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假错案申诉状

冤假错案申诉状（通用9篇）

冤假错案申诉状 篇1

申诉人：许XX，男，现年57岁，汉族，山西省襄汾县人，现住临XX区郭家庄社区向阳路西4巷3号，系XX之父。

我儿XX被指挥盗窃一案，11月20日，广州中院作出穗中法刑二初字第196号刑事判决，以盗窃罪对XX判处无期徒刑，并判决追缴违法所得17.5万元，发还广州市商业银行。XX上诉后，广东高院认为，原判认定XX犯盗窃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依法裁定撤销原判，发后重审。3月31日，广州中院以()穗中刑二重字第2号刑事判决书对本案作出重判，以盗窃罪对XX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判决追缴犯罪所得17.3826元，发还受害单位，且说明该判决报请最高院核准后生效。因该判决没有如实反映案件事实，认识有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我作为XX之父，特依法提出申诉，理由如下：

一、原判没有如实全面反映案件事实。

原判认定，4月21日晚21时许，XX到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平云路163号的广州商行自动柜员机杨取款，持自己不具有透支功能，金额为176.97元的银行卡准备取款100元，在自动柜员机上无意输入取款1000元，柜员机随即出钞1000元;其银行卡中仍有170余元。此后，XX持银行卡在该自动柜员机取款170次，共计取款17.4万元。

另查明……经检查，发现该自动柜员机在系统升级后出现异常……1000以上取款交易，再取1000元按1元形成交易报文回银行主机报送，但持卡人帐户实际扣款1元。

上述认定基本属实，且足以说明XX的行为根本不涉及盗窃。但申诉人需要说明的是，该事件是发生后，该ATM机生产商广电运通公司与广州商行马上启动了事故处理程序，并向商行赔付了该机所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196004万元。月24日，该公司从公安机关领取被追回的1.8万元。对此广电运通公司在204月28日给广东省高院的复函写得十分清楚。该证据证明，广州商行的财产并未受到任何损失，既不是民事案件的受害人，更不是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原判应当如实反映而未反映。

二、广州中院认识有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错误。

广州中院认为：被告人XX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秘密手段窃取银行资金的行为，已构成盗窃罪。第一次取款1000元，是因在正常取款时，因自动柜员机出现异常，无意提取的，不应视为盗窃。其余170次取款。其银行卡被扣的.174元，不应视为盗窃。XX盗窃金额共计17.3826万元……依法应适用死刑或无期徒刑。鉴于XX是在发现银行自动柜员机出现异常后产生犯意，采用持卡窃取金融机 经营资金的手段……对于XX可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故依照刑法有关条款对XX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追缴XX犯罪所得173826元，发还受害单位。

申诉人需要指出以下几点：

其一，XX是持卡取款，扣1元付1000元是自动柜员机故障所致，属于银行方面的重大误解，而非XX秘密窃取。广州中院明显是指取为窃，故意偷换概念。其认识不但与其认定的事实相悖，且与案卷所有证据相悖。因为所有证据均证明XX是持卡指令取款。

其二，将取1000元扣1元时多付的999元认为是盗窃，1元不是盗窃，这显然是拿法律当儿戏，且是把社会各界当白痴。

其三，广州商行的损失已由广电运通赔付，还判追缴173826元发还商行，这显然是利用审判权力为银行而抢劫储户。

三、原判程序违法

我国刑法第63条2款明确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广州中院就是硬要对根本无罪的XX减轻处罚，也应根据该条规定先报最高院核准，再作减轻处罚的判决。但该院却先对XX作出减轻处罚判决，再报最高院核准，且注明核准后生效。这明显属于程序违法。

申诉人不禁要问：如果XX当时提出上诉，广东省高院必然进入二审程序。那么，究竟是最高院核准后原判生效，还是广东省高院终审裁判生效?对此，三级法院均无法作出解释。

综上所述，申诉人认为：XX是持储蓄卡按操作程序指令取款，故无论如何曲解也根本不构成盗窃罪。广州商行的经济损失系自动柜员机故障所致，生产商广电运通已全部赔付。该行与XX之间的民事纠纷已经解决。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XX涉嫌盗窃，广州司法机关启动刑事程序违法;广州中院以盗窃罪对XX判刑五年程序违法，实体错误。该案确属一起根本不应发生的冤、假、错案。故望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依法改判XX之罪。以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司法公正，给我家人和社会各界一个应有的说法。

此致

广东高级人民法院

申诉人：许XX 电话：

代理人：姚XX 电话：

20XX年6月3日

避免冤假错案才能普遍感受正义 篇2

2013年07月05日 09:10 来源：重庆时报 作者：时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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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表示：在刑事、民商事、行政等各个审判领域都要坚决防止冤假错案。同时，各级法院要健全完善预防和纠正错案机制，吸取错案教训，完善案件质量监控体系，尽最大努力保证公正裁判。

“案件持续增长的态势短期内难以改变，许多案件成因复杂，处理难度加大”的形势下，如何防止冤假错案伤害公平正义？周强院长关于“各级法院要敢于排除各种干扰，建立健全保障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机制”的要求，是法治社会运送公平正义科学合理的方式。只有不受干扰的、独立的审判机制，才能尽可能保障裁判的公正。

习近平主席曾经要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而要实现普遍正义，就必须在司法实践中保持客观和中立，任何不必要的干扰，都可能为制造冤假错案埋下隐患。让公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前提是尽可能少地发生冤假错案。

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言：“一次不公的裁判比十次犯罪为祸尤烈，因为这些犯罪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则把源头败坏了。”以保障法院审判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防止冤假错案等不公正裁决，实际上，是在保护正义河流的源头不被污染。

要保证法院行使审判的独立裁判权，对于法院而言，最重要的是敬畏法律和事实，让法律作为行事的唯一准绳，让事实作为判决的依据，不允许除了法律意志之外的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更应拒绝一切僭越程序正义的行为存在。无论是行政权力还是公共舆论，都不应该成为干扰审判的因素。同时，对于法官而言，必须对判决的结果承担责任，如果错判，就必须追究责任。

