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报道（通用8篇）
科学报道 篇1
食品安全的报道, 是当今不少媒体激烈追逐的议题。稍大一点的食品安全事件出现, 就会吸引众多媒体的关注目光, 使出浑身解数进行报道。但仔细梳理这些报道, 就可以发现:当前食品安全的报道中还存在不少问题, 尤其体现在科学性上。也就是说, 现在媒体不少关于食品安全的报道难以经得起科学推敲。本文拟先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然后提出解决的策略。
1 抓眼球效应导致媒体的科学“失明”
不可否认, 当前的媒体竞争异常激烈, 有人甚至将其比喻为“立体战争”。从媒介上说, 有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多种形式;从属性来说, 有面向大众的, 也有面向行业的。所以, 把媒体之间的竞争比喻为“立体战争”其实并不为过。这种竞争就导致了媒体必须要想方设法抓住公众的眼球, 自然, 如果将抓住眼球作为媒体的第一要务, 那么, 科学性自然就会退居其次。
我们就以今年所谓的“毒黄瓜”为例, 来看看“抓眼球”是如何导致科学“失明”的。
今年5月底, 德国等欧洲国家出现了肠出血性大肠杆菌O104:H4感染的病例。一时间, “肠出血性大肠杆菌”这个词红遍了媒体。面对突然爆发的疫情, 公众自然迫切想知道是什么导致了疫情的发生。5月26日, 德国汉堡卫生研究所宣布, 在西班牙生产的黄瓜上发现了大肠杆菌。这一发现并未得到德国联邦研究机构的认可。随后, 这一消息得到了广泛传播, 西班牙黄瓜遭受重创, 该国蔬果种植业已经遭受了“无可弥补且不公正的伤害”。 (西班牙环境、农村和海洋事务大臣阿吉拉尔语)
现在, 西班牙人说起黄瓜来, 可能会恨得牙痒痒, 实在是不明白:未经确认的信息为何会传播如此之快?
西班牙黄瓜的冤案, 看似好像和媒体没有多大关系, 其实不然。如果媒体能够秉持科学的态度, 坚守科学精神, 也许西班牙的黄瓜就不会那么惨。
百度一下“毒黄瓜袭德致14人死亡”, 可以看见相关的结果近9.5万条, 打开链接, 就可以看到这是大多数媒体报道这则新闻时采用的标题。不过, 细读全文, 以此为题的文中明明就有这样一句话:目前依然无法确定此次疫病的传染源, 为何非得在标题中让黄瓜带“毒”。为什么媒体编辑会对如此重要的一句话视而不见呢?
不少人, 尤其是一些媒体人士认为, 当今是一个读题时代, 所以标题就一定要能够吸引读者的眼球。这本无可厚非, 大家的时间都很有限, 能通过标题了解新闻的大概内容就可以了。但如果片面去追求吸引读者的眼球, 而不去考量标题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那读者读完之后, 得到的只能是错误的信息, 久而久之, 就会对媒体产生不信任感, 媒体的公信力就会遭受很大的损失。
公信力是媒体的生命线, 要提高公信力, 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就应采取审慎的态度, 坚持科学精神, 把准确性置于首位, 而不是过分追求“新、奇、异”。
2 记者的科学素养也很重要
根据第八次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的结果, 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3.27%。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 我国公民整体的科学素养不太高。这个不高, 在媒体中同样有表现, 就是不少的媒体记者缺乏严格的科学训练, 在新闻报道中自然就不太关注科学的问题。
就拿今年议论最多的食品添加剂来说说。
在百度百科里, 食品添加剂是这样定义的:“是指用于改善食品品质、延长食品保存期、便于食品加工和增加食品营养成分的一类化学合成或天然物质。食品添加剂是为改善食品色、香、味等品质, 以及为防腐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品中的化合物质或者天然物质。”
从这个定义, 可以看出食品添加剂应该是食品品质改善的有功之臣。
不过, 让人意外的是, 食品添加剂在国内的遭遇却有些坎坷, 不仅当不上有功之臣, 在一些人的眼中, 食品添加剂反而成了洪水猛兽, 他们头脑里甚至形成了这样一个观点:不含添加剂=食品好, 含添加剂=食品不好。一些产品的广告中, 你也可以看到在暗自推销“食品添加剂不好”的理念, 诸如“纯天然”、“本品绝对不含任何添加剂”频频现身广告语。尽管专家一再科普:我们打击的是非法添加, 而不是食品添加剂, 但为何科普的效果总是不理想呢?
笔者以为, 食品添加剂在国内的遭遇, 与西班牙黄瓜的冤情有相似之处。相似的原因就在于, “冤案”的产生, 传播者多多少少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作为传播者, 媒体的记者编辑很有必要加强学习, 对自己不懂的问题, 先学透了, 再去给大家传播。
3 食品安全报道的科学路径
食品安全报道做得好不好, 对公众的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片面地去炒作问题, 不能以科学理性的态度进行客观报道, 容易加剧公众的恐慌心理, 产生“吃什么都不安全”的心理压力;反之, 如果只说好话, 又会让一些违法者觉得有机可乘。因此, 食品安全报道必须把握好这个动态平衡。要把握好这个动态平衡, 就得走科学的路径。
1) 媒体必须坚持职业操守, 把食品安全报道的科学性置于首位。的确, 当今的媒体竞争异常激烈, 靠科学、理性或许很难赢得读者的关注。但尽管如此, 媒体还是应该坚守自己的职业操守, 在面临坚持科学和吸引眼球的选择时, 不要产生困扰。作一个负责任的媒体, 其价值比一时的吸引读者眼球要有意义的多;
2) 媒体必须加强对记者编辑的业务培训, 尤其是科技培训。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 我们的生活已经与科技密不可分, 作为社会人, 提高科学素养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更何况我们媒体的这些新闻记者编辑们呢?就培训而言, 方法知识的培训固然重要, 但如果能够通过培训, 树立起媒体记者编辑的科学观点, 培养好他们的科学精神, 则会是更大的收获。
当然, 说到容易做来难, 但如果大家都这样做, 竞争的环境好了, 或许就没有问题了。期望那一天早点到来。
参考文献
[1]刘垠.大众科技报.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显示我国公民科学素养落后发达国家20年, 2010-11-26.
[2]新华网.国际时评:“毒黄瓜”事件折射社会管理复杂性.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6/12/c_121525221.htm.
[3]百度百科, 食品添加剂, http://baike.baidu.com/view/93102.htm.
