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申诉书2

行政申诉书2（精选6篇）

行政申诉书2 篇1

申诉状

申诉人：李XX，女，生于19XX年XX月XX日，X族，现住XX省XX县XX镇XX村XX庄东组007号，身份证XXXXXXXXXXXXXXXXXX。联系电话：XXXXXXXXXXX。

我因与XXX购房协议纠纷一案，不服XX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豫XXXX民初字XXX号民事判决，现提出申诉，申诉理由如下：

一、购房协议的签订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不是本人的真实意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诚实信用。20××年××月××日，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后，我分2次支付定金×00000元，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但是房屋建成后，我多次要求XXX提供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建筑许可证等相关手续，协助办理房屋所有权证，被XXX也有法定义务为上诉人提供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建筑许可证等，但是XXX拒不履行法字义务， 导致本人至今无法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后经一审法庭辩论，发现涉案房屋根本没有建设用地审批手续，也没有建筑许可证，系非法建筑，XXX在明知涉案房屋系违章建筑的情况下，欺骗本人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不是本人的真实意思的表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诚实信用原则。

二、双方争议的购房合同自始至终系非法、无效合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当事人订立、履行

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共利益），陈××非法开发房地产，严重违反了土地法、建筑法等法律法规，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隐瞒事实真相，欺骗本人签订了购房协议，因购房协议标的物系非法建筑，决定了双方所签订的购房协议自始至终都是非法、无效合同，应予撤销，一审法院应依法对双方争议的购房协议是否有效进行认定。

三、非法、无效协议所列条款没有任何约束力。由于双方买卖合同标的房屋系非法建筑，决定了买卖合同非法性，合同双方约定的条款更没有任何约束力，一审、二审法院在双方当事人都没有提供购房合同有效、无效证据的前提下，偏面认为购房合同是否合法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审查范围，仅仅依据没有任何约束力的购房协议所列条款，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0000元，严重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立法宗旨，属适用法律不当。

综上所述，请求法院对我的案件能够重新审理，改变错误判决，正确适用法律申诉状(范文)。

此致

××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人：李××

20xx年××月××日

附：一审判决书

二审判决书

购房协议

行政申诉书2 篇2

(一) 行政申诉专员制度演进

欧盟行政申诉专员制度可追溯到1713年的瑞典皇家最高监察专员制度, 起初仅在瑞典地区实行。1919年, 芬兰效仿瑞典设立行政申诉专员, 使得该制度在斯堪的那维亚地区推广。两国对申诉专员职权监督范围限定并不严格, 比如瑞典申诉专员监督对象不仅包括行政机关, 还包括司法机关以及军营等。因此被归类为古典行政申诉专员制度,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设立的行政申诉专员制度一般被称为现代行政申诉专员制度 , 主要监督行政机关。1954年, 丹麦议会任命了第一位行政申诉专员, 并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模式。与瑞典、芬兰这两个较早设立该制度的国家情况不同的是, 丹麦是现代福利国家中第一个设立行政申诉专员制度的国家, 其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促进公民权利的实现, 并充分尊重司法独立, 一般情况下, 监督职权并不涉及法院及其相关人员。后来的国家多借鉴了丹麦的经验建立行政申诉专员制度或类似制度。

(二) 欧盟行政申诉专员制度设立

1.设立过程

1973年丹麦和英国加入欧盟后, 在欧洲议会首先倡议设立欧盟行政申诉专员制度, 而这一想法并未获得当时的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和部长理事会的赞同。1990年5月, 西班牙政府提出“欧洲公民权”的概念, 并建议设立欧盟行政申诉专员。1990年12月在罗马召开的首次政府间峰会上, 设立欧盟行政申诉专员的提议再次被重视。1991年3月, 丹麦政府以其国内行政申诉专员制度为蓝本正式提出设立“欧盟行政申诉专员”的草案, 欧洲议会接受了丹麦政府的建议, 将设立行政申诉官员的条文放入“欧洲议会”一节, 使行政申诉专员成为议会附属机构。

2.制度法律基础

1992年2月7日 , 《欧盟条约》 (MastrichtTreaty, 也称为马斯垂克条约) 被正式签署, 成为欧洲联盟建立的基础。条约第24条将“向行政申诉专员提起申诉”规定为欧盟公民的一项权利。并具体在《欧共体条约》中添加了第21条和第195条, 据此创设欧盟行政申诉专员制度。根据《欧共体条约》第195条第四款, 欧洲议会于1994年3月9日制定了《欧盟行政申诉专员法》 (Statuteofthe European Ombudsman) , 该法于2002年3月14日, 2008年6月18日经过两次修正。根据《欧盟行政申诉专员法》第14条规定, 应制订欧盟行政申诉专员法相关的实施细则。因此, 欧盟行政申诉专员于1997年10月16日进一步通过了《欧盟行政申诉专员执行职务的规定》, 后于2003年1月1日对该实施细则进行了全面修订。此外, 欧盟在2000年12月尼斯所举行的会议中制定了《欧盟基本人权宪章》, 第41、43条分别规定了“获得良好行政”“向行政申诉专员提起申诉”的公民权利。欧洲议会于2001年9月6日通过《欧盟良好行政行为法》要求欧盟所属的各机关团体的行政机关及它们的公务员应该尊重它们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据此, 欧盟行政申诉专员制度的法律基础主要包括了《欧盟行政申诉专员法》、《欧盟行政申诉专员执行职务的规定》以及《欧盟良好行政行为法》。

3.申诉专员及其内部机构、人员设置

根据《欧洲共同体条约》第195条第1款的规定, 由欧洲议会选出欧盟行政申诉专员专员一名。虽然担任行政申诉专员的是个人, 但是代表的是一个机构。欧盟现任行政申诉专员是曾做过新闻记者的原爱尔兰行政申诉专员埃米莉·奥雷利 (Emily O'Reilly) 女士, 2013年7月3日在欧洲议会投票选举中胜出。申诉专员下设秘书处、AB两个工作部门以及资料备案办公室, 秘书处负责为申诉专员提供政策建议并进行整体工作规划和协调;AB两个部门负责受理申诉和开展调查的具体工作, 各由一名主任和两名具有律师资格和语言学资格的工作人员监督指导。

4.与欧洲议会关系

欧洲议会作为欧盟唯一直选产生的民意机构, 相对于欧盟理事会 (相当于欧盟的“上议院”, 权力较大, 负责制定欧盟法律法规) , 相当于欧盟的“下议院”。行政申诉专员每年都会向议会作年度工作报告, 并且在处理不当行政行为遇到相关机关不配合或结果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 可以向议会提起特别报告。欧洲议会的政治性工作和其下属多个委员会的决议以及欧盟理事会制定法律的工作都不在行政申诉专员的申诉案件调查范围之内。当行政申诉专员不再符合任职条件或有严重失职的不当行为, 可以在欧洲议会的要求下由欧洲共同体法院解除其职务。从形式上看, 行政申诉专员就是欧洲议会的下属机构。但是, 申诉专员也具有较强的独立性, 而保持独立性也是欧盟行政申诉专员开展工作的重要前提。欧洲议会对其年度报告的审查与讨论也只是就申诉专员整体工作而言的。另外, 1999年12月13日欧盟部长理事会修改了欧盟财政管理的规定, 将欧盟监察专员的财政预算独立出来, 自2000年起单列为欧盟预算第八部分。

