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报道（通用3篇）
《申报》报道 篇1
《申报》是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一份中文报纸, 其中关于日本的内容大体由两部分构成, 一为关于日本的报道, 二为关于日本的社论。本文主要对早期《申报》中的日本报道进行考察, 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论述。
一、报道量及报道走势
《申报》中日本报道的篇数, 体现了当时社会对日本的关注程度, 影响着日本在中国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在1872—1895年这23年间, 《申报》报道了大量的日本信息, 并针对日本问题及中日关系发表了数量可观的社论。
1872年为《申报》的创刊之年, 在此之前不久, 中日两国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 对广大民众而言, “日本”二字不再如往昔般陌生。1872年《申报》的日本报道为40则。可见, 《申报》在创刊之年即对日本进行了持续报道, 给予了日本一定的关注。
1874年日本发动了侵台事件, 该时期《申报》中的日本报道为146则。在《申报》发行仅有一年之余时, 其关于日本的报道便达到百余则之多。日本侵台事件的爆发, 遂使国内舆论集中于这一事件上, 日本的信息自然成为了《申报》的报道焦点。从报道标题中, 可知其报道内容基本上是围绕着日本侵台一事。从日期上可见其报道间差是很短的, 当中日形势日亟, 《申报》关于日本报道也渐次频繁, 亦有在一天之中刊登数则日本报道的情况。
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之后, 中日两国之间因琉球的归属问题不断进行外交交涉。《申报》亦一直关注整个事态的发展, 不断向读者进行报道。概言之, 这段时期《申报》中的日本报道量维持在日本侵台期间的水平上, 并无大起大落之别。
1884—1893年, 日本针对中国进行了扩军备战, 并最终于1894年发动了甲午战争, 这一时期可谓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战争的酝酿期。1884年的“甲申事变”, 中日发生军事冲突;1886年的长崎事件影响甚大。对此, 《申报》都进行了较为集中的报道。而在这一时期的其他年份里, 当中日两国之间没有发生大的、明显的冲突事件时, 在两国关系貌似稳定的情况之下, 《申报》的对日报道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从1884年《申报》的日本报道的内容来看, 对日报道仍然持续不间断地进行着, 所不同的是, 这一时期日本报道量相对减少, 但报道内容的涉及面却较为广泛。很多关于日本的信息都是在《申报》附张中进行报道的, 从标题可见《申报》对日本社会信息的报道多是采取“琐闻”、“轶闻”、“琐录”、“摘录”之类的报道方式。此时日本报道已不是《申报》的主要报道内容, 其已将关注的目光转向了中法越南战争, 遂使整个社会“街谈巷议无非法越交兵事” (1) 。
1894年, 关于日本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 《申报》的日本报道为170余则, 达到了创刊后二十余年关于日本报道的最高峰, 这和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有着直接的密切关系。
自创刊以来, 东邻日本就是《申报》关注与报道的重点。但若单从《申报》中的日本报道量来进行考察, 似并无规律可循, 有的年份日本报道量较多, 有的年份报道量则较少, 并非总是处于上升状态或是下降状态之中。但若将《申报》中的日本报道与近代中日关系结合起来进行考察, 就会发现日本报道的走势是与中日关系紧密结合的, 《申报》中的日本报道量是随着中日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在中日关系相对平稳的年份里, 《申报》对日本进行持续且全面的报道, 其报道量较为稳定, 报道间差较为平均;而在中日之间发生外交交涉的年份里, 《申报》对日本的报道量明显增加, 报道量及报道间差随着形势的进展不断变化。两国形势紧张时, 报道渐次频繁, 报道间差相应缩短;形势缓和时, 报道量随之减少, 报道间差延长。
从报道内容上观之, 在中日关系相对和缓期, 《申报》的日本报道的内容较为丰富, 涉及面相对广泛, 不仅仅局限于中日外交交涉上;在中日关系紧张期, 日本报道的内容相对来说较为单一, 其中80%的内容是围绕着当时两国的外交关系进行的。譬如, 在甲午战争期间, 关于日本的报道几乎被中日战争所独占, 而且这些报道基本上发表在第一及第二版中, 足见此类信息在当时是相当重要的。
二、报道内容
