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倾向（精选8篇）
报道倾向 篇1
1927年1月初,英国士兵先后在汉口、九江打伤中国民众,制造了汉浔惨案,武汉国民政府与英方谈判,于2月19日、20日签订条约,收回了汉口、九江英租界。本文尝试考察《晨报》关于汉浔惨案的报道,讨论北方报纸舆论对此事件的基本态度。
一、《晨报》的政治立场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昌后,吴佩孚败退河南。12月1日,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联合吴佩孚,准备兴师讨赤。12月13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开始办公。汉浔惨案发生时,南北双方内部虽然矛盾重重,但各种政治军事力量已整合成两个对立的集团。《晨报》身处奉系控制下的北京,其政治立场值得探究。《晨报》 创刊于1916年8月15日,“属于进步党、研究系一派的报纸”[1]254。 《晨报》延揽有社会声望的学者和文人,全力打造副刊,“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2]242。北伐时期,《晨报》 继续保持北方地区舆论重镇的地位。据当时就读于清华大学的徐铸成回忆,1927年时,“《晨报》还是北京各报中规模最大、发行最广的报纸”[3]52。
《晨报》在政治立场上深受梁启超、张君劢等人的影响。1920年,梁启超游欧归国后成立共学社和讲学社,《晨报》主笔陈博生(笔名渊泉)曾在共学社组织的松坡图书馆任职[2]128。事实上,梁启超在北伐时期对《晨报》具有相当的影响力[4]。1927年1月2日,梁启超与女儿梁令娴论时局时表示:“时局变迁极可忧,北军阀末日已到,不成问题了。北京政府命运谁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险,但一党专制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5]1107梁启超的政治态度游移于南北双方之外,既对北京政府失望,也对南方国民党政权不满意。 《晨报》此时发表的文章,其基本态度与梁启超是一致的。1926年底,张君劢南下观察被北伐军占领的武汉,写有《武汉见闻》,批评国民党实行党治之缺点,认为党治与民主政治相去甚远。《晨报》 于当年12月4日和5日,将该文分两次发表。1927年元旦,陈博生更在新年祝词中表达了“一党独治”根本上与民主政体和自由主义不能相容的观点[6]。《晨报》对奉系也未逢迎。1927年2月,《晨报》针对奉张政府免除总税务司安格联职务一事发表评论时,即批评“现内阁既无政策,又无计划,因循敷衍”[7]。这种批评表明了 《晨报》对奉张政权的基本立场。
二、《晨报》对中外冲突的态度
汉案发生时,《晨报》正因元旦休刊,1月6日复刊后,即持续关注汉浔事件。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月6日到2月21日,《晨报》共刊发新闻61篇,超过了一天一篇的篇幅(2月2日到7日为春节,未出报)。而且,从1月6日到15日连续10天占据重要版面二版的头条重要位置。消息来源是路透社、汉口专电、东方社、 国闻社,分别为69条,47条,34条,21条,其他消息来源为64条。
路透社和东方社为《晨报》消息来源的大宗。这两个通讯社分别为英国和日本所办。民国初年,基本上垄断了中国国内新闻的发布[8]16。《晨报》采用外电的态度较为审慎,对外电的消息中含有某种“作用”,有相当程度的自觉。1月6日,《晨报》在报道一三惨案的首篇报道中就配发记者按,指出“路透消息,不免为英方片面宣传,但亦足以觇彼方捉襟见肘之情状”[9]。借此来提醒读者,并表明报纸的编辑意图。据时任江西交涉员的周雍能回忆,他在交涉中,“一面敷衍英领事,并利用英方的间谍,一面发布假情报,扬言革命军将放火烧毁九江英租界,布置了若干疑迹”[10]。由于革命政府故布疑云和其他原因,路透社的消息可能并非有意造谣和污蔑。问题在于,路透社如此报道,是对中国人形象的破坏。所以《晨报》声明“本社并未接到九江抢掠之讯,前电云云,当系英方撤退租界之口实”[11]。数语之中,可见《晨报》谴责英方的心态。
汉口事件作为国际冲突的大事件,国际间的态度显得十分重要。1月10日,路透社评论日本对华态度时说,“一般报界,因英国废弃英日同盟,对英极为怨望,对于英国此次提案,亦多反对。但识见宏博之士,颇觉遗憾,深觉此时英日正有合作之必要,以抵御中国及他国对英日之侵犯云。”对于此消息,晨报指出,“此节路透访员不免主观之见,但日本有力人士,确不无此种觉□于活动”[12]。 显示出《晨报》提醒中国方面,须注意日本与英国结盟从而对中国造成不利的可能性。1月4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会长勃拉发表对华政策意见书:“主张美国应自动地从速选派大员与华交涉, 以平等相互为原则修订一切旧约。”《晨报》对勃拉大加赞赏,称其 “历年在参议院中,所主张之对华政策,多与吾人遥相呼应,尤为心折。”并将该评论置于头条的重要位置[13]。《晨报》从国家利益出发的立场相当明显,在对外国的态度上,赞扬维护中国利益的国家,而对国家利益不利的举动则保持了足够的警惕。
值得注意的是《晨报》对英国工党的报道态度。南方多视英国工党为友党,但在《晨报》的报道中,英国工党与国民党没有站在同一战线上。1月17日,《晨报》刊发《英工党首领论调》,报道前总理麦多那在工党机关《前进》周刊上发表文章,拥护英兵来华[14],表明麦多那对中国民众运动恶感颇多,而为英国国家利益着想的成分则很明显,从而揭示了英国工党的政治立场。据时人观察,英国工党分为左派和右派,“国人之谈英工党者,辄多误为共产派;实则工党之左派,方为纯粹之社会主义者,右派则激烈之自由党也。 至共产主义者,彼另有‘少数党’之组织,既不附属于工党,且屡遭工党之拒绝。现时工党之重心,显然倾右而离左;左者偏重于学理,右者致力于政权。全工党对华之态度,可得括而言之,曰:以本党政治上之利便为前提,于行使政府反对党之权能时,予中国以可能之援助。”[15]158
三、《晨报》对国内政争的态度
汉案发生后,对事件的内幕猜测很多,外国报纸多认为此事件由国民党左派策划,是南方政府有意武力收回租界的步骤。《晨报》观点与其他报纸不同,认为“该事件之发动,纯为国民党右派人物之计划,意在鼓动外交大交涉,使党政府陷于困难之境”,《晨报》又刊发广东国民政府致蒋介石电,披露国民政府外交方针是 “组织特别机关,规定交涉步骤,以谋国际条约之改善”,《晨报》评论说:“党政府已抛弃‘废弃’不平等条约之主张。”认为“所谓汉口事件实为右派计划,似可证实,轰动一时之大事件,内幕不过如此,此言真出吾人意料之外矣。”[16]《晨报》消息并非空穴来风,实际上,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在1926年12月13日成立时,鲍罗廷就提议中英谈判时,对不平等条约的态度由“废除”、“取消”降为“修正”、“改正”。武汉方面的本意在于用和平谈判来达到外交目标, 与汉案是否为“右派”策划关联不大,但在《晨报》的观点中,汉口事件本为南方政府为国家争利权而发,而实情却是国民党左右派内争的表现。一句“内幕不过如此”,某种程度上表达出《晨报》对南方政权的失望。
内政与外交本来不可完全分开,尤其是中英交涉中,南北政府面临的“政权正统性”问题始终无法回避。《晨报》一般称南方政府为“党政府”,试图保持报道中立,但对“党政府”不被国际承认则时所揭示。1927年1月14日,《晨报》报道,英国政府否认欧迈莱全权代表政府,“据英外部消息,欧参赞此次到汉,并非以代使资格而往,故其言动,不能对粤直接代表英政府。以政府所以不畀其代使地位者,恐蹈承认粤政府之嫌耳”[17]。当2月19日汉案协定已经签字,双方于21日就有关细节问题商谈时,《晨报》报道中仍然指出,英方表示协定签字“不得认为外交上已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之政府”[18]。
汉浔案谈判期间,《晨报》借重梁启超的文章,以表达报纸的立场。梁启超说,“须知中国内部虽有纷争,而对外心理,举国一致,绝无南北界限之可言。任何国家对于我们任何地方若施行不正当的高压手段,那么,我们三千年前有名的诗歌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和我们一地方一党派的人挑衅,结果等于和我们全国人挑衅”[19]。由此可见,《晨报》在面对不同对象时,立场有差异。在中外冲突中,《晨报》始终反对外国,在国内政治上,对南北政府均有不满,而且更为排斥南方国民党政权。这一倾向反映了在国内不同政治环境下,以《晨报》为代表的北方报纸舆论在中外冲突和国内政争之间的因应依违。
摘要：1927年1月初发生的汉浔惨案,是当时报纸所关注的重大事件。《晨报》在此期间的报道,显示出对外和对内报道态度的差异,反映了在国内不同政治环境下,以《晨报》为代表的北方报纸舆论在中外冲突和国内政争之间的因应依违。
关键词：汉浔惨案,晨报,报纸舆论
报道倾向 篇2
内容摘要：新闻是信息的报道，信息是第一性的，报道是第二性的。真实性是新闻报道的生命，是新闻媒体的生命。新闻的客观性是新闻的一条基本规律。客观性报道原则已成为全世界新闻工作者一项基本的职业信条。但是做到完全客观是不可能的，从根本上说来，人们要报道什么事情，就有人来参与。作为新闻报道的记者，具有主观能动性。但是可以在一定的底线内把握新闻报道尺度，使之在客观倾向和主观倾向中，得到相对的平衡。
关键词：新闻报道。客观倾向。主观倾向。底线。主观能动性。
正文：
新闻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要弄清楚新闻报道的客观倾向和主观倾向，首先要弄清楚一个问题，什么是新闻报道？
新闻报道是客观事物新近变动的信息的转播。这句话可以分两段来看，一是客观事物的新近变动，一是信息的传播。可以看出第一点，是具有确定性的。而信息的传播却具有不确定性。新闻是信息的报道，信息是第一性的，报道是第二性的。信息作为第一性的，是客观存在的，而报道是传播信息的形式。
报道是具有主观性的，因为其中必定有新闻传播的参与者——记者。只要传播过程中有人的参与，就有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就避免不了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掺杂进记者自己的思想、感情、立场、观点等，就必然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
记者在取舍材料的时候就表达了他的主观意志。即是说，他们用某些材料而不用另一些材料，结果就不是一个完全客观的报道，而是带有某种倾向性的了。
但是即使有主观性在里面，真实是不可或缺的，真实是新闻报道的生命，是新闻媒体的生命，是新闻事业取信于民的力量所在，是新闻事业战斗力的源泉。
20世纪初，美国报业编辑协会就把真实作为一项必须遵守的法则写进《新闻工作准则》一书中，规定诚实，真实，准确，忠诚于读者是一切新闻工作名副其实的基础，把真实看成是忠诚于读者，看成一切新闻工作的基础。而《人民日报》也专门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捍卫真实性，反对假报道》，在文中指出了问题的重要性和维护真实性的意义，提出要提高认识，改进工作作风，尊重事实，坚持真理，切实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办事。在《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上，有这样一句话，记者的职责是客观报道事实，而不应该将个人的情绪和价值判断加以对事实的叙述中。《新闻报道学》一书上说，新闻报道应当是真实事件的实录。《震撼世界的十天》里说，记者要像一位有责任心的历史学家那样，严肃认真的对待事实，完全真实的记录事实。
但是我们接触的文本都是“被讲述的”文本，真实的故事存在于人们各种各样的叙述之中，任何一种文本都无法超越其叙述者的意识形态立场。只是这种立场或显明，或隐蔽。叙事往往难以完全再现事实，而只是意识形态化、修辞化了的叙述。
一些新闻报道中的副词、动词会在不经意间泄露记者的内心活动，这是在新闻报道中难以避免的。这在这种不经意的透露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一个传播者在传播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对于这种主观倾向，我们该怎么看待呢？举一个例子：
据潇湘晨报讯 曾在去年12月被媒体报道过的“人乳宴”抢先在长沙现身。昨日上午，长沙某餐饮企业在其酒楼正式推出“全乳宴”。记者在现场看到，经过厨师烹制出的“全乳宴”系列菜肴包括人乳鲍鱼、人乳肚花、乳香藕片和人乳鱼头火锅等。
该酒楼老板称，所有的菜都采用了人乳烹制。
湘菜大师许菊云指出，“技术不是问题，我最关心的是法律是否允许这么做？抛开观念不谈，政策法规是否允许，伦理道德是否允许？”
该宴的推出者表示，为了保证做菜的乳汁营养卫生，他们专门从安化请来了六位还在哺乳期的母亲，作为酒楼特聘的“营养师”。
据介绍，这些人都在省卫生防疫站经过了体检，包括艾滋病、肝炎和血液等三项指标。
很明显从这个报道上，我们可以看出记者的主观倾向，记者显然是不排斥这种行为的，在报道中引用酒店所冠名的“营养师”称号，在符号上给出人乳宴合法的暗示。但是这种做法在道德意识上是得不到认同的，记者在这是的主观意识就会引起误会。
还有一个例子，《北京晚报》上有一篇报道《杀人狂魔熊振林一审获死刑》，这个里面的“杀人狂魔”就是记者的主观倾向，虽然罪犯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但是仍然拥有人格权，这种妖魔化的称呼实在是有失偏颇。