二、欧盟行政申诉专员制度运行与发展

(一) 不当行政行为与《欧盟良好行政行为法》

《欧盟基本人权宪章》第四十一条规定, 公民有获得正当行政行为对待的权利, 而调查申诉案件中相关机关的不当行政行为正是行政申诉专员工作的核心。2001年9月6日通过的《欧盟良好行政行为法》是申诉专员在处理申诉案件时判断一个机关的行为是否属于不当行政行为的重要依据。不当行政行为、良好行政行为以及违法行政行为的区别可以概括如下:良好行政行为必然合法而且令行政相对人或其他利益相关人真正信服;不当行政行为不一定违法, 但是却不能让行政相对人或其他利益相关人信服;而违法行政行为无论是否令行政相对人或其他利益相关人信服 (当然, 多数情况下也是不能让人信服的) , 都是违反法律法规的。因此, 行政申诉中被违反的相关事项并不必然是违法事项, 良好行政的原则范围比法律法规要广。《欧盟良好行政行为法》从第四条开始, 规定了一系列良好行政行为的标准, 任何一个行政机构或行政人员违反该法所规定的原则实施行为, 根据《欧洲共同体条约》第195条及欧盟行政申诉专员法, 都可以成为申诉人员向欧盟监察专员申诉的理由。

(二) 行政申诉程序

根据《欧盟行政申诉专员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欧盟的任何公民或在欧盟成员国居住或有注册办事机构的自然人或法人, 可以直接或者通过欧洲议会的议员, 向行政申诉专员提起有关共同体机构或组织在活动中存在失当行为的情况的申诉, 但不包括行使其司法权的欧洲法院及初审法院。申诉专员也可主动针对可能存在不当行政行为的欧盟机关开展调查。

1.申诉人提起申诉的条件

欧盟公民可以用十二种欧盟官方语言中的任何一种提起申诉;申诉人和被申诉人应该明确, 申诉必须针对的是欧盟机关、部门或组织;申诉可以被提起的时限为申诉人知道自己权力或利益被侵害之时起两年内;申诉相关事项必须之前已经由正确的行政程序, 向被申诉机关或相关的机关、团体先行提出, 至少申诉人应与被申诉人有信函接触;对于欧盟机关与其公务员、雇员产生的纠纷, 除非穷尽一切内部行政救济, 否则申诉专员对此类人员提出的申诉不予受理;当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 申诉专员即停止受理。

2.申诉的受理

行政申诉专员在接到申诉后进行审核、注册和编号。受理通知应送达申请人, 同时应注明该项申诉的注册编号以及办理该案件的具体的法务人员。接收投诉之后, 一周内决定是否受理, 一个月内决定是否进行调查, 一年内完成调查。申诉是否应该得到受理, 主要参考的就是上面一节所讲到的六个申诉条件。另外, 针对由欧洲议会议员转交的案件, 申诉专员当然受理。

3.调查的开展

调查分为两种类型:申诉人提起申诉后的调查和申诉专员主动调查, 以前者较为常见。主动调查虽然在案件总数中占得比重较小, 但是意义重大且呈逐年增多的趋势, 如2011年, 在一个针对欧洲投资银行 (为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合资经营的金融机构) 的申诉案件中, 虽然存在申诉人不适格的情况 (因为申诉人不是欧盟公民或居住者) , 但是申诉专员依然受理了案件, 并使用了主动调查权。最后促使欧洲投资银行同申诉人就一些特定事项达成了谅解备忘。调查的两种方式:询问、沟通式和审查式。

4.申诉的处理

针对不同的情况, 申诉专员会运用相应的处理方式。并在每年的年报中进行归类统计。

(1) 案件受理后, 如果申诉专员认为无需再做进一步的调查或是没有发现不当行政行为, 可以终止调查和申诉。申诉专员作出这样的处理决定总是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 既然申诉人提起申诉, 说明对相关机关的行政行为有不满, 无论这种不满是否有依据, 都要谨慎处理。因此, 2011年申诉专员采用了一种新的调查方式———澄清式调查 (clarificatoryinquiry) , 专门处理此类案件, 作为对于公民提请申诉阶段程序的细化, 对于那些在申诉专员看来好像没有相关理由对有关机构展开调查的申诉, 申诉人可以在此程序中再次澄清其申诉的理由, 并进一步提供相关证据和支持其申诉的文件。

(2) 机关处理 (Casessettledbytheinstitution)

在申诉专员在受理申诉后, 通过申诉书副本等途径通知相关机关, 机关主动对相关问题进行处理和解决, 从而让申诉人得到满意的结果。这种方式对申诉案件的处理较为直接, 行政机关可以在申诉专员的提醒之下自觉认识到自己的行政行为的不妥之处并进行改进。

(3) 友善解决方案 (Friendlysolutions)

如果行政申诉专员发现有行政失当行为, 他应尽可能与相关机构合作, 以寻求友善的解决方法消除该失当行为, 并且也让申诉人满意。通常情况下, 申诉专员在发现不当行政行为之初, 通常会采用机关处理或者友善解决方案。申诉专员同欧盟各机关的合作对加强机关和公民之间联系尤为重要, 同时也会尽量避免案件进入司法程序, 使双方耗费更多的时间和费用。如果申诉专员认为该项合作已取得成效, 他应在作出合理决定的基础上结案, 并通知申诉人和相关机构这项决定。

(4) 严厉的指正 (Criticalremarks)

当相关机关不再有可能排除失当行政行为, 或是对于申诉专员来说已经没有必要排除不当行政行为时, 在个案不会产生广泛影响的情况下, 申诉专员会作出一个严厉的指正, 并通知申诉人和相关机关。严厉的批评指正是对申诉人所提出的申诉事项的确认以及肯定, 同时也向相关机关指出他们在工作中的不足, 敦促其避免在将来的行政活动中再次出现类似情况。

(5) 附有建议草案的报告 (Areportwithdraftrecommendations)

当相关机关有排除行政失当行为的可能, 失当行政行为的事例具有广泛影响的情况下, 行政申诉专员应向相关机构提出附建议草案的报告, 并将报告和建议稿的副本送达相关机构和申诉人。根据《欧盟行政申诉专员法》和《欧盟行政申诉专员执行职务的规定》规定, 相关机关要在三个月内向行政申诉专员递交一份详细的意见。这份详细的意见应当包括对行政申诉专员作出的决定的接受, 以及如何实施建议草案措施的说明。

如果行政申诉专员认为相关机关回复的这份详细的意见并不令人满意, 他可以就该失当行政行为的情况, 向欧洲议会拟定一份特殊的报告。这份报告同样也可以包含相关建议。行政申诉专员应将这份报告的副本送达该相关机构和申诉人。对欧洲议会做特别报告对申诉专员工作的开展具有特殊的意义, 这是申诉专员处理申诉案件的“终极武器”、“最后的实质性步骤”, 因为采用议会决议和使用议会权力对相关机构的政治评估具有重要影响。在议会处理特别报告期间, 申诉专员将向其提供一切信息和帮助。根据《欧洲议会程序法》规定, 行政申诉专员应通过欧洲议会“请愿委员会”向议会递交特别报告。

(6) 进一步指正 (Furtherremarks)

上述四种方式是《欧盟行政申诉专员执行职务的规定》中有明确列举的, 在实际工作中, 申诉专员还会运用一种被他称为“进一步指正”的方式, 该方式不仅适用于发现不当行政行为的情况, 也常运用于申诉人提起申诉后, 没有发现不当行政行为、无需再做进一步调查或是相关机关已经排除了不当行政行为的情况。

三、对我国建立人民代表大会行政申诉制度的启示

针对我国而言, 设立行政申诉专员制度是必要和可行的。习总书记讲话指出要“将权力关进笼子”, 对于合理限制权力, 特别是行政权力, 就需要构建根基独立于行政权力的监督主体。而现有作为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政府的监督虽然处于独立且有利的位置, 宪法也明文规定赋予此二者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权力。但现实当中与法律预设有很大的不同, 人大监督行政权力的行使受到较多的限制, 很多方面流于形式。主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 权力机关在现有程序性法律框架内对形式灵活多变的行政行为监督无法做到“以不变应万变”, 而设立附属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行政申诉专员机构, 能够同样以灵活多变的运行机制对应行政权力的行使。因此该制度有较强的启示意义和较高的借鉴价值。

