,外出务工人员由于大多学历比较多低,多为产业工人,收入不是太高,对有限的收入的分配时,优先满足其子女的生活和教育,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显得很有限。
参 考 文 献
[1] 钟玉英主编.社会学概论[M].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
09:116.
[2] 刘金华著.中国养老模式选择研究[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06:58.
[3] 肖雪著.促进老年人阅读的公共图书馆创新研究[M].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06:65.
社会视野 篇7
目前,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一般认为,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日常经营活动中, 除了为股东谋求利润的最大化之外, 还应该考虑到受企业行为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具体表现就是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 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社会责任, 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护环境、捐助公益及保护弱势群体等等。因此, 对于企业来讲, 一方面要为股东创造利润, 为员工提供工资和福利, 构造各利益主体间的和谐氛围;另一方面, 要为社会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 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为社会积累财富, 树立诚信、守法的企业形象, 还要主动承担对自然环境、对社会各利益相关者的义务等。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民营企业发展十分迅猛, 已经成为创造市场活力、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同时, 我们也必须看到, 我国的民营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直接影响到民营企业自身的形象和发展, 而且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和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近年发生的乳制品行业的三聚氰胺事件已经为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敲响了警种。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已经是我们必须重视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了。
2我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及其存在的问题
企业是一个由政府、供应商、股东、债权人、雇员、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构成的一个契约共同体。这些利益相关者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注入了一定的投资, 因此企业必须对他们负有一定责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有目标、有计划地主动承担对员工、对消费者和对社区的社会责任, 使得企业在创造利润的同时, 获得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和社会赞誉, 实现了企业与社会共同可持续发展的双赢, 达到了建设和谐企业与和谐社会的目标。
对于我国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来说, 具体内容包括:对消费者要履行在产品或服务质量方面的承诺的责任, 保证提供优质产品和满意的服务;对债权人要按照债务合同的要求提供借贷安全的责任;对雇员要自觉遵守劳动法规, 承担员工安全、福利、教育等方面的的责任;对政府的依法纳税的责任和依法接受政府的干预和监督;对社会慈善事业、公益事业、环保事业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所承担的责任等。
目前我国民营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越来越积极, 但是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状况与民营企业自身的快速发展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形势非常不相适应。民营企业出现问题最多的、并引发较多社会与公众指责的, 也集中在企业的社会责任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
首先, 我国民营企业在认识和履行社会责任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许多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认识还停留在低水平之上, 不少企业的行为是“只赚钱, 别的都可以不顾”, 逃避社会责任的情况还很突出, 表现出对纳税、就业责任的淡化, 对社区、慈善事业的忽视, 对环境污染责任的摆脱, 企业小股东、雇员、社区等企业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仍没有得到足够的保障, 等等。在近年来的新闻报道中, 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反面事例比比皆是, 凸显出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迫切性。
其次, 我国民营企业在社会责任的实践方面还存在着很多问题, 从经济责任、员工权益责任、法律责任、公益责任和环境责任方面来分析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不卫生产品和假冒伪劣药品
部分食品生产加工企业, 在生产过程中不规范使用食品添加剂, 缺乏有效卫生质量控制, 消毒程序不能满足要求, 以低价的成本赚取高额利润, 导致消费者权益受到严重的侵害, 以致影响到消费者对企业乃至政府管理信任, 干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已经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强烈反响。
2.2产品质量与售后服务事件
在经济利益驱使下, 一些民营企业为降低成本而偷工减料、粗制滥造, 使不合格原材料加工生产, 致使有毒有害物质超标和设计存在缺陷的产品流入市场。
2.3缺乏职工权益保障
民营企业在职工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 概括起来主要有:违法使用未成年工, 雇用童工现象严重;侵犯人身权利, 扣押身份证和侮辱体罚工人等侵权现象比较普遍存在;工人工作条件差, 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等等。
2.4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个别企业以节约成本为由, 较少考虑环境保护。有的企业还靠污染环境致富, 将利润建立在污染环境的基础之上。有的民营企业在工厂选址、开办和关闭上没有充分意识到或者无视其经济活动造成的环境代价。对资源使用不够节约, 在管理上也欠科学, 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紧张。
3解决我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对策
面对我国民营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中存在的问题, 要从企业、社会和政府多方面入手, 形成一套由企业自律、社会监督、法律强制等方式相结合的多层次的约束和监督机制。
3.1加强企业自律, 促进民营企业自身社会责任的发展
3.3.1 提高民营企业家素质
由于我国民营企业大多是家族制企业, 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实践中, 民营企业家的个人素质是一个关键因素。因此, 必须努力提高民营企业家素质。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法律和政策教育、加强企业伦理教育。民营企业家自身也必须加强学习, 摆脱传统小农思想的束缚, 树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相符合的经营管理理念。民营企业家在转变自身经营理念, 增强社会责任感的同时, 还要在企业内部重视企业文化建设, 结合企业经营管理实践和职工的职业活动, 把企业社会责任观念向全体员工进行宣传、灌输和贯彻。企业全体成员都提高了社会责任意识, 企业社会责任的自律精神就得到进一步强化。
3.3.2 树立社会责任的理念
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观”则认为企业自身的生存是第一位的, 利润最大化只是企业第二位的目标。良好的公众形象, 和谐的工作氛围也有利于企业的长远生存。和谐的工作氛围能够发挥出所有员工的潜力, 创造出更好的经营业绩和更加高效的团队。社会责任与经营业绩并不矛盾, 而且承担社会责任与企业的长期业绩是正相关的。
3.3.3 加强组织保障
我国民营企业在组织建设制度上明显不足, 中小企业基本没有专门的部门和人员来管理社会事务以及负责战略化研究和实施工作。因此, 加强组织保障, 以加强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3.2加强外部约束, 强化社会监督机制
3.2.1 加强外部制度规范
对于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规范和行为的形成, 仅靠企业的主动性还是不够的。实践也表明中国的市场机制和公众监督正在发挥作用。而企业主动改进社会责任绩效作为一种战略措施可以回避、减轻或转移政府、投资者和公众媒体等外部直接压力。然而, 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环境及发展路径, 使得强制性的外部制度建设——法律的强制驱动力, 公众意识的规范性驱动力, 同行做法的示范性驱动力非常关键。因此, 在重视民营经济, 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同时, 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道路上, 应该加强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外部驱动力的建设。
3.2.2 加强政府监管
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规章制度秩序、法律规范秩序建设还相当不完善, 因而对市场主体的监督与约束主要靠政府监管部门来完成。如, 通过政策与法律制定规则, 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进行方向引导、规则约束;政府监管部门有权对市场违规行为进行追究与处罚。在中国企业成长的过程中政府一直处于重要的地位。这就要求政府强有力地监管企业行为, 惩罚企业的不道德和非法的行为, 保护社会公众的权益。
摘要: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 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客观上需要企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面对民营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中存在的问题, 要从企业、社会和政府多方面入手, 形成一套由企业自律、社会监督和法律强制等方式相结合的多层次的约束和监督机制。
关键词:和谐社会,民营企业,企业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孙晓敏.论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与和谐社会的构建[J].价值工程.2007, (07) .