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无论是赵作海案、佘祥林案，还是张高平叔侄轮奸案，司法不公所制造的，不仅仅是个体的不幸，更是让整个法治文明蒙羞。通过这些冤假错案，应该反思：法院在判决的时候，是否严格遵守法律的标尺，是否充分尊重程序正义，是否充分尊重各方的法定权利？还是在某些力量的干扰下，在审判的时候发生了偏倚？ 行使独立的审判权，是维持司法独立性的核心要义。不受干扰的审判，法槌之下，才能尽可能避免冤情的存在。任何干扰的力量和意志，都可能让法槌敲偏离。建立健全保障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机制的意义，正是在于此。

从同步录音录像谈冤假错案预防 篇3

根据媒体报道统计，2013年以来，全国各地法院依法矫正重大冤假错案23起，如浙江张氏叔侄案、萧山五青年抢劫案、念斌投毒案、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等。从公开的案情看，当初被告都是“有罪供认”；而从矫正结果看，“所有冤假错案都与刑讯逼供有关”。冤假错案屡屡发生，刑讯逼供屡禁不止，有无有效的方法禁止刑讯逼供、减免冤假错案的发生？笔者作为律师，总结自己和同事近几年成功预防冤假错案的案例，研究我国法律机构出台预防冤假错案的法律规定，认为严格实施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是预防刑讯逼供、预防冤假错案发生的重要措施。

同步录音录像是发现非法审讯证据促成无罪判决的“利器”

同步录音录像，是指运用摄录设备对刑事侦查过程进行同步摄录，客观真实地记录刑事侦查过程的活动。最高人民检察院2005年颁布了“职务犯罪案件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2012年《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重大案件应当同步录音录像”。司法实践中，多数重大案件、职务犯罪案件的卷宗中，都有同步录音录像。

日前，笔者在办理苏州秦某单位行贿案中利用同步录音录像中发现的证据，向法院提起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法院面对录像中客观记录非法审讯的视频片段，以非法证据排除了被告人28份有罪供述，否决了检察机关起诉的80万元行贿指控。

被告人秦某是某建筑公司老板，因当地纪委、检察院查办某副区长、房产局局长贪污案而被卷进案件，被逼编造向领导行贿百余万元的犯罪事实。辩护人通过查阅40余盘审讯录像，发现大量办案人员刑讯逼供、变相刑讯逼供的视频片段。如，被告人“被蒙着头套、拖进审讯室”的片段；办案人员对被告威逼利诱的话语；连续夜审不让被告睡觉的“熬鹰式”审讯过程。面对这些有图有音的客观记录，公诉机关无言辩驳，法院驳回了公诉机关大部分犯罪指控。

笔者同事所做的某中级法院院长受贿案二审，审讯录像完整反映了办案人员“指供审讯”（即被告人在侦查人员诱导下作符合侦查意图供述）的事实，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最后检察院撤诉结案。

同步录音录像具有客观性、动态性特征，如果辩护律师或法官从录音录像中发现“刑讯逼供、威胁利诱、记录不实”等非法审讯的记载，相关被告供述、证人陈述就会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相关犯罪指控被否决，侦查机关或公诉机关也无可辩驳。

客观地讲，通过录音录像发现非法证据而导致无罪的案例极少。虽然我国法律机构对严禁刑讯逼供、审讯要同步录音录像早有规定，但是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不按规定同步录音录像、对被告人或证人非法审讯的现象普遍存在。

立法缺陷导致同步录音录像规定成为“纸上法律”

200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颁布《排除非法证据规定》、《死刑案件证据规定》；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2013年8月，中央政法委《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规定，“除情况紧急必须现场讯问外，应当在规定的办案场所进行；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后，讯问应当在看守所讯问室进行并全程同步录音或者录像”。

上述法律、法律文件，对于录音录像制度逐步明确、规范和升级，都明确了“应当”录音录像的要求。但是，这些法律规定都缺失一个重要条款：法律责任和后果。即，对于违反规定、不录像或不按规定录像的行为和人员，应当承担什么责任，相应的法律后果是什么？“没有法律责任的规则没有强制力”，于是，司法实践中，关于录音录像的规定束之高阁，办案人员违反录音录像规定、刑讯逼供造冤案的现象屡屡发生。

例如，选择性录像，对于被告认罪的过程录像，而不认罪的部分不录像；或者对暴力逼供变相逼供的过程不录像，“被告被打服了认罪了再录像”；剪辑处理录像，事后检查录像视频，对录像中存在的非法审讯片段进行剪辑、静音、打马赛克等技术处理；不提供录像，侦查机关有录像但拒不随卷移送，公检法配合不让辩护人看录像，有录像法院拒绝当庭播放，等等。

刑讯逼供屡禁不止，冤假错案屡屡发生，除了“公检法办案一条龙”的司法痼疾和“有罪推定”的错误观念外，一个重要原因是难以发现或证明刑讯逼供。控辩审三方所见到的预审卷宗，均是记录被告陈述的结果、签字按手印的书面材料。这些材料是否是被告的真实供述、有无刑讯逼供非法审讯问题，除了被告人知道，侦查机关不承认，律师拿不出有力证据。这一问题产生，与侦讯过程中同步录音录像缺失或不规范有直接关系。而法律法规对于违反录音录像规定的行为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后果，更谈不上追究责任。

解决上述问题，即如何使同步录音录像的法律制度不再是纸上谈兵，需要更加细致可行的配套制度，需要赋予法院对同步录音录像问题更大、更直接的裁判权，倒逼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在侦查、检察部门的落实。

未对讯问过程同步录音录像取得的证据不作为定罪依据

近几年出现的佘祥林、赵作海、呼格吉勒图等冤案的平反昭雪，挑战了人们对刑讯逼供、冤假错案的神经底线，引起国家最高层面的关注。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表述“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再次决定“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

解决刑讯逼供、冤假错案问题，上升到保障公民人权、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法治国家的高度。为了落实严禁刑讯逼供、非法审讯的法律制度，使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则不再是“纸上法律”，最高人民法院等协商制定《关于刑事审判中严格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关问题的决定》，目前已形成征求意见稿，即将颁布实施。