(一) 设立人民代表大会行政申诉制度的宪法基础

我国宪法第71条规定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可设立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 并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做出相应的决议。这为建立人大行政申诉制度提供了现有最具说服力的宪法依据。而依照此条设立的机构在性质上属于临时性机构, 这似乎与行政申诉专员制度常设性有冲突。但是宪法第70条又规定了专门委员会制度, 这就为行政申诉专员制度成为人大常设机构预留了空间。我们不妨这样设想, 在推行人大行政申诉制度的初期, 人大可以基于试行的考虑, 针对实际情况先依据第71条设立类似机构。之后如果可行, 再依据第70条的内容, 将该制度上升为常设性机构, 从而保证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稳定性。

(二) 对设立人大行政申诉委员会制度的设想

1.制度构建

该制度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皆可设立, 具体名称应定为“行政申诉委员会”, 这么做是为了和现行宪法的委员会制度相协调和衔接, 充分利用现有法律资源。根据宪法第70条和第71条, 参考欧盟行政申诉专员制度, 申诉专员参照专门委员会, 各专门委员会由主任委员一人、副主任委员若干人和委员若干人组成, 其人选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在代表中提名,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常委会可以补充任命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专门委员会还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若干不是人大代表的专家担任兼职顾问或专职顾问。其中, 主任委员任职直至法定退休年龄, 除非由于重大违法行为, 才能由人大决定进行罢免。主任委员的提名、任命要考虑到政治觉悟, 道德水平, 相应专业素质等因素。行政申诉委员会和行政申诉委员只对人大负责、接受人大常委会监督。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对行政申诉委员的活动进行年终评议。委员会下辖秘书处、各工作部门。其中, 秘书处负责对公民行政申诉的接收、反馈, 资料整理与保存以及协调各工作部门工作的任务。尤其是在行政申诉的接受和反馈方面, 应予以相当的重视。各工作部门分类可以参照政府各行政部门门类进行, 从而便于处理针对不同行政部门的申诉, 做到“专业对口”。

2.行政申诉委员会的独立性

保证委员会的独立性是其开展工作的前提, 主要应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广泛而独立的调查权。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申诉委员会都可以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调查。委员会可以就其关注的或是社会反映强烈的行政纠纷, 对行政机关或者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主动调查。二是实质而有力的建议权。通过调查, 认为存在不当行政行为, 且不存在违法性事项的, 委员会可以向该行政机关或其上级主管机关提出建议, 要求改变不当行政行为。如果造成行政相对方损害, 应要求负责机关进行赔偿。行政机关应该认真对待委员会的建议, 并配合委员会同行政相对人进行沟通协调。如果建议不被认真采纳或相对人申诉事项最终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可以将有关情况通过媒体等形式向社会公布。申诉委员会在开展调查的同时应制作书面调查报告书, 在每年向人大报告工作时提交年度工作报告和总结。报告书、年度报告和总结可以作为人大代表或各机构对行政机关提起质询的依据。

3.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衔接与协调

如果行政申诉委员会制度得到设立, 实质上等于增加了一级行政申诉或复议的机关。特别是针对行政复议, 现有制度规定行政复议一般应向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的上一级提出。附属于人大的行政申诉委员会的设立, 实现了人大对行政权力在具体责任机构层面上的监督, 拓展了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机关体系内部进行复议陷入僵局之后, 陈情和申诉的平台和空间。

行政处罚申诉书 篇3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市公安局，住所地××省××市宁城中路，组织机构代码0xx256-1,;法定代表人：汪××，局长。

请求：贵法院判决撤销××市人民法院(2xx3)宁行初字第000xx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被申诉人宁公(西)行决字[2xx3]第432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决定，以支持申诉人的一审行政诉讼请求。

事实与理由：

一、本案没有证据证明××路挖土是合法建设活动

一审行政诉讼中，被申诉人不能提供××市政公司是否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三证之证据。

根据建筑法及城市规划法的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没有取得“三证”从事建设施工，都是非法建设，应当立即停止施工，停止建设。

因此，在依法不能确定本案挖掘施工活动是合法建设施工时，被申诉人就擅自将××市政公司当做“受害人”，而将申诉人对宅基地被挖掘而制止的自救行为，予以行政处罚，被申诉人“行政执法”必缺失合法性之基础。

二、本案行政处罚证据不足，程序违法，超越职权

(一)、被申诉人提交的诉讼证据已经被篡改或添加

被申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材料中，《××市公安局公安行政案件卷宗》封面记载：2xx3年4月16日经复印人方?签名并由××市公安局××派出所加盖印章证实，本案行政程序卷宗“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共30页”。

但卷宗封面下方记载：受案和结案时间均是2xx3年3月5日内容;“本案共1卷第1卷26页”。

再看卷内27～30页页码，均有明显涂改痕迹，显然有人分别将23、24、25、26页码改成27、28、29、30页码。

据此被申诉人提交的诉讼证据存在如此问题：①、行政程序结束后立卷材料还只有26页，但向法院提交时却为30页材料;②、卷宗“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之前，认为插入了4张书面材料。

除了2xx3年4月18日由××××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证明》外，不知道还有哪3张书面材料被认为插入;③、方?签名证实，其从本案行政程序卷宗中复印30页材料是在2xx3年4月16日，那么2天以后才形成、即××××街道办事处于2xx3年4月18日才出具的《证明》，难道能够提前、并且会自动地“跑进”本案行政程序卷宗?

通过上述分析、结论：被申诉人一审提交的、以证明其本案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所有证据材料，显然不全是在2xx3年3月5日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时所收集的，其中多份被人为地篡改、补充或者伪造过。

采用这样的证据作为认定本案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根据，申诉人当然不服。

(二)、被申诉人提交的证据中有多份不具有合法性

①、××市政公司《安全生产许可证》。

该安全生产许可证本身记载有效期限为自20xx年11月16日至2xx2年11月15日，本案发生在2xx3年3月2日至5日期间失效。

因此施工人案发时不具备安全生产能力。

②、《受案登记表》(宁公[西]行受字[2xx3]第199号)。

从报案人栏记录可知报案人是朱××。

但根据明××、丘××笔录证实，报案人并不是朱××;并且也没有见到对朱××的笔录。

所以受案登记表不真实。

③、明××、邱××询问笔录。

该两位被询问人，自称是××市市政公司的职工，而市政公司是本案所谓“受害人”，因此与本案当事人具有利害关系;特别是询问笔录第二页，除极少数文字改动外，90%以上询问与回答文字完全一致;询问人与记录人均为一人签名，且明显不是他本人签名，此疑点可从接处警情况登记表签名进行比对可证。

故该两笔录失真。

④、《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证》、《中标通知书》、《××市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等证据收集，不合法。

该几份材料，均是一个名叫“朱××”的人经手复印，“朱××”认为“与原件一致”。

根据法律及公安部办理行政案件程序的规章规定，前述几份书证收集违法。

⑤、收集2xx3年4月18日××××办事处的《证明》违法。

尽管一审诉讼中被申诉人不提交，但是在行政复议程序、诉讼程序中，申诉人及复议机关均有该证据，是被申诉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材料之一。

⑥、“户籍证明”、“王××违法犯罪记录证明”等，卷宗中均装订在被涂改过页码的材料之前，存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没有收集可能。

(三)被申诉人作出本案行政处罚时违反法定程序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陈述和申辩。

