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倾向（共7篇）
创新倾向 篇1
随着汉末楷、行、草书的的不断发展及应用, 实用价值的隶书逐渐走向衰弱, 虽在北齐和唐代也流行过一段时间, 但终因去古已远, 法度湮没, 成就远不及汉隶。直到清初, 隶书开始有新的转机, 很多书家对汉隶重新审视, 且以此为取法对象, 其作品从书法艺术本体上的意义看确实有所突破, 主要表现为强化线条的形态和对空间构成的重视两种创作倾向。
一、注重用笔强化线条的形态
清初书家习隶者, 多推崇汉隶和唐隶, 偏好端庄秀丽的艺术风格, 因此《曹全碑》《礼器碑》《史晨碑》《华山庙碑》等规整一类的汉碑成为取法的范本。特别是汉隶中典型的笔画如“蚕头燕尾”及开张的撇捺, 在他们的作品中特别彰显。当时, 较有创造性的代表书家就是郑簠。郑簠的隶书初学时人, 后皈依汉人、“溯流穷源”。据其自述:
初学隶, 是闽中宋比玉, 见其奇而悦之。学二十年, 日就支离, 去古渐远。深悔从前不求原本, 乃学汉碑, 始知朴而自古, 拙而自奇。沉酣其中者三十余年, 溯流穷源, 久而久之, 自得真古拙、趄奇怪之妙。1
从他的作品风格看, 尤其得益于《曹全碑》, 且能推陈出新, 个性鲜明。其用笔的轻重主次变化分明, 行笔跌宕起伏, 略有映带, 尤重波挑, 雁尾高扬、舒展飘逸。与宋元以来拘禁刻板的隶书相比, 还是别开生面、生动自然。从其晚期的作品中明显看出, 凡是出现主笔“波磔”的笔画, 大多是起笔重按后紧接着提笔再顺势往右下逐渐按锋再右上提笔出锋, 所以往往会在“蚕头”的后面形成“蜂腰”笔画形态。看其撇画, 基本呈头重尾尖, 具有楷意, 偶尔也有结尾处重按, 然多有挑剔的现象。结体端庄、方整深受汉隶的影响。
金农的隶书, 从字法、章法上看也主要得益于汉碑。其自述:
石文自五凤刻石, 下于汉唐八分之流别, 心摹手追, 私谓得其神骨……2
从其用笔来看, 线条的形态却类似汉代简牍、帛书的线条。《东方艺术·书法》 (2008.11上半月) 刊登的金农《隶书》轴3是其具有自己风格的代表作, 很能说明这一特征。然有实物可证简帛的发现是在光绪年间, 可断定金农并非取法简牍、帛书。由于金农早年学过郑簠隶书, 后学《华山》《乙瑛》等汉碑。在书写过程中把郑簠的行草化的用笔参入其中, 使他的笔姿活泼生动, 看起来与晚清出土汉简书风相似。从金农60余岁时的作品来看, 其用笔逐渐强化, 横画加粗呈片状, 竖画偏锋侧下, 收笔出锋, 横粗竖细的的对比更加明显。撇画起笔重按, 收笔轻提, 呈“钉头鼠尾”状, 捺画的中段也类似横画的粗、扁, 只是在收笔处尖锋飞挑。其晚年的书作, 进一步使用渴笔, 自称“渴笔八分”。后世称金农这一类隶书作品为“漆书”。《冬心印识》记载:“余近得《国山》、《天发神谶》两碑, 字体奇古, 截取毫端作擘窠大字。”4可知, 金农晚年书作中这类强烈个性的线条是用“截取毫端”的近乎刷子的毛笔书写而就的。
被康有为成为“集隶书之大成”者的邓石如作书喜用长锋羊毫, 也正是这一工具使用强化了线条的形质感。其隶书得益于《曹全》《衡方》《夏承》《石门》等汉碑, 兼收并蓄, 融为一体。包世臣《艺舟双楫》阐述了邓石如的用笔方法:
盖笔向左迤后稍偃, 是笔尖着纸即逆, 而毫不得不平铺于纸上矣……锋即着纸, 即宜转换, 于画下行者, 管转向上, 画上行者, 管转向下, 画左行者, 转管向右。5
这是典型的逆势用笔, 即书写过程中, 笔管的倾侧方向与点画书写的方向相反, 笔锋锋顶着纸面运行。采取这样用笔方式, 笔毫平铺于纸面, 使线条显得浑厚饱满。顶着纸面运行, 加上笔毫的弹性, 这样能力透纸背使线条更有凝重感。书写过程中笔毫前面如有物拒之, 若克服这种阻力, 势必参以提按、顿挫, 一些铺毫会自然逸出, 造成了线条两边毛糙而不光滑的形状。这种线条的形态正体现了碑学所倡导的残破斑驳、浑厚苍茫的金石气。包世臣评价其书法:“笔势固如铜墙铁壁, 而虚和遒丽非其所能。”一语点破了邓石如对用笔的注重。
以上三家均从不同的方式强调用笔, 特别是后两家在书写工具上较前人也有所突破。他们所追求的线条形态与使用工具的特殊性存在很大的关系。
二、重视结字强调空间构成
这种创作倾向在伊秉绶和陈鸿寿的隶书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评价伊秉绶书法:“汀州精八分, 以八分为真书, 师法《吊比干文》, 瘦劲独绝。”从伊秉绶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其隶书得益于《吊比干文》, 但他取法的成功所在, 并非是线条的瘦劲, 而是在字的结构安排上。《吊比干文》的线条实则呆板、毫无变化且有几分僵硬。它的精彩之处正体现在这些普通的线条对汉字空间异乎寻常的分割上。伊秉绶作字主张:方正、奇肆、姿纵、更易、减省、虚实、肥瘦, 毫端变幻出乎腕下应和, 凝神造意莫可忘拙。可见他对结字的重视。观其作品, 其用笔中锋, 线条苍润有力, 粗细变化不大。波磔含蓄, 弱化了“蚕头波尾”的线条形态。横、竖、撇、捺等笔画基本都用直线处理, 竖撇及竖钩多作弯弧状, 隶书中丰富的笔画被其作了最大程度的简化。在字形的空间安排方面, 极力的强化和夸张, 可谓是独具匠心。横画皆作水平方向, 竖画多作垂直方向, 端庄方正的字内空间存在着线条的疏密变化, 单个字中的每一个线条都尽量安排到字的四周, 如同颜真卿楷书的处理方式, 方正饱满、中宫疏朗, 具有强烈的张力。线条穿插所造成的方框、三角形状, 使作品又增加了稚拙的趣味。
陈鸿寿在书法结体上主张:“凡诗文书画, 不必十分到家, 乃见天趣。”6他在创作中对各种造型元素的运用有自己别出心裁的理解和表现, 如线条的长短粗细及结构的疏密开合。每个字都是由若干个凝缩的和夸大的局部组合而成, 其夸张的表现手法更为突出。其与伊秉绶共同的特点, 都舍去了汉隶典型的笔画——波磔。在用笔上, 基本不作提按顿挫, 线条无粗细变化, 缺乏节奏型和弹性。这正反映了他们对线条形态的弱化, 强化了对结构空间的安排, 使线条成为表现空间美的辅助手段。
清代隶书可谓继两汉之后的又一座高峰。郑簠、金农、邓石如、伊秉绶、陈鸿寿无疑是清代隶书最杰出的代表人物。然而他们的创新却大相径庭, 郑簠、金农、邓石如主要是在传统汉隶的基础上, 更加注重用笔, 强化了线条的形态, 是清代隶书创新的主流。相反, 伊秉绶、陈鸿寿更倾向于汉字的空间安排, 而不以线条的形态为主, 虽不是清代隶书创新的主流, 却对当今隶书创作特别是现在所倡导的形式构成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摘要：清代隶书在书法史上可谓继两汉隶书之后的又一座高峰。郑簠、金农、邓石如, 伊秉绶、陈鸿寿无疑是清代隶书最杰出的代表人物。然而他们的创新却大相径庭, 郑簠、金农、邓石如主要是在传统汉隶的基础上, 更加注重用笔, 强化了线条的形态, 是清代隶书创新的主流。相反, 伊秉绶、陈鸿寿更倾向于汉字的空间安排, 类似现在所倡导的形式构成, 而不以线条的形态为主, 虽不是清代隶书创新的主流, 却对当今隶书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清代隶书,线条形态,空间构成
参考文献
[1].见《隶法索引》.转引自《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 (下) 第1094页程质清文. (大地出版社.1989年) .