同样的一个例子：2001年，通讯社连续发表通讯《沈阳黑道霸主覆灭记》，《黑老大如何当上人大代表》。但这是在法庭审判前，这时已经认定罪犯嫌疑人刘涌是黑老大，形成既定的舆论。魏永征教授对此说，当一篇新闻报道弄到嫌疑人“国人皆曰可伤”，法庭判决已到了可有可无的地步，这难道还不是媒体审判吗？ 在此类“争议人物”的新闻报道中，为了尽可能全面而详尽地介绍和展示该人物，叙述者一般采用的框架性叙述模式为全知叙事。由于没有固定的观察位置，叙述者可以把人物的活动包括内心尽收眼底，叙事的时空范围较宽，不受人物有限视点的约束。然而，对于视“真实性”为自身生命的新闻报道来说，这种超出凡人能力的中介眼光却难免损害作品的客观性，从而造成读者对报道内容的怀疑。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因报道者的主观意识，使得新闻报道失去了客观性。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主观性都会带来负面的影响，例如《广州日报》的一个报道“一日痛失两泰斗 儒风道骨长存留”
季羡林（1911~2009）据新华社北京电 我国著名学者、国学大师、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先生7月11日上午9时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98岁。任继愈（1916~2009）据新华社北京电 我国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7月11日4时30分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3岁。评论 让大师的灯盏照亮未来 2009年7月11日，当代中国两位学术泰斗任继愈、季羡林同日辞世。从学术成就来看，就学术影响而言，或拿治学品格以论，两位先生可谓学贯东西、享誉中外、德高望重，是名副其实的学术巨擘、国学大师。在一个需要大师的国度，在一个大师稀缺的年代，一天之内陨落两颗巨星，学界痛悲、举国痛惜！互联网、手机、电话„„现代资讯快速传递着国人深深的震惊和哀痛。透过人们以各种方式留下的悼念和心语，我们不难看到人们对大师的珍惜，对大师的呼唤！大师非一日可造就——让我们暂抑伤痛，在泪光中回望两位大师的生命脚步，感知他们成为巨材的心灵旅程。“学问不问有用无用，只问精不精”，季羡林曾这样答问。“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他如此形容自己的苦苦求索、精益求精的漫长学术岁月。这盏孤灯，曾映照面壁苦修的达摩，相伴敦煌临摹的张大千，也照亮着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治学之路和修行之道；他们执掌的，是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知识、对文化的信仰与忠诚！这种以使命和责任为发端、以严谨求实为阶梯的学术追求，决定了两位大师淡漠名利、甘于寂寞的品格和风格。在喧嚷浮嚣的世风中，两位年过九旬的大师愈加散发出陈酿的芬芳和人格的魅力，凸显出两位大师之于当今社会巨大的财富意义。“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今天，两盏燃烧了90多年的油灯终于耗尽了最后一滴膏油，顽强燃烧到最后一息。让我们从大师手中接过这余热尚存的灯盏，注入新的热血和信仰，照亮我们的未来！从导语上的“痛失”就可以看出记者的主观倾向，但是这时痛失二字，也充分提现了国人悲痛的心情。所以有关于主观倾向在这种时候是有必要的，那么该怎么去权衡主观倾向和客观倾向呢？
有一种说法叫做底线。社会学家孙立平在他的著作《守卫底线》中说，底线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禁忌的基础生活秩序。这种基础生活秩序往往是由道德信念，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规则，非正式或正式的基础秩序混合在一起构成的。而在新闻报道的过程中，如果我们有这么一个底线的话，就可以适当的把握主观倾向，使我们的受众，我们的读者可以看见那些客观的，却又不缺乏主观的新闻报道。
所以在新闻报道过程中，要正确把握好舆论导向，要正确处理好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关系，把握新闻规律，任何时候都要把新闻的真实性放在第一位，多些客观报道，少些个人意志，尽量避免主观臆断，恪守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这就是我们该做的。
注释：《新闻工作准则》
《震撼世界的十天》
《守卫底线》
参考文献：《新闻报道学》
桑义燯 樊葵
浙江大学出版社
《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
陈力丹
人民日报出版社
《新闻学前沿》
刘建明
报道倾向 篇3
当然，这只是个假想，如此耸人听闻的事件很容易吸引媒体的注意。但是，联合国机构还有很多其他独立机构曾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和持续时间做出过这样的预测，除了这个例子本身是假设的以外，气候变化可能造成这样的破坏和损失是不容置疑的。世界媒体虽然对气候变化进行了报道，但却没有把气候变化的恶劣程度和对人类生存产生的威胁告知普通民众，也没有提到相应的应对策略。
学术界一致认为，全世界的普通大众都是通过他们能接触到的媒体得知一些复杂的问题和事件，然后通过自己的认知和媒体提供的理论方法来解读这些问题。
气候变化和新闻业
气候变化第一次引起了科学界的注意是在19世纪60年代，当时一名英国科学家约翰·廷德尔发现大气中气体成分的微小改变都会引起气候变化。随后，这一发现得到瑞典科学家阿伦乌尼斯的支持，他认为工业革命带来的废弃排放会改变大气结构，引发气候变化，如果大气中的CO2的含量增加一倍，地球上的温度在一个世纪内就能上升6℃。从那以后，这一学说逐渐形成了一个健全的科学分支，专门计量人类足迹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科学家们已经利用这一个半多世纪的所得到数据得出了气候所产生的变化。同时，中国科学家竺可桢利用中国古代帝王千百年来对冰雪融化情况做的大量数据统计研究了气候变化的产生情况。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绝大多数科学家都一致认为气候变化是存在的，且人类足迹会导致气候变化，这就是著名的“人为的气候改变”。
尽管在科学界气候变化获得多数票，普通民众却对此疑虑重重，而媒体在营造这种“气候之疑”的氛围中发挥了很大作用。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以及之前的一些事件让全球媒体开始高度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做了大量报道。通过评估研究这些报道我们发现，发达国家的媒体不仅能够将气候变化的信息传达给公众，也让他们产生了疑问。尽管激进派的新闻媒体花费了较大的篇幅和时间报道气候变化，但是右翼亲商媒体却支持怀疑论者，质疑气候变化的存在，尤其是人为的气候变化的存在，否定一切人类足迹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怀疑论者认为，即便在科学界97%的科学家都赞成气候变化是存在的，是由人类足迹引起的，是威胁人类的，气候变化仍然是没有定论。但是，如果是其他学说得到了97%如此大的支持，就自然成为了“定论”，也会被人所接受。正因为如此，媒体借以“均衡报道”的名义为怀疑论者留出了大量的报道空间和时间，殊不知这些怀疑论者只有3%的支持率，他们获得的报道篇幅远高于这个比例。研究发现，英美媒体引用怀疑论者的报道占所有气候变化新闻的34%，因此越来越少的人相信气候变化是一种威胁。在美国，怀疑论者的比例从2009年的45%增加到了2013年的55%。
虽然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哥本哈根会议以来出现的怀疑言论很少出现，媒体对气候变化的报道也不搞发达国家那一套，发达国家的立场还是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媒体。以孟加拉国、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些发展中国家为例，这些国家的媒体引用的国际媒体的报道大部分来自英美国家，这样便将西方或“北半球”国家的观点引进国内。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中国的《环球时报》和印度的《印度时报》就在各自的特稿专栏和言论专栏对气候变化的怀疑论进行了报道。
针对气候变化报道数量不多又充满争议的现象，专家认为尽管气候变化的影响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由于气候变化的性质是纵向的、慢性的，所以只有当气候变化与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相关时，民众和媒体才意识到气候变化的存在。专家还指出，这种交织的因果关系正悄悄地破坏着民众与气候变化之间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而媒体却需要这种关系，他们喜欢轰动的事件，因为这样新闻才能大卖。气候变化作为一种环境风险是无形的、无处不在的，同时也是前所未有的。而信息的新闻价值由四大要素决定，即新近性、接近性、频繁性和显著性，气候变化不符合新闻对时间的要求，只有当它满足所有这四点要求时才能被报道成新闻，所以气候变化这个慢性子便不符合媒体对新闻的要求。
中印媒体之现状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的徐沛喜教授是研究气候变化新闻的专家，他表示出于国家内部需求，中国和印度的媒体对气候变化的报道已经不同于国际媒体，尤其是中国拥有领先世界的环保企业和环保技术，这为企业和媒体倡导绿色生活方式铺平了道路。他引用习近平主席最近关于从信息化社会向低碳社会转型的讲话，进一步说明中国企业和媒体共同向着“绿色转型”的大幕已经开启。与此同时，他也承认中国媒体有时也会别有用心地将西方世界关于气候变化的言论融入到自己的报道中，从而使中国媒体也产生了不确定性。
“恐惧与造谣”是典型的怀疑论产物，北半球国家由于石油和天然气工业使之愈演愈烈，怀疑论因此获得了更多政治支持。发展中国家虽然没有受到影响，但媒体仍然经常使用“政治”模式来报道气候变化，这里所谓的“模式”简单来说就是一则新闻的总体“倾向”。这种模式的构造实际上是媒体效应的一种理论，它用一种可预测的、有固定模式的方法“为事实的全貌构造框架”，再用这种框架构建社会事实，大众媒体不辞辛劳的设定各种模式供读者解读和讨论公共事件，从而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如今，“政治”模式占据了绝大多数的中国和印度媒体，这表明这两国的媒体都更加关注气候变化在全球政治权力游戏中的角色，很少把气候变化当成“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最近有一份报告分别研究了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和2012年多哈峰会期间中印两国媒体对气候变化的报道。据该报告透露，报道中有关气候变化的引用部分大都援引自政客的言论，反映“不公平”的报道却极少出现。社会的弱势群体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但却苦于在国内国际政坛中没有地位，反映“不公平”的报道能为他们声张正义，成为他们的倾诉渠道，但可能会激起民愤。报告还研究了报道气候变化的文章的物理特性，比如图片、页面连接、篇幅和排版，这些特征可以反映出新闻报道的性质。例如，如果篇幅小，则说明这是一段“插话式”报道；如果篇幅大，则说明这是段“主题式”的报道，有相关的叙述和背景信息，并且还能进一步延伸出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讨论。研究发现，两国大部分的相关报道篇幅都很小，也没有针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进行相关讨论。由此可见，他们的报道是狭隘和单一的。
在印度北部，研究员赛义德·默罕默德经营着一家由社区领导的组织“Progressive Vellore”，该组织致力于消除和应对当地气候变化的影响。赛义德指出印度是世界上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之一，除了气候变化带来的直接影响，因气候变化引起的地方冲突也很容易影响到印度。他以最近发生的不规则季风性降雨为例，降雨不仅导致国内冲突不断，还引发了与领国之间的争端，比如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只要爆发冲突，媒体便以煽动性的语言进行报道，也会或多或少提到气候变化，但却使用“政治倾向”的呈现手法，并没有把气候变化当成冲突产生的真正原因。用“政治模式”报道冲突会掩盖气候威胁的真相，气候变化的影响只是一笔带过。赛义德认为媒体的应对措施应当至少从两方面着手。第一，介绍有关事件的气候情况；第二，媒体应当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进一步加强气候变化及应对措施的教育宣传。