公安机关必须充分听取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意见，对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应当进行复核;……”。

根据本案被申诉人提供的《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材料可知:①被申诉人非法限制申诉人依法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该告知笔录是办案人员事先打印好的，仅留出不多空格的“格式笔录”，导致申诉人在有限的空格里，不能书写全部、完整的书面陈述和申辩意见。

②当办案人员询问是否有陈述和申辩时，申诉人答：“有，今天我栏挖土机是要求看他们有没有合法的手续。

我要求申辩。

”根据法律规定，被申诉人应当进行复核，至少复核××市政公司是否有施工必备的“三证”。

本案没有证据材料证明，被申诉人履行了法定的复核程序。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程序，适用本法的规定;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

《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

”本案行政处罚依法无效。

(四)被申诉人对本案作出行政处罚超越法定职权

①、《接处警情况登记表》(编号：075)证明：2xx3年3月2日出警判断：双方发生纠纷为土地权属纠纷。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政府处理。

”同条第五款规定：“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以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现状，不得破坏土地上的附着物。

”由此可见，既然本案争议属于土地使用权属争议，根据土地法管理的规定，被申诉人无权处理本案纠纷;并且申诉人有权制止挖土施工。

②、本案没有证据表明，本案另一方当事人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故不能确定本案挖土施工是合法建设活动。

申诉人现场制止挖土机挖自己宅基地，是法律许可的公民对自己权利受到侵害的自救行为。

当事人现场没有发生打架等妨害治安管理行为，本案就本市治安案件。

要求通过合法途径解决纠纷，既然能告知申诉人，为何不告知××市政公司?将民事纠纷按治安案件处理，被申诉人在“拉偏架”，严重侵犯和损害公民权利。

三、一审对案件定性、证据认定、法律适用均错误

本案不是妨害治安管理行政案件。

直到一审诉讼终结，施工单位是否取得“三证”无证据证明，因此本案挖土机挖土施工活动不能确定具有合法性。

从判决书中看出，一审举证期限内直至诉讼终结，被申诉人没有提供据以作出行政处罚的全部证据：①《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宁公(西)行决字[2xx3]第432号);②《调查报告》;③《工程等级证书》;④2xx3年4月18日《证明》;同时也没有提供所依据的规范文件。

仅此依法应当视本案行政处罚没有相应的证据。

证据认定上，被申诉人据以作出行政处罚的证据明显无“证据三性”，但一审法院反而确认“均具有证据三性”。

被申诉人在行政处罚作出前不遵守对申诉人陈述和申辩应当履行复核的法定程序，一审法院也视而不见。

反之对申诉人一审提交的三份书证(见一审诉状)，一审判决书写道“王××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申诉人权利没有受到尊重。

综上所述，申诉人认为：由于一审判决没有依法解决本申诉状上述种种诉讼问题，导致一审法院、××市政府、被申诉人对于本案纠纷的处理，错误的错误，不公的不公。

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申诉人希望二审法院严肃执法，使申诉人委屈得以伸张，本案中切实感受到司法公正。

此致

××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诉人(签名)：王××

行政申诉状 篇4

被申诉人：新疆阿克苏市库木巴什乡阔什艾日克村(9村)村委会，法人代表阿巴斯.托乎尼牙孜(村党支部书记)。

被申诉人：阿克苏市信访局，法人代表巴哈尔古丽(局长)。

1、村委会把我的20亩耕地非法抢走。虽然在退还了我8亩，但是还有12亩一直到现在不退还给我。因此，要求将我合法的12亩立即归还给我。

2、村委会在19利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向我们索要应该给村委会交纳的欠款，把我家价值元的一头耕牛强卖给村委会的干部。这笔款他们自己花掉了。没有进入村委会的财务帐，因此要求按照现在耕牛的市场价给予赔偿。

3、我抱着我9个月大的儿子买合木提江到乌鲁木齐，被他们认为我向有关部门到处申诉，他们违反人道良心，派国家行政干部阿克苏市信访局的阿布来提于5月18日将我儿子抢走，到现在我都没有见到，也不归还给我，严重影响了儿童的身体和身心健康，要求将我儿子立即归还给我。

4、以上两被申诉单位，造成我的家庭被严重侵害，使我不能安心进行生产和生活。并且造成了我家庭的破产。我的三个孩子成了孤儿，给我造成了直接的经济损失之外，在我的精神上也造成了严重伤害，因此要求上述两被申诉单位依法赔偿我的各项损失。

5、被上诉单位按照《宪法》和有关法律条例之规定，要求追究他们的违法责任，并且给予处理。

事实与理由;

行政抗诉申诉状 篇5

被抗诉申请人：xx市城乡规划局，地址：xx市渠河中路xxx号，法定代表人：吴xx、局长。

被抗诉申请第三人：中国西部现代物流港管理委员会，地址：xx市xx区玫瑰大道，法定代表人：白xx、主任。

抗诉申请案由：因申请人起诉被申请人二次违法更改xxxx小区规划一案，不服xx区人民法院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故向xx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申请，请求依法提出抗诉。

抗诉请求： 请求人民检察院依法监督，督促xx区人民法院依法受理申请人向该院提请的行政起诉，并依法作出裁决。

事实与理由：

xxxx年2月10日，申请人发现xxxx小区社区活动中心无故被加高，于是找到被申请第三人咨询，被告之xxxx小区规划已被二次更改，且得到了被申请人的行政许可。于是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请口头和书面询问，被申请人2月23日书面回复申请人确认二次更改。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二次变更xxxx小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的行政许可行为，程序严重违法，并侵犯了申请人及小区业主的利益。于xxxx年3月22日向xx市人民政府 提起行政复议， xx市人民政府于xxxx年6月20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遂府复【xxxx】2号)对被申请人的行政行为予以维持。申请人不服上述行政复议许可决定，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情况简介

1，xxxx安置小区方案于xxxx年6月25日经第61次市规委会审议同过。总面积为71333.4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125532.99平方米，容积率1.76，建筑密度30.09%，绿地率为35.55%，总户数1044户。该小区于xxxx年9月28日开工建设，xxxx年2月开始交付给安置户。xxxx年9月才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xxxx0093号)。该小区在建设与交付使用时，没有办理相关的行政许可证。而在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xxxx0093号)时，居然违背xxxx年6月25日经第61次市规委会审议同过的方案，在小区13栋增建了一个单元，原本的小区绿化被改建成房屋，增加了小区的总户数，明显提高了该小区的容积率，降低了小区绿地率。增建的一个单元被申请人居然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法定的程序办理相关手续，被申请人未履行公示和听证的法定程序，未做技术论证，未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得意见，明显违法违规。

2，邻里中心(社区活动中心)原方案于xxxx年6月29日第六十七次市规委会审议通过，建筑层数为四层。被申请人在变更该方案时仅作了技术论证，未尽到告之厉害关系人的法定义务，未依法召开听证会，听取厉害关系人的意见。变更方案于xxxx年9月30日经81次市规委会审议通过，将原规划四层公用建筑变更为六层商住综合建筑。变更后的建筑不仅侵占了xxxx安置小区的公共绿地，且将原本全部公用的社区活动中心改成了商住综合建筑。减少了公用建筑面积增建了商住建筑面积，增加了小区的总户数，提告了该小区容积率。

3，申请人于xxxx年3月22日向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要求依法撤消被告作出的违法变更许可行为。行政复议机关当日受理了申请人的复议申请，xxxx年6月22日行政复议机关向申请人书面送达了《行政复议决定书》(遂府复[xxxx]第2号)，对被申请人行为予以维持。