[2].《冬心斋砚铭·自叙》
[3].《东方艺术·书法》, 2008.11上半月.第36页.
[4].见《冬心印识》.
[5].沃兴华《中国书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第487页.
[6].蒋宝林《墨林今话》.
创新倾向 篇2
关键词：创新班,就业,考研,倾向,现状
如今的就业形势日益严峻,每年各高校都有大批的毕业生面临着就业问题。陕西师范大学作为教育部直属师范类学校,被称为西北地区“教师的摇篮”。因为学校的师范生就业是有保障的,就业率可达百分之百,包括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大学、长安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在内的六所高校中,这几所学校历年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就业率均达到90%以上。陕西师范大学的本科生就业率跟各高校不相上下,然而研究生就业率却是这几所学校之中最低的,不到90%。截止2013年7月1日,学校就业总人数6144人,研究生有2037人,但是就业率只有84.91%,而2014年也只有87.04%,远低于本校本科生的就业水平。而究其原因,是由于本校大部分研究生中的第一学历较低,这样生源较差的研究生在就业时无疑会有很多阻力。为此学校设立创新班,采取一些鼓励措施激励本科生考研,弥补本校研究生的缺陷。
目前本校创新班有思想政治教育、汉语言文学、历史、英语、数学与应用、物理、化学、地理科学、教育技术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创新班。创新实验班属于非师范,重点培养研究性人才。这些专业偏冷,对创新班的学生来说,进入教育行业无疑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相比于师范生,他们的专业就处于劣势。所以对于很多创新班的学生来说,升学和就业的选择很艰难。
笔者为此做了一些调查,分析了当前师大创新班学生就业现状,成因,利弊,也对此提出了几点建议。
一、陕西师范大学创新班学生就业倾向及成因
本次调查以陕西师范大学2011级、2012级、2013级的创新班学生为调查对象。主要对这些学生的就业倾向、职业选择方向、就业流向、影响就业选择因素等问题进行了调查。于2014年下半年发放调查问卷800份,共收回764份,有效问卷有733,回收率为91.6%。
(一)创新班的学生中男生的考研倾向大于女生
从图1来看,有65.5%的男生选择考研。在图2中可以看出64.3%的男生毕业后可接受的最低工资为5000以上,而女生中72.6%的人在毕业后可接受的最低工资为3000—5000。显然,男生对薪资的期望值是较高的,也是这样较高的期望让他们不得不选择继续深造这一条路。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表1,男生中约78.5%的人都对自己的专业技能不自信,这样也会促使更多的男生选择考研。
综合来看,男生的考研意向大于女生,其原因主要有自身专业技能不足,期望较高;就业去向方面大多数人选择大城市,增加就业压力。
图1 师大创新班男女生总体就业倾向比较
图2 陕师大创新班学生能接受的最低月收入
表1 陕师大创新班学生对自己专业技能的评估
(二)理科学生的考研倾向大于文科
图3 师大创新班文理科就业倾向比较
表2 陕师大创新班学生对就业形势的评估
表3 陕师大创新班学生对自己专业的满意度
表4 陕师大创新班学生入学之前对创新班的了解程度
调查结果显示,理科中有60%的人认为就业形势一般,比文科多出十个百分点。(表3)关于专业的满意程度,有25%的理科学生对自己的专业不满意,多出文科学生十五个百分点。(表4)对创新班的了解程度上,有53%的理科学生在入学之前对于创新班不完全了解,这一项比文科学生高出十个百分点。正是因为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对创新班缺乏足够的了解,导致对自己的专业不满,降低了学习兴趣和动力。所以这也是导致理科创新班学生中有更多的人倾向于考研,他们可以跨专业考研,选择更令自己满意和感兴趣的专业,从而提高自己学习的积极性,也为以后工作夺取更多的筹码。(表5)而毕业后首选工作地,理科学生首选大、中小城市的比例达到93%,比文科学生高出六个百分点,这些城市的工作压力较大,对学历和能力要求也比较高,所以更多的理科学生选择考研也是迫于就业压力。
综合来看,理科学生的考研倾向大于文科的原因主要有:对就业形势不乐观,入学之前对创新班缺乏了解,对自己的专业满意程度低,对工作地的选择集中于大中小城市。
(三)总体考研倾向小于就业
图4显示本校创新班学生中有49.8%的人选择考研,50.2%的人选择就业。在表1中看出大部分学生都认为自己的专业技能方面欠缺,而为何还有更多的人选择就业而不是继续深造,提升专业能力,获取更高学历弥补专业技能不足的弱点呢?从图5看出55.2%的人认为研究生越来越多,就业形势依然严峻,这也解释了表1的问题。这一情况也与表2中大部分人对于就业形势持不乐观态度一致。从表5来看,有57%的人选择毕业后留在大城市,大规模的人才集聚于大城市,这样的选择无疑会加大竞争压力,也会使就业形势更加紧张。以陕西师范大学2014届创新班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来看,英语创新班的升学率低至35.29%,各班级的平均升学率为45.44%。14届的师大本科生就业率为95.2%,而创新班的就业率只有90.88%,明显低于全校本科生就业水平。图4显示在选择就业的学生中有30.5%的学生选择进入教育行业,而创新班选择教育行业的竞争力远小于师范生,这样的选择当然会拉低就业水平。
图4 陕师大创新班总体就业倾向
图5 陕师大创新班学生对于考研热的看法
表5 陕师大创新班学生就业首选工作地
综合来看,总体考研倾向小于就业的原因有专业技能的影响,对当前就业形势的评估,就业选择地的局限性,职业选择的局限性。
图6 陕师大创新班学生求职中最担心的问题
图7 陕师大创新班学生对于就业,希望得到哪些方面的帮助
二、就业倾向的利弊分析
首先,男生考研倾向大于女生。一方面来说,对于女生,这是有利于就业的。以教育行业就业为例,创新班学生中的女生明显处于弱势。而今的现状是男生更加倾向于考研,这就增加了女生进入教育行业的就业机会。对师大本校而言,男生更倾向进入研究生队伍,有利于平衡研究生中男女比例。男性研究生相对于同期毕业的本科生来说,在就业的时候占有很大优势。但另一方面,这就拉开了男女生之间的差距、会加剧男女在高层次职位中的比例失调。目前研究机构中男性比例也是大于女性的,这对男女生之间收入差距,社会地位等都是有影响的。在师大这样的女多男少的学校,女生更是考研主力军,而如今创新班中女生的考研意向不强,对于学校的升学率,对于她们未来向更高层次的发展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其次,理科的考研倾向大于文科。一方面,理科专业实用性较强,而目前师大的创新班中,理科专业的学生考研倾向比较高,更高层次的科研水平以及技术能力不仅可以为他们自身开拓更好的未来,也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多高能力实用性人才,宏观来看,这样的趋势也可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对于女生而言,高学历未必一定会有利于就业,在一路深造的过程中,她们很可能失去年龄优势,在就业时遭到年龄歧视等问题。而文科的考研倾向低于理科。文科的就业优势是小于理科的,没有学历和研究性能力的优势,他们在人才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就更加小了,这不利于文科生的就业。而高层次的社会科学研究、政策研究等还是需要有能力的文科生,如今文科的升学意向不高,对于培养高能力的偏于研究性的人才是不利的。
最后,总体考研倾向是小于就业的。一方面,对于这些要考研的学生,可以减小竞争压力,因为大多数创新班学生选择就业;选择就业的本科生尽早的进入人才市场可以积累工作经验。另一方面,这种情况不利创新班学生向更高层次发展,不利于他们走向更大的发展空间;相比硕士研究生,本科生在专业技能方面并无优势;而且这与陕西师范大学设立创新班的初衷不相符合,师大开设创新班就是为了能吸收更多的高水平的本科生进入本校研究生队伍,提升学校的考研率,而这种就业倾向大于考研的情况令人颇为担忧。
三、基于分析结果的建议
(一)加强对创新班学生的专业技能训练
从图4可以看出在选择就业的创新班学生中要进入教育行业的学生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学校可以开设讲课说课等有关的课程,供有意向进入教育行业的创新班学生和别的非师范专业学生选择。采用鼓励措施激励创新班学生参与科研,锻炼自己的科研能力,为这些选择继续深造的学生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
(二)开设就业辅导的课程或者大讲堂,定期公开
学校应将就业辅导开设成一门课,主动地把学校所掌握的相关信息主动地系统地告之学生,尤其是尚未面临就业的学生,他们不了解当前的状况,对自己未来的规划也相当模糊,而且有些学生的信息比较闭塞(图5)。这样能让他们较早地了解情况,对自己有一个合理定位,好对自己的大学学习做出规划。就业辅导中心应该可以提供这种课程,因此也不必另请教师来做,以至于产生额外的花费。提供最新的就业形势分析,为学生提供应聘技巧,职业规划辅导、心理辅导等(图6)。虽然陕西师范大学有设立就业辅导中心,这个机构会公布用人单位招聘信息等。但是对于尚未毕业的学生来说,把就业心理辅导、职业规划辅导等这些帮助设置为课程,更能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大家早些了解就业形势等信息。当然这种课程对于不是创新班的非师范生来说也是有帮助的。
(三)师大应通过网络等途径完善对创新班的介绍
现在网上可以搜索到的关于师大创新班的详细介绍是不多的,所以师大很有必要详细介绍同专业的师范生和非师范生的创新班和基地班的区别,在考生报考志愿的时候可以参考。在大二的时候,对转专业的条件可以稍放宽些,在专业课设置上尽量贴合学生的兴趣和人才市场的需求,让大家有兴趣学,有动力学。
(四)加强对学生的创业教育,给学生创造更多的创业机会与锻炼机会
从图4来看,选择自主创业的创新班学生所占的比例很小。所以学校在培养创业创新人才这一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虽然师大有学生就业与创业者协会,但是仅仅这样的学生社团还远远不足。所以创业选修课程和创业指导等相关课程的设置是很有必要的,当然师大也可以在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的基础上建立创业指导中心。在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十一届政协委员何伟也提出了《关于在大学开设创业课程的建议》,说明了国内的高校创业教育尚且不足。所以师大很有必要加强对学生的创业教育。
