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报道

灾难报道（精选11篇）

灾难报道 篇1

自Zelling Harris于1952年在Language杂志上发表“Discourse Analysis”一文以来,话语分析已有五十多年的发展历史。它不仅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用学,认知语用学等各种语言理论中寻找对话语分析有用的部分并加以应用,还从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哲学、人类学等许多学科中吸收了许多有益的理论和方法。至今,为人熟知的几种理论有:言语行为理论、格莱斯的交际理论、礼貌理论、会话分析、民族志方法、解构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和批判话语分析。

从2008年开始,中国面临了几次巨大的突发性灾难,对于灾难性报道的分析也成了热门话题,所以笔者试图用批判性话语分析,特别是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相关理论为基础,分析在中国汶川和玉树地震后国家总理温家宝在第一时间对抗震救灾的指示,以期发现中国此类报道存在的不足,如何利用话语来更好地报道突发性灾难新闻以及如何更好地做好舆论导向工作,使群众更好地了解灾情,组织一切可以组织的力量参与和奉献到灾情中。本文语料是来自光明日报的一篇新闻报道,是2008年5月13日题为“温家宝抵达四川指挥抗震救灾——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站在抗震救灾的第一线,身先士卒,带领广大群众做好抗震救灾工作”。

1 汶川灾难报道的批判性话语分析

2008年5月12号下午2时28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7.8级地震,伤亡人数7万左右,受灾面积达16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在地震发生后,许多新闻媒体都在第一时间报道了灾区的情况,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人也纷纷召开各抗震救灾指导会议进行会议部署,并同时发表文章,传达抗震救灾精神。

由于笔者选用的是中国报纸的新闻报道为语料,所以结合中国话语的特点和英文话语之间的区别,作者主要从“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来分析语料。

1.1 概念功能分析

概念(包括“经验”和“逻辑”)功能就是向听话人传递新信息。它在所有语言使用中都存在,是一种意义潜势,因为不论一个人如何使用语言,都必须参照自己有关世界的经验的范畴(胡壮麟,2008:312)。

概念功能主要由及物性系统和语态构成。及物性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是概念功能的一部分。它不仅表明意义的选项,而且决定了结构体现的本质。

1.1.1 及物性分析

及物性即表现概念功能的一个语义系统。物质过程就是一个“做”的过程。它们表达的是某一个实体“做”某事—“对”其他实体做某事(Halliday,彭宣维等译,2010:122)。

这个过程一般用动态动词,动作者和动作目标来表示。通过分析语料1温家宝抵达四川指挥抗震救灾,按动作者不同,把其中的动词进行了分类,结果如表1所示。

通过分析语料1温家宝抵达四川指挥抗震救灾,我们发现全文一共1526个字,为了方便分析,笔者依照动作者不同分成了5类,它们分别是第一类温家宝;第二类政府、各级领导干部和部队;第三类人民群众;第四类无生命事物;第五类灾民。通过分析发现全篇新闻报道用了大量的动词,而且通过上述表格我们发现描写温家宝总理和政府各级领导人的动态词明显多于人民群众,这说明了中央领导人已经部署了抗震救灾工作,成立了一系列救灾工作组,起到了站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作用。除此之外,笔者还发现描述灾情发生的动词也比较少,说明此文没有过多的描述灾情发生的情况。

心理过程表示感知,反应和认知等心理活动的过程。(胡壮麟,2008:312)。通过分析,笔者发现这篇报道表示心理过程的词比较少,只有相信,想着,查看等几个,说明此语篇表示个人心理话语描写的比较少,比较注重实际描述,可以说这是个比较可取的地方,体现了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不添加过多的主观感受。

言语过程是交流信息的过程。(胡壮麟,2008:313)。通过分析,笔者发现此语篇对言语过程的描述也不多,主要是说、强调、提出、慰问、询问、告诉等等,主要出现在温总理里的话语中,体现了作为国家总理亲历亲为的到灾区看望受灾群众,传达党和国家的问候,还一再强调有关部门必须做好灾后安置工作。保证抢险工作顺利进行。

1.1.2 语态

我们在分析这篇语料的时候,发现全文几乎用的多是主动语态,只有一处用了被动语态“学校有上百学生被埋在废墟下”。这不仅刚好体现了汉语的本体型的特点,也体现了我们国家领导人人定胜天的信念。同时,运用主动语态,还能起到很好的召唤作用,发动全体人民一起抗震救灾。

1.2 人际功能分析

人际功能包括了表达社会和个人关系的所有语言使用。(胡壮麟,2008:313)。人际功能由语气和情态来体现。

1.2.1 语气

语气表示在某个情景语境中讲话者选择了何种交际角色以及他给听话人的设定的角色。(胡壮麟,2008:314)。韩礼德认为我们最终能够确认的言语角色有很多具体类别,但最基本的只有两种:(i)给予和(ii)索取。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这篇新闻报道中主要涉及到了“陈述”和“命令”的语言功能。这是篇新闻报道,所以读者就是这篇新闻报道的听话者,“陈述”的主要“听话者”是人民群众,这里“讲话者”主要是给“听话者”陈述了灾情的信息。“命令”的主要“听话者”既包括读者,也包括各级领导干部和部队,后者体现的更加明显。例如:温总理提出的5点要求就可以看成是一种“命令”,我们必须不计一切代价保证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等等。这种“命令”的方式,使得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和武警官兵可以知道自己的责任之大,我们必须坚定不移的完成任务。

1.2.2 能愿

情态系统表达人际功能。考察语篇的情态系统主要有两个目的:1)弄清说话者对话语命题真实性所承担的责任的程度和对未来行为做出的承诺或承担的义务;2)了解说话者对听话者和情景成分态度,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社会距离和权力关系等。在英语里,除了情态动词,情态形容词和情态副词之外,人称代词、实义动词、时态和直接、间接引语等都可表达情态意义(辛斌,2005:75)。

笔者对所研究的语料的能愿动词进行了分类,分类结果见表2。

通过上述表格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篇报道用的能愿动词不多,而且表达程度中和表示否定程度的能愿动词都没有,笔者分析发现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1)报道题材为叙述和描述为主。这篇报道主要是以叙述性为主,主要是记述了总理得知地震后,如何马上赶赴灾区,成立救援工作组,如何亲临灾区,慰问当地灾民。没有对总理的直接话语进行转述。所以都是比较客观的描述,很少有能愿动词。2)低程度的能愿动词的使用,说明了总理对地震发生后的状况也是忧心忡忡的,情况是不容乐观的。3)本文主要用了表示高程度的能愿动词“要”,在文中前前后后一共出现了14次,而且主要是出现在总理提出的5点要求中,体现了总理对于救援任务之坚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武警官员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人民生命和财产。这14个“要”,让读者顿感信心倍增。4)本文没有出现一个表示否定的能愿动词,说明抗震救灾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没有任何的消极意义。全体人民必须团结起来,齐心协力抗震救灾。

通过分析笔者也发现,在高程度能愿动词中除了“要”以外,都没有其他能愿动词,例如“应该”、“必须”等等,笔者认为加上这类能愿动词,能更好的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也能更好的表达党和政府做好这项工作的决心和信心。

前文中也提到,人称代词的使用也能表达一定的情态意义。许多语言里,人称代词的选择往往受到交际双方的社会地位、权力关系和亲疏程度的限制。例如,汉语里你们和我们,你和您等都有意义上的不同。英语中第一人称复数在使用上有外包和内包两种用法。前者可产生疏远对方的效果,容易使对方觉得受人摆布。而内包用法通常旨在拉近与听话者的距离,给人一种平等参与、休戚与共的感觉。不过我们也看到,这种用法经常会被权力人物用来创造一种意识形态效果,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辛斌,2005:75)。这2类用法被美国总统在其竞选中频繁使用。中文中使用人称代词也有类似的效果。

笔者通过分析发现,全篇文章一共出现了4个“我们”,而没有出现一个“你们”,这体现了总理始终都是和人民站在同一战线,没有让人产生疏远感。他认为,只有军民齐心协力,我们才能战胜灾难。这属于内包的用法。除此之外,文中要表达“你们”含义时,一般都用“人民”来替代,而代表“我们”含义时一般用“政府”来表示,这不免又给人一种距离感,这也许也要归因于中国的文化是阶级文化,人们很注重自己在社会中与他人的关系。

2 结束语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发现运用批判性话语来分析灾难性报道还是有可取之处。笔者首次用话语分析的理论解读中国媒体的报道。本文主要从及物性,情态,语气等方面对语料做了较为详尽的剖析,发现中国的灾难性报道分析有许多可取之处,比如通过使用动态词,就很好的表明了中央和政府已经做出了抗震救灾的指示,希望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共度难关。

参考文献

[1]辛斌.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M].上海: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2005.

[2]胡壮麟.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08.