二、被申请人变更规划的行政许可行为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

1、被申请人没有依法履行听证告知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查时，发现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当告知该利害关系人。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应当听取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被申请人批准变更规划时，该小区已交房入住。提高该小区的容积率，降低绿地率、改建公用的社区活动中心势必会对已交房入住的业主环境利益、物业价值产生重大影响。申请人作为利害关系人应当依法享有知情、陈述、申辩、听证等权利。但被申请人在作出同意第三人申请变更xxxx小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将公共绿地用地变更为建房;变更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即将社区活动中心变更为商住用房的行政许可行为前，根本没有向申请人依法履行“听证告知”、“听取意见”等程序。

2，被申请人没有依法履行批前公示程序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控制性详细规划在报批前，组织编制单位应当向社会公示规划草案，……”

被申请人在第三人申请变更xxxx小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即在小区13栋增建一个单元，前没有依法履行批前公示程序;变更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即将社区活动中心变更为商住用房的行政许可行为没有依法履行批前公示程序。

3，被申请人没有依法履行批后公布程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行政许可的实施和结果，除了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外，应当公开。” 第四十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被申请人没有依法公布其二次作出的同意变更xxxx小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的行政许可决定。

综上所述，被告在立项、修改该小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时没有依法履行向利害关系人公示;在批准前没有依法向社会公示规划(修改、变更)草案、没有采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在批准修改、变更该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后也没有向社会公布。

三，被申请人的变更xxxx小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见公共绿地用地变更为建房;变更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即将社区活动中心变更为商住用房的行政许可行为，严重侵犯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即提高了该小区容积率、降低了绿地率。

容积率是一个小区总的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的比率，是规划控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提高容积率，就是变更控制性详细规划。(见建设部《城市规划编制办法》第四十一条)容积率直接涉及到住户的居住舒适程度。提高一个小区的容积率，就意味着将有更多的人口来分享有限的小区资源，导致整个小区生活环境的下降及整个楼盘的品质下降。绿地率是反映一个楼盘居住舒适性的一个重要指标，降低绿地率，也就降低了该楼盘的生活舒适度。

被申请人无视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依照法定程序征求已入住者意见，擅自违法变更该小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暗箱进行行政许可变更。被申请人的行为不仅严重的损害的法律的权威以及政府的威信，而且已经给申请人的合法居住权益造成现实的侵害。

四、xx市人民政府的复议决定适用法律错误

被申请人向行政复议机关提交的材料中，没有提交作出变更xxxx小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变更行政许可决定书》、《变更行政许可听证告知书》等 证明其作出了变更行政许可行为的法律文书材料。

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被告在《行政复议法》规定的举证期限内未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事实、依据的，应当认定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没有相应的事实证据、依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六之规定，“被申请人未依照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提出书面答复、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视为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决定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

因此，行政复议机关应当直接以被申请人所作的变更规划许可行为没有证据、依据，直接决定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变更xxxx小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即在该小区13栋增建一个单元的行政许可行为;变更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即将社区活动中心变更为商住用房的行政许可行为。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变更xxxx小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在该小区13栋增建一个单元;变更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即将社区活动中心变更为商住用房的行政许可行为严重违法法定程序，侵犯了申请人的合法居住权益，且未提供任何法律证据、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二项第1、3款等相关规定，申请人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其行政行为。然而，xx区人民法院于xxxx年7月9日口头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之决定。

申请人是被拆迁安置人，申请人及其配偶.母亲三人因土地被政府征收，xxxx年转为城镇居民(空挂户，住址为虚构)，其住所并未搬迁，房屋也未进行拆迁安置补偿，且申请人的两个未成年子女仍为农村居民。xxxx年2月28日，申请人父亲代表全家(2个户头的全家成员)与西部物流管理委员会签定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安置到xxxx小区住房3套。结合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安置补偿协议结算清单;中国西部物流港管理委员会公告)，足以证明西部物流港的拆迁安置是以户为单位(全家成员)，与户主(户主带表全家成员)签定的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申请人是被拆迁的安置人之一，被安置于xxxx小区，自然居住于该小区，是小区的合法业主。

请求人民检察院支持申请人的抗诉请求，依法提出抗诉。维护法律尊严。

此致

xx区人民检察院 抗诉申请人：张xx

民事行政申诉案件的背后 篇6

—浅谈案外因素对民事行政申诉案件的影响及启示

赤峰市检察院民行处 宋国臣

大凡检察机关受理的民事行政申诉案件，少有不是疑难和复杂的。案件申诉人大都经历了漫长的法庭审理（如一审、二审、再审）中的痛苦和无奈，带着疲惫和希望走进检察机关的大门。笔者在接待申诉当事人的过程中发现，几乎每件民事行政申诉案件的背后都隐藏着扑朔迷离或鲜为人知的故事。本文暂且将这些故事称之为民事行政申诉案件的案外因素，其中包括超出民事行政法律调整的非法律性因素和游离于司法程序之外的法律性因素。这些案外因素所反映的矛盾较之案件本身的讼争更为复杂和深刻，它往往左右着案件的审理方向和进程，成为催生民事行政申诉案件的根源性因素之一，故此大有深入探究之必要。就民事行政检察工作角度看，无疑对拓展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空间，探索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方式、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

强龙难压地头蛇 你奈我何！

某县一国有公司职工高某，于上世纪80年代初进入该公司（原为行政事业性单位）做临时工，两年后转为“大集体（城镇集体）”工人，在此后的20多年中，高某伴随该公司经历了风风雨雨，无论是公司改制，还是公司分立，高某作为公司职工一直与该公司从未间断地履行着劳动合同。2004年，该公司再度改制，被上划为成为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分公司。籍此，公司以客观 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且高某属计划外用工，应按“其他用工（公司上级文件的提法）”对待为由，纳入被清理范围，通知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当然，公司也为高某留了一条后路，即只要高某与本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然后与某职介服务中心签订劳动合同，以派遣的方式仍可以回原单位工作，并且保证原岗位、原工资、原待遇不变。高某不同意，要求与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公司予以拒绝。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公司单方强行与高某解除了劳动关系，致劳动合同争议案产生。自2004年末至今，该争议历经劳动争议仲裁、法院的一审、二审、再审，仍未完结，申诉至检察机关。

经调卷审查，争议双方对法院认定的事实并无异议，争议的焦点在于法律的适用。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的主要理由是依据“上级精神”，具体指行业规定（以下简称行规）。高某则主张公司的行为违法，应属无效。

其实，查明本案在法律适用上是否适当并非难事。从公司与高某解除劳动合同的事由入手分析，第一是所谓“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与此事由最密切关联的法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该款为用人单位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之一，原文是“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当事人协商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协议的”。该法条在运用中出现的问题是，何为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法律并无具体解释，如果说公司内部 改革算做“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尚能说得过去的话，但致使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形并未出现，公司的业务量、工作岗位、职工工资额并没有消减，事实上，也没有裁员。

第二是将高某界定为“其他用工”纳入清理范围。公司实施该行为所依据的是总公司（2004）3号文件，该文件虽有“对其他用工进行稳步合法清退……”的提法。但文件中对何为“其他用工”并无具体界定。于是，公司便将“其他用工”解释为“计划外用工”，但此观点在其“上级精神”中不但找不到支持依据，而且情况恰恰相反。如邮电部（1995）188号文件规定“取消干部和工人、固定职工和合同制职工以及不同所有制职工的身份界限，统称企业职工……”、“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后，凡从工效挂钩工资总额中支付劳动报酬的，作为邮电职工统计。由其他费用支付劳动报酬的小时工、费用工等不作为邮电职工统计”；原国家经贸委、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联合下发的（2001）230号文件规定“企业职工中不再有全民固定工、集体工、合同工等身份界限，所有职工的权益依法受到保护”。

