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网报道范文

国网报道范文（精选3篇）

国网报道范文 篇1

国网帝国【全文】

在目前的改革现状和体制框架下，国家电网公司这样的行政性垄断公司的存在与强势扩张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这是中国的结构性问题，对于国网等大型央企来说，垄断和附着在其身体上的公共职能，是历史留给它们的天生禀赋。

围绕央企垄断几乎都是批评的声音。其实，垄断本身并不可怕，在一个相对完善的市场体制下，垄断会时常受到制约，而中国目前缺少这种有效的制约；另外，国网的可怕之处也不仅在于垄断自身，更在于这个庞大的帝国拥有的超乎想象的进取心、能力以及系统性锁定的强大野心，其创造的现时巨额垄断利润和未来无限可能性，足以让肌体欲罢不能 记者王强

三座120米高的特高压输电铁塔耸立在黄河岸边，这些学名为三基跨越塔的钢铁巨人有40多层楼高，藐视着脚下的一切。

这里是河南省巩义市康店镇的黄河南岸，国家电网公司建造的中国第一条百万伏级特高压输电线路晋东南-南阳-荆门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就从这里跨越黄河，连通对岸的河南省孟州市。电网下是滔滔的黄河水，裹挟着泥沙奔腾不息。

附近的村民们常常惊讶于这个庞然大物的体量，但他们不清楚，那还只是电网帝国的一个小小缩影。高大威严的形象，是素有“铁腕人物”之称的国家电网公司总经理刘振亚的得意之笔，在他的推动下，特高压电网在争议声中强势上马，于2009年1月初建成运行，整个工程耗资58亿元，线路全长640公里，横贯华北、华中两大电网。

同样的，特高压也只是帝国各种庞大规划的一部分。对于国家电网这样的大型国有企业，外界很难窥视到它运转的全貌，即便如此，巨无霸的可怕力量也处处可窥。

33年前，25岁的刘振亚还只是山东省一家叫白杨河电厂的技术员，经过20年的奋斗，到1997年时，他已经是山东省电力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兼山东鲁能集团董事局主席，并一手打造了鲁能足球俱乐部。

国家电网公司是2002年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的产物，其前身国家电力公司曾经垄断着共和国所有的电力产业。2002年4月，国务院发布《电力体制改革方案》（5号文件），电改大幕正式拉开，按照厂网分离的改革目标，国家电力公司被拆分为5大发电集团和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两大电网公司。

2000年底，刘振亚被调进京担任国家电网公司筹备组副组长，国家电网公司成立后，他开始担任国家电网公司副总经理、党组副书记。2004年10月，刘振亚升任国家电网公司的总经理兼党组书记。从这时候开始，刘振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正式执掌了中国这家行政性垄断企业的大权，并开始打造这个巨型的企业帝国。

帝国到底有多大？根据2008年底的数据，国家电网公司的总资产高达16462亿元，足可以购买很多非洲国家，旗下员工153.7万人，同样比很多国家的全国人口还要多。2005年，国家电网公司第一次入围美国《财富》500强排行榜，排名第46，随后每年国家电网公司在《财富》500强中的排名都大幅提升，到2009年，排名已至第15位。

8年前，当高度垄断的国家电力公司被拆分之时，改革派和监管专家们希望看到中国形成一个充满有序竞争的电力市场，但仅仅8年时间，一个更强壮的“弗兰肯斯坦”式巨人再次出现。弗兰肯斯坦是英国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雪莱1818年创作的世界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里的科学家，他用许多碎尸块拼接成一个怪兽，结果这个怪物不受控于它的造物主，为报复它的主人，怪兽制造了诸多悲剧，最后，它的主人杀死了它，但也心力交瘁而亡。最近几年，国家电网公司也正在试图打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庞然大物，外界为此惊恐和忧虑。国网的触角

坐在北京市三里河路46号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重大装备办公室里，气氛很沉闷，办公室负责人胡淑清处长声音很高，情绪激动。“我都不知道写了多少次报告了，现在也不知道去哪里说理去了。”她说，自从去年7月国家电网公司正式宣布收购国内二次电气设备龙头企业许继集团和一次电气设备骨干企业平高集团后，她更深刻认识到国家电网公司身上超乎想像的能量。

胡淑清所说的强大能量不仅仅是指国网公司强大的资金实力，而是在各方的强烈反对下，国网公司依然能顺利推进各项收购工作，有关方面对其明显违背电改“5号文件”精神的行为也一直没有明确表态。时间回溯到去年7月17日，发生在这一天的两件事情震动了国内电气装备行业。国家电网公司旗下的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与平安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许继集团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中国电科院通过增资扩股，取代平安信托成为许继集团的控股股东，持股60%，未来还将进一步增持至100%。同一天，国家电网公司另一家子公司国网国际技术装备有限公司与河南省平顶山市国资委签订协议，无偿受让后者持有的平高集团100%股权。

据业内专家介绍，许继集团是我国集电力系统自动化、继电保护和直流输电设备于一身的大型企业，而平高集团是国内电气开关设备三大骨干企业之一。

国网公司挺进上游装备行业的行为在去年4月就开始有了传闻，并引起了代表机械行业利益的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强烈反对，他们早已经对国网公司一直以来排斥国产装备和阻挠电气设备国有化的做法不满了。当国网公司把触角伸向装备行业时，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无法保持沉默。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担心是，国网公司构建“直属设备制造体系”，在今后的电网设备招标中很难做到“一视同仁”和公平竞争。有专家告诉《商务周刊》，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电气装备行业已处于高度竞争状态，这种竞争状态更不允许手握国内70%以上电网设备应用市场的国网公司打造自己的装备制造产业。为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并制止国家电网公司对高压输变电设备龙头制造企业的不当并购，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在去年5月份就通过《中国工业报内参》，向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等机构发出呼吁。这份内参强烈质疑了国网自建第二制造体系的做法。

内参指出，以建设和运营电网为核心业务的国家电网公司，近来积极发展自己的设备制造业，使本已产能过剩、竞争激烈的电力设备制造市场，面临大量重复建设的困扰和因新的行业垄断造成的不公平竞争。文章质疑国网全力推进第二制造体系建设，违背了国家多年来积极倡导的电力体制改革方向和目标。

2009年6月17日，中国电气工业协会也在北京召开会议，邀请工信部及电力设备制造行业相关科研院所和企业，就在行业内已热议半年之久的“国家电网公司自建第二制造体系”进行研讨。

胡淑清告诉《商务周刊》，去年7月初，在向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领导汇报机械工业上半年经济运行形势时，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再次建议制止国家电网发展直属设备制造体系的做法。

7月17日国网公司收购许继电和平高集团消息正式曝光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向央企出资人国务院国资委递交了一份更为详细的报告。但据称国资委在去年11月初向国务院递交的一份报告中明确站在国网这一边：

一、国网的收购有利于促进输变电行业的发展；

二、国网的收购有利于电力体制改革；

三、国网的收购有利于企业做强做大。国务院在接到国资委的报告后，于11月11日向国务院法制办、国家发改委和电监会转发了国资委报告，征求三方的意见。

根据本刊了解，发改委随后也向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征求了意见，并向国务院表达了反对态度，称国网的并购不但不利于行业竞争，更不利于电力体制改革早就确定的主辅分离原则。电监会虽然在大方向上也反对国网的并购行为，但认为许继和平高的市场份额还不到国内电网设备市场的1%，似乎无伤大雅。

而对于自己这种纵向一体化的企业并购行为，国网公司一直公开否认涉嫌垄断，并聘请国内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对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增资许继电所涉反垄断问题和平高集团国有产权无偿划转所涉及的有关事宜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前一份意见书称，中国电科院认缴许继集团新增注册资本，虽然将导致中国电科院获得许继集团60%股权并控制许继集团，但该行为并不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后一份也认为，该次划转系平顶山市国资委与国务院国资委下属国有企业之间依据国资委《企业国有资产无偿划转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的无偿划拨行为，不属于市场经济行为。如国务院国资委最终批准本次划拨，则其体现的是国家意志，不同于《反垄断法》所规范的市场经济行为，因此本次收购不构成《反垄断法》关于经营者集中的相关规定，未破坏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相关规定。

争议一直在继续，期间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多次在不同场合反对国网的并购，但目前国务院仍未最终表态。而显然，收购已经进入最后审批阶段，包括胡淑清在内的很多反对者对结果并没有多少信心，因为他们清楚，自己面对的是一个超强大的对手。刘振亚的棋子

如果仅仅认为国网并购电气装备企业只是为获得所谓关联交易好处，通过不公平竞争受益，那这种看法似乎过于简单。如果从国网公司内在的发展逻辑看，这些并购行为显然是国家电网自身战略的需要。“这与国网公司总经理刘振亚有着直接的关系，刘是个很有想法的人。”一位不愿意具名的业内人士告诉《商务周刊》说，“刘在某次内部场合说过，国网要打造中国的西门子。”

一直以来，国家电网公司对国内电气装备企业的能力其实并不信任，此前的多次设备招标中，国网表现出对国产设备的排斥情绪。在关于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增资许继集团有限公司所涉反垄断问题之专项法律意见书中，国网公司也借律师之口认为，“我国电力装备制造业虽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同国外技术先进的大型跨国公司如ABB、三菱电机、西门子等相比，在新产品研究开发能力、产品性能以及资金实力、质量管理上还有差距，综合竞争能力较弱，现有大型电力装备的品种还不能完全满足国内电力工业发展的需要。” 尤其是，在国网公司眼里，中国还没有一家类似西门子那样具有综合实力的电气设备总承包商。显然，刘振亚希望国网公司能承担起这样的角色，而且他自信国网确实也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上述法律意见书断言，（对许继电的）本次增资有利于打破境外寡头在电力装备制造业上的垄断地位。

不论外界形容刘振亚是有野心还是有理想，都难以左右这个强势人物实施自己既定的战略。一旦庞大的帝国想扩土开疆，就很难有人能阻挡它的步伐，这也是国网公司之所以敢于冒行业之强烈质疑和违背电力体制改革精神的原因。