该《决定》在重申《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法律文件关于排除非法证据原则规定基础上，对刑讯逼供、变相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作出更广泛界定，强调非法证据的法律后果，例如，将冻、饿、烤、晒、疲劳审讯、催眠、使用药物等变相刑讯逼供方式、威胁近亲属权益、未在规定场所审讯、未依法全程录像均界定为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对于同步录音录像问题，《决定》在5个条款中、以数以百计的文字作出规定，例如，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当对讯问过程录音录像；侦查机关应当随案移送录音录像；录音录像应当对每一次讯问全程同步进行，不得选择性录制，不得剪辑、删改；录音录像应当自提押犯罪嫌疑人讯问时开始，到犯罪嫌疑人签字结束；辩护律师自检察院审查起诉时起，可以查阅、复制录音录像。

而早在201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已明确规定，“未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对讯问过程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取得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同步录音录像问题，从司法规则角度，已经形成了规范明确、后果明确的“立法”体系。对于违反规定，没有依法录音录像、没有全程录像、做过技术处理的录像所对应的供述，律师完全可以“有法可依”地提出“排非”申请，法院可以依法作出“有罪供述不予认定，相关指控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漫使鞭笞之讯，致多枉纵之狱”，刑讯逼供，冤枉无辜，放纵罪犯，蔑视司法原则，削弱司法权威，是一个侵犯公民人权、制造社会矛盾、影响国家法治发展的司法顽疾。而“预防刑讯逼供，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一个是律师在场制度”，某位法学专家说。如果说“律师在场制度”可能因为部分地区缺少律师等客观原因难以规范到位，但各地侦查机关的“录音录像”条件已经不难实现。而随着“录音录像制度”法律责任的明确和执行，办案过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也会逐步落实。

冤假错案申诉状 篇4

《因法之名》是中国首部以平反冤假错案为主题的电视剧，该剧用精彩曲折的故事情节反映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敢于担当勇纠冤案的决心。

与《人民名义》表明国家反腐的决心一样，最高人民检察院相继打造出的另一部检察题材的作品《因法之名》有信心让人民看到国家的决心：国家会用法律的手段，保证每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无论是反贪污和腐败，还是平反冤假错案，都是以人民名义、以法律的名义在宣告：人民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希望每一个有法律信仰的人，都能从《因法之名》中，体会到司法的公正正义与中国法制的进步。

冤假错案申诉状 篇5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的通知

法发〔2013〕1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我院制定了《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并及时转发下级人民法院。

各级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工作中要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牢固树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观念，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守防止冤假错案的底线，切实维护司法公正。

最高人民法院 2013年10月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

为依法准确惩治犯罪，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等规定，结合司法实际，对人民法院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的工作机制提出如下意见：

一、坚持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树立科学司法理念

1.坚持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尊重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维护被告人的辩护权等诉讼权利，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2.坚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能因为舆论炒作、当事方上访闹访和地方“维稳”等压力，作出违反法律的裁判。

3.坚持程序公正原则。自觉遵守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审判案件,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4.坚持审判公开原则。依法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审判过程、裁判文书依法公开。5.坚持证据裁判原则。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审查、认定证据。认定被告人有罪，应当适用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二、严格执行法定证明标准，强化证据审查机制

6.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不得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

定罪证据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疑的，应当在量刑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死刑案件，认定对被告人适用死刑的事实证据不足的，不得判处死刑。

7.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切实改变“口供至上”的观念和做法，注重实物证据的审查和运用。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8.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应当排除。除情况紧急必须现场讯问以外，在规定的办案场所外讯问取得的供述，未依法对讯问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取得的供述，以及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取得的供述，应当排除。

9.现场遗留的可能与犯罪有关的指纹、血迹、精斑、毛发等证据，未通过指纹鉴定、DNA鉴定等方式与被告人、被害人的相应样本作同一认定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涉案物品、作案工具等未通过辨认、鉴定等方式确定来源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对于命案，应当审查是否通过被害人近亲属辨认、指纹鉴定、DNA鉴定等方式确定被害人身份。

三、切实遵守法定诉讼程序，强化案件审理机制

10.庭前会议应当归纳事实、证据争点。控辩双方有异议的证据，庭审时重点调查；没有异议的，庭审时举证、质证适当简化。

11.审判案件应当以庭审为中心。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

12.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证据，除可能危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由人民法院依职权庭外调查核实的外，未经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13.依法应当出庭作证的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其庭前证言真实性无法确认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14.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庭审中的发问、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辩解理由、辩护意见和提交的证据材料，应当当庭或者在裁判文书中说明采纳与否及理由。

15.定罪证据存疑的，应当书面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调查。人民检察院在二个月内未提交书面材料的，应当根据在案证据依法作出裁判。

四、认真履行案件把关职责，完善审核监督机制

16.合议庭成员共同对案件事实负责。承办法官为案件质量第一责任人。

合议庭成员通过庭审或者阅卷等方式审查事实和证据，独立发表评议意见并说明理由。死刑案件，由经验丰富的法官承办。

17.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委员依次独立发表意见并说明理由，主持人最后发表意见。

18.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第二审人民法院查清事实的，不得发回重新审判。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上诉、抗诉后，不得再次发回重新审判。

19.不得通过降低案件管辖级别规避上级人民法院的监督。不得就事实和证据问题请示上级人民法院。20.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意见。证据存疑的，应当调查核实，必要时到案发地调查。

21.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审结的，应当依法报请延长审理期限。

22.建立科学的办案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不得以上诉率、改判率、发回重审率等单项考核指标评价办案质量和效果。

五、充分发挥各方职能作用，建立健全制约机制

23.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和职责审判案件，不得参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联合办案。

24.切实保障辩护人会见、阅卷、调查取证等辩护权利。辩护人申请调取可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应当准许。

25.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基层群众代表等旁听观审。

26.对确有冤错可能的控告和申诉，应当依法复查。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依法及时纠正。27.建立健全审判人员权责一致的办案责任制。审判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不受追究。审判人员办理案件违反审判工作纪律或者徇私枉法的，依照有关审判工作纪律和法律的规定追究责任。

烟草专卖局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篇6

为加强对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的监督，规范烟草专卖行政执法行为，促进我市烟草系统依法行政，防止处罚过程中发生错案，树立烟草专卖行政执法良好的社会形象，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一、本烟草专卖局作出的烟