科学报道 篇2
叶祖光
中药药理专家，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任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中药药理室副主任、中药复方新药开发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现任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兼任世界中医药联合会中药新型给药系统专业委员会会长、药品管理与中药知识产权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主编。几十年来一直从事中药药理毒理学研究工作，其中包括国家发明二等奖的抗疟新药青蒿素的研发，以及中药抗肿瘤、抗炎免疫、降血糖和心脑血管等药效学研究工作。同时，多年来一直从事中药新药和保健品的研发工作。
胡素敏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方药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中药基础理论分会副秘书长，北京植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空间科学学会空间生命专业委员会会员，国际骨矿协会会员。长期从事中药基础理论、临床应用、中药药理学等方面的教学、科研及临床工作。2000年获中国科学院王宽诚博士后奖励基金，2006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和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A）类。并受邀赴多个国家进行学术交流与访问。
近年来，中药因在境外频频被检出重金属超标或含有毒成分，引发大众不安；一些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华老字号药厂频繁遭遇“质量门”，中药中的有毒物质究竟是“治病”还是“致命”？中医与西医对药品质量标准的认定有何不同？传统中药是否需要用西药的标准评价？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中药药理专家、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叶祖光和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胡素敏。
释毒，古今中医各不同
“毒”有广义狭义之分
境外市场发现超标“毒”中药近年来屡见不鲜，经媒体报道后在国内形成轩然大波。香港卫生署发布公告称，一批同仁堂健体五补丸被检测出汞含量超标，另外两款产品牛黄千金散及小儿至宝丸的朱砂成分含量超标；在此之前，华润三九集团生产的治疗偏头疼的中药正天丸，在英国被检出其中的乌头草可能对心脏或者神经系统有毒性；汉森制药旗下拳头产品四磨汤被曝出含致癌物槟榔
按照国外的标准，这些中药中的有毒物质是否会对人体产生危害，是民众普遍关心的问题。“所谓中药的毒性，可以有三种不同的理解。”胡素敏向记者开门见山地说明。
其一，“毒”即药：早在周代“毒”与“药”不分，混称“毒药”。直至明代仍有一些医家谓毒即药。
其二，“毒”指药物的偏性：泛指药性的强弱、刚柔、急缓。古人认为，中药之所以能够治病，是利用中药具有的偏性来祛邪扶正，纠正机体气血阴阳之偏颇，以使之恢复平衡，从而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
其三，“毒”专指毒副作用：有些药物性质强烈，作用峻猛，使用后容易出现不良反应，以致造成对人体的不良影响和损害。与前者广义之“毒”相对而言，这种不良反应属狭义的“毒”性。现行201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简称《中国药典》）（一部）收载中药材616个品种，其所记载的有毒中药分级仍然依据历代本草经验，分为有大毒、有毒、有小毒3个层次，共计80多种。
现代中医药学理论认为，毒性是药物对机体所产生的严重不良影响及损害，是用以反映药物安全性的一种性能。毒性反应会造成脏腑组织损伤，引起功能障碍，使机体发生病理变化，甚至死亡。现普遍认为：毒药是指毒性及药理作用强、安全范围小（治疗量与中毒量或致死量接近）、应用不当甚至正常用法用量情况下容易发生毒性反应的中药。现代中药毒性完整的概念还应包括急性、亚急性毒性、慢性毒性和特殊毒性如致癌、致突变、致畸胎、成瘾等。
药与毒对立统一
“药”与“毒”是对立统一的。毒药既有对人体不利的一面，也有治疗疾病的一面。现代药理研究表明，中药的有毒物质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有毒成分为非有效成分，如半夏、白果、苍耳子等都含有无治疗作用的有毒成分，把它们去掉可以防止中毒；二是有毒成分便是有效成分，即以其毒性来治疗疾病，如川乌、草乌、雪上一枝蒿等乌头类药物，其乌头类生物碱有剧毒；马钱子的番木鳖碱、巴豆中的巴豆油等既是有毒成分，也是有效成分，如将其去掉则药效丧失，若使用生药又会引起中毒，只有降低其有毒物质的含量以减少毒性，保持一定的药效。
解毒，中药的毒性是可控的
事实上，只要是药品都存在着不良反应，当然中药不良反应率远低于西药。2012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统计显示，西药不良反应率为81.6%，而中药不良反应率仅为17.1%。
中药的毒性是相对的、整体的，比西药更可控些。从中药的应用途径上来看，品种、炮制、制剂、配伍、辨证用药等都可以控制药物的毒性。
炮制和复方配伍可以解毒
“在解毒的方法上，我国中医药的先贤们为此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对世界的传统医学来说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直到今天，我们还在沿用很多传统中医药的减毒理论和方法。”作为一名研究几十年中药的专家来说，叶祖光对博大精深的传统中医理论深感自豪。
“平时我们去医院开的饮片，都是按照中医理论炮制加工过的。其中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使中药药材毒性降低或缓和些，例如半夏是我国中药宝库中的一种重要药材，有良好的化痰止吐作用，但生半夏毒品性较大，对口腔、喉头、消化道粘膜均可引起强烈的刺激作用，经过炮制后形成的姜半夏，其毒性就大幅度下降，而功效不减，所以通过炮制可以达到减毒的目的。”
此外，我国中药通常是复方使用，一方面通过君臣佐使（出处《神农本草经》，原指君主、臣僚、僚佐、使者四种人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后指中药处方中的各味药的不同作用）的配伍，使药方达到最佳治疗效果，另一方面通过七情配伍（出处《神农本草经》，其序例云“药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视之”）中的相杀相畏降低配方中某些药物的毒性。例如附子，其有效成分乌头碱具有强心、抗炎镇痛等作用，可用来治疗骨性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等疾患，但这些乌头碱毒性较强，中医临床在使用该药时，一般都是要通过炮制方法制备成饮片，从而达到减毒的目的；此外在处方中常常配伍甘草、黄芪等中药，进一步拮抗附子的毒性，且不破坏其强心、抗炎镇痛等药效学的作用，达到配伍减毒存效的目的。”
辨证用药防止中毒
中药和西药一样，作为药品必然存在毒副作用和不良反应。为什么西药毒性问题更多，而中药毒性近年来却常常弄得满城风雨呢？有一种原因是人们普遍认为中药是纯天然的、无毒或者是毒性小的。这其实是对中医药的一种误解。
明朝《景岳全书》中有云：“热者有热毒，寒者有寒毒，若用之不当，凡能病患者，无非毒也。即如家常茶饭，本皆养人之正味，其或过用误用，亦能毒人，而况以偏味偏性之药乎？但毒有大小，用有权宜，此不可不察耳。” 此外中药古训“是药三分毒”，“有病，病受之，无病，体受之”，“中病即止”，这些理论都在强调中药要对症下药，辨证施治。
胡素敏对因乱用药物引发的中毒事件而使中药本身遭受不白之冤颇感遗憾。上个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由于外国人不懂中医药、不按中医理论辨证施治，一些人服用含广防己的减肥丸导致严重肾病，还有因服用含关木通的草药茶治疗湿疹导致晚期肾衰竭。而广防己、关木通含有共同的致病成分马兜铃酸。一些西方国家媒体借机大肆炒作，最终多达70余种中药材遭到株连，酿成了“马兜铃酸肾病事件”，一度将“误用中草药致人死亡”的舆论推向高潮。在我国也有些患者把含关木通的龙胆泻肝丸当成日常的保健品，一上火就吃上几个月，结果也出现了不可逆的肾衰。为此，2003年4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取消了关木通的药用标准，用不含马兜铃酸的木通科木通替换关木通。
“很多人因为抱着中药是无毒的理念，看到各种各样养生的栏目，认为自己就是半个医生了，自己给自己开药。对于患者，即便是非处方药（OTC）的中成药，也应该在医师指导下应用。目前的药店严格来说也应该有专业的药剂师指导患者服药。”对于因管理体制上造成使用中药中毒的疏漏，胡素敏提出建议。
研毒，毒性研究需更深入
结合中药特点研究毒性
自“九五”至今，国家有关部门非常重视和支持中药安全性方面的评价研究，国家科技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部门还把中药毒性的评价以及相关研究作为重点项目支持，解决了一些困扰临床合理安全用药等问题。
“国家在这方面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例如为了确保中药安全性评价研究工作中检测实验出来的数据准确、可靠，稳定、具有权威性，中药新药临床前安全性评价研究工作都要求在国家认证的GLP中心进行。”叶祖光从事过多年中药毒理研究，对此深有体会。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国对中药质量标准也会越来越高，越来越科学，而且更加符合中医药特点。
