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倾向（通用11篇）
文化倾向 篇1
1981年Bellagio欧盟宣言中关于教育学在文化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发展建议，支持着以下观点：
一个有效的国际合作一方面依靠着对他国及他文明的认识，一方面依靠着对其语言的认识 (1) 。
这条指导意见引出了2001年制定的欧盟语言水平评判标准 (2) ，同时也影响了大批对外法语教材的编撰，例如《Reflets》 (3) ，《Extra》 (4) ，《cafécrème》 (5) ，《Tempo》 (6) ，以及中国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新改版的《法语》 (7) 。这些教材无一例外地都将“文化”作为每一个教学单元的具体要求。同时，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这些教材的应用往往还带来很多“文化问题”。
如《cafécrème I》。这是法国Hachette出版社于1997年面世的法语课本，以青少年和成年人为目标群，它对法国乳酪特点和乳酪市场连续描写了几页。学习这一章节的瑞士、荷兰学生，除去对种类如此繁多的法国乳酪略有惊奇外，不会对其它内容陌生。但对于中国学生，他们没有消费此类乳制品的生活习惯，所以看到这种产品颇为吃惊。可是，当他们想要进一步了解乳酪如何制成，在法国人餐桌上的地位时，介绍却戛然而止。中国学生绝不会自然而然地将乳酪和他们常食用的豆腐相提并论，从而难以理解为什么有如此多种的乳酪。课本中关于“乳酪”的信息，是在本文化圈内解释同源的目标文化，对于中国学生是难以完全理解的，而在法国，“乳酪”代表的是日常生活和它在生活中的种种意象。可以说，缺乏文化背景，导致部分学生理解信息片面性。
又如《Tempo I》(针对初学者，对外法语教材)。文化内容被组编成十二部分，分别讲述十二个不同主题，如“法国最常用姓名”，“法国地区特产”，“斑斓的节日”等，真是如此简单吗?当法国文化被编入单元结构，被分割、图解、抽象化时，文化本身虽然没有变化，但却失却了文化信息之间必然的联系。如法国大多数的常用姓名往往来自《圣经》、宗教节日、地区习俗或祖先的封地、职业、生理特征等。“姓名”与“特产”、“节日”都有相关联的内容，这些联系同样并且更为生动地反映“文化”。可惜的是这样的联系都被忽略了，因为在欧洲普遍存在的姓名起源对欧洲学生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中国学生如何能将这些“压缩饼干”式的信息还原成“文化”原本的样式，从而理解姓名起源在法国的原始状态呢?学生不可能有目的、有意识地主动辨析，在目标文化中这些具体却支离破碎的信息代表和涉及哪些方面的文化。这就是所谓的“不可觉察的蕴意”。 (8)
再如关于“约会”的习惯。在法国，去看医生，比如看牙医，是从翻阅黄页查询开始，从特定的某页找到一个牙医的名字和地址，接下来打电话询问能否被接待，约定接待的时间，等等。在法国盛行此种方式，进而演变为习俗，在西班牙、德国、美国等国家也一样。所以，《Reflets》等对外法语教材很少有相关内容的介绍。但在其他的国家，如在中国，传统上，病人是请医生至家进行诊断的。或者，中国人会在医院排队候诊。“约会”等日常行为包括在文化习俗中，正如法国人生活中的“不言而喻”，不应该对外国学生进行解释吗?中国、印度、非洲的学生，不需要对这些现象进行了解吗?若不了解文化习俗，又何以发展文化的理解运用能力，完成沟通和交流的任务呢?
如果上述问题在于教材中文化信息的不完整性，我们当然也可以选择用专门的课本来教授文化。比如《法国人：精神状态与行为》 (9) (针对中级水平的学生，对外法语教材)。此类教材针对特定的题目，如“法国人的婚姻”，“法国人的休假”，“法国人的工作”，“法国人的闲暇”等都找出相关的新闻报道或官方的调查统计来印证文中的论述说明，并且配有大量的图片资料。但我们在授课中依然感觉到教材的局限性。可以将法国人的文化等同于法国的文化吗?后者表现为一个大文化圈的形式，蕴涵着许多小范围的文化。我们也不能忘却这个国度里大量移民的文化，还有更大范围的职业文化、生殖文化、宗教文化等。它们共存在这片国土上，交错参杂，并行发展。个体民众同时体现着多个文化的表象，提供典型的法国人文化是不太可能的。法国人的文化等同于法语区文化吗?它占据着五大洲，拥有近2千万各个不同的成员 (10) 。显然，这里所涉及的不仅仅有法国文化，还包括比利时文化、瑞士文化、摩洛哥文化、加拿大文化等。当我们在课堂上教授“法国人的文化”时，学生感触的是“法国人”的文化，其他的法语区文化呢?此外，教材也缺乏对目标文化的复杂性和构成运转的综合表述。文化代表性方面的问题，是这种文化教材的缺憾。
通过对上述教材的分析，我们发现教授对外法语教材所遇到的“文化问题”是因为编撰者没有明确地考虑：同样的文化信息，是否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读者和学生有相同的意义。正如Michael BYRAM所宣告的那样，“在人类学”方面的实践中，对于所谓的“文化”，自然没有一个唯一和普遍被承认的定义 (11) 。但是在特定的对外法语课堂上，文化又是可以定义的，它就是“目标文化”———普遍使用目标语言的人群、地区或国家所享有的文化。L.VERLEE在其所著的《语言教学与文化信息》一书中这样对阐述“文化” (12) ，或者说“目标文化”：
“一个国家的文化，不仅是它独有的行为，反应与思维，也是它特有的生活方式和它的思想状态，通过它的艺术，文学绘画或音乐作品反映与诠释;是它世代积累的科学遗产，是它原始的时而难以理解的法令;是它光耀万世或默默无闻的英雄们;是它全部的历史，或血腥或辉煌，伴随着或光彩或怯懦的行列;是它的民俗风情和它传说中的瑰宝;最终，也是它自己，它所有的财富和光怪陆离中的无尽景致。”
通过这些句子，我们感觉到L.VERLEE所要表述的“文化”内涵，就是“那些值得注意的事物，……所有这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征”。 (13) 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征，从“目标文化”的角度来看，“彰显了某个‘民族-国家’或‘某群民众’的独有特色” (14) 。所以在处理语言教材上的文化问题时，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教材中片面、无联系、甚至困乏的文化信息资料，而不得不借用自己的文化来突出“目标文化”，即其“独有的”、“特有的”生活，从光怪陆离的生活中一点点地通过对比，找出“文化”，再从生活中理解“文化”。而这些，又将是新的研究议题。
文化倾向 篇2
[摘要]21世纪是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给青年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带来了根本性的冲击。青年的视野更为广阔，思维更为活跃，信息更为丰富生活更为多彩。青年文化的社会参与性不断弱化,其表演性呈增强的趋势。这种变化对社会和青年个体(群体)都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但在总体态势上，仍然与社会主流文化的发展潮流保持方向上的一致。
[关键词] 青年文化;变动性；表演性;参与性
一、青年文化及其变动性的含义
青年文化,这一概念是由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提出,是青年在生理、心理、社会等条件共同作用下所形成的特有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外在表现。青年文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青年文化形成的逻辑就是:工业革命促使青年群体的出现,和平环境使社会对青年文化的容忍,科技发展着世代关系,而大众传播使得青年彼此认同。”[1]可以说,青年文化是发展变化的,具有时代性、历史性。
青年文化的变动性，是指青年文化变动不居，在青年群体中传播扩散，时而显现时而隐没，经常处于流动变化之中。社会的变动往往首先敏感地在青年中反映出来，使其对行为样式和价值体系作相应调整。特别在与社会变动密切相关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方面，其变动性表现的更为明显。
二、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变动性倾向
伴随着大众传媒手段的高度发展，青年文化现象覆盖了整个社会甚至超越国界或文化圈在世界范围内互相传播，使青年的行为有更为广泛的一致性，同时也带有了强烈的表演性倾向。“大众传播的媒介的影响之一，是使青年文化的内容变得更加一致。今天的青年，无论出自什么阶层、什么环境，信仰什么宗教，都喜好同样的音乐、衣服、饰物、混合的语言及环境”【2】文化传播不仅是青年人的生活方式在更广泛的文化承载体——青年群体中获得认同，而且使他们认同的事物因相互交流而扩大了范围。
1当代中国青年文化表现形式的演变
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青年文化最常用的表现形式是文字,即诗
歌、小说,除此之外,有歌曲、影视和服饰。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青年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是集体行动。这时期的**和**,无论其性质如何,都体现了青年群体的某种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也并非主流文化所倡导的,所以不同于60年代的红卫兵运动。90年代初期后,这种集体运动已成为过去。目前,青年文化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语言、音乐和物品等。
2、青年文化的参与性向表演性转变