草行政处罚决定，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程序合法。

二．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为错案，应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1、本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经上级机关复议或法院审判被撤销或部分撤销的。

2、本局复议的案件经法院审判被撤销或变更的。

3、本局作出的行政处罚案件经上级机关复议或法院审判认为显失公正而被变更的。

4、对应予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无法律依据或正当理由而不予行政处罚的。

5、发现有违法事实，依法应立案查处而不立案或故意隐瞒不报以致超过追究时效的；

6、没有违法事实或没有证据证明有违法嫌疑而错误立案或处罚的；

7、主要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当事人违法而进行处罚的；

8、违反法定程序进行处罚的；

9、超越职权或滥用职权进行处罚的；

10、技术检验鉴定人员所作的技术检验和鉴定有误，其结论作为证据使用而导致案件处理错误的；

11、其它依法应当追究责任的。

三．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出现错误，办案人员能及时发现立即纠正，未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免予追究办案人员责任。

四．错案一经发现或发生，错案发生局应组织案件审理人员组成核查组在5日内进行核查。

五．核查人员应遵守公正、公平的原则，对案件的相关材料及相关人员(指案件承办人、鉴定人、审核人、审批人或主持人)进行了解、查询。并根据造成错案原因和故意过失所在的环节进行审核、分析，明确错案责任承担人。

六．错案核查组核查结束后，应向本局领导提交核查报告，报告应详细说明错案发生的原因、基本过程、相关人员应承担的责任。所在局根据错案相关人员责任的大小、情节轻重、造成的影响等因素，错案责任承担人应承担一般责任、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并报上级烟草专卖局备案。

七．凡因违纪、玩忽职守、索贿受贿造成错案的，根据《烟草专卖法》第43条、《行政处罚法》第58条第2款、第62条规定给予严肃处理。

八．对错案责任人的处理决定，原则上应在错案发生或发现后30日内作出，处理结果应报上一级烟草专卖局专卖管理处和纪检、监察部门备案，并在本局内公布。

九．对错案过错责任的追究，纳入绩效考评，并作为工作人员实绩考核的内容。

十．本规定的解释权归----烟草专卖局。

简论刑事错案中的证据问题 篇7

论文摘要近年来，随着云南杜培武、湖北佘祥林、河南赵作海、浙江张氏叔侄等刑事错案频频爆出，不断吸引公众眼球，刑事司法体制和制度不断遭受质疑。刑事错案不但让真正的罪犯逃离法律的制裁，也给蒙冤者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重则人头落地，轻则让当事人及其家属的社会活动处处受限。一系列冤案昭雪反映了中国司法人权保护进步，但刑事错案在一定程度上也动摇了司法公信力，造成的影响不可低估，尤其刑事错案中的证据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

论文关键词 刑事错案 证据问题 刑事司法体制

一、错案发生存在制度性根源

概览近年来的刑事错案，错案发生的过程具有相似性因素。

一是“命案必破”的理念根深蒂固。“命案必破”体现了我国司法机关对人的生命权的尊重和保障，表明的是对待命案的态度和侦破命案的决心。当破案率与警方的工作成绩考核严密挂钩时，“命案必破”这一指挥棒就很可能扭曲成片面追求破案率的功利目标。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随着证据的灭失，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有的案件永远都可能是“悬案”，“命案必破”是超出实践范畴的。

二是理念上的有罪推定和疑罪从轻。刑事错案流水线生产过程中存在一个简单的逻辑，公安机关先获得一些线索，迅速根据线索锁定犯罪嫌疑人，根据线索推定其有罪，在有罪推定下可能采取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补充证据。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分别在移送起诉和判决时没有合理排除非法证据，最终造成刑事错案。在有罪推定和疑罪从轻的理念指导下，刑事错案流水线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仅采信有利于定罪的证据、孤证定案、排查范围过窄等就完全可以理解。

三是每个冤假错案的造成基本上与刑讯逼供有关。强调和要求“命案必破”，坚持有罪推定和疑罪从轻的理念，侦查人员基于办案压力，此时若在“口供至上”思维的指引下，则会导致一些侦查人员违反司法规律，甚至采取刑讯逼供、诱供等行为，从而导致冤假错案件发生。从云南杜培武案、湖北佘祥林案以及聂树斌案等等都是刑讯逼供造成的。

二、错案发现具有偶然性、被动性

纵览近年来的刑事错案的发现过程，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发现的过程具有偶然性。错案的发现，许多情况是因为杀人案件中的亡者归来，表明案件的证据链上出现了严重问题，如佘祥林案、赵作海案，或是杀人真凶出现，如聂树斌案、杜培武案、张氏叔侄案。二是发现的过程具有被动性。审判监督程序对于近年来曝光的刑事错案的纠正未能发挥预期的功能，错案是在真凶出现或者亡者归来后才被动发现，司法机关对案件进行重审而予以纠正的；在上诉和以往的再审过程中，对证据的审查、核实都未能排除疑点，阻止冤案的发生。

三、错案最终都表现为证据审查所存在的问题

在中国刑事错案证据排除所存在的两种缺陷：一是应当予以排除却未能排除。二是应当予以采纳却轻易加以排除。

在中国刑事错案的证据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是重口供，轻物证。我国的诉讼证明方式大多数还是以口供为中心，侦查讯问过程中，长期深受重口供轻物证、重打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以及有罪推定等传统思想影响，先入为主，强迫行为人自证其罪，整个诉讼证明活动基本上都是围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来进行的，以供促证。实物证据客观性较强，对遗留在犯罪现场的痕迹、物品、尸体等实物证据，却未尽可能采用科技手段进行鉴定分析，获取尽可能充分和精确的案件信息。一些办案人员却往往凭借主观推测，根据有罪推定，对遗留在犯罪现场的痕迹、物品、尸体等实物证据则不太重视。