(五)学生们应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提高自身能力
对于创新班的学生们来说,可选择的职业相对较少,但同学们仍应该树立正确的就业观,提升自己的个人能力,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和期望值,在选择工作地的时候也应该不仅仅局限于大、中城市等,乡镇农村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 .许道银,谢超群,朱红梅.教育与培训:高校应对社会的策略——大学生就业倾向调查研究与分析[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6(3).
[2] .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陕西师范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2013)[R].2014(4).
创新倾向 篇3
我国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由于创新活动中存在创新收益的外部性、创新信息的不对称性和创新结果的不确定性等问题,科技创新的过程中往往存在一定的市场失灵[1],限制了资源要素的有效配置。为克服市场本身固有的缺陷,政府必须运用政策手段,内在化科技创新活动的外部性,分担创新活动的风险,进而激励企业进行自主科技创新,而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是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做法。
中关村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科技园区,拥有国内最丰富的高端科技研发和创新人才资源,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发挥着引领作用。近年来,国家和北京市对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给予了一定的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政策支持,主要包括:对新办和重点软件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给予所得税优惠、增值税即征即退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入驻企业的房租补贴和优秀项目的相关产业提供资金支持,对人才基地运行管理机构的资金、重大技术装备试验和示范项目保险进行财政补贴等。但这些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政策是否真正促进了企业进行创新研发投入,哪种形式的激励效应更好,则需要进行分析探讨。
2 文献综述
目前已有大量关于政府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政策对企业自主创新投入影响的研究文献。
关于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激励作用,国内外学者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Bloom等[2]在控制了国家特征、世界经济波动以及其他政策性因素后研究发现,税收减免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实质性影响,10%的税收减免会导致1%左右的短期R&D额外投入和10%左右的长期R&D额外投入。Guellec等[3]利用17个OECD国家的数据研究认为,R&D支出对于税收的价格弹性为负,即税收优惠带来的研发成本降低显著促进了R&D支出的增加。许景婷等[4]对沪深两市上市的江苏省制造业及信息技术业企业进行研究发现,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杨杨等[5]27-28采用创业板上市公司年报数据分析后发现,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明显促进了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技术创新的研发投入,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模越大,激励作用越明显。
而学术界对财政补贴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存在一定分歧。Clausen[6]根据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和成功概率,将企业R&D分为“远离市场”和“接近市场”两种类型,利用挪威创新活动的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财政补贴能够促进“远离市场”创新活动的R&D私人投资增加,但对“接近市场”的私人创新投入则具有“挤出效应”。Dundas等[7]基于1994—2002年爱尔兰和北爱尔兰数据研究后认为,政府资助对企业研发活动比例的增加、新产品开发式创新活动和产品改进式创新活动等具有积极影响。王一卉[8]通过对中国工业行业中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财政补贴对从研发投入到实现创新绩效的过程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政府投入对企业自身研发投入产生了“挤出效应”。李思慧等[9]基于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数据分析认为,补贴类财政激励对企业总体创新投入的促进效果不显著。
在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中,以中关村为分析对象的研究多集中在政府政策对企业自主创新作用机制的理论探讨方面,而对不同政策的激励效果则缺乏实证分析,从而难以为政府选择出台更有效的扶持政策提供有力支撑。本文基于2011—2014年中关村企业微观数据,创新性地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作为分析工具,以是否获得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为处理因素,将企业分为处理组和对照组,再利用企业基本特征进行匹配,在此基础上评估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政策对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投入的激励效果,并比较两种政策的有效性。不仅为研究政策支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也可为决策制定者有针对性地制定企业创新激励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3 方法模型
本文采用Rosenbaum等[10]提出的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odel)分析政府的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行为是否会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投入产生激励作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是近年来在因果推断研究中倍受国外学术界推崇的定量分析方法,在国外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医学、政策评价等领域,在国内政策评价领域已有一些应用,但在企业创新问题研究中非常少见。其基本思路是:先定义处理变量(即作为分析目标的影响因素,如各种政策、药物处理因素等)、结果变量(即处理变量的预期作用结果,如政策效果、药物效果等)及一组可观测的并对处理变量和结果变量均具有影响的协变量(又称混杂变量,即不作为分析重点但需加以控制的其他相关影响因素),计算研究对象随机分配到处理组或对照组的条件概率(倾向得分),再对处理组样本与对照组样本的倾向得分进行匹配,最后计算匹配后处理组与对照组结果变量的均值及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the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for the treated,ATT)。由于匹配处理组和对照组样本实现了对混杂变量的控制,当两组样本的结果变量均值具有显著性差异时,说明处理变量对结果变量具有显著影响。
为考察两种政府扶持政策对企业自主创新投入的净影响并进行政策有效性比较,本文研究中设置了两组处理组和对照组:一组的处理变量为高新技术企业是否获得税收优惠(T1),另一组的处理变量为是否获得财政直接补贴(T2)。为测度两种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净效应,这里不考虑两种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交互影响,即不设置同时获得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的处理组,两组对照组样本均为未获得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的企业(T1=0且T2=0)。结果变量为企业自身的创新投入水平(Y)。混杂变量(X)为反映高新技术企业基本特征和发展水平的一些变量组成,这些混杂因素不仅会影响企业是否获得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也会影响企业的自主创新投入。具体的研究步骤为:
第一步,利用混杂变量预测高新技术企业分别获得税收优惠(T1)或财政补贴(T2)的倾向得分。常用的倾向得分计算模型主要有Logit回归、Probit回归、判别分析等,本文使用较为通用的Logit模型进行估计:
其中:为第i家企业的倾向得分值;T1和T2是处理变量,获得税收优惠则T1为1,否则为0,获得财政补贴则T2为1,否则为0;为累积分布函数;X为混杂变量,β为对应的参数向量。
第二步,根据倾向得分进行样本匹配并对匹配结果进行平衡性检验。先采用最近邻匹配(nearest matching)[11]、完全匹配(full matching)和遗传性匹配(genetic matching)[12]3种方法,在获得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的处理组企业与未获得这些政府扶持政策的对照组企业间进行样本匹配,再进行平衡性检验,考察匹配后两组样本的混杂变量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若无明显差异则说明通过了平衡性检验。
第三步,计算匹配后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在通过平衡性检验后,参考Becker等[13]的方法计算受处理的个体的平均处理效应ATT,即可得到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投入的净影响。计算公式为:
其中:Y为结果变量,反映高新技术企业自身的创新投入水平;Y11i、Y21i和Y1i分别表示同一家企业在获得税收优惠、获得财政补贴和未获得两种政府支持情况下的结果变量。由于匹配后处理组和对照组样本实现了对混杂变量的控制,观察处理组和对照组结果变量的差异则能得知政府的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行为是否会对企业的自主创新投入产生激励作用,分析ATT1和ATT2的计算结果可对两种政策的有效性进行比较。
第四步,进行敏感性检验。敏感性检验的目的在于判断计算倾向得分时是否忽略了一些重要的混杂变量,常用Rosenbaum界限的γ系数进行评价,若γ系数很大时(一般认为接近2),已有结论才变得不显著,则说明没有遗漏重要的混杂因素,应用倾向得分方法得到的结论是合理的[14]。
4 实证分析
4.1 数据与变量介绍
参考国外同类研究惯例,以3~4年为一个研究跨度。现采用2011—2014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海淀园的支柱性高新技术产业———电子与信息行业的企业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为北京市海淀区统计局。
在两组处理变量中,税收优惠采用“减免税总额(万元)”指标表示,并将2011—2014年间获得税收优惠的企业设为处理组(T1=1),未获得税收优惠的企业设为对照组(T1=0);财政补贴用指标“补贴收入(万元)”表示,且将2011-2014年间获得财政补贴的企业设为处理组(T2=1),未获得补贴的企业设为对照组(T2=0)。由模型方法部分可知,T1=0和T2=0的对照组纳入的样本都是均未获得两种政策支持的企业,即两对照组样本相同。结果变量为企业自主创新投入,采用“企业内部用于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万元)”指标表示,记为Y,企业内部用于科技活动的投入可以衡量企业的自主创新行为[5]26,从而测度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行为的影响。混杂变量,即可能同时影响企业获得政策支持和创新投入,但不作为分析重点的其他控制因素,分别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考虑:(1)经营水平:政府在扶持企业时通常会侧重于经营状况较好的企业,即“市场赢者”[15];(2)企业规模:企业规模通常被认为是企业获取政府资助的重要考察因素[16];(3)研发能力:从事创新活动的人力资本越多、研发能力越强的高新技术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的创新扶持;(4)知识存量:通常认为企业累积的专利成果越多、企业的创新基础越好,越易获得政府优惠政策的青睐;(5)发展时间:新成立的企业往往更容易获得创新政策扶持,而成立时期较长的企业创新动力相对不足;(6)金融支持:融资能力越强的企业,企业的现金流越充足,企业进行R&D研究的能力和积极性也越高。具体选取的指标见表1所示。
考虑到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有时滞性[17,18],将分析涉及的混杂变量和结果变量取4年均值,以反映企业在2011—2014年间的综合水平。建模前对所有连续变量按1%的标准进行缩尾处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最终T1=1处理组样本数为875,T2=1处理组样本数为384,T1=0和T2=0对照组的样本数均为2 243。
4.2 模型结果
4.2.1 税收优惠与企业自主创新投入
为保证倾向得分计算结果的准确性,先利用不同混杂因素分别建立Logit回归模型(见表2),再根据AIC越小模型拟合越好的准则,选择AIC最小的模型3作为匹配模型。模型3显示,总收入越高、R&D活动人员越多、知识资本存量越充足的企业,获得税收优惠的概率越大,且研发能力与知识存量的交互作用对企业获得税收优惠也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企业规模和发展时间对高新技术企业获得税收优惠的影响系数为负,这说明规模越小、发展时间越短的企业获得税收优惠的概率越大。
注:1)括号内为T统计值;2)***、**和*分别表示在0.001、0.01和0.0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由模型3计算出倾向得分后,分别利用最近邻匹配、完全匹配和遗传性匹配3种方法进行样本匹配和平衡性检验。由于遗传性匹配的平衡性检验效果最好,故将其确定为最终匹配方法,具体结果分别见表3和图1所示。表3显示,匹配前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各混杂因素差异明显,t检验表明两组样本的混杂变量在0.05显著性水平下具有显著差异;匹配后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差异明显减小,且t检验结果表明在0.05显著性水平下各混杂变量的差异不显著,通过了平衡性检验。图1显示,匹配前(图1a)两组样本倾向得分的密度函数具有明显的差异,匹配后(图1b)对照组的概率密度曲线趋近于处理组,这说明模型匹配效果良好,为匹配后结果变量的比较提供了保障。
对匹配后样本的自主创新投入水平进行双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匹配后处理组高新技术企业的自主研发投入均值为814.2万元,而对照组企业为474.3万元,t值为-4.9,在0.01显著性水平下两者差异显著;利用R软件包Zelig[19]计算得到的处理组样本的平均处理效应值(ATT)为263.5万元,即在基本特征相似的情况下,获得税收优惠的企业比没有获得税收优惠的企业在自主研发活动中平均多投入了263.5万元。税收优惠政策对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的自主创新投入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
4.2.2 财政补贴与企业自主创新投入
经运算,可得到以财政补贴作为处理变量的4个Logit模型(见表4)。根据AIC最小准则,模型4最优。模型表明:企业经营状况越好、创新能力越强、知识资本越充足的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的机会越大;企业规模的估计系数为负,说明规模越小的企业获得政府补贴资助的概率越高,而发展时间的长短对企业是否容易获得财政补贴无显著影响。
注:1)括号内为T统计值;2)***、**和*分别表示在0.001、0.01和0.0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根据模型计算出的倾向得分值分别使用3种匹配方法进行样本匹配和平衡性检验,结果分别如表5和图2所示。结果显示遗传性匹配效果最好,确定为最终匹配方法。表5表明,匹配后样本组和处理组的均值差异相较于匹配前大大缩小;t检验的p值也显示在0.05显著性水平下,除Age变量在匹配前差异已不显著,两组之间其他协变量的差异由匹配前的显著变为不显著,通过了平衡性检验。由图2可以看出,匹配前(图2a)对照组与处理组的概率密度分布有一定的差异,而匹配后(图2b)两者概率密度分布几乎一致,可见模型的匹配效果很好。
对匹配后的处理组和样本组进行t检验,结果显示:处理组自主研发投入的均值为341.5万元,对照组为284.5万元,t值为-1.42,p值为0.29,因此在0.05显著性水平下两者差异不显著,说明财政补贴政策对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投入的影响并不明显;此外,计算得到财政补贴处理的ATT为28.3万元,说明财政补贴政策对企业总体创新投入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效果一般。
对分别以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作为处理变量的得分匹配模型进行敏感性分析,两者的系数分别在2.3和2.8时,上述结论在0.05显著性水平下变得不显著,意味着建立模型时没有遗漏重要的混杂因素,证明了已有实证结论的可靠性。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通过建立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的倾向得分模型,为测度政府创新支持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影响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视角,主要结论包括:
(1)经营状况越好、创新能力越强、知识资本存量越充足、规模越小的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获得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的概率越大;成立时间越短的高新技术企业越容易获得税收优惠政策,但这一因素对高新技术企业是否获得财政补贴没有显著影响。