社会视野 篇8
关键词:课程社会学,课程变革,学校文化视野
一、导言
布鲁纳曾说过:“离开社会背景,课程争论的意义也就黯然失色了。”[1]高校课程存在于社会环境中,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既受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同时也因其具有传递或建构社会文化的职能,而对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能动作用。高校课程与社会环境之间的这种交互作用,一直被教育研究者和社会学家所关注。高校课程变革中课程社会学的两个主要解释框架是,主流意识形态与课程设计的共谋作为社会控制的途径和关注行动者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在课程变革实践中的价值和意义,这两个解释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课程社会学研究的主要路径。它们分别从各自的视角阐释了对课程知识观的理解和建构,对课程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导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基于两种解释框架的理论预设和研究前提的差异,对它们在课程变革中对课程知识观的诠释与建构也形成了不同的评价和批判。一方面,以国家权力和政治意识形态作为分析工具的解释框架强调了社会因素的决定性作用,迫使教育体系失去自主性,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进行社会控制的工具和再生产不平等社会结构的重要途径,忽视了行动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另一方面,关注行动者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在课程变革实践中的价值和意义的解释框架则强调了行动者的意识、意志和实践在课程变革中的重要性,而这一课程知识观被认为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可能性,在事实上却近乎乌托邦,因为,课堂不是独立于社会的真空环境,课程远不是师生实践的产物。
作为力图超越主客二分的本体论和解决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分裂的实践论建构者,布迪厄倡导反思性社会学,他在《教育、社会和文化再生产》一书中也指出,学校教育是维持形式上教育平等的意识形态,实质上是再生产不平等社会结构的重要途径,而课程在造成社会不平等方面充当重要角色。因为课程是作为一种象征符号暴力手段在从事社会的再生产,也就是说,通过课程资源的获得,建立一种权力支配与被支配之间的关系[2]。但同时,布迪厄提出关系论哲学,即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一个客观结构,社会在根本上也是由意识和表象构成的,因此他既承认客观性又承认主观性,无论是客观主义的社会物理学还是主观主义的社会现象学,都没有办法对社会实践做出真实的解释,两个学派局限于实体论,主观主义从主体出发,客观主义从客体出发,找不到两者的联系点,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放弃实体论走向关系论。他分别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建构反思性的实践论,这也体现在其课程社会学方面。布迪厄认为课程应该是一种反思性实践,他企图超越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他反对把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完全对立起来,而是融合它们。针对课程所具有的文化专断性,布迪厄的反思性理论提出人们应该保持批判与反思的意识,对课程中所隐藏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对课程所体现的主流文化进行反思。由此,在我们当下的课程变革实践中,本文将借鉴布迪厄在其关系论哲学基础上提出实践关系理论的两个核心概念:“场域”与“惯习”,从学校文化的视野出发,试图提出课程社会学的一种研究路向,尝试对课程变革实践进行分析。
二、学校文化:意识形态特征课程的实践场域
美国教育社会学家迈克尔·阿普尔(Michael Apple)在《意识形态与课程》一书中提出了“谁的知识最有价值”这一课程社会学的根本性问题。阿普尔对课程领域的意识形态概念的使用是从文化层面来讲的,它是学校选择、组织与社会相适应的各种文化资源的过滤器。意识形态与文化霸权基本上是同义语,要解读课程中的意识形态,你不妨去追问:它是谁的知识[3]?以国家权力和政治意识形态作为解释框架下的课程观认为意识形态被社会群体所分享,并通过社会交往影响彼此之间的世界观。因此,意识形态可以通过生产和再生产控制话语系统。而课程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载体,是传播强势阶层文化的重要工具,通过对各阶层有选择地差别性地分配知识,达到对个人、团体、组织乃至整个社会的控制。作为法定的知识,课程知识的选择与评价隐含着复杂的权力关系,课程/知识/权力存在着一种互动的内在结构;课程代表的是主流意识形态,进行着道德教化的功能,社会通过课程实施主流文化的再生产和社会结构再生产。
这一课程观的背后隐含着知识客观主义的前提,即认为知识是外在于教师和学生的客观存在,面对知识,教师和学生都是无能的。教学就是教师遵循教学大纲和教材把客观知识传授给学生。教育的实质就是从拥有知识的教师向没有知识的学生的传递过程。教师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设计更有效的传递知识的方法和手段以方便知识的传授,学生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接受老师传递给的知识。这一知识观主要受客观主义的认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的和本体论的影响,认为社会世界自身存在各种客观结构,这些结构独立于行动者的意识,引导和约束人们的行动实践,社会秩序是建立在一个一般的价值共识的基础之上,这种共识在社会生活中被制度化了。同时,社会又以约束的方式,让行动者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习得这种共识。
然而,这一知识观受到了主观主义和社会现象学、符号互动论等学派的批判。与结构功能主义相比,它们不关注宏观社会结构与制度,反对实证主义与科学主义的方法论,在社会学理论中明确主观主义思想,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主动性与创造性,认为社会过程就是人把主观意义赋予客体并做出反应的过程。相应的,在这一流派的社会学理论指导思想下的知识观认为知识不是客观存在,而是为共同活动着的人们所生产。课堂教学活动是教师和学生在其中共同成长的实践环境,教育的实质就是师生在互动和交流中通过对知识的理解获得成长。我们可以看到,两种课程社会学的解释框架之间有着较大的区隔,其背后的哲学基础和社会学理论观点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强调意识形态通过课程对社会控制的课程观与强调行动者在教育过程中的创造性和能动性的课程观之间找到一种能使两者作用产生契合的场域就成为课程社会学的一种研究路向,学校文化视野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被提出来的。