当然，对我国药典收载的80余种有毒中药，目前我们还没有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叶祖光解释说，这是我们今后努力研究的方向。但与绝大多数西药为单一化合物组成不同，中药制剂常是由多种中药组成的复方，即使单味中药，也是由多种成分组成，其有效成分和毒性成分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化合物。中药实质上是多种成分共同起作用，联合作用于多个靶器官和“靶点”。这一特点使中药安全性评价研究工作及其结果的分析，既有特殊性，又有较大的难度。
对于这一个点，胡素敏提议：“充分利用国际通用的毒性研究方法和技术平台，结合中药特点和中医理论，建立符合中药自身特点的中药毒性研究基础数据库和技术平台显得尤为重要。”
不良反应需明确
中药毒性是中药某些成分在机体外因素（如炮制、配伍等）和特定机体状态下产生的药效作用之外的其他效应，因此研究应建立特定条件下的毒性评价，并以此为依据进行增效减毒研究，最大限度地发挥中药在特定条件下的药效，减少毒性发生，进而提高中药使用的安全性。
“比如说，现在我们已经明确朱砂具有清心安神的作用，最适合心火亢盛，但若使用不当，如煎、煅、烹、熏，使其游离汞、氧化汞析出，经胃肠道、呼吸道和皮肤吸收，或超量、或长期使用则可造成汞中毒。但在什么情况下能降到什么程度、适用哪些病症和人群，如果再做更深入细致的研究可能更有说服力；而在发育不完全的小孩子的感冒药中，如果不加这味药或服用其他药物是否也可以康复，都是值得研究的，尽管其含量并没有超出《中国药典》之规定。此外，对于某一种中成药的含量，每一种成分的有效性，公众并不明确，目前中药说明书中不良反应仅以‘尚不明确’四字带过的中药的确不在少数，而‘不能久服’的久到底是多久？如果能够提高药物不良反应透明度，将可能出现的情况一一列明，反而会让医患以及市场对该产品更有信心。因此，需要通过实验和临床研究，进行收益与风险的评估，再来进行药物的配伍。”胡素敏针对记者提出的中药说明书的含糊问题解释说。但据记者了解，要更改药品说明书上的文字并非易事，涉及众多部门，单靠一方难以改变这种现状。
产学研三方需合力
对于中药安全性问题，叶祖光提出，首先应该是相关管理部门、科研人员和企业三股力量，相互沟通，互相支持，形成合力。此外，还应加强与媒体沟通，通过媒体让公众对中医药形成科学客观的认识。第二，不能把中医药安全性研究搞成“烂尾工程”，相关管理部门应多组织攻关，把安全性问题逐个说清楚，得出一个明确结论。最后，针对目前国际上提倡的“毒性的早期发现”，建议企业和科研人员做到产学研相结合，重视研发新药的同时，注重中药安全性研究，以降低给患者带来的用药风险。
标准，是否要按西医标准来评价？
在中医理论下建立中药质量标准
中药质量标准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药材和成方制剂。而近年来，重金属超标已成为出口药物存在较多的问题之一。可是通常经过国内检测，重金属并未超标。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中西药的检测标准不统一造成的，那么中药质量标准，特别是含毒成分是否一定要按西药安全标准来评价呢？
对于中药中的重金属超标问题，叶祖光说，一般来讲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外源性污染，它是生产环境造成以及中药材种植环境和土壤等外界因素所引起的重金属超标，国内外制定的相关质控标准是非常严格的；第二是制剂的重金属来源于药物本身，换言之，制剂中的重金属是治疗成分而不是外界的污染物，不加区别地将外源性重金属和用于治疗目的的重金属混为一谈，对我们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第三是检测方法不同导致的评价标准的差异，很多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东南亚国家、日本在内，对于中药重金属的限量标准，采用的是食品标准，特别是在欧美国家，并不承认中药是药。比如说朱砂里含有的通常是硫化汞，通过实验证实，这种形态的汞绝大多数会随着人体的粪便排出体外，只要严格按照《中国药典》规定科学使用，就可扬长避短，趋利避害。而国外对中药采取溶解消化法，将上述不溶于水且不被胃肠道吸收的硫化汞统统都进行检测，这样就夸大了朱砂中的重金属含量。中药应当由有资格的中医医生，按照中医药理论指导患者服用。
“不能单纯孤立地来看中药的毒性。中药的毒性质量标准，如果脱离了中医整体的理论框架，就会走进死胡同。”胡素敏认为，“标准就意味着市场，与世界接轨就是用人家的标准来约束自己。按西药标准和思路来研究发展中药，将南辕北辙，这对于中药也可能是一场灾难。在基因工程药物标准已呈多样性，强调药物作用同工及个体化治疗的今天，我们难道还要拾化学药物结构成分单一之牙慧？中国是中药大国，种植、出产的中药量最多，又有如此丰富的理论体系和临床经验，应当依据中医药的理论体系重点研究建立适合中药特点的安全性评价方法及其质量控制标准。”
中药质量标准要吸取现代科学研究方法
中药的质量标准既要体现中医特色，同时也要积极引进毒理学先进技术和手段。“中药成分复杂不应成为中药标准不可操作的理由，有效成分不应成为中药唯一的质量标准。”胡素敏同时强调。
英、美等国的做法体现的是他们对药物的谨慎态度，无可指责。中药是应该有自己的标准，但是不承认化学标准也是不可取的。实际上，药监部门在审批中成药的时候，都要求作有效化学成分和指标成分的鉴定和检测。
“考察一切药物价值归根结底是疗效和安全性，是效益和风险的评价和平衡，例如，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张亭栋教授了解到在黑龙江林甸县民主公社有民间医生用含有砒霜、轻粉、蟾蜍等毒物配制验方治疗癌症，效果不错。经进一步研究，他和科研人员发明的用三氧化二砷注射液治疗急性早幼白血病取得了治愈率超过90%的疗效。尽管砒霜是有名的毒性药物，而且毒性很大，却能给白血病患者带来福音，它给患者带来的益处远远大于其所造成的风险。张亭栋因而获得葛兰素史克（GSK）中国研发中心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美国也于2000年正式批准了治疗白血病的砷制剂上市销售。这说明只要你的科学实证足够严谨，国内外都会认可的。”叶祖光对中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目前西药标准占据主流的情况下，中药想进入国际市场，除了有自己的标准，还必须考虑符合输入国的标准。如果科学性很强、实验依据充足，就应该能够经得起各种各样的“检验”。
科学性是科技报道的灵魂 篇3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越来越关心身边的科技知识、世界科技的最新发展动态以及诸多的科技趣闻。如人类的健康、医药的发展、生命研究的进展、环境的保护、宇宙的探索、考古新发现、科学新发明、新创造、国家科技政策, 等等。
由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深入人心, 各种新闻媒体中科技新闻的比重日渐增加, 这对于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对于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和科技意识, 都具有很大的作用。
科技成果是生产力发展的推动力, 是国家的瑰宝。科技成果报道是科技新闻的核心。无论从什么角度对科技领域内发生的人和事进行报道, 都离不开科技成果这项基本内容。搞好科技成果报道, 向读者源源不断地传递科技成果信息, 促进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尤其是科技类报刊的重要任务。
科技新闻、科技新信息的传播, 必须符合自然科学自身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 也就是说, 科技新闻的科学性是它的灵魂和生命。失去科学性的“科技新闻”将失去它的根本新闻价值, 甚至会污染舆论阵地, 影响报刊在广大读者心目中的形象。
那么, 什么是科技新闻的科学性?它是指科技新闻的内容要符合科技事实的客观规律性。具体说来, 它主要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科技新闻的主要内容应是科技。科技新闻不仅要报道科技成果, 而且要说明科学原理与意义。就是报道科技会议、科技展览的新闻, 也要侧重从科学的发展和动向上去写。报道科技人物, 也要着重介绍其科技活动和所取得的成就。
科技新闻应具有科学价值。科技新闻所报道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 它在科技领域里没有专业限制, 宇宙之大, 无所不包, 如自然科学基础理论上的重大突破;重大新理论的提出、证实或否定;某项技术的重大突破或进展, 新技术的推广、应用;自然界里的新发现, 生物和环境的保护、自然趣闻;对未来的预测;国内外科研成果与经验, 以及有关科技界的人和事的介绍, 等等。从科学上来说, 数理化、天地生, 新兴的前沿科学;从范围上来讲, 大至全国全世界的科技动向、趋势, 小至日常人们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科技知识, 都可以成为科技新闻涉猎的题材。但是, 并非所有科技内容都可以成为新闻, 而是只有那些具有科学价值的内容才能成为科技新闻。
科技新闻应有科学依据。科技新闻起着传播和普及科学知识、宣传和推广科技成果的作用。它报道的科技事实, 必须有科学依据和符合事实的本来面目。科技新闻所报道的人和事, 必须确有其人其事, 新闻的要素都应齐全无误, 而且从新闻事实的现象、本质到细节, 都要真实, 一丝一毫来不得半点虚假。
总之, 科技新闻的科学性, 是新闻学中所强调的实事求是基本原则的具体体现, 它又是区别于非科技类新闻的一个重要的个性。这一特性决定了科技新闻具有许多自然科学的特性。坚持科学性, 是维护科学尊严的需要。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 来不得半点虚假。如果报道的科技成果是反科学、假科学的, 则是对科学的亵渎。坚持科学性, 是维护新闻严肃性和新闻单位及新闻工作者良好形象的需要, 也是维护读者利益的需要。