印度和巴基斯坦长期卷入到克什米尔地区冲突当中，而该地区富有水资源和矿产资源。尽管冲突的起因多源自政治因素，但气候变化却使冲突进一步升级。由于季风气候发生改变，两国都极其需要水资源用于农业生产和发电。从克什米尔发源的三条河流贯穿巴基斯坦境内，最后流入阿拉伯海，灌溉着巴基斯坦广袤的土地。最近由于发生干旱，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的地下水位急剧下降至危险水平，所以他们都想要控制冲突不断的克什米尔地区水资源。由此可见，气候变化加剧了地区冲突，使地区的政治格局发生动荡，并对当地社区产生其他影响。但印度和巴基斯坦媒体从未将气候变化当作该冲突产生的原因，只当成地缘性和政治性问题，没有提到气候方面的情况。中国和印度也在边境争端上也纠结不休，最开始也不是气候变化方面的争端，但是由于两国为了发展都想确保水资源安全和能源安全，富有水资源和冰川资源边境地区便成了矛盾的焦点。气候悄然发生的改变加剧了地区争端和冲突，威胁着这些地区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稳定。
气候变化在中国和印度引发的持续威胁包括降雨改变、干旱、暴雨、地下水下降至警戒线、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粮食安全问题、能源安全、卫生问题、传染病爆发、冲突、移民和水源储备下降等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各种影响，并且还让这些问题日益严峻。中印两国媒体虽然报道了气候变化并将其纳入有关项目，但在建立新闻模式时也会带来风险和不确定性。有研究指出，发展中国家或南半球国家的记者要么借鉴发达国家的新闻模式和描述方法，要么更多时候是自己无意识地创造新的新闻模式。由于后者并不是为了更有效地告知和教育民众，也不是一种更高超的描述气候变化（模式建立）的技巧或知识体系，所以这种无意识的“模式建立”更有利，不仅能使民众更好的获得相关信息，更能在社区层次上使他们更好的应对和消除气候变化的影响。
本文采访的两名专家表示了对两国的期望。当中国正在朝着绿色科技和绿色生产世界领导者的方向靠近之时，中国的企业也在向绿色转型，所以媒体也将更加关注气候变化。同时这两名专家还表示，随着具备商业思维的政治权力正在执掌印度大权，印度也将朝着与中国一样的方向发展，商业和政策也将会变得可持续，社会将向绿色转型。
加强新闻报道的建议
有学者和专家建议，发展中国家的媒体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媒体应当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加强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报道。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徐沛喜教授曾出版研究中国气候变化报道的书籍并发表了气候类和新闻类的文章，他认为报道气候变化问题的新闻记者应当接受适当培训。他反复重申，无论是政治类还是教育类新闻、科学类还是国内当地新闻，当中有关气候变化的报道往往只是简单一笔。新闻记者应当接受更好的专业培训，了解气候变化的基础科学、国际条约和相关法律，这样的记者对气候变化的报道会比对此一无所知的记者更加成熟和深入，民众也将获得更有利的信息。他强调，有必要从碳这个视角进行新闻报道。虽然碳已经成为一种商业交易，但仍有利于推动公司和企业向环境友好型发展，并让他们意识到碳的重要性，媒体从而能更好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现在市场中有数百种这样的解决方案可供选择，不仅可以应对和消除气候变化的影响，还能让人们过上环境友好型和能源高效型的生活。这些详细而全面的解决方案都已经被政府部门所接受，符合国家和国际标准，媒体应当对这些解决方案进行更加频繁和持续的报道，从而让公众的生活方式更加健康和环保。
媒体对气候变化的报道所持的两种主要观点分别是“全球权力竞争”和“共同的威胁或挑战”。“共同挑战”这种观点用较大的篇幅向民众宣传气候变化，认为气候变化是全球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其叙述方式更加多样化，能更好的教育民众了解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应对措施。专家强调，相较于“全球权力竞争”这种把气候变化仅仅当成政治游戏来报道的狭隘做法， 媒体应当更多采用“共同威胁”这样的观点。
我们已经看到，怀疑论者有办法用他们的方式报道气候变化。这不仅在普通民众心中制造了疑虑，也让决策者对气候变化产生了怀疑，这是因为如果连公众自己都迟疑不绝，他们也没法要求决策者和领导者制定出更好的政策、采取更有利行动。因此专家认为，气候变化应当作为一种“确定”的科学，气候变化的报道应当从争辩气候变化的真实性和质疑其是否是人为造成的转变为如何找到有效的应对方法，把它当成一种“共同威胁”。也就是说，人们应该消除对气候变化的疑虑，接受气候变化这个事实。
针对记者缺乏专业培训、气候变化的影响不受重视这些问题，有专家记者提出了一种特别的应对方法。他们建议把气候的影响与环境的影响相联系，因为气候产生的影响是纵向的、持续时间漫长，而环境的影响更加明显，持续时间也较短。通过将气候影响和短期的环境影响相联系，就能更容易调动公众应对环境和气候问题的积极性，这样就能更好的保卫地球的未来，维护对地球上所有生命来说至关重要的生态平衡。
在报道社区的气候变化和讨论应对方案时，还应当考虑社区当地的情况。由于社区熟悉自己的生活环境，因此比局外人更加了解自己的问题。但是，在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上，社区还需外界帮助来更好的应对和消除气候变化的影响，如果忽视他们的声音是并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因此，需要考虑当地的环境和应对措施，让公众听到来自他们的声音。
媒体在报道因气候变化而加剧的冲突时，应当将气候因素写入报道中，这样不仅能让公众从气候这个角度更充分的了解冲突的情况，还能缓解冲突不断加剧，通过减少对人类生活和生态的损失，用和平的方式更好的解决这些冲突。
报道倾向 篇4
对美国媒体涉华报道这一议题的关注, 已成为近几年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此议题讨论的角度颇丰, 有国际传播与管理分析, 文体特点分析, 体制与运行模式分析以及意识形态分析等。对于涉华报道意识形态倾向性方面的研究, 最早进行集中研究的是潘志高, 他以1993年~1998年涉华报道为研究内容, 采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梳理了《纽约时报》对中国形象塑造的政治、历史、文化缘故, 总结了报道片面化甚至歪曲化的原因。随后, 孙有中通过1993年~2002年间《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中的涉华报道比较做了更为细致的分析, 通过六个典型的案例采取新闻话语分析方法, 揭示了两报构建的中国形象异同。除以上两本专著外, 以此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也日渐丰富。辛斌从转述动词的视角通过《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语料进行比较分析, 从而对异同做出语用上的意识形态分析的解释。范勇从偏见词汇角度揭露出《纽约时报》涉华报道话语方式上的意识形态有色眼镜。王巾和刘娟则分别运用批评性话语分析工具对《纽约时报》涉华报道进行解读, 发掘出语篇中隐藏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对中国形象的影响。陈思霈从文化因素探讨了中国在《纽约时报》新闻影响下“本我形象”塑造面临的困难。朱慧华从系统功能语法的角度出发, 《纽约时报》及《中国日报》中情态手段的类别、频率、分布及主客观取向等进行量化分析, 旨在从情态视角研究两者人际功能的异同以及意识形态倾向性。综合考察, 以上研究大多以突发性热点事件为中心进行对比讨论, 导致语料欠缺全面性, 并且很少结合中国背景与对涉华报道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
本文以《纽约时报》涉华报道及其译文为语料, 从名物化视角对其分布特征进行分析, 并结合报道事件背景探讨语篇意识形态的倾向性问题, 进而阐释其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形象塑造的负面影响。
研究样本与研究方法
研究样本。经过统计得知:《纽约时报》英文官方网站2010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所刊载的所有涉华报道, 合计281篇, 涵盖政治、文化、科技、经济、教育等领域, 分别所占比例为48%、5%、16%、26%、2%与3%。根据各板块比例以及是否具有中文版的条件, 本研究共随机选取新闻报道30篇, 包含政治12篇、文化3篇、科技4篇、经济7篇、教育2篇及其他2篇;另外, 本研究还考察了与此30篇新闻报道相对应的中文翻译。①
研究方法。本文首先采取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运用UAMCorpus Tool语料统计工具对名物化分布规律及特征进行分析。其次采取了描述性分析法, 结合中国背景在报道中对意识形态倾向性的案例进行阐述。
《纽约时报》名物化分布情况及特征
名物化。国外主流语言学派分别对名物化进行了考察。相比之下, 系统功能语法对名物化的研究更为系统深入。Halliday从语法隐喻的角度对名物化作了解释, 认为名物化“是用名词来体现本来要用动词或形容词所体现的‘过程’或‘特征’”。
通过运用UAMCorpus Tool语料统计工具, 笔者对《纽约时报》所选新闻语料中名物化频率与金融、科技、法律以及小说等语篇进行比较, 统计结果显示:法律类语篇中达到83.5%, 科技与金融名物化频率分别是72.6%与51.3%。新闻紧随其后达41.6%, 比重较前者有所下降, 究其原因, 主要是《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 因其营销策略的规模化及阅读人群的广泛化使得语言略偏大众化;但相对于文学语篇而言, 名物化频率依然高出10%有余, 这主要是因为名物化结构的使用直接关系到语言变体功能的体现。
此外本文还将《纽约时报》中的名物化比例与相应中文译文进行了对比。对于相同内容的30篇新闻报道, 排除中英文字数上的细微差异, 《纽约时报》原文比其译文多采用了高达17.4%的名物化比例。这一数据鲜明地反映了《纽约时报》涉华报道中名物化现象的突出。
语义层面名物化分布特征。Halliday通过对科技英语的分析归纳了13种语法隐喻现象。根据名物化从动态到静态的过程特点并且以实体或具体名词结尾的特征, 本文结合《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的语料从语义层面分为5种名物化类型。从统计的结果来看, 从过程到实体的转换出现频率最高, 性质到实体的转换其次, 最后是零位成分、环境成分和连接词到实体的转换。从过程到实体转换作为名物化最主要的方式, 实现了过程动作的隐性化。对于新闻语篇而言, 目的就是为读者传达重大事件的发生, 然而名物化的过度使用使得事件发生的动态效果急剧下降, 与新闻传播的本意有所背离。
语法层面名物化分布特征。名物化转换中涉及词性发生变化最大的是由动词向名词的转换, 这一结论与语义层面名物化转换类型的结论相一致。通过将其转换为名词状态, 同样达到了掩盖动作的实施行为的效果。
意识形态对新闻文本中名物化使用的影响分析
Fowler认为, 名物化的作用之一就在于将语篇神秘化, 从而掩饰说话人或作者的观点及相关权利关系。Van dijk也曾就名物化的使用语境进行了分类概括, 其中就包括说话人或作者有意掩饰施动者或降低施动者的负面动因。Fairclough指出“名物化是将过程和活动转化为状态和物体, 将具体事物变为抽象”, 大量使用名词化成分替代动词性结构有效削弱了动作感, 从而使动作模糊, 时间隐形, 参与者掩盖等。
本文选取个别典型案例, 结合中国背景对其名物化现象的效果及对中国形象塑造产生负面的影响做如下分析:
人际关系隐性化。根据Halliday的观点, “概念功能”一词用来表达新的信息或是给听话者传递一定的未知内容。在目前所有语言的运用中, 概念功能是一种意义潜势, 因为一个人无论如何对语言进行运用, 都必须参照他对自己经验的分类。换言之, 言语的概念功能表达即是反映客观与主观世界所发生的事, 所涉及的人与物以及与之有关的时间、地点等因素。通过名物化的使用, 有些镶嵌在原句中的信息就会丢失。通常表现为原句中充当主语的动作参与者的遗失, 从而具有省略或隐形人际关系的潜能, 进一步达到掩盖或模糊施事动因的目的。
以《纽约时报》名编Andrew Jacobs关于青海地震的新闻“After Quake in China, Cold and Altitude Hinder Relief”为例, 在提到中国政府对震区的救援时, Andrew多次使用the help、the rescue等名词作为句子主语, 几乎从未出现以China为主语、help等动作为谓语动词的句型, 从而削弱了中国政府在青海地震中付出的巨大努力的印象, 使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产生误解。然而在描述青海藏民与僧侣时, 则断然使用了行为动词作为主句谓语。
(1) Tibetan monks ferried bodies to a dusty rise near Jiegu before setting cremation pyres ablaze.