从已经发生的事实来看，国网公司的野心显然并不仅仅在许继集团和平高集团上，二者只是帝国棋局上的两个小棋子。

2009年12月27日，很多大人物出现在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个热闹的工程奠基现场，国网公司党组成员、总会计师李汝革，南京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季建业带领国网公司主要部门和南京市政府各大部门负责人到场，庆祝国内首个围绕智能电网自主技术研发、核心装备制造、关键产品检测为主要内容的科研产业基地“国家电网公司智能电网科研产业（南京）基地”奠基。

南京是国网公司直属重要科研单位电力科学研究院的大本营，也是国网电科院为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而创办的高新技术企业南瑞集团的大本营。国网电科院由国网南京自动化研究院和国网武汉高压研究院重组整合而成立，主要从事电力系统自动化、交直流高电压技术、水利水电工程测控、通信与信息工程、一次设备及其智能化、电力电子、轨道交通及工业控制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而南瑞集团扮演的则是产业化和智能一次设备及其他电网设备制造商和系统集成商的角色。

把南京打造为南方最重要的电气装备产业基地，是国网公司早布下的一步棋。此前，电科院已在江苏省内悄悄地完成了多单并购，麾下有10多家产业公司。仅在2009年，南瑞集团就把从事电线电缆制造的江苏银龙电力电缆公司、江苏淮胜电缆有限公司以及从事断路器、非晶合金变压器等电力设备制造的江苏帕威尔电气有限公司、安徽继远电网技术有限公司和继远软件公司揽入怀里。

随着国网公司提出建设智能电网，国网电科院也提出了跨越式发展的目标，国网电科院认为这是“二次创业”做大做强的最佳时机。该院院长肖世杰在今年1月21日职工代表大会上宣布了他们的愿景：借助这次机遇，力争用4年左右的时间，使国网电科院成为国家电网公司的研究开发中心、设备制造中心、技术服务中心、检验测试中心，国网电科院要发展成为国际一流的电力科研机构，产业规模超过300亿元。

为助推该计划，去年7月20日，刘振亚亲赴南京，与江苏省委书记梁保华、省长罗志军、南京市委书记朱善璐等地方大员会谈，敲定在南京建设智能电网科研和产业基地。地方政府当然更加乐意看到这样庞大的项目落户，给予了国网公司极大的热情。

此次江苏之行，刘振亚还重点考察了常州的输变电产业，包括常州东芝变压器有限公司、常州特种变压器有限公司、太平洋电力设备集团、常州高新区电工电气装备产业园、溧阳上上电缆集团等。随后就有传闻称，常州市国资委或将常州东芝变压器有限公司的股份划转给国网公司，常州东芝是全国首家开发生产500kV电压等级电力变压器的合资公司，同时，地处江苏溧阳的上上电缆集团也将并入国网公司。不久，传闻就变成了事实。国家电网公司旗下的国网国际技术装备公司通过无偿划转从常州市政府手中取得了常州东芝33%的股权。国网国际技术装备公司成立于2008年8月，是国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平高集团就被划拨在其旗下，也是国网公司为实现自己装备总集成商梦想的更重要的一枚棋子。

有业内人士告诉本刊，常州集中了国内众多输变电企业，国网无疑想把这些企业都收至旗下。

而就在刘振亚此次南京之行前几天，国网公司位于北京的另一大科研集团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也正式明确增资许继集团。中国电科院是国网公司装备总集成商“三驾马车”中的最重要成员，此前已经开始对国网公司下属省网公司三产进行整合，如已经整合了江苏华电铁塔制造有限公司、重庆渝能泰山电线电缆有限公司、重庆顺泰铁塔制造有限公司等，并出资成立了多家与电网系统密切相关的产业公司，目前，除20家研究所外，中国电科院还拥有17家科技公司。

而根据上述《中国工业报内参》，国家电网公司对中国电科院的考核目标是到2012年发展为年产值500亿元的产业规模。为推进目标，中国电科院提出了积极培育大产业以及由提供单一装备到提高系统装备贡献率转变的企业战略。

在做强做大的发展激励下，国网公司及其旗下的科研集团产生并购扩张的冲动自然而生。据电气装备行业的分析，国内其他重要的关键企业比如西电集团、天威保变、思源电气、特变电工等，都曾先后被列入国家电网整合的对象。

采访中，国内多家电气装备企业虽然对国网公司的跨界扩张不满，也担心未来自己的产品在招标中会受到不公正待遇，但惮于国网公司这个最大买家的强势，很少有企业愿意公开站出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帝国的威力

面对众多的批评和质疑，国网公司有内部人士很委屈。他认为，一直以来国网公司受到电气设备厂商的价格讹诈，所以国网收购许继和平高等企业，将使国网对设备的生产成本了如指掌，真正掌握产品的定价权。

“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国内某电力设备企业的负责人称，“面对国网公司这样强大的垄断买家，我们这些企业几乎没有说话的权力，如果能在招标中拿到单子，简直就是拜国网恩赐，我知道，国内很多厂商都要经常到国网公司去公关，不然你可能几年拿不到订单。”

国内某电力开关企业的高管在采访中也认为，设备企业能否中标，完全取决于国网公司的态度，在国网帝国面前，生产企业只有臣服的资格，哪里还敢讨价还价。

“所以，我们肯定担心国网一旦拥有了自己的设备制造体系，体系外的企业很有可能被排除在竞争之外，国网的威力我们不是没有领教过。”这位企业家说，“很明显，我们这些国网外的企业肯定竞争不过国网体系内的企业。”

国网公司虽然极力辩解未来不会形成歧视政策，但在本刊获得的那份《中国工业报内参》里，却显示国网旗下的公司在无业绩的情况下可以屡屡中标，甚至不通过公开招标程序，把项目直接交给旗下的单位。在2009年1月三峡工程地下电站送出直流输电工程主设备招标中，国网全资子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联合法国阿海珐公司（AREVA）作为投标乙方，在没有资质和业绩的情况下参与投标并中标；在最近的一次大型抽水蓄能机组招标中，对于调速装置、励磁装置等关键附属设备，国网公司不通过招标就将其给了另一家全资子公司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而该研究院在此方面也还没有业绩。

采访中，胡淑清告诉本刊，她对三峡工程地下电站送出直流输电工程主设备招标的情况比较熟悉，当时参与竞标的还有国内输配电行业中唯一的央企西电集团，在上述领域，西电已经拥有成熟的技术和完善的制造能力，而中国电科院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更缺乏制造能力。但最终中国电科院与法国阿海珐公司联合以超乎想象的低报价中标。胡淑清认为，按照他们的报价，肯定是要赔钱的，但因为背后有国网公司的支持和操纵，明显违反市场规则的事情就能发生。而为了竞标成功，中国电科院与法国阿海珐公司进行接触，希望借助法方的技术实力弥补中国电科院的不足,据称阿海珐下属的输配电公司在直流输电技术领域有着领先的技术和多年的工程经验。中国电科院网站公开的资料显示，2007年4月，中国电科院与法国阿海珐输配电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框架的协议，阿海珐同意把直流换流阀等技术转让给中国电科院，随后双方日益紧密，高层之间互访频繁。2008年，中国电科院还派出一批技术人员到阿海珐（AREVA）位于英国的输配电技术中心接受培训。

一位业内专家认为，法国阿海珐当然乐于跟这样一家有着强大背景的机构进行深度合作，借助中国电科院，阿海珐可以打开中国巨大的电网市场。事实也是如此，这样的合作使得阿海珐最近两年连续获得一些此前难以拿下的项目，去年，由于阿海珐在直流阀技术方面与中国电科院的合资合作，双方在国网公司公开招标的黑河项目中一举中标。“为了支持双方的合作项目，国网公司还投巨资在位于北京市清河的中国电科院建设了一个庞大的生产基地。”胡淑清说，“对于国内其他设备企业，哪里有这么大的手笔？”

对于国网公司的威力，最近感受最深的可能是国内三大变压器生产企业之一的天威保变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记者采访中获悉，这家变压器生产商早已进入国网公司的收编名单，但2007年9月，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却占得先机，顺利从天威集团手中以无偿划转的方式获得天威保变51.1%的股份。

兵装集团横刀夺爱本身已经令舍我其谁的国网公司感到不快，而去年国网收编许继和平高的消息一经确定后，据称兵装集团的领导到国资委表达了反对意见，国网公司大为震怒。最近一年多的几次大项目招标中，天威保变没有一次中标。

最近，胡淑清到天威保变调研，天威保变有关负责人很委屈，但也只能有苦难言，“那么厚的标书里，挑拣些毛病是很简单的事情，即使针对一些小瑕疵，国网公司就可以拔枪立毙”。

《中国工业报内参》还披露了一个事实，早在1970年代，我国就开始了特高压输电技术和设备研究。经过几代人的艰辛努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在国内首条成功投运的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示范工程中，国内制造企业发挥了关键作用，综合国产化率达到了90%以上。但国内设备制造企业在申请专利时，国网公司却要求与其共享专利权。这意味着，制造企业今后要参与其他国内外公司的项目建设就必须先征得国网的同意。借此，国网的垄断将进一步延伸。

一位曾经亲身经历了特高压国产化工作的机械专家也向《商务周刊》证实，在建设特高压试验示范线项目中，国网公司强迫设备企业必须同时签订知识产权和专利共享的协议，如果不签署协议就不使用该企业的产品，在强大的压力下，很多企业最后都不得不认下了这份不公平的交易。艰难的主辅分离

2010年初，两度被搁置的电网主辅分离改革再次出现在了有关领导的办公桌上。据悉，这个一直难产的改革将于年内重启，但根据已经公开出来的消息，此次改革的重点在早已经从国网中分离出来的四大辅业集团之间的重组，这四大辅业集团是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和葛洲坝集团，目前均由国资委直接监管。

业内多位人士认为，虽然国网公司收购许继电和平高两大电力设备企业还存在不确定性，但其行为本身对于电力体制改革关于主辅分离既定原则的破坏已经影响深远。

“这种明显违背电改精神的行为却难以得到制止，我很难理解。”胡淑清认为，即使非电力专家，也清楚国网的行为已经超越了既定的边界，有关部门不应该纵容国网在错误的道路上走那么远。