[3]HALLADAY M A K.功能语法导论[M].彭宣维,赵秀凤,张征,等,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NGO+记者，灾难报道新模式 篇2

这种NGO+记者的灾难报道新模式，在实际操作中应该如何运作？5月23日，安平在成都举办“专业与协调——灾难报道记者传播工作坊”，与会专家、学者提供了更多深入的思考，共同探讨基金会资助记者项目的未来发展之路。

媒体转型背景下的报道资助

周如南（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讲师）：媒体转型，媒体人怎么办？媒体死亡系列的书信，媒体死了，主编死了，记者死了，耸人听闻，但是讲的是同一个故事，我们还需要新闻生产么？传统商业媒体运营模式瓦解，但Youtube、ifile等新媒体只是扩大了影响的渠道，本身并没有能力去做这样的报道，怎样才能在免于干涉的情况下让报道获得足够资源支持？

一般来说，公民记者有三种走向：一是被分流，作为职业炒作师被边缘化；二是被吸纳：被传统媒体或网络媒体收编；三是汇合到以基金会为支撑、公益网站为平台的新闻聚合群（公民记者+传统媒体+网络媒体）。

这时候有一些基金会也开始资助媒体人，公益资助模式开始出现，当然，互联网转型时代带来一种新的新闻资助模式——公益众筹，新闻众筹。报道的供养型公益模式，包括民众供养（众筹新闻）和土豪包养（基金会资助报道）。

未来的新闻生产将会成为一个可参与的新闻，因为新闻业本来就是关注公共利益的，而我们的公益组织也是关注公共利益的，在公共的核心概念这一块有非常大的交叉。第二点，报道资助的最终目的仍是关注新闻业的自由、独立和公正。第三点，NGO参与新闻业将会提升自身的透明度和公共性。第四点，未来新闻生产的模式将会由垄断变成社会协同，所有的NGO包括基金会，将会参与进来。

期待基金会能资助长线调查

宁二（搜狐评论频道主编、“非洲记者采访资助项目”安平资助记者）：近十年来，随着中国国力增强，中国针对非洲的国际援助逐步增加，各行各业的中国企业走进非洲的步伐越来越快，选择非洲作为出行地的中国旅行者也越来越多，但与此同时，围绕中非关系，中国的国家形象和中国人的海外形象日益面临巨大挑战。

一方面是国际媒体上屡见不鲜的“新殖民主义”指控，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主流媒体上关于中非关系从各个角度取得积极进展的正面报道，而这两种常常截然对立的媒体声音，致使中国在非洲的角色常常模糊不清。

中国对非援助的真相如何？中资企业在非洲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中国人在非洲的形象究竟有多复杂？中国记者独立自主的调查对于信息公开与透明便非常重要。

为此，由安平资助中国媒体记者前往非洲进行独立调查，主要支持记者的差旅费用。记者遴选两种方式：邀请拥有非洲采访经验的记者参加，通过公开招募报名申请的方式吸纳年轻记者参与。截至目前共进行了两期，支持南方周末、财经、南方都市报、腾讯、凤凰周刊等媒体共9位记者前往非洲进行独立采访。9位记者前往采访的国家，包括坦桑尼亚、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乌干达、赞比亚等五个非洲国家。报道囊括了大多数传播形态。文字、图片、视频、手机端H5页面，近20篇报道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个别报道甚至反馈回非洲，成为当地热点新闻。

NGO对于记者的资助整体上较少，时间短、力度小，甲乙双方满意度普遍不高。我们简单给已有的零星资助进行了分类，从时间分：短期，长期；从目的分：新闻爆料、短期倡导、长期资助。目前看起来，短期项目较多，长期项目较少。短期内中国也不可能出现长时段深度支持记者进行采访写作拍摄的基金会项目，有兴趣的基金会偏少，事实上愿意投入采访的成熟记者也未必很多。

新闻业整体面临巨大挑战，记者生存面临普遍的压力和诱惑，杯水车薪的资助在突发报道之外是否能鼓励记者进行难度越来越大的采访报道或者拍摄，还有待观察。

个人更期待长线项目，这需要基金会和记者在项目设计上有足够的沟通和互信。基金会关心投入是否有产出，记者担心是否能够得到足够的支持。而基金会的长线操作，记者往往又受限于他的个人职业规划、能力、专注度以及所在媒体的特点。

移动互联时代，记者所在的媒体平台已经不像传统媒体时代那样重要，中国可能整体上需要倡导一种基金会 + 成熟的独立记者/自由撰稿人的工作模式。

提前建记者名录加强灵活性

陈杰（新京报首席记者、“尼泊尔地震记者资助项目”安平资助记者）：我在4·25尼泊尔地震发生时，参加了由安平资助的尼泊尔地震记者资助计划，于4月27日抵达尼泊尔进行采访。时间就是生命，第一时间抵达现场是先决条件。安平在前线成立了指挥部，后方在北京提供救援、NGO等行业专家的专业信息支持。地震发生时信息高度碎片化，安平前方后方协调，一些具有建设性的专业意见参与到报道中来，能使前线报道更有协调性。

此外，在信息传播的层面，后方要有非常专业的团队来处理，一对一衔接好。前线采集的信息非常珍贵，需要全面、及时地发挥信息传播效果。

中国灾难报道变迁分析 篇3

一、灾难新闻报道的基本概述

对于灾难新闻的报道已经在我国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历程, 但是对于在南新闻的这一命题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论述, 有很多的学者还有着灾祸报道的这样一种提法。从西方的新闻界能够发现, 他们认为灾难就是新闻, 并且这种观念已经有了很深的根基。在我国的新闻传播史上, 救灾才是新闻的这一理念占有关键的地位, 它和政治新闻以及经济新闻等有着相同的性质, 也是新闻类型中的一种, 在问题特征上也都具备。[1]据此就可以将灾难新闻解释为新闻媒体对于国内外新近发生的社会性突发事件以及自然灾难所采取的及时报道, 它最为核心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让信息得到第一时间的传播, 从而警示社会以及对公众产生启迪。

二、中国灾难报道的模式变迁分析

在我国的新闻报道的几个阶段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模式, 下面就对这几个模式进行详细的分析。

首先从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到80年代, 这一阶段我国的灾难新闻报道的模式是属于党本单向度闭合模式。在新中国刚成立初期, 为了能够对于新政权的维护需要, 再加上“左”的思想影响等, 对于灾难报道一直都是处在自上而下的控制状态, 这一阶段的灾难报道总的来说是党的宣传教化所引导的, 重点是要对党以及毛主席的领导进行强调, 所以这一阶段的灾难报道是革命英雄主义战胜灾难的赞歌。[2]这一模式化主要是体现在对官方以及集体灾民的重视, 而个体化则是被边缘化了, 同时灾难的报道是从官方这一角度出发的, 对百姓没有得到重视, 还有就是将英雄典型神话, 将人的革命精神过度的拔高。

其次是从20世纪的80年代到2003年这一阶段的事本位多向度的客观报道模式。从20世纪的80年代开始, 对于我国的灾难新闻的报道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思想解放以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下, 以往的报道禁区也逐渐地得到了解放。对于灾难报道下发了文件通知, 从此公民的知情权得到了政府以及党的重视, 在灾难报道的内容上已经开始不断地丰富。例如, 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兴安岭特大火灾的报道, 对于这一灾难有着直接的报道, 将转移灾难的内容及时地得到了传播, 并且还对这一灾难背后的官僚体制以及环境的毁坏等问题进行了揭示;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 对于抗洪的相关灾难报道是从生态以及人类共存这一视角做出了深刻的反思。

最后就是从2003年到今天这一重要的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是从人本位的全信息开放的报道模式, 这要比以上两种报道的模式要更加的进步。从2003年的SARS疫情发展开始就确立了对于灾难报道及时公开的这一全新的机制, 在此之后又有一些条例对其进行推进, 逐渐的对于灾难信息进行了有效的披露, 在释放的空间上也有了扩大。与此同时由于媒体多元化的格局逐渐地形成, 在市场的竞争也在进一步地加大, 这些都对于灾难报道的方式改变有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从而呈现出了信息多样化以及开放式的模式, 在这方面其主要是体现在人性化的报道对模式化的报道有了很大的突破, 个性化报道对于官本位的模式有了很大的突破, 尤其是对于汶川地震的灾难报道来说, 这是灾难新闻报道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三、中国灾难报道变迁的原因分析及建议

(1) 中国灾难报道变迁的原因。对于我国的灾难报道的理念变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最为主要的还是政府的理念转变, 政府对于新闻政治的控制进行的调整。在20世纪的80年代以前社会的稳定以及政治因素的影响, 政府对于灾难报道特别的谨慎, 对于灾难新闻要求要积极的报道宣传对灾难战胜的成绩, 对于纯客观的灾难报道是不支持的。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方针思想, 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阶段, 这对于我国的灾难新闻的报道有了很大的突破和进步, 从以往的严格逐渐地变得宽松。

另外就是行业的生态改变, 在媒介行业的生态环境变化主要有数量的增多以及科技的发展、交通便利和媒介自身的成熟。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 对于媒体的发展也在技术上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这在媒体的工作效率以及对灾难报道的能力上都有着很大程度的提高。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协作工具和采访工具等快速的更新, 对于推动媒介的发展是硬件上的支持, 这些对于灾难新闻的报道也成了一个较好的助手。

还有就是媒体自身的发展已经愈来愈成熟, 在每次的报道过程中都有着比较好的经验积累, 在新闻事业的蓬勃发展的势头下, 媒体人的素质也在不断地提高, 业务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 在责任意识上也逐渐地得到了加强, 这些对于我国的灾难报道的变迁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最后就是媒体和受众之间的关系变化也是其重要的原因。我国在党报方面一直都是出于垄断的地位, 是对政府和党的主要宣传的工具, 而受众是被宣传的对象, 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不能使得受众处在主动地位。由于在新的经济发展的影响下, 对于技术也得到了很大的进步, 我国的媒体和受众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地发生了变化, 在传播的手段和途径不断的增多的同时, 媒体和受众的关系也在越来越近。在这样的情况下灾难事件发生之后受众对于灾难事件的情况迫切的需要得到了解, 这也就使得媒体在这种形势下也尽最大的可能对灾难新闻纪实全面客观地进行报道, 两者间的关系随着发展也在不断地完善。

(2) 我国灾难新闻报道的建议。经过了几个重要历程的变化, 我国的灾难报道应该树立正确的观念, 坚持推进信息的公开, 新闻传媒的产生源于社会对于信息传递的这种需要, 而当今的世界正处于信息全球化的时代, 信息的传播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当中, 并且对于人们的生活以及学习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故此, 对于灾难事件的报道坚持信息的公开以及对信息实现自由的流通这对于社会资源的整合以及政府形象的良好树立和对媒体的公信力的增强都有着比较重要的意义。