二是现场辨认频频出错。在刑事错案中或多或少存在着辨认不规范问题，如同时辨认、辨认物数目不符合规定、用指认取代辨认等等。一是辨认物品存在瑕疵，特别是尸源的辨认。尸源的确认往往是侦查的第一步，在著名的滕兴善、佘祥林、赵作海案中，在尸源辨认上都出现了问题，这三宗案件中发现的死者均是高度腐败、无法辨认，特别是赵作海案发现的还是一具无头尸体。二是对人的辨认存在瑕疵。辨认程序存在侦查人员违规操作的问题，成为导致错案发生的隐患。如将犯罪嫌疑人单独提供给辨认人辨认，违反混杂辨认规则，具有较大的暗示性。如云南王树红强奸案、黑龙江赵宝宏强奸案都属于此种情况。如违反单独辨认规则，让多个辨认人同时辨认同一被辨认对象。如湖北张海生强奸案中，警察让四个小学生同时辨认张海生，严重违反了单独辨认规则。三是现场辨认存在瑕疵。在刑事错案中，通过以供促证的模式，办案人员找到严密的“证据链”，在指认现场前，办案人员已引诱、暗示甚至直接告知犯罪嫌疑人现场的基本情况和细节。到了现场，犯罪嫌疑人只不过依样画葫芦，如佘祥林在指认现场前已经在办案人员的讲解下仿画了“行走路线图”；王树红在指认现场时按照侦查人员的事先交代供述了“作案细节”。这使得案件中的有罪证据看似能够相互印证，实则降低了检察院和法院办案人员发现证据之间矛盾的可能性，从而为产生错案埋下了祸根。

三是刑讯逼供屡禁不止。杜培武、佘祥林、赵作海、马廷新、张氏叔侄等刑事错案中，每个冤假错案里面都有刑讯逼供的影子。杜培武遭受了长达31个昼夜的刑讯逼供，最终扛不住了只好承认自己杀人。佘祥林遭受了长达10天11夜的刑讯逼供，结果违心承认杀人。王树红经鉴定，为七级伤残。刑讯的手段极为残忍，包括不让睡觉、毒打、呛水、蹲马步等，实践中还出现了利用狱侦线人刑讯逼供。如张氏叔侄强奸案中，张辉的狱友犯袁连芳书面证言证实，张辉曾向他详述了强奸的作案经过，但实际情况是袁连芳多次逼供诱供，张氏叔侄是按照他的指示抄写了杀人过程。刑讯逼供常常伴随着暴力取证，如赵作海案中有2名证人证实被暴力取证，这2名证人证言最终被采信。刑讯逼供严重践踏诉讼参与人的人权，极大地损害司法公信力。

四、合理运用证据避免刑事错案

一是严格证明标准，排除非法证据。严格刑事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证明标准，在证明标准上不打折扣，不降要求，守住证据底线，切实做到“证据确实、充分”。如果证据材料有瑕疵的，及时提出补查要求；如果案件主要事实存疑的“问题案

件”绝不姑息迁就。严格遵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一切以刑讯逼供和以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坚决予以排除，最大程度上避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被害人被迫作出虚假陈述，从而有利于最大限度地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二是正确对待口供，重视实物证据。办案人员轻信口供、依赖口供，尤其如果口供是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取的，证据链不完整，容易导致冤假错案。避免口供成为冤假错案的隐患，一方面取得口供要合法，禁止刑讯逼供，司法机关一旦发现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要坚决依法排除，不能作为有罪的定案根据。另一方面对口供的审查要加强。不仅要防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出于趋利避害而隐瞒事实真相或者编造谎言，还要防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刑讯逼供而屈打成招。实物证据客观性强，在处理“命案”时，要重视实物证据。实物证据通常要通过鉴定才能发挥证明作用，鉴定就混杂了鉴定人的主观因素和人为因素，因此必须加强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在司法实践中，要认真贯彻修改后刑诉法关于“鉴定意见”的规定，切实加强对鉴定意见的审查与运用。

冤假错案申诉状 篇8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证各级烟草专卖行政管理机关、烟草专卖行政执法人员严格执法，依法办案，维护执法公正，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及有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过错、错案是指烟草专卖行政管理机关、行政执法人员在行使职权、办理案件中故意或者过失，造成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案件，或者在办理案件中违反法定程序而造成处理错误的案件。

追究过错、错案责任的范围由本规定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具体规定。

第三条

执法人员在办理案件中造成过错、错案的，各级烟草专卖行政机关必须追究法律责任、纪律责任。

第四条

追究过错、错案责任应当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准确认定过错、错案性质及责任人员。

第五条

追究过错、错案责任实行责任与处分相适应，惩戒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第二章 过错、错案范围

第六条

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违法行为、或有轻微违法行为的人而使他受到处罚或加重处罚，对明知是有违法行为的人而故意包庇、隐瞒或给以减轻责任不使他受到处罚，制造冤、假、错案的，必须依法追究责任。

过错错案的违法事实，既可以是全部的违法事实，也可以是部分违法事实或者情节。

第七条

违反行政法律、法规、法定程序，造成案件处理错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责任：

（一）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欺骗手等段获取当事人、证人、诉讼人证据证言的；

（二）隐瞒事实真相，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妨害作证、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

（三）违法对当事人、证人、诉讼参与人采取强制措施，侵犯当事人、证人、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

（四）违法对当事人、证人、犯罪嫌疑人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或者私自挪用、处理上述财产，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财产权的；

（五）违法实施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使公私财物、所有人权益造成损失、损害的；

（六）为牟取私利，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不移交的，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的；

（七）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实施处罚的；

（八）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九）进行处罚不使用法定部门规定使用的罚款、没收财务单据的；

（十）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

（十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

（十二）使用或者损毁先行登记保存的财物，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十三）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或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使公私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失、损害的；

（十四）其他违反法定程序、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八条

玩忽职守，造成过错、错案，使无违法行为的人受到处罚的，必须追究责任。

第九条

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使案件认定发生变化的，不追究执法人员责任：

（一）法律、政策发生变化的；

（二）法律规定不明确或者对事实的性质、适用法律认识、理解不一致的；

（三）因当事人过错或者客观原因使案件事实认定出现偏差的；

（四）执法人员没有故意或者过失的；

（五）经其他有关部门协调、决定的案件；

（六）其他免予追究执法人员责任的情形。

第十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赔偿法》有关规定，国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不具有法定或者本规定条件的，不追究个人责任。