而在电改专家眼里，电改8年来，5号文件所确定下来的原则只有“厂网分离”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推进，发电侧有了相对充分的竞争，但接下来的“主辅分离”、“主多分离”以及“输配分离”一直举步维艰，难有实质性进展。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电监会官员认为，目前来看，主辅分离改革似乎绕了一个圈子，从起点又回到了起点。他认为，就目前国网收购两大电气设备企业看，可能在最初的改革设计时就为国网越界埋下了伏笔。

“最初改革设计时，就不应该把中国电科院等科研实体划归国网公司管辖，退一步讲，即使这些实体归于国网旗下，也应该有严格的政策限定其只能是单纯的科研机构，不能赋予其做大做强的产业激励目标。”他说。

这当然是改革不彻底的隐患，但也是国网公司强势使然。

2008年初年初，一场历史上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天气袭击了华中、华东两个区域电网和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四川、重庆、浙江、安徽、福建、江苏10个省级电网，国家电网经营区域545个县（区）、2700多万用户受到影响，其中80个县（区）供电几乎全部中断，华中、华东电网几十条500千伏线路倒塔、倒杆、解列和停运，暴雪、覆冰凝雪等造成贵州500千伏电网基本瘫痪，湖南电网一度濒临崩溃。后来根据中国电力行业主管部门的披露，电力系统因此次雪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400亿元。

我国电网有史以来受严重的一次灾害引起了多位专家对国网公司垂直一体化垄断模式和一味强调建设大容量、远距离的大电网行为的批评。但国网公司却在大力宣传抗冰保电成就的同时，游说中央放弃既定的主辅分离改革。

有报道公开称，雪灾过后，国家电网公司即向国务院递交了一份措辞强烈的报告称，“送变电企业和设计院都不应作为辅业分离出去”。国网公司强调，从这次抗冰保电可以看出，设备企业对于电网的建设和维护非常重要。考虑到电力应急和安全，设备企业不应作为辅业剥离，而是应当留在主业之内，否则无法高效率地组织抢修队伍，会影响到正常的电力建设和维护。

在改革派眼里，这多少有些威胁政府的意味，但国网公司确实达到了目的。据说，决策层对此文件的批复是，要“进一步论证”。从目前事实看，高层对于国网明显违背主辅分离式的扩张采取了缄默的态度。天灾人祸似乎总是能够成为国网公司游说的借口。电监会那位内部人士回忆，为厘清电网运行的真实成本，2002年就明确电网“主辅分离”在“厂网分离”之后应该成为改革的重点。2004年底，国家电力改革领导小组将第一份主辅分离改革方案上报决策层，业内对此充满期待。但正式文件还未出台，“电荒”开始在全国蔓延，并持续了前后两年多时间，“主辅分离”方案最终未被通过，改革时间表被无限延期。随后几年，电改办牵头制订了多个版本的改革方案，都因阻力较大，部委之间意见未能统一等问题而搁浅。电力改革“主辅分离”的时间表一延再延，国家电网公司却在只争朝夕的越长越大。国网的发电图谋

2010年1月31日，国家电网公司副总经理舒印彪出现在国网能源研究院主办的“能源经济发展”论坛上。这位国网高层针对业界反映强烈的风电等清洁能源上网难问题作出了解释，他强调了众所周知的说法：“近年来我国风电发展速度大大超出规划，而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具有间歇性、随机性、可调度性低的特点，大规模接入后对电网运行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尽管国网把风电等清洁能源上网难的关节归因于风电发展过速，但这家电网运营商自己却就在参与风电等清洁能源发电，它希望成为中国未来最大的清洁发电生产商。

这多少显得有些滑稽。但这是国网公司染指发电领域的一种迂回战略。

2002年“厂网分离”改革后，国网公司就不被允许再涉足发电领域。电改之所以首先要把发电侧与输电侧分开，是为了在不具备自然垄断端的发电领域进行市场化竞争，打破原有发电输电高度统一的垄断局面。按照电改的预定，厂网分离改革必须在“十一五”期间彻底完成。虽然2002年厂网实现了初步分离，并形成了5大发电集团竞争的局面，但国网公司显然希望继续染指发电侧，并借道新能源发电打造自己的发电版图。对此，外界也一直有批评声音，认为国网有打造中国“第六大发电集团”的野心。染指地方

地方小水电这种分布式供电模式一直是中国农村水电的一大特色。国际小水电组织也认为，小水电对于消除贫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极为重要。一直以来，这些地方小水电归属于地方水利部门管辖。四川省水电产业集团公司专家顾问组组长李其道告诉《商务周刊》，在最高峰时的1990年代末，中国有800多个小水电自发自供自管县，但随着此后开始的农电体制改革和农网改造，大电网依靠强势垄断地位开始一点点蚕食地方小水电。

最初，国家电网公司的前身国家电力公司就要挟地方，如果不把这些小水电划拨给电网或由电网代管，当地的农网改造就不能进行。国家电力公司被拆分后，国家电网公司仍旧沿袭了前辈思路，继续收编地方小水电，把这些处于自主状态下的分布式电力资产纳入统一的大电网里。

“到2007年底，全国小水电自发自供自管县只剩下200个左右了。”李其道说，在水电资源丰富的四川省，原来有110多个小水电自发自供自管县，目前所剩寥寥无几。而且失去了供区市场的这些县的小水电，还从原来的“三自”（自发自供自用）变为“三限”（限时限量限价上网），受到大电网的极大制约。

对地方小水电的收编造成的一个直接恶果就是抬高了农民用电成本。李其道回忆，在自发自供自用时期，这种带有民主色彩的供电服务模式卖给农村用户的电价每度只有0.2元左右，有些地方甚至更便宜，但一旦并入国网，国网采取了低价购入、高价卖出的方法赚取超额利润，很多地方曾向李其道反映，当地农村用电涨到0.5元。地方政府在其中也充当了国网公司的合谋者。2007年，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曾有内部人士给李其道发来一封揭发材料，南江县位于四川北缘米仓山南麓，境内河流众多，水电理论蕴藏量丰富，发展了多家小水电企业，投资主体也很多元化，在南江电力格局中，小水电发电量占到了60%。

2007年10月9日，巴中市电力同网同价工作正式启动，在此过程中，国网所属的巴中市电业局逼迫地方小水电企业必须无偿交出供电区，由此造成的人员、债务、股本等问题自行解决，国网概不负责。该县一位领导在会议上也明确称，小水电阻碍了南江社会经济的发展，不管国网与小水电之间的矛盾如何，不管牛打死马、马打死牛，都必须无条件执行上级规定，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解决南江县的电力体制问题。在牺牲了地方小水电企业利益的基础上，南江县配合国网顺利实施了“改革”，事后，南江县还成为农电改制的样本被宣传。2008年，李其道曾把国网这种强势的垄断行为上报到国家电监会，但电监会有关官员告诉他，电监会管不了这样的事情。

在四川，国网公司很早还盯上了省内5家发供一体的配电网上市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四川省电力公司以不同途径实现了对其中4家的控股。2006年8月初，四川省电力公司以每股2.45元的价格受让了深圳市业海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及四川汉派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所持乐山电力股份（600644.SH）3600余万股，并以14.56％的持股份额（股改后降至10%）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2008年11月3日，四川省电力公司又与眉山资产经营公司签订股权转让终止协议，以4.77元/股通过上交所大宗交易系统受让了后者持有的1632.4万股乐山电力解禁股，正式成为乐山电力第一大股东。此次控股也为日后四川电力高管操纵乐山电力内幕交易埋下了伏笔，2009年8月，中国证监会披露了四川省电力公司副总裁吕道斌涉嫌违规交易乐山电力股票的丑闻。

而早在2008年，岷江水电（600131.SH）也被四川电力所控制。该公司的2008年报显示，四川省电力公司全资拥有阿坝藏族自治州水利电网资产经营公司，后者持有岷江水电总股本的23.91%，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四川省电力公司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西昌电力（600505.SH）是四川凉山州唯一的发电和供电公司，负责凉山和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供电任务，2009年3月18日，西昌电力发布第一大股东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四川省电力公司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获得西昌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180万股西昌电力，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826.20万元。此次交易后，四川省电力公司共持有西昌电力5527.25万股，持股比例达到15.16%，成为西昌电力第一大股东。

2009年11月2日，明星电力（600101.SH）也与四川省电力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向四川省电力公司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6506999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07%。股权转让完成后，四川省电力公司也成为明星电力的实际控制人。

“目前，只有广安爱众（600979.SH）还没有被国网掌控，但其未来的命运也未可知。”李其道深感忧虑，这些上市公司手中都有不小的发电资产和发电能力，被国网控制后对于长远的电改会产生不利影响。他相信，国网不仅仅在四川省进行了此类扩张。未来的新能源霸主

2009年底，河北省发改委核准通过了国家电网公司的一个大项目，该项目名为国家风光储输示范项目一期工程。国家风光储输示范项目是国网公司力推的坚强智能电网建设的首批示范项目，一期工程位于张北县，计划建设风电10万千瓦、光伏发电5万千瓦、储能2万千瓦，总投资约33亿元。

根据张家口市发改委主任王世光去年9月张家口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上透露的信息，该项目是去年4月由国家科技部、财政部、能源局和国家电网公司研究决定启动的大型新能源项目，项目估算总投资200亿元以上。项目建成后，张北小县不但会成为世界最先进的风电研究和试验中心，还会成为国网公司旗下一个巨大的风电场。业内人士也认为，这个风电场将进一步助推国网公司突破不能发电的政策限制。

业内也注意到，承担这个项目的具体实施公司是国网旗下的新源控股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05年3月，注册资本22亿元，除了经营管理国家电网公司的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另一个很关键的功能是大力开发建设风电等可再生能源项目。