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的青年文化,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社会性。这时期的青年文化是对社会现实的反应,是青年参与社会现实的一种方式。诗歌、小说、流行歌曲、广告、时装、文化热、民工潮乃至出国潮,更使青年成为政治性和社会性焦虑的中心。这时期青年文化的重心是政治,其政治性是源于青年对社会政治和自身现实的关注,体现了青年的社会参与热情。社会问题、思想问题、政治问题、生活问题等,都有青年的参与和反应,“重在参与”成为这时期的主要口号。成才(1984)、改革(1985)、民主(1986)、恋爱(1987)、经商(198
8)、出国(1989)是这些年份的主题。青年也不仅仅是谈谈而已,还有积极参与。参与就是诉诸行动,由此就有文化行动主义,即把某种声音与倾向(社会的或政治的)、情绪与感受(集体的或个人的)等化为集体行动。这种文化行动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希望通过集体行动展示自身的力量和思想,以谋求合法性与正当性,无论青年通过集体行动来谋求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方式是否可取,且某种思想或行为方式等本身是否合法与正当,集体行动总是在社会中展开,其内容具有社会指向性,因而可以说青年在探索社会或在社会中探险。
20世纪90年代以后,青年的参与热情和参与程度都大幅降低,特别是在政治参与方面。青年文化的重心不在政治,而在休闲和享受;也不再是以积极的参与创造和改造现实的实践活动为主导,而是以表演为主导。当前青年的发型、装束、对电脑游戏与网络的迷恋、街头文化、喜爱的音乐类型、蹦迪、追星、抽烟、吸食刺激性的物品、逃课等都表明,青年文化已经成为一种表演性的文化现象。青年人的这些行为,不是要从中学习些什么而为今后的生活作准备,主要目的也不是要向社会表达些什么,更不是创造与改造现实的实践活动,而是要把某种冲动、情绪、爱好、想法、能力、观念等表现出来的表演。
但是，无论当代青年文化怎样变动，它始终是与我们的主流文化相一致的，我们要学会吸收其中的精华，让当代的青年文化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论张值的新倾向与文化审美 篇3
时隔整整一个世纪，这种赋予时间增长和赋予时代的真知灼见，今天读来同样震撼心灵。
一个世纪前，法国巴黎聚集着毕加索、马蒂斯、莫迪里安尼等一批青年艺术家，他们用塞尚的实践来演绎一个个新的踪迹。这群很有天赋和很有思想的画家开始思索自然的形式和它在美学感觉上的吸引力，他们把无限的宇宙当作理想，而有此理想，才有一种衡量完美的新尺度。新世纪的今天，在巴黎同样聚集着一批新的精英画家，在这些画家之中，张值的绘画更让我关注，他的诗意化的线条与意象色彩在激情中得以无限地绽放。他把时代文化融入绘画，以期待激发更加热烈的激情，他从一个时代走向另一个时代，从旧世纪走向新世纪，他身处其中从油画到水墨画，从中国文化到法国方化，一直致力于他内心艺术的建构。
对于张值而言，他不同于现在国际上的任何一位画家，他的绘画从传统走向现代，又从现代走向未来，也因此他的艺术作品具有极强的独创性，他在绘画空间上走出了塞尚、毕加索从自然形式到球形、圆柱形等形式的简化，是从中国文人画的文化审美出发，穿梭在不同文化之间，以至文化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方式，转而用绘画来传递审美，赋予时代一种特殊的精神，独特的线条和个性化的色彩让张值拥有了一种特殊的风格的同时，又让作品有了更深的文化内涵和崇高的审美。
全球化当然是当今文化枢纽，不同的文化审美也以同样的方式在此交汇聚集，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文化身份的危机一直伴随着我们，由于身份危机的焦虑和抗争，让张值迫切走出这种经验地带，他发现个人的社会环境所造就的审美修养一下子显得微不足道。如何保持自我文化，又要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建构起一种新的文化审美框架，他对自我文化进行了强烈反思，这种身份危机恰恰是张值艺术创作的一个热切能量，当然这也是一个易变的量。多少人在这种变化中失掉了自我，只有极少的人才能在这种变化中重新找到自我，发现身份是一种形式，从中可以得到动态中的文化而由此建构自我新文化。张值的绘画创作激情正来源于这种对“自我新文化”的表达，他日复一日从油画到水墨画的不停地转换的表现，正是在寻找和捍卫这种“自我新文化”。他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北京，他所表达的只是他个人的世界观，因为他深知任何像文化一样的模糊不清的东西都无法经受全球化的冲击，当今人的欲望和需求要远胜于历史上的任何时代，全球化更加滋长了这种风气，唯有绘画的力量才不会迷失自我的方向。
无疑，有了前面张值对于文化观念的认识，让我们再回到张值的绘画之中来探讨他的艺术价值就显而易见了。文化审美是未来的艺术所谋求的对象，并以此来实现平衡个人因素的另一种特征：纯粹性和朴素性。从绘画技艺方面论述张值的文章已经很多，从张值的绘画发展中我们也能看出其发展趋势，因为他像毕加索一样是从传统中走出来的艺术家，但是如何解读张值近期的作品就不太容易，正如毕加索后期的创作一样，真正领悟毕加索创作精髓的人非常之少。我越来越发现张值的绘画也是这样，因为他是一个创造型的艺术家，在他的心灵深处是完全开放的，他的知识面又是如此的广博，创作激情让我感到震惊。观看张值的作品是一种快乐，线条的冲动过后是无限的宁静，他笔下的唯美女性让我感觉到了肌肤的颤动，亮丽的色彩不失纯朴的品性，一个个有机的整体，风景和人体不仅记下了他强烈的感情，而且已经将它们转变为一种艺术风格。张值将在他的“自我新文化”表现上更加自律而纯粹。
论电视大众文化的娱乐化倾向 篇4
人们往往沉浸在电视创造的色彩斑斓的图像世界里, “视觉媒介为人们建构了一个虚拟世界, 因为其和人们情感的需要, 以梦幻的快乐让人逃避现实生活的压力, 极具诱惑力和欺骗性”当人们沉溺于电视传媒所展现的生活时, 已经很少有人考虑这种生活的真实性。他们误以为这就是现实生活本身, 而电视传媒为了制造出快乐梦幻的表象, 常常有意回避现实生活的艰难。电视成了这个时代最大的“神话”和现今社会最具支配力、影响力的文化力量。
在大众文化时代, 人们本着消遣休闲的需求收看娱乐节目理所当然。“娱乐、放松、无目的玩耍是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从心理学和生理学说是保证旺盛精力、刺激和强化活动能力所必需的。”电视大众文化极力迎合公众的流行情趣, 表现大众的生活愿望, 利用轻松快意甚至带恶作剧式的搞笑形式, 为生活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身心疲惫的人们带来丝丝快慰和调节。
电视大众文化在呈现娱乐化倾向的同时, 也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 引人深思。形式雷同, 仿造成风。近年来一些电视娱乐节目形式雷同, 缺乏创意, 这股抄袭之风不仅造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 而且也损害了电视文化产品的丰富多样性和受众的多元文化诉求, 难以树立优质的栏目品牌。媚俗化倾向。为了赚取观众注意力, 一些主持人对时尚的渲染与夸张、对逗笑的刻意追求、明星的作秀等等, 这些都会直接影响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 尤其会对青少年造成恶劣影响。在节目收视率和市场效益的驱动下, 一些娱乐节目片面追求新、奇、闹, 淡漠了媒体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缺乏人文关怀。全民狂欢娱乐的混乱局面使得有些节目格调低下, 审美意趣淡化, 人文精神缺失。这些低俗之举带给大众的只是一时的感官刺激, 长此以往, 不仅会弱化大众的审美能力, 而且还会影响格调高雅的电视节目的发展空间。
在虚假繁荣的表象背后, 娱乐节目所表现出诸多弊端令人忧心忡忡, 这就要求电视人与时俱进, 具备媒介生态和媒介竞争意识。建立受众与节目互动的反馈机制。娱乐节目本质上在于满足人的精神和心理需求, 在受众积极参与娱乐节目时, 节目创作主体也应该与之建立全方位的交流机制, 从而形成“受众—媒体”的互动传播模式, 更好地提升节目的品质。而《开心辞典》正好做到了这一点。加强人文内涵。当前的娱乐节目迫切需要将纯粹的娱乐追求和文化内涵的培植结合起来, 不要为娱乐而娱乐, 而要在娱乐中增长智慧, 提高修养, 充满人文关怀精神。在这方面《非常6+1》值得称道。平衡市场利益和社会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娱乐节目需要坚持娱乐性与引导性的统一, 以渗透着鲜明的精神特质和蕴含着富有建设力量的娱乐, 自觉抵制简单、低级、庸俗、功利化的劣质娱乐节目, 从而实现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电视传媒为大众制造了一个减轻现实生活压力的欢乐世界, 同时日益丰富多彩的电视节目又为社会大众构筑了一个追逐自我愿望的平台, 充分满足人的精神和情感上的需求。从这一点看, 它的娱乐化倾向无可厚非, 然而它应在充分满足大众情感需要的基础上, 进一步升华人们的精神追求, 促进社会的进步发展和大众正确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文化批评界不应放弃自己的冷峻批判责任, 应引导公众警惕其可能携带的文化消极因素, 做明智地抵制性欣赏, 既有肯定又有批判。这也应成为我们对于电视娱乐节目的现状所应持有的态度。
摘要：随着人们生活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电视文化正逐渐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休闲娱乐方式。在这种消费社会的语境下, “快乐”、“游戏”成为电视节目流行的标识, 重视感官娱乐而非思想价值和文化意义。
关键词：电视文化,娱乐化,忧思与应对
参考文献
[1]朱羽君殷乐.减压阀:电视娱乐节目[J].现代传播, 2001 (1) .