第三是公司依据“上级规定”，要求高某通过劳务派遣的方式回原单位工作，此做法亦无法律依据。劳务派遣一般运用于临时性、辅助性或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而高某与公司有着长达20多年的劳动关系，形成固定的工作岗位，而公司仅凭一纸行规便轻易解除了高某20多年的职工身份，成了另外一家公司（劳务派遣公司）的临时工，实属不公。第四是申诉人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请求亦有法律依据。公司以其不同意与高某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作为解除劳动关系的理由之一，对法律法规是一种曲解。在社劳部发（2003）21号文件中有“符合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条件的，职工提出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当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也规定，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十年以上的，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本案争议虽然发生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但从立法的承接性上看，以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为主旨，而并非以用人单位是否同意作为必备要件。

综上不难看出，本案的明显特点是：行规的有些内容与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相关规定抵触。凡具有法律常识的人都清楚，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寻找裁判依据（法源）时，作为“依照”执行、在制作法律文书时“可以引用”的、具有绝对效力的法源有，法律、行政法规、立法和司法解释、地方性法规及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作为“在办案中参照执行，但不要引用”的、具有相对效力的法源有，国务院各部委发布的命令、批示和规章、各县、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和发布的决定、决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发布的命令、批示和规章，且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不相抵触的。而本案所涉及的行规，自然没有进入“依照”和“参照”范围。如若其相关内容与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 规定相一致，法院认定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有效也并无不当。而一旦这些行规的内容与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相抵触，则当属无效。

令人疑惑的是，这样明显而简单的问题，经过仲裁、一审、二审、再审却始终没有得以纠正？通过深入了解方知，事情的原委来自于案外因素的困扰。

原来该公司借内部体制改革之机，已与本企业原有的100余名职工解除了劳动关系，转而以劳务派遣的方式使这些人仍回公司工作，原岗位、工资、待遇不变。这些人中，除高某一人对公司的做法提出异议，并顽强抗争外，其他人均已接受了公司的处臵方式。从中不难看出，该公司借内部体制改革之机，以劳务派遣的方式“金蝉脱壳”，将部分职工推向社会，难免规避法定义务和逃避社会责任之嫌。虽然仍以原岗位、原工资、原待遇不变为条件接纳这些职工，求取一时的稳定，但必竟劳动关系的主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职工的未来利益难保不受损害，后顾之忧难除。

正基于此，这起普通的劳动合同争议案就变得不普通了，虽是个案又并非个案。就小的范围上看，此案是类案的典型，该公司凡与高某有相似情形者（在该公司连续工作10年以上者）都将与此有牵连；从大的背景上看，它折射了本行业乃至于更大范围的国企改制中作为劳动者的弱势群体与掌控劳资权力的用人单位甚或是高层利益集团的矛盾，即一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改 革的成果固然必须肯定，但其中所伴随的问题也应予以正视）。局限在法庭之内，就事说事、就案论案并不难。告者依法处断，不告者不理，无论涉及多大范围，违法者必究，追求法的公平正义，而不受社会因素的干扰。这在理论上能讲得通，但在实际中可能行不通。

可以预见，如若高某胜诉，引起的连锁反应恐难以避免，犹如多米诺骨牌效应—引起本公司甚至于本行业的震荡也不是没有可能，这不仅是该公司的领导或本行业的高层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地方各级党政决策层所不愿意看到的。对诸如此类的问题，谁想去纠正？谁愿去纠正？谁能去纠正？

虽然依据行规在国企改制中产生诸多瑕疵，但必竟使改革得以进行，并赢得相对稳定，在特定的历史时段和特定地域范围内体现了“秩序”价值，尽管这种“秩序”是在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条件下形成的，但却相对平稳地存在着，正像城乡二元结构延续了半个多世纪而不能在顷刻间消除一样。于是，只好搬出一个既冠冕堂皇又实实在在的理由—这是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是由于制度的不健全、不规范造成的，只有在深化改革中逐步完善。

可悲处在于，无论怎么说，在法律适用上，必竟出现了“强龙难压地头蛇”现象—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奈何不得与其相抵触的行规。

如此看来，高某与公司的劳动合同纠纷案该如何了结呢？因为本文的主旨是意在案外，故以案外视角探究之。除上述的主要 障碍因素外，依俗理而言，即使高某能打赢官司，但其与“老板”的关系已经恶化到几度对薄公堂的地步，即使“老板”有弥勒肚量又怎能容下？就是“老板”能容，自己又怎能在岗位上心安理得？笔者与同事私下议之：此案以诉求“补偿”结案，也许能够两全其美，除此还真想不出良策。

涉案人员玩猫腻 办案人员揣着明白装糊涂

某县一村民组与该县农机公司因购买井用潜水泵的质量问题，于1994年走上法庭，到2009年向检察机关申诉，历时了16个年头。此案在两审终审后，作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的该村民组，曾多次向市中级法院和自治区高级法院申请再审，均被法院驳回。笔者在审查材料时，对有些问题颇为不解，一审法院审理时，对购买的水泵通过有关部门的鉴定，认定为不合格产品，判决该农机公司予以更换。但该村民组不同意更换，坚持要求退货，于是上诉到二审，二审虽然对水泵质量不合格问题提出疑问，但仍维持了一审判决。在法院审理前，该农机公司的上级公司—市农机公司还曾专门为此纠纷召开了会议，同意为该村民组更换同型号的新机器。依常理看，在此情形下，村民组接受农机公司的更换义务，也合乎情理，可村民组就是不同意更换，退货的要求毫不动摇。在农机公司方面，就是接受了对方的退货请求，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此后还可以向厂家追偿，可农机公司宁可将“官司打到底”也不同意退货。时至今日，仅村组一方打官司所付出的代价，就可以购买十几台水泵了。双方如此“叫 劲”，使人大惑不解。笔者初次接待申诉人代表、该村民组组长张某时，不禁暗自吃惊，怎么也想不到作为村组的代表人会是一副落魄凄惨的模样，走在街上，说是乞丐，没有人会怀疑。他告诉笔者：“这个官司滚来滚去，滚到自己头上了。”十多年来，几乎倾尽全部家产打官司。

接待中，他讲了许多案外隐情，这些情况虽然不能一一核实（也无法定调查义务），但似乎对案内一些悬疑给出了朦胧的答案。

原来这台水泵是由村委会原主任代为购买的，销售发票上的价款是15600多元，张某称通过内部信息得知，该水泵当时售价仅6000多元。村民们对如此悬殊的差额多有质疑，但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有销售方的负责人和购货方的村主任能说得清楚。村民们虽有怨言，但也不好和村委会“叫真”。恰好借水泵出现质量问题之机，要求退货退款，以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的权益；农机公司一方，对此要求当然不能接受，以更换的方式平息事态正是上策；而作为村民组的直接上级组织村委会则态度暧昧，似乎并未站在村民一边，尤其是作为参与购买水泵的责任人是不愿看到这个官司继续打下去的。据张某言，有一年，村、乡两级以他拖欠提留上缴款为由，曾派人强行拉走了他家的粮食和其他物品，到场的执行人员告诉他，这次行动的原因是因为张某“到处告状（因水泵之事）”。张某也不示弱，宁愿孤军奋战，好在村民们仍然推举他为代表人。一审法官对这些案外情形也并非一无所知，但往往也是综合多方面（亦多为案外因素）考虑，一方面认定水泵质量不合格，另一方面判决销售方以更换的方式承担责任，而不支持村民组的退货请求。