为保证科技新闻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和准确性, 美国新闻学教授迈可·莱恩·詹姆士·坦卡德曾提出过五点要求, 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这五点要求是:
1.记者应当充分利用发表过的文章和报道来检验自己采写的内容, 使其更为准确;2.记者不要为了引起读者的兴趣, 故意在导语中使用夸张或简化的手法, 造成对科学发表的歪曲报道;3.准确地引用被采访科学家的言论, 在发表前要请科学家审阅;4.记者不要自作主张地解释科学家的技术结论;5.除非得到科学家的同意, 不要轻意使用绝对化的字眼, 如“突破”、“治愈”、“关键性的成就”、“填补空白”等。
然而, 近些年来, 报纸、杂志等新闻媒介中不科学的东西屡见不鲜, 主要是个别新闻工作者文风不正, 少数领导干部作风不正, 某些科技人员学风不正等造成的,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科学的尊严, 损害了新闻的形象。
前两年, 不少报刊争相宣传一种所谓的“超大穗小麦”, 这个“新闻”的传播使种子商发了大财, 而最终受害的是农民。还有“牛肉西红柿”、“人体增高器”、“懒棉花”等, 都足以骇人听闻, 教训也是深刻的。有时报道失误, 张冠李戴, 以致搅乱技术市场秩序, 引起技术交易中的纠纷。
其实, 这些失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只要遵守新闻采访的基本原则, 在采访中虚心向采访对象仔细询问, 注意听取不同的意见, 便会得出客观判断, 作出较为准确公正的结论。
科技稿件的采编人员需要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 要树立为读者负责的科学态度和高度责任感;要养成一丝不苟的严谨工作作风;要提倡脚踏实地的工作精神;要敢于维护科学尊严, 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 和一切伪科学的行为作斗争。
提高医疗卫生报道的科学性 篇4
关键词：医疗卫生报道,科学性,新闻性
近年来, 随着公众健康意识的提高, 人们对于医疗卫生的信息需求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 医疗卫生报道因此成为各家媒体竞争的一个焦点。很多媒体加强了医疗卫生方面的新闻报道, 开辟了医疗卫生专刊。但有的媒体在医疗卫生报道方面只重视新闻性和通俗性, 对科学性却重视不够, 导致误导读者, 严重的甚至引起混乱, 造成不良后果。
据了解, 医疗卫生报道不科学渗透在各个层面, 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缺乏常识闹笑话。医疗卫生报道的专业性很强, 有的编辑记者不具备基本的医学专业知识, 结果在报道中犯“低级错误”、闹笑话。比如在一篇题为《拒绝丙肝》的报道中这样写道:“丙肝病毒存在于RNA中, 乙肝病毒存在于DNA中。”殊不知, DNA、RNA是两种不同的生命遗传物质, 乙肝病毒中遗传物质是DNA, 丙肝病毒中的遗传物质是RNA。还有的采编人员不知道甲状旁腺是人体甲状腺旁边一个独立的腺体, 将来稿中原本正确的“甲状旁腺肿瘤”误以为是笔误, 遂将其改为“甲状腺旁肿瘤”, 堂而皇之地在报纸上登了出来, 闹了个大笑话。
某媒体一篇有关狂犬病防治的报道中这样写:“专家提醒, 一旦发生狂犬病, 要尽快接种狂犬病疫苗”。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 狂犬病是一种死亡率极高的传染病, 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办法, 一旦发病, 病人几乎100%死亡, 所以被犬咬伤后必须尽快接种狂犬病疫苗, 防止发病, 而不是等到发病后再去接种疫苗, 那样恐怕就得命丧黄泉了。
医疗卫生报道是关乎人们身体健康的报道。如果经常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不仅被专业人员耻笑, 也会失去普通读者的信任。
——追求轰动乱炒作。时下, 媒体竞争剧烈, 有的媒体为追求轰动效应, 故弄玄虚, 常常把小事放大, 在标题或导语中使用夸张或简化的手法, 给公众造成错觉, 使其认知出现偏差、失实;有的甚至违背医学常识进行乱炒。2009年3月, 某记者采写了一篇题为“河北一中学百余名学生感染肺结核杆菌”的新闻报道, 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文章中说:2月6日, 某中学一名老师被确诊为肺结核病。2月7日起, 该校陆续有150多名学生以及20多名老师被查出感染肺结核菌。其中, 患病教师所教授的两个班中有近半数感染肺结核菌。这样的报道, 给人的印象就是结核病的传染性非常强, 一人患病, 结果有100多名师生被感染;而且感染了结核菌就等于患了结核病。事实上, 感染结核菌和患结核病是两码事。我国人群结核菌感染率高达45%, 但只有少数人 (约10%) 感染结核菌后可能会发病。
2008年7月广州一媒体发表了一则标题为“35岁以下的广州市民注意了, 即刻种痘预防麻疹——强传染力麻疹袭穗”的新闻报道, 事后被广州市卫生局认定为严重违反医学常识的乱炒。一是这篇报道标题说“种痘预防麻疹”, 存在医学错误。事实上, 种痘是预防天花的免疫手段, 并非预防麻疹。预防麻疹的有效措施是接种麻疹减毒活疫苗, 而非种痘。二是“强传染力麻疹袭穗”的说法极为错误, 容易使市民误认为广州市麻疹病例突然增多, 传染性增强。其实麻疹是一种常见普通的呼吸道传染病, 发病年龄以儿童为主, 流动人口儿童发病较高。三是“35岁以下的广州市民注意了, 即刻种痘预防麻疹”的标题给市民的印象是全体35岁以下市民均要进行接种。事实是, 广州市麻疹疫点的处理措施之一是在有病例发生的地点, 对病例周围部分人群进行应急接种。
——过分强调“新闻性”。有的记者一味追求“新闻性”, 于是断章取义, 随意篡改、歪曲事实, 造成报道失实。2007年, 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春季流行性出血热流行季节到来之际, 给省会各媒体发了一篇有关流行性出血热防治的科普稿件, 文中介绍说, 流行性出血热具有明显的春季流行高峰。结果被一家媒体发表在网上后, 意思就篡改了, 一篇普通的科普稿件变成了一则颇具“新闻性”的消息:“河北现流行性出血热发病高峰, 卫生部门加强防治。”文章导语为:“记者从省疾控中心获悉, 河北省出现明显的流行性出血热发病高峰, 发病以青壮年为主。”据了解, 河北省并没有出现流行性出血热发病高峰, 省疾控中心发稿的初衷只是提醒公众:春季容易发生流行性出血热, 大家要注意预防。该媒体记者没有向相关部门采访调查, 随便编造一则新闻事件, 给社会带来严重后果。
——追逐利益瞎吹嘘。有的采编人员受经济利益的驱使, 置职业操守于不顾, 成了某些药企、医疗机构的“托儿”, 甚至成为有的药品、保健品的“推销员”。在这种情况下, 其报道就更谈不上科学性了。在有的报刊上可以看到“某某神医不用开刀不用吃药, 只用双手或者一根银针就可以让瘫痪多年的病人重新站起来”的报道, 这不但在广告里出现, 有的还出现在版面上, 其后果是误导患者并给患者造成经济损失。还有的报道“某某药在治疗乙肝上有新的突破, 使乙肝病毒的转阴率达到了70%~90%”。实际上, 国际公认的、最有效的药也只能使乙肝的转阴率达到40%左右。
以上几种现象, 不仅影响医疗卫生报道的社会效果, 也损害了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形象, 我们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那么, 如何提高医疗卫生报道的科学性呢?
一要学习医学知识, 不说外行话。搞专业报道必须具有专业知识, 才能准确理解专业内容, 把握好专业报道的度, 使专业术语通俗化, 还不说外行话。医疗卫生报道的专业性很强, 在美国, 主流媒体如《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 都有专门的公共卫生新闻版, 其编辑记者大多具有医学博士学位。在韩国, 采访医药卫生的记者需要有医科的教育背景, 他们中多数人甚至还持有医生执照, 他们对新闻信息的科学性与严谨性的把握能力很强, 避免了误导读者。在我国, 媒体对负责医疗卫生报道的采编人员虽然没有专业上的硬性要求, 但是医疗卫生报道的特殊性, 要求采编人员必须掌握医疗卫生方面的专业知识, 熟悉卫生行业的规律、原则, 这样在报道中才不会说外行话、犯低级性错误, 也才能确保广大读者获得科学、正确的医学保健知识。做到这一点, 从事医疗卫生报道的采编人员要注重医学专业知识的学习和积累, 通过向书本学, 向专家学, 把每次采访都当成一次学习的机会, 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水平, 在报道医疗卫生方面成为专业型采编人员。
二要端正工作态度, 把握准确性。医疗卫生报道不同于一般性新闻报道, 它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与健康, 事关整个社会的稳定, 因而采编医疗卫生方面的稿件时, 应端正工作态度, 发扬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 对每一个新闻事件都要认真采访与核实, 对自己搞不明白的问题要不耻下问, 不要不懂装懂, 不求甚解, 更不要随便猜测, 妄下结论;要多向专家和相关部门请教和求证, 力求新闻报道真实、准确、可靠。为避免报道出错, 发稿前最好与被采访的专家或部门进行沟通, 把差错消灭在文章发表前。
三要强化职业操守, 不当鼓吹手。如果说没有能力准确把握医疗卫生报道的科学性, 那不过是业务素质的缺陷;但是如果为了经济利益, 或受某些因素的驱使, 去扮演“鼓吹手”的角色, 向社会提供虚假、伪科学的信息, 那则是新闻职业道德的丧失。所以, 从事医疗卫生报道的编辑记者应该加强职业道德修养, 牢牢地把社会责任放在第一位置, 绝不能唯利是图, 见利忘义, 为了个人或单位的利益, 违背科学, 不负责任地夸大宣传, 失去报道的科学性。
参考文献
[1]王玉芬.医学科技新闻写作的三个结合.青年记者, 2009-7月下.