[2][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M].赵一凡等译.上海:三联书店, 1989.
文化倾向 篇5
[关键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错误倾向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已经成为今后文化建设的方向和重要任务。事实上，近几年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各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践来看，存在着一些错误倾向，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加以避免和克服。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片面性认识倾向
一是责任片面性认识。许多基层党政领导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文化部门的事，全然交给文化部门，根本不把这个工作纳入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纲要，不作为政府的主要责任。二是发展孤立性认识。有些地方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相隔离开来，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也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观念根深蒂固；还有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就是花钱又很难见效益的，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经济发展，从而把这项工作孤立起来。事实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一项文化实践，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同等地位。三是单一性认识。体系包括设施、服务和活动三大体系。有些地方仅仅是建设了一两个豪华馆舍，每年开展十几场演出，提供了一些服务等，就到处宣扬吹嘘已经建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其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任重道远，要形成体系就必须建立全覆盖服务对象的设施群（网络化），统一的资源调配、统一的运营管理、统一的服务体系。要进行总体规划，分步建设。四是全免费狭隘性认识。很多地方文化部门和大部分居民群众片面地认为，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已经实行文化服务全免费，全免费就是政府在文化提供的所有服务均不能收费。基于这种认识，文化部门和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很为难，无所适从，实施过程时有矛盾，投诉很多。这就要统一认识，加强宣传。要充分认识和广泛宣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属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和便利性。尤其是基本性，只有基本服务是免费的，通俗讲“管吃饱不管吃好”，而不免费提供个性的特殊的无限的文化服务。
二、照抄照搬和一成不变倾向
有些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规划和实施上盲目照抄照搬其他地方的做法、经验和形式，或者在过去文化建设规划的基础上略作修改，甚至换个标题，只是“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导致措施不当，流于表面，效果不显，进度停滞。这种倾向很普遍。其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新时期文化工作任务，有他的基本属性和政策要求。不同地区由于文化、历史、民俗、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内容、表现形式、侧重点和方法措施应该要有差异，这种差异即是地方特色，也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地域性。不说东西部之间、城乡地区之间的差别，同样是城市街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规划建设，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在侧重点、表现形式、方法措施上就有很大差别。全国闻名的朝阳区文化馆，只能说有些经验做法值得借鉴，若深圳福田区只一味仿效，未必能取得实效，反而有可能丢了自己特色的东西，变成“邯郸学步”、“东施效颦”。所以各地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应该立足于当地实际，突出地方特色，因地制宜，切忌照抄照搬，千篇一律。另一方面，时代是在不断发展之中，文化也在快速发展之中。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内容和要求，不变的是理念。这就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阶段性。如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停留在过去的规划，一成不变的措施，不与时俱进，也没有预见性，过去这样做现在这样做将来还这样做，那么该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可能有所成就，文化建设一定停滞不前。这种思想倾向的产生主要是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总想应付了事，这是很要不得的、极不负责任的。
三、急于求成的倾向
众所周知“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急于求成”和“立竿见影”是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一种普遍心态，这违背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规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归根结底是一种意识形态建设，是一种全民民族精神力量聚集，其功能和目的在于引领、规范、提高居民群众的思想、精神、智力和行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识形态性决定了他的形成、发展和发挥作用都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渐进过程，是一个慢慢沉淀的过程，不可能靠金钱或某项活动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原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北京市人民政府文化顾问冯守仁曾经说过“文化不是靠打造的”。深圳市曾提出“打造钢琴之都、图书馆之都”，从来不提“打造文化之都”，否则，是违反了基本常识。有些地方领导基于对这个认识的不足和片面追求自己任期政绩的影响，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也作为短期行为，用金钱堆砌，好大喜功，大干快上，把工作重点放在建设一两个豪华馆舍以及几场大型演出活动方面，仅此就到处宣扬吹嘘已经在自己任内建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自己政绩和提拔加分，造成“文化烂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切忌急功近利，要有规划、有组织、有步骤地精心培育、苦心经营、循序渐进，要有“成功不在任内，成效不在即时，改变在无声”的思想认识和气魄，在一届届领导层的不懈努力下，循序渐进中沉淀形成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和大繁荣。
四、重名轻实和脱离实际的倾向
由于公共文化服务最终成果的表现形式是不具体的，体现在公民素质提高和精神状态（幸福感增强）上，很难评价衡量和考核。很多地方政府狭隘地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功能目的就是为了宣传，扩大本级政府的知名度，因而把着力点放在宣传效能的环节上，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为经济或政治服务的工具或形式。所以在建设上重形式、轻实际，为建而建，力求在宣传上搞得热热闹闹、轰轰烈烈，实质上却没有多少公共文化服务的真正内涵，求的是卖点、轰动效应。在不少地区已经出现这种现象：建的场馆豪华气派，且地处郊区或偏僻地区，请上级领导来揭幕后就闲置不用或挪作他用；搞个晚会动辄几十万上百万，为的是给领导干部部分人观看，把民众拒之门外。还在媒体上大肆宣传。全然不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属性，不顾服务对象老百姓对此有啥好处，场馆是否实用。最后为赚取个人政治资本或攫取个人私利后一走了之，留下“烂摊子”和“一屁股”债务。这是典型的“唯上不唯下，为私不为民”的错误思想。
毋庸置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要实现其最终目的，宣传是一种有效途径，充分利用各媒体大力宣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政策和内容，从而取得广大民众的支持和参与，在这过程中享受改革开放成果，这很有必要。但是，要在实实在在地搞好公共文化服务的基础上进行宣传，要把宣传只是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现其功能意义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结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才是宣传的目的和内容，宣传只能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服务，不能为了宣传而进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结语：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个长期的过程，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在实际工作中作为指导者和实践者的思想很重要，以上的四种错误思想或多或少存在，若不深刻认识并加以克服，必将影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成效。
参考文献：
〔1〕福田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工作规划（2013-2015）》的通知，福府字[2014]3号；
〔2〕冯守仁，鲍和平.群众文化基础知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3（2014.1重印）。
作者简介：张量发（1970--），男， 本科， 经济师，现任职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办事处文化站。
纪录片题材选择的文化倾向性研究 篇6
文化环境因素对纪录片的影响制约主要是从两个时态下的三个角度展开的。一是历时性时态,也就是从时间的纵向性上来看文化的传承,即旧有文化与新兴文化之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演变,是从文化进化的角度来影响纪录片创作中的文化调适现象;二是共时性时态,也就是从空间的横向性上看文化的互通,即中国文化与国外文化,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之间的碰撞,是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影响纪录片创作中的文化甄选现象;三是从上述两个纵与横、时间与空间相交融的角度来看待文化功能对纪录片的影响,即纪录片“文”与“用”的关系。这三个角度的共同作用点就是纪录片的题材,下面本文就从文化调适、文化甄选两方面来分析下文化环境对纪录片题材选择的影响。