《申报》中日本报道的信息来源大致包括以下几种: (1) 《申报》访事人的函信及电讯信息, 《××访事人述……》、《电述……》、《××来信》类; (2) 其他电讯信息或口述信息, 诸如《××邮来……消息》、《记客述……》类; (3) 转载其他报刊的日本报道, 诸如《××报摘录》、《摘录××报中外新闻》、《录××报记述……》类; (4) 翻译其他报刊的日本报道, 诸如《××报译登》、《译××报述……》、《译录××报……信息》类; (5) 一些私人信函等, 诸如《附录来书》、《××来稿》类。
在1872—1895这23年间, 《申报》有关日本的报道都涉及了哪些议题, 使公众了解和认识了有关日本的哪些领域?为此, 笔者对所有标题中的实词与词组按照所涉及的内容作了分类, 共有以下7项议题, 详见下表:
其中第1—4项及第7项主要是关于日本社会内部各方面之状况;第5、6项主要是关于日本与周边国家、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 其中对中日关系的报道最多。
首先, 从这7项议题分别涉及的领域来看, 《申报》对日本内部及日本与他国之间的关系皆给予了广泛的关注, 说明《申报》既注意日本自身情况的报道, 又注意报道日本的外交情况。但就后者而言, 显然《申报》对中日关系比对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予以更多关注, 体现了《申报》更关注与切身利益相关的新闻。譬如, 甲午战争时期的《申报》舆论虽然是以中日战事为主, 但是对日本国内的其他情况仍然有所报道, 只是不再是日本报道的重点, 报道量也相对较少。由于日本自然地理环境的缘故, 其国内经常性地发生地震、火灾, 对此《申报》也是经常性地进行报道。《申报》对日本民情及国内政治情况也有所报道, 但更多的仍是以中日战争为中心, 如1894年8月1日的《申报》载:“近来日本作工之人以战事孔迫, 无人过问, 生涯顿行寥落, 如日久尚无转机, 势将坐以待毙也。” (3)
其次, 从上表中词语例子已不难看出, 《申报》中的日本报道所涉及的具体内容与近代日本是有差距的。由于时代的局限, 《申报》对日本的认识还不尽全面, 许多内容均未进行报道, 如废藩置县、版籍奉还等, 还有日本近代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 《申报》也没有做过专门性的报道, 如山县有朋、副岛种臣、大久保利通等。
最后, 从上表的显示来看, 《申报》较为注重关于日本器物层面的报道, 在整个日本报道中居于主导地位, 而对其制度层面、观念层面的报道则较为薄弱。
《申报》的日本信息及社论, 除了围绕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大事、中日关系大事进行报道而外, 其对日本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也进行了报道。但是, 《申报》对日本社会生活及风俗习惯类的报道不似前述几个方面那样报道集中、报道量大、涉及面广, 相对来说, 报道分散、报道量小、涉及面狭窄。此外, 在《申报》的国内新闻中, 亦会有涉及与日本有关的一些诉讼案件、民间交往类的报道。
《申报》创刊伊始, 就注意到了日本的一些所谓“恶俗”, 如男女同浴、妇女卖淫、社会治安等问题, 对此, 《申报》表现出来更多的是不解与嘲讽。
1872年, 《申报》刊载社论一篇, 专论日本的男女同浴之俗, 且援以事例, 通过西人之口生动形象地描述了日本的这一习俗且论曰:“东洋之俗……实为纵恣之极, 则显坏礼仪之大防, 隐消廉耻之一念, 使积重之势至于难返, 则其弊有不可胜言者矣。” (4) 在日本侵台期间, 《申报》报道了东洋兵裸行一事:“各武士在琅乔于无事时每裸身而行, 徘徊于厘市之间”, 认为“华人及熟番以有妇女咸在, 殊不雅观”, 遂联名具禀中将, 恳请饬令东洋兵毋再赤身裸行。 (5)
《申报》对日本妇女卖淫亦予以讽喻。但当获悉日本朝廷遍谕禁除乐籍, 则认为禁止妇女卖淫乃为“厚风俗、正人心之道”, 遂对日本朝廷的这一做法大加赞赏, 谓有“拯世之盛心, 挽回积弊之大力者矣”。 (6) 《申报》对日本的社会治安状况亦持否定之态, 有《日本窃案之多》类的报道。
由上观之, 《申报》对日本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的认识尚不全面, 且在很多方面仅知皮毛。但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申报》能够有如此的认识, 已属难能可贵, 我们不应过多苛求时人。
综上所述, 《申报》中日本报道的主体内容是对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大事的报道及中日关系的报道, 而中日关系的报道则是《申报》中日本报道的主线, 其报道在以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都存在影响, 甚至影响至今。
摘要：本文主要从报道量、报道走势及报道内容三个方面对1872—1895年间《申报》中的日本报道进行了宏观考察。
关键词：《申报》,日本报道,主体内容,中日关系
注释
1粤东时事.申报, 1884-1-11.
2这里不包括中日关系.
3日工坐困.申报, 1894-8-1.
4论东洋人男女同浴.申报, 1872-6-4.
5东人笑谈.申报, 1874-8-15.
6论东洋禁止官妓事.申报, 1872-11-16.