[2]广州卫生局声明:有关种痘预防麻疹报道失实.搜狐网, 2008-7-4.
浅谈如何科学报道食品安全问题 篇5
关键词：食品安全,科学报道,媒体
民以食为天, 安以食为先。越来越多有关食品安全的报道成了媒体新闻关注的焦点, 占据各种头版头条。由于食品类话题牵涉广泛性与普遍关注性, 媒体在做有关食品安全的报道时, 一定要严格把关, 履行舆论监督的职责, 从而维护大众利益和公共利益, 促进社会进步。在报道的时候应该正确认识问题, 不渲染、不误传、不夸大, 做好释疑解惑的工作。注重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大众传媒要明确自身的导向功能, 注重发布科学、客观的信息, 以满足大众对食品安全信息的正确认知。
如何做可信度高、有分量的食品安全报道, 从笔者的工作实践中, 以科学实践精神大胆求证, 以专家说法解读分析检测报告, 对食品安全事件持续性关注, 将问题事件从发生到发展到最终整改结果全面解析, 解除公众疑虑有助于正确引导舆论, 促进社会和谐。
一、伪食品安全报道引起恐慌
近年来, 从“纸馅包子”、“致癌香蕉”到“注水西瓜”, 一些记者为博取关注而炮制“食品安全事件”并不罕见。这说明了部分媒体人追求商业利益和经济利益, 对所调查的问题随意编造, 失实新闻不仅降低了媒体公信力, 还影响食品企业的正常经营和市场声誉。
2007年3月, 一则《广州香蕉染“蕉癌”濒临灭绝》的报道宣称, 广州香蕉林大面积感染了号称“香蕉癌症”的“巴拿马病”。经过各种媒体转载与广泛传播, 引起消费者的恐慌。不少消费者误解为吃了香蕉易患癌症, 结果导致香蕉价格大幅下跌, 蕉农损失惨重。直到一个多月后, 农业部新闻办发布权威消息, 澄清香蕉生病根本不会挂果, 所以市场上能看到的香蕉都没有染病。吃香蕉有毒的错误说法才被消费者接受。
2012年, 传得沸沸扬扬的西瓜“膨大剂”, 起因是媒体放大食品安全中的问题。“膨大剂”名为氯吡脲, 属于植物生长调节剂中的一种, 具有加速细胞分裂、分化, 提高坐果率和促进果实增大的作用。但来自中国农业科学研究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张朝贤辟谣, 目前还没有科学证明膨大剂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而且我国的膨大剂使用量都是严格控制的。此事被媒体诬陷放大后, 消费者谈“瓜”色变, 直接导致西瓜滞销, 价格大大下跌, 瓜农欲哭无泪。
二、专业报告通俗化有效解读检测信息
一方面现代食品工业技术具有专业性, 很多情况下媒体从业人员不具备这些专业知识;另一方面遇到有关食品安全报道时政府、专家大多处于失声状态, 由于害怕承担责任, 政府专家很少有愿意在风口浪尖谈问题, 这就造成了食品安全问题类报道信息不畅通。
笔者常年接触市场监管部门, 发现很多情况下, 作为政府主管部门, 对于食品监管问题做了很多工作, 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舆论压力, 大多数选择不公布信息或有限的公布信息。
例如, 不久前, 有网友在论坛上发帖称, 宁波东钱湖麻糍特别软糯好吃是因为加了塑化剂的原因, 对于这一舆情市场监管部门反应很快, 立刻做了检测, 说抽检13家企业没发现塑化剂。
如此简单的回复对公众来说, 信息量并不完善, 也无法体现监管部门及时有效的管控。得知这一信息, 笔者与市场监管部门探讨决定邀请检测专家深入来解读检测报告, 有力破解谣言。报道请专家还原实验过程, 解释分析检测10多种塑化剂以及其他增白剂、糖精等添加剂的情况, 用实验数据有力回击谣言。
对于这类检测性报道, 如果只简单公布结果, 而不还原过程, 读者获得的信息有限。比如上例中, 就有网友仍然提问, 只是检测的13家没问题, 怎么保证全部麻糍没问题。而笔者通过还原现场执法所见的原料、还原商户制作过程、还原试验检测分析过程的“三还原”, 渐进式呈现了事物的本来面目, 有力击碎谣言。
三、疑惑话题不妨实验求证
除了运用专业的检测手段检测商品, 邀请专业检测机构设计一些通俗易懂的小实验, 把实验过程有效进行展现, 也能达到消除疑虑, 以正视听的目的。
通过本报曾联合宁波市第二医院微生物实验室, 模拟现实中隔夜西瓜、隔夜菜惯用的冷藏方法, 对于覆盖保鲜膜能否减少细菌的情况进行了测试。结果显示, 覆保鲜膜的西瓜, 细菌几乎没有, 未覆保鲜膜, 细菌数量每升40万个, 简单通俗的实验有力地证明了网络中“覆盖保鲜膜西瓜细菌猛增”一说属谣言。
如今, 一句官方或专家的简单答复, 已经很难让受众信服。公众知情权意识的增强、专家公信力的下降, 都要求“求证新闻”必须更加具体化和细节化, 含糊、大而化之的表述只能让人们产生更多疑问。
四、问题食品报道展现动态全过程
对于问题食品的报道, 部分媒体人追求商业利益和自身的经济利益, 往往只愿意抓住一点吸引眼球的问题放大做文章, 从媒体的天然属性来讲, 抓住吸引眼球的问题部分固然重要, 但对于食品安全这种牵涉面广, 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的话题笔者认为动态展现事物的全貌, 跟进发展变化的过程, 及时传递出最新的向好消息, 满足公众对信息的传播需求。
以2015年, 宁波市场监管局查处问题油赞子为例。油赞子是宁波传统食品, 在本地拥有相当市场。2015年2月, 宁波市场监管局抽检了本地4家商户的28批次油赞子, 结果显示有10批次存在铝超标。
这一消息当时本地媒体都做了报道, 市场监管部门出于种种考量, 第一时间并未公布商户名称。随着事件关注度的提升与发酵, 网络上出现了各种声音, 综合起来的重点就是要了解商户的名称信息。
由于事件关注度很高, 两天后市场监管部门再次抽检, 这次媒体对现场抽检情况进行了报道, 并点名了三家再次抽检的商户。一个月后, 再检结果公布, 媒体对合格商户进行了公布, 再检未通过的企业也进行了整改的情况介绍。
科学报道 篇6
时代进步、社会变迁和传播技术的变革与更新,促使新闻实务不断推陈出新,多元发展。公民新闻、深度报道、民生新闻、新新闻等层出不穷的报道样式,使新闻报道的形态不断丰富多样;基于互联网的媒介融合、社交媒体和大数据等技术的更新,大大开拓了新闻领域的疆界。新闻业务在不断地借鉴和探索中寻求着自身的变革与发展,其中把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新闻业务无疑是新闻行业应对种种变化的积极尝试之一。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用于新闻传播研究领域几乎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现象,而在新闻实践中重视和借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则经过了一番努力和探索。
美国新闻学者菲利浦·梅耶早在担任底特律《自由报》记者时,就把实证研究中的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次级分析(Second hand Data Analysis)以及调查(Survey)等量化研究方法运用于新闻资料的收集和分析中,采写了大量令人耳目一新的新闻报道,并且根据自己的新闻实践和新闻教学经验,于1973年出版了《精确新闻学》(Precision Journalism)。新闻实务尝试运用社会科学中的质性研究方法,经历了排斥与接纳的多次反复。2001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的全国会议上,学者Cramer和Mc Devitt提倡将民族志方法引入新闻报道,一批认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并且接受了专业训练的记者开始在新闻实践中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民族志新闻”[1]。
目前新闻界较广泛运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民意调查,也有人认为广义的精确新闻泛指以各种民意调查结果所作的新闻报道。[2]精确新闻和民族志新闻的发展创新了新闻报道方式,开拓了新闻价值观念,甚至对新闻机构也形成了一种挑战态势,开创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新闻业务结合的新局面。这也从多个侧面证明:在遵循新闻学基本规律的前提下,传统新闻业务合理有效地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可以产生更新的、更精致的、更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报道方式,新闻实践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系统指导下进行革新与创造,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无限的可能性。