译:在设置柴堆点燃尸体前, 西藏僧侣把尸体运到结石 (地名) 附近一个积满灰尘的高地。
这些文字为读者展现了一幅藏人僧侣在孤苦无援的情况下坚强自救的情景, 强调了他们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无偿无怨无悔默默无闻赶来救助的精神, 却无视中国政府及救援部队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并且运用了西媒的经典招数之一—描述凄凉的尸堆或哭闹场面, 对于青海地区和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救灾善后的事实只字不提。此篇报道显然有失对事实真相的公正, 并且夹杂了美国对待西藏问题的片面主观感情。
时间标准神秘化。Halliday同时指出:人际功能是充分运用语言来表达社会和个人的关系, 用语言来建立和保持人际关系, 来影响别人的行为, 表达自己对事物的判断或评价等。人际功能主要通过语气和情态来实现, 其中语气系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小句式是实现人际功能的基本单位, 可以分为语气和剩余部分。语气部分包括主语 (由名词词组充当) 和限定成分 (属于动词词组的一部分) 。剩余部分则包括三种功能成分:谓语、补语和附加语。有时时态与动词紧密联系, 可一旦动词部分被名物化后, 时间标志也就遗失了, 某些意识形态的东西也就被隐藏起来了。如在新闻报道“on clean energy, China skirts rules”中:
(2) China’s expansion has been traumatic for American and European solar power manufacturers, and western wind turbine makers are now bracing to compete with low-cost Chinese exports.
译:中国的扩张已经对美国和欧洲的太阳能板生产者造成伤害, 西方风机制造商现在努力和中国低廉的出口品竞争。
中国在太阳能板生产上的发展源于中国进行清洁能源起步对该行业前期的略微扶持。这些年各大企业完全依靠自己的实力在该行业立足与谋生, 扩张是几年前的发展情况。作者运用“expansion”目的是为了告诫欧洲国家关于中国的威胁, 让人误以为中国在太阳板生产行业会不断地进行扩张以挤垮其他国家在该行业的发展。
语用效果预设化。在名物化转换从一致式到非一致式过程中, 势必导致部分信息的丢失。如上述两点所言, 可能是为了使施动者身份隐藏, 或是为了时间标志的隐形。程晓堂认为:这些信息并没有丢失, 而是成为预设。作者故意为之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 同时认为读者也知道这个意思, 形成了典型的语用预设。
焦点信息改变化。名物化将过程和特征等转换为状态、事物或实体, 原来小句的不同成分被重组为一个词或短语。根据end focus等焦点习惯进而引起读者的注意转移。在新闻报道“on clean energy, China skirts rules”中有很多类似的例子:
(3) “But much of China’s clean energy success lies in aggressive government policies.”
译:但中国清洁能源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政府的强力措施。
由于句末重心的原因, “aggressive government policies”成了这句话的焦点信息, 而中国在清洁能源方面取得成功的客观事实以名物化表现形式成了主位。随之自然而然成为某些已知信息, 读者的注意力也随之转移到作者想要强调的中国政府的强力措施。通过此种方式, 作者无疑把自己的观点、意识形态强加于读者。
结 语
从以上研究中, 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 《纽约时报》在涉华报道中大量运用了名物化转换;其次, 这些以过程到实体, 以动词到名词为主要特征的转换在交际效果中表面上保持了报道的客观性, 实际上对中国形象的塑造起到了一定的负面作用。研究证明了新闻报道无法摆脱其话语方式上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 即便像《纽约时报》这样的主流媒体依然如此。对此进行的研究, 归根到底是探索一条道路, 寻找出对华不利的影响因素, 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良好形象的塑造以及和谐的中美关系创造良好氛围。
摘要：关于涉华报道的研究早已突破了文本形式传统视角, 文本内容即主旨的分析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文以《纽约时报》涉华报道为语料, 从名物化视角对其分布特征及作用进行分析, 结合报道事件的中国背景探讨语篇中意识形态倾向性。研究发现:通过频繁使用名物化现象, 起到了人际关系隐形化, 时间标准神秘化, 焦点信息改变化和语用效果预设化的交际效果, 进而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形象的塑造起到了负面作用。
报道倾向 篇5
关键词：主题性报道,非新闻性,应对方法,分析
主题性报道作为我国新闻报道的一大特色, 是我国的“宣传新闻学”中特有的新闻形态。但是近年来, 在各个地方电视台的新闻报道中, 主题性报道的“非新闻性”倾向和宣传痕迹略为明显。“非新闻性”倾向现象主要表现在:“政治缩合语”具有概念化和标签化特点、“报道模块”具有模板化和程式化特点以及新闻的宣传大于内容等方面。
一、主题性报道的“非新闻性”倾向的表现
近年来, 各个地方电视台媒体在主题性报道中, 出现的“非新闻性”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政治缩合语”的概念化和标签化
主题性报道在各地电视台中作为新闻立台的标准范本, 应该遵循“宣传新闻性”的特殊性原则, 这个特殊性原则, 不代表主题性报道可以避免新闻报道的时效性、新奇性、接近性和显赫性特点。主题性报道如果一味的展现现实生活的美好, 没有反映出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情况, 不符合新闻真实性的特点。
2.“新闻报道模块”的模板化和程式化
近几年, 地方电视台的新闻媒体的主题性报道着重于强调“报道模块”方面, 让主题性报道的形式大于内容, 将模块分解, 内容零散, 吸引人们眼球的是新闻模板的布局元素, 而不是新闻内容, 装饰性太强, 没有让人们感兴趣的元素。
二、主题性报道的“非新闻性”倾向的应对方法
为了能够有效的避免“政治缩合语”的概念化和标签化、“新闻报道模块”的模板化和程式化情况的发生, 结合央视新闻联播的主题性报道, 用以下几个方面的方法策略来改善主题性报道的“非新闻性”倾向:
1. 从百姓的角度出发, 紧密联系现实生活
新闻的生命力在于真实, 新闻的感染力在于鲜活。主题性报道, 通常情况下是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命题, 因此, 在做主题性新闻报道时, 要遵循贴近人民生活、紧密联系群众的原则。主题性报道和突发性新闻事件相对来说, 主题性报道在新闻的精彩度、吸引人们的阅读兴趣方面优势不足, 但是主题性报道从人民群众的角度出发, 紧密联系人们的生活, 同样能有很好的效果, 关键就在于细节的描述、场景的展现, 用讲故事的方式进行报道。在近年来的央视《新闻联播》的节目中有很明显的体现, 能感觉到新闻内容不再空洞、官方语言少了, 新闻报道更接地气。比如, 在《百姓纪事》的主题性报道中, 我们所了解、看到的都是鲜活的人和事:在《方寸地图沧桑巨变》的报道中, 乌鲁木齐市民刘天视用20年的时间收藏70多幅乌鲁木齐市各种版本地图;在《高大妈的水缸》报道中, 宁夏固原甘城村的村民高桂兰, 在用上自来水后不舍得扔掉以前经常用的水缸等, 通过报道这些发生在人民群众身上的平凡事件, 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紧密的联系起来, 并反映了国家在不断发展、进步。比如天津电视台新闻部推出的《走基层西部行》, 报道结合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大背景, 四路采访小分队围绕经济援建、医疗援建、教育援建、民族团结等主题, 对天津对口支援工作进行的一个全面展示。在西藏昌都, 记者跟随地质人员采制了《勘测在4900米的雪山之巅》;在新疆, 报道展示了援疆人员如何克服高温和风沙开展工作;在甘肃定西, 《“90后”支教老师的家访路》让我们看到当代大学生的担当与奉献, 等等这些生动、真实的人物和事件, 让观众真切感受到援建干部的可敬和援建工作的艰辛。
2. 用活泼、新颖的新闻报道方式
电视媒体作为一种信息传播的工具, 具有视听功能, 是其自身最大的优势。在新闻后期的编制过程中, 央视《新闻联播》根据新闻报道的特点和需要, 用活泼、新颖的方式, 建造出冲击力强的视觉元素, 通过运用音乐、画面、字版图以及立体效果等技术手段, 设计新闻报道的各个板块。比如, 在央视《新闻联播》中的《经典中国辉煌成就》主题性报道中, 设置了“经典页面”、“五年记忆”以及“心声”等报道模块;在《科学发展共建和谐社会》报道中设计了“和谐相册”、“链接”模块;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系列报道中, 设置了“心声”、“记者感言”、“关键词”以及“新视角”模块等, 这些报道模块用来表明背景资料、宏观数字以及反映某项工作出现的新成就等内容, 增加了主题性报道的生动性, 提高了新闻报道的可信度。这种活泼、新颖、创新的新闻报道形式, 加强了《新闻联播》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卢辉.警惕主题性报道的“非新闻性”倾向及其应对策略[J].东南传播.2012, 01 (4) :78-84
[2]林晓英.做生动的主题性报道——从央视《新闻联播》看主题性报道的突破与创新[J].新闻爱好者 (下半月) .2008, 10 (6) :41-42
[3]孙媛颖.新闻叙事人的多元化解读——以央视《新闻联播》为例[J].青年记者.2009, 04 (12) :46-47
报道倾向 篇6
感官主义 (sensationalism) 是近代新闻学中, 最容易引起广泛讨论的话题之一。每每重大新闻发生, 其新闻感官主义手法的运用, 就一定会成为业界、学界讨论的热点。那么, 究竟什么叫做“新闻感官主义”呢?