《申报》对梅兰芳沪上演出的报道 篇2
1913年秋天, 梅兰芳跟随王凤卿应丹桂第一台的邀请首次到上海演出, 从11月4日到12月18日, 历时45天, 《申报》上有关二人的戏曲演出消息却整整报道了66天之久。早在王凤卿和梅兰芳尚未抵沪之前, 10月14日《申报》刊登的戏曲广告就大作宣传“第一台特聘天下无双最著名优等艺员”、“著名汪派鬚生王凤卿, 第一青衣花旦梅兰芳”。 (2) 二人姓名皆用大字, 姓在上名在下排出, 并且在两人的名字下面还写道:
今之鬚生不外乎汪谭孙三派, 三者之中学谭孙者触耳皆是, 而于汪派几如凤毛麟角。盖因谭孙虽难学, 尚有巧可取, 苦学汪则须由天赋歌喉气力充足, 其调高时, 如千仞之壁, 重时如万钧之鼎, 故近年来, 环顾南北鬚生中能得汪派三昧者, 仅王凤卿一人而已, 其声调非但浑厚且善用鼻音, 凝神静听与汪毫一无二。本台因沪上久无汪调, 故不惜重资亲自北上聘请丰申以餍。顾曲诸君, 但既有鼎鼎大名之鬚生, 安可无旗鼓相当之配角, 故又挽聘南北第一著名青衣兼花旦梅兰芳同来。梅艺员貌如子都, 声如鹤唳, 此二艺员真可谓珠联璧合, 世无其儔矣。今得来电, 由下□, 新铭船来申, 特此预佈。” (3)
这是梅兰芳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申报》的戏曲广告上。广告中对王凤卿的宣传占了绝大部分, 而对梅兰芳只是提到“貌如子都, 声如鹤唳”八字而已。这则广告从10月14日起至11月3日每天在《申报》上刊登一次, 共21次。但从11月1日起, 戏曲广告中增加了戏单广告;11月3日起, 变成了单纯的戏单广告;11月12日起, 戏单广告中出现对演员、剧目的介绍宣传, 如:“《汾河湾》, 是剧为王梅二艺员最得意之拿手好戏, 在京时每逢排演必座无隙地, 剧中唱句较《武家坡》须重三倍。前时报所印送王梅二艺员之化装照片即《汾河湾》也, 即此可知, 此剧脍炙人口, 一时无双矣。务祈光临赏鉴是荷。” (4) “ (许少卿) 作为经营者, 他当然指望这次请到的京班名角不仅能为他带来滚滚财源, 更使他名利双收, 所以, 他不得不下本钱广为宣传。” (5)
1913年11月4日, 梅兰芳在上海丹桂第一台演出正式开始。当天丹桂第一台刊登在《申报》上的戏曲广告由一次增加到两次, 戏单广告对名角的名字按名望的大小排以不同的字号。11月16日, 丹桂第一台在《申报》刊登的戏曲广告增加到了3次, 因为梅兰芳将在11月19日登台唱压轴戏《穆柯寨》, 所以报纸特地为梅兰芳的《穆柯寨》作了广告宣传:“是剧为王梅二艺员最得意而不肯轻易演唱之好戏, 王艺员饰杨六郎, 唱句道白甚多, 非常费力, 况须兼做工, 真唱做兼全之重戏。梅艺员演花旦, 其美丽不言不可知矣。今接而演, 真难得之机会, 此戏南北能唱者甚少, 故沪上从未有人演。务祈光临赏鉴是荷。” (6) 12月15日, 《申报》戏曲广告中特别增加一行字“丹桂第一台特烦留别纪念好戏” (7) , 这则广告在16日被重复刊出, 因为王梅二人在丹桂第一台的演出原定12月18日结束, 以此强调。12月17日, 《申报》刊登了丹桂第一台绅商挽留纪念好戏全本《汾河湾》的戏曲广告, 广告中更是许诺“特别包厢, 特别官厅, 头等包厢, 头等正厅, 各赠王梅合拍汾河湾小照一张, 半票不赠” (8) , 且在不同版位上分两次刊出, 18日重复一次。
梅兰芳此次沪上演出, 从10月14日提前宣传造势, 到11月4日二人正式登台, 直至12月18日演出结束, 《申报》每天都刊登关于二人的戏曲广告, 共计117次, 如此规模之大、时间之久的广告宣传, 把名不见经传于沪上的梅兰芳彻底地送入了观众心中。《申报》为梅兰芳在上海舞台上的演出成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梅兰芳在上海一炮唱红, 离不开戏曲广告的大力宣传, 梅兰芳曾说起他第一次到上海演出时报纸上所登广告的情形:
新角在报上登的名字, 占的篇幅, 大得可怕。满街上每个角落里又都可以看到各戏院的海报……日报和海报, 都在我们的名姓上面, 加上许多奇奇怪怪的头衔。凤二爷是“礼聘初次到申天下第一汪派须生”、“环球第一须生”;我是“敦聘初次到申独一无二天下第一青衣”、“环球独一青衣”, 像这种夸张的太无边无际的广告, 在我们北京戏报上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初到上海, 看了非常眼生, 并且觉得万分惶恐。 (9)
此时的北京城, 报刊等近代传媒还没有波及到戏曲界, “民国以前, 北京的观众, 在行的真多。可是报纸上还没有剧评。关于梅先生的戏, 最早是陶益生先生在民初‘亚细亚报’上发表过一篇评论。到了民国二三年间张豂子先生起来提倡, ……所以剧评一道, 他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声” (10) 。