随着讼争的继续，时间的拖延，当事人所付出的代价不断增加，双方都是骑虎难下，欲罢不能，解决讼争之路越来越窄。不仅如此，随着诉讼的进展，案外因素不断介入，给人的感觉是这个案子越审越糊涂。例如，该案的主要证据是对水泵质量的鉴定结论，一审中，通过市、自治区两级鉴定机构鉴定为“不合格品”，二审中，农机公司一方对鉴定结论提出异议，于是委托国家某测试中心进鉴定，而村组一方认为从事鉴定的专家与农机公司一方有关系，拒绝提供检材（水泵）。于是，鉴定人员根据前两次的鉴定的书面内容写出了对村民组不利的结论性意见，二审对该意见予以采纳。此行为的问题在于：作为国家级鉴定人员，在没有取得检材的情况，本应依法终止鉴定，而不能凭借他人的书面内容做出“鉴定”结论，这样的结论本不具有证据效力，二审法院却予以采信。就证据应用而言，倒不如以村民组拒绝提供检材为由而要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更能使人信服。这一现象的潜台词是：委托的国家级鉴定人员是由中级法院某法官联系的，参与鉴定的专家若不拿出结论，就得到不菲的鉴定费，而在村民组拒绝鉴定的情况下，支付鉴定费的只能是农机公司，这个结论自然要对农机公司有利，否则谁会出钱雇人给自己挖“陷井”？而中级 法院法官对这样证据的效力自然心知肚明，但如果不采信的话对关系方又难有交待。

再列举一案。吕某购买某信用社开发的住宅楼，声称预订了两套楼房。在分期交付楼房款时，有的交现金，有的便在该信用社贷款（以其他用途）抵顶楼房款，其中有一笔款项发生争议。2000年6月17日，时任信用社主任的范某为吕某开据了一枚9万余元的购买楼房收据，次日（18日）又为吕某作了9万余元的信用社借款借据，后因故该笔贷款没有借出。后吕某以预购两套楼房而信用社只给一套为由，起诉信用社要求退还多交的购楼款9万余元。信用社辩称：吕某仅购买一处楼房，其中2000年6月17日开的9万余元的收据本想以次日贷款抵顶，但因贷款没办成，信用社当时没有将收据收回，该9万余元的房款吕某并未实交。

该案在诉讼中颇为周折，到目前，已经历了两次一审、两次二审、一次再审，这5次审理结果都是一致的—吕某败诉。吕某仍然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表示誓将该官司打到底。

该案使人疑惑不解的问题在于：如若法院认定的事实准确，吕某本未多交钱，却豁出血本去打这场官司，目的是什么？是敲诈勒索，还是有其他企图？如若吕某的主张是真实的，信用社不仅是违约问题，而相关责任人可能涉嫌职务侵占！

吕某所透露的该案隐情是：吕某搞工程，外面欠其100余万工程款，求助于时任信用社主任的范某利用放贷之机帮其收取，并许诺给范某10万元好处费。若此事办成，吕所多交的9万余元楼房款就不要了，顶好处费了。可是范某事没办成，钱又不退。当事人清楚，这类事又不好讲到明处，若讲明白了就是刑事案件了，不仅吕某所付的钱款有可能转化成赃款（行贿款）有去无回，而且也将对方“送进去了（追究刑事责任）”，这样就结成了“死结（化解不了的仇恨）”，最佳的选择是拼命打民事官司。

从上述案例看到，此类民事行政申诉案的背后，都隐藏着当事人或涉案人员的违法违纪活动，有些行为可能已经涉嫌职务性犯罪，如贪污、受贿、渎职侵权、职务侵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以及法官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理论上讲，作为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机关对这些违法犯罪行为不能坐视不管，尤其不能在故意的“糊涂”中使这些违法犯罪行为逍遥法外。由此而言，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不仅仅限于对所申诉案件的抗诉及提请抗诉，使案件本身得到公正处理，而且在案件以外大有拓展空间。如何将游离于司法视野以外的违法犯罪行为通过恰当的方式、方法纳入到司法管辖之中，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的课题。这方面，需要我们探讨的问题相当多，诸如民行部门以何种方式、方法介入对法官枉法裁判及执行人员的职务犯罪等案件的侦查；以何种方式、方法将贪污、受贿、渎职侵权案等案件线索移送到检察机关的侦查部门；以何种方式、方法处臵不属于检察机关侦查的职务侵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等案件线索问题；对接触到的案件线索应掌握到什么程度，是否可以初查（总不能捕风捉影、谎 报“军情”）；对其中侵犯国家和集体利益的行为如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支持、监督受害单位提起民事诉讼（实践中多数受害单位怠于诉讼）或直接提起公益诉讼等等。

你推我拖他搪塞 谁人能不精疲力竭

有些民事、行政申诉案，法院在审理时，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并无不当，而当事人却仍就不停地上访、申诉。其中不排除有的人“认死理”、“头脑不转弯”或无理缠诉，但更多是司法工作人员的说服、解释工作不妥当、不到位，不仅如此，有的缠诉问题就发生在案后的“说服”工作中。

王某是一名退休教师，上世纪90年代初，其丈夫高某在信用社贷款，请他人做担保，贷款到期后，高某无力偿还，担保人代为清偿，事后，高某曾两次给担保人出具欠条，后因高某迟迟不能还款，担保人将高某告上法庭，法庭判决高某败诉。在判决执行中，因高某没有收入，法院便通过银行扣留了王某的部分工资作为执行标的。王某不服，以其丈夫第二次所打欠条她“不知道”和多算了欠款利息为由，不停地上访、申诉，甚至两次进京。

这个案子并不复杂，判决理由也很容易讲得明白，可当事人为什么要固执地上访呢？原来问题就出现在善后工作上。有的接待人员对王某提出的理由的解释、说服不清或不一致使其产生误解，如王某一直以“难道我丈夫在外面杀了人，也要我偿命吗？”这一类推为理由对其丈夫所出具的欠条不负责任，其实对这一理由，凡稍有法理知识的人，从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构成要件的差 异上很容易解释和辩驳的清楚，但王某一直没有得到“清楚明白”的答复；有的则态度蛮横：“你丈夫欠的钱就得你还，你没有资格告状”，“判错了怕你，判对了还怕你？你乐意哪告哪告去！”；有的怕沾惹麻烦，一推了之：“你去找领导吧”，有的甚至将责任推到死去的法官身上“这事是某某（已死亡）办的，我不清楚”；有的无处可推了，就采取拖的“战术”：“这事保证得管，你回去等着吧”，两年过去了，杳无音信……。就这样，本来“没事”的案子，王某却越发觉得“有事”，接案的工作人员和有关领导越怕给自己“添麻烦”越是惹出了更大的麻烦。

上述只是问题的表象，深层次原因有五：

1、责任心不强。案件承办人没有对案件负责到底的责任心，自以为对案件做到公正判决，切实的执行就足够了，对当事人是否服判息诉则在所不问，缺乏耐心细致的解释和说服工作，在案件办理的完美度上留下缺憾。

2、协调性差。一件民事行政案件从受理、立案至审理、执行再到申诉的接待要历经多人之手，这些人中难以形成从大局着眼、步调一致、协同工作的合力，而是从自身着眼，以“不沾惹麻烦”为原则，得推就推、得拖就拖、得搪塞就搪塞；有的甚至希望出点“乱子”，从中看别人的“笑场”；更有甚者，若不从中制造点“麻烦”就算配合工作了。

3、业务不精。有些办案人员心浮气躁，将主要心思都用在追名逐利上，很难静下心来集中精力、心无旁鹜地钻研业务，对 与案件相关的法律规定掌握不精、原理不明，对当事人的问题或难以恰当解答，或解答不一致，甚或产生歧义。有的案件承办人员对与案件相关的法律知识尚不及当事人掌握的透彻。