在灾难报道的过程中要能够在第一时间做出正面的回应, 对公众的知情权进行维护, 在当前的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信息技术已经得到了飞快地进步, 公民在自主参与的意识上有了很大的提升, 民间的草根力量得到了有效地加强, 这些方面无不彰显着信息的公开以及信息的自由流通。从一定的意义上来看, 政府对于社会信息资源的控制有着很大部分, 但在突发性的灾难事件的发生后要能够对社情民意得到充分的重视, 在第一方面做出正面的回应, 积极地去寻求可靠信息源, 并且还要能够和专家学者以及地方的官员在合作上得到有效的加强, 对于媒体的话语空间要能够进一步的放宽, 让公众的知情权得到保证。

主动的发布周延性的信息, 对于流言以及谣言采取强有力的遏制手段。对于一些灾难性的事件发生之后, 由于受到外界的环境变化, 在个体以及群体之间的信息传递的频率就会随之加快, 这时就会不自觉的使得人们产生一些反常的集合行为, 从而造成的流言的蔓延, 对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的冲击和破坏。面对这一问题, 大众传媒就要能够理性的对待, 要能够及时有效地对这些灾难性的报道进行后续的报道, 为公众在知识信息上更全面完整的进行提供, 对于公众的情绪也要进行疏导, 正确的来引导公众的行动方向, 这样对于媒体的公信力的维护以及稳定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

当代的中国灾难报道的发展以及变迁, 对于我国的新闻报道的进步以及发展有着充分的体现, 这也从另一方面体现出了我国的政治文明以及社会文明和注重历史的理念, 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全面的概括了中国灾难报道的长足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魏艺.灾难新闻报道的问题与对策[J].中国地市报人, 2014 (11) .

[2]韩静.从“灾害报道”看我国灾害报道观念的转变[J].科技资讯, 2013 (19) .

灾难报道 篇4

“我们不能选择灾难,但可以选择面对灾难的方式。”

——摘自新浪网友“角落一隅”的博客日志

在这次举国悲痛的汶川地震中，无数人在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上面一句话。国内的新闻媒体，在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灾难时，几乎是毫无准备的他们，却用前所未有的方式赢得了一场漂亮的战役，由此带来了国内新闻报道领域的一场全面革新。汶川地震，可以说是中国新闻报道史上的一个关键点，从这个2008年最为重大的媒介事件中，我们看到了传统媒体转型与突破的历程。

17分钟与30年：两场大地震的不同处理

先来关注以下几组数据：

5月12日14：28，四川省汶川县发生特大地震；17分钟后的14：45，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出第一条英文快讯，领先于所有外电；14：56，第一张地震图片由新华社迅速发出；15：00，中央电视台在新闻频道口播了第一条新闻。

向来对中国的新闻媒体有所微词的外媒几乎无一例外地送来赞誉：美国《国际日报》发表了题为《也该表扬表扬媒体了》的评论文章，《华盛顿邮报》5月27日发表文章称“中国对地震的反应速度令人吃惊”，而《纽约时报》的记者Andrew Jacobs更是用了“异乎寻常”这个词来惊叹我国官方传媒的实时报道。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媒体总是受着“报喜不报忧”的思维定势的影响，谈“灾”色变，对重大伤亡灾难事故讳莫如深。最为贴切的例子莫过于38年前一次同样惨烈的地震，1970年1月5日云南通海发生7.7级大地震，而当时仅有新华社对外发送了一条简讯，不仅只字不提受灾的情况，更是瞒报了震级。这场地震导致了15000多人死亡，而这个数字竟然是在30年后的2000年1月5日才公布于众。（见《中国青年报》2000年1月12日第8版）。这种惊人的延宕无疑是违背了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原则与时效性原则。从30年到17分钟，我们看到了中国媒体的长足进步。

真相跑在了谣言的前面：媒体的迅速反应

在这次的汶川地震报道中，媒体没有丝毫的迟疑，各路媒体第一时间派出记者奔赴前线，最多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派往前线记者超过150名，新华社超过100名记者奋战在抗灾第一线，一周的时间内播发的稿件达4600多条。这一个个惊人的数字表明了，我们的媒体正试图改变过去避重就轻，公布迟缓的缺点，而以一种更为现代与灵活的方式介入灾难性事件的报导。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如何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把握好报道的最佳路径，这次汶川地震中媒体的表现具有典范和标本的意义。

12日汶川地震时，北京也有震感，于是有人传播谣言说“北京地区12日晚发生地震”，新华社立即发布了来自地震局的权威消息称：“近期北京不会5级以上的地震，一切关于北京将发生破坏性地震的说法，纯属谣言。”迅速消除了人们的恐慌心理，稳定了人心。新浪

网在首页刊登了《一定要看，关于这次地震认识的误区》一文，短短一天的时间就已经有87万人次的浏览量，当天评论超过5000多贴。媒体的这些举动有效地击破了种种流言，向全世界传播了真实的声音。深有感慨的新浪网友在评论中写道：“这一次真相跑在了恐慌和谣言前面。”

从垂直式到开放式：灾难报道范式的转变

曾经有人笑谈中国的灾难报道说：“灾难不是新闻，抗震救灾才是新闻。”纵观近三十年来的重大灾害报道，媒体的报道风格特点往往是垂直式的结构，政府行为——救灾成绩——英雄典型——灾情实况——灾民命运，媒体对灾情信息和灾民的命运往往采取“有限度披露”的手段，着力点始终放在救灾功绩及英雄人物之上，一言以蔽之，通过垂直式的报道范式达到是负面事件正面传播的效果。

这样一个制度化、格式化的报道范式，结果就是“多个媒体，一种口径”。尽管契合了既定的政治和社会传播意图，在舆论导向上便于控制，然而灾难当前，准确而及时的信息流通才是媒体最首要的任务。

这次的汶川地震，媒体报道的亮点之一正在于摒弃了这种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表达方式。以《南方日报》为例，该报在地震发生后的十多天内，先后有过四个主题的专题报道，标题分别是《汶川地震 华夏同心》、《沉痛悼念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拭干悲伤泪 奋起抒国难》和《川粤携手 华夏同心》。从这四个议题来看，我们发现基本上《南方日报》的报道平行涵盖了以下六个层面的内容：1.个体命运 2.实情实况 3.救援实施 4.政府行为 5.社会行为 6.灾后重建。没有对某个领域的特别侧重，从而为新闻选择提供了更大的开挖空间和更多的新闻价值。

不同的音调构成最美的和谐：多元化的视角

在这样一个开放式的叙事模式中，个体不再是被边缘化的报道对象，一个个地震中普通人的故事走进了我们的视野。从媒体打造的“英雄榜”，便可以发现这个变迁。无论是央视的“最可爱的人”、还是新浪网的“英雄谱”、或是各个地方媒体打造的“抗灾英雄”，在人物的选取上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平民化的视角，“人人都可以成为英雄”成为了共同的理念。诚如《南方周末》的08年新年致辞中写的：“„„人民已不再是一个空洞的符号，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个个第一人称，我和我们„„”个体，在汶川地震的报道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不同的音调构成最美的和谐。” 值得称道的是此次各路媒体对地震报道的角度选择的多元化：央视的直播侧重介绍政府的救灾举措，《东方早报》以“讣闻”形式向地震中死亡的普通人致哀，《南方周末》以一如既往的深度报道姿态做出了白皮书式的《汶川·九歌》，《财经》周刊立足专业从金融，农业，能源等领域关注地震的影响。从不同的视角看问题，更加重视单一细节的感人力量而不求全求美。让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南方周末》首席记者李海鹏的报道《灾后北川残酷一面》，这篇刊载于5月22日的《南方周末》上的文章选取了与传统媒体不一样的视角细致地描绘了灾难现场的残酷一面：大量正在呼救的人正在消失，被压的男孩为了说服战士们先救他而强调“我是班上第一名”„„这些真实而残酷的片段让我当时就潸然泪下。诚如复旦传播学博士张志安老师在《因为悲情——才更需要理性》一文中指出的：“理性报道，并不拒绝真情实感。”

特例还是开端？：总结与反思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汶川地震报道在中国灾难报道史上可以具有历史坐标的意义。灾难报道大致有三个功能：传播信息，提供知识和舆论监督。这次的媒体表现从这三个方面来看，都十分及时有效，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灾难报道乃至于中国整个的新闻传媒生产若要实现真正的转型与突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是要承负起媒体的社会责任。美国伊利诺大学的韦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教授早在他1956年出版的传播学著作《报刊的四种理论》中就曾经提到：“报刊的权力和几近垄断的地位带给它们一个义务，那就是它们有社会责任对各方面的立场都公平地加以报道，并保证大众能掌握充分的消息去加以判断”。（《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5页）如何准确把握好新闻传播中正反两方面的事实，做到真实报道的基本要求是每个媒体从业者必须从心底里考量的问题。

其次，在追求真实报道的同时不要忘记新闻的伦理尺度。这次的地震报道中，不难发现有许多细节做得不够完善，有一些基本的规范仍需严加遵循。《亚洲周刊》对地震中的大陆记者有如下的描述：“在现场直播中，为增强效果，连线的记者闯进手术室去采访医生和伤者；更有某电视台女记者拦下重灾区开出的救护车采访，甚至要采访里面被困70多小时才获救、奄奄一息的重伤员„„”无需多言，追逐起新闻价值固然是件好事，然而媒体人啊，请记住当事人的利益高于一切，不要再自以为是地追逐 “真实报道”，纠缠于一些惨烈的细节。