1 文化调适
文化调适现象是指一定的时空条件下的人们的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与特定的文化环境的适应性的关系,即当人们的文化观、价值观与社会主流文化产生背离、不相符时,他们会修正自己的意识形态,做出适应性的改变。这种调适可能是被调试对象主动发起的,也有可能是被动的,但必然是存在的。艺术领域内文化调适表现为一种与观众价值取向变化的适应。艺术创作者大范围展开文化调适最鲜明的表现就是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的中国社会政治观念强烈,政治文化排在所有其他文化类型之前,导致艺术创作领域里的“唯政治论”,所有的思想意识形态都统一到为政治服务这一高度上。在这个主旋律下,不符合的文化产品都被淘汰或失去有效传播,艺术创作者们开始对自己的行为模式、价值取向进行文化调适,文化调适的结果使纪录片创作者放弃了个人的艺术修养、审美情操,加强政治意识,以政治的眼光选择纪录片题材,评价纪录片好坏,制作了一批批政论性极强的纪录片,如《边关军魂》《西藏的诱惑》《河殇》等。这些题材的纪录片有着它一定的审美价值,但反映生活的片面化、价值取向的单一化让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得不到表现,表现的都是政论的需求,这样的文化调适下的纪录片不仅有悖于纪录片的真实性原则,也有悖于艺术创作的一般规律,调适在这里起到了负面作用。由此可见,文化进化并不全是正方向上的,错误的主导文化指引下的文化调适带来的只会是艺术的倒退。
随后的10年间,群众开始渴望接触真实社会,了解彼此。现实主义渐渐开始萌芽,带来了新的文化风气,社会文化思潮为之改变。文化的演变带来了新一轮的文化调适。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这次被调适对象的电视纪录片创作者,是在主动适应观众,与观众的价值取向变化保持一致性,而不是政治文化主导下的被迫适应。这次文化调适引领纪录片从对社会、政治的迷恋转为对文化、审美的追求,纪录片题材从宏大的政治叙事转变为微观的人物叙事,从普通人的视角观照历史社会的发展,一系列优秀的,有着浓厚文化底蕴的纪录片的诞生,如《马班邮路》《毛毛告状》《壁画后的故事》,就是这一次文化调适的结果。文化调适发挥了积极的正向文化进化的作用。
文化调适的适用范围还包括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平衡,即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和现代文化的引入。中国经历了三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留下了具有深刻人文内涵、哲学思考的优秀文化,这些文化具有社会性和历史连续性,无论在什么样的文化环境中都具有价值;也夹杂了一些特定文化环境下产生的,具有阶段性的文化糟粕,在新的文化环境下就失去了传播的价值。文化调适的作用让纪录片创作者们在创作选材过程中主动宣扬前者,规避或反驳后者。以积极入世的态度、先知先觉的敏感性、高度自觉的文化责任心选择题材,传播正向文化,激发受众文化判断力,促进文化进化,从而完成在更大的传播范围内的文化调适活动。这方面题材的纪录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比较常见,如反映流浪儿童改造的《踏上生活》,反映妓女问题的《烟花女儿翻身记》、反映旧中国农村压迫与反压迫阶级关系的《收租院》等,就是对旧文化里重男轻女、高低贵贱的等级制度等粗鄙文化的批判。另一方面,在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的文化改造的同时,社会的发展变化也带来了现代新兴文化观念的产生,纪录片对现代文化的引入和传播也成了文化调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自然题材类纪录片为例,我国第一部介绍长江沿岸风貌的纪录片《长江行》,展现天山南北辽阔疆域的《欢乐的新疆》,讲述黄河文化的《丝绸之路》等,或是纯粹记录自然风光,或是在记录风光的同时展现当地历史文化。但随着环境保护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在人群中的普及、推广、深入人心,人们开始对环保理念进行研究,研究的结果反馈过来对人们的生活习惯形成影响和制约,促进人类文明发展,形成了一种现代的环保文化。这种环保文化的形成促使受众对自然环境有了除外在审美以外更深层次的内在科学文化需求,人们渴望知道自然的奥秘,知道环保的理论及重要性。受众价值取向的变化自然而然的引起了纪录片创作者的文化调适活动,于是后期表现自然的纪录片在选材的时候,大多抛弃了自然风光瑰丽的外衣,更多的是在题材中引入环保文化,讲述环保知识,论证环保重要性。中央电视台2004年开拍的11小时生态纪录片《森林之歌》;广电总局发起,南方电视台投拍的中国第一部气候环保记录片《深呼吸》;旅游卫视拍摄的15集环保纪录片《为中国找水》等,就是文化调适影响下自然环保类题材成功的典范。
2 文化选择
社会学观念认为,社会文化的传播具有相关性和渗透性。也就是说,一个具体的文化现象,从产生到发展,直到最后灭亡的过程中,总是与其他一些现象相关联,受到其他文化现象的影响。这里面就涉及到了空间横向传播所带来的外来文化、异质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碰撞问题。文化碰撞的实际就是对外来或异质文化所包含元素的选择过程。当文化变得多元并且会进一步多元的时候,对于文化的关注,促使人们主动选择对于他们所认为的主流文化中认可的元素,这就是文化选择。其走向一般指向文化排拒和文化借取两个方向。中国纪录片发展史上,很多文化思潮的产生,就是在与外来文化发生碰撞后,对外来文化产生选择后的结果。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国际纪实主义思潮。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媒介加强了与外国媒介的交流与合作,与国外媒介合作拍摄了一系列纪录片,如与日本合拍的《丝绸之路》《望长城》以及与英国BBC合拍的《美丽中国》等。这些纪录片都透露着深刻的纪实主义理念,将原汁原味的生活如实地记录下来,客观再现时间的具体过程和具体细节。这给当时我国的纪录片创作者带来了一种新的艺术表现形式,符合当时我国观众的新兴审美需求。于是我们的创作者借取了这种纪实文化,接受并以其为指导文化进行纪录片创作。文化选择的结果让纪实主义很快在中国纪录片界中流传开来,为中国纪录片注入了新的活力,实践出了一系列纪实类题材的纪录片。但需要看到的是,纪实主义思潮被选择后,在中国是处于探索和发展阶段中,由于是“拿来文化”,我们对其并没有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致使纪录片选材往无序化、琐碎化、乏味化方向发展。直到越来越多的纪录片研究者发现问题并对此进行研究,提出了正确的现实主义文化观,纪实类题材纪录片的选材创作才逐渐回归正轨,开始关注题材中所蕴含的情感、故事、道德、价值等正向因素。由此可见,文化选择对纪录片题材的影响最重要的不是借取,而是借取后的研究理解并真正为己所用。
有文化借取,自然也存在着文化排拒。文化排拒产生的土壤是东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异,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对立导致的不可避免的文化冲突现象。著名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在他的著作《东方学》中曾提出:“一个体系的文化话语和文化交流通常并不包含真理。而只是对它的一种表述(representation)。所有知识的产生都有着其政治情境,所有文化都对原始事实进行修正,将其由自由存在的物体转变为连贯的知识体。”在这个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对文化的分类,也就是说“所选即所得”。对于某一文化外的受众来说,纪录片创作者主观意识影响下选取文化片段,拼贴展现,受众就以为所获得的是该文化本身,但实际上受众得到的只是特定修正下那个文化的二次成像,不是真实文化。
在纪录片选材领域内看中西文化冲突现象表现为外国纪录片在题材上对西方文化的优化选择,选择展现在他们创作者眼中认为中国不具备的文化底蕴的题材,如环保、人权、自由方面题材。同时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上表现为片面选择,对中国形象失真塑造。表现为拍摄中国的纪录片题材多带有明显的文化落后、不负责任或夸大责任的“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的论调。例如美国探索频道的纪录片《中国》里的一集,就从环保题材上切入,指出中国每一分钟的原材料消耗量只够地球支撑30年,暗指中国应该开发新能源,在节能减排上担负更大的责任。这与我国的“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发展中国家应得到发达国家更多的环保技术支持”的国家环保文化相违背。这种对内对外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材文化观意图对我们进行价值观的传播,影响受众的行为习惯和思考方式。文化二元对立、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控制思想等主观因素控制下的文化冲突,考验了我们的创作者在文化融合的大环境下,面对各种媒介下接触到的国外纪录片,无论其表现对象是其本身还是中国,都要能对蕴含在其中的西方外来文化中隐含的强权思想、鼓吹思想、殖民思想予以高度自律性的识别和排拒,要能做到自己的意识形态、审美情操不受其影响,做出正确的纪录片选题判断,才能不被蛊惑,传播弘扬中华文化。
文化选择对于纪录片题材的影响还表现在一种中西选题文化观之间的“非同步性”逆向错位上。70年代末,西方积累了几十年的各类型优秀纪录片,一起涌入了指导文化单一的中国。这些纪录片背后的指导文化在西方长期积累所形成的历史发展链条被打断,即使有些在西方已经被淘汰,但对于中国的创作者来说它们都是新鲜的外来文化,都想被拿来尝试一下去拍摄纪录片。鲜明的例证是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曾在国外产生重要影响的格里尔逊模式纪录片,这一指导文化以大众教育理念、现实关注、诗意表达为核心内容,在形式上依靠画面加解说的模式来完成。在发展后期,20世纪80年代,这类模式因过于接触政治程序而导致画面与解说分离,政治主导解说,解说统摄画面而被淘汰。正如美国评论家比尔·.丹柯尔斯所述:“格里尔逊式传统的直接谈话风格是第一种彻底被用滥了的纪录片形式。为了迎合那些追求唱片说教者的口味,它使用了表面上权威十足,而实际上却自己为是,又脱离画面的解说。在许多作品中,解说词明显压倒了画面。”西方纪录片开始转而追求真实美学、直接美学。但格里尔逊模式没有消亡,而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市场上找到了继续传播的文化土壤。在彼时的中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政论题材宣传片热潮,一直经历20多年的演绎后才逐渐被国人冷落和排斥,成为90年代中国纪录片误认的反叛对象。但这只是一种被简化了的格里尔逊模式,所以当中国纪录片创作者开始对同样由国外传入的纪实文化产生空前热情,创作了许多纪实类题材纪录片的同时,在西方国家,格里尔逊式纪录片却又因信息量大的优势,在摆脱了政治的错误影响后,重新走回了发展前期现实表述、解说画面诗意结合的正确道路,开始大量地被西方电视台所采用。在各大电影节上,格里尔逊式风格纪录片占入围数的1/4。
中西方在选题文化观之间产生了“非同步性”的逆向错位。这种逆向错位是中国国情的使然,文化选择的不是西方文化,而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创作手法。纪录片的题材选择就在这种逆向错位下产生阶段性的潮流趋势。
摘要：随着中国纪录片进入市场化时代,纪录片的题材选择日趋多元化。在带来了纪录片市场繁荣的同时,题材传播价值的高低成为了决定纪录片是否能占有一定市场,彰显自身文化价值的关键。但与题材重要性不相符的是国内学者对纪录片题材研究的轻视,导致了纪录片经常因错误取材而无效传播,甚至负面传播。本文从文化倾向性方面剖析题材,主要探讨了文化调试与文化选择对题材的交融影响这一选材的核心衡量标尺,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文化演变对题材选择的影响,以期系统全面地从文化层面上来解决长期困扰纪录片创作者的如何正确选择题材这一问题。
关键词：题材选择,文化调试,文化选择,非同步性
参考文献
[1]蒋宁平.中国纪录片:逡巡于市场之门[J].电视研究,2003,(12):59-61.