4年前记者在采访一位电力改革专家时，他就明确指出新源公司的功能设置明显违背了厂网分离的改革目标。但具体政策却为国网留下了闪转腾挪的空间，因为电力体制改革只是明确电网公司不能投资常规火电厂，对于投资新能源发电项目并没有明确的政策规定。电力改革之初，国网公司还掌握着2002年电力改革中所预留的用于以后支付改革成本的发电资产，国网内部一直希望能把这些资产保留下去，但迫于电改压力，这些资产最后都被出售剥离，这无疑也刺激了国网借道新能源发电的动力。逐渐剥离火电资产的同时，国家电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始抢占风电、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发电高地。在该公司的“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积极发展风电，每年开工10万千瓦、投产10万千瓦的目标。

最早在2007月8日，新源公司控股的第一个风电项目——内蒙古杭锦旗伊和乌素风电场一期4.95万千瓦工程就开工了，这个位于狼山和阴山之间的狭长风电场，也是鄂尔多斯市第一个风电项目。该项目66台风电机组于2007年12月31日建成并网发电，一年后，该风电场二期4.95万千瓦工程也建成，另外66台风机开始并网发电。目前，该风电项目仍在续建之中，国网公司的最终目标是在这里建成总装机容量100万千瓦特大型风电场，总投资上百亿元。

当然，新源公司永远不会为了风电上网难而发愁，国网自己的风电项目建成即可上网。

到2007年底，新源公司已经在建的风电场除了内蒙古杭锦旗伊和乌素风电场，还有总投资4.4亿元的甘肃安西风电场49.5万千瓦特许权项目工程、按照股权比例投资建设的新疆天风发电公司三期4.95万千瓦风电项目和内蒙古赤峰新胜公司二期4.93万千瓦风电项目。本刊还了解到，去年底，新源公司建设的甘肃瓜州干河口第三风电场20万千瓦工程已经开始各方面的招标。

而在更早的2005年7月，很少有人注意到，国网注册成立了一家叫国能生物发电集团有限公司的企业。该公司承担着国网公司进军生物质发电领域的重任，在最近几年里，国能生物发电集团公司在全国投资建设了多个生物质发电项目。

国网公司也如风电一样重视生物质发电，还专门制定了“十一五”期间公司发展生物质能发电的总体目标、发展思路和保障措施。国网自己预计到2010年，将建成约200万千瓦的生物质能发电能力，届时将占中国生物质发电能力的36％左右。

2006年12月1日，国能山东单县生物发电工程正式投产发电，国网宣称这是我国第一个建成投产的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截至目前，国能公司已取得核准项目40个，遍布山东、河北、河南、江苏、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新疆、湖北、安徽、陕西等省和自治区，其中已投产项目12个，发电装机容量32.4万千瓦；在建项目7个，在建装机容量8.4万千瓦。

国网公司在新能源发电领域可谓无孔不入。一位光伏领域专家告诉本刊，“十一五”期间，国网公司也进入了太阳能发电开发领域，截止到2008年年中，国网已与青海省、内蒙古自治区等达成了太阳能发电项目的合作开发意向，并正处于快速推进之中。

可以想象，在不久的未来，国网公司凭借强大的实力，将会把自己打造为中国新能源发电市场中的庞然大物。届时，国网的新能源发电依托强大的输配垄断母体，还会给市场中的其他竞争者留下多少独立生存的空间呢？这将是未来很长时间一直会困扰着决策层的难题。遥遥无期的输配分离 输配分离改革在长期搁置后，再次被有关部门提上了重要的议程。从公开信息看，国家电监会今年可能会有大动作。

在2010年1月18日召开的国家电监会工作年会上，电监会主席王旭东表示，将在今年推进落实电网企业主辅分离改革工作并促进实施，积极参与、配合做好电价改革工作，拟订输配电体制改革方案。这无疑是个积极的信号。外界也注意到，2009年12月15日国家电监会《2009年供电监管报告》发布会上，电监会新闻发言人谭荣尧也透露，电监会将出台《输配电成本监审办法》，明确输配电成本，啃下电改的“硬骨头”。他说：“输配电成本核算是电改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业内都很清楚，谭荣尧所说的电改“硬骨头”，实指输配分离改革，输配电成本核算是启动输配分离的关键一步。

输配分离原则是2002年“5号文件”就已经明确下来的改革方向。所谓输配分离，就是将输电和配电环节从资产、财务和人事上分拆，输电环节由电网管理，而售电环节，将把地方供电局改组为多个独立的法人实体，再辅之以购电大户与电厂签订直供合同，把配电网的建设运行下放地方。

国家电力公司被拆分后，输配电仍统一由电网管理，这种局面被电改专家认为模糊了电网的真实成本，影响了下一步更为关键的电价改革。只有输配分开，才能打破电网作为单一购买方的现有市场格局，形成购电方和发电方的自由选择，到那时电网才能变成一张纯粹的输送网络，公开、透明的定价机制才能形成。原电监会副主席邵秉仁曾如此强调输配分离的重大改革意义：“输配分开是全面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的纲，纲举才能目张。没有这一步，厂网分开的效果就不会充分显现，也很难建立一个有效的电力市场体系。”

改革初期，由于集中在厂网分离和主辅分离上，所以更为复杂的输配分离在很长时间没有被碰触。尤其是，与“厂网分开”相比，“输配分开”的改革被业内专家认为是“更复杂、更艰巨”的改革任务。因为输配分开将涉及电网企业资产、调度体制的大调整，以及电价改革的真正启动。

“这背后显然涉及到更为复杂的利益关系，起码国网公司就始终不愿意把配电网资产和管理权下放给地方。”上述电监会官员对《商务周刊》说。国网摇头了

随着电改的逐步深入，国家希望在“十一五”（2006年—2010年）期间启动并完成输配分离改革。

2005年末，中国电力改革体制领导小组召开了第8次会议，重点讨论“十一五”期间的电力体制改革思路。会议明确“5号文件”的改革方向和总体目标既定不变，“十一五”期间，要以输配分开为突破口，以区域电力市场建设为中心，积极培育市场主体，全面推进电价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争取在“十一五”末初步形成有效监管下的公平竞争、开放有序的电力市场体系。

电力体改领导小组会议对于改革的积极态度，特别是明确启动输配分开改革，令当时改革派们精神振奋，他们认为僵持下的沉闷电改将有望打开新的局面。

2006年，国家启动第二次煤电联动，结果造成全国电价普遍上调。随后不久，众人对电力系统企业转嫁成本的质疑接踵而至，而垄断行业高收入的问题又在当年成为众矢之的，改革呼声高涨。

为进一步推进电改，国务院派出一位副总理亲自负责电力体制改革研究办公室来研究电力体制改革问题。而当时电监会和发改委已经在该年年中下达了各地测算输配电价格要求，并准备在华东电网以及广东电网首先实行输配电价格改革。

但此间国网公司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认为以输配分离为突破口推动电价改革是本末倒置，不解决电价改革，无法奢谈输配分开。国网公司强调，拆分电网公司是一招险棋，后果是成本升高，拆得越多，成本越高，难以扭转电价上涨，更可能导致电网调度和安全上的事故。

部分代表国网公司声音的经济学家称，国电系统首次拆分完成后，当务之急是打破政府部门对电价和电源项目的行政审批。因此，电力体制改革下一步打破垄断的首要任务是打破行政性垄断，而不是进行输配分离。

“国网公司的声音太大了，阻力也很大。所以输配分离改革在2006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2007年记者采访一位积极的改革派专家时，他就表达了这样的无奈。

2007年1月，国务院副秘书长尤权调任电监会，成为电监会第二任主席。此时正是电力体制改革沉闷的僵持期，各方显然希望尤权能够打破僵局。

尤权到任三个月后，电监会发布《电力监管报告（2006）》，报告第一次把矛头直指电网垄断，认为当前供电环节的特点是两大电网公司（指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寡头垄断，普遍服务未完全实现，城乡与地区差异依旧存在，两大电网寡头垄断供电环节，配合产业调控的差别电价基本未得到执行。

2007年4月12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十一五”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希望能进一步推动电改进程，并明确输配分离在“十一五”的前三年进行试点，要求在“十五”末完成输配分离改革。随后，电监会也把输配分开作为今后的工作重点之一。

但随着2007年前后电荒蔓延，改革步伐大为放缓，而国网公司也找到了应付电荒而推迟改革的很好借口，垄断得以维持。

2008年电监会发布的《2007年电价执行情况监管报告》显示，由于电力体制改革不到位，输配电价仍未独立核定，购销差价与国家公布的输配电价相差较大。其中，跨区域输配电价等方面存在较大问题，包括在交易过程中存在上网价格偏低，电网企业收取费用偏高，交易缺乏公开透明的信息，发电企业对交易电量、电价和收费缺乏知情权等。

强大的学术机器

为了厘清电网的真实成本，国际上通行输配分离，在输配分离前，首先要完成的是输配的独立核算，但直到现在，输配的独立核算仍没有进行。

几年前，当《商务周刊》采访著名电力专家陈望祥时，他就指出，国家电网公司从一开始就对输配分离持反对意见，并采取很多措施阻止这一改革进程。陈望祥一直坚决反对国网公司的垄断行为，但这位电力斗士在2009年3月去世了。

显然，垄断迟迟不能打破的背后，仍然是电网为了维护自己的垄断利益，不愿意把配电业务拱手送出。

早在2005年岁末，中国电力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第8次会议召开前，就维持“5号文件”还是修改“5号文件”，已经争论了3年，争议的焦点就在于输配是否分开上。就在电改领导小组重申“5号文件”之际，国家电网公司宣布将各省电网主要资产上收，宣布大力发展特高压电网为2006年的重点任务之一。

而在《关于“十一五”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过程中，国网就强调“改革要稳步推进”，反复对草案修改，最核心的是不同意输配分开。

一位电改专家告诉《商务周刊》，为了阻挡改革步伐，国网公司借助旗下研究机构和国内一些智库机构造势，宣传输配分离的弊端和由此带来的不利影响。

2006年，国内一位知名教授不断公开发表意见，认为电力改革的问题在于方案制订有错误。他称输配分开潜藏着巨大的风险，而且输配分开本身并不能够打破垄断，输电和配电都具有自然垄断属性，并不能因为输配分开而打破。他得出结论，现在主张推行输配分离的观点是非常错误的，按照这种观点发展下去，中国的电力要么出现一次大面积电力安全事故的风险，要么是电价上升的风险。