对课程意识形态化和结构化的批判在于其忽视了行动者的主体性意识和行动,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重视个体的能动性的同时,可引入介于课程社会结构和个体之间的一个关系系统,即学校文化,学校文化是学校所有成员信奉并通过习惯化行为表现出来的价值趋向和行为模式(李福华,2004)。同时,学校文化可被看做是课程建构关系中的场域。伯恩斯坦曾对通过教育机制进行社会内部权力分配和确保对个体行为的社会控制进行批判,从而“摧毁显而易见的东西、动摇肯定的事情,使学校文化从其‘教条主义的睡梦’中解脱出来”[4]。这就要让其关系体系呈现出来,在当代社会,这一关系体系可能存在于课程主导性控制形式与行动者进行反抗的能动行为之间。学校文化这一场域对影响行动者及其实践的外部力量具有中介性的调节功能,因为社会结构的外部作用从来都不是直接作用于个人或者群体的,而是经过场域调解之后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放大也可以缩小。虽然没有场域是完全自主的,但是场域的自主性应当被重视,学校文化场域所具有自主性是使其具有创造性过程的先决条件,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主流意识形态支配体系运用的“符号暴力”加以抵制和变革。学校可以通过“真实课程”和“隐蔽课程”的教授与建构,以体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学校文化对个体产生影响和作用的同时,也能通过学校文化具有的创造性特质表达行动者对课程的能动作用。所谓“真实课程”,也就是课堂中真正所教授的,它与“正式课程”相对,正式课程是严格按照教学大纲进行教学的课程内容。真实的情况是,教育大纲的每一个章节都需要进行阐释和演绎,教师自己选择主题,强调教学重点,以各种方式来传授知识。因此,每一个课堂都有它自己的、在一定限度内有别于其他课堂的真实课程。另外,主体通过经验、信仰、逐步的思想渗透在学校中获得才能,这也就是“隐蔽课程”。学校事实上传递着人们所谓的教育内容、知识、能力、符号和价值观等。学校在集体记忆的凝结中担负着主要作用,这一工作显然和政治与意识形态背景、各个力图控制教育机器的群体之间的符号冲突和力量关系有关[4]。也就是说,某一时期在某一社会发生的思想、知识和实践需要被过滤和再解释,其中只有一部分进入教育大纲,成为教育的目标。这样的选择肯定是必要的,因为不可能教授所有的东西,但是,这些选择也表现出明显的易变性、不稳定性和可争论性,这种变动性源于行动者力量的参与和涉入。其中,学校文化这一场域有着承接教育目标实施和变革的重要功能。
三、学校文化:行动者视野中的惯习
与意识形态和权力作为解释框架的课程观相对的是以行动者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作为解释框架的课程观。这种课程观具有和意识形态课程观相反的前提假设:知识不是客观存在,教学并不是教师机械地向学生传授客观知识的过程。实质上,教师在传授知识之前对知识有自己的理解,学生在接受知识之前有自己的经验,这种经验影响着学生对新知识的理解和接受程度。这一课程观中的教师和学生在面对知识时,不再是被动的、无能为力的,而是知识的积极建构者,课程知识显然是师生合作工作的产物。基于此前提,这一解释框架强调关注行动者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在课程变革实践中的价值和意义,其背后的理论基础是对实证主义的反抗,表现在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必须从独立于人而存在的外在世界转化为必须透过意识而展开发生的与人类主观建构有关的世界,人可处于积极的建构的地位,自我不是一块等待印上外部世界种种表象的白板,而是在历史中沉积、变动、生长的自我。这一课程知识观及其背后的社会学理论思想从社会行动者的角度出发,以行动者对固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反抗表明了在面对冰冷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化的课程设计时,存在行动者的能动与创造。但值得思考的是,对现实的主导性的社会控制途径的反抗,如果没有一种提供由内而外的中介,行动者直接作用于社会结构的功效性则会减弱。
布迪厄建构的反思性社会学中,“惯习”是与“习惯”相区别的概念,笔者将借鉴这一概念来分析学校文化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与行动者的反抗之间所具有的社会功效性。习惯是一种被动性,屈服于社会;惯习则具有主动性,接受但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创造与改变;惯习是指由积淀在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所构成的关于知觉、评判和行动的身心图式,是持久的可变换的性情系统和建构性的结构[6]。简言之,惯习就是被我们内化了的社会结构,是对外部实在的内在化;它限制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但是并不决定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提供给我们是一些原则,行动者在这些原则之下做出自己的行动选择。按照涂尔干的说法,就是“经由社会化而获得的个人的集体意识”;惯习是一种生成性或者建构性的结构,是一种体现在人身上的历史;被我们社会化的社会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一个历史发生学的过程,并且在不断发生变化;同时,惯习是一种形塑机制(shaping),使行动者可以应付各种未被预见的、变动不羁的环境,形成一种开放性的性情系统,这种惯习作为一种形塑机制可以使我们面对未来的各种问题。根据惯习的内涵,在当下对课程变革中“教学的搬移模式”的批判中,凸显介于个体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学校文化,将学校文化看成是行动者内在化了的结构,是具有主动性、可变性的惯习,可能更具有现实的影响力。
目前,在课程变革的过程中,存在着对学校教学的“教学论的搬移”理论和由于“学术知识”和“学校知识”之间存在距离而使学校文化表现得就像一种“次等”文化,一种取决于意识形态的文化。但是,这一“搬移模式”理论是否普遍适用呢?它是否最能够认识到课程的深层次逻辑呢?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学校教学体系和方法的分析可以再深入一些。实际上,学校并不满足为了教育的需要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知识或文化因素进行搬移,而是也构成了构思真正独特的认知轮廓的场域,而具有这些独特认知轮廓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学校文化的内核或称之为“学校精神”。它无疑成了一种可以促进当下意识形态教学论和行动者视野之间对话的工具。学校具有个体思想启蒙、主体性建构和进行社会文化的传承及意识形态的维系双重性的功能。学校始终兼具这两种互相交叉重合的功能。很显然,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个人,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其生存与发展一刻也离不开社会。学校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做出了很好的粘联,使二者在学校这一十分重要的场域中平衡。学校再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的授受场所,学校始终并没有放弃对现有社会的变革之责任,尽管面临着重重困难,但是学校坚守着自己的道义,坚持学校自己的文化内核,一直对社会变革起着思想发动机的先锋作用,学校因此成为社会背景课程知识和行动者经验之间互动的孕育地。显然,这种学校文化内核并不禁锢在学校世界的内部,而是能够通过其塑造惯习的能力影响某一时期的文化实践和思维方式。
参考文献
[1][美]布鲁纳(邵瑞珍,等译).布鲁纳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92.
[2]黄忠敬.论布迪厄的课程文化观[J].外国教育研究,2002,(3).
[3]迈克尔·阿普尔(黄忠敬,译).意识形态与课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01.20.
[4][5][法]佛尔甘(汪凌,译)课程社会学:理论导向与研究前景.外国教育资料,2000,(2).