45天的沪上之行, 对梅兰芳影响极大, 以至于他自己在多年以后的回忆录《舞台生活四十年》中, 都不得不承认第一次的上海演出, 是他戏曲表演生涯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 其影响主要表现在:首先, 与时俱进, 排演新戏。“一九一三年我从上海回来以后”, “就有了一点新的理解。觉得我们唱的老戏, 都是取材于古代的史实。虽然有些戏的内容是有教育意义的, 观众看了, 也能多少起一点作用。可是, 如果直接取材现代的时事, 编成新剧, 看的人岂不更亲切有味?收效或许比老戏更大。” (11) 于是在这种强烈创新思想的冲击之下, 梅兰芳回京后的半年时间, 排演了一出《孽海波澜》, 这是根据北京本地的时事新闻编写的时装新戏, 也是梅兰芳排演新戏的开始。
我觉得当时上海舞台上一切, 都在进化, 已经开始冲着新的方向迈步朝前走了。有些戏馆用讽世警俗的新戏来表演时事, 开化民智。这里面在形式上有两种不同的性质。一种是夏氏兄弟 (月润、月珊) 经营的新舞台, ……还保留着京剧的场面, 照样有胡琴伴奏着唱的;不过服装扮相上, 是有了现代化的趋势了。一种是欧阳先生 (予倩) 参加的春柳社, ……纯粹话剧化的新戏, 就不用京剧的场面了。这些戏馆我都去过, 剧情的内容固然很有意义, 演出的手法上, 也是相当现实化。我看完以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久我就在北京跟着排这一路醒世的新戏, ……我不否认, 多少是受到这次在上海观摩他们的影响的。 (12)
其次, 化装方面的改革。梅兰芳主要是受上海新式舞台灯光效果的影响, “我看到了上海各舞台的灯光的配合, 才能启发我有新的改革的企图。我回去就跟我的梳头师父韩佩亭细细研究。采取了一部分上海演员的化装方法, 逐渐加以改变, 目的是要能够配合这新式舞台上的灯光的。……这短短五十几天在上海的逗留, 对我后来的舞台生活, 是起了极大的作用的” (13) 。有一次, 当他发现上海舞台上冯子和、七盏灯 (毛韵珂) 等人的旦角装扮更为美观时, 便加以借鉴, 如画眼圈, 北方的旦角在此之前是不讲究画眼圈的, 殊不知这一小小的、不起眼的装扮, 却生出无穷的魅力, 它可以弥补眼睛的不足, 显得格外有神好看, 灵气十足。另外, 贴片子也较前有所改进, 北方的旦角 (无论青衣、闺门旦、花旦等) 片子贴成又高又宽的“大开脸”, 受上海舞台的影响, 贴片子的部位更为灵活, 根据各自的脸型分为“前”、“后”、“高”、“低”各种不同的贴法。而这些又无不与上海舞台之重旦角以及以“看戏”为主密切相关, 既然以“看”为主, 必求其赏心悦目也。
最后, 由青衣戏抱肚傻唱向刀马旦方向发展。梅兰芳头三天的打炮戏安排如下:第一日:《彩楼配》、《硃砂痣》;第二日:《玉堂春》、《取城都》;第三日:《武家坡》。在演出中他发现, 观众对《玉堂春》比《彩楼配》的呼声更高。后四天的戏码为:《雁门关》、《女起解》、《御碑亭》、《宇宙疯》、二本《虹霓关》。结果, 每日贴演《宇宙疯》时, 上座“总不能如理想的圆满”, 其原因在于剧本故事交代得不够清楚, 场面冷清, 身段表演简单。相比之下, 观众更喜欢二本《虹霓关》。细心而又善于思考的梅兰芳由此意识到:上海观众欣赏旦角更注重唱做并重, 且表演要新颖、生动, 他们认为青衣专重唱工, 又是老腔老调, 不带劲。捕捉到观众的喜好之后, 梅兰芳立刻主动改变戏路, 排演了一出《穆柯寨》, 并把它作为首次压轴戏。果然, 那天的演出非常成功, 赢得了阵阵喝彩声, 这是梅兰芳第一次演大轴戏, 也是他演刀马旦的开始。为观众演出, 当然观众的好恶是评判戏曲表演优劣的标准, 梅兰芳勇于创新与观众至上主义筑起了其攀登艺术高峰的阶梯。“演员是永远离不开观众的。观众的需要, 随时代而变迁。演员在戏剧上的改革, 一定要配合观众的需要来做, 否则就是闭门造车, 出了大门就行不通了。” (14)
从《申报》对梅兰芳首次沪上演出的宣传与评论, 可以看出:京剧艺术在上海的发展与繁荣, 离不开大众媒介的传播效应。《申报》这一大众传媒, 对京剧艺术融入上海民众之中, 并成为当时上海舞台演出的主要剧种, 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可否认, 北京培育了梅兰芳的梅派艺术, 但他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和最高荣誉的获得却来自上海。尤其是《申报》对梅兰芳持续的、大规模的新闻传播, 使梅兰芳与他的京剧艺术脱颖而出, 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梅兰芳也不再仅仅是一位戏曲艺人的名字, 它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符号意义, 而上升为一种艺术境界、一种文化意蕴。他是完美艺术的代表, 同时也是一个民族的象征、国家的象征。
附:梅兰芳第一次沪上演出戏单