此观点引起了陈望祥等专家的批评，他称该教授接受了国家电网大笔的研究资助经费，所以代表电网利益发言，“试图把水搅浑”。随着时间的流逝，到2008年，输配体制改革终于在争议中再次被提上日程，国网公司也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外界压力。电监会上述那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记者，2008年前后，国网公司也进一步加大了理论上的研究投入，包括资助国内某大型智库的经济学家和规制专家，连续发表输配电网自然垄断合理性的文章，支持输配一体化。国网公司旗下的智库国网北京经济技术研究院与这些学者合作建立了复杂的函数模型，分析输配分离改革造成的纵向经济损失。他们认为，与其他网络型产业不同，输配电之间具有很强的技术依赖性，这种技术依赖性会产生显著的纵向经济。他们按照110KV—35KV和220KV—110KV界面分离的两种情景，分别测算了输配分离产生的纵向经济损失，最终的结果显示，在两种情境下，如果在2005年之后实行输配分离改革，那么将分别造成1200亿—4900亿元和2200亿—6200亿元的损失。由此这些专家指出，输配分离所带来的巨大改革成本表明，中国还不具备推进输配分离改革的条件，暂时不宜推行，除非预期改革收益远远高于改革成本。

2008年，国家电网公司旗下的另一大智囊机构国网能源研究院也投入人力财力，进行一项电网功能和自然垄断属性的课题研究，试图证明输配分离的不利。该机构承担着国网公司的软科学研究及咨询服务，是国网公司综合性能源研究智库和交流平台。该课题研究的最终报告认为，电网是自然垄断属性的典型代表，这决定了电网应该实行垄断经营。报告重点强调，电网范围经营性决定了输配一体化经营更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在我国现实国情下，实行输配一体化经营和实行大规模联网更有利于充分发挥电网功能。

该课题也通过构建电网管理体制量化分析模型，对我国输配分离进行了量化模拟分析。其结果显示，电网具有非常明显的全局规模经济，输配分离将造成巨大的纵向经济损失，如果我国在2010年实行输配分离，那么输配分离之后的电网企业生产成本将增加4000亿元以上。研究者还对输配分离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进行了量化模拟分析，结果表明，输配分离将造成消费者剩余的巨大损失，如果在2005年实行输配分离，将带来3000亿－4000亿元的社会福利损失。报告同样得出结论：“输配分离将带来巨大的成本增加，很难获得明确的收益，输配分离本身不符合改革的成本效益原则。” 令人迷惑的配售分开

在极力否定输配分离改革的同时，有业内接近国网公司的人士告诉本刊，国网公司却大力鼓吹另一种“配售分开”，也就是说地方配电企业仍旧由国网公司管理，售电部门则可以分拆出去成立独立的公司。最初很多电力专家不理解其中的内涵，随着国网公司在湖北省咸丰市开始试点，业内人士才明白这背后的真实意义。为试点配售分开，国网公司在咸丰市某区把售电分离出去，成立了一家名叫三新农电服务公司的私营售电公司。随后，国网在湖北孝感等地也开展了类似的配售分开改革试点。

国网公司宣称，成立三新农电服务公司是贯彻落实国家电网公司“新农村、新电力、新服务”发展战略的创新实践。但业内很快就注意到，配售分开完全违背了电改的初衷，并在国有资产与私有企业之间架起了一道利益输送的通道，因为售电公司的性质是私营企业，但公司董事长一般由地方电力公司领导出任，管理层也由当地电力公司派出的职工担任，电力公司的很多员工在售电公司中持有股份。

批评者认为，这显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分开，而是一种左手倒右手的游戏，这样的游戏规则根本不可能建立有序的售电市场，更不可能为用户提供良好的电力服务。

随着国网内部进行的这种配售分开在更大范围展开，业内也注意到其中的更多乱相。有人跟踪研究一些案例后发现，更多的时候，供电公司将原来综合性的分公司的配电线路及设备的安装检修维护从分公司分离出来，单独成立配网中心和售电中心等，有的还将输变电设备的运行和检修安装工程分开，交由旗下多种经营公司承担。这样做的结果只是强化了专业管理，并不是实质性的配售分离。

不管输配分开还是配售分开，标志都是要建立独立的法人治理结构，只有产权清晰，才谈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分离。但如果改革由电力部门内部来进行，原来的本质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只能进一步固化垄断。“这样的配售分开改革不能不让人费解，连市场化程度很高的西方都不会这么搞。”那位接近国网公司的人士说。国网的系统性锁定 2009年12月31日的《中国电力报》刊登了蒙定中的一篇长文，题目是《防止电网大停电的中国经验》，引起了包括电监会在内的电力行业的广泛关注。蒙定中为原电力部生产司的教授级高工，也是国际大电网CIGRE和美国IEEE的会员，长期研究电网安全，是当年强烈反对国网公司上马特高压电网的专家之一。

该文发表一个多月前的11月10日晚，巴西发生了一次重大停电事故，顷刻间巴西最大的两个城市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漆黑一片，城市交通控制系统也陷入瘫痪。此次因为巴西和巴拉圭边境的伊泰普水电站出现故障而引起的事故，也导致巴拉圭整个国家在10日夜间至少15分钟时间内漆黑一片。

蒙定中告诉记者，这是自1965年以来全球发生的第21次电网重大停电，国际上一般把每次电力负荷损失在800万千瓦以上的停电事故定义为重大停电。这21次重大停电事故6次发生在美国，4次发生在巴西，欧洲和加拿大魁北克也分别发生过4次，日本、印度和中国台湾各发生过1次。

蒙定中在文章中认为，中国大陆之所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重大停电，是因为中国在1970年代末就开始认真研究国外的重大停电事故，很早就建立了应对措施。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建立起了可靠的交直流分层分区的电网结构，分区之间通过直流联网，这就有效保障了中国不会发生全国性的重大停电。

但蒙定中注意到，国家电网公司从2002年成立后，就一直试图打破可靠的交直流分层分区的电网结构，建立一张统一的、大容量、远距离运输的全国性交流同步大电网。在他看来，这显然是极其危险的。“交流同步电网范围越大，稳定问题复杂而突出，一旦发生局部事故，波及范围就会很大。”蒙定中说，国际上发生的那些大面积停电事故，很多都是由小事故引起交流线路功率转移，连锁反应导致稳定破坏、系统瓦解和大停电。

但国网公司似乎并不担心类似的事故发生在中国，他们认为一张坚强的全国性统一大电网才能确保未来中国的电力安全。有电力监管专家指出，国网的用意很清楚，在固化垄断的基础上，借助未来统一的全国性电网，可以实现对系统的锁定，未来整个电力生态系统都执掌于国网的意志，而这显然是垄断的更高境界。继续推进的特高压

从2004年开始，国网公司就酝酿建设特高压电网，2006年，国网公司推动特高压电网建设的努力达到了顶峰，特高压电网，是指1000千伏的交流或正负800千伏的直流电网。蒙定中称，国网的关注是在1000千伏的交流特高压上。

但特高压电网受到了很多电力专家和监管专家的猛烈批评。“用交流百万伏全国联网完全破坏20多年来实践证明非常可靠的分区原则，将冒全国范围大停电的高风险。”蒙定中称。即使在国网公司的首条特高压试验示范项目建成后，他也在不同场合表达这样的看法。期间，电监会官员杨名舟连续上书中央，直陈特高压会给中国电力体制改革造成极大的危机。杨名舟当时认为，特高压电网背后是国网公司建设全国一张网的图谋，全国一张网一旦宣告形成，垄断在技术上也就形成了。陈望祥等著名电力专家也纷纷撰写文章，批评建设特高压对电改的危害和不经济，试图阻止特高压项目上马。

但专家们的反对声音显然没有抵过国网公司强大的推动力。2006年10月底，晋东南-南阳-荆门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正式开工建设，并在2009年1月初建成运行。

该试验示范工程到现在已经运行了一年时间，运行效果并不令人满意。蒙定中根据公开的数据和文件分析，该示范工程功率录波震荡曲线幅度过大，所以实际运行功效还不到设计的一半。

这样的运行效果并没有让国网公司放弃投入巨资在全国铺开建设特高压电网。2009年初国网公司宣布特高压示范工程试运成功，随后又宣布开始实施建设淮南-上海和锡林郭勒盟-上海两个交流特高压起步工程。这两个工程投资更加惊人，前者总投资229.2亿元，后者总投资781.4亿元。

蒙定中称：“这两大工程每一回路输送的电力仍不到其宣传的输送容量的一半，不但浪费严重，还存在大量难以解决的不安全问题。” 目前，国网公司东北电网也在推动一条从黑龙江省保清地区到辽宁本溪全长982公里的特高压电网，总投资将近250亿元。

蒙定中告诉《商务周刊》，黑龙江省保清地区新煤田储量大，褐煤热量不大，宜就地发电。计划新建的保清煤电基地在2012年建两台60万千瓦和两台100万千瓦机组，到2015年共建820万千瓦，2020年共建1520万千瓦。

主管单位已责成设计部门设计，首先将电以50万伏经约60公里送到保清变电站，然后以交流特高压同塔双回线南送，经373公里到哈尔滨，又经368公里到吉林，再经240公里到本溪。

“按照设计，两回特高压线路2012年只送280万千瓦，2015年则可送460万千瓦，远远小于国网宣传的2×500万千瓦。”蒙定中说，如果采用±66万伏直流输电，1000公里线路，送出460万千瓦，只需投资82亿元，为交流特高压投资的1/3。

今年已经83岁高龄的蒙定中凭借多年的经验还注意到，起步工程己表明要解决过电压和输送容量的矛盾，线路约300公里分段，不能太长，所以如果华东、华中和华北三大区域电网联网必然成为棋盘式结构，这种结构和欧美目前的不安全自由联网结构很相似，会给未来电网安全埋下隐患。