第三章 过错、错案责任

第十一条

追究过错、错案责任，应当严格依法准确认定有关当事人的责任。

第十二条

执法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滥用职权造成错案的，必须承担责任。

第十三条

执法人员违反法定程序造成案件错误处理的，由直接责任人员承担责任。经负责的主管人员批准或者许可的，由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承担责任，执法人员不承担责任。

第十四条

案件调查人、审理承办人对案件事实、证据负责。

因案件事实、证据认定错误造成错案的，承办人必须承担责任。

第十五条

各级专卖部门负责人或案件复核人、复议人在审核案件中因重大过失使案件认定事实、证据出现错误的，必须承担责任。

上述人员在审核案件中擅自或者授意改变案件事实、证据认定而造成过错、错案的，必须承担责任。

第十六条

各级烟草专卖局局长、副局长因改变案件承办人对案件的正确意见或重大过失造成案件决定错误的，必须承担责任。

第十七条

各级局集体讨论决定的案件有错误的，由各级局承担责任。

各级专卖部门、局集体讨论决定的主持人，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做出错误决定的，由主持人承担责任。

因案件事实、证据认定错误，导致集体讨论决定案件出现错误的，承办人、审核人、批准人必须承担相应责任。

第十八条

下级烟草专卖局向上级烟草专卖局请示的案件，上级烟草专卖局批复、决定错误的，由上级烟草专卖局的批准人员承担责任。

下级烟草专卖局提供案件事实不真实，证据不确实或隐瞒事实、证据造成错案的，由下级烟草专卖局有关人员承担责任。

第四章 过错、错案责任确认

第十九条

过错、错案由随州市烟草专卖局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决定或者对违法事实、后果的认定文书予以确认。

第二十条

追究过错、错案中凡需要对案件事实、证据进行复查的由上级烟草专卖局受理。

凡需要对违反法定程序、法定诉讼程序行为查处的，由监察部门或者上级烟草专卖局指定的部门受理。

监察部门或者上级烟草专卖局指定的部门复查、调查终结后，应当写出复查、调查报告，报送本级烟草专卖局局长会议审查决定。

第二十一条

各级烟草专卖局办理的错案由本级烟草专卖局局长办公会议依照有关法律和《烟草行业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及本条例的规定确认。

经局长、局长办公会议决定的错案，由上一级烟草专卖局确认。

第二十二条

追究过错、错案责任，应当由责任人所在烟草专卖局依照干部人事管理权限和有关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二十三条

上级烟草专卖局有权调查、追究下级烟草专卖局过错、错案责任人的责任或者责成下级烟草专卖局调查、追究错案责任人的责任。下级烟草专卖局应当在要求期限内将调查、追究情况报告上级烟草专卖局。

第二十四条

追究过错、错案的烟草专卖局应当将追究过错、错案的处理决定及时通知被追究人。被追究人有权依照有关规定申请申诉。

复议、复查后发现对执法人员处理错误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恢复名誉、消除影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予以补偿。

第五章 过错、错案责任追究

第二十五条

追究过错、错案责任包括追究刑事责任、给予行政纪律处分。

第二十六条

对具有本条例第六条规定行为构成犯罪的，应提请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对具有本条例第七条、第八条规定行为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烟草行业行政处分暂行规定》给予相应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应提请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承办人、审核人、批准人或者复议人、复核人对错案共同承担责任的，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和责任轻重，除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外，还应依据《烟草行业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分别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

第二十九条

执法人员因办理过错、错案、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应当给予相应党纪、行政纪律处分。

第三十条

对执法人员错案责任的追究，应纳入执法人员工作实绩考核的内容，作为对执法人员惩戒和调整职务、等级、工资或者辞退的依据。

第三十一条

过错、错案责任人员主动承认、纠正错误，积极挽回损失的，可以从轻、减轻或免予处分。

过错、错案责任人明知办理案件有错误而坚持不予纠正，或者阻碍对错案进行调查、追究的，应当从重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下一级烟草专卖局对发生的过错、错案确认并追究责任的，应当向上一级烟草专卖局报告。

第三十三条

刑事申诉状 篇9

申诉人：肖某某，系在监执行刑罚犯罪分子肖某之父，56岁，汉族，农民，住某某市某某街道办事处某某村，身份证号为：bbbb.

申诉人对(2008)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提出申诉。

请求事项：(2008)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款之规定，据以认定犯罪分子肖某在某某服装大世界行窃的证据不确实、充分，对该项盗窃罪应当依法撤销;关于1月8日肖某所涉盗窃及抢劫案件，原审将该行为认定为抢劫罪，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三款规定的适用法律错误，恳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予以再审。

事实与理由：

一、关于(2008)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对肖某在招远服装大世界所犯盗窃罪之认定情况。

1、本案存在如下诸多疑点：

(1)既然认定肖某采取撬门之手段进入服装店，那么，肖某是采用什么作案工具撬门进入服装店呢?案发后该工具藏匿何处还是抛弃?公安机关没有取得该作案工具之确凿证据，在对于认定盗窃罪至关重要的撬门作案工具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的前提下，何以对申诉人认定盗窃罪?

(2)既然认定肖某雇车将部分服装拉至家中，那么，肖某所雇用谁的车辆、车辆牌号、何人驾驶、何时运输等本案重要证据应该在刑事侦查中予以查实，但是，对此重要证据公安机关未予查明。尤为重要的是，(2008)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肖某窃取某某市服装大世界服装660件套，那么，案发当晚肖某是何时实施的盗窃作案?多达660件套的服装是怎样由某某市服装大世界转移出去?如此数量之大的服装盗窃案件，是否系肖某一人独自完成?从某某服装大世界转移出去660件服装，是否存在共同犯罪嫌疑人?案发当晚，窃取660件套服装后是直接联系车辆运送转移至他处隐藏还是直接雇佣车辆运送至其母亲张某处?上述案件事实在(2008)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与本案具重大关涉的上述案件事实都没有查清，如此一来又怎么能轻易对肖某定罪处罚呢?