社会建设视野下大学生就业研究 篇9
关键词:社会建设,大学生,就业
“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 从表面上看, 是由于大学扩招产生了供过于求的大学毕业生。实际上, 却是由于当前中国的人才供求结构调整没有跟上大学扩招规模、当前中国的人才就业引导措施没有跟上大学扩招规模, 造成的供求错位、供求沟通不畅的问题。在和谐社会建设不断发展的大潮流中, 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政府、学校、家庭、企业等积极因素, 让整个社会的大学生就业管理体制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要求, 是当前促进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工作。
一、概述
1.1大学生就业情况。《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 2012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约为90.9%、较去年同期的90.2%略有上升;2012届本科生就业率约为91.5%、高职高专生就业率约为90.4%;2012届本科生最高就业率为管理学、约为92.9%, 最低就业率为法学、约为87.2%, 2012届高职高专生最高就业率为生化与药品类、约为93.2%, 最低就业率为艺术设计传媒类、约为86.7%;2012届大学生受雇全职或半职工作的约为82.4%、自主创业的约为2.0%、失业状态的约为8.5%、失业状态大学生中准备读研的约占1.1%、准备继续找工作的约占5.3%、放弃继续求学和求职的约占2.1%。在求职意向方面, 想在工作较为稳定的政府和事业单位就职的求职意向占了近一半, 需要人才的民营企业却并不在大部分毕业生的求职意向中。在用人单位方面, 部分单位对工作经验的重视, 使得应届生并不受欢迎。在建设西部和服务农村的号召下, 大学生去西部和农村参加建设的氛围渐浓, 目前大学生村官已经达到了13万余人, 今年下半年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也有近3万名大学生参与。
1.2大学生就业分析。一方面, 以往将高等教育作为精英教育的时期, 大学生作为知识精英群体, 对社会地位有较高预期;目前高等教育作为大众教育, 大学生对社会地位的预期多以家庭背景、工作地点、同业群体的社会地位为参照, 并没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预期, 显示出了流动到农村、基层、社会弱势群体就业的趋势, 这种趋势可以使知识群体的大学生与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更加攸关、结合更加紧密, 从而加强该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互动和博弈的能力。
另一方面, 大学生就业存在眼高手低的现象, 我国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基层就业单位对大学毕业生的吸引力较小, 导致地区间、行业间的人才供求不平衡。
二、大学生就业措施
2.1完善就业引导措施。一是引导大学生到城乡基层就业。加强农村组织建设, 优化农村干部队伍, 引导品学兼优的大学生投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选聘大学毕业生到村任职。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行动, 招募大学毕业生赴城乡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扶贫等志愿服务, 培养城乡基层急需人才、促进大学生基层就业。实施“大学生社区主任助理”活动, 提供大学生与社区之间相互了解、选择的平台, 充实社区基层工作队伍, 为社区工作提供人才支持。二是引导大学生到中小企业和非公单位就业。清理影响大学生到两类单位就业的制度性障碍, 取消非本地户籍大学毕业生企业就业的落户限制, 提供档案管理、人事代理、社会保险、职称评定等公共服务。鼓励企业招用大学毕业生, 制定相关就业扶持政策。三是引导大学生到基层事业单位、重点建设工程项目和骨干企业就业。清退事业单位中不合格和混岗占编人员, 采取公开招考、选聘等方式聘用高素质毕业生。抓好专业研究生、本科生的引进工作, 力争做到“请得来、留得住、干得好”, 围绕各地重点建设项目开展“一对一”引才服务, 举办专场人才招聘会, 保证所需人员优先从大学生中聘用, 为经济复苏做好人才储备。鼓励骨干企业、创新型企业、承担重大科研项目的单位吸收有技术专长的大学生就业。
2.2完善岗前培训措施。实施大学生就业实训基地、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培训基地、就业困难群体技能培训中心的“两地一中心”基地建设, 将大学毕业生岗前就业观念、就业技能、法律法规、心理素质等就业培训纳入政府普惠制培训范畴。实施大学毕业生援助活动, 争取有驻乡镇派出机构的部门和农业、经济、工会、妇联、工商联、劳保、人社等单位支持, 组织相关人员在社区等基层阵地设立政策咨询台提供政策咨询, 设立宣传栏和发放宣传单, 帮助他们了解大学生就业和创业政策, 在政策咨询和宣传工作中要把咨询的内容讲到位, 让大学毕业生充分了解目的、意义、标准、方式等内容, 保证咨询效果, 还要记录大学生的反馈, 了解大学生就业和创业的具体需求。
2.3完善创业扶持措施。建立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绿色通道, 为立志创业的大学生办理手续提供便捷服务。建立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园区, 为有科技成果转化及研发项目、文化产业项目、朝阳产业项目的自主创业大学毕业生入驻创业园提供扶持。建立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基金, 为需要创业项目资助、小额贷款担保以及创业典型表彰奖励储蓄资金。建立健全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政策优惠, 在行政事业性收费、税收减免、创业补助上予以优惠和补贴。建立“三小”创业扶持机制, 即通过对有创业愿望和创业项目的大学生实行“门诊式”服务, 并协助做好小额担保贷款工作, 扶持“小门店”自主创业, 通过帮助大学生创业单位搜集、招揽“小岗位”应聘人员并进行岗前指导、保障应聘人员的整体素质, 通过对困难家庭大学毕业生、单亲家庭大学毕业生及残疾人家庭大学毕业生的创业政策倾斜, 保障这些“小家庭”获得创业扶持。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大学学生司.《对今后五年全国普通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分析及对策》.北京, 2002
社会视野 篇10
(一) 大学生就业总体形势严峻
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中, 绝大多数都是青年劳动力, 已经成为中国失业人群的主体。面对中国青年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 有两个问题特别值得关注:一是农村存在大量的富余青年劳动力;二是大学生毕业人数逐年增加, 就业难。
自全国高校扩招以来, 国内高等教育发展进入国际公认的大众化时代。这无论从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方面看, 还是从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及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需要方面看, 都是一项战略性和历史性的成就。因为大学毕业生是社会人力资源中最宝贵的一部分, 更是促进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最珍贵的人力资源。2009年全国大学毕业生达到611万, 加上历年未就业的学生人数, 实际需就业的大学生人数将超过1 000万, 因此大学生找工作时面对的竞争更加激烈, 想找到理想的工作就更难了。
(二) 大学生就业难的成因
1. 高校扩招与就业岗位的矛盾。
国内快速发展的高等教育与社会和经济发展所处的转型阶段配置错位的矛盾,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已是必然趋势, 高校的扩招带来了高等教育的普及也带来了飞速增长的大学毕业生。“十一五”期间, 国内高校毕业生达2 500万以上, 而社会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只占了新增岗位量的22%。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张小建表示“十二五”期间, 每年城镇劳动力供给将达到2 500万人, 而每年创造的就业岗位是900万, 另有自然减员300万, 因此每年的供求缺口将达到1 300万, 待业人数与岗位需求量显而易见。
2. 高校专业设置错位。