最近，蒙定中就特高压工程的最新进展写了报告,递交到了中央有关部门，建议对特高压起步工程要慎之又慎。

但他也感觉到，国网公司不会放弃在全国铺开特高压电网的图谋。年初，国家电网宣布将加快推进特高压后续工程建设，并通知设备生产厂家抓好后续特高压工程供货准备，加大特高压重大装备研制力度。今年，还将会有陕北-长沙、溪洛渡-浙西等多条特高压输电线路会核准和开工建设。

“我只是担心，建成特高压全国一张网后，中国会遭遇危险的重大停电事故。”蒙定中说。从特高压到坚强的智能电网

2010年1月14日，国家电网工作会议召开。国网以公司1号文件的形式公布了今后十年坚强智能电网的建设规划。规划提出，到2020年，中国将基本建成坚强智能电网，形成以华北、华东、华中特高压同步电网为接受端，东北、西北电网为输送端，连接全国各大煤电、水电、核电和可再生能源发电基地的坚强电网结构。届时，特高压及跨区电网的输送能力超过4亿千瓦，可满足全国各个电力负荷中心的用电需求。

业内人士知道，智能电网概念是美国EPRI（电力研究院）在2001年提出来的。期间一直进行相关研究，直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奥巴马政府正式采纳“大力发展智能电网”的建议，并于2009年初将其提升为美国国家战略。2009年4月份，奥巴马政府公布了总投资高达45亿美元的智能电网计划。

自从美国提出智能电网计划后，国网公司又看到了一个崭新愿景，并迅速跟进。据报道，早在2009年5月的一次特高压会议上，国家电网公司就公布了智能电网三步走计划：2009—2010年为规划试点阶段；2011—2015年为全面建设阶段；2016—2020年为引领提升阶段，全面建成统一的坚强智能电网，技术和装备全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不过，有专家认为，国家电网公司没有注意到一个前提是，美国的智能电网计划是在奥巴马提出的新能源经济助推器的智能电网报告下催生的，美国人不是要建设一个统一的全国坚强电网，而是要建设一个协调统一的新的清洁能源网络。

这个被称为“电网2.0”的新名词，除了依赖现代智能网络技术，实现电网的可靠、安全、经济、高效、环境友好和使用安全的目标外，其主要目的包括提供满足21世纪用户需求的电能质量、容许各种不同发电形式的接入、启动电力市场以及资产的优化高效运行。但现实是，中国的电力用户只能被动接受服务，风电等新能源想接入电网还异常困难，电力市场也远未建立起来。

中国能源网CIO韩晓平认为，智能电网的核心和前提是分布式能源系统。去年12月10日他在北京举行的“2009中国智能电网与信息化高层论坛”上称，美加大停电的例子就说明，无论投入多少，无论如何进行改造，现行的电网都无法保证百分百安全，唯一的办法是改变一种思路。所谓改变思路就是借鉴互联网的理念，强调把发展分布式能源作为核心，即并非要把电网打造成更高更坚强的金字塔状，而是变成一种分散的、扁平化的电网。

他注意到，奥巴马上台后提出了新能源战略，之所以美国能发展风电太阳能，能实现减排，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国已经建立了天然气的分布式能源系统，这个系统提供了一个非常灵活的调节性，使美国能够快速高效的建起一个智能电网。

而中国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分布式能源系统，在多年来电力系统垂直一体化的垄断式管理下，分布式能源系统不可能有内生的空间和机会。四川省水电产业集团公司专家顾问组组长李其道也认为，如果连具有某些分布性和自由度特征的地方小水电都被垄断集团逐一消灭，那只能会造成权力的高度集中，整个系统会被强大的力量所限制。“没有分布式能源何谈智能电网？”韩晓平最近专门撰文称，电力系统的工程师们更多地讨论电网的信息化、数字化、自动化、互动化，强调电网要靠智能化服务好“大火电基地、大水电基地、大核电基地、大可再生能源基地和特高压电网”，这不是从互联网的视角来探讨审视问题，而是从传统电力系统的视角来面对新时代的技术革命。“如果把强权式的特高压电网也纳入到智能电网里来，那还是什么智能电网？”蒙定中认为，他在研究欧美智能电网时也发现，真正的智能电网是为了发展清洁能源、发展配电用户的自动微网，这些都是与国网所强调的集中统一的大电网相去甚远。

在有国网公司这样一个高度垄断者的态势下，中国要想实现分散化、扁平化的电网市场绝无可能。5号文件确定下来的区域电网市场其实就具有分权的特点，为此，电监会还专门在2003年制定和颁布了《关于区域电力市场建设的指导意见》，并逐步成立了6大区域电网公司。但在推进“区域电力市场”建设过程中，电监会遇到了来自国家电网公司的巨大压力。

上述电监会人士回忆说，国网公司为了把区域电力公司架空，通过建立自己的三级电力交易市场和上收区域电网公司和省电网公司的资产，实行垂直一体化管理，使得区域电网公司彻底失去了独立的企业法人和市场主体资格。

随后，随着更具集中特色的特高压电网开建，区域电网公司的体制模式和区域电力竞争市场更进一步失去了依托，发展区域电网的电力改革迷失了方向。

“可以想象，所谓的智能电网只能会进一步让电改失去方向感，而垄断只会延伸得更远、更深。”该专家说。

目前，稍微值得期待的是，国家还没有最终确定智能电网的最终方案。来自业内人士的消息，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参与的中美智能电网研究项目也正在推进。与国家电网公司的统一坚强的智能电网不同，该项目更关注以清洁、高效、分布式为核心的需求侧智能电网建设。国家必须把存在于行政性垄断 企业中的公共权力收回来

——专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路风

《商务周刊》：去年以来，中国最大的央企之一国家电网公司开始并购重组两家关键的电网设备制造企业许继集团和平高集团，遭到了很多人士的反对，认为明显违背电力体制改革精神，但国资委又支持国网这种行为。您认为国网这种并购是否是出于垄断呢？

路风：国网是个电网运营商，不应该并购非相关业务的设备企业，这可能在全世界范围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有在中国才能出现，既是运营商，又想成为设备系统集成商，不论从专业化角度，还是安全监管角度，都是不合适的。国网想成为中国的西门子，但是西门子从未经营过电网啊，试想，今天波音会去经营航空公司吗？

这种冲动背后就是垄断，没有任何经济上的、技术上的理由来解释，国资委支持国网的行为也很容易解释，因为这样国资委权力就更大了，管理的资产就更多了。这不就实现了做大做强的业绩目标了吗？ 《商务周刊》：最近两年，包括国家电网公司在内的央企正在进行新一轮的并购和重组，去年，“国进民退”再次引起了争论，您认为，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国企改革后，大型央企自身还具备哪些非市场特点？

路风：我最近也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前一段业内一直在讨论“国进民退”，我觉得“国进民退”是个伪命题，而且具有误导性。

比如对于国有企业，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国有企业不能参与市场竞争，比如奇瑞、振华港机等企业，按照资产性质来说，都是国有企业，或者国有控股，这些企业在竞争市场都很活跃，所以并不是说国有企业就不能参与竞争，就不能并购重组民营企业。

用国进民退这个概念很难解释目前中国的现实问题，之所以说它具有误导性，是因为国进民退的说法掩盖了背后一个更深刻的问题，那就是行政性垄断。因为国有企业行政性垄断的受害者不仅仅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本身也是受害者。比如行政性集团都会压制自己属下企业的某些发展，尤其是压制下属企业发展为系统集成商。道理很简单，一旦下属企业具备了系统集成能力，那还要你上面的总公司干什么？这也是为什么中核集团一直压制中国核动力设计院成为中国核蒸汽供应系统集成供应商。所以本质问题不是什么“国”还是“民”的问题，本质问题是行政性垄断。

国有企业改革这些年来，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比如，现在我们很难界定到哪个层面才算是真正的企业，国资委掌管着132家央企，控制着几万亿元的国有资产，如果你深入这些巨型企业内部，你就会发现，这些央企并不是市场中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企业，我也从不认为这些央企算是企业。在市场上竞争的企业才叫做竞争性企业，竞争性企业具有专业性特点，专业化是由市场竞争决定的。为什么要专业化，因为市场竞争力的来源是企业能力，而企业能力是需要长时间积累知识和经验逐渐形成的，需要企业长期集中在自己擅长的业务领域，不会随便涉足其他非相关领域。央企显然不是这样的，国资委管理的这些央企是一大堆非相关业务混杂体，而其中很多是被行政手段捏合在一起的。因为业务庞杂，造成总公司管理层远离一线的知识，随着集团的日益膨胀，决策层在具体业务知识和能力上更加欠缺，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总公司更会时常去搞一些非相关业务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央企要搞房地产公司，为什么要在金融市场搞投机，甚至经营酒店，这是制度性问题。

聚集了一大堆非相关业务的垄断央企，真正要在市场上竞争是没有效率的，只有依靠垄断才能生存，所以他们的行为一定是垄断，并不断固化和扩大垄断。行政性央企的垄断动力特别强，大部分企业行为都会基于垄断做出，这是结构性问题，不是具体的企业决策者的问题。而实现进一步垄断，央企又具有先天的优势，因为，央企兼具公共权力和市场力量，央企的很多职能是从原来的工业行政部门直接继承下来的，比如国网公司，就继承了当初很多电力部的行政职能，标准的制定、入网资格的认证、人员的任免权力等等，这些显然都不是企业行为的范畴，具有明显的公共权力特征。

《商务周刊》：那么，最近几年出现的央企高管的腐败问题，是不是关键原因就在于央企自身所具有的巨大公共权力？ 路风：是这样的，最近几年出现了中石油的陈同海腐败案，也出现了中核集团康日新腐败案，原因就在于央企的行政性垄断必然引起腐败。一个真正在市场上拼杀的企业是没有公共权力的，而国资委、发改委、工信部等行政部门的公务员又不能直接卷入市场经济交易，而两者都兼具的只有行政性垄断公司，这些公司既有公共权力，又有市场能力。一旦两种权力结合在一起，就会发生利用公共权力到达私人利益或者企业利益，市场化原则就会被破坏。