7日夜戏:《彩楼配》;8日夜戏:《玉堂春》;9日夜戏:《武家坡》;10日夜戏:《雁门关》;11日夜戏:《女起解》;12日日戏:《御碑亭》 (全本) 、《金榜乐》;夜戏:《宇宙疯 (锋) 》、《代金殿》;13日夜戏:《虹霓关》 (二本) ;14日夜戏:《孝义节》;15日夜戏:《汾河湾》;16日夜戏:《后本白蛇传》;17日夜戏:《别皇宫》;18日夜戏:《四郎探母》;19日夜戏:《美人计》 (全本) 、《穆柯寨》;20日夜戏:《穆柯寨》 (二本) ;21日夜戏:《杏元和番》;22日夜戏:《五花洞》;23日夜戏:《绝地见母》;24日夜戏:《桑园戏妻》;25日夜戏:《雁门关》 (三本、四本) ;26日日戏:《白门楼》、《斩吕布》, 夜戏:《银空山》、《回龙阁》;27日夜戏:《美人计》 (全部) ;28日夜戏:《汾河湾》 (全本) ;29日夜戏:《虹霓关》 (二本) ;30日夜戏:《玉堂春》;次月1日夜戏:《宇宙疯 (锋) 》;2日夜戏:《穆柯寨》 (头本) ;3日日戏:《母女会》, 夜戏:《枪挑穆天王》;4日夜戏:《苏三起解》;5日夜戏:《彩楼配》;6日夜戏:《武家坡》;7日夜戏:《真假金莲》;8日夜戏:《御碑亭》、《金榜乐》;9日夜戏:《虹霓关》 (二本) 、《硃砂志》;10日日戏:《红鬃烈马》;夜戏:《穆柯寨》 (头本) ;11日夜戏:《汾河湾》 (全本) ;12日夜戏:《妻党同恶报》;13日夜戏:《虹霓关》 (头本) ;14日夜戏:《女起解》;15日夜戏:《三娘教子》、《穆柯寨》 (二本) ;16日夜戏:《三堂会审》;17日日戏:《美人计》 (全本) 、《武家坡》;18日夜戏:《妻党同恶报》。 (本文为省教育厅项目“《申报》对广东近代戏曲辐射性影响研究”, 项目编号:0003013)
参考文献
梅兰芳口述:《许姬传记录·舞台艺术四十年》 (一集) ,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1961年版, 第123页, 第141页, 第5页, 第1页, 第185页, 第185页, 第148页。
[2][3]《申报》, 1913年10月14日。
[4]《申报》, 1913年11月12日。
[5]李伶伶:《梅兰芳全传》,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1年版, 第74页。
[6]《申报》, 1913年11月16日。
[7]《申报》, 1913年12月15日。
《申报》报道 篇3
面对社会文化现实, 基于18世纪启蒙运动的蓬勃发展, 以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为首的一系列启蒙思想家开启了女性主义的发展之路。如西蒙娜·德·波伏娃 (1998) 所说:“女人并不是生就的, 而是逐渐形成的。”妇女所面临的社会文化是被构建出来的。基于父权制的整体社会文化结构, 女性主义者将知识构成, 社会文化结构和权力地位结合起来, 试图通过重构社会文化以改善性别不对称现象, 恢复女性的社会文化地位, 提升女性整体价值, 以期实现在理性基础上的男女自由平等权。
由于福柯 (1980) 在其建构式话语观中提出, 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 话语有助于构建“社会身份”和权力地位。所以本文拟从性别话语入手, 通过探讨传统话语特征, 挖掘女性的社会文化地位和话语权的弱势之处, 进而对话语进行合理重构, 构建基于两性平等基础之上的性别话语, 重拾女性话语权。
新闻作为一种话语, 涉及到社会文化, 意识形态, 权力地位的各个层面 (Teun A.Van Dijk., 1988) 。在大众传播的平台下, 实现了对广大受众的广泛影响。因此, 将新闻报道作为话语分析的主体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
此外, 斯皮罗 (1999) 在《文化与人性》中提到:“不同的文化以不同的方式构造现实”。就中西方不同文化而言, 其在媒体话语的构建上必然存在相似和不同之处。所以, 基于中西方文化的不同特点进行对比分析也是本文的重要方面。
二十世纪初, 随着上海的开埠, 大量西方人涌入上海, 一改中国传统保守风气, “交际花”作为新女性的代表粉墨登场, 频繁出入于各类社交场所。“交际花”在《新华字典》中的解释为“在社交场中活跃而有名的女子 (含轻蔑意) ”。而实际上, 有资格称为“交际花”的, 首要条件是当时公认的“名媛”。那时, 交际花是舶来的褒义词, 多为出身豪门的名媛所垄断。她们经过系统有序的培训后, 集才艺与美貌于一身。作为中国首批追求自由和独立生活的女性, 上海滩的“交际花”可谓开中国女性主义之先河, 将这一特殊群体作为研究对象, 可以对中国二十世纪早期女性主义的发展进行比较有代表性和针对性的研究。进而了解在该发展阶段, 中外女性主义的发展受不同文化的影响呈现出何种相似或不同的特征。为更好了解传统性别话语, 进而为推进女性话语的重构和女性话语权的重获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陈定山 (1978) 在《春申旧闻》中提到:“上海名媛以交际著称者, 自唐瑛、陆小曼始。”在中国“交际花”历史上有两大著名人物, 唐瑛和陆小曼被称为“南唐北陆”, 作为中国“交际花”的创始人分别在上海和北京享有很高的名气。本文选择唐瑛作为分析的代表人物。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 中文报纸最为主流的就是《申报》, 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对世情的解读。而外文报纸中《北华捷报 (North China Herald) 》作为上海第一家英文报刊, 由英国商人亨利·奚安门创办, 从西方人的视角对中国的社会民情进行报道, 带有浓厚的西方文化气息。因此, 本文选取这两份报纸于1920—1940年对唐瑛的报道作为话语样本, 采用文化话语分析的方法进行跨文化对比分析。希望可以管中窥豹, 从女性主义角度对比分析中外近代媒体对“交际花”的报道。