[2]张同道.中国电视纪录片50年[J].电视研究,2008,(10):13-16.
[3]刘连喜.电视批判[C].北京:中华书局,2003:215.
[4]李灵革.纪录片下的中国[D].杭州:浙江大学,2004.
[5]吴晓东.短视:纪录片题材取向困局[N].工人日报,2011-12-19(005).
[6]朱杰.平民化还是边缘化:电视纪录片的价值与失落[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1,(9):52-53.
文化倾向 篇7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是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全面育人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作为校园文化的直接体现和载体的校园文化活动, 是实现育人功能的重要途径。
2 研究结果
我们对武汉地区在校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 现将调查情况分析如下:
2.1 校园文化活动商业化倾向现状
校园文化活动商业化的各种形式已经在校园里泛滥, 商业化倾向问题已经相当突出。在受调查对象中, 有78.1%都参与到了较多的校园文化活动中, 说明高校校园文化活动作为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 在学生的生活学习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绝大部分学生认为这些校园文化活动有向商业化发展的趋势, 其中13%的学生觉得校园商业化气息非常浓重, 有接近一半的学生觉得较浓重, 仅有4%的学生觉得不浓重。
2.2 学生的态度和看法
校园文化活动应坚持其服务学生的本质, 商业化不能影响其核心意义——这个观点是学生普遍认同的。但是在是否赞成商家参与到校园活动中来这个问题上出现了明显分歧。赞成与反对的学生旗鼓相当, 各占一半。反对者认为:一是商家的广告行为破坏了活动本身意义;二是广告信息充斥着整个校园, 令人反感。而赞成者认为, 赞助商的参与一来为高校社团提供了更多的可利用的资源, 可以丰富活动形式, 提高质量;二来提供了高校社团与外界接触的机会, 给大学生们提高自身能力提供了广阔平台。
2.3 商业化倾向的原因
通过调查, 近半数同学认为活动经费不足是造成商业化入侵校园的主要原因, 35.6%的同学认为是因为大学生的市场意识增强, 认为是商家宣传的需要的比例是12.3%。由此可见, 获得资金物资支持是学生与商家合作的主要目的。因为学校提供的资金极其缺乏, 而争取商家赞助是解决这个问题最好不过的方式。并且随着大学生市场意识的增强, 学生敢于并也有能力走出去接触商家。同时, 如果找到知名品牌的赞助, 也能够增强活动的效果。
2.4 对校园文化产生的影响
带来的影响也是两方面的, 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给同学带来实惠, 丰富学生的生活, 给参与组织的同学提供更好的实践机会, 锻炼学生的能力。另一方面如果处理不当, 就会导致活动的目的性严重偏离, 让活动成为商家宣传的附庸, 使活动失去原有的意义, 也会影响校园的学习氛围。
3 结论与启示
针对如何控制校园文化活动商业化, 我们结合实际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1) 顺应民心, 正确引导, 极力营造一个以学术文化为核心的校园文化。高校在对待校园文化活动商业化现象的时候不能一棒子打死, 而要顺应民心, 但要加以引导, 把握好与商家合作的“度”。可以适当控制涉商活动数量转而多举办学术性校园文化活动, 在校园里营造一种浓厚的文化氛围, 使商业文化统一于校园文化。
(2) 建立完善合理的商业合作管理体制。
①建立合理的审批体制。对于活动赞助, 审批部门可以以活动性质作为审批依据, 适当放宽娱乐性活动赞助审批要求, 严格控制以学术科技为主题的活动的赞助, 而政治性、思想性很强的活动则不允许商家介入。②强化对活动过程的监督。校园文化活动从计划、组织、实施到完成是一个完整的过程, 要想达到预期目的, 主管部门就必须对活动的全过程进行监督检查, 看是否按审批的要求进行。③建立活动效果反馈机制。给学生提供一个信息反馈渠道, 方便他们对活动的开展提出意见和建议, 还可以接受学生的投诉和对违规活动的检举。
(3) 给予足够支持。从针对商业化倾向成因的调查结果来看, 校方给予学生活动支持不够仍然是学生活动寻求商家支持的主要原因。因此学校应当积极创造条件, 在活动经费、活动条件等各方面为校园文化活动的健康开展提供有力支持。
(4) 正确引导学生干部组织开展校园文化活动。高校学生干部是高校学生自主管理的主要力量, 也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 对承办校园文化活动的各学生组织干部要加以正确引导, 往往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摘要：在愈演愈烈的社会商业化大背景下, 校园文化活动的商业化倾向也越来越明显, 在一定程度上对校园文化活动的质量产生了影响。针对校园文化活动的商业化倾向现象进行分析, 试图描述武汉地区高校校园文化活动商业化现状、解释该现象形成原因、探究其产生的影响以及寻求更加科学合理的规范管理。
关键词：高校校园文化活动,商业化倾向,规范管理
参考文献
[1]曾蓓蕾.浅探商业因素冲击下高校校园文化活动建设现状及对策[J].现代商业, 2009.
[2]杜晶, 赵永斌, 袁馨之.高校校园商业活动现状调查与分析[J].青年探索, 2008.
[3]周全, 徐洁, 张翅.浅析高校校园文化活动的现状及对策[J].科技信息 (科教) , 2008.