二、新闻实务借鉴创新时应把握的基本原则
当今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日趋多元的文化表达和日益复杂的新闻竞争态势,都要求新闻实务不断转变报道观念,创新求变,持续尝试新的报道方式和方法,开拓新的报道形式。新闻实践中的种种迹象表明,在当下全球化、信息化、媒介化的历史语境下,新闻从业者越来越乐于采用社会科学综合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传统进行新闻实务的创新,尝试新的报道模式,推动新闻实践的新的探索。精确新闻和民族志新闻是新闻业界采用社会科学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方法进行业务创新的典型,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新闻实务借鉴创新时应把握的一些基本原则:
(一)客观真实原则:科学求真的精神
新闻报道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真,只有真实的信息,对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才有参考意义。[3]众所周知,新闻真实地反映客观事实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要求新闻中的每一个具体事件必须合乎客观事实,这就要求每一则新闻报道的五个W和一个H必须真实准确,传统的报道方式追求的往往是这种层面的真实。二是要求新闻媒体通过有机的新闻报道,向人们呈现一幅现实社会的真实图画,以全面真实地反映整个世界。就这一点来说,传统的随意采访与报道方式是难以做到的,而以科学的社会调查方法为基础的精确新闻报道可以凭借其严谨的、精确的定量方法做到这一点。[4]
从新闻发展的历史来看,凡是不能真实而准确地再现新闻事实的报道方式或者在真实性准确性上有缺陷的报道方式,甚至有意或故意造假,随意增减情节的报道方式,都逐渐被新闻业界和受众所淘汰,例如:政党报业时期只为追求一党私见的政论新闻报道方式;“黄色新闻”时期一味追求捕风捉影、骇人听闻效果的报道方式;甚至新新闻主义过度故事化的文学式新闻报道方式,都因有违客观、真实的新闻报道原则而遭遗弃。
客观性报道方式的出现虽然在客观真实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实践证明,报道总难免有偏见,新闻从业人员的民族利益观,阶级、种族观念,政治倾向以及文化和意识形态诸方面的主观因素,以及世界的复杂性和多元性,都限制了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客观性报道方式也难以完整准确地报道新闻事实。解释性报道也未能有效地解决新闻报道的求真问题,事实上鲜有记者有能力对复杂的现象作出适当的解释,因为许多记者对其所报道的事件或者了解非常肤浅,或者理论水平有限,缺乏敏锐的目光,不能明智地处理和解释事实。
精确新闻报道的核心要领,恰恰在于社会科学方法的应用。关于社会科学方法,学者们大都认同这样几点:其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遵行严谨的规范程序,强调命题的“证明”或“证伪”。其二,社会科学方法是一种系统、间接的科学观察,可以克服记者个体直接观察所产生的错误。[5]其三,用数据说话,强调数据的多方面使用。
正是精确新闻报道全面借鉴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其间接性、系统性以及可验证性等特点确保了新闻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因此,从新闻信息的收集与加工来看,与传统报道方式相比就具有了一些突出的优势,精确新闻报道所具有的优势往往与新闻媒体的核心价值理念,即新闻客观性紧密相关。[6]针对精确新闻的一些鲜明特点,相关学者对此这样评价:精确新闻尤其强调方法和技术,与解说性新闻和追踪性新闻的关系甚为密切。在实证主义社会科学方法的推动下,记者在采写新闻报道时并不是靠随意的简单采访,而是依据调查访问、公开文件、统计数据以及计算机辅助进行深入分析。它不仅不是反对,而是正好强化了一直以来提倡的客观性理念。其准则就是科学式的中立,采纳了客观性的衡量标准。[7]
起初,客观性的要求是客观地观察和搜集新闻,据实直录,竭力排斥新闻报道中的主观性和选择性。[8]精确新闻正是在这一点上弥补了客观性报道的缺陷,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客观性的含义和实质也发生了变化。目前,根据公认的相关原则,客观性意味着新闻记者必须杜绝片面、抛却静止而机械的偏见,尽可能按照新闻事件的本来面目如实报道。精确新闻数据的片面性选择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影响了报道的总体客观性,民族志方法在新闻实务中的应用,无疑是针对这一问题的再次纠偏。
精确新闻采用社会科学研究系统规范的科学程序和方式方法来收集资料、查证事实,给受众提供具有严密逻辑的客观事实,追求更真实更准确地去反映事实与提供信息。[9]民族志新闻则运用社会科学质性研究方法来采集和加工新闻信息,并从历史、政治、经济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去透视分析新闻事实材料,深入细致地揭示社会事件真相,追求更宏观更完整地把握事实材料。精确新闻重理性逻辑,民族志新闻重感性体验,无论是真实数据还是真实感受,都追求科学求真的精神,力求全面准确地呈现社会事实,提高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与准确性,是新闻界追求客观真实的新闻理念的必然结果。
(二)多元价值原则:多元观点的表达
多元主义价值观强调民主,强调个性,强调多元观点的表达和多元利益的诉求,这也是新闻界一贯追求的新闻理念。
纵览新闻报道方式的演进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新闻及新闻报道方式愈来愈体现出多元、民主、平等的现代文明观念。在传统的新闻报道方式中,政党时期的报业重视的是一党之私见,商业时期的报业看重的是商业精英的利益,其他经过改进的报道方式如客观性报道、解释性报道、调查报道和深度报道等,尽管更加多元和民主,但是报道仍然难以跳出政治家、专家学者、大企业家以及影星、歌星、球星等社会名流圈子的束缚,多的是圈内的多元和民主,真正反映民众的现状、需求、问题、利益、呼声与意见的新闻及新闻报道方式仍然在探索和创新之中。
精确新闻借助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来探测民意,无论是运用民意测验的方法还是进行实地社会调查,都是面向社会大众广泛搜集数据。精确新闻在新闻报道理念上第一次把目光真正聚焦于百姓大众,普通百姓成为新闻报道关注的重点。精确新闻在客观上更为全面地反映了民意,比传统的新闻报道方式更能体现出多元与民主的进步观念。而民族志新闻不仅在方法论上注重科学求真和多元民主的观念,更是在认识论上重视新闻事件与普通百姓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关注常规或是传统新闻学中被认为没有什么新闻性的日常生活,尤其看重与边缘群体日常生活相关的文化和经济活动。在民族志新闻中,普通百姓成为当然的新闻人物,公众、民意不再是仅仅具有意识形态的空洞词藻,而是内化为新闻记者自然的民主观念和实实在在的行动。
精确新闻和民族志新闻都把目光投向普通百姓,不但挑战了传统的新闻生产方式,而且挑战并创新了传统的新闻观念。精确新闻和民族志新闻都运用社会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在科学精神和科学理念的指导下,广泛全面地收集真实数据或真实感受,表达多元文化、多元利益与多元观点,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在认识论上,都充分体现了当今全球化、信息化、媒介化社会中科学、多元、民主与平等的新闻观念。精确新闻和民族志新闻是新闻报道方式创新求变的典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新闻报道方式可以在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领域寻求科学方法的指导,在科学精神的引领下,不断创新新闻报道方式,彰显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观。
(三)人文关怀原则:受众本位的回归
以人为本是新闻报道价值本位的基准线,在新闻报道实践中体现对人的关怀是新闻媒体最基本的原则立场。人文关怀的核心与焦点正在于人,在新闻实践活动中,这个人不仅包括新闻事件涉及的人,同样包括广大受众。[10]