1 对比分析
如前文所言, 中西方女性一直处于亚文化地位, 所以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说, 中西方新闻话语必然存在相似之处。但由于女性主义是西方舶来文化,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在西方女性主义运动进行得热烈时, 中国的女性主义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同时, 东西方文化本身的差异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所以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 针对这样一个特殊群体, 中西方的媒体话语又必然一定的差异。接下来, 本文将就这种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行分析。
1.1 中外媒体报道的相似性分析
1.1.1 对女子地位的贬低
无论是《圣经》中肋骨的设定, 还是中国传统的“三纲五常”, 女子在中西方的传统文化中均被视为男子的附庸, 处于社会结构和权力地位的最底层。这种观念作为文化基础, 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媒体话语的构建, 同时又反作用于女性社会身份和地位的构建, 形成了非常消极的影响。
举例来说, 无论是《申报》还是《北华捷报》, 在1927—1940年对唐瑛的报道中, 有一定比例称其为李祖法1夫人或李唐瑛女士 (Mrs Tsufa Lee or Mrs Ing Tang Lee) , 尤其是在《北华捷报》中, 更是达到了半数以上 (见表1) :
对这些报道内容进行具体的总结, 举例来说, 具体如下:
《申报》1927年8月10日商场消息二
“……展览会将于十月二十八日开幕会场划为多间以为陈列汽车及时饰之用闻李祖法夫人 (即唐瑛女士) 亦特约一间以备陈列云裳出品……”
《北华捷报》1935年12月18日NEW YORK OFFER TO LO-CAL LADY—Mrs.Tsufa Lee Asked to Play Lady Precious Stream
“...Mrs.Tsufa Lee, who played this same part in the International Arts Theatre production of the play last June...”
例1
通过以上话语文本我们可以看出,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 在进行话语建构时, 都将女性的社会文化地位定位在依附的位置之上, 着重突出“夫权”的地位, 如中国的“三从四德”提出的“出嫁从夫”。这是男性主义在中外文化性别话语中的集中体现, 是女性主义极力希望重构的话语体系。当然, 根据比重的不同, 我们也可以发现, 中西方媒体对女性从属地位的定义存在一定的不同, 西方尤甚。
1.1.2 性别空间固定
由于西方工业化进程, 大量男性外出工作, 女性负责照料家务, 所以家庭和家庭以外的领域被自然划分为私人和公共领域。再看中国, 周礼第一次以条文的形式对两性的活动空间和工作范围进行了重新规范, 将社会与家庭工作范围分为“公”“私”“内”“外”四个领域。 (吴越民, 2011) 即为后世所谓“男主外, 女主内”。这样的性别空间划分, 几乎将女性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 使得妇女基本无从获得事业和社会地位, 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在新闻话语中也有所体现, 具体表现在:
《申报》对唐瑛的报道有90%以上集中在其参与各类表演和聚会派对等私人娱乐活动之上, 《北华捷报》对唐瑛的报道有70%以上刊登在女性专版 (women page) 上, 半数以上为派对聚会报道。
以具体话语来讲, 如例2、3所示:
《申报》1927年7月1日徐汇裙履录
“……主持其事者为唐瑛女士。交际社会之花也。是日衣一粉霞之衣。领袖及襟际。皆缘双丝绦。正与筠篮中迦南馨名葩。同其靓艳焉。梅生为摄二影。以供本报及上海画报之用。欲与女士略道云裳公司事。女士谓江君小鹣将至。欲与君唔。君可迟之于此也。余唯唯……”
例2
《北华捷报》1927年10月8日WEDDINGS Lee—Tang
“A pretty wedding took place on Saturday afternoon at 5o’clock at the Union’Church, when Miss Ing Tang, daughter of Dr.and Mrs.N.A.Tang, was married to Mr.Tsufa Lee...”