目前部分大学的专业及课程在设置上有较大盲目性, 专业趋同现象较为严重, 造成人员供给严重大于需求。他们仍然沿袭传统的应试教育教学方式, 培养出来的学生高分低能。另一些学校则专业划分过细, 很难跟上市场变化的步伐, 脱离市场, 根本用不到类似专业。而以注重能力培养的高职、高专教育专业缺乏特色, 学生不仅理论功底不系统, 而且应有的动手能力也不强。相反用人单位则对应聘者的实际操作能力、适应工作环境变化的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3. 学生就业渠道不畅。
目前的就业渠道偏少, 无非是学校、导师推荐、熟人介绍、校园和社会的招聘会、人才就业网站、报考公务员, 服务西部等。但是, 学校、导师推荐不具备普遍性, 也就是说不可能每个学生都被推荐;考公务员近年来热度一直不减, 可谓是百里挑一, 千里挑一, 而且还受专业、志趣、是否党员等限制, 只适用于特定人群。网站和招聘会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才是最主要的就业渠道, 但依然无法满足毕业生的需求。
4. 毕业生自身问题。
大学生自身在就业理念存在误区, 部分毕业生思想准备不够充分, 对工作的期望值过高, 过多追求优越的条件, 而忽略了自身条件, 在整个择业过程中叶容易受到其他影响, 如攀比、自卑、依赖, 高不成低不就。现在的企业对于应聘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他们希望毕业生们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 还要有良好的逻辑性、人格修养, 肯学肯吃苦的精神, 就目前看来毕业生与这一期望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也是导致就业难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大学生就业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
1.以人为本, 构建和谐。和高考一样, 就业是大学生人生的另一个重要转折点, 是其追求理想、实现自我价值的起点。然而“毕业即失业”的现状使得大学生面临生存危机, 毫无自由发展可言。在新世纪的竞争中人才是关键, 人才是社会资源中最重要和最宝贵的战略资源。胡锦涛同志指出, 大学生是国家的宝贵资源, 是民族的希望, 是祖国的未来。只有青年学生们的就业问题解决了, 才有实现和谐社会的可能, 这是一个因果关系, 促进大学生就业, 是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选择, 不然构建和谐社会就是空谈。
2.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有利于消除社会不和谐因素。对每个大学毕业生来说, 在毕业之际, 能获得一份让他们学有所用的满意工作, 可使他们安居乐业, 学以致用, 消除消极情绪, 为社会的和谐创造气氛和条件。据国际经验表明, 国家在人均GDP达到1 000美元之后, 可能会出现失业激增、贫富悬殊、社会矛盾激化等现象, 甚至会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事实上, 中国在人均GDP首次突破1 000美元后, 每年都有大量的大学毕业生不能按时就业。这部分大学生未能及时、充分和合理地就业, 既浪费了人力资源, 也加大了社会经济成本, 使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因素增多, 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 不利和谐社会的建立。
三、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
近几年, 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并不乐观。根据教育部的相关数据显示, 从2003年开始毕业生人数增长速度为27%左右, 2003—2006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分别为212万、280万、338万人和413万。据统计“十一五”期间全国将有2 500万以上的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需要就业。而2003年、2004年、2005年一次性就业率为73.5%、73%、72.3%之间, 也就是说这三年没有正常就业的分别有63.6万、75.6万、94.18万。据调查, 这些毕业生中, 少数在家准备考研, 大部分游历在各个城市之间继续求职, 也有少数一些人参与一些不正当的组织, 如传销。从全国目前的失业情况看, 近年来失业人员也一直在增加。无论是社会人员的失业还是高校毕业生的未就业, 将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 直接影响党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
也正是受到就业形势的影响, 不少低年级学生逐渐失去在本专业领域发展的信心, 整日忧心忡忡, 希望转专业或转校;部分高年级的同学一味热衷于考级考证, 淡化了对专业知识的学习, 不清楚或没有自己的人生规划;毕业班的同学由于受专业的限制以及缺少对求职技能技巧的掌握和对当今企业用人情况的正确认识, 四处碰壁;也有部分同学由于受就业心态的影响, 缺乏对时机的把握, 错过了签约机会, 而懊悔不已;有些毕业生甚至产生轻生的念头。这些因素都对校园稳定构成威胁, 直接影响和谐校园的构建, 同时也给高校的就业指导工作敲响警钟。
四、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对和谐校园建设的作用
1.大学生心态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和前提。大学期间是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 由于这个时期的大学生具有情绪波动大、抗干扰能力差、辨别判断能力不强等特点, 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严酷的就业现实常常让不少大学生“食不甘味, 夜不成寐”, 成了大学生最苦恼的问题。有调查指出, “接近八成的学生担心自己的就业问题, 新生刚进校就对就业问题感到忧虑的达到40%, 有超过四成的学生对专业没有优势和找工作过程中的不公平因素表示担忧。”就业压力困扰着大学生的学习、生活, 加大了学生的心理压力, 不少学生因此产生了忧郁、焦虑、自卑等心理问题, 影响了学生思想和校园的稳定。
2.建设和谐校园的意义。校园的和谐对于高等学校而言, 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没有校园的和谐, 就没有社会的安定, 社会的安定没了, 又哪里会有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校园有利于实现学校的发展目标。如果全校师生员工之间人际关系和谐, 将全部精力都用在教学科研和校园管理上, 那么文化建设、精神建设等软实力方面建设目标就会加快实现。
3.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是和谐校园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手段。就业问题是和谐校园建设的重要内容, 也是高等院校工作的重中之重。大学生就业情况是办好高等教育、培养合格人才的出发点, 是直接衡量高校办学水平和办学质量的重要标志, 是高校品牌、水平、质量和声誉的象征和体现, 也是学校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它既是家庭和社会的需要, 也是学校发展的需要, 可见重视和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意义非同寻常。
4.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念一直是各大高等院校办学的指导思想,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是构建和谐校园的根本。学生利益无小事, 就业就是学生最大的事。要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就要把学生的需求和社会需求结合起来考虑, 根据学生的个性、特征针对性地加以指导教育, 做到人尽其用, 让高校学生成为社会需要的人才类型, 即对社会有用的人, 同时让学生自己也乐在其中。
五、大学生就业工作是构建和谐社会头等大事
要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 大学生就业工作任重而道远。就业既是民生之本, 也是安国之策, 现实提高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和重要的价值取向之一;要解决就业问题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全国大学生就业工作依然繁重, 我们将长期面临劳动力供给与社会市场需求之间的突出矛盾。大学生就业问题已不仅是一个现实紧迫的问题, 更是一个长期的重大战略问题。
大学生就业难, 这是不争的事实。其实,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无疑也最可能成为就业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但由于我们过去经常有意无意在回避就业问题, 加上某些人的短视或无能, 导致现在大学生就业如此之难, 麻烦如此之多, 社会影响如此之大!