(一) 新闻感官主义的定义
新闻感官主义指的是新闻媒体选择新闻主题以及新闻形式的一种新闻意识形态。其具体表现形式是新闻媒体偏好以辛辣的新闻主题以及令人目眩的数位传播科技形式, 来刺激阅听人感官经验的新闻包装手法。
这种新闻是用以促进受众娱乐、感动、惊奇或好奇感觉的软性新闻, 诉诸感官刺激或情绪反应, 其目的是增加观众自发注意力并增加讯息处理所需资源的分配。其强调的不止是异于传统新闻价值的新闻主题和新闻叙事, 也同样重视其影像处理包裹的形式。常用的模式即以故事的方式, 播出对视觉产生较大刺激的画面, 配以音乐和煽情的旁白给观众带来视觉、听觉及情感上的冲击。[1]
(二) 新闻感官主义的起源和发展
新闻感官主义起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地方新闻兴起时, 当时认为, 只要新闻的主题是报道灾难的, 或者人情味重, 能够使人感动或者惊奇, 那么这条新闻就属于感官主义新闻;八十年代, 学者们考虑到新闻报道的角度选择问题, 认为电视新闻感官主义不仅仅是新闻主题的选择和新闻的风格, 而是在于新闻风格和内容主题所呈现的一种特殊的诉诸感官的表现方式;九十年代, 只要是含有感官主义成分的新闻都被归入感官主义新闻。到了九十年代之后, 各种包装手段的运用和电视新闻叙述模式的改变使得感官主义新闻在电视新闻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2]
二、新闻感官主义在灾难性新闻报道中的运用
随着电视新闻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 观众越来越倾向于选择感官刺激强的电视新闻来收看。尤其是在灾难性报道上, 感官主义新闻对受众的吸引力远远大于传统的新闻模式。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 中国四川发生里氏8.0级大地震。是近三十年以来, 我国灾情最严重、受灾群众最多、社会关注度最高的自然灾难。5.12大地震发生后, 中国主流电视媒体CCTV反应迅速, 新闻频道于15:00播发了字幕式滚动新闻, 15:10播出电话连线, 15:20中断正常节目, 率先推出现场直播《关注汶川地震》 (后与综合频道并机直播, 更名为《抗震救灾众志成城》) 。
在此后的直播中, CCTV共动用卫星车辆42台, 动用卫星传送设备42台, 完成传送475次, 提供传送及直播1080个小时。其速度之快、信息之透明、直播时间之长、传播效果之佳, 被其他主流媒体称之为中国电视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CCTV在报道中, 播出大量灾区被毁建筑的近景和残砖断瓦的特写, 向观众充分展示灾难的无情。而主持人则不断地用煽情的语言为灾区人民祈福, 呼吁“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而后续的报道中, 更多的感官主义元素被加入进来, 如《新闻联播》对救出两位同学的小学生林浩的报道中, 主持人用几乎哽咽的语气说:“……他的勇敢鼓舞着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灾难只能摧毁我们的房屋, 却无法摧毁我们民族的坚强!”5月17日CCTV《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特别节目对幸存者陈浩的报道中, 则使用经过特技处理的黑白摇晃画面与增加紧张感的音乐, 以调动观众的感官需求, 营造一种身临其境的视听感受。
《抗震救灾众志成城》大量的感官主义新闻意识形态, 迅速聚拢了大批的观众, 并充分激起了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战胜灾难的决心和勇气。然而也正是大量新闻感官主义的应用, 让CCTV“5.12”地震报道遭到了部分学界专家及观众的诟病。
而2011年3月11日, 日本也发生了里氏9.0级大地震。在地震发生前一分三十秒, 本来在播放国会参院决算委员会会议画面的NHK立刻在画面上叠加地震紧急速报的图片, 准确告知较为危险五个县的民众注意安全, 紧接着主持人在演播室强烈摇晃时候出镜, 并且播出了地震地区的实时画面, 由此开始, 截止到2011年3月22日, NHK对于地震相关新闻的报道总时长达到了254个小时, 动用11架直升飞机。
但是NHK在进行新闻报道时, 选择了一种严肃、严谨、平铺直叙的报道方式。在地震当晚播的《NEWS WATCH 9》中, 选择播放的画面大多是灾区现场的远景, 而戴着安全帽的主持人语气平淡, 报道内容也只限于灾区的伤亡人数、需要的物资、现阶段如何减少伤害等资讯。音乐、特效、包含深情的语言, 更是一概没有。一直到3月22日特别节目结束, NHK的报道风格全都维持着这种“不近人情”的播报方式。
虽然两场灾难已经过去甚远, 但是其选择的新闻报道方式, 对于两国的灾难性及突发性事件的新闻报道理念, 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笔者将以这两起特别报道为例, 简要分析新闻感官主义在灾难性报道中的应用方式, 以及利弊的思考。
三、CCTV地震报道中新闻感官主义运用的具体分析
(一) 内容选择以软新闻为主突出苦难与情感信息
CCTV在“5.12”地震报道的新闻选题上, 格外注重“矛盾性”强、情节丰富、效果煽情的软性新闻。即使是最普通的救援新闻, 也力求突出其中富有戏剧性的部分。如5月16日播出的《79岁老人被困废墟中》, CCTV记者近距离拍摄了救援人员从砖瓦夹缝中救出一位已经被困四天的老人的全过程。在播出的新闻当中, 运用了大量的特写镜头, 以及大段落的同期声。救援人员的呼喊、切割机的噪音、以及老人的呻吟声与残垣断壁的特写交织在一起, 给观众的视听感受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新闻多次提到这位老人79岁的年纪, 以及被困四天的水米未进的情境。强调类似情节, 则是为了给观众制造这样的潜意识:“救援很艰难、高龄老人随时会发生意外。”以增加救援的矛盾和悬念。
类似这样尽可能的突出事件背后故事的新闻选题, 在整个特别报道中比比皆是。舍己为人、生命接力、千里驰援等感人事迹的特写报道, 更是占据了极大地比重。
除此之外, 央视在播出新闻时, 还较喜欢使用经过议程设置的感官主义新闻画面, 如《无名的天使》、《和你在一起》等新闻中, CCTV记者更是直接播出主人公因为着急抢救孩子而痛哭的表情, 以及刚从废墟中救出满脸是血的孩子。而在对救出了两名同学自己却受伤的林浩进行报道时, 甚至播出了父子相见时相拥哭泣的画面特写。废墟、书包、受灾群众茫然的眼神, 等等带有符号性质的感官主义画面大量出现, 迎合了观众的感官需求, 给观众带来了震惊和感动的情绪。
而日本NHK在报道伤亡的时候, 较多使用的却是大景别航拍镜头、以及全球眼拍摄的画面。在中近景的处理方面, 则多以客观镜头来还原场景。并刻意回避部分触目惊心的场景, 或采取虚化处理。在NHK的报道中, 我们很少看到伤者、死者的画面出现, 也几乎没有舍己救人的事迹报道。甚至连捐款的画面都被刻意的回避掉。报道内容也只限于灾区的伤亡人数、需要的物资、现阶段如何减少伤害等资讯。
(二) 新闻呈现形式多样化新闻娱乐性凸显
电视新闻的呈现方式比较多样, 字幕、音效、旁白、播报语气等元素, 都可能成为新闻感官主义的重要体现。
在CCTV的“5.12”地震报道中, 经过精心设计, 强调震撼视觉冲击力字幕及标题比比皆是, 为了营造效果, 有的字幕甚至被增加了裂变和震动的特殊效果。音效也成为了地震报道中烘托情感、渲染情绪的必备法宝。一般来说, 音乐带有强烈的主观情绪, 在事件性新闻报道中不应该使用。可是在《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特别报道中, 或悲怆、或激昂、或柔情的音乐被大量使用。例如在报道为保护学生而牺牲的人民教师谭千秋时, 在最后甚至配上了音乐和诗朗诵, 用以渲染情感、催泪观众。旁白分为干扰性旁白和非干扰性旁白。前者使用带有强烈主观色彩、情绪化的语气播报新闻,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观众对于该新闻时间的感知和理解, 造成了一定的干扰。干扰性旁白及播报风格在CCTV“5.12”地震报道中也是经常出现。主持人赵普在报道灾情时饱含深情地说道:“为什么我们总是会被这样的画面, 被这样的声音感动, 为什么我们总是看着看着就会眼含热泪……”说到此处时他不由自主地低头哽咽, “因为我们爱这片土地, 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懂得相互关怀……”赵普再度低头, 一度说不出话来。在节目中, “救援人员和记者正在全力赶往灾区”、“让我们为灾区人民祈福”等极具感官主义色彩的话语层出不穷。就连“50车抗震救灾物资, 已经紧急发运”这一类的大白话, 都被现场记者说的极富感情色彩。
在NHK的地震报道中, 观众从播音员身上看不到任何感官主义成分, 从地震紧急预报时提醒民众保证自身安全, 到之后的所有与地震相关的新闻报道, 播音员都没有表现出特殊的情绪, 平静地报道灾区情况, 一次一次重复着关于灾区情况和灾民避难的信息。在画面的选择上, NHK尽量避免播出灾民痛苦的画面, 对受灾群众尽量采取较远距离的拍摄, 采访也是在避难所里征得对方同意后进行;在音乐的运用上, NHK的地震报道不使用任何音乐。
(三) 记者角色由“信息传递着”向“新闻参与者”转变