(2)以税收优惠为处理因素的ATT计算结果为263.5万元,而以财政补贴为处理因素的ATT计算结果为28.3万元,说明税收优惠对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投入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可以有效提高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的积极性;财政补贴对企业总体的创新投入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与税收优惠相比,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果不明显。这可以理解为税收优惠更多是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配置资源,具有透明、平等、自主等特点,能较好地激发企业选择自主创新的热情;而对于一部分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来说,直接补贴虽然减轻了研发负担,但对自主创新投入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在解决市场失灵的同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政策失灵。
(3)税收优惠政策因有税收制度保证其连续性和稳定性,有利于企业根据政策制定最优化的策略,将与创新投入相关的税收减免转化为公司生产经营的一部分,市场化效率较高;但对于处于营业初期的企业,由于纳税义务较小,同时受资金的约束性较强,财政直接补贴可发挥更大的创新激励作用。
(4)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各有优势和不足,可综合考虑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的自身特征和发展阶段等因素,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达到动态最优的激励效果。
5.2 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现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将税收优惠政策作为激励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的主要政策工具。对不同的行业、不同研发群体实行有针对性的税收政策,降低技术创新活动的成本,增强其抵御技术创新风险的能力,如针对中小企业创业初期和经营中面临的困难,政府可通过为中小企业设置更高的加速折旧率和R&D费用扣除率等优惠政策激励企业进行研发投资。
(2)财政直接补贴具有作用迅速快捷的特点,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因此可以作为辅助的政策工具。在短期内提供资金支持,有效鼓励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进行自主创新投入。同时加强企业监管力度,对弄虚作假以骗取补助的相关企业给予惩罚,确保财政补贴政策的公平、公正性。
(3)制定财税政策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应注重人才激励和培养。技能熟练、专业知识丰富的创新型人才是推进自主创新的根本,应针对具有突出贡献的研发、技术和经营管理人员,制定和完善相应的税收激励或者补贴奖励,通过汇聚高端研发人才和产业领军人才,全面提升示范区企业的创新能力。
摘要：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评估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对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投入的激励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经营状况越好、创新能力越强、知识资本越充足、规模越小的企业越易获得这两种政策扶持;成立时间越短的企业越易获得税收优惠,但这一因素对获得政府补贴无显著影响;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投入有显著的激励作用;财政补贴对创新投入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但与税收优惠相比效果不明显,在解决市场失灵的同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政策失灵。
创新倾向 篇4
基于此,本文拟将“学习实践社群参与”这一关键变量引入研究模型,特指员工在学习实践社群中的互动和沟通情况[6,7],关注其作为典型的非正式学习方式,在发挥跨组织的网络优势,粘着多元化、异质性的知识信息,激发员工创新行为中的影响。另外,依据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个体学习过程受到个体和环境双重因素的影响,两者相互渗透、动态交互,贯穿整个学习过程,共同作用于学习效果[8]。为此,本文探究学习实践社群参与(非正式学习)对员工创新行为(非正式学习效果)的作用时,进行个体和环境双向视角的考察,即选取个体层面的反馈寻求倾向和组织层面的组织支持感知两个调节变量,以期更充分、立体地考察员工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和个体创新激励、组织创新管理之间的关系特征和作用机理,为互联网时代员工专业知识学习和技能开发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与管理思路。
1 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和员工创新行为
(1)学习实践社群和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学习实践社群(Community of Practice,COP),最早是由Brown等[9]对施乐公司(Xerox)的跟踪研究中发现的,它是由维修工程师自发形成的一个非正式交流群体,在早餐、打牌和休息等时间里分享工作经验和心得,丰富和提升彼此的知识和技能。这一现象引起学者关注,并将“学习实践社群”界定为在兴趣、知识及工作等人际关系基础上自发形成的非正式学习群体。在社群内,员工可以通过彼此分享个人经验,传递知识信息,帮助解决工作中的问题等产生积极的学习效果[10,11]。随着社交网络和学习工具的拓展,学习实践社群逐步从界于社群与组织之间的结合方式,演变为联结组织内员工以及员工与组织外部专业人士之间的跨组织的非正式学习形式(informal learning)[12,13],关联范围广泛,存在诸多“结构洞”的关键性联接,具有丰富的、非冗余的社会资本[14]。
学习实践社群参与是实践社群产生、维系与发展的关键所在,可定义为:个体成员在学习社群中的互动和沟通方式、内容与状态[15]119。早期对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的关注集中在单一组织内部层面,例如为了知识创新和专业任务的需要,员工在组织内部形成以知识分享为目的的学习圈,显现自发性、松散性和兴趣性等特征。伴随着组织的虚拟化和网络技术的兴起,出现了一些跨越部门、团队、组织边界的学习实践社群参与行动,其参与的程度和形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参与程度显著不同:一些是浅层的、或者是应急性的参与;一些则是深层的、嵌入式的参与。参与形式亦趋于多元化、丰富化,既包括非正式的讨论会、读书会、兴趣小组、咨询专家团、同行或同领域专业人士的头脑风暴、跨界人员的碰面聚会、联盟企业共享的问题解决小组等,也包括视频会议、BBS、微信群、网络工作空间共享、知乎、维基百科等现代沟通工具或社交软件的使用[16]。
(2)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近年来,员工的创新行为在各类任务、职位、部门、组织中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根据Scott等[17]581、Jassen[18]的观点,员工创新行为主要指员工产生和实施新奇的、有潜在价值的、与工作或职位相关的观点、方法和行为。其概念内涵既突出了过程的视角,包括创新思维的产生和实现创新思维的行为或行动,又强调了基于工作/职位的特性,即限定于工作相关的个体创新,而非泛化的工作场所之外的创新活动。
相关研究发现,在知识经济时代,学习实践社群可能存在于部门内、部门间或跨越组织边界,而成员们也可能穿梭于若干学习实践社群,扮演不同的核心成员或边缘成员的角色,串联起多样化的网络,粘着和引入新鲜的、多元化的知识和信息。成员们凭借学习实践社群提供的信息传递或头脑风暴的“场”或平台,通过交流和沟通知识、技能、经验、诀窍等人际互动或社会化方式,进行思想碰撞、思维启迪,促使隐性知识共享、融合、内化和升华,使得基于工作或职位的创新尝试和创新行为随之涌现。正如Wan等[19]研究发现,学习实践社群互动参与对个人绩效具有积极的影响,包括有潜在价值的知识迁移和应用,以及创意创新的激发和尝试。
个体的学习实践社群参与主要包括参与程度和参与形式两方面,根据Teigland[20]的研究,两者都对员工创意萌生和工作绩效提升至关重要。参与程度侧重于员工在实践社群内的互动频率和互动质量,包括员工参与社群活动的次数、持续时间,能够影响其参与讨论的范围和深度以及与其他社群成员互动的和谐顺畅程度等,从而有效地影响信息获取、知识共享、交互启发创新的过程。参与形式主要包括现实参与和虚拟参与。前者主要发生在特定的物理空间,成员之间在固定的或随意性的场所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互动,有助于提高沟通效率,促进新知识与已有知识的整合重构,激活个体创新;后者主要依赖于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发展,进行远距离的、非面对面沟通交互活动,为员工提供“弱连接”的知识网络,更有可能搜寻新颖、有潜在价值的信息,改变惯性思维,激活创造潜能,迸发新观点、新思想。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1: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a: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程度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b: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形式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1.2 反馈寻求倾向的调节作用