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 以每年300万~400万的规模进入就业市场。根据各级学校招生人数的统计预测, 2008年以后, 高中以上学历的劳动力开始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到2011年, 大学层次毕业生数量将达到峰值, 约758万人, 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大学生就业压力不会减弱。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这样的一个政治问题:大学生就业是国家的头等大事!
大学生就业关系着国计民生, 无论怎样估计其价值都不过分, 也就是说, 这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大学生就业问题, 不只是一个点, 一个时点的问题, 千万不要只是在大学生毕业时, 才考虑。大学生就业问题, 不只是一条线的问题, 不只是教育这条线的问题, 千万不要以为就凭考核高校就业率, 就可以解决的。大学生就业问题, 也不只是一个面的问题, 不是哪个领域有, 哪个领域没有的问题, 千万不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大学生就业问题, 对所有部门, 对所有行业, 对所有地域, 对所有人, 都有关系。社会关心大学生妥善就业、安心工作, 责无旁贷。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 既是挑战, 更是机会。它给我们挖掘潜力的机会, 它给我们务实的机会, 它给我们创造和谐社会的机会!
六、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对策
1.及时调整专业设置, 积极适应社会需要。近年来, 高等院校在专业课程设置上下了不少工夫。经过不断调整、改进, 很多学校形成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公共选修课四种形式。专业课程变化对于告别旧时代那种过分单一的条块分割的教育模式, 对于为和谐社会培养出大量复合型、高素质人才,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科学的专业课程设置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工程, 它不可能一蹴而就, 尽管目前各大院校在课程设置方面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但总体上还是在不断的改进和提高的。
2.引导毕业生以创业取代就业:自主创业是个不错的选择。通过实施税务减免和小额贷款的大学生创业扶持政策, 积极创造有利条件, 引导大学毕业生进行自主创业, 以减少待业人数, 同时增加就业岗位, 拓展新的渠道和新的载体, 引导毕业生通过市场竞争和多元化渠道实现就业。政府主导采取相应的措施, 分批安排应届毕业生参加正规的创业培训, 并对优秀的学院颁发证书和给予低息贷款, 鼓励创业。
3.鼓励大学生到欠发达地区就业。“东西部的差别在短期内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改变, 期望靠西部地区自己的财力, 用优惠待遇吸引大学生留下来, 目前是不切合实际的。”这个问题, 依靠简单的行政命令是不可能解决的, 必须用市场经济的办法, 沈代表建议, 国家可以考虑采取一系列办法引导和鼓励大学生到西部和欠发达地区去工作。比如, 每年分流1/10左右的全国高校毕业生到西部和边疆的毕业生就业实习基地, 进行为期一至二年的基层挂职锻炼, 以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和增强工作责任感, 进一步熟悉和了解社会。锻炼期间由国家支付他们的工资和津贴, 两年后回城市优先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特别是对有发明专利和有科研项目的毕业生, 同时还要提供科研启动基金等, 鼓励他们开拓创新, 建功立业。增设“三支一扶”、“大学生西部服务志愿者”、“农村教师特岗计划”等多种优惠政策。国家根据工作年限帮助支边毕业生代偿助学贷款、考研考公务员给予加分、生活补贴不低于当地公务员水平, 同时在户档迁移、职称评定、创业扶植等方面给予明确的倾斜政策。此外, 国家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办法, 加大贫困地区工作补贴。比如, 制定一系列鼓励大学生在西部就业的特殊政策, 就像20世纪50年代国家支援大西北一样, 通过地区的特殊补贴, 帮助贫困地区留住更多的人才, 使西部地区的教育投入获得合理补偿。
4.完善就业指导工作。全程化就业指导就是根据不同年级的学生特点分阶段实施, 对于大一新生, 就业指导应着重于就业形势的认知、职业生涯的规划。在结合专业思想教育基础上, 进行适应性的养成教育, 让大一新生初步了解国内就业形势和就业政策, 帮助他们认清人才市场的激烈竞争现状, 为他们自己学习和发展订立相关计划, 增强新生求知欲和学习的自觉性。对于大二学生来说, 一年大学生活和实践, 使得他们对自己的就业方向逐步明确, 这个阶段应该让他们了解自己所学专业的就业前景和就业需要具备的技能。指导学生围绕职业发展规划去学习知识、增强技能、提高素质、增强适应性。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拓宽知识面, 在接触社会的同时培养多种能力, 提高综合素质。大三学生, 则着重于其职业定向指导。让学生认清自己专业所适应的工作领域, 并与自身特点和能力相对照, 引导学生根据实际情况和发展理想, 拟定未来发展方向和发展计划。把当年的相应专业的就业形势、政策、技能需求情况向学生作分析。指导学生制作个人简历, 让学生在制作简历的过程中发现自身的不足, 并指导其在今后一段时间中进行弥补。了解多方就业渠道, 熟悉就业网络。大四是学生就业指导的关键时期。学校重点引导学生从容的应对挑战, 注意就业信息的收集与筛选, 求职的步骤与技巧, 避免错误的就业观念的形成等, 做好应聘准备与心理调整。学校可在此基础上鼓励大学生积极创业实践, 为大学生搭建创业的平台。
对于毕业后的学生, 解决其专业所涉及的技术难题, 尽可能提供就业信息, 跟踪调查, 建立完整的毕业生动态信息库, 以开展针对性强的用人信息收集、筛选与匹配工作。
用和谐社会的理念去指导完善大学生就业工作, 审视大学生就业问题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 个体和谐发展是和谐社会的前提, 解决好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可以有效促进效率与竞争、激发社会创造力, 为社会和谐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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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视野 篇11
关键词:和谐社会;失地农民;社会保障
一、和谐社会下对失地农民进行社会保障的必要性
构建和谐社会是“十一五”规划的重中之重,是党中央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其核心是社会各方面经济利益的协调,其基本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则正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和支柱,只有通过养老保险、医疗、工伤和生育保险等制度的建立,实现全体人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才能弱化代际之间的经济利益矛盾,缩小贫富差距、避免两极分化,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协调发展。
而失地农民是新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土地被征用,越来越多的农村走向城市化的道路,也使得许多农民失去了原先赖以生存的土地。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他们将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进入他们向往的城市社会。然而当前我国绝大多数失地农民在他们的土地转为城市用地的时候,却并没有因此顺利的转变为城市居民,相反,却沦为了务农无地、务工无岗、社保无份的流民。他们中的多数人近无经济来源,远无生存保障,成了一种边缘化的群体。