反思与镜鉴：灾难报道的实践理性 篇5

关键词：灾难报道伦理 历史视角 系统架构 人文反思 现实关照

近年来，环顾中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对伦理、法制层面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其关注或聚焦的角度似乎以下面两个维度为核心：一方面，基础研究相对勃兴，大量的基于新闻或传播伦理的教材、专著不断涌现，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本土新闻传播的基础理论研究；另一方面，结合近年来我国新闻传播业的实践，部分专著聚焦于社会热点话题，将相对成熟的理论思考进行社会拓展，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但作为一门必须跟随时代步伐的学科，仅有这些反思和总结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理论的可信度、历史的阐释力和实践的指导力。过去对媒介报道伦理的研究，尤其是对灾难报道伦理的研究，仅以碎片化的状态居于一隅，这对于迅速发展中的中国新闻业而言是一个莫大的遗憾和心结。

刘海明先生和王欢妮女士合著的《灾难报道伦理研究》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或许可以看作是近年来，在灾难报道的伦理研究领域、在应用伦理学与新闻伦理学领域一个不小的创举。

一、历史视角：对灾难报道伦理观念的动态阐释

从历史视角出发，该书对灾难报道伦理观念进行了动态阐释。《灾难报道的伦理研究》表明，由于时代的变迁，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灾难面前，对灾难事件进行报道的伦理标准也就不可能相同，而是有着特定历史阶段的规定性。诚如作者所言，“历史研究并不满足于仅仅揭示人类社会某个阶段的物理状态，而是要揭示社会生活和人类文化的真实状态，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提供参考”。作者站在历史与今天交汇的视角，从建国伊始的战时思维、集体思维、胜天观念、宣传逻辑，到汶川地震时期的法治和人本意识规范的缔造，乃至今天以自律、他律相互补位的职业伦理，系统地应用伦理学框架对四个历程的灾难报道伦理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并勾勒出中国灾难报道伦理思想的演变轨迹和未来趋势。

该书以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为考察视角，串联了从1949年建国之初到2011年日本大地震时期的灾难报道伦理。在此基础上，作者定义了伦理问题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不同的侧面：既有因历史任务不同而对灾难报道伦理的特殊要求，又有国家性质的差异对灾难报道伦理进行的规约和限制；既有以往传统媒体记者的职业伦理，又有新时期新媒体时代职业记者在关注灾难事件时所应该遵循的伦理道德。这些以人类历史上的灾难性经历为脉络所衍生出的新闻报道伦理，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伦理观念，也反映了伦理观念在人类社会不断演进过程中所体现的整体规律和趋势。

二、系统架构：对灾难报道伦理体系的规范梳理

从系统架构的角度，该书对灾难报道伦理体系进行了规范梳理。相对于灾难报道伦理的研究而言，我国对灾难报道伦理的实践操作的探索更为丰富，走得也更为深远。但在碎片化的解读和偏学理的思考之后，我们有必要对报道伦理进行系统的规范。伦理问题涉及“是”与“应”的问题，是基于事实与价值的断定。灾难性事件与其他事件所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其突如其来的破坏性、无可避免的损失性，以及新闻事件所涉及的多方力量的复杂性。因此，对灾难报道的关注，虽然必须与伦理学上一贯强调的“是”与“应”的问题相吻合，但却不能仅仅限制在这一层面。

《灾难报道伦理研究》吸收了新闻传播学的核心基础，又运用了应用伦理学中关于人、人性、技术、目的、工具、善、德性等多个维度的核心理论与概念，在进行事实的深刻反思、案例的详尽考察和系统化的思考之后，建构了一套完备的灾难报道的伦理体系。作者对灾难报道伦理体系的架构，将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比较理想的结合，脱离了“盖浇饭”式的写作传统和编写体例，以一种崭新的视角勾勒出了新闻伦理学在灾难报道中的系统框架，既具有超脱性，又富有洞察力。

在该书的体系建设上，作者在两个维度做了较大的创新：首先在确立报道伦理基本内涵及外延的基础上，明确了灾难报道的伦理准则与伦理规范；其次是从微观层面对灾难报道的伦理困境进行了聚焦。作者基于这两个层面的架构，框定了灾难报道伦理研究的理论体系，并以不同层面的新闻实践为聚焦点进行了深度剖析，完成了复杂的新闻报道伦理体系与复杂的社会现实系统之间的交互验证。

三、人文反思：对灾难报道人道主义伦理的建构

灾难意味着人的伤痛，伦理问题首先意味着是人的问题。灾难报道首先是人的生命问题，其次是新闻采访问题。无论对于受灾的群众而言，还是对于深入到灾区、灾民中进行采访的记者而言，甚至对于一个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对人类灾难的历史、灾难的记录进行全方位研究的学者而言，秉持一种人道主义的思想，恪守新闻研究者所必须具备的人文精神，都是不可或缺的。作者提炼了灾难报道的六个准则，即生命至上、勿扰悲痛、敬业适度、语言塔布、时间适宜和险境求真，以及四个规范，即人伦规范、权利规范、采访秩序规范和利益规范。作者的提炼，建立起了一套人道主义的伦理规范，并指出在灾难报道时，新闻媒体和从业者应该放弃小善，追求大善，以大善为先、小善为后，做到先尊重生命，再尊重救灾，最后尊重采访的逻辑思路。

灾难报道的人道主义是全世界灾难性新闻报道必须恪守的基本原则之一，但伦理规范又因职业属性的差异而在实践的层面具有特定的行业特征，因此，灾难报道的伦理原则和伦理规范就需要结合新闻记者的职业属性，结合报道对象的具体特点和灾难现场特殊的情境进行综合考量。作者指出，“灾难报道的‘人本’意识具有层级性的特征，最核心的人是灾难中的受难者，他们的生命至高无上，生命伦理位居灾难报道伦理最高伦理顶端；救援者的地位居于灾难报道伦理的第二层，他们所欲求的是将灾难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新闻工作者的地位居于第三层，采访报道在不损害受难者和救援者的前提下，才可以被视为‘最大善’”。

四、现实关照：对灾难报道伦理实践的深度考察

灾难报道伦理研究既需要深入的学理思考，又需要深刻的实践关照。灾难发生后，新闻记者应该怎样避免在采访过程中给采访对象带来二次伤害？新闻记者如何平衡好作为自然人、社会人和新闻记者这三种角色的关系？基于丰富的社会观察，作者提炼灾难报道的伦理共性，综合考察伦理学在灾难报道中的应用状况，总结历史上灾难报道的得与失，归纳和反思灾难报道在今天的基本态势，完成了这一部具有概括性、总结性、指导性和预示性的专著。

《灾难报道伦理研究》一书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将灾难报道伦理的系统化建构与案例相结合，提炼出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和言行规范，并最终以实证研究的方式对灾难报道中所应遵循的“生命至上、勿扰悲痛、敬业适度、语言塔布、时间适度、险境求真、为己利他和有所不为”的原则进行了检验，这对于反思我国灾难新闻报道的历史、现状具有积极的引领意义，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为新闻记者提供了一本基于灾难报道的“百科全书”式的采编行为指导手册。

作者在多年来一直关注灾难报道的研究，这部长达32万字的专著的出版，也必将为我国的业内和学界带来很大的启发。灾难报道的伦理研究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对灾难报道的伦理研究还需要以既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进一步探讨和思考其更为广阔的内涵。

参考文献

[1] [德]黑格尔，薛华译.哲学科学全书纲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刘海明，王欢妮.灾难报道伦理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3][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许钧译.关于电视[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灾难性报道报什么? 篇6

1. 时效性

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 NHK电视播音员报道:“日本国会已经中断了会议, 政府进入紧急救援状态, 宫城县知事已向政府求援, 希望派遣自卫队进入震灾前线。”余震正在发生, 海啸已经发生, 宫城机场被海水浸入, 东京全线的列车停开。电视台的播音员戴上了安全帽, 呼吁大家镇定, 逐一报道各地发生的受灾现状。第一时间的到位报道减少了人员的损失。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评价:“作为真正的公共电视台, NHK在国家重大危机时刻成为超越一切的公共平台, 维系了国民的精神和秩序。”

媒体作为向民众提供最新情况、确保消息通达的平台, 理该第一时间对突发事件做出反应。而多年来我国灾难性事件报道滞后现象普遍存在, 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灾难性事件的发生原因在短时间内难以查清, 一些地方政府往往要求新闻媒体“待原因查明后再作报道”;二是灾难性事件都不同程度地具有消极性的后果, 有些部门以“容易引起人心动荡和社会恐慌”为由对灾难性事件信息进行限制和封锁, 从而使此类报道胎死腹中;三是一些地方行政官员担心发生在自己管辖范围内的灾难性事件有损政绩, 千方百计地阻挠新闻媒体的调查采访。

在信息技术日益现代化的今天, 封锁消息只是一厢情愿, 当人们无法从大众媒体上获取信息时, 自然会转向人际传播、网络传播, 甚至域外媒体。新闻媒体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对突发事件进行信息封锁。灾害发生时, 媒体的首要任务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公布真相, 介入救灾, 引导群众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使整个社会形成合力, 共度难关。

2. 导向性

有一个镜头令人印象深刻, NHK正播放对官房长官的采访实况, 获悉福岛县第一核电站第1号机组有可能爆炸, 马上中断画面, 转而反复播放核辐射时的生活指导及相关避难信息, 每隔几分钟就提醒民众注意安全。共同社、时事社及其他媒体, 都在第一时间及时从各角度呵护着生者的安全, 给死者以尊重, 显示了媒体的社会责任。

日本的地震报道平静而详实, 而这正是受众需要的。“我从来没有在日本的电视上看到什么‘感人’的画面。”旅日专栏作家唐辛子在博客中写道, “我只看到不断报道还有多少人需要救援, 死亡人数又增加了多少, 专家分析和官方发言人讲话, 偶尔电视里会出现采访受灾者的镜头, 但大都是安坐在避难所的避难者, 他们说得最多的是:我们还需要水, 需要食物, 需要快些得到周围的信息……”