反馈寻求倾向(feedback-seeking),特指个体的一种信息搜寻的偏好,体现为员工在组织中积极、主动地寻找与工作、职业等相关的、有价值的信息,属于员工的主动性或前摄性态度和行为[21]251。依据研究主题和和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的特点,本文将反馈寻求倾向界定为员工个体在学习实践社群中主动获取信息的偏好或倾向性,并参照Ashford等[22]和Krasman[23]等的研究,划分为两个维度:直接反馈寻求和间接反馈寻求。直接反馈寻求是指个体通过“开门见山”或“直抒胸臆”等直接询问方式来获得知识、技能、信息等,从而能够更加准确地应对和解答工作中悬而未解的难题;间接反馈寻求是指个体通过观察、暗示、试探、反思等间接询问方式来获得信息和帮助,并伴随着自身对信息的持续筛选、加工和思考。Ashford等[24]认为反馈寻求是员工积极主动地学习新知识与新技能的有效方式,直接或间接反馈寻求倾向体现了员工对信息寻求方式的差异化选择。Morrison[25]也指出,对于要求准确性、价值性的技术知识或技能,直接反馈寻求方式具有更好的效果;而补充性的、参考性的或人际关系方面的信息,间接反馈寻求方式更常被采用。
为此,员工的反馈寻求倾向决定了其在群体中提出问题或表达学习需求的方式,这对于社群成员如何给予反馈以及反馈哪些内容等至关重要,从而影响个体在学习实践社群中获取信息资源以及基于工作/职位的创新创造行为产生。正如Zhou[26]提出的,特定的反馈方式能够极大地影响个体创新绩效:直接反馈寻求能够使参与者获得更为精确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有意识地解决工作中的问题,丰富更新已有的知识,提升创新技能,提高创新的内在动机,因此能够促进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对员工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27];间接反馈寻求具有无明确的需求意识和目的性质,员工能够从学习参与中偶然获取意想不到的信息和知识,这些不同视角的信息和观点有助于个体多样化的思考,从而促进大胆的假设、猜想行为及创意迸发。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2:反馈寻求倾向对于学习实践社群参与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H2a:直接反馈寻求对于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程度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H2b:直接反馈寻求对于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形式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H2c:间接反馈寻求对于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程度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H2d:间接反馈寻求对于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形式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1.3 组织支持感知的调节作用
组织支持感知(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最早由Eisenberger等[28]501提出,定义为“员工感知的组织重视其工作的贡献和关心其福利待遇的程度”,体现了组织对员工的关怀和尊重。本文将组织支持感知,限定为员工在参与学习实践社群以及将社群中获得的知识、技能应用到实际工作时,感受到的组织提供的支持和辅助情况。同时,参考McMillin[29]的建议,组织支持除了包括组织对员工情感方面的支持,还应该包括物质方面的支持,如员工在完成工作时需要的信息、设备与工具等。鉴于此,本研究将组织对于员工参加学习实践社群的支持,划分为情感性支持和工具性支持两类[30]14。
组织支持感知作为员工在组织中能感受和获取的重要资源,对于员工的组织行为及行为结果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组织支持能够预测员工的多种态度和行为,如员工的工作投入、组织承诺、工作绩效、组织公民行为和离职倾向等。组织提供的支持越充分,员工就能获得更多的资源来完成特定任务和目标。对于组织而言,学习实践社群虽然属于非正式群体,带有非官方、兴趣性和自发性等标签,但其构建的主要目的在于工作相关的知识信息分享,为员工提供了正式培训之外的补充性学习机会。当组织提供情感性支持,员工参与学习实践社群的行为受到鼓励、赞同和表扬,或提供工具性支持,为员工参与学习实践社群的行为提供时间、地点、设备、资金等,能够极大鼓舞员工的士气,提升参与的动力,有效迁移和应用学习实践社群的知识,激励员工发挥创造力解决新问题,促进工作创新的尝试和实施[31,32]。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3:组织支持感知对于学习实践社群参与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H3a:情感性支持对于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程度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H3b:情感性支持对于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形式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H3c:工具性支持对于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程度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H3d:工具性支持对于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形式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旨在探究学习实践社群参与作为工作场所需求引发的非正式学习方式,对学习效果(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过程。依据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个体学习过程受到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双向影响和交互效应。故本研究选取个体和环境层面的两个调节变量:反馈寻求倾向和组织支持感知。本文的研究框架见图1。
2 研究方法
2.1 样本与程序
考虑行业和企业间的差异性及信息的覆盖面,本研究采用借助研究者人际网络和委托第三方(问卷星服务)两种方式收集数据。问卷主要以链接、邮箱、微信等方式获得,发放时间在2015年3—5月间,共发放问卷569份,回收有效问卷506份,有效回收率为88.9%。员工样本特征情况如下:男性占44.1%,女性占55.9%;年龄在21~30岁占52.4%,31~40岁占39.3%,41~50岁占7.5%,51岁以上占0.8%;教育程度而言,大专及以下占11.3%,本科占72.9%,硕士占12.6%,博士占1.2%;岗位/职务而言,基层工作人员占62%,基层管理者占22.5%,中层管理者占11.3%,高层管理者占4.2%;企业属性而言,国企占35.8%,民企占44.7%,外企占9.9%,合资企业占9.7%。
2.2 变量测量
变量测量的问卷均采用或借鉴国外开发的成熟量表。考虑语言习惯及表达的差异,邀请两位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博士生和一位英语专业博士生将量表进行中英文互译,并由作者进行对比和修订,从而形成最终的调查问卷。为避免答案的居中倾向,所有潜在变量都采用Likert6点计分法,1~6表示从“完全不符合实际”到“完全符合实际”。
(1)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的测量。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的本质指个体与社群成员的沟通或互动情况。主要参考Ruekert等[33]以及路琳等[15]120的量表,根据学习实践社群的特点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其中,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的子维度参与程度和参与形式各有两个题项,共4个题项。
(2)反馈寻求倾向的测量。反馈寻求倾向是指个体主动去获取信息的偏好。借鉴Ashford等[21]编制的反馈寻求量表,包括直接反馈寻求和间接反馈寻求2个维度,直接反馈寻求包含2个题项,间接反馈寻求包含4个题项,共6个题项。
(3)组织支持感知的测量。该变量的测量参考了Eisenberger等[28]502、陈志霞[30]开发的量表,包括情感性支持和工具性支持两个维度,前者包括7个题项,后者包括3个题项,共10个题项。
(4)员工创新行为的测量。该变量的测量采用Scott等[17]607开发的量表,共6个题项,主要测试员工是否存在创新思维的产生,及执行和实施创新思维的行为。
(5)控制变量。根据学习实践社群特点以及不同类型员工/组织对于学习实践社群互动参与情况的差异性,本文将员工的性别、年龄、学历、岗位/职务、企业属性作为控制变量。