例3
在例2中, 《申报》刊载了唐瑛参加聚会的新闻, 这本是一个私人领域的话语, 但席间记者提到了唐瑛参与创办的云裳服装公司, 这实际上是一个向公共领域话语的转换。然而唐瑛则推出了另一位男性合伙人江小鹣先生, 主动退出了公共领域事物的探讨, 记者则视之为理所当然, 并没有继续追问并将话题转回聚会本身 (私人领域) 。由此可发现, 一方面, 当时虽有一定的倾向是将女性引入公共领域, 但媒体在这方面所做的尝试并不积极未能通过话语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 “交际花”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 虽然有新女性意识的萌芽, 但本质上还是带有中国传统女性的特征, 在争取公共领域和自身权力地位方面缺乏积极的行动。
而例3展示的是1927年, 《北华捷报》对唐瑛的唯一一篇报道。当年, 唐瑛完成了两件大事, 出嫁小港李家和参与创办云裳服装公司。《北华捷报》只选择报道其出嫁的事件, 该话语角度本身即突出了公众话语对女性在家庭这一私人领域重要性的强调, 而忽略了女性在公共领域, 即社会事业上的地位要求。
综上所述, 即使“交际花”作为新女性登上了社交舞台, 但其主要的战场还是在舞厅, 剧院等休闲娱乐的私人空间。在政治和经济的舞台上, 包括公司、政府、会场等仍是男性的天下。女性争取话语权和社会地位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1.2 中外媒体报道的差异性分析
由于女性主义发展阶段的不同和中西方文化本身的差异, 中外媒体在对“交际花”进行报道时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具体分析如下:
1.2.1 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
之前在进行相似性分析时提到性别空间的问题, 提出在传统价值观中女性应当被定义为家庭的一部分, 被圈禁在私人领域之中。这里就提到了家庭的概念, 虽然在中外媒体话语中, 妇女一直存在于私人领域当中, 但对于家庭概念的强调, 中外存在显著差异。这主要是由于中西方文化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差异导致的。具体见例4:
《申报》1927年7月20日腻舞杂录
“……菲选手觅唐瑛当音乐悠扬舞蹈正酣之际记者遍觅在舞之中不得唐瑛之踪迹有顷见有选手某甲自室内拥唐出遂相抱而舞另一菲选亦欲与唐女士舞某甲不背盖某甲曾费不少时间觅唐也然唐瑛之匿于室内有何用意非记者所得知也……”
《北华捷报》1936年11月11日Dinner at the Park
“...Married last July in Singapore, Mr.and Mrs.H.L.Yung popular in local social circles, have been receiving the congratulations of their many friends since their arrival a short time ago..Among their guests were noted Mr.and Mrs.Loy Chang, Miss Lee Ya-ching, Mr.and Mrs.Shean, and others.Mrs.Yung was formerly Miss Ing Tang.of“Lady Precious Stream”fame...”
例4
在例4中我们可以对比发现, 同样是对于在舞厅跳舞这件事, 中文《申报》所用的词句是“某甲自室内拥唐出遂相抱而舞”“唐瑛之匿于室内有何用意非记者所得知也”, 言语间透露出一种含糊暧昧之意, 表达了记者对唐瑛这种行为隐隐的否定之情。这主要是由于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文化观念导致的。在集体主义观念影响下, 中国人尤其注重家庭整体概念, 强调女性“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对于“交际花”这种留恋社交场的行为实际上是持否定态度的, 这类女性往往是人们口中的“淫娃荡妇”, 是家庭整体利益的破坏者, 所以在话语上往往对其进行贬损。而实际上,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看, 这是对女性性权利的一种限制, 要求女性的绝对贞洁其实质上是诱使女性对自己客体身份的认同, 是父权主体文化的需要 (吴越民, 2011) 。
而在英文报道中, 首先报道的是唐瑛改嫁一事, 其次言语中多用的是“受欢迎”, “众多在上海最新的夜店开派对的夫妇之一”等正面词句。此外, 在最后强调唐瑛的身份时, 具体话语为:“熊夫人是之前表演《王宝钏》而著称的唐瑛小姐”。其使用了唐瑛小姐, 强调了唐瑛独立于婚姻之外的社会身份, 同时利用唐瑛最具代表性的剧目作为其身份的注脚, 突出了唐瑛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女性, 其自身的特征。这是由外国的个人主义传统文化观点决定的。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自由和个人权利的重要性, 以及“自我独立的美德”“个人独立”。2所以在对唐瑛的外文报道中, 更强调的是其个人自由天性的释放, 自身独有的特征, 将其从传统的家庭枷锁中释放出来, 更加追求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实现。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 西文报道在这个方面更好地构建了女性平等的社会地位。
1.2.2 二元对立与阴阳调和