重大灾难性事件发生时期, 及时、具体、详细地提供信息, 对于化解情绪、稳定人心和应对灾害意义重大。受众接受新闻信息的过程, 既是一个进行信息确认、材料收集的过程, 也是新闻报道影响着他们已有观念的一个过程, 而这正是新闻媒体有效引导社会舆论的直接方式。对于新闻媒体来说, 采集和提供充足、连续的信息, 让受众以正确的思想认识所处的新环境及其行为规范, 这本身即是一种很重要的舆论引导。

灾难性报道究竟报什么?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应在满足受众的知情权上:一是受众作为新闻接收的主体所具有的对灾难有关情况了解的权利;二是遇难者亲属和灾难受害人对事件全部真实情况与细节了解的权利。

而在我国灾难性报道中, “丧事当喜事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灾难不是新闻, 救灾才是新闻”, 曾经长期主宰着我国灾难报道的模式。天灾人祸带给人们的本来是一出悲剧, 但一些报道却硬把它演化成一曲颂歌, 忽略了对于灾情、伤亡的全面反映, 忽视了人文关怀和灾害反思, 使得灾难带给人们的警示作用丧失殆尽。

灾难当前, 公共传媒应是社会环境的第一望者。对内成为与受众零距离零时差的沟通者, 对外是国家形象的公共大使。

3. 摆正媒体的位置

作为社会的望者和公众利益的守护者, 媒体不但是重要的消息来源, 也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救灾力量。

地震之后, 作为公共电视台的NHK全面跟进, 不停地轮流用日语、英语、华语、韩语等语种, 发布最新震情和可能发生海啸的地区, 给予震区的民众最大的帮助。旅日华人作家毛丹青在博客中说:日本电视台直播震灾现状时发现一家医院的楼顶上有人求救, 于是直升飞机上的女播音员报道了医院的位置, 很快得到了医院的详情, 包括医院的规模、设备以及住院人数等等。电视直播时急救援队已靠近了医院。

我国近年来的灾难报道, 人文关怀已逐渐进入传播视野。灾难新闻除及时地报道灾难, 理智、科学地分析灾难之外, 还应力求把受众的内心体验放在心上, 让受众看到生命在灾难中的真实情状, 以彰显生命在灾难中的尊严与价值。那些曾经出现在我们采访现场的悲怆而又尴尬的场面, 希望从此消隐:在抢险现场, 比抢险队伍还要多的是里三层、外三层的媒体记者;一边是刚刚从地下救出极度怕光的伤者, 一边是闪光灯频闪的摄影记者;一边是刚刚救出的九死一生的伤者, 一边是记者想当然的发问……

在灾难性报道中, “有所为有所不为”考验着记者的职业操守和良知。新闻工作者肩负社会利益和媒体利益的双重身份, 既要恪守在现场传递真相的责任, 也要承担不对新闻当事人造成伤害的责任。

这里特别强调一下代表公众问责。日本大地震后的3月13日记者会成为媒体为公共利益发声音的典型案例。东京电力公司副社长藤本孝等六名高层人员在当天记者会上鞠躬谢罪, 但仍逃不过现场记者的围攻。有记者厉声逼问核电站情况:“3号机组会不会发生燃料棒熔化?”藤本孝回答:“目前尚不清楚。”记者当即对他吼道:“把话说清楚了!到底会不会?”“别含混言辞!”藤本孝只是答:“情况是严峻的。”

我国灾难新闻报道框架探析 篇7

灾难新闻是我国新闻报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其新闻本身的特殊性, 有关灾难新闻的报道的得当与否直接关乎人民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而媒体关于灾难新闻的报道并不是没有规律可循, 它遵循一定的框架进行。有人就指出说, 框架为新闻工作者设定好了“菜谱”, 新闻工作者要做的就是按照菜谱选择材料、加工材料, 新闻就是如此生产出来的。[1]本文拟通过研究我国灾难新闻报道的框架来分析我国灾难新闻报道的框架, 并在此基础上, 指出我国灾难新闻报道框架的缺陷与不足, 给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希望通过该研究给业界以一定的启发, 从而使我国灾难新闻的报道框架有所改观。

鉴于目前我国有关灾难新闻报道框架的研究中尚没有对我国灾难新闻报道的框架进行整体的描述, 只有侧重各不同方面的理论研究和探索, 本文就将对我国新闻报道框架做一个整体的描述, 并在前人已有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和见解。

二、我国灾难新闻框架探析

(一) “政治宣传主导”框架

在我国灾难新闻报道中占主要篇幅和内容的依然是政治宣传主导下的新闻报道, 这一问题主要表现在灾难新闻的报道主题上。灾难新闻报道的主题大致可以分为救灾报道、灾情报道和灾难的总结与反思报道三类。我国各类媒体上, 有关灾难新闻的报道中, 救灾报道占绝对优势。

例如, 《人民日报》有关5·12地震灾难的报道中, 有关5·12地震的新闻报道总共有2131篇, 依据主题类别进行分类。经统计后发现在所有的新闻报道中, 救灾主题报道共有1673篇, 占到报道总量的78.5%;关于灾难的总结与反思的报道共有276篇, 占到报道总量的13%;而有关灾情的报道仅有182篇, 只占到报道总量的8.5%。从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 “救灾主题”报道在灾难新闻报道中占据绝对优势, 其中救灾报道具体就涵盖抗震救灾宫锁的部署安排, 体现“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主旋律的社会各界抗震救灾捐助报道, 当然还有关于抗震救灾的科普知识等等方面。而对灾区情况的报道做到了绝对的弱化, 其报道数量只占到不到报道总量的10%, 仅有8.5%。

另外, 在青岛输油管道爆炸新闻报道中, 青岛当地媒体的新闻报道也呈现出同样的主题框架。我们选取了当地四家媒体, 有《青岛晚报》《青岛日报》《青岛早报》《半岛都市报》, 在爆炸后发生三天内 (即11月23、24、25日) 的新闻报道在有关该事件的新闻报道中, 救灾报道以绝对性的优势占到报道总量的87.07%, 灾情报道占到报道总量的12.24%, 总结与反思占到报道总量的0.69%, 关于灾情以及灾难反思的报道所占比例少之又少。

因此, 正如《我国灾难报道研究——以通海、唐山与汶川、玉树四次地震报道为例》一文中指出的那样, 我国灾难新闻报道从最初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宣传框架”, 后来是“政治宣传主导, 兼有稳定基调下的人文关怀框架”。[4]即便如此, 从纵向来看, 政治主导的意味在减轻, 但是从新闻报道实例来看, 政治主导的意味非常浓厚。

(二) 不同媒体间呈现出差异化特征

虽然从宏观上来讲, 主导我国灾难新闻报道的框架是“政治宣传主导”框架, 但是从微观和中观上来讲, 不同媒体关于灾难新闻的报道的框架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化特征。

首先就是党报和都市报之间的灾难新闻报道框架的差异。党报由于其体制特点, 受到政治影响明显, 其报道主题上主要就是“救灾”框架。虽然在有关“灾情”框架上, 整个媒体行业都受到限制, 但是一些都市类报纸为了吸引读者, 可以对“灾情”框架有些许倾向, 或者是采用“反思”框架在构建有关灾难的整体的新闻报道。

以《人民日报》和《南方周末》为例。在有关5·12地震的灾难报道中, 前文已经提到, 人民日报各类主题报道的分布情况是:救灾主题报道占到报道总量的78.5%;关于灾难的总结与反思的报道占到报道总量的13%;有关灾情的报道只占到报道总量的8.5%。而《南方周末》却与人民日报有所不同, 南方周末各类主题灾难报道的分布情况为:救灾主题报道占到报道总量的30.89%;关于灾难总结与反思的主题的报道占到报道总量的39.02%;其中有关灾情的报道占到了报道总量的22.76%。[5]从对比中不难看出, 《人民日报》的对5·12地震这场灾难报道的报道框架为“救灾”, 而《南方周末》的对5·12地震灾难的主题框架为“反思”。并且, 从各类报道所占的比重中不难发现, 人民日报的救灾报道占到绝对的优势, 而南方周末则是三类报道所占比重不相上下, 虽然灾情报道是这三类主题报道中所占比重最少的一个, 但是与《人民日报》比起来, 已经明显地表现出对“灾情”报道的倾向。

其次就是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灾难新闻报道框架的差异。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都要经过专业媒体人员和新闻部门的审核, 在我国特有的社会情境下, 具有政府主导的特性。而网络媒体省去了专业媒体和新闻部门对新闻事实的选择与审核, 因而具有民间性特征。虽然在有关灾难新闻的报道中, 由于身份限制等原因, 许多民众不能深入现场, 不能争夺灾情报道的比重, 但是在救灾报道中政府救援力量与民间救援力量的报道比重上却出现明显的差异。

例如, 新华网和优酷网在5·12地震的灾难报道中的主角位次排列。首先说, 两个网站的报道的主要方面依然是“救灾主题”的灾难新闻报道, 在报道角色所占比重上却呈现出差异。新华网呈现的是“以政府部门和军队警察为主的角色框架”, 而优酷网呈现的则是“民间主角报道框架”。在两个网站中, 新华网在汶川地震的灾难新闻报道中, 主角是政府部门和军警, 而在优酷网上, 以民众为报道主角的灾难新闻报道占到了大多数, 接近报道总量的80%。[6]

因此, 从以上两点来看, 我国灾难新闻报道框架在不同媒体间存在较大差异, 除了有共同的“政治宣传主导”框架外, 在具体执行上面呈现出中观和微观层面框架侧重的差异性特征。

三、总结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我国灾难新闻的报道框架为“政治宣传主导”框架, 并且在该宏观灾难新闻报道框架下, 针对不同的媒体, 根据其媒体性质和受众定位等呈现出不同的偏向性。造成该灾难新闻报道框架的原因主要就是我国的政治控制, 虽然相比建国时期, 政府对于灾难新闻报道的管控有所放宽, 但依然管控严格。其次就是新闻媒体自身的原因, 同一宏观框架下的中观、微观层面的差异是新闻媒体自身的追求所导致的。例如, 《南方周末》在做“专业”新闻理念的指导下, 大幅度调整有关灾难报道各主题类别下的新闻报道所占的比重;网络媒体的群众性特点, 导致其主角框架于其他媒体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特征。