文化倾向 篇8
一、文化多元化概述
文化多元化是当今社会中客观存在的现实, 同时也是经济全球化推动的结果。文化多元化是指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在社会发展中, 在对本民族或者本国家优秀文化作出继承的基础上, 与其他民族或者国家的优秀文化兼容并形成以本民族或者本国家的本土文化为主, 外来文化为辅的社会文化结构的过程。在文化多元化中, 具有多元共存、和而不同、融合创新、长期稳定的特点, 其实质是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的多元化, 在保持文化平衡以及增强文化自身生命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多元化文化中的每一种文化都是平等的, 它固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并能够促进社会文化的繁荣, 但是在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过程中也难免会有一些糟粕文化的深入, 同时当多元化文化发展对本土文化形成较大冲击时, 也会使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的思维防治和价值观发生本质的变化, 所以在文化多元化倾向中, 青少年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会面临着很大的影响与挑战, 而以积极的态度面对文化多元化发展并对加强青年大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策略作出探索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所背负的重要的历史使命, 同时也是推动学生正确价值观、世界观形成以及提高民族凝聚力的重要途径。
二、文化多元化倾向对青年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影响
(一) 文化多元化背景下, 西方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
西化政策以及分化政策一直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包括我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和平演变政策, 而在文化多元化背景下,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政策具有的隐蔽性进一步加强, 并且其强度也在进一步加大。胡锦涛同志曾经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较量和斗争依然是长期的、复杂的, 有时甚至是尖锐的, 西方国家加紧向全世界传播他们的价值观念。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将长期地面临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而令人担忧的是, 当代青年大学生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都存在政治态度冷漠和认知行为偏移的问题。政治态度冷漠主要体现在我国许多青年大学生出于社会、国家或者个人的原因不愿主动地参与政治活动, 并以一种消极的行为态度来表现自身的政治倾向, 而在思想上则表现为缺乏历史责任感与社会责任感, 风险精神淡薄, 而在西方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渗透的过程中, 青年大学生对政治的这份漠然又可能会转化为观望、悲观甚至怀疑的态度, 从而导致自身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受到动摇甚至被抛弃。青年大学生的认知行为偏移即是指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认知或者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知与自身的行为不符, 许多学生对国家的时事和发展采取积极的态度, 在肯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价值的基础上却表现出了摇摆性和功利。青年大学生政治态度的冷漠以及认知行为的偏移使其在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过程中首当其冲, 从而导致了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逐渐淡薄, 甚至出现了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糟粕思想, 同时也给高校信仰教育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二) 非马克思主义信仰对我国主流社会信仰的冲击。
西方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可以说是反马克思信仰对我国主流社会影响的冲击, 同时青年大学生还面临着非马克思主义信仰对自身信仰的冲击。随着文化多元化倾向的日益明显, 人们的信仰也出现了多元化的态势, 而不同信仰之间的争夺也日益激烈和紧张, 在东西方价值观和文化的激荡与碰撞中, 不同的价值取向在社会中共存。而处于青年时期的大学生具有较强的求知欲与接收能力, 对于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价值观, 大学生也乐于去进行了解和接受。从社会发展角度看, 一个社会中能够包纳众多不同的价值观共同存在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但是在这些众多不同的价值观中, 一些低俗的信仰盛行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冲击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当今社会中, 现代迷信、封建迷信仍旧客观存在, 同时对一些影视明星、体育明星的崇拜的现象在大学生群体中也十分明显, 而社会竞争的加剧也让大学生觉得金钱和权利的吸引力在不断增大。在这些由多元化文化倾向引发的多元化价值观与多元化信仰中, 虽然马克思主义信仰依旧是我国社会中的主导信仰并且始终是国家与党提倡的信仰, 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体地位已经在多元化信仰的冲击中逐渐弱化。青年大学生的价值观与信仰具有一定的可塑性, 所以如果马克思主义信仰不能争取到大学生的认同与信任, 就会被非马克思主义信仰所取代, 所以针对青年大学生加强马克思主义信仰塑造具有必要性与紧迫性。
三、加强青年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策略
在加强青年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过程中, 首先高校要具有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充分重视。高校领导要在认识到加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重要性、必要性与紧迫性的基础上以积极、客观的态度对待文化多元化对青年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所带来的影响与挑战, 通过提高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重视来开展对大学生信仰塑造工作的引导;其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要贴近学生生活。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与宣传要避免出现“大”、“空”的现象, 而应当贴近学生生活, 使学生感受到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魅力与价值, 从而自觉地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在此过程中, 高校可以通过校园网络和网站建设来充分发挥出网络阵地的作用, 同时也可以充分利用高校媒体如广播、学报、宣传栏等对优秀人物事迹作出宣传以逐步渗透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等;再次要重视思想政治教师队伍建设。思想政治教师队伍是开展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主要力量, 对思想政治教师队伍进行建设是充分发挥课堂教育优势的保证, 在教师队伍建设的过程中, 不仅要通过培训和深造来促进教师教学素质的提高, 同时要重视教师自身信仰的考察和引导, 从而让教师起到榜样的作用并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摘要：文化多元化作为当今世界发展中的客观现实与必然趋势, 在增强文化自身的生命力以及保持世界文化的平衡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同时文化多元化又对我国青年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形成了一定的冲击而使青年大学生的信仰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本文在对文化多元化进行概述的基础上阐述了文化多元化倾向对青年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的影响, 同时对青年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塑造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文化多元化,青年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
参考文献
[1].史海生.全球化背景下大学生信仰教育研究[D].长沙理工大学, 2007
[2].李巍.论网络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策略[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2008
文化倾向 篇9
一、小学生在阅读选择研究中的特殊性
选取小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是因为小学生在学生群体中有其特殊性: (1) 小学生识字有限, 书面阅读的活动属于起始阶段; (2) 由于识字能力和理解能力的限制, 小学生阅读的选择余地不大, 尤其是低年级小学生, 故选择倾向于受到生活中耳濡目染的影响; (3) 小学生的家庭依赖性较大, 家庭人口结构、职业结构以及教养方式对小学生影响较大。所以小学生在课外阅读上表现出以下特点: (1) 流行书籍传阅较快。我在调查中发现, 小学生喜欢看“流行书籍”, 像一些热播动画片、儿童剧的出版物等。在丰都县还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 关于鬼故事的小杂志、漫画都受到学生的欢迎, 甚至一些传奇冒险故事也被他们所喜爱, 比如沈石溪的动物小说。 (2) 读书目的性不强。很多小学生认为, 课外阅读是完成家长、老师布置的任务, 所谓的名著、小说, 只挑选其中故事性强或是有插页的章节读, 有一半以上的学生不去考虑小说或名著中人物在当今社会有何意义, 做读书笔记的学生更少。读鬼神小说也只是贪图刺激, 以及用于在同学面前讲述时炫耀。
相对来说, 中学生的独立性大大增强, 基本汉字已经能够全部识别及理解, 再加上见识、阅历的增长, 中学生的兴趣出现多样化的表现, 故此, 他们的阅读选择余地较大、自主性强, 出现多样化的倾向, 当地文化的影响并不如小学生表现得明显。
二、重庆市丰都县的特色文化
丰都, 自古以来就是很有特色和名气的历史文化小镇, 以其“鬼文化”而蜚声中外。这里流传着许多鬼神传说, 《西游记》《聊斋志异》《说岳全传》《钟馗传》等许多文学名著对“鬼城”丰都均有生动描述, 颇富传奇色彩。这里因各种阴曹地府的建筑和造型而著名。每年农历三月三“鬼城庙会”, 车船爆满, 游人如织;“阴天子娶亲”“城隍出巡”“钟馗嫁妹”“鬼国乐舞”等民俗民风游行表演, 惊奇谐趣, 令人目不暇接, 叹为观止。
但丁的《神曲·地狱篇》将地狱作了仔细的描绘, 然而他无论如何也确指不出地狱在什么地方, 而丰都可谓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唯一一处“确知”的“地狱”所在, 虽然对于这种信仰仅限于华人世界。因此, 在世界宗教文化中, 丰都鬼城文化具有特殊的地位。
关于鬼文化, 世界各国皆有, 至于鬼故事, 从诙谐到恐怖, 更是无处不在。但像丰都这样, 有关鬼文化的内容如此集中, 形式如此多样——从宗教到民俗, 从文学到艺术, 从戏曲到诗歌, 从雕塑到绘画, 从饮食到杂物, 无所不包, 无所不具——却是世界其他地方所没有的。这里集中了鬼文化最丰富、最完整、最系统的资料, 而这些资料又是最形象、最生动而最具体的, 因而其作用和效果是任何仅从文字资料或文学角度表现的鬼文化所不能企及的。鬼城文化在当地具有很深刻的影响, 以独特的鬼城文化为依托, 丰都县的各种媒体上也充斥着鬼神的故事。当地人们在闲暇之余, 也经常以听到的、看到的鬼神、灵异故事为谈资。
三、丰都县小学生阅读选择的现实情况
据本人在丰都县进行的非正式问卷调查和访谈, 参与调查人数为45人, 其中1～3年级的小学生20人, 4～6年级的小学生25人;男女小学生人数随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本调查中涉及的“鬼城文化”主要是指以鬼故事为载体的文化形式。调查中涉及小学生平常的阅读内容 (见表1) 、阅读途径 (见表2) 、对鬼城文化的喜爱程度 (见表3) 等, 并以访谈的形式了解了学生家庭结构及家长文化程度。
综合三个统计表格, 我们可以看出:在小学阶段, 低年级的儿童课外阅读量少, 大多是通过家长或者老人的口耳相传获取鬼城文化, 表现出对鬼故事的好奇, 并且不排斥鬼故事;高年级阶段的儿童课外阅读量相对较大, 有不少涉及童话、寓言故事, 但仍表现出对鬼故事、灵异故事的喜爱。
为何丰都县小学生的课外阅读情况会出现以上的特点?以下对可能的影响因素作一些尝试性解释。
1. 丰都县人口结构特点
丰都县位于重庆版图的中央, 长江横穿县境, 2000年, 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丰都县总人口77.41万人[1], 至2009年, 总人口达到82.42万人。[2] (1) 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丰都县从事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为3.98万人, 占从事各种职业总人数 (4.7万人) 的84.68%。[3]至2010年, 这一比例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 (2) 整体人口受教育程度不高。由于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 丰都县人民在整体上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是很高, 2000年, 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年, 文盲率为9%。[4] (3) 老年人数量多, 青年人外出务工数量大。2000年, 65岁及以上的老人6.54万人, 占丰都县固定人口的8.81%[5], 在接受本人调查的45名小学生中, 有21人父母中有一方外出打工, 14人父母双方都在外打工。 (4) 家庭教养方式有欠缺。由于上述原因, 丰都县有相当大一部分小学生处于没有父母监督或者是父母文化水平不高的学习环境下。在没有父母在场的家庭教育中, 老人承担了几乎所有的教育、监督儿童的任务。
在这种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中, 小学生的课外阅读在较大程度上得不到相应的正确引导, 完全凭借自身的兴趣去选择或者不去阅读。更有一部分小学生的监护、教育任务转移到隔代长辈身上, 这一代长辈一般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 文化程度低, 在日常的管教过程中, 多是采用故事体裁来教育儿童。因此, 儿童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本地文化的影响。以丰都鬼城为例, 老一辈人的知识系统中储存的都是关于鬼神的故事、灵异传说, 他们在闲暇讲故事给后代的时候, 必然是讲述这些故事传说。小学生在耳濡目染中接受了鬼城文化, 对这些神秘甚至恐怖文化产生了兴趣, 在课外阅读选择上也必然倾向于这种他们从小就接触的文化内容。
2. 当地文化宣传情况
“鬼城”丰都的传说故事都具有一定的教义, 并与建筑、雕塑、绘画等多种艺术形式结合以来。“鬼文化”通过雕塑和民间故事演绎的多是惩恶扬善的主题, 以和睦、报应、友善、助人、自由为目的, 弘扬以善为本、以善为美、以善为荣的道德观, 是一种具有神秘色彩的民俗文化。
出于发展旅游资源, 发展当地经济的目的, 丰都县政府对“鬼城”文化进行了大力宣传, 印发了大量精美的宣传图册, 建造了主题公园, 举办民俗文化节和鬼城庙会。在电视、杂志、书报等媒体上也开辟了有关鬼文化的栏目, 当地出现了许多以鬼文化为主题的杂志、书籍。丰都县的小学生在阅读资源相对较少的情况下, 处于这样的宣传氛围中, 以及地理上的便利, 必然耳濡目染。相比于其他地方儿童对鬼神的惧怕, 他们对鬼文化产生了兴趣。
四、小结
通过以上的分析研究, 我们不难发现:在类似丰都县这样有明显特色文化的地区, 小学生对当地文化有浓厚的兴趣, 并在单纯的兴趣驱使下选择与区域文化相关的读物阅读。当然这一结果并不单纯是特色文化内容对小学生的巨大吸引力在起作用, 当地的大文化背景也促使了这一现象的出现。由此, 我们在认识到课外阅读对小学生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 就可以依托当地的特色文化来引导小学生各方面素养的养成, 为小学生的健康发展指引出一条正确的道路。
参考文献
[1][3][4][5]丰都县第五次人口普查 (2000) [DB/OL].中国地理杂志, 维度数据.http://whiledo.com/geo/50023/peo-ple6/.