(3)某某市服装大世界的服装于12月13日晚上被盗，而步某所述在月中旬肖某未到过台球厅，该证人证言对认定申诉人涉嫌盗窃服装一案无任何价值。当下国家经济发展程度高、人员流动量大，步某作为台球厅老板，其不可能准确记住每一位来台球厅打台球消遣的顾客。这里存在步某记忆错误的可能，不排除肖某当时确实到过步某开设的台球厅，但是步某却无法清楚记住。反之，即使当时肖某确实没有到过步某开设的台球厅，对于本案某某市服装大世界的服装于年12月13日晚上被盗有何价值?充其量证实肖某在撒谎，即便如此步某之证言也不能作为据以证实肖某实施盗窃服装之证据使用。

(4)证人张某(肖某之母)证实肖某于2007年12月的一早上将300余件服装送回家，后其将部分衣服赶集卖掉，得款5000元。该证据仅能证明肖某于2007年12月的一早上将300余件服装送回家，并不能证实该服装系肖某盗窃所得。且张某所卖服装是什么品牌、男装还是女装、老年人服装还是童装，该服装是否与某某服装大世界失窃服装的品牌相同或类似，公安机关未予查实。与此相联系的是，(2008)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某某市服装大世界失窃服装660件套，且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0774元，而肖某母亲张某将300余件服装出卖后仅获取5000元。张某作为一位常年从事服装买卖生意的生意人，其出售服装一定要挣取最大利润。既然300件套服装只卖得5000元，何以某某市服装大世界失窃服装660件套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0774元?如若张某某明知其所卖的300件套服装系赃物，可能存在急于脱手、低价贱卖之问题，如此一来，张某触犯销赃罪。如若张某对所售服装不知道是赃物的情况下，那么，张某出售服装一定是抱着赚取最大利润之目的，不会轻易贱卖该300件套服装，据此算来，某某市服装大世界失窃服装之损失应为10000元左右，而不是30774元。既然如此，某某市服装大世界失窃服装经济损失30774元是依据什么鉴定得来?众所周知，盗窃数额关涉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与否、罪行轻重，在没有查得赃物的情况下，能够仅仅依据受害人报案所提供的损失数额作为本案定罪量刑之证据么?这显然系草菅人命!

(5)证人宋某、潘某系什么身份?(2008)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中没有明确载明。据该判决书可以推断，证人宋某、潘某系某某市服装大世界之雇工，该二人之证言仅为“他们的店铺在某某市影剧院，2007年12月31日晚被盗窃过”，在已经存在被害人陈述即“失主张某、张某卿的证实，2007年12月13日晚上，他们的服装店被盗各类服装计660件套”的情况下，宋某、潘某之证言与本案关涉不大，或说系证据简单罗列的产物。

(6)证人夏某的证言尽管系依其对肖某之了解所述，但并不能否认肖某做过服装生意或一直在从事服装生意的事实。首先，肖某自初中毕业后便一直跟随其父母从事服装买卖，因此熟知服装行业之经营，不排除其发现可以赚钱的良机而随时经营服装生意的可能。其次，肖某与证人夏某当时系恋爱关系，在恋爱期间伪装、夸大自己是当下很多人的`本能所在。即使肖某实际从事服装生意，但为在女友前夸大自己而谎称从事另一为其女友偏爱的职业的可能性很大。

(7)本案之关键人物王某某未查实，此为认定肖某是否成立盗窃罪的关键。时下，东三省的公民南下经商、打工的比比皆是，由此引发的牵涉东三省公民的刑事案件的数量也日渐增多，这是不争的事实。步某开设台球厅，到其处只须交费就可打台球而无须通报姓名甚或出示身份证，且若化名为王某某的犯罪嫌疑人仅去过1次或2次台球厅，台球厅的流动人员如此之多，步某也无法记清每一位来此玩台球消遣的客人。那么，是否存在化名为王某某的犯罪嫌疑人在盗窃某某市服装大世界后转手将该赃物转卖给肖某的可能?如果本案某某市服装大世界失窃服装确系王某某所为，那么，肖某明知系赃物而购买予以销售之行为应该触犯销赃罪。但是销赃罪之刑罚与盗窃数额30774元之刑罚显然差异巨大，若因人民法院没有查清本案事实，将原本应以销赃罪定罪处罚的犯罪行为而以盗窃数额巨大的盗窃罪予以处罚的话，显然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的冤假错案!

(8)在某某影剧院服装大世界玻璃门上的肖某左手环指指纹是本案用以认定肖某盗窃罪的最重要的物证，是直接证据，但是公安机关未指明是一处指纹还是多处指纹?涉案指纹位于玻璃门的什么位置?某某服装大世界作为对外销售服装的服装店，每天人流如梭，不排除肖某作为顾客到该店观摩、挑选服装或商谈价格之可能，其在玻璃门上留有指纹实为正常。如果失窃受害人居住于居民楼，此时若失窃受害人之被撬门上存有肖某之指纹的话，在排除肖某与失窃受害人熟悉或与失窃受害人所居住的住宅楼之住户有其他业务联系的前提下，该指纹完全可以作为认定肖某盗窃的直接证据。然而，本案失窃受害人所开设的某某市服装大世界系公开招揽顾客之店铺，营业期间人来人往，其玻璃门上难免留下众多顾客之指纹。肖某作为顾客完全有权随意进入而不免在该玻璃门上留下指纹，仅以该指纹、辅佐其他价值不大的证人证言就可对肖振海以盗窃罪定罪处罚么?设若如此，则冤假错案在所难免。

(9)本案中缺乏所谓的失主指认赃物之重要环节，而仅存“被害人陈述，“失主张某、张某卿的证实，2007年12月13日晚上，他们的服装店被盗各类服装计660件套”，且不是以失主向某某市公安局报案后公安机关的勘查结论出现，严重缺乏合理性、科学性。

首先，服装店遭受如此重大损失，依据常理，应该向公安机关报案，并由公安机关前往勘查现场、评估损失。某某市公安局的现场勘查笔录中并没有体现损失评估或受害人所报的损失情况。

其次，在公安机关扣押相关的赃物(在肖振海家中未卖完的衣服)后应该履行让失主前来指认的手续，即确认是否系本案失主丢失的服装;应该将扣押的赃物封存，但是，刑事判决书中没有体现。

最后，即使经失主前往指认公安机关扣押的赃物与其丢失服装相同或类似，也并不能由此就确认此系失主丢失的衣服，毕竟作为商品服装系种类物，服装生产厂家所生产的该种类服装销往全国各地，绝非本案失主有独自经营许可。