因此, 我国灾难新闻报道框架所呈现出的特点就是:以“政治宣传主导”框架为主要框架, 随时间推移, 政府宣传主导框架有望放宽松, 但是政府管控依然会严格。在此基础上, 不同媒体受到媒体性质、受众需要以及办媒体思想等的影响呈现出差异化特性。

四、思考与建议

针对我国灾难新闻报道呈现出的报道框架, 笔者认为, 首先要做的就是逐步扩大灾情报道所占的比重。从新闻专业主义角度来讲, 灾难新闻中, 新闻价值最大的还是灾情本身, 至于救援报道与反思报道虽然也是灾难报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但也只是灾情报道的附属品。政府应当逐步推进以“政治宣传主导”的灾难新闻报道框架的解体, 逐步转向为以“灾情报道为主, 救援与反思报道为辅”的灾难新闻报道框架。

这样做一方面符合新闻价值本身的要求;另一方面在新媒体环境下也有助于政府部门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 避免因为灾难新闻报道比重的严重失衡而出现受众的逆反心理, 导致政府舆论引导权的丧失。例如, 在“6·1东方之星沉没事故”中, 人们聚焦于事故发生原因以及最近的灾情报道, 并在新媒体上达成一种共识。可是媒体的报道框架依然没有转变, 依然采用“政治宣传主导”的新闻报道框架, 远远满足不了受众的需要, 所以报道效果不甚理想。对于那些救援报道甚至是典型人物报道, 并没有唤起受众“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的民族情感, 而是引起了民众的普遍反感与愤怒。甚至在网上流传出《“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十大恶心标题》这样的文章, 表达了民众此次新闻媒体对该事件报道的不满, 如此一来, 政府最初想以正面报道来引导舆论的初衷也未达成。

因此, 对于我国的灾难新闻报道框架, 要逐渐由“政治宣传主导”框架向“灾情报道为主, 救援与反思报道为辅”框架转变, 逐渐将主角地位归还媒体和民众, 只有这样才能引导我国灾难新闻报道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许丽华.叙事:新闻真实构建研究的新路径[J].新闻界, 2012 (2) :11.

[2]裴昱.中日报纸灾难报道比较研究——以《人民日报》和《朝日新闻》的地震报道为例[D].山西:山西大学, 2013.

[3]李梦龙.“中国特色”灾难报道新闻框架分析[J].采写编, 2015 (2) .

[4]李政.我国灾难报道研究——以通海、唐山与汶川、玉树四次地震报道为例[D].陕西:陕西师范大学, 2012.

[5]连水仙.5·12汶川地震的媒介镜像——《人民日报》和《南方周末》报道框架研究[D].甘肃:兰州大学, 2010.

浅谈灾难报道中图片的操作 篇8

一、灾难新闻摄影的使命和价值观

首先明确一下灾难新闻摄影的使命和价值观, 以便于指导我们更好地在具体技术操作上做好新闻摄影与人文关怀完美结合。灾难新闻摄影的价值在于沟通情况、监测环境、组织激励等。灾难新闻摄影的画面固然要真实反映灾难场面及受灾者的困境, 但也应有助于恢复、重建被灾害破坏的精神世界, 唤起人们的主体意识, 重新激发起人的生存意志和抗争勇气, 折射出在灾难中闪光、升华的人性。

二、新闻拍摄前, 人文关怀先行

人的行为总是被动机所支配, 新闻摄影的动机决定了拍摄的内容和角度, 在灾难新闻的图片选取中, 如何拍摄、拍摄什么都要在之前有个明确的策划, 做到新闻摄影的动机要与人文关怀紧密结合。新闻拍摄之前多问几个“行不行”。

1. 在灾难性事件发生后的特殊场合能否拍摄

选择拍摄新闻场景中的典型瞬间体现的是摄影记者的业务素质;而选择拍或不拍, 体现的是摄影记者的道德水平。在拍与不拍的斟酌间, 摄影记者扮演的是新闻把关人的角色, 他面临着对新闻内容的第一次取舍。因为灾难性摄影的特殊性 (有时拍摄就意味着侵犯) , 摄影记者也不可能不落细节, 通拍一气。因此, 摄影记者应当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 当道德规范的条条框框成为自我意识, 拍摄与否可以瞬间决定。

2. 在灾难性事件余波未平的时刻能否拍摄

摄影记者应该明确一点, 人性人道永远高于新闻摄影的职业价值。记者先而为人, 次而为记者。倘若此时已有人救援, 那么可以拍摄;倘若摄影记者是只身在此, 那么救援责无旁贷。

记者任何不经意的疏忽都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每一个人类生命都有着同等的客观重要性。我说‘客观’重要性, 是为强调一个人类生命的成功不仅对拥有这一生命的那个人或与他关系密切的人是重要的。我们都有理由关心任何人类生命的命运, 即使他是陌生人, 我们都希望他有成功的生活。”

三、新闻拍摄时, 人文关怀并行

灾难性摄影不同于其他摄影, 此中的新闻事件即灾难性事件, 新闻人物即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与相关者。当摄影记者接到该类采访任务时, 应该本着新闻摄影的伦理道德标准, 做好以下步骤, 以衡量约束自己的行为。

1. 摄影记者应适时出现, 并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灾难性事件发生后的一些特殊场所, 如受害者或受害者亲属的私人领地, 进行宗教、传统仪式的场所, 以及举行家庭葬礼的地方, 摄影记者要谨慎涉足。以下几点, 可以作为摄影记者能否出现的思考路径:首先, 我所预计拍摄的图片是否有真正的新闻价值;其次, 我的出现是否符合新闻摄影的伦理道德;第三, 我的出现是否会引起当事人的反感、愤怒甚至仇恨。遵循新闻的真实性并不需要记者们抵着新闻人物的脑门拍摄, 个人悲哀的无限扩大, 无助于受众对整个新闻事件的了解。相反, 退一步保持一定的距离, 反倒能开辟出独特的新闻视角, 揭示更深层次的东西。

2. 带有感情地拍摄

记者带有感情拍摄出的图片才能让人们产生心灵的震撼、共鸣。一张照片只有带着人文关怀的感情, 才能在不刺激目击者和遇难家属的情况下得到很好的报道。

3. 选择恰当的表现方式

在表现方式上对拍摄对象理解的偏差, 也会导致人文关怀的缺失。如有的记者在报道灾难中的伤情时, 照片中的惨状令人不忍卒读。记者拍摄报道新闻的本意没错, 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必须尽量避免伤害被拍摄者的情感与利益。良好的动机与实际的效果如果完全是相背的, 虽不能说明记者的报道出现了较大偏差, 至少说明这个记者驾驭此类题材的能力尚待提高只有选取恰当的表现方式, 拍出的照片才能震撼人心、不同凡响, 既反映新闻事实, 又不乏对人性的深层关怀思考。

4. 摄影记者应采用合适的拍摄方式、拍摄方法

拍摄是摄影记者在新闻现场工作中最后且最重要的环节。面对不同的场景, 不同的拍摄对象, 所采用的拍摄方式、拍摄方法是大相径庭的, 但基本是相通的:

(1) 注重真实性

某些摄影记者主题先定, 部分真实和整体真实无法达到统一, 这也是违背新闻真实的行为。2008年第51届荷赛的获奖作品美国摄影师John Moore的作品《贝-布托遇刺》以其重大的新闻价值和强烈的现场感获得年度突发事件类组照一等奖, 虽然爆炸的场面是模糊的, 但并没有影响它的传播价值。

(2) 尊重被拍摄对象

面对生者, 需要尊重;面对死者, 也是如此。面对残缺不全的尸体或是扭曲变形的尸身, 都是不宜拍摄的, 除非它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和新闻价值。这种时候, 摄影记者可以利用一些技巧来拍摄, 以替代过于恐怖血腥的原状。如获得第48届荷赛年度最佳新闻摄影奖的《海啸》的拍摄, 摄影者阿尔科·达塔突破常规, 只把死者的一只胳膊摄入了镜头, 可谓独具匠心, 使新闻信息和死者尊严两不误, 值得同行学习。

四、图片编辑时, 新闻标准与人文关怀标准同行

新闻的形成不仅包括图片的拍摄, 也包括对图片的编辑, 图片编辑是保证图片再加工顺利完成和传播效果最终实现的关键因素。因此, 在图片编辑上也要体现人文关怀。

1. 合理筛选图片

选择最具新闻价值, 且符合新闻摄影的伦理道德水准的图片发表。在灾难性新闻摄影报道中, 图片编辑对图片采用与否的道德思考, 很大程度上是对图片血腥、恐怖、痛苦因素的判断。图片编辑在刊登该类图片时, 所要遵循的核心思想是:一定要最大限度地有利于信息的传递, 而最小限度地产生伤害。

2. 合理使用图片

首先, 在版面的安排中, 同一版面的内容要保持主基调一致。灾难性新闻摄影图片以及相关内容应避免与娱乐、休闲等较轻松的内容排放在一版内, 对开的版面最好也能与主基调和谐。其次, 在图片的搭配使用中, 并列或上下位置的图片保持主基调一致。其次, 图片的注释或所配消息的语言, 宜庄不宜谐。最后, 刊登该类图片的版面颜色、线条、底纹等都要与主基调保持一致。其颜色宜冷色调, 忌暖色调;其线条宜简洁沉稳, 忌繁杂花哨;其底纹宜大方低调, 忌张扬。

五、结论

如何在灾难报道的各个环节中体现人文关怀, 需要从新闻图片的拍摄理念、动机方面入手, 更需要在图片的选取和使用上下功夫。只有在多方合力的作用下, 灾难新闻报道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从封闭走向开放, 从混乱变为有序, 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政治文明。

参考文献

[1].王志高.《给新闻图片“画龙点睛”》.《湖北日报》, 2005年.