文化倾向 篇10
[关键词]网络语录；青年亚文化；犬儒主义；民粹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6-0038-03
在今天的网络论坛中，特别是微博、微信等新媒介平台上，到处能看到青年群体的流行话语。情绪表达的力量从轻到重，可分为笑话幽默式语录、怪话式语录与狠话语录。笑话式语录是以调侃的方式、玩的心态在青年群体中流传的语录，充满智慧和幽默，给青年带来轻松和愉悦感，获得一种文化上的认同感。网络怪话可以是无原则的牢骚发泄，表现为讽刺、挖苦、奚落、讲反话等；也可以是幽默、诙谐与低俗的话。它们多是恶搞或隐喻权威机构或部门的，既有不满与调侃，又有讽刺与挖苦，情绪色彩较为浓厚。网络狠话则多为缺乏理性，偏激、片面、充满敌我斗争色彩的言论，为了引起关注，它们可以是威胁的、也可以是信口雌黄的，甚至纯粹是毫无根据的谣言煽动。虽然这些狠话偏激而缺乏理性，但在网络上也有众多拥趸。
网络语录代表的是一种青年文化，不仅展现了青年在语言表达上的创新，而且传达了青年对社会的理解，它们“体现着青年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现象与问题的认知与态度，承载着青年的生活感受、价值观念、社会态度和行为意识”。[1]青年是网络新文化与亚文化的制造者、参与者和消费者。那些以嬉笑怒骂为表现形式，以挑战权威、消解崇高、颠覆传统、反抗父母师长、张扬自我为目的的青年文化被称为青年亚文化。网络语录便是我们研究青年亚文化的一个比较形象而直接的触角。
（一）无奈颓废。时常听到感叹：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这么脆弱，经不起风雨，缺乏担当和勇气。其实，这些在温室中成长起来的“小花朵”们看似生长在一个幸福的年代，但他们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与无奈。（“当我们读小学的时候，读大学不要钱；当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读小学不要钱；当我们还没参加工作的时候，工作是分配的；当我们可以参加工作的时候，撞得头破血流才勉强找到份饿不死人累死人的工作；当我们还不能挣钱的时候，房子是分配的；当我们能挣钱的时候，房子已经买不起了。”）在改革开放了三十多年的社会转型期，青年人面临的各方面的压力显而易见。失业高峰时中国青年失业人口接近2000万，相当于某些小国全国的人口，超过社会平均失业率水平。[2]更有20%青少年有抑郁症状，其中有4%重度抑郁，需要接受治疗。[3]最初怀抱理想，但出身普通的青年在经历重重巨压甚至不公平后，难免产生无力无奈之感，甚至会摒弃理想，意志消沉，精神萎靡颓废。
（二）无聊娱乐。很多耳熟能详的语录其实并无多大意义，但网络青年却乐此不彼地转发、转载，甚至作为个性签名。“贾君鹏，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就是在一款网络游戏闭关，网友等待间隙得到40万人次的点击转发而走红的。网络就是个超级娱乐现场，青年是网聊、网游、追星、娱乐节目的主体，他们有大把的时间挥霍在网络上，无聊已经成为很多青年的一种生活常态。无聊感是一种主观感受。但当个人的、短暂的无聊感蔓延到整个青年群体时，必然存在着社会因素。
（三）暮气世故。“30岁，我已经老了”等语录，渗透着年轻人的暮气沉沉。他们怀念往昔年少的美好，好像单纯的友情与美好的爱情，他们将不会再有。而现在的他们是工于心计的（“不管什么时候，装傻总是最不易犯错”），是冷漠世故的（“其实，想开了，世界上的一切问题，都能用‘关你屁事和‘关我屁事来回答”），他们信奉丛林法则（“职场竞争，要么忍、要么狠、要么滚”）。难怪，专家们很着急：“我们失去了青年！”他们在疑惑，年轻人的朝气哪里去了！他们也在担忧：“青年要么变小，要么迅速变老，中年化、低幼化与市侩化正是当前青年的三张面孔。”
（四）嘲讽恶搞。在网络和新媒介平台环境下，恶搞的对象不再局限于古典名著、经典人物（“日照香炉生紫烟，李白来到烤鸭店。口水直下三千尺，一摸口袋没有钱”），并且扩展到主流教材、主旋律影片、英雄人物、主流媒体（“新闻联播，开会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人心没有不鼓舞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接见没有不亲切的”），也直接深入扩展到政府部门、政治人物、权威专家、商业大亨等这些有政治权力、有话语主导权、有经济权势的社会“既得利益者”领域（“领导下基层三步曲：坐炕沿儿，抱小孩儿，给俩钱儿”；“为什么有权有钱的人都移民了？因为贫贱不能移！”）青年在夸张地嘲笑、挖苦、讽刺中，表达不满、表现叛逆、颠覆传统、张扬个性、讽刺社会。
（五）偏激暴力。网络微博、论坛口水战中，人身攻击和谩骂十分常见，对社会不满，进而采用偏激言论发泄或抨击（“什么明星，什么偶像，什么流行，什么文化，四个字就可以概括——女娼男盗”），更有甚者，传播谣言，煽动民族情绪（“假如所有中国人都不买日货，日本经济就会崩溃”）。网络上狠话盛行，话语暴力泛滥有其客观条件：一是贫富分化严重，不满现状的人群增多。二是网络的虚拟身份，放大了人们语言和行为的任意性和肆意性。三是网络环境特别是微博环境的特性之一就是话说得越偏激，越狠，越能引起关注，引起围观，产生影响。
（一）青年亚文化中的犬儒主义色彩。作为一种社会讽刺的批判哲学，犬儒主义针对的是“现有”价值和秩序，采用的方式是用“犬”的生存方式进行戏剧性的冷嘲热讽。从网络青年的以上行为表现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犬儒主义的影子。
一是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从很多网络语录中可以发现，无论事实是什么，他们都先选择不相信。这种普遍的怀疑和不相信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的各条阵线都存在，对食品普遍的担心和不相信，对官员和统计数字的不相信，对政府政策不相信，对教师、医生的职业操守不相信，对路边的乞丐不相信，对新闻不相信……这种普遍的怀疑主义和不相信的心态往往就是社会犬儒化的一个标志。
二是戏剧性的冷嘲热讽。犬儒主义是一种思维策略，意识到不能被当作傻瓜。网络语录中青年网友们竭尽所能地表现出讽刺的才华。“世界将成为一个忧郁苦闷之地，充满了无休止的快活，人们带着故作聪明的诡秘姿态说出每一句话。”[4]大多数恶搞作品是通过对当下主流价值的冷嘲热讽、通过扮丑卖萌进行自嘲等这些低风险的方式对社会现实问题进行一种仪式上的抵抗；用自创个性、灵活、丰富的网络热词来对抗所谓的权威、死板、空洞的主流话语体系。虽然不足以主导或推翻他们所厌恶的虚假崇高、空洞说教等等，但至少是一种态度的表达、身份的认同、叛逆的姿态。
三是顺从权势，不理解的认同、不情愿的服从、不反抗的清醒。犬儒主义更是一种生存方式，不管世道怎么变，日子总还是要过下去。他们常常对自己行为和周遭的一切表示怀疑，但却不妨碍继续其行为。网络笑话、怪话与狠话中，虽然有冷嘲热讽、抵抗的一面，但更有委曲求全、接受现实的一面。为了生存，犬儒主义者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不反抗的清醒、不认同的接受”。[5]
（二）青年亚文化中的民粹倾向。网络青年的行为表现并不一定全部符合民粹主义特征，但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民粹倾向和表现。
一是容易受到煽动，缺乏理性。比如“钓鱼岛”事件，反日情绪受到激发，“灭了小日本”在网上呼声此起彼伏。他们认为爱国无罪，对日友好、对美友好的人都是汉奸。他们用爱国主义的幌子，自以为代表最高的正义来行使一种话语暴力。他们有的只是源于对现实的不满，任意泄愤，甚至走极端。微博中容易听信谣言，不理性分辨，反而很激动地进行攻击性话语暴力，这就是一种民粹表现。比如，人肉搜索。