一般来说, 在新闻采访当中, 记者的角色分为“信息传递着”和“新闻参与者”两种。前者的记者角色相对中立客观, 依靠传递信息来满足观众对新闻的认知需求。而后者, 则是一名讲述者, 运用各种感官主义元素的包装将新闻变成故事, 再以个人化的视角报道出来。为观众营造听故事的愉悦感和悬疑的刺激感。在《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特别报道中, 大多数记者不由自主的选择成为了新闻的参与者, 将个人情绪带进新闻采访当中, 并且不加掩饰的播报出来。例如CCTV女记者李小萌在路上碰到了一位挑着担子, 模样憨厚的老人。她主动上前与老人攀谈, 当聊到家庭成员的伤亡情况时, 镜头内忽然传来了女记者大哭的声音, 声音很大很大。当摄像机的镜头从老人身上转向她时, 她赶紧把脸埋在胳膊肘里面转过身去, 继续嚎啕大哭。而这一片段, 就被直接用于播出。当然, 在当时的情境下, 记者很难不被情绪所感染, 可是选择播出这一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片段, 则充分体现出了央视在灾难性报道中感官主义的倾向。
而NHK在此类新闻报道中, 则显得冷静的多。几乎没有出现带有类似情绪的报道画面。由此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NHK报道的侧重点是灾区所需和防灾减灾知识, 而CCTV报道的侧重点是救灾过程;NHK报道采取传统新闻的方式, 而CCTV采取新闻感官主义报道方式。NHK的震灾报道的理念, “不是为了报道悲伤, 是为了培养人民的防灾意识”, 而CCTV的震灾报道理念, 则是为了升华一种图腾式的民族精神。
事实证明, NHK的新闻报道风格降低了观众的情感波动, 配合及时和透明的信息发布, 使日本民众的情绪迅速得到稳定。从而转向科学、专业、和从容不迫的救灾工作。
而CCTV的感官主义新闻报道, 则迅速感染了全国人民, 将13亿人的目光和力量都集中在抗震救灾的工作上。掀起了一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救灾热潮。
四、在灾难性报道中新闻感官主义运用的利与弊
从表面上看, 传统方式的新闻报道和感官主义新闻报道各有千秋, 均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和社会意义。然而在国际新闻舆论的评价上, NHK的报道方式得到较高的赞赏。而CCTV的感官主义新闻报道, 则遭到了一定的诟病。
《news watch 9》制作人在一次采访中表示, NHK灾难报道最重要的就是向人们提供他们最需要的信息。[3]而CCTV的地震报道一直遭到诟病, 而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过度的感官主义。一家门户网站在2008年6月做的“你觉得中国媒体在震灾报道中表现如何”的调查中, 超过85%的人选择了“良莠不齐, 有些记者为了抢新闻不顾灾民感受”。[4]在各大网站上, 发帖说“因为看了就要哭, 所以宁愿不看地震报道”的网友也不在少数。
而在社会意义上, 由于NHK避免了过度煽情的报道, 日本的救灾工作一直处于一个理性、科学、严密的过程当中。而由于CCTV大量的煽情报道, 让中国社会对抗震救灾工作过度热情。在一段时间内, 全国人民都发自内心地想为灾区人民做些什么, 却一下子又无从入手。大量群众捐献的救灾物资堆积如山, 而很多又是灾区不太需要的物资, 这也导致了今年年初出现了救灾物资发霉腐烂的丑闻。数十万计的志愿者无序涌入灾区, 都想为救灾工作尽一份力, 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占用了地震灾区本来就有限的资源。
由此可见, 感官主义新闻虽然能够迅速获取社会关注度、调动并引导观众的情绪。但是一旦过度使用, 很可能会带来失控的社会情绪、负面的社会影响、以及观众的反感。
五、对灾难性新闻报道中感官主义倾向的思考
CCTV在“5.12”大地震的灾难性新闻报道上, 表现出了强烈的感官主义倾向。这种诉诸于感官刺激的新闻方式,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观众的情感需求, 保证了较好的收视率。但是正是因为感官主义色彩太过强烈, CCTV的“5.12”地震报道也遭到了学界的诟病和部分观众的反感。那么, 灾难性新闻报道中到底应不应该带有感官主义?笔者也提出了以下几点思考。
(一) “理性”指导“感性”突破“囚徒困境”
在大众文化大行其道的今天, 在眼球为王的媒体环境下, 收视率成为了衡量媒体价值的唯一标准。而对于普通受众来说, 感官刺激强烈的新闻显然更具看点, 更有吸引力。因此, 各大电视媒体均陷入了“囚徒困境”式的尴尬, 谁都不愿意率先放弃感官化的新闻报道方式。所以新闻感官主义不可能消失于荧屏, 只能愈演愈烈。
然而笔者认为, 感官主义新闻是一把双刃剑, 虽然屡遭针砭, 但如使用得当, 亦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这其中的关键, 就在于“理性”二字。
虽然从文字上来看, 感性和理性是反义词, 但二者实则是谁也离不开谁。过于理性的新闻报道, 虽然严谨, 但是却也相对平淡。在当下的受众环境中, 吸引力不强的新闻报道, 很难获得更多的关注。失去了受众的关注, 其传播效果及社会意义也就无从谈起.
而过于感性的新闻报道, 往往会为了追求事件中的各种刺激元素, 出现刻意误导观众、炮制新闻的问题发生。大量故事性不强但是充满现实意义的新闻元素被淡化的同时, 观众的判断力和深度思考能力也被慢慢消磨。当观众已经习惯了此类新闻的刺激的时候, 媒体不得已而必须再去追求更高感官刺激的新闻内容, 长此以往, 新闻很容易被娱乐化、庸俗化。
因此, 新闻报道只有将理性与感性相结合, 用理性来指导感性, 才能充分发挥出新闻感官主义的正面影响, 在充分吸引受众关注的同时, 发挥新闻传播的正能量。尤其是在灾难性新闻报道中, 更要注意理性的使用新闻感官主义。
(二) “理性”新闻感官主义方法的探索
仍以灾难事件中的感官主义新闻报道为例, 如果采取以下理性的指导方法, 或许感官主义新闻能够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和社会效应。
1. 充分评估新闻形式可能引发的社会影响。
媒体记者在确定采用何种新闻意识形态之前, 应预先对社会情绪的反应做出评估。从而制定出合理、科学的采编计划, 以避免新闻播出后, 社会反应出现“过冷”或“过热”。
2. 全面统筹整档新闻的播报风格, 多元化播报。
媒体应多元化统筹整档新闻的播报风格, 做到“冷”“热”具备, “软”“硬”兼修。要避免千篇一律或大篇幅的充满感官主义色彩的新闻报道, 引起社会情绪的失控。
3. 制定应急预案, 随时调整播报风格。
在长时间的持续报道当中, 媒体应时刻观察社会情绪, 备足预案, 及时调整新闻报道风格及内容。避免“火上浇油”的情况发生。
4. 明确新闻主播及现场记者在新闻事件当中的角色。
主播与记者在新闻事件当中, 理应是一名“信息传递着”。不应该将自己的看法及情绪带到新闻当中, 而刻意的引导观众情绪。
5. 合理运用新闻呈现方式。
在灾难性报道中, 运用字幕、音效、旁白、播报语气等新闻元素时, 应注意不要过度包装, 拒绝刻意的煽情。让真情最自然地流露出来。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 公众获取信息的途径更加多样化, 传统大众媒体的优势也在日渐丧失。尤其是对于电视新闻来说, 粗放的传播方式以及高昂的制播成本, 让其影响力和关注度逐渐下降。因此, 如何吸引受众、锁定收视群体, 成为了电视新闻亟待解决的难题。激烈的竞争和对收视率的追求, 使电视新闻的感官主义色彩越来越浓厚。以灾难性新闻报道为例, 由于其发生的突然性、涉及的范围广以及巨大的破坏性, 很容易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而新闻媒体运用感官刺激手法的吸引, 更能够汇聚眼球、拉高收视率。就此看来, 电视新闻感官主义化的进程似乎已经不可逆。然而在感官主义新闻当中, 被过度包装, 甚至是过度策划的新闻案例比比皆是, 在一定程度上, 也引发了学界的诟病以及观众的反感。本文以灾难性报道为例, 通过分析两家国际主流电视新闻媒体CCTV“5.12”地震报道和NHK“3.11”地震报道, 来分析在灾难性新闻报道中新闻感官主义的体现方式, 以及作者对新闻感官主义利弊的思考。
关键词：新闻,灾难性报道,感官主义
参考文献
[1]刘兆琳《电视新闻感官主义的审美解读》[J].中国出版东北大学2009.
[2]王泰俐《电视新闻节目感官主义之初探究》[N].台湾政治大学新闻学研究2004.
[3]姜弘《NHK这样报道大地震——专访NHK综合新闻制作人》[G].南方周末2011
报道倾向 篇7
新闻报导作为媒介报导的重要形式, 有着其核心的新闻主义专业坚守, 它要求记者以客观、真实、准确的态度去报导事实, 它最突出的特点, 是相信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客观地报导新闻事实。但新闻话语通常是一个建构真实的过程, 它运用一定的语言系统叙述、再现一个新近发生的事实, 包含了新闻工作者经过对事件信息的选择、编码, 并以符号形式呈现, 其中就反应了新闻工作者的认知和价值取向。因此本文认为, 即便是再权威、再专业的媒体, 新闻报导中不可避免地客观存有价值取向、政治态度、意识形态方面的倾向。正如迈克·巴尔所言, 认为“只有文本的评论部分才传播意识形态的观点可能幼稚可笑。文本的描写和叙述部分也可能同样交流意识形态, 只是传播方式的不同罢了。……话语形式……本身就有意识形态的含义”。[1]但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倾向性在当下的新闻报道中己经日渐隐蔽, 新闻生产者往往利用“事实”来呈现和传播事实背后更深刻的意识形态, 通过新闻话语的叙事技巧, 如叙事结构、叙事视角以及修辞策略等方式潜在显示了自身的立场。对于2012年台湾选举,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简称国台办) 的新闻发布会称“不介入、不评论台湾选举是大陆一贯立场”, 这意味着大陆不会明显地在媒体公开发表对台湾选举局势的评论性分析和判断性分析。但这并不意味着大陆媒体不存在价值偏好, 因为从历史经验上看, 大凡政党的媒体都有自己的倾向性。因此, 本文选取大陆官方媒体“人民网”对台湾2012选举辩论会的报导做相关研究, 考察其是否具有倾向性?如果有, 这种倾向性又是如何进行运作和表达的?