《商务周刊》：行政性垄断国企在通过公共权力实现私利的同时，是否也存在着另外一个倾向，就是为实现私利而影响和左右公共政策？ 路风：这是显而易见的，公司总是以追求利润为目标，为了实现赢利，公司肯定时常会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去游说政府，影响政策的制定，使其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行政性垄断集团由于具备公共权力，所以本身就承担着很多政策起草和制定、产业规划以及标准制定的功能，而且这些央企掌管着各种巨大的资源，他们有能力和实力去控制话语权，公开发表意见，左右政策的方向。

更进一步，垄断的背后并不单纯为了垄断，而是最终形成一种态势，绑架政府，抗衡改革它的各种努力。这方面我虽然没有专门研究过，但从国网目前的反向操作看，有这样的倾向。

《商务周刊》：国企的行政性垄断也会进一步造成监管被架空甚至监管俘获，这是更为可怕的吧。

路风：国企只要具有行政性垄断，就肯定使监管失去意义，因为企业自己就有公共职能。以电力行业为例，电力监管要想发挥作用，国网必须变成竞争性企业，国网要想成为竞争性企业，就必须把它的所有公共职能剥夺，使公共职能重归于公共部门，如果这些公共职能继续存在于央企内部，监管机构肯定会被架空，甚至被俘获，并最终造成产业体制改革失败。

《商务周刊》：那么我们做更深入的探讨，中国为何经过多年的国企改革后，在局部环节又会出现越来越严重的行政性垄断呢？ 路风：为什么会有越来越行政性垄断的央企呢？我认为根源就在于国资委体制。从企业经营本身来说，国资委是不应该有发言权的，但现在国资委通过各种考核制度，对央企的干涉太多。现在整个国有企业系统，国资委在最上边，中间是央企，下面是众多的子公司和地方国有企业，整体上是一个高度行政垄断的系统，这比改革前还恶劣。1980年代我们进行政企分开的改革，现在看，改革目标不仅没有完成，反而加剧了央企的垄断，政企高度融合在一起了。而国资委显然利用所谓的填补所有者缺位，把自己看成了老板。

《商务周刊》：在市场中，任何企业是否都需要有行为的边界。您在去年由《商务周刊》主办的制造业高峰论坛上也提到过，行政性垄断央企侵蚀了国家的能力，造成国家没有能力对公司进行有效的行为管理。

路风：在市场中，公司应该有行为的边界，西方公司发展史上，公共权力与公司权力一直存在矛盾和斗争，政府也一直试图限制公司行为边界。以前，中国人很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司法部总盯着自己国内的那些大公司，也不明白美国有贝尔、微软这么大的公司，为什么要限制它、起诉它、分拆它。其实美国人很早就明白，公司大了会危及政治，会损害公共社会，所以美国出台反托拉斯法等一系列针对公司行为的法律，限制公司的行为边界。

中国确实很少有人考虑过为何要限制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如何界定公司的行为边界。在市场体制下，企业当然希望自己越大越好，对于政府和公共空间来说，需要有制衡的力量平衡大公司的非法行为，把公司对社会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低范围内。

确实，我上次说过，经过放权让利的改革和工业行政部门的撤来换去，国家能力丧失了。不论是从西方的崛起，还是后来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基本趋势都是中央集权的国家直接面对公民，削弱中间权力。我们讲现代化时，你会发现国家权威无所不在，而国家公共权力的进步导致的是法治的进步以及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成，市场化的所有方面都需要国家履行必要的职能。

美国政府就具有强大的能力，这其中包括具备专业知识的人才，专门的行政部门，对行业发展问题的判断能力。美国能源部职员就有3万多人，美国农业部也有几万人，都是各自行业的专业人才。过去30多年，中国严重忽略了国家建设。30年后的今天，国家能力不但没有加强，反而严重下降。很大一部分国家能力、公共职能、专业知识和信息都集中在行政性垄断集团等中间势力手里。国家没有知识，没有能力，没有专业信息，就做不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就没办法贯彻自己的意志，最终只能导致大公司左右国家政策，公司标准成为了国家标准，中央政府丧失了产业规划能力，公司可以绑架和要挟政府。

《商务周刊》：那如何才能改变这种尴尬的局面呢，不让公司凌驾于政府之上，不让产业政策“被规划”？

路风：那就是要限制行政性垄断央企这样强势的中间势力，把这些企业拥有的公共职能彻底剥离，使公共职能回归公共空间，并清楚界定好各类公司的行为边界，同时，国家要加强自己的能力建设。现在，行政性垄断央企自己都认为自己是国家行政的一部分，或者起码是国家行政权力的合法延伸。国家必须把存在于这些企业中的权力收回来，目的是为了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竞争主体，使企业更有活力。随着改革的深入，央企的总公司都应该被撤销，只保留系统集成商层面和零部件供应层面的企业就可以了。

但撤销央企集团总公司后，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作为独立法人的企业数量大增，这就需要国家能力的建设必须跟上。所以重建国家能力，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国家要有自己的机构和专业人员，有专业的判断能力，以保证游戏规则的运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必须是国家与企业同时改革的问题，单纯改革任何一方都难以成功。尤其是国家能力建设，关系到现代化国家体制建设的大问题。

国网报道范文 篇2

“对外援助”是指援助国或国家集团、援助组织、社会团体乃至个人出于政治、经济、人道主义等方面的动机, 以优惠的方式向受援国或国家集团提供资金、物资、技术和人力等帮助的行为。1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是对外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紧急情况下显示一个国家国际责任的重要“舞台”, 对于塑造国家形象、传播国家理念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 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 中国也在包括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在内的各项对外援助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

下图是近年来中国提供的部分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一览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2

在2004年末的印度洋海啸中, 中国对东南亚各国的紧急援助在中国对外援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对印度洋海啸的援助, 是到2009年为止中国最大规模的民间对外援助。而且, 这次事件是中国通过WFP (世界粮食计划署) 的首次大规模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而也就在2005年底WFP才正式停止了对中国的援助。中国从此由“受援国”转变成“施援国”。

从2005年至今, 中国经历了诸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等重大国际事件, 在国际传播和国家形象塑造方面积累了经验, 政策制定和理论研究也配套有比较大的发展。因此分析2011年中国对日本3·11大地震中人道主义援助的报道, 并与2005年的报道对比, 分析其对国家形象的影响, 可以看出中国近6年里在对外紧急援助对外传播工作中的变化。

二、研究样本的选择及原因

本次研究的文章样本来自“中国网”。中国网, 网上呈现中国, 是由国务院新闻办领导、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管理的国家重点新闻网站。它始建于1997年, 该网站用10语种的11个文本对外发布信息, 2004年8月的统计显示, 全月访问者来自世界214个国家与地区。3可见, 中国网是中国对外报道体系中非常重要的新闻网络。

三、国家形象建构与媒介关系密切。

国家是一个由的领土、人口自然资源等物质要件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要件的各个亚系统所组成的大系统。国家形象是社会中特别是国际信息流通与循环中具有能动性的人对客体的主观反映与评价。在当今由多种媒介构筑的社会中, 人们对现实生活的印象、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媒介的态度。张毓强对国家形象的界定即为:“一个主权国家系统运动过程中发出的信息被公众映像后在特定条件下通过特定媒介的输出。”4由此可以理解媒介在国家形象的建构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四、对两次事件中国援助对外报道特征对比

1、援助主体:突出民间和个人特征, 淡化政府固有形象

(1) 、首先做出反应的主体由政府转变为民间团体、个人和慈善组织。

在援助印度洋海啸的12篇报道中, 第一个做出反应的是政府。“中国商务部26日晚间宣布, 为体现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上述地区国家政府和人民的友好情谊, 中国政府决定根据灾情向印度、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泰国五国提供人道主义紧急救灾援助。”5。而在2011年的日本地震当中, 见到的最早以“援助”为主题的报道题目为“中国红十字会向日本红十字会提供100万元紧急援助”。直到3月15日的一篇题为“中国愿为日提供卫生和医疗援助已提供600万援助”的报道中, 才再次出现了以“中国”为主体的、用传统方式报道援助的文章。

(2) 、“政府”在标题中“出镜率”由高降低, 各界人士成为主体。

仅从题目来看, 2005年的报道中, “中国政府”的出镜率极高。“中国决定人道主义援助遭受强震及海啸灾难的国家”“中国决定再次向海啸受灾国提供援助”“中国政府不遗余力积极援助印度洋地震海啸受灾国”等, 一共12篇文章之中, 标题以中国政府为发出援助主体的就有7篇, 以反应中国各界人士积极捐助的文章只有3篇。而在2011年的日本地震中, 此类文章有5篇且集中在前期, 少有直接以“政府决定”的口气进行的报道, 让人感到中国声音不再仅仅是政府的声音。

(3) 、“出镜”主体由整体为主到个体居多, 且身份角色更加广泛, 更有真实感和代表性。

在2005年的报道中, 出现的对主体的描述大多数是整体性的部门, 且就算出现个体的声音也几乎都是代表各个单位说话的“嘴巴”。经统计在文章中出现的主体如下:商务部、中国政府、各部门新闻发言人、中国红十字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TCL集团、中国医疗队员们、中国留日学生、中华慈善总会、中国驻各国大使, 其身份角色大多数是政府部门、慈善协会工作人员, 为了代表这个部门说话而出面。

2011年的日本地震中, 出镜主体不仅极为丰富, 而且焦点不再是整体性的部门, 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 即便是涉及到某个团体、部门, 也都注意不仅是要说明这个部门的决定, 还要着重指出这个人及其态度。在这12篇报道中, “出镜”主体角色非常多, 如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中国国防部部长梁光烈、长春市、河北省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张业、全国人大代表王晓琳、60岁的唐山市民刘玉莲, 甚至还有署名为‘非也’的网友。他们来自中国各个行业和地区, 代表了不同的社会角色, 因此对他们的采访增强了报道的真实性和代表性。

2、突出援助更到位:“要什么愿意给什么”而非“有什么给什么”