2、由以上分析可知，肖某所涉盗窃服装案，除了肖某在玻璃门上所留的指纹、肖振海母亲张某所贩卖的服装与本案相关性较大外，其余的证据与本案相关性甚小，无法形成一条严密的证据链条。

首先，所谓歩某和夏某之证言对于公诉机关而言显然是用来证实肖某撒谎的证据，即肖某无法证实在案发前后的一段时间内自己的动向，进而推定肖某存在作案的重大嫌疑，也就是落入了要求犯罪嫌疑人自证其无罪的巢壳，这与刑事案件中公诉机关承担证实犯罪行为存在的证明责任相违背，因此，该两证人证言不存在证据价值。

其次，证人宋某与潘某系失主张某、张某卿之雇工，尽管张某、张某卿之证言作为受害人、宋某与潘某作为证人出现，该四人之陈述在刑事证据上之价值等同，也就是证实服装店被盗而已，但对于本案定罪无其他价值。将该四人之陈述在判决中罗列，只是给人一种简单罗列证据以便形成“证据充分”的假象而已。

再者，对于案发当晚肖某是何时实施的盗窃作案?多达660件套的服装是怎样由某某市服装大世界转移出去?是否系肖某一人独自完成?是否存在共同犯罪嫌疑人?肖某所供述的王某某是否真有其人?肖某所雇用谁的车辆?车辆牌号?何人驾驶?运输过程?等本案定罪最为关键的重要证据未予查实。

由此，据(2008)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中所示有关服装盗窃案之证据可以得出以下三种结论：其一是肖某犯销赃罪;其二是肖某犯盗窃罪;其三是肖某无罪。根据《刑事诉讼法》之精神、原则，在无法认定肖某触犯盗窃罪或是销赃罪，根据疑罪从无的刑罚原则，应当判决肖某无罪。

刑事案件关涉公民的人身自由，欲判决犯罪嫌疑人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刑法要求司法机关就案件事实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甚或时下“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严禁臆测、推断。本案存在如此之多的重大疑点，况且肖某至今也不承认其实施了某某市服装大世界之盗窃案，在上述疑点没有查清、无法排除的情况下，按照疑罪从无的刑法原则，就该(2008)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盗窃服装一案，应该改判肖某无罪。

二、关于201月8日肖某所涉盗窃及抢劫案件，原审将该行为认定为抢劫罪，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三款规定的适用法律错误。

对于该案，肖某实施盗窃行为后，因被发觉而逃离盗窃现场，其后肖某对失主实施的暴利行为不具有“当场”实施之特征，对此，不应认定肖某之行为转化为事后抢劫罪。

事后抢劫的客观要件是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在刑法理论中，对事后抢劫的当场如何理解，直接关系到事后抢劫的成立与否。这里的当场，一般是指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的现场，但又不局限于现场，还包括当场的延续场所。例如，在耳目所及的注视下的追捕过程，也视为当场。因此，当场的认定必须具有场所之密接性。所谓场所之密接性，因不以实施盗窃或抢夺者尚未离去现场为限，即已离盗窃场所而尚在他人跟踪中或在脱离追捕者之视线以前，仍不失具有场所之密接性。但是，嫌疑人实施盗窃或抢夺离去案发现场后，行至中途始被撞遇，那么，该中途已经不具有场所之密接性，自不得谓为当场。

本案中，(2008)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中载明，“…被告肖某见事情败露，趁机携数码相机和电脑主机向东逃跑。失主闫某驾车赶到现场时已经不见肖某，便与装卸工一同驾车追赶，在离盗窃现场约1000米的某某市某某食品公司门前处，装卸工指认了小偷，闫某下车抓捕，被告人肖某用随身携带的弹簧刀捅伤闫某的左腹部后继续逃跑。…”。据此可知，肖某在盗窃败露后已经逃离盗窃现场，已经不在失主等抓捕人视线之内，失主等抓捕人也不知道申诉人逃离至何处，是失主等抓捕人在抓捕过程中在离盗窃现场多大1000米的地方偶然撞见肖某后实施的抓捕行为，肖某此时此地对抓捕人实施暴力侵害的，已经不是事后抢劫之当场，因而不能对肖某以事后抢劫罪定罪处罚。肖某暴力侵害抓捕人构成如故意伤害罪等刑法相应犯罪的，应该以该相应罪名定罪处罚。

综上，就某某市服装大世界失窃一案，(2008)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肖某成立盗窃罪属于证据不确实、充分，按照疑罪从无的刑法原则，应该认定肖某无罪;对2008年1月8日肖某所涉盗窃及抢劫案件，(2008)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肖某构成抢劫罪显系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恳请人民法院对该案予以再审，以便查清本案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使肖某所涉案件得到公正处理。

此致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诉人：

月 日

附：(2008)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复印件 份。

注：该申诉状是在本案没有进入再审程序、律师无权查阅关涉本案的侦查卷宗以及无权会见在监执行刑罚犯罪分子肖某的情况下，依据(2008)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中所反映的信息，写出如上申诉状的。现犯罪分子肖某在监执行刑罚已达3年之久，如若肖某所涉盗窃案件不及时查实并经公正处理，致使肖某在监实际执行完毕(2008)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刑期，倘若肖某出狱后该案得到纠正的话，则非但涉及国家赔偿之重大问题，也是对肖某公民人身权的重大侵害，而且真正的盗窃犯罪嫌疑人也因追诉时效已过而得以逃避刑罚，这种社会代价何其大!本案申诉人业已向作为原审法院的某某市人民法院及某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诉，结果两级法院都是书面审阅申诉资料后，简单地一个裁定就予以驳回了。

作为我国各种门类的法律中最完善、最严谨的刑法典，其在适用过程中因办案法官法律理念、法治理念之滞后而存在偏差，冤假错案自是不少。当前佘祥林案等之所以得以重审改判无罪释放，要么取决于受害人之复生，要么取决于真凶得以抓获，这些在当时办案人看来铁板定钉的铁案得以推翻不是法律的胜利，实为法治的悲哀。时下我们应该有耐心将肖某一案予以再审，以及时纠正当下“疑罪从有”之真实现状，向法治的道路上再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