二、研究对象与样本
“人民网”是《人民日报》建设的以新闻为主的大型网上信息交互平台, 是大陆官方发布国家重要新闻、信息、解读政策法的权威媒体, 本文选取“人民网”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对台湾2012选举辩论会报导的叙事修辞倾向性。
2012年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的选举辩论会共有三场, 分别在12月3日、10日、17日进行, 由于选举参选登记于2011年11月21日开始, 故本研究以2011年11月21日至2012年1月14日正式选举前, “人民网”台湾频道以“辩论”为关键词的所有报导作为第一次抽样样本 (因为报导中常常将“辩论会”称为“辩论”, 为避免遗漏样本, 故选择“辩论”作为索引词汇) 。经过分析和筛选, 相关报导共计78篇, 其中以“人民网”为电头的原创报导有21篇, 转载自中国台湾网的27篇, 中国新闻网28篇, 东南新闻网1篇, 《人民日报》1篇。本文选取以“人民网”为电头的全部文本作为主要分析对象。但由于“人民网”转载部分的内容超过自己生产的新闻, 故本文将转载来源、数量和报导主题内容也做简单的分析, 作为整个研究的参考。
三、研究视角和方法
本文采取的话语研究是在西方人文社科领域发生的“话语转向”框架之下进行的, 这种转型基于这样的观点:“语言”不再只是工具性的, 它的语义和逻辑结构都在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产生作用。20世纪初, 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提出了能指/所指的概念, 并指出了二者的之间的关系具有任意性, 认为语言的意义依赖于符号和它们之间的关系, 使得语言成为一个自成体系的封闭系统, 其后果是语言结构和形式在学理层面很难与实际使用层面联系起来。到了20世纪二十年代, 语言的结构与功能才被结合起来, 布拉格学派反对将语言视为封闭的系统, 认为语言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下才有意义。随后, 语言学才强调要在日常使用中研究其用法及意义。
新闻与话语分析的结合研究热潮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 荷兰西方话语学分析代表人物凡·迪克的《作为话语的新闻》和英国语言学教授费尔克拉夫的《话语与社会变迁》, 共同关注了话语分析与新闻传播中语言使用产生的意义, 也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将话语分析和新闻传播研究结合的视角。
新闻是一种叙事。新闻叙事学是“以新闻叙事文本为对象, 以新闻学、叙述学、语言学、修辞学和逻辑学等为学科基础的研究新闻叙事方法的一门边缘性学科”。[2]对于新闻叙事的研究其实是一种话语的分析。大众媒介话语分析是将话语分析理论应用于大众传播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具有语言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两个向度, 可以将符号学作为一般理论背景, 以语义学、修辞学、语用学、叙事学、话语认知学和意识形态理论作为学科资源, 以修辞策略、语言行为、心理情境、叙事语法 (话语结构模式) 、话语组织机制等方面的分析为操作手段, 对传媒话语进行具体分析。[3]在新闻的报导虽强调中立客观, 但不可避免地使用修辞方法。Teun A.Van Dijk指出:“从方法论来说,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认为新闻修辞不仅限于使用常见的修辞手法, 相反, 它还包括为增加新闻报导的真实性、合理性、正确性、精确性和可信度而使用的策略性手段。修辞行为的基本条件不仅是要通过修辞手段生成意义、行使权力, 并且要通过修辞行为, 将修辞手段巧妙地掩盖起来, 使受众察觉不到修辞构思、修辞方法的存在, 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接受新闻文本及其中构筑的世界”。[4]在对新闻报导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 或多或少带有了批判方法的价值观念, Van Dijk[5]教授认为, 批判话语主要通过主题、宏观结构、局部言语措辞三个层面来显示权威性。
鉴于在新闻的生产报导中, 微观的结构措辞、宏观的社会认知以及意识形态常常有迭合之处, 故本不做非常详细的分类分析, 主要从报导主题、修辞学的言语使用两个维度进行分析, 当然二者的界限并非绝对清晰, 每个编码指针也不一定都有对应的剖析。最后, 本文将使用综合的方法, 以下列要素为基本框架来阐释研究发现。
一般认为,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三种基本范式, 即实证研究、解释性研究和批评研究。实证研究指研究者亲自收集观察资料, 为提出理论假设或检验理论假设而展开的研究。解释研究和批判研究的核心精神是对重新解读、理解文本。批判方法和非批判方法的不同, “不仅在于批判话语描绘了实践话语, 还在于其揭示了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如何塑造话语, 揭示了话语对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以及信仰体系的建构作用, 通常情况下, 这两方面对话语的参与者来说, 都不明显”。[6]本文将使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收集文本, 结合量化分析的方法研究报导总体呈现的趋势, 并从修辞学的视角进行文本叙事方面的解释性、批判性研究, 分析对台选举辩论会的报导是如何结构的、对读者解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四、文本分析和研究发现
(一) 消息引用来源、主题分析和转载来源
在本部分分析中, “消息引用来源分析”是针对“人民网”原创报导的内容中, 引用其它媒体的报导进行二次加工的情况分析, 主题分析指的是“消息引用来源分析”中使用样本的主题, 而非全部文本的主题;“转载来源”是指“人民网”直接转载其它媒体的报导, 这一部分只简单分析报导的数目和报导主体的倾向。
1. 消息引用来源分析
样本的几乎所有报导几乎都不是自采新闻, 都以“人民网自写导语+据XXX报导”模式进行。但消息的引用作为新闻语篇的重要组成部分, 报导者“通过有选择地援引不同利益集团的典型话语, 向读者再现和强化某种声音, 同时消减那些‘无关紧要’的声音, 并进一步选择自己需要的转述方式使意识形态通过引语的使用渗透到新闻话语中, 从而实现话语意义及意识形态的建构”。[7]具有党派倾向的媒体在报导时难免会突出所支持媒体的正面形象, 而减少对其负面新闻的报导。样本中, “据XXX报导”的引用情况如下:
从引用源的政治倾向和立场上看, “中国评论通讯社” (中评社) 是2005年5月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大中华地区第一家数字化网络通讯社, 是两岸关系新闻中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新闻媒体, 从其一贯报导的倾向来看, 具有明显的“泛蓝”性质;因此在“人民网”对台湾选举辩论会的报导中, 引用相对客观的媒体“中央社”的报导的比率为19%, 其余报导内容均引自“泛蓝”媒体, 占总比的81%, 没有将“亲绿”媒体作为消息源。同时, “人民网”在以国民党为报导主体的消息大多来自“中评社”, 以民进党为报导主体的消息多来自《联合报》, 而以亲民党为主体的消息则多来自《中国时报》。
2. 主题的倾向
“人民网”自身编辑的新闻虽不多, 但是相对而言比较完整, 观照了候选人辩论会前同幕僚训练、辩论会要点以及事后评价、民调结果等, 内容相对严肃, 唯一与辩论会主题内容无涉的新闻为《组图:李敖到场引骚动台选举参选人辩论会场抗议引尴尬》, 全文仅142字, 配发了李敖的图片, 并无太多渲染。
从数量上看, 以国民党为主题的报导占了总数的43%, 民进党为19%, 亲民党为14%, 其它内容指同时报导了三个党派或者与党派无关的内容, 占总数的24%。也就是说, 在出场频次上, 民进党与亲民党相当, 国民党则占据了大部分时间。在2012年的台湾选举中, 亲民党相对于其它二者而言明显势单力薄, 媒介对于它的关注度较小符合常理, 但民进党党作为最有可能夺取国民党政权的政党, 其报导频次却和亲民党相近, 有被边缘化的倾向。
在样本中, 涉及国民党的新闻最多, 并且无负面报导, 受到受众的最多关注且形象也最好;涉及民进党的新闻虽只有19%, 但因为负面新闻却使总体印象下降;亲民党虽然报导最少, 但三篇全都是偏向正面的, 因此声音虽少但形象不差。研究中发现, “其它”这一类的报导中有两篇连胜文评价马英九的报导:《连胜文谈2012首场辩论:有参选人说话夸张, 没看下去》一文虽未指出是哪位参选人说话夸张, 但却明确赞扬了马英九;《中评社:连胜文首场辩论后站台挺马关键时刻展现情义》一文看似树立了连胜文的形象, 但言下之意更多的表达了连胜文不顾枪击案的阴影帮助马英九站台, 这虽与连胜文本身的政治立场有关, 但也凸显了国民党内部的团结、情义等价值观念, 这两篇报导无疑都为国民党的形象加分。
(二) 文本话语修辞建构产生的倾向
1. 文本结构
样本中, 无论以哪一政党为主体的报导, 均以消息形式出现, 平均字数在560字左右, 几乎都为倒金字塔结构, 即以“标题+导语+主体+背景+结语”的模式进行报导。这种结构的特征使得读者只需看标题以及导语便能知晓全文的主要内容, 导语的内容概况了文章的主题, 读者在快速阅读之后不易有深刻思考, 这可能导致读者对于辩论会的关注只是浮光掠影的了解, 降低了读者对于辩论会的理解程度和兴趣程度。这与大陆官方将台湾视为一个“省份”, 不大面积宣传报导台湾选举的立场不谋而合。这种泛化的僵硬报导模式也使得读者只关注导语或者标题的内容, 从而忽略背景材料中的描述, 因此导语成了倾向性来源的最主要因素。
2. 视角呈现
在文学作品中, 叙述按视角可以分为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等, 而第三人称又分三种, 分别是全知视角、有限视角和客观视角。新闻报导出于其客观、真实、公正等要求, 只能是一种客观视角。这一视角的限制不等于新闻呈现出绝对的客观, 受众依旧可以通过对报导所选的事实 (保留哪些、删除哪些) 、视角的选择和内容的侧重点来感知它的倾向。同一事件的报导上, 媒体通过引导人们“看什么”、“怎么看”来显示倾向。
在本文选取的样本中, 同样是报导辩论三方是如何应对、准备辩论会的内容, 对国民党方面的报导主题更倾向突出马英九、吴敦义“强打政绩牌”、“凸现政策理念”、“回归政策讨论”、“以执政能力争取选民认同”的形象;而对民进党方面的报导主题则更倾向描述蔡英文、苏嘉全使用的辩论技巧和策略, 如:“蔡英文在首场辩论会‘尊宋打马’, 苏嘉全也将维持‘尊橘打蓝’的战术基调, 锁定“行政院长”吴敦义为主要攻防目标, 但目前没有安排‘分身’对打的练习。” (《苏嘉全为辩论特训幕僚评林瑞雄:比电磁波难料》) ;对于亲民党方面的报导则显得较为温和, 倾向塑造宋楚瑜“非常沈稳, 且蛮公道”、“马营正面看, 认为这是‘一场 (马宋) 温和理性对话’”的形象。在对三党派的报导侧重点看, 关于民进党的消息中“尊宋打马”、“尊橘打蓝”、“分身”对打练习等加上引号表示专有策略, 突出了其对于辩论技巧、策略的在意, 而对国民党、亲民党两方则更偏好报导他们对政策理念的诉求。
3. 话语策略
值得注意是, 由于“人民网”的报导并非自采而来, 大部分来自大陆境外的报导摘编使得其表述方式带有入乡随俗的意味。“构成转述话语最直接的语境, 它具有预示和支配该转述话语意义的功能, 它作为报导者转述话语时所使用的标记, 可以清晰地表露报导者对该话语的态度和立场。因此对于转述动词特别是其感情色彩的分析可以帮助人们很好地把握报导者的立场归属”。[8]按照常规, “人民网”作为一个严肃的权威媒体会把辩论会之前的准备称作“彩排”、“练习”或“模拟”这一类不带修辞色彩的词汇, 但从上文的分析中可知, 报导中使用了许多隐约色彩的词句, 如:
幕僚准备秘密武器, 将找人模拟对手马英九、宋楚瑜, 让蔡英文实境操兵。
蔡英文的辩论准备小组也已进驻, 为苏嘉全提供火力支持。
这其实已经涉及了新闻话语的隐喻。“在日常媒体的报导中, 隐喻是从已知到达未知, 从而认识未知, 通向未知领域的桥梁。新闻制作者常使用隐喻, 借助自身熟悉和具体的概念来表达经济活动中某些抽象的概念。使新闻内容与意义易于读者理解和接受, 且在文字上更加简洁”。[9]最常见的是把灾难隐喻成战争, 如“众志成城抗击雪灾”、“电力公司打好防寒‘保卫战’”等, 因为隐喻的运用往往能影响人们的思维联系模式与言语表达, 从而“引发情绪, 传达感受, 达成共识”。显然, 一贯以严肃著称的“人民网”在报导上也受到了台湾媒体对于选举报导的影响, 也给受众传递出台湾选举是一场“战争”的印象, 竞选三方剑拔弩张, 排兵布阵讲究战略, 这能勾起大陆受众对于台湾民主选举的一种想象, 但同时也可能产生台湾政局混沌烟雾弥漫的感觉。
4. 措辞
新闻报导虽要求使用中立的言语, 但相似含义的不同措辞在语义和色彩上依旧会对报导主体产生感情上的倾向。这一部分本文选取分别对三个党派辩论会演练进行报导的消息作比较。如《幕僚实战模拟蔡宋轮番炮轰马英九深夜苦练辩论》、《蔡英文与幕僚秘密练功特赦扁列电视辩论必考题》和《2012首场电视辩论周六登场宋楚瑜与幕僚秘密演练》, 三个标题中分别使用了“轮番炮轰/苦练”、“秘密练功”以及“秘密演练”三组词, 然而“练功”、“演练”与“苦练”相比, 显然显示出一种有条不紊的秩序感, 再加上“轮番炮轰”一词, 马英九不善于辩论的形象就凸现出来了, 大有马英九再不好好练就要“受欺负”的感觉, 这种感觉能引起读者的同情。从其它内容的比较来看, 如《首场2012电视辩论将登场蓝营造马英九一鸣惊人氛围》一文中引用马吴总部发言人的话即引导受众认知他的观点, 强调了蔡、宋是辩论高手, “四两拨千斤”虽然是对蔡英文辩论技巧的肯定, 但在此处却与马英九辩论技巧的弱势形成对比, 原本褒义的词却产生了负面的效果。另外, 文中“一连3天利用早、晚上下班时间”、“8分钟”、“5分钟”、“52分钟”、“30分钟”等详细数据以及不间断的周密安排, 具备准确性、真实性, 加强了报导的可信度, 印证了马英九确实是在“苦练”, 这一消息的内容便与《幕僚实战模拟蔡宋轮番炮轰马英九深夜苦练辩论》形成互文, 加强了马英九不善花言巧语、诚恳应对的形象。
五、小结
本文通过收集整理“人民网”台湾频道对2012年台湾选举辩论会的报导及其转载报导, 使用实证研究和解释性研究的方法对报导的数量、正负面倾向以及主题等方面进行分析, 发现样本中对于国民党的报导篇幅明显多于亲民党和民进党, 对马英九的报导比其它人更为形象、具象和生动;在报导辩论会内容的视角上, 倾向于报导国民党的诉求在于政策理念和政绩, 而对于亲民党的报导呈现给的受众的他们更善于使用辩论技巧以及攻防策略, 对于亲民党的报导最少, 但整体较为温和;从报导形式上看, 以简短消息为主, 形式单一、结构僵化, 多以导语+间接引语摘编方式进行组织。每篇文章的叙事声音和角度都较为单一, 内容的引用来源为“泛蓝”媒体;从语言措辞上看, 文本中使用的动词、形容词更倾向于将国民党描绘为亲和、勤奋、有凝聚力的形象, 而民进党一方则更为强势、自信, 关于亲民党的描述则显得中庸。从整体上, “人民网”的报导也将台湾选举隐喻为一种“战争”, 既能引起受众的兴趣, 同时又产生了一种局面声音混杂的感觉。
新闻报导发展至今, 新闻媒体的新闻报导己经发展出一套比较成熟的隐形操作模式, 新闻报道中过于明显的非叙事性话语已然被大多数新闻生产者摒弃。但这不代表以真实、客观、公正为基本标准的媒体不会有其隐蔽的倾向, 一切新闻报导都不可避免的蕴含着主观上或者客观上、显著或者隐蔽、负面或者正面的倾向性。对于文本的叙事和修辞分析有助于我们透视理解这种倾向性的产生、运作机制, 从而也提醒新闻工作者规避新闻报道中意识形态方面的倾向性。
参考文献
[1]曾庆香.新闻叙事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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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丁和根.大众传媒话语分析的理论:对象与方法[J].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4 (3) :3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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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Norman Fairclough.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M].Cambridge, UK: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1993:12.