长期以来,土地就是农民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场所和生存基础,土地收入是农民最基本最可靠的收入来源,是家庭保障最基本的经济基础。因此解决失地农民今后的生存、发展问题也将成为社会发展的焦点问题,其结果电必然会影响社会的安定和发展。从经验数据看,一般每征用1亩土地,就伴随着1.5个农民失地。加之在最近几年,征地速度明显加快,如1996年全国有耕地21亿亩,到了2032年度全国耕地只有18.89亿亩,仅2002年一年就减少了2529万亩;到了2003年年末,全国耕地减少到18.51亿亩,2003年减少了3806.1万亩。若按现在的经济发展速度,2000-2030年,30年间占用耕地将达到5450万亩以上,伴随的失地农民也将达到7800万人以上。因此面对这一日益庞大的社会群体,如果不能很好地为他们今后的生活提供完善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势必会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命脉,而且关系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二、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中存在的问题
1、补偿标准过低,补偿收入入不抵出
目前,对失地农民的安置主要采取货币安置,所谓货币安置也就是土地征用补偿费,即采用一次性支付。依据目前的规定,农民得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土地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其中土地补偿费是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安置补助费是4~6倍,同时规定,补偿费和安置费的总和最高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但是此制度往往使失地农民获得的补偿费入不抵出。例如河北省保定市南市区杨庄乡东康庄村,政府在征用其村200多亩土地时,依据此制度付给村民的补偿费是人均2万元,但据村民说,东康村700多人只有260亩地,一亩地平均养活2~3人。人均两万元的补偿相当于保定市普通公务员一两年的工资收入。如果按照城镇职工最低生活保障标准300元/人/月计算,这个补偿可以维持不到6年的时间。如果想参加社会保险,每人所得的补偿费还不够参保费用的一半。
2、保障方式单一,农民获益较少
从目前各地推行的失地农民的保障方式来看,最主要的是提供一定程度的养老保障或最低生活保障,而对于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方面则鲜为涉及。尤其在医疗方面,随着医疗费用的大幅攀升,致使失地农民医疗风险凸显,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有愈演愈烈之势。医疗风险具体表现在有病不敢就医或无法长期坚持就医等问题上,失地农民“小病硬扛,大病等死”的现象并不少见,从而严重影响了失地农民的生活质量。例如在对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同安镇100位失地农民的调查中,有30%的患病农民应就诊而未就诊,52%的患病农民应住院而未住院。
另外关注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不仅仅是养老、医疗等方面的问题,因为失地农民在市场经济中面临的风险是多方面的,尤其是那些处于劳动年龄段的农民,更关注的则是就业保障。而目前我国失地农民中只有少数人能享受到失业保障。例如甘肃省失地农民在土地被征用的同时能获得就业安置的比重最多不超过2%。征用耕地使得大多数农民下了岗,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成了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例如云南普洱县的一位失地农民这样说:“失去土地,生意不会做,没有找钱的出路,希望给儿子安排一份工作,给我养老。征地并非自愿,实属无奈,为自己今后的生活来源担忧。”
3、土地增值费分配不合理,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一项调查显示,如果以成本价(征地价加上地方政府收取的各类费用)为100,则拥有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只得5%-10%,拥有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得25%-30%,60%-70%为政府及各部门所得,而从成本价到出让价之间所生成的土地资本巨额增值收益,则大部分被中间商或地方政府所获得。即以计划经济的方式征用土地,又以市场经济的方式出让土地。由此可见,农民得到的补偿费是极为有限的,一旦补偿的钱花光,基本生活没有经济来源时,生活就失去了保障。这种不合理的分配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保障基金的建立。
另外,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代表,它除了承担着保护国家安全和提供公共物品的社会职能外,其经济职能主要是进行经济调控和实施市场监管,它既不能直接与市场竞争,更不应从中获取直接的收益。但是,现在我们的一些基层政府在很多方面都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为模式,总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在农地转用问题上,现行土地制度就为政府赋予了多重职能,多重角色。政府既是农村土地的征用者,又是征用后的国有土地的使用者;即使征地补偿和安置方案的制定者,又是这些方案的具体实施者;既是土地征用权的行使者,又是这些征用土地中各方矛盾的调解者和仲裁者。这使得土地征用过程中,缺少必要的监督机制,不但不能做到保值增值,往往又成为腐败和官僚主义产生的源头。
4、家庭保障方式弱化,农民自我保障意识差
家庭保障方式是我国农村主要的养老保障方式,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则,依赖子女供给的养老模式,具有一定的社会风险。这种保障方式从表面上看是子女赡养父母,实际上是土地为其提供了赡养依据和资源。农民一旦失去土地,成为无地农民,那么家庭保障模式存在的基础和依据也就不存在了。加之失地农民大多文化素质较低,在面临
失去土地就相当于事业的情况下,将在更大程度上冲击着传统的家庭保障模式。
农民在拿到因征地而获得的补偿费用之后,由于缺乏理财能力和投资能力,不知道补偿资金怎样开支、怎样投资,往往将大部分用于子女婚嫁、修房建房、偿还借款等生活开销上,甚至出现任意挥霍、奢侈浪费、参加赌博等,结果不到几年时间就把钱花光了。不能发挥长久的社会保障功能。
三、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建立和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是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建立、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社会经济繁荣稳定所必需的前提,也是大势所趋。
1、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障体系
对于已经就业的失地农民,可归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系。但是对于尚未就业的失地农民而言(1)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养老保险实行“统帐结合”的模式,即“社会统筹账户+个人账户”模式。社会统筹账户就是基本养老保险,它要确保参加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在退休之后能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个人账户则应该是由失地农民和雇主共同建立,这不属于国家的责任。而这部分养老保险费应该从征地补偿金里一次性支付。这样,失地农民到了退休年龄之后,就可以按月获取当地的基本养老金。(2)失地农民的基本养老保险从本质上讲采用的是一次性缴费的完全积累模式,这与现在的养老保险制度有所不同。所以,可以考虑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成本表达式,即:
C(1+r)n=WT[(1+1/(1+r)+……+1/(1+r)m)](1)
在(1)式中,C为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一次性缴费金额;r为利息率;n为失地农民从失地到其退休之时的年份;m为失地农民退休后的预期寿命,即领取养老金的年份;W为当地城市的社会年平均工资,其高低取决于当地城市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T为基本养老金的替代率,T=年基本养老金/W。在一个简单的经济体系里,假定人口增长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为0,那么,这也就意味着w会保持不变,同时,资本的净利率r也为0,所以,(1)式就可以简化为:
C=WTm(2)
利用(2)式,可以估算出失地农民要获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一次性缴费金额。这里我们是简单化处理,并没有考虑失地农民的年龄差别。但是可以大致估算出失地农民的基本养老保险,这个成本就是确定合理补偿失地农民的依据之一。
2、建立失地农民医疗保障体系
目前,我国正在逐步完善和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该制度的实行方式为:由政府、占地单位和个人共同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建议医疗保险金按3:3:4的比例筹集。个人缴费可完全记入个人账户,由个人用于支付门诊医疗费用;各级财政补助资金和占地单位出资部分作为大病统筹基金,用于失地农民的大额或住院医疗费用的报销,大病统筹基金依然划归社保机构集中统一管理。
另外可以动员企业、慈善机构、个人捐助来充实失地农民医疗保险基金。
3、建立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
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科学制定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标准。从维持他们基本生活需要、当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纯收入、地方财政和乡镇集体承受能力、土地转让收入等多方面来综合考虑。二是要合理界定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大体包括低收入家庭,因灾因病致贫的家庭,无劳动能力或残疾人家庭。最低生活保障金主要由占地单位支付,同时各级政府要及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对低保金的投入,执行“年度预算,定期拨付,年终决算,结余流转”的运行机制,以确保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来源。
4、建立再就业保障体系
失地农民大多在再就业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他们面临两方面的困难:就业渠道不畅和就业技能缺乏。所以一是要提高自谋职业,竞争就业的自觉性和能力,积极主动地参与市场化就业。给予自谋职业的失地农民以税费优惠政策。二是鼓励征用地单位和其他工商企业尽量消化吸收失地农民,对吸收失地农民的企业,也可享受有关税费优惠政策;三是建立农民就业信息指导中心,不定期地免费向农民提供准确地就业,务工信息;四是打破城乡界限和所有制的界限,取消对土地被征用劳动力在城镇就业的种种不合理限制,变“户籍门槛”为“素质门槛”;五是为失地农民提供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尤其是职业技术,岗位技能为重点的技能培训。以此提高农民素质,增强技能,既可以减少保障基金的支出,又增加了就业岗位。
四、结语
社会视野 篇12
1 社会焦点问题的关注路径分析
1.1 专业化视角关注
专业化视角是对社会焦点问题进行关注的一个重要环节。专业化的表现手法作为一种全新的表现方法, 一直在新媒体中运用得较多, 同时也是践行新闻专业主义的重要方式。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发掘事物的内在联系, 以专业化的视角进行分析和思考, 以便及时地了解事件的真实原因所在和其背后存在的各种问题, 从而了解事物的本质, 对未来进行全面的分析。像《南方周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采用了这样的手法, 通过社会焦点的新闻事件采用专业化的方法, 对事件映射出来的规范问题、社会态度问题等进行剖析, 使新闻再现实情, 这与新闻的专业主义思想相吻合。新闻消息和事件总是脱离不了社会生活的, 因此对事件的报道也是社会现状的展现, 可以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社会, 并真正地融入于整个社会发展之中。
1.2 坚持真实性和即时性的原则
作为社会公器, 新媒体为社会提供新闻资讯, 可以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 但是这些功能的实现是以新闻信息是真实的和及时的作为前提。新闻能够真实地再现人们对生活的需求、物质追求的方式和价值观点等, 也能体现出人们的伦理道德观, 驱使着新闻媒体在正确的伦理轨道、道德界限内运行。当新闻媒体能够在社会要求的规范内活动时, 它才具有价值功能, 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支撑力量。如记者报道好人好事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能够深入到其中人物的思想, 尊重他们, 并向他们学习。而要想让大众亲历事件人物的境遇, 就应该给大众创造真实感强的语言情景, 这只需要简单的对话就能升华大众的情感, 只需要真实的图片就能让人们理解人物的处境和性格。现在, 有很多媒体已经发现了现场图片的力量, 把它们运用到报道中增加情景效果, 例如:宁波电视台推出了一部新闻报道, 主要内容是为女童捐肝的榜样事迹, 主角林萍跨越亲情, 体现出自身的伟大, 记者特意在林萍手术以前也对他们进行了采访, 记者发现一个细节并记录下来:在林萍去上海动手术之前也对她进行了采访, 记者发现一个细节并记录下来:在林萍去上海动手术之前, 洗好了家里的东西, 并和父母吃了一顿饭。这样的场景, 让人们感受到了对家人深深的依恋。观众通过观看到这一场景也会随手术时间的临近而紧张、不安。所以, 社会焦点事件要进行准确报道, 及时地反映出人物的内心世界。
1.3 保持中立态度
客观地说, 保持中立的态度, 不偏不倚地分析事件才是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要求所在, 这也是很多焦点事件报道所采用的手法。例如:温州媒体报道了当地教育局发放教育券的事件, 通过新闻介绍, 向人们描述了教育部门帮助贫困学生上学的过程, 并从有利和不利两个方面, 说明这个政策的实施问题, 其一, 是对旧模式教育制度的局限性做了说明和解释, 其二, 是客观地通过其他的学者的观点, 指出正确的解决途径。像《南方周末》这样的新媒体对于社会热点事件就采取了这样的处理方式, 它对于所有事件的报道都是采用不偏不倚的报道思路, 是以中立的观点对事件进行报道的, 而不是仅凭个人观点, 肯定或者否定这种做法, 在报道中以实际为依据, 具有科学性和广泛性。新媒体只是从客观的角度论述某个事件, 它几乎没有任何政治倾向, 只是对现实材料进行归集总结。以下通过一个实例说明, 如在对医患关系或者是药价虚高问题进行报道时, 新闻记者并不是只站在患者的角度, 一味地去批判医疗机构的高收费现象, 也不是一味地以医院为视角, 说明药价虚高的合理性。而是通过对整个医疗市场、医生和患者等多个利益群体进行分析, 然后在此基础上, 揭示医患关系存在着重大矛盾的最根本原因, 就是医生和患者处于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医院对于医疗技术具有绝对的垄断地位, 如医院方认为医院是一项技术性含量较高的服务, 理应收高价。而患者认为医院的宗旨是救死扶伤, 两者之间产生摩擦。最终, 找到了一个中立的解决方案, 让更多的民营医疗机构也进入这一领域, 让医院得到更大程度的竞争, 从而通过市场来定价, 找到了一种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解决策略。
2 结束语
综合上面的情况来看, 对于焦点事件的分析, 我们可以从专业化、真实性和客观性等多个视角进行相应的分析, 并通过新媒体的手法表现出来, 就可以为深入地了解事件奠定坚实的基础, 并最终促进问题的解决。
摘要: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推进, 经济在持续向前发展, 且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焦点事件越来越多, 已经引起了不少新闻从业人员的关注, 同时也有不少的相关学者就此类事件发表其意见。文章基于新媒体视角, 分析了现象背后的成因, 并提出了见解, 并最终为引导新媒体对焦点事件进行报道产生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新媒体,社会焦点,问题,关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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