4、怜悯心淡化。有的案件承办人由于长期的“职业化”，对当事人的情形，特别是弱势一方的情形见多不怪，神情麻木，缺乏怜悯心，不能设身处地为当事人着想，做好入情入理的说服疏导工作。

5、办案流程不规范。民事与行政诉讼程序虽早已明确，但在执行中总是有诸多不规范之处，致使程序违法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法院在本案的执行中，一些应向王某公开的情况而没有公开，致王某产生诸多猜想，加重了其上访、申诉的心态。

斗的是“气势” 争的是“面子”

中国古有“士可杀而不可辱”的豪言壮语，民间亦有“不蒸馒头争口气”的俗语，这些“传统”在民事、行政申诉案中大有踪迹可循。

刘某兄妹八人，其父是某单位退休职工。该单位集资建时，刘某以其父名义交了购房款。其父去世后，刘某便将该房产的产权证办在自己名下，其他兄妹们不服，搬出老母亲做原告，诉至法院，法院判决刘某胜诉。一审判决生效后，本已趋于平静，不想刘某一方却“得了便宜卖了乖”，某日酒后打电话向对方炫耀“战绩”，这下捅了“马蜂窝”，对方再次联合起来，直接申请中级法院再审，中级法院提审后，撤销了一审判决，改判刘某败诉。此时的刘某已没有退路，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还得继续“斗”下去……

在民间，诸如此类的争强斗气的官司司空见惯，倒也不足为奇。令人惊奇的是，有一案是因“官商斗气”而闹上法庭。

贺某原为某乡镇企业负责人，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企业改制中，变为该镇集体企业资产与自己投资的合股公司经理，后来通过 “股权臵换”运作，而使企业成了“私人公司”。随着公司资产的增加，贺某对镇政府的依赖性越来越弱，与政府的关系也不太融洽了，尤其是新一届政府班子到任、贺某的公司总部也由镇政府所在地搬迁到了市区后，矛盾便明朗化了。贺某因债权债务关系曾两次将镇政府告上法庭，贺某胜诉后，又申请强制执行。由于镇政府是被执行人，政府主要领导不得不忍气吞声地上了强制执行的警车（到执行现场）。镇领导登门谈事情，贺某却让镇领导先“候着”，在以往，这话本来是镇领导对贺某说的，不想现在却“大换位”了。虽然说此行为是贺某通过司法程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无可厚非。但毕竟让人难以咽下这口气，贺某是依托该镇的集体企业而“发迹”的，而且在公司经营中，有许多事情是通过镇政府协调的。更为要害的是在企业的改制与“转股”中并不是没有问题，而且存在着较大的问题。贺某本来心里有“鬼”，不仅不收敛，反而愈加张扬。此口气争不回来，此面子要不回来，作为一级政府的尊严何在？威信何在？于是经过镇政府班子研究决定，以贺某同他人恶意串通，侵害集体财产 为由，将其告上法庭。对此诉讼，双方都做了充分的准备，使出浑身解数对簿公堂。

这类案子，绝非与民间斗气案例同日而语。不能不引起我们极大的关注，原因是其“层次”较高，看似债权纠纷实非债权纠纷；冲动中蕴含着“理智”，甚或是“智慧”；平等主体间的民事纠纷，将体现出“权钱较量”的色彩。主要关注点有三：

第一、从争议主体看，因属于民事纠纷，主体应该是平等的。但现实中，法律规定的民事主体平等原则，总是不断地受着权力、金钱、关系、人情的干扰，往往使这架“天平”发生倾斜。该案中，镇政府虽然以乡镇集体财产的代表者身份出现，但其所依托的是公权力或者说是以公权力作后盾。而贺某不但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据说也与一些官员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在此情形下，这两股力量都有可能影响到案件的公正处理，也最有可能导致枉法裁判的情况发生，这是作为检察机关应引起警觉的。此推断并非空穴来风，诉讼序幕拉开后，贺某曾与镇领导“叫板”：“不信你看着，咱哥们儿有钱，什么事都摆得平！”。镇领导当然也不示弱：“你不是有钱吗，我就和你打下去，看你能摆平到哪一级！”

第二、案中所体现的是民事法律关系，提起的是民事诉讼，但镇政府领导在决定诉讼前，并不是冲动的，颇费了一番心思。所把握的尺度是：既要将官司打下去，打成功，又不能打大了，牵扯面过大（暗指上届班子成员），“把人送进去（追究刑事责任）”。几经权衡，最终确定以民事诉讼为契入点，矛头所指仅限 于贺某及与其“恶意串通”的另一人（原乡干部）。由此可见，这个案件的背后，可能隐藏着职务犯罪问题，作为民事案件的当事人可以绕开这个问题，而作为检察机关不能视而不见。

第三、本案就起诉方（镇政府）看，真正是“意在案外”，至于本案的诉求能否实现并不重要。案件的起因已如前述，而对案件的结果，镇政府领导也曾流露过“争回的钱再多也进不了个人的腰包”的想法。设若镇政府的诉求成立，集体利益能够在多大程序上得到保障，这也是检察机关不能不关注的。

就检察机关民行部门对此类案件本身的处理而言，笔者以为并非难事。镇政府诉贺某案，虽然势头很强，笔者推断不会“把事情弄大”，也不可能缠诉。该案存在双方私下和解的空间，即使双方和解无望，案件进展到一定程度，会有人站出来“打圆场（案外人斡旋）”，而法庭调解的可能性也较大。

倒是刘某兄妹们争议房产案有些棘手。此类案件的当事人，往往会在诉讼之路上争斗的精疲力竭，在精力、财力和时间的消耗中，逐渐削减锐气。最终以和解结案为上策。

剪不断理还乱的人情网

中国是一个人情化的社会，在民事、行政诉讼中，时时处处受到人情化因素的影响，此种现象已成常态。亲戚、朋友、同学、同乡、同事、战友等等关系，总是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渗透到案件审理中来。倘若哪一个案件没有说情的，就会使人感到惊讶：“怎么没有说情的，不正常呀！”凡案件承办人员，谁都无法避 开这张剪不断理还乱的人情网。承办案件人员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不是圣人，在实际中，做到六亲不认、“黑着脸子”办案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情关系使案件审理的方向偏移是常有的事，只要“不出大格（法律许可范围内）”—构成徇情枉法就实属不易了。对检察人员而言，亦复如是。此方面的案例俯拾即得，自不必列举赘述。

结语：

影响民事、行政申诉案件的案外因素相当广泛，大到整个社会背景，小到个人情感。这些案外因素对案件审理的影响绝不可小视，有时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与案内的“事实和理由”构成了影响案件审理方向和结果的“双轨制”，这种现象在法制建设进程中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但我们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只能正视和应对。通过本文对影响民事、行政申诉案件的案外因素分析，至少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对民行检察工作的战略性构想必须立足于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大局。在顺应这个大局的前提下，确定其位臵，探求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作用，这也正是检察体制改革的内容。当然，这不是地方检察机关所能办的事，但所具有的探求精神是应该得到肯定的。

其次，通过对民事、行政案件的案外因素分析，我们既看到了影响民行检察工作的诸多问题，也看到了拓展民行检察工作空间，发挥民行检察工作作用的机遇。通过民行检察监督，不仅能 够使已经生效并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得以纠正，成为申诉人合法权益得以救济的一条重要途径，而且通过对案外因素的搜集、分析、甄别，将成为职务犯罪案件线索来源的辅助渠道（当然将这一设想上升到法律层面，尚须时日）。同时，通过和解息诉，不仅解除当事人的讼累，也是对法院审判工作的支持。

第三，通过对案外因素的了解，更能全面掌握个案的真实情况，使案件能够合情合理地得到处理（当然，在具体办案中，“与本案无关的”不予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