3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3.1 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大多采用克隆巴赫α系数(Cronbach'sα),主要用以估计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程度。根据吴明隆[34]的建议,Cronbach'sα系数大于0.7表示量表的信度达到可接受水平。本研究采用SPSS19.0软件对各量表进行信度检验,结果显示各量表的Cronbach'sα值均超过0.7(见表1),表明各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水平。
3.2 效度分析
(1)聚敛效度检验。运用MPLUS7.0统计软件的结构方程技术对各构念的测量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根据Hu和Bentler[35]的建议,选取以下指标作为模型整体拟合度的衡量标准χ2/df(<5)、RMSEA(<0.08)、TLI(>0.09)、CFI(>0.09)、SRMR(<0.08)。结果表明,各测量量表的拟合指标基本上均在可接受范围内,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大于0.5,t值均达显著性水平,AVE均大于0.5,CR均大于0.5(见表2),表明4个测量量表均具有较好的聚敛性。
(2)区分效度检验。采用竞争模型比较法检验变量的区分效度。其中,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划分为参与程度和参与形式两个维度,反馈寻求倾向划分为直接反馈寻求和间接反馈寻求两个维度,组织支持感知划分为情感性支持和工具性支持两个维度,员工创新行为是单维度构念。因此,基准模型由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程度、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形式、直接反馈寻求、间接反馈寻求、情感性支持、工具性支持、员工创新行为的七因子构成,分别与其他模型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基准模型(七因子模型)拟合最为理想,主要构念均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见表3)。
注:LCE表示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程度,LCT表示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形式,DFS表示直接寻求反馈,IFS表示间接寻求反馈,EOS表示情感性支持,IOS表示工具性支持,IB表示员工创新行为
3.3 同源方差与多重共线性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对数据采集的同源方差程度进行了检验。将问卷的全部条目做探索性因子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未旋转,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其中,第一主成分解释了48.4%的变异量,未超过建议值50%,可排除所测变量的同源方差现象对结论的影响。同时,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自变量与中介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效应,结果显示这些相关变量的VIF值介于0.008~6.874,小于临界值10,表明多重共线性效应不严重。
3.4 变量相关性分析
相关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的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的两个维度参与程度和参与形式显著正向相关,反馈寻求倾向的两个维度直接反馈寻求和间接反馈寻求显著正向相关,组织支持感知的两个维度情感性支持和工具性支持显著正向相关。另外,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反馈寻求倾向、组织支持感知以及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均两两正向相关。
注:***表示在0.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3.5 假设检验
本研究借助MPLUS7.0软件的路径分析来验证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参与程度、参与形式)对员工创新行为的主效应;选取潜调节结构方程模型方法(LMS),凭借MPLUS7.0软件验证反馈寻求倾向(直接反馈寻求、间接反馈寻求)与组织支持感知(情感性支持、工具性支持)的调节效应。
(1)主效应检验。由表5可知: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程度对员工创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r=0.340,p<0.001),H1a得到支持;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形式对员工创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r=0.254,p<0.001),H1b得到支持。
注:***表示在0.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2)调节效应检验。依据Klein等[36]的潜调节结构方程模型(LMS)方法,如果交互效应系数显著则可证明调节效应的存在,检验结果见表6。由表6可知:直接反馈寻求显著增强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程度与员工创新行为的正向关系(r=0.083,p<0.05),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形式与员工创新行为的正向关系(r=0.142,p<0.001),H2a、H2b得到支持;间接反馈寻求显著增强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程度与员工创新行为的正向关系(r=0.101,p<0.05),H2c得到支持;间接反馈寻求对于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形式与员工创新行为的正向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r=0.129,p>0.05),H2d没有得到支持;情感性支持对于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程度与员工创新行为(r=0.017,p>0.05),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形式与员工创新行为的正向关系的调节作用均不显著(r=0.020,p>0.05),H3a、H3b没有得到支持;工具性支持显著增强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程度与员工创新行为的正向关系(r=0.210,p<0.001),H3c得到支持;工具性支持对于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形式与员工创新行为正向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r=0.195,p>0.05),H3d没有得到支持。(见图2—图5)
注:1)LCE代表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程度,LCT代表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形式,DFS代表直接寻求反馈,IFS代表间接寻求反馈,EOS代表情感性支持,IOS代表工具性支持,IB代表员工创新行为;2)*代表p<0.05,**代表p<0.01,***代表p<0.001
4 结果讨论与研究启示
4.1 结果讨论
(1)实证研究发现,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包括参与程度、参与形式)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正向影响。这表明,在我国企业中,学习实践社群已逐渐成为一种信息交流和互动学习的非正式平台,粘着对某一特定领域或专业知识技能感兴趣的人员,通过多种形态的参与,分享与工作密切相关的颇具新颖性、异质性和多元化的想法、经验、诀窍等。而且,员工对于学习实践社群的参与频率越高,参与质量越好,参与方式越多元化,互补整合性越强,其越能使员工充分获得实践社群互动的益处,可有效促进个体知识或信息的迁移、积累和重构过程,激活个体的创新行为。
(2)反馈寻求倾向的不同维度的调节作用具有差异性。反馈寻求倾向的两个维度存在差异化的调节作用:直接反馈寻求对于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程度与员工创新行为以及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形式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均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间接反馈寻求对于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程度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对于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形式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原因可能如下:间接反馈寻求行为强调信息寻求过程中的试探、观察、搜索、反思、顿悟等,并不适合于所有学习实践社群参与活动,尤其是虚拟实践社群活动缺乏面对面、观察、体验等先决条件,因此不适合个体成员汲取有价值、稀缺性的专业知识,激发创新。