[2].杜耀峰.《读图时代新闻摄影价值解析》.《中国记者》, 2005年01期.

从灾难报道中看媒体存在的问题 篇9

(1) 拷问广角聚焦

笔者认为, 在这次“玉树地震”中 (后) , 新闻媒介过多地将镜头对准某一个人身上。对其渲染, 在这其中或多或少会产生一些英雄主义的影子。青年志愿者熊宁、香港义工黄福荣, 一个是在救援途中遭遇车祸, 另一个是在救援孤儿院营救师生时遇余震而身亡。同样, 每次报道和介绍都是那句伟大的志愿者……类似的陈述, 经过媒介过分的广角聚焦, 反复报道的事实, 难免会将受众的视线和注意力集中吸引到某个焦点上, 而忽视了大量本应引起大家注意的人和事。除了熊宁、黄福荣, 还有那些“80后小伙杨阳徒手救出七名藏族居民”、“16岁的更松代吉用双手把9位亲人从废墟中救出”……

他们都是被广角放大之后的“产物”。而新闻媒介或许也会由此得到个虚伪、浮躁、功利之类的批评声 (骂声) 。

笔者认为, 公众需要关心的不仅仅是经过媒介广角聚焦后的焦点, 更多的应是用广大广角所呈现出的一群 (类) 人, 从而唤起公众对一种现象的理性思考。而这样的报道, 公众似乎很少在新闻报道中看到。媒体对于一些灾难、事故的危机报道, 不能一味地“反面文章正面做”, 不报道危机的实际情况, 以及给社会和当事人造成的不幸和损失, 而把主要篇幅用来报道与灾难、事故抗争的英雄人物和英勇行为。这种报道方式虽然从正面宣传了英雄人物的英勇行为, 能减轻事件本身带来的沉痛和不悦, 但对受众最关心的危机本身的获知却无有裨益, 甚至容易使受众产生逆反心理。所以, 我们的新闻媒介, 请不要把视角都给了眼前的那一个人。这样的结果只会是, 传播了眼前的一个, 却暗沉了一片;同样, 也希望我们媒体从业者们, 能用大广角聚焦, 让公众看到的不仅仅是眼前的一个, 让公众关注更多的人和事, 记住更多的人和事, 让公众知晓事件广度的一个面, 而不是狭隘的一个点。以此为新闻媒介的“形象”构建奠定良好的社会和思想基础。

(2) 记者的职业道德仍有待提高

在我省七台河煤矿“4·17”透水事故中, 暴露出一部分差强人意的新闻记者。突发事件中, 记者冒着生命危险第一时间前往现场的精神固然令人感动, 但记者在采访时首先应该做的是不妨碍不影响事件的处理。在“4·17透水事故的救援工作中, 一支救援队经过数十个小时的艰苦奋战, 成功营救出五名被困井下的矿工。当矿工被抬出来的一刹那, 几十名记者蜂拥而上, 将其团团围住拍照, 以至于现场的救援人员动怒才将伤员抬上救护车。一名医护人员不满地说:“照相机的强光会对她的眼睛产生强烈刺激……你们要抢新闻, 可我们抢的是生命呀!”笔者认为在危机事件中最真实的新闻就是记录, 用摄像机 (相机) 静静地记录, 而不是等待一个个救援成功后的及时采访和抓拍。采访和抓拍本是新闻业务中的重点, 但是面对突发事件和危机传播, 就要换一种思维来思考。即时是否可以转化为适时呢?即时采访和抓拍是否可以转化为适时呢?能否少一点所谓的艺术效果, 少一些特写镜头呢?当救灾人员的人际采访, 不那样追求所谓的真实效果呢?透过“4·17”事故的新闻报道, 我们看到记者 (新闻从业者) 的不足。

(3) 乱设“议程”, 搬弄“是非”

“议程设置”是媒体引导舆论的重要手段, 也是媒体自我功能的体现。在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设置议程, 一定要慎之又慎。而我国媒体在2008年的几起重大突发事件中, 乱设“议程”, 搬弄“是非”, 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比如在“5·12”四川汶川地震中, 媒体大肆炒作的“范跑跑事件”, 就是最好的证明。当然, 媒体炒作“范跑跑事件”, 试图树立不良典型, 从而强化主流舆论, 但是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所呈现的这种不和谐声音, 激怒了公众, 他们纷纷把矛头指向了所谓的“范跑跑”本人。其实, “范跑跑”本人是灾民, 媒体把一个“千古罪人”的大帽子强加其头上, 无论对其人格和身心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此外媒体在“家乐福事件”中, 也犯了同样的病症。媒体疯狂设置“家乐福事件”的各种议程, 以至于有些地方出现对家乐福超市进行围攻的暴力场面, 造成了事态的不可控制性, 对我国的国家形象和营造奥运会的祥和气氛产生了不利影响。

(4) 全景报道, 过犹不及

新闻讲究真实, 这无可非议, 但是, 在重大突发事件中, 进行全景式的报道, 容易出现舆论导向上的偏差。其一, 滋生惊恐气氛, 不利于安定团结。比如在拉萨“3·14”事件报道中, 进行全景报道, 人们看到如此动乱和血淋淋的场面, 在心理上容易造成恐慌, 不利于安定团结。其二, 有违人性道德。比如在2008年“5·12”四川汶川和2010年“4·14”玉树地震中, 有些媒体真实再现灾民的各种生活原生态, 甚至是血淋淋的场景和诉说不堪回首的经历。殊不知, 媒体进行全景式报道的时候, 对灾民造成了第二次心理和人格上的伤害。比如玉树地震, 大小媒体几乎风起云涌, 群体出动, 进行了全景式的报道, 有些媒体甚至是一天24小时进行全程报道。人们只要随便接触任何媒体, 几乎都是地震报道, 人们心理的承受力在媒体的报道中慢慢垮掉, 于是也就出现了一些地方受到地震威胁的谣言, 出现了混乱的场面, 对社会的稳定很不利。■

灾难报道 篇10

【关键词】突发性报道 新闻媒体 媒体责任

雅安地震当天，雅安电视台主持人的一张穿婚纱出镜的照片引发关注。据说当天本来是四川雅安电视台主持人陈莹的婚礼，但是她却穿着婚纱报道地震灾情。地震当天的新闻报道有如此举动，迅速在网上引起热烈讨论。在赞美的同时也有更多人质疑“抢救当然第一，报道可不是第一，换下婚纱不过就几分钟的时间，来不及吗？”，“这么大的灾情，你穿婚纱报道，总是格格不入，有点搞笑”，“再紧张，也不至于换衣服的时间都没有，在如此重大的灾难面前，请保持庄重！”“你红了，但你太恶心了”，贬之为“纯属炒作”。我们暂且不讨论陈莹的行为是否存在炒作的意图，在天灾面前穿着婚纱报道新闻，的确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球，在某一个程度上她的确也“红”了。中国新闻媒体在突发性的灾难面前用如此手段吸引目光是否有违新闻素养，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灾难性报道

灾难性的突发事件，狭义上来讲就是意外地突然发生的重大或者敏感的事件，简言之，就是天灾人祸。前者即自然灾害，后者如恐怖事件、社会冲突等等。所谓的突发性灾难报道就是指媒体在灾难危机发生的整个过程中，利用自己的媒介资源就危机事件的各种情况向社会和公众就行通报和分析。灾难性危机报道的基本要求与危机的特点密切相关，也受到人们对于危机本身认识的制约。

根据2007年11月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由于此类事件严重危及到人类的生活安全，所以人们对这类突发性的新闻的关注度要高于其他新闻素材。因而这类题材也是媒体十分关注的对象，由此产生了灾难性报道。

人们对灾难性新闻的切实关注，促使新闻媒体必须要向公众每分每秒的提供有关事态的最新消息，而记者的新闻敏感性以及职业操守要求他们必须在最快的时间内用最简练的报道报出事件的最新进展。中西方新闻媒体在突发性的灾难性报道面前所坚守的新闻报道因为电视体制的原因或许会所不同。

二、中西方新闻媒体的突发性灾难报道

发生灾难性事件后报喜不报忧是我国媒体经常存在的问题。中国媒体灾难性报道在对待人的生命方面有着传统误区，一个重要的表现是过分强调国家财产和象征精神而忽视人的生命的价值。

在《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惊心动魄的206小时——山东曲阜单家村煤矿井下堵水抢险纪实》的报道中，矿井发生透水事故，为了保住整个矿井，明知有很大风险但是还是决定在井下290米处打拦水墙，最终那些拦水成功的人被当作英雄加以宣传，整篇文章给人的感觉就是矿井比什么都重要。

2010年6月份的一天，央视《24小时》在报道江西抚河汛情时，主播邱启明连线江西防总办公室副主任平其俊，因其大谈各级领导“重要指示”，迟迟不提及群众是否安全转移，邱启明不得不两度打断“官话”，焦急询问下游群众情况。连线电话接通后，平其俊便开始介绍江西省委书记、省长的指示。视频2分11秒时，邱启明第一次打断说：“平主任你告诉我，决口有多大？下游的群众有没有转移？”但平其俊充耳不闻，继续打官腔，又开始介绍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国家防总秘书长等人的各种重要指示。2分54秒时，脸上已现焦急之情的邱启明再次打断问道：“平主任，我是非常想了解下游的群众有没有转移。”这时，平其俊才回归正题。这次的新闻连线表现出来邱启明作为一个新闻节目主持人应有的素养，没有配合领导打官腔，讲一些大话空话。而是以一个新闻人的姿态，从最短的节目连线时间里得到最有用的新闻素材以传达给关心汛情的受众，具有很高的新闻素养，是一个真正的“新闻人”。