报道倾向 篇8
关键词：名物化,意识形态,新闻报道,系统功能语法
1 引言
对美国媒体涉华报道这一议题的关注, 已成为近几年国内学者们研究的热点, 而有关新疆的报道因其敏感性并没有得到太多关注。本文以英文新闻报道中涉及新疆的报道为语料库, 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这两大主流媒体的典型例句作为意识形态倾向分析, 来解释V-ing这一名物化现象如何作为一种语法隐喻工具来创造概念隐喻。正如Halliday所说, 名物化除了能够增加语篇的正式性和权威性外, 还能够暗中操控读者对某一事件的观点和态度。
2 研究样本及其V-ing形式名物化分布情况及特征
本文随机选取了《纽约时报》2008年至2012年的共42篇以及《时代周刊》2009年至2012年的20篇涉及新疆的共62篇新闻报道, 对语料中所有V-ing形式的名物化现象进行识别提取, 然后采取描述性分析法, 结合中国背景对报道中对意识形态倾向性的案例进行阐述。
经过笔者统计, V-ing形式的名物化占所有形式名物化的15.3%。尽管比例并不大, 但在所有V-ing形式的名物化中, 具有消极意义的名物化用法占到了66.5%。由于名物化能够实现动作过程的隐性化, 对于新闻语篇而言, 目的就是为读者传达重大事件的发生过程, 然而名物化的过度使用, 尤其是由动词转为名词的用法, 使得事件发生的动态效果急剧下降, 掩盖动作的实施行为, 与新闻传播的本意有所背离。其中具有消极意义的高频词汇有Fighting、rioting、killing、shooting、uprising这些词, 仅rioting在所有V-ing形式的名物化中就占到了46.7%。其余出现频率不多的消极意义词汇还有beating、posing handling、stabbing、existing、exploding、bombing、reporting、trafficking、spending、quashing、offering、ruling及kidnapping等。
3 意识形态对新闻文本中V-ing形式名物化使用的影响分析
名物化是制造概念隐喻的有效工具, 它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操控读者对某一事件的观点和态度。
(1) 名物化的概念功能
通过非人格化模糊行为主体, 非人格化指的是运用不同的语言手段, 使动作的施事者模糊化。非人格化通常通过删除动作或过程的施事者, 达到模糊行为主体的目的。名物化通过非人格化, 为作者/说话人省略事件的参与者、隐藏其身份提供了一种选择方式。下面这则例子是由V-ing形式的名物化来实现其概念功能。
The fighting left at least 156 people dead and more than1, 000 injured, according to the state news agency.
From China Locks Down Restive Region After Deadly Clashes
July 6, 2009 New York Times
这则新闻报道的是新疆在2009年7月5日晚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 这起事件为新疆的各族民众都带来了严重的财产损失和生命威胁, 是一场复杂的恶性的“三股势力”鼓动下的恐怖暴力袭击, 事实情况是暴徒在各族无辜群众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对无辜群众实施各种暴力行为, 而不是报道中单纯说的维吾尔族人民和汉族人民的“fi ghting”。这则新闻没有提到“争斗”的施事者, 也就是“争斗”的发起者, 报道者使用动词fi ght的ing形式fighting这种名物化形式, 省略了动作的发起者, 这种非人格化让报道显得客观, 但却隐藏了事实的真相。
原句可依据中国政府的报道转化为At least 156 peopledead and more than 1, 000 injured when they fought against therioters.而《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者则通过名物化省略暴力斗争的发起者, 造成部分信息丢失, 使语篇神秘化, 读者很难从报道中获取准确的信息, 只能根据上下文或自身阅读经验来进行理解判断。Halliday认为人类的认知是朝着“事件性”的方向发展, 名物化就是一种能够实现抽象性和静态效果的重要工具。从动词的动态过程到名词的静态状况的转变也会影响人类对社会现实的识解:因为动作仅仅被当作是一个静态物体或是一个已知的事实。不可否认, 名物化过程往往会使读者把意义当作已经存在的事实, 一个毋庸置疑的抽象事件。这正达到了《纽约时报》的目的, 通过故意忽略施事者, 把读者的关注点引向了事件本身, 从而使新闻实现了“非人格化”, 看似更加客观地描述了事件, 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纽约时报》不仅移除了自己的主观责任, 也保护了暴力施事者, 从而显示美国政府的不良政治企图。
《纽约时报》作为一向标榜自由言论的报刊, 主张以人权和个人利益为价值主导的自由主义。他们相信如果美国肩负起推进世界自由主义信念的责任, 那么自由主义价值观不仅有利于美国人民而且可以帮助其他国家的人民, 并很自然的把新疆的暴力事件定义为自由的价值观念, 但事实上《纽约时报》在没有调查清楚事件真实情况的基础上就把一起暴力恐怖犯罪行为有意定义为施暴者捍卫自由的行为是不容原谅的。
(2) 名物化的语篇功能
在语篇中小句可分为主位和述位。主位是小句信息的出发点, 述位围绕主位进行讨论。名物化通过主位和述位的语序调整来达到吸引读者注意力的效果。动词的ing形式可以很好地帮助句子进行结构转化。转化后的小句把过程和特征等转化为状态和事物, 从而由于读者的焦点习惯来引起读者的注意转移。在纽约时报中有关新疆的报道中, 有很多类似的例子:
The authorities also organized public burnings of Uighur books.
B e h i n d t h e Vi o l e n c e i n X i n j i a n g B y N I C H O L A S BEQUELIN
Published:July 9, 2009 New York Times
由于句末重心的原因“public burnings of Uighur books”成为了这句话的焦点信息。这句话的正常语序应该为The authorities also organized to burn the Uighur books publicly.在例句中, 新闻报道者把动词burn名物化成为burning, 使读者的注意力更加凝聚在burning, 给人一种中国政府愚昧无知、焚书坑儒、霸权主义的形象。下面这则例子也采取了主述位调整的方法。
The shootings, in which at least four people died, took place last Friday, when police offi cers went into a house on a predawn, Radio Free Asia reported, citing interviews with police offi cials in the area.
Security Forces Kill at Least 5 in China
By EDWARD WONG
Published:March 11, 2012 New York Times
在这一例句中, 新闻报道者为了着重突出“shooting”, 把原来的语序“at least four people were shot to died”调整为现在的语序, 使读者的注意力放在“射杀”这一事件上来强调事件的恶劣性。
从例句中我们可以看出, 《纽约时报》为了给读者灌输其自身思想, 在媒体的编辑过程中把想让读者知道的信息编码在语言中显眼的位置, 而把他们想要隐藏的东西忽略掉, 在不知不觉中塑造了社会的意识形态, 使读者的情感更加偏向《纽约时报》而非中国政府, 从而在故意偏离事实真相的同时达到绑架读者认知取向的目的。
(3) 名物化的预设作用
预设是指言语交际行为时利用双方共同的常识或语境推断出的信息, 在新闻语篇中, 预设有明显的介入功能, 来达到表达意识形态、操控影响读者的目的, 充分体现出新闻作者的观点立场。例如下面这则来自时代周刊的新闻报道对中国在美巴边境的潜伏采取名物化手段来操控读者意识。
But lurking ever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fraught U.S.-Pakistani alliance is China, a country whose prestige in Pakistan still seems greater than its actual presence.
Why Did Pakistan’s Spy Chief Make a Secret Trip to China?
By Ishaan Tharoor
Published:August 3, 2011 Time
句中运用了名物化的“lurking”, 将“潜伏”看成是既成事实或必须要发生的事实, 而不是运用动词结构“China lurks ever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fraught U.S.-Pakistanialliance”, “潜伏”这一过程可以发生, 也可以不发生。这样的表述是动态的, 会加深新闻作者过度主观化的嫌疑, 没有说服力并且容易引起争议。而例句中通过预设的名物化, 读者不得不认同中国正潜伏在美巴边境这一信息, 从而认同新闻作者所传递的信息。也就是说, 名物化结构作为预设诱发语, 能让读者把“中国潜伏在美巴边境”看作是理所当然的, 把这一命题看作真实的内容来接受, 从而让读者感受到所谓的中国政府潜伏阴谋, 尽管事实上它根本不是真实的。因此, 在《纽约时报》的新闻语篇中, 作者能利用名物化进行预设, 将共享的知识作为传递给读者的信息, 是话语生产者表达知识和态度, 将意识形态自然化, 恶意操纵读者的一种有效手段。
4 总结
首先《纽约时报》《时代周刊》这些英文主流媒体在涉及新疆报道中大量运用了名物化转换;其次这些以过程到实体以动词到名词特别是V-ing为主要特征的转换在交际效果上表面保持了报道的客观性, 实际上对中国形象的塑造起到了一定的负面作用。新闻报道无法摆脱其话语方式上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 像《纽约时报》《时代周刊》这样的主流媒体依然如此。因此, 对此进行的研究, 有利于在外界媒体中寻找出对华不利的影响因素, 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良好形象的塑造以及和谐的中美关系创造良好氛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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