人文关怀既是以人为本新闻传播观的具体体现,更是对受众本位的追寻与回归,正日益内化为新闻媒体必须坚守的尺度,衡量着新闻媒体的传播效果,指导着新闻媒体的各种实践。在新闻报道中融入人文关怀,是大众传媒赢得受众青睐与尊重的重要前提,也是新闻报道方式创新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纵观新闻业的发展,可以看出,新闻业务的不断创新与改进的过程,也是新闻报道人文关怀意识不断强化和完善的过程。在政党报纸和商业报纸时期,新闻传播活动以传者为本,新闻报道或者被当作政党的作战工具,或者作为谋利工具,体现大众传媒及其背后的阶级、阶层、政党的政治或经济利益,一切从大众传媒所有者的需要、利益、意志、兴趣出发,很少考虑或根本不考虑新闻传播对象的实际状况和现实需要,基本谈不上对新闻传播对象的关怀、尊重和满足,人文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被淡化,甚至被遮蔽。随着政党报纸和商业报纸退出历史舞台,现代大众化报纸逐步改变报道方式,注重受众为本,新闻业务逐步调整旧有的新闻观念,新闻报道开始关注受众的需要、爱好、利益和呼声,服务受众,千方百计去满足受众的种种需求。尽管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新闻控制和管制,尽管仍然要考量传媒背后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但是新闻业务的创新和改进越来越体现出鲜明的人文精神。
现代新闻传播观,不仅需要科学精神的照耀,更需要人文精神的引领。只有这样,才能把物质的力量、技术的力量和人文的力量结合起来,把技术和人性的因素全部调动起来并加以有机整合。[11]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应用于新闻传播实践,正是把科学技术与人文关怀相结合进行新闻报道方式创新的大胆尝试,精确新闻和民族志新闻的创新成果,为新闻业务有机整合技术因素与人性因素进行新闻报道方式的创新提供了典范。尤其是民族志新闻从日常、琐细、平凡的视角报道新闻,反映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人的活动,充分体现了人文关怀精神,比没有人的灵魂的纯客观报道更能体现出对人的关怀,流露出人的真情实感。新闻报道只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认真遵循人文关怀的原则,更加重视和反映人的精神活动,才能自觉做到以人为本和关注民生,才能切实关注人民群众的困难、疾苦与呼声,才能很好地处理和解决普通百姓关切的问题,才能聆听与表达群众的感受与心声,[12]也才能在新闻报道方式改进、探索的业务实践中更加广泛体现人文精神,才能不断探索和创造出广大受众喜闻乐见的新闻报道方式。
(四)报道平衡原则:舆论生态的平衡
美国学者Simon Fico和Lacy等人最早开始在对新闻内容的研究中考察新闻报道的公正与平衡。[13]美国相当多的媒体有党派背景或者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在对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以及其他重大新闻事件和重大问题报道时,会有明显的偏向。而公正与平衡是严肃媒体对新闻报道最起码的要求。要对新闻报道是否公正与平衡作出判断,不能只依赖观看或阅读报道后形成的对报道内容的粗浅印象,而必须依照严格准确的测量方法对新闻报道的公正与平衡作出客观评价[14]。
相关研究表明,新闻报道只有遵循平衡原则,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纷繁复杂的世界时刻变动的事实及其真相。但是,在具体的新闻报道实践中,违背平衡原则的一边倒报道随处可见。形成一边倒报道的原因多种多样,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在相关利益驱使下一味追求眼球效应;难以突破日积月累形成的新闻报道思维定式;新闻媒体舆论引导的过度偏向。新闻媒体的一边倒报道无益于广大群众对于社会真相的认识与把握,更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15]要想很好地解决新闻报道中存在的这一难题,首先必须坚持新闻报道的平衡原则。
坚持新闻报道的平衡原则更是新闻真实性的要求。只有坚持新闻报道的平衡原则,才能维护传媒生态及舆论生态的平衡,也才能进一步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进而提升新闻传媒的公信力。
2012年中秋节、国庆节期间,CCTV展开了以“你幸福吗”为主题的调查。新闻记者奔赴全国各地,在街头采访了大学教授、外地游客、医生护士和农民工等各阶层人士。节目在《新闻联播》等栏目播出后,引发了很大的反响,观众认为这期节目体现了电视的公益价值。
“你幸福吗”式调查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报道中,折射出央视新闻形态的新变化。这样的调查报道突破了传统新闻采访方式,借用影视人类学的手法,使电视新闻报道更加生动鲜活。考察类似“你幸福吗”式的调查报道,我们不难发现,此类电视新闻报道做到了三方面的平衡:宏大叙事与质朴叙事的平衡、正面信息与负面信息的平衡、不同阶层与不同地区的平衡。[16]
三、探索更贴近受众的新闻报道方式
科学报道 篇7
看到这些消息, 笔者联想起另一些报道。《人民日报》2011年3月31日曾报道, 目前“我国尚无沿海海啸风险区划”、“海啸预警, 还有不少空白区”。时隔20天, 海啸预警能力有了如此鲜明的变化, 着实让人感到欣慰。但如果联系一系列有关中日海啸预警的报道和研究, 则让人疑窦丛生:两分钟内发出预警, 向谁预警?如何预警?
日本如何能在3分钟内发出预警
据央视3月19日的《新闻调查》采访海啸预警专家说, 大地震后日本气象厅的海啸预警“估计就是5分钟之内就能发出去”。有研究者仔细考证后发现这个时间是3分钟 (1) :地震发生3分钟后, 日本气象厅即向沿海37个市村町发出了大海啸警报。人命关天, 预警时间不得不“辎铢必较”“分秒必争”。日本是通过两种途径通知公众的:一条是气象厅向沿海地区居民发出预警, 另一条是通过广播电视媒体广而告之。两种渠道都直接指向公众, 特别是“沿海37个市村町”, 这也是海啸预警真正的价值所在。日本为何能如此迅速向公众发出预警, 当时关注于大地震、海啸及核危机的我国媒体鲜有报道, 这可能是因为各种灾难接踵而至, 最先的预警情况反而容易被忽略掉。
这首先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据专家介绍, 人类对地震、海啸还无法做到提前预报, 只能在其发生后, 就可能带来的危害作出预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的太平洋海啸预警系统就是一个信息平台;而日本历来重视灾情预警研究, 海啸观测能力也很强。
检索发现, 2008年6月, 《东方早报》曾对日本的灾情预警体系做了详细介绍。当时日本东北部发生里氏7.2级强烈地震, 但伤亡很少, 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已研发7年的紧急地震速报系统。安装了接收装置的火车、飞机、电梯等, 在收到预警信号后, 可以迅速自动停止运行。2007年后, 提供预警的范围扩大到普通国民。2008年日本东北部地震发生3秒后, 电视上发布了预警, 这意味着距离震中30公里以外的地方, 在地震摇晃发生之前10多秒就得到了警报。上述报道在当时并未引起多大注意, 可能主要是因为我国汶川地震发生后, 媒体正集中关注于我国的抗震救灾。
新华网的报道指出 (2) , 日本政府从2005年起开始建设“全民危机警报系统”, 由地面数字电视、手机短信、入室警报设备等多个媒介组成, 当地震仪器监测到初期微动, 并且震级达到4级以上时, 警报就直接通过电视、手机等媒介发送出去, 而不必通过地方政府部门。这个系统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 就是能远距离强行启动电视机或中断正在收看的电视节目改为播报预警。在使用这种技术时, 只要不切断电源, 用遥控器使电视机处于待机状态, 就能使电视机收到危机警报后自动开启。也就是说, 日本的灾情预警已经能做到以秒计。东京非营利组织“即时地震信息联盟”的资料曾指出 (3) , 如果主震区能提前2秒获得警报, 其区域的死亡人数最高能减少25%;如果能提前5秒, 死亡人数最多则可减少80%———因为人可以在最短5秒的时间内对自己进行基本的保护措施。当然, 这是在国民训练有素的前提下。我国海啸预警专家于福江指出, 日本“具备将预警消息迅速发送给沿海居民的能力”。灾情分发系统又被称为海啸预警的“最后1公里”, “灾情分发如果到不了政府和老百姓手里, 前面的一切工作等于零”。
中国能在两分钟内预警近海海啸?