(3)组织支持感知的不同维度的调节作用迥异。工具性支持对于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程度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对于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形式对员工创新行为影响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而情感性支持对于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程度和参与形式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均不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原因可能如下:参加学习实践社群进行非正式学习的员工,大都是专业技术人员,对于这类员工而言,组织期待的个体创新行为,是角色内行为,属于工作绩效的范畴,却因为存在创新风险、成本等比工作绩效的其他维度如任务绩效、关系绩效等,更难于激发和驱动[37]。为此,组织对于员工参与学习实践社群的支持和辅助至关重要,尤其是工具性支持或“硬”支持,增加可利用的工作资源,减少非正式学习成本,促进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的效果迁移,鼓励工作创新行为的产生。
4.2 研究贡献与启示
4.2.1 理论贡献
(1)探索学习实践社群与个体创新两个领域的整合性研究。近些年来,学习实践社群和个体创新问题均被普遍关注,但学术界多将这两个问题进行隔离性研究:学习实践社群研究,或从知识管理的视角探讨知识获取、组织学习等,或从社会学的角度研讨非正式群体特征和人际关系、信任等问题,而个体创新则多聚焦于员工“微创新”的影响因素和激励机理的探究。本研究认为两者存在强烈的内在关联性,可以进行整合性研究,可将学习实践社群参与作为员工创新行为的激发因素,员工创新行为则可视为实践社群互动的应用效果,从而为相关领域拓展新的研究思路。
(2)识别出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效应受到个体层面(个体因素)和组织层面(环境因素)的双重调节。本研究发现,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和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既受到个体层面的反馈寻求倾向的影响,也受到组织层面的组织支持感知的影响。这一发现有助于全面地、综合地对内在作用机理加以解读: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对于员工创新行为的促进作用不是一成不变的,是权变的,是个体特质和环境氛围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而支持了Bandura等学者的观点。
4.2.2 管理启示
(1)企业应该营造良好的信息交流氛围,鼓励员工积极实施直接反馈寻求行为。相较于间接反馈寻求行为而言,直接反馈寻求更能够满足员工对差异化信息的需求,获取丰富的、多样性的资源和信息,有效地弥补自身知识的缺陷和不足。基于此,企业应该提倡学习实践社群成员之间进行直接透明的沟通和交流,避免当面批评和驳斥,减少员工害怕影响自身印象的顾虑,对于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畅所欲言、直抒胸臆,刺激新颖观点与工作方法的萌生,进而涌现基于工作或任务的创新行为。
(2)企业应该制定相应的管理策略,支持员工参与学习实践社群活动。虽然学习实践社群的创建和维续,相对而言成本低廉,不必投入过多的资金和精力,但如有效发挥其在员工能力开发和创新行为激励中的作用,仍需要组织有意识地、适时地给予帮助和支持,包括资金、时间、地点、信息等硬件资源或工具性资源的提供,积极倡导员工参加多个学习实践社群,形成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非正式网络,拓宽知识来源,促进异质性知识、新鲜信息搜索效果最大化,从而驱动员工的创新活动。
4.3 研究不足和未来展望
豆类价格重心倾向下移 篇5
1 中国大豆进口回落
据中国海关统计, 1月份我国进口大豆478万吨, 较去年同期461万吨增加3.69%。从历年1月大豆进口数量看, 2013年1月进口数量478万t是历史第二高位, 仅低于2011年, 略高于2010～2012年同期均值461万t;从同比增速上分析, 1月进口同比增速也是2007年以来相对较低的水平, 高于2012年和2009年, 低于2007年、2008年、2011年和2012年。可见, 2013年1月中国大豆进口增速放缓, 受节日因素影响, 2月份的部分需求提前到1月份消费。
从我国大豆进口的季节性规律看, 我国大豆进口各季度情况略有差别。以2000～2012年各季度进口量占全年进口量的比重平均情况分析, 三季度进口量占比约30.48%, 四季度25.07%、二季度24.76%, 而一季度的进口量占全年进口量的19.68%, 位于末端。以2000年至2012年各月进口量占全年进口量比重分析, 每年的10月和2月则以6.88%和5.45%的进口比重位于末端。
笔者认为, 2013年2月单月进口量仍有望维持全年最低水平。对于2月中国大豆进口量, 我们目前暂时预计在230～250万t。2月份中国大豆进口需求的减少利空豆价。
2 美豆销售淡季来临
进入2013年以来, 美国大豆出口销售情况总体良好, 出口销售量高于前四年同期水平。截止到1月31日, 美豆出口销售累计约2 720万t, 约占全年出口份额的74.28%。进入2月份以来, 美豆销售量锐减, 截止到2月7日当周, 美豆当周出口量约99万t, 是去年9月下旬以来连续19周的最低销售量。截止到2月7日, 美豆出口累计销售量达到2818.5万t, 约占全年出口份额的77%, 仍领先于过去五年1～2个月。笔者认为, 随着美豆销售任务的完成, 进入2月份以后, 美豆销售预计逐渐进入淡季, 对于豆价支撑有限。同时, 3～4月南美大豆逐渐上市, 将会代替美国大豆销售成为大豆贸易市场上的主角。
3 南美大豆出口预增
自2012年10月份进入播种生长季节以来, 南美天气情况总体良好, 虽然阿根廷大豆产量较前期预估有所下降, 不过巴西大豆产量预估值却保持增长趋势, 两国大豆产量合计仍保持创纪录的丰产预估。据USDA最新月度供需报告, 2012/2013年度巴西和阿根廷两国大豆产量合计达到1.365亿吨, 较上年增产约28%。由于产量增加, 南美两国大豆出口情况也相应较去年水平上升。2012年10月～2013年2月, USDA月度供需报告不断下调2012/2013年度巴西和阿根廷两国大豆出口预估值。但从2013年1月报告开始上调2012/2013年度巴西大豆出口数量至3840万吨, 较前三年增加5.73%、28.21%、34.36%;而阿根廷2012/2013年度大豆出口预估有所下调, 1月较12月预估下调100万吨, 至1100万吨;2月预估则下调10万吨, 至1090万吨, 较前三年增加47.90%、18.35%、-16.73%。笔者认为, 南美大豆逐渐上市后, 大豆贸易市场上货源增加, 且南美丰产预期也推动贸易商推迟采购时间, 以降低采购成本, 今年南美大豆出口预计将会创下新高, 将对豆价形成压制。
建筑广告的“崇洋”倾向 篇6
这类行为在建筑广告领域表现得尤其明显。当下许多城市户外大型建筑广告是借“洋词”、“西洋名人”与“西洋景观”等等,来标榜所谓的“时代气息”和“世界一流水平”。“现代生活新地标”、“公园信仰享受精神富足”、“豪菲斯国际公寓”、“威尼斯城”等广告词,首先就使受众产生身在异国他乡的错觉。此外,广告画面的图像多数以西方历史名人、艺术名作为符号,因为创意者大都认为这些图像更能代表当今世界文化的“前沿”态势。为了渲染气氛,彼得大帝等人的骑马雕像成了“尊贵”与“荣耀”的象征,林肯总统的纪念像成了“美式生活”的源泉。用外国美术名作作为楼宇代言人的做法也比比皆是,例如,纽约自由女神像反复出现在楼盘招贴画中,达·芬奇的名作《蒙娜丽莎》赫然出现在广告招贴画中……似乎有了这些符号形象,“高档”的“贵族”生活就离国人不远了。还有的广告招贴画以西方著名建筑形象作为宣传符号,生硬地把哥特式建筑照片搬入招贴画面,实在是不伦不类……总之,无论西方的政治家、文化名人、绘画名作还是著名建筑样式,只要能与“洋气”挂上钩,都可以充作当前我国户外大型建筑广告的形象代言者。
建筑广告最基本的功能应该是对建筑形式、功能、地理位置、环境特点等内容进行客观而简明的展示,夸大其辞本已不足取,而借用“洋”来促销,就更让人厌烦。表面上看,上述的户外大型建筑广告表达了人们对理想化居住空间的期盼,而实质上却迎合了畸形的消费心理。这些散发着“洋味”(实为变了味的“洋味”)的大型户外广告,无声地对观众潜在的视觉文化心理产生影响。说得更明白一点,这些建筑广告自觉地用视觉语言演绎着西方“主流”艺术话语。这一现象反映了我国民族文化(包括建筑文化)的特色逐渐被遮蔽,也加剧了当今某些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卑感,不能不让人忧虑。
藏文句子的情感倾向研究 篇7
1 藏文句子的定义
2 藏文的词性
藏文词性标记以《青海民族大学藏语语料库基本加工规范》基础,结合分析句子的情感倾向的要求,制定了如表1所示的藏语词类标记。
其中情感词以名词、动词、形容词组成。
3 句子的情感倾向分析
句子情感倾向分析中转折句和否定句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藏文中的转折词有“”等,否定词有“”即“”等。
分析句子情感倾向步骤为:第一步,查看待处理句子中是否存在转折词,如果存在取转折词后面的藏文句子,否则取整个藏文句子。第二步,对取得的句子进行分词标注并提取关键词。第三步,对关键词进行分析,判断是否存在情感词。第四步,判断情感词是褒义还是贬义。第五步,分析情感词前面的第一个词是否为“和”或者后面存在“和”,如果存在这样的否定词情感倾向的值取反。其流程过程图1所示:
4 结语
句子情感倾向研究是处理自然语言的基础课题,本文从句子的结构研究了情感词的提取及句子情感倾向。句子情感倾向是分析文本情感的基础与前提,有助于藏文自然语言的处理。
摘要：句子情感倾向研究是处理自然语言的基础课题,本文从句子的结构研究了情感词的提取及句子情感倾向。
关键词：情感词,词性,转折词
参考文献
[1]嘎玛司都.司都文法详解[M].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
[2]吉太加.现代藏文语法通论[M].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