二是缺乏信仰与理想，缺乏核心价值观。网络上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多元甚至混乱，缺乏核心价值观，很多青年一方面积极入党，一方面热衷于看相、星座、风水论坛。他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未来实现与否感到渺茫，对马克思主义并不相信，而且他们也不相信其他恒定的价值，他们在价值观上是迷茫的，无所适从的。
三是主张网络参政，缺乏法治意识。围观就是力量，网络参政，网络反腐已经证明了网友的力量，但网络不一定就代表民意，网络舆论强力干预司法不一定合法，不一定就保障了公平与正义。网络中多数不负责任的参政、法治意识的缺乏，多数压制少数的话语暴力，并不符合民主的真正要义。
四是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和不信任。网络中有一种氛围：以穷人的是非为是非，以弱势群体的是非为是非，排斥所谓的“精英”。虽然造成这一现象有其深层的原因，但反精英的思维方式毕竟是一种民粹主义思维，他们认为普通人的利益被社会中的权力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所压制，这是社会不公的主要因素，所以，他们往往以弱势群体自居，逢富必骂，逢官必唾，逢专家必讽。
青年是一个国家、政党的未来，谁赢得青年，谁就赢得未来。主流文化和价值要影响、引导和改造青年亚文化，必须首先改变青年亚文化滋长的土壤环境。
（一）改变从概念而不是从事实出发的宣传教育。长期以来，我们党形成的话语习惯和宣传模式有些僵化、机械化了，理论也概念化、让人感到比较枯燥、空洞，难以转化为一种自觉认同。这种宣传教育让相当一部分青年敬而远之。为了充分发挥我们党的社会动员和政治教育功能，要改变长期形成的话语习惯和教育模式，形成一种适应新形势的、从实际出发的、内容充实、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系统。要做到更世俗化、真实化、具体化。比如相对于抽象化、口号化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乐于助人”、“人人都可以做，举手之劳”等更易被接受。只有改变这种从概念而不是从事实出发的宣传、教育习惯和模式，才能逐渐改变“说一套做一套”、“不相信”的带有犬儒主义色彩的生存法则。
（二）改变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固定模式。执政党具有教化功能，但如果一味地处在一种高高在上的教育者的地位，教育模式会趋于固定而单一，态度也会越来越傲慢，这种单方输出模式并不符合现在多元化、多层次的社会需求，而权力的傲慢也注定沦为一种孤芳自赏。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对话沟通应该采取平等的姿态，互相教育、互相成就。现实告诉我们，一切新文化起初都是亚文化，然后影响主流文化，逐渐融入主流文化，变成一种主流文化。教育者要输出的东西同样也受到被教育者的检验、反馈、影响和改变。
（三）改变青年生存、发展的制度环境。党和政府应注重改善青年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给他们营造良好的、真实的教育环境和公平的就业、创业环境，打破不必要的户籍、学历、地域、房价等外在壁垒与压力，从而让整个青年群体有体面地、有理想、有追求地生活。减少被剥夺感、压抑感，从而消解青年群体当中存在的一些民粹化倾向。
（四）培养或吸纳一批能够真正与青年对话的宣传家。党和政府在青年工作中的角色应该是引导者、赞助者、协调者，在法律、政策上允许并鼓励成立一些多样化的青年自组织，作为青年参与社会的平台和表达意志的有效合法的途径。这些青年自组织是青年群体的纽带和发展空间，因此，青年组织领袖就显得格外重要，主导青年工作的各级团委理应把这类组织的青年领袖作为联系、吸纳的“关键客户”，甚至也可以主动培养、向社会输送一批真正能够与青年对话的宣传家，提升党在青年群体中的影响力。由他们来收编活跃于网络、风趣幽默、富有活力与吸引力的草根青年精英。
参考文献：
[1]陆玉林.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9.
[2]徐章辉.青年失业现状与再就业政策评估研究[M].北京：中国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
[3]俞水.心理危机下的抑郁青春[N].中国教育报，2009-04-19.
[4][英]提摩太·贝维斯.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胡继华译[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58.
[5]徐贲.当今中国大众社会的犬儒主义.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1（6）.
作者单位：上海党建文化研究中心
豆类价格重心倾向下移 篇11
1 中国大豆进口回落
据中国海关统计, 1月份我国进口大豆478万吨, 较去年同期461万吨增加3.69%。从历年1月大豆进口数量看, 2013年1月进口数量478万t是历史第二高位, 仅低于2011年, 略高于2010～2012年同期均值461万t;从同比增速上分析, 1月进口同比增速也是2007年以来相对较低的水平, 高于2012年和2009年, 低于2007年、2008年、2011年和2012年。可见, 2013年1月中国大豆进口增速放缓, 受节日因素影响, 2月份的部分需求提前到1月份消费。
从我国大豆进口的季节性规律看, 我国大豆进口各季度情况略有差别。以2000～2012年各季度进口量占全年进口量的比重平均情况分析, 三季度进口量占比约30.48%, 四季度25.07%、二季度24.76%, 而一季度的进口量占全年进口量的19.68%, 位于末端。以2000年至2012年各月进口量占全年进口量比重分析, 每年的10月和2月则以6.88%和5.45%的进口比重位于末端。
笔者认为, 2013年2月单月进口量仍有望维持全年最低水平。对于2月中国大豆进口量, 我们目前暂时预计在230～250万t。2月份中国大豆进口需求的减少利空豆价。
2 美豆销售淡季来临
进入2013年以来, 美国大豆出口销售情况总体良好, 出口销售量高于前四年同期水平。截止到1月31日, 美豆出口销售累计约2 720万t, 约占全年出口份额的74.28%。进入2月份以来, 美豆销售量锐减, 截止到2月7日当周, 美豆当周出口量约99万t, 是去年9月下旬以来连续19周的最低销售量。截止到2月7日, 美豆出口累计销售量达到2818.5万t, 约占全年出口份额的77%, 仍领先于过去五年1～2个月。笔者认为, 随着美豆销售任务的完成, 进入2月份以后, 美豆销售预计逐渐进入淡季, 对于豆价支撑有限。同时, 3～4月南美大豆逐渐上市, 将会代替美国大豆销售成为大豆贸易市场上的主角。
3 南美大豆出口预增
自2012年10月份进入播种生长季节以来, 南美天气情况总体良好, 虽然阿根廷大豆产量较前期预估有所下降, 不过巴西大豆产量预估值却保持增长趋势, 两国大豆产量合计仍保持创纪录的丰产预估。据USDA最新月度供需报告, 2012/2013年度巴西和阿根廷两国大豆产量合计达到1.365亿吨, 较上年增产约28%。由于产量增加, 南美两国大豆出口情况也相应较去年水平上升。2012年10月～2013年2月, USDA月度供需报告不断下调2012/2013年度巴西和阿根廷两国大豆出口预估值。但从2013年1月报告开始上调2012/2013年度巴西大豆出口数量至3840万吨, 较前三年增加5.73%、28.21%、34.36%;而阿根廷2012/2013年度大豆出口预估有所下调, 1月较12月预估下调100万吨, 至1100万吨;2月预估则下调10万吨, 至1090万吨, 较前三年增加47.90%、18.35%、-16.73%。笔者认为, 南美大豆逐渐上市后, 大豆贸易市场上货源增加, 且南美丰产预期也推动贸易商推迟采购时间, 以降低采购成本, 今年南美大豆出口预计将会创下新高, 将对豆价形成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