在对印度洋海啸的援助报道中, 可以看出, 中国确实是主动大力援助, 几乎所有的报道都在强调中国“又增加了对受灾国家的援助”“国际上对中国的援助大力好评”, 最为突出的报道立足点有两个:外国受灾严重, 有3篇报道都用整段的篇幅写关于死亡人数的增加;我国支持踊跃, 几乎每篇报道里都会出现。提供的援助内容也以常规为主:食品、药品、准备好了医疗队、帐篷、毛毯、现金等。可以看出, 中国对于对外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定位“塑造形象”大于实质性的支持。

这一点在2011年的对日本援助中有很大的改变。对于死亡人数的报道并未太突出, 共有2篇文章出现, 但都是在文章结尾简要提及, 而且加起来不到5行的内容。关于援助的内容更加突出了满足日本这次灾害的独特需求, 从只注重数量转变为真正关心当地缺什么、需要什么, 并给予精确、适切的援助。此次中国所捐助的内容除了常规的救灾物资和现金以外, 还增加了地震救援中急需的挖掘机、紧急照明设备、临时卫生间、厚重胶皮手套、对讲机。最为突出的是, 中国还应日本要求, 无偿援助两万吨燃油, 并在地震发生不到20天的时间里就迅速到位。

目前世界油价飙升, 燃油成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但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异常珍贵。日本是一个资源缺乏的国家, 本土所使用的燃油几乎都依靠进口, 在发生类似于地震加海啸的大灾害时很容易短缺。而在地震的救援中, 许多大型设备都需要燃油驱动, 如果没有油, 救援进度将被大大拖延, 造成的损失将更加严重。中国自身也不是产油国, 石油也有一半要靠进口, 但是中国依然决定应日本的要求无偿援助燃油, 表明了中国援助的诚意。中国要提供的不是不痛不痒的“援助数量”, 而是真正的急人所急, 满足对方的需求。这对于在树立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有莫大的助益。而媒体在报道的时候也明确的意识到了这一点, 其中有2篇文章直接是以此事为标题的。

3、援助报道更加注重“感性诉求”, 更能打动受众

(1) 、报道中直接引语数量增加。

关于援助印度洋海啸的报道中几乎没有直接引语, 而在2011年12篇报道中, 直接引语出现了6次, 其中包括人大代表、普通市民对于日本地震表达的震撼、同情和祝福, 包括温总理的关心, 还有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的感谢等。直接引语的语言很朴实、生动, 真正反映了人们内心的感受。这种“感情诉求”作为客观事实描述的一个补充是完全必要的。

(2) 、联系历史、文化立体发散式阐述, 无形中影响了受众对中国人的感知和价值观。

中国援助日本的报道中, 不仅报道如何援助、援助了多少等简单的信息, 还在报道中引入了关于汶川地震中日本援助中国的回忆、中日两国历代有好互助的历史等内容, 并通过富于感召力的语言表现出来, 增强了对事实报道的立体感和亲近感。例如, 陈光标表示, 在汶川地震中, 日本救援队让他格外感动, “现在人家有困难了, 我们应该涌泉相报。6这句话在表现中国企业家的公益心的同时, 还突出反映了中国人知恩图报的优良品质。

又如, 向受灾国政府和人民伸出友爱和援助之手历来是中国政府和人民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之一。早在春秋时期, 中国就出现了人道主义援助的思想萌芽。《左传僖公十三年》记载, 公元前647年, 晋国发生饥荒后向秦国请救援助, 秦国大臣意见不一。秦国名臣百里奚指出:“天灾流行, 国家代有, 救灾恤邻, 道也。行道, 有福。”意思是说, 各国都免不了受灾。救济灾荒、抚恤邻邦, 是道义的行为。帮助受援国其实就是帮助自己, 人道主义援助是一项利人利已的“双赢”行为。7这一段穿插在文章中, 表明中国的人道主义思想源远流长, 中国向来是遵守道义的礼义之邦。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发生后, 当时的中国政府和人民就向日本伸出了援助之手。据史料记载, 当时的中国政府调派军舰两艘, 载运粮食驶往横滨拯救灾民, 同时还号召百姓不再抵制日货, 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的救护队也于震后第十天到达长崎, 上海总商会召集商家及慈善机构筹备了大批捐赠款项,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把义演后募捐到的1万块大洋捐献给了日本剧场的重建。对于这段历史的回顾更加有力的凸显了中国人的品格。1923年前后, 反日声浪迭起, 民众自发抵制日货等各种活动正风起云涌, 在当时中日关系的情况下, 中国各界人民都纷纷慷慨相助, 以现在的中日关系而言, 中国人还能不积极援助日本么?

五、以上变化对国家形象的影响

外国人获得别国信息的途径主要有以下两种:本国媒体对此国家的报道, 另一国媒体的对外报道。可见对外报道是一国面向世界受众所发出的信息, 它对于塑造一国在世界其他国家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有重大作用, 它的报道特征的变化会对国家形象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通过以上对于对外报道案例的对比分析, 可以归纳出我国国家形象可能发生的变化。

1、社会力量的增强, 政府主体地位的弱化

中国对外援助的主体向来是以政府为核心, 直到现在也是如此。但是国内NGO、企业和个人等其他主体的力量正在逐步凸现出来。中国的体制很容易让外国人产生强力政府的印象, 再加上中国社会的社会组织确实不完善, 如果事事都突出政府的主导地位, 各种对外援助都带有官方的色彩, 会遭致国际社会心理上的反感。虽然相对于官方援助, NGO等其他主体的对外援助无论是援助规模和范围上占有的比例不高, 但通常情况下, 官方对外援助因其背后可能存在的“政治意图”, 不易被愉快的接受和赞扬。而NGO等其他主体没有政治包袱, 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更为受援国国民接受。

21世纪的头20年也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问题与矛盾层出不穷。贫富差距拉大、东西部发展不平衡、资源消耗和浪费严重、环境污染触目惊心等都成为威胁中国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在这时更应该凸显社会的安定团结, 凸显社会经济和公益组织日益完善, 作为一个政府以外的重要主体在国际国内事务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2、显示真正的人道主义关怀, 弱化“宣传”的刻板印象

“外宣”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具有特殊本土意义的词汇, 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中都设置有宣传组织, 不论什么时期都非常注重宣传工作。中国的新闻媒体也被定义成“喉舌”, 突显传者为本位的新闻传播思想。而在西方语境下, “宣传”字面上带有“强行灌输”的含义,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贬义词。传播学奠基人拉斯韦尔对宣传的定义:“通过故事、谣言、报道、图片以社会传播的其他形式, 来控制意见。”8因此中国的对外传播常被认为是刻意的“宣传”而为国际信息沟通制造障碍。

而在对日本地震的援助报道中, 不仅仅注意突出援助的积极程度和数量, 还注重对于日本需要的无条件满足, 日本需要和要求的, 我们都倾力无偿提供援助。同时, 还突出了社会各界不同角色的人对日本关注的不同立场和表态, 改变了仅仅由官员在台上大谈官腔论调的报道局面, 而是从感情上、情景上、细节上表现出全体中国人对日本地震的关切和帮助, 折射出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报道真切自然, 弱化了外国人对中国“宣传”的刻板印象。

3、突显负责任、文明进步、和平崛起的大国形象

西方有句名言: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 中国所承担的国际责任也势必增加。而面对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度上升, 西方一些国家处于冷战思维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 想方设法遏止中国发展, 也严重恶化了中国的发展环境。9因此, 树立负责任、文明进步的大国形象一直以来是中国对外传播的目标。

从对印度洋海啸援助的报道到对日本地震的报道, 我们看到中国的援助更加到位, 社会各界从总理到普通市民都非常真诚的表达了自己对日本的祝福, 民间NGO的募捐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大, 而且把汶川地震日本对中国的援助铭记在民族的记忆当中, 滴水之恩, 涌泉相报。这一切都让受众感受到中国人的胸怀坦荡、团结奋进、无私奉献的精神, 突显一个负责任、文明进步、和平崛起的大国形象

摘要：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可以帮助改善中国国家形象。但是, 国家形象与媒体的对外传播有很大关系。本文以中国网关于中国援助印度洋海啸和援助今年日本地震的报道为例, 运用文本分析研究法对这两次不同时间的报道特征上的变化进行分析, 并讨论这些变化对塑造国家形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对外传播,国家形象,人道主义援助,印度洋海啸,日本地震

参考文献

[1]何国平:中国对外报道思想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

[2]赵士林:突发事件与媒体报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

[3]李宇:中国电视国际化与对外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

[4]赵懂文:21世纪初中国对外援助的发展变化外交学院硕士毕业论文2009年

[5]李雷婷:《人民日报》关于汶川与玉树地震报道的对比分析青年文学家2010年第14期

[6]陈丽, 李本乾:西方媒体世博新闻内容分析对我国大事件新闻报道的启示—CNN、BBC有关上海世博会新闻报道的对比分析东南传播2011年第4期

[7]熊厚:中国对外多边援助的理念与实践外文评论2010年第5期

[8]姜磊, 王海军:中国与西方国家对外援助比较分析——基于附加政治条件的研究理论与改革2010年第6期

[9]刘慧华, 徐九仙:中国对外援助中“巧实力”运用的分析亚非纵横2010年第1期

一件令我感动的报道（范文） 篇3

银杏初中：张坤指导教师：杜旭霞

2000年3月6日，英国考文垂市21岁的青年霍金斯不幸遭遇车祸。临去世之前，他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了这样的遗言：“爸爸妈妈，我爱你们！请帮我捐献眼角膜，让我的眼睛能再次看到这个世界的阳光。”遵照儿子的遗愿，霍金斯的父亲巴鲁卡和母亲玛莎将霍金斯的眼角膜献给了一家器官移植机构。一个叫其瓦特的青年用霍金斯的眼角膜做了移植手术，他的眼睛恢复了健康。

其瓦特在给霍金斯的父母写感谢信时，说道：“谢谢你儿子的眼角膜让我重见光明，他是一个无私的青年，我一定会好好保护这两只眼睛，因为它们不是我的。”

爱是一粒燎原的火种。

只要点燃了它，它就会成为那粒从奥林匹克圣山之巅采集的圣火，从一个心灵传递到另一个心灵，如春风拂过大地，唤醒沉睡的良知，照亮灰暗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