诸多媒体在转发“两分钟预警”消息时, 没有详细提及通过何种渠道、何种手段、向谁预警, 是向有关抗灾、应急政府部门预警, 还是向最易受灾的沿海居民发出预警。
灾情分发途径、手段方面。我国灾害预警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层层传递。“业务部门接收到数据, 十几分钟即可制作出预报, 20分钟可以发布出去。但预报一般只发到省一级, 如果再由省转到市, 市转到县, 县转到乡镇、村, 对应急而言, 时效太差, 效率太低。” (4) 据介绍, 目前我国很多沿海地区还没有警报器, 手机短信的方式尚在探索中, 敲锣打鼓等传统方式的疏散还是必要的。中科院主管的《科学时报》也说:“在演习这种有准备的情况下, 灾害预警最快也要半个小时才能通知到灾区。”
灾情所达的人群或地区方面。据报载 (5) , 美国研发的系统不但预警海啸的高度、到达时间, 还包括海啸淹没情况的模拟图。而我国尚无沿海海啸风险区划, “沿海哪些地方存在被淹没的威胁, 没有一个地方政府能说得出来”, 海啸预警的针对性和价值显然大大降低。现在能够做到把信息传至“政府有关部门”, 但何时能传递到普通公众, 实际上是个未知数。
详细分析上述报道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此结论被相关专家也多次重述) :相比日本灾情分发系统的高效运转, “中国的差距相当大”, 在灾情分发的“最后1公里”上是个“短板”。难道一个月内我国的海啸预警能力就大幅提高?果真如此, 这些进展是如何取得的?
技术问题还是制度问题
海啸预警作为一个科学技术问题, 非专业人士似乎难有资格评述。但技术问题与制度问题实际上难解难分, 技术进步的背后往往是制度、观念的突破。日本气象厅的一项法规即要求, 在一场地震被检测到的时候, 要马上把有关信息第一时间传递到警察机构、通信公司、电视媒体、海上保安厅、消防机构等, 并进一步发布至民宅、学校甚至船舶等地方。直接面向公众而不是层层传达, 这是日本高效的灾情分发体系背后的制度与理念支撑。
“预警”体系既包括专业技术层面的判断, 也包括更具社会意义的层面, 即如何把信息分发给公众, “跑赢最后1公里”。深究下去, 貌似纯专业技术层面的判断, 背后也有制度因素, 《法制日报》报道说:“如果要进行海啸预警, 首先要取得地震资料。在我国, 海啸的预警由国家海洋局、中国气象局和中国地震局3个部门管理。目前, 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尚不完善, 协调并不是很顺畅。” (6)
技术问题与公共信息发布的制度问题纠缠在了一起。矛盾的焦点集中体现在能不能通过广播电视、移动信息平台等实现强制预警播报, 信息直抵公众。据《法制日报》的报道, “目前我国尚无此相关规定”, “相反, 每年在电视台发布国家海洋预报相关灾情信息, 还需自掏一笔金额不小的占用频道费。同时, 灾情的短信群发系统每年也要向移动运营商支付十几万元的短信费” (7) 。令人欣慰的是, 越来越多的媒体已经意识到这类公共信息的重要性和对提升传媒公信力的重要性, 一般都能及时滚动播出, 必要时中断正常节目进行直播。
如果再加上自然灾害预警本身的不确定性, 问题就更复杂了。《南方周末》采访的一位研究人员说:“在海啸预警当中, 有两种情况要做得准确。一种是大海啸来了, 你要预测它是不是确实能强到造成灾害。再一个是, 它如果很小, 你预测说它很大, 然后做了疏散, 也会造成很多的经济损失。”考虑到这些实际问题, 政府部门分发预警信息时的慎重不难理解, 而这种慎重会不会影响到“两分钟”?
公众如何理解科学
本文意不在班门弄斧考证“两分钟”是否属实, 而是借此探讨科学、新闻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
“西方科学史实际上是科学和社会以及公众之间复杂的历史。1690年9月25日在美国《公众事务报》 (Public Occurrences) 第一次出现科学报道‘Plague and Argues’ (瘟疫与理据———本文作者注) 以来, 在科学和公众之间悬挂的隔帘开始时开时合。” (8) 如果这种“隔帘”存在的话, 大众传媒应该是让它“时开时合”的力量之一。如今媒体不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热衷于科技传播, 如果说“公众冷淡了科学”, 原因之一就是在当前各种社会问题风起云涌的背景下, 公众对科学进展、“器物文明”不再抱有天真的热情和幻想, 赶超世界的科技如果没有制度文明的支撑, 便提携不了民众“幸福感”, 所以人们难免会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
欧美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也出现了类似的公众态度的转向, 只不过原因、背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 科学报道主要是亲科学的, 媒体对科学报道的口吻是积极的。60年代后对科学报道改变的原因主要是:1.对战后科学颂扬后的失望;2.对技术失败, 尤其是能源和环境问题的反应;3.受过科学教育的记者出现。” (9)
对于大众传媒来说, 经历了一个从“科学普及”到“公众理解科学”范式的转移。什么是“公众理解科学”?1985年, 英国皇家学会正式发表报告《公众理解科学》, 意在改变二战以来英国公众对科学和技术逐步形成的保守、怀疑甚至是敌对的态度。如今, 一般认为“公众理解科学”至少由三方面组成:对科学知识的理解;对科学的研究方式的理解;对科学到底对推动社会发展是如何起作用的理解。可以说, “公众理解科学”最根本的目的是培育理性精神的人, “将科学精神注入国民文化”。“科学的含义不能是想当然的, 或者只是由某些有特权的权威提出来的。科学家往往将他们所熟悉的知识作为传播的内容, 但是, 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不同的民族性中会产生不同的理解。” (10)
回顾本次中日海啸预警的报道过程, 可以看到科学、新闻与公众之间互动的轨迹。传媒报道刚开始可以说是忧心忡忡, 好似对中国海啸预警研究的“预警”。负责任的科学家们也第一时间通过各种媒体面向公众释疑解惑、普及知识。
令人奇怪的正是这“两分钟”报道。如果把它看做一个科研进展的发布, 则缺乏相关研究方式的介绍, 引人生疑。它回避了一个问题, 即“两分钟”的确切含义是什么, 公众该如何理解这个“两分钟”。从采访来看, 这则消息是在海洋局一个不相关的会议上一位专家提到的, 记者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公众关心的新闻点, 但却不见采访其他消息来源。美国“Saturday Review”的记者约翰·里尔说:“对其他领域发生事件进行新闻报道的不受阻碍的探察精神和怀疑态度必须成为科学写作的标准。”从编辑角度来看, 精心选择这个信息点作为标题, 提高了新闻的被关注度, 回答了人们心里的问题。但是换成“公众理解科学”的角度, 这则简讯与其说解答了疑问, 不如说引起了更大的疑问:是实验室里的“两分钟”, 还是现实社会语境中的“两分钟”?
科学传播需要传播者 (科学家、编辑记者等) 注意到哪些内容不仅仅意味着科学, 而且也意味着“理解”。如果读了《南方周末》的一篇海啸预警报道, 对此会有更深的感受。这篇报道介绍了世界前沿的海啸研究工作和面临的挑战, 并回溯了以往海啸预警实际的社会功效和公众反应, 说“正在研发中的海啸预报系统发挥了作用, 但没有快到足以帮助生活在仙台海岸的居民”。标题是《海啸预警:比较快, 但还不够》。 (本
参考文献
[1]《新京报》:《日本政府24小时应对地震:信息公开透明》, 2011年3月13日。
[2]乐绍延:《日本决定在2011年前建立全民危机警报系统》, http://news.sina.com.cn/w/2005-01-04/23075424610.shtml
[3]中评社:《当日本遭遇地震》,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4]《人民日报》:《海啸预警, 还有不少空白区》, 2011年3月31日, 第9版。
[5]黄永明:《海啸预警:比较快, 但还不够》, 《南方周末》, 2011年3月17日。
[6][7][9]蔡岩红:《我国应对海啸尚存多种不足》, 《法制日报》, 2011年3月19日。
科学报道 篇8
y4咏押·f i m水资源交通运输他基础研究2006年, 国务院审议通过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提出, 到2020年, 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目标是: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能力显著增强,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取得一批在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科学技术成果, 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为在本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