不同于西方清晰的二元对立观点,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奉行阴阳调和的中庸观点,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中外近代媒体对唐瑛的报道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如上节1.1.1.提到的女性受夫权意识影响的附属地位。1927年—1940年《申报》中对象征女性从属地位的称呼使用率的15%远低于《北华捷报》的62.5% (详见表1) 。这主要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阴阳调和的理论, 不同于西方文化绝对的二元对立, 传统的东方文化重视女子的隐性男性特征, 在进行女子社会活动表述时, 往往倾向于使用“唐瑛女士”这种带有一定阳刚和独立气息的称呼, 而非“李祖法夫人或李唐瑛女士”这种从属性较强的称呼方式, 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新女性平等的地位。
在这一方面, 具体从两报关于唐瑛创办云裳服装公司这一具有领导气息的社会性事件的报道便可见一斑。这件事是1927年唐瑛除嫁给李祖法外自身最重要的大事, 但两报对这件事情的报道笔墨却大相径庭 (详见表2) 。
关于两报具体报道的分析如下 (见例5) :
《申报》1928年5月23日巴黎店
“唐瑛女士自嫁李君祖法, 爱好甚笃。女士性聪慧, 不亚须眉。鉴于其夫之有为, 亦颇有志于自立, 故去岁云裳公司, 女士亦为创办人之一。”
例5
关于唐瑛创办云裳服装公司的报道, 《申报》使用了“不亚须眉”“有志于自立”“创办人”等字样, 充分体现了唐瑛作为一个女子, 身上存在的一定男性特征, 即女性主义者经常提到的所谓雌雄同体。这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阴阳调和的思想包容性所决定的, 是近代中国媒体话语构建体系中有利于女性平等地位的一种特征。
反观外文报纸中, 在相关时间段内没有关于唐瑛创办公司的相关报道。从二元对立的角度来说, 外国对于男女领域的划界十分明确, 创办实业这类事物自动被划归为男性领域, 女性在该领域的作为被直接忽略。从女性主义的角度看这是一种通过话语构建在政治和社会文化领域将女性边缘化的行为。
1.2.3 关于女性符号化的差异
福柯 (1990) 指出, 在不同社会构建的女性话语之中, 女性都被变成“驯服的身体或受压迫的主体”。所以女性一直作为一个客体的符号存在, 如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1792) 提出女性过去一直被视作社会的装饰品。所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文化, 都主要凸显女性“美”这一符号特征, 但对于这个符号, 东西方媒体话语存在一定的差异, 这主要是由于女性主义在东西方发展程度的不同所导致的 (具体见例6) 。
《申报》1927年7月20日会场余闻
“……鲜花部人花莫辨色之艳者莫如花今竟有人比黄花秀者即鲜花部之班人才以妙龄年华具天生丽质轻帩秃袖颦笑增美当其围制花朵时恍若一尊花神几莫辨其为花为人也主持其事者之唐瑛女士第一日御淡红之旗衫第二日白底红花之西式薄纱衫第三日御淡湖紫牡丹之薄纱衫伴侣之服饰亦均相称唯无唐女士之美而且艳直可谓之花后而无愧色……”
《北华捷报》1935年12月18日NEW YORK OFFER TO LO-CAL LADY—Mrs.Tsufa Lee Asked to Play Lady Precious Stream
“……The cable was as follows:‘When can you sail to play Precious Stream?Help us to do this for China.Let world know what is Chinese beauty.Send air mailphotos.’It was signed Hsiung and Morris Gest...Mrs.Tsufa Lee, a thoroughly modern Chinese woman, has a back ground of Chinese music, poetry, and literature...”
例6
通过例6可以发现, 《申报》所代表的中国传统话语往往运用“花”的符号比喻女性, 这代表了一种阴柔, 娇弱之美, 十分具有依附性。而这种“美”主要通过美丽的服饰、妆容, 体现为外在层面。由此观之, 中国的话语构建仍将女性放置在一个社会装饰的物化不平等地位之上。
而外文报纸中, 所谓的“中国之美”, 它强调了唐瑛“是一个有深厚的中国音乐, 诗歌和文学背景的中国现代女性”。这主要是由于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国外的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的效果已开始显现, 沃斯通克拉夫特 (1792) 女性的教育程度应当相称于她们的社会地位的观点已在欧美国家得到普遍认同。所以外国媒体对女性的“美”并不在拘泥于外显的符号, 而更是注重女性自身的教育程度等内涵特质, 是对女性在话语中地位的一种提升。
2 结论和讨论
综上所述, “交际花”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 其自身存在一些时代特征和局限, 受中外女性主义发展轨迹和传统文化差异的影响, 在近代媒体话语对其进行社会结构和权力地位构建相似性的基础上也存在一些差异。
具体来说, 中外近代媒体话语在对女性地位的贬低和性别空间固定方面相似, 而中国媒体话语在女性符号表达和个人主义方面对女性地位的表述平等性均逊于西方媒体, 只在阴阳调和方面保持了一定对女性地位的强调。
“交际花”作为二十世纪处的首批中国新女性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从女性主义角度对当时中外近代媒体对“交际花”的话语建构进行研究也有助于了解中国早期女性主义发展与传统文化结合的轨迹和优势以及如何向外国结合本国文化形成的女性社会话语媒体构建吸取有益经验, 有利于今后更好地构建女性在话语和社会文化中的地位, 获得更强的话语权。
数据库:
(1) 北华捷报数据库http://210.32.137.90/s/lib/libtb/turning/803
(2) 申报数据库 (爱如生系列) http://sb.ersjk.com/login User.action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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