2013年的7月22日，甘肃省定西市发生6.6级地震，7月23日甘肃卫星频道对这次地震进行电视报道，几乎整整几个小时的地震直播中，都没有看到一个灾民的采访和灾害现场的画面。看到更多的是领导关心、部署，官兵，各地捐赠等。而甘肃卫视的主持人也是一字一句地念全国各个省政府发给甘肃生政府的慰问电，一字不落，一省不漏。甘肃卫星频道在这次地震的灾难性报道中只体现出了浓厚的政治诉求色彩，而唤起社会救助的意图不够。一个省唯一的卫星频道是面向全国的窗口，却不能很好地呈现“灾害”，实在很难让其他省的人关注灾情，关心灾区同胞的。

西方媒体在突发性的灾难中的报道以及视角是独到的。以CNN为例来说，西方媒体在对印度洋海啸的灾难性报道中，立足于受害个体，从受害者的角度出发、从灾难中的细节出发，把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放在报道的主体部分给予客观真实的报道。西方媒体的新闻工作者在采访与编写突发事件的新闻稿件时，通常会用白描的手法引入处于灾难中的具体的人和事，采访经历灾难的当事人，把人物引进事件，通过具体的人物和事情展开情节，从而把公众关注的焦点放在灾区人民努力奋斗、井然有序的处理事务上，把报道的中心放在提供必要的信息以及灾区重建上。

三、中国媒体在灾难性报道中的进步

对于灾难新闻的报道，中国的媒体应该对新闻事件的传播内容与形式进行重新的自我审视，不要总是把官方的话语问题排在首位，缺少对灾情本身和受灾人员的关注。或许在中国复杂的国情环境下，刻意的学习西方媒体的新闻陈述是不可能的，但是降低或者减少官方话题的报道，以有人情味的新闻报道来体现主流价值观却是可行的。对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应该还有完整意识，其报道与关注的不仅仅是对整个灾难事实的真实记录，还应该包括对灾难成因的探究、灾难后果的分析、灾难教训的反思和对未来减灾措施落实效果的监督。灾难性报道中适度情感的自然流露体现出主流价值观，可以增强社会的凝聚力。

2001年“非典”发生以前，我国对灾害报道主要是政治宣传模式，对死亡人数、受灾面积、灾区状况等公开都是非常小心与谨慎的，甚至存在谎报与瞒报的现象，即使是重大灾情也只是局部报道。官方媒体把关注的焦点主要投放在鼓舞人心、抗震救灾等上面，一时形成了“灾害本身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的报道模式与宣传风格。但是自2001年非典时期开始学习尝试西方灾难新闻报道方式与理念后，我国的灾难新闻就朝着客观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由过去重视宣传与鼓舞人心到现在注意灾情的报道，由报道不公开不求时效到现在第一时间告知受众，由对外封闭消息到积极影响和引导国际舆论等等，使中国灾难性新闻报道朝着更加理性与客观的方向发展。

结语

雅安地震中的“新娘事件”如果真的是一次新闻记者出于对灾情的报道而做出的反应的话固然是非常好的，但如果是一次炒作的话就显得记者非常低俗了。在天灾面前，发挥人道主义的新闻专业精神是每一个传媒人所必须的，争分夺秒的对突发性灾难的报道是一场与灾难赛跑与时间竞争的比赛，第一时间报道出灾情的真实，才是一位新闻人应有的专业素养。

鉴于中国特殊的国情状况，新闻媒体或许因为这样那样的政府管制，没有过多的权利像西方媒体那样对于一些新闻事件进行全面的、深刻的陈述与报道，但是力求最大限度的进行公开、客观的新闻报道却是每一个新闻媒体以及新闻从业人员应该恪守的准则。□

参考文献

①李树林，《自然灾害事件中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J].《新闻知识》，2008（9）

②李莹玮，《灾难报道中媒体的传播效应和舆论导向功能》[J].《青年记者》，2008（23）

③李秀芳，《透视西方灾祸报道的特色》[J].《新闻爱好者》，2004（3）

④刘广亮，《新闻节目的公信力及其主持人的话语权问题探析》[J].《新闻知识》，2012（9）

（作者：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2011级广播电视艺术学研究生）

浅析灾难性报道的完善举措 篇11

一、专业媒体与新闻工作者

(一) 找准新闻的受众群

灾难性新闻不仅仅要满足外围的群众, 还要满足灾区群众对新闻的需求, 虽然新闻传播形式已由传统纸媒转变成以互联网为主, 但当地震等灾害发生时, 传统传播形式如广播就显得尤为重要, 当地的灾民需要由此了解灾情进展, 因而新闻工作者就应该满足灾民需求, 利用广播等渠道及时地向受灾群众发布讯息。

(二) 合理利用新媒体搭建信息平台

随着智能手机的快速发展, 很多人都有随身携带手机, 随时查看微博、微信等公众平台上发布的信息的习惯, 传统媒体顺应时代的发展, 做出改变, 利用此类平台及时地传播信息, 提高自身的时效性。

(三) 坚持客观性, 不受不良诱导

如今自媒体的快速发展, 对于传统媒体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从自媒体上可以获得更广泛的信息, 同时自媒体信息的发布者是普通大众, 使得发布的信息难免会带有自己的主观情感。信息发布的门槛低, 可能会造成不实信息、流言的传播, 新闻工作者可能会受到这些信息的诱导或误导。因而, 在撰写报道的过程中, 新闻工作者要坚持客观性的基本原则, 实事求是, 有责任心, 对自己所说的话负责。

(四) 在真实性原则下, 多做深度报道和解释性报道

当灾难发生时, 有时往往会陷入一种“媒体的狂欢”, 铺天盖地的都是对于灾情的报道, 媒体间之间的激烈竞争使得媒体间相互拼速度、抢新闻, 对于灾难的报道缺乏深度, 过多的停留在表面。

解释性报道指解释事件发生的原因、影响原因、发展趋势、深度意义, 帮助读者思考, 加深读者对新闻事实的理解。这需要新闻工作者有较强的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不断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质, 职业道德以及专业修养与能力。专业媒体应加强对此类报道的重视程度。

(五) 媒体应该发挥导向作用

灾难的发生可能会导致社会的恐慌, 导致谣言、流言的滋生, 造成社会的动荡, 影响社会的正常秩序与稳定。这就要求媒体工作者在撰写新闻稿件和编排栏目时, 发挥其在稳定社会秩序、安抚人心上的作用, 对灾难进行总结分析, 并制定相应预防措施, 防止重蹈覆辙。媒体有能力将悲痛转化为力量, 在灾难发生时起到导向作用。

(六) 灾难报道应体现人文关怀, 避免二次伤害

即使是逝者也有作为人的尊严, 也应该被尊重, 有的摄影师为了吸引读者目光, 故意给逝者面部特写, 拍一些血腥的画面, 有的记者对逝者家属和伤者不断追问与灾难相关问题, 报道语言冷漠, 没有人情味, 缺乏人文关怀, 对他们的内心造成了再次伤害。作为记者应该以人为本, 切实从人的利益出发, 尊重、理解、关心受害人及其家属。

二、灾难性新闻的受众

现今自媒体的快速发展, 使得人民群众不仅仅是受众, 同时也是事件的参与者。他们可以在各种平台上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所见所闻以及观点, 因而, 要建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 不仅仅需要专业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努力, 受众自身素质也需要提高。

(一) 有评判真伪的能力, 不传播虚假信息, 避免引发恐慌

由于现在获取信息的渠道多种多样, 有些自媒体为了吸引读者眼球, 故意的夸大事实, 或为了自身利益, 发布一些虚假信息。读者需要在看到这些信息时不盲目地相信, 要学会筛选, 分辨信息的真伪, 在不能分清真伪的情况下不主动传播谣言。

(二) 有道德自律意识, 不发表过激的言论, 避免产生网络暴力

因为互联网日益发达, 网民身份信息又不公开, 有些人认为可以在网上随意地发表言论, 而不用考虑后果。在灾难发生的敏感期, 群众的情绪易被调动, 过激地言论容易挑起大众情绪上的波动, 严重时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网络暴力, 伤害到无辜的人。因而作为一个参与者, 需要具备道德法律意识, 在自己的身份信息不被公开的情况下, 也应该用道德约束自己, 对自己的言论负责。

(三) 转变关注点, 多关注深度报道

如今是一个全民娱乐的时代, 铺天盖地的娱乐新闻占据了媒体大部分的板块, 使得在灾难发生的一段时间后, 即使有关于灾难的深度报道, 也少有人问津。作为新闻的受众, 我们要转变自己的观念, 关心我们的受灾同胞, 不满足于对灾难的表面报道, 给予此类深度报道足够的重视。

三、政治环境

党的十六大以后政府的工作重点转向民生, 并在十七大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 倡导以人为本。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宣扬和报道以人为本的精神, 在全社会倡导科学发展观, 是新闻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对灾难事件的报道, 从“非典”事件开始发生转折, 突破了许多禁制:从层层审批到允许适当的及时报道, 从统一发稿到多种声音, 再到汶川地震、天津塘沽爆炸案的及时迅速、公开透明、现场24小时直播, 以人为本的思想得到了充分体现。政治环境不断趋向清明开放, 新闻报道也将展现一种新的面貌。

四、结语

完善灾难性报道, 对于准确传递救援信息、体现人文关怀、维护舆论环境稳定影响深远, 需要来自新闻工作者、政府乃至最广大受众的参与。社会每一分子都能以身作则, 相信一个更和谐的社会就在眼前, 伟大中国梦触手可及。

参考文献

[1]田烨, 毛贵伟, 朱恺.灾难性新闻报道中“人文关怀”的缺失与建设[J].山西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S1) .

[2]贾阿楠, 杨春凌.试论灾难性新闻报道的重大正面导向价值[J].河北旅游职业学院学报, 2009, (03) .